1新媒体界定和特点
1.1新媒体的界定
1967年，由美国哥伦比亚广播电视网（CBS）技术研究所长戈尔德马克（P.Goldmark）率先提出新媒体（New Media）这一概念。新媒体是相对于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而言的发展起来的新的媒体形态。新媒体是利用数学、网络技术，通过互联网、局域网、卫星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等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娱乐服务的传播形态。严格来说，“新媒体”即“数字化新媒体”。
1.2新媒体的特点
在即时、交互、关系赋权的新媒体环境下，整个社会传播体系和传播生态都发生变革。从传播生态的角度来看，传播主体自由而分散、传播渠道多元共生、传播内容散乱复杂。麦克卢汉说，媒介是人的延伸。从赋权的角度看，就是新媒体延伸了人们的言论表达、传播沟通、以媒体为平台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能力等。新媒体时代，信息权从主流声音一统天下向草根阶层众声喧哗转变；新媒体技术打破了时空、地域的界限，将全球带入一个媒介化社会；新媒体网络传播将传统点对点的传播变成点对面的传播，根据“六度分隔”理论，在新媒体技术的支撑下，我们能够与他人保持传播，延伸了人们之间进行传播沟通的可能。
2新媒体给我国社会治理带来的机遇
2.1新媒体有利于政府倾听民意
传统广电媒体的受众是隐匿被动的，而新媒体的用户是主动的积极参与的“消费生产者”。随着经济发展和时代进步，公众的主体意识不断增强，公众通过对话语权的追求掌控来达到自我赋权的目标。新媒体时代，网络问政与协商民主的互动，更好地培育了现代公民意识。民众可以将自己的声音通过网络问政平台传播出去，向政府反映情况；而政府可以高效迅速在互联网为民众答疑解惑。
2.2新媒体有助于科学决策推行
在我国，随着中国民主化进程的逐步加快，公众因新媒体技术的开放性“赋权”，更多的人参与到重大事件的发展进程中，公众话语权的提高对公共政策制定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具有推动作用。从2003年孙志刚之死倒逼城市收容遣送制度改革；到2004年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推动了卫生部新版尘肺病诊断标准的与实施；2016年魏则西之死推动《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出台。可见公民网络参与公共决策可以更有力地保证决策信息的充足和降低决策执行的难度。
2.3新媒体有利于公众进行舆论监督
技术是把双刃剑，新媒体技术的开放性打破原有媒介的垄断现象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垄断。如今越来越多人的生活已经离不开搜索引擎，可当搜索引擎不再单纯服务于信息搜索而被商业利益驱动时，信息筛选与排序成了掌握资源者主观的操纵。用户虽然能够发挥自身能动性，但服务提供商控制了信息呈现的排序，也就相当于强制用户阅读推广内容，网络媒介并没有促成平等的信息流动。而当今社会已经进入由大众媒介主导的信息时代，媒介话语成为人与世界建立联系的纽带，网络中千千万万的“魏则西”运用手中的话语权，与百度等资本绑架媒介恶意误导消费者行为进行抗争，推动相关法律的完善。2016年9月1日已正式实施《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将争论已久的医疗/药品/保健食品等在互联网搜索付费定义为广告。该政策对出台，是媒体监督和公民运用话语权推进公共政策的典型案例。
3新媒体给我国社会治理带来的挑战及对策
公众基于新媒体平台的开放性被赋权，提高公民话语权的同时，被赋权的公众却缺乏专业媒体人的媒介素养。因而，在虚拟隐匿后台化的媒体环境中，在部分媒体煽情化的表达和有目的地情绪感染下，网络中站队树敌、暴力相向、围攻对骂的情绪化宣泄比较明显，基于群体传播中的“广场效应”，互联网成为谣言滋生温床。
3.1新媒体助推谣言传播给社会治理带来的挑战
