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高校外国文学教学引入电影，可以帮助学生了解外国文化背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教学相长，但容易造成学生以观影取代文本阅读。教师在教学实践中要坚持文本教学为主、电影教学为辅的原则，精心甄选影片，引导学生回归文本阅读，通过文本细读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比较文学的思维方法。
关键词外国文学电影细读问题意识比较文学
在视听文化影响强大的当下，经典名著备受冷落已是不争的事实。大学生普遍倾心于影视产品带来的视听愉悦，而对文学名著的阅读兴趣索然，这给以作品为支撑的外国文学课堂带来了挑战，有学者提出构建“图文互文的教学模式”。[1]许多中文专业的教师根据外国文学的课程特点和大学生审美心理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将外国电影作为课程资源引入课堂进行开发利用。电影进入外国文学课堂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为学生了解外国文化打开一扇窗，也可能会让学生止步于文学阅读。教师只有正确认识电影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地位作用和弊端，才能充分发挥电影作为课程资源的功能，拓宽学生文化视野，“引导大学生健康地鉴赏西方文学经典，吸纳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从而建构开放性的人文视野。”[1]培养学生比较文学的思维方法。本文围绕电影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利弊和策略进行思考探索，希望能对外国文学课堂改革提供一些启发。
1电影在外国文学教学的优势
1.1电影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异域文化
外国文学教学引入电影资源，为学生感知国外文化提供了良好的媒介。文学是人类精神文化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外国文学植根于深厚的国外文化土壤中，对外国文化背景和特点的了解将有助于学生深入解读外国文学作品的思想内涵。学生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耳濡目染中长大，对西方文化存在疏离感，文化差异成为学生学习外国文学的障碍。由于个人经历、视野的局限，学生对异域文化的了解也仅仅停留在一些文化符号上。学生阅读的外国文学作品基本上是由外文翻译的中文版本，因此与原汁原味的外国文学作品又隔了一层。文学作品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学生对外国文学作品的理解和阐释，是建立在了解国外历史文化背景的基础上。学生对外国文化和价值观念了解不足，学习外国文学如同雾里看花、隔靴搔痒。译制电影是学生感知了解外国文化的便捷途径，尽管电影中的人物语言经过了翻译转化，但影片所负载的风俗、礼仪、艺术、宗教、历史等文化信息则是原始直接的呈现，它是鲜活生动的文化资料，能够带给学生直接的感性认知，为学生深入解读文学作品的人文意蕴奠定基础。
1.2电影进入外国文学教学能促进教学相长
新生代大学生思想自由活跃，周围充斥着让人目不暇接的文化消费产品。外国文学课堂如果继续依靠教材和教师传统的讲授已经很难唤醒他们的热情和求知欲。声、情、画并茂的影音资源则让他们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能够调动学生学习外国文学的兴趣。课堂教学改革提倡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只有学生的兴趣被充分调动起来，主体性作用才能得到发挥，而电影资源的巧妙嵌入有助于打破沉闷的课堂氛围，吸引学生走进外国文学的世界，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投入外国文学课程的学习，提高学习效果。电影进入外国文学课堂，可以促进教师专业技能的拓展和文化素养的提升。电影是一门有别于文学的艺术样式，它的叙事手法、鉴赏方法都与文学存在着差异。外国文学教师要高效利用电影资源为教学服务，需要加强电影艺术鉴赏活动和专业理论的学习。教师在教学中运用电影资源，重在培养学生跨学科的思维方式，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探索文学作品向电影艺术转化过程中的取舍与再创造问题，提高学生的艺术素养。教师只有加强电影鉴赏和批评方面的知识学习和实践活动，才能在教学过程中游刃有余、收放自如，实现文本阅读与电影鉴赏的有机融合，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2外国文学课堂利用电影的弊端
文学和电影是两种不同的艺术样式，它们有各自的媒介、言说方式和话语体系。依据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融合了编导的生命体验、价值取向、艺术个性等元素，即使是忠于原著的电影也已经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异。电影创作者受到电影时间和叙事节奏的制约，在改编时会对原著中的人物、内容、情节等进行削减和压缩。阅读一部长篇小说一般需要几天的时间，而观看一部译制影片仅需一两个小时，且给人带来视听愉悦。尽管每位外国文学老师都会给学生提出文本阅读要求，但很多学生通过观看影片捕捉故事情节，体会人物形象，把电影看作原著的压缩版，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放弃对作品的阅读。文本阅读的缺失会阻碍学生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发展，造成学生语言运用能力的下降。电影毕竟是一种面向大众的消费文化产品，在创作的过程中会考虑大众的审美趣味和市场因素，会对原著进行大刀阔斧的改编，造成电影在人文诉求、风格呈现等方面与原著产生很大的分离。如果学生选择这样的影片作为文本阅读的替代品，则会造成对原著的误读。
3外国文学教学运用电影的策略
3.1坚持文本教学为主、电影教学为辅的原则
电影资源进入课堂只是一种辅助性的教学手段，它以服务文本教学为指归。外国文学教学以文学课程的学习为主阵地，“一切教学活动都应在本专业教学大纲教学计划下合理有序地进行。影视教学服务于文学教程，就是要更加突出专业特点，更好地完成课程任务。”[2]教师要正确认识电影资源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作用和地位，不能喧宾夺主，以影片观赏代替课堂讲授。教师在外国文学教学实践中根据学习内容的特点和学生的认知水平，适时引入电影资源，充分发挥电影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课程资源作用。十九世纪浪漫主义代表作家雨果和司汤达，他们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又蕴含着丰富的宗教、历史、社会心理等文化信息。由于年代间隔及社会文化差异，仅靠文本阅读及想象活动和教师的讲解，学生难以进入小说构建的历史文化场景中。教师如果借助《巴黎圣母院》《红与黑》等经典影片，可以帮助学生进入立体可感的历史情境中，缩小历史文化隔膜感，走近文学大师精心营造的艺术世界，用心灵触碰他们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
3.2精选影片，引导学生回归文本阅读
部分外国文学名著有不同的电影改编版本，有的电影对原著改动较大，注入了浓重的商业元素，不适合选作外国文学教学的课程资源。教师要有效利用电影资源为教学服务，需要谨慎筛选影片，“真正把那些成功地体现原著精神，又能依据影视艺术本体特征改变而生成的作品带进课堂。”[3]教师在选择影片时，最好选取原声带中文字幕的电影，此类影片能够呈现给学生原生态的声音和情境。《高老头》、《包法利夫人》（1991版）、《巴黎圣母院》、《红与黑》、《安娜•卡列妮娜》等影片成功再现了原著的艺术风格，不仅能够带给学生强烈的视觉审美体验和情感涤荡，而且能够诱发学生阅读原著的冲动。“文学经典的意义永远阐释不尽，而一个好的电影版本只是众多阐释中的一种，鼓励学生从图像回归到文字，在比较和细读中发现问题，获得认知和审美感受。”[4]教师选取忠实于原著主题和艺术风格的影片，通过电影这扇艺术之门，引导学生向文本阅读回归。学习外国文学如果离开了文本阅读这一根本方法，无异于缘木求鱼。通过电影这个窗口，教师有意识“引导学生去潜心阅读小说原著，培养学生对文学的敬畏之心和专业责任感，进而提高学生的艺术素养审美情趣和鉴赏批判能力。”[5]阅读在外国文学课程的学习中发挥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功能，学生要涵养文学精神，是不能绕过文学作品阅读这个基本途径的。阅读过程是一个陶冶心灵和蓄养情操的过程，它能够发展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丰富自身的生命体验，提升人文素养。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对外国经典电影与小说文本进行参照性阅读。日本电影《罗生门》通过多视角叙事揭示人性的深邃复杂，福克纳的意识流小说《喧哗与骚动》也采用了多视角复沓叙事的手法。学生在学习福克纳这一部分内容时，教师可以推荐学生观看影片《罗生门》，学生通过观摩影片获得对多角度叙事的感性认识，再引导学生阅读福克纳的代表作《喧哗与骚动》。通过两者的对比性阅读，教师顺势引导学生比较辨析二者叙事艺术的差异，实现文学史与文论学习的结合，在阅读实践中提升学生思辨能力和理论素养。学生在文本的阅读过程中，可以与作家的灵魂展开碰撞和对话，丰富情感，锻炼独立思考的能力。
3.3重视文本细读，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跨学科思维
“从比较文学的观念出发改革外国文学课程,对于培养本科生的比较文学观念与世界文学眼光、本硕阶段专业知识的自然衔接以及和课程本身的时代性和学术性,都是十分有利且必要的。”[6]而引导学生对电影和原著进行比较性阅读是培养学生比较文学思维的一条途径。以文学作品为蓝本的电影改编是一个跨学科重构的过程，电影创作者在重构的过程中融入了许多时下流行的文化元素，赋予文学经典以现代性审美内涵，表达创作者的审美旨趣和艺术追求。教师引导学生从跨学科、跨文化的角度思考文学与电影艺术之间的关系问题，利用这类电影资源帮助学生建立比较文学的概念。例如好莱坞影片《特洛伊》对《伊利亚特》的改编大胆调整了人与神的关系，有意弱化了神的色彩和力量，突出了人的因素。[7]教师要把学生观影的热情与史诗的阅读结合起来。教师在运用影片进行外国文学教学时，要有明确的目的性，精心设计问题，引导学生通过对小说和电影文本的细读，考量电影在画面构图、场景调度、视点转换等方面的深层意蕴，探索电影在人物形象塑造、情节设计等方面对原著的继承和超越。只有通过对文本的细读，才能洞察细节差异，逐步建立起问题意识，在比较文学的视域下探索文学转化为电影艺术过程中的“遗传”和“变异”问题。教师要引导学生将碎片化的感性认识进行梳理归纳，上升到理性思考的层面，逐步培养学生比较文学的思维能力。而比较文学的视野和思维对学生日后的工作实践或者学术研究都是大有裨益的。由于外国文学教学课时和教学任务的限制，教师可以将精选的外国影片推荐给学生在业余时间进行观摩鉴赏，将影片细读延伸到课堂之外。在观摩影片之后，鼓励学生撰写影片赏析或评论，对学生进行思维和语言能力训练，这样不仅可以优化教学效果，也有利于学生实践技能的发展；也可以借助撰写课程论文或者毕业论文的机会，激发学生调动自身的知识储备和审美感受力，在文学作品和电影的话语转换之间进行穿越性思考，将体验和感悟进行理论化、系统化的阐发，培养学生的学术思维能力，为他们今后的学习研究奠定基础。
作者：黄晓丽 单位：周口师范学院政法学院
一、英美原版电影辅助英美文学教学的可行性及策略
实行英美文学教学，主要目的是为了培养学生阅读及理解外国文学作品的能力，进而不断提升学生的语言功能以及文化素质。而电影可以加深学生对外国文学名著的理解，能够更直观地了解外国的风土人情、历史状况以及社会背景等，对学生人文素质的提高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原版电影辅助英美文学教学的可行性研究
一方面，现阶段随着我国科学技术以及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加深对英美文学作品的理解已经成为可能。尤其是通过原版电影辅助英美文学教学，更是为作品的深入理解奠定了基础。通过电影这一媒介，使得枯燥、乏味、抽象的道理变得生动、具体、形象。加之，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学校的先进设备日趋增多，教学环境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人们接触外国文学的几率大大增加，而不再仅仅是借助书本上的内容获取知识。另一方面，一些情况下，教师的教学水平和对英美文学作品的理解往往不能完全满足学生对作品认知的需求，如果单纯依靠教师的课堂讲解，就不能使学生完全掌握和理解英文文学中的深层内涵，有时文学中的这种深层含义是需要学生自己去领会的，此时就需要辅助原版电影加深学生的理解，学生可以通过电影的演示，寻找未知的答案。此外，许多的英美文学作品中的语言都是典范，具有代表性，这对于英语专业的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通过英美原版电影，可以使学生直接接触到更标准的外国语言，通过潜移默化的影响和熏陶，学生的英语能力就会大大得到提升。而且在观看原版影片的同时，还能够提升学生对英美文学的欣赏和鉴赏能力。
（二）原版电影辅助英美文学教学的相关策略
首先，了解原版电影的背景。在观看原版电影之前，教师需要向学生交待影片及作者的相关背景然后提出一些和影片相关的问题。一方面能够增加学生观看影片的目的性，而不是盲目地看个热闹；另一方面还能够使学生养成思考问题的习惯。这种方式能够增加教学的针对性，提升教学的有效性。其次，观看原版电影不是最终目的，只是一种形式，是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让学生掌握和理解英美文学作品的形式。因此，学生在观看完影片，对相应英美文学有了一定理解的基础上，应多多鼓励学生写读后感悟、体会等，同时还可以开展一些团体活动，如报告会、心得分享会等，让学生对电影和文学作品的理解和感悟进行分享和讨论，一方面能够加深学生对英美文学作品的理解，另一方面还能提升学生对作品的欣赏、鉴赏以及分析能力。这才是原版电影辅助英美文学教学的主要目的。
二、利用英美原版电影辅助
英美文学教学的策略英美原版电影只是学生提升自身文学作品鉴赏以及理解能力的辅助工具，并不能完全地用原版电影将文学作品取而代之，最重要的是通过原版电影去引导学生阅读英美文学作品的原著。首先，要选取最能代表原著精神的影片，利于学生对原著的理解。例如《罗密欧与朱丽叶》这部影片最能体现出原著的精神，而且无论是影片中的语言还是人物情节都对原著进行了最佳的诠释。学生可以在对影片理解的基础上，对原著进行阅读，这种方式可以使学生对原著有更深的体会。其次，要鼓励学生观看完整的原版电影。一部完整的原版电影能够使学生对原著的理解达到最佳的效果，但是由于课时的限制以及其它因素的影响，在课堂上难以将原版影片进行完整播放，这种片段式的影片不利于学生领悟原著所要表达的内容。此时，教师需要鼓励学生在业余时间观看完整影片，并给学生布置一些与影片相关的问题以检测学生的观看和理解效果，同时还可以加强学生之间的交流和沟通，从而增强影片的理解力。最后，对影片进行剪辑，实现对比式教学。无论是何种课程的教学，为了增强学生学习的效果，最有效的就是采用针对式的教学方式，即结合授课的内容，播放与其相关的部分影片。英美文学作品的教学也是如此。对影片进行合理的剪辑，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即与授课内容有关，应该包含作品中内容比较丰富、有着较深的文学意义，以及教师难以向学生讲述或者作品中情感难以表述的内容。以此实现文字与影片的结合。在许多情况下，一部相同的英美文学作品都是由许多不同的影片来诠释的，因此，教师在授课时可以用几种不同的剪辑影片实现对比式教学，考察学生对不同影片之间表达情感、思想的不同之处在哪里。
三、结语
虽然原版电影作为辅助工具，极大地增加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和热情，改变了学生对文学作品阅读的枯燥、乏味感，但是原版电影只是学生学习文学作品的一种辅助工具，它并不能完全代替英美文学原著。因此，原版电影只是催动学生学习英美文学的兴趣和热情，然后在这份热情和兴趣的驱使下，去阅读文学原著，从而对原著达到心领神会的目的。．
作者：陶冉冉单位：信阳职业技术学院
一、电影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的应用理由
（一）电影具有文学价值许多电影有重要的文学价值，而且电影在体现文学价值时具备两方面的内容。首先，电影的制作来源于文学的文本，电影不过是文学的一种载体。英美文学的文学色彩非常凸显，而电影的制作离不开文学文本，并且将文学文本用图像的方式呈现在世人面前。许多人都希望电影可以体现更高的文学价值，而不是纯商业的电影制造，能够以另一种方式去展现文学魅力的电影是人们特别期待的。其次，电影是对文学文本的另一种阐述。电影作为教学过程中应用的材料，教师可以与文本进行对比的讲解，积极引导学生对电影和文本间差异的思考，可以促进学生对文学更深入的理解。电影是具有文学价值的，学生通过电影材料，不仅可以更深入的研究文学，而且可以对英美文学产生更浓厚的兴趣。
（二）电影可以辅助文学教学电影是英美文学教学的一种辅助手段，通过播放电影，可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使学生对文学的学习有更加深刻的印象。首先，师生之间的互动通过电影更易实现，学生看电影更加直观，能够促使学生的思考和理解，与教师或者其他学生进行沟通时更有想法。其次，学生通过观看电影，会对文本产生好奇心，善于通过对文本的阅读寻找与电影的不同之处，这就在无形之中增强了学生对原著的理解程度。在高校的英美文学教学过程中，适当的为学生播放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辅助教学的手段。许多学生十分迷恋电影，播放电影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从而能更好的引导学生进入课堂状态，而学生对电影中的精彩片段不断回味，会试图从文本中寻找文学的魅力，这也就促进了学生对文学文本的阅读能力。
（三）文本和图像结合是时代的要求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学生的思维也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而我国高校的传统教学方式必定会受到一定的冲击，其教学方法可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在我国，有许多高校的专家学者等对电影引入课堂的教学方式达成了共识，并且希望通过这种教学方式可以实现文本与图像的互动，从而更加适应教学方式的改革。
二、电影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的应用原则
