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循环经济是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一种经济增长的模式。我国有关的循环经济立法存在许多疏漏,应予以完善。应确立循环经济法预防原则、公众参与原则、分担责任原则和“3R”原则;建立健全法律体系,发挥政府公众的作用。
论文关键词 循环经济 法制建设 经济增长模式
循环经济是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一种经济增长的模式。循环经济发展法制建设,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要保障。如果说国家在发展循环经济的过程中,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予以规范和制约,那么循环经济的发展就犹如水中月、镜中花。强化循环经济法制建设,涉及每一个公民的衣食住行,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的必要途径,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随着经济发展,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步伐加快,依法治国理念日益深入人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追求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矛盾日益突出,这给我国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制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拟从我国循环经济发展法制建设的现状入手,分析原因,并提出相关对策。
一、循环经济的涵义
1970年,A.克尼斯等人基于生态系统的危机,即物质代谢结构的崩溃而撰文提出了“物质循环分析论”,认为人类的经济活动应当包括资源、能源的投入生产加工分配流通最终消费排放废弃物的全过程,这是首次在经济学理论中提出经济循环与物质循环相适应的思想。
以物质循环分析论为基础,物质循环全过程管理理念逐渐形成,即对物质从生产直至废弃各个阶段实施全过程管理的过程,除了回收、再生循环和再商品化外,还必须促进和管理全社会的物质循环,体现了循环经济的内涵和外延。
二、我国循环经济法制建设现状及问题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开始建设中国特色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到目前为止,我国已出台十余部环境保护法律,包括《环境保护法》、《矿产资源法》、《节约资源法》、《水法》、《清洁生产促进法》、《水土保持法》等。在《清洁生产促进法》中首次提到“循环经济”,这在我国循环经济发展历程中是一次尝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规定了国家对固体废弃物污染的防治的内容,该法中的这项规定充分体现了实施减量化的基本理念,为固体废物的处理提出了法律依据。而《循环经济促进法》为循环经济发展创造了基本的法律构架,但是我国并没有相关的行政法规对循环经济做出规定,只以有《报废汽车回收管理办法》、《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退耕还林》细则中有所规定。
下面从我国法律体系方面具体分析存在的问题:
第一,我国法律规定不够完善,有许多领域法律没有涉及,而在一些领域又存在规定上的重叠,给执法者带来许多麻烦,同时也不利于普及法律知识,例如我国环境保护法并没有对循环经济做出明确的规定,一些污染物存在跨行业的特性,对于这些特殊的物质,没有法律明确规定。
第二,立法过度集中在工业领域而忽视农业方面的立法,第三产业更是少之又少,同时工业立法因缺少相应配套措施也变得举步维艰,可反映出在产业结构的调整并没有在立法上给一、三产业相应的重视。
第三,环境立法存在的效力较低的固有问题,常常流于表面形式,没有相应的配套措施,提倡和口号比较多,没有规定权利和义务,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实现的可能性较小。
第四,建设主体规定的并不明确,法律只规定政府部门的公开信息义务,对于企业及其他主体没有明确规定,造成具体执行不畅。
第五,对生产责任延伸方面没有相关的监管保障,在发展循环经济的下,建立的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在责任主体上规定了生产者不仅对本企业的产品负责,企业有对产品进行回收和清除的责任,看似完备的制度设计其实缺乏相关法律责任的规定和政府的执行监督文件。
三、我国循环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和对策
(一)循环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确立循环经济法律原则,在促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使国家、企业时刻保持正确的方向,明确保护环境的义务和责任,更加注重发挥政策的引导作用,同时强调清洁生产和提高资源利用率和废物合理排放的重要性。
1.预防原则
预防原则,是针对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造成环境破坏提出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短缺已成为我国乃至世界各国面临的突出环境问题,亟待寻求合适途径解决。环境污染包括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壤污染等,严重威胁人类生命健康及各种生物的生存环境的安全,不利于实现人类及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从源头上分析、解决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是落实预防原则的根本,特别要注意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针对汽车尾气和燃放烟花爆竹、工业生产排放的废气也要格外关注,通过制定限制排放量等具体的措施,运用相关的奖惩机制,鼓励公民和企业为保护环境做出一份贡献,同时更是造福人类和实现人类永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2.公众参与原则
公众参与原则,是实现政府管理与公众参与相结合,充分发挥群众的力量,广泛凝聚群众智慧,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在低碳循环经济领域只依靠政府力量力量是单薄的,效果是不显着的,通过政府制定政策办法指示,并在企业许可、监督管理等方面发挥引导作用,提高公民对参与低碳循环经济的积极性,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欧洲国家经历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工业生产的滞后性,使欧洲各国在上世界中期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环境问题。欧盟各国在经济政治地理文化等方面存在各种相似,在解决环境问题的过程中,各国协同合作,特别注意发挥群众的积极性,要提高群众的环保意识,通过公益广告、志愿者讲解等
宣传模式形成良好的氛围。
3.“3R”原则
3R原则即再利用、再循环、减量化的简称,是面对我国正处在经济高速发展,资源总量急剧减少,人口增长与资源消耗矛盾突出的现状应坚决贯彻的原则。我国人均资源严重不足,同时资源的利用率相对低下,能耗太高,污染物排放量超过环境的承载能力,由此产生的环境与资源问题成为循环经济发展的瓶颈。再利用即面对资源利用率低、资源浪费、为解决资源短缺与资源不能满足人类经济发展和人类生存的问题而提出的。要实现再利用,首先要政府加大科技投入,研发开采资源和利用资源的先进设备,同时要求不断提高各类社会主体节约资源的意识,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的发展道路。再循环,是与资源的再利用一脉相承的原则,通过对剩余资源和废物的再利用延长产业链,提高资源的利用率,既能克服废物排放的难题,又可以增加经济总量,是一种一举两得的措施。减量化,是指通过减少排放实现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措施,通过企业清洁生产,特别注意生产流程的低碳化和无污染,减少废气废水废物的排放。
4.分担责任原则
循环经济责任原则是指作为社会主体的国家、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公民对环境应尽的义务以及破坏环境承担的社会责任。严格区分不同主体的责任,使环境保护落到实处,如政府主要发挥引导和监督作用;企业要更加注重清洁生产和减少排放;公民培养从小处着手,从点滴做起的意识,要按照有关规定对生活垃圾进行排放,坚持绿色消费和低碳生活模式。通过各方努力,使环境保护保护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有条不紊地推进。循环经济责任原则就是更加明确了各个主体在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改善以及管理过程中的责任,使国家、政府、企业和公民共同配合,形成密切联系的整体。通过确立政府、企业和公民在资源综合利用、废料回收再利用、清洁生产、生态保护、绿色消费等方面的权利、义务,最大限度地实现环境资源分配方面的公平与正义,实现经济社会的永续发展。
(二)循环经济法的基本对策
我国循环经济起步较晚,发展比较缓慢,本身缺乏经验可循,并且面临技术、人员、管理、资金等诸多难题。因此,在法律法规和制度方面有较大空间可待提高。
首先,要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随着经济发展,法律往往显示出其滞后性和保守性,必须通过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和政策,将保护环境的各项要求落实到实处,使百姓和社会享受到循环经济的好处,比如在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加入保护环境的具体规定,作为约束竞争主体的一项准则,同时,其它法律中也要更加明确主体的权利和义务,特别是关于垃圾处理和废物利用等具体环节缺乏具体规定,在执行过程中难免存在各种问题,因此要从法律的角度给予充分的重视。
其次,政府要加强监管。加强与我国民间组织以及国际组织的合作,建立专门机构监管各类主体义务履行情况,建立相应的奖惩机制,要求拒绝承担义务或者未按要求安排生产生活的人员承担责任,对有效控制排放的主体给予物质奖励或者精神奖励,同时发挥国家宣传部门的作用,广泛开展宣传教育活动,转变发展模式必须依靠坚实的社会基础,必须牢固树立环境保护的意识,增强转方式调结构的紧迫感,增强群众绿色生活的意识和保护环境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再次,进一步建立废物控制管理制度。在日本,由于消费者数量庞大、分散,不利于统一管理,而生产者则不然,生产的产品废物的责任完全由企业自己承担,完全具有可操作性。我国应借鉴日本的经验,充分考虑不同主体的特点,有针对性的制定策略。现阶段我国各大生产行业还存在于生产链中技术落后的情况,因而产生的废物量超出法律规范要求的比例。《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对企业生产、已有约束性条款,但由于引进减排技术、再生利用废物的代价远高于废物产生的成本。因此,大多中小型生产企业多选用落后的经营模式,依然延用高耗能、高排放的粗放型生产方式,违背了国家发展节能型经济的宗旨,极大阻碍了我国建设节约型社会经济进程。所以,在循环经济法制建设中需要进一步建立废物控制管理制度,加强对废物产生量的控制。可以建立抑制废物产生制度,以预防为原则建立循环经济基本的法律制度,健全我国废物产生标准,建立从事废物处理工作的行业和产品的规范标准。鼓励更多科技人才投身到环保新兴技术的研发中。
论文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但居民收入差距却有逐步扩大的趋势,收入分配领域也存在着许多的问题。进行收入分配改革、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已经关系到了社会结构的稳定与和谐社会的建设。对于收入分配改革,我们应以制度推进为手段,以有效落实“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为基础,以垄断行业改革特别是垄断性国有企业的收入分配改革、财政税收改革为突破口,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以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论文关键词 经济法 收入分配改革 垄断性国有企业 财政税收
经济法作为一个立足于社会整体利益的法部门,其核心是社会本位,这来源于经济法对实质正义、社会效率、经济自由和经济民主的追求。因此,基于经济法的目的、价值观念、理念和特性,它理应在收入分配改革领域发挥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初次分配排除垄断和再次分配促进公平方面,发挥经济法中的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产业政策法和财税法的系统作用,本文也着意从这一方面来展开。
一、问题的提出
马克思曾对分配和生产的关系做过这样的经典论述,“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就是生产的产物”豍.从这一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认为收入分配公正、合理的实现首先需要所有制问题的解决,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着的诸多问题会随着生产力的极大发展而消失。但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迅速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的现实状况不同,居民收入差距有逐步扩大的趋势,收入分配领域也存在着许多的问题。据北师大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李实课题组测算认为,2010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50的水平。而按照国际上普遍认同的基尼系数等级线,0.40是警戒线,0.50是危机线,0.60是动乱线,这说明我国已经濒临危机线甚至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危机线竖.由此可见,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已迫在眉睫,进行收入分配改革、解决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已经关系到了社会结构的稳定与和谐社会的建设。
二、收入分配改革的顶层设计
所谓“顶层设计”,原本是来自网络工程学的一种说法,英文原文是top—downdesign,它是说在进行一个大系统的建设前,要从顶层开始,由上到下的进行设计豏.因此根据此理论,收入分配改革的顶层设计就是以怎样的理念和原则来指引和设计合理、有效地收入分配改革实践。
收入分配改革的顶层设计是否合理关系到收入分配改革的成败。基于经济法的视角,结合我国具体国情,我们认为对待收入分配改革,应该形成这样的共识:以制度推进为手段,以有效落实“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为基础,以垄断行业改革特别是垄断性国有企业的收入分配改革、财政税收改革为突破口,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以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三、如何有效落实我们的分配制度
落实好收入分配制度的目的在于提高居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中所占的比重,居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来源主要有两类:一是劳动报酬;二是财产性收入。因此如何提高居民的劳动报酬和财产性收入成为了问题的关键。
(一)提高居民的劳动报酬在当前我国“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格局之下,劳动报酬即工资仍是人们的主要收入来源。“十二五”规划中提出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建立和完善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这一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是靠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建立和最低工资水平的提高来实现的。(1)近几年来,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一直得不到完善和有效运作,在实践中出现了许多问题,这是无法靠政府一方面的力量来解决的,还要靠工会等社会自治团体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鉴于经济法主体角色的特定性以及劳动者力量的薄弱,大力培育社会组织、中介组织及其他NGO等自治组织成为协调政府与企业、个人利益,建立完善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有效途径。当然在培育工会等自治组织时,应避免“官办、官管、官运作”的现象,提高其自治性和自愿性,使其能够真正代表劳动者阶级的利益和诉求。(2)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水平是建立和完善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的基础所在,对于保障底层行业职工的工资水平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是保障底限性公平的体现。在这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政府政策的推动作用,形成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水平的制度。
(二)下大气力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财产性收入,是指家庭拥有的动产(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等)、不动产,如房屋、车辆、土地、收藏品等)所获得的收入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也提出了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决策。但目前居民的财产性收入还是很不乐观的,仅占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一小部分,迫切需要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因此要努力做到以下几点:(1)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前提是大力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尤其是在拆迁、征地和征用公民财产的过程中,要确保公民的财产权利和财富增加值权利不受侵害;(2)进一步明晰产权,使之能够在抵押、转让、出租等交易流动中广泛运用,这主要涉及的是居民的不动产方面;(3)在动产方面,我们可以看出,财产性收入的增加主要考验的是居民的理财能力。因此要靠金融机构的努力,拓宽居民金融理财渠道,让百姓拥有越来越多的金融理财工具和产品,同时加强对交易行为的规范,确保居民的合法财产权益不受侵犯。
四、垄断性国有企业收入分配改革
在收入分配领域,垄断性国企高收入群体与私营单位就业人员之间的收入差距成为体制内与体制外乃至整个社会收入分配差距的典型缩影豑.据国家统计局5月3日的数据显示,2010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的年平均工资为37147元,而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为20759元,前者是后者的1.8倍,足见两者差距较大。因此,收入分配 领域的国企改革对收入分配改革具有战略性的全局意义。但是对国有企业收入分配改革并不能笼统的一刀切,我们主要应是针对垄断性国有企业和国企管理人员的收入分配进行改革,这是改革的关键所在。而且单纯采取对垄断性国有企业和国企管理人员的减收政策是行不通的,笔者认为应坚持扩大体制内竞争和“结构性减薪”并举的总体策略。具体如下:
(1)通过扩大体制内竞争来改革垄断性国有企业的收入分配要充分发挥产业政策法和反垄断法的作用。首先通过产业政策立法,让更多的民营企业参与到体制内的竞争中来,尤其是在我们的电力、电信、石油等垄断性行业。让民营企业参与到体制内的竞争,这样不仅有利于私营企业利润的增长从而使其职工工资增长,更有利于市场竞争化程度的提高,使国有企业面对充分的竞争而焕发活力,更好地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其次,加强反垄断法和公司法的有效实施,使垄断性国有企业向着政企分开的现代化公司经营管理模式发展,尽最大限度减少某些垄断性国有企业行政职能和经济职能并存的现状,以优化市场竞争秩序,提高竞争水平。(2)主张对国企职工采取“结构性减薪”的做法,即基于特定目的对特定职业和特定岗位的人群实行减薪。首先在国有企业职工群体中,收入较高的是国企管理人员,原因有二,一是这些人员多由行政指派,没有在其任命上发挥市场的作用,二是这些高管的工资与企业绩效关联不大,且信息披露不全面。对其采取的措施主要是严格规范国企高管人员的薪酬管理,原则上控制或降低其收入水平,坚持市场才是企业家最好的定价者豓,并把管理因素对于企业的贡献作为其薪酬的重要衡量因素。其次,对于国企职工并非一味的控制或降低其收入水平,对于国企非正式职工,退休、下岗职工而言,要提高他们的工资福利水平。
五、财政税收改革
如果说初次分配领域的改革是基础,那么在再分配领域的改革则是促进收入分配更加合理的关键所在。初次分配领域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而对于再分配领域来说,则是经济法特别是财税法发挥其作用的最好舞台。财税法范围较广,以下着力从预算法和税法两个方面谈一下我们再分配领域的改革。
(一)预算法与再分配预算法是指调整国家在进行预算资金的筹集和取得、使用和分配以及监督和管理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其本质是对政府收支活动的控制。近年来政府的财政收入连年增长,有的地方增长率甚至已经超过了15%,大大超过了同期的GDP增速和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速。如何花好这些钱,如何让政府把钱花的更合理,则需要预算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要使我们的国家预算更好地服务于收入分配改革,笔者认为要做到以下两点:(1)促使合理财政支出结构的形成。加大对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以及区域协调发展方面的扶持力度,将财政支出更多地用于保民生、促增长上,使社会发展惠及人民大众。(2)减少行政权对预算权的干预。按照我国的政权组织形式,各级人大行使预算审批权,其他机关不得干预。但在现实生活中,行政权对人大预算审批权的干预尤为严重,尤其是在各级地方。因此必须切断行政权对人大预算审批权的干预,使政府在制度框架的束缚下合理分配财政支出。
(二)税法与再分配根据社会契约论,税是公民从国家获得的利益的对价,黑格尔也曾说过税是个人对国家作出的牺牲。从其本质来看,税收是政府对国民收入进行的二次分配,理应对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合理发挥应有的作用。税法与再分配应着力处理好两点:(1)加快结构性减税的步伐,即有增有减、结构性调整,减轻一部分群体和税种的税负水平。尤其是对于个人所得税而言,要合理制定个税起征点,实行综合所得制,即对收入总额实行累进制,多收多交,少收少交。(2)收入不公很大程度上源于社会财产的不公,因此要开征财产税,即以纳税人的某些特定财产数量或价值额为征税对象的类税,包括房产税、遗产税和赠与税等。目前我国还没有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许多学者也做过很多可行性研究,立法应尽快做出回应,出台相关法律,我们认为遗产税和赠与税的开征,有助于解决社会成员发展不公的问题。
六、结语
收入分配的改革需要法制的规范,随着依法治国和法治社会建设的逐步推进,经济法必将在收入分配改革领域发挥其举足轻重的作用,为收入分配改革保驾护航。
一、国家经济调节职能运行的法治原则
国家经济调节职能必须通过法律授权政府或社会组织行使。如同传统的国家统制职能必须由不同的职能机关诸如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以及法律监督机关分别行使、实现一样,国家经济调节职能作为因应市场经济而产生的国家职能,由法律授权政府或社会组织行使,如中国证监会、保监会和银监会作为部级事业单位,对金融资本市场进行独立监督、调控。不过,政府是法律授权实现国家经济调节职能的最重要的载体,政府依法行使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宏观调控权和微观规制权,是国家通过法律授予其履行国家经济调节职能的具体表现,而且不再是行政式的管理,更多表现为一种监管、一种积极的引导。国家以法律授权的方式选择政府履行经济调节职能,是因为政府具有比其他国家机关、社会组织更明显的优势:一方面政府机关设置健全,从中央政府到各级地方政府,各种职能部门、机构能够有效地执行复杂的任务;另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履盖面广、多层级的网络框架,对国民经济运行形成及时、有效的管理。同时,国家法律的执行素由行政机关来承担,对现实问题及时作出反应并不符合立法和司法的性质,因此,国家经济调节职能以法律授权形式授权政府实现是一种必然选择。
政府经济调节职能来源于法律授权,这意味着政府实现经济调节职能必须遵循法治原则,根据法律授权对市场经济运行生成的各种问题作出准确的回应并且提出解决方案,在法律框架内实现其经济调节的职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政府的定位和角色的转换,这是因为全能型政府职能模式使得政府习惯于以权力干预市场运行,习惯于用行政手段解决市场问题,由此可能导致政府在实现经济调节职能过程中不按市场规律办事,存在严重的“越位”、“错位”和“缺位”现象,而且政府内设机构职责交叉、权责脱节、效率不高等问题也严重制约市场机制效能的发挥,妨碍国家经济调节职能的实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实现国家对市场的经济调节职能只能是法律的执行者,这种定位决定了政府必须完成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责任政府的角色转换。
法治原则是政府履行经济调节职能的核心理念和基本准则。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治理中的法治既区别于人治,也区别于法制。英国法学家洛克认为法治就是政府应该以正式公布既定的法律来进行统治,这些法律不论贫富、不论权贵和庄稼人都一视同仁,并不因特殊情况而有出入。法治的核心思想是要依法治理国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任何组织和个人享有法律之外的特权,因此,法治的核心是严格依法办事,法治的关键在于制约权力。同样,法治作为一种社会管理机制,法的规定是社会管理的根据和手段,法的实现是社会管理的目标和要求。人治的本质是“贤人政治”,即依靠领导人或统治者的意志来管理国家和社会,处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治国方略、方式,具有随意专横的性质,政以言兴,也以言废,人治以权力为核心,轻视法律。法制虽然与法治有着密切的联系,泛指国家法律的体系、体制与架构的整体,法制既可能是约束权力的法治之下的法制,也可能是为权力控制的人治之下的法制,但法治追求法律至上和法律权威,任何人均必须遵守法律、服从法律;而且法治约束权力,尤其是对公共权力或者国家权力的约束,一切权力都必须服从法律,在法律之内活动。国家经济调节职能是因应市场经济而生的新型国家职能,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既反对权力干预市场运行,又需要权力纠正市场机制的外部性缺陷,需要政府运用权力纠正市场失灵。市场机制对权力的两面性决定了政府履行国家经济调节职能时必须严格依法处理市场问题。
法治原则要求政府履行国家经济调节职能必须有所作为。市场机制作为市场经济的内在调节机制,是价格、竞争、供求等市场因素在市场交换过程中相互制约与相互影响、自行调节经济运行的有机统一的系统,由价格机制、供求机制以及竞争机制构成,具有自发性、盲目性、唯利性和滞后性特点,由于市场本身存在不完全竞争、不完全信息以及外部性、公共物品不充分等市场障碍或市场缺陷,市场失灵成为市场机制不可克服的矛盾。
市场机制的内生性缺陷会直接导致资源配置失调、供求失衡、分配不均以及市场垄断等问题,进而扭曲国民经济整体运行。因此,微观领域的无序竞争和宏观领域的结构性失衡需要国家调节机制,即运用公权力,由“政府约束和指导”市场,调节宏观经济活动和规制、监管微观市场主体行为,限制“经济力量的自由运用”。
二、国家经济调节职能运行的法律限制
政府调节或干预市场必须依法办事,这是法治经济的应有之义。国家经济调节职能最根本的任务是制度供给,通过制定社会经济公共政策和市场运行法律规则,确立市场参与主体的行为规范,达成公开、公正、平等、有序、自由的竞争秩序。政府调节市场的宏观调控权和微观规制权来源于法律授权,其行使也必然受到法律的限制。
(一)政府经济调节的理念限制
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共同构成市场经济整体,微观经济涉及市场参加者及其经济行为,宏观经济则以国民经济运行为对象,表现为经济总量关系,主要是国民经济总供给、总需求以及总价格、总就业量等重要指标。宏观经济由不同的微观经济组成,微观经济运行受宏观经济指导。无论是宏观经济领域还是微观经济领域,完全依靠市场机制调节都会因市场固有的缺陷导致运行偏差,解决和处理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问题、克服市场机制的缺陷则是政府经济调节职能的根本任务。从理论上看,政府依法调节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分别采用“规制”和“调控”的不同思路和理念。
规制即规范、制约,是规定、制度的动态表现。简言之,规制就是以法律规范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以制度约束市场主体的行为,这是一个具体化、范畴化、目的化的动作概念。微观规制就是政府依法对参与市场运行的市场主体及其行为的干预。对于微观市场而言,只有通过具体的法律制度加以约束和规范,才能克服不同市场主体在利益最大化驱使下多元利益与市场秩序的冲突,才能建立一个统一行为规则、统一评判标准的平等、公平、公正、开放、自由的市场。因此,政府对微观市场采用“规制”的干预理念是对微观市场结构、特征理性分析的结果,其目的在于弥补和治理市场机制缺陷,规范和矫正市场活动、净化市场环境、确保市场竞争机制的良性运行。微观规制通过对市场主体准入、退出、行为和市场秩序维持的规范,实现政府与市场运行的最直接的接触。
调控即调节、控制,是一种综合化、系统化和间接化的行为方式。宏观调控是政府为促进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对宏观经济运行所为的经济总量调节和控制。政府对宏观经济领域采用调控的理念,充分体现了对宏观经济利益主体多元而复杂、对象广泛全面而又不确定、内容抽象而又不断变动等特征的理解和把握,体现了国家作为保障社会政治经济安全的公共利益代表者的高度责任心,也体现了政府在驾驭市场全局性问题上的独特优势和能力。政府根据法律授权履行国家经济调节职能,依据法律和政策,运用计划 、财政、货币和产业等调节工具,平衡经济波动和促进社会经济平衡发展。
政府对市场调节采取不同的“规制”和“调控”理念,在根本上是由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所存在的质的差异性决定的。政府为实现国家经济调节职能,在微观经济领域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直接禁止或强制要求市场主体行为,因此,规制是国家强权力在微观经济领域的运用,对清除市场机制的“毒瘤”、“赘肉”具有“速效”、“强硬”的功能,留给市场主体选择的余地较小;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却只能以间接的倡导、鼓励和利益诱导等方式,引导和促进各种利益主体的市场主体行为,达成实现整体经济战略、控制国民经济发展方向的目的,调控的特质决定了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柔性属性。
(二)政府经济调节的权力限制
政府干预市场的正当性在于市场需要,但政府干预同样面临失灵的危险。古典政治学家从政府的本质出发普遍认为政府源于人民的公意达成和公意授权,人们通过一定的契约关系建立公共组织管理社会,并认为政府以保护私有财产为目的,因此,政府是社会性的,没有自己的利益。但现代经济学家从“经济人”概念出发,把政府当作追求经济利益的个体看待,认为最大化地追求自己的利益也是政府的基本属性。不仅构成政府的官员有自己的私利,而且政府也有自身的利益,政府自利性弱化了政府的自我控制能力,政府在自利性驱使下的非理性行为最终导致产生政府失灵的危险。这是因为政府权力不仅仅是一种能量,而且也是一种动量,富有扩张性、侵略性和进犯性。
政府依法获得调节市场的宏观调控权和微观规制权,由此政府也承担了法律设定的积极作为和有效作为的义务。与权力是一种强势的政治资源截然相反,义务是一种负荷、一种负担,义务的先天特质具有劳务性、公务性和服务性,是一种不受欢迎的压力。权力与义务的各自特质决定了政府的选择偏好。从自利的动机出发,政府及其公职人员面对权力与义务的选择,最优的理性行为是努力实现自身公共权力的最大化,同时尽力将其依法承担的公共义务最小化,即尽可能逃避或推卸公共义务。政府及其官员对公共权力与义务的不同偏好决定了政府实现国家经济调节职能时,必然存在缺位、越位或错位的现象①,“法律、习惯、传统、道德教育这些设计出来和演化形成以限制或控制这些短期私利的做法”。
为克服政府失灵,防止政府实现国家经济调节职能过程中肆意干预市场或者怠于履行其市场规制、宏观调控职责,必须强化政府宏观调控权与微观规制权的法律限制。从经济法实践看,授权本身即构成政府权力的法律限制,因为在法治时代政府活动以法律明文规定为基础,凡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政府均不得作为。经济法在授权政府履行国家经济调节职能、行使宏观调控权和微观规制权的同时,也明确设定政府的法律义务,明确政府权力行使的条件、程序和方式、方法。以《价格法》为例,政府对市场价格的规制大多属于常规性规制,但《价格法》第30条至第32条对政府非常规的市场价格干预设置了相应的条件,即当重要商品或服务价格显着上涨或者有可能显着上涨,国务院和省级政府可以对部分价格采取限定差价率或者利润率、规定限价、实行提价申报制度和调价备案制度等干预措施;当市场价格总水平出现剧烈波动等异常状态时,国务院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或者部分区域内采取临时集中定价权限、部分或全面冻结价格的措施;在据以实行干预措施、紧急措施的情形消除后,应当及时解除干预措施、紧急措施。《反垄断法》对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设置、职责、认定标准、调查程序、调查措施、法律责任进行了严格的法律限制。
(三)政府经济调节的手段限制
我国学者一般认为政府干预市场的手段主要有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把最具权威性的法律手段与经济手段、行政手段放在同一层次,这种观念对法治社会、法治理念的构建具有相当的消极影响。行政手段是政府行政权的产物,具有“人治”属性。行政手段是政府采取的具有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指示、规定等措施调节和管理经济活动的手段,行政手段具有权威性、强制性、垂直性的法律特征。政府以行政手段干预市场的实质是以行政权力为中心的国家经济统制,是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力行为①,“在人治类型秩序中,由于倚重个别精英的聪明才智或超凡能力,致使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处于不确定状况,很大程度取决于个别领袖的判断与偏好”。由于行政手段来源于行政决策的指令,依赖于行政机关的实施,而行政决策受多种因素影响容易出现失误和偏差,导致政府行政干预手段的滥用和干预市场的负效应。20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经历了从消极行政到积极行政的演变,行政权力的扩张一方面符合社会现实的需要,使得市场获得政府公共权威的协调和保护,但另一方面行政权力不合理增长和被滥用又使得个体利益遭受侵害的可能性增大。因此,政府行政干预与市场主体自由权利呈现冲突状态,单纯运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是一种无节制、危险的干预活动,必须把这种手段上升为法律手段,以法的规定性使政府干预合法化、程序化、责任化,才能杜绝行政手段的随意性和无制约性。
经济手段的抽象性必须转换为法律制度才能得到有效的贯彻和实施。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尤其是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往往运用经济手段,即从经济体系中找出某些关键的经济变量作为杠杆,通过制定经济政策对宏观经济运行加以影响,只有那些具有杠杆性质能对国民经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变量才能构成宏观经济调控的经济手段,如财政、货币或者产业的经济变量调整手段不仅操作性强,而且涉及面广,影响深远,它要求国家运用经济杠杆干预市场必须谨慎,慎重使用经济手段。为防止政府在推行经济手段干预市场出现决策冲动和混沌,有效发挥经济手段在调控经济中的作用,也必须使经济政策的内容、手段法律化,使经济手段上升为法律手段,以法律手段贯彻、落实经济政策的思路和理念。
法律是一种强制性的行为规则,法律手段中的法律责任的归宿是任何行政手段或经济手段所无法仿效的,法律责任对主体行为的制约和威慑也是其他手段所无法实现的。政府对市场的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关系国计民生,影响社会全局,必须通过责任的追究才能达到慎行的目的。人的责任心与法律责任成正比,法律责任越重,人的责任心越强,法律责任越轻,人的责任心越弱,没有法律责任就没有人的责任心。为了杜绝政府干预经济中草率、主观、不负责任的现象,也为了昭示市场规则的严肃性,必须追求行政手段、经济手段的法律化。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无论是市场规制还是宏观调控,都不是国家的任意行为,而是依法治理市场的法律行为,通过法律手段实施,宏观调控与微观规制的法律化是西方市场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而转轨型国家职能的实现方式也正在发生着质的变化,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由单一的行政干预转向行政、经济和法律并用,且逐步迈向以法律调控为中心的轨道。
从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的命题出发,国家调节经济的途径应该是法律手段,政府必须依法采取法律规定的方式、方法、措施,严格遵循法律设定的程序调节市场运行,克服或消除市场运行过程中遇到的特定障碍,不应当存在法律手段以外的其他手段,这些手段如果没有法律的支撑和约束,即容易造成权力对市场的侵凌或任意干预,显然有违于法治经济的精神。因此,政府干预市场的手段无论是行政手段、经济手段,还是法律手段,最终必须采用法律形式。
当前政府调节市场的手段除应将经济手段纳入法律范畴外,还应尽可能降低行政手段使用的频度和 幅度,以提高市场治理法治化水平。同时,政府干预市场的经济政策也必须付诸立法,形成确立经济政策目标和手段、措施的具体法律制度,确定负责实现政策目标的政府机构以及通过这些机构实施法律的责任,以达成政府贯彻实施经济政策时对市场的干预适度、合法和接受法律约束的目标。
三、国家经济调节职能运行的法律实践
国家经济调节职能受市场体制影响呈现不同的运行模式。从历史角度看,经济调节职能孕育于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也因应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为了维护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以法律手段规范市场运行是其最直接、最原始的功能,而依法运用货币、财政以及产业政策调控市场经济运行结构则是基于市场经济发展衍生的经济调节职能的重要内容。
美国政府经济调节的职能始于对垄断的排除。1890年《保护贸易和商业不受非法限制与垄断之害法》即谢尔曼法①就是美国立法机关基于企业组织扩张带来的社会经济挑战和民间运动强烈的利益需求所作的回应,它确认“任何契约、以托拉斯形式或其他形式的联合、共谋、用以限制州与州之间间或与外国之间的贸易或商业,是非法的。任何人签订上述契约或从事上述联合或共谋,是严重犯罪”。1914年的《布莱顿法》、《联邦贸易委员会法》授权联邦政府贸易委员会根据谢尔曼法及其配套法律,禁止或限制垄断市场、操纵价格等排斥、妨碍竞争行为,达成市场健康运行的立法目标,实现国家“对私法的传统领域进行干预和渗透”的经济调节职能。罗斯福新政则针对经济危机引发的市场萧条、产业结构失衡、贫富悬殊加剧等社会经济问题,于1935年至1939年间颁布了大量旨在调整经济总量平衡、保持社会经济均衡发展的法律,其中《格拉斯?斯蒂格尔银行法》、《农业调节法》、《全国工业复兴法》等法律授权联邦政府运用财政、货币、产业政策强化市场干预。
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国会先后通过《抵押贷款债务减免的税收豁免法》、《一揽子经济刺激法》、《住房和经济恢复法》、《金融救援法》、《美国复兴与再投资法》、《抵押贷款改革法案》以及《金融监管改革法案》等,强化国家经济调节职能,授权联邦政府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介入、干预市场活动,恢复和刺激美国社会经济活力。德国对经济活动统制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的经济立法,以“国家干涉主义”为思想基础,德国政府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扶持其卡特尔组织,只要不滥用其地位,就可以不受法律的约束得以自由发展,即使是1909年《反不正当竞争法》,也未对卡特尔组织予以规制。1914年8月,德国议会通过《授权法》,参议院有权在战时“防止经济损害所必需的措施”。1919年颁布《钾经济法》、《煤炭经济法》和《卡特尔规章法》,这些法律强化了煤炭、钾等重要资源型企业的社会化力度,政府对大企业的经济活动和主要物资供应实行直接的干预和限制。1923年《防止滥用经济权力法令》的颁布,标志着德国政府对卡特尔组织滥用经济权力的态度从扶持向削弱的转变。二战后,德国实行社会市场经济,以反对市场垄断、促进公平竞争、稳定经济发展、均衡社会发展为目标,以《德意志联邦基本法》②为基础,确认国家有义务对经济过程带来的不利于社会的结果进行干预,由此建立了现代国家经济调节职能运行的法律制度,包括《反对限制竞争法》、《德意志联邦银行法》、《经济稳定与增长促进法》、《损害赔偿责任法》、《缺陷产品责任法》等。这些法律要求德国政府在社会市场经济的框架下从微观领域和宏观领域依法调节市场,克服市场固有的缺陷。
