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视野下电影市场观念探微:公益类微电影的传播学探析 【摘 要】近年来,随着新媒体平台的大规模发展,起源于网络视频的微电影也逐渐蓬勃发展。微电影不同于普通的网络视频和电影,借助网络平台和移动网络的发展,微电影以其短小精悍的特征迅速满足受众的多元的信息需求,也丰富了传播主体的传播形式。本文通过梳理微电影的发展历程,以国内首部法制主题的公益类微电影《寻人启事》作为切入点,研究公益类微电影的传播路径,以期为其发展提供参考建议。 【关键词】微电影;传播策略;寻人启事 一、微电影发展现状 在新媒体发展的环境下,继文字类微小说和图文并茂的微博之后,视频类发展衍生出微电影的传播形态。微电影是指通过网络和移动平台播放的、时间长度一般在1―30分钟左右、完整地阐述故事情节的视频短片。微电影不同于传统电影,是新媒体平台发展的产物,之所以被称为“微”,主要是其制作周期较短、成本低、播放时长较短的原因,此外,微电影具备较为完整精炼的叙述主题,其主题与消费者的心理产生情感共鸣,以短小精悍的内容呈现方式,满足受众碎片化的信息获取方式,获得受众的欢迎。 2010年被称作微电影元年,《四夜奇谭》、《一触即发》、《老男孩》和《66号公路》等作品风靡一时,开启微电影的“微时代”传播。历经数年发展,2014年,微电影的年产量达到2万部,总产值已经超过700亿元。微电影的蓬勃发展,改变了电影和传播媒介的现有格局。在微传播时代,微电影以其良好的传播效果和较低的制作成本,吸引众多广告主、网民和网络媒体主动加入微电影的制作与传播,促进微电影的迅速发展。微电影迅速蔓延,依据创作主题划分,微电影的种类繁多。公益类微电影为社会公众谋取利益、提高福利等,通过非营利的、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方式生产传播内容,以此呼吁社会公众,引发公众的共鸣,解决社会中长期存在的问题。《寻人启事》是典型的公益类微电影,是我国第一部法治类的公益微电影。它由最高人民法院影视中心和山东省即墨市人民法院联合制作,影片主要讲述的是法院通过曝光被执行人的“失信”问题,继而帮助老百姓追回欠款这样一个富有人性关怀的故事。《寻人启事》反映了司法公开和执行的难题,彰显法治权威,呼吁社会诚信体系的建立,旨在弘扬社会主义法制观念。这部微电影立意高远,受到观众的一致好评,也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收获了多项大奖,如在亚洲微电影艺术节上,该片荣获最佳作品、最佳男主角等五项大奖;在国际微电影展中,该片荣获“十佳公益微电影影响力奖”等。 二、“微”传播分析 (一)叙事主线明晰。微电影的时间是其精炼优势的基础,相但应的,时间也是其首要限制条件。微电影需要在简短的时间内完整地呈现出整个故事情节,在主题内容的表现形式上,则需要简明扼要地把主要情节和关键部分淋漓尽致地呈现给受众。此外,在微电影的艺术观赏性上,网络平台数量丰富的微电影,保障了受众多元化的内容需求,同时,微电影的主题也更加多元化,可供受众选择的信息总量和类型不断增加,受众的观赏性将会大大提高。 《寻人启事》围绕法治和诚信问题展开,由著名演员李诚儒在影片中饰演诚实守信的雷大成,联合法官对欠债不还并且失踪的老板展开一系列的围追堵截,经过法院曝光当事人的诚信问题后,最终成功解决纠纷的故事情节。影片故事饱满曲折,敌对双方充满矛盾和冲突。影片在双方系列的情节中,将人物的性格刻画得十分鲜明,具有较强的影片观赏性,双方矛盾的顺利解决,彰显了法律和司法的权威,再次强调了影片的法制主题。 (二)主题思想。公益类微电影在创作视角上,需要对准社会热点、难点和与人们利益相关的、真正突出大众利益的问题,为推进社会主义体系建设做出贡献。在电影主题上,公益类的微电影应该弘扬社会的正能量,如“诚信”、“敬业”、“孝顺”等。 同样以微电影《寻人启事》为例,影片强调了司法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呼吁社会各界坚守诚信,让“老赖”不能再赖,让司法更加具有人性关怀。影片针砭时弊,揭示司法的执法能力较弱这一社会现实,引起受众的情感共鸣,进而进行整治执行,维护法治社会体系的稳定。 (三)传播方式分析。微电影的传播平台主要是借助现有的网络传播方式,同时伴随移动终端的发展,手机、平板电脑等也逐渐成为微电影的主要传播媒介。此外,不同于电影的传统线下发行,微电影的宣传和推广活动多采用网络传播的方式进行,突破传统的渠道和影院资源限制。因此,微电影在网络上更加自由灵活,在微传播时代下创新电影发行模式,促进电影的新趋势的发展。《寻人启事》广泛借助影响力较大的网络视频网站,如优酷网、爱奇艺、腾讯、乐视视频等,以及视频软件的移动客户端,提高影片的接触率,吸引更多的观众,引发社会关注。 传播学视野下电影市场观念探微:从传播学角度解读微电影 [摘要]微小说、微信、微博,不知不觉把我们带入了一个微时代,微电影应运而生,而且来势凶猛,微电影以其“三微”的特点在微时代的传播语境下迅速走红,成为当下名副其实的宠儿。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新的媒介迅速地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在大众传播的平台上实现着小众传播,这一切都为微电影提供了无限的发展空间。本文从传播学角度,通过微电影的传播语境和叙事策略两个方面来解读微电影,并分析了微电影存在的一些问题。 [关键词]微电影;传播语境;叙事策略;微时代 如果人类的历史共有100万年,假设这100万年等于一天,那么这一天的前23个小时,在人类传播史上几乎全部是空白,一切重大的发展都集中在这一天的最后7分钟,这是美国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 “最后7分钟” 的比喻。可见,人类传播发展的速度势不可挡,随之而来的各种新生事物令人应接不暇,如果不及时关注人类传播领域,也许有一天就会被无情地抛在时代的最末端。网络将人们瞬间联系在一起,足不出户,便可以感受世界的千变万化,人类促进了新媒介的发展,却又时刻被它包围着。2009年,随着微博的出现,微信、微博等一系列的“微”风便如同病毒般席卷到人类生活的每个角落,微电影应运而生。 一、微电影――时代的新宠儿 当回忆的指针指向2005年胡戈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时,那种无厘头的对白与《中国法治报道》滑稽地整合,这种新颖的形式曾经让人们眼前一亮,许多人士认为这就是“微电影”的雏形。时隔5年,2010年底,一部类似007风格但时长仅为90秒的微电影《一触即发》掀起了微电影新的篇章,全片场面宏大,制作精良,将微电影进行到底,堪称微时代的里程碑,从此,微电影成为微时代一发不可收拾的新宠儿。《美丽的梦》《11度青春》《四方夜谭》系列以及网易微电影节的召开,无不向人类昭示着“微”风已经来袭。微电影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尽管各界人士对它的定义各不相同,但关于它的特征还是可以总结如下:微时长、微制作、微平台。与传统电影相比较,微电影的时长基本控制在30~3 000秒之间,短小精炼,不会占用观看者太多的时间,制作周期只有短短的1~7天或数周,投资规模在几千到几十万元不等。当人们习惯了在电影院中观看着大屏幕去欣赏电影这种艺术形式时,微电影的播出平台已转向网络、手机、ipad等平台,削弱了以往电影高高在上之感,人人都可以成为电影的导演,为那些有志之士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彻底成为一种平民文化,拉近了电影与受众的距离。而微电影的主题涉及现实、社会、人性、理想等多方面,无孔不入地贯穿到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如同时间一样,你看或不看,它就在那里。 二、微电影的传播语境分析 (一)媒介发展的必然产物 著名媒介大师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指出:媒介即讯息。他认为每一种“媒介”发出的“讯息”,都代表着或是规模、或是速度、或是类型的变化,所有这些,无不介入人类的生活。[1]媒介的发展不仅代表着技术的进步,更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网络的出现,让“地球村”成为可能,人们早已在这个村落中生活得乐此不疲。如同文字和纸张的出现改变了人们口口相传的传播方式一样,新媒介的出现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超媒体、人工智能、电子媒介、人机交互、互联网为各种新生事物提供着肥沃的土壤。一种媒介的发展必然会有相应的产物与之相适应,微电影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产生的。它并不像传统的电影,只能在固定的时间到电影院里进行观看,相反,它可以通过个人电脑、3G手机、移动电视、楼宇影视、便携式PSP等媒介随想随看,方便至极,这也是微电影成为时代新宠儿的理由之一。 (二)碎片化传播时代的信息载体 “碎片化”的传播时代促使了微电影的诞生与成熟。美国西北大学媒体管理中心负责人约翰・拉文提出,“碎片化”是遍及所有媒体平台最重要的趋势。电视节目的日益增多,报纸版面的无限扩大,杂志样式的变化多端,广播媒体的逐步复兴,互联网络的飞速发展,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生活节奏加快了,时间变得碎片化了,人们若想在这缤纷的信息世界里得到最多的资料,必然要尽可能多地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去达到1+1 2的效果。麦克卢汉指出“媒介是人的延伸”,如果说传播技术的发展,使人们的视、听、触、嗅,全感观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延伸,那么微电影便是人们碎片化的生活方式的延伸。微电影形式精炼,时长浓缩,完全契合了碎片化的传播时代。公车上,地铁里,小憩时,人们可以充分利用这碎片时间,随时随地通过平板电脑、手机等多媒体设备观看一部优秀的微电影,或感人,或悲壮,或滑稽,或凄美。电影结束,人们又可以重新回到各自的工作中。人们不再需要去整合零散的时间,而是需要合理地利用。每当闲余时间放眼望去,人们都在拿着手中的电子设备,让微电影占用着自己的零散时间,碎片化似乎越发重要起来,使得人们在任何时间里,都有事可做。 (三)“大众化”与“小众化”并存 大众化指传统的大众传媒,受众对象一般为大众,分布广泛。小众化是相对于“大众化”这个概念而言的,它指的是一些人群源于某种共同的兴趣、爱好或品性而聚合成一个小圈子的趋势。每一个时代对信息生产者和传播者的要求都各不相同,网络的出现打破了以往一对多的传播模式,随着技术的进步,可供人们选择的东西越来越多,传播媒体既要迎合大众的口味,又要满足小众的特殊需求,微电影恰恰在形式上迎合了大众追求快节奏的消费心理,在内容上吸引了小众各自关注的话题要点,这样更容易聚集一些有共同爱好的观众,大家谈论着共同的话题,寻求认同的心理得到释放。微电影以大众传媒为依托,利用小众化使其传播更加快速,每个人打开自己的微博,轻点鼠标,就可以关注任何一部自己感兴趣的微电影,互动性灵活,评论方便,甚至可以将未完成的剧本上传,受众根据自己的想法将剧本填补完整,这样受众再也不是信息单一的接收者,互动性使大众提高了参与的热情,从而更加关注剧本的过程与结果,每个人都是一个多媒体,可谓集百家之精华,创个人之辉煌。 三、微电影的叙事策略 (一)叙事结构 根据调研公司outsell调查结果显示,“44%的谷歌资讯用户只浏览新闻标题,而不查看全文”,这个消息说明越来越多的人不喜欢长篇大论,而偏爱短小精悍,不喜欢娓娓道来,而钟情直奔主题。微电影由于其自身三微的特征,充分抓住了受众的心理特征,契合了人们观看时间的碎片化和生活节奏的快速化,传统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情节的娓娓道来已经不适合微电影的快节奏,若想在短时间内迅速吸引观众的注意,就必然要采取简洁明快的叙事结构,要直截了当地把影片最精彩的部分展示出来,《一触即发》便是个典型的例子。惊悚的场面,激烈的打斗,镜头追随的是各种奔跑的角色,当观众还在仔细思考这些角色相互间的关系时,影片结束了,刹那间才发现,凯迪拉克才是真正的主角。而观众在这种混沌的关系面前似乎并没有望而却步,而是津津乐道,至少在这90秒内观众感受到了颇有大片味道的震撼,这正是微电影叙事结构成功的原因之一,它能够深入分析受众,挖掘受众最感兴趣的部分,削弱次要信息,以达到瞬间吸引的传播效果。 (二)传播价值 微电影由于其传播效果好,性价比高,逐渐成为企业宣传、品牌树立的主要媒介和手段。一些热爱公益事业的组织或个人也抓住这难得的机遇,通过微电影的形式向公众传达各种公益精神。公益微电影关注当下热点话题,生动直观的表现手法,发人深省的社会问题,良好的传播效果,对全民自觉从事公益事业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强大作用。佛山小悦悦被碾压路人冷漠事件引发全民讨论,“冷漠”一词刺痛着人们的内心。广东高校的大学生们集体发声,通过微电影反映自己的关注和思考。11月4日,广州大学城十所高校的学生分别推出10部公益微电影,用迥异不同的故事和镜头做出同样的呼吁:“拆掉心中的墙,拒绝冷漠。”各种公益比赛也将微电影列入创作手段之一,由于其受众面广,所以倡导公益意识的传播效果颇好。 (三)符号互动 符号互动又称为象征性社会互动,指的是人与人之间通过传递象征符和意义而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过程。符号是人类传播的介质,人类只有通过符号才能相互沟通信息。传播者和受传者共通的意义空间是互动成功的前提,即双方对传播过程中所使用的语言、文字等符号含义有共通的理解和大体一致或接近的生活经验和文化背景。《老男孩》通过受众熟悉的筷子兄弟的出场拉开序幕,选秀节目,歌曲小芳,那种青春的懵懂和初恋的青涩,操场的大喇叭,杰克逊的经典动作,吉他和老式录音机,怀旧的色彩,一系列符号的出现恰如其分地勾起了80年代人的无数回忆。受众无需动用太多的精力去解读作品的含义,因为他们对这些符号早已有着深深的体悟。微电影由于其微时长的限制,且要直奔高潮,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解释故事的来龙去脉,所以善于利用符号互动,尽量扩大与受众共通的意义空间,使得受众看到片中的符号,就可以快速理解作者想要表达的意图,这也是微电影与观众迅速达成共鸣的手段之一。 四、透过微电影引发的一些思考 从1895年第一部电影放映开始,到现在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多少电影经典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而微电影诞生只不过短短两年时间就这样迅速走红,其制作方式,表现手法,艺术形式,势必会影响到大众的审美观以及对今后整个电影艺术的发展,快餐文化带给人们满足之余,也留下了很多负面影响。微电影由于其“三微”的特点,越来越多的人从事微电影的制作,草根化趋势越发明显,技术表现、视觉效果可谓参差不齐。一部简短的微电影,它或许让他潸然泪下,或许让你开怀大笑,或许让你精神振奋,但又有多少能让你回味无穷,久久难忘。微电影可以是时间之微,平台之微,投资之微,但技术与审美却不能“微”,平庸的视觉效果表现,不得已的浅表达,又有多少微电影能成为永久传唱的经典。所以对微电影的创作进行深入思考和严格把关,有着很重要的意义。一部微电影,如果在短短的数周达到技术性与审美性并存,还是需要依靠一个专业的精英团队,这样才能让每一部微电影都能成为一场视觉盛宴。要真正做到“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还真的需要从业人员精心策划才行。 传播学视野下电影市场观念探微:传播学视域下的电影字幕翻译 [摘要]翻译从本质上看是一种跨语言及文化的信息传播,而电影字幕翻译则是一种特殊的翻译行为,它既要求译者遵循翻译的一般原则,又要求译者考虑翻译的艺术性与文化迁移等原则,并将这些原则融入到整个翻译过程中。本文从传播学视角出发,以两部电影字幕翻译为文本分析对象,寻找影片字幕翻译的有效原则和策略,将传播学运用到电影字幕翻译研究中以提高译制电影的艺术性、知识性和娱乐性,更好地实现电影在目的语语境中的传播功能。 [关键词]电影字幕翻译;传播学理论;翻译原则及策略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发展,电影在国际上的交流日益频繁,而电影的传播功能的实现要依靠电影翻译,由此电影翻译的重要性也逐渐凸显,这一领域正逐渐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电影翻译的表现形式有两种,即配音和字幕翻译。 电影字幕翻译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翻译,单纯从语言学角度对此类翻译进行研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因而需要新的理论来指导,才能更好地发挥电影的传播功能。本文从传播学的角度出发,探讨并分析电影字幕翻译的过程中的翻译策略,并希望对电影翻译的理论及实践研究做出新的探索。 一、传播学的要素 翻译的本质是信息的传播, 而信息传播过程通常会涉及五个方面的内容:谁传播( who says),即译者;传播什么( say what ),即信息;通过什么渠道( in what channel),即媒介;向谁传播( to whom),即受众;效应如何( with what effects),即效果。 “译者”是翻译过程中的“把关者”,具有“翻译过程依附于原文本”和“力求在目的语中将原文本进行完善”等特点。因此,译者要充分发挥“把关者”的检查、导向、协调和评价的作用,使译后信息更符合受众的口味并被其接受。鉴于电影的“信息”内容具有娱乐性、知识性等特点,在翻译过程中就要求译者注意提供细节信息,从而使观众对电影内容有更多的了解。电影作为传播媒介通过视觉和听觉等多种渠道传递信息,这种特性使译者省去了对某些内容的翻译。这种省略的翻译策略既满足了观众对“原汁原味”的追求,又节省了字幕空间,减轻了观众对字幕的阅读压力。 二、传播学视域下的字幕翻译策略 1.由于字幕空间的有限性,一些冗余信息应被适当浓缩。译者应充分发挥对目的语进行解译的能力,使得译文清晰可辨。例句1,我心中的男子汉不应该是一个杏花春雨、温山软水浸泡出来的寂寞歌手。 他是皇子,是一个即将雄视六合君临天下的帝王。To me, a man should not be a lonely musician, a product of warm hills and soft streams.A proper man is a prince who rules over his kingdom with strength and courage.(《夜宴》)。 例子中“六合”的意思与“天下”是一样的,若此处重复翻译则是语义上的赘述。“杏花春雨”与“温山软水”,都暗指长江下游以南地区,若被翻译成“杏树开花,春天下雨”,一定会使得外国观众疑惑不已,尤其是此处对话速度仅持续15秒钟,这种情况下就要求译者浓缩字里行间,给观众一个大体上的意思就行了。 2.由于电影的制约因素和其多渠道的特点,目的语要避免赘述。例句2,So,you do like it,dont you?Coral?你真的喜欢吗?No,no.I do,I do.I really do like it.是的,是的,我非常非常喜欢。(《海底总动员》)在对英文电影字幕翻译时,一些感叹词、低俗的语言及所有的多余信息都可被删减以此来节省有限的时间及字幕空间。一些口头语,如“yeah”“you know”“well” 等,还有英文中反问句的后半部分“dont you”“isnt it” 等,一些感叹词 “my goodness”“oh, my God”“Jesus” 如果观众可以通过视觉或听觉的方式获得此类信息,那么在字幕翻译时则可被省略。例句2中,下画线部分被译者省略了,因为此处不影响信息的传递。观众可以轻而易举地从视觉渠道判断对话的意义。 3.由于文化差异、语言差异、思维方式的差异以及外部因素的干扰,源语言与目的语的信息不对等是不可避免的。但有时候这种不对等是可以刻意运用来娱乐观众的。例句3,Whats that?那是什么?Thats a pretty big butt.这个腚好大呀。Look at me.Im going to touch the butt.瞧我的,我去弄那个游腚(艇)。(《海底总动员》)对话中,Tad错把“boat”说成“butt”此处同音异义产生了一丝幽默,若我们直接把“butt”翻译成“船”,喜剧的效果就没了,译者找到中文中的“游艇”一词既可以表示“船”的意思又可以和“butt”表示的“腚”谐音,起到了英文原句中的幽默的效果,达到异曲同工之效,翻译很是精彩。 4.字幕翻译过程要适当传递文化信息。译者必须避免信息传递过于冗余,又要站在目的语观众的角度适当解释“外来信息”,因此,译者的选择取决于受众的需要和理解力。例句4,Oh, intro.Jellyman, Offspring.Offspring, Jellyman.来认识一下。水母侠,这是我儿子。(《海底总动员》) 此处译为“水母侠”是很形象生动的。既保持了“原汁原味”,对观众们来说也很容易理解,不必做多余解释,因为中国观众早已熟悉“超人”“蜘蛛侠”和“蝙蝠侠”等外文影片了。 5.在源语言文本中存在潜在文化信息的时侯,译者可使用“扩大”的策略,译者运用这种策略可以将源语言中文化信息恰当地传递给目的语观众。例句5,那叔叔让出皇位,我随你归隐林泉。Why dont you give away the throne?So we can retire to the woods and live like hermits? (《夜宴》)对话中,皇后劝说皇帝隐退,这样他们二人就可以过着隐士的生活,为了使话语中隐含意义更清楚,“live like hermits” 被添加了进去,如果不用此添加的信息,外国观众很有可能无法得知其中隐含的意义。 6.“归纳”策略的使用是指用更大众化的概念来代替某些文化中特定的信息。例句6,知道朕为什么喜欢茜素红了吗? 因为它红得像人们熊熊燃烧的欲望。Do you know why I like this particular red? Because it is the color of the flame of desire.(《夜宴》)“茜素红”被译成“particular red”,而不是“alizarin red”, 此处的归纳强调了“颜色”与“欲望”的关系,“颜色”在此影片中被多次强调,这种变化也成功地表达了原文本要表达的信息内容。 7.对冗赘的文化信息要进行精练的解释。相比较英语而言,汉语表达方式充满了华丽、夸张的词汇以及四字成语等,若逐个字词翻译成外文,外国观众恐无法理解。为了确保信息传递的高效性,精炼的解释是必不可少的。例句7,诚惶诚恐,汗出如浆,太常卿是怎么了?弄得满头满脸都是汗?You seem nervous.Is the Master not feeling well? Why are you sweating so profusely? (《夜宴》)例句8,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Who cares about losing a kingdom when in the presence of such a rare beauty? (《夜宴》) 例7、例8中划线汉语的表达则可谓是简洁精炼,又不失原文的意义。 8.具体到抽象的转变。中国人与西方人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中国人运用直觉和图像思维,而西方人趋于更抽象或理性,靠理念、判断与推理的思维。不同方式的思维就需要翻译过程中的具体与抽象的相互转变。例句9,一舞剑器动四方。Sword is always impressive.(《夜宴》)例句10,殷太常谋逆篡位,本当凌迟处死,念其三朝元老,恩准流徙三千里。Minister Yin conspired to usurp the throne.By law, he should be executed.But considering his service to three successive emperors, he will only be exiled to the far north.(《夜宴》)上面的两个例句中,舞剑不能真的“动四方”,惩罚也不一定真的要将殷太常流放到“三千里”外,所以译者最好把其翻译成与之相对应的更合理、抽象的词语。 三、传播学视域下电影字幕翻译的启示 1.电影字幕翻译的本质是传播信息,交流文化,译者在字幕翻译过程中,在不同程度上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语言形式、异国文化和迥异的思维模式等元素的干扰,增添适当的冗余信息可以克服此类干扰,避免传递信息过程中造成的失误。但冗余信息的增减要遵循翻译的平衡原则和易读性原则,过多会超出受众的需要,比如说受众早已熟知的信息和重复的信息就没有必要赘述;过少也会超出受众的理解能力,导致信息与文化交流不畅。 2.作为一种有目的的翻译行为,电影传播的根本目的是满足受众的期待与要求,满足受众是影视传播成功的前提与保障,但是因为受众反馈的滞后性和影视传播的特殊性,字幕翻译者的内反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当发挥主体意识。 3.译者在字幕翻译过程中不能任意发挥其主体意识,必须考虑到目的语观众信息通道容量相对狭小,也就是说字幕的空间及时间有限等情况,要根据影片的类型、观众的需要以及字幕翻译的特点适当地选择翻译策略。 四、结语 总之,从传播学角度研究电影字幕翻译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必要的。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对于电影字幕翻译的研究与发展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传播学能够进一步揭示电影字幕翻译本质是一种跨文化传播活动,促进翻译策略的选择,同时为电影字幕翻译提供更加广阔的翻译视角。 传播学视野下电影市场观念探微:传播学视角下透视:微电影的大发展 【摘 要】近年来,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特别是Web2.0时代的到来,为新媒体时代增添了有力的一笔。在这样一个网络技术日渐发达的时代,人们不断追求个性的彰显。微博、微信应运而生。自2010年以来,微电影作为后起之秀获得迅速发展。本文将结合传播学的相关理论透视微电影的理论基础及其传播特征,分析微电影的优势与不足,并对其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展望。 【关键词】微电影;说服理论;两级传播理论;特征;趋势 近年来,网络技术飞速发展,特别是Web2.0时代的到来,为新媒体时代增添了有力的一笔。在这样一个网络技术日渐发达的时代,人们不断追求个性的彰显。微博、微信应运而生。自2010年以来,微电影作为后起之秀获得迅速发展。笔者发现,微电影作为新媒体时代的新兴产物,对于它的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特别是从传播学的角度对它的研究,有助于更好的分析这一新生事物。 一、微电影产生的时代背景 对于微电影,目前学界还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集合诸多的观点来看,多数研究者认为:微电影是时长在30-300秒之间,能够在各种具有视频功能的移动设备上播放,通过网络平台进行传播,具备与传统电影大片相媲美的高制作水准,通过紧凑、新颖的故事情节来吸引受众,充分利用碎片化的时间进行传播,具有完整策划和系统制作体系支持的带有故事情节的视频短片。[1]透过这个定义,我们可以总结出微电影产生的时代背景。在笔者看来,微电影产生的时代背景可以归结为两大类,一个是技术基础,一个是受众需求。 1、技术基础 众所周知,随着时代的发展,各种科学技术日渐成熟,特别是网络技术,近年来可谓实现了飞速发展。Web2.0时代的到来,让微电影有了有利的发展平台。2010年,凯迪拉克斥资为自己的新品车拍摄的广告片《一触即发》,被当做微电影的开山之作。《一触即发》这部短片的成功,引发了微电影的制作热潮。一时间,各大门户网站都在积极制作微电影。可以说,互联网为微电影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平台。 2、受众需求 新媒体时代,受众日渐摆脱被动地位,开始追求个性的表达与自我意识的彰显。而微电影恰恰就是一种很好的表达方式。另外,新媒体时代受众时间的碎片化,也是微电影日渐兴起的重要原因。快速的生活节奏,使越来越多的人疲于奔命,时间日渐碎片化,能够集中欣赏某种娱乐产品的时间几乎少的可怜。而微电影恰好适应了碎片化的时代状况。它可以实现多种平台的运用,手机、移动电视、互联网络…而且不会占用太多的时间,自然受到人们的欢迎。 二、微电影传播的理论基础 一种新生事物能否获得长足的发展,还是要看它的根基是否稳固。现在,我们就要探及微电影的理论根基,从传播学的角度进行透视。 1、说服传播理论 美国心理学家霍夫兰用实验证明了信息源的可信度、知名度、传播来源与传播效果成正比的关系。[2]通俗地理解,就是我们平时常说的“名人效应”。也就是说,传播者的可信度越高,说服效果就越好。在众多的微电影中,我们都能看到这一原理的应用。时下,丰田汽车的微电影由韩国人气偶像李民浩主演就是利用这一原理。 2、意见领袖 说到意见领袖,必然会谈及美国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的两级传播理论。即信息的传递是按照“媒介――意见领袖――受众”这种传播模式进行的。微电影恰恰看中了其中的重要一环――意见领袖。但在这,要特别强调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意见领袖不再局限于精英阶层或是名人本身。在新媒体时代,普通的受众群体也有机会成为意见领袖。 3、大众心理研究 勒庞曾指出,群体是非理性的、随波逐流的“乌合之众”。[3]这个观点未免有失偏颇,但却在一个侧面给我们提供了一定的启示。微电影的传播的基础在于把握群体的心理变化,哪怕是细微的变化。群体也许不是精英,但他们却能够影响精英层的决策;他们有时缺乏理性,但只要引导得当,他们将对传播过程起到重要作用。 三、微电影的传播特征 笔者认为,微电影的传播特征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即传播主体的平民化、传播方式的多样化以及传播手段的融合化。 1、传播主体的平民化 在近两年的时间里,传播主体不断发生变化。从最初的精英层,到后来的意见领袖,到如今普通受众迅速发力占据主体力量,传播主体日显平民化。不仅是从题材内容方面,甚至在制作上都出现了许多普通人的身影。在当今这个话语权十分分散的时代,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有要求也有能力表达自己内心的诉求,微电影给他们创造了这样的机会。 2、传播方式的多样化 网络、手机、移动电视等,诸多的媒体平台为微电影的播放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你可以守着网络欣赏,也可以在旅行途中在通过手机观赏,甚至可以在上下班的过程中透过移动电视观看。新媒体时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为其创造了可能。微电影,不再偏安一隅,它开始登上多个平台,全方位的展示自己以达到最好的宣传效果。 3、传播手段的融合化 新媒体时代,受众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媒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成熟,媒介融合的趋势势不可挡。媒介融合可以是技术的融合,可以是内容的融合,可以是设施的融合,也可以是受众的融合。[4]而微电影,已然成为媒介融合的典型代表。 四、微电影的发展趋势 微电影具有许多媒介形式不可比拟的优势。如:时间短、内容精练、善于捕捉受众心理等等。当然,也应该看到,微电影作为新生事物仍存在不足,如:对于微电影,业内至今未能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或制作标准,这就使得微电影的定义陷入混乱;另外,越来越多的微电影陷入商业化的模式,广告植入问题成为微电影发展的瓶颈。 总的说来,微电影还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随着新媒体时代的演进,微电影的传播渠道会日渐多样。微电影,作为新生事物,需要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断地完善自身,解决可能会遇到的问题。
中医药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智慧和结晶,在中医国际化的发展中,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如苗医、蒙医、壮医、瑶医等的国际关注度越来越高。因此,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翻译成为中医药国际化推广的重要一环。然而从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翻译的实际情况来看,由于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的独特性,在翻译中往往会存在一些英译不准确、不标准,影响中医药整体在国际市场的推广。基于此,针对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翻译策略的研究,具有较强的实用价值。 一、传统医药翻译中存在的问题 1.医药说明书翻译不准确 药物说明书翻译是对药物成分、药物功效以及药物用量的翻译。对于大部分患者来说,都需要提前阅读药物说明,然后按照用量、用法进行服用。从当前中医药的说明翻译上来看,部分药名成分的翻译盲目使用直译或者音译,例如红参—redseng、当归—danggui等。另外,许多少数民族药物说明的翻译更是一片空白,造成国外消费者无法理解。 2.医药名称翻译不规范 中医药术语和名词翻译可以参照《中医基本名词术语中英对照国际标准》,虽然涵盖了大量的中医术语、名词、诊断、病理等翻译标准,但是关于少数民族医药的一些名称的翻译涉及很少。因此,大多数译者在进行少数医药名称翻译时,会采用多种翻译方法,往往缺乏统一的翻译标准而造成理解上的偏差。 3.中医学与西医学的差异性 一方面是中医学理论的特殊性。不同的文化背景是造成中医药和西医学之间差异的重要原因。两者相比来说,中医药渗透阴阳五行与八卦等哲学思想,这些理论思想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存在较大的翻译困难。另一方面是中西医学治疗、诊断的差异性。中医学讲究养生健体,通过药物调理进行治疗,部分药名涉及动植物元素,例如白虎汤、鹿茸、熊胆、蛇胆等,在这些治疗药物的翻译中,如果翻译成直译的英语,因为与西方医学运用解剖、病理、器官和组织等理论不尽相同,往往会让西方人无法接受。 二、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翻译的几点策略 1.运用异化英译方法 由于中国少数民族医药名称以及治疗理念的特殊性,在进行翻译的过程中,可以合理地采用异化英译的方法,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直译法的运用。部分中医学的术语和用药说明可以采用直译的方法进行翻译,例如蒙医药品中的“三骨滋养汤”可译为“nourishingdecoctionofthreeani-mal'sbones”,壮医“望诊”中的“望指纹”可译为“in-spectionoffingervenules”,中医中的“逆流挽舟”可译为“savingaboatinadversecurrent”。直译不仅能够保留中国传统的中医学文化内涵,而且能够为读者制造一种意象,作为一个承前启后的过渡。(2)音译法的运用。充分考虑西方文化的特点,例如鹿茸、熊胆、蛇胆等药物,可以直接翻译成拼音“lurong、xiongdan、shedan”等,这样有利于西方人接受。再例如在一些中医药古籍的翻译中,也可以适当地进行音译,例如《黄帝内经》可以翻译为“InnerCanonofHuangdi”,直接音译更具有中国文化的传播意义。(3)注释法的运用。针对中医药的一些名词、说明翻译,可以根据翻译需要增添注释,通过注释进行补充翻译,特别是一些古文术语的解释非常有必要。具体来说,注释的内容主要是对中医药的文字内涵进行解析,进而便于西方读者理解。如蒙医理论中的“三根”可译为“threelife-sustainingen-ergies”,同时加入注释“khii,sar,badgan”。(4)恰当使用现代西医用语。为了便于西方学者、读者理解,对于一些少数民族医药的概念可以适当地引入现代西医术语,例如遗尿enuresis、痢疾diarrhea等。这些中西医通用的常见术语,都可以使用统一的语言符号。 2.遵循国际英语翻译标准 在少数民族医药走向国际化的过程中,特别是名词术语翻译,必须遵循统一的翻译标准,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对应性。所谓对应性就是译文和原文要一致,少数民族医药的术语、名词,必须充分反映原文内涵。如果不能够完全表达原本意思,也就失去了翻译的价值。(2)系统性。少数医药翻译要与少数民族医药体系保持一致,翻译各个概念时必须考虑到其他相关概念的翻译要表达清楚,不出现翻译模糊、重复的现象。(3)同一性。运用同一英文单词进行同一个概念的翻译,避免同一个概念出现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翻译,造成名词混淆的问题,这也是国际翻译中的一项重要原则。(4)简洁性。少数民族医药翻译尽量简单易懂,对于特别难理解、翻译的名词,可以采用相对简洁的翻译方式。 3.充分考虑中西医学文化差异 以苗医文化为翻译为例,通过语言翻译在对外交流中充分表现苗族人民的深厚智慧,译者就必须通过特定的翻译策略对苗医及苗医文化进行翻译。如:注释法、增补法、删减法、归化法、异化法等。这些策略的有效应用能积极有效地传达苗医的信息,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研究苗药的品种、药物功效、种类、药物名称等内容,达到大力宣扬传统苗医药的目标,促进中外医学文化交流。中西方文化本身就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因此中医药和西医学必然存在明显的不同,这就需要在中医药翻译中,充分考虑两者的文化差异,具体建议如下:(1)充分考虑回译性。对于一些长句翻译,可以考虑将复杂的长句变成简短易于理解的短句后再进行翻译。这样不仅能够让中医药的译文更加符合国际标准,而且不会影响中医药独特的文化内涵。(2)恰当保留少数民族医药中独特的中国元素符号。这里的元素符号主要包括地名、人名、药名等,在这种情况下多采用音译,保留中医药原本的文化内涵。(3)尊重西方文化特色。在发扬和继承中医药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在翻译过程中还要充分尊重西方文化,例如尊重西方语言、习惯等,使翻译文本达到推动中西医文化相互交流的目的。 三、结论 在国际间的文化交流日益密切的大背景下,包括少数民族医药在内的中医药,作为中国与国际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准确性和标准化直接关系到中医药国际化的发展道路。由于少数民族传统医药文化的特殊性,从语言、文化、医学理念等多个方面造成了中医药翻译中的诸多障碍,这就需要在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翻译过程中,灵活使用翻译策略,准确翻译少数民族传统医药术语和名词。针对较难理解的民族医药概念,能够灵活转换翻译方法,使中医药翻译简单易懂、标准规范,不断推动中医药国际化发展的进程,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化。 参考文献: [1]王小芳,刘成.论中医药术语的翻译及教学[J].教师,2015,(35). [2]陈绮昕.基于中医药文化国际化视野的中医翻译研究[J].海峡药学,2017,(04). [3]马平,黄文娟,王晓真.国际传播视角下中医药翻译的标准化与原则性[J].新丝路,2017,(06). [4]尤剑鹏.“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广西壮瑶医药国际化发展思路[J].广西中医药,2016,(06). [5]刘艳华,王冬梅.模音论在蒙医药术语翻译中的应用[J].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4). [6]岑思园,文娟,蒋基昌.壮医药名词术语英译标准化研究初探[J].中国民族民间医药,2016,(14). 作者:周锋 蒙洁琼 单位:广西中医药大学
浅谈心理咨询与治疗:“心理咨询与治疗”教学改革论文 [摘要]针对应用心理学专业的培养需求,修正传统教学中出现的问题,对“心理咨询与治疗”课程进行了教学改革。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手段、考核方法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发现了几种有效的教学方法。 [关键词]心理咨询与治疗;教学改革;案例教学法 “心理咨询与治疗”是应用心理学专业的核心课程,是为学生掌握心理咨询与治疗的基本理论和技能而设置,该课程的学习对学生毕业后从事心理辅导、心理咨询与治疗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对团体心理咨询、健康心理学、特殊儿童矫正等后续课程的学习以及毕业实习也非常重要。 一、传统教学中的问题 在“心理咨询与治疗”课程的传统教学中,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轻能力的现象比较突出,学生反映虽然在学习时都掌握了相关理论,考试时分数也很高,但是在实际生活或将来走上工作岗位需要用到相关知识的时候却显得力不从心,实践操作能力欠缺。为了促进学生专业技能的掌握,满足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需要,需要对该课程进行教学改革。 二、系统的教学改革思路 基于学生实践能力的欠缺,本课程教学改革的指导思想是加强学生实际应用能力的训练和实践指导。尝试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核方法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一)教学内容的改革 1.结合实际需要,确定合理的教学内容 在广泛学习国内外心理咨询方面权威教材的基础上,根据前几年教学的探索,倾听学生的反馈意见,并结合近年来国家心理咨询师考试要求的相关内容,自编教学讲义,确定合理的教学内容。目前理论课时与实践课时所占的比例分别是70%和30%,以后还可以根据情况适当调高实践课时的比例[1]。 2.随时补充最新研究成果 关注心理咨询领域的发展动态,教学中随时补充最新的研究成果,以使教学内容能够与时俱进,保证教学内容全面而有重点,并联系前沿、联系我国心理咨询与治疗的实际。 (二)教学方法与手段的改革 1.课堂教学改革 在课堂教学中提倡“师生互动”,注重学生的自我体验和实践,采用多样的教学方法以促进学生对相关知识的领悟和技能的掌握。诸如采用案例教学法、问题教学法、课堂讨论、模拟训练、角色扮演、实战练习等等。 2.实践教学改革 寻求多样的途径和形式来实施。第一,依托本系心理学实验室,利用现有的设备进行实践,形成相应的基本实践能力。第二,依靠本系的大学生互助之家和与中小学、社区、企业、医院、监狱等实习单位建立的良好关系,向学生提供进行心理咨询工作的可能性,使他们能够运用所学的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进而提高相应的心理咨询技能。第三,带领学生参加本课程教师主持的科研课题,并积极鼓励学生自己申报相关的大学生科研课题,培养学生把理论运用于实践的能力。 (三)考核方法的改革 本课程的考核采用理论考核和技能考核相结合的方式。增加了技能考核所占的比例,目前理论考核和技能考核所占的比例分别是60%和40%。理论考核强调基础知识和理论,主要考核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程度和基本分析判断能力;根据需要,在考核的形式上采取闭卷或开卷,也可以是闭卷与开卷相结合。技能考核主要考查学生的实践操作性能力,让学生扮演咨询师,自行寻找合适的来访者,在专用的咨询室进行一段正规的心理咨询,对咨询过程进行录像,随后教师对录像进行分析、判定,根据咨询师表现的技能进行评分。 三、有效的教学方法 (一)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是指在教学过程呈现典型案例,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分析、研究,从而准确理解课程基本内容和原理的一种教学方法。在教学过程中使用案例,可以提高学生的想象力、思考力、判断力、创造力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可以缩短教学情境与实际生活情境的差距,同时也为学生以后实际进行心理咨询工作打下了基础。案例教学法不是简单地呈现案例,其操作过程一般包括收集与精选案例、分析讨论案例、对案例总结和反思三个过程[2]。 1.收集与精选案例 教师要根据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精心收集整理资料,选择和撰写富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案例。在准备案例时,关键是要思考案例中蕴涵的问题,教师需要针对案例内容提出将要讨论的基本问题。对于案例中蕴涵的问题,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是案例中应该尽量多地涉及心理咨询的理论知识,使学生能够通过案例来理解和领悟相关知识。二是案例中应该包含模糊的、复杂的、存在争议或有待发展解决的问题,这样才能最终达到重新建构知识的目的。 2.组织案例讨论 教师在组织学生进行讨论时要做到两个方面:一是注重对学生的启发和引导。教师只是启发者,起带领、引导的作用,学生才是参与讨论的主体,学生的讨论状况决定了他们对问题的掌握程度和理解深度。二是要多肯定和鼓励学生的表现。学生的讨论往往会有很多不同的视角和答案,教师要表示尊重和肯定,及时给予鼓励,特别是对于一些个别的、奇异的见解,切忌忽视、不回应甚至嘲笑。 3.对案例的总结和反思 教师要指出学生讨论分析中的优点和不足,对案例中的问题进行概括总结,澄清一些问题的结论,必要时进行知识点的补充与拓展。 (二)模拟练习法 模拟练习法来源于体验式教学法的理念。体验式教学法是创设、创造或引入与教学内容一致的某种氛围或具体场景,引导学生参与其中并获得一些情感体验,进而帮助学生正确并快速地理解、掌握教学内容的一种方法。体验式教学法是心理咨询课程教学的有效方法,如日本学校咨询人员进行在职培训时,就是集讲义、演习研究为一体,特别将体验学习作为掌握心理咨询的重点[3]。在教学改革中,进行模拟练习主要采取以下几种方法: 1.讨论法 根据班级人数的多少让学生自由组合成小组,比如五到八人一个小组,教师对每个小组提供一个个案的背景材料,让学生进行充分地分析与讨论,通过讨论,小组成员集体对个案进行心理诊断,商讨出解决问题的咨询方案。随后每个小组派代表展示出本小组的观点,老师进行点评。全部小组汇报完后,教师进行系统总结。 2.教师示范与学生观摩 基于学生自愿与共同保密的原则,教师征求学生做来访者,教师做为咨询师,进行个案的咨询示范,其余学生进行观摩并做必要的记录。咨询结束后,教师与学生一起分析探讨咨询的思路、过程、方法与技术及咨询效果,再让作为来访者的学生谈谈自己在整个咨询过程中的心理感受,特别是一些体验深刻的细节。通过讨论,让大家掌握一些心理咨询的技巧[4]。 3.学生进行角色扮演 在教师的指导下,由学生分别扮演来访者和咨询师,其他学生充当观察者,进行一次真实的咨询过程,从而让学生亲自体验咨询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咨询结束后,咨访双方可以互相进行反馈,观察者与他们共同讨论咨询师的优点和不足之处,教师最后做出必要的总结和指导。每次演练时间限定在50分钟左右,力求做到与真实场景一致。 (三)实战练习 这是基于服务学习的理念而进行的一项教学改革。服务学习是“将社会服务和知识学习相结合,通过让学生参与到有组织的社会服务行动中来促进学生知识、技能的获得和能力的提高。”服务学习强调在实践服务中进行学习、体验,学生不仅直接从课堂中学习,而且更重要的是从所参与的服务活动中学习[5]。本着服务学习的原则,教师在课下为学生创造进行心理咨询活动的各种机会。如联系中小学、心理咨询机构等实习单位,让学生进行实地学习与观摩;联系本系的大学生心灵互助之家,让学生担任兼职心理辅导员,为本校有心理问题的大学生进行心理咨询;联系社区、企业、监狱、养老院等实习单位,让学生为有需要的人员做心理辅导,进行实战练习。在进行实战练习时,教师应该注意以下问题: 1.提供合适的平台 教师可以积极利用各方面资源,争取外界的大力支持,充分扩展实践实习基地,为专业教学搭建充足良好的实践平台。同时要考虑学生实际能力的局限性,及时与学生沟通,提供相应的辅导,保证学生通过努力和学习,能够完成相应的实践工作。 2.促进发挥学生的积极性 教师要想办法促进学生主动投入,比如使用一些奖励、竞争策略,使学生对实战练习感兴趣,从而在学习活动中高度自主、充分发挥个人的主动性、能动性,积极地全身心投入。 3.促进反思 教师要给学生一定的充裕时间,引导他们进行高质量地、深刻地反思,联系课堂上所学习的专业知识,融会贯通地去运用,进而提高学生的专业素养。 作者:孙远 单位:江汉大学教育学院 浅谈心理咨询与治疗:浅谈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双重关系的应对策略 [摘要]双重关系是心理咨询和治疗中面临的伦理困境之一。当心理咨询师/治疗师和来访者超越专业关系,而产生了朋友、师生、商业伙伴甚至性伙伴关系时,就陷入了双重关系。双重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给来访者带来益处,但也有诸多弊端,心理咨询师/治疗师应尽可能避免双重关系的消极影响,应对措施有:加强行业规范,强化危险防范意识;全过程避免双重关系的发生;坚持原则。 [关键词]心理咨询;心理治疗;双重关系;咨询师/治疗师;来访者 一、双重关系的含义 双重关系是指心理师与寻求专业服务者之间除治疗关系之外,还存在或发展出其他具有利益和亲密情感等特点的人际关系的状况[1]。如果除专业关系以外,还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社会关系,就称为多重关系。 目前,在研究与临床应用中影响比较广泛的双重关系分类方法是将其区分为性的双重关系和非性的双重关系,前者涉及性及亲密或浪漫关系,后者是指不涉及性的其他关系[2]。从咨询的历史过程角度来进行划分,有的关系是在治疗或咨询之前就已经存在的,比如朋友、同事或者亲人关系;有的是在咨询过程中或咨询结束发生的双重关系,比如咨询师在咨询结束之后和曾经的来访者成为朋友、恋人或是商业伙伴。 二、双重关系研究现状 在双重关系的发生率上,赵静波等人(2009,2010)的调查发现[3-4],目前国内心理咨询和治疗从业者与来访者建立性的以及非性的双重关系现象并不少见,其中,在临床实践中存在心理咨询或治疗师主动构建双重关系的情况,有一些行为明显具有剥削性质。 研究指出双重关系对心理咨询与治疗的效果的影响。研究者一致认为性的双重关系对心理咨询和治疗的效果具有破坏作用,但对非性的双重关系的影响则存在争议。沈黎、刘斌志(2006)的文章指出,双重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给来访者带来益处,但也有诸多弊端,如使专业关系异化、产生利益冲突等[5]。