（一）选择材料的原则选择材料原则主要遵循两个方面：一是态度开放。选择的电影素材只要是能够培养学生对学习英美文学的兴趣、有助于加强学生的文学文本的理解，就可以作为教学时选择的材料。目前来说，电影对原著进行的改编的方式有三种，即忠于原著的翻译式改编、细节性放大但与原著基本框架一致的改编、对原著大胆创新的自由式改编。这三种改编的方式中，最为肯定的是第一种，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后两者也是有可取之处的，通过给学生播放后两种方式的电影，可以拓展学生的视野，从多种角度去看待文学作品。二是选材精炼。一部电影的播放时间较长，而高校学生的课时是有限的，所以不可能将一整部电影全部播放完毕，所以教师在选材时，要使选择的材料与授课的内容高度相关，从而使教学效果发挥更加理想。倘若电影选材不当，可能对学生产生误导，因此需要教师在选材过程花费时间和精力，更准确的把握选材原则。
（二）播放材料的原则播放材料原则主要遵循两个方面：一是收放合理；二是观评并举。首先，教师应该明确播放电影的目的。播放电影是为了使学生对文学加深理解，使学生轻松的学习英美文学，而不是给学生施加压力，增添负担。这就需要教师谨慎考虑电影播放，科学合理的使用电影素材，从而使电影引入课堂是一种放松的娱乐形式。其次，适时插入对电影内容的评论，鼓励学生对问题进行探讨，形成批判思维。在高校英美文学教学课堂上，教师利用电影播放手段时，需要对电影适时的停止、回放，并且按照教学计划对学生提出一些思考问题，既有利于学生的边看边思考，又不会使学生只是单纯的观看电影忽略了文学文本的学习。
三、电影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的应用方法
（一）将学生课堂权力归还给学生将电影引入课堂，可以有效的使学生在课堂上发挥主体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生积极参与互动，二是学生自主选择相关电影素材。首先，教师授课之前，学生对文学文本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而通过教师课堂播放的电影，学生可以有效的将阅读文本和观看节目相结合，从而学生会获得更多的信息，对于影像中与文本有出入的地方，学生会深入思考，提出问题，十分有利于师生之间形成有效的互动。其次，教师可以提前给学生布置任务，寻找与文学文本相关的影视资料，在课堂上互相展示成果，有效形成主体的对比，利于师生对影视资料与文学文本间不同之处的研究。
（二）全班同学共同参与互动环节这种方法适合辅助对名人名家的教学活动中，因其作品较多，被翻拍成影视也较多，所以调动全班同学一起参与互动是十分有效的方法。首先，如果课堂学习的主人公背景较为复杂，作品较多，教师则没有过多的精力和时间对相关资料进行搜集，所以教师可以对学生进行分组，给各个小组布置任务，从而在课堂上起到汇总的效果。通过全班同学共同参与互动环节的方法，可以使小组同学在搜集资料过程中更有效的对文学文本进行学习。
（三）尊重学生对文学的理解看法英美文学中，有许多名著的理解与学习难度很大，学生理解文学文本时会遇到许多困难，从而会使学生产生一定的畏惧和不满情绪，所以教师应尊重学生对文学的理解和看法，并在可以在理解的基础上给予赞同。在学习英美文学过程中，教师在课堂上播放与课程内容相关的电影，这些电影通过现代意义的翻拍，能够增强学生对文学文本的理解。学生观看文学电影过程中，必定会对电影的某个情节产生共鸣，从而有自己的看法，教师应在学生理解未偏差的基础上对学生理解给予肯定，并且循序渐进引导学生加强理解。
（四）兼顾文本与图像的结合在我国高校的英美文学授课过程中，兼顾文学的内视性与图像的外在性相结合，从而促进教学活动达到更好的效果。英美文学的创作背景和时代与我国高校学生的生活背景和时代有很大偏差，所以学生往往不能更好的理解英美文学的内涵，而电影形式与我国高校学生的距离较近，通过电影的播放，可有效的帮助学生增强对文学文本的理解，还可以使学生对文本和电影进行对比，有利于学生对英美文学的深入探讨和研究。
四、结论
总而言之，电影应用于高校的英美文学课堂教学中已经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不仅能够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增强学生对英美文学的理解，而且可以促进教学环节的互动性。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进步，图像化越来越为广泛的青年群体所接受，通过图像的呈现，可以使高校学生更加明确英美文学的内涵，也可以促进学生在课文中积极寻找电影故事里的精彩片段。
作者：王晓蕊单位:渤海大学外国语学院
我们的第五代导演张艺谋拍摄的《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一个都不能少》、《秋菊打官司》等影片几乎都是根据当代小说改编的。他曾经感叹道“：中国有好电影，首先要感谢作家们的好小说为电影提供了再创造的可能性。如果拿掉这些小说，中国电影的大部分作品都不会存在……就我个人而言，我离不开小说。”可以说，当代文学成就了中国当代电影；没有文学的繁荣，也就没有电影的成功。实际上电影的繁荣寄托于文学的繁荣，文学为电影提供了再创造素材的基础，这些不仅是导演创作经验谈，同时也是对中国电影的一种经验总结。
我国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对中国电影的影响，绝不仅仅限于文学作品的大量改编。伴随着文学作品的改编，也基于文学和电影的创作者所处的共同历史境遇和社会环境，文学的思潮、观念、风格乃至叙事技巧也自觉不自觉地被纷纷引入，无形中对中国电影进行了重塑。也就是说，大量的经过文学改编的影片的出现，使得新时期的中国电影得紧跟民族反思的历史和改革开放的步伐。有趣的是，和中国文学发展所经历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改革文学等几个阶段的思潮相同步，电影出现了伤痕电影如《神圣的使命》、《枫》、《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反思电影如《天云山传奇》、《人生》、《芙蓉镇》、《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寻根电影如《红高粱》、《牧马人》、《黑骏马》、《黄土地》、《边走边唱》等和改革题材的电影如《陈奂生进城》、《人到中年》、《祸起萧墙》、《野山》、《秋菊达官司》等等几个阶段。特别是张艺谋拍摄的《红高粱》在柏林电影节一举拿下金熊奖，这是中国电影第一次登上国际舞台，更是莫言文学作品以影视剧的形式第一次受到国际认可。正如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所言“：电影和文学，实际上是一对互相依赖的关系。好的小说、好的文学作品是基础，上世纪80年代开始，很多有名的电影都是改编自小说作品，这也是必须承认的。
但反过来，如果一部小说改编成电影很成功，也会扩大这部小说的影响，也会提高原作者的知名度。《红高粱》当年被张艺谋改编，第一次获得国际上A级电影节大奖，反过来也提高了我的知名度，扩大了《红高粱》这个小说的影响力。后来很多作家的作品也都是这样。”①“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实也促使中国电影反省：注重文化思维而非市场功利、注重个性自由创造而非统一规格玩弄、注重人性挖掘而非概念主题俯就才是正道!”②莫言的作品不仅仅是在于他对中国文学的贡献，还在于莫言在文学中表达了自己的真性情，使中国电影走向了世界。电影《红高粱》正是有了文学的内质才能走得更远，因此可以说文学永远是一切艺术的呈现。进入新世纪后，迅猛发展的电影高科技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人类社会进入了“技术时代”“，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
影视生产越来越注重和依赖新技术、高科技，并且以大明星、大投入、大制作来制造视听奇观征服观众。沃卓斯基兄弟1999年的《骇客帝国》开启了电影影像叙事、景观叙事的新纪元。风靡全球的《侏罗纪公园》、《哈利•波特》、《指环王》、《2012》、《阿凡达》等影片则是靠着叹为观止的视听效果让人如痴如醉。与此同时，中国电影在产业化、国际化、全球化的背景下也不失时机地选择了大片策略。2002年，张艺谋的《英雄》创下了2.5亿的票房奇迹，拉开了中国大片的序幕，此后，《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无极》、《夜宴》等中国式大片借鉴好莱坞“高概念”电影模式，采用大明星、大投入、大制作创造出了中国电影的视听奇观。过犹不及，这些“大片”不尊重叙事的逻辑、情节的逻辑、人物性格的逻辑，造成了很多笑场和漏洞，同时也放弃了从文学中去寻找电影的主题、趣味、美感和人性深度的努力，有意无意地拒绝文学的滋养，不可避免地陷入文学性贫血的艺术困境，因而遭到人们激烈的批评。当下中国电影文学贫血、叙事紊乱、情感苍白，追求大制作、大场面以视听为其主要表征下，中国电影现在面临的内部和外部的挑战，在这样一个总体的关系当中，中国电影的“文学”创作发展就显得非常必要。需要强调的是，我们现在面临的电影环境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完全不一样，当文学不再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以视听文化为其主要表征的电影势必将成为社会文化的主体。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必须学习和应对好莱坞的挑战。这也是我们一个非常艰难但是又必须完成的使命。
中国电影经历一个初级阶段以后，应该有一个更全新的认识，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在原地踏步，而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文学需要电影，特别是在视觉艺术占主流的今天，文学通过电影进入受众的视野，在文学创作中寻找切合大众心理和情感的题材通过电影表达，也可以将电影的蒙太奇和长镜头的拍摄手法运用到文学写作中，给读者以全新的感受。只有中国文学辉煌时代的到来，才有中国电影的辉煌时代到来。电影是综合性艺术，而文学是它最大的综合性因素。这种综合不是一种相加，而是一种化合，是被转化成电影的语言、元素变成电影自身的一部分血肉。这就是中国电影与中国文学之间的关系，我以为这样很好，没有必要否认。
作者：廖晓文单位：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
烧着的始终是二堆熊熊的“哑火”。为什么电影界的“奥斯卡”文学界的“诺贝尔”会垂青于同样是亚洲和东方的弹丸之邦日本和贫穷的印度呢？
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
俺以为艺术不是一门吃饱了就可以出去耍猴的行当；艺术家不能等同于工厂里面熟练的技术工人。艺术作品不能奉行“拿来主义”更不能靠“山寨”；且称之为乞丐文化或是流氓艺术。艺术家必须具备自我批判意识与创造精神此两种品格；即风骨与思想。
电影被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形式存在。断不应该只是一味地整天玩弄着那美女开会俊男扎堆的无聊游戏，此亦为中国影坛的一大特色。所谓电影起码也要能够表达出思想承载着人性吧；但此两点恰是当代中国电影的硬伤与软肋。
最搞笑的是；某些导演竟扬言若给他们几个亿的话也同样能够导出像欧美那样的大片来！呵呵；恐鬼才会相信他们喷出的豪言壮语呢？典型的“猫盖屎”！再来瞻仰一下当代中国的文学界，可能称之为“文字界”更贴切些吧。单看那些整日里打着作家和诗人旗号招摇的人士就多如牛毛给人以“大海”般的感觉。
作家和诗人是多么奢侈的尊称而今却已然沦为了鸡肋。多所谓的作家诗人也不过是一帮垃圾搬运工或叫作专业生产多余文字的机器罢了。他们洋洋洒洒的天书风格实在不是一般人类的审美能够企及或欣赏的了的，则更像是为了满足地球以外的神马鸟儿的口味。
文字其实更像一个接近于我们灵魂的载体，优秀的文学作品常常是无眠的孤独的甚至是痛苦的产物。而今一帮“文人骚客”沐浴更衣皆跑龙套似地签名作秀实像极了小丑儿，说白了就一“书贩子”。
今日之文坛流派林立且互捧臭脚。真正的文学大家乃以思想著述立于世且不随波逐流；然此等之流却聊以维生计耳！
摘要:电影与文学都是人类的一种表意方式,都具有时间形态的艺术特征,因此两者的相似性即为叙事性。当代叙事学研究以及电影改编自文学的普遍现象,均表明叙事性是电影与文学相似性的根本所在。叙事文本的基本范畴包括叙事方式、叙事角度、叙事话语,因此从两者的叙事方式、叙事角度、叙事话语的技巧———修辞之间的联系进行分析,则能清晰地看到电影与文学叙事相似性的详细表现。
要害词:电影;文学;相似性;文本;叙事性
文学是古老的艺术,电影是当代的艺术,两者的产生相差几千年,而就在两者共存与发展的短暂时间里,却不断地联系、碰撞并发展,两者的关系有时被人们认为水火不容,有时却被人们合二为一,可以说,在所有的艺术门类里,还没有哪两类艺术的关系像电影与文学那样被人们所争论。本文试图从文本的角度,阐述叙事性是电影与文学相似性的根本及其表现。
一、叙事性是电影与文学相似性的根本所在(一)理论依据。文学和电影的根本差别,是书面文字和视觉影像之间的差别,这种差别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把它们分隔为不同的世界。要穿越这看起来似乎是无限的隔阂,最好的方法是把文字和影像两者都看成符号,其目的都在于传达某种意义。在这个角度,文字和影像都是一个更大的表意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一种广义的“语言”的组成部分。文学和电影都是从自身最理想的起始线出发,一个从画面,一个从言语,它们朝着共同目标前进,这个目标就是完善地表达意义。正是在写作论文文本的意义和人类的理解这个哲学高度上,文学与电影建立起了本质的联系,如伽达默尔所说的:“解释学观点的普遍性是包容一切的……归根到底,歌德的论断''''万物皆符号''''是对解释学思想最全面的概括。它表明,一切事物都指示出其他事物。”[1]文学与电影最根本的联系在于两者都具有时间艺术塑造形象的特征,即在时间的流动线上展开形象的叙述。小说是时间艺术,是一个词一个词地在延续时间中积累组合,在人脑中形成一篇小说的故事形象。电影是诉诸视觉的空间艺术,同时又是时间的艺术,电影的运动性决定了它的时间特征,也就是一个画面一个画面地在延续时间中运动发展,最后构成整个影片的银幕形象。正是在观赏延续时间中展开形象,使得电影在理论上就具备了类似于文学的叙事性质。所不同的是,“文学的叙事是根据主要被看作线性顺序的时间展开的,而电影似乎就是要通过同时性的观念才能完成叙事”。“确实,叙事性是连接小说和电影最结实的中介,文学和视觉语言最具有相互渗透性的倾向”。[2]电影叙事学与文学叙事学一样,都是当代叙事学的重要分支,都有着浓郁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背景。而在一般叙事学和符号学研究中都是既包括文学,也涉及电影,即使在早期俄国的形式主义文论中也包含着对电影理论的研究。自从克里斯蒂安·麦茨把索绪尔的符号学原理引入电影理台州学院学报第30卷论研究,并于1964年发表《电影:语言还是言语?》之后,电影叙事研究才有了自身的独立品格,同时,与文学叙事的联系也更紧密了。因为,麦茨的研究表明,“电影与文学的研究自从在内容分析上建立起相同的一致性后,又在表达方式的层面上建立了一致性。易言之,过去电影与文学只是在语言的表达内容(对象、题材、范围……)的研究方面相联系,而现在则在语言表达的方式上联系起来”。[3](二)事实依据。从诞生之日起,电影即是一种讲故事的手段。《工厂的大门》、《婴儿的午餐》、《火车到站》等影片,尽管只有一两分钟,尽管不怎么出色,但它们确确实实在讲故事。到1915年美国闻名导演格里菲斯综合运用蒙太奇手法拍出了长达2小时的《一个国家的诞生》,短短的20年时间,电影就具备了讲述复杂故事的能力,并可以与小说相媲美了。电影“大量借鉴了小说和文学这一古老形式。因为正是小说把文学遗产传给了电影,从而使它从中获得了灵感和源泉”。[4]79-80正如这部世界电影史上第一部真正杰作是改编自托马斯·狄克逊的小说《同族人》所喻示的,百年电影史说到底是电影与文学(另外还有戏剧)的关系史。这里有两个重要事实,一是“电影事实上日益明显地走上小说的路,并且成绩斐然”。[5]电影史上的作品,有很大一部分是改编自文学作品,而在得奖的电影中,改编自文学的比例就更高。世界上闻名的小说大多数曾被搬上过银幕,有很多还不止一次。怪不得温斯顿说,“电影确实可以和世界文学杰作等量齐观”。[4]48许多闻名作家同时又是有名的电影编剧甚至电影导演。二是“小说对电影这一艺术的发展所带来的一个极为重大的影响就是叙事和讲故事的形式”。[4]81电影从文学尤其是小说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来反映现实生活,通过选材、剪材来更好地表达主题思想,通过人称、线索、结构的安排使作品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通过各种叙事技巧和修辞方法的运用,使作品更完美、更精致和更富有表现力,等等。也正因为有这么多的借鉴和利用,使我们一度分不清彼此,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就掀起过一场电影与文学关系的大讨论,甚至出现了“电影就是在银幕上完成的文学”这样一种观点。