日本政府的经济调节职能在二战前仿效德国,具有强烈的经济统制色彩。针对经济危机对日本经济的冲击,日本政府从资金、价格、金融等方面制定了门类繁多的宏观调控法,如制定《制造事业法》以保护重工业、化工业发展;制定《出口补偿法》等各种扶助和鼓励出口的法律,扶持和振兴日本工业,尤且是日本中小企业。为了应对经济危机,日本颁行了大量的促进卡特尔发展的法律,如《出口组合法》、《重要产业统制法》、《重要出口产业组合法》等,同时颁行《银行法》,通过提高银行最低资本金数额,挤压小银行,引导和促进金融资本的集中和规模化。应当指出的是日本这一时期的经济调节立法虽然强化了“国家对国民经济的全面干预”,与真正意义上的体现国家经济调节职能的立法尚有相当的差距。日本战后经济民主化进程催生了国家适度干预市场而不是统制经济的法律。从市场竞争机制的培育出发,日本于1947年颁布《关于禁止私人垄断和确保公正交易法》即《禁止垄断法》,强行解散各种特殊公司、垄断集团,同时,推行产业合理化经济政策,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企业合理化发展,这些法律包括《企业合理化促进法》、《煤炭矿业合理化临时措施法》、《中小企业基本法》、《农业基本法》等。①这些法律在实践中依据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经过反复修改而不断地被赋予不同的历史使命,取得了良好的法律实施效果。
上述市场发达国家的法律实践表明:不同国家的经济调节机制决定于其不同的市场机制,美国注重个人自由和个体权利,政府原则上并不直接介入经济活动,对市场的干预和调节局限于市场失灵,目标是维护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德日作为后发的资本主义国家,选择了国家权力的强行介入,侧重于积极地整合经济资源、规划和管制国家的经济发展路径和秩序。但是,这些国家对经济调节职能的实现却具有共同的特质,即“市场失灵—国家干预—法律”,政府履行经济调节职能必须以法律为依据,政府既不能逾越法律授权的范畴、途径和方式,也不能怠弃法律确认的职责和义务,市场机制的需求是国家干预的前提,市场缺陷的克服是国家调节的目标。我国确立国家经济调节职能的法律实践经历了一个由具体到抽象、由微观规制到宏观调控的辩证统一的发展过程。
与市场发达的美、德、日诸国以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法为契入点建立国家经济调节机制不同,我国的市场调节机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蜕变过程中边除旧边立新的基础上培育、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的国家经济调节职能法律机制,因此,构建多元而独立的市场主体是我国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首要任务,“先规则后市场”则成为国家经济调节职能法律机制确立的独特路径。为满足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条件,市场主体立法必须赋予多种经济成分的市场主体平等的法律地位,摈弃计划经济条件下主体的所有制身份色彩,减少和消除国家和政府作为市场主体的强权与市场管理者身份的冲突,同时,用法律形式固化市场主体的市场准入门槛要求,这表现在立法上一方面以《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为基础,逐步健全集体所有企业、私营企业法律制度,赋予各种不同性质的企业以独立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颁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商独资企业法》,为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市场提供相应的法律环境和依据。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培育和建立,《公司法》、《合伙企业法》和《个人独资企业法》的制定和实施宣告了以企业所有制性质立法的实践不复存在,各种不同性质的市场主体平等竞争的法律环境为市场机制确立法律基础。
法对政府实现经济调节 职能的限制是在授予政府市场监管权和社会主义市场法律体系不断完善的前提下所采取的限权措施。与发达市场国家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没有经历一个自由竞争的发展过程,对于一个后发市场,我国也没有选择市场国家先市场后规范的发展路径,而是选择了一个边发展边规范、先规则后市场的发展方法。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战略的法律支持,国家颁行了一系列旨在确立政府履行经济调节职能、保障市场机制健康运行所必需的法律、法规,以《产品质量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价格法》、《审计法》授权政府依法成立产品质量技术监督局、工商管理局、物价局等各种部门机构,负责监管微观市场运行中的产品质量、竞争秩序、市场价格,维护市场自由竞争秩序;以《反垄断法》授权政府设立反垄断执法机构,对经营者垄断协议、滥用市场优势地位以及具有或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行为实施监管;以《土地法》、《房地产管理法》以及《城市规划法》授权国土资源局、房地产管理局对房地产市场的土地供给、开发、经营进行监督管理。针对金融业技术性和金融市场高风险的特质,《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以及《证券法》、《保险法》授权中国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在中央银行统一指导下分别实施对金融市场、证券市场、保险市场的监管,这些机构在性质上属事业单位的非政府组织,这意味着政府经济调节职能在金融领域的剔除,政府“万能”的角色定位被扭转,政府规制市场行为的方式、手段、范围、程序均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
宏观调控法律机制涵盖财政调节法、产业调节法以及区域经济协调法。宏观调控的本质在于稳定经济均衡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因此,宏观调控立法以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分配与平衡为中心,以国家财政、预算、货币政策以及税收政策法律化为基本手段。1994年的《预算法》确立了一级政府一级预算、中央和地方分税以及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应保持收支平衡的法律原则,授权政府有权编制预算和预算执行,《预算法》授权国家及各级地方人大对政府预算实施监督管理,审查和撤销同级政府编制的预算报告。1995年颁行的《中国人民银行法》,授权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有权运用货币政策工具,保证国家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有权对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实施监督管理,维护金融资本市场稳定。
以《个人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法》、《增值税法》等法律、法规为中心的税收法律体系为政府实现国家经济调节职能奠定了物质基础。相对于较为发达的财政调节法,产业调节法与区域经济协调法则显得相当滞后。产业调节法是以财税、金融为手段确立的产业倾斜、产业扶持法律制度,产业调节除《中小企业促进法》、《科技进步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外,基本上还停留于政策层面,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关于加快发展环保产业的意见》、《“十五”期间加快发展服务业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等。区域协调发展法作为新兴的综合性的法律调节方式,政策色彩更为浓厚。以中共中央、国务院2003年的《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与2006年的《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为基础,国务院制定和实施了以转移支付、税收减免、区域扶持为内容的各种区域协调发展的措施。
宏观调控立法滞后既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也不符合法治原则的精神。一方面,宏观调控政策化倾向导致立法进程缓慢、立法层级偏低、法律呈结构性偏差,如计划法、固定资产投资法、国民经济增长法、产业合理化促进法等缺失使得宏观调控行为过于随意、过于原则,对市场机制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政府履行国家经济调节职能缺乏必要的法律程序和法律约束,宏观调控政策措施不统一、不协调和不连续,如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各种财政补贴、税收减免措施,因缺乏明确界定的法律标准,各资源型城市为申报资源枯竭型城市不断“跑部进京”。宏观调控的基本政策法律化、系统化需要国家尽快制定宏观调控基本法,需要一个基本法来统一宏观调控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协调不同的调控手段之间的分工、衔接、交叉、配合和矛盾的处理,需要确立一个系统的具体规则和明确的法律责任标准,以满足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需求
论文摘要 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经济法的灵魂和建构经济法体系的依据,体现经济法基本精神和基本价值取向的最高准则,是连接经济法宗旨与经济法具体规范的桥梁和纽带,对于理论研究和实践指导有很大作用,是经济法理论研究中重要的一环。本文主要论述经济法的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原则和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
论文关键词 经济法 基本原则 社会整体利益 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
一、经济法基本原则释义
“原则”一词来源于拉丁语PrinciPium,译为“起源、基础、准则,”按汉语的词义是指说话、行事所依据的准则。根据《布莱克法律词典》所下定义:所谓法律原则,是“法律的基本真理或准则,一种构成其他规则的基础或根源的总括性原理或准则”。
张文显教授认为,法律原则是体现发的根本价值的法律原则,它是整个法律活动的指导思想和出发点,构成法律体系的神经中枢;周作翔教授认为,法律的基本原则是指一定范围的法律规范体系的基本精神、指导思想,是具有综合性、本源性和稳定性的根本准则;周旺生教授认为,法律原则,就是体现法的基本精神和基本价值取向的原则,是法的原则体系的上位阶原则。
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贯穿于一切经济法规中,体现经济法基本精神和基本价值取向的最高准则,始终起指导、规范、引导作用的总括性原则,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诸多经济法原则中更具根本性的经济法原则,它最为充分地展现着经济法主要价值并最为集中地承载着经济法的核心理念,它是经济法规则制定和实施的基准,是经济法体系内具有最强普适性的原则,是经济立法的基础,是执行经济法律法规,进行经济管理、处理经济关系的依据,对经济立法、司法和经济法学研究具有普遍意义的指导思想,是连接经济法宗旨与经济法具体规范的桥梁和纽带,所有的经济法律规范、经济法律行为都以它为基础展开。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对于理论研究和实践指导有很大作用,是经济法理论研究中重要的一环。
二、我国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研究现状和确立标准
(一)我国关于经济法基本原则的观点我国经济法学已有20余年发展。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壮大、我国经济法的研究也欣欣向荣,我国的经济法理论研究也不断走向深入,但是关于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内容却是各成一家,没有定论。而一个学科基本原则的确立对于促进本学科的繁荣发展有重大作用,比如,民法确立了“平等原则、意思自治原则、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原则,刑法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适用刑法平等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行政法确立了“实体性和程序性方面的”原则,而经济法作为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部门法之一,却没有统一的基本原则,确实应该加大这方面的理论研究。
我国学术界关于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王保树教授认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1)经济上的公平与公正原则;(2)违法行为法定原则;(3)经济管理权限和程序法定原则。”
第二,潘静成和刘文华教授认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有:“(1)平衡协调原则;(2)维护公平竞争原则;(3)责权利效相统一原则。”
第三,漆多俊教授认为经济法的原则为:“注重社会总体利益,兼顾社会各方经济利益公平。”
第四,李昌麒教授认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有:“(1)资源优化配置原则;(2)国家适度干预原则;(3)社会本位原则;(4)经济民主原则;(5)经济公平原则;(6)经济效益原则;(7)可持续发展原则。”
第五,张守文教授认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有“(1)调制法定原则;(2)调制适度原则;(3)调制绩效原则。”
第六,程宝山教授认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有“(1)社会本位原则;(2)公平与效率兼顾原则。”
(二)确立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标准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应该是经济法所特有的原则,体现了经济法的最高价值和基本精神。笔者认为确立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有如下标准:
1.具有高度抽象性、概括性。经济法基本原则能够统领整个经济法,是经济法基本精神、基本价值的高度抽象,是价值观念和法律规则的汇合点。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律法规总是带有滞后性,因此可以弥补经济法律法规的不足,解决经济法法规法发展滞后的问题。
2.是经济法所特有的原则,体现了经济法质的特定。不同社会关系的特质决定了调整该社会关系的法的基本原则也是特有的。经济法基本原则必须是经法所特有的,像“违法行为法定原则”、“责权利效相统一原则”可以认为是所有法律部门都应具备的原则,不应认为是经济法的基本原则,还有一些学者提出的“可持续发展原则”、“以人为本原则”,着更多是我们处理社会问题的立场、原则,也不应认为是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3.体现了经济法的本质特征。经济法是社会法,它是在社会化条件下,国家基于社会整体经济利益而对经济进行干预、协调、参与等进行规范和保障的法。经济法以社会为本位,以社会整体经济利益为根本准则,以维护、实现、发展好是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应该体现出经济法社会本位法的本质特征。
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必须具有高度抽象性、是经济法所特有的基本原则,体现出了经济法的本质特征,以上三点是判断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有力标准。
三、我国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一)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原则17、18世纪以保障个人自然权利为本位的古典自然法哲学思潮向重视社会利益为特征的社会本位法哲学思潮的转变,社会本位法哲学思潮盛行于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作为部门法意义上的经济法,产生于该时期——即近代市场经济和现代多元社会。在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市场主体对自身利益的无限制追求和对他人、社会利益的漠视导致产生垄断,由于市场本身的缺陷,导致市场失败,经济运行需要国家对市场进行积极的调节和控制,从而形成了集市场作用与政府作用于一体的混合经济体制,这种特定的经济结构迫切需要既尊重市场调节,又体现国家干预。
“我们考虑任何一个法律部门,它在确定自己的调整对象的时候,都应当有一个基本出发点,或者说本位思想,正是这种本位思想构成了一个法 律部门区别另一个法律部门的主要标志。”经济法正是以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为本位,社会整体利益所追求的是一个个社会的实体,是建立在个体利益基础之上的社会整体利益。所谓社会整体利益,是一个社会之中全部合法利益的有机统一。不仅仅是简单的个体相加,而是谋求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并通过对不同利益的对比特别倾向于对弱者的保护,以形式上的不平等来达到实质上的平等;通过对当前发展的合理调节与限制,保存和创造未来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条件,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满足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使得个体利益能持续发展,最终实现个体长远利益的最大化。
经济法在对经济关系的调整中立足于社会整体,强调人的理性,认为在个人理性的指导下,整个人类社会最终会形成一个文明、和谐的社会。经济法的理念是站在社会本位的高度追求对国家、社会、个人的平衡下调发展,在任何情况下都以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为重。中国经济法天然以维护社会整体经济利益为己任,其从产生之日起,就以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实现为其使命。维护社会整体经济利益是经济法的根本原则,体现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法的本质属性。其他基本法律原则是为社会整体利益原则服务的,同时社会社会整体利益原则也是消除其他各种原则之间冲突的最终落脚点和归宿。保障社会主要经济利益是经济法的最本质体现、最基础内容。
经济法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原则的确立,是由经济法的基本精神和基本价值决定的,明确了经济法的价值取向——社会公共利益,为经济法具体法律制度的实施起到根本的指导作用。
(二)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是指在处理两者关系时,强调公平与效率同等重要,相互不能取代。笔者认为,“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不同于“公平与效率兼顾原则”,“并重”表明同样重视,同等看待,缺一不可,其强调不分主次,彼此之间不能取代:“兼顾”指的是同时照顾(两方面以上),描述的是有所选择地对另一种、另一些事物或情况加以关注,其更多地体现的是主观意识。显而易见,“并重”比“兼顾”更能突出重要性。
坚持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是实现社会整体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指导方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公平要以效率为前提和基础,一方面,效率决定公平,效率的水平决定公平的程度,没有效率,充其量只是低水平的公平;另一方面,效率又来源于公平,没有公平就难以有效率,难以促进社会整体利益的提高,一定要把公平与效率统一并重地看。在当今社会,我们只有把“蛋糕”尽可能地做大,并且把“蛋糕”公平合理的分配,才能构建和谐社会,使人民生活得更加安心、放心和舒心。
市场经济的主要目标是追求经济效率,提高经济效率和经济效益是我国全部工作的重点,同时也是国家加强经济立法所要追求的价值目标。确立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可在最大程度上实现经济效率,而且在实现经济效率的同时不会以牺牲一定的公平为代价,是公平与效率相互促进,提高社会整体经济利益。
确立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有助于政府和市场积极的发挥作用。公平更多的要政府主导,效率要市场主导,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也是政府和市场关系的一个折射,政府和市场是两种配置资源和协调经济活动的主要机制。只有市场之手和国家之手协调并用时,才能使经济协调发展。对于市场能调节、能调节好的,应交由市场自行调节:在市场失灵的情形和领域下,则要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市场旨在提高效率,政府重在促进公平,确立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在很大程度上能使市场和政府的定位更加科学,发挥的作用更加合理。
确立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有助于我国坚持科学发展观和实现和谐社会的构建。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故要不遗余力的提高效率;而构建和谐社会要求发展成果人人共享,即必须要确保公平。
确立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有助于实现经济法的价值。现代社会经济条件下产生的经济法,其价值要体现为对人类需要的满足,则需要经济法具有特定的功能和作用,这样才能解决相关问题。确立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能更好的指导经济法律实践。该原则的确立符合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客观情况,能够指导经济立法和经济法的实施,具有现实操作性;而且纠正了以往过分强调公平而忽略效率或者过分强调效率而忽视公平的做法,使公平与效率原则更好地指导实践,更好地促进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提高,更好地促进经济平衡协调发展。
摘 要:体现国家渗透市场理念的经济法基于市场失灵与政府缺陷的二元结构,确立了自己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逻辑基点和路径选择,以市场与政府的互动结构作为自身分析和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通常机制。而就业歧视问题也体现了市场调节失灵和政府管制缺陷的两难境地,其形成机理与经济法的基本机理具有相通之处。因此,运用经济法这一解决机制来解决就业歧视问题无疑是一个理想的选择。
关键词:就业歧视;经济法;政府管制;解决机制
一、就业歧视与经济法解决机制
1.就业歧视的概念及其表现形式
所谓就业歧视,是指用人单位在招聘过程中或劳动关系建立后,对招聘条件相同或相近的求职者或雇员基于某些与个人工作能力或工作岗位无关的因素,而不能给予其平等的就业机会或在工资、晋升、培训、岗位安排、解雇或劳动条件与保护、社会保险与福利等方面不能提供平等待遇,从而取消或损害求职者的平等就业权或雇员的平等待遇权的现象。在就业过程中,就业歧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
①性别歧视。性别歧视是各种歧视中历史最长、最突出的问题。许多用人单位在招聘广告中都公开注明要求应聘者“须为男性”或“男性优先”。在条件相当甚至更优秀的情况下,女性经常仅仅因为性别问题而被用人单位拒之门外。
②年龄歧视。许多用人单位在招聘时将35岁作为一个界限,“35岁以下”屡见不鲜地出现在大量招聘广告的限制性条件中。年龄在40岁、50岁上下的求职者更是就业困难,形成了中国特有的“40、50”现象。
③健康歧视。残疾人就业受到各种歧视自不必说,一些病毒携带人群也受到歧视。如“乙肝歧视”问题,已在全国一亿多乙肝病毒携带者中引起强烈反响。根据《全国病毒性肝炎防治方案》规定,乙肝病毒携带者除不能献血及从事直接入口的食品和保育员工作外,可以照常工作。
④户口歧视。有的用人单位要求应聘者必须具有本地户口。甚至有些地方政府也推波助澜,公然违背国家政策,干预本辖区内用人单位的用工自主权利,要求用人单位优先录用本地人,如广州市人事局于2003年底通知,要求用人单位优先解决广州生源高校毕业生的就业。
⑤其他歧视。如学历歧视,用人单位人才高消费现象十分突出,许多用人单位不顾客观需求片面追求高学历;地域歧视,河南人的形象近年来被大肆破坏,许多用人单位明确规定不招收河南人,还有的用人单位拒招东北人;相貌歧视,有些用人单位在挑选求职者时,优先录用相貌好的而不是能力强的;身高歧视,不少单位都对身高有限制规定,如有的用人单位规定男性不低于一米七,女性不低于一米六等;姓氏歧视,有的用人单位拒绝录用姓“裴”的,理由是“裴”和“赔”同音,不吉利等等。
2.经济法解决机制的概念及其特征
经济法解决机制是指将就业歧视问题交由市场和政府共同解决,市场基于效率至上的原则,通过对劳动力市场主体的用工行为进行成本与收益的分析来引导雇主做出是否采取歧视的行动。但市场调节机制存在固有的缺陷,主要体现在:某些歧视问题市场无法调节;抑或虽然能够调节,但会由于对效率价值的过分追求而牺牲社会公平正义,所有这些都需要政府公权的介入。政府基于正义原则来弥补市场调节的不足,但政府管制也存在不足,不是管了应该交由市场解决的问题,就是对正义的过分彰显而牺牲了效率价值,这些不足同样需要市场的及时调节。就业歧视的经济法解决机制,就是在“市场调节政府管制”这样的双向运行中对就业歧视现象进行有效的调整并达到预期效果。它具有以下特征:
①市场调节性。市场调节作为市场经济的内生机制,其理论假设前提是相关市场的主体都是理性的,这种理性贯穿于市场主体对自身行为的成本效益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在自由平等的竞争中基于经济理性做出合理决策。如果自身行为通过市场调节带来的是低成本高收益的结果,那么该主体就会积极从事此行为,这就是理性;相反,如果市场调节带来的是高成本低收益的结果,该主体就会排斥和放弃此行为,这同样也是基于理性的结果。
②政府管制性。由于市场调节的不完善性,国家公权力的介入对于歧视问题的解决能够起到重要的弥补作用。具体而言,这种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通过公权力的介入,能够针对歧视行为给被歧视者带来的无效率问题进行有效的管制和救济,通过对实施歧视行为者赋予法律责任等强制性手段,促使其将外部性内在化以避免歧视,同时也使被歧视者获得相应的补偿。换句话说,国家公权力的介入可以起到惩罚歧视者和救济被歧视者的双重作用,而且这种作用具有国家强制性的保障。第二,对于无法通过市场调节加以改变的歧视心理偏好,可以通过国家公权力的强有力干预得到解决,也就是说,国家公权力的管制对于人们的歧视心理偏好能够起到强制性的改变作用。第三,由于市场调节手段重视效率至上,往往
忽略对公平正义的追求,而体现国家意志的公权干预较市场调节手段在彰显公平正义方面具有天然优势。
③综合运行性。经济法解决机制所要做的就是在社会经济运行的系统中使市场和国家机制各行其是,各尽所长,在相互配合的基础上相得益彰。市场机制与政府机制是一对矛盾体,两者既对立又统一。经济法在市场和国家这对矛盾体相互博弈的过程中,起到润滑剂的作用,并力图找到两者的最佳契合点,即实现两者的和谐,兼顾市场和政府的共同发展,在两者的动态运行过程中共同作用于就业歧视的治理行动中。
二、经济法解决机制是解决就业歧视的理想路径
就业歧视问题体现了市场调节失灵和政府管制缺陷的两难境地,其形成机理与经济法的基本机理具有相通之处。具体表现如下:
1.就业歧视体现了市场调节失灵
应当肯定的是,市场作为解决就业歧视问题的方式和力量具有一定的有效性,正如上文所分析的那样,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从事歧视行为可能会产生高成本和低效益的不利后果,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市场主体(用工主体)会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虑,不得不放弃歧视行为。然而,将市场作为解决就业歧视问题的手段也有着其天然的不足,主要体现在:
①市场对被歧视者的无效率是无能为力的。市场主体是否会采取歧视行为完全取决于歧视是否给其带来高收益,当歧视行为产生正效率,主体必将会采取歧视行为,现实生活中的诸多歧视现象便是有力的说明,可见歧视有时对于歧视者来说的确是有效率的,当然也有无效率的时候。但是对于被歧视者来说,那必定是无效率的,因为没有人会乐衷于遭受歧视,并以此为快乐。然而,对于被歧视者的无效率,市场是无能为力的,而且在市场的自发调节下,这种无效率状态将会更加恶化。
②歧视心理偏好是无法通过市场调节加以改变的。由于我国是一个深受古代传统文化观念影响的国家,一些传统文化观念和意识根深蒂固,如男尊女卑、城乡差异、等级森严等。这些不合理的传统文化观念内含着一种歧视走向,而且随着时间的长期积累会演化成一种歧视文化和心理,这种歧视文化和心理偏好也不是通过简单的成本和收益分析就能够加以改变的,即使是可以改变的,我们在分析某一歧视行为的成本收益所付出的信息成本也是非常巨大的[2],这一点也足以使我们对市场调节手段产生很大的困惑,从而导致人们对市场调节手段的质疑和排斥。
③市场调节无法对抗不合理的政策导向。我国政府出于特定时期的国情和经济发展的客观情况,制定相应的就业政策和制度,对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入城市或城市之间人口流动有许多限制措施,而很多地方政府也为了从本地区利益出发,制定一些限制农村和外来劳动力的土政策,人为地制造城乡差别和就业歧视,这些都非市场所能解决。
④单纯的市场调节无法兼顾对公平正义价值的追求,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市场经济实践证明,市场解决就业歧视问题的出发点在于对效率的考虑,通过成本和收益的分析来引导市场主体基于效率考量做出理性决策,但并不能考虑到对于公平正义这一人类永恒的情感和诉求的尊重。片面追求高效率,有可能会忽略对公平正义这一社会基本价值的兼顾,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和不和谐,进而影响社会的整体进步和发展。
2.就业歧视体现了政府管制缺陷
尽管政府管制作为弥补市场调节本身不完善的必要手段,但公权介入作为市场力量的替代手段并非都能够实现预期的目标和任务,毕竟政府管制也有很多难以克服的缺陷和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政府管制在某些情况下呈现出无效率性。有些歧视是有效率的,如果采取政府管制直接加以禁止反而体现出一种无效率性,这时,我们称之为合理歧视。比如用工主体限制或拒绝雇佣年老的劳动力,我们不能通过政府管制一概予以禁止,因为雇主之所以要限制雇佣年老工人,并不是说他们比年轻工人效率低,而是因为判断和具体评估工人的工作效率孰高孰低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如果要想清楚地做出具体评估,恐怕所需信息成本是非常巨大的,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不能通过政府管制一概予以禁止,否则必将遭受“非效率性”的责难。
②体现政府管制的法律实施会使被歧视者和社会公共利益受损。国家公权力的介入可以起到惩罚歧视者和救济被歧视者的双重作用,而且这种作用具有国家强制力的保障。但有一点我们必须考虑到,规定有对歧视者进行惩罚内容的法律一旦实施,就会迫使理性的雇主将法律规定的不利后果最小化,这一做法的直接后果就是使被歧视者利益受损,比如法律要求男女同工同酬,禁止性别歧视行为,那么雇主就会积极地在那些需要雇用妇女的岗位上采取以资本投入替代劳动投入等应对法律规定的行动,从而就会减少被雇用者的就业机会,最终受损的还是被歧视者;同时,反歧视法对雇主所产生的直接或间接成本会以提高价格的形式转嫁给消费者[3],最终导致消费者公共福利受损。
③政府管制在微观层面上可能会降低企业效率。有的国家为了规制就业歧视,政府要求企业必须雇用一定数量或比例的特殊人群,一般都是弱势人群(如残疾人、妇女、年老失业人员等)。但是这种政策完全不考虑企业的效率和成本负担,会给企业带来不必要的成本增加并降低企业效率,因为这类照顾人群未必能满足企业的需求,而且这一做法也无异于任意地剥夺了本可以通过公平竞争而获得此工作岗位的其他不受特殊保护的人群的就业机会,有违公平之嫌。
④政府管制如不加以有效控制就会浪费社会资源。公权力管制需要成本付出,管制成本一般包括立法、执法、司法成本及大量机会成本,其中,立法、执法、司法成本是指国家立法机关制定反就业歧视专门法律法规,并由专门的反就业歧视机构执行以及国家司法机关就歧视问题进行法律适用、案件审理等活动所需社会资源的投入,其成本是巨大的;机会成本是指采用政府限定的措施会导致本来其他也许更为有效的措施不能采用的损失,如果对政府管制不加以有效限制,其付出的机会成本是令人难以接受的。当然还有一种情况也应当值得注意,那就是当政府滥用公权时可能会带来社会成本的损失。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就业歧视问题凸显出市场调节失灵与政府管制缺陷的两难境地,而作为新兴法律事物的经济法,正是伴随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适度干预而形成的法律。它基于市场失灵与政府缺陷的二元结构,确立了自己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逻辑基点和路径选择,以市场与政府的互动结构作为自身分析和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通常机制。因此,运用经济法这一解决机制来解决歧视问题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方案,经济法解决机制将成为解决歧视问题的理想路径选择。
三、就业歧视的经济法解决机制的具体构想
1. 运用经济法“市场调节政府管制”的双向运行机制,建立就业歧视标准的双重审查机制
将就业歧视问题交由市场与政府共同解决的经济法解决机制,是在“市场调节政府管制”的双向运行中实现对就业歧视现象进行有效调整的新型制度。笔者认为,在确立就业歧视的认定标准时,这种双向性应当得到充分的体现:一方面要注重市场调节的效率标准,另一方面又要兼顾政府管制的公平标准,两者缺一不可。效率标准主要是从市场用工主体在录 用雇工时的内在需要角度出发,即用工主体的用工条件是否基于岗位和工种的需要,当被雇佣者不符合岗位与工种的内在需要时,对于雇主来说是低效率甚至是无效率的。公平标准主要是从政府管制的出发点入手,国家应通过法律在当事人间的权利义务进行公平合理的分配来实现其公平正义价值。就业歧视从本质上说是用工主体滥用用工权而损害劳动者的就业权,当就业权与用工自主权发生冲突时,政府应扮演“利益衡量者”的角色,本着优先、倾斜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原则,协调好双方的利益冲突,以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经济法解决机制在确立就业歧视的认定标准时,就应当坚持内在需要标准与社会公共利益标准相结合的双向标准,两者缺一不可。
2. 契合经济法的现实主体制度设计,建立反就业歧视的专门社会团体组织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与利益的日益分化,各多元化阶层与主体正不断被组合为各利益群体,整合为经济规模、认知能力差异巨大的弱势与强势群体[4]。作为一种利益平衡机制,具有“后现代法”特征的经济法自然要关注被边缘化、处于不利地位的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平衡其与强势群体的利益冲突;而作为一种矫正机制,经济法要以法律制度设计上的不平等矫正事实上的不平等,以形式不平等达到实质平等,给予弱势群体以特殊的关怀。因此,在传统代表公共利益的政府与强调个人利益的市场主体之外,还应当关注介于两者之间,作为过渡带和平衡带的社会团体[5]。相应地,经济法主体制度设计则需要突破传统主体的两分法,将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社会团体确认为一种新型的、第三类经济法主体。
鉴于经济法解决机制“市场与政府”间的双向互动性,笔者建议我国应当专设一个介于市场与政府间的社会中间组织,在市场与政府之间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一方面向社会市场用工主体宣扬公平就业政策,劝诫雇主摒弃歧视性雇佣措施;另一方面可以代表劳动者争取权益,一旦与用工主体调解不成,可以代表劳动者向法院提起诉讼。结合我国的国情,可以单独设立“劳动者公平就业保护协会”,赋予其以下职能:向各机关团体或民众提供有关就业歧视的咨询服务;参与有关行政部门对就业市场秩序的监督与检查;就有关劳动者公平就业问题,向有关行政部门反映、查询,提出建议;对于求职者或受雇人提出的就业歧视申诉案件进行协商、调解;运用歧视标准的双重审查机制对就业歧视的认定或消除歧视提出建议;就损害劳动者公平就业的行为,支持受损害的劳动者提起诉讼,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予以揭露、批评;协助各企事业单位或有法人资格的雇主或社会团体订立公平的就业政策。同时,我国各级人民政府对劳动者公平就业保护协会履行职能应当予以支持。
3. 强化经济法的司法解决机制功能,建立符合经济法诉讼程序要求的反歧视公益诉讼制度
经济法是规范和保障国家调节社会经济运行之法,它以社会本位为基本价值取向,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根本宗旨,无论是国家运用宏观调控手段调节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宏观调控法律关系,还是在管理市场运行过程中发生的市场规制法律关系,都具有明显的社会公益性质,一旦这些法律关系遭到破坏,当事人之间产生经济法冲突和经济法纠纷,社会经济秩序和经济公益必将遭受严重破坏。但是传统法律理论认为,维护社会公益乃国家之职责,对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理应由国家适用公权力追究其责任,公民私人无权亦无需介入;法院被认为是处理个人利益之间的纠纷,而不是管理有关公共利益的事务;行政权的行使原则上不受司法干预,起诉资格的限制正是用以阻止法院过分介入行政机关的事务。相应地,建立在这一理论基础之上的传统诉讼法体系立足于维护个人私益,对于公民个人间的私益纠纷可以通过法院适用司法力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对于社会公共利益、对于遭受损害或有损害之虞的社会公益之维护,因对公民个人无直接利害关系,法院大门是紧闭着的。因此,对传统诉讼法理论加以突破,畅通公民提起公益诉讼的渠道,建立能够吸收公众参与社会经济公益维护的经济公益诉讼机制已成为现实的迫切需要。基于对经济法本质所达成的共识,涉及社会经济公益与国家干预则构成经济公益诉讼的本质特征,经济公益诉讼与经济法的内涵特质具有天然的契合性。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公益诉讼是对传统(民事、行政)诉讼法进行理念性更新与突破的新型诉讼,是经济法的诉讼程序法[6]。
长期以来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实行劳动行政管理的单一运行机制,它通过劳动行政主管机关行使劳动力市场公平就业秩序的监督管理职能,排斥公民参与,严重忽视了市场和社会力量的作用,这种单轨运行机制使我国的就业歧视问题呈愈演愈烈之势。因此,当行政机关或其他公共权力机构、公司、企业或其他组织及个人的违法行为或不作为致使公平就业秩序遭受侵害或有侵害之虞时(如我国形形色色的就业歧视问题等),法律应当允许公民或团体为维护公平就业秩序而向法院提起诉讼,笔者称其为反歧视公益诉讼制度[7]。反歧视公益诉讼制度既是蕴涵市场与政府互动关系的反歧视双向联动机制的必然要求,也是经济法诉讼程序在反歧视领域的具体体现。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与私益诉讼相比,公益诉讼的提起及最终裁决并不要求一定有损害事实发生,只要能根据有关情况合理判断有社会公益侵害的潜在可能,亦可提起诉讼,由违法行为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样可以有效地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不受违法侵害行为的侵害,把违法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在反歧视公益诉讼中,法律有必要在就业歧视尚未发生或尚未完全发生时就容许公民适用司法手段加以排除,从而阻止公平就业秩序遭受无法弥补的损失或危害。
【内容提要】随着世界经济、科技的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发展的客观必然趋势。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对国际经济法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出现了许多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探索的新变化和新问题。本文试从宏观角度，对经济全球化所涉的国际经济法的对象、国家主权、非政府行为主体、国际经济法的实体规定和执行机制等几个问题作一初步的讨论和分析。
【摘 要 题】特别推荐
二、经济全球化与国家主权
经济全球化与国家间的关系是人们关注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无疑，国家在当今国际经济关系中当然仍是最重要的主体。在经济全球化的情势下，国家在国际经济关系的协调和合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没有国家间的合作与协调，经济全球化也不可能得到发展。
不过，经济全球化使国家主权行使的范围以及参与国际事务的主体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例如，经济全球化导致单个国家无法单独对某些经济活动进行有效的管理，必须通过国际合作、借助于国际性组织协调管理，这样，政府间国际组织、特别是WTO的作用日益突出起来。
然而，国际经济组织所涉事务越广泛，对国家政策的约束越大，成员国在调整这些经济事务上的自主权就会越受限制或被削弱。例如，WTO规则是国际社会成员协调意志的产物，这种协调必然导致在某些领域国家主权行使的某种限制。这样，WTO与其成员方间、WTO各成员集团间，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和冲突。解决和处理好这一矛盾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关于国家主权问题，必须防止两种倾向：主权绝对化和主权淡化。主权绝对化的观点过于强调主权绝对性一面，把主权概念推之极端，认为主权不能限制，不能让渡，否则就是对主权的侵害。这种观点现在显得已经过时。
相对而言，淡化主权的观点在西方正在流行起来。有些西方学者为了维护西方国家的利益，主张淡化主权。实际上，大国的主权和利益从来不会被忽视、被淡化。被淡化的只是弱小国家的主权和利益。所谓淡化主权的观点往往被用作让弱小国家服从大国意志的理论根据。因此，对这种观点需要特别予以注意和警惕。
诚然，经济全球化要求国际社会成员对某些事务协调一致，这就必须赋予WTO这类国际性组织以一定的管辖权。当国际组织对其管辖范围内的事项行使权力并形成国际共同规则后，成员方有义务遵守和实施，其在相关领域制定经济政策的自主权不可避免地受到某种限制。这种限制是自愿的、必要的，它有助于维护国家认可的正常的国际经济秩序，防止个别国家滥用权力，损害其他国家乃至国际社会整体的利益。
国际经济组织的管辖权与成员国主权间并不必然会发生矛盾和冲突。原则上说，国际组织不应该损害成员国的主权，而应该尊重成员国的主权。在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成员国之所以愿意将某些事项的管制权交由国际组织来协调，是因为经济全球化已经超出一国的界限，客观上需要国际协调管理；同时这种权力是由成员方共同行使的，这种共同行使是以尊重国家主权为基础的，可以说是国家主权平等原则的体现。