赵静波、季建林(2003)的研究指出非性的双重关系的危害[6]:(1)腐蚀、歪曲医患的治疗关系,进而影响治疗的进程;(2)产生利益冲突,影响准确的职业判断;(3)影响认知过程,使治疗的作用及其维持受到损害;(4)由于治疗关系的存在,病人不能在平等的基础上与治疗师进行商业或其他领域的竞争;(5)改变心理治疗的本质,从而影响治疗效果;(6)在为法庭命令要求提供病人的诊断、治疗及预后的证明时,双重关系使得证明的客观性、可靠性、公正性及完整性变得可疑;(7)可能会引起一个正式的诉讼和控告。 关于双重关系产生的原因,殷霞(2011)的调查研究指出[7],部分咨询师接受来访者的一般性答谢可能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东西更多代表的是谢意,而并不具有剥削性质;但有些行为则是由于部分从业者伦理意识不强的结果。另外,一些持双重关系有益或不可避免论者更可能在实践中允许存在双重关系。性的双重关系产生的原因可以概括如下:(1)移情和反移情的作用。心理咨询与治疗是一种特殊的人际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出现移情即来访者被心理咨询师的性魅力吸引的情况,可能出现反移情即咨询师被来访者性吸引的情况,两者契合可能最终导致发生性关系。(2)咨询师利用来访者的信赖满足自己的性欲。 关于双重关系的应对,有研究者指出,在咨询师能够将生活状态和工作状态进行分离,有着清晰的角色认知下,我们可以对亲戚、同事等进行心理治疗。龙迪(2002)反对与求助者建立“亲人般”的关系[8],指出治疗师应该做到以下几点:(1)要清楚自己的职业界限。作为治疗师其任务就是帮助求助者成长,为此,治疗师不能将助人的专业关系变成“亲人般”的关系。(2)经常进行自我反省。在想要进入求助者生活太多时,可能不是在帮助对方,而只是在满足自己的需要。(3)避免在做治疗师的同时担当不同的角色,即在必要条件下应对可能产生双重关系的求助者将其转介给其他治疗师。(4)在接受专业训练和开展助人实践的过程中,不断促进自我成长,防止治疗师过去的心理创伤妨碍与求助者建立和发展建设性的治疗关系。 三、双重关系的应对措施 (一)加强行业规范,强化危险防范意识 加强行业规范,尤其是咨询师行业应该建立严格的准入制度。准入制度强调成为一名咨询师应具备的资格,如职业所要求的道德素养。当然调查一个心理咨询师的道德倾向不太可能,但我们需要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是专业的,而不是鱼龙混杂的。虽然专业不能保证必然的高素质,但相比混乱,这种行业规范要好得多。 作为咨询师需要认识到双重关系对来访者、对咨询效果以及咨询师本人可能的伤害。这除了需要咨询师的自觉之外,同样也需要咨询师行业在整个行业领域内建立起关于双重关系的危险防范意识,要划这样的一条红线,将咨询师的行为约束在道德的范畴之内,正如《心理咨询师国家职业标准》规定的“心理咨询师与求助者之间不得产生和建立咨询以外的任何关系”。这一规定,就将双重关系界定在了对咨询效果更多的损害而不是帮助的基础上,虽则在规定之外说尽量“避免双重关系”,但我们不能因此说双重关系是正常的心理咨询所需要的,这种表述只是允许例外情况的存在,而不是为此大开方便之门。 (二)全过程避免双重关系的发生 1.避免已经存在双重关系下的咨询关系 作为一名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我们应该避免在和来访者已有朋友、亲人或同事关系的存在下进行心理咨询。尤其是在来访者有其他咨询师可供选择的时候,我们应该及时对他们进行说明,将他们进行转介。我们需要避免一种非我不可的心态,避免咨询师自己的大包大办。我们需要明白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我”一个咨询师,任何一个咨询师都是可以被替代的,来访者的痛苦也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能懂、只有“我”才能对来访者尽心尽力,全力负责。我们要避免这种救世主心态,否则不是对我们的朋友、亲人负责,相反更可能把他们或者咨询师自己置于一种危险的关系之中。 2.避免咨询过程中或结束后产生的双重关系 首先,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需要避免双重关系的发生。无论是咨询师主动还是被动,咨询师都应该避免在专业的心理咨询关系之外,发生不必要的、和来访者无论是情感的还是经济方面的纠结。这首先是一种主动意识,在这种意识主导之下,我们才可能更睿智地应对双重关系。 其次,我们应该认识到产生于咨询过程中或结束后的双重关系是可以避免的,因为它毕竟不是先于咨询关系存在而是伴随咨询活动产生的结果,那么这就需要我们有一种决心去避免产生这种双重关系。 再次,双重关系的发生不是无原因的,那么避免双重关系就要对症下药。我们不必强求来访者如何做,我们只能要求咨询师如何正确地去行为。作为咨询师,要清楚和分析双重关系产生的原因,避免非咨询原因的双重关系的产生,恰当处理因为咨询原因产生的双重关系,如咨询过程中移情和反移情的处理。 在对待双重关系的问题上,我们应该秉持保守主义的态度,即如果一段关系可能造成某种伤害,我们应该避免这段关系的发生;如果这一段关系可以避免,我们就应该极力避免。因为,我们相信任何对它的松绑,都更可能带来的是伤害,而不是它所设想的益处。尤其是,心理咨询和治疗从事的是一项对人的工作,而这项工作具有极强的情感性,任何的情感性伤害对于来访者来说,都可能终生无法抹平。 (三)坚持原则 如果双重关系不可避免发生,那么这种关系也不能成为一种长久的关系,如我们可以接受在咨询结束后来访者表示谢意的谢卡,但在此之外的任何可能导致双重关系的情况都应毫无例外地被我们排斥在咨询关系中。 浅谈心理咨询与治疗:浅析医学生对心理咨询与治疗的认知 [摘要]高校心理咨询工作的成效,除了受咨询机构和咨询人员的因素影响以外,还受学生本身对心理咨询认知水平的影响,原因就在于心理咨询需要来访者的主动参与和积极配合。作为高校中比较特殊的群体,高等医学院校大学生对于心理咨询的理解应当有独到之处。研究高等医学院校大学生对心理咨询的认知情况,揭示其对心理咨询的认知特点和规律,将有助于更好地开展医学生心理咨询工作,提升心理咨询的利用度,切实提升学生的心理素质。 [关键词]高等医学院校;心理咨询与治疗;心理健康资源 近年来,各高校纷纷成立心理咨询机构,开展心理咨询和心理健康活动。但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有效开展除了与学校提供的服务、咨询师的资质有关外,还与大学生对心理咨询的认识、利用学校心理健康资源的有效性存在密切相关。相关研究表明:高校心理辅导咨询中心存在浪费现象,对高校心理咨询中心的利用度不高;大学生对理咨询存在认识偏差和情感抗拒。 高校心理咨询工作的成效,除了受咨询机构和咨询人员的因素影响以外,还受学生本身对心理咨询认知水平的影响,原因就在于心理咨询需要来访者的主动参与和积极配合。作为高校中比较特殊的群体,高等医学院校大学生对于心理咨询的理解应当有独到之处。研究高等医学院校大学生对心理咨询的认知情况,揭示其对心理咨询的认知特点和规律,将有助于更好地开展医学生心理咨询工作,提升心理咨询的利用度,切实提升学生的心理素质。 因此,充分把握咨询对象的特殊身份、心理行为特点,尤其是把握特殊咨询对象对心理咨询的态度和行为趋向就显得尤为重要。但迄今为止的研究集中在心理咨询与普通高校或高等医学院校德育工作的关系、心理咨询的模式、专业队伍的建设等问题上,关于学生对这一工作认知的调查研究还十分欠缺。 本研究采用自编问卷法对三所高等医学院校的大学生进行了调查,试图对这一问题做一初步探索。 1对象和方法 1.1对象 选用辽宁沈阳三所高等医学院校的大学生,采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进行问卷调查。 共发问卷960份,收回有效问卷896份,有效率为93.3%。被试年龄范围为18~22岁,平均年龄20.1岁。其中男生40.8%;女生59.2%。 1.2方法 采用自编调查表《大学生对心理咨询的认知调查表》,其中共40题,包括6个方面:对心理咨询功能、求咨行为和心理咨询师的认识、对心理咨询的期望、接受过心理咨询的大学生比例、有咨询经历的大学生的求咨情况。问卷的编制经过初拟试题、反复修改、小范围试测、再修改、定稿等几个基本阶段,以保证具有一定的信度和效度。因为是多项选择,各选项百分数相加可能大于100%。[1]调查数据用SPSS 13.0软件进行卡方检验。 2结果 2.1医学院校大学生对心理咨询功能的认识 关于“心理咨询主要帮助人们解决什么问题”,选择“包括心理疾病和一般心理问题”为69.2%,“一般心理问题”为19.8%,“心理疾病”为10.4%。关于需要接受心理咨询的人,选择“具有一般心理问题的人”为80.7%、“心理疾病患者”为72.4%,“想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自我的人”为63.8%。关于最需要心理咨询的问题,选择人际关系问题的为53.8%,恋爱问题为14.7%。然后依次是择业和就业、学习、工作以及性方面的问题,另有11.3%的学生选择“其他”,主要是世界观、人生观及人生的目的、意义问题等。 2.2医学院校大学生对求咨行为的认识 关于自己对待他人求咨行为的看法,选择心理疾病和一般心理问题的为61.5%,其次是一般心理问题(35.3%),最后才是心理疾病(7.8%)。关于他人对待自己的求咨行为的看法,选择心理疾病和一般心理问题的为39.9%,一般心理问题为30.1%,心理疾病为20.9%。自己对待好朋友以及设想好友对待自己的求咨行为所采取的行动,选择最多的都是关心帮助(74.2%、69.8%),其次是和从前一样对待(24.6%、29.8%),最少的是避而远之(2.8%、3.1%)。自己对待关系一般的同学以及设想他们对待自己的求咨所采取的行动,选择最多的都是和从前一样对待(59.6%、68.7%),其次是关心帮助(38.6%、28.7%),最少的是避而远之(2.9%、9.1%)。心理问题的求助对象,选择朋友的为41.2%,自我调节为37.9%,寻求心理咨询机构的帮助为10.2%,接下来依次是找父母(7.9%)、找同学(5.2%)和找老师(1.9%)。男女生的选择差异显著(x2=20.19,P 2.3医学院校大学生对心理咨询师的认识 认为心理医生和心理咨询师是同一概念的为60.2%,认为不是的为20.5%,不清楚的为19.3%。女生选择“不是” 的比例高于男生(79.6%/67.1%,x2=17.01,P 2.4医学院校大学生对心理咨询的期望 关于咨询的形式,选择面对面咨询的为51.6%,网络咨询为26.5%,热线电话为19.6%,书信咨询为11.7%。关于是否会遵从咨询师的意见,选择“肯定会”的为8.6%,“有可能会”的为59.7%,“肯定不会”的为5.9%,“视具体情况而定”的为27.9%。女生比男生更多抱着折中和不确定的态度(92.8%、87.9%,x2=10.71,P 2.5有咨询经历的医学院校大学生的基本求咨情况 接受过心理咨询的医学院校大学生寻求咨询大多是因为遇到了学习、就业、恋爱和人际关系这四个方面的问题,其中学习问题更多一些。关于在遇到此类问题多久寻求咨询帮助,没有特别明显的集中时间。有近3/4的学生在求咨前尝试过其他方法,主要是自我调节(49.6%)和找朋友倾诉(30.6%),在发现这些方法不能完全解决其心理困扰后才想到求助于心理咨询。大学里的心理咨询机构仍然是他们的首选,所接受的心理咨询以短期咨询为主,这与他们的心理问题以发展性问题居多有关。每次接受心理咨询的实际时长,选择1小时左右的仅37.8%,不足半小时的为32.6%。将此结果与大学生所期望的咨询时长相比较,可以看到实际咨询时长偏短。对于心理咨询效果的评价,认为很有帮助或有些帮助的为75.7%,认为咨询师完全或基本合格的为88.9%,多数大学生对心理咨询给予了较为肯定的评价。目前高校心理咨询存在的主要问题,选择“专业人员少”的为52.6%、“从业人员的专业水平低”为35.2%、“管理体制上存在较多漏洞”为30.8%,“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平有待提高”为22.9%。 总的来看,医学院校大学生对心理咨询的认识与该学科本身的性质较吻合,绝大多数学生认为高校有必要开展心理咨询工作。对于咨询的功能,多数学生认识到心理咨询的内容包括心理疾病和一般心理问题。人际关系问题是大学生最主要的咨询内容。对他人的求咨行为,通常都选择关心帮助或至少和从前一样对待,避而远之的仅是极少数。一般学生都表示愿意接受心理咨询,但倾向于通过自我调节不能独立解决或找朋友倾诉无法有效解决之后。在咨询师的选择上,更希望是像朋友和家人一样的中年人或同龄人,这与东方人希望咨询师是“自己人”的研究结果一致。对于咨询及咨询师的信任程度及心理咨询的作用存在着矛盾倾向:一方面相信心理咨询有用、愿意按照咨询师的意见去做,但另一方面又对咨询师能否守密表示怀疑,不愿全部讲真话。在咨询形式上,更愿意接受时长一小时左右面对面的咨询。女性咨询师似乎更受欢迎,且关于咨询师的外表也提出了一定要求。在评价咨询师是否合格时,大都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女生较集中地选择通过心理咨询解决人际关系问题,而男生的选择宽泛得多,包括恋爱、性、学习和工作等方面问题。最先求助的对象,女生首选朋友,男生更多试图通过自我调节解决。女生更愿意接受心理咨询和认同高校开展咨询工作。我们的调查表明,女生在需要心理咨询时,更多地认为好朋友会“关心帮助”她,男生则更多地认为好朋友会“和从前一样对待”或“避而远之”;女生倾向于选择中年的同性咨询师,男生则更愿意接受同龄的异性咨询师,且对她们的外表也有更高的要求。 总之,心理咨询已得到了越来越多大学生的重视与认同,但是学生对此的认识和期望与实际求咨中遇到的多方面问题还有一定的差距。 浅谈心理咨询与治疗:心理咨询与治疗的伦理学特征 【摘要】目的对心理咨询与治疗的伦理学特征进行综合研究与分析。方法选取2008年1月――2013年1月期间,于我院进行心理咨询以及心理治疗的患者共计200例作为研究对象,针对患者对心理咨询与治疗过程中,在规范作业、保守秘密、知情同意、以及平等作业四个方面的满意率进行详细统计与分析,研究在心理咨询与治疗中,伦理学特征研究存在的薄弱之处,并指出相应的改善措施。结果200例患者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规范作业的满意率为62%(124/200),对保守秘密的满意率为65%(130/200),对知情同意的满意率为58%(116/200),对平等作业的满意率为61%(122/200)。各心理咨询与治疗伦理学特征研究满意率数据对比不存在统计学差异(P 0.05),不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现阶段有关心理咨询与治疗的伦理学特征研究各方面还比较薄弱,制约心理咨询与治疗工作的发展。需要在规范作业、保守秘密。知情同意、以及平等作业各个方面加大研究,提高伦理学研究质量。 【关键词】心理咨询;治疗;伦理学;特征 对于我国而言,有关心理咨询与治疗的研究起步时间比较晚[1],特别是在其伦理学特征的研究方面,还不够的成熟。同时,据相关调查研究数据显示[2]:从事心理咨询与治疗工作的人员个人素质层次不齐,绝大部分研究人员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对心理咨询理论、治疗方法的传授方面,对伦理教育的关注度不够。为了进一步研究在心理咨询与治疗中,伦理学特征研究存在的薄弱之处,并指出相应的改善措施,本文以2008年1月――2013年1月期间,于我院进行心理咨询以及心理治疗的患者共计200例作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问卷调查,取得了满意的效果,现总结并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选取2008年1月――2013年1月期间,于我院进行心理咨询以及心理治疗的患者共计200例作为研究对象。200例患者中,男性患者共计65例,女性患者共计135例。患者年龄在25-45周岁范围之内,平均年龄为(35.2±1.9)岁。初中以下学历患者共计85例,高中学历患者共计50例,大学及以上学历患者共计65例。 1.2方法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针对患者对心理咨询与治疗过程中,在规范作业、保守秘密、知情同意、以及平等作业四个方面的满意率进行详细统计与分析,研究在心理咨询与治疗中,伦理学特征研究存在的薄弱之处,并指出相应的改善措施。本次共发放调查问卷200份,回收问卷200份,有效回收率为100%。 1.3统计学方法本文中的所有实验数据采用SPSS17.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期间比较以X2检验,并以P 2结果 200例患者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规范作业的满意率为62%(124/200),对保守秘密的满意率为65%(130/200),对知情同意的满意率为58%(116/200),对平等作业的满意率为61%(122/200)。各心理咨询与治疗伦理学特征研究满意率数据对比不存在显著差异(P 0.05),不具有统计学意义。详细数据如下表所示,见表1。 3讨论 本文以问卷调查的方式,以我院自2008年1月――2013年1月期间,所收治的进行心理咨询与治疗的患者为研究对象,所得出的研究结果为:各心理咨询与治疗伦理学特征研究满意率数据对比不存在显著差异(P 0.05),不具有统计学意义。以上数据提示:现阶段有关心理咨询与治疗的伦理学特征研究各方面还比较薄弱,制约心理咨询与治疗工作的发展。需要在规范作业、保守秘密。知情同意、以及平等作业各个方面加大研究,提高伦理学研究质量。具体而言,可以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①首先需要认识到,心理咨询与治疗工作同一班意义上的医学治疗工作并不完全相同,针对当事人所采取的心理咨询以及治疗方案均应当体现其针对性、以及系统性[3],严格按照规范程序开展各项工作,加强伦理性的技术规范教育工作,最大限度的避免在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出现临床伦理方面的问题;②保守秘密是心理咨询与治疗活动开展中最核心的问题,但保守秘密需要除开一定的条件与情况,例如当事人被推断极有可能造成自伤、自杀的问题,或当事人被推断可能对他人产生攻击与伤害[4],又或者在法庭需要取证有关当事人资料信息的情况下,可避免对保守秘密原则的遵循;③从知情同意的角度上来说,为最大限度的保障心理咨询与治疗的整体水平,在当人事同意进行心理咨询与治疗活动之前,当事人应当被告知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心理咨询与治疗的费用开支、心理咨询与治疗的频次、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出现失约现象的处理方法、心理咨询与治疗中,主体对象的资格与能力;④在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平等性的伦理教育内容是针对治疗师所提出的伦理标准,要求治疗师能够以公平的态度看待每一个当事人,杜绝其他因素对心理咨询与治疗的过程产生干扰。 浅谈心理咨询与治疗:基于文化心理学视野谈心理咨询与治疗 摘 要:文化心理学的侧重点在于社会文化对人们的心理和行为造成的影响,基于文化心理学的视野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心理咨询的动机和效果上,西方的心理咨询和治疗方法对于东方人的心理问题来说并不适用。文化心理学告诉我们,心理咨询与治疗应该在国外心理学理论上进行吸收和改造,再结合人们的实际情况进行研究和治疗。 关键词:文化心理学 心理咨询 治疗 文化心理学是近年来心理学发展的一个分支,其主要是根据人的社会文化对其心理进行分析考察,把人放在社会环境内,用发展的、系统的眼光,根据人类的语言、历史、风俗习惯等社会现象和精神现象对其心理进行研究。根据文化心理学来进行心理咨询和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一、对文化心理学的认识 文化心理学是理解和表明人类心理活动的独特视野方式,它的基本主张要求文化和心理相互依存、相互生成。文化和人类心理行为之间是无法分割的,在特定的文化氛围内,要想理解人们的心理行为,就必须依据人们的生活、生产这些特定文化。 二、基于文化心理学进行心理咨询和治疗的重要性 心理咨询和治疗是从美国发展起来的,它的治疗方式、目标和主题都是受到美国本土文化状况影响的,所以,心理咨询和治疗并非是面向世界的。目前国内心理咨询和治疗的实际应用中,心理咨询师常用的行为疗法、现实疗法、精神分析法和个人中心疗法都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20世纪末,我国开始对心理咨询和治疗加以关注起来,由于社会性是人的重要属性,其行为方式受到本土文化、社会背景的影响,作为舶来品的心理咨询和治疗,对中国人的心理问题并不适应。所以,当我们在对咨询者进行心理咨询和治疗时,把文化心理学考虑进去是势在必行的。 三、基于文化心理学对国人进行心理咨询和治疗的途径 对国人进行心理咨询和治疗,必须以我国的社会文化作为主要依据,组建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心理咨询和治疗的体系。基于文化心理学视角来说,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推进心理咨询和治疗: 1.汲取和创新 对西方的心理咨询和治疗过程要进行吸收与改造创新,这是因为大量实践表明,国外的心理咨询和治疗程序对于国人的心理状态和观点并不适合。但是所有人的心理和行为具有共通性,国外的理论研究能给我国的心理咨询和治疗一些启示,因此我们可以吸收汲取国外好的经验,并根据中国人的心理状态,创立一套适合中国人的治疗理论。因此,我们应该深入社会实践,根据我国国情与国人心理素质现状进行研究探索,这样创建的心理咨询和治疗理论才能对处在我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国人的心理治疗起到重要作用;然后我们再根据中国人的心理特征、形式、结构,塑造出中国人与我国制度环境和社会文化相适应的心理状态。 2.传承并发扬 我们应该对我国近代哲学和心理学进行研究。我国文化源远流长,我国的心理思想是在我国社会漫长的文化历史中演变而来的,所以要想根据中国人的心理状态构建出一套适应于国人的心理咨询和治疗理论,就应该基于文化心理学视野。对于心理咨询师来讲,要把心理咨询和治疗同文化背景结合起来,古为今用,为心理咨询和治疗创造出更为有益的技术和理论。 3.科学规范地进行研究 由于心理治疗起源于西方,所以它的咨询和治疗带有西方的文化色彩和价值观。我们在进行心理咨询和治疗的研究中,应该从西方心理学研究的科学和人文主义对立造成的以自我为中心、视野狭隘的弊端出发,肯定西方心理学理论的现有成果,选择适应我国文化实际的研究方法,最终获得符合中国人心理的咨询和治疗体系。 四、如何有效利用心理助人方式进行心理治疗 大量研究表明,国外心理咨询和治疗的局限性逐渐凸显,心理医生应该采用同咨询者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方式,来满足其心理需求。对于中国人来说,心理咨询和治疗可以采取沉思冥想、瑜伽、气功等方式。虽然这些同西方的治疗方式千差万别,但它们的相同之处在于它们都采取了立足大局观的方式,认为人们的心理问题是由于机体环境与外界环境没有协调发展导致的。 五、结束语 文化心理学对于心理咨询和治疗具有冲击作用,以文化心理学的视角来看心理咨询和治疗,说明心理学研究越来越开始关注人文取向,表明心理咨询和治疗的发展和文化之间具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又表明心理咨询和治疗对文化具有依存作用。笔者相信,在今后,我国的心理咨询和治疗一定会和国外社会一样,被人们当作不可或缺的精神按摩,变成社会文化进步的关键所在。
中学美术教学论文:初中美术教学中学生欣赏能力培养初探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我国教育事业也在不断创新,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实施,各学校都在提倡素质教育,培养学生综合能力全面发展。就初中美术教学来说,传统的初中美术教学仅重视理论知识的传播,而忽略对学生美术欣赏能力的培养。而当今社会,越来越多的学校认识到对学生综合能力培养的重要性。在初中美术的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的美术欣赏能力,符合当今的教学理念,在美术课堂教学活动中,老师要充分尊重学生,重视学生在课堂中的主体地位,提高美术课堂的教学质量。本文就探究初中美术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美术欣赏能力以及培养这种能力对学生未来发展的深远意义。 关键词:初中美术教学活动培养美术欣赏能力研究意义 一、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在提高,教育事业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在初中美术的教学过程中,老师不应该仅传授给学生绘画技巧,更应该培养学生的美术欣赏能力,让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学会发现美。初中美术这门学科的教学目标,随着素质教育的实施而发生改变。学生提高了美术欣赏能力,才能有良好的道德品质,树立正确的人生观、社会观以及价值观。美术这门学科是初中教学中的一门基础课程,对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有着重要的作用,美术这门学科的教学符合当今教育提倡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二、我国初中美术教学的现状 近几年来,我国初中美术教学存在着很大的问题,老师和学校过于重视美术教学成果,培养学生的绘画技巧,却忽视了对学生美术欣赏能力的培养。我国初中美术教学的现状主要表现在: 1.对培养美术欣赏能力的重视程度不够。 目前,我国多数初中学校没有很好地认识到学生欣赏能力的重要性,没有顺应新课标提倡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学理念。初中美术老师的传统教学理念过于深入,仅仅重视对学生的绘画技巧的培养而忽略了审美能力的培养。 2.学生自身的素质不足。 由于目前中学生多是独生子女,他们在家中习惯了娇生惯养,在初中学习过程中很多学生吃不得苦,缺乏毅力,不能很好地完成初中美术教学活动。此外,初中学生的本身性格特征有一定的缺陷,他们对有趣的学习内容才会有学习兴趣,学习质量才会得到提高。 三、初中美术教学中学生的美术欣赏能力的培养路径 1.提高学校和家长对学生美术欣赏能力的重视。 家长首先要明白孩子掌握美术欣赏能力的重要性,当今社会对人才的要求不再仅仅是知识的掌握,更需要全能型、应用型、创新型人才,为了学生将来的发展,家长必须了解当今社会形势,支持学校的美术课的教学活动。初中美术老师也应该努力转变自己的思想,改变传统的教学理念,不再一味地追求学生的绘画技巧能力,而应考虑到学生的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在初中学生们的眼中,世界是美好的,他们的美术欣赏能力得到培养,才会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发现更多的美好。家长在日常生活中要多多鼓励学生主动参与到美术课的教学活动中,提高美术课的教学质量。 2.增加学生的课后实践活动。 在美术课的教学活动中,要丰富教学形式,增加一些课外写生活动练习,让学生在美术课中体会生活中的美好。课外写生活动可以有效地激发学生的美术学习兴趣,这种教学活动响应了新课标提倡的“以学生为本”的教学理念,丰富教学形式。课外写生活动可以让学生们多多感受大自然的美好,培养学生热爱大自然的品德。学习来源于生活,课外写生活动和学生们的生活紧密相连,培养学生生活中观察事物的能力,从而提高学生的美术欣赏能力。 3.树立学生正确的价值取向。 初中美术教学活动要想顺利的进行,就应该树立学生先进的社会观、价值观以及人生观。有了正确的三观做指导,美术这一实践性强的学科教学才能顺利完成。初中美术老师在引领学生学习的同时,也应该指导学生树立良好的道德品德,让学生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对社会的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初中美术老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利用生活中的美好、美术艺术品的美好等来帮助学生体会生活中的美。 4.丰富初中美术的教学方法。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初中美术的教学方法也应该不断丰富。在初中美术的教学过程中,老师应该创新教学内容、教学目标、教学方法,以培养学生美术欣赏能力为教学目的,充分利用多种教学方法,合理使用先进的多媒体技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比如说,在讲解罗中立的油画———《父亲》的时候,老师可以用多媒体将图片呈现给大家,并搜集这幅作品创作的历史背景,让学生更好地理解这幅作品。初中美术课堂教学方法的丰富对学生美术欣赏能力的培养有着重要的作用。我国初中美术的教学在当今社会形势下必须得到改革,由于传统的教学模式不能符合当今社会的需求,我们要重视对学生美术欣赏能力的培养,让学生重视到美术学习和生活的紧密相连性,让学生在生活中发现美。总的说来,初中美术教学中培养学生美术欣赏能力是一件艰难的工作,需要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树立学生正确的三观以及实际生活的观察能力、想象力等。 作者:侯爱群 单位:江苏省盐城市毓龙路实验学校 中学美术教学论文:中学美术教学资源有效整合 一、充分整合网络资源,为教学设计汲取更多营养 网络可以带来海量的信息,可以实现交流的及时性、互动的有效性。网络已经融入了中学美术教学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环节,广大教师应当充分借助于这一先进的媒介,丰富和拓展自身教学工作,让美术教学向着更加科学高效的方向发展。在美术教学中,我致力于从两个方面着手体现网络资源的促进作用。一方面,或借助于网络资源不断完善自身教学设计。教学工作是一项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工作,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不同年龄段的学生之间,美术教学都有其具体的要求。教师要时刻注重教学理念、方式方法与资源等方面的更新,切实有效增强教学的科学性、针对性。对于美术教师而言,完全依靠自身的教学经验,要想取得更大的突破与创新,难度显而易见。此时借助于网络手段,充分浏览他人的经验技巧,能够对自身教学工作的完善起到非常明显的促进作用。教师可以浏览一些知名中学的教学网站,了解他们的教学方法模式,以及在线与其他美术教师开展互动交流,这也是增强美术教学设计有效性的重要抓手。另一方面,我重视在网络中搜集教学的补充信息,例如向学生出示不同国家、不同时期、不同人物的优秀美术作品,从油画、水墨画到雕塑等等。网络资源可以为教学工作提供丰富的影像资料,运用到课堂教学中能够更加有效辅助教学工作开展,对整个教学而言具有较为明显的支撑作用,充分体现了网络手段促进教学的功能。 二、充分整合情感资源,为教学开展激发内在动力 情感是非常重要的教学促进因素,如何激发学生积极向上的情感,调动他们美术学习的兴趣,对美术教学工作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中学生进入了青春期,他们的思想情感也更加丰富和多样化。教师要充分整合教学中的情感资源,使其有效推动教学工作开展。首先,教师要善于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可以通过美术作品的展示,让学生有效增强对艺术的鉴赏能力。学会结合作品的创作背景,从色彩、明暗、线条、造型以及蕴含的思想情感等方面感悟作品的魅力,投入到艺术的殿堂之中,在感悟其魅力的同时增强美术学习的兴趣。其次,我在教学中注意发掘教学内容自身蕴含的情感因素,从古代艺术成就感悟中华民族的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从不同国家的艺术发展感悟艺术无国界的理念,感悟艺术发展中所呈现出来的瑰宝。这些内容中的情感发掘,可以为学生深入学习美术提供重要的支撑。另外,教师在教学工作中还要重视对学生的激励,通过正面为主的评价方式,让学生充分感悟到学习活动是一项快乐的事,自己所创作出来的美术作品得到了老师的认可、同学的肯定,这种因学习的成功而带来的快乐,将会形成学生最为强劲的学习动力。在教学中我注重整合这些情感资源,让学生在学习活动中更加投入。 三、充分整合载体资源,为教学互动提供有力帮助 中学美术教学需要一定的载体作为承接,让学生形成扁平化的学习集体,相互之间讨论分析、研究深入,既能够有效策应教师启发引导活动,也能够开动脑筋、拓展思维,增强教学的互动热烈程度。我在教学活动中结合学生实际学习状况进行了载体的丰富设置。首先,在学习载体设计上注重创新,以小组这一形式作为整个教学活动组织开展的主要单位,安排6人或8人一组,每个班级分成若干学习小组,每个小组还安排了牵头的学生。这样教师在教学中就可以以小组为单位进行任务的布置落实,要求他们开展自主探究活动,对教学工作的顺利推进设置了较为科学的组织体系。其次,我在教学中充分发挥这些合作小组的作用。每一个小组就是一个独立的学习集体,教师在美术课堂上出示需要探究的内容之后,要求小组进行合作研究,由小组每一个成员进行共同讨论,针对其中的难点开展研究。这样的合作载体可以在集聚学生集体智慧、提高教学有效性方面发挥明显的促进作用。每一位学生不再是被动接受知识,而是主动有效进行分析研究,思维的深入程度、拓展程度都有了明显提高。另外,我还发挥合作小组在学困生转化方面的作用,组织学生开展结对。每一个小组都是一个整体,学生遇到美术学习方面的难点时,教师要进行引导,让小组里面的同学之间相互帮助、结成帮助群体,这也是增强教学平衡性、促进整体教学成效提升的有力抓手。 四、充分整合活动资源,为教学深化巩固拓展空间 美术教学与学生的思想成长、观念形成、审美情趣等方面息息相关,是对学生实施美育熏陶的重要组成部分。广大教师一定要重视整合各种课外活动资源,让学生既在课堂上学得扎实,又在课外活动得开心,从而为他们的美术素养的提升奠定良好基础。我在教学之余指导学生开展各种类型的课外活动,主要以兴趣小组的形式进行。学生对哪一方面感兴趣,就可以组织他们成立相应的兴趣小组,拟定计划与进度安排,确定活动内容,有效开展研究活动。我所任教的班级曾经组建了多个兴趣小组,其中印象较为深刻、成效较为显著的是一个班级的雕刻兴趣小组。我在课外进行了技巧的指导,学生兴趣也非常浓厚,学习了篆刻等多种技能,有效丰富了学生的课余生活,也提高了学生的艺术素养。有的学生在毕业多年后还提及这一兴趣小组活动,养成了他们一生的兴趣爱好,可见课外拓展活动的开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我还针对部分有志于未来从事美术专业发展的学生进行了专门辅导,针对美术专业考试的项目内容进行强化巩固,为学生未来的发展尽可能拓展空间,让他们得到全面的发展。 五、充分整合乡土资源,为教学理解掌握丰富素材 各地区在长久的发展中都积淀了丰富的艺术精华,各种美术表现形式成为了美术教师教学中应当充分吸收借鉴和运用的重要素材。结合这些乡土内容,教师可以开展校本课程活动、专题研究活动等,以满足学生的美术学习兴趣,提高教学的素质化程度。例如本地在蓝印画布、板鹞风筝、邮票设计、木板画等具有显著特征的乡土艺术方面有一定的基础,学生也非常熟悉这些艺术形式。我组织学生开展了专门研究,在教学内容中增加这些乡土教材。学生在课堂上充分展示了自己的艺术才能,并带领大家一起研究这些乡土艺术的操作要点,使美术教学更加贴近学生实际,更加有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使乡土文化与美术教学融为一体,较好地体现了美术教学素质化的目标。综上所述,美术教学中具有丰富的资源可以发掘,每一位教师都要重视并充分利用这些资源服务于教学工作。 作者:施静 单位:江苏省通州区金沙中学美术组 中学美术教学论文:农村中学美术教学方法探讨 由于农村中学的教学设施相对陈旧,教学资源相对落后,再加上地域特点、学生经验等因素的限制,农村学生与城市学生在美术能力上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更新农村中学美术教育观念和教学模式,探索有利于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教学方法,是目前各农村中学美术教学面临的重要研究课题。 一、应用科学合理的教学评价方式 有效评价美术课程教学,不仅对学生的全面发展具有促进作用,还能促使教师改进教学,进而推动美术课程迅速发展。因此,美术课程教学评价的基础应是学生学习美术课程的客观情况,这就要求教师在重视学生掌握美术技能和知识情况的同时,还要着重关注学生在美术价值观、学习能力、情感、学习态度方面的表现,以体现评价的综合性和整体性。合理的评价能使个性特点和自身素质不同的学生在美术活动中都能得到锻炼和发展,同时使每位学生都能享受到成功带来的自豪感和喜悦感,进而树立学习美术的自觉性和自信心。此外,教师还可通过给出等级的方式评价学生的美术作业,并运用一些带有丰富感情色彩的积极评语辅助评价,不仅如此,还可采取座谈或互评的方式进行评价,以肯定学生的发展和进步,促使学生明确自己的发展方向和需要改进之处,摒除只求共性和标准答案的评价方法。 二、制定适度、有效的教学目标 一般来讲,教学目标的主要制定依据是学生的学习情况。学习目标具有指导性作用,也可作为检测学生学习效果的主要标准。因此,学生制定合适、准确的学习目标显得尤为重要。农村中学的美术教师应当明白,完全依据教材要求制定教学目标,很难让无任何基础的学生有效理解和学习美术课程知识。同理,在实际的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如果未从实际出发制定适于农村学生学习的教学目标,农村中学美术教学效果必定不理想。所以,农村中学美术教师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制定适当的教学要求。在农村中学美术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根据学生的生理和心理特征,提出相应的教学要求,促使美术课程教学面向所有学生,以降低相关技能和知识的难度,确保学生不断发展、进步,同时具备成功的体验和挑战能力。如,教师在国画课教学中,切不可要求学生开始就进行专业作画,一定要在让学生体验国画笔墨乐趣的同时,逐步提高学生的作画要求。第二,选择合适的授课内容。在农村中学美术课堂教学中,教师一定要灵活选择课程内容,切不可完全照搬课本内容,而是要在紧抓基本知识点和技能的基础上,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结合学生的兴趣和基础,在教学内容中加入新的知识点。总之,教师应根据学生的心理特点,结合其生活环境,选择能激发学生兴趣且能达到教学目标的教学内容。 三、不断创新教学方法,充分激发学生学习美术的兴趣 其一,改变教育观念,革新以往的教学模式。在美术课堂教学中,教师应采用以学生为主的教学模式,以便更好地指导学生;培养学生的逆向思维,以防过分灌输知识而使学生局限于教师所授;创新教学方法,有机结合多媒体技术进行教学;改变不讲个性、重视共性的培养目标,不强调标准化、同一性和同步化,以保证在关注学生共性的同时,重视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个性。教师应具备全新的教育观念和思想,教书与育人兼顾,尤其要重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以有效实现素质教育。其二,教师提高综合素质,拓展教学眼界。教师只有具备广阔的视野,才能真正成为教育能手。农村中学一些美术教师缺少精湛的专业技能和渊博的专业知识,很难让学生掌握相关知识、锻炼技能、发展兴趣。因此,农村中学美术教师应在课余时间努力学习理论知识,强化绘画实践能力,进而顺利完成课堂教学任务。其三,结合生活实际,灵活使用教学方法。第一,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由于中学生正处于心理逐渐成熟阶段,因而其非常在意教师的态度,这就要求教师构筑融洽、和谐的师生关系,以培养学生的自信心和自尊心,及时发现并纠正学生的错误,促使学生在宽松、愉悦的氛围中有效激发创作灵感和创新精神。第二,走进现实生活,让学生感受美术学习的乐趣。美术课程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学生在美术实践活动中能获取丰富的知识和创作的源泉,进而享受美术学习带来的乐趣。第三,因材施教,以分层次的方式完成教学任务。由于中学生的爱好倾向和审美素质各不相同,因而教师要因材施教,创新教学方法,实施分层次教学,进而让学生在完成相应学习目标的同时,享受成功的喜悦。 四、结语 各农村中学美术教师应不断实践、学习和探索,以便更好地应对教学中遇到的问题和挑战。在农村中学美术教学中,教师应以学生为主,从其生活实际和兴趣出发,不断探索、设计美术课堂教学过程,同时了解创新教学的重要性,从而实现美术课堂教学的创新,推动农村中学美术教学稳定发展。 作者:蓝国萍 单位:四川内江市市中区龚家初级中学 中学美术教学论文:中学美术教学弘扬和传承传统文化浅谈 中国历史悠久,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等方面,由于距今年代久远,很多学生对于传统文化并不了解,甚至无法理解和认同。中学美术课程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和传承具有重要作用。中学美术教师应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的传统文化素养,培养他们全面健康的审美观念。 一、传统文化对于中学美术教育的重要意义 中学美术教学既要注重知识传播和技能锻炼,更要通过艺术的熏陶砥砺道德品质,完善人格修养,实现对人精神世界的塑造。而实现这一目标,传统文化积淀的精神财富是取之不尽的瑰宝,中国传统文化闪耀着崇高的人性光辉,胸怀、仁爱、诚信、修身、立志、廉洁、牺牲……这些美德都是传统文化的信仰,也同样应该成为我们锻造人文素养,完善人格的信仰。传统文化对拓宽审美视野、提高艺术修养大有裨益。中国传统文化凝结了哲学和艺术的结晶,在中医、科技、文学、艺术、教育各个领域积淀了无数令人为之倾倒的作品,其形态、功能、内涵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审美情趣和精神状态,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宝贵财富。脱离传统文化的积淀空谈艺术修养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传统文化和中学美术教育间存在着无法割裂的关系,是美术学习和创作永不枯竭的智慧源泉,只有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刻的理解,才能真正拓宽审美视野、提高艺术修养、提高艺术修养,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进入更深的艺术境界。 二、当今中学美术教学与传统文化结合丞待加强 “重知识,轻素养”根深蒂固。当前中学美术教育在提升人文素养上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重知识,轻素养”的局面尚未得到根本改善。一是注重美术技能传授,忽视审美感受培养;二是注重美术形式学习,忽视文化低云积累;三是注重美术学科本身,忽视跨学科交流。这种局面下,美术教育容易流于形式,导致部分学生文化素质苍白、难以厚积薄发。因此,强化传统文化的熏陶,从几千年的历史积淀中吸取精华,提升学生的审美素养、积累文化功底,是一项现实而紧迫的任务。“重洋轻土”一度普遍存在。无庸质疑,当前我国中学的美术教育实践中仍然存在“重洋轻土”的现象,表现为大量采用西方的美术教学模式,侧重西方美术能力锻炼,比如绘画上过分重视素描、色彩(水粉、水彩、油画“、速写等西方画种教育,忽略中国画的表现技法和形式。重视这些并无不妥之处,西方的焦点透视、解学、光影素描等能力的锻炼也是非常重要的,不妥的是此薄彼、“重洋轻土”。这种情况下,容易使人在文化意识尚且模糊的状态下,盲目追求“中西结合”。追求表面形式,忽视精神内涵,这对培养真正优秀的美术人才并无益处。当今世界文化发展趋势是相互融合、取长补短,我们应该时刻清醒地认识到,只有立足传统文化,我们才能“拿来”得更理直气壮,避免陷入盲从和消极。 三、中学美术教学弘扬和传承传统文化的举措 中华民族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建立一个兼具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和谐社会,在各个方面传承和发展传统文化将大有裨益。对中学美术教育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1.在优化课程设置上下工夫。 课堂教学是最直接、最基本的教学方式。可以考虑在中学美术课程中增加传统文化和传统美术课程的比例,加大跨学科交流的力度,把优秀艺术作品引入课堂,充分利用课程设置的示范作用,鼓励学生广泛深入地了解和学习传统文化。引导学生欣赏传统文化的艺术价值,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培养学生的传统文化底蕴。 2.在创新教育模式上下工夫。 美术教育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既可以让优秀的内容走进课堂,又可以让学生走出课堂,走进博物馆、美术馆,走进节日风俗、祭祀仪式,有条件的中学还可以鼓励学生呢感走出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进行社会实践,到国家重大文化和自然遗产地、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实地考察接受,了解我们国家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建立起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感情,进而进行保护和传承。同时,在信息技术条件下,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普及的今天,利用网络平台开展教育和交流也是创新教育模式的应有之义,在这种教育环境下,师生之间的教育关系也应相应扩展,发展充分交流、合作、激励的互动教育关系。 3.在搭建交流平台上下功夫。 交流平台是课程教育的延伸和扩展,要结合中学实际,加强优秀传统文化教学研究基地建设,加强中学之间资源共享,充分利用学术研讨、课题研究、艺术展示、访问学者等方式,搭建形式多样的传统文化交流沟通平台,积极鼓励学生参与其中。既强调学习交流,又注重发展创新,让学生在充分贴近吸收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寻找创作灵感源泉,探索在创作中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 四、结语 总之,在中学美术教学中应弘扬和传承传统文化,让我们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让传统文化赶上时展的步伐,植根于当代人们的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光彩。中学美术课程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和传承具有重要作用。中学美术教师应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的传统文化素养,培养他们全面健康的审美观念。 作者:腾达 单位:重庆市云阳县教师进修学院 中学美术教学论文:中学美术教材教学 当代中学美术教育课程标准,已经意识到要解决上述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吧: 首先,新课程中由重教师“教”向重学生“学”的转变,现在的美术教科书都比较充分体现了以学生发展为中心,激发学生参与表现与鉴赏活动欲望的思想,这一角色的转变,充分发挥了学生在美术课程学习中的主体作用,给学生创造了发现自己个性和创造能力的空间。这样使得学生们在表现过程中真正感受到创造的喜悦,在自己制作的过程中发现艺术的丰富性、深度以及魅力。这一点的发展正是美术教育在制作创作领域中突飞猛进的结果。说实在话,美术是一门很特殊的学科,单纯依靠老师的教是无法激起学生广泛的兴趣,只会让学生觉得枯燥无味。美术的魅力就是体现在运用、制作、创作的活动过程中,而从事这一过程的是学生,因此学生的“学”便提高到一个高度,成为美术教学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一环。发展到现在,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及求知欲,这不仅对于美术学科的学习,对于其它学科的发展也是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的。 其次,便是教材中美术与音乐的融合。之前,美术课和音乐课是各属一家的,而现在中学的美术教材中却将美术和音乐融合为一体构成了我们现在的艺术课。教材里面,美术和音乐分别以一个个小单元互相交叠穿插出现,让学生得到视、听觉美的全面感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伟大的尝试,开辟了艺术教学在新世纪新课程中的新的天地。让学生内在思想与感情得以表现,进而发展他们的个性。学生在追求美好事物的同时,也能洞察音乐的韵律和调和,从中又感受到情感的线条和协调色彩,动感地带。而在动感和美妙的音乐氛围中挖掘美的内涵,真的是一个伟大的创举。说实话,音、美本一家,将它们割裂开来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你说美妙的音乐、动人的舞蹈、感人的戏剧中没有透漏出美的含义吗?而精彩的绘画中,强烈的色彩、振奋人心的设计中没有音乐的动感在里面吗?一个好的网站,精彩的图片、完美的排版、优美的文字、动听的音乐,都是构成一个成功网站中不可缺少的因素。所以将美术、音乐的融合作为艺术课向学生传导,不仅锻炼了学生,也给老师提出了新的标准和要求,给教学增加了一定的难度和深度。 另外,音乐、美术在融合的同时,自身内容也在不断地改进和提高。如美术除了保留传统的美术史(古今中外历史),美术作品的欣赏、素描、水彩绘画外,新增加了雕塑、工艺设计、建筑设计、动感网页制作等一些很新潮的内容。而音乐中除了保留传统的音乐歌曲外,新增加了各民族的舞蹈(孔雀舞、傣族舞、新疆舞蹈、藏族舞蹈),地方戏剧(包括沪剧、昆剧、越剧、京剧、黄梅戏),世界性舞蹈(有伦巴、芭蕾舞、恰恰、街舞)等一些很独特、时尚的内容。同时美术与音乐的内容还作了融合,如描绘京剧的脸谱,画出芭蕾舞的造型,舞蹈中服装的穿着,颜色的搭配。走进大自然中聆听大自然的音乐,描绘大自然的风景等。这些都是新课程中艺术课的新特征、新特点。这些新发展是值得肯定的,是社会进步的一个见证。 最后就是,对于学生作品的评价方式多元化了,传统的教学中给学生布置美术作业就象一件任务一样,只求数量,不求质量,一味让学生临摹书上现成的作品而忽略了学生在艺术活动中的创新。而现在就学生作品来看,非常全面地从色彩、形状、构图着眼,并表现在创作作品中的美感特征为标准,让学生充分运用自己的美学知识,发挥自己的想象能力,善用各种美术材料,从而创作出具有美感的作品。新的评价标准提高了学生的兴趣,是值得肯定的。 