二、电影与文学的相似性的详细表现(一)叙事方式。1、表达方式。表达方式是叙事方式之一。文学中的表达方式主要有叙述、描写、议论、抒情等,这些表达方式在电影中也同样存在,除了运用的媒介不同———前者是语言文字,后者是画面影像外,其他方面,包括目的、意义、作用、效果等都很相近。例如“叙述”,常见的叙述有顺叙、倒叙、分叙、插叙、补叙等,电影中也相似。这里举倒叙和分叙各一例。倒叙是把事件的结局或某个最突出的片断提到文章或电影的开头来叙述,然后再使文章或电影的叙述回到“顺叙”。这种手法往往可以突出中央,造成悬念,渲染气氛,形成波澜,产生引人入胜的效果,避免结构上的平铺直叙。如《阿拉伯的劳伦斯》,影片一开始,主人公劳伦斯骑着摩托车在崎岖的乡间小路上飞驶,前方突然闪现两个骑车人,他躲避不及,飞入路旁树丛中,葬礼之后再顺叙劳伦斯的一生。这里的倒叙手法把主人公的爱冒险和富于人道精神的个性突显出来,同时也有吸引观众的作用。分叙,是指平行地叙述两件或两件以上的事,它可以把头绪纷繁、错综复杂的事情,写得眉目清晰,有条不紊。影片《侏罗纪公园》中,奈得利破坏公园控制系统、偷窃恐龙胚胎逃跑却被恐龙吃掉,格兰博士与蕾克丝、蒂姆三人在躲避恐龙的追袭,哈蒙特、马尔登和萨特博士则在控制中央竭力修复系统,这三条线索分开叙述,把这些事件的复杂关系叙述得一清二楚。再如议论和抒情。文学作品中的议论主要有作者的评论和作品中人物的议论两种。相应的,电影中也主要是这两种,假如是剧中人物的议论,可以由角色直接说,假如是作者的评论,可以借助画外音,也可以借助于画面。如俄罗斯影片《烈日灼身》中,画在巨幅画布上的斯大林画像在微风吹拂下,像水波纹一样起了皱褶,这实际上是电影编导对斯大林这个人物的评价。文学中的抒情有直接抒情和间接抒情两大类,电影也与此相应。电影中的直接抒情往往直接由剧中人物的表情和动作来表现,间接抒情则借助空镜头、音乐和歌曲等手段。2、结构方式。电影文本与文学文本在叙事结构方式上有着诸多的共同之处:开头、结尾、过渡、巧合等等。例如“照应”,如《乡音》的前半部,几次借人物之口提到并表现了陶春的腹痛,为后面发现陶春患癌症作了伏笔。所以,后面的情节发展就显得有理有据,也显得自然。《魂断蓝桥》以主人公站在滑铁卢桥上拿着吉祥符回忆开始,又以回忆结束,两端是现在时空,而中间是回忆的内容,首尾呼应,浑然一体。前后内容上的呼应,如影片《死亡诗社》,基丁老师在上课时站到了桌子上,启发学生要善于从不同角度去看待事物和思索问题,并让学生轮流站到桌子上领悟一下感触。后来,校方将一起事故的责任推到基丁头上并欲赶他出校门时,学生们不顾教务长的吆喝而一个接一个地站到桌子上对基丁表示支持。再如“省略”,在文学创作时,对现实生活进行概括,在构成情节时略去多余的时间过程,在刻划人物时略去没有价值的部分,这就是省略。它是文学创作必不可少的手段,也是电影的艺术手法。马尔丹说过,“电影是省略法的艺术”。[6]影片《苔丝》中,苔丝杀亚历克那场戏:苔丝伤心地伏在桌上哭泣,她望着亚历克插在牛肉上的那把刀子,眼里布满了愤怒,接下来的镜头表现苔丝急步从楼上下来,匆匆外出。而公寓治理员布鲁斯太太坐在楼下绣花,不经意中看到天花板渗出的不断扩大的红晕,她好奇地站到桌上伸手去摸,旋即惊恐地用手捂住了嘴。这个情节因省略的手法而表现得非常含蓄,没有把凶杀的场面展示出来,起到了维护苔丝在观众心目中美好形象的作用。(二)叙事角度。叙事角度是叙事本文对故事内容进行观察和讲述的角度。[7]叙述人身份的确认,为影片叙述提供一个总体叙事角度,不同的叙述视角,确立起叙事主体与所叙之事的距离、范围和介入程度,从而表达出作者的叙事评判。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谁是叙述者”,二是“人物视点如何”。“谁是叙述者”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人称。文本中最常见的人称是第三人称和第一人称。如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三色:蓝、白、红》,影片叙述人身份均是“本文中存在的观众”,即第三人称“他者”———叙述人跟着被叙之事走,因而对故事的评判权还给了观众。影片《城南旧事》,保留了小说的第一人称的自述体风格,整部影片从小英子的视角来表现,因而观众容易认同主人公的感触。文学中第一人称可以直接用“我”“我们”这样的词语表达;影片中的第一人称叙述,则通常采用画外音的方式。假如说“人称”是叙事角度的直观表现,那么,“人物的视点”则是叙事角度的内隐方式。文学中的人物视点可以由叙述人直接加以叙述,但电影却不能,它要通过镜头来表现,有时单个镜头不能传达视点关系,需要与前或后一个镜头的配合。如《蓝色篇》中萨布林娜见朱丽的镜头,前一个镜头是萨布林娜面对摄影机的近景,下一个反打镜头是从萨布林娜背后拍摄的双人近景,由此我们才可以确定,这里的人物视点是客观视点,而不是剧中人物视点。另一方面,电影的表达面要比文学复杂,它至少有两个叙事层面:视觉层和听觉层,在视觉层包括了影像、构图、光线、色彩等,在听觉层则有对白、音响、音乐等。正因为如此,法国电影叙事学家弗朗索瓦·若斯特把电影的叙事角度分为视觉角度、听觉角度和所知角度。假如对应这种分法,那么,文学的叙事角度只有所知角度了。因此,叙事角度,包括人称和视点,是电影与文学叙事相似性的表现之一,只是电影的叙事角度更加复杂而已。
(三)修辞。叙事话语在文学文本中以言语的方式存在,在电影文本中以影像的方式存在,同样,作为叙事话语技巧主要表现的修辞,在电影和文学中也有着各自相应的手段———电影修辞直接以画面形象为修辞手段,而文学修辞是以语言文字为修辞手段。不过,从修辞所达到的效果来看,两者又有着相通之处,比如运用比喻和象征来表达作者隐含着的思想,运用对比来突出差异,运用反复来表示强调,等等。电影与文学在修辞技巧上有很多的一致性,但不等于所有的文学修辞在电影中都能找到,那些借助词汇特有的语音、语气、语义技巧创立的修辞,如谐音、反问、设问、呼告、仿词、顶真、回文、对偶、移就等等,就不能与电影的修辞建立起对应关系。电影根据自身媒介的特点,则充分运用隐喻、象征、反复、夸张、借代、比较、衬托、示现、拟人、双关等修辞。例如“比喻”。电影是典型的隐喻性艺术。由于直接借助自然物作为表意符号,所以“喻体”与“本体”之间通常呈现为同一关系,而不是比喻这种文学修辞的相似关系。电影中由实物组成的代码和被编码物(实物本身)是无法严格加以区分的,本文中自然意义上的本体,与文化意义上的喻体同时出现。卓别51林的《大独裁者》中,踢气球舞蹈那场戏,大气球做成一个地球仪的样子,是为了喻示出独裁者兴格尔想统治和玩弄整个世界的野心,而这个气球不小心被他踢破,则喻示了他终将失败。意大利影片《天堂影院》中主人公与银行家的女儿相爱了,但由于门第悬殊而注定是一场梦。导演借助栏杆、建筑物、木帘等障碍物将他们隔开,而当他们到野外郊游时,碰到了银行家。此时,银行家在画面中的位置恰好将两个年轻人隔开了,尽管银行家没有说一句话,但画面已经给我们喻示了“他们再也不可能在一起”的含义。再如“象征”。电影中的象征与隐喻非常接近,大体来说,比喻是画面并列或“碰撞”产生的临时的局部的新含义,象征则画面里的事物不断重复出现并稳定地联系着它的文化含义,如影片《蝇王》中的海螺。影片开头,海螺从水里被捞起来,并做成吹号的工具。随着海螺被当作集合的工具和一次次的使用,它在整部影片中就获得了“权力和规范”的象征意义。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封闭的陈家大院在不同的片段里反复出现,于是,它获得了象征意义———封建社会的缩影。影片中的“主题道具”灯笼也成为封建院宅里欢娱、恩宠、荣耀的徽号,灯亮则代表着“幸福”,灯灭则象征着所有的不幸。
摘要电影文学性是从电影与小说有较大的相似性这一视角出发来探讨电影的特性，它包括主题意蕴的人文性、情感的幽默性、故事的真挚性、叙事的机巧性等。电影文学性在当代电影理论探讨和电影创作实践两方面正在被冷落和边缘化，究其原因，一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电影理论界专注于电影的绘画性而忽略甚至排斥电影的文学性；二是当代电影奇观化的审美风潮影响所致。非常必要，一是强调传承中国传统审美观的重要意义，二是呼吁拯救当代技术主义电影文学性品格的下降趋势，提升当代技术主义电影的艺术品格。
关键词电影文学性；技术主义电影；审美价值
一、什么是电影文学性
电影文学性是从电影与小说有较大的相似性这一视角出发来探讨电影的特性，如电影要贯穿作者的意图、要塑造人物形象、要再现事物的进程与各种矛盾冲突等。电影文学性是衡量电影艺术质量的重要指标。关于什么是电影文学性，我国著名电影艺术理论家张骏祥是这样解释的：影片的文学内容包括影片的思想内容、典型形象的塑造和文学的表现手段。在影片主题思想方面，他既反对直奔主题，同时也提出要防止忽视一部影片的主题思想，指出影片的思想性或哲理性还是以明确为好。关于典型形象的塑造，他认为要通过复杂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来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要写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精神状态。这一说法带有时代的烙印，虽然基本明确了电影文学性的内涵，但在电影文学性的具体阐释上却有着明显的局限性。电影文学性应该是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故事情节的展开，表达对人类过去、现在及未来命运的思考。电影的文学性要具备一定的人文性，要有对人类共同价值的关怀；在情感表达上要真挚，不虚假造作；在叙事上要圆融连贯，能将一个事件(故事)讲述得既曲折有致又不故弄玄虚。刘锋杰在《文学是简单的》一文中对“故事”进行了精彩的论述：“打动人心的人性故事，既是人类的实践产物，又永远都是满足人类审美想象所需要的精神食粮之一。”尽管不同类型的电影其文学性品格有所差异，如受众较多的大众电影更多地考虑电影叙事的机巧性或幽默性，而受众较少的艺术电影偏爱电影的悲悯情怀，但情感表达的真实性、叙事的内在逻辑性、人物性格的基本完整性却是任何类型的电影都必须具备的，它也是任何时代处于不同审美文化思潮中的观众不变的、永恒的审美追求。
电影文学性是电影生命力旺盛的重要表征。中外电影史上的电影家都非常重视电影的文学性。经典时期的好莱坞电影艺术家们把向观众奉献一个精彩动人的故事作为他们主要的艺术追求。早期的中国电影理论家和电影导演虽然认为电影是戏剧的一种，但他们同时强调“文学是人类生活状态的一种记载……影戏是居文学上最高的位置的，最具有文学的价值的”。郑正秋在《明星公司发行月刊的必要》一文中也认为，影戏非有文学的意味、艺术的价值是不会成功的。早期中国电影之所以能够突破帝国主义的文化入侵和国际资本的强力渗透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取得观众的认可，能同输入国内市场的好莱坞电影一较高下，固然有着方方面面的原因，但是与郑正秋他们那批早期电影工作者对电影文学性的重视是密不可分的。
现在很少有人提“电影文学性”。电影文学性在当代中国电影理论和创作中的失意有着复杂原因，但显然与当代中国电影理论界对电影特性的片面认识和当代电影的审美文化环境有着密切关系。
二、电影文学性被边缘化的原因
当代中国理论界对电影文学性的放逐肇始于1980年代那场众多电影理论家都参与讨论的关于“电影的本性”和“电影文学性”的争辩。张骏祥认为电影“是用电影手段完成的文学”。提出电影应该具备文学价值。张骏祥的这一电影观念立刻遭到郑雪莱的反驳。郑雪莱认为电影是一种独立的艺术，不是用电影表现手段完成的文学，而且对张骏祥所提出的电影的文学价值说表示质疑。他认为，“任何艺术都有思想性、主题思想等问题。任何艺术都有塑造典型形象的任务，而不仅仅限于文学”。“一切文学艺术都有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问题，都有塑造形象的任务。如果一定要用价值这个字眼的话，那么。各种艺术所要体现的可说是‘美学价值’。而未必是‘文学价值’。”在这场争鸣中，郑雪莱对电影作为一种独立艺术的尊重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张骏祥的电影观念确实并未揭示电影的本质。一门艺术之所以能生存下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找到了它不同于其他艺术的独特性，电影肯定不是传统意义的文学。但是郑雪莱强调电影的美学价值、取消电影的文学价值，这个观念却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电影文学性这个概念的提出是基于电影与文学的有机联系而言的。电影作为一种独立的、综合性很强的艺术，同多种艺术形式有着密切联系，同文学的关系更加紧密：拍摄电影需要文学剧本，很多电影改编自文学名著。就电影和文学作为两种独立的艺术而言，他们在某些方面也非常接近，比如他们都是时间艺术，都在一定的时间流程中展开故事情节、完成人物形象的塑造。我国电影理论界强调电影文学性的理论渊源应该是苏联学者的电影观念，他们认为电影是“具体化了的文学”。弗雷里赫在论述了电影与其他艺术的相似点后，对电影和文学的关系有过这样的论述：电影同文学的相近在于它能通过情节反映现实世界的一切联系和关系。这一电影观念不同于西方电影的形式追求，更倾向于给观众带来富有生活气息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和温暖的人文关怀。其次，电影文学性作为一个电影概念被提出来后，得到了很多电影理论家们的认可，电影文学性被认为是衡量一部电影作品质量优劣的重要依据。
在那场沸沸扬扬的辩论中，张骏祥的电影观念受到了质疑，而且连带他对电影文学性的强调都被冷落了。电影的绘画性，即如何用富有深意的镜头语言去表现人物，成了那时电影理论家们和导演们最需要确立的电影新法则。在电影表达什么和如何表达都被僵硬地束缚在一些机械的条条框框中的时候，在中国电影经历了“”电影的假、大、空后，在电影被极端化为政治宣传的工具后，电影理论家和导演们迫切需要重新为电影“立法”；当无法肯定表达什么是否还是禁忌的时候，如何表达就成了首先需要突破的方面。一些陈旧的电影语汇遭到激烈的批判，一些从西方电影中引进的电影语法迅速被确立为电影语言规则。电影的绘画性，也就是电影的画面造型被推到了电影舞台的中心，成为电影的本性。原来绑在电影这驾马车上的很多不必要的东西被扔下，电影甩掉了附加在自己身上的一切非电影因素。但遗憾的是，厘清逐渐演变成了对电影同文学有机联系的抛弃甚至蔑视。在以后的中国电影的发展过程中，这种趋势愈演愈烈，电影被演绎成为一种唯画面的视觉艺术，淡化甚至放弃了故事、人物等与画面相匹配的内容。电影的形式语言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肯定与张扬，与此同时，电影文学性被遮蔽。
在电影中，消费奇观已经成了当代电影审美价值的主导趋势，并且这个趋势有愈演愈烈的态势，世界各国的电影都开始追逐这个潮流，电影已不再是以故事为主要审美价值的文化形态，而是演变为以场面和视觉奇观为主的重度能指电影。现代人生活的摩天大楼、乘坐的航天飞机、惊险刺激的游乐场等，已经建构了现代人生活中的奇观，从而使消费奇观成为现代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其实，奇观是人类文化史中由来已久的一种现象，远古先民的宗教仪式、中世纪的圣像崇拜、拉伯雷时代的狂欢节、路易王朝的断头台、大革命时期的庆典，这一切都曾是奇观的场景。可以说世界本身就是由各种各样的奇观所构成的，世界本身就已经是奇观化的文本，我们就在奇观之中。对奇观的渴望几乎一直是好奇的人类想要摆脱自身平凡生活的一种重要途径。在所有的艺术种类中，电影与奇观的关系最为密切。电影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在某种程度上注定了与奇观之间的血缘联系。一位早期的中国电影观众在他的《观美国影戏记》中这样描述他的观影感受：“观者至此几疑身入其中，无不眉为之飞，色为之舞。忽灯光一明。万象俱灭。其他尚多，不能悉记，洵奇观也!”电影艺术发展至今，对发现一个让观众意想不到的奇观世界的热情始终未减。电影理论家伊芙特·皮洛说过：“电影唯一的宗旨似乎就是令人眼花缭乱，使人心醉神迷，用美仑美奂的布景引人入胜，以洋洋大观的场面征服人心。”毫无疑问。对奇观的追求一直是电影艺术家们的梦想，在20世纪上半叶，由于科技发展的限制，电影中的奇观还只是小打小闹。后来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加上电视媒体的激烈竞争，电影对奇观性的依赖已经被置于其他任何电影艺术特性都无法比拟、无法望其项背的位置。
电影文学性正是在当代中国电影理论界对电影特性的片面理解——不恰当地过分强调电影的画面造型，而忽视或蔑视电影的文学性，以及当代电影审美文化环境的奇观效应的双重夹击下，在电影理论和实践中被有意无意地边缘化了。
三、的必要性
首先，从我国文化传统来看，有必要。相对于强调电影的绘画性这一西方的形式主义传统来说，电影文学性更加关注电影的内容，而对艺术内容的重视向来是中国传统的审美价值取向。中国自孔子开始就强调尽美尽善，所谓“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但如果“文”和“质”发生矛盾时，尤其当“文”成为一种没有内容的外在虚饰的时候，在多数情况下都会选择把纯粹的官能享受排除在审美之外，反对沉溺于低级无聊的感官享受。《老子》第十二章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无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认为审美本来同感官的愉快分不开，但是无止境地沉溺于声色感官享乐就会使人与审美无缘。刘勰的《文心雕龙》就是一部针对文学创作中过分追求辞藻的形式主义趋向而写作的文艺理论著作。在《文心雕龙·情采》篇中，刘勰指出：“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就是说，内容是文辞的经线，文辞是内容的纬线。必须首先确定经线，然后才能织上纬线。所以写文章也要先确定内容，然后才能产生畅通的文辞，这才是文学创作的根本原则。随后，他进一步指出两种不同的文学创作道路，一种是“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另外一种是“辞人篇章，为文而造情”，并且总结出了为以后中国人一直信仰推崇的艺术传统，那就是“联辞结采，将欲明经；采滥辞诡，则心理欲翳”。意为，写文章运用辞藻，目的是要讲明道理，如果辞藻浮泛诡异，作品的思想内容就会模糊不清，最后必然是“繁采寡情，味之必厌”，只有繁丽的文采而缺乏深刻的思想感情，看起来必然令人生厌。刘勰的这种文、质并重，但又以“述志为本”的内容一形式观对后世中国人的创作和审美产生了深远影响。在电影审美价值取向上，中国人更关注电影通过形式呈现出来的内蕴。尽管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审美风尚也有全球趋同的态势，不少年轻的中国人在审美观上可能更接近于西方的审美价值观，较能欣赏电影的形式感，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电影内容没有追求。
其次，从当代电影的创作实践来看，忽视电影文学性直接造成了当代技术主义电影思想的暧昧不清、人物的虚假失真和情感的夸张造作。技术主义电影是指新世纪以来主要依靠大投资、大制作、大明星、大导演、大宣传来获取票房利润的商业大片。张艺谋的《英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陈凯歌的《无极》，这些影片是中国技术主义电影的代表作。他们无疑在电影的奇观方面做得相当出色，其中的视觉、音响效果代表了目前中国电影技术的最高水准，完全可以同好莱坞大片一较高低。但是与雄伟壮观的奇观相对照的却是渺小可怜的故事和虚假造作的情感，就像是一个打扮前卫的时尚女郎却裹了个小脚。思想暧昧陈旧、人物形象干瘪失真、情节简单粗陋、情感夸张造作，其对文学性的无视甚至蔑视已严重损害了这些电影的艺术质量。
针对观众就《英雄》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和作品思想意蕴提出的质疑，张艺谋这么回答：“按照我们以往拍文艺片的习惯，都喜欢找一个文以载道的大主题，于是就找了这么一个说法，实际上完全没有必要重视这个，你们也不要用一个好像多么大的标题来定位，这只是一部电影。”电影不是必须得表达什么思想，这话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确实有一些中国电影因为忙着思考哲理，而忽略了电影的观赏性。但问题是《英雄》它自个儿憋着劲用着力在解说着“天下和平”，却又没能说周全说动听，就像一只美丽的孔雀它完全可以向观众只展示它最美丽的羽毛，可它偏偏还要炫耀它丑陋的屁股，完了还要责备观众为什么要看它的丑陋的屁股。
作为新世纪的商业大片，如果对它们的电影文学性要求过高显然不切实际，这与它们所追求的商业目标相冲突。因为那些技术主义电影锁定的观众群是那些迫于生存竞争压力日夜煎熬、把在电影中寻求娱乐放松作为欣赏目的的现代中国人，或者是那些对中国文化了解不多不深的外国观众。从这个层面上说，技术主义电影不可能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人文关怀的电影作品。但这并不意味着观众已经彻底放弃了在电影中进行精神探索和情感释放的审美需求。这就需要寻找到一个与故事相匹配的奇观影像和一个能感动人的故事，并使形式与内容实现完美的结合。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技术主义电影只追求奇观和场面，而放逐了最起码的叙事的内在逻辑、人物性格的基本完整和情感表达的真挚。如果技术主义电影的这种轻视电影文学性的状况得不到扭转，尤其当这些电影在电影市场上呼风唤雨，有意或无意地遮蔽其他一些电影的存在价值，从而成为一种电影话语霸权的话，这些无视电影文学性的商业电影的危害就更不可忽视了。