然而，由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的程度不同，其在国际组织的实际发言权和影响也不同。就拿WTO来说，WTO某些协议虽说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妥协的产物，但其现行的一些基本原则和决策程序可以说主要反映的是西方大国的意志和利益。将一些形式上平等的规则平等地适用于经济实力相差悬殊的成员方，所产生的是实质上的不平等。乌拉圭回合就三个新议题达成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和《服务贸易总协定》，从总体上看，对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和利益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而对发达国家则更为有利。
要使国际组织既能有效地行使其职能，又不妨碍国家的主权和利益，就必须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要保证有关国际组织在成员国赋予的权限内活动。对于WTO来说，它是一个贸易组织，所处理的应限于贸易或与贸易直接有关的问题。但目前发达国家却想极力扩大其职能范围，并试图将一些片面反映发达国家标准和利益的不平等的规则纳入WTO的体系。如果采取“一揽子”协议的通过方式，那么弱小国家在这些事项中的自主权实际上就被剥夺，主权就会受到损害。因此，对哪些问题应列入WTO的新议题，是一个事关国家主权的大问题。
其次，应将规则的统一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实现公平互利。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既要使国际性规则得到尊重和统一实施，同时也应赋予有关国家根据本国情况适时调整其国内经济政策的自主权，在本国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有寻求适当救济的权利。由于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要使国际社会各成员的经济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都能得到发展，在制定规则时就不能“一刀切”。对于WTO来说，应特别照顾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使其有制定和调整本国经济政策的更多的自主权。虽然说现行WTO的协议对发展中国家已采取了某些特殊的待遇，但从总体看来，还是很不够的。
再次，应改进和完善WTO等国际经济组织的决策机制，使其能反映和照顾到国际社会全体或绝大多数成员的意志和利益。在WTO等国际经济组织中，大国的意志和利益仍占据着主导地位，弱小国家的意志和利益仍被忽视，决策体制还不民主，这种不民主的决策体制无疑对弱小国家的主权和利益都具有损害。
三、经济全球化与非政府行为主体
经济全球化正在逐步消除国界的影响，世界已变得越来越相互依赖。在这种相互依赖的经济一体化的世界里，利益也是多元化的，因此，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代表各种利益的行为主体也就呈现多元化的局面。近年来，许多西方学者在考察经济全球化的现象后都认为，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变化之一就是国家主权的弱化以及其他经济行为者的作用的加强。主权弱化之说自然不当，但除主权国家外的非政府行为主体的作用和影响的确是加强了。
1.非政府组织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非政府组织也得到迅速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全球性的问题，需要在国际平面上协商和解决。这些全球性问题影响到国际社会的公共利益及不同群体的利益。于是，代表着国际社会中不同群体的利益的非政府组织，为使这些全球化问题的解决能反映其利益和愿望，就在国际社会上作为“压力集团”来发挥其影响。特别是在国际人权、劳工权利、环境保护等方面，非政府组织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例如，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从事跨国经营活动，这就使得与其相联系的民间利益群体或集团，如工会、消费者组织、环境组织等，也不得不在国际上积极进行活动，以便能有效地对跨国公司的活动施加影响或予以限制。
在国际上，人们现在将由非政府组织(NGO)及其它非国家行为主体组成的社会称之为“国际市民社会”(international civil society)，与国家和政府间国际组织相对应或相区别。“国际市民社会”不具有国家和政府间国际组织那样的权力和能力，但是，它们是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一支重要的力量，对国际立法和国际法的执行有着重要影响。例如，在国际环境领域，许多非政府组织参加了一些环境条约的协商和起草；世界银行在世行项目方面开始注重与当地非政府组织协调；在经合组织关于《多边投 资协议》的谈判以及1999年WTO西雅图部长会议期间，非政府组织均发挥了重要的影响。所以，许多西方学者认为“国际市民社会”的发展在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运作中是一种革命性的转变，同时也是权力从国家向非国家主体的转变，并认为这是国际法律程序和制度的民主化，有助于促进国际立法的民主化和透明度，改善国际治理。
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在法律上提出了许多需要研究的问题。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非政府组织能否成为国际法主体？目前国际上许多学者的看法是，虽然非政府组织在国际上具有重要影响，但除少数组织外（如国际红十字会），它们一般不是国际法主体。然而，也有些学者主张，某些非政府组织也可以被看作是部分国际法主体。其理由是，这些非政府组织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并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例如工会和雇主组织就是国际劳工组织的参与者）；赋予其有关国际权利和义务，既有助于促进国际立法和决策的民主化，也有助于对其行为予以规范。
无疑，非政府组织的法律地位的动向是个值得关注的新问题。虽然其绝大部分目前不具有国际法主体资格，但它们在国际上作为一种与政府相对应的民间力量和行为主体的影响和作用是不容忽视的。许多国际组织现均注重与非政府组织合作。例如，《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第5条就规定，总理事会可就与涉及WTO有关事项的非政府组织进行协商和合作作出安排。随着实践的发展，非政府组织在国际上的地位将会逐渐提高。
2.跨国公司
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同时也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它们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在全球化中还在不断增长。因此，跨国公司在国际经济关系中是重要的行为主体。
由于跨国公司是国内法而不是国际法的产物，因此，对于跨国公司是不是国际法主体的问题，仍然颇有争议。传统国际法只承认国家和国际组织是国际法主体，个人（自然人和法人）的权利和义务不直接受国际法支配。
然而，在现行的法律结构下，由于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单个国家的法律已不能有效地对其进行管理；而传统国际法又是调整国家间关系的，它不能直接适用于跨国公司。这就可能使得关于跨国公司的权利和义务的规范存在着某种真空状态。这种状态无论是对国际社会还是对跨国公司来说都存在问题。一方面，跨国公司需要国际社会保护其权利，另一方面，国际社会要求跨国公司对其跨国经营行为负责任。
于是，近年来，国际上提出了“全球公司公民”的概念。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1999年的《世界投资报告》，“公民”既包括责任，也包括权利。在“公司公民”前加上“全球”，强调的是跨国公司在构成其“社会”的全球竞技场所中的权利和责任必须一致。跨国公司并不只是其经营所在国的合法公民，也是“全球公民”。公司这一概念是在符合东道国法律规范的意义上使用的，并不详细说明其使用的标准是全球性的还是国别的。作为“全球公司公民”，跨国公司拥有有关国家和国际管制框架授予的权利，又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虽然“全球公司公民”不是国际法意义上的概念，但至少表明了国际社会对跨国公司权利和责任一致性问题的关注。
另外，不少学者认为，个人在有限的范围内可以成为国际法主体。例如，从实体上看，个人根据某些条约可享受国际法上的权利，同时，现行的国际法对个人和公司也规定了义务，违反这种义务就要承担责任。从程序上看，个人和公司有权在某些特定的国际法庭提起诉讼。因此，个人和公司在某种情况下可以成为国际法的主体，或国际法上的特殊主体或部分主体。有人认为，跨国公司依据国际法承担责任是必要的、可能的、不可避免的。
对于上述非政府行为主体的法律地位问题，我们应注意从动态的角度、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主体是多元化的，既包括国家和国际组织这样的国际法主体，也包括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这样的非政府行为主体。虽然一般来说这些非政府行为主体目前还不具有国际法主体的地位，但随着客观实际的发展，其法律地位也会逐渐发生变化。不可否认，在某些特定情况下，经主权国家和国际社会的认可，某些非政府行为主体在一定范围内也可以成为由国际法赋予权利和设定义务的主体。
四、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法实体规范
（一）国际经济法中国际法规范和国内法规范的关系变化
国际经济法调整的是广义的国际经济关系，它既包括国际法规范，也包括国内法规范；既包括公法也包括私法。但以前的国际法规范所涉领域有限，其影响和地位也不是很突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WTO体制的建立，国际经济法中的国际法规范与国内法规范的关系也发生了某种变化。
1.一些原先纯属国内管辖和控制的经济活动，现也已同时置于WTO等国际经济组织的控制之下。以前，国际法很少涉及和调整各国国内的经济活动。因此人们在谈到国际法在某个经济案件的适用时，经常发现没有可适用的国际法规则。但现在情况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WTO所调整的经济关系已十分广泛，甚至已涉及到成员方的国内经济生活。因此，许多原先纯属国内控制的经济活动现须受国际法和国内法双重管辖。
2.WTO的规则和要求已使调整相关经济活动的国际法规则与国内法规则基本一体化或趋同化。WTO的规则具有法律约束力，它要求成员方的国内法与WTO的规则保持一致。一方面，国家对经济实行管理的政策和措施，如关于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及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等，逐步在协调一致，成员方的国内法不得与WTO规则相抵触；另一方面，在民商事法律规范方面，有关的国内法规范与国际法规范也日趋同一。例如，商业秘密是否是知识产权问题，以前在理论上和各国实践上都不一致，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明确将商业秘密作为知识产权加以保护，从而使这一问题不再存有争议。因此，国际法规范和国内法规范间的相互联系更为密切。
3.随着经济全球化和WTO体制的发展，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国际法规范的地位显得突出起来。从某种程度上讲，以前国际多边条约对贸易、投资、金融交易规制较少，例如，GATT以前主要调整货物贸易问题，没有涉及到投资、服务贸易、金融交易等领域；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主要调整国家间的货币金融关系，不涉及金融服务贸易问题；关于投资方面甚至没有一部实体法的公约。因此，调整这些经济交易主要是依靠国内法规范。然而，WTO体制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种状况，WTO规则已广泛涉及到贸易、投资、金融等交易领域，并对各成员方具有约束力。这样一来，WTO及其规则在这些领域中发挥着重要的协调作用，有时甚至处于主导地位。
（二）国际经济法各部门间的联系也更为密切
经济全球化与自由化也导致各种经济交易、经济活动的相互融合、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例如，贸易与投资的相互影响已为国际社会所认识；金融服务已成为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贸易与非贸易问题的联系，如贸易与知识产权、贸易与环境等，已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相应地，调整某一经济活动的措施也可能对其他经济活动产生影响。
WTO已经注意到了这种相互联系，并已经将其触角从贸易拓展到金融、投资、知识产权等其他重要经济领域。
1.贸易与投资措施
贸易与投资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外国直接投资作为向国外市场提供货物和服务的主要方法以及组织国际生产方面的一项主要因素，正在日益影响着世界贸易的规模、方向和构成。因此，投资措施对贸易具有重要影响。乌拉圭回合达成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对某些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予以规范。这一协议既有利于促进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同时对国际投资法制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影响。
另一方面，贸易措施也会对外国直接投资流动的规模、方向和构成产生各种影响。与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大致可分为四大类：市场准入限制；市场准入发展优惠；出口鼓励措施；出口限制措施。这些贸易措施对贸易流动具有直接的、第一层次的影响，同时，它们对随后的外国直接投资具有第二层次的影响。通过改变与特定国家或地区相关的贸易环境，这些措施有 助于形成具有某种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影响潜在投资者的决策进程。因此，与没有政府干预而由市场力量引导的情况相比，这些“与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可以改变外国直接投资的分布形式。而外国投资的变化对未来有关的贸易流向又具有重要的第三层次的影响。因此，对与投资有关的某些贸易措施，国际社会也应规范与协调。
2.金融服务、服务贸易与投资
金融服务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也是各国管制最严的行业之一。WTO的《服务贸易总协定》将金融服务作为服务贸易的一种，对金融服务贸易的自由化作出了规定。
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行业要在东道国提供服务，通常就必须在该国设立机构或营业场所，这就涉及到投资问题，特别是市场准入和国际待遇等问题。因此投资法对金融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就具有直接的作用和影响。
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对金融稳定会具有重要影响，因此，要维护金融稳定就不能放弃金融监管。金融的审慎监管无疑是保证金融自由化稳健发展的重要措施。这样，金融服务自由化必须处理好与金融监管的关系。显然，服务贸易、投资、金融问题在这里相互融合在一起，调整服务贸易、投资、金融的政策和措施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3.贸易与环境
贸易与环境问题现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WTO已将其作为下一轮谈判的重要议程之一。
贸易与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贸易自由化虽可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但也可能导致生态系统和资源的过度开发，给环境资源造成严重破坏。另一方面，过分强调环境保护又会限制或阻碍国际贸易的发展，有时环境问题也可成为一种新的贸易壁垒。
因此，在WTO体制内如何处理好可持续发展与贸易自由化的关系，无疑是个新的课题。而贸易与环境问题既涉及到多边贸易体制和各国贸易法的有关制度和规定，也涉及到多边环境协定和各国环境法的有关规则，需要我们将其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此外，关于贸易与其他非贸易措施的联系还可能包括贸易与竞争问题、贸易与劳工问题、贸易与人权问题等等。这些都可能成为国际经济法的新领域。
五、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法执行机制
国际经济法中的国际法规范以前被称之为“软法”，因为它们往往仅是宣示一些有关的原则和规则，在国际层面上缺乏强有力的执行机制。
经济全球化使各国在经济上更为相互依赖，这就必然要求国际上具有前所未有的高度的国际合作与协调，同时还要有相应的机制来保证有关规则的实施。否则，经济全球化就会受到阻碍。在此情况下，WTO及其争端解决机制应运而生。这一机制使WTO的多边贸易规则能有效地得以实施，并大大改善了国际经济法规范的“软法”形象。
（一）WTO规则的实施方式
从实施的角度看，与以前的国际法不同，WTO规则有了更加明确、具体的实施规则。《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规定其协议对所有成员具有约束力，WTO的有关协议要求各成员方以统一、公正、合适的方式实施其规则。WTO的争端解决机构在处理有关争议时，也是强调各成员方的国内法律措施不得与WTO规则相抵触，若与WTO规则相抵触，成员方就必须修改其国内法或采取WTO规则允许的其他救济措施，美国为了实施《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也于1995年和1996年对其专利法进行了修改。显然，从这个角度来看，它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国际法优先的原则。
至于WTO规则在成员方境内以何种方式适用，则取决于成员方各自的法律规定。各国在实践上对处理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的做法不尽一致。我国学者一般认为，WTO规则在国内没有直接效力，它们必须经过法定程序转化成国内法，才能在国内适用。但这并不等于说，国内法可以背离WTO规则或不受WTO规则的约束。毋庸置疑，成员方可以基于本国利益，积极地或消极地通过国内法实施WTO的规则。在不违反WTO规则的前提下，成员方的国内法仍然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不过，若因成员方采取了某些违反WTO规则的国内法措施而产生争议，就必须依靠WTO争端解决机制来解决争议。
（二）WTO争端解决机制
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具有强制力。这主要是因为其争端解决机构具有强制管辖权，勿需当事方同意，即可通过专家组或上诉机构的报告。经争端解决机构同意后，胜诉成员方可以采取相应的交叉报复措施，这种措施具有较大的威慑作用，使那些其国内措施违反WTO规则的成员方不仅面临着国际社会道义上的谴责，而且还可能因其措施不具有合法性而受到经济制裁，使其经济利益受到影响。实践证明，这一机制在解决成员方的纠纷、保证WTO规则的实施方面，的确是行之有效的。
WTO争端解决机制受理的争议范围十分广泛。因为WTO所涉的领域已不单限于货物贸易，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金融服务等都属于WTO协议所调整的范围。特别是，许多原来缺乏强制实施措施的一些国际经济条约，也已被纳入WTO体制内，从而取得了强制执行的效力。例如，在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方面，《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保护表演者、录音制品录制者与广播组织公约》和《关于集成电路的知识产权公约》等都纳入《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这样一来，由这些协议产生的争端也就可以提交到WTO的争端解决机构解决。目前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已审理了多起与知识产权有关的争端。
随着WTO今后涉及的范围日趋广泛，WTO争端解决机制将在调整国际经济各领域的关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例如，WTO新回合的谈判若就所涉新议题达成协议，如就贸易与环境问题达成协议，有关争端也会提交给WTO的争端解决机构。这样，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许多重要问题都可能因为纳入WTO体制而成为强制执行的对象。
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建立，无疑是国际经济法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的突破。当然，它在实践中也还必须不断地完善。
首先，机制在解决争端中，如何保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是一个需要予以密切关注的问题。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直接发生争端的情况下，由于发展中国家在讨价还价力量对比上处于弱势，应对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予以特别考虑。另外，发达国家间的争端解决，也可能对作为第三方的发展中国家产生影响，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也必须考虑对发展中国家利益的保护。
其次，在裁决的执行方面，也仍然会产生争议。尽管争端解决机构采取了“反向一致”的程序，从而使机构的裁决能比较顺利地得以通过，但这并不等于裁决就能顺利地得以执行。有的成员方可能采取“换汤不换药”的手法，变个花样，仍旧采取与以前的违法措施实质上相同的措施，使得争端的实际解决会况日持久。也有的成员方可能宁愿选择接受报复而不愿执行争端解决机构的裁决。
再次，如何保证争端解决机构在审理案件中尊重国家主权，不越权，以及不将自己的管辖权延伸至其他领域，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WTO成员国的措施是否与WTO的规则相冲突，是一个涉及到成员国主权的敏感问题，涉及到WTO体制与成员方的权力分配和平衡的问题。争端解决机制赋予专家组审查成员方国内法律和政策的权力，若争端解决机构处理不慎，就可能损害成员方的主权。
此外，还有些学者提出，在采用协商方式解决争议方面，在透明度方面，在司法化方面，争端解决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改进和完善。这些意见无疑也是值得考虑的。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经济法律法规逐步健全,经济法对赋予社会经济主体的权利和义务,社会对既懂经济又懂法律的复合型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为此,会计学专业人才培养必须坚持以市场经济需求为导向、培养高素质的经济型、复合型会计人才为教学目标。然而,我国当前会计学专业经济法教学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如教学方法缺乏创新性、教学内容缺乏、考试方法缺乏合理性、教师专业知识的缺失等等。然而,这些问题的存在对会计学专业教学目标的实现、人才的培养都有极大的阻碍作用。因此,为了不断优化会计学学生在实践中的应用能力,提高教学效果,就必须深化会计学课程教学改革,在教学中夯实基础知识,以满足学生在日后考证、就业和职称提升的需要。
一、会计学专业“经济法”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方法缺乏创新性
经济法课程本身是一门实用性、实践性很强的一门课程。然而,当前很多教学方法缺乏创新性,让学生对经济法课程的学习存在很多误区。首先,传统的教学方法过分侧重于理论知识的传授,而忽略了实践能力的培养。在课堂上,老师是教学的中心和主体,学生只是被动的接受者。在这种应试教育的体制下,老师忽略了给予学生参与课堂讨论、独立意思表示的机会,忽视了培养学生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很容易让学生把经济法看成是一门枯燥无老师在法律法规的介绍中引入的很多案例比较陈旧,要么是与最新修改的法律法规不符,缺乏针对性,要么是与当前的经济形势不符,缺乏时效性。最后,老师在教学工具的应用上缺乏创新性。很多教师不能与时俱进,不能有效地把教授、板书、多媒体、以及互联网有机的结合,教学方式单一。
(二)教学内容缺乏针对性
会计学是一门实用性、操作性很强的专业。而经济法是会计学专业必修基础课程。当前,经济法教学内容普片缺乏针对性,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教学章节缺乏针对性。目前,经济法还没有集中于一部法典型的规范性文件中,而是散见于大量经济法规之中。经济法教学内容主要集中在民法和商法中,民法主要包括基本民事法律制度、物权法、合同法,商法主要包括合伙企业法、公司法、证券法、企业破产法和票据法,除此之外,还有经济法相关法律制度。所以,从教学内容上看,经济法包含的内容太多、太广。然而,在有限的课时下,老师不可能把所有章节都面面俱到,需要选择性地讲解,因此,老师在章节的选择上可能参差不齐,随意性较大,特别是对会计学专业缺乏针对性。第二,章节里的内容缺乏针对性。经济法每一章的内容都有一个特点,即内容多、杂、细。学生在初学时很难全面的掌握所有知识点,更难理清知识之间的联系。结果很多学生对章节的内容的认识什么都想学,但就是不知道学什么;什么都学了,但什么都没有学到。经济法教学缺乏针对性和目的性对学生现在的学习、以后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隐患。第三,学生在学习经济法时在知识的深度和广度上都体现出不足,尤其是对法律法规的理解只能停留在表面的层次上,无法把经济法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现实结合起来,无法活学活用。
(三)考试方法缺乏合理性
当前我国很多高校学生期末考试评定成绩的方式是期末考试卷面成绩(70%)和平时成绩(30%)组成,经济法也不例外。这套成绩评定方法对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学习的积极性都会产生很多弊端。由于很多学生对经济法的学习方法都存在着误区,认为经济法只是一些法律条文,只要把它记住就可以了。然而,期末考试卷面成绩占比达到了70%,导致很多学生为了考及格,就在考前临时抱佛脚,通过死记硬背记住相关的法律条文,而对其内含根本没有理解到,更别谈运用法律条文来分析现实经济主体的法律纠纷。虽然平时成绩占比30%,但很多老师是仅依据学生的出勤情况来决定平时成绩,而忽略了学生课堂上的积极参与讨论,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结果导致很多学生是为了上课而上课,只要老师点名到了,平时成绩就有了,至于在课堂上能不能学到知识,很多学生并不在乎。所以,在当前这套成绩评定体系下,对学生学习经济法的积极性和培养学生实际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都有很大的伤害。
(四)教师专业知识的缺失
经济法是经济学和法学两大学科的交叉学科。由于会计学专业经济法教学与法学专业经济法教学有着本质的区别,故在教学中就很难两全其美。从事法学研究的老师因会计学专业知识的欠缺,很难把法融入到实际的经济问题中去分析;而从事会计学研究的老师因为法学知识的欠缺,在经济法的讲授中可能会出现法理知识不足、法学知识深度不够等问题,让学生对经济法的认识缺乏深度。两个方面的问题都是因为教师专业知识的欠缺而影响到了教学效果。
二、会计学经济法教学的改革思路
(一)采用多种形式的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又称为个案研究法,是指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引导学生分析和研究具体案例,掌握分析问题的原理,进行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教学方法。这一教学方法通过案例向学生展示生活中真实的情景,让其针对案例进行认知、思考、分析和发表自己的看法,将原本抽象的理论、概念,具体化、形象化,且提高学生综合运用、逻辑思维和口头表达等素质。[1]为此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注意:第一,选择的案例要贴切。老师在选择案例时需要结合某个章节,或者某一个知识点的含义需要来选择,案例要具有代表性、针对性和启发性,能帮助学生加深对知识点的理解。第二,选择的案例要新颖。老师可以从分利用互联网、电视等途径,选择当前的热点、重点、经典案例,这样既能提高学生运用理论知识分析当前热点问题,又能大大提高学习的积极性。第三,案例分析要注重讨论和总结。在讨论过程中,老师需要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鼓励学生积极做出意思表示、相互辩讨。同时,让学生明白,在课堂上讨论结果不是最主要的、讨论过程才是最宝贵的,不要怕出错,错了通过讨论明白自己错在什么地方,然后予以纠正,才能真正提高自己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充分发挥老师的引导作用和主导地位。老师要要求学生围绕讨论的主题,不能偏离主题;当学生发现分歧或讨论结束,老师需要对上述讨论进行梳理和总结,并根据相关法律得出正确结论,以实现预期的案例讨论教学效果。
(二)经济法教学与资格证书考试相融合
在新常态下,社会更需要既懂经济、又懂法律的复合型人才。在现有实践教学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对于会计专业而言,为了提高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就需要老师在经济法教学中中,既要夯实基础知识,又要注重资格证书考试(会计从业资格证、助理会计师、中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等等)。经济法教学与资格证书考试融合并不意味着经济法教学是以通过资格证书考试为目的,而是以提高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满足社会需求的会计专业人才为目标,以资格证书考试为风向标,注重拓展学生的经济法律知识面,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和法律思维,提高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总之,资格证书考试从某个程度上体现了社会对会计学专业人才能力和素质的要求,学生参加各类资格证书考试既能检验自己的实际水平,以便为自己制定切实可行的学习计划和目标,同时也为将来职业的发展和职称的提升打下坚实基础。
(三)加强考试改革,实现多元化的考评模式
改变过去重考试,轻平时训练的现状。很多学校学生的期评成绩来源于平时成绩(30%)和期末考试(70%),期末考试卷面成绩仍占绝大部分,很多学生忽视平时的训练,仅通过期末考前的复习也能通过考试,为此,应积极加强考试改革,实现多元化的考评模式。首先加强考试改革。通过应经计算机考试系统,实现考试无纸化和试卷差异化,改变过去期末考试学生同一张试卷定成绩的局面,降低考试作弊的概率。其次,实现多元化的考评模式。降低期末考试在期评考试中的比例,提高平时上课的表现和出勤率所占的比例,比如采用期评成绩=期末考试(50%)+上课表现(30%)+出勤(20%)。把平时学生上课的表现成绩引入到期末考试成绩中,可以大大地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再次,试卷题目设计改革。降低单纯记忆性的试题比例,增加案例分析的试题比例;减低客观题的比例,增加主观题的比例。把期末考试试题与相关资格证书考试试题看齐,经济法把期末考试办成为检验学生实际理解能力和应用能力的考试。
(四)提高教师专业知识
要提高会计学专业经济法的教学效果就必须提高老师的相关专业知识。无论是会计学专业的老师,还是法学专业的老师,要上好经济法应当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不断学习,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素养。法学专业的老师需要学习会计、税法、财务管理、风险管理,以及票据等相关专业知识,同时时刻关注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时刻训练自己把法学知识融入到经济问题中,提高分析问题的能力,以便在实际教学中能结合相关法学知识分析当前经济热点,提高教学的效果和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会计学专业的老师也需要不断自学经济相关的法律法规,主要是民法和商法,以提高自身的法律理论功底。同时,时刻关注经济法的修改,以便把最新的法律法规融入到经济问题中,促进学生对经济专业知识的理解。另一方面,科研和教学相结合。通过申报经济法相关的教研课题,深入研究经济法研究,明确教学目标、改善教学方法、准确教学定位、增强教师教学能力、提高教学效果。
结语
总之,培育“懂经济、懂管理、懂法律”的复合型、应用型人才是21世纪国家经济建设的客观需要,为了培育这类人才是一个系统化、长期化的过程,需要我们教学工作者在一线的教学工作中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能实现。
一、应用型本科高校经济法学课程教学的特点
与研究型高校的专业法学教育相比,应用型本科高校经济法课程的教学有其自身的特点:
1.经济法课程集法学、经济、技术等知识于一体,课程内容繁多,课时通常为32-48学时左右,在有限的课时内要讲清楚庞杂的内容,比较困难。因此,有必要针对不同专业的学生制定不同的教学大纲,选择适合该专业学生需要的相关经济法知识;
2.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学生主要是二本和三本的学生,学生在主动学习的积极性方面比较缺乏,在教学中常常显得比较被动,如何让学生能够对课程产生学习的兴趣,如何组织教学中师生互动是教师在设计教学时需要重要考虑的因素;
3.经济法课程的授课对象主要是非法学专业的学生,学生的法学基础能力相对薄弱,在课程讲授过程中,需要普及公民、民事行为能力、等基本法学概念。要满足应用型本科高校学生“应用”、“实务”等要求,案例教学法在经济法课程的教学中是被广泛采用的一种教学方式。
二、经济法课程案例教学法在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实践运用
案例教学法,一般认为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兰德尔187年创造的,在美国主要表现为判例教学。案例教学法以真实的案例为教材,教师采用苏格拉底问答法,一步步引导学生从矛盾中发现案例中蕴含的法律知识和法律原则。我国于2世纪8年代开始运用于经济、管理等实践性和应用性较强的学科教学。案例教学的适用性价值一直体现在对学生分析能力、创造能力、表达能力等诸多能力的培养上,在教学实践的一线一直得到师生的欢迎。案例分析法和经济法课程的有机结合,是提高经济法教学效果常用而且有效的方法。笔者在这些年讲授经济法课程的过程中,一直在运用案例教学法,获得了丰富的实践教学经验,但仍处于不断摸索和提高的阶段,仍面临诸多困惑。
(一)经济法课程案例教学的基本模式和经验
我国是以制定法为主要特点,判例法尚未取得法定地位,所以在实施案例教学上存在和普通法系国家不同的地方。在经济法课程教学中,笔者认为应坚持教师在课堂上的主导地位,通过一些简明、具有现实意义的案例来设计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中,教师可以利用网络资源和信息化手段,选择和搜集经典经济法案例,采用视频、图片等多种方式演示案例,主要采用课堂问答、分组讨论以及模拟法庭等方式来设计课堂教学和实践环节,探索适合应用型本科高校非法学专业学生的教学方式。在进行案例教学过程中,针对应用型高校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能力等诸方面的特点,笔者认为以下几点是需要把握的因素:
1.选择合适的案例。
合适的案例是案例教学的关键因素,案例应与应用型本科高校学生的理解和接受能力相适应,所以应选择内容相对简单、具有新颖性、典型性同时兼具一定趣味性的案例。在取材上,可以引用电视、报纸、网络等各种媒体,比如《经济与法》节目中的一些案例来自于现实生活,学生会比较感兴趣,容易激发其学习热情。选取的案例应是近期发生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样,通过对案例的分析讨论,学生能够对所学理论的核心内容有基本的把握和理解。
2.课前准备工作需充分。
主讲教师应在课前将下次课程主要讲授的案例内容发给学生,让学生先查阅相关资料,可以要求学生按分组以PPT形式来准备课堂发言。师生之间有诸如QQ群之类的交流平台,教师可以为学生提供查询资料的途径和方法的技术指导。
3.课堂讨论中需充分调动每个学生的积极性。
课堂中教师可以采用分组讨论以及模拟法庭等方式来灵活开展案例教学。在课堂讨论中,老师要起到理性主持人的作用,要启发学生的思维,能积极调动学生的热情,让每个学生都能参与到讨论中去。在讨论过程中,教师要给予学生适当的、及时的评价与分析,结合案例将理论知识点讲授清楚,从而使学生全面深刻地领会到该案例中所涉及的知识点。
4.案例讨论后的总结需条理清楚。
教师在总结案例时,要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将案例与所涉及的法学原理、法律条文融合起来,使学生能够通过案例分析来掌握经济法课程中的基本基本概念和理论,从而培养学生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经济法课程案例教学法目前在应用型本科高校实践教学中面临的困境
案例教学法在英美法系国家占主导地位,我国和英美法系国家在教学理念、教学手段和教学目的上都存在差异,我们的学生在习惯了“填鸭式”的教育模式后很难适应开放式的案例讨论这种教学形式。因此,案例教学法在实践中还是面临诸多挑战。首先,课前准备过程难以控制。案例教学需要学生进行比较好的课前资料搜集和准备工作,这些有赖于学校的教学资源是否丰富,学生课后搜集资料的条件和实施是否完善,同时,还取决于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其次,课堂中学生习惯被动接受知识信息,缺乏主动提问和探讨的积极性。案例讨论无法热烈和深入。再次,由于学校教学管理方面的限制,过程考核给老师增加很多工作量且操作难度较大,很多教师还是习惯于采用笔试作为最终的考核方式。因此,有些老师将案例教学等同于举例说明这种讲授形式,并没有真正发挥案例教学法的优势作用。
三、创新应用型本科高校经济法课程案例教学法的几点思考
(一)改变传统授课模式,与学生进行“对话式教学”,注重学生的信息反馈
要实现“对话式教学”,对教师和
学生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需要有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极好的课堂管理、语言组织能力,同时,教师要用充满激情的语言将学生的脑细胞充分地调动起来。开展对话式教学,笔者认为教师可以将课程内容分为几个主题或模块,将学生分成几个小组,每次课程分为导入、形成和巩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由小组在讨论的基础上再做小组总结发言。教师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要注重学生的反应,在总体上把握课程的节奏。比如,理论性强的内容,比如经济法总论,教师讲授的时间应多些;实践性强的内容,比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同学们完全可以通过自学来把握,教师就可以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来作准备和阐述。课后,教师可以通过访谈或调查问卷等形式了解学生对课程的反馈意见,从而不断修正课程的内容和教学方法,以期达到最好的教学效果。 (二)案例选择动态化,构建主动适应社会需求的创新机制
社会经济生活瞬息万变,不断产生新问题、新情况,经济法律法规作为上层建筑是社会经济生活的反映,也应适应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动态性。为着眼于应用,经济法课程的案例教学应始终保持对经济法理论前沿、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动态与行业需求乃至社会热点的及时响应,所以要对案例进行时时更新,教师要具有对经济法学前沿知识的敏感性,对身边发生的法律事件保持关注,从而将最新的案例设计到课程教学中去,构建起主动适用社会需求的创新机制。
(三)课程评价方式的多元化和过程化,规范实践教学环节的评分标准
要开展互动式教学,无论对教师还是学生都必须有相应的激励机制。对教师来讲,对教师的考核应重点体现在其教学质量上。应用型本科高校是教学型高校,应该立足于自身定位,以教育的“产品”质量,即学生的质量而非论文的质量去评价教师。以此为标杆,制定相应的制度以引导教师研究教学,使得对教学质量的追求成为教师们的内在动力。对学生来讲,要提高课堂表现在课程考核中所占的分值和比重,应对课堂讨论认真参与的同学给予一定的奖励。评价模式的过程化与多元化,可以提高学生参与的积极性。
四、结语
要实现评价模式的过程化与多元化,就有必要规范实践教学环节的评分标准。实践教学的评分不像笔试成绩那样容易获得,并且实践教学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过程,需要教师长时间对学生的关注,通过听取课堂讨论、批改学生的案例分析报告以及观摩学生模拟法庭的表现等诸多形式而获得,因此,教师有必要设计一系列相对规范的评分标准。比如,小组讨论占课程分值,模拟法庭实践如何打分等,在制定评分标准时,如何体现公平公正是教师需要考虑的关键因素。
摘要： 信息不充分、不对称及错误是信息失灵主要表现，它们对市场效率具有巨大的消极影响，因此需要由各种制度对其加以克服，在诸多制度中，经济法具有独特的优势。经济法通过各种制度安排能够在较大程度上使市场信息充分、对称、准确，从而提升市场效率。
一、计划、市场、信息与决策
市场体制是一种决策分散化的体制，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决策主体；而计划体制则是一种决策高度集中的体制，在该体制中，中央政府是最主要的决策主体，其他主体几乎没有决策权。[1]计划体制和市场体制中的资源配置都是特定决策的结果。只有确保这些决策的正确性和科学性才有可能达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而这首先有赖于决策所依据的信息的充分、准确及均匀分布。如果信息失灵，即决策所依赖的信息不足、不对称[2]及错误，则将导致投资、交易等决策在质上产生偏差甚至错误，在量上则会大大减少，从而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
计划体制与市场体制的信息流动是有差异的，计划体制的信息是纵向流动的，而市场体制的信息流动是横向的。信息流动的差异导致了两种制度的不同效率。因为这里存在着一个对私人信息[3]的正确使用问题。计划体制不承认私人信息，因此对事实上存在的私人信息也就不予以尊重，从而导致了信息的错误及计划的失败；而市场体制作为一种分权的体制正是适应了“每个市场主体都拥有垄断性的私人信息”这一现象，保障了私人信息拥有者作出决策的权利，从而导致了相对较高的效率。哈耶克认为，中央计划和市场体制哪一种效率更高，主要取决于我们可望在哪一种制度下能够更为充分地利用现有的知识，是将所有应被利用的但原来分散在许多不同的个人间的知识交由一个单一的中央呢，还是把每个人所需要的附加的知识都灌输给他们，以使他们的计划与别人的计划相吻合？[4]就确保私人信息被利用的充分性而言，市场体制肯定要强于计划体制。