二十一世纪是一个科技、信息都飞速发展的世纪,美术教育也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跟上时代的步伐。本着创新和跨越的精神面貌迎接新的挑战,并树立新的发展方向和发展趋势,我认为新世纪下,中学美术教育发展的新的方向应该是: (一)进一步确立与终身学习,信息化发展相对应的美术教学目标,社会在发展,科技在进步,美术的生命就在于和社会的接轨,离开了社会生活这片土壤,美术就如一朵枯萎的花朵毫无生气可言。适应社会,就要适应广大人民的口味,生产的产品,创作的绘画作品要受到广大人民的喜爱,甚至它还可以走出中国,走向世界。因此落实在美术教育中,为了培养新世纪的优秀人才,教学目标要与信息化社会发展密切联系。 (二)不应该忽略美术的历史潮流,要注重发掘其中所包含的深刻的文化内涵。中国有着悠久而古老的文化传统,作为中国的炎黄子孙,都应该了解一点中国古老文化的底蕴,并可以向国内甚至国外传播中国的艺术渊源和艺术精髓。贯穿在我们的美术教材中,这部分内容是永远不可缺少的。 (三)更加重视美术与日常生活的关联,美术的本义就是美好,因此创造美妙的东西、创造美好的生活是它最基本的要求,它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不能分开。所以美术教育中应该贯穿一些和日常生活联系的知识,才能发挥它的本质含义和现实意义。 (四)进一步扩展美术教育的内容和表现手段。简单的讲,美术课程中不能纯粹地总使用老一套内容,局限于欣赏和绘画,而可以适当导入摄影、漫画*卡通、陶艺,以及计算机多媒体以及走出课堂等表现手段,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兴趣,也可以丰富学生的知识,全面地培养学生,扩展他们的视野。 (五)注重美术学科与其它艺术学科(如音乐、体育)的渗透和融合,甚至可以与其它非艺术学科进行关联。这样不仅使美术学科自身发挥作用,还可以多渠道地收益不少。 (六)灵活利用社会教育的设施,进一步普及美术馆、博物馆。书本的知识毕竟没有实践来得真实有效,学生对于一件艺术品的欣赏,在博物馆看到的要比书本看到来得激动、兴奋。因此可以适当制造一些机会,让学生可以去美术馆或博物馆欣赏文物、字画,这样不仅完善课本上缺少的内容,也丰富他们的业余生活,提高他们对艺术的兴趣,增长了见识。 (七)开展一些比赛性质的美术活动,鼓励学生踊跃参与,丰富他们的课余活动,也锻炼他们的创作能力,培养他们对美术的热爱,这也是很有必要的。 以上是我在中学美术教育中提出的一些看法。总之,目的就是让学生成为美术教育的主体,让他们内在的创造性、造型表现欲望与外部存在的美术相碰撞,让“美术世界”与学生的“生活世界”(包括现实生活和未来生活)相沟通,从而使学生真正意义上获得对他们终身发展有益的美术能力,从而达到人格的完善的终极目标,我觉得这才是21世纪我们教育者所追求的共同方向。 摘要:本文主要论述了中学美术教学中传统教材里面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和所要采取的一些解决方法,并指出现今美术教材中出现的一些好的发展趋势,并展开一一分析,最后我对此提出,在二十一世纪,美术教材应该有新的突破,并提出它的新的发展趋势,提出一些看法,确立目标方向。 关键词:中学美术教法教材教学改革 引言:21世纪,各地的美术教育者都在积极地探索与新时代相适应的美术教育方向。回顾20世纪,中国的美术教育领域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也有不少教训。本着大家对美术教育共同的话题,借此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与大家一起观阅!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着丰富的文化遗产的国家,这使得我国非常重视本国的传统文化,因此在以往的美术课程中导入了有决定性比例的传统美术内容,让学生以美术鉴赏为出发点,从而了解中国的文化,提高学生的鉴赏能力和审美能力,这固然很重要,但很明显的是,其中存在了很多的问题: 首先,在传统美术教育过程中,教师使用的方法太单一,只是一味地灌输,说教或强制,这样只会让学生产生反感心理,只能收到事倍功半乃至相反的效果。曾经看过有一篇调查报告中陈述一个调查结果是:学生在课堂上所“赞许”的,同他们在闲暇时间中所热中的大相径庭,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就出在教师使用的方法上。其实教师可以通过一些趣味故事,动人、通俗的陈述使学生对艺术品和艺术家先有一个深刻的了解,然后用分数或其它奖惩方法使学生按课本,大纲或教师的要求来对艺术品做出真实的评价。相信在理解基础上的评价会来得真实,而并非弄虚作假。这样才能真正养成比较高的艺术品味。另外随着时代的发展,方式也不能一成不变,它还需要不断更新,不断完善,不断发展。在现代,老师还可以在教学中融入幻灯片的欣赏、多媒体制作的课件、亲身绘制的图片来提高学生的兴趣。 其次,教材内容方面较少考虑到学生的个性倾向和心理水平,违背了教育心理学规律及促进学生健康成长的宗旨,造成了揠苗助长与停滞不前的后果。教师让学生欣赏艺术品,主要不是培养职业的鉴赏家和批评家,但经常对各种审美类型和特征作比较与鉴别,经常对各种艺术作品优劣之处进行区分与评价,确实有助于审美趣味的敏锐化。但这种审美趣味的培养,要充分尊重和爱护学生个性独特倾向。教材切忌简单划一、强求一致、存在明显的成人化倾向,应该由简至繁、循序渐进式的递进,充分考虑儿童的个性心理特征和心理发展水平。 接着,还需要指出的是,传统美术教材过多地引入中国古代、本民族的艺术作品,排斥了中国现代的、以及外国的艺术作品,这是不对的。美术应该注重历史性、民族性,也该注重时代性、世界性。中学的美术教材应该古今贯通,中外联系,才能发挥它的作用。但由于学生比较容易喜爱当代的和本民族的艺术作品,所以我们也不能忽略这个重要因素。因此从吸收当代和本民族的审美趣味入手,由今至古,由中及外地培养,这才是一条符合审美趣味的特征及发展规律的正确之路。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传统的美术教材在历史领域,批评领域很重视,即引导学生了解中国传统的艺术文化及培养学生提高鉴赏能力的同时,却在制作领域、创作领域出现了严重的一片空白。艺术的真正价值在于将美术与实际生活联系起来,为学生提供机会,去体验美术、工艺和设计的不同方法,参加各种小组、班级的艺术活动,并运用创造力、想象力和实践技能创造出各种艺术作品。从而在真正意义上培养学生爱美、爱艺术、并积极地投入到创造美好生活中去,树立真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这样才是真正达到了审美意义上的提高。 中学美术教学论文:中学美术教材教学 摘要:本文主要论述了中学美术教学中传统教材里面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和所要采取的一些解决方法,并指出现今美术教材中出现的一些好的发展趋势,并展开一一分析,最后我对此提出,在二十一世纪,美术教材应该有新的突破,并提出它的新的发展趋势,提出一些看法,确立目标方向。 关键词:中学美术教法教材教学改革 引言:21世纪,各地的美术教育者都在积极地探索与新时代相适应的美术教育方向。回顾20世纪,中国的美术教育领域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也有不少教训。本着大家对美术教育共同的话题,借此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与大家一起观阅!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着丰富的文化遗产的国家,这使得我国非常重视本国的传统文化,因此在以往的美术课程中导入了有决定性比例的传统美术内容,让学生以美术鉴赏为出发点,从而了解中国的文化,提高学生的鉴赏能力和审美能力,这固然很重要,但很明显的是,其中存在了很多的问题: 首先,在传统美术教育过程中,教师使用的方法太单一,只是一味地灌输,说教或强制,这样只会让学生产生反感心理,只能收到事倍功半乃至相反的效果。曾经看过有一篇调查报告中陈述一个调查结果是:学生在课堂上所“赞许”的,同他们在闲暇时间中所热中的大相径庭,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就出在教师使用的方法上。其实教师可以通过一些趣味故事,动人、通俗的陈述使学生对艺术品和艺术家先有一个深刻的了解,然后用分数或其它奖惩方法使学生按课本,大纲或教师的要求来对艺术品做出真实的评价。相信在理解基础上的评价会来得真实,而并非弄虚作假。这样才能真正养成比较高的艺术品味。另外随着时代的发展,方式也不能一成不变,它还需要不断更新,不断完善,不断发展。在现代,老师还可以在教学中融入幻灯片的欣赏、多媒体制作的课件、亲身绘制的图片来提高学生的兴趣。 其次,教材内容方面较少考虑到学生的个性倾向和心理水平,违背了教育心理学规律及促进学生健康成长的宗旨,造成了揠苗助长与停滞不前的后果。教师让学生欣赏艺术品,主要不是培养职业的鉴赏家和批评家,但经常对各种审美类型和特征作比较与鉴别,经常对各种艺术作品优劣之处进行区分与评价,确实有助于审美趣味的敏锐化。但这种审美趣味的培养,要充分尊重和爱护学生个性独特倾向。教材切忌简单划一、强求一致、存在明显的成人化倾向,应该由简至繁、循序渐进式的递进,充分考虑儿童的个性心理特征和心理发展水平。 接着,还需要指出的是,传统美术教材过多地引入中国古代、本民族的艺术作品,排斥了中国现代的、以及外国的艺术作品,这是不对的。美术应该注重历史性、民族性,也该注重时代性、世界性。中学的美术教材应该古今贯通,中外联系,才能发挥它的作用。但由于学生比较容易喜爱当代的和本民族的艺术作品,所以我们也不能忽略这个重要因素。因此从吸收当代和本民族的审美趣味入手,由今至古,由中及外地培养,这才是一条符合审美趣味的特征及发展规律的正确之路。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传统的美术教材在历史领域,批评领域很重视,即引导学生了解中国传统的艺术文化及培养学生提高鉴赏能力的同时,却在制作领域、创作领域出现了严重的一片空白。艺术的真正价值在于将美术与实际生活联系起来,为学生提供机会,去体验美术、工艺和设计的不同方法,参加各种小组、班级的艺术活动,并运用创造力、想象力和实践技能创造出各种艺术作品。从而在真正意义上培养学生爱美、爱艺术、并积极地投入到创造美好生活中去,树立真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这样才是真正达到了审美意义上的提高。 当代中学美术教育课程标准,已经意识到要解决上述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吧: 首先,新课程中由重教师“教”向重学生“学”的转变,现在的美术教科书都比较充分体现了以学生发展为中心,激发学生参与表现与鉴赏活动欲望的思想,这一角色的转变,充分发挥了学生在美术课程学习中的主体作用,给学生创造了发现自己个性和创造能力的空间。这样使得学生们在表现过程中真正感受到创造的喜悦,在自己制作的过程中发现艺术的丰富性、深度以及魅力。这一点的发展正是美术教育在制作创作领域中突飞猛进的结果。说实在话,美术是一门很特殊的学科,单纯依靠老师的教是无法激起学生广泛的兴趣,只会让学生觉得枯燥无味。美术的魅力就是体现在运用、制作、创作的活动过程中,而从事这一过程的是学生,因此学生的“学”便提高到一个高度,成为美术教学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一环。发展到现在,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及求知欲,这不仅对于美术学科的学习,对于其它学科的发展也是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的。 其次,便是教材中美术与音乐的融合。之前,美术课和音乐课是各属一家的,而现在中学的美术教材中却将美术和音乐融合为一体构成了我们现在的艺术课。教材里面,美术和音乐分别以一个个小单元互相交叠穿插出现,让学生得到视、听觉美的全面感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伟大的尝试,开辟了艺术教学在新世纪新课程中的新的天地。让学生内在思想与感情得以表现,进而发展他们的个性。学生在追求美好事物的同时,也能洞察音乐的韵律和调和,从中又感受到情感的线条和协调色彩,动感地带。而在动感和美妙的音乐氛围中挖掘美的内涵,真的是一个伟大的创举。说实话,音、美本一家,将它们割裂开来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你说美妙的音乐、动人的舞蹈、感人的戏剧中没有透漏出美的含义吗?而精彩的绘画中,强烈的色彩、振奋人心的设计中没有音乐的动感在里面吗?一个好的网站,精彩的图片、完美的排版、优美的文字、动听的音乐,都是构成一个成功网站中不可缺少的因素。所以将美术、音乐的融合作为艺术课向学生传导,不仅锻炼了学生,也给老师提出了新的标准和要求,给教学增加了一定的难度和深度。 另外,音乐、美术在融合的同时,自身内容也在不断地改进和提高。如美术除了保留传统的美术史(古今中外历史),美术作品的欣赏、素描、水彩绘画外,新增加了雕塑、工艺设计、建筑设计、动感网页制作等一些很新潮的内容。而音乐中除了保留传统的音乐歌曲外,新增加了各民族的舞蹈(孔雀舞、傣族舞、新疆舞蹈、藏族舞蹈),地方戏剧(包括沪剧、昆剧、越剧、京剧、黄梅戏),世界性舞蹈(有伦巴、芭蕾舞、恰恰、街舞)等一些很独特、时尚的内容。同时美术与音乐的内容还作了融合,如描绘京剧的脸谱,画出芭蕾舞的造型,舞蹈中服装的穿着,颜色的搭配。走进大自然中聆听大自然的音乐,描绘大自然的风景等。这些都是新课程中艺术课的新特征、新特点。这些新发展是值得肯定的,是社会进步的一个见证。 最后就是,对于学生作品的评价方式多元化了,传统的教学中给学生布置美术作业就象一件任务一样,只求数量,不求质量,一味让学生临摹书上现成的作品而忽略了学生在艺术活动中的创新。而现在就学生作品来看,非常全面地从色彩、形状、构图着眼,并表现在创作作品中的美感特征为标准,让学生充分运用自己的美学知识,发挥自己的想象能力,善用各种美术材料,从而创作出具有美感的作品。新的评价标准提高了学生的兴趣,是值得肯定的。 二十一世纪是一个科技、信息都飞速发展的世纪,美术教育也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跟上时代的步伐。本着创新和跨越的精神面貌迎接新的挑战,并树立新的发展方向和发展趋势,我认为新世纪下,中学美术教育发展的新的方向应该是: (一)进一步确立与终身学习,信息化发展相对应的美术教学目标,社会在发展,科技在进步,美术的生命就在于和社会的接轨,离开了社会生活这片土壤,美术就如一朵枯萎的花朵毫无生气可言。适应社会,就要适应广大人民的口味,生产的产品,创作的绘画作品要受到广大人民的喜爱,甚至它还可以走出中国,走向世界。因此落实在美术教育中,为了培养新世纪的优秀人才,教学目标要与信息化社会发展密切联系。 (二)不应该忽略美术的历史潮流,要注重发掘其中所包含的深刻的文化内涵。中国有着悠久而古老的文化传统,作为中国的炎黄子孙,都应该了解一点中国古老文化的底蕴,并可以向国内甚至国外传播中国的艺术渊源和艺术精髓。贯穿在我们的美术教材中,这部分内容是永远不可缺少的。 (三)更加重视美术与日常生活的关联,美术的本义就是美好,因此创造美妙的东西、创造美好的生活是它最基本的要求,它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不能分开。所以美术教育中应该贯穿一些和日常生活联系的知识,才能发挥它的本质含义和现实意义。 (四)进一步扩展美术教育的内容和表现手段。简单的讲,美术课程中不能纯粹地总使用老一套内容,局限于欣赏和绘画,而可以适当导入摄影、漫画*卡通、陶艺,以及计算机多媒体以及走出课堂等表现手段,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兴趣,也可以丰富学生的知识,全面地培养学生,扩展他们的视野。 (五)注重美术学科与其它艺术学科(如音乐、体育)的渗透和融合,甚至可以与其它非艺术学科进行关联。这样不仅使美术学科自身发挥作用,还可以多渠道地收益不少。 (六)灵活利用社会教育的设施,进一步普及美术馆、博物馆。书本的知识毕竟没有实践来得真实有效,学生对于一件艺术品的欣赏,在博物馆看到的要比书本看到来得激动、兴奋。因此可以适当制造一些机会,让学生可以去美术馆或博物馆欣赏文物、字画,这样不仅完善课本上缺少的内容,也丰富他们的业余生活,提高他们对艺术的兴趣,增长了见识。 (七)开展一些比赛性质的美术活动,鼓励学生踊跃参与,丰富他们的课余活动,也锻炼他们的创作能力,培养他们对美术的热爱,这也是很有必要的。 以上是我在中学美术教育中提出的一些看法。总之,目的就是让学生成为美术教育的主体,让他们内在的创造性、造型表现欲望与外部存在的美术相碰撞,让“美术世界”与学生的“生活世界”(包括现实生活和未来生活)相沟通,从而使学生真正意义上获得对他们终身发展有益的美术能力,从而达到人格的完善的终极目标,我觉得这才是21世纪我们教育者所追求的共同方向。 中学美术教学论文:中学美术课教学 我国美术教育是培养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方面。美术课是我国目前普通中学的一门基础文化课,是对中学生进行审美教育的主要课程。在普通中学的教学中,占有一定的地位,承担着不可替代的审美教育作用:即通过审美教育,可以提高学生对美的感受能力、鉴赏能力和艺术创造能力,帮助学生形成良好地思想品德,并能促进其智力的发展;通过对学生审美知识的传授和美术技能的训练,对将来参加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也是极为有益的。这点,中央在1985年“教改方案”、1989年的“全国学校艺术教育规划”和1993年“中学美术教学改革”等文件中都再三强调和肯定了,并确立了相应的《中学美术教学大纲》,要想严格按照《中学美术教学大纲》精神完成其规定的教学任务,达到其预定的目的,中学美术教学就应该结合美术教学的特点,认真遵循美术教学的原则,选择并运用好相应的教学方法。 一、严格遵循美术教学的原则 美术是选型艺术,也叫视觉艺术,它具有视觉艺术的直观性和具体性,而且其形象的表现又是静止的并对物质具有特殊的依赖性,从而决定了美术教学的特点。如教学的直观性、形象思维的自主性、技能教学的实践性、创造性思维的特殊性,以及个体操作与集体教学要求的矛盾性等。中学美术教学就是根据其自身的这些特点而确定了符合其自身规律的教学原则。 教学原则,在我国古代具有极其丰富的内容,如孔子提出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朱熹的“循序渐进”,“熟读而精思”等等。现代又提出有科学性与思想性统一的原则,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系统性原则,量力性原则等等。他们当然都可以适用于中学美术教育,但美术教学毕尽因其自身的特点和有不同于其它学科的特殊性,而教学上又有其自己的一些原则。中学美术课的教学原则,是根据教学方针、教学的目的任务和教学过程中学生对美术认识活动的规律提出来的,是美术教学实践经验的总结,是指导中学美术教学活动的一般规律。认真贯彻这些美术教学原则,正确处理教学过程中各种矛盾关系,为矛盾的转化创造条件,是提高教学质量的主要保证。 中学美术教学究竟主要有哪些原则,遵循这些原则有些什么要求,笔者有如下认为: (一)审美性原则。1989年中央颁布的《全国学校艺术教育总体规划》明确规定:“中学美术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对学生进行审美教育,提高学生的审美文化素质”,并再次要求把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作为主线贯穿于美术教学活动的始终。可见,审美教育,是中学美术教学的首要任务,它起着决定本学科教育性质的作用。 贯彻审美性原则,应该做到: (1)把审美教育作为一根主线贯穿到美术教育工作的全过程,即要求教师从备课、上课到作业批改、辅导课外美术活动及教学总结,都应该注意给学生传授审美知识,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培养他们认识美、创造美和应用美的能力。 (2)把审美教育同思想教育和传授知识、技能训练结合起来,充分发挥美术教学在陶冶美的思想情感和培养高尚的道德品质方面的特殊作用。恩格斯说:“美育就是美学方面的教育”;蔡元培说:美育,“可以用它来陶冶人的感情,培养高尚的人格,发为伟大的行为”;康德也讲:“美是道德的象征”。 审美教育,既是提高学生审美文化素养必须遵循的原则,它也是提高社会主义公民的审美文化素质重要途径,全社会都应引为重视。 (二)直观性原则。美术教学中首先要求的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础,而美学问题、技巧问题,又往往很难用语言表达清楚,这就只有借助直观教学的手段引导学生深入地观察、感知客观现象去形象地认识世界。如把握构成美术的基本因素—一形体、比例、结构、空间、明暗、色彩、笔、墨、线条等,才能获得较明确的概念。 这就要求教师在贯彻直观性原则时,应尽力作到: (1)语言的表述应形象、生动,口齿清楚,能深入浅出,简明扼要。 (2)要尽量采用多种直观教学手段。如实物直观,模象直观,示范直观等,并能做到把握好关键,适时展现。 (3)要教给学生掌握好感知物象的正确方法和培养他们的艺术感知能力。 (三)启发性原则。教与学是教学过程中的一对基本矛盾,而教是矛盾的主导方面,教师必须启发学生积极思维,以调动其学习的自觉性、积极性。填鸭式的满堂灌是起不到美术教学效果的。 贯彻启发式原则,要求教师应做到: (1)教师必须胸中有学生。班上有多少学生,他们对美术课学习的兴趣爱好如何,掌握的知识、水平情况怎样,心中有数,教学时方能作到有的放矢。 (2)启发学生的思路要定向,前后所提之问题要有连贯性,而且只能围绕主题进行,否则,会漫无边际,无法收拾。 (3)不墨守陈规。即所提问题的方式、方法要多一些,形式变化要大一些,以拓宽学生的思路。 (四)精讲善练原则。中学美术教学多属技能性的内容,而且技能的本身就在于多练、苦练,但每课时又只有45分钟,要腾出尽量多的时间让学生练习,不精讲就完不成教学任务。“精讲”,就是要求教师在作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高质量地少讲,把所用之道理讲清楚,把重点、难点讲透,把方法、步骤和要求讲准确,以达到指导“善练”的目的。“善练”,就是在正确理论的指导下,有明确的训练目标,有严格的训练计划、方法步骤,按质按量地完成规定的学习内容。 贯彻精讲善练原则,要求做到: (1)明确所讲理论与其指导实践的关系,绝不能为讲而讲,更不能有与练无关的讲。 (2)精讲善练,讲是关键。讲的内容是为了解决学生的认识问题,是为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引导学生去认真地多练、苦练,使练的方法步骤正确,达到“善练”的目的。因此,对“讲”,一要求精炼、概括、扼要;二要有真知灼见和规律性的知识。 (3)要保证学生练习时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就是要认真做好辅导工作,即在学生练习时,要求教师认真巡视,看学生是否真正理解了所学知识,并能否运用于指导实践;是否理解了训练的目的、要求和作画的方法步骤;学生观察、理解事物的方法是否合理;对工具材料的掌握和运用是否恰当等,并能及时地予以辅导、肯定或改正。 (五)以点带面,面向全体的原则。我国现行的班级教学组织形式,基本上是以年龄为基准组建的,由于学生的来源及其生活条件、所处之社会环境的不同,对美术的兴趣爱好乃至天赋差别,造成水平的参差不齐是必然存在的,而教学活动是集体的,要求也是以统编教材为依据即划一的,这便产生了统一要求与水平程度参差不齐的矛盾。然而我们的社会制度决定了我们的教学必须面向全体,唯一的办法,只有以点带面,抓两头带中间,在不同基点上去要求、提高。 贯彻这一原则,教师应该做好: (1)善于选择典型。上一节课,学生多,课时短,每人都能享受到教师的辅导是不可能的,只能依靠选择典型来启发大家。选优者,以用作模范,激发大家学习。有不足之处,可以通过辅导使其更完整,也可以给其加大学习份量,提出更高要求;选差者,指明缺陷,通过辅导纠正,一是在做差生的转化工作,使其跟上趟,二是启发大家改正自己不足,作借鉴之。 (2)注意加强辅导的针对性。教师经过巡视检查,已基本上把掌了全局,对反映练习的目的、方法、步骤和要求方面的情况业已掌握,这时就可以有针对性地选择辅导对象,或是对训练目的的不明确者,或是对方法、步骤掌握不正确者,或是不按要求去做者,进行重点辅导,可以达到启迪多数,面向全体之目的。 (六)创造性原则。创造性是美术学科的显著特征,在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才能方面具有特殊的作用。创造性才能是衡量一个人能力大小最主要的标志,是人的智力结构中最主要的因素。培养学生的创造力,是发展学生智力的重要内容,也是时代和现实社会生活的需要,切不可忽视。美术教学在这方面具有特殊的地位。 贯彻创造性原则,应要求教师做到: (1)正确认识美术教学是培养全面发展有创造性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础教育。学生全面发展需要审美文化素养的提高,离不开美术教育;社会的生产技术也离不开美术。 (2)培养创造性才能需要从创造性的学习开始。从生理和心理的角度讲,学生需要逻辑思维能力的不断发展,也需要形象思维能力的不断提高;人的智力和才能,都得从小开始培养,这就需要教育,其中包括审美文化教育,教师在对学生的培养教育中,既要注意尊重学生的创造个性,又要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 以上之中学美术教学原则,既有他们间的区别,但又是互相联系的,教师要善于从实际出发,把他们配合起来,灵活地、创造性地遵循和运用。 二、认真研究和选择美术教学的方法 美术教学原则是美术课教学的基本准则,是教学实践经验的总结,是用于指导中学美术教学的一般性原理,也是具体教学中运用多种教学方法的依据。认真贯彻教学原则,有利于正确处理教学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和教与学的关系,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 美术教学法是教师根据美术教学原则为完成教学任务所采用的工作方法,是实现教学目的的方式和手段。当然,教学方法本身又是随着教学实践的深入和发展而不断变化和发展的,所谓“教学有法而无定法”,就是这个道理。教的方法又是教学活动的主导方面,这进一步说明正确选择教学方法对于完成预定之教学任务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教师应认真研究和正确选择美术教学方法。 中学美术课教学方法很多,但根据《中学美术教学大纲》精神的要求和笔者长期从事美术教学的经验体会,最常用而且行之有效的方法,大致有如下几种。 (一)讲授法。这是一种由教师用生动的语言向学生传授知识的方法,即主要是教师讲学生听的方法。它包括讲述法、讲解法、讲读法等。一般理论性的讲述、美术常识、欣赏教学以及技法课训练前的讲解,都采用讲授法。用这种方法教学的长处是知识的系统性、逻辑性强、效率高,照顾面宽。但其缺点是容易使学生处于被动状态,缺乏感性知识,如无法解决怎样画等问题。鉴于这种情况,使用这种方法教学时,应该注意下述情况: (1)对所表述的内容要有科学性、思想性和系统性,以给学生一个合符逻辑的完整的概念。如中国人把描绘大自然为主的作品称之为“山水画”而不叫“风景画”,学生肯定会问一个“为什么?”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去讲:一是从中国人的情感习惯去讲,在通常情况下,“山水”、“山河”、“江山”、“河山”是“祖国”的同意词或同义语,因此山水画也可以说是爱国主义精神在中国艺术中的反映;二是山水画的画家经过拟人化加工处理了的作品,它是画家艺术修养的表现。而风景画属西画的称谓,它是写实性作品,是自然的客观表现。经过分析和比较,就可以得出结论:中国“山水画”不能叫作“风景画”。 (2)语言的形式要符合语法,要清晰、准确、精炼,要通俗易懂,要形象生动,要富有感染力。 (3)要善于组织学生听讲,所述问题能引进学生的思维共鸣,要善于洞察学生的反映,及时调整讲授的内容,变换讲授的方式。 (4)可以借助板书、板画或示范图等直观教具,以加深学生的印象,达到帮助理解的目的。 (二)演示法。演示法是为了配合讲课和练习,通过操作性的示范表演,使学生增加感性知识,加深印象,明了作画(或其它美术作品制作)的方法步骤。这是美术课尤其是技法课教学常采用的主要方法之一。这种方法在形式上可以分为:当堂作画要求之全过程演示;按作画步骤要求学生跟随教师一起进行的同步性示范;有意识地找准难点作局部演示。 运用这种方法,应该做到: (1)演示的内容必须与课堂讲述的内容和要求完全吻合。做到“讲”是“练”的前提和基础;“练”是“讲”的深化,是所学知识的表现、运用和实践。 (2)课堂演示要做的简明扼要,要图象清晰、准确、生动熟练,并能使全体学生都能看到、看清。 (3)为节省时间,有些示范可以在课前先制成毛坯、半成品,在课堂上选择关键的过程适时演示。 (三)练习法。练习法是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将所学知识运用于实践,以达到巩固知识、形成各种技能技巧、把新知识变换为能力之目的的一种方法。这是中学美术教学活动中最主要的教学方法。这种练习包括视觉观察练习、造型技法练习、工具材料之操作练习和形象思维、逻辑思维练习等。按新编教材的要求,它在整个初中的教学活动中要占80%以上份量。所以,采用这种方法,要求特别讲究: (1)要有明确的目的要求,并且目的要求恰当,引起学生在心理上形成共鸣;还要注意组织教学,以便提高学生练习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切忌盲目性和单纯的为练习而练习的作法。 (2)应注意指导和检查学生掌握练习的方法、步骤的情况;要科学合理地分配作业练习的时间。 (3)教师对学生练习中存在的问题及优缺点应予及时总结,肯定成绩纠正错误,可以个别问题单独讲,普遍问题集中统一讲。 (四)谈话法。谈话法是通过同学生互相交谈来进行教学的一种方法。包括启发式谈话法、提问式谈话法和指导式谈话法。这种方法有利于启迪学生思考,激发学生积极思维和师生双方在教学过程中信息的积极反锁。但谈话法的缺点是意见容易分散,不易控制,运用不好还容易使所传授知识支离破碎。因此,运用谈话法应做到: (1)教师要有充分的准备,提问的目的要明确,要带有启发性,并且难易得当,要切合学生的年龄特征、兴趣爱好和知识水平,还要注意对学生回答问题可能出现的麻烦情况要有充足的预计,并为此还要准备好正确的答案。 (2)对此法的运用要带有启发性,所提问题要构成前后连贯,层层深入、逐步引向结论的问题系列,还应讲究谈话技巧,要面向全体学生。 (3)提问要注意让学生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不应搞突然袭击,而且谈话的形式要活泼多样。 (4)对学生回答的问题,正确与否,教师均应有明确的表示,要鼓励他们敞开思路,大胆发言,错了也不宜过多批评。 (五)参观法。参观法是丰富学生的感性知识、扩大视野,使教学同实际生活相联系并从中受到实际教育的一种方法。其内容有参观书画摄影展览、作业观摩展览、还有历史文物、名胜古迹、建筑物体、自然风景、动物花卉等。这是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和热爱生活教育的一种较好的教学形式。 采用这种教学方法时,应注意下列要求: (1)教师对参观的内容要有足够的了解,对其参观活动要有充分的准备,并有明确的目的。 (2)要有严格的组织纪律规定,切不可放任自流。 (3)应启发学生积极思维,让学生充分发表意见和看法,认真讨论,结束时教师要认真总结。 上述教学方法具体怎么选择,可以根据教学的内容、目的、任务,以及学生的年龄特征、知识水平灵活选择运用;还可依据课型,有时仅用一种方法即可,而有时两种甚至三种联用。 总之,中学美术教学的特点决定了美术教学的原则,其特点和原则又确立了符合美术教学规律的方法,作为中学美术教师,只有按照科学规律办事,实事求是,遵循中学美术教学的原则,灵活机动地选择最佳之教学方法,切实上好每一堂课,方能实现教学目标,完成教学任务。 中学美术教学论文:中学美术欣赏教学艺术 [内容提要]: 《美术课程标准》提出要让学生积极参与到欣赏评述活动中来,激发他们的兴趣,产生从艺术形式上分析、探讨美术作品的积极性,从自发欣赏进入到自觉欣赏。那么在此过程中教师如何使用多种教学方法引导学生欣赏评述多元化艺术,并从艺术中激发创造力和想象力,建构一个多元化艺术观念,是课程标准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目标。 [关键词]:创新、教法 中学美术欣赏课在整个中学美术教学的位置极其重要,是审美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在中学时代所接受的欣赏教育,对他将来的艺术观点、艺术修养的形成,完美人格的健全有重要影响。 在中学美术课上,我们教师大部分采用传统的教学法,即“传递----接受式”。这是最常见的绘画欣赏教学类型,其特点是以教师讲解说明为中心,学生只需全神贯注的听,思考和记诵。其教学基本变式是叙述或描述画面----形式分析----解释意义----总体评价。此类型操作程序及要领是明晰的,只要吃透作品资料,在欣赏画题方面下功夫,具有良好的演讲能力,一般效果不会差。但我们是在认识论方面过分强调理性思考方法,在教育上过分强调传授方式,把学生看成被动接受知识的“容器”,这种欣赏课剥夺了学生自己体验和理解美术作品的权利,那就谈不上是欣赏,而是美术理论课,从而导致学生个性和兴趣发展受阻碍。 新的课程标准特别强调体验是艺术课程学习方式之一。因为体验意味学生积极参与到欣赏和评述活动中来,能够自主的对美术作品观察、理解、思考、分析,意味着学生们一起讨论、比较、操作、尝试甚至争论,一句话,强调体验,强调学生理解,强调学习的主动性。使学生由被动接受的学习逐步转向以自己已有知识和认识经验为基础,主动建构自己的知识体系。 本人在平时教学中,根据新教材的内容和学生心理特征,对美术欣赏课方法作了一定尝试,使学生积极地从多角度观察、思考、判断美术作品,充分尊重学生自身感受和体验,使之形成主动积极的学习观念。从而愉悦的获取知识,提高课堂的教学效果。 一、问答型“引导、发现式” 这是一种学生在教师诱导下发现并解决问题为中心,以发展视觉感受能力,形象识别和理解能力为目的地教学类型。其特点既强调教师的引导作用,也强调学生的独立探索和思考。如果学生在此过程中缺乏发现问题的能力,教师可采用:设问、反问、诘问等多种方法,引导学生贴近作品隐含的问题,这种类型有助于学生学会怎样欣赏作品,提高学习的积极性,活跃课堂气氛。 例如:上七年级《劳动----人类创造力的源泉》中,《纺织女》这课时,让学生先观察,接着提问学生,全画面可分为几个部分?前景妇女和后景妇女的衣着有什么不同?后景壁毯上表现了什么内容?你对作品中的人物心情有什么感受?前景纺织厂条件如何?从何处判断出来?在提问中,让学生个人思考和小组讨论相结合,课堂气氛活跃,学生的视线会扫过画面每一个角落,并认真收集知识,根据信息分析解释画中所给人物,景象的意味。许多同学能从画面穿着分析出前景纺织女工在马德里简陋的条件下劳动,后景则贵妇们欣赏由妇女织造出的壁毯,并指出两个场景,代表不同的阶级,隐含着对比,甚至有同学通过自己搜集资料知道壁毯表现的神话故事的内容, 整个是为前景纺织女陪衬这个故事而安排的。这样的回答欣赏教学,使欣赏者认真细致的面对作品,不仅充分调动视觉直感和想象力,而且也能从理性方面把握作者通过画面传递出来的信息。 二、讨论型“创境----领悟式” 这是充分显示了教师创意造境的能力,充分体现学生主体性的欣赏教学。其特点强化了欣赏教学的赏悦性,教师应根据教学任务需要和欣赏对象的性质,采用多媒体教学,语言描绘,为学生创设一个生动的审美情景,教师可以出一些背景材料,学生畅谈感受和领悟,教师启发总结,使学生领悟所欣赏对象的深层意蕴。 1、创设正确的审美情境 对于初步具有美丑好坏判断力的学生来讲,要进入美的欣赏,首先要求教师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创设情境,使其摆脱日常意识状态。 例如:在欣赏七年级课本杜健作品《在激流中前进》时,播放乐曲《黄河船夫曲》,此时学生进入某种情景,自觉体验船工的艰辛, 产生审美意境。此曲和《在激流中前进》题材相同,作品表现情绪相同,《黄河船夫曲》声音浑厚,有气势,通过短促的喊号声和渐强的梯度节奏,表现了划船的动作,感受经过紧张的险滩战斗,船工们心里充满着愉快,希望与光明。《在激流中前进》色彩凝重,用笔粗放,运用衬托和对比手法表现船小、浪险、人艰,两件作品都表现了船工惊人力量和百折不挠的精神。学生积极的认同心理活动,由于理性参与了欣赏活动而推向深化,从而获得艺术作品内层意蕴的领悟和审美想象。 2、共鸣和理解 在审美体验中使学生的审美想象融入作品本身的情感中,使学生用整个心灵去关照、体味、理解,产生情感上的共鸣。例如:欣赏七年级油画《粮食》时,因学校地处农村,可带学生参观农民在田间劳动的场景,从农民挥动手中镰刀割稻、收稻、挑稻等一系列农忙收获的场景以及农民收获的情绪中获得初步审美情境,然后结合苏联的历史背景,让学生体验到作品创作于卫国战争之后,从而体现出苏联集体女庄员高涨的劳动热情和崭新的生活面貌,同时也让学生感受在日趋异新社会我国劳动人民对于收获的喜悦以及劳动人民耕作的艰辛,从而更加珍惜美好的生活,爱惜粮食。 三、自由型“指导----自学式” 这种欣赏教学类型是个更高的要求,随着学生知识面的扩大,教师可让学生一开始就自主欣赏绘画作品,而且允许学生按自己的意愿对作品从美术语言角度、从历史背景角度、从美术家生平或创作心理角度进行观赏、分析和讨论。中学生由于性格、文化修养方面的差异会产生不同见解或不同评价。当学生在这方面倾向性不断增强的时候,就说明他们在审美趣味和价值方面有自己较稳定的“标准”,审美意识也逐渐形成。对于学生的见解,教师应尊重、保护,引导、鼓励学生以创新精神从多角度理解作品,发表真正属于自己的主张。结论的正确与否并不重要,关键是学生积极探索,勇于实践的过程。在探究过程中开发学生求异思维和发散思维,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例如:在欣赏梵高油画《播种者》时,教师可把它和米勒油画《播种者》联系在一起进行分析。可事先让学生分组查出梵高、米勒的生平,作者的代表作,作品的时代背景,作品的艺术流派、风格。在课堂上,让学生自由把研究成果组合起来进行自由讨论、交流、比较,并让小组推选学生演示播种者,推选学生分别对梵高《播种者》和米勒《播种者》大胆进行评述,从而了解作品既相同又有区别:作品构图相似,描绘内容相似。米勒以伦勃朗灰暗的风格,用雕塑般单纯而简练形象概括表达耐人寻味的内容。梵高作品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作品以明亮的黄色基调和灿烂的色彩表达画家内心强烈的情感,把油画的线条和色彩表现力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这样的学习方式,让学生在共同参与过程中,产生思想交流和碰撞,加深对学生的认识,从而提高学习效果。 综观新课程,在欣赏教学中,本人认为:美术教师只有准确的把握初中美术欣赏课的教学目标,积极探索教学方式的多样化,注重美术与其她学科特别是子门艺术学科内在联系的研究,从大文化的角度了解美术与其它学科的共性,并且激励学生研究美、探索美,善于结合艺术品产生的时代背景、文化环境,从艺术史、艺术批判的角度,采用联系比较的方法和各种手段使学生对艺术家、艺术品、艺术现象有综合、立体的认识,才能逐步提高学生的视觉感受能力,掌握运用语言、文字和形体表达自己的感受和认识的基本方法,形成健康的审美情趣,从而形成崇尚文明,珍惜优秀民族艺术与文化遗产的态度。 中学美术教学论文:中学美术尝试教学法运用 摘要:新课程标准突出的特点就是注重学习方式的改进和指导,明确“教师应重视对学生学习方法的研究,引导学生以感受、观察、体验、表现以及收集资料等学习方法,进行自主学习与合作交流”。“尝试教学法”主张先试后导,先练后讲,先学后教”,概括出以“尝试”贯之教学过程的教学模式,在中学美术教学实践中大有用武之地;“先试后导”实现了美术教师角色的换位;“先练后讲”实现了美术自学能力的培养;“先学后教”实现了美术创新能力的培养。 要害词: 尝试教学中学美术教学主体尝试作用 中小学教育改革轰轰烈烈,但传统的“注入式”、“—言堂”仍普遍存在,在调动学生学习主动性、创造性、积极性等方面还做得不够,学生自学能力弱。创造能力低,这种情况在我们欠发达地区显得尤为突出。在当前美术课教育中,也存在同样的弊端,传统的注入式教学方法严重地影响了学生的绘画爱好,束缚学生智力的发展,能力的提高,不利于培养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开拓型人才。尝试教学理论,强调学生自主学习,主动参与,自由探究,主张“先试后导,先练后讲,先学后教,具体操作是“从尝试入手,从练习开始”,采用灵活多样的尝试策略,为教学理论注入,新鲜血液。笔者认为美术课以练为主的学科特点非常适合运用“尝试教学法”,中学美术教学界有借鉴运用尝试教学理论的必要,“尝试教学法”在中学美术教学中大有用武之地,有利于推动美术教学改革,充分发挥美术教学在素质教育中的功能,促进全体学生在素质教育中均得到同步发展和提高。尝试教学法在中学美术课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先试后导”实现了美术教师角色的换位。 “先试后导”是指让学生根据教学目的先自己进行尝试。教师根据学生的尝试情况再进行指导,强调先让学生试一试。以练习为主的美术课正适合充分运用尝试教学法,以提高课堂教学效果。教师先不讲绘画技法或制作方法,而是让学生自行观察范作先试着画或试着做,这样一开始就把学生推到了主体地位,而教师则退居”幕后”,对课堂实行监控,及时指导.及时矫正,发挥主导作用。“先学后教,以学为主:先练后讲,以练为主”,充分体现了把课堂还给学生,把学习主动权交给学生的精神,改变了教师主宰课堂的现状,实现了教师角色的换位。这正是当前实行创新教育所必须的。 二、“先练后讲”实现了美术自学能力的培养。 “先练后讲”是指让学生根据自己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先练习,教师在学生练习的基础上再进行讲解。当前,许多学生在美术课上习惯于听教师讲解后才进行练习,根本谈不上动脑筋自学。而尝试教学法将从一定程度上改变这种现象。尝试教学法,从问题开始,经自学自我解决间题,再经讨论才去听教师讲解,是有主体意识的学习。“先练后讲”的教学模式非常符合学生熟悉事物的一般规律,在其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非凡具有深刻性,它不仅使学生学会一些绘画技巧,更重要的是在学会绘画技巧的过程中培养自学能力,把握思考方法,发展智力,具有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本领,达到叶圣陶所说的“教是为了不教”的目的。如笔者在《美术字》的教学中,就是鼓励学生一边看步骤图及课本中的美术字写法与步骤,一边进行练习,给于尽可能大的空间发展其自学能力当学生碰到了百思不解的难点时,教师再及时给予讲解,这样在学生学会写美术字的同时培养了自学能力。 三、“先学后教”实现了美术创新能力的培养。 “先学后教”是指让学生先自学,教师在学生自学的墓础上再进行全面系统的教授、尝试教学法冲破了“注入式”的传统教学方法的束缚,先让学生大胆去尝试运用绘画技法或进行手工制作。对于没有教过的绘画技法,看不懂的画面效果或脑中还未成形的制作方法,学生能够凭借已有旧知识大胆地尝试,通过自学相互相讨论,依靠自己的努力去尝试解决问题,这样,学生在不断地尝试中获得新知和能力,注重培养他们试一试的精神,长此以往,便逐步形成了创新精神和能力,不断提高创造美的能力。 在中学美术课中运用尝试教学法.强调学生的参与性,自主性、学生艺术思维能力的创造性等,着重于全面提高学生的艺术素质,使学生在受教育过程中主动、轻松,视学习为乐趣。尝试教学是察质教育的一个重要的教学模式,只要我们美术教育者不断摸索与实践,定能让这颗现代教学中的明珠放射出刺眼的光线! 中学美术教学论文:小学美术教学中学生的创新思维 [摘要]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是美术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在美术教学中教师不仅要传授基本知识和技能更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创造力是艺术的生命力小学美术教师在教学中可以通过以下方法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设计游戏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走出课堂让学生在生活中放飞想象的翅膀在联想中迸发创新的火花另外教师要结合小学美术特点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创设开放包容的情境以利于学生创新思维的形成 [关键词]美术教学;创新思维;小学美术 要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教师首先要了解创新思维的含义和特征创新思维是人们在创造作品、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思维形式创新思维主要有以下特征:第一灵活性在解决问题时善于选择问题的解决方案或提供多种解法第二精致性主要表现为对作品精益求精追求完美精致的效果第三流畅性主要表现为在学习与创作过程中能够比较快速地产生许多想法和念头第四新颖性主要表现为在学习与作品创作过程中能大胆尝试以求作品及创作方法新颖独特第五敏捷性主要表现为在创作过程中能快速地用各种策略解决出现的问题且效率较高美术学习中的创新思维更多地体现在学生的作品中而学生创新思维的形成与美术教学过程、美术教师的修养等因素息息相关 一、在美术教学中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教学方法 (一)设计游戏 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爱玩是儿童的天性儿童都喜欢玩、喜欢动特别是游戏更能让他们在快乐的过程中得到感知并获取经验游戏也能较好地解决小学生不能长时间集中注意力的问题因此在美术教学中教师可以借助游戏让每一位学生都参与到游戏中来在游戏中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例如笔者在教学湘版小学美术二年级上册«大嘴巴»时就是通过一个小游戏引入课题的:上课前笔者将事先做好的“大嘴巴”的教具分给几位学生请他们上台表演童话剧其余学生当观众参演的学生努力表演台下的学生看得入迷精彩的表演激发了学生浓厚的参与兴趣表演结束后笔者不失时机地将学生分成若干个小组让他们自导自演童话剧、课本剧并指导他们制作“大嘴巴”道具这样每一位学生都有参演的机会课堂上学生的积极性很高他们认真地做道具、排练、表演他们的表演精彩极了不知不觉他们在游戏中学到了相关的美术知识游戏化的教学可以增强学生的参与意识培养学生个性化的审美情趣但值得注意的是教师要合理设计教学游戏让学生集中注意力保持课堂秩序的稳定 (二)走出课堂 在生活中放飞想象的翅膀艺术源于生活生活中的美无处不在教师要让学生在生活中放飞想象的翅膀这样才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因为丰富的想象力正是创新思维的原动力保护儿童的想象力对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起着关键的作用然而传统的美术教学方法是在教室中临摹现成的作品练习表现技法很少有教师带领学生走出课堂到大自然、生活中进行创作作品的临摹与技法的练习固然重要但它们不是美术教学的全部教师让学生在生活中发现美、感受美、创造美才是美术学习的目的和动力因此笔者提倡教师应根据课程需要带领学生走出教室让学生到大自然和生活中去让他们亲近大自然在自然界中寻找创作的灵感在现实生活中学习美术例如笔者在教学湘版四年级美术下册«春天来了»一课时让学生走出了教室在校园中寻找春天的气息感受春天在校园里学生用他们独特的眼光去找寻春天他们认为春天在草丛里、水池边、天空中