综上所述，由于当代中国电影理论界对电影特性的片面认识和当代电影审美文化环境的影响，当代中国电影，尤其是主导着中国电影发展方向的主流商业大片，都陷入了一个因为忽视电影文学性而导致的审美价值误区，从而造成电影作品思想的暧昧不清、人物的虚假失真和情感的夸张造作。电影的现状表明：中国电影无论是创作还是理论都亟待加强对电影文学性的重视和研究。
苏联电影早已成了历史，在中国现在似乎只存在中老年人的记忆里，然而在世界影坛上，苏联电影的辉煌和贡献却是无论如何也抹杀不了的。苏联电影不但具有思想内容的进步性、电影语言的独创性；而且还以其浓郁的文学诗意，形成了鲜明的民族美学特色，并在中俄两国电影文化几十年的交流中，对中国电影美学风格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前，在中国文化处在一个新的转型时期，电影艺术走向市场之际，我们不妨再回过头认真思考研究苏联电影与中国电影的联系和影响，探讨电影在市场中的定位和审美适应性，这将会对我们认识电影发展的本质规律有着很大的益处。
一
符·维·阿格诺索夫在谈到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时曾说道：“20世纪的俄罗斯承传了自身的文化传统，而文学则形象地反映出俄罗斯复杂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这就是我们考察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基础。”[1](p3)实际上也是我们考察苏联电影的基础。上个世纪苏联文学的巨大成就是俄罗斯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延伸，在世界文坛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就苏联电影来说它和苏联文学的关系最为密切，苏联电影的发展当然也离不开其深厚的文学基础，可以说它是在俄罗斯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浸淫下成长发展起来的。苏联电影从内容到形式上处处都闪现着俄罗斯文学的浑厚、深沉、辽阔的艺术底蕴和壮丽而忧郁的抒情现实主义特色，总能引起人们无比的向往和思考。苏联电影以其鲜明的文学性特征区别于娱乐电影等其他不同类型的电影。特别是“诗电影”和“散文电影”的创作与发展，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电影创作，使苏联电影形成了鲜明独特的文学性诗意风格。
电影的文学性实质上是指电影作品从整体上所体现出来的浓浓的文学精神和韵味，它有别于纯粹的商业电影和戏剧式电影。在电影诞生初期，苏联的电影大师们就反复研究学习俄罗斯的文学传统和创作经验，并从文学创造的角度着力探索电影如何运用电影的影像和视觉表现力来地描绘生活。在默片时代的高潮期，以爱森斯坦、普多夫金、库里肖夫、杜甫仁科等一批年轻的电影艺术家在批判法国“先锋派电影”的基础上，富于创造性地实验和发明了电影的镜头剪辑，并揭示了这种剪辑技巧在艺术创作中听显示出来的隐喻、对比、以及理性揭示的巨大艺术表现力，他们把这种关于电影镜头的剪辑组接技术称为蒙太奇。电影蒙太奇可以象文学那样具有艺术典型化的创造作用、对形象内涵的理性揭示和表现功能。客观地讲当时爱森斯坦和普多大金等人对蒙太奇的努力探索实际上是想找到电影艺术对现实生活的深刻的表现能力，并创造一种艺术性的电影，为此他们创立了以社会主义美学思想为基础的“诗的电影”学派，并奠定了苏联电影的文学风格。对此，米·罗姆认为爱森斯坦等人是充分地继承了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文学大师为代表的俄罗斯文学的创作精神，“对于我国文学的这些宝贵经验，我们研究得还不够深入，而爱森斯坦是深入研究过的。他所以提出‘杂耍蒙太奇’，正是根据原始艺术、古典悲剧、托尔斯泰的经验以至世界艺术的全部经验概括出这种手法的。”[2](P95)也正是由于此，在他们的电影中都处处洋溢着浓郁的文学色彩。象爱森斯坦拍摄的《战舰波奖金号》和普多夫金拍摄的《母亲》等影片则标志着“诗的电影”的诞生。《战舰波将金号》很好地处理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并注意了诗的隐喻与电影叙事的密切结合，显示出了影片的大气和场面的惨烈，此片赢得世界影坛的广泛赞赏。
为了使电影能够象诗那样去表现出浓郁的情绪性和鲜明的“俄罗斯忧郁”：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爱森斯坦就拍出了《白静草原》，尽管这部影片在当时遭受到了极左思想的批判，但它仍表现出爱森斯坦对电影的诗意情绪化进行的深入不懈探索。影片内容是少先队员巴甫立克·莫洛卓夫因向苏维埃政权告发了富农父亲及其同伙的罪恶阴谋，而被其父亲手杀死的故事。这部影片并没有完全迎合当时的政治气候而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复杂多样的本质，特别是父亲杀子的场面写得极富人情味。此外这还是一部具有屠格涅夫式的诗意片名的影片，影片并没有详细具体叙述一个故事，而是运用多样化的电影语言手段去表达和挖掘影片的内涵。本片按照爱森斯坦的说法就是影片的“绝大部分材料都是采用非现实主义手法处理的”，这里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象征主义、隐喻、借喻、假定性等手法，这些丰富多样的表现技巧使影片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影片还特别突出了影像造型的电影元素作用，环境、布景、自然景色、道具、照明、明暗对比等成为超越演员表演和对白的重要的剧作手段，较好地完成了对人物的塑造和对影片内容的表现。影片正象科瓦洛夫所分析到的，在影片中“爱森斯坦没有把大自然意识形态化，而是赋予它以灵性。他的仁慈厚道的俄罗斯中部地带并不是冷漠无情的，他发怒、欢乐、和悲伤。在那里整个人类世界都是自由自在的。在永恒、回声隆隆的苍穹下，杀子本身就具有奉献牺牲的语言的特征。”(3)(p137)这类“诗电影”对以后苏联电影的发展影响很大，以至后来出现一大批优秀的诗电影，象《伊万的童年》、《跟随太阳走的人》、《雁南飞》、《士兵之歌》、《恋人曲》等影片。因为这些影片都非常好地运用了诗的语言表现方式：譬喻、寓意、象征、主观情感性等艺术手法，使影片比较完美地体现了作为文学主要形式——诗歌的艺术韵味。
“散文电影”是苏联另一种极具文学色彩的电影体裁形式。散文电影是通过人物的形成过程去体现主题思想，塑造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其表现手法体现了散文创作的“形散神凝”的基本特点。就这一点而言，这也是戏剧与小说的共同美学要求。戏剧有其时空局限，强调对话，视点固定等特性；小说也有其时空跳跃，结构灵活，重视抒情和描写以及插叙等特性：散文电影也就是借鉴了小说与戏剧的艺术表现特点，并以更加纪实的方式使影片能真实的反映现实生活，表现人的丰富多彩的性格特征。其中早期影片有：罗姆的《列宁在十月》、《夏伯阳》；艾尔姆列尔的《伟大的公民》，以及格拉西莫夫的《七勇士》、《教师》等影片，这些都是富有代表性的散文电影。其中，格拉西莫夫的电影最具散文的特征。格拉西莫夫非常喜欢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家契诃夫的作品，他从契诃夫的作品中汲取了大量文学和美学的营养，力图像契诃夫那样，深入地表现普通人的生活，在影片中体现出“平凡中的诗意”和“平凡中的美”。在以后苏联电影的发展过程中一直有非常好的散文电影的出现，如舒克申的《红莓》、舍皮奇科的《升华》和罗斯托茨基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影片。特别是最后这部影片以散文诗的方式展示了二战时期苏联女战士的魅力与悲壮。正像卡拉甘诺夫所谈到的：“姑娘们在远离前线和部队的卡累利阿地区森林里一个接一个倒下去了，但是他们在牵制了敌人、阻止敌人伞兵窜向白海运河的战斗中立下了功劳，……每个姑娘都像他们的指挥员瓦斯科夫准尉一样，在影片的进行中展示出自己的个性。因此，他们建立功勋的诗学形象表现得更加突出，对胜利的价值的思考也通过银幕动作、气氛和语调得到更加清晰地刻画。”[4](p110)影片以充满诗意的艺术意境，描绘了影片的典型环境：幽静的山林、漂浮着轻纱一样的雾的湖面，古老的乡野小教堂，远近传来的鸟的叫声，安宁而又富有生气的村庄。然而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发生了一场卓绝的生死较量。六个美丽的姑娘为祖国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象爱神一样的女战士在这样美的环境里为国捐躯，使人充满了痛惜和崇敬。影片的诗化散文特点还表现在它的结构上，在影片中以残酷的战斗为发展主线，然后根据主题表现的需要，构筑了三个不同时空的画面形式，并从空间的情绪色彩上创造了这种结构所必需的意境。黑白颜色的镜头表现的是阴森残酷的战争，高光色彩镜头表现的是姑娘们对战前爱情与家庭的回忆，而真实还原的色彩则是对现实安宁幸福生活的再现。正是这样的彩色蒙太奇的结构形式，使严峻的战争、梦一般的回忆和绚丽的现实既形成鲜明的对比，又有着密切联系。高调彩色而提纯了的回忆场面是现实女战士的信念和力量的源泉，而现实那美丽灿烂的山林，又是女英雄们的崇高精神的折光。影片以凝炼的笔触、抒情的意境和新颖的结构形式，从多方面塑造出了极富启迪意义的银幕形象，并深刻地揭示了战争实质。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综上所述，苏联电影中所表现出来强烈诗意和散文色彩，实际上是其所追求的文学风格的多种表现方式，并折射着俄罗斯文学的传统的文化色彩。电影的这种风格也确实给人们带来了新颖的欣赏喜悦和美的艺术享受。正是由于此，苏联电影在世界影坛上独树一帜，并对我国的电影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
苏联电影浓郁的文学特性也不可避免的影响到中国的电影艺术创作，然而这种艺术上的影响由于社会政治方面的极左思想的制约，有时候显得顺利，有时候也呈现出曲折和困难。这是因为当时我国的政治大环境决定了电影所关注的首先是电影的思想内容，也就是说中国电影对于苏联电影的接受首先注重的是其革命的思想内容。我们从众多的苏联电影作品中认识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想，看到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与巩固政权的复杂性与艰苦性，并鼓舞了我们的胜利信心。此外，我们更多的还是提倡从前苏联电影中获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和感染，如所放映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乡村女教师》等等。这一些电影在当时确实给了正在进行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以极大的鼓舞和教益，也对年轻的新中国电影给予极大地影响。正象夏衍同志所描述的：“以苏联电影为榜样，并制成了许多反帝反封建的、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影片。”[5](P8)而这一切在我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电影作品中可以看出来，象《钢铁战士》、《红日》、《红旗谱》、《南征北战》、《地道战》等影片。可以说苏联不但影响了中国电影的发展，而且，也整整影响了中国一代人的思想和电影审美观念。但是此时我们的失误也是严重的，那就是我们在关注苏联电影的革命性与思想性的同时，却有意无意的忽略了苏联电影在艺术上所表现出来的鲜明的文学诗意的美学特性。特别是当五十年代苏联电影出现解冻迹象时，不少的富有探索精神的苏联电影艺术家坚持人道主义原则，努力从多方面开拓电影表现生活的领域，并且在艺术形式上进行大胆的试验，拍出了很多富有强烈文学性的“诗电影”和“散文电影”。象《雁南飞》、《海之歌》、《士兵之歌》、《七面风》、《伊万的童年》、《恋人曲》等为人们所瞩目的优秀影片。这些影片虽然也能很快通过不同渠道输入到中国，但那时国内对待这些影片的态度很是令人费解的。当时的情况是，这些影片大都是作为反面教材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放映，人们不但对这些影片思想内容的变化和艺术形式的创新视而不见反而以极“左”的态度对其展开了大规模的批判活动，把这些富有艺术探索价值的影片看作是资产阶级人性论的黑样板，是政治上的修正主义，是艺术上的形式主义。当然也有一些电影界的有识之士，敏锐的注意到这些苏联影片的审美意识上的创新性，并对这些影片的诗学特点做出了深入的分析。郑雪莱先生对此曾说道：“我们有些同志囿守于三四十年代：‘戏剧电影’的概念，认为‘诗电影’、‘散文电影’等等仿佛都属于旁门左道，甚至将其斥为‘现代派’，殊不知爱森斯坦、杜甫仁科、早已是‘诗电影’的代表人物，尤特凯维奇、格拉西莫夫、赫依费茨迄今仍是以散文电影风格的成熟运用而著称。……采用戏剧或诗、散文的风格则属于诗学的范畴。其实、散文化或散文电影在现代电影中已成为相当普遍的风格，它更接近于叙事文学，及艺术散文的诗学特点，因而使电影与文学更加靠拢。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倒可以说，现代电影中的文学形式大为加强了。”接着在谈到苏联电影《海之歌》时，他又说道：“这个电影剧本既有散文、诗(抒情诗)、史诗(叙事诗)的因素，又有戏剧的因素，它既具有较高的电影艺术综合性及电影性，又具有不可置疑的文学魅力或文学性。”[6](下卷p64)显然在真正的电影艺术家那里，他们还是在默默地关注和研究着苏联电影。苏联文学诗意电影对我国的影响在以后年代的电影创作中逐渐显示出来。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电影诞生以后的几十年间都是影戏和戏剧电影的天下，只有极个别的影片如《小城之恋》表现出一定的文学色彩。我国电影真正地向艺术、向文学靠拢是在“”以后开始的。此时电影的风格、样式、结构开始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一大批极富文学性的电影相继出现。随着电影美学观念的进一步确立，这个时期的中国电影在叙事结构上演化为一种更加随意自由、更加生活化叙事方式，于是出现了散文式电影。如《城南旧事》、《都市里的村庄》、《小街》、《逆光》、《巴山夜雨》、《如意》等。这些影片都力求从电影艺术的本体、现实生活的本源与流程上来进行艺术的变革。《都市里的村庄》采用了多层次、多侧面穿插并进的手法，虽然它以丁小亚受冷漠与孤立的故事为主线，但其他的情节纠葛并不是它的必然有机延伸，而是相对独立地发展的，对主题有着自己的意义。《城南旧事》则是以小主人公英子童年的目光，关注着发生在老北京的几个故事，这几个事件之间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但又是时代的折光，影片的格调朴实清新、含蓄隽永，叙事随意自然，有着极强的艺术真实感。这些影片在结构上都力求避免人物的戏剧化，尽量按照生活的自然流程和真实的时间关系来结构影片。影片还注重细节的运用，注重场面的积累，注重光影造型，强调视觉形象的象征意味，使影片透露出浓浓的诗意。此外这些散文式影片都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和新颖的文学式结构形式受到了人们的喜爱，并在国内外各种电影节上获得荣誉。
新时期中国电影美学观念最突出的变化则是文学诗意影片的崛起，这是由一批年轻的“学院派”电影艺术家们带来的。这些艺术家大都是科班出身，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和扎实的电影理论知识，并受过严格的电影制作训练。他们观摩了大量的外国影片，其中包括苏联的一些经典影片，并从中汲取有益的艺术元素。他们在对中国传统电影冷静深入反思的基础上，从电影本体论出发，向文学靠拢，大胆实践，终于以自己别具一格的富于诗意美的电影给世人一个惊喜。《红高梁》、《黄土地》、《海滩》、《晚钟》、《菊豆》、《我的父亲母亲》等影片在世界影坛上相继获得大奖，这标志着中国文学诗意派电影美学的诞生。这些影片充满了强烈的探索精神和造型意识，注重向文学吸取营养。影片中大都通过精心的空间造型和叙事以展示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并以此来揭示审美对象的深刻内涵。影片中那些高度写真又混然整体的空间处理，质朴逼真又达到高度的象征概括化的画面构图、以及精心独到的光影造型等不但给人以新颖的诗的意境感受，而且还传达着丰富多义的历史文化意蕴。
这种诗意美电影还打破了叙事电影中情节是塑造人物、展示内涵的唯一的手段。在传统的电影中叙事性占统治地位，影片要叙述的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它或曲折、或惊险，总是要把来龙去脉交代清楚，这种电影的情节体系，实际上是一种线性的封闭性电影结构表现方式。而诗意电影强调的象诗一样是意象而不只是故事，它刻意追求的是通过比喻、象征、拟人的手法，以及色彩、光影等空间影像的造型以达到作品思想内涵的目的，并希求运用形象的含蓄性给接受者以思考、回味的广阔空间，让接受主体自己去体悟影像造型的思想意义。所以说诗意电影是意象体系，是开放性的结构。由于诗意电影重视影片的造型性，这就必然带来影像思想意念的多义性，一个画面、一缕光影、一抹色彩都可以引起观众多种多样的联想和思索，每个人也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去寻找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可以看出，这种“以形写神”、“写意传神”既有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特征，也有苏联“诗电影”和“散文电影”的艺术韵味。如《海滩》中老鳗鲤等人奔向咆哮的海潮，人和自然合为一体，显示出无穷的意味性。《黄土地》结尾处，憨憨穿着红兜肚在求雨的人群中呼喊着，逆向奔行，画面采用的是高速摄影，缓慢的奔跑动作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它所创造的意念也是耐人寻味，富有意义的，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更是一部情节简单、纯净的电影。有的人把这部影片描述为“散文诗”，也有人称之为“抒情电影”，实际上都无不可。的确，《我的父亲母亲》不同于张艺谋以往的风格，他不是着意在影片中讲述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和故事，而更多地是一种对意境和画面的塑造。这部影片虽然淡化了故事情节，然而却通过优美出众的音画造型传递给观众一种诗情画意的美感，一种心灵的抚慰，表现的是艺术家对美、对真挚爱情的理解和追求。另外，创作者在这类影片中都不是通过画面把现成的结论和观念奉送给观众，而是运用精心营造的富有诗意美的画面引导观众去想象和思考，进而感悟人生，理解世界。总起来看，在文学诗意美字观念下创作的电影作品具有新颖独立的意义，由于这类影片是以新的结构形式和造型语言来表现当代人的意识和观念，所以它不仅是一种直感的艺术，同时也是一种理解思考的艺术，它同当代人多层次、多视点、多极性的思维方式是相一致的。诗意电影及其美学观念正是通过电影的特殊造型手段，向世界电影美学的哲理化、内心化和生活化健步迈进，终于以其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使中国电影在世界影坛独树一帜。电影的这种发展趋势，实际上也是电影自身发展规律的必然。电影作为一门综合性艺术，确实汲取了各种艺术的营养，但我认为它主要还是从文学和戏剧获得了更多的自身发展的基质。到现在为止，不管电影的自身视听造型手段有多么长足的发展，他仍然摆脱不了文学的强大支持，或者说他仍然需要向文学那样以其对现实生活的深入表现力和对人、对世界深刻认识来赢得自身生存的价值。如果说苏联电影一开始就注意到文学元素的重要性，并进而在电影艺术实践中实现了电影的文学诗意性，那么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在学习借鉴的前提下，也终于创作出具有民族特色的诗意性电影，这对于我国电影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当前，电影面临着巨大的市场压力，在商品经济规律的支配下，电影文化出现了新的转型，出现了内容风格和艺术形式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令人担忧的是有相当一部分影片出现了“浅”、“俗”、“丑”的不良倾向，缺乏艺术的魅力，当然也就不能吸引观众。电影的创作不能为了迎合市场就一味地闹剧化和粗俗化，而应遵循电影的艺术的创作规律，着眼于提高影片的艺术晶位。所以说我们的电影还是应该多借鉴一些外国电影的创作经验，特别是苏联电影的文学诗意性特点，要提高我们的电影的艺术品位，使电影在给人娱乐的同时，更能给人强烈的富有诗意的审美感受，这样电影的发展才会多样化，才会受到观众的喜爱，也才会更有前途。