市场体制与计划体制都存在着信息失灵的现象，但两者存在着质的差异。计划体制的信息失灵主要在于人类认识能力的限制，即不可能存在一个如超级电脑般精英政府对所有信息进行收集并作出正确处理。运用计划和命令对社会资源进行配置的机构存在着一种“致命的自负”，一切打算对整个社会实行计划的企图，不管它们是出于何种高尚的动机，都是建立在危险的知识自负上的。[5]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在中央决策型体制中直接导致了决策者过重的信息负担，面对众多的信息，决策者会无所适从。在前苏联，能源研究和发展委员会的关于增殖反应堆对环境的影响的报告长达5000页，共10卷。对任何一个决策者来说，纸张的总量常常多于他所能消化的数量。[6]计划体制的失败主要在于信息失灵，这种失灵是不可能被很好地克服的，因为人类的认识能力毕竟有限，完全理性的神是不存在的。但印度前总理拉吉夫？甘地在1985年仍认为，当发展计划所需的大量信息的收集、调整、分类和分析在全国范围内出了问题时，解决的办法或许是在于改进资料收集和分析的工具，而不在于放弃计划本身。[7]
与计划体制相比，市场体制具有信息上的优势，这首先缘于每个主体都是独立的，都拥有私人信息并具有决策权，这种分散的决策体系使更多的私人信息可以得到有效运用。“配置资源的权力以可以变化的方式分散在许多能够实际决定这些资源用途的人手里才能使分散的知识得到最充分的利用。只有在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决定运用他的知识时，才有可能使任何个人所拥有的许多具体知识全部得到利用。”[8]但市场体制中的信息同样也会存在失灵的现象，这种信息失灵主要表现为信息不充分、信息不对称以及信息不准确。[9]与计划体制中的信息失灵不同，这种失灵直接导致了市场对制度的需求，且不同的失灵形式导致了不同的制度形式和内容。经济法当然是克服市场信息失灵的一种重要制度。
信息不充分是指决策所依赖的信息在量上不足。导致信息不足的原因主要有三，第一，信息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信息的公共产品性使信息只有很弱的排它性。“信息的生产成本高，而再生产的成本却极低，信息常常遭受惨重的失败。”[10]这里所说的再生产成本低就是指信息的弱排它性，这种弱排它性一方面使信息提供者的收费存在困难，另一方面很容易使各主体在信息提供问题上产生“搭便车”现象，从而导致无私人主体愿意提供信息。此外，信息作为一种无形产品其价值是不确定的，而信息的稀缺性又是价值的源泉，要确定信息的价值又必须对信息予以公开，而这又会降低信息的稀缺性，也就是说，“不可能在不损害其稀缺性的情况下精确地确定其效用，因此其价值，就象稀缺性一样，不可能完全确定。”[11]信息的这一特性提高了信息产品的风险性，使以信息为投资对象的投资者对其望而却步。第二，信息收集、处理存在成本，并且存在着边际成本递增的现象。斯蒂格勒认为，信息成本是从一无所知变为无所不知的成本，极少有交易者能负担得起这一全过程。信息成本的存在使充分信息成为一种理想状态，决策者也只须寻求决策所需的最佳信息量而无须去追求一种完美状态，即决策者在信息收集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之时停止信息收集才是理性的，此时的信息是一种收益最大化的信息。但对决策主体而言，最佳信息量的获取也是有难度的，由于信息成本直接构成了投资成本、交易成本、立法成本、执法成本、监督成本等，这对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市场主体和受制于资源代价的公权主体而言，会不得不在信息与效率之间作出权衡。[12]第三，信息收集、处理者的信息能力有限。[13]信息能力的有限直接导致了信息的不充分，其中，有部分不充分是可以通过改变信息主体而得到克服的，有部分是不可能得到克服的。
信息不对称是指信息在交易主体之间的分布不均匀。其中，一方被称为信息优势主体，另一方则被称为信息劣势主体。信息优势主体往往可以利用其优势地位采取机会主义行为，获得不法利益而使劣势主体受到损害。信息不对称形成的原因大致有二，第一，由于分工的不同，信息在初始状态就不对称。如关于某件产品的质量问题，生产者必然要比购买者了解得更多。第二，由于信息优势是成功欺诈或获得其它非法利益的前提，所以最大化自身利益者往往会维持其信息优势地位或人为制造信息优势。
信息不准确是指信息在质上与客观事实不一致。这种不一致直接导致决策主体决策的失误。信息错误的原因主要有二，第一，信息在被收集、传递及处理过程中出现失误，如计算错误、分析方法错误等。第二，出于某种目的，如为了获得某种资格或非法利益，而故意制造虚假信息。制度虚假信息主体有可能是市场主体，如股市中庄家制造虚假信息使股价异常波动；也有可能是地方政府，因为各级地方官员是向上级负责的，如果没有一种有效的制度制约，他们“总是把那些对其仕途有利的信息禀报上级，即他们采取的是‘和上面合作的方式’，而不考虑‘来自下面的压力’，”[14]从而导致信息扭曲。人为制造虚假信息的主体还有可能是中央政府，如在前苏联，出于政治宣传的需要，经济信息经常被扭曲。根据前苏联经济学家N.西梅勒夫和V.波波夫的报告：“从20年代末到50年代末的30年中，统计数字被篡改得如此厉害，以至于连普通的数字也未能幸免。”[15]
信息失灵会影响市场的正常运行，降低市场的运行效率，因此需要以经济法为主体的制度进行干预，以使市场的信息充分、准确且在各主体之间分布均匀，从而提升市场效率。[16]
二、信息失灵对市场效率的消极影响及制度克服
（一）信息失灵导致市场低效率
1.信息失灵增加交易费用
在纯粹市场机制中，如果没有其它制度的支撑，信息不对称必然会增加信息劣势主体的防御成本，增加其信息收集成本。由于市场主体都作为经济人[17]而存在，每个人都力图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是交易者在信息不对称情形下所占有的关于交易对方的最大信息，除此之外，交易者在交易时很难了解交易对方是否会采取合作的态度，为了防止自身受害，只能在与对方交易时加强防范，从而增加支出；同时如果不借助于其它制度的支持，诚实信用的交易者也很难证明自己在与他人进行交易时会采取合作的态度，如果要证明自己不会损害他人或自己的产品质量很好，其证明成本也很高，这都会影响市场效率的提升。如在巴基斯坦的一个叫Chamber繁荣的商业区中约有60个放贷者，每个放贷者都建立起了一个由可信的客户组成的紧密圈子，他们很少会向圈外人放贷，因为甄别新客户的成本很高。在接受新客户之前，放贷者通常采取一定的预防措施。在交付贷款以前，放贷者通常与借款人在其它方面进行一笔劳务或商品的交易，时间至少长达两个季节；此外放贷还通过走访借款人所在的村庄、与他的邻居和过去的商业伙伴交谈等办法，对借款人进行广泛的了解，以确定其可靠性和品质。如果放贷者在经过严格的筛选和长期等待以后决定向借款人放贷（拒绝率约为50%），他通常首先从一笔试验性的小额贷款开始，只有在试验性的贷款偿还后，放贷者才能增加他对借款人的信任，才能提供符合其需求的贷款。20世纪80年代初对Chamber放贷活动的调查表明，年利率平均为79%，但这一很高的平均数也包含着很大的差异：利率从18%（仍然高于12%的银行利率）到200%不等。许多利息被用来弥补非正规市场上信息和行政管理方面的高成本。调查者的结论是：利率与放贷者放贷资金的平均成本大致相同。这意味着他们的利润接近零。[18]该实例中，在信息不对称即放贷人不知借款人是否会按时归还本金和利息的情形下，放贷人承受了过高的验证成本，过度而合理的防御行为使放贷人还承受了巨额的防御成本，同时也导致了这种自发金融市场的高利率。
2.信息失灵导致市场萎缩甚至消亡
（1）由信息失灵而产生的关系交易导致市场被割裂
在没有制度支持的情形下，信息失灵会产生关系交易，即人格化交易，因为这是确保交易安全、降低信息成本、减少交易所需信息量的有效途径。这种交易在自然经济中相当普遍，但与市场体制的要求不相一致。关系交易的弊端在于交易范围很窄，使市场被人为分割，虽然关系内主体间的交易成本很低，但与关系外主体之间的交易成本却很高，支撑交易的信息量也要求很大。如在尼日利亚北部扎里亚附近4 个穆斯林村庄中，400户人家结成一个关系紧密的群体，群体成员对有关各自的需要、活动和境况的信息了如指掌，几乎所有的借贷都发生在群体内部，借贷没有书面契约，完全凭借信任，每20笔借款中只有1笔拖欠，但与村庄外的借贷关系几乎没有发生。[19]在市场体制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人格化交易很容易成为克服信息失灵的首要选择，但它是反市场的，是一种历史的倒退。
（2）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逆向选择会导致市场消亡
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最早是保险学中使用的一个概念，指保险人与投保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投保人知道自己的风险特征，而保险人则不知情，因而不能对不同风险类型的投保人进行区分，从而不能对不同风险的投保人收取不同的保险费，而只能收取以风险的平均概率为基础的保险费。在这样的收费体制下，高风险的投保人具有更多的保险激励，而低风险的投保人则更倾向于退出保险市场，保险市场因此萎缩。1970年阿克洛夫（Akerlof）在《旧货市场：质量的不确定性和市场机制》的论文中以旧车市场为例对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逆向选择问题进行研究，从而把逆向选择概念一般化。在旧车交易中，买卖双方关于旧车质量的信息是不对称的，买方因此以旧车市场上车的平均质量为基础出价，这会使质量高的旧车卖主退出市场，从而降低市场上旧车的平均质量，买方了解此信息后，又会降低出价，从而使质量稍好的旧车卖方退出市场，因此形成恶性循环，最终使旧车市场消亡。[20]逆向选择问题在旧货交易市场、失业保险、汽车责任保险、医疗保险尤其是老人医疗保险等领域中普遍存在，如果没有有效制度对其的支持，这些交易将不可能长久存在。
3.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道德风险直接导致市场的低效率
道德风险（moral hazard）最早也是保险学中的一个概念，指投保人投保后，对其保险标的的注意程度会降低，从而增大了保险标的的风险程度。经济学家对这个概念一般化以后，主要指委托人对人没法进行有效监督，人因此可以为所欲为，损害委托人的利益。[21]道德风险导致市场低效率是相当明显的，如在团队生产中，因团队成员的偷懒行为无法被低成本地观测到，偷懒行为的部分结果会由团队中的其他人承担，从而激励更多的偷懒行为。如在动物租借合同中，出租方对动物是否被正常使用无法进行有效监督，承租方因此可以过度使用动物畜力，损害出租方的利益而最大化自身利益。这是以动物作为畜力的租借合同不可能普遍存在的原因，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道德风险因此导致物不能尽其用。又如在企业投资者与经营者之间，由于经营者处于信息优势，投资者对经营者的行为不能进行有效监督，经营者因此可以欺骗投资者，获取不法利益。[22]
4.信息失灵导致决策不当或失误
就市场主体的单方决策而言，信息失灵导致决策不当或失误。决策者在信息不充分的前提下作出的决策往往因缺乏事实基础而失误；在信息不充分的态势下，信息劣势者也往往会主动作出损害自身利益的决策；决策者基于错误信息而作出的决策必然是错误的。
（二）信息失灵的制度克服
如果没有充分、准确及对称的信息，计划体制和市场体制都不能有效地运转。计划体制中的信息失灵导致了计划的失败；而市场体制中的信息失灵则导致了各种替代性制度的产生。这不仅已得到了理论上的论证，也经历了制度实践的考验。在经济学中，信息既应被看作是对交易的一种支持，也应被看作是一种交易的对象。市场体制下克服信息失灵的制度构建应在此两方面同时展开。布瓦索认为，制度代表一种长期的集体投资，旨在降低社会交换的信息成本；[23]科斯在1937年的论文是指出，企业是对市场制度的部分替代，这种替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包括信息费用在内的交易费用；[24]诺斯认为，意识形态有节约信息费用的作用；[25]科斯洛夫斯基认为，信任能降低交易成本，能够把囚徒困境转变为一种自信的游戏；[26]斯密德认为，消费者节省信息成本的一种方法是有权期望物品只有在满足一定标准要求后才可以出售。……采用一些公共的集体计划来减少不确定性是可能的。如欧洲的现代化计划。[27]施蒂格勒认为，经济组织的某些形式或许可以用它是消除质量不确定性的方式来解释。可以把百货商店看作是一个谋求商品的高质量以及确保商品的高质量的组织。[28]还有 学者认为，恰当的制度能在一个复杂的、不确定的世界中引导个人决策者，并能帮助我们减少对信息的需要。[29]此外，在现实中出现的保证、担保、品牌、连锁店、著名商标和广告等私人制度也能降低信息成本；某些中介机构的存在克服了交易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促进了交易；某些强制性保险制度克服了逆向选择问题；对人的利益激励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其道德风险问题；政府直接提供信息增强了市场主体的理性，降低了市场主体的信息成本等。这些制度产生的历史长短不一，有的与市场一样长久，有的在最近才出现；有的属于私法；有的则属于公法；有的在市场内部产生；有的则依赖于第三者；有的属于正式制度，有的则属于非正式制度。在众多制度中，最有成效的是公权介入后而产生的制度，这种制度属于经济法范畴，也是本文主要研究的对象。
三、信息失灵的经济法克服
个人理性要能起作用的话，是以获得和交易有关的信息为先决条件的。[30]新古典经济学认为，进行交易的价格体现所有和交易有关的买卖双方的信息的情况下，交易才能最优化，市场就能达致高效率。但这种观点是不现实的，与买卖有关的信息不可能全部体现在价格中，价格制度因此也不可能构成经济制度的全部，所以只有构建非价格制度，进行信息制度的创新，克服信息失灵，市场的高效率才有可能。这种解决市场信息问题的非价格制度的欠缺意味着市场常常是萎缩的，不是发展的，因为人们没有那种进入交易的强烈愿望，所以政府应该作为一种干预主体介入市场对信息失灵问题进行干预。政府[31]克服信息失灵的主要依据有四，第一，政府拥有垄断性的强制力，因此可以强制性地赋予私的主体的说明义务，也就是说，政府可以运用其强制力让私的主体说真话，说其该说的话。而私的主体自身是不可能强制性要求对方作出说明，因为各私人主体之间在地位上是平等的。第二，政府作为超越于私人主体之上的公共组织，其综合信息收集能力及处理能力要强于私的主体。此处并非指政府的信息能力绝对要强于市场主体的信息能力，事实上两者的信息能力是各有所长，市场主体拥有私人信息，政府不可能拥有，但政府的独特地位导致其综合信息能力要强于市场主体。第三，政府具有组织优势，可以更有效地降低信息成本。第四，政府权威的存在使其提供的信息具有公信力，政府因此对其所提供的信息只须承担较轻的自我证实责任，自我证实的成本也很低。[32]政府提供信息的方式主要有三，第一，以法律的形式赋予市场主体说明的义务；第二，直接收集、处理信息并向社会无偿提供；第三，进行制度创新，以直接避开信息失灵问题，即在该制度下，根本不存在信息失灵问题。以下对政府运用经济法的制度形式克服市场信息不足、不对称以及信息错误等缺陷进行深入探究。
（一）信息不足的经济法克服路径
关于市场总体信息量不足问题的克服，有多种路径选择，主要有二，第一，信息由政府直接予以提供，指导性计划是主要信息载体；第二，政府公权力介入私人主体对信息的生产及交易领域，以促进部分信息由私人主体予以提供，减轻政府的信息提供责任。[33]
1.政府直接提供信息
第三者直接提供信息并由市场主体无偿使用可以克服市场主体在信息提供问题上的搭便车现象，[34]这个第三者非政府莫属。因为政府有以税收为方式的财富汲取能力，这种能力是政府所特有的；政府还是一种非营利性的组织，不象企业那样时时进行利润的核算，这使政府无偿提供信息成为可能。但政府提供的信息是否必然有效？这需要我们回答以下两个问题，即政府理性是否必然要强于私人理性？政府理性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增强私人理性？如果政府理性低于私人理性，则由政府提供信息成为不可能，也没有私人主体会去相信并采用政府提供的信息。我们认为，政府理性和私人理性在不同领域会有不同的强度，在私人信息领域，私人理性要强于政府理性；在非私人信息领域，[35]政府理性有可能要强于私人理性。在政府理性要强于私人理性之处，私人理性可以借助于政府理性而得到增强，市场主体的有限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得到克服。这是政府理性的主要功能，也是相关制度的主要作用。“培育制度的必要性源于人性的某些固有特质，如在信息吸纳、评价信息和保留知识上的有限能力。”[36]正是人性的这些特质使经济法的功能得到凸显。
由政府直接提供信息克服市场信息不足的主要法律载体是计划法。[37]计划法并不是以指令性计划直接配置资源的法律形式，而是以指导性计划优化市场主体决策的法律形式。指导性计划既能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市场主体的有限理性，增加市场主体的有效信息拥有量，弥补市场不能提供充分信息的缺陷，又能降低市场主体所需承担的信息成本，从而激励其作出生产、交易等各种决策。指导性计划既能增强市场主体的理性，又能降低市场的不确定性，由此对市场交易形成强有力的支持，从而促进市场体制的发展。“指导性计划实质上是一个过程，籍此，许多决策者能够互相交流有关市场条件的预期以及各自计划的信息，使他们的计划和市场预期一致起来。”[38]
2.对信息的私人生产及交易的公力支持
前已所述，在市场体制中，信息既是一种对交易的支持物，也是一种交易的对象。信息之所以能够作为一种物而被交易，是因为信息具有的内在价值和其稀缺性，交易信息能够给信息的生产者和使用者带来效益。但信息的弱排它性使其他主体产生搭便车的心态和行为，因而使信息生产者很难获利，从而影响其对信息的生产。这使公力对信息生产和交易的支持成为必要，这种支持在法律上的表现形式是《信息生产与交易支持法》，我国目前尚未制定这方面的法律。该法的主要功能是降低信息生产主体的排它成本，减少信息的正外部性，确保信息生产者获得应该获得的利益，从而激励更多、更优的信息提供。因为信息的弱排它性不仅会使信息生产主体的排它成本增加，还会使信息主体不敢进行交易，从而不能实现其投资的目的，急需获取信息的主体则没有拥有最佳信息量而不能使其决策最优化。政府运用公权对信息产权进行直接保护，一方面可以降低信息主体对其所拥有信息的排它成本，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强信息主体对其所拥有信息的安全感，从而促进信息交易，增加信息产出。需要注意的是，信息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并不是指所有信息都具有同等强度的特性，相对于非公共产品，信息的排它性确实很弱，但不同信息的排它强度是有差异的，有的信息产品的排它性较强，有的信息产品的排它性较弱；随着经济情势的变迁，科学技术的发展，信息的公共产品特性也会变迁，有的信息产品由于有高科技的支持而发展出一种廉价的收费方式，从而使其公共产品的特性变弱甚至消失，这使某些信息由私人提供并实行有偿使用成为可能，而政府的公力支持则使这种可能性进一步的增强。但并不是所有的信息都可以由私人提供，对于具有纯粹公共产品特性的信息还是应该由政府予以提供；此外，对在政府公力支持下由私人主体生产和交易的信息，如果政府的支持成本过高，则政府应该放弃这种支持，由政府自身直接提供相关信息。《信息生产与交易支持法》在内容上主要包括对信息生产的制度支持和对信息交易的制度支持两个部分，其中，对生产的制度支持是通过降低信息生产的难度、增加原始信息获取的途径和加强对生产企业的组织支持等方式实现的。对交易的制度支持是通过确保交易的安全性、降低交易的成本、降低对交易的利益获取比例以及加强对非法获取、使用和披露信息的主体的惩处等方式实现的。
（二）信息不对称的经济法克服路径
目前信息不对称的情形相当严重，也相当普遍。在美国， 人们断定每五位住院病人中可能有一人根本不必呆在医院，而医生比任何人都清楚哪个病人需要住院，哪个病人可以提前一天回家，哪些检查是不必要的，而病人自己则很难知情，其利益因此受到损害。[39]在我国，各行各业都存在着信息的不对称，因此而产生了较多的消极影响。如出租车行业中 司机的不合理绕道问题；医疗行业中的不合理用药问题；经营者对不安全、不卫生的消费品的销售问题；上市公司的经营者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犯问题等，都缘于信息不对称。[40]信息不对称的经济法克服有多种路径可以选择，主要有直接克服信息不对称的制度和间接克服信息不对称的制度。信息不对称的直接克服有三种方式，其一，让信息优势者直接向信息劣势者提供信息；其二，激励其他知情者说真话；其三，由政府向信息劣势者提供信息，从而使信息分布均匀。信息不对称的间接克服也有两种方式，其一，避开信息问题进行制度创新，在该制度下，不存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其二，创新一种非价格机制，作为对价格信号的补充。
1.信息不对称的直接克服
（1）强制性赋予信息优势者说明的义务
《证券法》中的信息披露制度是政府进行强制性信息平衡的主要表现之一，在我国及发达国家的《证券法》中，信息披露制度相当完善，必须披露信息的范围、信息披露的程序以及信息披露的准确、及时、充分性的确保等都作了专门的规定，[41]应该说这是一种设计相当良好的制度，应该切实予以实施。只有进行充分、准确、及时的信息披露，投资者和潜在的投资者才会有投资的安全感，才会进行投资，从而促进证券市场的稳定。研究成果表明，会计制度健全的国家，经济增长也更快，因为健全的会计制度不仅能确保信息的准确性，还能降低信息制造主体和信息需求主体之间的不对称程度。一项研究估计，如在90年代，把阿根廷的会计标准提高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当时的平均水平，将能使该国的GDP每年提高0.6个百分点。[42]《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赋予了经营者的强制说明义务，该法第19条规定，“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和服务的真实信息，不得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经营者对消费者就其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质量和使用方法等问题提出的询问，应当作出真实、明确的答复。”但与《证券法》中系统的信息披露制度有区别，该法关于经营者说明义务的条款仅此一条，并没有形成一个体系，该法第19条第1款有两部分组成，即“经营者应当说明真实信息”与“经营者不得虚假宣传”，前者是命令性的规范，是一种强制性说明的义务，后者是禁止性的规范，两者之间是并列的，并不存在层递关系。但令人不解的是，在法律责任一章中，并没有对违反强制说明义务设置相应的责任，而只在该法的第50条第5项对商品或者服务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设置了几种法律责任，这说明该法第19条第1款的重点在于禁止虚假宣传，而不在于赋予经营者强制性说明义务。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因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克服信息不对称的主要方式在于确立经营者的自我说明义务，许多消费者只有经由经营者的说明才能对商品或服务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虽然第19条第2款规定，经营者对消费者的询问，应当作出直接、明确的答复，但在很多情形下，消费者根本没有能力就商品或服务的问题向经营者询问，因为问题的提出也是以对商品或服务的一定程度的了解为基础的，如果消费者对商品或服务不了解，也不太可能提出适当的问题使经营者回答，所以问题的关键首先不在于消费者的提问，也不在于禁止经营者的虚假宣传，而在于经营者就商品或服务的自我陈述，在于在法律上直接赋予经营者的强制性说明义务。所以法律的修正应该增加设置第19条第1款关于强制性说明义务的法律责任，并且对必须予以说明的事项也应当加以明确。因为在该条款的规定中，“有关商品和服务的真实信息”是一个范围相当广的概念，也是一个相当不确定的概念，在实践中，经营者究竟必须说明什么？这是一个相当不好操作的难题。首先我们可以确定说明义务的限度，如涉及到经营者商业秘密的事实，则不应在说明之列，如果必须说明，应同时规定对方的保密义务。其次应该明确必须予以说明的事项。在立法技术上，可以采取列举式和概括式相结合的方法。如经营者应该对商品的名称、规格、质量、产地、性能、用途、有效期限、有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及其它必须予以说明的事项[43]向消费者作出准确、充分、及时的说明。
（2）激励其他主体说明真相
让其他主体说明真相需要有制度的激励，如果没有制度确保对该主体进行以物质为主要方式的激励，则让他们说出真相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在经济领域，每个主体首先作为经济人而存在，最大化利益是其主要目的，如果在说出真相之后，没有任何直接可获取的利益，则社会上绝大部分主体都不会作出这种选择，何况说出真相还会使其承受不利后果。我们不能否认社会上确实存在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而不计报酬的举报者，但这毕竟只是少数，这些少数人所掌握的信息也是少数，尚不足以使信息不对称得到克服。所以政府应该进行制度创新，设立悬赏举报制度，这种制度能够以最低的成本获得最多的信息，还能获得在其它制度下所不能获得的信息，这种制度在我国目前应该普遍地建立。以食品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而言，消费者处于信息劣势，消费者在进行食品消费时，很难知道所消费的食品是否卫生，不可能知道所吃的菜是否有过多的农药残留，不可能知道做菜的油是否是潲水油，不可能知道作为原料的肉是否是病猪肉，……甚至不可能知道经营者的厨房是否符合卫生标准等。这方面的信息对消费者而是至关重要的，但消费者一般不能获得这种信息，因为获取这种信息对消费者而言成本过高，过高的成本使消费者获取这种信息事实上成为不可能。对经营者而言，采用不卫生的原料、按照不确保卫生的程序进行食品生产，其自身承担消极后果的可能性不大，因为食品卫生监督部门由于受制于人力、物力和财力的限制，不可能对所有经营者时时刻刻进行监督，也就是说，该部门不可能获取所有经营者在所有时刻的不法行为信息，因此对其进行处罚就丧失信息前提；而这种不卫生的食品被消费者消费后，并不一定立即使消费者致病，甚至消费者不一定会有感觉；而在不卫生生产的成本过低的情形下，食品经营者进行不卫生生产的可能性就极大。[44]在这种食品卫生监督部门和消费者都不能获取充分信息的情形下，政府应该改变思路，考虑选择另外的方式获取信息。在食品的不卫生生产过程中，总有人会知晓不卫生生产的情况，政府应该设法让这些人说出真相，而悬赏举报制度是让这些知情者说出真相的最佳的途径。这种制度具有很大的可行性，因为利益激励是一种最强的激励方式；此外，政府的利益激励还可能打破不法人员之间的利益联盟，因为这种利益联盟的稳固性本身就不强，利益激励可以改变各利益联盟主体的利益构成，从而促使其中之一者说出真相。事实上，悬赏举报制度是政府花钱买信息的一种制度，相对于其它信息获取渠道而言，这是一种低代价的、有效的克服信息不对称的制度。[45]值得注意的是，在最近几年的立法中，我国已经开始注重举报制度的引进和建立，如2000年修正的《产品质量法》第10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对违反本法规定的行为，向产品质量监督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检举。产品质量监督部门和有关部门应当对检举人保密，并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 规定给予奖励。这是我国立法中至今为止规定的最为完整的悬赏举报制度。国务院在最近颁布的《关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决定》中第（八）项规定，建立健全举报奖励制度。各地区、各部门要建立通畅的渠道，认真受理群众和企业的举报、投诉，制定并完善举报奖励制度，对举报有功人员予以重奖，并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46]1999年修订的《会计法》第30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对违反本法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规定的行为，有权检举。但没有关于奖励的规定。我国目前有关举报的制度散见于各法律法规之中，各自规定不一，也不成体系，某些法律对举报的规定很不完善，因而在实践中产生了较大的负面效应，所以我国应该制定《举报法》，详细规定对举报者的保密制度、奖金来源及发放制度、对打击报复的处罚制度、举报信息的使用制度等，以使举报者在举报时既有安全感，又能及时、足额获得奖励，还能使举报信息尽可能地得到充分运用。
除了建立悬赏举报制度以促使其他知情者说明真相外，经营者之间的有效竞争也能促进信息披露。竞争如何促进信息披露？如何降低信息成本？这是我们需要研究的。竞争对信息问题有两种不同的影响，因竞争而导致企业利益的直接减少有可能使企业利用信息不对称而非法获利以增加利润；而竞争的存在则也有可能使企业不敢制造虚假信息，因为竞争对方是最佳的打假能手；此外，竞争的存在还会减少企业的私人信息，增加市场的公共信息，从而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如我国邮政部门在为提高邮资而上报的材料中称，全球600万邮政职工为60亿人服务，而我国60万邮政职工要为12亿人服务，长期处于超负荷状态，因此提高邮资势在必行。但事实上全球邮政每年完成的信函总量达4030亿件左右，而我国邮政处理信函的总量却仅为70亿件左右，其劳动生产率不足世界平均值的17%.[47]若我国邮政行业存在竞争，则其劳动生产力低下的事实肯定会成为一个公开的信息，邮政部门在为提价而上报的材料中肯定不会再作上述比较。经济法中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及《反垄断法》维护了竞争，确保了竞争的有效性，从而增加了市场中的公开信息总量，在一定程度上能克服信息的不对称性。
（3）政府或其它机构直接对信息劣势者提供信息
在信息严重不对称之处，政府提供有关信息能够直接减少外部性。外部性存在的原因很复杂，如产权不能明确界定、经济人对自身利益的极端追求等。信息不对称是外部性的私法克服的障碍之一，因为外部性的制造者与受害者之间就外部性的事实的信息不对称有可能直接妨碍受害者向外部性制造者提出赔偿要求，从而也不可能使整个社会作出进一步的反应。政府提供相关信息能够使民众了解外部性存在的情况及严重程度，从而使民众作出反应成为可能。以环境污染的控制为例，世界银行的一个工作组最近研究了阿根廷、墨西哥、智利和菲律宾的股票市场对环境状况报道的反应。这四个国家中没有一个拥有实施环保的记录，但是，在企业的良好环保状况得到当局认可的消息公开报道后，该企业的股票价格平均上升了20%，当公民抱怨污染的消息公布后，企业的股票价格下降了4-15%.[48]印度尼西亚利用克服污染企业与被污染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的方式较为成功地控制了污染。该国的环境影响管理局开发出一项“污染控制、评估和环境评级计划（PROPER）”该计划从工厂中获得关于污染的数据，对其环保状况进行评级，并将环境评级情况向社会公布，通过金融市场对污染企业造成影响，因为金融市场会对企业的环保评级作出反应，利用公众的压力来迫使污染企业执行环保法规。由于受环境污染的人们参与计划之中，因而它在企业与有关方面之间达致了力量的平衡。[49]实践证明，在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形下，政府向公众提供有关环境状况的可靠信息，是解决相关环境问题的最佳路径之一。这种信息直接增加了反对环境污染的主体数量，增强了环保的力量。
政府直接向信息劣势者提供信息，不仅可以降低信息劣势者的信息成本，还能向信息劣势者提供其自身不能获得的信息。《产品质量法》第24条规定，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产品质量监督部门应当定期其监督抽查的产品的质量状况公告。这种信息是消费者个人很难获得的，政府部门利用公权力获得这种信息向社会公布后，能增加消费者的信息拥有量，从而促使消费者作出合理的消费选择。消费者的消费知识有限，如对免熨衬衫是否可达到免熨效果，消费者一般不知道，往往要进行消费以后才能知情，但对免熨衬衫中含有甲醛并会对人体造成损害的事实肯定不知，在最近中国消费者协会委托有关部门对免熨衬衫进行抽查后，得出结论，绝大部分免熨衬衫含有甲醛，而免熨衬衫的免熨效果则几乎没有。这对消费者而言是一种最好的信息。国家质量监督部门在近一年内向社会公布餐具洗涤剂、白酒、农药、电池、微波炉、西服、强化奶粉、啤酒等近百种产品的抽查结果，在公告中详细列出了每种商品的合格品种和不合格品种，并说明了不合格的原因。[50]这有利于消费者作出正确的选择。但政府克服信息的不对称，除了首先要确保信息准确性，更重要的是确保信息公开的普遍性，如果准确信息的公开度不大，则对信息不对称的克服贡献也不会大。我国目前政府在提供这类信息时，公开的方式仅限于电视、报纸及专门的公告等，从形式上看，似乎公开度已经很大，但实质上，由于信息劣势主体主要集中在农村，这些主体接受这些信息往往受到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因而相当部分人是得不到这种信息的。如含有PPA的药品被禁售之时，各种媒介都了这一消息，但在某些偏远农村地区，康泰克这种药还在销售，一些人也还在服用。所以，我们认为，信息不对称越严重的领域和区域，就越需要政府直接提供信息，政府提供信息除了须承受信息的收集、处理、分析成本外，还须承受信息的公开成本，由于受制于资源限制，[51]政府不可能克服所有的信息不对称，因此，政府应该把有限的资源用于信息不对称最严重的领域，进行信息的收集、处理、分析；还应把有限资源用于在信息不对称最严重的区域，专门用于信息的公开。
2.间接克服信息不对称的制度创新
间接克服信息不对称的制度从表面上看并不着眼于信息本身，但它或者在实质上能降低各主体对信息的需求，或者本身就是一种信号，从而促进原来信息严重不对称的主体之间的合作与交易。强制性保险就是一种绕过信息不对称而克服逆向选择的制度，这种制度对信息的要求几乎为零；利益激励制度也能降低信息劣势主体对信息的需求量；中介性机构的出现使克服信息不对称的机构得到了扩展，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政府的工作；而非价格机制的发展使信息劣势主体信息获取可以多元化，有些非价格制度本身就是一个被高度浓缩的的信息，因此有利于信息不对称的克服。
（1）强制性保险等[53]
经济学的研究认为，一些没有被 私人开发的保险市场，如养老保险、失业和残疾保险等，都应有政府的正式保险计划。[54]为什么存在没有被私人开发的保险市场？其原因比较复杂。最主要的因素在于信息不对称而在保险领域产生了逆向选择问题，最终导致私人保险市场的消亡。对此，由政府进行强制性保险是一种可行的解决方法。经济学家的论证也认为，当市场失灵严重到私人保险不能提供足够的保险项目，就很可能需要由社会保险，即由政府提供的强制性保险来发挥作用。[55]我们认为，强制性保险等制度克服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逆向选择问题是相当可行的。它是一种低成本、高收益的制度。在这种制度框架下，根本不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因为这种制度对信息的需求量很低。以强制性失业保险为例，所有劳动者都必须投保，这对劳动者而言是一个不能选择的强制性行为，这使逆向选择问题的产生丧失了行为基础，政府在接受投保时也无需去辨认该主体是否更容易失业，信息不对称由此得到克服。
（2）利益激励制度
对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道德风险问题，利益激励是最佳的克服路径选择。在奴隶制社会中，奴隶主与奴隶之间存在着相当的矛盾，奴隶主要得到奴隶更多的劳动产品，而奴隶则想得到更多的闲暇。就奴隶的劳动质量而言，奴隶主处于信息劣势，奴隶因而可以怠工、偷懒，为此奴隶主可以做出两种制度安排以促进奴隶劳动：（1）强迫奴隶劳动，不劳动则不供给食物或严刑处罚。这种制度的执行，奴隶主要花费资源监督奴隶劳动的整个过程，这会导致巨额监督费用，并且劳动过程的某些阶段根本没法监督；奴隶主还要承受对违规奴隶处罚的成本。（2）对劳动产品与奴隶实行分成制。这种制度的执行奴隶主只需监督奴隶的劳动产品，而不需监督劳动过程，因此不存在监督费用问题，而且分成制使奴隶有更大的劳动动力，无论从产品质量还是数量来说，这种制度都要优于强迫劳动制。[56]强迫劳动制并没有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反而加重了奴隶主的监督责任，使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更趋严重；而分成制通过利益激励使奴隶能够进行自我约束，这种约束降低了奴隶的监督责任，因而减少了奴隶主对奴隶劳动质量和数量的信息要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信息的不对称。在现代企业中，用利益激励去克服信息的不对称是相当必要的。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应该赋予最有信息优势的人，以使这些人不滥用信息优势。向国有企业委派稽查特派员对企业进行稽查并不是一种最优的制度，这种制度的主要目的也在于克服信息的不对称，但这种克服信息不对称的思路存在一定问题，它是从信息劣势方着手以获取更多信息，这不仅不能使信息不对称得到克服，反而产生其它一些负面影响。我们认为，信息不对称的克服应该主要从信息优势方着手，给予其一定利益，以使其与信息劣势者的利益大体相一致，从而减少信息劣势者的信息需求。
（3）中介机构
市场体制中的中介组织的功能和作用相当值得研究。这种组织也能克服信息的不对称。如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就能使上市公司股东了解公司的具体情况。经济学家发现，因为存在着逆向选择问题，旧货市场如果没有非市场制度的支撑，是不可能存在的。目前这种市场能够较普遍地存在是因为得到了一些非市场制度的支持，如专门检测旧货质量并出具报告的机构出具真实的报告，一方面可以免除旧货卖方的质量证明责任，可以降低总体的质量证明成本，还可以使买方确信产品的质量状况，从而促成交易的进行。但中介机构在发挥其克服信息不对称功能时，最为关键的问题是其提供的信息的公信力如何，如果中介机构普遍存在信任危机，市场主体对其所提供的信息根本不予信任，则信息不对称也无法得到克服。所以如何确保市场主体对中介机构的信任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理论上可以有三种选择，第一，使中介机构成为一个非营利性的组织。由于不追求处自身利益，非营利性组织容易被市场主体所接受，但不追求自身利益的特性同时会使非营利性机构处于动力不足、效率低下的局面，这会影响市场主体对该机构的认同。第二，强化营利性中介机构的行为责任。《公司法》、《注册会计师法》、《证券法》等都对一些中介机构的法律责任作出了规定。我们认为，因为这些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替代政府行事，并且面向社会大众，所以其违法行为的消极影响会相对更大些，故应该对其配置相对较严厉的法律责任；并且在法律执行过程中，也应强调严厉，因为若对其违法行为不依法处理，会引发民众对这些机构的信任危机，从而影响整个行业；此外，应该尽可能使这些中介机构负无限责任，各投资主体之间负连带责任，从而约束并促进其提供正确、有效信息。第三，在民众对不同层级的政府的信任程度不同的情形下，尽可能提升中介机构的成立审批部门和监督管理部门的层级，使更多民众能够更信任该中介机构。如《产品质量法》第19条规定，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必须具备相应的检测条件和能力，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产品质量监督部门或者其授权的部门考核合格后，方可承担产品质量检验工作。在这规定中，把审批部门设在省一级，一方面是为了提高门槛，以确保检测质量；另一方面则为了增强民众对该机构的认同，提高对由该机构提供信息的信任度。
（4）非价格机制
“在信息不完全可得的情况下，聪明的人类总会在市场上找到一些非价格的东西来补充价格机制。我们对这些非价格机制的依赖也可以理解为我们为购买信息而进行的投资。”[57]非价格机制本身就是一种信息，只不过不是一种价格信息。非价格机制所内含的信息对交易双方都是有利的。以企业质量体系认证制度为例，内部管理科学、产品质量过硬的企业通过质量体系认证以后，在与其他主体进行交易时，可以不进行既费时又费力的自我质量说明，而交易对方也可以减少进一步的信息收集行为，从而既可以节省交易成本，又可以促进交易快速进行，还可以降低交易对方的防御行为。这种机制是克服信息不对称、消除信息不对称的消极影响的最佳制度。康佳集团在全国彩电行业首家获得ISO9001质量体系和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国际和国家双重认证。这一信息极有利于康佳集团的彩电销售。90年代初在杭州营运的中巴车车身上写着大大的“国营”两个字，这是在个体私营者多次损害消费者利益的情形下出现的。国营两个字有深刻的信息内涵。它意味着经营者不损人利己，意味着不过度追求利润。这个重要信息能免除消费者被宰的忧虑，从而促成交易。产品质量免检制度也具有这样的功能。此外，交易者的良好声誉也是克服信息不对称的一种非价格机制。“商誉这个词意味着质量的持久性，而信誉是有价格（或罚金）的，因为它使搜寻变得经济。”[58]企业的良好声誉能够减少其在与金融机构、消费者进行交易时的信息提供量，还能降低双方之间的合作成本总量，如《商业银行法》第36条规定，商业银行贷款，借款人应当提供担保。经商业银行审查、评估，确认借款人资信良好，确能偿还贷款的，可以不提供担保。企业的良好资信对银行而言本身就是一种信息，这种信息的存在一方面降低了企业的自我证明责任，另一方面减少了银行的信息收集成本；企业不提供担保而得到贷款直接减少了其借贷成本。
3.信息错误的经济法克服路径
经济法在禁止错误信息、促进正确信息的提供方面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1）对错误信息的直接禁止
经济法在这方面有相当多的规定。如《会计法》对提供虚假会计信息的禁止；《广告法》对虚假广告和不当比较广告禁止；《证券法》对错误信息的禁止；《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对欺诈行为的禁止；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5条及第21条对假冒行为的禁止，第9条及24条对虚假宣传的禁止等。这些禁止性的法律规范一方面直接减少了市场中的错误信息，另一方面也直接促使了各主体提供真实信息。
（2）政府直接提供正确信息
对市场中有较大影响的虚假信息，政府应该通过提供真实信息的方式直接予以克服。换言之，在这种情形之下，政府有说明的义务。政 府的这种说明义务主要来源于两点：第一，在市场中存在较多错误信息的情况下，政府是最佳的僻谣主体，其他主体都没有足够的公信力进行僻谣。第二，与单个的市场主体相比，由政府直接做这个工作可以节约更多的辨认、筛选、处理错误信息并予以公示的成本。
（3）禁止价格扭曲及对扭曲价格的矫正
“当供给与需求的力量可以自由发挥作用时，价格衡量稀缺的程度。对于经济学家来说，价格本身是非常美好的东西，因为它们传递着关键性的经济信息。”[59]市场经济中的价格信号是信息的主要载体。价格是一种高度浓缩的信息，它虽然只表现为一个数字，但它所内含的信息量很大，市场主体主要依据这种信号做出决策。市场的良性运行有赖于价格信号的正确性。但价格很容易被人为扭曲，成为一种错误的信号，从而影响微观的效率和宏观的有序。经济法对价格扭曲的禁止及对扭曲价格的矫正主要体现在《价格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商业银行法》等法律中。《价格法》第7条规定了经营者定价的基本原则；第8条规定了经营者定价的基本依据；第14条第2项规定了禁止低价倾销，第3项规定了禁止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哄抬价格、推动商品价格过高上涨的行为等。这些规定都是为了确保价格能够反映商品的稀缺程度，确保价格信号的正确性。《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3条规定，抽奖式有奖销售，最高奖的金额不得超过5000元。这个禁止性规定的目的主要在于防止因奖金太高而使价格扭曲。《商业银行法》第31条与38条规定，商业银行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存款和贷款利率的上下限，确定存款和贷款利率；第75条对擅自提高或降低存款或贷款利率的行为设置了相应的法律责任。这种规定主要在于确保利率这个价格信号的正确性。
4.经济法降低信息成本的路径
信息成本过高并不是市场体制中信息失灵的直接表现，但信息不充分、不对称及信息错误往往导致市场主体自身承受巨额信息成本。经济法在克服信息失灵的过程中，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市场主体的信息成本，从而直接增加市场主体的利益，在总体上提升市场效率。经济法降低信息成本的路径主要有三，第一，通过政府提供信息公共产品降低市场主体的私人信息成本。第二，通过制度降低对信息的需求量，减少市场主体对信息的搜索行为，从而降低信息成本。第三，通过赋予信息优势主体强制性信息公开制度，减少信息劣势主体的信息成本。此外，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经济法通过克服信息失灵降低信息成本的同时，也直接降低了市场主体的自我防御成本，从而提升了市场主体的获利水平。
摘 要：国家失灵与经济法的关系是经济法基本理论问题之一。文章首先探讨了国家失灵的定义、表现、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国家失灵与经济法关系的看法，认为经济法的概念中不应包括克服国家失灵的内容，经济法的产生并不是为了克服国家失灵，经济法的功能是为了克服市场失灵，国家失灵的法律对策应由以行政法为主体、包括相关的宪法性法律制度来承担，并认为严格计划经济体制下不存在经济法。