城市社会学论文:国内城市社会学的论述 大量中国社会学家把“社区研究”应用到中国本土社会的研究中去,取得了丰富的关于中国社会不同社区类型的研究成果。在城市社会调查方面,大量的社会调查活动得以展开,开启了社会调查之风气。20世纪初,大量外籍教师和教牧人员带领中国学生开展城市社会调查。如1917年,上海沪江大学社会学系为配合教学创立了“沪东公社”,为杨浦树一带的工人提供社区服务并成为沪江大学师生的社会学试验区。1914年北京青年会发起“关于北京302个人力车夫生活情形”的调查。1918至1919年间,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主任步济时和传教士甘博在北京进行了一项大规模调查研究。1924年,教会学校齐鲁大学社会学系的中外教师带领学生对济南社会状况进行全方位调查,内容涉及城市管理与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外籍教师和教牧人员所组织的城市社会调查对当时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了很大触动,引起了较大反响,社会调查风气盛行一时。据当时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统计,从1927年至1935年间,全国共有各类大小社会调查报告约9027件。 同一时期,中国的社会学家也关注城市社会问题,并开展了一系列调查研究,如沪江大学对广东凤凰村和沈家行的调查,李景汉对北京人力车夫生活费的调查。调查成果有影响力的如李景汉的《北平郊外至乡村调查》、陶孟和的《北京生活费之分析》、杨西孟的《北平生活费指数》和《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个研究》、林颂和的《塘沽工人调查》、施裕寿等人的《山东中兴煤矿工人调查》等。上述调查大多是针对某一个城市进行的,但也有学者对多个城市进行调查,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严景耀指导学生采用人类学实地调查方法对北京、天津、上海等20多个城市进行犯罪调查并写成《中国监狱问题》等专着。总的看来,这一时期的社会调查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在目的上侧重于社会改良的现实性目标,而忽视了以社会结构为考量的学术型目标;在方法上过于注重经验型的社会事实,而忽视了理论的指导作用和理论建构;在内容上往往集中于某一群体或某一方面的调查,而忽视了城市综合性社会问题的研究。 在“观点”和“方法”的提出及学科建设方面,一些社会学家在城市社会学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建构方面进行了尝试,其中有代表性的成果当属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和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这是两部系统性较强的城市社会学着作①,对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吴景超先后获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学士、芝加哥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25年至1928年期间在芝加哥大学研究社会学,随派克等学者从事都市社会学原理的研究,必定深得“芝加哥学派”的真传。其1928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唐人街:共生与同化》,从中国人移民美国的历史讲起,研究了唐人街的社会结构、文化冲突及家庭生活等,同时对唐人街的生活组织、帮会、通婚、同化、边际人等进行了深刻而细致的分析。吴景超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研究都市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博士论文正是他作为“中国现代都市社会学研究开创者”的奠基之作。1928至1931年,吴景超任南京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其间出版《都市社会学》。 该书是中国最早的都市社会学研究着作。全书共计四章84页,篇幅虽小,但内容充实。首先,深刻地探讨了两个关系,一是都市与附庸的关系,都市离不开它的附庸,都市及其附庸构成了都市区域,都市区域是研究都市经济的基本单位。都市繁荣的标志是看它的附庸的富饶程度及工业化水平。都市与附庸的关系不是看两者的远近,而是看两者之间的交通,交通是沟通都市与附庸的“唯一妙法”。吴景超还对居民在都市中的“自觉观念”进行了论述,他指出,“都市居民应该有一种自觉的都市观念,时时刻刻去研究如何发展他们的都市,如何保有他们的附庸,如何发展他们的商业势力到别的都市的附庸中去”。二是都市间是互助与竞争的关系,从互助关系看,都市之间应常通有无、货物流通,这样才能达成“共赢”。从竞争关系看,都市间存在贸易竞争,这种竞争是国际性的也是局部性的。 其次,富有洞见地分析都市人口增长、人口质量及城市化问题。吴景超认为,都市人口增长的方法有三种:人口的自然增长、移民(人口流入城市)、扩充市区(把附近市镇和乡村划归都市)。可以说,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研究渗透着深刻的城市化理念,他认为,中国有大约75%的 农业人口,农业生产方式落后,生产率极其低下,最经济的办法就是发展工业,“发展中国实业,创造中国的都市,使附庸中可怜的农民,以及一切游手好闲的人,到都市中去寻生活,乃是救济中国人口过剩问题的一个好办法”[8]。中国人口集中到都市,是大势所趋。第三,提出了都市问题的研究方法。要找出都市病态产生的原因,才能找出恰当的对策。寻找都市病态原因的方法是实地调查研究,有“靠得住的事实”作根据,然后才可以谈都市改良,谈都市控制。都市中各区域的环境不同,人们的行为也不尽相同,产生的社会问题也不同,因此,研究都市问题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是“暗射地图”,把社会问题的分布情况标注在地图上,然后再根据地图开展实地调查。①研究都市问题的另一个工具是都市区域发展史研究。 此外,芝加哥学派在都市研究中综合统计法、个案法、自传法,以此弥补各种方法存在的缺点。最后,强调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他认为,都市社会约束人类的力量还比不上乡村社会,这是社会学要关注的问题,因为社会学的中心问题便是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交往紧密,每个人的行为都受乡村“舆论”的监督,宗族、家族、家庭等因素都是约束人们行为的重要因素。而都市社会是一个陌生社会,人们互不相识,“舆论”的约束力较小,个人行为的自由度较大,没有完备的约束手段。除了“舆论的制裁”之外,人们的行为还需“良心的制裁”。都市社会较之乡村社会,以道德律令为根源的“良心的制裁”要明显薄弱许多。因而既要重视道德、宗教、舆论、良心等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也要重视法律等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 应该说,吴景超在《都市社会学》中提出的观点、思想和方法是对现代文明都市发展的深刻思考,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不仅具有较强的学术意义,更具有重大的社会现实价值,在当前中国的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现实背景中,其意义更加凸显。与吴景超作为知名社会学家的身份不同的是,邱致中虽然获得过社会学博士学位,但更多是以市政规划专家的身份示人。1933年从暨南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期间也在上海江南学院讲授“都市社会学”课程,因资料匮乏,故自制讲义,先作《实用都市社会学》,后着《都市社会学原理》。1934年,两本着作相继出版。《实用都市社会学》共15讲,详细论述了都市的形成、意义、公共建筑、工业区域、商业区域、住宅区域、市政交通、卫生、金融机构、文化、人口、政治组织、行政、政党、职业团体、流荡与寄生阶层等。该书仅仅是对都市构成要件的分类概述,在应用社会学视角方面却有所欠缺。《都市社会学原理》恰好对此进行了弥补。 《都市社会学原理》共10章,首先对城市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学科定位、研究范围及研究方法进行了论述。作者认为,都市社会学是阐明都市社会的组织,并科学地论究它的发生、发展、变化和消灭,而理论地探寻其构成及进化的内在的必然关系的科学。都市社会学研究对象,不仅仅是都市的物理形态,更主要的是基于物理形态条件下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广义的都市社会学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即都市社会历史学、都市社会构造学、都市社会政策学。而狭义的都市社会学仅指都市社会构造学,范围包括都市社会经济构造、社会构造、政治构造、文化构造。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包括哲学的方法和伦理的方法,哲学的方法主要是不带成见地观察事物、收集资料、观察事物之间的关系,伦理的方法则是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准确而非谬误的解释并作出推论。 其次论述了都市社会的起源、分类、进化、环境、构造、人口、政策、发展趋势等内容。其中论述最为深刻的当属都市社会与农村社会的关系。邱致中先生认为,都市社会存在于社会整体之中,都市社会是从农村社会发展而来的,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和农村社会相互影响。在不同历史阶段,都市社会与农村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在物物交换的时代,都市社会附属于农村社会,都市内部还带着农村的性质;在以货币为媒介的社会中,两者的关系从交换形式上,是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从交换的性质上看,又是相互对立的。从人口变化来看,都市人口因都市经济的发展而增多,农业的落后使农村人口减少,集中于都市。都市社会吸收农村人口,不仅从数量上吸收,还从质量上吸收,一切农村里的优秀分子都被城市的文化所吸引,离开落后的农村,集中到进步的都市去。再从政治文化看,资本主义一切政治与文化,都支配着整个农村社会。现代农村与都市之间交互影响,或者说是一个矛盾的循环,农村社会的经济没落与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会的经济繁荣和文化兴盛,这是矛盾的一面;农村社会的经济没落与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会的经济恐慌和文化畸形,这是矛盾的另一面。 而对于都市社会问题,主要有人口问题、劳动问题、妇女问题、儿童问题、娼妓问题、犯罪问题、卫生问题等。这些社会问题是由社会内部矛盾所产生的,有着深刻的制度根源,因而解决都市社会问题就要找出并改革蕴藏在社会内部的制度性矛盾。最后,作者还从四个方面讨论了都市社会学史等,即美国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的产生背景、研究旨趣及主要的研究内容;都市社会学的雏形及其发展;都市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情况;都市社会学发展现状。 总的来讲,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呈现了一些很有见地的新观点和较为科学的新方法,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则在学科发展史、研究对象、理论、方法、发展趋势等方面有所建树。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晚于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以下简称“吴文”)5年出版,期间并未出现中国学者撰写的城市社会学着作。因而邱致中编写《都市社会学原理》的时候,参考资料极为匮乏,必然会对吴文做过深入的研读和思考。于是,在《都市社会学原理》的最后一章里,邱致中结合孙本文对吴文的评价,进一步阐述了其贡献和不足。在贡献方面,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注重社会学的观点,二是注意研究方法。在不足方面,吴氏仅仅介绍了都市研究的大体内容(都市的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以及中国的都市研究,并没有在学科意义上探讨都市社会学之所以成为学的根据。 在西方社会学快速发展并在中国开花结果的背景中,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与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成为应用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都市问题的典范,在中国城市社会学研究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无论是吴景超先生在“观点”和“方法”上的贡献,还是邱致中先生在城市社会学学科建设方面的贡献,都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发展进程,堪称中国城市社会学发展的奠基之作。也正是综合了吴氏“观点”和“方法”上的贡献以及邱氏学科建设上的贡献,才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城市社会学发展描绘了一副相对完整的图景。也正是包含了“观点”、“方法” 和“学科意识”的中国城市社会学,成为了20世纪早期中国社会学发展的一个分支、一个缩影,它跟其它分支社会学一道构筑起西方理论与中国本土相结合的社会学的“中国学派” 城市社会学论文:浅谈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转向 摘要:新城市社会学是都市研究的替代范式,其展现的社会空间转向是新城市社会学有别于“旧”城市社会学的重要维度。城市空间能动地、全面地反映着资本、权力、财富、社会地位、利益等社会关系。透过“社会空间转向”这一特定过程把握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研究史,城市空间不是片断式的社会图景再现,政府、阶层、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和角逐,使城市空间成为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过程推动下的动态发展过程。 关键词:新城市社会学;社会空间;转向 在城市研究中,空间一直是建筑学、地理学、规划学等传统空间学科研究的对象,空间进入城市社会学视野,始于20世纪70年代亨利·列斐伏尔对于空间的发现以及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研究。新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社会空间不同于传统社会学根据群体、社会距离划分出的社会结构形成的具有抽象意义的社会结构空间,而是将社会与城市空间紧密结合。从地理维度去阐释社会特征和社会结构,表达了对于传统城市社会学研究范式的某种修正和拓展。我们必须认真地审视这个转向过程及其意义,才能真正认识社会空间如何成为研究城市社会的—种新的理论和视角。 一、空间的发现:社会空间转向的早期奠基 城市社会学在萌芽时期,就不乏学者以空间的角度关注城市社会。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讲述了城镇和乡村的分离和对立,内在地表达了对空间的某种程度的强调,尽管还比较隐晦,但视野转向可见一斑。ⅲ迪尔凯姆在《宗教社会及其基本形态》中指出,—个特定社会里的每个人都以同样的方式体现着空间,那么各个地区不同的情感价值使空间具有了不同的品质,空间可以根据源于社会的标准进行划分,空间安排会折射出主导陛的社会组织模式。从而为城市社会与空间的结合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恩格斯为了揭示城市内在的贫富现象,对19世纪曼彻斯特的居隹隋况进行研究,把英国社会划分为穷人和富人两大阶层,并将其投影到城市空间,描绘出曼彻斯特的住宅分离景观模式。芝加哥学派的伯吉斯(e burgess)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同心圆城市结构模型的解释框架,描绘出城市内部人群的地带分异。其后霍伊特(homerhoyl)又提出了扇形模式,指出随着人口的增加,城市土地使用会沿交通线放射状延伸发展,成为扇形地区。贫民环绕在工商业地区,中产阶级和富人则沿道路、河道向外发展。这种将社会阶层和人群分布进行—种地理学想象的阐释模式,暗含了对于城市社会问题分析的空间语境。 这些早期的论述认为空间是城市社会存在和运行的既定处所,表现为一种外在的、客观的、既定的背景,肯定空间与社会之间的对应关系。空间作为研究城市社会的一种视角被发现,这使得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空间路径”具有了认识论上的合法性,城市社会的空间性特征成为学科中的理论建设,城市空间性的确立为新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社会空间转向奠定了基础前提。 二、传统空间理论的局限:社会空间研究的兴起 传统的城市空间理论认为空间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是社会、心理、文化和经济进程的场所,社会行动的特征与分布不过是对空间形态的一种适应和利用,缺乏对于空间背后的社会动力因素的探析,即使是专门进行城市研究的芝加哥学派,也仅从生态决定论和环境均衡适应的角度来考察,吉登斯批评其“采取一种形式主义的空间观念,并偏重某种客观主义的立场。”在沃斯(l.wirth)、雷斯菲尔德(r.redfield)基于城市和乡村的区分的论述之后,城市社会学在思想上陷入了贫困,发展不出富有创见的作品。新城市社会学转入空间社会属性的研究正是在传统空间研究停滞和衰微的背景下兴起的。 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进入了全球化时代,全球化导致的城市间资本产业投资的重新配置、城市劳动力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大量人口失业,加之城市郊区化使内城普遍衰落,欧洲普遍爆发了城市危机。把空间当作社会简单反映的传统理论,无法从更深层次去解读都市空间背后的社会因素,因此不能解释新形势下的问题。为了解决当下的城市危机和城市问题,新城市社会学的学者们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为基础,将城市纳入社会、政治、经济更加广阔的背景之中,探索城市背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财富的积累与权力的集中、社会阶级关系与国家管理职能等社会过程,将城市空间过程和社会发展紧密联系起来,空间研究实现了完全的社会学转型。 三、社会空间的诸种阐释:从列斐伏尔到新城市社会学 列斐伏尔(henry lefebvre)是公认的新城市社会学的奠基人,他致力于返回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论述以重新阐释城市空间的再生产机制。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空间化解读为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转向提供了理解阐释。列斐伏尔指出,城市空间是资本主义的产物,“我们现在获得一个基本而又重要的思想:资本主义通过占有空间以及将空间整合进资本主义的逻辑而得以维持存续。空间长久以来仅仅作为一种消极被动的地理环境或一种空洞的几何学背景。现在它已经成为工具。”空间被注入资本主义的逻辑,其形态和组织方式是社会关系、经济结构和不同团体间的政治对抗博弈的结果,并且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 其后,深受列斐伏尔思想影响的卡斯特、哈维、索亚等新城市社会学学者,以空间视角对资本主义城市和社会问题进行研究,从不同的路径进入到社会空间转向这一新城市社会学的理论演进脉络之中。 卡斯特(manuel castells]认为,城市空间是人类根据一定的生产方式创造出来的,内在于经济活动的四个层面:生产、交换、消费和管理,并且体现在工业区位、住房、交通设施和都市治理这四个不同的维度。生产活动生产出土业和办公室,劳动力的消费生产出住房和公共娱乐设施,交换活动生产出交通和商业设施,市政管理和城市规划则统筹各项城市活动,深入城市空间的形成和变动。他还把意识形态系统加了进来,指出,意识形态用符号网络来组织空间,意识形态内容塑造了空间形式。 哈维(david harvey)指出,城市空间的生产是与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紧密相联的。资本主义生产可以分为三级循环:资本向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利润性生产投入是初级环节。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矛盾,在资本运动的初级环节会出现商品和资本的过度积累,因此出现对次级环节投资,即资本向物质结构和基础设施的投入。资本进入第三级环节是指资本对科教、卫生福利事业等的投入。资本的投资生产了由道路、码头、港口、工厂、住房、学校、公园、停车场、办公楼、商店、污水处理系统等物质设施组成的城市空间。 索亚(soja)从空间结构和社会行动之间的辩证关系的角度人手,揭示城市社会的发展,提出社会空间 辩证法(social-spatial dialetic):“有组织的空间结构本身并不具有自身独立建构和转化规律的结构,它也不是社会生产关系中阶级结构的一种简单表示。相反,它代表了对整个生产关系组成成分的辩证限定。”城市空间是社会过程和生产关系的产物,另一方面,空间又是一种物质力量,它影响、引导、限制活动的可能性以及人类在城市中的存在方式。 马克·戈特德纳(m gottdiener)则提出一个更具操作性的研究视角——社会空间视角(socio—spatialperspective),试图将阶级、教育、权力、性别、种族等更多的因素纳入城市空间的分析中。指出,城市空间生产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复杂社会过程密切相关,尤其是政府干预和房地产发展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房地产发展涉及资本积累和阶级冲突,可以改变城市的空间结构和城市居民的定居空间。 新城市社会学认为空间不单是承托社会的场域,同时也是社会发展动因推动下形成的。空间和社会相互塑造,不可分离地交织在一起。因此不局限于对城市空间形态和特征的客观描述,而是挖掘城市空间形态和变化背后的社会、经济、政治动因,这种将空间过程和社会过程结合起来的分析方法,使空间蜕变为一种“社会空间”,呈现出社会学的学科属性,这标志着社会学意义上的空间研究已经脱离边缘、零散的状态,开始形成独立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范畴。 四、空间的社会涵义:社会空间理论的基础框架 新城市社会学试图建构起一种关于空间的一般社会学理论,因此,社会性是空间的核心属性。通过分析新城市社会学学者有关城市空间的经验研究和理论思考,我们可以总结出社会空间理论的基础框架。 第一,城市空间是社会的产物。新城市社会学所说的空间不是数学概念中的三维空间,也不同于地理学意义上承载物质的实体空间,而是社会的产物。城市空间是由建筑、道路、医院、住宅、学校、公园、办公楼、商店等物质设施组成的,具有一定地域界限的实体空间,但城市疆域的形成,物质设施的建设,归根到底都是人们实践活动和社会过程的产物,具有深刻的社会涵义。“空间在其本身也许是原始赐予的,但空间的组织和意义却是社会变化、社会转型和社会经验的产物”。空间是带有意图和目的被生产出来的具有层次性和政治性。行动者在不同场域中进行的实践,以及行动者的“生存心态”,行动者在权力斗争和较量中所产生的结果生产出城市空间,城市空间能动地、全面地反映着资本、权力、财富、社会地位、利益等社会关系。同时,城市空间不是片断式的社会图景再现,政府、阶层、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和角逐,使城市空间成为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过程推动下的动态发展过程。 第二,社会具有空间性。新城市社会学所研究的社会空间具有明显的地域意义,列斐伏尔曾说,空间内含于财产关系(特别是土地的拥有)之中,社会生产创造出的生产关系、财产关系通过土地所有、空间占有、场所秩序而存在并得以维系,在生产城市空间的同时将自己铭刻于空间,因而成为一种客观存在。城市社会是有地域载体的,它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主观构建,而是行动者基于其所处的地理空间进行的一项集体建构。社会结构体现于不同人群的地域分异格局,社会生产方式表现为生产、消费建设所组成的空间模式,城市空间结构和社会结构、生产方式是相互对应的,社会空间就是社会存在的物化。 第三,空间和社会是辩证限定的。城市空间是人创造的,主体性的社会实践和行动策略尽可能地改变和调整环境,并逐渐将属人的特性施加于空间,同时,空间又以其特有的方式渗透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影响着主体性行为的流动向度,使人适应于周围的环境。此外,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集体或社会生产出更大的社会空间,不同社会群体在其所处的地域进行集体实践,将各种社会关系投射于空间。空间反映了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同时又制约着资本、权力、财富、社会地位及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因此,这里存在着一个连续的双向过程,即个人、社会群体、社会组织和社会过程在改变城市空间的同时,又被所在的空间以各种方式控制着,空间和社会不是相互分离和独立的实体,而是不可分离地交织在一起。 第四,空间是一种社会的隐喻。空间是社会实践和差异性建构起来的符号象征体系,具有表征社会意义的特性,即能够表达和理解物质空间活动的所有日常性或专业陆标志、符号和知识。“空间特性可以表达‘建构环境’的相对固定的性质,用物理的结构,用土地使用的地图标志,来表达经济财富、文化认同、阶级差异和都市居民的个体与集体属性、关系、思想和实践的全部范围。”社会空间和城市结构是相互对应的,社会空间研究表面上是在处理城市空间,实际上是在处理整个社会建构的程序,处理日常生活世界创造的过程。社会过程与空间位置、结构紧密相连,各种空间隐喻,如中心、核心、区域、边缘、地域、边界、门槛等,无不透露出政府、公共领域与个人的抗衡和边界,权力、资本、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对抗与妥协,以及主体认同建构自我与异己边界的机制。社会空间理论形成了独立的逻辑运作机制,其背后有—套特殊的象征系统相对于社会现实。 五、新城市社会学视野下的空间研究 城市是社会的产物,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空间。但由于社会学研究惯常的历史决定论淹没了空间思维,地理学的霸权消解了空间的社会性,长期以来空间与社会在城市社会研究中一直处于并行不悖的发展状态。城市空间在以前仅仅被视为“自然”存在,为地理学所主宰;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则缺乏空间维度,只关注城市事件和问题的前因后果。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转向,通过空间的线索将城市社会现象串联起来,空间结构和社会过程之间的辩证关系得以清楚呈现。社会空间进入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视野,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社会空间是一种新的实践路径、分析策略与理论视野,对于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起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作用。 在理论建构上,社会空间转向从城市社会现象、城市社会发展动力等不同研究方面,累积和吸收理论,将空间概念发展成一种重要的旨在解释人类行动的系统理论,摆脱了空间的结构主义阴影和传统的先验主义影响,赋予空间研究社会学的意义,社会空间成为理解城市社会特征和过程的出发点,一个全新的城市社会知识系统从空间的角度发展出来。 在研究方法上,社会空间转向使人类聚集的邻里、社区成为城市社会分析的重要工具,这种空间维度为我们理解社会阶层、社会阶级、性别、族群等群体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分析角度,即可以从边缘和中心、门槛和隐喻、位置和身份、流动和隔离等核心概念来理解不同的社会群体或个人在不同空间中的“存在”和生存方式。人们可以借助其所寄寓的空间来考量行为主体的社会行为和行动意义,透过空间模式来分析社会结构、社会过程和社会关系;并通过考察身体和社会在空间中的状态来赋予空间以意义,营造一种 社会学意义上的空间。这种研究方法能够帮助我们重新推演出一个理解社会本质的认识系统。 在实践应用中,社会空间转向使城市问题有了新的分析工具,社会空间转向不是主观的臆想,而是城市问题推动的结果。在实践中发展的社会空间研究,融合了城市空间与社会结构,同时挖掘社会发展的动因,将空间和时间紧密联系起来,建立起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社会一历史—空间”的三方辩证关系,使新形势下的城市问题有了正确合理的分析工具。同时完善和丰富了城市问题的研究视角,进而可以深入以前研究忽略的领域,以新的方法获得城市经验研究的进展。 六、结 语 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转向是全球化时代城市重要性凸显的结果,城市成为人类聚集、生产活动和社会运行依存的重要载体,城市空间表现为一种社会建构的结果或社会建构的过程,新城市社会学学者将空间结构、社会组织和人类地理结合起来,并推进到理论的高度,社会空间由此出现。要指出的是,新城市社会学对于空间社会性的研究虽然突破了传统理论的某些局限,成为当代城市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分析范式,但也因此导致了其在研究中对于时间性的忽略,许多学者批评新城市社会学对于空间的重视已成为一种“空间拜物教”。其实时间的思索始终暗含在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研究中,时间、空间和社会是交织在一起的,要认识空间必然要理解时间,新城市社会学的学者索亚就曾经指出,将历史、地理和社会结合起来,以辩证的视角来解释城市社会。只是新城市社会学过度强调“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自身研究中一直隐藏的时间思维,没有将社会空间分析中的历史脉络系统明确地阐述出来,新城市社会学社会空间研究的历史的维度应当成为今后我们研究、反思的重要方面。最后,新城市社会学通过空间对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进行的分析、比较和抽象,以及社会空间的具体意义也存在着差异和分歧,如何为社会空间研究提供更精确和统一的思路,也是下一步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 城市社会学论文:城市社会学的女性主义论文 一、城市与女性紧密相连、相互增进 (一)女性认识在城市化进程中萌芽 不同于乡村生活,城市生活更加具有选择的自由性,是人类生活的最佳社会形式之一。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进程催生了一个又一个大规模城市,这一过程中改变了人的生活空间和生活形态,并且也巨大地解放了人类自身。人们开始倡导自由思考,随着生活视野的不断拓展,人们的基本素质和精神境界也都水涨船高。伴随着这一过程,城市妇女也得到了史无前例的解放。女性的角色在城市的环境中也发生了变化,那是因为如今的城市社会环境已经不再以体力决定社会角色了。城市中的女性也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争取更多的机会与权利,更加积极地对待工作、参与时政,也对传统的社会观念进行挑战。由此可以看出,女性解放运动与女性主义是伴随着城市产生的。 (二)城市所引发的女性问题 城市化必定是把双刃剑,女性在城市中有了更广阔的生活空间,女权意识不断觉醒,但是与此同时城市化也发现了一些女性问题,使女性生活的部分方面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恶化,甚至使部分女性陷入困境。城市化的发展过程当中,女性并不是必定的受益者。在低端劳动力市场,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自乡村的女性移民身体健壮、易于管理、工资水平低等特点使其相对于城市固有女性居民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但是也伴随着一定的代价:健康问题、推迟婚姻等。 (三)性别歧视与城市化过程中女性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性别歧视意味着不同的性别所拥有的待遇是有差异的。为了消除性别歧视,使女性获得与男性相同的社会地位和社会权利,我们应在城市化发展中加入性别视角。女性在社会中的弱势地位,使她们往往对城市的一些问题更加敏感,更容易体会到城市社会的规划和管理中不合理、不人性化的地方。但是由于适当途径的缺乏,城市管理者接收不到她们合理的有建设性的意见与建议。学术界普遍认为,城市发展的最大障碍就是管理不善,而非财政资源、技术缺乏等原因。城市的规划和管理过程中加入性别视角,就会弱化不平等这样的道德问题,而且能更加全面地吸收接纳全体市民,特别是女性市民对城市建设的意见和建议。 二、城市女性的生活空间 (一)传统(古代)城市中女性空间的特点 在女性社会很低的传统社会,我们在大街小巷很少看到女性的身影,因为世俗的束缚,不允许她们出现在公共场合,她们日常的活动范围基本只能在家中,甚至在家中的一些区域也是她们不能涉足的。在中国传统的居住设计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中国传统住宅中男女有各自的活动范围和区域,前堂后室,以“中门”为界,而“前堂”往往是女性不能涉足之地。这种格局看似保护妇女,事实上限制了女性的生活空间和人身自由,使女性完全脱离了社会生活。 (二)现代城市中女性空间的特点 现代社会中,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女性的社会地位有了很大提高,职业女性史无前例的增加,女性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并且可以随意出现在公共场合。传统的社会格局被打破,城市公共空间不再是男性的专有空间,女性也加入其中。然而,由于男女平等问题一直难以解决,性别歧视仍然没有根除,不难发现城市社会空间存在着性别不同所带来的各方面差异。由于性别不平等,男性、女性占据着不同的城市生活空间,社会地位也有着明显的差异。社会空间的占有取决于男女的社会角色,男女的社会地位也从城市空间中反映出来。在城市社会中社会管理者往往都是男性,很少有女性的身影,而辅助性、服务性的工作往往由女性承担。 作者:何宝琳单位: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城市社会学论文: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的价值 一、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对我国地域政策的启示 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研究的渐趋深入是同当时西方城市化进程紧密相连的。城市空间开发的唯物质主义、内城衰落与生活共同体的瓦解、权力机构对空间规划的任意宰制、中心空间对弱势群体的排斥等等议题都是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理论与实践的议题。对这些问题的批判及其解决理念极大地影响了西方世界的地域政策发展方向,规避了城市的异化发展,激发了城市的内在活力。当下,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基本完成了城市化进程,地域发展间的对立与冲突已趋于缓和。但在我国自新旧世纪交替之际发轫的城镇化进程正迈向深水期,由城乡“二元结构”所引发的地域发展问题正处于集中爆发期。为此,从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理论出发,审视当代中国地域政策的发展方向应当成为一条可供尝试的文本路径。另一方面,我国城镇化也面对与西方情况不同的困境与挑战。作为农业大国,中国的城镇化肩负着几亿农村人口城市融入与身份转换的重任,地域间的发展差异决定城镇化道路的多元选择,在生态环境比较脆弱的背景下如何实现小城镇的突围,城乡之间的依附发展与城市群内部如何在协调联动中走向均衡发展,这些都需要立足本土国情,结合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借鉴西方地域政策的发展经验,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发展道路。 (一)空间生产的地域政策:人本主义的社会性规划从城市自身看,城市化的突出表现在于外部空间的扩张与内部空间的改造。城市发展趋同的症结也正在于此,列斐伏尔认为,城市空间不仅仅是现代化的物质景观,更是社会关系的容器。当前,城市的空间生产缺乏人本主义的社会性规划,空间生产往往是经济发展指向下的单兵突进,生活在原有空间中的人们被迁移出原有社会网络,不断走向陌生地;重新进入被城镇化空间的人们也需要重建社会关系网络,期望形成守望相助的邻里关系。对此,我们需要重新讨论地域开发的目标问题。地域开发应当有物质与社会发展的总体性规划布局,更为重要的是要以生活共同体为核心的地域居民及其组织建设为中心。地域开发不能仅仅限于物的条件的整备,地域政策发展到较高的阶段应当考虑到地域居民和其组织的自主的行动创意、自发性的活动所产生的成果,这实际上是强调地域开发的自主性和主体性。同时,地域开发应当关注空间整体生态系统的建立,以地域文化为土壤,在地域经济自立的基础上迈向政治、经济与社会相辅相成的一体化发展。在此,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理论关注的是社会性空间再生产的公共性建构与整体性发展。城乡二元结构一直是我国诸多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当前,从城市与乡村的关系看空间的生产,城市空间正不断“侵入”乡村世界,以都市现代性“接替”乡村传统。在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理论中,通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空间中的复制、集体消费对空间生产的促进以及资本在空间生产中的循环,资本主义的发展得以延续。城市的发展正成为具有强大吸引力的漩涡,不断汲取乡村的物质与人力资源,城市的过密化成为发展隐忧,诸多城市的地域政策是通过就业空间、居住空间、交通空间的不断再生产暂时解决问题的。与城市空间生产相对的另一个方面是,乡村空心化与过疏化正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我国地域政策正倡导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一方面,抵抗城市空间作为一种生产与生活方式过于关注资本再生产的倾向,另一方面,根植乡村文化自性,发挥本土性资源的优势,走向新乡土主义。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的前提下,空间生产的地域政策渐趋演进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二)空间分配的地域政策:农业人口的自由流动与身份转换在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者的眼中,空间是一种具有使用价值的特殊商品和社会产物,空间分配的地域政策应当保证开放透明的过程,每个人都有进入优势空间的权力。我国城乡二元发展的地域政策已经造成空间差距症候。甚至“不仅仅是收入差距问题,已经广泛地表现在社会结构、社会心理等方方面面。不能只看城市,也不能只看农村,要把城乡关系的统筹和协调作为一个极具复杂性的大政策加以研究”[7]。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认为,在优势空间与劣势空间既存的前提下,个人依据自身的空间偏好,能够自由进入空间的权益将会从内部为中心空间进行“去权力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渐趋放开,标志着中国地域政策正走向开放的空间分配。当下,学界关注的一个焦点是,公民自由流动权力的获取造成了城市的过密化与乡村的过疏化,但是,“既然各地域发展的速度是不均衡的,那么,如果欲缩小地域之间的差别的话,就不能抑制人口流动。而且,如将过密、过疏的消解作为政策的中心目标,如抑制人口移动,地域差别必扩大无疑。由此,地域差别纠正的政策目标和过疏过密问题的解决之间,可以发现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8],以社会个体的动态流动化解社会结构的静态差距成为地域均衡政策的选择。我国的地域政策是逐步使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不仅要放开小城镇落户限制,也要放宽大中城市落户条件。当流动人口进入城市中不再面临“收容遣送”的社会风险,关于空间分配的地域政策进一步要解决的将是优势空间的社会排斥问题,这也是为什么说农业人口市民化的过程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在这个渐进过程中,城市社会的保障与福利制度如何有序地向流动人口开放,包括和他们生活在一起的父母与子女,让城市空间成为“爱的容器”,这成为地域政策在社会流动性的前提下急需探讨公共服务供给如何从属地服务到居住地服务的转向,这些服务指向的是农业人口的空间融入。地域政策的重点在于“推进农民人口融入企业、子女融入学校、家庭融入社区、群体融入社会”,建设“共荣共生”的包容性城市空间。 (三)空间交换的地域政策:从城乡对立走向协调联动如何处理以城市为载体的地域之间的关系问题成为当下城镇化过程中需要关注的重点。空间分配不均时,将会造成地域对立的局面,其初级表现形式是言语攻击和以地域为单位的相互排斥和对抗,其高级形式则是分离主义。从动态视角下看,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认为地域分裂的形成过程在于长期不平等的空间交换,背后演绎的是空间权力之间的博弈。在中国城乡空间交换的地域政策中影响至为深远的制度当属城乡工农剪刀差,它让“现代化的大城市(它们像闪电般迅速成长起来)来代替从前自然增长起来的城市。凡是它所渗入的地方,它就破坏了手工业者和工业的一切旧阶段。它使商业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9]。在城镇化进程中,我们需要警惕这种倾向,在乡村土地征收、房屋拆迁的过程中,赋予生活在此间的人们以自由平等的空间交换权力。从城乡关系到城市内部关系来看,城市群落内部的空间交换也需要地域政策予以调整。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转型也是为了消解长期以来空间交换的工业化发展的坚硬后果。“缩小地域间格差是地域政策的重要目标。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地域政策即以地域之间均衡发展为主旨,重视四大工业基地之外的工业设施的整备,试图通过在空间上分散工业企业的做法来改变地域之间发展的差距问题。进入70年代,上述措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0]。京津冀的产业转移与协同发展的一体化地域政策也正是基于此点的考虑。京津冀都市圈的重新整合将是一个漫长的空间权力博弈过程。一方面,通过周边城市相关资源的增量发展来稀释原有城市空间交换之下的利益格局,另一方面,需要看到,周边城市在新一轮空间交换过程中不应仅仅被定位为缓解高房价、交通拥堵等北京大城市病的疏散空间,而应在均衡发展的地域政策推进中,形成“目标同向、措施一体、作用互补、利益相连”的城市群发展的新格局。 (四)空间消费的地域政策:共享城镇化空间与反贫困工程无论是空间的生产、分配还是交换,最终指向的是空间的消费。在这一点上,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关注的是集体消费,集体消费主要指的是公共住房、社会公共设施、医疗服务、教育机构以及闲暇生活的满足,劳动者能否实现这些方面的消费,正是资本主义再生产顺利进行的关键。但是,由于私人资本追求的是个人利益的实现,而非公共利益的“善”,他们或者是将集体消费的投资降到最低限度,或者是以市场化运作形成对弱势群体的屏蔽。这样,集体消费就成为国家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中,都曾经面临集体消费供给的危机,具体表现为公共住房匮乏、医疗服务不足、学校资源落后、交通环境拥堵、文化设施短缺和社区发展迟缓等等。在这场危机中,一些城市的地域政策是人为地切割集体消费的空间,贴上富有和贫穷的标签,富有的地区享受优越的空间消费,弱势群体则被隔离在边缘与破旧的集体消费空间里,集体消费的空间最终只能成为“堆放梦想碎片的垃圾场”[11]。反贫困的地域政策由此与集体消费有了学术意义上的契合。西方发达国家反贫困的地域政策一般经历以下几个阶段:“在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末,拆除贫民窟,重建新公共住房,大规模、有计划地分散人口和就业到周边地域的新城政策;20世纪60年代末,反贫困的地域政策主要是实施针对地方的特殊措施和更新项目;20世纪70年代开始至今,城市中心再开发及社区建设逐步成为反贫困地域政策的中心课题,采取物质性环境改造与经济社会环境改善相结合的形式”。[12]作为后发展国家,在城镇化进程中,我国反贫困的地域政策正全方位推进。从棚户区改造到保障性住房和经济适用房政策的实施、从政府购买服务到社会资本积极参与的项目运作,我国反贫困地域政策正力求使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形成合力共同致力于弱势群体的救助与保护,让弱势群体共享城镇化发展的成果。 二、结语 20世纪70年代至今,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派在理论创新方面屡有突破,以卓有建树的城市空间研究不断弥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新时代的裂隙,以独辟蹊径的理论框架检视了资本主义城市发展进程,成为当下城市社会学研究的主流。这一引领城市社会学发展潮流的学派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的理论“血统”和研究的可对话性,都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为理论底蕴,以空间研究为核心,透视资本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生产过程及其生产关系。他们指出,空间开发不是城市表象的繁华,而是在于社会之根的生成。如果城市空间样态的建构有悖于正义,那么就要提出相应的地域政策来修正,使城市空间成为人们可达、可以栖居而非无根的社会。据此,笔者认为可以将地域政策的实践原则引申为“以人为本的空间生产,开放透明的空间分配,自由平等的空间交换,公平共享的空间消费”。以人为本的空间生产抵抗的是资本在空间中的肆意复制,开放透明的空间分配针对的是不公正的空间分配制度,自由平等的空间交换警惕的是互相敌对的空间对立,公平共享的空间消费抵抗的是现代空间对弱势群体消费的屏蔽。以此为实践原则,我国的地域政策立足本土国情,以城镇化为空间发展的原动力,着重解决农业转移人口问题,为其落户城镇打开渠道,在城市空间更新运动中大力开展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以东北老工业振兴、中西部地区城镇化等社会工程解决地域发展不均衡问题。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合理引导人口流动,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使全体居民共享现代化建设的成果。紧紧抓住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契机,使城镇化成为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进一步推动城乡之间与城市之间的协调发展,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这对于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作者:张霁雪田毅鹏单位: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讲师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 城市社会学论文:国内城市社会学论述 大量中国社会学家把“社区研究”应用到中国本土社会的研究中去,取得了丰富的关于中国社会不同社区类型的研究成果。在城市社会调查方面,大量的社会调查活动得以展开,开启了社会调查之风气。20世纪初,大量外籍教师和教牧人员带领中国学生开展城市社会调查。如1917年,上海沪江大学社会学系为配合教学创立了“沪东公社”,为杨浦树一带的工人提供社区服务并成为沪江大学师生的社会学试验区。1914年北京青年会发起“关于北京302个人力车夫生活情形”的调查。1918至1919年间,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主任步济时和传教士甘博在北京进行了一项大规模调查研究。1924年,教会学校齐鲁大学社会学系的中外教师带领学生对济南社会状况进行全方位调查,内容涉及城市管理与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外籍教师和教牧人员所组织的城市社会调查对当时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了很大触动,引起了较大反响,社会调查风气盛行一时。据当时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统计,从1927年至1935年间,全国共有各类大小社会调查报告约9027件。 同一时期,中国的社会学家也关注城市社会问题,并开展了一系列调查研究,如沪江大学对广东凤凰村和沈家行的调查,李景汉对北京人力车夫生活费的调查。调查成果有影响力的如李景汉的《北平郊外至乡村调查》、陶孟和的《北京生活费之分析》、杨西孟的《北平生活费指数》和《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个研究》、林颂和的《塘沽工人调查》、施裕寿等人的《山东中兴煤矿工人调查》等。上述调查大多是针对某一个城市进行的,但也有学者对多个城市进行调查,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严景耀指导学生采用人类学实地调查方法对北京、天津、上海等20多个城市进行犯罪调查并写成《中国监狱问题》等专著。总的看来,这一时期的社会调查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在目的上侧重于社会改良的现实性目标,而忽视了以社会结构为考量的学术型目标;在方法上过于注重经验型的社会事实,而忽视了理论的指导作用和理论建构;在内容上往往集中于某一群体或某一方面的调查,而忽视了城市综合性社会问题的研究。 在“观点”和“方法”的提出及学科建设方面,一些社会学家在城市社会学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建构方面进行了尝试,其中有代表性的成果当属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和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这是两部系统性较强的城市社会学著作①,对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吴景超先后获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学士、芝加哥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25年至1928年期间在芝加哥大学研究社会学,随派克等学者从事都市社会学原理的研究,必定深得“芝加哥学派”的真传。其1928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唐人街:共生与同化》,从中国人移民美国的历史讲起,研究了唐人街的社会结构、文化冲突及家庭生活等,同时对唐人街的生活组织、帮会、通婚、同化、边际人等进行了深刻而细致的分析。吴景超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研究都市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博士论文正是他作为“中国现代都市社会学研究开创者”的奠基之作。1928至1931年,吴景超任南京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其间出版《都市社会学》。 该书是中国最早的都市社会学研究著作。全书共计四章84页,篇幅虽小,但内容充实。