苏联电影早已成了历史，在中国现在似乎只存在中老年人的记忆里，然而在世界影坛上，苏联电影的辉煌和贡献却是无论如何也抹杀不了的。苏联电影不但具有思想内容的进步性、电影语言的独创性；而且还以其浓郁的文学诗意，形成了鲜明的民族美学特色，并在中俄两国电影文化几十年的交流中，对中国电影美学风格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前，在中国文化处在一个新的转型时期，电影艺术走向市场之际，我们不妨再回过头认真思考研究苏联电影与中国电影的联系和影响，探讨电影在市场中的定位和审美适应性，这将会对我们认识电影发展的本质规律有着很大的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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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维·阿格诺索夫在谈到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时曾说道：“20世纪的俄罗斯承传了自身的文化传统，而文学则形象地反映出俄罗斯复杂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这就是我们考察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基础。”[1](p3)实际上也是我们考察苏联电影的基础。上个世纪苏联文学的巨大成就是俄罗斯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延伸，在世界文坛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就苏联电影来说它和苏联文学的关系最为密切，苏联电影的发展当然也离不开其深厚的文学基础，可以说它是在俄罗斯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浸淫下成长发展起来的。苏联电影从内容到形式上处处都闪现着俄罗斯文学的浑厚、深沉、辽阔的艺术底蕴和壮丽而忧郁的抒情现实主义特色，总能引起人们无比的向往和思考。苏联电影以其鲜明的文学性特征区别于娱乐电影等其他不同类型的电影。特别是“诗电影”和“散文电影”的创作与发展，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电影创作，使苏联电影形成了鲜明独特的文学性诗意风格。
电影的文学性实质上是指电影作品从整体上所体现出来的浓浓的文学精神和韵味，它有别于纯粹的商业电影和戏剧式电影。在电影诞生初期，苏联的电影大师们就反复研究学习俄罗斯的文学传统和创作经验，并从文学创造的角度着力探索电影如何运用电影的影像和视觉表现力来地描绘生活。在默片时代的高潮期，以爱森斯坦、普多夫金、库里肖夫、杜甫仁科等一批年轻的电影艺术家在批判法国“先锋派电影”的基础上，富于创造性地实验和发明了电影的镜头剪辑，并揭示了这种剪辑技巧在艺术创作中听显示出来的隐喻、对比、以及理性揭示的巨大艺术表现力，他们把这种关于电影镜头的剪辑组接技术称为蒙太奇。电影蒙太奇可以象文学那样具有艺术典型化的创造作用、对形象内涵的理性揭示和表现功能。客观地讲当时爱森斯坦和普多大金等人对蒙太奇的努力探索实际上是想找到电影艺术对现实生活的深刻的表现能力，并创造一种艺术性的电影，为此他们创立了以社会主义美学思想为基础的“诗的电影”学派，并奠定了苏联电影的文学风格。对此，米·罗姆认为爱森斯坦等人是充分地继承了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文学大师为代表的俄罗斯文学的创作精神，“对于我国文学的这些宝贵经验，我们研究得还不够深入，而爱森斯坦是深入研究过的。他所以提出‘杂耍蒙太奇’，正是根据原始艺术、古典悲剧、托尔斯泰的经验以至世界艺术的全部经验概括出这种手法的。”[2](P95)也正是由于此，在他们的电影中都处处洋溢着浓郁的文学色彩。象爱森斯坦拍摄的《战舰波奖金号》和普多夫金拍摄的《母亲》等影片则标志着“诗的电影”的诞生。《战舰波将金号》很好地处理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并注意了诗的隐喻与电影叙事的密切结合，显示出了影片的大气和场面的惨烈，此片赢得世界影坛的广泛赞赏。
为了使电影能够象诗那样去表现出浓郁的情绪性和鲜明的“俄罗斯忧郁”：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爱森斯坦就拍出了《白静草原》，尽管这部影片在当时遭受到了极左思想的批判，但它仍表现出爱森斯坦对电影的诗意情绪化进行的深入不懈探索。影片内容是少先队员巴甫立克·莫洛卓夫因向苏维埃政权告发了富农父亲及其同伙的罪恶阴谋，而被其父亲手杀死的故事。这部影片并没有完全迎合当时的政治气候而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复杂多样的本质，特别是父亲杀子的场面写得极富人情味。此外这还是一部具有屠格涅夫式的诗意片名的影片，影片并没有详细具体叙述一个故事，而是运用多样化的电影语言手段去表达和挖掘影片的内涵。本片按照爱森斯坦的说法就是影片的“绝大部分材料都是采用非现实主义手法处理的”，这里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象征主义、隐喻、借喻、假定性等手法，这些丰富多样的表现技巧使影片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影片还特别突出了影像造型的电影元素作用，环境、布景、自然景色、道具、照明、明暗对比等成为超越演员表演和对白的重要的剧作手段，较好地完成了对人物的塑造和对影片内容的表现。影片正象科瓦洛夫所分析到的，在影片中“爱森斯坦没有把大自然意识形态化，而是赋予它以灵性。他的仁慈厚道的俄罗斯中部地带并不是冷漠无情的，他发怒、欢乐、和悲伤。在那里整个人类世界都是自由自在的。在永恒、回声隆隆的苍穹下，杀子本身就具有奉献牺牲的语言的特征。”(3)(p137)这类“诗电影”对以后苏联电影的发展影响很大，以至后来出现一大批优秀的诗电影，象《伊万的童年》、《跟随太阳走的人》、《雁南飞》、《士兵之歌》、《恋人曲》等影片。因为这些影片都非常好地运用了诗的语言表现方式：譬喻、寓意、象征、主观情感性等艺术手法，使影片比较完美地体现了作为文学主要形式——诗歌的艺术韵味。
“散文电影”是苏联另一种极具文学色彩的电影体裁形式。散文电影是通过人物的形成过程去体现主题思想，塑造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其表现手法体现了散文创作的“形散神凝”的基本特点。就这一点而言，这也是戏剧与小说的共同美学要求。戏剧有其时空局限，强调对话，视点固定等特性；小说也有其时空跳跃，结构灵活，重视抒情和描写以及插叙等特性：散文电影也就是借鉴了小说与戏剧的艺术表现特点，并以更加纪实的方式使影片能真实的反映现实生活，表现人的丰富多彩的性格特征。其中早期影片有：罗姆的《列宁在十月》、《夏伯阳》；艾尔姆列尔的《伟大的公民》，以及格拉西莫夫的《七勇士》、《教师》等影片，这些都是富有代表性的散文电影。其中，格拉西莫夫的电影最具散文的特征。格拉西莫夫非常喜欢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家契诃夫的作品，他从契诃夫的作品中汲取了大量文学和美学的营养，力图像契诃夫那样，深入地表现普通人的生活，在影片中体现出“平凡中的诗意”和“平凡中的美”。在以后苏联电影的发展过程中一直有非常好的散文电影的出现，如舒克申的《红莓》、舍皮奇科的《升华》和罗斯托茨基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影片。特别是最后这部影片以散文诗的方式展示了二战时期苏联女战士的魅力与悲壮。正像卡拉甘诺夫所谈到的：“姑娘们在远离前线和部队的卡累利阿地区森林里一个接一个倒下去了，但是他们在牵制了敌人、阻止敌人伞兵窜向白海运河的战斗中立下了功劳，……每个姑娘都像他们的指挥员瓦斯科夫准尉一样，在影片的进行中展示出自己的个性。因此，他们建立功勋的诗学形象表现得更加突出，对胜利的价值的思考也通过银幕动作、气氛和语调得到更加清晰地刻画。”[4](p110)影片以充满诗意的艺术意境，描绘了影片的典型环境：幽静的山林、漂浮着轻纱一样的雾的湖面，古老的乡野小教堂，远近传来的鸟的叫声，安宁而又富有生气的村庄。然而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发生了一场卓绝的生死较量。六个美丽的姑娘为祖国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象爱神一样的女战士在这样美的环境里为国捐躯，使人充满了痛惜和崇敬。影片的诗化散文特点还表现在它的结构上，在影片中以残酷的战斗为发展主线，然后根据主题表现的需要，构筑了三个不同时空的画面形式，并从空间的情绪色彩上创造了这种结构所必需的意境。黑白颜色的镜头表现的是阴森残酷的战争，高光色彩镜头表现的是姑娘们对战前爱情与家庭的回忆，而真实还原的色彩则是对现实安宁幸福生活的再现。正是这样的彩色蒙太奇的结构形式，使严峻的战争、梦一般的回忆和绚丽的现实既形成鲜明的对比，又有着密切联系。高调彩色而提纯了的回忆场面是现实女战士的信念和力量的源泉，而现实那美丽灿烂的山林，又是女英雄们的崇高精神的折光。影片以凝炼的笔触、抒情的意境和新颖的结构形式，从多方面塑造出了极富启迪意义的银幕形象，并深刻地揭示了战争实质。
综上所述，苏联电影中所表现出来强烈诗意和散文色彩，实际上是其所追求的文学风格的多种表现方式，并折射着俄罗斯文学的传统的文化色彩。电影的这种风格也确实给人们带来了新颖的欣赏喜悦和美的艺术享受。正是由于此，苏联电影在世界影坛上独树一帜，并对我国的电影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
苏联电影浓郁的文学特性也不可避免的影响到中国的电影艺术创作，然而这种艺术上的影响由于社会政治方面的极左思想的制约，有时候显得顺利，有时候也呈现出曲折和困难。这是因为当时我国的政治大环境决定了电影所关注的首先是电影的思想内容，也就是说中国电影对于苏联电影的接受首先注重的是其革命的思想内容。我们从众多的苏联电影作品中认识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想，看到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与巩固政权的复杂性与艰苦性，并鼓舞了我们的胜利信心。此外，我们更多的还是提倡从前苏联电影中获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和感染，如所放映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乡村女教师》等等。这一些电影在当时确实给了正在进行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以极大的鼓舞和教益，也对年轻的新中国电影给予极大地影响。正象夏衍同志所描述的：“以苏联电影为榜样，并制成了许多反帝反封建的、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影片。”[5](P8)而这一切在我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电影作品中可以看出来，象《钢铁战士》、《红日》、《红旗谱》、《南征北战》、《地道战》等影片。可以说苏联不但影响了中国电影的发展，而且，也整整影响了中国一代人的思想和电影审美观念。但是此时我们的失误也是严重的，那就是我们在关注苏联电影的革命性与思想性的同时，却有意无意的忽略了苏联电影在艺术上所表现出来的鲜明的文学诗意的美学特性。特别是当五十年代苏联电影出现解冻迹象时，不少的富有探索精神的苏联电影艺术家坚持人道主义原则，努力从多方面开拓电影表现生活的领域，并且在艺术形式上进行大胆的试验，拍出了很多富有强烈文学性的“诗电影”和“散文电影”。象《雁南飞》、《海之歌》、《士兵之歌》、《七面风》、《伊万的童年》、《恋人曲》等为人们所瞩目的优秀影片。这些影片虽然也能很快通过不同渠道输入到中国，但那时国内对待这些影片的态度很是令人费解的。当时的情况是，这些影片大都是作为反面教材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放映，人们不但对这些影片思想内容的变化和艺术形式的创新视而不见反而以极“左”的态度对其展开了大规模的批判活动，把这些富有艺术探索价值的影片看作是资产阶级人性论的黑样板，是政治上的修正主义，是艺术上的形式主义。当然也有一些电影界的有识之士，敏锐的注意到这些苏联影片的审美意识上的创新性，并对这些影片的诗学特点做出了深入的分析。郑雪莱先生对此曾说道：“我们有些同志囿守于三四十年代：‘戏剧电影’的概念，认为‘诗电影’、‘散文电影’等等仿佛都属于旁门左道，甚至将其斥为‘现代派’，殊不知爱森斯坦、杜甫仁科、早已是‘诗电影’的代表人物，尤特凯维奇、格拉西莫夫、赫依费茨迄今仍是以散文电影风格的成熟运用而著称。……采用戏剧或诗、散文的风格则属于诗学的范畴。其实、散文化或散文电影在现代电影中已成为相当普遍的风格，它更接近于叙事文学，及艺术散文的诗学特点，因而使电影与文学更加靠拢。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倒可以说，现代电影中的文学形式大为加强了。”接着在谈到苏联电影《海之歌》时，他又说道：“这个电影剧本既有散文、诗(抒情诗)、史诗(叙事诗)的因素，又有戏剧的因素，它既具有较高的电影艺术综合性及电影性，又具有不可置疑的文学魅力或文学性。”[6](下卷p64)显然在真正的电影艺术家那里，他们还是在默默地关注和研究着苏联电影。苏联文学诗意电影对我国的影响在以后年代的电影创作中逐渐显示出来。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电影诞生以后的几十年间都是影戏和戏剧电影的天下，只有极个别的影片如《小城之恋》表现出一定的文学色彩。我国电影真正地向艺术、向文学靠拢是在“”以后开始的。此时电影的风格、样式、结构开始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一大批极富文学性的电影相继出现。随着电影美学观念的进一步确立，这个时期的中国电影在叙事结构上演化为一种更加随意自由、更加生活化叙事方式，于是出现了散文式电影。如《城南旧事》、《都市里的村庄》、《小街》、《逆光》、《巴山夜雨》、《如意》等。这些影片都力求从电影艺术的本体、现实生活的本源与流程上来进行艺术的变革。《都市里的村庄》采用了多层次、多侧面穿插并进的手法，虽然它以丁小亚受冷漠与孤立的故事为主线，但其他的情节纠葛并不是它的必然有机延伸，而是相对独立地发展的，对主题有着自己的意义。《城南旧事》则是以小主人公英子童年的目光，关注着发生在老北京的几个故事，这几个事件之间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但又是时代的折光，影片的格调朴实清新、含蓄隽永，叙事随意自然，有着极强的艺术真实感。这些影片在结构上都力求避免人物的戏剧化，尽量按照生活的自然流程和真实的时间关系来结构影片。影片还注重细节的运用，注重场面的积累，注重光影造型，强调视觉形象的象征意味，使影片透露出浓浓的诗意。此外这些散文式影片都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和新颖的文学式结构形式受到了人们的喜爱，并在国内外各种电影节上获得荣誉。
新时期中国电影美学观念最突出的变化则是文学诗意影片的崛起，这是由一批年轻的“学院派”电影艺术家们带来的。这些艺术家大都是科班出身，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和扎实的电影理论知识，并受过严格的电影制作训练。他们观摩了大量的外国影片，其中包括苏联的一些经典影片，并从中汲取有益的艺术元素。他们在对中国传统电影冷静深入反思的基础上，从电影本体论出发，向文学靠拢，大胆实践，终于以自己别具一格的富于诗意美的电影给世人一个惊喜。《红高梁》、《黄土地》、《海滩》、《晚钟》、《菊豆》、《我的父亲母亲》等影片在世界影坛上相继获得大奖，这标志着中国文学诗意派电影美学的诞生。这些影片充满了强烈的探索精神和造型意识，注重向文学吸取营养。影片中大都通过精心的空间造型和叙事以展示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并以此来揭示审美对象的深刻内涵。影片中那些高度写真又混然整体的空间处理，质朴逼真又达到高度的象征概括化的画面构图、以及精心独到的光影造型等不但给人以新颖的诗的意境感受，而且还传达着丰富多义的历史文化意蕴。