关键词：市场失灵；经济法；国家失灵；行政法
市场失灵（marketfailure）与经济法的关系，目前经济法学界研究得比较深入，基本上已有定论。由于作为市场主体的“经济人”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本性，导致了垄断、外部性（主要指负外部性）、公共物品提供不足、信息偏在、巨额交易费用、经济周期、分配不公等市场失灵形式出现，市场的自由、放任发展合理地走到了自己的反面。在资源有限的客观条件下，市场失灵导致了资源分配的低效率、无效率，甚至负效率，从而造成了有限资源的浪费，降低了社会总福利水平。市场不能自动纠正自身的失灵，只能借助外力来克服，从而引致了国家力量的介入及相应的制度需求；国家干预及相应的制度供给，促成了现代经济法的诞生。“市场缺陷是现代经济法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之一，这是我国经济法学界近乎一致的观点。”[1]但国家失灵（governmentfailure学界有时翻译为“政府失灵”。下文还要论及政府失灵与国家失灵的区别。）与经济法有怎样的关系，学界的意见却并不一致。[2]
一、国家失灵的概念剖析
市场失灵是指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低效率，即由于市场本身不可克服的局限性，使市场不可能实现帕累托最优。相对于市场失灵，所谓的国家失灵是指国家在资源配置上的低效率，即由于国家本身不可克服的局限性，导致其配置资源时也不能实现帕累托最优。有学者针对市场失灵的概念，提出所谓的“非市场失灵”（non-marketfailure）概念，指“非市场”因素导致的资源配置低效率，认为非市场因素不仅仅指政治、政府、行政等“正式规则”的内容，还包括文化、习俗、宗教、传统等“非正式规则”的内容。[3]但作为配置资源的手段，一般仅指市场和国家两种，其他的非市场因素并不被直接作为配置资源的手段。因此，所谓的非市场失灵，也主要是指国家失灵。
这里需要对“国家失灵”与“政府失灵”作一区分。大家一般是把二者放在等同的意义上使用的。但相对于这两个概念，有学者对“国家干预”和“政府干预”两个概念进行了区分。[4]这种观点认为，不管“政府干预”论的理由是什么，任何人都必须承认，对市场主体行为的引导、推动或限制，主要是通过国家的立法进行的。法律则是由国家立法机关通过一定的程序制定的，它们的贯彻和执行不能因为政府的更迭而受到损害。因此，这种干预是国家的干预，而不是政府的干预。该观点还认为，政府不是贯彻执行国家经济管理制度的惟一机构，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国家，为了避免政府决策错误，有些经济政策是由独立于政府的组织来承担的，例如关于稳定货币的政策是由独立于政府的中央银行作出的。借鉴这一区分理由，便合理地推导出有必要区分“国家失灵”与“政府失灵”的概念。本文切入论述的基点便是“国家失灵”，而非“政府失灵”。但政府作为国家的人，政府失灵也必然体现为国家失灵，而且国家失灵又大多表现为政府失灵，因此，本文也多是从政府失灵这一国家失灵的常态和典型入手展开论述的。
二、国家失灵的内容表现
“政府的失败既可能是由于它们做得太少，也可能是由于它们做得太多。”[5]这种国家作用的不到位、越位或错位，从另一个方面导致了社会经济效率的低下和社会总福利的损失。具体说来，国家失灵的内容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6]
1.政治决策失误。政治决策作为非市场决策，有着不同于市场决策的特点。市场决策以个人作为决策主体，以私人物品为对象，并通过完全竞争的经济市场来实现。政治决策则以集体作为决策主体，以公共物品为对象，并通过有一定秩序的政治市场来实现。公共政策目标的产生，只是各个利益集团间或政策受益方和受损方之间博弈的结果。阿罗的不可能定理也证明，经过各种政治决策方式得到的，所谓科学的、最能体现尽可能多人意志的政策目标，其实只是受投票规则、投票程序操纵的政治产物。政治决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存在着种种的困难和障碍，使得国家难以制定并实施好的或合理的决策。
2.国家过度增长。“政府部门的普遍增长这一重大的发展变化已经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考。”[7]首先，国家赋税和政府支出急剧增长。19世纪初叶，欧洲国家的赋税收入平均占国民收入的8%-10%；今天，却已吞噬了国民收入的30%-50%.其次，政府机构急剧膨胀。这不仅表现在政府机构数量的急剧增加，而且表现在政府机构中供职人员数量的急剧增加。再次，政府所承担的经济职能日趋扩大。政府将越来越多的企业活动与家庭活动置于各级政府的监护之下，这种转移导致了国家对经济的过多干预，从而损害了企业与消费者利益。
3.国家机构低效率。国家机构垄断了公共产品的供给，由于缺乏竞争，它们倾向于预算规模的不必要扩张，增加工作人员，提高薪金和办公费用，造成大量的浪费。同时，国家官员缺乏追求利润的动机，国家官员的目标并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规模的最大化，以此增加自己的升迁机会和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这势必导致国家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另外，作为监督者的政治家和公民，完全可能受到被监督的国家官员的操纵。监督的失效导致国家机构的低效率状态更难以得到及时有效的克服。
4.分配不公正。市场活动引致了收入或财富的不平等，而意在克服市场分配不平等的国家干预，其自身也可能产生权力集中与收入上的分配不公正。国家机构及其官员从这种不公正的分配中得到额外的利益，会给其他社会成员造成一种负向激励，从而降低社会
劳动的效率。查尔斯·沃尔夫认为，任何一种国家干预，都是由一部分人将手中的权力强加到其他人的头上，并且这种权力总是有意地并不可避免地被交给一些人，而不给予另外一些人。这种权力的再分配给滥用职权获取灰色或非法利益提供了机会，进一步造成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公正。 三、国家失灵的原因溯源
1.国家的经济人属性。恩格斯认为，私有制产生以后，社会关系和秩序变得复杂和充满矛盾。因此就需要有一种表面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范围之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又自居于社会之上的、日益同社会相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国家一旦产生，便拥有了自己的利益追求，不断地从社会中猎取自身的最大利益，并逐渐予以固化，从而渐渐异化为社会的对立面。在这一“经济人”动机的作用下，便会出现国家失灵。
2.国家的有限理性。国家逐渐作为独立于社会的一种客观存在，它也不是万能的，它具有“经济人”一样的弱点，它也要面临着决策信息不完全或信息丢失、决策成本过大、决策者智慧不足、决策者利益约束等方面条件的制约，[8]并不能找到准确地干预市场的“度”，许多政策都是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制定出来的。
3.国家的官僚主义属性。首先，国家官僚追求国家机构规模的最大化。按照著名的帕金森定律，政府官员的名誉、地位、权力和酬金经常与其所在的政府机构的规模大小成正比。其次，国家官僚的行为不受产权的约束。由于国家预算是公共所有的，因此政府预算可出现赤字，其额度也可以通过国家立法追加税收来提高。第三，国家官员的行为不受利润的支配，他们的收益仅与最大化预算正相关。
4.国家的垄断性。国家属于自然垄断的范围。在缺乏竞争的情况下，市场主体只能被动地接受被供应的产品，缺少一个可靠的参照系和反馈机制来检查国家机构的运行状况，从而不具有直接和有效的方法来影响国家。同时，由于监督机构的信息多仰赖于被监督机构来提供，监督者完全有可能受到被监督者的蒙骗和操纵。
四、国家失灵与经济法关联分析
从以上关于国家失灵的论述中，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国家失灵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这是由它从社会中独立出来以后便具有的客观的、内在的、质的规定性所决定的。人们只能力求减少国家失灵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却不能从根本上排除国家失灵现象的发生和存在。在这一前提下，国家失灵与经济法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1.经济法的概念与国家失灵。经济法的概念是进行经济法学习和研究以及学科体系构建的平台。现在的问题是，人们是以先验的、主观的经济法概念去演绎所谓的经济法现象呢，还是依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去分析客观社会现象，从中归纳出经济法的概念，然后再去演绎各种经济法现象呢？在这方面，笔者同意“经济法研究中的语境论进路”观点。[9]该观点认为，法部门（包括作为传统法律部门的民商法、行政法、诉讼法、国际法等与作为新兴部门法的经济法）的观点和实践皆与特定的语境相关，经济法则是经济的集中和垄断（市场失灵）、现实主义法学思潮、集体主义的价值观（社会本位）、规范主义的方法论等特定语境的产物。依现在学界的通说，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诞生于十九世纪末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西方国家，首先在美国出现了解决市场失灵的法律机制，德国则把“经济法”这一词汇引入了立法，继而促成了经济法学研究的兴起。“英美法系的国家至今没有经济法这一概念，谢尔曼法在美国被划为商法。”[4]（P697）但大陆法系法学家为了研究的方便，同时也是研究深入的结果，结合德国经济法的实践及其产生的语境，统一将这种克服市场失灵的法律规范称为经济法。这是由客观的社会现实存在归纳出经济法的定义，即经济法是为了克服市场失灵而由国家对特定经济关系进行干预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之后，经济法的概念才逐渐传播到东方，如日本、中国等国家，这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包括“法治国”的理念，何尝不都是这一过程的产物？许多学者也承认，“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以促进社会公益为目的，为矫正市场失灵而对社会经济进行干预和规制，这样的法才是经济法。”[10]
当然，这里又牵涉到如何评价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法问题。依据上述对经济法概念追本溯源的考察，应该说，严格计划经济条件下是不存在经济法的；或者说，可能有“舶来品”的经济法概念，但是不存在经济法现象。因为计划经济条件下根本不存在市场，当然也不会发生市场失灵，这时所谓的经济法（有学者认为这时也存在经济法），“与其称为经济法，不如称其为经济行政法。”[10]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实行了市场化取向改革，这时涉及到了市场和国家的关系，市场失灵现象也才逐渐浮现，此时市场和国家的关系才进入了经济法调整和研究的视野，这时才可以说，转型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需要由经济法规制的社会经济关系以及对经济法的制度需求。当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有其特殊的质的规定性，[11]使这一语境下的经济法及其研究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但我们不能因为经济法研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特殊性，而改变经济法概念的质的规定性，这样的话，就是颠倒逻辑顺序，等于先定义一个经济法的概念，将克服所谓国家失灵的任务纳入进来，然后得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也存在经济法，甚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前资本主义社会都存在经济法的结论，这样可真是匪夷所思了。
2.经济法的产生与国家失灵。由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经济法的产生与国家失灵并无直接的联系。现代经济法概念的诞生表明，经济法最初的产生主要是基于克服市场失灵的需要，克服国家失灵的任务并不应该由经济法来承担，相反，产生经济法的最初动机是需要国家的干预，经济法正是对在国家克服市场失灵过程中形成的关系进行调整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而政府失效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恰恰是经济法实施所必然产生的一种负效应。也有学者提出经济法的本质与功能在于国家（政府）为解决市场失效而对经济运行进行矫正或调整，市场失效的特征及其对矫正或调整手段的要求，决定了经济法不可能在解决市场失效的同时，又解决政府失效的问题。[12]当然，关于政府失灵问题，有文章认为，国家规制的底线应是政府失灵，正如经济法的运用应“以民法对市场失灵彻底克服上的力不从心为前提”[13]一样，笔者认为这倒是一种对国家失灵与经济法关系的较好定位。
3.经济法的功能与国家失灵。结合上述论述，笔者认为经济法的功能主要是为了克服市场失灵，国家失灵则不属于经济法的调整任务。正如上所述，笔者认为经济法中国家克服市场失灵的底线是国家失灵，而国家失灵的法治对策应由以行政法为主体，包括相关的宪法性法律制度来承担。
有文章探讨了经济法是授权于国家还是制约国家之权，认为虽然经济法授权于国家规制市场经济，但同时国家又只能在经济法范围内对市场经济进行规制，而不得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国家必须与其他市场主体一样，平等地遵循经济法。也就是说，经济法对国家而言是一面“双刃剑”。与此相似，有学者曾形象地说，法律本来就是在矛盾的焦点上“砍一刀”。笔者认为，砍的这一刀便决定了矛盾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只要这一刀砍的位置是经过周密的调查论证，是科学的、合理的，那么，这一刀就成了对双方权利义务的分割和界定，双方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从而“定分止争”。因此，国家
干预的权力在经济法规定的范围内依法行使，则既是对国家干预权力的赋予，又是对国家干预权力的限制。经济法通过科学、合理地界定国家干预权力的边界，达到更有效地克服市场失灵的目的。国家相应机关依法行使其干预权力，可以避免国家失灵的出现，但这并不表明经济法的制度功能里包含有克服国家失灵的内容，它只是努力避免或减少出现国家失灵而矣。 而关于国家失灵克服的法律制度选择问题，则应是“行政法的主要任务，而不是经济法的任务。”依本文的观点，国家失灵不仅仅包括政府失灵，还应包括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以及独立于这三者之外的其他国家机关的失灵。行政法主要克服政府失灵，而且政府失灵是国家失灵的主要表现形式，这也正是一般意义上，大家总把政府失灵等同于国家失灵的原因。现代意义上三权分立或者相对区分行政、立法、司法三权的国家政体模式的出现，是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以后才诞生的，这时才出现了单独的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以及独立于这三者之外的其他国家机关，这时国家失灵便也可以通过这些机关表现出来，但它们并不是国家失灵的典型表现形态。这些机关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从原来的行政机关里分离和独立出来的，从表面来看，好像国家机构增长了，本身便是一种国家失灵的表现，实际上其本意是要克服政府失灵，使政府的权力受到制约和监督，不致对市民社会和公民权利造成不可控制的损害，但谁又能预料到这本身便构成了国家失灵了呢？
这些政府以外国家机关的失灵可以依靠宪法性法律制度安排来加以解决，如相应的国家机关组织法、相应的程序法等，由它们来对这些国家机关的权力边界和机构组织运行程序加以界定，以克服其失灵。政府失灵则是早已存在并为人们所意识到的现象。人们由于害怕行政权力的过于强大和不可预期对自己造成损害，很早便设计出了相应的法律制度来对行政关系进行规范，从而使国家行政行为被纳入法律制度规范的范围，使国家不能再肆意侵犯公民的权利，这一法律制度便是行政法。行政法与经济法存在不同的功能取向。行政法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第一是界定行政机关具有的权力，第二是行使这些权力的法定条件，包括行政程序，第三是对不法行政行为的救济。[14]无论行政法作用的保权说、控权说还是折衷说，[15]行政法都通过自己对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的规制，力求使政府的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减少决策失误，接受公民的依法监督，努力提高办事效率，严格限定政府的规模，规范政府机构的权限，从而来克服国家失灵对资源配置、公民权利和社会利益的危害。这不是经济法可以安排和解决的。
所谓机制，依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指一个复杂的工作系统，“实质就是系统本身渗透在各个组成部分中并协调各个部分使之按一定方式运行的一种自动调节、变应的功能”（注：孙培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律问题研究》，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第6页。）。 经济法的作用机制，实际上就是指经济法作为一种规范体系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调整并形成的一个有机系统，它主要包括经济法作用的价值取向、作用范围、作用方式及作用结果等。我们知道，经济法是商品经济社会中，因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而产生并逐渐发展起来的，因此，有学者将经济法定义为：“经济法是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注：李昌麒《经济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2页。），无独有偶，国外学者也有类似的定义，如日本学者江上勋认为，“经济法是以自由经济为基础，通过国家权力来完成民法无力解决的调节社会经济关系的法规”，法国学者德让认为，“经济法是以给予公共权力机关能够对经济采取积极行动为目的的法律规则的总称”（注：李昌麒《经济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7页。）。正是经济法的这一特性，决定了经济法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实际影响，或者说决定了经济法作用机制的价值取向以及表现形式。
但从经济法在我国近二十年的表现来看，虽较明显地促进了经济发展，但由于经济现实的原因，经济法在我国多以政策法为表现形式，因而出现了对经济法的作用机制在理论上不甚清晰，对经济法作用的价值取向偏离或抛开经济法应有的价值，并造成经济法作用范围随意确定，作用方式随意改变，以致出现经济法的作用结果与经济法的应然目的相悖等一系列问题。正是基于以上原因，我们从市场失灵的角度，探讨了经济法的作用机制，探讨了经济法作用的价值取向等几个理论问题，并以此就教于方家。
一、经济法的作用机制所面临的两难选择
1、 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是自由与干预的矛盾。市场调节实质上意味着市场主体要求自由发展，而国家干预则意味着国家权力的介入。在资本主义早期，主张谋求自身利益的“经济人”认为在市场这一“无形之手”的引导下，既能够实现其自身利益，也可促进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如亚当·斯密为代表的理论家，就强烈反对政府以各种形式对工商业的一般事务进行干预，认为国家干预会造成减低利益的结果（注：〔英〕埃克里·罗尔《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44～152页。）。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发生于本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市场自发调节功能不可克服的缺陷显露，国家干预经济的存在就成为必然选择，并且这种国家干预也确实给西方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实际效果。但进入60年代以后，由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高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的出现，“国家干预”理论又受到了排斥。于是一些学者（包括法学学者）又认为，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必须同时作用于经济领域，实行“双轨制”。依此理论似乎既解决了经济问题，又解决了经济法问题，但是到了70年代以后，国家干预同市场机制之间的冲突又开始显现出来，表现最明显的就是市场机制失效时，国家干预的作用明显，而市场机制功能恢复时，二者的调节方向又有可能发生冲突，致使国家干预调节效用递减或市场机制功能受到阻碍。不仅如此，由于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存在序列差，即前者是横向的、瞬息变化的，后者是纵向的、相对稳定的，加之“市场对自由、平等和权利总是积极要求的，正象人对权利的态度是积极的一样。相反，市场对权力的介入和干预却总是本能的表现出消极态度，甚至是排斥，这又恰如人对义务的态度”（注：孙笑侠《宽容的干预与中立的法律》，《法学》1993年第7期。）等等原因， 致使现实生活中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矛盾的出现。如在我国，经济的“一管就死，一放就乱”就是这种冲突的具体表现。如何界定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的范围及调节、干预的程度，具体到经济法领域就表现为如何进行经济立法及经济立法的内容。
2、效益与公平的矛盾。 传统法理认为公平与正义是法律的基本原则，是法律的价值目标，一些用经济方法分析法律的论著，又将效益视为法律的基本原则，并将其视作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以解决效益与公平之间的矛盾等，但公平、正义与效益二者在经济法中如何体现及在现实中如何操作，也是经济法难以解决同时又必须解决的问题。
法律效益一般认为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法律投资与法律实际作用于社会所取得的社会效能之间的比例；二是指法律实际作用于社会所取得的社会效能与立法所确定的预期目标的差别。具体到经济法中又体现为两种效益，即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由于公平指的是最大化缩小个体之间的差距，在经济法中主要表现为竞争环境、经济收益和社会分配的公平，因而属社会效益的范畴。我们知道，在市场经济社会，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只能是市场主体自己，他在追求经济效益时，便希望充分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排斥外力的干涉，正如亚当·斯密所认为的，国家干预“或多或少地侵害了个人改善自己境遇的自然努力的自由，或减少了这种努力的安全，从而影响了社会财富的创造与增加”（注：转引自顾培东《法学与经济学的探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只是由于市场主体的自身条件不同， 其参与市场的经济活动的结果也必有差异，要达到或体现公平，又需外力（主要是国家权力）干涉，从这一意义上即国家权力对竞争环境及竞争结果的干预，同时，公共管理职能又要求国家在实现社会经济效益的同时，还要顾及其他社会效益，因而又出现了对市场主体的自由经济活动也进行干预等，即出现了干预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等问题。这似乎又追索到自由与干预的矛盾，具体到经济法领域又表现为经济法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效益与公平的矛盾。
虽然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有着互补性，效益与公平也具有统一性，但在经济法的具体规范中却难以体现，如针对某一特定的地区、部门或某一特定的市场主体，如何解决其效益及与其它地区、部门或市场主体之间的公平问题，即经济法“如何将权利、权力、义务和责任分配给一个社会或群体的成员”（注：博登海默《法理学
-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54页。），即既实现公平又促进效益， 却是很难确定的。
3、管理与服务的矛盾， 这里是指国家对市场管理和对市场服务的矛盾。管理意味着国家权力对市场调节功能的介入及在某种程度上对市场调节功能的改变，服务指的是国家权力为市场调节功能的发挥创造条件。这一矛盾体现在经济法中就是如何确定国家权力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因为，管理要求国家权力处于主导地位，而服务又要求国家权力处于辅助地位。
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市场调节的任何偏差，所带来的结果都是巨大的资源浪费和经济的巨大衰退。如果经济法把国家权力定位于次要、辅助地位，即国家仅仅充当“勤劳的守夜人”角色，此举虽有利于为市场调节功能的发挥创造条件，使市场机制日趋完善，但同时，市场机制愈完善，又愈容易使市场的自身缺陷显露出来，愈难以保证供求总量和结构总量的均衡，此时，国家权力反将成为市场失灵的“帮凶”。“企图回到纯粹的自由放任政策，使国家缩减到仅执行收税员、警察和披戴甲胄的护卫之类的老的最小限度的职能，实际上是拒绝整个现代文明的趋势”（注：〔英〕艾伦《法律与秩序》，转引自孙笑侠《法理学》。）。反之，如果一味强调国家对市场的管理，又会导致市场调节功能的弱化，甚至使市场调节功能受阻，我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实施结果，已为我们提供很好的示例。因而，经济法如何解决国家对市场的管理和服务职能，即在确立国家权力的地位的同时，又能使其最大化地促进经济的发展，无疑也是经济法所必须解决的问题。
4、经济手段与行政手段孰轻孰重的矛盾。 现代国家对经济的管理一般皆以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进行，作为体现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形式，经济法尤为突出。但同时，在经济法作用于现实经济的过程中，却又经常出现经济手段与行政手段的冲突。
所谓经济手段是指国家利用价值规律的作用，从物质利益的原则出发，运用经济杠杆组织调节和影响社会经济的活动，其核心是通过经济利益影响市场主体的行为；而行政手段则是依靠行政组织按照行政方式来管理经济的方法，其核心是通过一种带强制性的、命令性的方法来影响市场主体的行为。经济手段是以价值规律为基础，具有滞后性，不能及时改变经济状况、实现经济目标；行政手段虽能弥补经济手段的不足，但不适当地扩大行政方法，强化行政手段又易导致脱离经济规律。虽然经济法是将二者结合起来，以法律手段干预经济的法律形式，但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如何协调二者的关系，是双管齐下平等适用，还是有轻有重，区别对待？以及如何区别对待等等，也是经济法所面临的又一难题。
二、市场失灵与经济法的作用机制
前述经济法所面临的诸种矛盾，究其原因，关键在经济法的作用机制由于理论上模糊不清，以致在经济立法、执法的过程中，多为应急措施或短期行为，很少考虑或根本不考虑经济法作用的价值取向所致。我们知道，法律的出现系源于社会生活的需要，经济法也是为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因国家自觉干预经济、弥补市场缺陷和矫正市场失灵而产生。
在早期资本主义时代，经济领域推崇市场机制，崇尚契约自由、私法自治，反对国家干预，认为“政府唯一的合法职能是使由私人契约创设的义务得到履行”，因而，无论在传统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中，还是在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经济实践中，国家的地位和作用都十分有限，只是担当了“守夜人”的角色。市场机制调控经济的运行过程主要是通过供求关系、价格信号和自由竞争等一系列环节来实现资源的配置，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运行机制却在不断变形，市场调节功能的缺陷也日益明显。主要表现为：第一，市场机制调控经济是通过自由竞争来实现的，其结果不可避免地产生垄断，使市场机制失去了调控功能。垄断使市场主体无法实现自由竞争，价格指示器的显示功能在垄断条件下明显地减弱了，即通过价格的调节解决整个社会资源优化配置也无法实现；第二，市场机制本身的缺陷也决定了市场调节的滞后性、市场信息的不完全性（生产者和消费者不能平等、迅速、完全地获得市场信息）、价格信号的时滞性（价格信号的显示过程不是迅速的并具有波动性），导致了经济运行紊乱、社会资源浪费、宏观经济效益降低等；第三，市场机制无法解决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外部负效应，即市场主体生产所带来的社会负效益，如环境污染问题。并出现市场主体不愿从事一些经济效益低而社会效益高的产业，造成产业结构及产业布局不合理，社会公共产品及服务无人提供等问题；第四，市场机制的调节无力解决社会产品分配不公及社会保障问题。
由此可见，即使没有垄断的出现，在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市场仍然不是万能的。国家为了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就必须弥补和矫正市场的这些缺陷，即出现了国家干预经济的行为，经济法也正是基于此而产生。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尚处于一种自发状态，但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资本主义世界大危机，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全面自觉干预社会经济，完成了国家从自发、零散干预经济到自觉、系统干预的转变，并使现代经济法日趋成熟起来。只是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国家全面干预经济又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改变这种局面，经济立法及其内容又逐渐出现了同时体现国家干预和市场调节的成分，经济法的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应然目的也日益被公众认同，并将经济法中国家干预成分定位于有限、适当干预，以期与市场机制保持一致。所以，我们说是市场失灵决定了经济法的作用机制，即经济法的价值取向、作用范围、作用方式等均以市场机制为中心，主要在弥补和矫正市场机制的缺陷与不足，消除市场失灵，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三、经济法的作用机制
市场调节功能的缺陷与不足，导致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并促成了经济法的产生。正是经济法的这一产生条件，决定了经济法作用机制的价值取向、作用范围及作用方式。
1、经济法作用机制的价值取向
在市场经济模式中，国家干预经济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创造良好的竞争环境，协调不同市场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保持社会平衡，促进社会进步。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经济法作用机制的价值取向，总的来说应是协调与发展。
第一，经济法追求法的一般价值取向-公平与效益。传统法理一直将公平正义视为法的基本价值，“无论在中文、西文中，用以表示法的词都有平、正、直的含义”，“平即平等与平衡”，“正即正当与公正”，“直即正直或公道”（注：卢云主编《法学基础理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16页。）。所以，法作为一种社会规范， 公平正义是任何一个社会及其成员所追求共同的价值目标，这也是良法应有的价值取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法作为配置资源的重要工具，在体现公平正义的同时，还应保证和促进社会的发展，这也正是效益作为当代法律的基本价值目标，已为众多法学学者所接受的原因。法律制度正逐渐受制于公平正义与效益的二重评价，经济法更是如此。
第二，经济法服从于市场机制的价值取向。国家的干预调节并
不是取代市场机制，而是为了恢复、纠正和弥补市场功能的不足。从经济法内容可以看出，国家规范市场主体、反对并限制垄断、促进自由市场竞争、建立竞争秩序规则、进行宏观调控等，都是为了弥补和矫正市场机制的缺陷和不足，并非完全抛开市场调节。国家干预市场调节的目标与任务，首先是为了恢复市场的功能，保证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所需的条件，如反对并限制垄断、建立公平的竞争秩序规则等；其次是纠正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主要是建立、健全社会分配和社会保障体系，体现经济法的公平正义价值；再次是弥补市场功能的缺陷，如提供社会公共产品、进行宏观调控等。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主要以维护和促进市场机制的完善作为自己的存在目的和作用限度。必要的有限的国家干预措施必须遵守“与市场一致”的原则，这也是经济法作用机制走出两难困境的途径。而市场机制的价值取向就是如何有效地运用市场机制进行资源配置，就是追求效益的最大化。
第三，经济法作用机制的目标-协调与发展。“经济法不外是适用经济性即社会协调性要求的法律，换句话说，经济法也就是为了以‘国家之手’代替‘无形之手’来满足各种经济性即社会协调性要求而制定之法”（注：〔日〕金泽良雄《经济法概论》， 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页。）。经济法运用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 协调各社会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保持社会平衡。因为，在自由放任的市场调节机制下，由于市场失灵所带来的供求总量及供求结构失衡、社会分配不公及社会公害、缺乏社会保障等，国家干预或说经济法就是通过规范市场主体、市场规则、保持总量及结构平衡、消除或减少社会公害、建立和健全社会分配制度及社会保障制度，形成良好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保证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协调。其主要表现为：一是为自由市场竞争创造和保持所需的制度条件，使市场机制更具效力；二是通过积极的社会政策保证社会的公平与安定，协调社会平衡。由于社会经济始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经济法的作用机制就是运用国家干预，在协调的基础上，维护和促进市场机制的完善，弥补和矫正市场机制的不足，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2、经济法的作用范围
这里所说的经济法的作用范围主要是指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手段、工具，弥补和矫正市场机制缺陷和不足的范围，即国家干预经济的范围。它不仅体现了经济法作用机制的价值取向，更展示了国家在干预经济过程中体现的协调与发展的价值要求。
国家干预经济的范围，概括而言有以下四类：一是国家保证和促进自由市场竞争，对市场运行的环境和制度条件予以调节、完善。因为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竞争不仅将导致垄断的形成，阻碍和削弱竞争、导致不正当竞争行为、出现脱离产品价值的垄断价格、产生垄断产品和服务质量问题，还将因垄断技术而阻碍技术进步，从而损害垄断企业与消费者的权益，甚至阻碍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国家保证和促进自由市场竞争就是通过经济立法，通过市场竞争规则，维护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二是对市场运行过程进行干预，即改变或创造经济运行条件，对市场主体的利益和优先地位进行重新分配。国家通过财政货币政策和计划、投资等手段，对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进行调节，实现总量与结构平衡。三是国家直接参与经济过程。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一市场主体都是在最大化的追求经济效益，同时由于经济规律的左右，任何产品或服务供求关系的变化，都会引起社会资源配置的变化，大量的生产者和社会资源总是集中于利润较高的行业和部门，其结果往往又造成利润较低的基础行业衰退，尤其一些经济效益低而社会效益高的社会公共产品和服务更是如此。这也是国家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的原因。四是国家干预社会产品的分配和实施社会保障。“‘看不见的手’可能惊人地有效率，但它同时也带来非常不平等的收入分配”（注：〔美〕萨缪尔森《经济学》，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第十四版，第555页。）， 为在市场机制的分配基础上尽量做到社会公正，保证社会安定，减少人们的生命、生活风险负担，国家必须干预市场调节的社会产品分配和社会保障问题。
3、经济法的作用方式
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其作用方式主要是指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即国家弥补和矫正市场机制缺陷与不足的方式。从上述国家干预经济的范围（经济法作用的范围）可知，国家除直接参与有限的经济过程外，主要在于对市场的管理、宏观调控和社会保障，所以经济法的作用方式也必须为其特定的作用范围服务。
从现代经济法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于国家对经济干预的力度不同，经济法作用的方式也有所不同，如最早的现代意义的经济法-1890年美国颁布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纯粹是禁止性规定， 而一战后的经济法则出现许多授权性规定。 进入二十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法又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其作用方式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即由于凯恩斯理论所导致的成熟的现代经济法过份强调国家干预，随着二战后经济的发展和市场机制功能的恢复，导致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之间出现了矛盾，因而体现经济法作用方式的国家干预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我国经济法由于产生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代，虽然九十年代后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但由于传统的制度模式和法律意识作用，致使我国的经济法作用方式并没有很好地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往往出现通常所说的“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局面。
经济法从法律形式上看，应属公法范畴，但其作用的领域却又是私法作用的领域，出现所谓的私法公法化。由于公法的作用方式是强制命令式，这又是对社会的经济发展相当不利的。所以经济法的作用方式不能单靠公法的作用方式；但同时，国家干预经济方式又不可能完全采用私法方式，所以在经济领域就出现了公法化的私法作用方式。国家干预经济虽往往以国家直接参与公共产品的生产和服务、基础设施的建设等方式进行，但其重点却是弥补和矫正市场调节机制的缺陷，这也就定了经济法作用方式的重点应是如何使国家干预与市场机制有效地结合，共同调控经济的运行，促进社会的发展。
经济法既然是上述意义上的公法与私法的结合，其作用方式自然也就是公法作用方式与私法作用方式的结合，具体说来就是协调、平衡。
陶广峰 杨仕兵
摘 要：我国经济法理论研究自生自发，群体互动，历经数载的艰辛探索，在老中青三代学者的共同推动下，现在已经是成绩斐然，举世瞩目，特别是一批勇于开拓、敢于创新的中青年学者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文章从研究方法、分析路径、审视视域三方面入手，对我国中青年学者在经济法理论研究方面的突出成就进行了梳理与评介。笔者期望通过此种对已有研究成果的系统综合研究，能对经济法理论研究的潜深拓新有所助益。
经济法是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非常年轻的法律部门，也是我国法学领域中逐渐长成的一个新兴学科。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法学界的老一辈学者为经济法理论框架的建构、主流学说的确立、经济法思想的传播做出巨大的理论贡献，奠定了经济法在法律体系与法学体系中的应有地位。在经济法的学科研究阵营中，一大批优秀的中青年学者脱颖而出，他们敢于创新、敢于尝试、敢于实证，为中国经济法理论的发展添上了一笔笔浓墨重彩。我作为老一点的经济法学研究者，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中国经济法学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前景，因此觉得很有必要对我国中青年学者在经济法理论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进行梳理与评介。这既是对他们研究成果的一种赞赏，也是对经济法不断拓新研究领域与研究进路的一种倡导。
需要说明的是，囿于资料的限制，难免挂一漏万，事实上，对我国经济法理论做出过贡献的中青年学者远远不止我在文章所提到名字，今后我将继续关注我国中青年学者对经济法理论的研究成果，以便从中吸收养料。
一、方法维度：推陈与出新
法学研究方法是人们认识法律理论和法律实践的基本性能、发展规律和社会功能的思维方式、工具、规则和程序的总称。法学的发展与法学研究方法的发展是紧密相关的，法学研究方法本身就是法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纵观法学的发展历史，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一般性的结论：法学方法的每次变革，都在不同程度上带来了法律理论的突破和变革，而法学理论的突破和变革，往往又会对社会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1]（P8）我国经济法学界有一个很好的现象就是中青年学者的研究方法不断推陈出新，“这里所谓的‘新’既包括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又包括历史上曾有过但我们没有使用或者没有很好使用过的，或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创造性使用的研究方法或者思维模式。”[1]（P8）我国中青年学者研究经济法的方法，可以说是法哲学方法、经济分析法学方法、社会学法学方法和法律史、法学史方法交相辉映。因此，对中青年学者的一些研究方法进行检视和评价，有利于促进经济法理论的繁荣。当然在对他们的方法论进行讨论的时候，并不仅局限于对研究方法本身的分析，而是要将运用该方法所取得的一些理论成果一并纳入讨论范围，以研究方法带出理论成果，以理论成果佐证研究方法。因为研究方法毕竟只是手段，而理论的发展、创新才是目的，并且二者实际上也是相互依存、相得益彰的。