首先,深刻地探讨了两个关系,一是都市与附庸的关系,都市离不开它的附庸,都市及其附庸构成了都市区域,都市区域是研究都市经济的基本单位。都市繁荣的标志是看它的附庸的富饶程度及工业化水平。都市与附庸的关系不是看两者的远近,而是看两者之间的交通,交通是沟通都市与附庸的“唯一妙法”。吴景超还对居民在都市中的“自觉观念”进行了论述,他指出,“都市居民应该有一种自觉的都市观念,时时刻刻去研究如何发展他们的都市,如何保有他们的附庸,如何发展他们的商业势力到别的都市的附庸中去”。二是都市间是互助与竞争的关系,从互助关系看,都市之间应常通有无、货物流通,这样才能达成“共赢”。从竞争关系看,都市间存在贸易竞争,这种竞争是国际性的也是局部性的。 其次,富有洞见地分析都市人口增长、人口质量及城市化问题。吴景超认为,都市人口增长的方法有三种:人口的自然增长、移民(人口流入城市)、扩充市区(把附近市镇和乡村划归都市)。可以说,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研究渗透着深刻的城市化理念,他认为,中国有大约75%的农业人口,农业生产方式落后,生产率极其低下,最经济的办法就是发展工业,“发展中国实业,创造中国的都市,使附庸中可怜的农民,以及一切游手好闲的人,到都市中去寻生活,乃是救济中国人口过剩问题的一个好办法”[8]。中国人口集中到都市,是大势所趋。第三,提出了都市问题的研究方法。要找出都市病态产生的原因,才能找出恰当的对策。寻找都市病态原因的方法是实地调查研究,有“靠得住的事实”作根据,然后才可以谈都市改良,谈都市控制。都市中各区域的环境不同,人们的行为也不尽相同,产生的社会问题也不同,因此,研究都市问题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是“暗射地图”,把社会问题的分布情况标注在地图上,然后再根据地图开展实地调查。①研究都市问题的另一个工具是都市区域发展史研究。 此外,芝加哥学派在都市研究中综合统计法、个案法、自传法,以此弥补各种方法存在的缺点。最后,强调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他认为,都市社会约束人类的力量还比不上乡村社会,这是社会学要关注的问题,因为社会学的中心问题便是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交往紧密,每个人的行为都受乡村“舆论”的监督,宗族、家族、家庭等因素都是约束人们行为的重要因素。而都市社会是一个陌生社会,人们互不相识,“舆论”的约束力较小,个人行为的自由度较大,没有完备的约束手段。除了“舆论的制裁”之外,人们的行为还需“良心的制裁”。都市社会较之乡村社会,以道德律令为根源的“良心的制裁”要明显薄弱许多。因而既要重视道德、宗教、舆论、良心等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也要重视法律等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 应该说,吴景超在《都市社会学》中提出的观点、思想和方法是对现代文明都市发展的深刻思考,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不仅具有较强的学术意义,更具有重大的社会现实价值,在当前中国的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现实背景中,其意义更加凸显。与吴景超作为知名社会学家的身份不同的是,邱致中虽然获得过社会学博士学位,但更多是以市政规划专家的身份示人。1933年从暨南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期间也在上海江南学院讲授“都市社会学”课程,因资料匮乏,故自制讲义,先作《实用都市社会学》,后著《都市社会学原理》。1934年,两本著作相继出版。《实用都市社会学》共15讲,详细论述了都市的形成、意义、公共建筑、工业区域、商业区域、住宅区域、市政交通、卫生、金融机构、文化、人口、政治组织、行政、政党、职业团体、流荡与寄生阶层等。该书仅仅是对都市构成要件的分类概述,在应用社会学视角方面却有所欠缺。《都市社会学原理》恰好对此进行了弥补。 《都市社会学原理》共10章,首先对城市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学科定位、研究范围及研究方法进行了论述。作者认为,都市社会学是阐明都市社会的组织,并科学地论究它的发生、发展、变化和消灭,而理论地探寻其构成及进化的内在的必然关系的科学。都市社会学研究对象,不仅仅是都市的物理形态,更主要的是基于物理形态条件下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广义的都市社会学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即都市社会历史学、都市社会构造学、都市社会政策学。而狭义的都市社会学仅指都市社会构造学,范围包括都市社会经济构造、社会构造、政治构造、文化构造。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包括哲学的方法和伦理的方法,哲学的方法主要是不带成见地观察事物、收集资料、观察事物之间的关系,伦理的方法则是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准确而非谬误的解释并作出推论。 其次论述了都市社会的起源、分类、进化、环境、构造、人口、政策、发展趋势等内容。其中论述最为深刻的当属都市社会与农村社会的关系。邱致中先生认为,都市社会存在于社会整体之中,都市社会是从农村社会发展而来的,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和农村社会相互影响。在不同历史阶段,都市社会与农村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在物物交换的时代,都市社会附属于农村社会,都市内部还带着农村的性质;在以货币为媒介的社会中,两者的关系从交换形式上,是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从交换的性质上看,又是相互对立的。从人口变化来看,都市人口因都市经济的发展而增多,农业的落后使农村人口减少,集中于都市。都市社会吸收农村人口,不仅从数量上吸收,还从质量上吸收,一切农村里的优秀分子都被城市的文化所吸引,离开落后的农村,集中到进步的都市去。再从政治文化看,资本主义一切政治与文化,都支配着整个农村社会。现代农村与都市之间交互影响,或者说是一个矛盾的循环,农村社会的经济没落与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会的经济繁荣和文化兴盛,这是矛盾的一面;农村社会的经济没落与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会的经济恐慌和文化畸形,这是矛盾的另一面。 而对于都市社会问题,主要有人口问题、劳动问题、妇女问题、儿童问题、娼妓问题、犯罪问题、卫生问题等。这些社会问题是由社会内部矛盾所产生的,有着深刻的制度根源,因而解决都市社会问题就要找出并改革蕴藏在社会内部的制度性矛盾。最后,作者还从四个方面讨论了都市社会学史等,即美国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的产生背景、研究旨趣及主要的研究内容;都市社会学的雏形及其发展;都市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情况;都市社会学发展现状。 总的来讲,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呈现了一些很有见地的新观点和较为科学的新方法,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则在学科发展史、研究对象、理论、方法、发展趋势等方面有所建树。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晚于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以下简称“吴文”)5年出版,期间并未出现中国学者撰写的城市社会学著作。因而邱致中编写《都市社会学原理》的时候,参考资料极为匮乏,必然会对吴文做过深入的研读和思考。于是,在《都市社会学原理》的最后一章里,邱致中结合孙本文对吴文的评价,进一步阐述了其贡献和不足。在贡献方面,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注重社会学的观点,二是注意研究方法。在不足方面,吴氏仅仅介绍了都市研究的大体内容(都市的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以及中国的都市研究,并没有在学科意义上探讨都市社会学之所以成为学的根据。 在西方社会学快速发展并在中国开花结果的背景中,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与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成为应用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都市问题的典范,在中国城市社会学研究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无论是吴景超先生在“观点”和“方法”上的贡献,还是邱致中先生在城市社会学学科建设方面的贡献,都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发展进程,堪称中国城市社会学发展的奠基之作。也正是综合了吴氏“观点”和“方法”上的贡献以及邱氏学科建设上的贡献,才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城市社会学发展描绘了一副相对完整的图景。也正是包含了“观点”、“方法”和“学科意识”的中国城市社会学,成为了20世纪早期中国社会学发展的一个分支、一个缩影,它跟其它分支社会学一道构筑起西方理论与中国本土相结合的社会学的“中国学派” 作者:保跃平江华峰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中央司法警官学院 城市社会学论文:新城市社会学的空间转向透析 摘要:新城市社会学是都市研究的替代范式,其展现的社会空间转向是新城市社会学有别于“旧”城市社会学的重要维度。城市空间能动地、全面地反映着资本、权力、财富、社会地位、利益等社会关系。透过“社会空间转向”这一特定过程把握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研究史,城市空间不是片断式的社会图景再现,政府、阶层、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和角逐,使城市空间成为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过程推动下的动态发展过程。 关键词:新城市社会学;社会空间;转向 在城市研究中,空间一直是建筑学、地理学、规划学等传统空间学科研究的对象,空间进入城市社会学视野,始于20世纪70年代亨利·列斐伏尔对于空间的发现以及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研究。新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社会空间不同于传统社会学根据群体、社会距离划分出的社会结构形成的具有抽象意义的社会结构空间,而是将社会与城市空间紧密结合。从地理维度去阐释社会特征和社会结构,表达了对于传统城市社会学研究范式的某种修正和拓展。我们必须认真地审视这个转向过程及其意义,才能真正认识社会空间如何成为研究城市社会的—种新的理论和视角。 一、空间的发现:社会空间转向的早期奠基 城市社会学在萌芽时期,就不乏学者以空间的角度关注城市社会。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讲述了城镇和乡村的分离和对立,内在地表达了对空间的某种程度的强调,尽管还比较隐晦,但视野转向可见一斑。Ⅲ迪尔凯姆在《宗教社会及其基本形态》中指出,—个特定社会里的每个人都以同样的方式体现着空间,那么各个地区不同的情感价值使空间具有了不同的品质,空间可以根据源于社会的标准进行划分,空间安排会折射出主导陛的社会组织模式。从而为城市社会与空间的结合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恩格斯为了揭示城市内在的贫富现象,对19世纪曼彻斯特的居隹隋况进行研究,把英国社会划分为穷人和富人两大阶层,并将其投影到城市空间,描绘出曼彻斯特的住宅分离景观模式。芝加哥学派的伯吉斯(EBurgess)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同心圆城市结构模型的解释框架,描绘出城市内部人群的地带分异。其后霍伊特(HomerHoyl)又提出了扇形模式,指出随着人口的增加,城市土地使用会沿交通线放射状延伸发展,成为扇形地区。贫民环绕在工商业地区,中产阶级和富人则沿道路、河道向外发展。这种将社会阶层和人群分布进行—种地理学想象的阐释模式,暗含了对于城市社会问题分析的空间语境。 这些早期的论述认为空间是城市社会存在和运行的既定处所,表现为一种外在的、客观的、既定的背景,肯定空间与社会之间的对应关系。空间作为研究城(整理)市社会的一种视角被发现,这使得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空间路径”具有了认识论上的合法性,城市社会的空间性特征成为学科中的理论建设,城市空间性的确立为新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社会空间转向奠定了基础前提。 二、传统空间理论的局限:社会空间研究的兴起 传统的城市空间理论认为空间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是社会、心理、文化和经济进程的场所,社会行动的特征与分布不过是对空间形态的一种适应和利用,缺乏对于空间背后的社会动力因素的探析,即使是专门进行城市研究的芝加哥学派,也仅从生态决定论和环境均衡适应的角度来考察,吉登斯批评其“采取一种形式主义的空间观念,并偏重某种客观主义的立场。”在沃斯(L.Wirth)、雷斯菲尔德(R.Redfield)基于城市和乡村的区分的论述之后,城市社会学在思想上陷入了贫困,发展不出富有创见的作品。新城市社会学转入空间社会属性的研究正是在传统空间研究停滞和衰微的背景下兴起的。 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进入了全球化时代,全球化导致的城市间资本产业投资的重新配置、城市劳动力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大量人口失业,加之城市郊区化使内城普遍衰落,欧洲普遍爆发了城市危机。把空间当作社会简单反映的传统理论,无法从更深层次去解读都市空间背后的社会因素,因此不能解释新形势下的问题。为了解决当下的城市危机和城市问题,新城市社会学的学者们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为基础,将城市纳入社会、政治、经济更加广阔的背景之中,探索城市背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财富的积累与权力的集中、社会阶级关系与国家管理职能等社会过程,将城市空间过程和社会发展紧密联系起来,空间研究实现了完全的社会学转型。 三、社会空间的诸种阐释:从列斐伏尔到新城市社会学 列斐伏尔(HenryLefebvre)是公认的新城市社会学的奠基人,他致力于返回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论述以重新阐释城市空间的再生产机制。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空间化解读为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转向提供了理解阐释。列斐伏尔指出,城市空间是资本主义的产物,“我们现在获得一个基本而又重要的思想:资本主义通过占有空间以及将空间整合进资本主义的逻辑而得以维持存续。空间长久以来仅仅作为一种消极被动的地理环境或一种空洞的几何学背景。现在它已经成为工具。”空间被注入资本主义的逻辑,其形态和组织方式是社会关系、经济结构和不同团体间的政治对抗博弈的结果,并且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 其后,深受列斐伏尔思想影响的卡斯特、哈维、索亚等新城市社会学学者,以空间视角对资本主义城市和社会问题进行研究,从不同的路径进入到社会空间转向这一新城市社会学的理论演进脉络之中。 卡斯特(ManuelCastells]认为,城市空间是人类根据一定的生产方式创造出来的,内在于经济活动的四个层面:生产、交换、消费和管理,并且体现在工业区位、住房、交通设施和都市治理这四个不同的维度。生产活动生产出土业和办公室,劳动力的消费生产出住房和公共娱乐设施,交换活动生产出交通和商业设施,市政管理和城市规划则统筹各项城市活动,深入城市空间的形成和变动。他还把意识形态系统加了进来,指出,意识形态用符号网络来组织空间,意识形态内容塑造了空间形式。 哈维(DavidHarvey)指出,城市空间的生产是与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紧密相联的。资本主义生产可以分为三级循环:资本向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利润性生产投入是初级环节。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矛盾,在资本运动的初级环节会出现商品和资本的过度积累,因此出现对次级环节投资,即资本向物质结构和基础设施的投入。资本进入第三级环节是指资本对科教、卫生福利事业等的投入。资本的投资生产了由道路、码头、港口、工厂、住房、学校、公园、停车场、办公楼、商店、污水处理系统等物质设施组成的城市空间。 索亚(Soja)从空间结构和社会行动之间的辩证关系的角度人手,揭示城市社会的发展,提出社会空间辩证法(social-spatialdialetic):“有组织的空间结构本身并不具有自身独立建构和转化规律的结构,它也不是社会生产关系中阶级结构的一种简单表示。相反,它代表了对整个生产关系组成成分的辩证限定。”城市空间是社会过程和生产关系的产物,另一方面,空间又是一种物质力量,它影响、引导、限制活动的可能性以及人类在城市中的存在方式。 马克·戈特德纳(MGottdiener)则提出一个更具操作性的研究视角——社会空间视角(socio—spatialperspective),试图将阶级、教育、权力、性别、种族等更多的因素纳入城市空间的分析中。指出,城市空间生产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复杂社会过程密切相关,尤其是政府干预和房地产发展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房地产发展涉及资本积累和阶级冲突,可以改变城市的空间结构和城市居民的定居空间。 新城市社会学认为空间不单是承托社会的场域,同时也是社会发展动因推动下形成的。空间和社会相互塑造,不可分离地交织在一起。因此不局限于对城市空间形态和特征的客观描述,而是挖掘城市空间形态和变化背后的社会、经济、政治动因,这种将空间过程和社会过程结合起来的分析方法,使空间蜕变为一种“社会空间”,呈现出社会学的学科属性,这标志着社会学意义上的空间研究已经脱离边缘、零散的状态,开始形成独立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范畴。 四、空间的社会涵义:社会空间理论的基础框架 新城市社会学试图建构起一种关于空间的一般社会学理论,因此,社会性是空间的核心属性。通过分析新城市社会学学者有关城市空间的经验研究和理论思考,我们可以总结出社会空间理论的基础框架。 第一,城市空间是社会的产物。新城市社会学所说的空间不是数学概念中的三维空间,也不同于地理学意义上承载物质的实体空间,而是社(整理)会的产物。城市空间是由建筑、道路、医院、住宅、学校、公园、办公楼、商店等物质设施组成的,具有一定地域界限的实体空间,但城市疆域的形成,物质设施的建设,归根到底都是人们实践活动和社会过程的产物,具有深刻的社会涵义。“空间在其本身也许是原始赐予的,但空间的组织和意义却是社会变化、社会转型和社会经验的产物”。空间是带有意图和目的被生产出来的具有层次性和政治性。行动者在不同场域中进行的实践,以及行动者的“生存心态”,行动者在权力斗争和较量中所产生的结果生产出城市空间,城市空间能动地、全面地反映着资本、权力、财富、社会地位、利益等社会关系。同时,城市空间不是片断式的社会图景再现,政府、阶层、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和角逐,使城市空间成为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过程推动下的动态发展过程。 第二,社会具有空间性。新城市社会学所研究的社会空间具有明显的地域意义,列斐伏尔曾说,空间内含于财产关系(特别是土地的拥有)之中,社会生产创造出的生产关系、财产关系通过土地所有、空间占有、场所秩序而存在并得以维系,在生产城市空间的同时将自己铭刻于空间,因而成为一种客观存在。城市社会是有地域载体的,它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主观构建,而是行动者基于其所处的地理空间进行的一项集体建构。社会结构体现于不同人群的地域分异格局,社会生产方式表现为生产、消费建设所组成的空间模式,城市空间结构和社会结构、生产方式是相互对应的,社会空间就是社会存在的物化。 第三,空间和社会是辩证限定的。城市空间是人创造的,主体性的社会实践和行动策略尽可能地改变和调整环境,并逐渐将属人的特性施加于空间,同时,空间又以其特有的方式渗透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影响着主体性行为的流动向度,使人适应于周围的环境。此外,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集体或社会生产出更大的社会空间,不同社会群体在其所处的地域进行集体实践,将各种社会关系投射于空间。空间反映了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同时又制约着资本、权力、财富、社会地位及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因此,这里存在着一个连续的双向过程,即个人、社会群体、社会组织和社会过程在改变城市空间的同时,又被所在的空间以各种方式控制着,空间和社会不是相互分离和独立的实体,而是不可分离地交织在一起。 第四,空间是一种社会的隐喻。空间是社会实践和差异性建构起来的符号象征体系,具有表征社会意义的特性,即能够表达和理解物质空间活动的所有日常性或专业陆标志、符号和知识。“空间特性可以表达‘建构环境’的相对固定的性质,用物理的结构,用土地使用的地图标志,来表达经济财富、文化认同、阶级差异和都市居民的个体与集体属性、关系、思想和实践的全部范围。”社会空间和城市结构是相互对应的,社会空间研究表面上是在处理城市空间,实际上是在处理整个社会建构的程序,处理日常生活世界创造的过程。社会过程与空间位置、结构紧密相连,各种空间隐喻,如中心、核心、区域、边缘、地域、边界、门槛等,无不透露出政府、公共领域与个人的抗衡和边界,权力、资本、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对抗与妥协,以及主体认同建构自我与异己边界的机制。社会空间理论形成了独立的逻辑运作机制,其背后有—套特殊的象征系统相对于社会现实。 五、新城市社会学视野下的空间研究 城市是社会的产物,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空间。但由于社会学研究惯常的历史决定论淹没了空间思维,地理学的霸权消解了空间的社会性,长期以来空间与社会在城市社会研究中一直处于并行不悖的发展状态。城市空间在以前仅仅被视为“自然”存在,为地理学所主宰;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则缺乏空间维度,只关注城市事件和问题的前因后果。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转向,通过空间的线索将城市社会现象串联起来,空间结构和社会过程之间的辩证关系得以清楚呈现。社会空间进入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视野,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社会空间是一种新的实践路径、分析策略与理论视野,对于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起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作用。 在理论建构上,社会空间转向从城市社会现象、城市社会发展动力等不同研究方面,累积和吸收理论,将空间概念发展成一种重要的旨在解释人类行动的系统理论,摆脱了空间的结构主义阴影和传统的先验主义影响,赋予空间研究社会学的意义,社会空间成为理解城市社会特征和过程的出发点,一个全新的城市社会知识系统从空间的角度发展出来。HTtP//: 在研究方法上,社会空间转向使人类聚集的邻里、社区成为城市社会分析的重要工具,这种空间维度为我们理解社会阶层、社会阶级、性别、族群等群体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分析角度,即可以从边缘和中心、门槛和隐喻、位置和身份、流动和隔离等核心概念来理解不同的社会群体或个人在不同空间中的“存在”和生存方式。人们可以借助其所寄寓的空间来考量行为主体的社会行为和行动意义,透过空间模式来分析社会结构、社会过程和社会关系;并通过考察身体和社会在空间中的状态来赋予空间以意义,营造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空间。这种研究方法能够帮助我们重新推演出一个理解社会本质的认识系统。 在实践应用中,社会空间转向使城市问题有了新的分析工具,社会空间转向不是主观的臆想,而是城市问题推动的结果。在实践中发展的社会空间研究,融合了城市空间与社会结构,同时挖掘社会发展的动因,将空间和时间紧密联系起来,建立起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社会一历史—空间”的三方辩证关系,使新形势下的城市问题有了正确合理的分析工具。同时完善和丰富了城市问题的研究视角,进而可以深入以前研究忽略的领域,以新的方法获得城市经验研究的进展。 六、结语 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转向是全球化时代城市重要性凸显的结果,城市成为人类聚集、生产活动和社会运行依存的重要载体,城市空间表现为一种社会建构的结果或社会建构的(整理)过程,新城市社会学学者将空间结构、社会组织和人类地理结合起来,并推进到理论的高度,社会空间由此出现。要指出的是,新城市社会学对于空间社会性的研究虽然突破了传统理论的某些局限,成为当代城市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分析范式,但也因此导致了其在研究中对于时间性的忽略,许多学者批评新城市社会学对于空间的重视已成为一种“空间拜物教”。其实时间的思索始终暗含在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研究中,时间、空间和社会是交织在一起的,要认识空间必然要理解时间,新城市社会学的学者索亚就曾经指出,将历史、地理和社会结合起来,以辩证的视角来解释城市社会。只是新城市社会学过度强调“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自身研究中一直隐藏的时间思维,没有将社会空间分析中的历史脉络系统明确地阐述出来,新城市社会学社会空间研究的历史的维度应当成为今后我们研究、反思的重要方面。最后,新城市社会学通过空间对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进行的分析、比较和抽象,以及社会空间的具体意义也存在着差异和分歧,如何为社会空间研究提供更精确和统一的思路,也是下一步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 城市社会学论文:城市社会学对电视研究论文 关键词:城市社会学电视研究空间 [摘要]:城市与电视,都是重要的社会空间。通过这种空间属性的交互,城市社会学可以拓展电视研究的空间视野。对于城市现象与城市过程理解不同的四个流派(古典城市理论、人文主义城市理论、城市政治经济学理论、全球化城市理论),在研究态度、生态观念、生活方式、人文思考、时空观念、知识生产以及从社会功能等维度,对于电视研究的空间有所拓展。 引言 城市与电视,对于国家、社会与民众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空间(space)所在。“实体性”与“想象性”是二者特征的主要差异。不过,如果检视作为空间的城市与电视,就会发现二者在实体与想象之别以外,还是具备“现实的关联”,即:电视是城市的镜象,城市的实体为电视的想象拓展了空间。 城市社会学(urbansociology),作为社会学最早的分支学科,以城市为研究对象;而电视研究(televisionstudies),作为媒介研究的主要分支,以电视为研究对象。那么,因为城市与电视“内在的关联”,城市社会学与电视研究也发生了“理论的关联”。 在假设上述两组关联是一种机会,而非威胁的基础上,笔者通过这篇文章想粗略讨论一个问题:城市社会学对电视研究的空间拓展有何意义?这一母题包含几个子题:城市社会学的诸流派建基于什么社会立场?有哪些观点?这些立场与观点,对于电视研究,又有什么启发? 从19世纪末,西方社会学先哲(滕尼斯、西美尔、涂尔干等)以现代性视角关注城市现象与城市过程算起,城市社会学已有了一百多年的演进史。本文借用一个社会学界的梳理框架[1],再择出具有代表性的四种流派:古典城市理论(芝加哥学派)、人文主义城市理论(芒福德和雅各布)、城市政治经济学理论(新马克思主义)、全球化城市理论。这四种流派既有延续的线索,也有相左的思路,笔者将采用价值中立的切入视角,在一个广泛的语境中进行具体阐释,力求达成电视研究空间的多维拓展,并超越电视研究(特别是在现有的中国语境下)已知与未知的边界。 城市生态观下的电视与生活方式 芝加哥学派是古典城市理论的代表,其领军人物罗伯特•E•帕克作为一名曾经的新闻记者,自1920年代开始就带领他的学生到周围的日常世界中去发掘“重大的社会学新闻”[2],而芝加哥整个城市也成为他们的研究对象。这种走出书斋、现场工作的治学态度,对于中国电视研究选题、视角单一的现状就是一种思维的重启:不要只关注国外先进电视经验以及国内知名电视机构、文本,哪怕身边一个普通的城市电视台,也会有值得观察、研究的问题。仅以笔者于2008年在浙江某地市级电视台的半年挂职工作为例,这种“准”社会学田野调查的经验累积,让笔者过往仅限于海外前沿趋势、国内一线频道(特别是卫视)动态的视野得到了进一步拓展,并起码在如下两个问题中,思路得到了拓展:即城市电视台与所在城市的冲突与融合,以及所谓广电集团化整合与频道制竞争性运营在实务操作层面的冲突与融合。其中具体的思考,或许会成为另一篇专文的内容,在此不展开。接续,还是回到芝加哥学派。 帕克在研究中创造了“人类生态学”(humanecology)的概念,城市作为人类空间生态的一部分,可以被看作一个有机体,城市过程如同一切生物为生存而适应或改变环境的生态过程,包括了人口的集中与扩散,功能的中心化与去中心化[3]。路易斯•沃思不再仅把城市看成是一个简单的物理实体,而看成是“一种生活方式”(awayoflife),并由人口规模、人口密度与社群异质性三个变量制约[4],比如城市比乡村人口多,由此更为个性化、多样化;城市人口密度大,则必须发展出与陌生人共处的容忍;而城市里各色人等的共处,也必然会突破阶级、种族的区隔。 电视研究的对象是电视,从帕克的生态论来看,其作为特别的社会组织机构,在城市生态中拥有自己的位置与功能。由此,关注电视的演进发展,可能就需要突破传统思路“从电视看电视”的局限,借用“社会史”的范式,“从电视看社会”,看各种社会组织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看电视与整个社会生态之间的关系及其所扮演的角色。 城市,作为实体性空间,可以被视为“一种生活方式”。那么,电视,作为想象性空间,也可以被视为生活方式的一种镜象。于是,对于电视研究而言,除了机构、文本之外,在观众研究领域,可能也需要考虑规模、密度与异质性的指标对于收视的影响,特别是其中的异质性指标。比如,以一部名为《双面胶》的电视剧为例,这部剧集的故事主线很简单:一位东北丈夫与他的上海妻子在上海的生活历程。在笔者看来,正是由于中国社会因改革开放,人口流动频繁,社群异质性提高,才产生了剧中这位东北丈夫在上海工作的可能性,否则,就还只是东北人普遍在东北生活、工作,上海人普遍在上海生活、工作;与此同时,反映社群异质性的电视产品吸引的也是外来人口较多的那些城市的观众,他是们能够切身理解东北丈夫(外来)与上海妻子(本地)在上海可能发生的那些矛盾与冲突。那么,进一步讲,《双面胶》这部电视剧,首先是新时期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特殊产物;而其本身与之发生“收视关系”的特殊观众一道,作为重要的“当事人”,也参与到了这一“新陈代谢”的社会进程当中——其中的自反性(self-reflexive)特征,或许才是作为研究问题最有魅力的地方。 寻找诗意的空间:城市与电视 在以人文主义视角来研究城市的社会学者中,具有代表性的是莱维斯•芒福德与简•雅各布斯。无独有偶的是,他们都非“学院派”专业人士。芒福斯没有大学文凭,“来自社会,这所最好的大学”;雅各布斯只是一个社区活动家。但是,他们对于城市的思考,却突破了正统的桎梏,赋予城市诗意的气息。 在芒福德的《城市是什么?》一文中,他认为城市是社会活动的剧场,艺术、政治、教育,商业等一切事物,都只是使“社会戏剧”(socialdrama)更加富有意义,都是作为精心设计的场景,加强和突出演员的姿势[5]。他自己作为卓越的公共知识分子,也以亲身的历程,在他钟意的“大舞台”纽约演出了精彩的剧目,比如,在1950年代,他反对在纽约格林威治华盛顿广场横穿高架。雅各布斯,则如同一位对城市、社区充满温情的母亲,她用“街头芭蕾”(dailyballet)来描述市民参与生动而丰富的城市生活以及社区活动,反对追求技术效率的刚性城市规划,并坚持认为传统的城市虽然看起来缺乏秩序,但在其背后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在维持着街道的安全和城市的自由[6]。她的这种“都市乡愁”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展现得淋漓尽致。 无论是“社会戏剧”还是“街头芭蕾”,上述两位学者都把深深的感情赋予到他们生活的城市中,并在精神层面找寻一个诗意的家园。如果城市是人文的,那么作为其镜象的电视也必须有人文情操与关怀。在电视研究领域,节目品质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是,由于电视媒体以及相关研究其自身的价值观囿于眼球、收视率与广告创收之中,对于思辨与审美、对于文化意义的追求已经麻木。那么,如何去思考电视媒体的此类问题?或许,我们可以从人文主义城市研究中习得:电视空间,与城市空间一样,更应该成为人性成长、人际互动的空间,并让这种空间为社会成员带来更好的生活。这也令笔者联想到2008年初,“体制内外”两位资深业者对电视空间人文属性的追问与召唤:黎瑞刚认为,“我们很多电视机构大量地满足于模仿海外成熟节目样式,挖空心思相互抄袭克隆,完全丧失了文化的原创力。把世俗文化的消极因素通过娱乐的包装和电视平台的放大,以满足观众文化需求的名义来瓦解社会理性,这是电视从业人员职业理想的丧失、人文精神的放弃”;而在刘春看来,“现在的电视界都忘了自己是个媒体,只考虑收视率。作为一个媒体人应该有基本的公共追求,应该有道德底线;西方媒体都是这样的,我们看到的普利策奖都是这样的。但是在电视界你感受不到这个,整个电视界从南到北讨论的全是收视率。我觉得最大的悲哀就是,电视没有坚持”[7]。 以上反思,是来自实务业者的共鸣与映照。而就电视研究者自身而言,也是否也能够像芒福德与雅各布斯从心底珍视城市发展、参加城市进程一样,去珍视电视、参与电视呢?毕竟,仅以笔者所见,就有不少研究者对于电视并不以为然,甚至从来不看电视;还有不少研究者不看日常播出的电视,只看以英美为主的西方节目——责任意识与主体性双重失范,研究岂能有所推进? 空间的政治经济学:生产与流动 城市政治经济学是城市社会学研究的重要一支,其主要代表人物有三位:亨利•列斐伏尔、戴维•哈维与曼•卡斯特。 法国学者列斐伏尔的工作代表了马克思传统在城市分析中的复兴[8]。这位复兴者,以其1974年的第一本著作《空间的生产》拉开这一流派的大幕,并且该书书名“空间的生产”(theproductionofspace)就意味着一种范式(paradigm)的转换,因为较长期以来,人们关心的只是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而通过列斐伏尔的理论,空间,不单单是社会的载体,不单单是生产的空间;空间,作为“社会的产物”(socialproduct)也是被生产出来的[9]。戴维•哈维是牛津大学的一位地理学家,他在城市过程与时空之间建立了一种辩证的联系。一方面,时间和空间塑造城市过程;另一方面,城市过程也形塑城市空间和时间[10]。这种辩证关联的价值在于:城市演进是一种具有张力而非刚性的过程。哪怕在空间设计上、在当前时期“看上去很美”的城市、社区,也是有内在缺陷的。那么,只有在空间内注入城市的教化与道德,在时间上考虑长时段、可持续的社会效应,才是一种好的城市发展。卡斯特是一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学者。在1980年代末,他提出了“信息城市”(informationalcity)的概念。信息是一种具有流动性的社会概念,若固定,则无法被传播;而城市是一种相对实体性的社会存在,一般而言是固定在某处空间之中,与信息的特质正好相反。从这个意义上讲,卡斯特的概念意味一种突破条框的理论创新,在他看来,信息城市不是一种固化的形式,而是一个能够流动的过程,一个以“流的空间”(spaceofflow)的结构性支配为特征的过程[11]。 上述学者的观点,对于传统城市理论是一种突破,因此对于电视研究的拓展也别有洞天:既然城市空间是可以被生产的,电视空间是否也可以被生产?以往电视文本研究的对象,常常只是具体的栏目与节目个案,也即电视空间内部的生产。那么,是否可以拓展到电视空间本体的生产?电视本体的空间生产,有哪些制约因素?哪些机构,在什么机制下,对其产生影响?抑或不同的机构,在不同的机构之下,又有哪些不同的影响?列斐伏尔给我们以思考的新起点。在此仅举一例,简要说明:在当前的中国电视屏幕上,在不同频道的不同时段中,往往会播出同一档电视剧,上文提到过的《双面胶》即为典型。那么,如果仅从电视空间内部的生产而言,其文本对象是完全一致的。不过,列斐伏尔提醒我们:剧集虽然相同,但其呈现的空间是迥异,涵盖省级卫视、省级地面频道、城市电视台等播出平台。此类空间本身生产的不同,在遇到空间内部生产的相同时,所呈现出的异同现象,理应进入电视研究的观照视阈。 哈维对于时间与空间张力的省思,让我们看到,电视作为一种社会空间形态,仅只追求现在时态中的形态美也是不够的。以当前较为关注的节目模式(format)研究为例,在引进西方优质电视节目模式时,其模式的成熟并不直接导出“中国版”的成功,还需要注入“中国元素”;而“中国元素”的挖掘,也并非穿件旗袍、唱句昆曲,而要超越眼前所见,沉潜入传统资源,并把握未来走向,在这一点上,《功夫熊猫》倒是给中国影视业上了一课。 卡斯特给电视研究最大的启发在于:勾连对立性概念,制造突破性的理论。电视,现在被认为一种典型的传统媒体,互联网则是新媒体的代表,似乎二者处在不同的“阵营”。但在传统与新之间,是否有汇流点?电视与互联网的融合,作为一种若隐若现的事实,其趋势如何?是网络电视台,视频网站,还是其他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电视业者与学者都不能也不必固步自封,更不需妄自菲薄。 全球化时代城市:多元与创意的“主题公园” 伴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思想界各种新“终结论”席卷而来,这其中就包括全球化的终结、经济资本主义体系的灭亡等。但是,即便如此,全球化对城市发展的重大影响,还是毋庸置疑的。全球化城市理论,将全球化与城市化作为核心概念,关注城市在全球经济、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 洛杉矶学派代表人物爱德华•W•索亚以大洛杉矶都市圈为研究领域,进行社会学的透视。他发现当代的城市化是一个完全的全球化的社会过程,城市化与全球社会变革是相伴而生的,全球化的城市化或后福特主义城市化产生了像洛杉矶这样的全球城市[12]。除了观念的抽象之外,他细腻地描绘了洛杉矶及周遭的科技园区、工业园区、空军基地与印第安人保留地以及这些区域中的白人与少数族裔,这些人有的是白领雇员、有的是蓝领工人[13]。这些眼花缭乱的都市元素,让城市好似一座“主题公园”,但在其背后,索耶也看到一种分离而非“协奏”的多元景观。在全球化时代,对于不同国度的不同城市而言,什么是决定其发展、盛衰的关键?美国学者理查德•佛罗里达在2002年出版的《创造性阶级的兴起》一书里提出:创造性阶级(creativeclass),是一个城市发展的关键。在他看来,美国的社会阶层构造发生了主要变化。除了劳动者阶级,服务业阶级以外,一个新的阶级在悄然兴起,那就是创造性阶级。属于创造性阶级的人们从事各种不同的行业,但其中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经常会有创新的想法,发明新技术,从事创造性的工作;创造性阶级的出现对城市和社区的未来有深远影响[14]。 如上所述,全球化的城市是多元的,其发展需要创意的支撑;而创意本身,也需要以多元的城市空间为承载。这是因为,一个拥有不同阶层、族群、职业以及文化认同的城市,一定是一个对外开放的空间,这种开放性意味着对于突破传统的观念与事物的接纳。由此,全球化城市理论对于电视研究的启发,或许更多地就体现在对于多元与创意的认知上。 既然城市空间的发展,呈现出多元的面貌,那么,对于电视研究者而言,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在电视空间中反映这种多元性?如何通过电视,满足多元城市人的信息、娱乐需求?而且,更重要的是:上文提到城市的多元,是一种分离而非“协奏”的多元,也就是说,在同一个城市中生活的人,可能种类很多,但是每一类却是“自顾自活”,甚至“老死不相往来”。电视媒体,是否能够在一个特别的高度去打破这种壁垒,而让“城市的协奏曲”在荧屏中上演?如果这一观点尚有其合理性,那么,我们是否也需要反思当前常常被人称道的分众化、小众化传播模式?而如果这一反思也有其合理性的话,于是顺着这条理路,也就很容易看到:当前的分众化、小众化,其实都是高端分众化与品质小众化。面对传统“工、农、兵”概念人群的电视空间生产与空间内生产,为什么在分众化、小众化的所谓时代趋势语境下不常被提起?或者哪怕被提起了,却难以践行?甚至被践行了,也常常与初衷渐行渐远? 如果从另一个视角去思考,试问面对创造性阶级的兴起,电视媒体应该持有怎样的姿态?当下的电视研究,经常谈到电视的社会责任与媒体功能。其实,贴近创造性阶级的生活与工作,满足他们的媒介需求,就是对于电视责任与功能在某一特定层面上的最佳描述。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电视媒体,其作为一个充满创意的空间,也能够依靠媒体话语的力量再创造城市的空间。 诚然,以上两个视角,或许是有内部紧张性的。但是,对于电视研究而言,它们都是一种有益的拓展。 结语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任何研究活动,都需要“到现实中去,发掘具有理论意义的可作实证考察的问题”[15]。但是,当前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作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后起之秀”,在“找问题”、“选方法”上做得差强人意;而当前中国的电视研究,又作为新闻传播学研究领域的“新鲜力量”,在这方面,则做得更不尽如人意。因此,有了笔者欲图从社会学,特别是城市社会学中获取理论支点、问题意识与研究路径,从而拓展电视研究的想法。 不过,如果不至于妄自尊大,那么,妄自菲薄也同样是要不得的。笔者在通观并梳理之后,也发现,如果有优良的理论“活水”浇灌,电视,特别是中国电视,会是一块“找问题”的良田沃土。这是因为,电视的传播过程、结构与变迁是如此丰富且充满不确定性;而在我国的特殊语境中,电视媒体又因其浓郁的“中国特色”而更加具有魅力且让人想一探究竟。其中海量的鲜活素材与史料、复杂的框架结构与功能以及微妙的产制流程与环节,是能够带来较有建设性的理论建构与知识生产。 具体而言,城市社会学与电视研究的理论嫁接,基于空间的概念。虽然,面对的是不同的空间,但是,空间性的思维以及对于空间性思维的把握,在两者之间可以形成理论的共鸣。如果要一句话来说,那就是:城市社会学拓展了电视研究的空间视野——希望这一被城市拓展了的电视空间观念,能够落实到电视学者的研究中去,当然,目前这些都还只表现为一种可能性,尚待从“应然”走向“实然”。因此,我们仍然在“发现电视之旅”的路上,斯途中,也包括笔者自己。 城市社会学论文:城市社会学研究的女性主义视角 [摘要]男性与女性共同构成了城市社会主体。为了使城市社会学的研究更加开阔,使研究更加务实,更加贴近现实,我们在城市社会学中加入了性别视角。女性的解放与城市的发展紧密相连,与此同时,增加女性赋权也将会对城市的合理化发展起到积极作用;通过对于城市空间中女性生活空间的研究,将会发现在不同的时期女性的生活空间、生存处境不尽相同。为了使城市社会消除性别歧视,创立更加和谐互惠的城市生活环境,更需要加强在城市社会学研究中加入女性主义视角。 [关键词]城市社会学 女性主义 性别研究视角 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女性主义已经成为最为活跃的社会思想之一,对人文社会科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城市社会学研究中加入女性主义视角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城市社会学中的女性主义视角 伴随着20世纪60到70年代第二次妇女运动的浪潮,在世界范围内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已经由社会运动逐步进入了学术研究的范畴,并且当代思想理论也受到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的极大影响,“或快或慢地发散到了多个学术领域和教学领域,在各个学科的研究和教学中,都将包含与女性主义研究有关的观点、思想及材料”。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指出,“性别关系问题对于社会学分析来说是如此根本, 以至于不能将其简单地归并成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由此,社会学的观察角度、思考方向及问题认识将会受到女性主义的更深入的认识。 二、城市与女性紧密相连、相互增进 (一)女性认识在城市化进程中萌芽 不同于乡村生活,城市生活更加具有选择的自由性,是人类生活的最佳社会形式之一。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进程催生了一个又一个大规模城市,这一过程中改变了人的生活空间和生活形态,并且也巨大地解放了人类自身。人们开始倡导自由思考,随着生活视野的不断拓展,人们的基本素质和精神境界也都水涨船高。伴随着这一过程,城市妇女也得到了史无前例的解放。女性的角色在城市的环境中也发生了变化,那是因为如今的城市社会环境已经不再以体力决定社会角色了。城市中的女性也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争取更多的机会与权利,更加积极地对待工作、参与时政,也对传统的社会观念进行挑战。由此可以看出,女性解放运动与女性主义是伴随着城市产生的。 (二)城市所引发的女性问题 城市化必定是把双刃剑,女性在城市中有了更广阔的生活空间,女权意识不断觉醒,但是与此同时城市化也发现了一些女性问题,使女性生活的部分方面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恶化,甚至使部分女性陷入困境。城市化的发展过程当中,女性并不是必定的受益者。在低端劳动力市场,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自乡村的女性移民身体健壮、易于管理、工资水平低等特点使其相对于城市固有女性居民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但是也伴随着一定的代价:健康问题、推迟婚姻等。 (三)性别歧视与城市化过程中女性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性别歧视意味着不同的性别所拥有的待遇是有差异的。为了消除性别歧视,使女性获得与男性相同的社会地位和社会权利,我们应在城市化发展中加入性别视角。女性在社会中的弱势地位,使她们往往对城市的一些问题更加敏感,更容易体会到城市社会的规划和管理中不合理、不人性化的地方。但是由于适当途径的缺乏,城市管理者接收不到她们合理的有建设性的意见与建议。学术界普遍认为,城市发展的最大障碍就是管理不善,而非财政资源、技术缺乏等原因。城市的规划和管理过程中加入性别视角,就会弱化不平等这样的道德问题,而且能更加全面地吸收接纳全体市民,特别是女性市民对城市建设的意见和建议。 三、城市女性的生活空间 (一)传统(古代)城市中女性空间的特点 在女性社会很低的传统社会,我们在大街小巷很少看到女性的身影,因为世俗的束缚,不允许她们出现在公共场合,她们日常的活动范围基本只能在家中,甚至在家中的一些区域也是她们不能涉足的。在中国传统的居住设计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中国传统住宅中男女有各自的活动范围和区域,前堂后室,以“中门”为界,而“前堂”往往是女性不能涉足之地。这种格局看似保护妇女,事实上限制了女性的生活空间和人身自由,使女性完全脱离了社会生活。 (二)现代城市中女性空间的特点 现代社会中,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女性的社会地位有了很大提高,职业女性史无前例的增加,女性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并且可以随意出现在公共场合。传统的社会格局被打破,城市公共空间不再是男性的专有空间,女性也加入其中。然而,由于男女平等问题一直难以解决,性别歧视仍然没有根除,不难发现城市社会空间存在着性别不同所带来的各方面差异。由于性别不平等,男性、女性占据着不同的城市生活空间,社会地位也有着明显的差异。社会空间的占有取决于男女的社会角色,男女的社会地位也从城市空间中反映出来。在城市社会中社会管理者往往都是男性,很少有女性的身影,而辅助性、服务性的工作往往由女性承担。 城市社会学论文:城市社会学研究对象与相邻学科关系 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城市发展的历史、现状进行研究,探索中国城市发展的未来,避免重复其他早发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所犯过的种种错误。