新媒体助推谣言传播，辟谣难度上升，增加社会治理新难度。由于网络传播隐蔽的“后台化”特征和超链接的无限性使得公共机构对网络舆论的审查和调控成本变得极为高昂；倘若舆情监测不到位，可能导致辟谣不及时，引发次生舆情危机，危害国家公共安全。例如，在红黄蓝虐童事件中，出现的“老虎团集体猥亵幼儿”的谣言，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稳定，并直接危害了国家形象。在新媒体环境下，网络谣言基于新媒体范围无界、迅速即时、“全天候”“滚动化”、裂变式的传播特征，其传播速度与影响范围呈几何级数增长，危害巨大，后果十分严重。
3.2如何进行网络谣言治理以应对挑战
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直接关系到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网络谣言的产生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归根到底有以下3点原因：第一，信息公开不及时导致不实信息的传播；第二，信息的供给与需求的矛盾，受众需求的信息多，而官方权威者供给的信息少；第三，新媒体的助推。为了维护公民言论自由、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必须重视网络谣言的治理。以下试以2011年抢盐风波为例，针对谣言产生的原因，以谣言传播过程的4个阶段为时间线索，浅析谣言的控制 策略。3.2.1萌芽期。萌芽期又称潜伏期，是谣言产生的初始阶段。2011年，食盐遭哄抢起因是日本核泄漏引起民众恐慌，网民误信“含碘物品可防辐射”的谣言而引发了突发性集合行为。在萌芽期若想要有效地治理谣言，需要各方齐心协力建立一套有效的预警监控机制：立法机构要构建法制化网络管理机制，通过分层管理和整体调控手段加强对网络谣言的治理针对性；要加强行政监管和政务公开，加强技术监控和辟谣力度，加强舆情掌握与谣言调控；媒体要善于在各种舆论蜂起之时，及时做出正确判断，果断抓住有利时机，有效控制舆论方向，对社会舆论正确引导，避免谣言大规模传播。3.2.2发展期。发展期阶段最重要的是减少事物的不确定性，满足公众的信息需求。权威媒体应及时传递真实信息，保证信息的全面性，使事实的总体和相互联系在实际上符合客观实际。抢盐风波中，尽管官方及时进行了辟谣并公开了信息，但由于不够及时，因而造成了谣言的扩散。所以在谣言发展期，可以在技术监控的硬件支持下，及时掌握舆情，并揭露谣言的错误本质、指明其社会危害，使谣言尽快退出舆论场。3.2.3爆发期。爆发期阶段最重要的是控制谣言大规模爆发，防止谣言从线上向线下行为转化，造成社会群体事件，破坏社会稳定、危害国家安全。在抢盐风波的报道中，传统媒体着眼于“超市碘盐售罄”“抢购风潮”等议题，作用于公众的认知，公众采取行动怕落人后到超市抢购碘盐，就进一步增大了“抢盐风波”的覆盖范围，最终形成席卷全国的抢购风潮。在该时期可以采取以下策略控制谣言：1）新媒体和传统媒体联动辟谣，官方渠道和民间渠道协同辟谣；2）通过规范立法、司法解释以及司法机关介入对规范网络及信息传播秩序起到警示作用，提高造谣和传谣的违法成本，依法惩处造谣行为。3.2.4沉淀期。通常谣言被攻破后即进入沉淀期。这时候需要政府、媒体和个人反思自己在事件中的行为或不足。作为大众媒体，此时可以发挥教化功能对公众进行媒介素养教育。在新媒体时代，传播主体自由而分散，传播内容散乱复杂，传播渠道多元共生。倘若能够针对谣言产生不同时期的不同特点，针对相关原因对症下药，相信能够更好地控制谣言，防止诸如“抢盐风波”由谣言引发的突发性集合行为再次发生。
4结论
《双城记》中说，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差的时代。好的是我们可以去拥抱技术带来的体验，拥抱新媒体给我们创造的更加精彩丰富的世界。坏的是在消费主义、娱乐主义盛行的今天，我们过多关注技术带给我们的感官体验，少了对内容的真正思考，对世界的思考。在今天，我们不应该过度沉溺于媒介用符号构建的表面娱乐和通俗满足中，而是应该积极利用新媒体平台，充分发挥公民的话语权，通过对公共权力的监督，促使政府提高执政水平，推动国家进步；通过网络问政平台，为政府决策进言献策，推动政府的科学民主决策。技术是中立的，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全面普及有利也有弊，重要的是我们要合理运用技术，与此同时加强自身素养，成为能够造福社会的人，这样社会才能更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