这种诗意美电影还打破了叙事电影中情节是塑造人物、展示内涵的唯一的手段。在传统的电影中叙事性占统治地位，影片要叙述的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它或曲折、或惊险，总是要把来龙去脉交代清楚，这种电影的情节体系，实际上是一种线性的封闭性电影结构表现方式。而诗意电影强调的象诗一样是意象而不只是故事，它刻意追求的是通过比喻、象征、拟人的手法，以及色彩、光影等空间影像的造型以达到作品思想内涵的目的，并希求运用形象的含蓄性给接受者以思考、回味的广阔空间，让接受主体自己去体悟影像造型的思想意义。所以说诗意电影是意象体系，是开放性的结构。由于诗意电影重视影片的造型性，这就必然带来影像思想意念的多义性，一个画面、一缕光影、一抹色彩都可以引起观众多种多样的联想和思索，每个人也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去寻找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可以看出，这种“以形写神”、“写意传神”既有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特征，也有苏联“诗电影”和“散文电影”的艺术韵味。如《海滩》中老鳗鲤等人奔向咆哮的海潮，人和自然合为一体，显示出无穷的意味性。《黄土地》结尾处，憨憨穿着红兜肚在求雨的人群中呼喊着，逆向奔行，画面采用的是高速摄影，缓慢的奔跑动作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它所创造的意念也是耐人寻味，富有意义的，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更是一部情节简单、纯净的电影。有的人把这部影片描述为“散文诗”，也有人称之为“抒情电影”，实际上都无不可。的确，《我的父亲母亲》不同于张艺谋以往的风格，他不是着意在影片中讲述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和故事，而更多地是一种对意境和画面的塑造。这部影片虽然淡化了故事情节，然而却通过优美出众的音画造型传递给观众一种诗情画意的美感，一种心灵的抚慰，表现的是艺术家对美、对真挚爱情的理解和追求。另外，创作者在这类影片中都不是通过画面把现成的结论和观念奉送给观众，而是运用精心营造的富有诗意美的画面引导观众去想象和思考，进而感悟人生，理解世界。总起来看，在文学诗意美字观念下创作的电影作品具有新颖独立的意义，由于这类影片是以新的结构形式和造型语言来表现当代人的意识和观念，所以它不仅是一种直感的艺术，同时也是一种理解思考的艺术，它同当代人多层次、多视点、多极性的思维方式是相一致的。诗意电影及其美学观念正是通过电影的特殊造型手段，向世界电影美学的哲理化、内心化和生活化健步迈进，终于以其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使中国电影在世界影坛独树一帜。电影的这种发展趋势，实际上也是电影自身发展规律的必然。电影作为一门综合性艺术，确实汲取了各种艺术的营养，但我认为它主要还是从文学和戏剧获得了更多的自身发展的基质。到现在为止，不管电影的自身视听造型手段有多么长足的发展，他仍然摆脱不了文学的强大支持，或者说他仍然需要向文学那样以其对现实生活的深入表现力和对人、对世界深刻认识来赢得自身生存的价值。如果说苏联电影一开始就注意到文学元素的重要性，并进而在电影艺术实践中实现了电影的文学诗意性，那么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在学习借鉴的前提下，也终于创作出具有民族特色的诗意性电影，这对于我国电影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当前，电影面临着巨大的市场压力，在商品经济规律的支配下，电影文化出现了新的转型，出现了内容风格和艺术形式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令人担忧的是有相当一部分影片出现了“浅”、“俗”、“丑”的不良倾向，缺乏艺术的魅力，当然也就不能吸引观众。电影的创作不能为了迎合市场就一味地闹剧化和粗俗化，而应遵循电影的艺术的创作规律，着眼于提高影片的艺术晶位。所以说我们的电影还是应该多借鉴一些外国电影的创作经验，特别是苏联电影的文学诗意性特点，要提高我们的电影的艺术品位，使电影在给人娱乐的同时，更能给人强烈的富有诗意的审美感受，这样电影的发展才会多样化，才会受到观众的喜爱，也才会更有前途。
［摘要］电影和文学虽属于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但改编却将两者巧妙地结合起来。儿童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类型，它以其生动活泼的语言风格、天马行空的诡谲想象、丰富多样的叙事内容而大放异彩，深受读者的喜爱。在视觉文化成为主流的今天，将儿童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的例子不胜枚举。本文即以英美经典文学的电影改编作为切入视角，从改编策略、改编效果、影像表达三个方面展开论述，探讨文学与电影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而把握电影改编的规律。
［关键词］儿童文学;电影;改编
电影和文学虽属于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但改编却将两者巧妙地结合起来。在电影发展史上，大量的文学作品都通过改编的方式被搬上大银幕，如《乱世佳人》《傲慢与偏见》《面纱》《肖申克的救赎》等著名影片都是由小说改编而成的。儿童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类型，它以其生动活泼的语言风格、天马行空的诡谲想象、丰富多样的叙事内容而大放异彩，深受读者的喜爱。［1］在视觉文化成为主流的今天，将儿童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的例子不胜枚举。本文即以英美经典文学的电影改编作为切入视角，从改编策略、改编效果、影像表达三个方面展开论述，探讨文学与电影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而把握电影改编的规律。
一、改编策略
电影与文学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类型，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就意味着把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绝非易事。作为视觉艺术的电影主要通过直观的影像画面来讲述故事，具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而小说则依靠文字来塑造人物形象，描写主人公的心理活动。所以，将文学改编为电影实质就是将文字语言转换为视听语言的过程。但电影改编并不是简单照搬复原，而是要在忠于原著的基础上进行二次创作，这样才能获得成功。为数众多的英美儿童文学的电影改编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被搬上大银幕，引起了轰动。首先，叙事内容的转换是英美经典儿童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的重要手段。电影和儿童文学都是典型的叙事性艺术，以讲述故事作为自己的叙事基础，这种共通的特点为把文学改编成电影提供了可能。删增与改动是电影改编的主要手段，是把文学转化为电影的必经之路。［2］以经典童话故事《灰姑娘》的电影改编为例。灰姑娘的故事在欧洲流传久远，很多电影制作者都对这个童话进行过改编，其中影响较大的是迪士尼推出的《仙履奇缘》三部曲，即《仙履奇缘》《美梦成真》和《时间魔法》。1950年上映的动画影片《仙履奇缘》基本上延续了原著的叙事模式，讲述了处境凄惨的灰姑娘在神仙教母的帮助下成功地参加了王子举办的舞会，并最终获得幸福的故事。除此之外，影片也保留了小说中的经典元素，如水晶鞋、南瓜车、魔法等，这体现了影片对原著继承的一面。但灰姑娘的故事内容相对简单，无法满足电影74分钟的片长要求，于是在改编的过程中，电影增加猫鼠追逐等情节，丰富了影片的叙事内容。而《美梦成真》和《时间魔法》作为续作，它们对灰姑娘的故事则进行了全新的演绎。2002年推出的这部《美梦成真》由三个故事连缀而成，讲述了灰姑娘成为王妃后的生活。身为王妃的灰姑娘无法适应自己的新身份，这令她感到十分难过。在经历了挣扎与纠结、痛苦与迷茫之后，灰姑娘终于意识到了只有做回自己，这样的生活才会完美。2007年的《时间魔法》讲述了继母利用魔法将灰姑娘打回原形，但坚强的灰姑娘通过自己的努力打败了邪恶的继母，重获属于自己的幸福。由这三部影片可以看出，它们都以灰姑娘的故事作为叙事基础，同时又根据影片需要进行了改编，将灰姑娘的故事进行了全新的演绎，令人眼前一亮。其次，在改编的过程中对人物形象进行重新塑造，这是电影改编的另一策略。英美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为电影改编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同时它们也通过电影的传播而焕发着新的生机与活力。在电影史上，为数众多的英美儿童文学都被改编成电影，如《查理与巧克力工厂》《精灵鼠小弟》《冰雪奇缘》《驯龙高手》等。这些影片在忠于原著的基础上，对人物形象进行了重新塑造，这大大增强了电影的艺术表现力。在蒂姆•伯顿执导的影片《爱丽丝梦游仙境》中，导演对女主人公爱丽丝这一形象的刻画可谓用心良苦。这部影片是根据英国童话大师刘易斯•卡罗尔的两部儿童作品———《爱丽丝漫游仙境》和《爱丽丝镜中奇遇记》改编而来的。电影通过爱丽丝掉进兔子洞展开叙事，讲述了她在仙境的种种遭遇。在爱丽丝形象的塑造上，影片与小说相比大有不同。小说中的爱丽丝还是一个孩子，对未知世界充满了无尽的幻想，天真活泼;而电影中的爱丽丝是一个19岁的少女，遇到事情有着自己的看法。小说对于爱丽丝形象的刻画较为单薄，没用凸显出人物在经历困难后的心理变化;而电影则通过爱丽丝击败红皇后、解救疯帽子、大战恶龙等情节细腻地表现了爱丽丝内心的波动与选择，由此将一个丰满、立体的人物呈现在观众眼前。
二、改编效果
将经典的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是目前电影创作的主要手段，是沟通电影与文学的纽带。一般来说，电影与儿童文学属于不同的艺术形式，有着各自的创作规律与特点，这就决定了将儿童文学转换成电影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因此，在对文学进行改编的过程中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在文学基础上进行改编的电影作品无论是在叙事节奏上，还是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抑或是故事情节方面，都与原著不尽相同。首先，根据儿童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在叙事节奏上更显紧凑。文学与电影毕竟存在着不同:文学作品可以用洋洋洒洒的几十万字来讲述故事，但电影需要在有限的时间里通过激烈的戏剧冲突、明快的叙事节奏来完成叙事，以此来吸引观众的目光。因此，改编自文学作品的影片与原著相比会呈现出极大的不同之处，这突出地表现在叙事节奏上。儿童文学以儿童作为阅读主体，多以平铺直叙的单线叙事为主，故事情节相对简单，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并不激烈，这符合儿童的认知能力和接受水平。［3］但是电影在受众群体的定位上并不局限在某一个群体，这影响着电影的改编策略。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饱满立体的人物形象、引人入胜的悬念设置是电影改编的主要特征，呈现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根据同名儿童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夏洛的网》在清新自然的镜头语言下，讲述了小猪威尔伯与蜘蛛夏洛之间发生的一系列故事。电影为了使叙事更加紧凑、人物形象更加丰满，于是在原著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改动。如删减了夏日、家庭谈话、蟋蟀等章节，增加了老鼠、蜘蛛、乌鸦等动物的戏份。这样的改编策略使得整部影片的故事情节更加流畅、紧凑，给人一种一气呵成的感觉。其次，从文字到电影的改编效果还体现在叙事主题的继承与深化上。在英美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中，赞美人性的善良与美好是其主要的叙事内容。如《夏洛的网》中对纯真友谊的歌颂、《动物农庄》中对动物反抗精神的赞美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样，以这些文学作品为蓝本改编而成的电影在主题思想上也体现着明显的继承性。但是儿童文学以通俗易懂为主，这必然会影响作品的思想表达深度，给人一种浅显、简单的感觉。因此，电影制作者在进行改编的过程中，会通过各种方式深化原著的主旨，以影片《爱丽丝梦游仙境》为例。电影突破了原著的故事情节，在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下，讲述了主人公爱丽丝的成长历程。电影延续着小说中爱丽丝对自我身份的寻找与确认这一主题，“我是谁”成为困扰爱丽丝的一个难题。除此之外，影片还深化了电影的主题，将成长的主题融入爱丽丝寻找自我的过程中，这样的处理使电影更耐人回味。从表面上看，爱丽丝在仙境所做的一切是命中注定，因为“预言书”中早有记载。但是，影片着重刻画了爱丽丝在遭遇困难时候的点滴成长轨迹。当她回到现实世界，勇敢地拒绝了豪门公子的求婚时，一个独立自信的女性人格由此树立。
三、影像表达
在电影发展史上，涌现的许多经典儿童影片都是由文学作品改编而成的。改编为电影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同时文学作品也通过改编焕发了新的生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它主要借助文字来描绘形象，留给读者巨大的想象空间;而作为直观艺术的电影则是通过镜头语言来表情达意。改编成为沟通文学与电影之间的桥梁，实现了两者之间的转化。从文字到影像，改编电影赋予了原著新的生命。首先，根据英美经典儿童文学改编的电影直观地呈现了原著的空间场景。从文学到电影的改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其中包括叙事内容的改造、人物形象的重塑、环境场景的选择等。或唯美、或壮观的场景环境为人物活动提供了空间场所，成为刻画人物心理、渲染氛围的重要手段，因此也成为电影改编者关注的重点。2010年梦工厂推出的系列影片《驯龙高手》改编自葛蕾熙达•柯维尔的同名儿童文学作品，讲述了维京少年希卡普成长为一个英雄的传奇故事。影片开始就是一场激烈的人龙大战的场面:喷射火焰的凶猛巨龙、四处逃跑的维京居民、英勇奋战的屠龙勇士……整个博克岛陷入一片慌乱之中。电影通过刻画如此激烈的战争场面，凸显了人类与恶龙之间势不两立的生存状态。在村落居民的心中，龙是邪恶、可怕的生物。因此，“格杀勿论”成为每个村民心中的基本信条，但这之中不包括希卡普。少年希卡普也曾想通过屠龙行为向父亲证明自己的能力，也想肩负起保卫家园的重任。但当一条受伤的夜煞摆在他眼前时，他犹豫了，最终他选择放走夜煞。在接下来与夜煞的相处中，他渐渐发现龙并没有人们所描述的那么可怕。影片通过场景的呈现，描绘了一幅人龙和谐相处的感人画面。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巨龙巢穴的视觉呈现:在雾气缭绕的画面中，成群的龙飞进了一个漆黑的山洞，将捕获的食物投到深渊之中。电影以鬼魅的红色、阴冷的黑色作为主色调来表现空间环境，营造了一种阴森、恐怖的氛围。其次，改编电影的影像表达还体现在影像风格方面。文学作品是电影素材的重要来源之一，为电影的发展注入活力。改编电影主要通过把大量的文学语言转化为流动、直观的画面呈现在观众眼前，进而实现两种艺术之间的转换。但是不同的导演因为个人风格的不同，他们拍摄出的电影也具有鲜明的个人色彩，这在英美儿童文学的电影改编中自然也不例外。例如，鬼才导演蒂姆•伯顿在拍摄电影时就常常将哥特元素融入其中，这在《剪刀手爱德华》《僵尸新娘》等诸多影片中都有体现。在改编电影《爱丽丝梦游仙境》中，蒂姆•伯顿同样以他所擅长的哥特手法进行拍摄，展现了导演独特的艺术创造力。［4］掉入兔子洞的爱丽丝来到了仙境，跟随她的脚步观众看到了神秘的古堡、阴森的墓地、恐怖的森林……导演用哥特元素装饰画面，营造了一个充满神秘气息的童话世界，令人大饱眼福。而在系列影片《霍比特人》中，彼得•杰克逊则用气势恢宏的场景、如梦如幻的色彩、灵活多变的镜头打造了一个与众不同的魔幻世界。霍比特人比尔博•巴金斯原本生活在夏尔国，这里山清水秀，景色宜人。但是巫师甘道夫的到来却打破了他平静的生活，巴金斯由此展开了一系列充满传奇色彩的冒险旅程。在路途中，这支探险队不仅看到了隐藏在森林深处的精灵王国、可怕的荒蛮之地，还遭到了半兽人军队的围攻、恶龙史矛革的攻击。在历尽千辛万苦之后，主人公巴金斯终于成为一位有担当的霍比特人。作为影像时代下的“宠儿”，电影在诞生之初就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一方面，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为电影艺术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故事素材，成为电影创作的一个重要源泉。另一方面，电影凭借其强大的视听优势将文学语言转换成直观的画面，扩大了文学作品的影响力。《驯龙高手》《动物庄园》《纳尼亚传奇》等经典英美儿童文学的成功改编为电影艺术的蓬勃发展注入了动力，同时也为电影产业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作者：王菲 单位：中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摘要：高校外国文学教学引入电影，可以帮助学生了解外国文化背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教学相长，但容易造成学生以观影取代文本阅读。教师在教学实践中要坚持文本教学为主、电影教学为辅的原则，精心甄选影片，引导学生回归文本阅读，通过文本细读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比较文学的思维方法。
关键词：外国文学 电影 细读 问题意识 比较文学
在视听文化影响强大的当下，经典名著备受冷落已是不争的事实。大学生普遍倾心于影视产品带来的视听愉悦，而对文学名著的阅读兴趣索然，这给以作品为支撑的外国文学课堂带来了挑战，有学者提出构建“图文互文的教学模式”。[1]许多中文专业的教师根据外国文学的课程特点和大学生审美心理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将外国电影作为课程资源引入课堂进行开发利用。电影进入外国文学课堂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为学生了解外国文化打开一扇窗，也可能会让学生止步于文学阅读。教师只有正确认识电影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地位作用和弊端，才能充分发挥电影作为课程资源的功能，拓宽学生文化视野，“引导大学生健康地鉴赏西方文学经典，吸纳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从而建构开放性的人文视野。”[1]培养学生比较文学的思维方法。本文围绕电影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利弊和策略进行思考探索，希望能对外国文学课堂改革提供一些启发。
1电影在外国文学教学的优势
1.1电影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异域文化