解决我们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突出的社会问题,使我国城市走上理性化发展的道路,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学界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一、城市社会学研究的对象 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城市,但城市是一个复杂的自然一经济一社会复合系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城市进行研究。归纳起来,学术界大致有以下几种代表性观点: (一)研究对象是城市生态系统 这种观点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它强调城市是一个以人类社会为主体的自然一经济一社会一生态系统,是城市居民与其生存环境相互作用构成的综合体。城市社会学着重研究城市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联系以及城市与周围环境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关系。 (二)研究对象是城市社会问题 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城市社会问题,如人口膨胀、就业困难、住房拥挤、交通紧张、污染严重等。这些社会问题的起因,有的是物质性的,即是因为物质条件缺乏造成的;有的是社会性的,即是由社会和人的行为引发的。城市社会学要研究城市问题产生的原因、城市问题的表现以及解决办法。 (三)研究对象是城市化 城市化是指农村人口不断转变为城市人口、农村区域逐渐演化为城市区域的过程。整个世界都处于城市化的过程之中。城市社会学要研究城市化的时空进程、城市化的形式、内容以及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并在对不同时期、不同区域城市化的比较中把握城市发展的规律。 (四)研究对象是城市生活方式 美国社会学家沃思认为,城市本身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城市社会学要研究城市生活方式的特点、城市生活方式的起源与变迁以及城市生活方式的传播与辐射。 (五)研究对象是城市社会关系 城市社会关系是在城市生活中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在城市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以及各种群体生活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城市社会关系还包括城市与城市、城市与农村以及城市与区域之间的关系。 以上观点都是截取城市社会的某一方面或某一过程作为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很难形成对城市的整体认识。笔者认为,作为社会学分支学科的城市社会学,应该发挥社会学系统研究的优势,它应以城市整体为研究对象。城市社会学不过是把这个“社会”缩小到城市这一特定范围而已,它用系统、综合的方法对城市社会整体进行研究,形成对城市社会的完整认识。 二、城市社会学与相邻学科的关系 (一)城市社会学与社会学的关系 在城市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其理论与社会学同时期的主导理论之间,有着紧密联系。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城市社会学的创始人师从欧洲社会学理论家,且城市社会学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其理论必然受到社会学基本理论的深刻影响。两者是基础学科与分支学科的关系。 2.城市社会学的突出特点,就是它的实证研究特性。其核心问题,是将现代社会抽象理论在城市这个固定的场所进行调查,以得到验证。城市社会学家们认为:城市区域适合用做一个调查点,在这个调查点上,社会学家可以考察构成日常经验的社会制度,以及它们彼此相互依存的重要细节。各种综合性理论可以系统阐述,并可在有限的空间地域里,通过观测互动关系网络而得到实证的验证。城市社会学创始人帕克一贯认为城市是一个“社会实验室”。社会学的理论都可以在这里得到检验和验证。 3.由于城市社会学要在城市区域的调查中验证社会学的理论,因此,它的理论发展必然与社会学理论所关注的问题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城市社会学实证研究的问题,经常是社会学主导理论所关注的问题。两者的理论关注点是基本一致的。 城市社会学来源于社会理论在城市区域的实验和验证。两者无论在理论渊源、理论关注点或发展过程,都存在着密切的相关性。 (二)城市社会学与城市空间结构研究 20世纪70年代,米歇尔·福科对“空间时代”崛起的前瞻性观察以及亨利·列斐伏尔对于空间科学的研究,形成了人文学科、社会学科广泛的空间转向,其后,新城市社会学将空间应用于城市社会研究,开启了城市社会学理论的空间时代。 空间是城市活动的重要载体,新城市社会学家们发现了空间,将原来属于不同领域的现象,以空间的线索串联起来,使空间结构和社会过程之间的辩证关系得以清楚呈现。空间进入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视野,空间是一种新的实践方式、政治策略与理论视野,对于城市社会学的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作用。 在学科发展上,一方面,空间转向促成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为基础的新城市社会学的兴起,其替代芝加哥学派成为城市社会学研究新的主导力量,使新形势下的城市问题有了正确合理的分析工具。另一方面,空间转向推动了城市社会学的跨学科研究。空间被引入城市社会学,受其影响,空间学科(如,城市地理学、城市规划、建筑学)则进行了社会转向,将空间关系看成社会关系等。 (三)城市社会学与城市规划 城市规划是城市设计的应用性研究,城市规划人员使用建筑学、经济学、行为科学等工具合理地发展现有城市、扩展小城镇和建设新城市。城市规划理论的基本思想是通过合理的选择和环境控制努力影响未来,建设人类城市。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城市规划的目的是控制和驾驭环境。 城市规划与城市社会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交叉和渗透,它们在各自的实践中不断地应用对方的理论。城市社会学着重从社会联系上来运用规划理论。早年,霍华德以其“花园城市理论”名噪一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后来芒福德从城市的形式和功能方面又提出了新的理论,他认为在形式上任何两个城市都是不同的,而城市的主要功能则都是为人类提供交往的舞台,城市是文化和社会关系的象征。 城市社会学在规划方面还研究密度对人类的影响,研究自然空间位置与人们社会行为的关系。提出了“空间接近”是友谊、交往观点形成的重要变量,但这个变量又受到人口同质或异质、文化差异、收入等的影响。 城市社会学在我国只是刚刚起步,它的一些理论已开始深入到我国城市规划理论界。如私密空间、半私密空间、公共空间、邻里关系理论等,其中一部分理论已付诸实践,并取得了初步的效果。 (四)城市社会学与城市经济学 20世纪40年代,城市经济问题的研究已进入系统化的阶段,内容涉及城市房地产市场、级差地租、土地价格、土地合理利用、工业布局、空间距离、运输成本,等等。城市经济学的正式形成大约是在20世纪50—60年代。20世纪70年代以来,城市经济学成为一门综合性较强的新的经济学科。 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国内城市经济学对城市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现实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下述五个方面:城市化与新型工业化的关系研究,都市圈发展与城市之间经济合作及协调分析,区位选择与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演进研究,产业集群与城市经济发展分析,城市政府职能与城市治理模式研究等。经过20多个年头,城市经济学在我国已经得到长足发展,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五)城市社会学与城市生态学 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类的环境价值观念发生重要变化,先进城市的标准由“技术、工业和现代建筑”演变为“文化、绿野和传统建筑”,人们向往“回到自然界”。这种生态保护思想开始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潮流。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开展了对“未来城市”的研究,以寻求可持续发展的人类聚居形式,其中关于“生态城市”研究占有重要地位。人类在城市建设活动中,谋求自然生态、社会经济生态和历史文化生态的综合动态发展。人类的价值取向发生了根本性变革,这标志着人类正迈入“生态时代”。 城市生态化就是维护城市生态系统的稳定,实现城市自然一经济一社会的协调发展。这里“生态化”已不再单纯是生物学的含义,而是综合、整体的概念。城市生态化发展模式包括自然生态化、社会生态化、经济生态化等内容。在三者的关系中,自然生态化是基础,经济生态化是条件,社会生态化是目的。 生态城市是人类生态价值取向的结果,是未来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向,是可持续的城市发展模式。生态城市的规划与建设应遵循自然生态规律与社会发展规律,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生态学为基础,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为核心,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手段,综合协调城市及其所在区域的自然、经济、社会系统,建设健康、高效、文明、舒适、可持续发展的城市。 (作者单位:中共南通市委讲师团) 城市社会学论文:从城市社会学角度浅谈旧城改造模式及对策 摘要: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各类新城、城市新区建设逐渐兴起,相对新城区,旧城区基础设施老化、公共配套不足等问题日益突出。就目前阶段来说,旧城区的改造是我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如何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如何利用这些资源进行合理改造,都是社会必须要解决的客观问题。这种问题具体表现在,城市化进程中现代性与传统社会观念起着激烈的冲突。根据国外的旧城改造经验来看,要逐渐将规划手段从单一走向综合,在改造过程中不能随意抛弃历史文化以及旧的风俗习惯,文脉的延续与继承,这些都是原有城市的风貌特征。如果加以随意改造的,将会引起一定的冲突。对于改造旧城区,需要更多地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出发,尽量避免引起不必要的冲突,全力为构建一个和谐文明的社会而努力。 关健词:城市社会学;旧城改造;和谐对策 前言 旧城改造的主要工作是利用现有资源进行合理规划和安排,以便实现现代化城市目标而实施的一项重要工程。旧城改造的方式总体来说有很多种,但不管采取哪一种方式,都要结合实际,从各个角度进行合理而有效的规划,一切要以人民的利益为主,遵循一定的规律,秉着因地制宜,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的原则,尽量避免大拆大建,为旧城改造探索出一条科学的改造之路,实现现代化都市的发展,构建和谐文明社会。 1 旧城改造的实质及问题 随着城市建设的扩张及城市经济的高速发展,土地资源日益紧缺,中国城市发展由单纯的外拓型走向内外并举型:由以往单纯的经济增长走向经济、社会、环境三者综合、和谐的可持续性发展。从社会学角度来说,则是由以往计划经济时期的均质社会走向了多元分化的市场经济社会,而城市旧城地区则是此种社会双重转型中的难点及社会矛盾集中爆发的地区,促使我们必须审视以往旧城改造的方式与对策,重新寻找其解决之道,其改造的重点及实质,应是社会问题的和谐解决,是在城市化进程中现代性与传统社会观念的,中突与对立的有效平衡。 1.1自身发展不平衡 旧城是由各个不同系统而组成,它们之间相互影响与制约,具有很强的整体性,如果其中任何一个子系统发生变化都有可能导致整个的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又主要表现在发展过度和发展滞后这两个方面。发展过度是因为在改造中片面的追求经济,而忽视了社会和环境代价,导致建设的强度和人口的总量超过规定的承载力,从而造成整个项目功能失调。发展滞后是因为各城区内部的变迁进程不一样,导致不和谐现象的产生。 1.2城区老化或衰退现象严重 当一个城市自身发展不平衡,就会产生严重老化衰退现象,具体表现在三方面:(1)物质方面,即旧城区内的建筑和设施因为时间的长久而老化、衰退。(2)功能性衰退,城市规模的不断壮大,人口分布密集,和谐的城市环境被打破,进而导致整个城市的机能下降。(3)结构性衰退,城市的空间急速在扩张,城市的内部也在不断的变化,而城市结构往往不能适应这种快节奏的方式而进一步衰退。 1.3经济发展受到一定阻碍 旧城区的自身发展不平衡和老化衰退等现象,阻碍了城区经济的发展。在大部分旧城中,因为提供的就业机会少,城市的贫困程度也相对较高。因为在旧城中,年富力强的居民在经济得到改善后都迁离至别处,留下来的多数是一些能力较弱,经济困难的居民,这就更加会阻碍城市发展。 1.4文化传统遭到一定的破坏 政府在对旧城改造的过程中,很少重视城市的特色资源,往往只片面的追求旧城改造地块的经济账,而忽视了社会账和环境账,不顾旧城市保留下来的传统文化。一旦将其破坏,使城市失去其传统风貌,也失去了历史沉淀的厚度和价值。这对于一些在就城中居住己久,已经对城市有很深的感情的人来说,是非常失落的,缺乏一种归属感和安全感。同时还会影响传统的邻里关系和社区文化。。 2 旧城改造的弊端及危害 中国的城市规划理论与方法,长期受以空间规划为主的物质性规划思想影响,把城市的发展看作一种可掌控的线性进化忽视了城市历史与现状。芒福德(Lewis Mumford,1961)曾提出过批判:“把城市的生活内容从属于城市的外表形式,是典型的巴洛克思想方法。但是,它造成的经济上的耗费几乎与社会损失一样高昂。大街必须笔直,不能转弯,也不能为了保护一所珍贵的古建筑或一棵稀有的古树而使大街的宽度稍稍减少几英尺。”而在旧城改造中,我们的政府领导、开发商、规划人员往往对传统城市旧区内的“功能与空间混乱无序”持否定态度,过分强调功能分区与用途纯化追求“理性”的城市空间形态,试图通过规划的行政手段,重新构建一个“唯美”的旧城城市形象。 反思现有旧城改造的方式,其主要弊端表现在:(1)过于理想的单一终极规划目标,对现状的混乱无序多采取彻底否定态度,对城市社会的复杂问题视而不见,缺乏规划多目标的比对与平衡,从而造成阶级分化、治安犯罪等诸多方面的社会矛盾。(2)规划理念及手段的简单化、标准化。以统一建设物质空间形态来确定城市的发展态势,却因忽视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而造成旧城社会经济活力的衰退与空洞化。(3)“破旧出新”的规划模式过分追求功能的完美,生硬地将旧城有机社会网络割裂为单纯的功能社区,忽视了社会脉络的发展与内在联系规律。(4)兼顾所谓公平的政策取向,规划方法较多地体现了政府部门的意志,较少反映地区现状及来自社会与个人的实际需求。政府和市场力量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居民自身积极性尚未得到充分调动,特别是旧城改造项目的封闭决策,导致原住居民意志和愿望得不到应有的尊重。(5)旧城改造建设与管理中相关法律法规的缺失。对旧城更新和房屋拆迁中所涉及的法律、道德问题认识浅薄,往往将多元化社会问题当作纯粹的经济问题对待,忽略了对社会问题、环境问题的研究,特别是针对旧城的特色,没有一部相适应的城市规划管理专项法规,如历史街区改造中,简单套用日照间距法规,从而造成历史风貌特色的丧失。(6)社会资源的浪费与改造建设方式的粗放化。旧城居民对发展的愿望较为强烈,但在一定时期内,各级政府对旧城改造的一元主导机制,对旧城中固有文化特色资源的毁坏,造成整体社会资源体系的破坏,同时对文脉的所谓有机更新与改造的肆意扭曲,造成整体文化资源内涵的缺失与变异。 当前中国开展的大规模旧城改造,实际上是一种主张用高积累、高消费来刺激经济增长抒不可持续发展模式,它反映的是一种大工业时代的发展观和发展模式。但是旧城地区往往因为漫长的历史积淀,形成了一个动态平衡的复杂社会经济结构,为各种收入阶层的人提供了合理而有效的生活空间和就业空间;而简单化的改造,不仅破坏了该地区的动态平衡结构,带来了房价和地价的大幅上涨,导致大部分原有低收入居民无法回迁,一些居民从而也失去了收入来源;昔日充满生活情趣的街区也变得冷清,难以形成以往富有生机活力的社会结构。长期以来,旧城改造中简单的单向思维方式加上“自上而下”的城市规划和管理体制,一直影响着我们的城市改造。特别是现阶段的改造中,因涉及太多的利益群体,许多利益难以协调,改造者无意也无心去开展公众参与,听取各方意见后制定合理的改造方案,从而造成拆迁中的矛盾激化,不但使许多原住民利益受到损害,而且也不能使未来新使用者满意,从而产生严重的社会纠纷和负面影响。 3 旧城改造的基本对策 3.1坚持将改造建设的规划手段从单一走向综合 旧城改造的模式多种多样,在改造过程中要将以往单一的模式向综合模式迈进。通过对旧城格局的仔细研究,在遵循城市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要采取各种手段和方法去保留旧城原有的特色风貌,保证旧城的物质环境、经济发展和社会关系能够协调发展。 3.2全力保留历史文化和文脉的延续性 旧城经过历史的积淀,保留了很多丰富的文化内涵,所以在对其改造过程中既要符合时代的发展需要,加入新鲜的现代元素和风格,但同时也要保留一定的文化底蕴,尽量保持城市的原风味。同时也要对破坏的地段进行维修改造,还原其本质。另外还要注意环境的改善,城市建设的管理,为城市以后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条件。 3.3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在改造过程中,要尽可能的将破坏度降低到最小。不能在改造前期就生硬地采取大规模的改造,要先取多方案比较,既具有规划的合理性,又有可操作性,对不同年代的建筑采用不同的改造方式。采取渐进式的模式能更好地保护建筑,同时也可以充分保护街巷的空间不受破坏,维护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活动场所,以减少社会动荡。 3.4重点关注旧城中的人文关怀.构建和谐社会 在改造中,要先对社会各阶层矛盾进行认真研究和仔细探讨,借鉴国外旧城改造模式,结合我国国情,制定一个适合我国国情发展的旧城改造模式,可以保证居民有一个舒适安全的生活环境,各项设施配套完整,经济能够迅速得到发展,丰富居民的生活。 3.5制定科学合理、有针对性的政策 旧城的改造涉及到很多方面,比如说规划建设、资金筹集,经济平衡以及交通设施的改善,历史文化特色保护等方面,都与其他城市建设的发展有区别。而我国对于这些方面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和完善。所以国家要根据旧城的一些特定情况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和相关的政策。而且对于在改造过程中存在的大量社会问题和矛盾冲突,也要相应的拟定一些有效政策,并且要根据城市的不断发展和变化,对拟定的措施做及时的修改和完善。与此同时,还需要借鉴国外的旧城改造模式和经验,改变以往以政府为主导,忽视居民心愿的状态,政府要提出相应的指导方法,与社区居民共同参与决策机制。政府也可以通过相关政策以及各种补贴的灵活运用,维护社会稳定,为居民营造一个健康舒适的生活环境。同时还可以加大投资力度,提供就业培训和技术援助上的帮助,将旧城原有的社会功能保留起来,进一步促进旧城经济的繁荣与发展。 4 结束语 旧城区是城市中存在的一个固定的区域,它与许多其他的领域形成了一种错综复杂的网络体系。经过漫长的历史改革,旧城中蕴含丰富的文化底蕴和相当具有内涵价值的传统文化,这些丰富的资源可以为旧城以后的发展带来活力,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所以在改造过程中,一定要重视这些资源,不能为了眼前利益而不顾长远利益,对这些资源进行破坏,而是要将他们与现代元素进行有效结合,最大程度的发挥他们的作用,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历史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发扬,推动城市进入一个更新的领域和发展空间。 浅谈城市社会学理论对广州城市规划的启示 摘要:城市社会学理论研究对城市的发展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城市社会生活、城市社会文化、城市化和城市规划等理论,在吸取国外优秀理念之后,结合我国实际,很好的指导着我国的城市建设。社会学从不同角度来解释城市,使人们更好的了解城市社会现象,并指导于城市规划工作。在城市社会学的指导下,实现生态城市的建设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社会生活;社会文化;城市化;城市规划 引言: 城市人是城市的主体,由于受城市自然、经济及人文环境的影响,城市人形成了有别于乡村人的社会特征,这些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塑造城市性格与城市文明的重要内容。城市规划师综合性、技术性、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又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社会学历来关注人们的现实生活,在研究城市规划时,从人文观与可持续发展观的角度来关心都市人群的生存生活方式。 一、城市社会生活 芝加哥学派将城市的人口特征总结为:人口多、密度高、异质性 ,由此推演出城市生活方式的主要特征。城市生活方式的最大不同就是人际关系的变化——亲密程度降低、交往的非人本性和目的取向而专业化、正式的社会控制、社会距离与竞争、居住隔离等方面都体现了人际关系的变化。 1.1天生的异质性 城市人的异质性是人类城市集居形式发展的必然产物 ,也是城市经济与城市文明不断发展的基本动力。 在农村中,家属关系、邻里关系、朋友关系等社会关系支配一切,人们具有强烈的认同感、情感主义和传统主义。而在城市中,生活的主要特点是“分崩离析,肆无忌惮的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 ,甚至相互对立”。 城市总是以惊人的速度在不停地改变,城市人为了能够生存在这瞬间变化的都市空间里,不惜疲于奔命地追赶城市的步伐。在城市的快速变化中,城市人为了保护自己,唯有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麻木地对待周遭的一切。于是,城市人的疏离之感、冷漠之情便由此而生。 1.2高密度聚居 人口密集无疑是城市的一个重要特征。 城市化不断发展 ,一些城市的人口密度已经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城市人口的相对集中以及较高的人口密度 ,虽然有利于城市的社会生产和生活 ,但是也会造成一定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 ,如住宅紧张、活动空间狭小、交通拥挤等。沃思认为 ,城市居民的高密度聚居无疑会给城市居民带来各种影响。高密度聚居带来的另一种心理影响是对差异的容忍。城市居民间空间距离缩小 ,精神距离却扩大 ,这极易导致如犯罪、自杀、精神失常等异端行为和其他反社会行为发生。[1] 二、城市社会文化 人类的智慧带动了城市的发展 ,加速了现代化的进程;而城市则在物质上带给人们一种享受和满足 ,同时也带给人们一份文化上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认同感。 2.1城市文化的阅读 自人类历史上城市出现以来 ,城市就为人类提供了新的聚集方式和生活方式。按照马克思的论述“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城市是人类最新创造的并依赖其发展生存的文化空间。 理解城市文化,不仅城市的建筑雕塑、园林景观是代表城市文化的标志和象征 ,而且城市本身所涵盖的时间和空间也是现代社会的象征系统。结构主义者雅各布森指出:“人类社会中最社会化、最丰富和最迫切的符号系统显然以视觉和听觉为基础”,毫无疑问 ,城市包含了最丰富的现代性视觉和听觉的符号系统。[2] 2.2城市文化——以广州为例 在城市迅猛发展、城市化水平不断提升的今天 ,人们不仅需要认识到城市的经济、政治意义上的功能 ,更加需要认识到城市的文化意义。就像“食在广州”的说法,足见广州的饮食文化在全国的重要地位。 在广州,早上见面打招呼说的就是“饮咗茶未(喝了茶没有)”,以此作为早安的问候语,可见广州人对饮早茶的偏爱。因此,一直以来,羊城大街小巷的各种茶楼都是广州人款待亲朋好友、合家欢聚的好去处,是一般老百姓泛谈生活、信息交流的重要场所。广州的早茶就是人们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了。 文化是深深打在城市上的烙印,久久不会褪色。广州的饮食文化,好象是百年老窖里的古酒,愈久愈香,愈香愈醇,因此,城市文化正日益成为城市竞争中最强有力的品牌。 三、城市社会学与城市规划——以广州为规划对象 世界城市规划的实践和理论已经有了久远的历程,从霍华德的田园城市到雅典宪章、马丘比丘宪章,再到如今的生态城市、城市经营等理念…… 3.1传统的广州古城 广州始建于周秦。南越、南汉、南明曾立为都 ,负山带海”的生态环境孕育着广州的文明。近年来在中山四路挖掘的南越王宫殿苑囿遗址 ,足以证明秦汉时广州就是一个古代“山水城市”。唐诗人高适用“海对羊城阔 ,山连象郡高”来赞誉广州壮丽 ,广州 城在历史上一直保持着三山、二湖、六脉、八氵豪、十闸 ,街道与建筑随地形而建 ,形成了自己固有的城市风貌。[3] 然而 , 随着广州经济的发展 ,人口的增加 ,广州已不可能是原始“山水城市”了 ,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手段重构新的“山水城市”就成了当前我们的历史责任。 3.2广州规划理念 在规划理念上,广州应该在体现“人文关怀”和“城市个性构建”的基础上,坚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3.3规划内容 1)搞好园林绿化 有绿才有生态平衡,才有鸟语花香的好风光。广州的白云山、芳村、万亩果园等地就是很好氧源。建议在大广州范围内从生态和社会效益出发营造上千个不同等级的自然保护区、自然保护小区、森林公园、主题公园、专业公园、村镇公园、小游园 ……统筹安排、集生产、旅游、观光休闲和文化康乐于一体。在滨水地带不宜多建高层建筑,两岸应以自然景色为主,使人能与水接触,形成城市公共蓝带绿廊空间。 2)美化人居生态环境 按国外先进规划理念 ,旧广州是综合中心城市 ,应控制人口扩增 ,四周可规划发展和新建众多的大小卫星城 ,每一卫星城应定位定性 ,并各具特色 ,其外围布列下属乡镇 ,相互间用田野、森林、苗圃分开 ,之间用高速便捷的道路网络相联 ,大广州将是一个系列的、有序的、有机的、多层次的群星灿耀的文明生态城。[4] 在房地产开发时,提倡山水庭苑、花园居住区、生态住宅区等新宅小区、团组庭苑的布局,叠山理水,呈现天然情趣。 3)注重城市文化建设 广州是一个外来人口多,生活方式多元化的城市。城市广场和公共设施是体现城市文化的一个标志,可从门牌、路灯、路标、邮箱、垃圾箱到桥梁、公园、道路以及政府、公司、商店、广场的符号、名称、标志均作为规划中城市景观的一部分来设计。 古村落和城中村作为广州传统历史文化古迹,不宜全数消灭。老城以保护为主,在改造中实施现代化,减少人口负担,转化成商业区和旅游区。历史建筑群、古文化街区、风景名胜区要重点保护,合理利用。 3.4规划目标 建设生态城市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是关系到将来广州生存与发展的长远大计。把环境保护放到十分重要的地位,增加绿地面积,遵照“以人为本,崇尚自然”的原则,把环境建设作为一项可持续发展战略来抓,并把“生态广州”和“文化广州”作为自己城市建设的目标,提升全民的居住环境质量。 五、结束语 城市社会学研究从理论出发,结合我国的社会现实,具体而深入的研究城市社会问题。我们应当放宽对社会学的视野、要在为城市服务的同时,努力发展城市社会学的理论,指导实践。在城市规划过程中,吸收国外先进的规划理念,结合本国实际,解放思想,创建中国的城市社会学。 城市社会学论文:城市社会学视角下城市居住空间重构初探 摘 要:本文从新城市社会学理论视角出发,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沈阳市城市变迁与居住空间变化的整体特征,并分析了社会转型中正在进行的居住空间的再生产与重构。文章认为,现在中国大城市居住格局可以分为5个层级,并对应相应的居住群体,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城市社会分层状况。 关键词:空间;空间生产;居住空间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经历了一次“空间”导向的理论转型。西方学术界在20世纪初期对“时间”的热情,纷纷被对“空间”的关注所取代。20世纪70年代以后,欧美发达国家陆续进入后工业时代,城市也逐渐走入后现代都市的发展阶段。空间文化理论正是对这一“后现代”转向的回应。西方传统理论认为空间是物质概念,将空间视为物质的容器,静止的平台,关注的是“空间内的生产”,而空间文化理论开始关注空间自身,将其视为社会关系与社会实践的动态建构过程,强调空间本身既是社会的产物,又是社会生活的建构力量之一。在众多空间文化理论中,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具有开创性意义。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列斐伏尔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是一个不断超越地理空间限制而实现空间“自我生产”的过程。资本主义通过占有生成新的空间和空间整合来不断延续资本主义的框架体制。他提出以“空间生产”作为城市研究的新起点。在列斐伏尔的影响下,新城市社会学将城市空间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循环与积累等社会过程结合起来,成功的解释了城市的空间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关系,为认识现代城市社会变迁与城市社会问题,提供了独特而有力的理论视角与分析框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处在高速城市化进程中。体现为城市空间的扩张和资本的积累与增值。城郊的村落与农田不断被纳入城市的新版图,城区面积不断扩大,而传统老城区则被不断的改造与拆迁。在我国城市空间的变迁与生产中,居住空间的变化无疑是显著的,最近10年房地产业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居住状况。大城市的居住环境发生了一些普遍性的转变。本文以沈阳为例,试从新城市社会学视角出发,通过对沈阳城市和居住空间变迁的分析,来理解和揭示社会转型中中国大城市居住空间的逐渐生成与重构。 二、改革开放以来沈阳城市变迁的几个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在迈向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逐渐形成了现代城市体系。沈阳作为辽宁省省会、传统老工业基地,城市演变呈现出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1. 由工业化为主向多种产业齐头并进 我国由优先发展重工业转向一、二、三产业共同发展,在继续发展传统产业的同时,大力发展新兴产业,逐渐从生产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变。整体上已经完成初步工业化,正在向中高程度工业化甚至后工业化过渡。沈阳作为传统老工业基地在进入90年代后陷入了较明显的发展低潮,大量工厂、企业倒闭破产。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国家振兴老工业基地战略的出台,沈阳经济社会发展有了显著好转。三次产业协调发展转变趋势明显,第三产业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 2. 城市发展的主导性力量日益多元化 改革开放前,我国城市发展的唯一主导力量是政府,城市的各项政策安排与规划均由政府控制承担。改革开放唤起了社会与市场的巨大能量与活力,国家资本不再是城市投资的唯一主导力量。从80年代起,沈阳市先后吸纳了各种新兴力量以发展改造新老城区。随着浑南新区、铁西新区和沈北新区等各种国家级、省级高新技术开发区、金融开发区等新区的陆续诞生,一个多元的投资格局正在形成。 3. 由生产功能向消费功能转变 在工业化初期,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生产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消费。城市就本质来说更是一个生产单元。但随着工业化初步完成,我国经济由产品短缺迈向了物质极大丰富。刺激消费日益成为当前重要的经济建设理念之一。发展各类生产生活服务业成为城市的重要发展目标。近年来沈阳工业生产区域陆续向城市边缘迁移,主城区逐渐被第三产业占据,在全市几个中心区域,大型商业综合体、步行街替代了原来的工厂与住宅。 4. 城市化水平显著提高 城市人口不断增多,至2012年末,沈阳市常住人口达到822.8万人,流动人口显著增加。同时,全市投入大量城建资金,城区面积不断扩大,正由十年前的二环向现在的四环推进,一个连接城乡、辐射周边、便捷快速的立体化综合交通网络正在形成。沈阳已提出到2020年实现城市化率达到90%。在此基础上,以沈阳为中心、覆盖周边七个城市的沈阳经济区一体化建设有极大进步,带动了大沈阳地区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同时,城市居民的生活状态也发生了转变,新型市民阶层逐步壮大,人们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也在提升,各种社会组织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开始介入城市的发展。 三、居住空间的演变与重构 在这种情况下,沈阳市的居住空间开始发生重大变迁。原有居住格局被打破,一个新的结构正在重构中。主要特点为: 1. 居住范围随城区面积扩大而扩张 作为辽宁省省会和东北最大的城市,沈阳市城区面积在最近十年间有了长足扩展。10年前大部分市民都居住在一环周边,二环已是城市边缘地带,只有少量低密度商品房小区。10年后,二环内外楼盘遍布,人口稠密,且多为高层建筑。沈阳市向北、西、南三个方向各建立了新区,开发商正随着城市规划者的雄心将商品房小区盖向三环、四环。 2. 城市中心区居住空间被大幅压缩,人口向城郊迁移 城市日益呈现多中心分化,无论是传统中心区还是近年来形成的新中心区域,都逐渐由生产和居住空间被置换成商业空间。以铁西区为例,为了提高土地交换价值,当年在铁西区的西边建立新的工业开发区,实现老城区企业用地和工人村的整体搬迁。而原有地块被用于大规模的商业和房地产业开发,中心区域已被各种大型商业物业和中高档住宅区占领。生产和居住不断让位于消费。 3. 城市居住空间分化与隔离趋势加强 随着房地产产业的快速发展与产品细分,目前沈阳市居住空间主要分化为这样几个层次: (1)上层社会居住的豪华社区。主要是别墅区、城市豪宅、花园洋房等高端社区。如二环内清昭陵附近的龙玺壹号楼盘、金廊景观路沿线的少量高端大户型豪宅,浑河景观带最前沿的河景住宅,以及清东陵与棋盘山风景区之间主干道旁的别墅洋房区。这类住宅数量不多,单套房价在300万至500之间,为城市顶层群体拥有。 (2)中产阶层居住的高尚社区。主要是品牌开发商的中高档社区或少部分实力较强的单位开发的单位型社区。其特点是地段优越,占据主要交通干道沿线,临近城市中心,周边市政建设良好,配套设施齐全,园区建设优美,物业管理规范,人文环境较好。如皇姑区环昭陵区域的多个社区和浑河南岸沿河居住带。 (3)普通收入者居住的经济型社区。主要是各开发商建设的大量经济适用型社区,以及年头较远不能经常维修的老住宅区。其共同特点是,房屋建筑质量、园区环境与管理水平、配套设施服务一般,位置离主城区中心点或交通干道较远。这里的居民主要是城市新老居民中的中低收入者。 (4)低收入者居住的远郊社区。在城市远郊区,近年来也开发了一些以小户型、单身公寓为主的低端楼盘,与城郊拆迁农民的回迁房混在一起。比如沈北新区北部、浑南新区南部、铁西区西部的住宅,这里距主城区通常车程一个小时以上,周边配套设施不足,大部分居民均视此地为城市生活的起点或中转站,并为有朝一日搬进二环附近而努力奋斗。 (5)城中村。目前沈阳市主城区还有个别城中村残留,居住条件恶劣,环境糟糕,成为城市的伤疤。留在这里的少部分是无力搬迁的最贫困群体,大部分是低收入外来打工者。这里因低廉的生活成本而成为城市最底层的容身之所。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市场化资本是如何一步步改变了城市的原有面貌,生产并重构了新的居住空间。在城市的高速发展所取得的各项成绩中,城市居民原有居住空间整体被不断压缩,剥夺,向城市外围和远郊迁移的事实却是不应忽视的。此外,资本主导形成了居住空间不断的分化、隔离,居住分化强化了不同阶层居民在社会资源拥有上的差异,而居住的隔离带来了社会交往的隔离,社会各阶层之间疏离趋势日增。因此,政府应从城市整体规划管理与住房政策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遏制因市场化改革造成的不平等的扩大趋势,真正提高城市化质量与人民生活水平,从而维护社会稳定与促进社会融合。 (作者单位:辽宁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所) 城市社会学论文:城市社会空间的扩展:北京奥运会的城市社会学分析 摘 要:在当下的研究中,围绕经济、文化、体育诸角度的奥运会研究都未将城市本身作为研究的主体,研究认为,在后奥运时期,城市本身特别是城市社会空间应该逐步成为研究和实践关注的主要论题,北京应该取代奥运成为研究的主体,从城市本身出发,以全球化、国家治理和市民社会空间的优化多个层面的出发来思考奥运会对于北京城市形塑的历史效应,从深层次实现人文奥运的理念价值,扩大城市公共物品的阶层交流与共享,促动社会结构的优化,实现社会建设和谐的重要目标,从此种意义上讲,公共空间与社会空间必将成为后奥运时期的北京城市研究的主要方向。 关键词:城市空间;北京奥运会;和谐 对于城市的研究,素来有城市经济学、城市地理学、城市社会学三驾马车的说法,相较于前面二者,城市社会学更加注重于对城市空间中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从而发现物理空间的社会意义。从这样一种角度来审视北京奥运会对于整个北京城市发展的影响,就可以发现当前关于中国2008年奥运会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体育学、经济学和管理学,但是如何发挥奥运会对于城市社会空间的优化,特别是在奥运会结束后如何合理利用奥运场馆建设对于北京城市深层发展的研究还相当的初步。换言之,北京在奥运会结束之后将恢复其城市社会生活的常态,奥运会对于北京城市发展的影响应该回归到城市本身的社会空间之上,我们只有将关注点回置到城市社会空间本身的逻辑之上,从城市自身的整体逻辑来思考奥运对于北京的发展,强调人在城市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强调人与建筑互动的社会空间的价值,发现城市如何更好的为居住其中的市民服务,唯有如此,北京奥运所倡导的人文奥运理念才能在长久的历史发展中留下应有的影响。 1 奥运对北京城市空间的改造 北京是一座先有规划尔后营建的城市,北京的传统建筑格局真正体现了建筑是对文化最为生动的反映这样一种认知,在长久的封建社会和城池建设历史上,历朝都城大都一般因为沿用前朝旧址,城市格局难以刷新,元世祖忽必烈在北京建立元大都时,得以在金的上京附近重新规划,完全以《周礼》为范本,第一次比较完整地建立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都城格局,明、清两朝又仿照《周礼》,增建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等,形成今日以中轴线为核心的城市空间格局。[1]北京旧城城市中轴线很有特点,可以说是世界城市建设史上的奇迹,举世无双,中轴线是北京城市的脊梁,是展示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主线,也是北京历史文化遗存的精华所在。梁思成先生是这样赞美中轴线的:“一根长达八公里,全世界最长、也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穿过全城。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形体或空间的分配都是以这条中轴为依据的;气魄之雄伟就在这个南北引申、一贯到底的规模。”[2] 建国后,在各种因素作用下北京的城市传统空间遭到了巨大破坏,改革开放以来,北京的城市虽然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但是城市空间本身的不合理扩张也是饱受批评,而北京的城市发展又是发生在中国社会转型最为迅速的背景之下,所有发达国家城市化中产生的问题集中的压缩式出现在北京的城市空间生产之中,2008年奥运会是影响北京城市空间变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性事件,北京的城市空间生产藉此更多的被纳入到“国际大都会”或者萨森所说的“全球城市”(Saskia Sassen,2005)当中去。因而,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当年进行奥运会场馆设计时设计评审委员会提出,奥林匹克公园规划设计方案应注重的内容包括:功能布局应充分满足奥运会的要求,并有利于城市的长远发展;要体现生态、环保的概念;交通系统及交通组织规划应有利于赛时和赛后的使用,重视公共交通系统的建设;空间形态应体现北京城市特色,强调中轴线的特殊意义;应具有较强的分期建设与市场化融资运作的可操作性。客观而言,最终实施的称之为“人类文明成就的轴线” 2008年奥运会建筑设计相当完备而精细的呼应了北京城固有的建筑精神,被认为是:以环境为导向,体现了中国传统城市规划的人文理念和恢弘气势,寻求了城市建筑的秩序和平衡。这一设计方案还被认为是“激活北京城市建设”的创新之举,是北京继承历史文化传统、保护古都风貌与现代化建设有机结合的典范。[3] 从某种程度上讲,在奥运场馆建成之后,建筑本身已然退到历史的帷幕之后,如何在实践中使建筑能更好的为社会生活服务将成为最为主要的问题,因为空间的产生、发展和形变都是人类作用的产物,尤其是对于城市这样一个高度人工化的非自然空间,“空间乃是社会的一个切面,跨越社会的所有领域,是社会存在与运作的展现和结果,以及凭借和中介,我们无可想象一个没有空间而能存在的社会,空间一开始已然是社会空间”。[4]我们着力去发现奥运建筑之后城市的社会空间显得非常重要。费孝通先生就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问题曾经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文化自觉的要义在于它是为人的,而不应该舍人救所谓的文化,文化是要来保存人的,而不是让人来保存它。”[5]对于城市来讲,文化上的关照最终同样要在城市空间的主体――人的价值的实现上得以达致。我们可以看到,2008年奥运会的场馆在北京城市空间分布于相当大的范围,由于场馆的建设是一个固定化的过程,对于整个城市的社会文化结构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建筑的社会意义将逐渐在社会生活中显现出来。从任何意义上讲,奥运会在北京城市建筑布局和城市空间上的影响在整个北京城市史上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北京的城市空间在经过建国后和改革开放以后的种种变形之后,在奥运会的设计中再一次被注入了新的因素,奥运会实际上对北京城市空间进行了某种全新的解释。这种解释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被赋予了多重的意义,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典型性的公共空间,但我们以往的解读仅仅是停留在文字的或者想象的公共空间,其实,在短暂的奥运会结束之后,真正赋予其公共空间品质的恰恰是我们极大忽视了的市民对于这一空间的利用。 2 社会空间:奥运空间形变的社会学视角 北京奥运会取得的巨大成功是有目共睹的,甚至连挑剔的西方媒体也赞誉颇多,成功的背后不但有我们对奥运会巨大的资金投入,全民支持和我们社会管理体制发挥的作用更不容忽视。在奥运会结束之后,延续或者扩大奥运会的后续效应就需要我们将这样一个投入巨大的经济项目有机的融入到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一部分。根据北京市的城市社会区定量数据分析,北京土地利用高强度区主要在城市中心区,包括东城、西城、宣武和崇文4区,人口和家庭户密集,居住小区价格最高,房地产业发达,机关团体和企事业单位等高度集中,商业服务业网络繁华,同时老龄人多被抚养人比例高,就业率相对低。在二环到四环之间,由于近期居住小区的修建和旧城居民的搬迁,出现人口聚集的趋势,尤其在北三环和北四环之间及东四环和东三环之间,人口比较稠密;在北四环、西四环、东四环及南三环的外围区域人口则相对稀疏。从土地利用强度因了得分空间分布看,以东城为中心,向西北、北和东北方向发散,呈同心圆分布模式。同时这种同心圆结构又具有不对称的特征。[6]整个奥运会的场馆分布虽然具有一定的分散特征,而且部分场馆建设在了大学等这样一些利用率比较高的区域之内,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场馆的分布依然相当的紧密,这样一种专门化的空间分配,有其优越之处,但同时在社会公众的利用上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 主要的问题表现在奥运会的场馆设计功能分区与公众利用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相对于西方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我国城市中公共领域的发育状况还非常的初步,2008年奥运会本来是加大以体育运动类公共设施来发展公共领域的一个良好契机,如果我们不能对城市空间的设计和利用,忽略城市空间中深刻蕴含的社会意义,不能不说是北京2008年奥运会对人文奥运精神深层阐释的一个缺憾。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何使奥运会成为优化北京城市空间结构而不是成为城市发展的包袱,应该是整个奥运规划中最为核心和关键所在,说到底,城市空间最后必然是社会关系的外在体现。 社会生活的空间轮廓对社会中的生产性质、治理、认同和群体等方面都有很大影响,反过来,这些方面对社会生活的空间轮廓也有很大的影响。[7]正因为如此,城市地理学从社会学功能学派那里吸收规范,将社会经济阶层、阶层竞争群体和城市土地空间分配达成一致,赛克和威廉姆于1949年在《洛杉矶的社会区》首次提出城市社会区的概念,将人口普查区在经济状况(社会地位)、家庭状况(城市化)和分隔(少数民族状况)三个基本框架下划分出社会区的类型。而社会学的研究则经由列斐伏尔,直接而深入的以社会空间为主题展开对城市的空间布局的研究,1974年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详细论述了“社会空间辩证法”的展开过程,“我所概括的理论……并不是想要提出一种(或某种)空间话语,而是要把各种不同的空间及其生成样式全都统一到一种理论之中,从而揭示出实际的空间生产过程”。以往人类考察的只是空间中的生产(Production in Space),而现在应该转向考察空间自身的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这种空间的生产在当代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经济生产如果将重心置于空间生产的话,那么,空间,包括与它相关的一切,都会成为剩余价值的中介和手段。空间是带有意图和目的被生产出来的,是一个产品,空间生产就如任何商品生产一样,是被策略性和政治性地生产出来的。因而,空间不是自然性的,而是人造的,是政治性的,是各种历史的、自然的元素浇铸而成的,它是社会的产物,“社会(空间)就是(社会)产品。[8]列斐伏尔对当代城市研究的影响是深远的,当代所谓的“新都市社会学”在很大程度上即是由列斐伏尔、卡斯泰尔和后继者哈维、索雅的推动下强劲复苏,并波及到整个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之中。高特第纳和亨切森在1995年出版的《新城市社会学》一书提出城市研究的“社会空间视角”(Social Spatial),进一步深化了这一概念的内涵,将“社会空间视角”具体表述为:(1)空间与社会因素(阶级、教育、权力、性别、种族等)的关系;(2)空间与行为因素的关系,强调空间与行为的互动;(3)空间与文化、心理因素的关系,特定的社会文化是空间意义的基础与渊源所在。[9] 3 空间、人文与城市互动的建构 我们的城市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空间改造运动,被创造的空间(created space)替代实在的空间(effective space)是工业化城市的发展轨迹。[10]在这样一种视角下来看奥运会对于北京城市空间的影响,就需要进一步的来分析人文奥运所具有的深层价值,人文奥运绝对不是简单的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简单对接,其终极价值在于对人的重视,始终将人放置在中心的位置。在这样的视角下来审视奥运会场馆在城市空间中的定位,重新回顾雅各布斯的观点就显得非常重要,在雅各布斯看来,现有的、为人们所坚信不移的城市规划理论根本就是伪科学,“经年之学和数不胜数微妙复杂的教条原来建于一派胡言之上”。霍华德的“花园城市”不过是一笔购销了大都市复杂的、互相关联的、多方位的文化生活,处理城市功能的方法仅仅是分离或分类,认为好的规划就是一系列静态的行为。而声名卓著的柯布西埃则是“最知道怎样把反城市的规划融进罪恶堡垒的建筑师”,他的梦幻之城不过是一个“垂直的花园城市”,而对于城市到底是如何运转的,在这样一些著名而宏大的规划中除了谎言,什么也没有说。