（一）法哲学研究方法
我们知道“法律哲学始终是与某种一般哲学有联系的，但往往以后者作为自己的思想基础”。[2]（P10）事实上法哲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移植哲学方法中的价值分析法，其运用价值判断来评价经济法律现象，以社会对经济法的需求为出发点，研究经济法怎样满足人的需要，探索经济法的价值。中青年学者在研究经济法理论中广泛采用了法哲学的研究方法。
程信和从经济法基本范畴的角度研究经济法的基本理论，认为每个成熟的学科都有特有的范畴，范畴作为一个学科的细胞，它的科学性、系统性和稳定性反映了并且决定着这门学科的存在基础和发展前景。经济法的最基本范畴是国民经济发展、社会整体经济利益协调（宏观平衡和微观平衡）和国家经济安全，即发展权、分配权（公平权）与安全权三位一体。[3]此外，其根据可持续发展理论，对经济法的基本理念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经济法的发展观经历了从“促进经济发展”到“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再到“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演变；经济法的效益观是追求社会整体效益，且必须反映环境效益；经济法的公平观在内容上除包括机会公平和分配公平外，在时间跨度上应包括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经济法的安全观还必须把人口、资源环境安全纳入其中考量。[4]在这里，我更看中把经济法的全部作用归纳为发展、分配和安全的理论，应当说这种揭示抓住了经济赖以存在的基础和发展的目标。
张守文针对经济法理论中行为理论的薄弱现状，从经济法主体、主体的权力和权利，以及其行为之间的内在联系出发，提供了“调制行为”这一重要范畴，以区别于民事行为和行政行为，从而进一步确定相应的权利义务及责任制度。张守文将经济法主体分为调制主体和调制受体，而且主体的权利义务具有不对等性，主体的法律责任具有双重性（本法责任和他法责任）和社会性。他认为，所谓调制行为，就是调制主体所从事的调控、规制行为，即在宏观上通过调节来控制，在微观上通过规范来制约，从而在总体上通过协调来制衡。调制行为在经济法主体行为结构和经济法制建设中占核心地位。[5]
单飞跃从经济法的研究路径、经济法与法治运行的协调性、经济法与法治发展的路向一致性等方面的整合角度出发，从法治理念层面指出经济法的“法治理念”为4个方面：（1）自由理念，即市场竞争自由，经济政策民主；（2）公平理念，即规则公平、信息公平、分配公平；（3）发展理念，即持续发展理念、公平发展理念、快速发展理念；（4）安全理念，即宏观经济安全与发展安全。并进而说明了经济法不是异法治范畴，而是与法治共生共融的科学体系。另外单飞跃还从哲学的角度对经济法的价值范畴进行了研究，他认为经济法的价值从哲学的高度概括了经济法的目的与宗旨，决定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特征、原则，揭示了经济法的存在意义。他从4个方面论述了经济法的价值范畴：
（1）存在价值———商品经济的普遍性，经济法是以商品关系为生存基础的法，是与商品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法律规范。
（2）法权价值———权力的规制，即经济法是对私人权利和国家权力进行双重限制的限权法。
（3）资源价值———发展公平。发展公平包括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与受益公平、地区公平、产业公平。
（4）社会价值———经济安全。即为国家整体经济安全提供保障。[6]
此外，邱本通过法哲学的研究方式论证了经济法的基本范畴是自由、竞争和秩序，认为它们是经济法理论大厦的基石，经济法所有的制度、原则、规则都要由它们来厘定和阐析。[7]（P254～310）王全兴认为研究框架是衡量一个学科的成熟与科学程度的重要标志，经济法的研究框架包括经济与法律互动框架、经济法规体系框架、主体———行为———责任框架，政府———社会中间层———市场框架、复合法益主体框架、当事人———相
关人框架、当代人———后代人框架、比较框架以及可诉性规范与不可诉性规范相结合框架[8]（P38～65）。 史际春认为经济法的价值表现为实质主义、社会效益、经济自由和经济秩序的统一。经济法的实质正义，是要求根据特定时期的特定条件来确定它的任务，以实现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利益和发展。经济法所追求的社会效益，不只是一般而言的经济成果最大化，同时更是宏观经济成果、长远经济利益以及社会福利、人文和自然环境、人的自由和自身价值等诸多因素的优化和发展。而自由和秩序是一对与生俱来的矛盾。自始就将公法与私法融为一体的经济法，天然要以经济自由与经济秩序的统一、和谐作为其价值追求的目标。[9]（P152～159）有学者认为社会利益本位是经济法价值的实质，经济安全、经济秩序、社会正义、整体利益、经济民主、经济自由等经济法价值是利益的具体表现。[10]程宝山对民法和经济法价值目标的差异性进行比较研究，认为前者着眼于增加个别交易的效率，后者强调社会总体效益；前者强调机会公平，后者强调结果公平。民法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经济法是市场经济的主导法，两法的价值体系具有一致性、谐和性和互补性。[11]而卢炯星则较为系统地阐释了“宏观经济法”的概念，认为宏观经济法是指调整国家为确保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调节和控制宏观经济过程中发生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的特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具有宏观性、总体性。
（2）主体一方必定是国家及其授权宏观经济管理部门。
（3）各主体经济权利义务之间具有相对不对称性。
（4）具有变动性。[12]
尽管法哲学的研究方法非常传统，但中青年学者却能从多角度、多维度运用此种研究方法对经济法的基本范畴、基本理念和基本价值、基本概念等理论进行新的诠释，并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和创新，进一步巩固了经济法的地位。由此可见，法哲学研究方法对经济法的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但是在运用法哲学方法去研究经济法的同时，也应当研究经济法对法哲学的理论贡献。有学者指出：对法理学理论贡献的大小是部门法成熟程度的标志之一，目前经济法对法理学的理论贡献不太多，影响了经济法学科与其他法学学科之间的交流，影响了经济法学学科在法学界的学科评价和学科地位。[13]这是我们在采用法哲学研究方法时应当予以重视的地方。
（二）经济分析法学研究方法
经济分析法是20世纪70年代初首先在美国兴起的西方法学思潮之一。它是以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论来研究法律的成长、结构、效益及创新的学说，其核心的思想是效益，即以价值最大化方式分配和使用资源为其宗旨。作为一种学术思潮，经济分析法学已引起各国学者的重视，日益成为一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法学流派。正如庞德所指出的，“在以往50年中，法学思想方面发生了一种转向于强调经济的变化”，[14]其研究方式对我国中青年学者产生了较大影响。
吕忠梅、刘大洪运用经济学的成本与效益理论、供给与需求理论、均衡理论对经济法的基础理论进行了研究。认为经济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经济性”，包括节约、效益和经济手段三个方面的含义。节约即节约交易成本、资源消耗和权利配置的费用；效益指用较小的投入获得较大的产出；经济手段是指非民事、刑事、行政手段。作者认为由于市场失灵，国家就必须调控干预经济的运行，为了保障经济运行的效益，经济法就必须存在，经济法的独立存在关系到社会经济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但国家的干预是有范围的，交易成本的大小就是经济法调整的重要界限，即当交易成本不大时，仅有民商法即可，只有当交易成本过巨时，经济法才有干预的必要，这就从经济分析法学的角度对“适当干预的原则”作了较为深层的解读。同时作者还主张从另一层面剖析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即深入地考察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机制、经济政策及其趋势和未来走向，并由此得出结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应当是国家在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规制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据此经济法主要是由宏观调控方面的法律规范和市场规制方面的法律规范两部分组成。[15]
朱崇实在《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再思考》一文中，采用经济分析法学的研究方法对经济法调整的社会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认为因为市场存在不完全竞争或垄断，因此经济法要调整国家在调整市场主体关系维护公平竞争的过程中形成的社会经济关系。因为存在外部不经济效果，因此经济法要调整国家在实行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协调发展中形成的社会经济关系。因为公共物品只能由国家提供，因此经济法也调整国家作为公共物品的供给者，在完成公共收入和支出的过程中形成的社会经济关系，因为国家有自然垄断行业的企业并且会开办某些国有企业经营以及供给某些公共产品，因此经济法也要调整国家作为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在国有资产管理过程中形成的社会经济关系。最后市场机制会产生收入与消费中的极大不平等。要消除或降低这种不平等，必须依靠国家的力量，依靠国家来实现整个社会收入的再分配。所以经济法也要调整国家作为社会公平的维护者，在实施二次分配和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过程中形成的社会经济关系。至此可完整的表述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周林彬认为经济法律的经济根源包括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博弈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和交换社会化理论。各个经济根源的内容虽有所侧重，但实质内容都与“合作”有关，因此“合作”是经济法的基本经济根源。以此为研究进路，民商法和经济法的性质及其边界这一困扰民商法和经济学界的所谓“调整对象”的问题，则可以从“博弈论”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思路和答案。作者认为民商法和经济法都是以平等人之间的同意（合作博弈）为基础的，区别仅在于民商法在市场主体之间小范围的两人谈判不存在外部性的情况下更为有效，而经济法则在主体之间的两人以上谈判存在外部性的情况下更为有效。因此民商法和经济法的边界就位于市场主体两个私人交易或两人以上的公众交易之间，由于两人以上涉及公众的利益，所以经济法所反映的公众利益（表现为国家利益），也是一种公法利益。[16]
王继军主张经济法的理论研究应当采用利益结构的分析方法，之所以要采用这种方法，是因为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法律在本质上是一个涉及利益结构调整问题，在现实中，利益结构的调整是不能完全等同于法律条文的，利益变动的力量有时可以超出法律的框架，所以，以追求稳定性为目标的法律来规范不断变化的利益结构，其难度可想而知，这就需要在法律领域内引入利益结构的分析方法，也许在某些法律领域如刑法涉及的犯罪问题，为了“除恶务尽”，我们不去计较执法的利弊得失，但是其他的法律特别是经济法我们必须谨慎评估其经济后果和利益得失，这样的评估能使我们了解社会是否愿意承担这样的社会成本以及经济法律法规
是否真正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如果把这个观点继续延伸，实际就是一个立法成本和执法成本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往往在实践中被忽略了。 陈乃新在探讨经济法的本质时，从增量利益的角度出发，认为经济法能够最有效的保障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因为只有经济法才能调整人们在社会化大生产中生产和实现剩余（增量利益）并相应地进行剩余（增量利益）分配和再分配的关系。其中，企业法和竞争法作为经济法体系的两大部分，前者对增量利益关系进行微观领域的初次调整，后者对增量利益关系进行宏观领域的再调整，两法共同规范增量利益的生产和分配。他认为，在以社会生产为基础的市场竞争中，调整存量利益关系的民商法已不宜作为现代法治模式的主导，取而代之的应当是经济法。[17]此外基于经济学上剩余权的基础，他还提出了一种新的适合经济法的“法权原则”。其认为，在社会化生产之前的古代社会，存在的是“个人所有权绝对”与“国家行政权绝对”的旧法权原则，它们局限分别导致“市场失灵”和“政府失败”。而在社会化大生产中产生的经济法，则以其“共同发展权绝对”原则来缓和剩余权冲突，这就是为在剩余权冲突的两部分人之间调剂利益分配并保障无限发展的社会生产力成为现实提供制度保证。[18]
应飞虎运用经济分析法学研究方法对我曾经提出过的“需要干预论”进行了深入探讨，对于他的探讨，我并不在意他对我的观点所作的符合我的本意的合理性的说明，我更在意的是他提出了高于我的一些认识，这是我为之感到欣慰的。他认为“需要干预论”的特殊价值就在于有准确的切入点导入干预（市场缺陷理论）并运用了“需要”两字加以配合。作者认为由于市场缺陷出现的逐步性、阶段性、市场缺陷的相对性以及不同性质的市场缺陷的存在，导致在不同时期市场对国家干预的需求在质和量上的差异；又由于干预成本、干预能力及经济法的功能局限等因素使干预的范围不可能一成不变，而“需要干预”的概念则能反映出经济关系的动态发展及干预环境的复杂性，有助于我们动态地把握市场和国家的职能边界，最终达到国家和市场之间的和谐。并且“需要干预论”内含均衡干预、有效干预、被干预者对干预者进行干预、经济民主、经济法权威的理念，可以克服“单纯干预论”的不足。作者进而指出“需要干预论”有助于确定国家干预范围，建立国家和市场的良性关系；有助于及时进行制度变迁，克服政府惯性行为；有助于促进中国的政府体制改革和有助于改变国家完全理性之假设。[19]此外，其还从信息视角对经济法功能进行诠释，认为市场体制中的信息会存在失灵现象，主要表现为信息不充分、信息不对称以及信息不准确，在分析了信息失灵对市场效率的危害性之后，其提出了经济法克服信息失灵的具体制度设计，从而为我们认识经济法的功能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路径。[20]
此外，有的学者从经济学角度分析认为经济法的本质是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的法律体现。其中“经济生活”作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它涉及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全过程。“干预”指的是国家之权利依法律对经济生活的干预。[21]有的学者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西方国家对“政府失败”的反省之下，经济法正在形成一对新的矛盾性格，即规制“市场失灵”和匡正“政府失败”。因此，“国家调节（政府干预）”和“匡正政府失败”都是经济法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22]有的学者从交易角度考察社会关系可有效确定经济法调整对象。即经济法调整的是因长期交易而形成的有机经济组织内各角色与组织的协调关系及各角色相互之间协调关系。其特征是以直接调整角色与组织的关系而间接地达到角色之间关系的调整，且以后一种关系调整为终极目标。[23]
采用经济分析法学的方法研究经济法的意义是明显的，首先，它运用了经济学的价值观念或者效益观念去评判现行的经济法，从而摆脱了传统的就法论法的论证方法；其次，它深入地揭示了经济学和经济法学这两门学科之间的紧密联系和相互作用，从而有助于克服法律与经济两张皮现象；第三，它对经济法的实证性经济分析，具有明显的定量分析优势，它使经济法学者的思维更加准确，研究也更具科学性。但是，我也要注意到，有的学者在运用经济分析法学研究方法时往往将效益作为惟一的评价标准，然而法的价值是多元的，因此，在经济法的研究中应当将法的价值目标置于经济法的整个价值目标体系中去进行考量。此外，法律的经济分析应当依据我国的数据资料，如果在分析时不是运用经过调查、统计的数据进行分析，那么实证分析的效果就会打些折扣。有学者指出一些中青年学者的著作中所引的数据和图像有欠准确。[8]（P30）这在运用经济分析法学方法研究时必须加以注意。
（三）社会学法学研究方法
法社会学是指用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法学。它的出现是20世纪西方法学领域中最重大的事件和最突出的成就，[24]（P107）就方法论层面而言，我国中青年学者借鉴社会学法学研究方法，对经济法的属性、主体、本土资源、法本位等基础理论问题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有一定的创新和发展。
史际春在对经济法的研究中注重和强调社会的实证分析，对社会实践始终保持着关怀，在其《经济法总论》一书中许多论据直接引自近年各种传媒报道的热点经济问题以及党和政府关于经济工作的政策文件，如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汽车销售的地方封锁、分税制改革、电信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等诸多方面。他注意发现同类事例所反映的规律性的要求和问题，从现象入手解释经济法制度的内在根据，把中国社会经济实践的呼声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作为理论探索的出发点和归宿。[25]他对经济法产生的根本原因也从社会的角度予以阐释，认为“经济法在资本主义社会发端之深层原因，是社会化与私有制的不兼容性；推而广之于任何性质的社会，包括我国今日之社会主义市场社会，其产生和存续的根本原因，则在于社会经济的社会化同社会各别主体的利益和意志之间存在的矛盾”[9]（P76）。另外他并不主张把调整对象作为论证经济法独立的标准，而是提出改按社会活动的领域和法律的宗旨来划分法律部门。[9]（P132）在我看来，立足于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的现实，解决社会公众普遍希望解决的问题，无疑应是我国经济立法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
王全兴对传统的“政府———市场”二元研究框架进行了反思，认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并非绝对的对立，他们往往通过一定的中介来发生联系，并且在现代社会，非政府公共组织大量涌现，它既履行了政府的某些职能，也替代了原来由市场主体享有的某些职能，因此在经济法的研究中应当采用“政府———社会中间层———市场”三元框架的范式，并提出以社会学中的自治组织论对社会中间层主体进行系统的研究，包括社会中间层主体资格确认、保障和规制等等。[26]另外面对全球化的思潮，王全兴认为经济法的诸多理念和制度，都具有特定的时空维度和典型的本土色彩，加上中国经济法有自身的逻辑起点和发展历程，因此中国经济法的研究应更倚重本土资源。[8]（P32）而本土资源并非只存在于历史之中。[27]关注本土资源的社会学法学研究方法将经济法置身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
文化的大环境之中，[28]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在对社会法性质进行研究时，王全兴认为社会法中的“社会”应当秉承德国学者齐美尔、法国学者杜尔凯姆所主张的唯实论，而摈弃美国学者吉登斯、法国学者G·塔尔德所主张的唯名论，并对经济法与社会法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经济法属于广义的社会法。[8]（P32）在这里，我很看中在“政府———市场”的二元结构中引入社会中间层这一经济法主体，这正好与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将原先由政府行使的某些职能剥离出来让位给那些社会自治组织的行政体制改革的思路相契合。 郑少华也认为对经济的研究应采用三元框架范式，不同的是他认为社会结构是“市民社会———团体社会———政治国家”，他认为传统的“市民社会———政治国家”的社会结构是人们依据“社会契约论”将权利让渡给国家的结果。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各种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于是产生二次“社会契约”的缔结，即从国家和个人手中再让渡一部分权力给社团。这就是三元社会结构产生的理论基础———“动态的社会契约”。与之相对应法律也应当是“私法———社会法———公法”的法律三元结构。运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郑少华认为经济法的本位是“社会本位”，经济法的调节机制是社会调节，经济法的规制范围是经济团体社会，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公共干预与公众参与，经济法规范的特征是“强制性”与“任意性”，“禁止性”与“倡导性”相结合，经济法的调整模式是社会基准、团体契约、个人契约，经济法的法律关系具有社会公共性，经济法的法律责任是社会责任，经济法的程序法是以团体诉论与公众诉讼为中心展开的。至此，从以上十方面把握，可以将经济法与民商法和行政法较好的划分开来，而确证其作为社会法的本质。[29]
鲁篱在对经济法重要主体———行业协会进行研究时，也较为成功地运用了社会学法学研究方法。它将行业协会置于市民社会和市场经济的语境之下进行了考察和审视，运用结构———功能主义对行业协会加以分析，借助汤姆·R·伯恩斯的理论认为所谓的普适性法律的终极意义上不过是特定集团的特殊利益的反映，那么其便不再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借助韦伯关于习俗、惯例的分析认为应关注规则是否具备对成员的外部约束力以及是否具有专门的强制班子；借助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对根据制定机关位阶的高低就当然地否弃集团规则和习惯等效力的做法和思想进行了否定。[30]作者将规章制定权作为自治权的其他权能的基础进行了重点剖析，通过对“制定法中心主义”的批判以及行业协会规章及制定法互动关系的考察，创造性地得出一个结论：即行业协会规章与制定法强调性规定相冲突并不当然无效。在此基础上作者对行业协会规章与司法审查的关系及标准进行了探讨。并认为应当充分肯定行业协会自治权的合理性，承认并尊重行业协会的监管权，非法律惩罚权和争端解决权，原则上行政机关不得介入，而司法审查也必须充分谨慎和合理。作者对行业协会自治所勾勒的制度框架和其所得出的结论是对传统行业协会自治模式的全面解构和颠覆，对认识行业规章等民间法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拓展了经济法对社会生活中各种非正式制度的研究。
另外有学者从经济法对社会经济“回应性”角度研究，其理论的意义体现为经济法理论须立足本土资源，与时代同步，重跨学科研究。[31]有学者从利益群体的视角中分析了经济法的社会性，认为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一种既非国家经济管理机关，又非经济活动中被管理的微观单位的社会实体（即作为各利益群体之代表的社会团体）应运而生，经济法应当将其纳入主体范围，并赋予相应的权益和义务。[32]还有学者依据社会学研究成果，从整个经济社会系统的角度论述了社会团体对于转型之中的中国的重要性和对其进行法律规制的途径和方式。其指出，社会团体的使命在于弥补市场和政府的“双重失灵”。在此意义上，社会团体凸现了其重要性和作为经济法特殊主体制度、特别调控机制的价值。[33]
在肯定上述学者以社会学法学研究方法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应当对社会学法学研究方法的不足有所认识。霍姆斯说“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不在于逻辑”，“从研究方法和理论重心看，社会学法学注重法的作用和效果，强调法所要促进的社会目的。”[24]（P107）然而中青年学者在研究中似乎更多的只是引入社会学的一些理论学说，而对具体的社会学法学研究方式，如问卷调查、实地考察却很少涉入。这说明了在研究手法上还存在着某些不成熟。此外，社会学法学研究方法的哲学是实证定义哲学，这种哲学的理念往往对价值不甚关注，这也是我们采用社会学法学研究方法进行研究时必须注意的地方。
（四）法律史、法学史研究方法
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在社会科学问题上有一个最可靠的方法，“那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34]历史的研究方法运用在经济法的研究当中，主要有法律史和法学史的研究方法。
法律史的研究方法就是通过对经济法的思想与制度轨迹进行考察，从中发现和总结经济法现象的基本规律，使经济法的理论建筑在历史的考察基础之上。我国中青年学者认识到：“应该开展和加强经济法学说，尤其中国经济法学说史的研究，以便对中国经济法学说的发展历程及其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对中国经济法学的成就及其贡献做出恰当的评估，对中国经济法学的主要研究课题和发展趋势做出科学的预测。”[35]邱本在《中国经济法学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中将经济法学说分为4个阶段加以研究，分别是1979～1982年、1983～1986年、1986～1992年、1992年至今。他对每个阶段的经济法学说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最后总结为：经济法本质上是市场经济之法；经济法目前仍处于自我证成、自我巩固、自我完善时期，应当夯实基础；经济法必须强调实用性，加强具体制度的研究；经济法、民法、行政法是市场经济的“三驾马车”；经济法是一门年轻的学科，需要人们的理解和关怀；经济法研究需要求新求探求真精神；经济法的研究应当在原有学说的基础上发展创新。[36]
这里我要特别提到肖江平把经济法学史的研究作为他的博士论文选题，最后诞生了可称为我国第一部系统地研究中国经济法学学术史的专著。他从学术史角度，“展开中国经济法学学术史研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揭示脉络、评判得失、发掘积淀、提升规范，以此梳理学科基础语词、范畴、现象、原理的源流，剖析观点、理论和学说的成因与流变，总结学科发展的成就与缺憾、经验与教训，促进中国经济法学学科的发展和成熟。”他史论结合，在对各种学说的分析基础上强调了共识：
（1）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共识：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关系中，国家或政府总是或者常常是一方主体；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关系是在国家“施加影响于”经济运行过程中产生的；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关系是国家为了社会整体利益而施加影响于经济运
行过程中产生的。 （2）经济法价值的共识：公平、效益、经济民主、经济秩序、社会利益。
（3）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共识：社会整体效率原则；经济公平与公正原则；经济协调行为法定原则。
另外作者还将“特质”概念引入经济法的研究，认为它是一种接近本质的属性，其抽象程度高于特征但低于本质。经济法的深层特质是其协调性和现代性，经济法的浅层特质至少包括其经济性、政策性、规制性和综合性。从而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对经济法的个性加深认识。[37]
用法律史和法学史的研究方法对经济法展开研究，无疑对总结经济法学科发展的成就与缺憾、经验与教训，进一步挖掘经济法的学术陈积，认识经济法现象背后的基本规律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我们也要注意到我们还缺少对经济法思想史的研究。对经济法思想史的研究可以从理论根源的角度拓宽拓深我们对经济法的认识，夯实经济法的基础理论。
综合以上中青年学者对经济法的研究方法，可以发现学者们在研究方法的使用上往往并不拘泥于某一种方法，相反他们很注意各种方法的综合使用，例如张守文在论证经济法现代性这一重要特征时，就综合运用了时间维度、经济学、社会学的分析方法。[38]本文对上述4种较重要的研究方式单独予以分析仅是为了行文的方便。另外除上述研究方法外，中青年学者采用的还有：系统科学应用研究方法，[39]进化论研究方法，[40]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整体主义方法论和合作主义方法论，制度法理学中分析实证与社会实证相结合的实证分析主义进路，从经济法分论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和归纳经济法一般理论的研究方法等等，[41]由此可见，经济法研究方法丰富多彩，推陈出新。
从法学研究层面对方法问题进行再思考，经济法学的研究也可以从三个层次予以展开，一是应然法层次，讨论经济法应当是什么，采用价值评判的方法；二是实然法层次，讨论经济法实际是什么，关注经济法规和立法技术，采用逻辑分析和语义分析法；三是社会事实，即经济法对社会的作用和功能，采用社会实证分析法学。从以上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一层次，我们有法哲学和经济分析法学的研究方式①。在第三层次我们有社会学法学研究方式。但在第二层次，中青年学者虽然都较重视逻辑分析方法，却很少人涉猎语言分析法学方法。②新分析法学运动20世纪下半叶兴起后在英美等国家表现出特别的张力，并且还影响到世界其他国家。这种研究方法受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影响很大，维特根斯坦宣称哲学就是对语言的批判，[42]在中国，有的研究其他部门法的中青年学者已自觉地在运用此种方法，[43]经济法学的文章要真正摆脱不被认为是经济学文章的尴尬境地，就必须完成从经济学语境到经济法语境的转换，这就必须加强语言分析法学方法的研究。可见虽然经济法研究方法呈多样化状态，但并不完整，仍需中青年学者的拓展。
二、路径向度：国家与市场
作为新兴法律事物的经济法，依何种进路对之进行本质界定，达至揭示其内在质的规定性之目的，一直是困扰学界的难题。多向度的认识视角，可以开启事物分析的诸多路径。体现国家渗透市场理念的经济法，正是市场与国家博弈的均衡解。经济法自其诞生之日起，便与国家和市场有着本然的亲缘关系。经济法的研究者们正是通过把握这对矛盾统一体，围绕国家与市场之关联，建构经济法的理论平台。历经数年理论研究的自生自发，群体互动，中青年学者将经济法的理论考察置于国家与市场这一基础平台之上。就经济法的认识路径，抽象出以下5种主要认知范式。
（一）经济法：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双重干预之法
市场的作用巨大而不可抗拒，然而，很多情形下，市场的资源配置方面却呈现出低效运行的非理想状态。市场并非完美无缺。反之，市场失灵却呈常态，是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由于公共物品缺位、外部性、垄断等市场缺陷的存在，市场失灵不可避免。市场失灵为政府干预提供了空间，然而，政府亦非万能，有限理性加之经济人特质，政府极易陷入干预失灵的泥潭。正是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之双重困境，蕴涵了作为国家干预经济基本法律形式的经济法的逻辑基点。许多学者从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二元结构入手，对经济法进行了系统的剖析。
关于经济法产生的维度，张守文认为经济法是在现代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充分发育，自由竞争导致的垄断普遍出现）条件下应运而生的新兴法律部门，经济法只有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才有产生的理由和存在的意义。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为防止市场失灵而需要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和规划，这种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通过立法加以确定，即产生了经济法。于是，他认为战时经济统治法和计划经济体制国家或者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国家所制定和探讨的所谓“经济法”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法。[44]因此，市场失灵是经济法产生的重要假设，由于人类理性的局限，难免出现“政府失灵”的问题，如何克服国家在调控市场经济过程中的失灵，也即如何做到“调制适度”是经济法发展的重心议题。[5]
吕忠梅以市场经济为起点，借助“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两个基本假设，采用法学和经济学的基本方法，选取政府行为为主要视角，围绕经济法之一般与中国经济法之特征这一基本主线，对经济法理论进行了分析。其认为，在市场经济中，价格调节和经济个体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在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和合理使用过程中，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市场经济中存在着市场失灵的问题。“市场失灵”主要表现为：（1）市场功能存在缺陷，它在提供公共物品和维护公共利益方面存在明显不足；（2）市场竞争的失灵；（3）市场不能实现公正的收入分配；（4）市场调节本身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市场经济的弱点和消极方面表明，市场并非是万能的，它在建立及维护竞争秩序和社会秩序、提供公共物品、保护经济和生态平衡方面是无效的；市场经济在自身的运行中，存在着增长与波动的矛盾。这些都需要政府通过法律、政策及其他调控手段来加以引导。现实表明，与市场机制的运作失灵一样，政府也有失灵存在。在现代科学技术水平的制约下，政府还不具备足够的能力去准确地收集信息，并形成与整个社会的要求相一致的社会偏好。因此，政府事实上很难做到能够在最合适的时机，以最适当的强度实施对经济的干预。并且，即使作为理论概念的政府能够做到这一点，也能以保证具体的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对政府意志的忠实贯彻。因此，尽管从理论上说，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确实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但由于上述原因，它也会带来巨大的成果。市场失灵是政府行为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市场失灵的治愈的确需要政府行为，但是，政府行为在克服市场失灵时，同样存在导入和利用市场机制的问题。为此，必须深入研究政府行为与市场机制的关系，把握政府干预经济的“度”，而这正是作为现代市场经济运行规则的经济法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15]
陈云良认为，民法无法防止市场负面作用的发生，无法防止市场失灵、市场垄断、市场失衡，经济法正是适用市场这样一种需要———弥补民法的不足与缺陷———而产生的，所以，从经济法的产生机制来看，经济法一开始就被赋予了维护市场自由竞争秩序的使命。从反面来看，虽然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市场自由竞争的充分发挥，需要有政府之手灵巧的点拨，即使强调自由放任的经济学家也不例外。但是政府权力又极易膨胀和扩张，一不留神，就会滑过界限侵蚀市场，侵害市场主体的经济自由权利，产生政府失灵现象。政府之“恶”容易引起市场之痛，破坏市场效率。所以，经济法不仅要赋予政府一定干预市场的权力，保障市场的“长治久安”，防止市场失灵，但同时又要防止政府越界、政府干预失灵，反过来又要规范、限制政府的干预。市场为了保护自己，反过来要干预政府。所以，为了保护市场免受政府侵害，保护自由竞争秩序，经济法要规范和限制政府干预市场的权力。[45]
应飞虎
认为，市场缺陷产生市场失灵，市场失灵产生干预需求，干预需求产生干预供给。而干预供给的法律形式则是经济法。政府作为市场的干预主体除了追求公共利益以外，应该没有自己的特有的偏好。但现实中的政府行为与公共利益并不是强相关的，政府并不过多地实现公共利益，而可能过度地关注自身偏好。政府自身虽然是为实现公共利益而存在，但由于组成政府的自然人是经济人，他们也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所以政府也摆脱不了经济人的特性（只不过由于制度的约束，这种特性没有市场中的经济人那么明显），政府失灵由此而产生。政府失灵论说明为了克服市场缺陷，政府是必然的干预主体，但不是最优的干预主体。换言之，政府存在着自身的能力边界，不能克服所有的市场缺陷，在某种情形下，反而会使问题更复杂、更棘手。应基于需要干预论，指出需要干预基于市场干预需求导入国家干预供给，力图寻求两者的均衡并在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上确立了良性的双向互动制衡关系，国家基于对市场的尊重而对市场进行干预，市场基于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而对国家进行干预。所以，就内含了均衡干预、有效干预、经济民主、对干预者进行干预及树立经济法应有权威的基本理念和价值。[19] 应当说，双重失灵的分析视角对于我们深入认识经济法的本质特性，提供了一条很好的路径。肇端于19世纪末的经济法，正是伴随国家对社会经济适度干预而形成的法律部门。市场失灵理论为政府干预提供了强力支持，政府失灵的客观存在，却又使得干预论陷入了两难境地。作为制度规范化的结果，经济法在调整需要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过程中，一方面克服市场失灵，另一方面又对政府行为进行限定，遏制政府失灵。依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路径解析经济法，已取得较为丰硕的理论成果。但是，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对于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是否同为经济法存在的依据，目前学界尚有分歧。有的学者指出，克服政府失效只能由行政法和宪法来完成，经济法对于政府失效的关注仅表现在制度设计上。可见，要完善经济法理论大厦，有必要对市场失灵、政府失灵与经济法的关系进一步深入探究。我认为不妨可以采取这样一种思维逻辑，即市场失灵或者政府失灵，民法或行政法能不能调整，如果用它们去调整会产生什么法理学上的困境，然后考察经济法能不能调整，不能调整为什么，可以调整它又有什么样的优势，这样或许能够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二）经济法：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辩证统一之
法源于对国家主义盛行的回应，20世纪末以来，全球出现了一股市民社会思潮。相应地，市民社会理论研究也迈入新的阶段。近年来，我国哲学、社会学以及政治学界，也兴起了一股市民社会理论研究热，一些理论著述相继出现。我国法学界对之逐渐引起了重视，亦有不少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我国经济法学界，已经出现一些学者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框架中，进行经济法理论研究。
单飞跃认为，经济法是现代市场、现代国家、现代社会孕育的法治成果，其超越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孤立自我与严格分野，在市场———国家———社会三者的互补、互动、互长关系结构中演绎、丰富和诠释着自由、平等、公平、安全、发展等基本法治理念，为现代市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法律动力。经济法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辩证法。传统理论框架中，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应当进行严格分野，并且以宪法作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订立的契约，划定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界限。洛克式的“市民社会先于或外于政治国家”架构与黑格尔式的“国家高于市民社会”架构，所表达的是市民社会绝对化与政治国家绝对化两种极端主张。社会发展的实践及理论研究说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都存在着天然的缺陷与失灵，市民社会孕育的市场能保障机会平等，但结果不一定公平；政治国家孕育的政府能保障前提公平，但结果不一定富有效率。因此，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逐渐由一种彼此相克的状态向彼此相依状态转化，在市场与国家之间寻求一种调和理念。经济法正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互联动的法律辩证法。[46]（P149）市场与国家的利弊是客观存在的，并且其互相弥补、互相促进的需要也是客观的，法律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关系问题上所起的作用绝不仅仅是树立“楚河汉界”将二者分割开来，对二者之间深层次的矛盾与交叉视而不见，坐而不管，而应对其基本矛盾运动进行调和。经济法为了约束市场私权与国家公权的过度膨胀，将以下两点作为自身立足点：一是基于民商关系的非经济合理性与非社会合理性而实施的对私人权利的限制。二是基于国家在经济力资源、经济政策资源分配与再分析关系中的主导性与优越性而实施的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其目的在于保障资源分配的规范有序与合理，并防止对私人权利的随意侵犯。经济法整合了市场与国家的矛盾运动，使之具有趋同性、同向性，经济法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良性互动达至“双赢”的法律路径。经济法基于对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基本特征的深刻认识，捕捉到二者互补、互动、互长的客观规律，立足于不断发展、普遍联系的辩证立场，对二者的良性互动做出了法律回应。[46]（P217）
吕忠梅认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良性互动是经济法的分析框架和分析视角，市民社会的内在缺陷，是国家借助政府经济行为进行干预的内在理由和依据，因此，经济法是“政府干预社会经济之法”，而市民社会自身性质和特点又限定了政府干预的限度与范围，在此意义上，经济法又可称为“干预政府之法”。合理安排市场化的限度与政府经济行为的边界是经济法的重心。[47]