外国文学教学引入电影资源，为学生感知国外文化提供了良好的媒介。文学是人类精神文化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外国文学植根于深厚的国外文化土壤中，对外国文化背景和特点的了解将有助于学生深入解读外国文学作品的思想内涵。学生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耳濡目染中长大，对西方文化存在疏离感，文化差异成为学生学习外国文学的障碍。由于个人经历、视野的局限，学生对异域文化的了解也仅仅停留在一些文化符号上。学生阅读的外国文学作品基本上是由外文翻译的中文版本，因此与原汁原味的外国文学作品又隔了一层。文学作品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学生对外国文学作品的理解和阐释，是建立在了解国外历史文化背景的基础上。学生对外国文化和价值观念了解不足，学习外国文学如同雾里看花、隔靴搔痒。译制电影是学生感知了解外国文化的便捷途径，尽管电影中的人物语言经过了翻译转化，但影片所负载的风俗、礼仪、艺术、宗教、历史等文化信息则是原始直接的呈现，它是鲜活生动的文化资料，能够带给学生直接的感性认知，为学生深入解读文学作品的人文意蕴奠定基础。
1.2电影进入外国文学教学能促进教学相长
新生代大学生思想自由活跃，周围充斥着让人目不暇接的文化消费产品。外国文学课堂如果继续依靠教材和教师传统的讲授已经很难唤醒他们的热情和求知欲。声、情、画并茂的影音资源则让他们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能够调动学生学习外国文学的兴趣。课堂教学改革提倡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只有学生的兴趣被充分调动起来，主体性作用才能得到发挥，而电影资源的巧妙嵌入有助于打破沉闷的课堂氛围，吸引学生走进外国文学的世界，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投入外国文学课程的学习，提高学习效果。电影进入外国文学课堂，可以促进教师专业技能的拓展和文化素养的提升。电影是一门有别于文学的艺术样式，它的叙事手法、鉴赏方法都与文学存在着差异。外国文学教师要高效利用电影资源为教学服务，需要加强电影艺术鉴赏活动和专业理论的学习。教师在教学中运用电影资源，重在培养学生跨学科的思维方式，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探索文学作品向电影艺术转化过程中的取舍与再创造问题，提高学生的艺术素养。教师只有加强电影鉴赏和批评方面的知识学习和实践活动，才能在教学过程中游刃有余、收放自如，实现文本阅读与电影鉴赏的有机融合，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2外国文学课堂利用电影的弊端
文学和电影是两种不同的艺术样式，它们有各自的媒介、言说方式和话语体系。依据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融合了编导的生命体验、价值取向、艺术个性等元素，即使是忠于原著的电影也已经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异。电影创作者受到电影时间和叙事节奏的制约，在改编时会对原著中的人物、内容、情节等进行削减和压缩。阅读一部长篇小说一般需要几天的时间，而观看一部译制影片仅需一两个小时，且给人带来视听愉悦。尽管每位外国文学老师都会给学生提出文本阅读要求，但很多学生通过观看影片捕捉故事情节，体会人物形象，把电影看作原著的压缩版，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放弃对作品的阅读。文本阅读的缺失会阻碍学生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发展，造成学生语言运用能力的下降。电影毕竟是一种面向大众的消费文化产品，在创作的过程中会考虑大众的审美趣味和市场因素，会对原著进行大刀阔斧的改编，造成电影在人文诉求、风格呈现等方面与原著产生很大的分离。如果学生选择这样的影片作为文本阅读的替代品，则会造成对原著的误读。
3外国文学教学运用电影的策略
3.1坚持文本教学为主、电影教学为辅的原则
电影资源进入课堂只是一种辅助性的教学手段，它以服务文本教学为指归。外国文学教学以文学课程的学习为主阵地，“一切教学活动都应在本专业教学大纲教学计划下合理有序地进行。影视教学服务于文学教程，就是要更加突出专业特点，更好地完成课程任务。”[2]教师要正确认识电影资源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作用和地位，不能喧宾夺主，以影片观赏代替课堂讲授。教师在外国文学教学实践中根据学习内容的特点和学生的认知水平，适时引入电影资源，充分发挥电影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课程资源作用。十九世纪浪漫主义代表作家雨果和司汤达，他们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又蕴含着丰富的宗教、历史、社会心理等文化信息。由于年代间隔及社会文化差异，仅靠文本阅读及想象活动和教师的讲解，学生难以进入小说构建的历史文化场景中。教师如果借助《巴黎圣母院》《红与黑》等经典影片，可以帮助学生进入立体可感的历史情境中，缩小历史文化隔膜感，走近文学大师精心营造的艺术世界，用心灵触碰他们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
3.2精选影片，引导学生回归文本阅读
部分外国文学名著有不同的电影改编版本，有的电影对原著改动较大，注入了浓重的商业元素，不适合选作外国文学教学的课程资源。教师要有效利用电影资源为教学服务，需要谨慎筛选影片，“真正把那些成功地体现原著精神，又能依据影视艺术本体特征改变而生成的作品带进课堂。”[3]教师在选择影片时，最好选取原声带中文字幕的电影，此类影片能够呈现给学生原生态的声音和情境。《高老头》、《包法利夫人》（1991版）、《巴黎圣母院》、《红与黑》、《安娜•卡列妮娜》等影片成功再现了原著的艺术风格，不仅能够带给学生强烈的视觉审美体验和情感涤荡，而且能够诱发学生阅读原著的冲动。“文学经典的意义永远阐释不尽，而一个好的电影版本只是众多阐释中的一种，鼓励学生从图像回归到文字，在比较和细读中发现问题，获得认知和审美感受。”[4]教师选取忠实于原著主题和艺术风格的影片，通过电影这扇艺术之门，引导学生向文本阅读回归。学习外国文学如果离开了文本阅读这一根本方法，无异于缘木求鱼。通过电影这个窗口，教师有意识“引导学生去潜心阅读小说原著，培养学生对文学的敬畏之心和专业责任感，进而提高学生的艺术素养审美情趣和鉴赏批判能力。”[5]阅读在外国文学课程的学习中发挥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功能，学生要涵养文学精神，是不能绕过文学作品阅读这个基本途径的。阅读过程是一个陶冶心灵和蓄养情操的过程，它能够发展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丰富自身的生命体验，提升人文素养。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对外国经典电影与小说文本进行参照性阅读。日本电影《罗生门》通过多视角叙事揭示人性的深邃复杂，福克纳的意识流小说《喧哗与骚动》也采用了多视角复沓叙事的手法。学生在学习福克纳这一部分内容时，教师可以推荐学生观看影片《罗生门》，学生通过观摩影片获得对多角度叙事的感性认识，再引导学生阅读福克纳的代表作《喧哗与骚动》。通过两者的对比性阅读，教师顺势引导学生比较辨析二者叙事艺术的差异，实现文学史与文论学习的结合，在阅读实践中提升学生思辨能力和理论素养。学生在文本的阅读过程中，可以与作家的灵魂展开碰撞和对话，丰富情感，锻炼独立思考的能力。
3.3重视文本细读，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跨学科思维
“从比较文学的观念出发改革外国文学课程,对于培养本科生的比较文学观念与世界文学眼光、本硕阶段专业知识的自然衔接以及和课程本身的时代性和学术性,都是十分有利且必要的。”[6]而引导学生对电影和原著进行比较性阅读是培养学生比较文学思维的一条途径。以文学作品为蓝本的电影改编是一个跨学科重构的过程，电影创作者在重构的过程中融入了许多时下流行的文化元素，赋予文学经典以现代性审美内涵，表达创作者的审美旨趣和艺术追求。教师引导学生从跨学科、跨文化的角度思考文学与电影艺术之间的关系问题，利用这类电影资源帮助学生建立比较文学的概念。例如好莱坞影片《特洛伊》对《伊利亚特》的改编大胆调整了人与神的关系，有意弱化了神的色彩和力量，突出了人的因素。[7]教师要把学生观影的热情与史诗的阅读结合起来。教师在运用影片进行外国文学教学时，要有明确的目的性，精心设计问题，引导学生通过对小说和电影文本的细读，考量电影在画面构图、场景调度、视点转换等方面的深层意蕴，探索电影在人物形象塑造、情节设计等方面对原著的继承和超越。只有通过对文本的细读，才能洞察细节差异，逐步建立起问题意识，在比较文学的视域下探索文学转化为电影艺术过程中的“遗传”和“变异”问题。教师要引导学生将碎片化的感性认识进行梳理归纳，上升到理性思考的层面，逐步培养学生比较文学的思维能力。而比较文学的视野和思维对学生日后的工作实践或者学术研究都是大有裨益的。由于外国文学教学课时和教学任务的限制，教师可以将精选的外国影片推荐给学生在业余时间进行观摩鉴赏，将影片细读延伸到课堂之外。在观摩影片之后，鼓励学生撰写影片赏析或评论，对学生进行思维和语言能力训练，这样不仅可以优化教学效果，也有利于学生实践技能的发展；也可以借助撰写课程论文或者毕业论文的机会，激发学生调动自身的知识储备和审美感受力，在文学作品和电影的话语转换之间进行穿越性思考，将体验和感悟进行理论化、系统化的阐发，培养学生的学术思维能力，为他们今后的学习研究奠定基础。
作者：黄晓丽 单位：周口师范学院政法学院
一、网络文学：电影改编的源头活水
消费文化语境下的网络文学和电影改编，在其生产、传播、消费等各个环节中都呈现出消费时代的属性特征。首先，从创作文本上来看，网络文学积极探索大众文化心理，寻找作品与读者之间的情感共鸣，倾向于消遣化、娱乐化、青春化的文学风格，丰富的题材类型几乎涵盖了大众的各类选择，在改编成电影剧本时自然迎合了市场的消费需求。如网络人气小说《失恋33天》立足于青春情感题材，在网络上连载时便拥有极高的点击率。在对其进行电影改编时，制片方以“光棍节”爱情治愈系电影为卖点，取得了不凡的票房业绩。网络文学的优势不仅在于其适应市场需求的文学题材类型，还在于其拥有海量的故事资源。如网络小说《请你原谅我》讲述了一位罹患癌症的都市女白领叶蓝秋因“公交不让座”而遭到全民网络人肉搜索的故事，后改编为电影《搜索》（陈凯歌执导）。影片中通过人物、事件的逐层推进，展现了一系列如同“蝴蝶效应”般的职场、道德、舆论、人情等社会各方面的变动沉浮。该影片以其新颖独特的故事题材，在国产电影低潮期一路逆势而上，最终获得了电影市场的认可。电影与网络文学结合带来的是资源共享，这种共享不仅可以有效地缓解电影剧本资源的匮乏，也可以实现网络文学与电影的市场双赢。其次，从版权营销上来看，网络文学既是电影剧本的源头活水，同时又能降低电影剧本的版权费用。当下的文学网站已进入“全版权营销”时代，各网站通过多媒体、跨行业的营销建立起了“签约—付费阅读—印刷出版—影视—游戏改编”等一系列完整的产业链模式。网络文学的作者大多只是业余出身，他们的版权费用与专业编剧相比自然存在不小的差距。虽然随着网络文学电影改编热潮的兴起，网络的版权费用也在逐年提升，但对于制片方来说，相较于支付给知名编剧的版权费用，购买网络文学的改编版权仍具有较大的资金优势。热门职场小说《杜拉拉升职记》在版权营销上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案例。这部小说不仅被成功改编为电影、电视剧，还改编为话剧，登上剧场舞台。另外，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0年12月《中国网络文学用户调研报告》中显示，“网络文学改编影视剧有很大市场空间，表示会观看网络文学改编的电影/电视剧的用户比例达79.2%”。因此网络文学的版权经营和多元开发是一个巨大的产业金矿，网络文学的电影改编，不仅仅是文化资本增值的过程，也是消费文化属性的一大表现。再次，从受众群体上来看，从网络文学的读者到电影市场的观众都是文化产业“参与性消费”的一员。在以往的传统文化模式中，受众群体仅仅是单向的文化消费者，只能被动地接受书本和影视文化作品的内容，即使有发表评论的权利，也往往是文学、电影作品完成之后才能参与其中，缺乏能动性而颇显滞后性。当下媒介的多元化发展使得文化产业的受众群体可以通过在网络上自由评论和表达的方式参与文化产业的各个环节，甚至可以引导文学/影视作品的生产、策划、推介的走向。具体来说，在传统的文学模式中作者在稿纸上挥洒笔墨，读者抱书本体验情感，作者与读者之间是“创作—阅读”的单向传输。随着信息开放与共享的网络时代的来临，读者参与文学创作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在新型的文学模式中，作者与读者形成了“创作—评论—再创作”的交互性传输。在写作前，网络作家首先要了解读者的阅读需求，选择符合市场需要的题材；在写作中，网络作家可以通过阅读网友的实时评论、与网友互动讨论等多种形式来随时调整创作内容和创作走向；写作完成后，网络作家可以依靠作品的网络人气实现影视改编的文化资本增值。当今的文化市场所谓是“得网民者得天下”，在改编电影之前，热门网络小说已经获得了极高的人气，聚集了一大批网络读者。当网络文学改编成电影后，这些读者自然会转化为忠实的电影观众。同时，这些读者/观众也会积极表达自己的意见，甚至影响电影选角、创作、宣传的走向。在此影响下，电影市场也适时而变，运用微博、微信、贴吧、论坛等各类新兴方式与受众沟通，积极了解受众的情感需求，满足受众的心理期待，从而达到票房口碑双丰收的目的。因此，在消费文化语境下，受众群体不再是单纯的客体身份，而是交互环境中的一员。他们凭借网络的影响力介入创作、参与创作，成为文化创作的重要一环。这种受众的“参与性消费”正是互联网影响力介入文化产业链条的表现，也是媒介多元化时代背景下消费文化的重要价值标准。
二、电影市场：网络文学的坚强后盾
工业化/产业化的发展，市场上商品数量和种类的极大丰富，使得大众的需求得到了源源不断的满足。但同时，伴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大众的消费欲望也在逐步扩大。“冲动和满足源之间的直接相互作用被打破了，冲动受到控制并且有意识地指向一个扩大了的满意领域。”在消费文化时代，由于受到这种“需求—生产—再需求—再生产”滚雪球模式的影响，文化产业不可免俗地成为了一种工业化批量生产的产物。网络文学与电影作为两种审美化的消费品，同样属于文化产业化的范畴，它们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也符合上述“生产—需求”的互动关系。网络文学的电影改编，促进了国产电影的蓬勃发展；反之电影市场的需求，也影响着网络文学的走向。电影改编热使网络文学“潜剧本写作”方式逐步推广。网络文学本来就是一种文学与大众文化消费需求、文化产业营销合力的实践行为。由于网络文学是建立在互联网技术平台上的写作，生产方式的不同使得网络作家对市场需求的把握往往要比传统作家敏锐得多；另外，网络作家要想在丰富多样的网络文学版图中争得一席之地，他的文学生产力必须不断地提升。因此，与传统作家高高在上的精英姿态相比，网络作家更倾向于融入大众、走向民间，主动地采取文化和商业并行的写作策略。电影改编作为网络文学产业链的一环，它的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使得网络文学扩大再生产成为可能。敏锐的网络作家们很快感受到电影改编的持续热力，开始有意识地将写作朝着电影剧本的方向靠拢，形成了“潜剧本写作”的倾向。在选题上，侧重于电影市场热捧的题材，如青春、玄幻、戏仿等；在情节安排上，更加注重戏剧化的场景效果；主人公形象、语言表达都自觉地采取影视剧本写作的方式。这种方式不仅可以大大增加作品被影视公司青睐的可能性，而且影视公司在购买该作品后，可以不用花费很大精力去再次改编，减少电影制作环节的投入。同时，网络文学网站也相继成立了自己的编剧公司，开展剧本改编推广工作。所以，无论是网络文学的电影改编，还是“潜剧本写作”与网络文学网站自营的编剧公司，都是消费文化需求下的文学生产与增值过程，是文学生产方式和生产力的改造提升，也是文学产业化时代网络文学发展的新趋势。电影改编进一步推动了文学的产业化发展。产业化“是指某种产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行业需求为导向，以实现效益为目标，依靠专业服务和质量管理，形成的系列化和品牌化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如网络小说《盗墓笔记》，自2006年在网络连载以后，迅速积累了大量的读者。2007年小说一经印刷出版便登上了畅销书榜单。随后随着网络小说的继续连载，以《盗墓笔记》为依托的文化产业化模式逐步形成。小说不仅改编为漫画、游戏、还改编成话剧、以及与国外影视团队合作的影视剧制作，实现了全版权运营，取得了较高的增值收入。这一案例表明，网络文学要想持续良性发展，还是要依托自身优势，与电脑、手机、电影、电视、剧院、出版界等多媒介合作，走出一条文化产业化道路。在这一点上，“盛大文学”的运营和发展就是一个强有力的证明。“盛大文学”自称为“全球华语小说梦工厂”，是中国最大的社区驱动型网络文学平台。根据盛大文学网站显示，“2012年，盛大文学在影视等版权开发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共计售出版权作品近千余部，艾瑞报告显示，2011年根据网络原创文学作品改编的影视剧中，来自于盛大文学的原创作品最多”。这种有组织、有规模、系统化、标准化地进行网络文学创作，并有针对性地进行电影改编的生产模式，既拓展了网络文学的生存空间，又适应了大众文化消费的需求，是文化产业化的最好诠释。电影改编还是网络文学走向主流文学，得以与传统的精英文学分庭抗礼的重要助推力。纵观我国几千年历史，精英文化一直以其严肃的使命感、高雅的审美性牢牢占据着文化界的主流位置；与之相对应的大众文化则一直处于支流甚至是末流。“在很大程度上，传统的大众概念都是精英的对立面，不管其定位态度是肯定还是否定，因为只要文化被强化其精神审美的一面，大众就难以摆脱非精神审美的拘牵，而被定位于较低的精神维度。”而在当下的消费时代里，文化早已走下神坛回归民间，成为了“狂欢式”的大众娱乐体验，具有大众化、日常化、娱乐化的审美特征。这种大众文化消解了精英文化较为纯粹的审美范式，瓦解了精英文化的权威地位，从而使文化走向了多元化的发展道路。以早期的网络文学来看，由于网络文学的写作者一般非专业作家出身，并未接受过系统的文学熏陶和写作训练，因此他们的作品难免出现立意粗俗、语言鄙陋的状况；同时网络文学的消费者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文学品位低下；再加之网络文学市场的庞杂性，导致管理约束的困难，这几方面的原因共同使得网络文学难以登上大雅之堂。与传统的精英文学平起平坐。然而随着近年来网络文学市场的逐步规范，网络文学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文化水平的提高，一大批文学性和审美性俱佳的网络文学作品涌现了出来，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就国产电影的发展历程来看，改革开放后许多优秀的电影作品如《芙蓉镇》《大红灯笼高高挂》《红高粱》《活着》等，都是由传统作家的优秀文学作品改编而成；然而近几年的国产电影市场，却热衷于网络文学的电影改编。这除了网络文学的高人气之外，与网络文学自觉的文学性和审美性的追求是分不开的。如《山楂树之恋》和《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这两部网络文学改编的同名电影，以其清新唯美的审美品格给电影市场带来了一股清风，展现了当下网络文学的较高水准。随着网络文学的发展壮大，主流文学与网络文学也打破了不相往来的格局，出现了主动交流的新局面。唐家三少、当年明月等著名网络作家当选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等部级文学大奖也向网络文学敞开了大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也在网络文学的版权保护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为网络文学产业的良性发展保驾护航。由此可见，借助消费市场特别是电影市场的强大助推力，网络文学实现了与主流文学的握手，文坛出现了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互动互补、繁荣发展的新局面。无论是主流文学还是网络文学，都应以文学性和审美性为评判标准，创作优秀的文学作品，并为电影市场提供源源不断的文学资源。