[11] 在中国目前的环境下,奥运会使北京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动到达一个相当深入的程度,而处于发展上升期和民族主义逐渐复苏背景下的社会也相当主动的融入到这样一种动员当中来,奥运会的举办因而被赋予了诸多体育之外或者说奥运之外的社会文化意义。在北京奥运会的举办过程中,始终交织着两种强烈的深层意识,一方面,中国在近现代以来的种种波折,现代化成为社会意识的一个深层动力,渗透到体育运动之中,奥运会成为一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民族复兴的一种集体表演,中国的奥运会举办有着其他国家所不具有的举国体制和表现,顾全大局,以国家利益为根本利益,以国家目标为最高目标,“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条心,“国内练兵、一致对外”,从为国家整体竞技体育发展所做出的贡献等等成为我们耳熟能详的对于奥运会的宣传和解读;另一方面,作为一项全球性的体育盛事,奥运会又深深的受到了经济利益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在消费主义大潮的席卷之下,连奥运会本身也被商业化了,这与奥运会本身的精神相违背,却好像又是一个无法逆转的悖论。 奥运场馆的建设本身具有很强的公共物品的特性,对于普通的房地产开发如果说在市场经济的逻辑下还能得到一定的认可的话,那么对于举国体制下奥运会公共产品的利用则有了更多的社会关注,围绕着奥运会之后的集体欢腾之后则有可能产生一种对于公共物品区隔的集体不满。因为一方面奥运会设施的后期利用面临着金融上的压力,从一开始奥运的经济帐和文化帐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前面所分析的巨大财政压力之下,奥运会场馆的赛后利用如果体现出过多的经济考虑,将不但会被批评为与奥林匹克精神相违背,为普通的民众所诟病,而且在社会空间上造成城市各阶层住区隔离和城市公共物品区隔化。文学对于社会的变迁总有着最为敏感的反映,从此种角度来看,奥运会的纪录片《筑梦2008》选择以原奥林匹克公园搬迁户一家展开的叙述可以说相当恰切的把握了奥运会与基层民间社会之间的微妙而深刻的关系。 在对中国城市公共空间的分析中,有学者认为:“在这个空间架构下,公共二字意蕴,被阅读为公家的(权威性)、大家的(商业化)、非私有的(排他性)的性格,它推动了类同中世纪以实质生活社会网络为取向的城镇纹理和公共空间中的市民性的内涵;事实上,公共的字源本身就含有聚集的意思,是一种氏族、社区聚集的意思;所谓公共空间,应该就是类似我们传统社会中的庙隍活动本质和社会性的象征意义。……公共空间在我们的社会里,被挤压退缩在社区的边缘苟活着,是底层的、甚至是违章的”。[12]这样一种对空间生产的逻辑进入到对于奥运会场馆的利用之后,对奥运会的解读就必然出现某种片面化的形式。我们可以发现,在奥运场馆的定位上存在着被各种利益所遮盖的盲区和误区,从根本上来讲,奥运会是应对于整个世界日益一体化和碎片化下对于人类共通的一种精神和文化凝聚的一种努力,由顾拜旦亲自起草的《奥林匹克宪章》中又深入地强调:“奥林匹克主义是将(人)身、心和精神方面的各种品质均衡地结合起来并使之得到提高的一种人生哲学”。在新的世纪北京承办的奥运会同时又被赋予了更多的文明的意义,中国对于这样一种普世性的文明应该做出自己独有的贡献,因此,如何真正的在深层次上以奥运会为契机对北京城市空间、人文与城市互动的建构发展一种良性的关系,成为一个深层次的挑战。 4 奥运:北京城市空间优化的历史契机 由于奥运经济前期的场馆建设是一种非生产性投资,近五届以来奥运会的投资的直线上升为举办城市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体育场馆闲置、奥运村楼宇销售困难、基础设施使用率不高、投资难以得到回报等使奥运会举办城市背上了的沉重负担,[13]因而,对于北京奥运会场馆的利用从一开始主要集中在了对于经济效应的考虑上,甚至到了现在,也鲜有论及作为城市公共物品在整个城市空间布局对于城市社会经济更为深层的影响,特别是固定化的建筑如何为整个城市不同阶层的人来共享的问题更是被极大的屏蔽了,在这样的大前提下,反观关于奥运会如何来促进城市社区体育发展的倡导和号召公众对奥运会深度参与总显得有点底气不足。实际上,如果说19世纪的社会科学为时间说纠缠的话,那么在20世纪空间将取代时间成为了社会科学分析的有力工具,对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我们对空间的分析还应该有着更为强烈的人文关怀,尤其是要特别的注重对于社会空间优化的重视,将文化精神与功能分区二者统筹到社会空间的建设之中,因为,对于北京奥运会来说,没有什么比让最多的民众来在长周期中共享奥运会优化后的更健康更和谐的城市空间,更能体现“人文奥运”这一理念。 历史的实践证明,奥运会是“发展激素”,既能增进经济中的良性因素,又能放大经济中的负面因素,如何从更为全面的视角出发,从社会空间的视角加强对后奥运北京城市空间的优化,对于中国社会转型中某些结构性因素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大卫•哈维说过,西方后工业都市中长期的居住区隔强化了社区意识,从而取代了阶级意识。在西方左派的眼中,阶级意识的销蚀,置换为中性的社区意识,意味着历史变革的动力被空间规划所阻隔。[14]由于历史的原因,北京形成了较为典型的单中心城市格局,由于只有一个中心、旺地紧缺,房价难以控制,而且在内城和文化区的住区隔离现象日渐严重。目前,北京在单中心格局一时难以改变的情况下,奥运会正是一个推动城市深层结构调整的绝佳机会,以更为完整与长远的视角来探求奥运会对于北京城市空间的影响,则可借奥运会之力,既有效的优化城市本身物理空间,极大的增强北京在京津冀城市群中的竞争力和核心地位,对形成以北京为核心的城市带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又能有效促进城市社会空间的和谐,扩大城市公共物品在阶层交流,从深层次上促动社会结构的优化,实现社会建设的和谐。 城市社会学论文:城市社会学课程教学改革初探 【摘要】为顺应城市规划教育新趋势,本文针对目前城市社会学课程教学过程中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改革城市社会学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方面的探讨。 【关键词】城市社会学;教学改革 一、 发挥城市社会学课程作用,顺应城市规划教育新趋势 “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规划人材的培养,现在已不能只局限于工程建筑方面的训练,它必须加强对现代城市发展所面临的许多社会、经济和环境区域科学方面的知识内容,把城市规划工作者培养成‘具有一门专才的通才’,这应该是城市规划教育发展的总趋势。” 目前作为工科培养体系的城市规划专业,培养过程中人文学科一直是薄弱的、被忽视的环节,导致城市规划教育体系下的毕业生在这方面缺乏必要的知识和素养,最终影响他们参与决策的城市规划的科学性和原则性,这将对我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建设带来严重而深远的影响。 针对目前教学过程中存在的有关问题,应首先在城市社会学教学大纲中明确课程特色,以培养学生人文素质和加强城市规划决策中的人文考虑为教学目的,教学内容上强调该门课程在城市规划专业培养中的重要性以及实用性。通过该课程的培养能够让学生在进行城市规划设计过程中做到:重视规划方案前期的社会文化调查研究及方案的社会文化效益评估;认真研究和实践公众参与的规划路线;结合我国市场经济和行政体制改革等社会背景,将城市规划决策与政府有关决策相结合;学会应用社会科学工具分析国内外城市规划项目的正反经验等。 二、完善教学内容,实施“两个联系” 在城市社会学教学内容方面,可以通过联系社会现实和结合城市规划相关问题来提高城市规划专业学生对城市社会学课程的重视程度,从而发挥该课程培养城市规划专业学生人文素质的重要作用。 1、将理论知识与社会实际相联系,突出课程实用性 城市社会学是一门应用性较强的学科,随着城市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因而在教学内容的学习中也不能脱离现实社会,同时将大学生密切关注的社会现实问题与教学理论知识相结合,更能提高学生学习该门课程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首先,城市社会是纷繁复杂和不断变化的,必须将社会现象中具有本质联系的内容以及具有权威性的学术研究新成果作为联系实际的教学内容。联系实际并不是简单的让学生了解现实状况,而是让学生能够运用社会学的知识来解释和分析产生这一社会现象的原因,比如对我国城市化进程的认识,当前我国处于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时期,但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我国城市化进程缓慢,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就要求引导学生运用城市化相关理论知识来对社会实际进行解释。 其次,将理论知识与社会实际相联系融入教学内容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学生社会科学方面的素质,学会运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来解决实际问题。如对目前我国户籍制度是否对城市化具有阻碍作用问题的认识,可以结合2009年初上海户籍制度改革这一实例,让学生运用社会调查方法,经过自身的具体实践调查来了解目前户籍制度对人们生活各方面的影响,运用社会学理论知识认识分析户籍制度存在的弊端及改革的措施。 2、将城市社会问题与城市规划相联系,实行专题化教学 城市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产物,在动态中展示着自己的魅力,它的魅力不只在于外在的物质特征,更在于和时间、人群、文化和自然这四种巨大力量的不断斡旋。对应“四种力量”可以将城市社会学的教学内容分为“城市和城市化”、“城市社会结构”、“城市文化与城市发展”和“城市生态系统”四大专题。在每个专题的框架下不断拓展知识的宽度和深度,以“城市社会结构”为例,可以分为城市社会结构的基本载体、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等内容,重点掌握城市社会中不同类型的社会群体及其社会功能、社会角色、社会阶层的划分和社会流动所带来的相关问题,并结合我国现实社会中存在的相关问题,启发学生运用城市规划的技术方法来解决城市社会问题,如我国现阶段社会阶层的变化所带来的居住分异等问题,如何在城市规划决策中解决。让学生明白城市规划不仅仅是一门技术,还是一门艺术,它规划的不只是城市中的空间格局,更重要的是城市中人们未来的生活方式。 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并回答城市建设中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用城市规划手段解决城市社会问题,将城市社会问题与城市规划相联系,不仅是适应城市规划教育的发展趋势,更是适应社会发展对城市规划人才的需要。如现实社会中许多城市基础设施落后于实际生活需要,既有物质上的困难,也有认识不足的问题。从城市社会学中居民生活方式角度可以进一步发现生活方式与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关系非常密切,可以把生活方式理解为“人们享用物质的劳务的方式”和由个人“支配闲暇时间的方式”,那么为实现这一消费和支配时间的方式,在城市规划和建设时就要做出相应的安排。人们既要有物质生活,又要有精神生活,这一切都要有活动基地或场所以及通畅的联系手段。在城市规划决策时,对信息中心、艺术中心、教育中心、医疗中心及其组成单位,还有宾馆、饭店、运动场、游泳池、公园、绿地以及城市交通工具等,是否有足够的认识,是搞好城市规划的先决条件之一。 三、 改革教学方法,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教学方法是教学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直接关系到教学工作的成败,教学效率的高低和教学效果的好坏。在城市社会学教学过程中,运用推引教学和案例教学,一方面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另一方面可以培养学生各方面的综合素质,使学生在课程学习过程中变被动接受为主动探索。 1、推引教学,提高学生自学能力 推引教学是就教师通过结构性地介绍教学内容,有计划、有目的地推动学生阅读教材并钻研相关实践、理论课题,从而作出大胆思考,引导学生彼此启发讨论、共享彼此成果的教学方法。它符合城市社会学课程理论内容多和实践性强的特点。 “推”学生在阅读理解教材的基础上,阅读城市社会学方面的理论研究论文和相关书籍,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和创新能力,增强学生的感受能力和社会责任感。如将城市社会学的基本方法传授给学生,让学生从日常生活所见所闻中搜集素材,学会分析包括自己在内的社会环境。如自己所生活的社区是如何建设的?社区中的人群有何共同点?鼓励学生做读书笔记和观察笔记。 利用课堂讨论“引”学生探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每一章教学内容开始前布置相关的讨论题,讨论题的布置尽可能地有吸引力和争议性。例如:在讲授“社会阶层与流动”专题前向学生布置讨论题:“我国是否存在中产阶级?社会上的‘小资’人群属于中产阶级吗?”这样的讨论题引起学生的普遍兴趣甚至怀疑。讨论题的给出,为学生的课外阅读提供动力、方向和范围,促使学生努力寻找吻合自己观点的研究,同时留意与自己观点相反的研究,学生的探究能力在这种探索中得到培养,进一步引导学生观察实际、思考社会现象。 2、案例教学,培养学生实践能力 案例教学法是指据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通过设置一个具体案例,展示并分析案情,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和主动探索,培养学生识别、分析和解决某一具体问题的能力以及合作、沟通和管理能力的教学方式。 通过案例教学可使学生接触到第一手原始资料,贴近生活,接近社会。通过对案例的讲述和评价,让学生感受到理论的源泉所在,并举一反三。在案例教学课堂上,教师要控制案例讨论过程,不仅引导学生去思考,去争辩,去做出决策和选择,去“解决”案例中的待定问题,使学生从案例研究中获得某种经历和感悟,更要引导学生探索待定案情的复杂过程及其背后隐含的各种因素和发展变化的各种可能性,从而培养学生主动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小学语文教育论文:小学语文教育与儿童文学 一、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教育之间的联系 小学语文教育的教学内容主要包括课堂教学和课外阅读两部分,下面将分别介绍儿童文学与这两部分之间的联系。儿童文学作品体裁形式丰富多样,儿歌、故事、诗歌、童话、科普读物均属于儿童文学作品的范围,而且这些优秀作品又作为编写小学教材的重要文学资源体现在小学语文教材的内容里面,极大地丰富和充实了小学语文教学教材内容形式,同时对小学语文教师的课堂教学方法提出了新的要求,强调把握儿童文学的特质和小学语文教学规律,来进一步提升小学语文课堂教学质量水平。当代社会,信息资源的获取渠道十分广泛,少年儿童在接受课堂教学知识外,还可以通过阅读大量的课外儿童文学读物来开阔视野,提高自身的读写和阅读理解能力,有助于少年儿童的成长。 二、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 1.为小学语文教科书的编写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儿童文学由于其丰富的体裁样式和大量经典作品的创作成功,极大地扩展了编写我国小学语文教材的资源渠道,目前,我国小学语文课程教科书中大部分选文均来自于儿童文学作品的相关内容。在新课程标准的背景要求下,无论是哪一套小学语文教科书,都因儿童文学作品特有的文学性、艺术性与趣味性等特征构建了小学语文教科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小学语文教科书的编写参照儿童文学作品的内容这一现象不仅仅在国内比较普遍,在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因此,儿童文学对小学语文教科书的编写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和资源,对小学语文教育发挥着重要作用。 2.为小学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提供了源泉 在儿童发展和成长的过程中,为了便于儿童更好地了解世界和认识世界,同时有利于与成人进行进一步的交流沟通,而依据儿童身心发展需求进行创作的异于成人文学的独立的文学门类,即为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教育中的儿童文学作品作为小学语文课程资源内容开发的重要源泉,符合七岁至十二岁之间年龄段孩子的心理特点和理解审美能力,对于小学生的情感和观念的形成以及对文学作品阅读兴趣的培养都将起到良好的推进作用,同时还可以激发小学生的求知欲和好奇心,增强他们自主学习的主观能动性,最终实现新课程标准下小学语文课程设定的教学目标和教学要求。 3.构建小学生和谐的精神世界和心灵世界 在新课程标准的要求下,儿童文学占据了小学语文教科书中的很大比例,已经成为了小学语文教育的重要课程资源。小学生通过学习儿童文学中的寓言故事能够深刻领悟到蕴含其中的丰富内涵,帮助这些儿童形成自己独立的精神世界和心灵世界。另外,儿童文学其实就是打开小学生心灵世界的“一扇窗”,他们能够借助儿童文学这一载体更好地去发现美、感受美,去认识自然、认识社会、认识人生,享受着儿童文学给他们带来的无穷乐趣。在小学语文教育过程中,应该高度重视儿童文学的熏陶感染作用,尊重小学生在儿童文学学习过程中的独特体验,促使小学生努力将自己塑造成为道德品质高尚、伦理观念健全的社会人。因此,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教育中对于构建小学生和谐的精神世界和心灵世界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小结 随着基础教育改革的逐步深化与小学教师儿童文学素养的日渐提高,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教育中一定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达到新课程标准对小学语文教育中儿童文学的教学要求,才能切实提高小学语文的教学质量与小学生们的课外阅读水平。 作者:赵元宝 单位:湖北崇阳 小学语文教育论文:小学语文教育教学策略综述 1、更新观念,角色变换 创新教育首先要更新观念。从课型设置,课堂组织,教学方式和手段等多角度着手。在传授知识的同时,促进学生智力的开发,并与非智力因素相协调配合发展。针对语文教材的文章特点,内容范围和不同年龄阶段学生的心理素质特征,选择最能调动学生积极性和主动性的教学方式进行教学,使学生在浓厚的学习氛围和积极主动的学习中,主动探求语文知识,并树立创新意识。 创新教育的角色变换要求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适时调整并变化角色,重新确立目标。既要变“一言课堂”为“群言课堂”。即传统的教师一人独角戏,教与学分离,填鸭式灌输转变为启发式,诱发式教学方法,变单项传输为双向或者互换交流,由浅入深,充分调动学生的自主性,积极性,及时并保持课堂气氛活跃。又要变“传授知识”为“生产知识”,教育教学在基本课程内容学习的情况下,更加重视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培养。 2、营造课堂氛围,培养创新意识 融洽、和谐、活泼的课堂气氛有助于挖掘学生的创新潜力。教育教学策略不仅是教学生语文的基础知识,更重要是教学生如何主动去自我获取知识。为了激发学生学习知识的自主性和积极性,教育教学工作者在课堂教学中应努力营造轻松、愉悦、和谐,互动的学习氛围,引导学生多思多虑多问多讨论,从而激发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和创新意识。 3、挖掘素材,激励创新 语文教材中存在着大量的语言、思维、德育、美育等创新因素,需要教师和学生共同努力凭借课文,紧扣语文,挖掘创新因素。譬如教学课文《司马光砸缸》,教育教学不仅要挖掘创新因素,同时引导学生认识到特殊时间救人的关键不仅要有勇气和胆量而且要有谋略,才能达到救人的目的。从而引发到培养学生灵活思考,创新实践。 4、总结 人教版小学语文教育教学课程应以学生思想教育发展为本质,指导学生科学合理的学习课程、确立目标并制定学习计划,提高学生对语文学科的整体认识,发展学生的语言和文字的运用能力和创新意识。 重视小学语文知识与实践的相结合,让学生除了在掌握小学语文的基础内容和基本技能以外,并体现他们对小学语文的思维方式方法,同时各方面挖掘素材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使学生对小学语文有较为全面和整体的认知,形成积极的情感态度,并提高学生人文素养和文化价值,为学生未来发展和更深一层次学习做好基础。 作者:李永琴 单位:云南省临沧市耿马县芒洪乡九年一贯制学校 小学语文教育论文:多媒体技术在小学语文教育中的实践 【摘要】 在日常教学和优秀课例展示评比活动中,多媒体技术逐渐成为主流趋势,决定着课堂的教学质量,多媒体技术的应用打破了传统的课堂程序,给语文教学的改革带来了新的生机,成为激发学生兴趣、突破难点、拓展思维的有效工具之一,通过多媒体技术的运用将极大的提高课程效率。本文主要围绕多媒体技术在小学语文教育中的价值及实践研究等两方面进行分析,以便在今后工作中多媒体技术能更好的服务于教学。 【关键词】 多媒体技术;小学语文;价值;实践应用 多媒体技术作为现代化教学手段,在教学中的作用逐渐突出,其将文字与声影、书本与生活进行有效结合,打破传统教学的格局,为学生提供立体的教学环境、提高课堂教学的活力。作为小学语文教师,应充分认识到多媒体技术在教学中的价值,紧跟时代步伐,将多媒体技术与现代小学语文教育的内容进行整合发展,促进小学语文的学与用,提升学生的人文精神。 1.多媒体技术在小学语文教育中的价值体现 (1)多媒体技术能够丰富教学内容 教师教学的主要目的有两方面:一是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可以通过教师讲解介绍来完成;二是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教学效果不是很好,无法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对学习产生抵触情绪,但在应用多媒体教学后,教师可以直观、形象的对教学内容、信息进行传递,课堂上学生通过观看教学视频,达到情景交融的效果,刺激学生的感官,调动学习积极性,从而实现语文学习由被动向主动转变的过程。 (2)多媒体技术满足现代教育要求 在小学语文教育中应用多媒体技术能够创造直观的情景,利于对学生兴趣和求知欲的激发,符合当今时代下语文教学的要求,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教学方法的一种创新,对提高课堂效率和教学质量起到促进作用。 (3)多媒体技术打破时空的限制 多媒体技术不受时间、空间、地域的影响,教师可以通过多媒体的运用将课本的内容直观有效的反应给学生,学生在观看视频、图像以后,更容易掌握课本知识。 2.多媒体技术在小学语文教育中的实践研究 (1)吸引小学生的注意力 小学生很难对固定事物产生持久的注意力,对万物充满好奇心,而语文教学是一个长期不断积累的过程,因此需要集中小学生的注意力,引导其愿意学习语文知识。多媒体技术的迅速发展,可以协助教学,通过多媒体技术可以选出精美图片、设计课件,课件中真实的声音、绚烂的色彩,容易吸引小学生对语文知识的注意力,合理的运用多媒体课件,善于抓住学生的眼球,使其在学习过程中感受到语文学习的不同之处,这对培养小学生对语文学习的兴趣起到很好的引导作用。 (2)有利于三维教学目标的落实 在新课程标准中把教学目标分为三个维度,体现比较深刻的是情感态度和价值观,而教材是枯燥无味的文字或是图片,在接受时学生会感觉乏味,缺乏兴趣。而利用多媒体技术后可以来展示相关视频或是浏览一些网页信息,容易调动学生的感官,激活思维,进而加深对课本知识的了解和感悟能力,有效吸收课堂所授知识,优化教学效果。 (3)有利于学生思维的发展 多媒体技术的运用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说话能力,利于激发学生的发展思维,学生在多媒体引导下可以增加交流、参与的机会,变被动听讲为主动参与和实践操作,逐步养成独立思考、积极参与的品质。此外,多媒体技术的应用充分提高学生的观察、记忆、想象、思维等各方面的综合素质,在教学过程中,融声像图文于一体,具有智能化的双向教学活动过程,极大的简化了教师的操作。但是,在应用多媒体技术的同时语文教学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往往忽视了语文教学的目的,过于重视课件的观赏性,简单的认为多媒体课件越漂亮越好,导致课件背景复杂,画面变化频繁,学生将注意力全部投入到对画面的欣赏上,忽视对课堂知识的吸收,使得对课文内容一知半解。主要基于语文课的特质,语文课是语言实践课,一切教学手段必须以语言活动为主体,以语言媒介为中心,不能完全借助直观形象的教学手段,语文教学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全面能力,缺少任何一方面都不是完整的语文教学。 3.多媒体技术在小学语文教育中应注意的问题 (1)适度引入多媒体技术 引入多媒体技术的目的在于提高教学效果,提升小学生的语文学习素养,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注意以下几点问题:第一明确多媒体教学的目的,有针对性的对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采取措施;第二根据教学大纲制定教学计划,结合小学生的特点和教学内容设计多媒体技术的应用背景;第三掌握多媒体的展示时间,如果时间过长会大量的吸引小学生的注意力,对整堂课的教学产生影响。 (2)正确处理多媒体技术与传统教学之间的关系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引入多媒体技术,是对教学上的一种创新,将计算机技术与传统教学方法相结合,能够更好的达到教学效果。两者的区别在于:多媒体技术能够为学生提供生动的感官体验,即:动画、色彩、视频、图片等;而传统教学模式是需要进行板书教学,以多媒体为辅助教学手段。如果长期过度依赖于多媒体技术,会使得学生思维懒散,因此,教师在实践教学中必须掌握好两者之间的关系。 (3)注重突出语文的特点 在应用多媒体进行小学语文教学时,应注重突出语文的人文性,切忌出现多媒体喧宾夺主的问题,在应用多媒体的同时要不断强调学生多读,借助多媒体技术多了解课本内容,以期来提高学习成绩。 作者:胡晓萍 单位: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二十里铺中心校 小学语文教育论文:小学语文教育方法研究 一、要让小学生在语文课堂上发挥主体作用 教师是课堂的组织者和引导者,小学生才是课堂的主体。小学语文的教学应该是以小学生为主,教师与学生平等交流相互配合的过程。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应该激发小学生对语文这一学科的学习兴趣,引导小学生掌握小学语文的方法。教师应该适应小学生的需求,努力学习更多的新知识,不断丰富自己,不断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要想让小学生成为语文课堂上的主体,教师就应该把更多的时间交给小学生,例如,在学习《早发白帝城》这一课时,教师可以提前布置好预习的作业,然后课上让小学生在课堂上说自己搜集的关于作者的资料,然后与大家分享,最后老师再进行相应的总结。了解完作者后,就让小学生分组朗诵古诗,进行一个小型的朗诵比赛。朗诵完古诗,就让小学生分别说自己对这首古诗的理解,然后进行讨论,接下来教师进行总结。教师可以在黑板上写出这节课的框架,然后让小学生自己填充。最后,教师要讲解这节课的重点和难点,组织小学生背诵古诗,再做练习题。最后,让小学生来讲解习题。在这样异界语文课上,教师只起到了组织、纠正和总结的作用,大多数问题都是小学生独立来完成的。这样小学生自己主导了语文课堂,既能学到知识,又能锻炼自己的独立性。教师也要灵活地运用多种教学策略和现代教育技术,努力探索新的教学方式,多组织教学活动,重视启发式教学、讨论式教学和独立式教学,来让小学生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主体性,提高语文的教学质量。 二、要注重培养小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 小学生在学习小学语文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要练就口语交际的能力。这就需要教师要合理的安排课堂,课堂的教学本身就是一个师生交流的平台,教师可以充分地利用起来,在课堂上的各个环节都要安排小学生进行口语的训练。比如说,在讲解课文时,一个同学读完了课文,教师可以让其他同学来评价一下这个同学读的?哪里好,哪里需要改进。教师在讲解课文的过程中,也可以让同学来适当分析一下某一个段落或者某一句话。除了在语文课上的锻炼,教师还可以每周都安排一节演讲课,让小学生在演讲课上讲故事、谈感想、谈生活等,让每一位小学生都有锻炼的机会。教师还可以给小学生布置观察的对象,然后让小学生与大家分享自己的观察,再根据自己的观察自由发挥。生活中无处不是课堂,无处不是锻炼的机会,那就需要小学生和教师共同利用好这些锻炼的机会。总之,在锻炼口语交际的教学中,必须结合小学生的生活实际,用流畅的语言来达到口语交际的目的。 三、培养好的学习习惯成功在于习惯 做任何事情都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只有养成了好习惯,才能更好更快地学习。小学生的学习习惯不是一两天养成的,而是在长期的学习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一种本能,不同的学习习惯对于思维能力与语文能力的提高起着不同的作用。怎样才算好的学习习惯呢? 1.要养成课前预习和课后复习的好习惯 课前预习能够帮助小学生对这节课先做一个大概的了解,知道自己对知识的掌握程度,这样,在老师上课时,就可以着重地听自己预习时遇到的难题了。课后复习,是对于所学知识的巩固,让小学生把知识掌握的更牢固。 2.要养成勤于思考和全神贯注的好习惯 小学生在学习小学语文过程中,不能总是依赖老师、依赖参考书,依赖别人给的答案,一定要自己独立思考,独立得出答案,这样得到的知识才是自己的。但要注意的是,独立思考的前提是要先学会全神贯注的听讲。 3.要养成参与课堂活动的好习惯 小学生在语文课堂上,一定要打起精神,积极地参与课堂活动,这样除了增长知识,还有助于锻炼自己的能力。 4.要养成大胆发言、敢于质疑的好习惯 许多小学生把教师当成自己的偶像,教师所说的、教师所做的都是对的,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教师有时候也会说错、讲错。在这时候,就需要小学生大胆的站出来纠正教师的错误,其实站出来也是需要胆量和勇气的,所以小学生要养成敢于质疑的好习惯。 5.小学生要养成课外阅读的好习惯 这样有助于小学生的写作。众所周知,小学语文是小学生学习语文的起步阶段,其知识与行为往往影响学生的一生。所以,一定要谨慎努力地学习。 作者:周志利 单位:河北省卢龙县双望镇应各庄小学 小学语文教育论文:小学语文教育探讨 一、要明确小学语文的总目标 1.在小学语文学习过程中,要培养小学生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和健康的审美情趣,发展个性,培养创新精神和合作精神,逐步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 2.要让小学生认识到中华文化的博大,汲取民族文化的智慧。关心当代文化生活,尊重文化多样化,吸收优秀文化的营养,提高文化的品味。 3.教师要增强小学生学习语文的自信心,养成良好的语文学习习惯,让小学生初步掌握学习小学语文的基本方法。 4.教师要帮助小学生发展语言能力,在发展语言能力的同时,还要让小学生发展思维能力,学习科学的思想方法。 5.教师要带领小学生主动进行探究性学习,激发想象力和创造潜能,在实践中学习和运用语文。 6.要教会小学生学会汉语拼音,学会说普通话。 7.教师要派样小学生独立阅读的能力,最好学会运用多种阅读方法。还要培养小学生良好的语感和理解能力。 8.要让小学生能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要能顺畅地表达出自己的情感、体验和想法。还要让小学生找到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提高书面语言的运用能力。 9.培养小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能和人无障碍的沟通。 二、要让小学生在语文课堂上发挥主体作用 教师是课堂的组织者和引导者,小学生才是课堂的主体。小学语文的教学应该是以小学生为主,教师与学生平等交流相互配合的过程。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应该激发小学生对语文这一学科的学习兴趣,引导小学生掌握小学语文的方法。教师应该适应小学生的需求,努力学习更多的新知识,不断丰富自己,不断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要想让小学生成为语文课堂上的主体,教师就应该把更多的时间交给小学生,例如,在学习《早发白帝城》这一课时,教师可以提前布置好预习的作业,然后课上让小学生在课堂上说自己搜集的关于作者的资料,然后与大家分享,最后老师再进行相应的总结。了解完作者后,就让小学生分组朗诵古诗,进行一个小型的朗诵比赛。朗诵完古诗,就让小学生分别说自己对这首古诗的理解,然后进行讨论,接下来教师进行总结。教师可以在黑板上写出这节课的框架,然后让小学生自己填充。最后,教师要讲解这节课的重点和难点,组织小学生背诵古诗,再做练习题。最后,让小学生来讲解习题。在这样异界语文课上,教师只起到了组织、纠正和总结的作用,大多数问题都是小学生独立来完成的。这样小学生自己主导了语文课堂,既能学到知识,又能锻炼自己的独立性。教师也要灵活地运用多种教学策略和现代教育技术,努力探索新的教学方式,多组织教学活动,重视启发式教学、讨论式教学和独立式教学,来让小学生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主体性,提高语文的教学质量。 三、要注重培养小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 小学生在学习小学语文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要练就口语交际的能力。这就需要教师要合理的安排课堂,课堂的教学本身就是一个师生交流的平台,教师可以充分地利用起来,在课堂上的各个环节都要安排小学生进行口语的训练。比如说,在讲解课文时,一个同学读完了课文,教师可以让其他同学来评价一下这个同学读的?哪里好,哪里需要改进。教师在讲解课文的过程中,也可以让同学来适当分析一下某一个段落或者某一句话。除了在语文课上的锻炼,教师还可以每周都安排一节演讲课,让小学生在演讲课上讲故事、谈感想、谈生活等,让每一位小学生都有锻炼的机会。教师还可以给小学生布置观察的对象,然后让小学生与大家分享自己的观察,再根据自己的观察自由发挥。生活中无处不是课堂,无处不是锻炼的机会,那就需要小学生和教师共同利用好这些锻炼的机会。总之,在锻炼口语交际的教学中,必须结合小学生的生活实际,用流畅的语言来达到口语交际的目的。 四、培养好的学习习惯成功在于习惯 做任何事情都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只有养成了好习惯,才能更好更快地学习。小学生的学习习惯不是一两天养成的,而是在长期的学习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一种本能,不同的学习习惯对于思维能力与语文能力的提高起着不同的作用。怎样才算好的学习习惯呢? 1.要养成课前预习和课后复习的好习惯。课前预习能够帮助小学生对这节课先做一个大概的了解,知道自己对知识的掌握程度,这样,在老师上课时,就可以着重地听自己预习时遇到的难题了。课后复习,是对于所学知识的巩固,让小学生把知识掌握的更牢固。 2.要养成勤于思考和全神贯注的好习惯。小学生在学习小学语文过程中,不能总是依赖老师、依赖参考书,依赖别人给的答案,一定要自己独立思考,独立得出答案,这样得到的知识才是自己的。但要注意的是,独立思考的前提是要先学会全神贯注的听讲。 3.要养成参与课堂活动的好习惯。小学生在语文课堂上,一定要打起精神,积极地参与课堂活动,这样除了增长知识,还有助于锻炼自己的能力。 4.要养成大胆发言、敢于质疑的好习惯。许多小学生把教师当成自己的偶像,教师所说的、教师所做的都是对的,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教师有时候也会说错、讲错。在这时候,就需要小学生大胆的站出来纠正教师的错误,其实站出来也是需要胆量和勇气的,所以小学生要养成敢于质疑的好习惯。 5.小学生要养成课外阅读的好习惯。这样有助于小学生的写作。众所周知,小学语文是小学生学习语文的起步阶段,其知识与行为往往影响学生的一生。所以,一定要谨慎努力地学习。 作者:周志利 单位:河北省卢龙县双望镇应各庄小学 小学语文教育论文:小学语文教育的重要性 一、丰富学生的文化底蕴,培养民族自豪感 语文是一门有着深厚的文化历史的课程,它所包含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纵观我国五千年历史,都可以在语文的课程中找到它的足迹。同时语文还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的礼仪道德以及哲学的问题息息相关。对于小学生而言,小学阶段的学习对于他们一生的影响都是比较重要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阶段,我们应该好好进行语文的教学,帮助学生学好语文这门课程,使得学生在这样的阶段就能接受良好的教育,能够在以后有一个比较不错的发展。“才如江海文始壮,腹有诗书气自华。”在语文知识的学习中,文化的知识是相当丰富的,语文的知识像是一片,学习语文就像在知识的海洋徜徉,可以领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霸气,可以体会“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的无奈,还可以感受“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爱国情怀。小学生通过学习这些诗词,可以很好地领略其中的含义,通过长期积累的过程,能够积累下这些知识,逐渐加深他们的文化底蕴。这对于学生的发展来说是有着极大的帮助的。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我国的传统文化正在经受着种种外来文化的冲击,学生学习语文的课程是一种对传统文化的学习,是一种文化的回归。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交流的同时,传统文化的单纯性也越来越低,所以我们应该让学生理解语文的重要性,帮助学生学好语文,传承好我们的传统文化。学生学习语文,不单单是学习语文课本上的知识,实际上也是对中华文化的学习,其中包含着博大精深的古老的中国文化,这种文化是我们祖国得以在几千年中取得灿烂辉煌成就的根本。中华文化生生不息,中华文明亘古不变,学习、了解、传承中华文化是极其必要的,所以小学生应该重视语文的学习,通过对小学语文的学习做好传统文化的传承。培养学生的民族的自豪感,这是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的。 二、有助于其他学科的学习效率 语文课程是一门综合性质比较强的课程,所以在实际的学习中,语文的学习并不单单是在语文的课堂上,其实也是渗透在各种各样的科目中的,简单地说,就是语文的学习可以很好地促进其他科目的学习。因为语文课程是一门与语言息息相关的课程,能够更好地帮助学生提升相关的理解能力、思维能力及语言组织的能力等。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很多的学生语文科目成绩好,别的成绩也是比较出众的,所以在实际的教学中,我们应该注重这点,除去语文之外的政治、历史、地理等等课程的学习都是在语文基础之上的,学好语文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提升其他课程的学习。语文更像是一种必备的工具,在实际的生活中,掌握好这个工具才能更好地提升其他课程的学习。 三、有助于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写作能力 在现代社会当中,写作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是重要的自身技能,在我们的生活、学习中都需要这样的技能。举例子来说,如果有企业招聘,首先看的就是个人简历,一个连简历都制作不好,个人说明都写的乱七八糟,没头没尾的人,和一个简历制作得简而精,从头到尾条理清晰,语句简单突出重点的人,哪一个会被应聘,估计我们应该一目了然。良好的写作水平和文笔,是一个学生将来在社会上立足的关键,如果一个人没有良好的文笔、写作基础和良好的口语表达能力,想要在社会上立足是很难的。良好的写作水平和语言表达能力,并不是一时半会就能够掌握的,这需要有良好的语文基础,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在小学的语文教学阶段,现代化的教育理念、教育条件和设施,都能够使小学生接触到很多的课外读物,比如文学名著,所以,学生肯定会在接触这些的过程中有所触动,会自觉地积累和运用在阅读中所学习到的好词和名句。学生从小学就开始耳濡目染地接受和积累大量的素材,这样小学阶段的语文教育,就可以为学生以后掌握良好的写作基础和语言表达能力创造出更大的提升和发挥空间,提供写作灵感、有效提高写作水平,从而增强语言表达能力。以上就是我在实际的教学工作总结出的小学语文的重要性,小学语文作为一门比较重要的课程,无论是在其启蒙性,还是别的方面来看,都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性。我们作为新时期的教育教学工作者,更应该深刻地懂得和明白我们工作和学习的重要性,明白小学语文教育的重要性。我们有责任、有义务为我们中华民族,为我们的国家教育好下一代,让我们的小学生,祖国的花朵们,爱上学习,爱上语文。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教育事业所做的努力和牺牲,这是我们每一个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作者:范士民 单位:河北省迁安市大崔庄镇树德学校 小学语文教育论文: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教育管窥 一、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教育中的地位 (一)儿童文学是小学语文的重要教学内容 语文教材时语文课堂教学的中心,在语文教材内容中,儿童文学又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也是重要的课堂教育资源,据相关统计资料显示,在新课改人教版的小学语文教材中,以儿童文学为主体的内容占到了整个语文教材内容中的60%以上,比之以往都有了较大的上升,从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儿童文学已经逐渐成为小学语文教材中的重要内容,在教学中发挥着比以往更加重要的地位。翻开小学语文教材,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优秀的儿童作品,例如《小蝌蚪找妈妈》、《卖火柴的小女孩》、《最后一课》、《皇帝的新装》、《渔夫和金鱼的故事》等等。语文教材中的儿童文学不仅极具趣味性,也有很强的教育意义,如《小蝌蚪找妈妈》就让学生可以认识到青蛙在不同生长阶段的变化,同时也培养了小学生的亲情意识;《皇帝的新装》是对爱慕虚荣、自欺欺人行为的强烈批判,教育小学生要以诚为本、真诚待人;《最后一课》培养了小学生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卖火柴的小女孩》通过除夕夜一个小女孩的死亡来表现出旧制度的丑恶和腐败。语文教材中的儿童文学不仅具有极强的可读性,还可以在语文课堂的教学中融入丰富的教育意义,寓教于乐,让小学生在轻松愉悦的学习环境中不知不觉形成良好的价值观和审美意识。 (二)儿童文学是小学语文课外学习的延伸 在小学语文的学习过程中,语文课外阅读是学生业余生活的重要部分,小学生阅读大量的课外作品,可以增长自己的知识,开阔自己的视野,还可以从根本上提高自身的理解和读写能力。近些年来垃圾文化的大量入侵,加上家长对语文课外阅读的重视力不足,使得小学生的语言能力和理解能力不断降低,现阶段下,小学生的课外生活都被一些课余补习、垃圾文化所侵占,这不仅不利于小学生文化知识和文学修养的提高,也不能让学生培养良好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语文教学是一切教育活动的基础,如果学生在小学语文阶段没有打好坚实的基础,那么在进入初中阶段的学习之后,就会更加的吃力,这就对学生的学习和发展造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因此,教师和家长一定要注意好课外阅读的重要性,推荐适宜儿童发展的儿童文学,让小学生在阅读的过程中能够积累丰富的生活经验,建立良好的道德素养,提高灵活的思维能力,在阅读的过程中领悟到人生的道理,达到德、智、体、美、劳的全面提高。 (三)儿童文学是小学语文教育与审美功能的辅助 为了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审美观和价值观,小学语文不仅具有教育功能,还兼具审美功能,但是由于小学语文教材的内容较少,并不能将教育和审美功能发挥到最大化,而儿童文学就正好弥补了小学语文教育与审美功能中的不足。对于儿童文学来说,主要是使用艺术以及文学的方法来打动孩子们的心,让学生获得理性上的认知和感性上的激动,从而在内心深处获得深刻的印象,从而受到教育和熏陶,儿童文学中塑造了多个先进少年以及英雄人物,在小学生幼小的心灵之中,榜样和影响人物在他们心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可以对孩子们性格和一致的培养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此外,儿童作品中具有各式各样形态的美学特征,通过优美的语言和有趣的图画插图为孩子们塑造出一个艺术美的环境,让学生在阅读的过程中会审美能力和生活情趣都能够得到双重的提高。 二、结语 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因此,教师在小学语文的教学过程中,应该从根本上重视起儿童文学的作用,让孩子们可以接收到正规的儿童文学教育,在丰富的教学活动中帮助学生塑造良好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作者:雷永梅单位:内蒙古阿拉善经济开发区九年一贯制学校 小学语文教育论文:小学语文教育中安全教育的渗透 一、在课文教学中向小学生传授安全救护方法,提高他们的救护能力 在课文教学中,语文老师要时时留意课文中的一些细节,在教授语文知识的同时传授给学生安全救护的方法,提高学生的救护能力。如:在教学《地震中的父与子》一文时,可以抓住文中关于阿曼达等14名儿童被埋在垮塌教室的三角形空间里得以生还的描写,告诉学生在遇到房屋倒塌这样的紧急事故时,在室内的人应尽量往房间的角落里避让,减少垮塌对自己砸伤的安全救护知识。又如:教学《蜜蜂引路》时,可以这样导入:小朋友平时生活中迷路了都会怎么做呢?学生各抒己见,教师作小结,然后引出:小朋友想不想知道列宁同志面对这样的困难是怎样解决的?这样一来既顺利地完成了课文教学的导入问题,又教给了学生必要的自救方法。再如:在教学《司马光砸缸》时可以有意让学生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小朋友掉进的不是可以砸破的瓦缸或者是水池什么的,那些大声哭喊找大人的小朋友的做法你觉得又怎么样?”学生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声哭喊引起附近大人的注意或者找大人来救人才是有效的救人方法。我和学生一同总结:在我们不能自救时,向其他人呼救是很有必要的。 二、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培养小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 增强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可以提高学生的自我保护能力,所以老师在教学中要不失时机地对学生进行安全防范意识的培养。如《乌塔》这篇略读课文主要讲述的是一位14岁的德国小姑娘乌塔,独自一人游欧洲的事情,反映了国外少年儿童独立生活的能力和自立意识,也反映了他们对生活的热爱。这篇课文中有这样的叙述:“为了安全起见,(乌塔)每到一个地方就先查警察局电话,以备求助。”教师在教学中可以引导学生思考乌塔为什么要这样做,从而体会安全防范意识的重要性。在教学中还可以引导学生针对乌塔独自出游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然后,抛出问题:小学生独自外出旅游好不好?这问题看似普通,其实,引发了学生的思考,鼓励学生发表自己阅读课文的见解,更重要的是,引起了学生的辩论,为领会内容提出认识做好了准备。可以把持有两种不同观点的学生分成正反双方,通过辩论引导学生明白:乌塔独立自主等方面的品格值得大家学习,但是并不鼓励大家像乌塔一样独自外出旅游,毕竟安全是第一位的,在学会自我保护的同时,要有安全防范意识。 三、寓教于乐,在小学语文综合活动中丰富安全教育文化 语文综合性活动,孩子们都比较喜欢,语文老师除了要充分挖掘语文教材中的安全教育教材对孩子们进行安全教育外,还可以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对学生进行安全知识的渗透。比如,可以动员孩子们广泛阅读关于安全知识的书籍,积累安全知识,收集安全故事;可以组织孩子们办安全知识手抄报,组织安全知识竞赛;还可以鼓励他们创作安全知识儿歌、顺口溜、相声、小品、快板等。这样既寓教于乐,又丰富安全教育文化。总之,在教学中对学生渗透安全教育是每一个教师的责任。语文教师在钻研教材时要为安全教育留一席之地,只有“安全教育,警钟长鸣”,才能杜绝安全隐患,让学生平安地学习,快乐地学习。 作者:孙飞单位:临海市邵家渡滩头小学 小学语文教育论文: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教育探究 1国内儿童文学自身存在的弊端 第一,我国现有国情制约。受我国人口多,地域宽广及地区发展不均衡的现有国情制约。我国仍然持续着硬试选拨人才这样不够完善全面的录取人才的教育体制。