近代经济自由主义与政治自由主义观念的拓展，致使源于亚里士多德城邦意义的市民社会范畴，演进为与政治国家抗衡对立的事物。经过众多理论大师们的扩展，使人们习惯于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二元对立起来。认识到传统二元对立模式掩盖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互造就的一面，理论界已出现了抛开体制内外的分野，在传统框架外寻求一种利益整合的解释。以自由市场为核心的市民社会，历史已经明证，其自身的自然发展并不必然带来天堂的福祉。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正是市民社会自身的失效，导致了政治国家对市民社会的介入。国家公共猛兽的性格，却又要求对其强大权力必须予以限定。实际上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并不是天然的敌人，二者是可以共存共生的。从法律的视角来分析，能够连接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正是公私性质兼容的经济法。国家与市场的和谐互动，正是其关怀目标。在对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问题上，我很赞同史际春、陈月琴所作的这样一个很形象的比喻：经济法“她像一位和平的天使，一只手握着崇尚自由却柔弱哀怨的市民社会，另一只手握住强悍却孤立的政治国家，让它们和平共处，携手走向美好的未来”。[48]依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辩证统一这一思径取向审视经济法，应该继续深入下去，这无论是对于经济法理论研究的拓深，还是对于目前受到我国学界青睐的市民社会理论进一步的深刻认识，都将大有裨益。
（三）经济法：市场调节与宏观调控关联耦合之法
19世纪末，传统上以市场调节为绝对主导、排斥宏观调控的自由放任市场经济，受到了垄断性经济现实的严峻挑战。市场机制自身的顽疾，要求国家介入经济生活，政府宏观调控市场经济的体制因此得到了确立。与之伴生的是，法律体系也发生了相应变迁，协调市场调节与宏观调控，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可以说，正是市场调节与宏观调控催生的产物。从市场调节与宏观调控相结合的角度进行分析，是经济法研究的又一视角。
徐孟洲认为，经济法是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耦合的产物。他借用物理学上的耦合概念，将两种社会现象通过某种条件，使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发挥作用的客观事物，称为耦合。并认为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磁场”）下，通过民主法治途径促进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相互结合、共同作用于社会生活，亦是一种耦合现象。基于市场经济的物质技术基础、市场主体利益多元化格局、市场竞争自由发展导致垄断的严酷现实以及市场经济的开放性等因素，作为社会现象中的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的耦合具有内在的必然性。由于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相耦合，使得具有社会性与管理性内在结合性质的经济关系得以产生。这种经济关系超
越了私法调整的原则，又具有公法调整对象类似的某些特点，确切地说它是一种公私利益协调兼顾与融合的经济关系。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即是具有这种社会性与管理性相融合的经济关系。同时，他认为同一种社会关系可以由不同的法律形式来调整，经济法调整对象与其他相关部门法的调整对象部分交叉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正常现象。经济法是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相耦合的产物，经济法以具有社会性和管理性相融合的性质的经济关系为调整对象，因此，经济法的体系由市场规制法和宏观调控法两大部分组成，前者主要包括产品质量法、价格法、市场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广告法、计量法和标准化法；后者主要包括财政预算法、税法、金融法、产业结构规制法、固定资产投资法、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法、对外经济贸易法。他还指出，调整市场经济的法是根据经济关系的发展需要而产生的，并随着经济关系的发展而发展。传统市场经济排斥宏观调控，否认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耦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在这种经济条件和思想理念下，是不会产生经济法的。人类社会进入19世纪末期以来，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性与私有化之间矛盾的激化，以致要求现代国家介入市民社会与经济生活。特别是20世纪初国家干预的进一步加强，政府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体制在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国家中得到确立。现代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耦合现象的客观存在，需要一种新的法律形式为之服务。反映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耦合要求的、以促进和稳定二者耦合为主要调整任务的经济法，正是这种新的法律形式。[49] 张守文认为，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存在着民商法无力解决的诸如垄断、不正当竞争等破坏市场机制的现象以及市场经济的盲目性、外部性等问题，因而要求国家必须行使其规制经济的职能，以减少交易费用，防止“市场失灵”，保障社会公益。为此，国家就必须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这种体现市场经济要求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必须要求以立法的形式加以体现，以弥补民商法调整之不足，由此便使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应运而生，此即经济法。宏观调控与市场规制是统一的、互补的，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要解决效率与公平、个体的营利与群体（社会）公益性的矛盾，实现经济法的宗旨，就必须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经济法的调整范围应该是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领域。经济法有其独特的调整对象，即国家在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过程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因此，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形成宏观调控经济关系和市场规制经济关系的二元结构，而且这两种经济关系具有统一性、互补性。以调整对象的二元结构为基础，经济法的体系由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构成。[44]
纯粹市场本质上是无法持久存在和运作的，绝对完全的市场经济即使在西方也不曾出现过。现代经济是一种混合经济，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在促进发展中相互作用。我国现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市场调节的非自恰性，决定政府需以宏观调控加以协助。转型时期，我国面临经济结构的调整、利益关系的再整合，经济失调、失业、贫富差距迅速加大等现象都将导致社会的动荡，宏观调控的重要作用在这一特定时期更是凸现出来。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有别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干预。政府宏观调控以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为主，以间接调控为主，市场调节与宏观调控动态均衡。以市场调节与宏观调控的思路来认识经济法，是一种值得继续探究的方法，我们也期待着今后这方面更多理论成果的出现。
（四）经济法：自由竞争与秩序调控均衡协调之法
竞争是商品生产经营为争夺消费者以实现自己利益而采取的一种活动方式。或者说，是商品生产经营者为了在市场活动中取得有利的产销条件而进行的相互争斗。历史已经证明，凡是有商品经济的地方，就存在着竞争，商品经济愈发展，竞争也愈激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调节结构安排，同时，也是市场活动的核心。竞争作为商品经济的普遍规律，无论在哪种社会制度下，其作用都是二元的，即正当的竞争可以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不正当的竞争会阻碍甚至破坏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都很重视运用法律力量调整市场竞争关系。
邱本以自由竞争与秩序调控为基点，分析了经济法产生的各种基础和对象，构建了经济法的体系，确定了经济法的地位，提出了经济法的基本范畴，并明确了经济法的原则与宗旨。他认为经济法的社会基础是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是在由个人所组成的私人领域和由国家所支配的公共领域之间所存在的一个中介领域，最根本的就是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如果再集中一点说，就是自由竞争与秩序调控。经济法的经济基础是自由竞争和秩序调控，无论是从资本主义国家的两极思维到辩证思维，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从政府主治到市场主治，都说明了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的关系是任何社会经济关系的基本问题，这一基本问题实质上可以归结为自由竞争与秩序调控问题，这一问题是经济法所应表明和记载的基本经济关系。与经济法相应的社会正义理论是既要求国家干预，又限制国家干预，经济法是这种正义理论的规则化。由于要求国家干预和限制国家干预核心又在于自由竞争和秩序调控，因此，经济法是自由竞争和秩序调控思想的规则化。从市场经济的本质出发，他认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就是市场经济在自由竞争基础上形成的具有垄断性、盲目性的社会关系，这是一种新质的社会关系，由于它具有垄断性，就需要政府进行反对以促进市场自由竞；由于它具有盲目性，就需要政府进行宏观调控以促进市场有序发展。他以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为依据，建构于经济法体系，总括地说就是由调整反对市场经济垄断性的市场竞争法和克服市场盲目性的宏观调控法所构成。前者主要包括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后者主要包括计划法、财政法、金融法、产业政策法、外贸管理法、社会保障法。市场竞争法和宏观调控法关系密切，市场竞争法必须以宏观调控法为条件，宏观调控法必须以市场竞争法为依归。他认为，自由、竞争和秩序是经济法的三大基本范畴，经济法的所有制度、原则和规则都要由它们来厘定和阐释。由经济法的基础决定了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有两个：一是市场竞争原则；二是宏观调控原则，这两项原则有所分工，各有侧重，但两者又是密切相关、内在统一的。依据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他认为经济法的权利（力）主要是自由竞争权和宏观调控权所构成。[7]
竞争之于促进经济效率作用的理论分析，已有大量文献详细阐释，在此无需过多说明。与其他可行替代安排的制度相比较，竞争具有效率意义上的优越性。西方市场经济国家近代以来基本上实行的是鼓励自由竞争的制度，其结果是带来经济的持续繁荣。现代经济学理论已从古典的完全竞争理论走向有效竞争理论。完全竞争的不可实现以及过度竞争对市场自身的危害，人们逐渐认识到自由竞争也存在适度的问题。自由竞争是在秩序规约下的自由竞争，二者是紧密联系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于自由竞争市场，国家通过法律规范，对自由市场进行秩序调整，以求市场自由竞争适度、社会公平正义、经济繁荣发展，经济法正是这一协调功能的承担者。
（五）经济法：私法与公法互动交融之法
自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提出公私法分类以来，关于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就成为许多国家法律规范体系的基本分类。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国法学界遵循公法和私法是资产阶级法学家为了掩盖法律的阶级性而作的划分这样一种认识，不承认在我国法律规范体系中有公、私法的划分。即使有这种主张声音，也未引起更多的共鸣。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人们才提出在我国仍然需要区分公法和私法的主张，并且认为这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前提。我国经济法学界，也引入了公、私法的研究方法，不少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史际春认为，经济法具有综合性特征，经济法综合性首先体现在公法因素与私法因素之综合。经济法或以行政、刑事等“公”的手段，去调整企业、
合同、价格、利润、利率等“私”的关系；或者将平等对立、协商较量、等价有偿、恢复补偿等“私”的手段，引入有政府和公权力加入、为公共利益考量之“公”的关系。[9]（P64） 徐孟洲认为，在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相耦合的条件下，出现了公法与私法相融合的法律现象，经济法既不是传统的公法，也不是传统的私法，而是公法与私法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第三法域。
单飞跃认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立对峙，直接导致了私法与公法分立的二元法律结构。私法固守私人利益关系领域，公法则以保护国家公共利益为目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相互渗透与相互联动，对法律制度架构产生了巨大冲击，传统公法与私法界分明确的二元法律结构日益模糊。由于市场需要微观平衡以及市场与国家之间需要宏观平衡，因此国家便通过立法形式直接影响经济与社会发展，产生了经济法这一第三法域现象。[50]
周林彬认为，商法和经济法独立的共同法律根源之一，是法律社会化趋势下的公法与私法的兼容。其中，一方面，私法兼容公法根源于绝对的私法自治和私权优先导致的传统私法因强调私人利益的保护，加剧了社会两极分化和不公平结果等“市场失败”现象的发生。于是针对传统民法疏于或无力对社会正义的保护和不正当竞争的矫正这类“私法失败”现象，运用公法规范限制私法自治，维护社会公益。另一方面，公法兼容私法根源于绝对的公法和公权优先导致的传统公法强调国家利益的保护，加剧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对立和官僚主义、权钱交易等“政府失败”现象的发生。于是针对传统行政法疏于或无力对社会利益的保护和行政垄断这类“公法失败”的现象，运用私法规范限制公法优先，维护市场主体利益。并进一步指出，经济法是从传统民法、商法和行政法中发展出来的一个兼容公法、私法因素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代表21世纪法律发展方向的重要法律部门。[51]
公法和私法是法律规范的基本划分，但是，在现代法社会中，又确实存在公、私权利互相渗透和互相作用这一法律事实，因而，相应地也就存在着一种介于公法和私法之间的一种法律规范，或者用这些规范所构成的独立法域。将经济法归为私法，显然不恰当，因为从本质上讲，经济法的许多方面所体现的恰恰是对私权关系的适度干预；将经济法归于公法，似乎也值得商榷，因为，经济法所体现的公权对私权的干预，必须建立在公权对私权充分尊重的基础上，其所体现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完全用于公法所体现的权利义务关系。我也倾向于经济法应是介于公法和私法之间的法律部门。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既不同于作为私法的民法所调整的完全体现“私法自治”的关系，也不同于作为公法的行政法调整的完全体现国家行政管理职能的命令与服从的关系。因此，将那些既有公益成分又具有私法成分的经济法绝对地划分为公法或私法范畴，都是不恰当的。那么，公、私法兼容的法域就有其存在的客观必要性了。把经济法归于公法和私法之间的一种法律部门，它最大的优点在于，它能够避免在“干预”与“自治”这两个目标中走向极端。
摘要：合同法是规范交易的基本法，但不足以保障交易机会配置和交易过程及结果的公平。经济法中的市场规制法通过抑强扶弱等手段保障交易公平，从而促进交易。从交易促进的视角研究市场规制法，可以较好地构建市场规制法的内部结构，从而使市场规制法成为一个逻辑严密的经济法子系统。
关键词：交易公平
纵观经济法学史，对市场规制法的研究很少从交易的视角展开。由此而产生的弊端主要有二：第一，市场规制法促进交易的功能得不到阐释，其与合同法促进交易的功能得不到区分第二，由于缺乏一个正确的切入点对市场规制法进行研究，因此归属于市场规制法的各项法律似乎独立存在，其内在的关联却没有得到认识。这就阻碍了对经济法的深入研究，使目前对经济法较多问题的认识只停留在表层上，同时在研究路径上使经济法学与民法学相割裂，更给人一种经济法杂乱无章的感觉。本文从功能的视角研究市场规制法如何在民法的基础上促进公平交易，并基于这一功能研究市场规制法体系内在的逻辑联系和各法律之间的关联。
一、交易公平的障碍分析
交易公平是指交易机会配置的公平和交易过程及结果的公平。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交易时时会发生，但交易公平并不会随之而来。有诸多因素会影响交易公平的实现，如交易双方地位、信息拥有量、讨价还价能力、财产拥有量等的差异都会破坏交易公平的实现，成为公平交易实现的障碍。就其关联而言，地位障碍是从交易主体的角度影响交易公平的实现，信息障碍是从交易标的的角度影响交易公平的实现，资源障碍则是从交易标的和交易纠纷处理能力的角度影响交易公平的实现。
（一）地位障碍
交易双方的地位差异会直接导致交易的不公平。因为这种差异往往使处于弱势地位者在交易决策时不敢讨价还价，从而使其自身利益不能在交易中得到体现。如奴隶主与奴隶之间公权机关与私人主体之间，①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②均因地位差异而使弱势方（奴隶、私人主体、劳动者）的利益受损。交易双方的地位差异既可能是事实上形成的，也可能是法律造成的，因此需要研究法律如何减少这种差异，对要消除的差异如何运用法律的力量进行消除。
（二）信息障碍
对交易双方而言，交易是一种决策，而决策需要充分、有效信息的支持，如果信息有错误或不足，决策往往也会错误或不当，从而导致交易的不公平。换言之，信息问题会直接影响到交易者的讨价还价能力，而能力弱者的利益在交易中往往会受到损害。实践中，影响交易公平的信息障碍主要有二：第一，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即信息在交易双方之间的分布不均匀，其中一方处于信息优势，另一方则处于信息劣势。处于信息优势的一方往往可以利用其优势信息侵害信息劣势者的利益，而信息劣势一方则因为信息拥有量不足而无奈受害。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由于分工的普遍化，信息不对称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因此，法律对信息不对称问题的解决就显得相当必要和迫切。第二，交易一方故意制造虚假信息。在交易过程中，交易双方都有制造虚假信息的动机，如果没有良好法律的抑制，则交易双方制造虚假信息的行为也会普遍化，以通过这种虚假信息骗取交易对方的利益。
（三）资源障碍
从广义上说，上述地位障碍和信息障碍都属于资源障碍，但此处所说的资源仅指交易双方拥有的财产。财产拥有量的差异导致不公平交易主要有两条路径：第一，财产拥有量的大小直接影响到交易者对交易信息的收集和处理能力，因而进一步影响到其交易决策。进言之，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财产拥有量小的主体所做出的交易决策要劣于财产拥有量大的主体做出的决策。第二，在信息充分的情形下，不公平交易往往在交易者之间产生纠纷，而纠纷的解决也需要耗费资源，所以财产拥有量的大小会直接影响到交易者对解决交易纠纷意愿的强弱和能力的大小。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形之下，当交易双方财产拥有量差异很大时，财产拥有量小的交易者在解决交易纠纷时会处于相对更为不利的地位，而这会导致后续的、更多的不公平交易。
由于众多障碍因素的存在，公平交易并不是某一个部门法所能实现的，而需要借助于整个法律体系的作用来实现交易公平。具体言之，公平交易的实现既需要作为交易基本法的合同法，又需要作为交易促进法的经济法；既需要直接规范交易行为的法律，又需要优化交易环境的法律。
二、合同法规范公平交易的不足
合同法是有关交易的基本法，但作为一种私法，其对公平交易的贡献主要在于确认形式公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第3条规定：“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这里的“平等主体”和“法律地位平等”是一种典型的对形式公平的确认。形式公平是“人生而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理念在合同法中的具体化。它排斥了人在法律地位上的绝对差异。然而，在一个等级森严的身分社会，法律地位差异的现象相当普遍，其直接后果是社会交易范围的缩小以及交易公平的丧失。法律确认形式公平，就意味着取消身分限制，使身分社会走向契约社会。同时，这种形式公平也使任何人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不受其他任何人的强制。这就是合同法对交易公平的贡献。但这种形式公平并没有彻底解决人类社会中的不公平问题，对事实上存在的不公平问题通过法律宣称公平的方式是解决不了的。也就是说，形式公平只是公平交易的前提，没有形式公平，根本不可能有交易公平可言，但只有形式公平也并不表明一定会有交易公平。虽然法律可以宣称交易双方地位平等，但交易双方的地位差异往往是一种事实。这种事实是合同法很难甚至不能改变的。虽然《合同法》第5条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但事实上，只依据法律地位的平等是很难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权利和义务的，因为交易各方之间的、实质上的不平等往往使其权利和义务的确定出现不公平。正由于合同立法只重视形式公平而不考虑实质不公平的现实，故其实现公平交易的能力十分有限。对此，我们还可以从交易资格与交易能力的角度进行分析。交易资格是一个法律问题，合同法上的形式公平只是使尽可能多的主体都拥有交易资格，亦即只解决交易资格问题；而交易能力则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一个纯粹的事实问题。不同的交易能力导致在交易中做出不同的交易决策，从而使交易主体对自身利益的维护程度也会不同。交易各方的交易能力差异越大，交易不公平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一般而言，交易能力的改变主要通过对强者的抑制或对弱者的扶助等方式实现，但这是作为私法的合同法力所不及的，不能要求《合同法》必须在确认形式公平的基础上创造各种实质公平，实质公平环境的创建应该是经济法的功
能。但《合同法》可以对因实质不平等而导致交易不公平的这种结果设定相应的矫正制度，如无效合同和可撤销合同制度。《合同法》第52条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合同无效。第54条规定，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或合同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这种制度确实有助于促进实现交易的公平，但这种公平的实现是事后的，是一种对已然的不公平交易的事后解决。如果进行经济分析就会发现，相对于经济法构建交易前公平交易环境的制度设计，这种制度的成本是很高的，并且其对不公平交易的减少或消除是间接的，其功能也不在于对不公平交易的预防。因此，无效合同和可撤销合同制度不应该成为应对实质不公平的惟一制度。对由实质不公平导致不公平交易的问题，更应该考虑一种事前的预防机制，在这种机制之下，不公平交易的数量会大大减少。 《合同法》作为现代法对实质公平所给予的应有关注，还突出地表现在附随义务的法定化上，即将以往仅以判例、学说、习惯为依据的附随义务，在《合同法》中予以明确肯定，使之转化为法定义务。如“总则”中第42条关于缔约责任的规定，第43条关于先合同义务中保密义务的规定，第60条关于合同履行中的通知、协作、保密等义务的规定，第92条关于后合同义务的规定：“分则”中也有许多条款，根据合同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分别对若干种合同的重要附随义务做出规定。这些规定对于附随义务的形态变迁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有助于交易中实质公平的实现。但是，合同法的私法本质决定了其对实质公平的追求仍存在局限。这主要表现在：附随义务的法定化并未改变其在合同当事人义务体系中的附随地位，并且其内容在《合同法》中仍不够明确和具体；法定化的附随义务仅有违约责任制度一般保障，《合同法》并未给予特别保障。因此，不能期望仅靠《合同法》将附随义务法定化就能达到理想的实质公平目标。③
三、经济法对公平交易的贡献及市场规制法的内在结构
合同法直接规范交易，经济法则并不直接规范交易，而旨在促进交易，其在交易公平促进问题上的主要贡献在于对交易前公平的构造。作为公平交易促进法的经济法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其体系中的市场规制法。它构造公平交易环境的主要路径有二：第一，禁止人为制造不公平交易环境的行为，如对制造虚假信息行为的禁止。这种禁止性的工作必须由经济法完成，作为私法的合同法由于缺乏公权的支持和法律责任形式的不足往往不能胜任。第二，抑强扶弱以在一定程度内实现实质公平，如对垄断力量的抑制和对信息劣势者直接提供交易信息等。需要指出的是，《合同法》中存在两处类似抑强扶弱的条款。《合同法》第9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应当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该条款对民事行为能力的规定，事实上剥夺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缔约权，这主要是为了排除出现过多的不公平交易现象。在这种权利剥夺的背后更主要的是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保护，是对弱者的扶助。《合同法》第39-41条对有关格式合同做了详尽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做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这些规定采取了与一般合同法完全不同的一边倒的做法，使格式合同提供方承担了更多的义务，同时也给予了格式合同接受方更多的利益。与市场规制法中的促进公平交易的制度一样，这种类似抑强扶弱的规定的功能之一也在于促进交易的公平，从这里可以看到民法和经济法在功能上的衔接，但其中还是有区别的，《合同法》中的制度仅限于对交易一方的权利限制，没有涉及公权的成分。鉴于《合同法》不可能运用公权进行大范围的限权，所以大规模的抑强扶弱工作还是需要由经济法中的市场规制法来完成。
一般而言，市场规制法由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广告法、价格法、招标投标法等法律构成。这些法律看似互相独立、互不关联或关联度不强，但事实上，它们之间“环环相扣，互为补充，发挥各自不可替代的特有功能”，④存在着极强的关联度。虽然每部法律自身可能有多种功能，但它们共有的促进公平交易的功能却不容忽视。正是这个功能才使这些法律具有了共性，使其自身能归属于市场规制法子系统中，同时也使市场规制法成为一个逻辑严密的法律体系。
（一）竞争法如何促进公平交易
竞争的标的是交易机会。对经营者而言，交易机会是一种利益，而丧失交易机会最终会破产。交易机会的获得有正当和不正当两种途径。一般而言，不正当获得交易机会的途径有三：第一，虚假信息；第二，法律上的或事实上的强制性力量；第三，非法利益的给予。对虚假信息的禁止和对强制性力量滥用的禁止就构成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以下简称《反不正当竞争法》）对11种反竞争行为做出了禁止性的规定，其中除了5种属于垄断行为外，有6种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即假冒（第5条）、回扣（第8条）、虚假宣传（第9条）、不当有奖销售（第13条）、贬低竞争对手（第14条）以及侵犯商业秘密（第10条）。除侵犯商业秘密和回扣问题外，其余4种行为都与虚假信息有关。虽然制造这种虚假信息的目的是为了排斥竞争者，但对竞争者的排斥是通过不当获取交易机会而实现的，而这种交易机会的获得又是通过虚假或不当信息的散布而实现的，因此交易的不公平也就在所难免。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禁止了这种信息，在维护市场正常竞争秩序的同时，也促进了公平交易。如该法第5条规定：“经营者不得采用下列不正当手段从事市场交易，损害竞争对手：（1）假冒他人的注册商标；（2）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3）擅自使用他人的企业名称或者姓名，引人误认为是他人的商品；（4）在商品上伪造或者冒用认证标志、名优标志等质量标志……”这些假冒行为制造了虚假的市场信号，使交易对方做出错误的交易决策，从而使其自身利益受损。而法律对假冒行为的禁止就可清除市场上人为制造的虚假信号，从而保障潜在的交易主体能够做出正确的交易决策，促进市场交易的公平进行。
至于反垄断法促进交易的公平则更加明显。因为垄断的存在形成了市场中的强势力量，导致交易各方之间的实质不平等，而力量均衡是公平交易的最重要保证，没有力量的均衡，就不可能有公平的交易。反垄断法就是一种使交易各方力量相对均衡的制度。通过对垄断者的权利限制甚至对
垄断主体的拆解来抑制强者，这种抑制的过程就是实现实质公平的过程。反垄断法由此促进交易机会的公平配置和交易进程及结果的公平，实现力量相对均衡。 （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如何促进公平交易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一种弱者保护法，其对弱者的保护主要是通过对强者的权利限制和义务赋予以及对弱者的服务而实现的，它是合同法的补充法。合同法讲求的是形式公平，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则体现实质公平，这与劳动法中劳动合同制度对劳动者的保护具有同样的性质，但体现了更强的公权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所有规定直接构成了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合同条款，这大大降低了消费者的交易成本，增强了消费者对正当利益的预期，既保障了消费者的交易安全，又提升了消费者的交易利益。这种安全保障和利益提升的功能是合同法所不能实现的，也是合同法所不必追求的。在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关系中，消费者处于明显的劣势，主要表现有二：第一，消费者信息上的劣势。就特定商品而言，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信息严重不对称，消费者处于信息上的劣势。这种信息不对称不可能通过众多消费者自身的信息收集而克服，因为消费者在收集信息时面临着三大困境：其一，消费者理性的有限性决定了其不能收集到充分的信息；其二，收集信息的边际成本的递增导致了消费者不愿收集充分的信息；其三，经营者的信息垄断行为增加了消费者收集有效、充分信息的难度。所以，政府的干预成为必要，这种干预主要是通过对经营者私权的限制而实现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9条规定：“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真实信息，不得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第二，消费者经济实力上的劣势。一般而言，经营者比消费者有着更大的经济实力得到法律专业人员服务，在合同的签订、履行以及纠纷解决等问题上明显处于优势。而消费者个人则往往对合同法知识了解不多，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下，出现显失公平的合同在所难免；在纠纷解决时，消费者会面临着举证上的困难，又往往缺乏专业法律服务，所以可能产生对其不利的判决。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际上是消费者的免费法律顾问，这并不在于消费者能够轻易地看懂条款并予以应用，而在于降低了消费者的自我保护职责。这是政府向所有消费者无偿提供的公共产品，在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具有强制性，无条件地成为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合同的组成部分。它实质上是对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根据合同法而签订的合同的一种强制性修正，是对根据私法而签订的合同的一种直接的公权干预。这种干预降低了消费者为实现交易的公平而需做的努力程度，从而促进了交易的公平。
（三）产品质量法如何促进公平交易
产品质量法促进交易公平的功能也主要是通过提供交易信息而实现的。因为交易必然涉及对交易对象的质量认定，这对买方而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不解决这一问题，交易公平也就很难得到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以下简称《产品质量法》）中的绝大部分制度都为买方认定产品质量提供了信息依据。如《产品质量法》第二章包括第13条的质量标准制度、第14条的企业质量认证和产品质量认证制度、第15条的质量抽检制度以及第三章的生产者、销售者的产品质量责任和义务等都可以反映特定产品的质量信息。以质量抽检制度为例，这种制度的有效实施能够把质量不合格的产品排斥出市场，从而可排斥不公平交易。对特定的交易者而言，这种制度的有效实施降低了买方在交易过程中对产品的质量认定责任，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就会因此而降低，交易的公平因此可顺利实现。
（四）广告法如何促进公平交易
广告是一种吸引交易者的信息，既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虚假的。广告法促进公平交易正是通过禁止虚假广告以保障提供正确信息而实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4条规定：“广告不得含有虚假的内容，不得欺骗和误导消费者。”该法中绝大部分内容都是以这一规定为中心展开的。第二章“广告准则”中的诸多制度以列举的形式规定广告主体在广告活动中应该提供的正确信息；第三章“广告活动”中还对制作、虚假广告的责任主体和责任方式做出了详细的规定。这些制度的有效实施能够排除市场中错误的或具有误导性的广告信息，从而使接受广告信息的主体不因虚假信息而受害。
（五）价格法如何促进公平交易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以下简称《价格法》）第1条所规定的立法目的是“规范价格行为，发挥价格合理配置资源的作用，稳定市场价格总水平，保护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其中“保护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的主要内容之一是保障交易的公平。实践中，交易不公平往往是通过不合理定价实现的。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绝大部分产品的价格由市场决定，而市场又常常处于波动之中，因此当交易者在不拥有充分信息时，往往可能会主动接受不合理的定价，从而使交易不公平。《价格法》中的定价规则和价格准则排斥了交易中的诸如产生暴利的不合理价格，也使交易价格有了一个相对更公平的标准，⑤从而可促进交易的公平展开。
（六）招标投标法如何促进公平交易
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交易机会能够自动实现公平分配，但现实中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竞争不可能是完全的，因此交易机会也不可能自动实现公平配置，而合同法对公平配置交易机会无能为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运用公权力强制性规定了必须进行招标投标的项目，并规定了详尽的招标投标程序。该法的有效实施能够排斥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交易机会的现象，从而实现交易机会的公平分配。与此类似，《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也具有公平配置交易机会的功能。
一、任务驱动教学法在高职经济法教学中的应用过程
在高职经济法教学中,任务驱动教学法主要包括任务设计、任务分析、任务完成、任务交流、任务点评等几个环节。
(一)任务设计
“任务驱动”教学法首先要做的是根据教学目的设计课堂学习任务———即任务设计。所设计任务质量的好坏将直接决定课堂教学的效果。在这一环节,需注意两点:(1)任务设计要生活化,案例要有针对性和典型性。设计的任务或案例可以是教师从生活中或实际工作中寻找的,也可以是学生的亲身经历。这样既能让学生感到实用,又能激发学生的兴趣。如在《合同法》中合同的订立这一内容,可设计如下任务:同学们去时装屋买衣服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分析哪是要约?哪是承诺?如果你跟老板发生纠纷,如何根据合同订立的过程来解决纠纷?(2)任务设计要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设计的任务应充分考虑学生现有的知识、经验、技能水平等情况,不能太难、也不能太易,要做到由易到难,循序渐进,否则学生会失去成就感和兴趣感。
(二)任务分析
教师应结合提出的工作任务,引导学生逐步进行分析,使学生从分析中明确完成此项任务需要掌握哪些理论知识、需要补充的有哪些、需要搜集哪一类资料、从何处获取有关的信息资料。学生接受任务后,以小组为单位进行任务分析。由于多个学习小组知识积累不同,可能会有不同的问题,教师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及时跟进和指导。如在《劳动合同法》中“关于劳动合同的拟定”一节,教师首先将有关劳动合同规定的法律条文和一些已经解决的判例等资料发给学生,学生据此对任务认真分析,并不断提出问题,教师再根据学生的情况引导学生查阅资料。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只提供解决该问题的有关线索,起引导作用。通过任务分析督促学生之间相互讨论和交流,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
(三)任务完成
学生通过任务分析已掌握解决问题的相关资料,并在对任务进行判断、分析、自主思考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思路。这时,教师让学生按小组尝试用现有的知识资源解决问题,自主完成工作任务。虽然学生在任务分析时已对相关知识有所理解,但是把握得深度还不够,特别是有些法律条文,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很难准确把握并活学活用。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就要对学生感到缺乏的知识进行详细地讲解,学生需要掌握哪些基础知识、哪些基本技能,教师就讲解哪些基本知识和技能。讲解中应紧紧围绕任务进行,以必需、够用为度,使学生能完成任务为限。
(四)任务交流
为了达到知识互补及相互学习的目的,任务完成后小组之间要进行成果的交流。这个环节要注意趁热打铁,培养学生举一反三和活学活用的能力。在完成任务后及时提出一些问题进行讨论,以巩固所学知识。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为例,可以让学生以自己经历过的事件或媒体上的热点案例为任务,让同学们一起讨论解决,如“打折商品不保证质量”、“在节日促销中一些比较隐蔽的霸王条款”和“影院禁止自带饮料入场”等案例。对这些案例,让学生们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不仅会巩固知识,还会激发学习热情。
(五)任务点评
为帮助学生构建完整的知识体系,使学生进一步巩固所学知识,让学生感觉到每次课都有收获,教师针对任务完成过程的知识要点、技能要点及学生整体情况进行有效的学习评价和归纳,即任务点评。在高职《经济法》教学中,学生每完成一个任务,教师需对其完成情况进行点评和总结,时刻关注学生是否完成了对新知识的理解、掌握。另外,可设置各种奖励措施,使学生始终保持学习的兴奋点,逐步提升学生自信心,培养他们主动学习的能力。
二、任务驱动教学法在高职经济法教学中应用的效果
在高职经济法教学中应用任务驱动教学法,充分结合高职生学习的特点,改变了以往学生听、教师讲的教学模式,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首先,它真正做到了由“听”到“做”的改变,赋予了学生更多的自由和权利,使课堂教学充满了活力,提高了学生学习兴趣。学生为了能完成任务,要思考,要动手,从而培养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其次,它真正做到了由“被动学习”到“主动学习”的改变。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培养学生主动查询相关知识和资料,并用知识去分析、解决实际问题;任务交流中,学生自由演绎、自由发挥,有效地释放了学生的个性和潜能,使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最后,它真正做到了“个体”向“团队”的转变。传统教学中,有些学生只是闷在墙角。而在任务驱动教学中,为了完成任务,每一个学生都积极行动,一起分享成果,较好地培养了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学生完成任务的过程既是知识内化为能力的过程,也是协同合作精神培养的过程,不仅活跃了课堂气氛,还增进了师生的交流,可谓一举多得。
三、任务驱动教学法在高职经济法教学中应用需注意的问题
学生在十几年的学习过程中一直是教师讲、学生听,久而久之,有些学生产生一些惰性,不愿动手动脑。但任务驱动教学法要求每一个学生要有学习的自主性,所以事前一定要跟学生进行交流。否则,如果没有学生的积极配合,教学就很难进行。在整个任务完成的过程中,要始终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紧紧以学生为中心。如任务设计要综合考虑学生的知识水平,设计的任务要难易适中;任务点评时要及时对学生的良好表现加以肯定,对完成情况不好的应耐心帮他们找出问题及改进方法。任务的完成要由团队完成,需特别注意加强对个别学生的辅导。任务是按学习小组来完成的,若个别学生在小组中不承担或不积极承担任务,必将会影响组内其他成员的学习积极性。教师需要加强对这些个别学生的辅导,促使他们尽快融入到学习中去,培养其团队协作能力。为使任务驱动教学法发挥最好的效果,需适当改革评价方式。传统评价考核方式一般分为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平时成绩占40%,通常由考勤、课堂表现及平时作业成绩组成;期末考试成绩占60%。应用任务驱动教学法后,可以考虑适当改变评价考核方式:一是将 平时成绩比例可以改为60%,二是需要将学生执行任务的能力和表现,及时纳入考核范围。
【内容提要】对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存在着两个主要问题：一是经济法的外部独立性问题，即经济法是否具备独立的调整对象；一是经济法的内部结构性问题，即经济法具体调整哪些对象。解答好上述两个问题，应该可以解决法学界对此问题的长期论争。