三、网络文学与电影互动性消费展望
“拷贝盘上的世界和印刷文字中个人的梦幻经验有密切的关系电影业自身也把自己的一切成就看成是导源于小说，这一点不无道理。电影的拷贝形态和剧本形态，都完完全全和书籍文化纠缠在一起。”因此，一部优秀的电影作品离不开一个好故事、好剧本。尽管在消费时代，文学也成为一种消费商品，但同时它又不等同于普通的日常消费品。网络文学若想与电影继续“联姻”，就必须自觉提高文学作品的审美性，注重思想深度的挖掘，关注现实干预生活，构建一个健康的文学生态。只有做到这一点，网络文学才能在影视改编市场占据更多的份额。另一方面，电影在选择网络文学进行改编时，除了注重文学的审美性和思想性，也要充分考虑到电影创作的自身规律，选择易于改编的网络文学作品。路易斯•贾内梯在谈电影的文学改编时讲到：“一般认为，如果某个艺术作品在某种艺术形式中的成就较高，改编至另一形式的成绩就往往不如其原著。因此，《傲慢与偏见》虽被改编成电影多次，成就却都有限。而影史的杰作，如《假面》《公民凯恩》，几乎都不能改编成小说。这主要是因为文学与电影媒介不同，其内容分别受其形式支配。”因此，网络文学的电影改编，必须做出系统化的分析，如电影的文学性如何，角色的表达能否完全呈现，整部影片是从什么角度来叙述，改编策略是忠于原著的“忠实改编”还是只保留原著意念的“松散改编”，这些都是改编过程中需要考量的问题。综上所述，当下的网络文学为电影改编提供了源头活水，反之电影市场又成为网络文学发展的助推力量，这是消费时代文化策略与商业策略共赢的结果。只有保持这种可持续、有活力的互动消费模式，才是网络文学与电影发展的长久之计和正确趋势。就此而言，网络文学与电影实现产业化合作，仍然有一段漫长的道路要走。
作者：张书娟 单位:浙江大学
一、文学与电影相互改编的比较研究
（一）原著文本与改编电影的比较研究
文学与电影的联姻主要体现在电影对文学文本的改编。传统的电影改编强调对原著的忠实再现，但二者之间的关系不可简单地归结为图像语言对文字语言的置换，这也是两种不同的叙述模式之间的转化。改编过程中两种艺术内在的差异性更能引起大众舆论和文艺评论的关注。从写作学的角度来看，影视图像是对文学文本的二度创作。现如今，“电影改编不再是仅仅发挥其普及经典阐释文学原著的功能，也不再仅仅是选‘电影性和文学性的小说’或‘能够充分电影化的作品’来改编，它的外延与内涵都扩大了。”[1]新世纪的电影作品没有止步于再现原著，而是在改编过程中较多地突显编剧和导演的个性化解读及创作。例如张艺谋改编自严歌苓同名小说的电影《陆犯焉识》，只选取了小说最后30页的内容。影片在叙事手法上是张艺谋式的，淡化情节和主题，长于场面的营造、情感的煽发、色调的渲染。因而使得改编后的影片留白较多，减少了必要的情节过渡、交待和发展，给观众更多的艺术想象空间。而小说《陆犯焉识》是通过主人公陆焉识在残酷的动荡岁月里的命运变迁，控诉了政治环境对人性的摧残和异化，歌颂了知识分子对于正直、良知、责任的坚守以及自由的追寻。改编后的影片，在情节上成了原著的删减版，在主题上对于历史的反思和自由的追寻均被弱化，观众的聚焦点被转移到了时代变迁中爱情和亲情的思索上来。另一方面新世纪以来，影视剧改编成为大部分作家创作作品和扩大影响的潜在梦想，因而使得文学文本具备了鲜明的影视化特征。电影艺术镜头式的叙事语言、强烈感官刺激的象征符号、故事情节的强化等等都对当代文学写作有着深远的影响。从文学批评的角度而言，电影改编是对原著作品的阐释和批评，它成为一种新的文学接受和批评方式。因为电影制作者“在电影剧本写作、电影拍摄甚至后期制作的过程中对原著所做的选择、删减、增加甚至变形都体现了一种完整意义上的批评方式。”[2]我国关于文学与电影的跨学科研究长期局限于原著文影视与舞台艺术本及其改编电影的相似与差异性的比较，这包含文艺理论和创作实践两个方面的研究。比如李欧梵的《文学与电影改编》、张宗伟的《中外文学名著的影视改编》、魏韶华的《从小说到电影——1980年代以来现代文学名著电影改编的理论与实践及其反思》等。学术界也有针对个体作家小说的电影改编的专题研究，比如《刘震云小说的影视化研究》《麦家小说影像化研究》《严歌苓小说与影视改编互动关系研究》等。总体说来，对小说与电影改编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在具体的文本细读、改编的理论研究以及改编差异性的原因分析等问题上似乎稍有欠缺。并且从研究对象出现的时间上来看，主要是集中在新世纪以前的小说文本与改编作品的比较研究。新世纪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如张爱玲的《色戒》、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麦家的《风声》等纷纷被搬上荧幕，其中不少是对文学原著再创造的精品。然而与此相关的研究在数量上较之新时期电影改编的研究要匮乏得多，研究观念和方法也较为陈旧，往往是从叙事学的角度探讨文学与电影的结合与背离。今天，我们的研究应当从电影对文学的二度创作的角度出发，突破传统的文学文本与电影作品在主题、情节、结构、意义、风格等方面异同性的浅层比较，而应当深入挖掘改编的规律及美学意义、差异性产生的原因及衡量改编成败得失的标准等等。我们既要关注新世纪以来具体的电影改编现象，也要注意抽象改编理论的探求，从而更好地指导电影改编实践。
（二）电影及其改编小说的比较研究
新世纪以来，畅销小说改编成电影已经是司空见惯的现象，而热映的电影改编成小说这种反向发展的模式也逐渐盛行起来。如周杰伦为自编自导自演的两部电影撰写的同名小说《不能说的秘密》和《天台》。这种改编力求忠实于原著，不颠覆受众原有的观影印象，因而创作空间不大。根据电影改编小说的创造性主要体现在文学语言对影像语言的转换上。倘若小说的语言缺乏表现力和感染力，便难以复原影片所营造的画面感和情绪感，往往沦为品质低劣、缺乏营养的“快餐文学”。小说《被偷走的那五年》的作者八月长安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根据影视改编小说并不容易，“镜头语言和文字语言存在巨大的差异，电影中许多灵动的情节和细节落在纸上会失掉三分颜色，把具体的画面与声音转化为富有想象力的文字，这样的再创作其实相当吃力不讨好。”电影及其改编小说的比较研究，由于研究对象较少，尚未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我们可以把电影改编小说纳入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新型创作现象中加以研究，比如可探讨电影改编小说的创作原理、叙事特点、改编质量的评价标准等等。
二、突破“改编式”研究套路的探索
除改编原著之外，中国现当代文学资源对于电影作品的创作灵感、主题内涵、叙述策略等方面影响的研究尤其匮乏。因此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资源与新世纪电影的互动研究仍有进一步开拓发展的空间。
（一）非改编原著与电影的比较研究
即跨越性地比较电影改编原著之外的文本和电影在主题内涵和艺术形式等方面的异同。这并非是基于感性认识、生硬地建立二者的联系，重点突出的是二者的借鉴和承继关系，从而实现不同艺术形式间跨越时空的文化对话。有关这方面的研究特别是聚焦于新世纪电影的研究相当的匮乏。苏州大学章颜在2013年完成的博士毕业论文《跨文化视野下的文学与电影改编研究》中通过比较歌德的诗剧《浮士德》、黑泽明的名作《生之欲》在内容和形式上的相似性与差异性，探讨了文学和电影在跨文化语境中的对话。这是近年来，少有的突破“改编式”研究套路的实践性探索，这对我们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内探讨非原著文本与新世纪电影的交流互动给予了宝贵的启示。比如我们可以对小说《爸爸爸》与电影《杀生》进行比较研究。《杀生》的导演管虎在接受访谈时称韩少功的小说《爸爸爸》中的傻子形象（丙崽）乃是影片主人公牛结实的创作灵感来源，影片“也有寻求某种精神之根的意思”。[3]可见，影片与这部“寻根文学”的代表作有着强烈的思想共鸣。两者都继承了鲁迅国民性寻根的创作思维，既赞颂了包含于民间文化中的民族优良品质，又批判了潜藏于传统文化心理中的国民劣根性。通过两者的比较研究，我们可以建构起新世纪电影作品与上个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思潮”沟通的桥梁，甚至可以上溯到鲁迅先生开创的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艺术影响至深的一个思想母题——批判和改造国民劣根性，使得两种不同艺术形式的比较在建构健康的国民性，推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这一方面找到了契合点。
（二）电影作品蕴含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资源的解读性研究
新世纪以来，不少导演为了寻找艺术创新的生长点，凭借文学化方式变革传统的电影语言。文学化思维为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的艺术表现手法和美学风格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对于电影文学化的理解，我们可以不必肤浅地仅从改编的角度去挖掘文学在故事情节、主题内涵、人物性格等方面对电影产生的影响，还可以拓展性地探讨文学在创作思维、艺术手法等方面对电影的美学风格和表现手段施加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例如陈晓的《文学与电影的联姻——以侯孝贤、朱天文合作为研究个案》，以长期跨界合作的导演侯孝贤和作家朱天文共有的艺术品味为出发点，总结两者艺术创作上的共性，比如张爱玲式的苍凉意境、故土乡愁情怀、社会边缘化视角、散文化的叙事风格等，进而探讨两者如何实现电影与文学两种艺术形式的成功契合。新世纪以来，文学化的理念思维和表达方式，在贾樟柯、管虎、王小帅等的电影作品中，已经成为一个鲜明的符号，引起了评论界的普遍关注。如管虎电影作品中包蕴的鲁迅文学精神、寻根文学思潮等等。我们通过对新世纪以来电影作品深入细致地鉴赏研究，发掘其内蕴的中国现当代作家的文学思想、创作母题以及文学思潮、文学流派、叙述策略等文学性元素，从文学、文艺学以及比较文学的角度，可以充分地发挥中国现当代文学资源对于电影艺术的阐释功能，同时也可以归纳出新世纪电影文学化的特色及规律，进而为新世纪电影的发展提供启示和借鉴。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研究的电影作品的创作时间可由上个世纪拓展至新世纪，从而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当下研究价值。研究的电影作品也可突破本土的局限，放眼全球电影市场，创造性地开掘中国现当代文学资源对于世界电影的艺术阐释功能，进而探讨人性、生存困境等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话题。
作者：寇嫒丽 单位：南昌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本文作者：王洁辉 单位：平顶山学院国际教育交流学院
在文化艺术多元化发展的时代，这种“照搬式”的影视改编路径难以保持生命力和吸引力，而畅销小说的洛阳纸贵让影视创作者看到新的曙光。从《黑暗时代》《亚瑟王》的英雄传奇故事，到《布拉格之恋》的悖论式“眩晕”技法，再到《达•芬奇密码》的详略得当、跌宕起伏，电影改编从畅销小说中汲取灵感又勇于创新，迎来一个叫好又叫座的成功时代。
电影的叙事性文学足迹:选材与详略
畅销小说的改编电影绝大多数是以故事为着眼点的，情节的推动、人物的设定是电影的核心，叙事性的特点使电影中的文学足迹较为明显。电影改编的关键环节集中在背景选材、详略取舍与叙事手法上。第一，文学选材要深厚、广泛，探索尽可能多的观众兴趣点，以便于激发电影创作灵感;第二，不可照搬原著，影视作品的时间有限，无法洋洋洒洒几十万字，因此情节安排要详略得当、去粗取精。
(一)取材广泛，视角集中
小说家从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的搜索中汲取灵感，对亚瑟王传奇的描写不断推陈出新，留下一部部巨著名篇，《亚瑟王之死》《国王牧歌》《仙后》《荒原》，构建了一个庞大的“亚瑟王国”。这个西方世界耳熟能详的传奇故事，不可避免地成为影视创作的取材源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四部:1981年《黑暗时代》、1995年《第一骑士》、2001年《阿瓦隆迷雾》以及2004年公映的《亚瑟王》。《黑暗时代》是导演约翰•保曼的成名之作。这部作品较大程度忠于原著，完整的叙述了亚瑟王传奇的基本脉络，从亚瑟的出生、拔剑、称王，到一统天下、王国繁盛，直至背叛、乱伦和死亡。影片中人物众多，墨林、摩甘娜、兰斯洛特、桂尼维尔等都粉墨登场，且性格迥异，命运不同。由于叙事全面，情节安排上十分紧凑，圆桌骑士追寻圣杯等经典历险故事大多几笔带过，加之当时电影特效水平的限制，是电影看起来过于拖沓，更像是一部人物纪录片。亚瑟王传奇故事是博大、庞杂的，要把所有的情节融入两个小时的胶片中不切实际。《黑暗时代》做到了取材上的广泛着眼，但没有进行梳理和定位，细节表现不突出，疏于肤浅的叙事，而立意和文化内涵差强人意。
相比之下，杰瑞•查克导演1995年的作品《第一骑士》(又名《剑侠风流》)则截取了亚瑟王传奇的一个侧面，即圆桌骑士中勇士兰斯洛特对亚瑟王的忠诚和对王后桂尼维尔的爱情这个两难的抉择来展开情节。流浪剑客兰斯洛特从歹徒手中救下了出嫁途中的少女，风流剑客与妙龄少女一见钟情，为了陪在桂尼维尔的身边，骑士投在亚瑟王麾下默默守护，在一系列战争和吞并之后，两人有情人终成眷属。纵览全片，电影在小说故事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中世纪浪漫主义创新，雄伟的城堡、碧绿的原野、英俊的骑士，视觉效果极佳。可以说，这部影片取材于亚瑟王传奇，但定位在圆桌骑士的爱情故事中，探讨忠诚于爱的矛盾和抉择，情节紧凑集中、叙事完整，展现了一个独特的视角。2001年上映的《阿瓦隆迷雾》根据著名魔幻女作家玛莉恩•布托德蕾从女性角度改写的传说改编而成，女性主义足迹十分明显。影片故事自始至终是一个悲剧，背景设定为古老宗教的没落之时，虔诚的皇后桂尼维尔，野心勃勃的摩高丝，湖夫人薇薇安以及阿瓦隆最后的祭司摩根，在王国没落之时讲述一曲史诗般的传奇，姐弟乱伦、三角关系、父子相残等剧情残酷上演。亚瑟王传奇演化成为宗教斗争的产物，亚瑟王也丧失了领袖的睿智与英勇，沦为周旋于诸多女性之间的牺牲品。当一切复归于沉寂，茫茫原野中传来基督教堂沉郁的钟声，迷雾最终笼罩了阿瓦隆上空。这部影片的视角定位于亚瑟王背后的几个女性人物，以女性的视角展开情节，细腻且平静，没有硝烟四起的战争场面却内里波涛汹涌，可谓取材定位独树一帜。四部影片中最为出名的要数2004年公映的大片《亚瑟王》，它一改《阿瓦隆迷雾》的颓废与无奈，亚瑟王重新恢复了骑士领袖的英勇与果敢。他成功地把互相仇杀的部落统一起来，带领他们取得了一系列决定性的胜利。电影还原了当时的历史，以亚瑟王的统一之路为视角，围绕这个核心展开情节，战争场面宏伟，骑士、将军刻画英勇伟岸，是一部较为成功的英雄主义战争史诗作品。影视改编在取材时要完整、广泛，但定位视角时要注意取舍与偏颇，应当选取一个核心点展开情节，设定饱满的人物形象，切忌眉毛胡子一把抓。电影毕竟与小说不同，它应该是精炼的、集中的。
(二)详略得当，张弛有度
《达•芬奇密码》(TheDaVinciCode)是美国作家丹•布朗的一部悬疑小说，一经面市就横扫美国各大畅销书榜，以750万本的成绩打破美国小说销售纪录。在叙事话语上，作者采用简洁、紧凑的语言，特充满悬念的设置故事情节，展开叙述。此外，书中大量使用了文字游戏、字谜游戏和密码游戏，把峋山隐修会、达•芬奇、牛顿等特定历史人物和故事重新解读，内容丰富，文化深厚。电影《达•芬奇密码》在进行改编创作时保留了原著的悬疑特质，紧凑情节，选取最贴近“追凶寻宝”主题的边线展开叙述，以时间的直线顺序发展为主导来组织叙事。影片安排详略得当，事态从点到面渐次发展，整个故事环环相扣、一波三折。因果式线形结构在影片中发挥到了极致，利用制造悬念、设置圈套等叙述技巧，强调对信息的藏与露、铺垫与照应，极大增强了本文中难以表达的结构叙事张力，紧紧抓住观众的情绪和脉搏。小说的情节特别是解谜过程十分复杂，全部融入电影如处理不当会显得枯燥、晦涩，导演在把握精髓的基础上删减了部分环节，以紧凑影片节奏。例如，片中删去了兰登与索菲在卢浮宫逃跑前与巡逻警察斗智斗勇的较量情节，还有假装去撒骨灰等，使影片的关注点集中于谜题的发现与破解之间，为主要情节留有余地。又如，出于发行和票房的考虑，影片对宗教问题没有过多的争论和阐述，对达•芬奇的生平、画作《岩间圣母》的描述都没有出现，对圣婚也只是在影片结尾时出现很少的镜头，回避态度十分明显。笔者认为，这种详略得当的选取是十分必要的。呈现在观众眼前的是一部危机重重的悬疑侦破故事，这也是影片受众范围广泛的基础，过多的宗教描写难免喧宾夺主，使影片流于小众的宗教主题电影。
小说与电影的互文叙事
影视创作者要承认和利用小说与电影的互文叙事，观众难免会将改编电影与原著相对比，作为两个相对独立的叙事单元来比照，创作者不要一味地剥离或靠近，而应结合语言性与画面感，发现更多有价值的艺术特性和连接点。法国后结构主义学者克里斯蒂娃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中最先提出了“互文性”概念:“所谓互文性是指任何一个单独的文本都是不自足的，它必须在与其他文本交互参照、交互指涉的过程中产生;任何文本都是一种互文，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毫无疑问，文学与电影也具有很强的互文性特征，不能割裂开来，特别是在影视改编中它们的共同点都是叙事。前者通过文字叙事，而后者借助镜头叙事。两者的艺术元素是相互交织的，文学具有电影的空间视觉性，要通过想象实现;电影具有文学的时间流逝性，要通过活动的视觉画面来表现。
以小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与电影作品《布拉格之春》为例，两者在叙事上具有共同性，而策略上却各有所长。《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一开始就有叙事者存在，“我”在小说第一句提出“永恒轮回”的哲学命题，旨在为小说中的人物托马斯设置一个规定情境，即关于轻与重的存在编码。而导演考夫曼在长篇的哲学理论中提炼出了电影主题，选择用托马斯与特蕾莎的爱情长跑为主线，由表及里为观众展现轻与重的哲学命题。与小说的单线叙述不同，影片分为五个阶段展开情节:小镇初遇、感情插曲、布拉格政变、流亡瑞士、回归田园。
或许有人认为，影片《布拉格之恋》只是米兰•昆德拉小说的一小部分，但正是这一段影像，像影片中多次出现的镜子一样触手可及又凉气袭人，外化了小说深奥的哲学逻辑，使叙事更加通俗、生动。立足于文学与电影改编的互文性，我们能更好地解读影片的文学足迹，创作最佳的剧本，实现更高的电影艺术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