【关 键 词】调整对象/独立的调整对象/具体的调整对象
一、引言
自从法学界提出“经济法”这一命题后，论争与质疑就一直伴随着经济法的整个发展历程。这些论争最为根本的分歧集中在经济法的调整对象问题上，笔者将之归结为两个主要问题：其一，经济法是否具备独立的调整对象；其二，经济法有哪些具体的调整对象。从逻辑上看，第一个命题解决经济法的外部独立性问题，第二个命题解决经济法的内部结构性问题。两个问题密切联系，缺一不可。可以说如果能够很好地解答这两个问题，应该可以解决关于经济法理论的长期论争。然而我们又深信，这一定是两个十分难以澄清的“理论死结”，否则也不会令如此之多睿智的学者们感到困惑。以下文字是我们对上述两个问题予以解答的尝试。
二、经济法是否具备独立的调整对象
（一）两种截然相反的回答
根据对经济法独立调整对象的基本看法，我们可以将以往观点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否认经济法具备独立的调整对象（下称“否定说”）；另一类是承认经济法具备独立的调整对象（下称“肯定说”）。否定说认为经济法不具备特有的调整对象，人们所谓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其实都是其他部门法的调整对象，所以经济法不是一个独立的基本部门法。人们熟悉的较为典型的否定说有以下几种：1.综合经济法论。即认为经济法是分属于其他各部门法的调整各种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综合概念（注：王家福：《综合经济法论》，《中国经济法诸论》，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1～3页。）；2.学科经济法论。即认为经济法是研究经济法规运用各个基本法手段和原则对经济关系进行综合调整的规律的法律学科（注：佟柔：《学科经济法论》，《中国经济法诸论》，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221～227页。）；3.经济行政法论。即认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应全部或部分属于行政法的调整范围，对于这一部分的经济关系，或归行政法调整，或在行政法下设立一个新的行政分支，即“经济行政法”。（注：梁慧星等：《经济行政法论》，《中国经济法诸论》，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129～194页。）
作为对否定说的回应，我国部分经济法学者对独立调整对象问题作了肯定性的回答，其中又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20世纪80年代，主要有：1.纵横说。认为经济法调整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内部及其相互之间以及它们与公民之间在经济活动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注：陶和谦主编：《经济法学》，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第5～8页。）；2.密切联系说。认为经济法是调整经济管理关系以及与经济管理关系密切联系的经济协作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注：陶和谦主编：《经济法学》，群众出版社1989年版，第11页。）第二个时期是1992年以后，主要有：1.经济协调关系说。认为经济法调整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特定经济关系。（注：杨紫煊主编：《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7页。）2.需要干预经济关系说。认为经济法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注：李昌麒：《经济法——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形式》，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3.经济管理与市场运行说。认为经济法是国家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协调发展而制定的，有关调整经济管理关系和市场运行关系的法律规范的统一体系。（注：刘文华主编：《新编经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4.国家经济调节关系说。认为经济法调整在国家调节社会经济过程中因国家调节而引起的，以国家（其代表者）为一方主体的社会关系。（注：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7页。）5.社会公共性说。认为经济法调整发生在政府、政府经济管理机关和经济组织、公民个人之间的以社会公共性为根本特征的经济管理关系。（注：王保树主编：《经济法原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6～27页。）
经济法学界对于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独立性问题多持肯定态度，但80年代的观点有“大经济法”之嫌，而且对“独立性”的关键问题，比如与行政法的分野，基本上不作回答，故难以令人信服。92年以后的观点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在这些论著中基本上都有经济法与行政法、民商法等部门法关系的专门论述。然而，这些论述往往有意无意地避开调整对象这一根本性问题，而多从目的、任务、价值等侧面论述它们之间的区别，尽管这些论述不无道理，但是一旦涉及独立调整对象问题就难免陷于尴尬，只能以两者之间多有“交叉”、“密切联系”等模糊理由说明。尽管经济法学者对经济法独立性的论证作了不懈的努力，却仍无法为其他学者特别是行政法学者所完全接受。
为什么会发生如此之大的分歧？我们略加考察可知，持否定说的多为非经济法学者，而经济法学界则多数持肯定说，从表面联系上看，学术争论蒙上了浓重的门户之见的阴影。我们同样是经济法的研习者，然而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一件事物的整体独立性受到质疑的话，那么来自于外部的意见往往具备一定的价值，旁观者的思路尽管粗线条，却往往是清晰的。经济法学者多年苦苦思索，总是无法摆脱论争，是否应该意识到，自己的思路会存在问题？当然其他法学家多年“围剿”经济法，却无法遏止其发展壮大，是否也应该意识到，这一事物的独立存在应有其内在的客观必然性？分歧刺激我们去探索，去寻找一下论争的症结所在。
（二）论争的症结
传统法理学的一般观点认为，划分法律部门的主要标准是法律所调整的对象，同时还应适当考虑法律调整的方法。“而所谓法律调整的对象，也就是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社 会关系……凡调整同一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就构成同一法律部门。（注：孙国华主编：《法理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292页。）这就有一个问题：既然调整同质社会关系即可构成法律部门，那么经济法学界不是说得很清楚：经济法调整国家管理（调节、协调、干预）经济而发生的社会关系。这不就是同一类社会关系吗？为什么还会有论争？民商法、行政法都可以抽象自己调整的社会关系，为什么经济法不可以呢？难道仅仅是由于这些社会关系有重叠而前两者历史较长就不允许后者独立存在吗？道理显然不这么简单。所谓调整对象就是社会关系，那么什么叫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是一个极大的范畴，是十分复杂、交叉与多层次的，以社会关系作为划分部门法的标准，是非常空泛、开放与不确定的，因为这个“标准”本身还需要标准来划分。法理学界也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提出，除了调整对象外，还要适当考虑法律调整的方法，并举出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即刑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是多方面的，其之所以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就是因为它是以刑罚制裁的方式对这多方面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整的。（注：孙国华主编：《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表面上看，这些理由很能说得通，实际上一推敲，就知道这其实也是很模糊的一种理论。首先，这两个标准之间关系是什么，是缺一不可，还是居一即可？其次，刑法真的没有统一的调整对象吗？如果我们把它的调整对象表述为“国家用刑罚制裁的手段惩罚犯罪而发生的社会关系”不可以吗？这就是一类统一的调整对象（实际上它的调整对象也是应该这样表述的）。国内法理学说没有提供这方面的答案，为了澄清这些疑问，我们不妨追本溯源地研究一下这一理论的来源地——前苏联法学界的观点。前苏联法学界曾对法律部门的划分标准进行过长期的论战，1936年M·A·阿尔扎诺夫率先提出，法律调整的对象是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注：《苏联法的体系及其发展前景》，《法学译丛》1983年第1期，第1页。）此说很快为人们所接受。不久勃拉图西提出，法律调整的方法也应当是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尽管有人反对，但这一理论最终也被人们所实际采用。到了1956年，前苏联法学界的观点达成一致，即“将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内容和法律调整的方法相结合或者统一起来，作为法律部门划分的标准或依据。”（注：《苏联法的体系及其发展前景》，《法学译丛》1983年第1期，第1页。）无疑，前苏联学者认为，这两个标准应该是统一的、缺一不可的。然而正如我们前文所述及的，由于“调整对象”这一“标准”是虚拟和空泛的，而“调整方法”标准却是清晰、实在的，把这两个标准“统一”“结合”之后，第一个标准不知不觉地被第二个标准所吸收和异化，从而令“调整对象说”反而依附于“调整方法说”，最后这一理论被引申为“要形成一个法律部门，此种社会关系的质的特性必须达到需要特种法律调整方法的程度”（注：【前苏联】C·C·列克谢耶夫：《苏维埃法律体系的一般理论问题》，转引自拉普捷夫《经济法理论问题》。）。至此，所谓的“双标准说”沦为实质上的“调整方法单标准说”。否定说否认经济法是独立法律部门、具备独立调整对象，实际上正是抓住了这一点：经济法无独立的调整方法。
显然，若是顺着这一理论的逻辑进行推演，经济法是不具备“独立”的调整对象的（因为其没有独立的调整方法），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回应，不少经济法学者曾花费笔墨论证经济法的调整方法是“弹性的”、“间接的”、“经济性的”、“遵循客观经济规律的”、“补充性的”、“宏观性的”等等，从而区别于行政手段的“刚性”、“直接性”、“非经济性”、“命令性”云云。笔者认为这种辩解在法理上难有支持。从法律的层面来讲，调整方法只有民事、行政、刑事三种，当代法律实践还尚未催生出不同于这三类方法的其他调整方法。再说，对行政法学略有了解的人都知道，现代行政法学界早已提出，在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人治到法治的历史变迁后，行政手段已不再只是“刚性”、“命令与服从”了，“一些间接的、非强制性的，甚至带有平等性质的管理手段开始得到应用和推广”。（注：王克稳：《行政法学视野中的“经济法”——经济行政法之论》，《中国法学》1999年第4期，第65～73页。）所以从根本意义上讲，论证经济法具备独立的调整方法是徒劳的。然而如果完全接受这一划分方法，就会导致一种结果，即“经济法本身连带婚姻家庭法、劳动法等成为法的部门都会成问题了。这样实体法就只有民法、行政法和刑法这三个部门了。”（注：史际春：《在改革开放和经济法治建设中产生发展的中国经济法学》，《法学家》1999年第1期，第199～205页。）这显然是一种现代社会法律实践完全无法接受的结果，但确实又是这一逻辑的必然结果。法理学界也意识到实践对理论的抵牾，所以在提出这一划分标准之后，又在具体列举法律部门时列出宪法、行政法、民商法、经济法、劳动法、自然资源和环境法、刑法、诉讼法以及军事法、国际法等多种法律部门（注：张文显主编：《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03～108页。），从而呈现以外延否定和修正内涵的理论局面，这一矛盾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传统理论界理论上的停滞不前与实践上的务实倾向，以及两者脱节之后不求甚解的心理。鉴于此，我们认为，所谓经济法有否独立调整对象问题的论争实际上早已被异化，沦为一场理论上论证经济法有否独立调整方法与实践中概括经济法现象的共性这两者各执一端的“游戏”，论争失去统一的焦点。若从传统理论出发进行逻辑推演，否定说无疑大占上风，若从现实出发进行归纳概括，肯定说当更适应现实生活的需要。两派争论各扯一张皮，难怪多年争执不休，却无法统一意见，这就是论争的真正症结所在。显然要解决这一症结，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是固守传统理论，同时阉割现实以令其适应传统的理论容器；另一条是尊重现实需要，但要对传统理论进行批判和修正，以令其适应现实生活的张力。两条路，走哪一条？笔者认为，学术一旦脱离实践，割袭现实，只满足于自我的理论抽象，满足于坐而论道，其生命力无疑将是脆弱的。毫无疑问，我们选择第二条路——尊重现实，改造传统理论。
（三）对传统理论的批判与超越
既然依据“调整对象暨调整方法说”划分法律部门无法适应现代法律实践的需要，那么应该以什么理论来取而代之呢？实际上早在前苏联时期就有过这方面的努力。1947年拉伊赫尔对只按一种标准来确定法的体系和划分法律部门的做法提出质疑，认为可以用基本法律部门的规范来构成综合法律部门。B·φ·麦舍拉也认为，可以根据法律制裁形式（即调整方法）的性质，把法分为民法、刑法、行政法这三个基本部门法，其他各种实体法如土地法、 财政法、劳动法、集体农庄法、海洋法等都是综合法律部门。（注：【前苏联】勃拉图西：《苏维埃部门法：概念、对象、方法》，《法学译丛》1980年第2期。）这与我国否定说的“综合经济法说”一脉相承。但与后者直接否认经济法为独立法部门略为不同的是，前者认为综合法律部门是低一层次的法律部门。“综合法律部门说”观察到现代社会立法中传统行政法、民法、刑法、程序法等调整手段有机联系、综合使用的现实，从而对单一的调整方法划分法提出挑战，具有十分可取的思想价值。不过这一理论没有说明综合法律部门的最终地位，反而以此论证这些法部门没有独特调整对象（只不过取之于各基本部门法）和调整方法，不能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从而落入传统理论的俗套，继而引发“基本”法律部门对“综合法律部门”的歧视，结果又是论争不休。受这一理论的启发，最近国内有学者提出，应对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进行改造，“改按社会活动的领域和法律调整的宗旨来划分法律部门”，而且“既然是法律部门，当然也就是独立的部门，不独立又何以能成为部门”。（注：史际春、邓峰：《经济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32～134页。）显然，该观点摒弃了传统法部门划分理论，提出以社会活动领域为主的法律部门划分法，令人耳目一新，在某种程度上与笔者的观点不谋而合。不过该学说对“客观论”的改造似乎过于彻底，以致于把“调整对象说”也随“调整方法说”一并抛弃。笔者认为，对传统理论的批判不妨碍对其合理成分的继承，法律调整的不是别的，正是社会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正如我们所熟知的，鲁滨逊在荒岛上有活动，有行为，但不需要法律（规则），一旦多了个星期五，就需要一定的规则来调整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法律的生命力就植根于社会关系，这是法学发展史上最基本和最为成功的理论抽象之一，不可（目前也没有理由）轻易抛弃。我们至今定义法律部门，无一例外地采用“某某法是调整某某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而且根据我们的理解，所谓的“社会活动领域”实质上与“调整对象”一样都是一种空泛待定的“标准”，两者并无实质性区别。事实上前述观点也认为，部门法下定义应为“为了某某目的而规范某类活动，调整在此类活动中形成之各种社会关系的法”（注：史际春、邓峰：《经济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37页。），总的来看仍属于“调整对象说”。
需要说明的是，在一个法律部门中规定使用各种法律调整方法进行综合调整早已是大量存在的现实。现代社会的立法实践是：立法者为了达到对某一类社会关系的有效调整，往往在同一法律中将民事、行政、刑事等各种调整方法根据需要进行有机结合，综合使用。可以用一个比喻来增加对这一问题的直观理解。比如现代海军的编成。虽然海、陆、空三军分立依旧存在，但是在现代海军中早已突破纯粹的巨舰大炮概念，出现海军航空兵、海军陆战队等原分属空军、陆军概念的编制，混合了海陆空三种力量形式，理由只有一个：适应现代战争需要。而它们为什么要叫海军而不叫别的，是因为它们统一于一个共性：通过海上作战平台向指定作战区域投送军事力量。从未听说过有空军或陆军愤愤不平而试图肢解海军的先例，因为这些力量已经形成有机结合的统一体，不可分割。否则军令不一，势必为其协同作战演练制造障碍，从而极大地降低其作战效能。回过头来，法律的发展又何尝不是这个道理呢？
我们的观点是：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仍是“调整对象说”，但需要明确的是，这一“调整对象”不再是受“调整方法”异化的调整对象，应予以还原。但正如前文所述的，“调整对象”是一种空泛、未定的“标准”，还需要其他条件进行结合使用。现在这一“其他条件”不再是“调整方法”，那应该是什么呢？我们的回答是：根据现实需要，抽象其共性。也就是说，划分法律部门不再有万能的标准，而应根据法律实践的客观需要结合一定的前瞻性认识，对调整社会生活中某一类具备一定共性的社会关系的同质法律规范进行综合，形成一个法律部门。这样，是否形成一个法律部门就取决于两点：第一，这些法律规范调整的社会关系应具备某种“共性”；第二，将这些具备共性的法律规范进行综合并上升到法律部门的高度来研究是必要的。这又需要我们考察：一、实践中这类法律规范的存在已经达到一定的数量；二、将这些规范综合为法律部门具备理论上的价值，即能更好地认识和总结规律，并更好地指导实践。显然，不是任何具备所谓共性的法律规范都可以“占山为王，自立门户”，自称为一独立法律部门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一个法律部门的形成都是渐进的，是长期法律实践选择的结果，因而也是历史的、具备客观必然性的。现有的几个法律部门，无一不是这样产生的。以新兴法律部门军事法为例。“在过去，这一法律部门的有些法律规范归属于宪法法律部门，如兵役法；有些归属于刑法法律部门，如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罪条例等等。但由于军事管理与国防建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增强，这一领域的法律规范将独立成为一个法律部门”（注：张文显主编：《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07～108页），“军事法作为单列的一个法律部门，主要考虑到我国立法的传统，军事与民事的相对分离以及设有专门的军事法院和军事检察院的现实而作的处理”。（注：乔克裕主编：《法学基础理论》，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39页。）回到经济法命题上，我们同样知道，经济法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是具备以上诸条件的。首先，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具备“共性”的，这个共性就是“国家管理（调节、干预）经济而发生的社会关系”；其次，具备这一共性的法律规范已经达到十分庞大的规模，任何人都不可能视而不见（这为大家所熟知，在此不一一列举）；其次，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的经济调控职能已经成为国家生活中最为重要的职能之一，把国家管理经济活动方面的法律规范进行归纳、抽象、总结和整合，有利于提高对国家管理经济活动的认识。社会需要这样的人才：他们立足于法学领域，但又对国民经济的管理具有较强的宏观把握能力与微观参与能力。我们强调培养复合型人才，这就是一种复合，是行政法、民法、刑法等基本知识乃至于法学和经济学知识在国家管理经济这一共性上的复合，实践证明这一种知识结构是十分适应现实生活的需要的，经济法独立发展具有毋庸置疑的理论价值，对于指导和推动实践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经济法又有什么理由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呢？
综上所述，法律部门的划分标准仍是“独立的调整对象”，只是这一“独立”并不意味着“绝对专有”，而应理解为一种“共性”。至于这一共性是什么，为什么独立，则应根据现实的需要和历史的沉淀进行抽象。社会关系是极其复杂的，交叉、重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能把社会关系理解为一张薄饼，用一种方法进行平面式的瓜分；法律部门的划分应是立体式的，其标准是多元的。从这一意义上讲，“划分”的提法本身是不够准确的，在现代法律实践条件下，与其称为“划分法律部门”，不如称之为“构建法律部门”。“划分”容易导致平面式的理解，从而划地为牢，这种提法只适用于历史上生产力不发达，社会关系简单的时代，在当今社会连带关系大量产生，多元主体多元利益交叉整合的时代里，法律学的思维也应是立体、多维与开放式的。相比起“划分”提法的割裂、封闭与边缘清晰，“构建”提法的联系、开放与边缘模糊显然更能体现和适应现实的需要，而“构建”的核心就 是我们所讲的“共性”，即所谓的“独立的调整对象”。
（四）“经济行政法论”辨析
鉴于近年来，经济行政法论在法学界较为流行，故对此问题进行专门辨析，藉此加深对经济法独立调整对象问题的认识。
既然具备“共性”的法律规范可以构成一个部门法，那么具备“行政管理”这一共性的法律规范不也可以构成行政法吗？而经济法作为其一部分即“经济行政法”，又有什么不可以呢？这表面上可以讲得通，但不能为我们所赞同。理由有三：
第一，该学说忽略了一点：传统法律部门划分理论中除了两个标准外，还辅有几个原则，其中一个原则就是“均衡原则”，即“划分法律部门时应当考虑各法律部门之间法律规范的规模和数量之间保持大体上的均衡，不能使某些法律部门的内容（即规范）特别多，而有些法律部门的内容特别少”。（注：张文显主编：《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02页。）经济法就曾有过所谓“大经济法”的时代，其实根据我们的理论，把经济法定义为“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本身并无不可。但是由于违反了均衡原则，其调整对象过泛，抽象困难，从而导致理论混乱，最终缩小至“国家管理经济而产生的社会关系”范围内。到了这一层次，经济法学者才有空暇去探求现代国家管理经济职能的精髓，才能对经济法的独特的价值目标和原则有较为系统和正确的认识，经济法终于变得越来越真实。同样地，如果按经济行政法论所持观点，行政法将会扩张到极其庞大的规模，从而使行政法这一部门法的划分丧失意义，从研究角度来讲，也是行政法学者力所不逮的，实际上行政法学者的研究领域从来就没有这么大过，基本上还是固守于自己的“本土”，就算是持“经济行政法论”的学者也只是在“耕作自留地”的间歇，目光所及，从理论上论证了一下经济法是他们的“飞地”而已，得到理论满足后则继续耕作其自留地，并未（实际上也不可能）实行“有效管辖”，这种学术上的“圈地运动”是非理性与非建设性的，在方法上是形而上学的。笔者认为，正如美国行政法学家勃纳德·施瓦茨所说的，“行政法的要害是程序法，而非实体法”；“在美国行政法要回答的问题是：1.行政机关可以被赋予什么权力？2.这些权力有什么限度？3.用什么方法把行政机关限制在这个限度之内？”（注：【美】勃纳德·施瓦茨：《行政法》，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2页。）行政法应着重以程序法为核心展开研究，其精髓在于控权，在于维持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力量平衡，在国家职能极大膨胀的时代里，这已经是一件十分复杂、精细与重要的任务了。作为一个部门法概念的行政法应进行特别定义，不能将行政法等同于行政性法律规范的总和。当前行政法学界将行政法定义为“调整行政主体行使其职权而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和原则的总称”（注：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似乎过于宽泛。能否最终锁定在行政组织法与行政救济法的领域里？美国行政法学家古德诺认为，“行政法是公法的一部分，它规定行政机关的组织和职权，并规定公民在受到行政行为侵害时的行政救济。”（注：【美】古德诺：《比较行政法》，转引自应松年等《行政法学总论》，工人出版社1985年版，第19页。）我们认为，这一定义是可行的。从这个角度来看，部门法在“构建”之后还应与其他法律进行“整合”，作较为科学合理的分类。可以说，法律部门的内涵与外延在历史进程中是相对与变动的，是随着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而处于不断的异化与还原运动中的，当这一运动超越了一定的度，就可能成为不同质的法部门的研究对象，从而需要重新界定与整合，以令法部门体系的构建更加适应当代社会生活的现实发展需要，这也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精髓的。
第二，经济行政法不能不适应现实生活发展的需要。关于这点我们在前文中已有述及。我们可以把经济法划归行政法范畴，但是行政法学者对这些经济行政法的理解仅仅是形式化的、限于手段层面的，因为客观地说，行政法学者与经济法学者相比，在对经济及经济学的了解方面应该相对欠缺，故而影响其对国家调控经济活动形成深刻认识，自然也就影响经济立法、执法等活动的效能。以行政法视野研究经济法，恐怕只能为恢复计划经济时代的管理模式与手段提供理论垫脚石。从这一点来讲，肢解经济法，否认经济法的独立性是极为不明智的，是一种倒退。
第三，尽管行政法也具有自我膨胀的倾向，即认为行政法除了调整传统的命令与服从关系外，还包括行政指导、行政合同等关系，但是经济法除了行政法规范外，还拥有大量的民事法律规范与刑事法律规范，如果前者（民事法律规范）还可以勉强纳入“大行政法”的话，后者（刑事法律规范）由于其异质的调整方法，却是行政法无论如何也无法包容的，仅从这点来看，经济行政法论就无法自圆其说。某种程度上还不如综合经济法论来得实用与科学。
至此我们对本文开篇提出的第一个问题算是作了回答。经济法独立的调整对象问题实质上也是经济法独立法部门的问题，只有解决了经济法的外在独立性问题，我们才能着手进行内部的体系构建，从而回答本文的第二个问题。
三、经济法有哪些具体的调整对象
（一）观点的评述
在前文所列的经济法诸学说中，关于经济法具体调整对象的划分是各不相同的。80年代的“大经济法”时代里，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涵括了纵向、横向、内部性三大关系，由于其恰当反映了当时计划经济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过渡的经济现实而风靡一时。9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的提出与建立，国家经济职能逐步还原与回归，以上观点逐步丧失了实践土壤而退出历史舞台。经过反思，经济法学者对经济法的调整对象重新进行了界定，提出了表述各异的观点，在摆脱了大经济法阴影之后的这些经济法学说，其观点基本是相近或相容的，故不宜用“论争”形容之，本小节仅以“观点的评述”为题。
关于经济法的具体调整对象，较为流行的学说有以下几种：
1.经济协调关系说。该说将经济法的具体调整对象分为：(1)企业组织管理关系；(2)市场管理关系；(3)宏观调控关系；(4)社会保障关系。（注：杨紫煊主编：《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8～32页。）
2.需要干预经济关系说。具体有：(1)微观经济调控关系，包括国家对经济组织的调控及经济组织内部的经济关系；(2)市场调控关系；(3)宏观经济调控关系；(4)社会分配关系。（注：李昌麒：《经济法——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形式》，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经济管理与市场运行关系说。具体分为：(1)国家经济管理关系；(2)市场运行关系；(3)组织内部经济关系；(4)涉外经济关系。（注：刘文华主编：《新编经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4.社会公共性说。具体包括：(1)市场管理关系；(2)宏观经济管理关系；(3)对外经济管理关系。（注：王保树主编：《经济法原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6～42页。）
5.国家经济调节关系说。具体包括：(1)市场规制关系；(2)国家投资经营关系；(3)宏观调控关系。（注：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9页。）
6.国家管理经济领域说。此说直接以具体调整对象的罗列式为经济法下定义，具体包括：(1)经济管理关系；(2)维护公平竞争关系；(3)组织管理性的流转与协作关系。（注：史际春等：《经济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48～50页。）
7.来自经济行政法论的观点。具体分为：(1)宏观调控法 ；(2)市场管理法；(3)国土资源、国有资产管理法。（注：王克稳：《行政法视野中的“经济法”——经济行政法之论》，《中国法学》1999年第4期，第65～73页。）
还有多种不同的观点，由于大同小异，此处不一一列举。就内部体系构建的角度来看，以上诸观点均较为成熟和稳定，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实生活的需要。当然也各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在此择要评述之。比如有的学说认为，企业组织管理关系应纳入经济法调整范围，理由是“民法只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以及公民与法人之间的关系，不调整经济管理关系其中包括企业内部管理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如果硬要民法调整，就会造成民法的调整对象的混乱”。（注：杨紫煊主编：《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9页。）实际上这是对民法定义作了过于直观式与字面式的理解，只抓住民法的“平等”的外壳。其实企业（包括公司、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等）是与自然人并列的市场主体，民法中对自然人的主体资格有具体规定（比如准治产人、禁治产人等），对法人等组织也有一般条款规定，这些都属主体构造法，只不过公司等企业组织是人为拟制的产物，远较自然人复杂，因此自然人只需几个条文即可规定，而企业却需要整部甚至多部法律进行专门规范而已，但这仍难逃主体构造法的范畴，应为民法之特别法。民法的上述定义主要说明主体之间的关系，至于如何构造主体，则在定义中略去，由此引发误解。其实民法中多有条文规范各种内部关系，既无“平等”，又无“之间”，若逐条套用定义，是根本行不通的。再如有观点将劳动关系、社会保障关系、环境与资源保护关系一并纳入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范围。笔者认为，这些法规范中除了经济法的同质内容外，还有许多与经济法异质的内容，对这些法律规范的归类应持慎重而有所区分的态度，对此本文随后将会述及。
（二）本文的观点
划分经济法的具体调整对象范围应本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态度进行。从某一种意义上讲，经济生活只有宏观和微观两大领域，这点从经济学的分类就可以知道。我们在论述经济法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时往往也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予以解说。可以说，宏观调控领域与微观管理领域是具备极大弹性的两个领域，其他所有领域都是从这两大领域中分化独立出来的，从逻辑上讲也是可以还原与归位的。然而我们肯定不会只满足于对经济法作如此的二分法，事实上诸学说中哪怕最简练的划分法都不只是二分法。那么具体要把哪些领域独立出来呢？这要视社会经济生活现实与发展的需要，在这一层面上，理论要服从于实践。据此，我们把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作如下具体区分：
1.宏观调控关系
这是经济法毋庸置疑的一类调整对象。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当经济运行到一定复杂与发达的程度，“市场之手”的缺陷就会暴露，其个体利益取向的单一与短视会令经济陷入资源配置无序化与严重浪费的泥淖，社会迫切需要另一种超然于市场之上的力量对此进行规制与引导。同时由于经济全球化导致了竞争的无国界，各个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在全力推动经济增长。发达国家需要创新，发展中国家需更升级与跟踪，工业化的号角还在耳边萦绕，信息时代接踵而至，任凭经济的自然发展与演变显然是远远不能适应这一趋势的，从而需要国家之手的全面干预与促进，我们把这种国家引导和促进经济产生的关系称为“宏观调控关系”。
2.微观规制关系
有竞争，就会有垄断，就会有不正当竞争，这是市场的辩证法。放任无形之手的恶果应由国家之手予以修正，在这一领域中，国家的干预往往直接针对个案。同时由于垄断组织势力强大，不正当竞争普遍猖獗，为保证法律的顺利实施，法律多以强行性规范为主。对于这一领域的社会关系，我们称之为“微观规制关系”。
3.国有参与关系
国有参与是国家基于宏观经济调控的目的动用财政力量进行社会投资比例再分配的一系列活动。从这点来看，国家参与关系显然是从宏观调控关系中分化出来的，我们之所以把它独立作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基于国有参与在世界范围的经济实践中的重要性以及这类关系之间的共性——通过国家直接参与市场经营活动，实现宏观经济目的。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里，国有参与往往集中在高风险、高投入、基础性行业以及一些公用企业领域里，在中国国有参与的外延却要大很多。这些应放在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这两大背景下进行恰当的梳理和整合。顺便提及的是，以往人们常常用“裁判员”来形容现代国家在经济领域的角色定位，以此区别于“运动员”时代的国家职能。立足于国有参与这一领域，我们认为，其实“裁判员”还不足以准确形容现代国家的角色，现代国家在经济管理活动中更接近于“主持人”的角色，根据需要调动气氛（宏观调控），维持会场秩序（微观规制），必要时还须赤膊上阵，临时客串（国有参与）。当然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当国家从事远景规划之类的活动时，不只是主持人，恐怕还要“制作”、“导演”一身兼了。
4.对外管制关系
对外管制属经济法的特别领域，其共性在于“涉外因素”。把它列为经济法的一类调整对象是当前世界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经济安全这一对矛盾范畴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制度经济学强调经济假设中的制度前提，其实国家绝对主权的存在就是一个最大的制度前提。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早在19世纪上半叶就提出，经济学应分为“私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而后者又可以分为“世界主义经济学”（或“万民经济学”）和“国家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他认为，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是“世界主义经济学”，这种经济学假定“世界上一切国家所组成的只是一个社会，而且生存在持久和平局势之下”“不承认国家原则，也不考虑满足国家利益”。（注：【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2页。）李斯特据此提出“国家干预”的理论，其要义正与我们所讲的经济法如出一辙。笔者认为，在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条件下，无原则无计划地开放国内经济是危险与被动的。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必须掌握一定的国际经济交往的主动权，才能化弊为利，发展自己。从制度规范看，国家在对外经济交往中一般采取与国内迥异的管理方法，手段往往十分强硬，故称为“对外管制”，这是经济制度的一块“特区”，有必要单列研究。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这一划分对可能长期处于经济劣势而需要实施一定对外管制的发展中国家来讲更具意义。对于站在WTO门槛上的中国，如何更加娴熟与巧妙地运用国家对外管制的权力，为我国经济的全面现代化争取宝贵的时间和空间是我国经济法学者面临的艰巨任务。
5.市场监管关系
时下论著中，鲜有将市场监管关系单列为经济法调整对象的。我们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第一，有些学说将市场监管笼统归于宏观调控领域，其实宏观调控主要应定位在国家运用价格杠杆、财政杠杆、利率杠杆以及结构调整杠杆等对国民经济实施整体的、间接的影响和导向。这些措施需要作用于具体市场上，而市场是富于噪音的，反应是滞后的，甚至要经历破坏性的运动过程来作出正确选择，因此保证国家经济意图的正确贯彻和顺利实施需要国家对市场继续予以关注，并不断作出调整，确保市场对宏观调控要素作出适当而又积极的反应，这一过程即可称为市场监管，市场监管中的微观因素令宏观调控难以将其完全涵盖。
第二，有些学说将市场监管列入微观规制领域，笔者认为微观规制主要应定位在竞争法的范畴，包括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及产品质量法等。它的调整是被动的、个别的、滞后的，手段是强制的，规则是稳定的，而市场监管除了市场秩序的维持外，主要配合 宏观调控，保证其落到实处，它的特性应该是积极的、灵敏的、主被动结合的、事前预防与事后处理相统一的，手段是综合、有弹性的、规则是灵活的。这些特征正是承袭于宏观调控领域。可见市场监管中的宏观因素又令其特立独行于微观规制关系之外。
第三，将市场监管关系单列研究是符合现实需要的。以金融市场监管为例。现代虚拟经济的发达导致了金融市场的高流动性、高泡沫性、高投机性与高风险性，在投机家的恶意炒作等内外部条件作用下，金融市场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可能被极度放大。20世纪末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至今仍令人触目惊心。对金融市场实施有效监管在许多国家都被当作首要经济课题予以研究解决。经济学家吴晓求认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将从产业经济向金融经济过渡，而金融市场监管将成为现代国家的首要经济管理职能。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而又崇尚自由的美国，国家对市场的监管力度和细度也是有增无减，由美联储主席亲自监管的经济数据就高达上万个，在我国这一极度缺乏市场意识的经济土壤上培育各类市场，自然更需要国家的理性监管。虽然市场监管本应分属于宏观和微观两个领域，是两者的结合，但鉴于现实课题的挑战，无论把它归属于宏观调控领域还是微观规制领域都不足于很好地表彰其独有的内在特性与极端重要性，故予以单列研究，这又必将有助于促进我国经济法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
以上五类调整对象是有主从之分的，其中宏观调控居核心与灵魂地位，其他关系服从于宏观调控。实际上在国家管理经济中，任何一个领域都或多或少会受到宏观调控因素的渗透与影响，国家即使进入微观层面，也是“宏观着眼，微观着手”的。即使是强制性的反垄断领域，也常常要受到宏观政策的异化，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美国在肢解微软的同时，却促使波音合并麦道。“宏观性”、“整体性”正是经济法的精髓。经济法应以宏观调控法为统率，以微观规制法、国有参与法以及对外管制法为主体，以市场监管法为保障，从而形成经济法的有机统一。同时我们还认为，这一体系应是一般意义上的经济法调整对象。因为除此之外，一些其他的社会关系如社会保障关系、劳动关系、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关系等某种意义上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也是同质的。比如社会保障关系属于国民经济再分配领域，众所周知，生产、分配、消费是密不可分的统一体，分配直接影响消费，消费则驱动生产。所以把它们完全割裂开来并不利于我们更加全面与准确地考察国民经济运行与规范的效能。对于这些社会关系不妨将其视为广义上（非严格意义上）的经济法调整对象，区别于前述一般意义上的经济法调整对象。（注：顾功耘主编：《经济法》，高等教育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5页。）
（三）经济法的定义
论述清楚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定义经济法自然就十分简单。笔者认为，经济法应是调整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国家为了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维护社会整体利益而履行各种现代经济管理职能所产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这一定义表明，经济法是植根于市场经济的，是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本位的，其法律关系中一方主体是国家，另一方是各种市场主体。但还需搞清一个问题：在具体的经济法中，往往会有许多条文并不是规范国家与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的。以反不正当竞争法为例。该法中固然有许多国家规制不法经营者的内容，但也不乏调整发生在经营者与经营者、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关系的规范，如生搬硬套经济法的定义，显然无法作出圆满解释，若将这些关系从经济法中剥离，无疑将是现行法律体系的灾难，因为这种调整不同主体关系的法律规范并存于同一部法律中的现象在任何一个法部门中都比比皆是，如何剥离得了？当然因此抛弃调整对象说是没有必要的。我们认为在上述经济法定义的基础上，还可以作第二层面的表述：经济法是以经济法律规范为核心或主体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有机总和。不妨把这称为经济法的外延式（具体）定义，而把前面称为经济法的内涵式（抽象）定义。当然，这样一来所谓“定义”的含义也得到一定的拓展。这一做法是适应现实生活的，因此也是必要的，否则我们只能永远纠缠于无意义的思辩不得解脱，从而在理论虚无与脱离实践的两个极端之间徘徊。
四、结语
经济法的调整对象问题也许是法学史上最富于争议的命题之一。其实这一争议的实质是普遍性的，其他法律部门同样存在，之所以把经济法推到前台予以聚集，也从侧面反映了经济法在法律体系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学术需要争议，因为真理总是越辩越明的，同时学术也需要理智，因为学者是社会良知的载体。曾有一位著名的科学哲学家说过：科学的批判使明智的理论家努力消除自己的虚妄理论，让它们代替自己去死亡，而信徒则随他自己的虚妄而死亡。任何一个理论的提出都是一个崭新的起点，而不是它的终结。在知识经济即将到来的时刻，让我们以更大的勇气面对经济法新课题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