由于短时间内教育体制不会出现明显改革,导致绝大多数家长开始长远打算“,学习从娃娃抓起”的思想一时风起云涌。这就诱发了一些偏执的学习方式,家长盲目的对孩子进行着各种科学早教智力开发,而这种潜能的开发大多仅限于孩子的智商方面的开发,往往都忽略了孩子自身的文学素养方面的培养,更加忽略了文学素养对孩子情商培养的重要性。只是成为了孩子课余消磨时间的读物,儿童文学是儿童语言和品德教育的工具已经名存实亡。一些自以为是的儿童文学作者更是认为抓住了文学作品消费者的教育心理,将科学早教等一系列内容穿插在儿童文学作品中,希望借此可以获利,这种毫无审美价值可言的文学作品不但愚弄了读者,而且也使文学作品在读者心中的地位大打折扣,更会使其自食恶果。第二,现代高科技传媒手段的普及。现今高科技传媒手段层出不穷,逐渐取代纸质媒体的市场主导地位。高科技传媒的便捷性和生动性更易于青少年儿童接受使用,将其作为主要的娱乐消遣的方式。导致纸质文学类作品被逐渐舍弃,随之同样舍弃了在我们欣赏文学作品时所产生的阅读和思考能力。网络和电视毅然成为了学生课外活动中首选项目,经统计课外活动中有半数以上的学生选择观看电视节目和上网来减少学习和生活中的各种压力。然而许多语文教材中的优秀儿童文学的作品却成为了学生们望而却步的怪物。第三,青少年儿童早熟现象的出现。由于青少年儿童早熟现象的出现,儿童的认知能力和生存能力出现偏差,心理上愈发成熟和挑剔。儿童性早熟事件仍未平息,儿童人数只增不减,诱发年龄段也在提前。现今儿童读者对文学作品的兴趣取向较以往时代同龄人更加广泛,喜好及对文字信息的理解也有不同,他们更喜爱网络小说、世界名著、时尚杂志、空间微博上的分享,其内容涉及到叛逆、粗俗、暴力、黄色、消极的生活态度等。互相攀比、非主流、狂热追星、追逐潮流已成为他们时代的标志,儿童文学的影响力对此却只能望尘莫及。 2儿童文学未来的发展之路 随着现代高科技传媒手段的出现,现今儿童已将高科技传媒作为接受信息和娱乐的主要方式。与纸制式传媒相比优势在于将故事场景和发展过程通过多种媒介可以生动形象的展示在孩子面前。对于孩子来说电视中的动漫节目永远是他们的最爱,有的甚至为之痴狂。有眼光的投资者将目光投放到儿童动漫动画市场。将已经塑造好的卡通形象和故事情节通过网络、电视等高科技传媒手段使其广泛传播,紧紧抓住儿童的眼球,再对卡通动漫书籍进行出版,同时生产与卡通动漫相配套的游戏、玩具、学习文具及日常生活用品,成功的在儿童文学市场抢占一席之地。当然我们必须以正确科学的眼光看待这一现象,有些人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文学的量变与质变,使文学不再是纯粹的文学,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这种看法,但在本质上来说是单一的、不确切的。我们应尊重并有效利用高科技给生活环境带来的变革,纸质文字的传播无论是速度还是范围上都无法和高科技的传媒相比拟。这就是为什么青少年儿童对儿童文学的接触度远低于卡通动漫、游戏玩具的原因。不难发现很多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被改编成之后,更能深入人心。譬如1972年出版的优秀儿童作品《闪闪红星》,曾一度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动画片等版本,进而家喻户晓。文学作品没有经过这么多种的改编,又怎么能让人如此记忆深刻,念念不忘呢?因此,我认为将儿童文学与高科技传媒体手段有效整合是儿童文学的必然发展趋势。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教育的关系越来越备受关注,如何使两者有效的融合也是当今众多教育学者一致在探讨的重要课题,根据儿童文学作品未来的发展趋势,采用现代高科技传媒手段对儿童文学进行改编整合是使文学元素继续进入我国百万青少年儿童视野的重要途径,卡通漫画自然而然成了最佳选择。将这种整合形式运用到小学语文教学中,让文学元素以最快捷、最易于接受的形式融合到青少年儿童的精神世界中,陶冶幼小的心灵,帮助他们健康、快乐地成长,这也是我们探寻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教育未来发展方向的必经之路。 作者:王桂香单位:大板实验小学 小学语文教育论文:小学语文教育中融入心理健康课程研究 一、拓展文本,优化“心育” 现在的孩子大多都是独生子女,他们承受不了一点点挫折。可是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是人人都一帆风顺、事事成功的,失败总会有的,挫折也在所难免。为此,我利用课堂上所有可利用的资源,拓展文本,优化心理健康教育。在学习《瘸蝉》一课时,学生初步明白了成长的过程中是需要经历痛苦的,我及时给学生提供了如《你不能给我翅膀》等文章,使其更加懂得了承受痛苦的重要性。再如学习阅读链接《志者的叮咛》时,我就孟子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来谈“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道理,让学生明白,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现代社会,从小培养一种吃苦耐劳精神,经受挫折的能力是大有裨益的。 二、利用习作,强化“心育” 我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除了让学生多读一些有意义的书籍外,还让他们养成写日记的习惯,随时记录自己的喜与乐,成功与失败。一篇篇日记就是一颗颗透明的心灵,它是学生真情实感的流露和对生活思考的天地,以此作为心理健康教育的载体,可帮助学生更好地发掘其进步潜能,解决心理困扰。我曾经在一个学生的日记中看到这样一段话:“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很优秀的学生,为什么这次竞选班长,她们不选我,我比她差吗?我恨死她了,我一定要出这口气。”看到这些,我心一颤,赶紧将其叫到办公室,细心地向她讲述一个优秀学生所具备的条件,告诉她只有具备了这些条件,大家才会信服,才放心交付一些任务。听了我的教导,她决定继续努力,在各方面都取得优异的成绩,为下一次的竞选打好基础。听了她的表白,我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落下了。 三、享受成功,提升“心育” 享受成功的喜悦,是每一个孩子想得到的。可是一个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的学生,一个极少享受过成功喜悦的孩子,长大之后怎么会有一个“自信”的形象、良好的心理素质?在教学中,我善于捕捉学生的闪光点,并经常有意创造一些能发挥学生特长的活动,让他们大显身手,享受到成功的喜悦。我布置作业时也经常“分层设置”:问题有深有浅,作业有易有难,任务有轻有重。此外,我还利用教室的有限空间,为学生创造展示自己的平台:墙壁上贴满了学生自认为美丽的图画和语言优美的作品,手工桌上摆满了用他们的小手制作的一件件手工,黑板报每期都要换人,人人都能当设计家。这让更多的学生有了展示自我的机会,从而也培养了他们的自信。 通过以上的实践证明,在小学语文中,使语文课堂充满了生机与活力,落实了语文课堂的“人文性与工具性的统一”;同时也很好地促进了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在自信心、想象力、创造力等多方面均得到了很好的提高。语文课可以把单纯地传授语文知识变成真正的“育人”,让学生不仅在语文课中“学习”,更让学生获得“成长”。 作者:邢玉梅单位:河北省沙河市桥西学区赵泗水学校 小学语文教育论文:少儿文学为语文教育添趣的路径 本文作者:张燕作者单位: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中文系 搭建其交流平台,增强汉语阅读教学的活力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有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在教学中耗时最多,表面上也适合用“量”来评价的阅读教学,教师却死死守着每册教课书的二三十篇课文,对课外阅读教材及阅读篇目或点“目”为止,或置之不理。为什么呢?一是不少小学语文教师把阅读仅仅地理解为“读”,所以阅读变成了朗读,变成了堂上百花齐放的诵读与点评;二是对通过阅读来提高学生阅读能力的理论,迫于急功近利的“分数考评”压力不敢实施,而是采用堂上过量分析、讲解的方式来“提升”学生阅读答题的套用能力。其实,在当下师生都无法挣脱分数羁绊的前提下,通过搭建丰富的儿童文学作品的交流平台,可以让教师慢慢由前台转到后台,从而自然而然地变革教学方式,使阅读由“读”回归阅读。譬如,儿歌适合朗诵与游戏:现在课堂教学常用的方式是诵读乃至背诵与讲解相结合的方法,让学生感知汉语的节奏与韵律美及积累应试所需的语言材料。如,将教师讲解儿歌内容的时间缩短,加入设计的儿歌游戏,这样儿歌的学习可自然延展到学童的课外娱乐生活中了。堂上游戏平台的搭建,在增强趣味性的同时,不仅加强了学童对语言材料的识记,而且也加深了学童对儿歌内容的理解,更重要的是使语文学习发展为语文生活。这样做虽然会增加教师课前教学设计的工作量,但课堂教学的效果、效率及课程的活力都可得到提升。又如,学生们非常喜欢的童话、故事等儿童文学作品适合讲述与表演:当下已有不少教师在单篇作品中运用学生讲述与表演的方式来调节讲析为主单调的阅读教学方式,虽效果不错,却比较费时且受益面有限。其实童话与故事可用全册集中分组交流教学的方式,来解决时间与受益面的问题。堂上讲述与表演平台的搭建,不仅仅是训练了学童的口头表达能力,而且还可以在活动中检测学童的阅读水平与矫正学童的阅读误区,更重要的是可以激发学童课外自主阅读的积极性,增加阅读量,提高阅读能力。散文适合自主阅读与体悟:当下常用的方式是讲读结合。其实,儿童散文一般比较清新、浅近,教师只需点拨一下,可留下更多的时间让学生自主阅读体悟与交流读后感。堂上阅读体悟与交流平台的搭建,不仅可节省大量的堂上时间,而且有助培养学童专注阅读的习惯,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学童自主学习与交流、探究能力的形成。搭建各种儿童文学学习的平台,可促使教师更多地从台前走向幕后,花更多的时间与精力进行教学设计,从整体上、根本上动摇以教师为主的阅读教学方式的传统,把时间与空间交还给学生,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搭建起语文课与学生的“语文生活”之间的通道,[6]从而解决困扰各层次教育者的“学生读书少及不爱读书”的问题。 回归其审美特质,促进作文教学难点问题的解决 学生怕写老师难教,因而写作教学不仅枯燥而且低效。学生为什么“怕”呢?一是写不出来;二是“写不好”。其实儿童文学可以帮师长们找出原因与方法:“写”不为心声,不是自然而为的,所以写不出;“好的评价”来自成人标准,不是孩子能理解的,所以写不好。要解决写不出的问题,其实教师们首先要像儿童文学作品一样回归儿童的世界,了解他们的心智与情感特点,提出合理的写作要求:写心声,语言自然(稚拙)。对于还“写”不出心声的第一学段的学生“说”出心声,其实已是“写”了。这其实就体现了李吉林老师所说的“提前起步”的作文教学理念的“提前”了,这种“提前”是教师对作文教学的意识提前,为第二学段的作文教学做好铺垫,并不是简单地将三年级的作文写作要求提到二年级甚至一年级下学期,使不少学生在这种要求的压抑下写不出作文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书写困难的解决,学生或急中生智或背水一战,“写不出”的问题会得到缓解,但随之而来的“写不好”的问题却更为普遍、更难解决。真的有那么多的孩子写不好吗?其实,其中不少的作品我们用儿童文学的审美特质去评判,则充满童真之趣。比如,有一个孩子写自己学琴时等待老师时的无聊心情,他不断地如实重复叙述他看到一个又一个学生来了,爬上楼梯,老师还没来,只好在走廊等,这样重复叙述了三四次。当然老师的评语是“重复啰嗦,应写出每个同学不同的细节。”这样的要求其实等同于福楼拜对莫泊桑的要求。站在非语文教师角色读这段文字:第一次叙述觉得“平”;第二次感觉“烦”;第三次有点想笑;第四次忍俊不住。回味整个片段很有荒诞派小说关于“无聊”情绪表现的艺术效果。教师们重温一下儿童文学的审美特质“纯真、稚拙、欢愉、变幻、朴素”,[7]就会发现有不少孩子的习作是写得很不错的。由是作文的问题,还不不仅是“分”的问题,还来自于成人对儿童的了解与尊重的问题———以适合孩子的标准判断他们的行为,包括写作活动,这样才能较好地解决作文教学的问题。对于孩子们来讲,有趣的语文课堂才会有效。儿童文学是孩子们的文学,他们喜欢它。教师有责任与义务在语文学习中让孩子们读自己喜欢的书,说自己想说的话,写自己能写的语言。 小学语文教育论文:中澳小学语文教育差异 俯瞰中澳小学语文教育园地的整体景观,我的感觉是,澳大利亚的小学语言教学比较粗放,学生的语言水平高低不齐,教师也不强求整齐划一,更注重因材施教,根据个体特点指导学生自我发展;中国的小学语文教育则能做到精耕细作,教学要求严谨统一,在师资条件良好、管理到位的学校,学生的语文水平可以获得大面积丰收,因此中国的小学语文教育在世界语言教育体系中独树一帜,而且成果丰硕。 当然换个角度看,也可以说澳大利亚的语言教育方式比较天然,近人情物性,不注重语言知识的系统传授,而重视学生语言能力的开发培养,通过这种方式培养出来的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强,有活力,由语言教育作为中介培植起来的创造性思维也比较活跃。到了中学,许多学校接待来宾、介绍学校情况等工作都是由学生来担任,学生在执行主持工作和进行语言交流时都表现出充分的自信和把握话语、掌握节奏、控制进程、调节气氛的良好态势,其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和随机应变的创造性能力往往令人赞叹不已。而中国小学语文教育则有比较重的“人工”修剪的痕迹,学生基础扎实,也善于背诵和引用,但创造性不够。在没有预先准备的情况下,讲话时自信心明显不足,往往是谦虚后退而不是踊跃尝试。不少学生讲的话似曾相识,还有几分少年老成的感觉。 下面,笔者以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StateofNewSouthWales,Australia,以下简称新州)学校为例,简单地归纳一下中澳小学语文教育的一些差别,以便相互学习,取长补短。 第一个最明显的区别是师资问题,中国的小学语文教师大多为单科教师,(除了在边远地区和人口稀少的地区担任复式班教学的教师)专业化程度高,教师勤于业,也精于业。由于有相对固定的教材,教师可以反复阅读,多年准备,务求处处出彩,尽可能多地给学生丰富的知识,尽可能将智育、德育、美育综合到一起。有的示范课设计得非常精当,谆谆善诱,环环相扣,确实是炉火纯青,引人入胜,几乎成了才情焕发的舞台艺术品。但这也隐伏了舞台化、戏剧化的缺陷,长久熏陶,学生会“失真”,不仅语言会“失真”,思维也会“失真”。这一点,比较一下中外小学生的演出就可以看出。中国小学生太整齐,比较会“做表情”,其实,散漫一点也没有什么不好,而本色和真实永远是最有生命力的,我们要还给儿童应有的童年生活,包括童真和本色,至少不要过早地把本属于成人的“语言艺术”和“表演艺术”下放到小学里。 澳大利亚的小学教师不分科,小学教师需要教授英语、数学、艺术、自然知识等各门课程,上课量也很大,每周5天,每天从早上9点到下午3点,除了喝早茶和吃午餐,一直要上课或参与班级管理工作。因此,教师无法专门就语文课精雕细琢,将语文课教案准备得十全十美,也很难将语文课上得精彩纷呈,高潮迭起。因此,教学的粗放是一个无法避免的缺点或特点,教师的主要职责是根据学生特点,随机应变地指导学生理解语言,帮助学生应用语言,重点是学习实用的语言和文体,而不是精彩的文艺语言。但由于是全科教师,在打通各科目之间的联系,为学生提供更广阔的视野这些方面就有优越性。 像大部分西方国家一样,新州的中小学也没有规定教材。没有教材怎么上课,怎么保证教学质量呢?首先,没有规定教材不等于没有教学标准。由新州考试学习委员会(BoardofStudiesNSW,简称BOS)制定的教学大纲详细规定了各阶段的语言教学要求,教师可以根据这些要求和学生的具体水平选择相应的教学材料(包括某些现成的教材)。我们不妨看一个BOS给教师提供的教学参考资料,这是一份达标的学生的作业,原样照抄,没有经过任何修订或改编,编制这个参考材料为的是帮助教师理解这一阶段学生的真实水平和大纲要求,进而由教师自己准备教学材料和教案。 这是一个“听”“说”作业,是学生根据老师要求回家完成后带到课堂上来做演讲(presentation)用的。这是一个简单的专题介绍练习,这位学生在家长的帮助下收集了各种证章,挂在一块布上,然后向同学做介绍。这是第一阶段(Stage1,新州划分学生的学习阶段也比较“粗放”,不按照年级分,而是将小学分成三个阶段,Stage1等于一至二年级)听说课的一个作业(StudentWorkSamplesforTalkingandListening)。 首先,根据大纲要求,参考材料列出这一阶段的学生需要发展的语言机能项目: 1.1描述个人经验 1.1介绍信息 1.2能够集中于一个主题进行提问 1.2能回应问题 1.2能回答问题 1.2提问和陈述时注意正确的语序 1.2能用合适的问题来搜索特殊信息 1.2当别人陈述和提问时学会倾听 1.3能够辨认不同的语体(differentspokentexts) 1.3能向不同关系的人表达合适的问候 然后,选登一份达标的学生作业。学生名叫Melanie,她的演讲和回应如下: Melanie:各位同学,早上好! 全班同学:Melanie,早上好! Melanie:(拿出挂满证章的装饰布)嗯……嗯……这是妈妈做的,我把它挂在床边。(长时间停顿) 老师:这个点子非常好,是谁收集了这些证章? Melanie:嗯……嗯……妈妈先开始收集,(手指着其中一个徽章)这是抗癌协会发的义务工作者徽章,那个是大博动物园的纪念章,还有一个是大博监狱的徽章。 老师:你最喜欢哪个徽章? Melanie:那个大博动物园的纪念章。(扫视全班)还有问题吗? 同学Brighdin:那个黄的徽章是从哪里弄来的? Melanie:是Susan婶婶给的,我想……我想告诉你,如果你把它放在冰箱里它就会改变颜色。 老师:谢谢你,Melanie。 这样的范文并没有精彩的语句,也没有富于有象征意义的对话或动人的场景,学生说的话还有破句和停顿,但它符合这一阶段学生的语言特征,也符合大纲要求,是活生生的语言,有利于老师了解学生真实的水平,并选择合适的教学内容。这段范文还包含了诸多教学原则和文化信息,我们在后面还会提到。国内的语文教育担负着另一项重要的任务,也就是人文教育。这是中国的传统,也是现实需要,同时,这种教育方式已经被普遍证明是一种非常优秀的教育模式。当然,这种多功能负载的模式也不是十全十美的,特别是为了正面引导,表现光明面,给学生看的,都是净化了的、美化了的生活场景,但周末在家里,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到了社会上以后,大江滔滔,泥沙俱下,“喝净化水”长大的学生容易感受落差,不容易坚持在学校形成的理想信念。(也就是所谓在校六天,抵不上在家一天)当然,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学生更容易获取各类信息,也更容易了解真实的社会,但这也容易使他们到了学校,在课堂上面对书本是一种思维、感知、表达方式,到了真实的社会生活中又是一种态度,这也是一种失真。 新州小学的英文课没有规定的思想教育或道德指引的任务。这一点也是缺点,教师就没有强化道德教育的内在要求和自觉意识。比如,刚才我们所引用的学生作业,在学生提到有一枚徽章是帮助癌症病人而获得的奖章时,教师并没有趁热打铁,引导学生讨论助人为乐这个主题,因势利导,提高学生道德水平,再来一点抒情,让学生获得审美愉悦和思想教育。但是,换个角度可以看出,虽然教师没有特别点出它的意义,由学生自然轻松,甚至根本就不当回事地介绍,它一样有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而且更加自然,没有做作的成分。而由学生来讲,作用也大过教师,其他学生会觉得,这是很普通的道德标准,人人应该做,人人可以做,也用不着大张旗鼓地宣传。可见选这份材料本身也包含了某些思想教育。在老师提问“你最喜欢哪个徽章”时已包含了一些道德选择和思想启蒙的动机。总之,新州的语言课也涉及社会状况,教师也会联系实际生活,引导学生体验与选择,培养学生的道德思辨能力,从而促进学生的道德发展,强调学生道德的内化,而不是把美德硬塞给学生。 虽然思想教育不是语言课的任务,或不是主要任务,但作为小学教育的基础和小学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课一样担负着发展培养学生基本素质的重要任务。只是这些基本素质的重点在澳大利亚和国内的要求不完全一样。比如,国内小学语文教学重点是为学生打下坚实的语言知识基础,考试时能快速回忆,找到正确的答案。而新州的语言教育强调的是三个方面:培养学习的愿望,培养学习的信心,培养自学的能力。按照大纲设计的目标就是:培养学生充满愉悦地、富有信心地、独立自主地学习并应用语言的能力。(Studentsdevelopenjoyment,confidenceandindependenceinlearningandinusinglanguage.)这些教学目标里面已包含了重要的人格与能力的培养要求,也已经规定了相应的教育哲学和方法。比如愉快学习,而不是强迫学习,学习不应是苦差事,教师应设法组织快乐课堂,不要给学生太多的压力,学生也应当从学习中领悟、体会学习的乐趣(西方哲学思想里enyoy是一个重要的理念),从而自觉自愿地学习。师生互动的结果,上课成了一件快乐的事,大部分孩子也成了阳光少年,孩子仍然是孩子。 自信是非常重要的素质,没有自信就谈不上独立,没有自信就无法发掘一个人的潜能,没有自信就很难有创意。自信心是从儿童时代培养起来的,所以新州的小学语言课程把培养学生的信心作为成功教育的三要素之一。为此,教师总是抓住一切机会,利用一切场合鼓励、表扬学生,发现学生的每一点进步,哪怕是一点很微小的进步。比如,学生通过努力,考了70分,学生会很高兴地告诉父母,教师也会向学生和家长祝贺。据我了解,在国内如果考了70分,学生是不敢向家长邀功的。又比如,在阅读课上,教师主要是帮助、指导学生学习,而尽量少给评判,特别是不做学生之间的排名。这样做的好处还在于,它能有效打消学生害怕失败的心理,从而敢于阅读一些具有挑战性的作品。 在新州的小学课堂上,团队工作(groupwork或者teamwork)是一个重要的概念,也是教师最常使用的方法之一,哪怕是一些比较简单的问题,也要求学生分组来共同完成,推选一个人汇报。这样做的好处是,从小培养团队工作的理念,学生可以互相帮助,还有,团队工作的结果是大家的成就,不突出个别学生,也避免了把学生分出三六九等,学生的自尊、自信会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 除了愉快学习、自信学习,从小培养学生的独立自学能力也是小学语文课的重要任务。它的表现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比如,把多数时间留给学生自学,注重培养学生自己寻找材料、寻找答案的能力,重视学生对课文的个体化阅读和不寻常的思维,尊重学生的主观体验,保护学生的自我感受,重视学生的创造性思维,等等。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教师不反对学生家长与学生一起完成家庭作业,(参见前引学生作业)重视家庭教育对学校教育的补充,也使家长更多地了解自己孩子的真实情况,同时促进了家庭关系的和谐。在这一点上,可能中澳文化有较大差异。 小学语文教育论文:小学语文教育 语文是国语的前言、是打开少年思想的一把金钥匙,语文课呢便是素质教育的基础,一切素质教育都源于语文学习。因此,学生的语文水平如何,常常是素质水平的体现。在中小学教育阶段,从小学启蒙到高中三年级,语文科贯彻始终,课时最多,位置突出.就学科性质和教学目的来看,对落实素质教育有着“独当其任的责任”和“分内的责任”。教育学生正确理解和掌握祖国语言文字,这是语文课素质教育的核心。语文又是工具,其它学科的学习,表达和交流都离不开这个工具。因此怎样掌握语言这个工具就成为我们现研究问题的所在. 现阶段的小学生随着社会的进步思维能力也在不断的提升,想象力更加丰富,为了适应以及有利的跟上他们的发展节奏,首先素质教育最为重要,一种研究性学习的开设是国际课程改革的共同趋势。它以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为目的,强调一种主动探究和创新实践的精神,着眼于给学生终身受用的知识和能力,反映和回应了时代又对教育的需求,是信息时代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必然选择。因此根据以上结合在语文教育方面本人从不同的角度审视了其发展情景. 一、着力基础,对现有教材的重组与选择 现有语文教材的课文编排,通常以单元为单位,单元内的文章在内容上的联系不是很紧密,而是为了训练某项语文技能把在结构和写上有相似点的文章放在一起,强语言文字的训练,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素质。语文课必须加强字、词、名、篇和听、说、读、写能力的训练,把语文课真正上成语言文字训练课,使学生通过努力学习,逐步提高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能力,并能通过掌握和运用语文这个工具去自我获取信息,拓宽视野,进行思想交流和社会交际,并为将来进入社会、服务社会打下良好基础.加强审美教育、培养学生感受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所以,课文应该根据学生学习语文的内在需要重新组合,以丰富学生对在内容上真正有联系的的文章的感受,从而在“意相近”的层面上领悟文字如何达意及文章的奥义。 二、着眼发展,把握随机性的学习内容 学生语文学习的视野应是广阔的,必须拓宽语文学习的视野,着眼于发展,通过补充、探究收集、调查了解等多种方式进行吐故纳新。让学生在专题性的收集、整理、讲座时感受语言文字的魅力。领略汉语言文字的风采、韵致。不同类型的课文使同学们分类总结,掌握中心思想并积极的联想与其他的事物的关联内容,扩展思维。 三、以训练为主,加强学生的顺连能力 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对于提高教学效率有着长远的意义。然而,人类的精神文明发展成果——无论是“语言”还是“科学”,儿童如果不借助能动的活动来掌握它们,成为“自己”的东西,那么在人类的精神文明发展成果上刻着的人类的能力,就不能在儿童身上再现出来。正因为这样,在语文教学中让学生动口、动手、动脑,通过语言的实践活动来学习语言就成为必然的过程。 有效阅读教学在这方面主要采取了以下几个措施: ①保证训练的时间。我们对平常的语文课作了调查,一般学生的读及练习的时间只有10分钟左右,甚至更少。因此,要求每节课必须最大限度地安排学生活动时间,一般应二分之一左右。②要注意训练的质量。不注意质的过量训练是低效的,甚至是有害的。要注意训练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要围绕教学目标精心设计通过以上措施,增加了学生有指向的紧张智力活动时间,促使知识的内化,提高了效率。 四及时反馈 根据反馈原理,作为一个完整的学习过程,必须包括学习者吸收信息并输出信息,通过反馈和评价知道正确与否,四者不可缺一。我们开始阶段主要通过单元形成性测验进行反馈和评价,但很快感到这远远不够。因为一个单元的教学一般要二周左右,而小学生自我评价、自我矫正的意识和能力都不强,对部分学生来说,一个单元学习的累积误差难以在短时间内校正。据心理学研究表明,反馈在学习上效果之显著,尤以每日的反馈,较之每周的反馈,效率更高。于是我们采取了以下措施: ①建立逐级反馈系统。每节课根据课时教学目标,特别是读、写重点和能力目标设计反馈环节,在教学过程中增强反馈意识,做到每大“块”也有反馈。逐步形成了“块”有反馈,课有反馈,课文有反馈,单元有反馈的系统。②促使信息的多向交流。我们充分发挥四人学习小组的作用,通过小组讨论、相互对练、互相批阅、组际竞赛等活动,让每个学生都积极参与。变原来师与生之间的单向交流为师与生、生与生、小组与小组之间的多向交流,增加了获得反馈信息的机会和信息量,增强了学生自我评价、自我矫正的能力。③及时评价,积极鼓励。为了改变过去主要依靠练习、作业获得反馈信息而评价不及时的状况,我们在课堂采用做对的同学举手,用手指数表示选择题项、相互校对等办法,让学生及时获得评价信息。并以表扬、鼓励为主,使他们充满完成学习任务的满足感和喜悦感,以更大的主动和热情投入新的学习。 教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是充满创造性的劳动。以上四项主要措施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应视教材、学生、教学条件等各种因素作出合理的安排,选出最佳组合,才能实实在在地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几年来,我们始终立足于课堂教学,把“学习——研究——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以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为主攻方向,走过了从优化单个因素到各个因素综合优化的过程,取得了较明显的效果。现在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很高,上课思维活跃,发言热烈,听说读写能力普遍提高。教师也从“自在”的教学向“自为”的教学转化。他们深有体会地说:“过去是教到哪里算哪里,心中无数。现在是目标明确,思路清晰,讲什么,练什么,教得怎样,学得怎样,心中有数感到踏实。” 五、引导学生做学习主人 课堂是活跃学生学习气氛的场地,引导学生做学习主人是九年义务教育教材编排意图之一,是课堂教学的重要任务,也是学生搞好学习的首要条件。引导学生做学习的主人,首先要紧密结合教学内容,有机渗透爱国主义教育、理想前途教育、爱劳动爱人民有教育。通过这些教育帮助他们明确学习目的,促进他们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逐步树立为祖国为人民而学习的运大抱负,使他们产生强烈的学习原动力。其次是要紧密结合教学内容。设置激趣激思、动手动口的问题,推动他们自己看书、查资料、讨论、做实验、观察、思考,主动地解决问题,教师适时对其引导、鼓励、评价,使他们感受到学习成功的喜悦。产生“只要自己认真参与各种学习活动,就能成功”的自我评价意识,增强他们学习的兴趣和信心。只要教师教学中能坚持正面教育为学生做学习的主人铺路搭桥,就会逐步形成“要我学”为“我要学”的良好的学习态度,学生不会再感到学习是一种沉重的负担,产生越来越带劲的主动学习氛围。 六、减轻课业负担 教师要从应试教育的误区中走出来,努力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切实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使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参加课外活动和体育锻炼,增强学生的体魄和体能。在教学中还应注意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使学生的脑、眼、耳、口、手并用,在身心的整体活动中协调其身体器官的和谐发展,以利于学生身体素质的提高。对于我们教师而言应做到 1、必须从思想到感情上,尊重每一个学生,尊重每一个学生的个性。 2.要创造一种民主的、平等的、和谐的课堂气氛。 3.在教学过程中,要留给学生时间和空间,让学生有思考,发挥、表现以至于演示的机会。 4.要恰当地引进竞争机制,培养和利用学生的竞争意识、参与意识,表现意识,强化语言训练,提高教学的效率。 我们也清楚地看到,我们的研究还存在不足。特别是如何培养学生的非智力因素和使各项措施更具操作化方面还很不够。影响课堂教学效率提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是很复杂的,但课堂教学是学校对学生实施教育的主要渠道,研究课堂教学效率的提高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在学生语文学习情况评价表我们要设学习态度、完成作业、课堂发言、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学科活动等栏目,指向研究性学习的全程,从知能力、情意态度、策略、习惯等角色较全面地评价学生的表现。既引导学生着力基础,又促进学生的创造性学力提高。使学生自觉地将语文综合素质、综合能力与自身个性、特长的发展融合起来。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研究性语文学习的效果与功能,这种学习方式以学生发展为本,充分发挥、发展学生学习的主体性,通过语文实践活动,依靠基础课程,着力基础;通过随机课程,着眼发展、着眼创造,使学生在语文生活中历练、体验、积累、更新,为他们的终身学习、生活和工作奠定基础。更有利于学生发展教育还要我们从实践中摸索研究。 小学语文教育论文:儿童文学中小学语文教育的应用 摘要:儿童文学是一门具有生动、形象且音乐性的语言艺术,是儿童感知世界、接受教育的主要方式之一。小学语文教学中加入儿童文学辅助教学,对于儿童阅读能力、人文素质培养以及精神构建等方面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作用。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应当做好两者间有利结合,实现学生全面素质发展。 关键词:儿童文学;小学语文;教育应用 儿童文学是小学语文教学不可或缺的课程资源。学生处于个性的形成时期,有很强的可塑性,小学教育是儿童启蒙教育的关键,儿童文学引入小学语文教学中,为学生开展价值观、多元教育等提供了教学来源。本文就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教育的应用开展探讨,发表个人观点,以示参考。 一、分门别类,运用儿童文学体裁特特点辅助教学 语文课堂教学离不开语文教材。现行的小学语文教材涉及的儿童文学作品多以童话、儿歌、寓言、故事等为主,体裁多样、各具特色,是小学文学教育的最重要的课程资源。实践证明只有把握儿童文学的教学规律,分门别类地依据不同作品类别内容和特点,采用生动形象的教学方法为学生讲授,才能够有效提高作品讲解的实效性,提升学生通过文本获取信息的能力。教师要想绘声绘色地讲述故事,投入感情是关键。教师自己首先要深入作品中与作品中的人物情感结合起来,产生共鸣以此影响学生。然后通过表情、动作、节奏、语速、语调等讲述技巧,将故事中人物特点和故事情节变化展示给学生,丰富学生的情感体现。这样,教师的儿童文学素养提高了,才会收到比较好的教学效果。 二、以人为本,结合儿童思维特点进行语文讲解 儿童由于知识经验匮乏、能力有限,只能依据本能直观感受欣赏文学作品,且在欣赏时会表现出极强的跳跃性,即他们会主动跳过不感兴趣的和不太明白的生字语句,因而了解到的文章故事情节都是片断性,整体感知、欣赏有限。基于此情况,教师在儿童文学教学要有意识结合学生思维特点开展人性化的教学,依据儿童欣赏文学的特点,在阅读教学时重视对文章文学性、整体感的讲述,关注作品字词语句讲解,确保整体语感的完整性。让学生在阅读过程中能够充分体会到语言的精妙所在,增强语感,促进语言表达能力和运用能力的提高。教师可通过创建文学情境,让学生在情境之中进行情感体验,加深对文辞语句、文学意境的感受,产生深刻领悟、获得启迪,促进语言组织能力和运用能力的提升。 三、注重儿童情趣的培养利用合作学习提高儿童积极性 儿童文学内容包罗万象,上至星空奥秘,下至花草虫鱼,色彩斑斓,瑰丽无比,拥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儿童情趣。以至于小学生读到这些儿童文学作品时,往往都会有兴奋、愉悦、向往的情感体验,继而对儿童的心理健康、思维情感等产生积极的影响。教师要善于发现和挖掘儿童文学中语言、动作、神态等表现出来的童真童趣,利用它作为教学的切入点,开展教学设计和教学组织,吸引学生注意力。让他们有个快乐、充实、自在的学习体验,借此促进学习效果的提升。比如,在引导学生进行《绿山墙的安妮》阅读时,教师就可安排学生先以小组为单位,用诵读、美读、研读的形式,探讨文章中心思想,感受孤女成长的心路历程,体会她不畏艰难险阻,勇于克服困难,积极求取上进的优秀品质和人格魅力。借此培养学生高尚的思想品德,为孩子们树立正确的人生理想打下基础。 四、培养教师的儿童文学素养 语文教师本身作为教学活动组织者,只有完善自身儿童文学素养建设,才能更好地、科学地指导小学生阅读儿童文学,帮助他们从儿童文学当中吸取更多养分,提升自身道德情操,促进语文素养提升。完成作为小学生儿童文学阅读引导者和指路人责任义务,让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教育中发挥更多优势作用,增强语文教育的价值意义和功能效用。教师要加强对儿童文学理论的学习和文学作品的阅读,提高自身文学鉴赏能力和写作能力。与时俱进,不断翻新儿童文学的讲述方式和内涵推广,增强自身对儿童文学的创作能力和驾驭能力,用它更好地辅助对孩子们的语文教育。可以通过了解儿童文学发展的历史,分析国内外儿童文学作品特点等掌握儿童文学特性,积累文学创作、写作经验。教师运用这样的方式,建立起自己的儿童文学素养,不仅可以为小学语文的教育做出贡献,而且还能够提高自身的素质以及文学素养。使得教师能够更好地投入到小学语文的教育事业当中去。 五、引导小学生进行课外阅读 “得法于课内,得益于课外”是语文学习的特殊规律。课外阅读作为课堂阅读的有效补充,已经成为小学课余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课改明确规定小学语文教育不能忽视对学生课外阅读的指导训练。通过引导学生大量阅读儿童文学作品,不仅能够促进知识积累,开阔视野,还能有效带动学生读写能力的提升,提高写作水平。当下随着互联网、微博、微信等信息技术的普及,学生课余生活逐渐被视听文化所占据,自身读写能力因此呈现降低趋势。为了避免信息化社会带来的这种副作用,教师应加大对学生阅读的引导,提高学生阅读的兴趣,让其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降低其对视听文化的关注,促进读写能力的提升。教师在引导学生进行课外阅读时,要做好阅读题材的把控。让其符合学生的发展特点和认知水平,以此激发学生更多的学习兴趣和创新精神。用经典文学进行品读,比如《猜猜我有多爱你》《笑猫日记》;用系列文学诱读,阅读英雄故事满足儿童天生崇拜英雄的情结;范读童话和寓言,发展想象力和创造力,理解生活感悟人生;熟读儿童小说积累生活经验,培养良好的道德情操;品读科学幻想作品激发小读者们创造热情;鉴读散文学习优美的语言,扩展视野。 六、结束 语儿童文学作品融入语文教学中可以成为认知世界、扩大视野的重要窗口。学生在阅读文学作品过程中能够了解基本的汉字和语法知识,掌握文学作品中的语言规律,汲取充盈的语言养分,提高自己的表达能力和语言能力,无形之中培养起良好的思维习惯和阅读习惯以及良好的价值观念。 作者:柯宇莉 单位:福建省晋江市张前小学
民间美术教育在幼儿园的渗透实施体现了民间传统文化在学校中的广泛传播,体现了民间传统文化走进校园的教育理念。幼儿是未来传统文化的传播者,在幼儿园开展民间美术教育活动不仅有利于弘扬传统文化,弘扬传统美德与民族精神,而且更重要的是幼儿在学习了解民间美术的过程中对其多种能力素质的提高培养具有重要意义。开展有效的民间美术教育活动需要有良好的教育环境,需要创设有利的教学环境。 一、幼儿民间美术教育 幼儿民间美术教育指的是对来自于民间优秀的美术内容,有计划与目的性地向幼儿灌输,选取的内容要健康积极,能够从正面对现实加以反映。在传统文化中作为重要载体之一的民间美术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蕴含丰富的艺术魅力,对幼儿在爱国主义与民族意识意识情感的培养,对民族精神的弘扬,对审美能力的提高都有着重要意义。想要使以民间美术为内容的教育活动对幼儿教育成长发挥出作用,教师需要积极主动地参与生活中,挑选的内容项目要与幼儿生活相贴近,富含中国特色,使其对民间美术这种文化进行充分认识,感受到这种文化的独特魅力。 二、创设民间美术教育活动的理论基础 实施民间美术教育主要以陈鹤琴与陶行知两位教育学家的理论思想为教育实践的理论基础,将《幼儿园指导纲要》作为指导方针。在纲要中指出环境对教育来说是一种重要资源,幼儿依赖生存环境而发展,无时无刻都在和环境交流,作为幼儿发展中的重要资源,只有和环境产生交互性作用,才能得以发展。在环境创设中使幼儿生活及活动的时间与空间得以释放,对自然环境加以充分利用。促使幼儿能够从幼儿园走出来,走进大自然,引导其对自然现象与事物予以关注,带着问题出发,鼓励支持大胆探索感兴趣的事物,从而使对事物的认识直接获得感知。 三、对教育内容加以选择的原则 (一)与民俗相结合 民间风俗文化是民间美术的一种表现形式,其美术教育要与民俗活动相结合,如果和民俗脱离的话难以精准地阐释民间美术这种形式。在学习中需要对各民族节日风俗、文化进行了解,如以灯笼画制作为例,幼儿对灯笼图案自主设计,这与元宵节这个传统节日习俗充分结合,将制作好的灯笼悬挂起来,不仅对节日气氛起到了烘托作用,对班级环境也起到了烘托作用。 (二)方便操作 对幼儿来说对民间美术进行的教学活动这个过程需要动身与动脑,以及动手,在教学中对创作材料的提供比呈现艺术品更重要一些,教师扮演好引导者与启发者的角色,如以“青花瓷”为背景的美术活动,教师与家长负责收集创作材料,学生完成自主创作后集中展示创作成果。从整个过程来看较简单,操作也很方便,学生在学习中的热情被激发,取得了很显著的教学效果。 四、民间美术教育环境创设策略 (一)对特色教育理念加以创建 幼儿在审美需求与心理上并没有受到年龄小的限制,从实践教学来看要以学生生活细节为立足点,根据实际使形成的教育理念颇具特色。在教学活动开始前对教育资源进行选择,对教育效果具有直接影响,使学生在教育理念与方式的影响下获得积极性的影响。在活动结束后对其收获、感想与认识重点关注。教师要对具有随机性与渗透性的活动全面把握,从其实际需求、兴趣爱好出发,对有趣味性的课程加以设置,使审美能力得以提高,对民间美术这种文化的传播发展起到弘扬作用。 (二)引起家长高度重视 家长对幼儿教育的重视支持,这对于美术教育教学效果具有重要影响。家长以积极的态度配合,能够对教学效果产生积极影响。在今后的发展中家长要对自身视野加以拓展,不能对民间美术教育单纯地理解为绘画创作。要鼓励带领其走出家门,在不断欣赏中使创作灵感得到激发,这对开展教育活动具有重要作用。如在元宵节观赏花灯期间,在花灯前拍照时能摆出各种姿势;在购买风筝时对风筝的选购有自己的标准;在参观完民间博物馆对所见所闻能够与家长分享。幼儿对民间美术的学习了解机会还是很多的,家长应认识到学习了解这种民间文化对幼儿成长的重要作用。 (三)对其教育氛围加以营造 幼儿园应根据办学目标理念,从整体上设计教育环境,对浓厚的文化氛围加以营造,向学生展示传统优秀文化。在墙壁上悬挂传统民间故事的壁画,使幼儿领略到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如以“艺术长廊”这个教学主题为例,对幼儿收集制作的手工制品与绘画作品集中展示,建立相关工作室,很多手工艺品被陈列在室内,幼儿在此基础上进行实践操作,在这样的教学中体会到民间艺术独特的魅力,感受到亲自操作的成就感。 (四)对教育内容加以创新 民间美术在形式内容上是很丰富的,在进行实践教学中要创新教学内容,对贴近幼儿生活,充满趣味性与挑战性的教学内容不断开发。可以将现代教育理念作为对教育内容进行创新的基础,对现有教材充分利用,重新规划教材内容,对内在价值加以分析,对特征明显的内容加以选取。将风俗活动作为开展教学活动的线索,对内在的教育因素深入挖掘,对多种主题活动有计划、有目的性地加以开展。不可否定的是民间美术教育活动对幼儿健康成长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进行环境创设是为了使其教育活动能够高效的开展。教师要结合幼儿园实际与幼儿特点,设计与幼儿实际生活相贴合、感兴趣的美术教育内容,且内容应该简单且安全,对幼儿发展具有教育意义让环境真正促进幼儿发展。 作者:丁贞妮 单位:昆山开发区蓬欣幼儿园
引言 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育人的本质在于以人类文化的正向价值引导学生走向道德、理性和真善美,从而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本文阐述了多元文化融合在数学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并结合五年制高职数学教学实际,探究如何融合数学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地域文化、学生的专业文化等多元文化,创新教学设计,改进数学课程教学,通过文化浸润、激发学生积极进取、友善包容的情感,启迪思维、引导学生进行深度学习,促进学生数学学科精神、人文素养以及实践能力的综合发展。 一、文化融合在数学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一)能有效推进课程思政 当前不少五年制高职的学生受到网络文化的冲击,热衷于浏览网络碎片化的知识内容,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族精神了解较少,对数学文化、自身的专业文化理解不够,也很少考虑社会道德、人生理想等相关问题。而目前的数学教育方式又往往比较生硬,课程中一些与文化相关的教育活动没有经过详细的设计和有效论证,流于形式、缺乏具体内涵,无法真正感染学生,达不到预期的育人效果,课程思政没有得到有效实施,数学课程的育人功能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突出以人的发展为本,强调课程思政及提升学生的数学文化素养,是五年制高职数学课程改革的核心理念。因此,把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以及学生成长的规律,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学文化等多元文化元素恰当地融入数学教学活动之中,能有效推进人文教育与数学学科教育的融合,提升学生的科学人文精神,促进思政教育与数学教学融会贯通。 (二)有利于提升师生的文化自觉 教师是学校文化的主要创造者和传承者,对学校的文化建设和特色打造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基于多元文化融合开展数学教学,或开设一些具有文化底蕴的与数学相关的专题讲座,能促进教师充分挖掘数学课程中蕴涵的学科精神与人文精神,并将自身对数学学科的哲学思考、对社会和人生的理解融入数学学科教学中。同时,也能促进教师诚信、求真的学术道德与科学精神的养成。学生是文化育人的重要对象。将数学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多元文化科学地贯穿于数学教学中,可以使学生浸润于文化氛围中开展学习活动,能让学生深刻体会数学学科教学的文化魅力,并基于文化的层面加深对数学知识及数学学科精神的理解。久而久之,必然能促进学生主动、自觉地提升自身的人文素养。 (三)可以极大地丰富课程资源 不断丰富的课堂教学资源对提高学生的学习探究兴趣、提升学科教学质量有着巨大的作用。将多元文化融入数学教学中,不但可以使得原本枯燥的数学知识变得生动且富有文化气息,还可以丰富课程资源,拓展学生学习、探究和应用数学知识的渠道。教师可以让学生自主搜索数学知识产生的背景、知识发展的曲折过程,了解数学家的故事及他们不断创新、百折不挠的探索过程和求实求真的科学精神;运用多元文化创设相关知识或问题情境,让学生在具有文化底蕴及启迪作用的情境中学习、讨论、探究新知识;还可以联系、融合其他文化基础课程以及学生的专业文化背景,设计具有文化特色的数学应用问题,让学生建立数学模型,探究数学知识与方法的实际应用。这些具有文化底蕴的开放性的学习活动与学生的思维紧密契合,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更容易唤起学生积极的思维活动,能在数学课堂上激发师生强烈的思维碰撞,也有助于生成促进学生发展的新的课堂资源。 (四)有助于陶冶学生情感 很多学生认为,数学属于纯理科,数学知识冰冷枯燥、缺乏人文魅力。而事实上,数学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地域文化以及学生的专业文化中蕴含了许许多多美的元素。将多元文化融入数学教学中,充分挖掘多元文化中美的因素,并将之与数学知识、方法的探究结合起来,这样的数学教学更符合青年人的审美,可以让学生深刻感受美的氛围、接受美的熏陶、得到美的升华。同时,多元文化的融入可以使数学课程学习的深度和广度得到极大的提升。多元文化交错融合、相辅相成,为数学教学打开了别样的天地,能更有效地开拓学生的眼界,启迪学生的思维。富有文化底蕴的数学教学更能获得学生价值观的认同,更能激发起学生主动学习、探究的兴趣和积极进取、解决问题的意识,从而促进学生的深度学习,实现知识的主动构建。 二、基于文化育人的数学教学设计 现代职业教育对于数学课程文化育人的教育形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数学教学中,教师要努力将多元文化科学地融入课堂教学,设计贯穿文化育人思想的教学方案,通过多元文化与数学学科教学的深度融合,引领学生的知识探究和精神追求。下文将结合五年制高职数学的教学实际,探讨如何基于文化育人视角进行数学教学设计。 (一)融入数学文化、提升学科素养 对很多五年制高职的学生而言,数学只是一门公共基础课、工具课,是学好专业课的基础。而且不少学生认为数学课容量大,数学知识抽象程度高,对数学学习有畏难情绪,也体会不到学习数学的乐趣。这就要求我们不能仅仅追求数学知识教学的高效率,更要注重数学教学知识、能力、素养以及思政目标的全面达成。事实上,多元文化中与数学学习最为密切相关的数学文化有着丰富的内涵,独特且自成体系,可以让我们超越数学知识,从更广阔的文化视野去重新审视数学。将数学文化深度融入数学课堂,教师在教学中除了关注显性的数学知识和方法、还应关注隐性的数学思想、观念等等,把两者恰当地融合起来,才能让学生真正理解数学,获得对数学的完整认识。比如:在《极坐标系》一课的教学中,有老师这样引入新课,数学起源于四大“河谷文明”流域:非洲的尼罗河、西亚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中南亚的印度河和恒河、东亚的长江和黄河。数学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从狩猎到农耕,从游牧到城市,数学带给我们探索自然的工具,也带给我们观察世界的不同视角。说起不同的视角,我们最常用的是由法国数学家笛卡尔创建的平面直角坐标系,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每个点与其坐标都是一一对应的,但它是不是唯一的坐标系呢?点的坐标是不是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描述呢?这样的引入,不但让学生了解了数学的发源地,体会到数学发展的源远流长,进而关注到数学史,还让学生体会到了类比数学思想。运用观察世界的不同视角,类比引入运用不同的坐标系描述点的坐标,非常自然地引导学生进入极坐标系的探究。数学课堂也因数学文化的融入而变得丰盈且厚重起来。这样的数学教学,对于提升学生的文化底蕴和学科综合素养非常有益。 (二)创设导学情境、展现文化育人 创建数学教学情境可以激发学生的探究兴趣,增加学生学习的体验感。但是如果局限在数学课程中,单纯从数学知识或者数学方法出发,紧扣教学内容创设情境,有时情境会显得单薄,缺乏吸引力。将多元文化融入情境创设,可以使得教学情境因富有文化底蕴而变得生动而更具感染力。苏州被称为“园林之城”,苏州古典园林所蕴涵的哲学、历史、人文习俗是江南人文历史传统、地方风俗的一种象征和浓缩,展现了中华文化的精华。月洞门在苏州古典园林中很常见,因形如一轮满月而得名。通过月洞门使被分隔的空间相互渗透,形成一种不可穷尽的视觉享受。在《圆的方程》一课的教学中,笔者结合本校园林技术、导游、景区开发与管理等专业学生的专业文化背景,以苏州古典园林中月洞门的视频引入新课,视频展示了拙政园的“梧竹幽居”亭,四面均设月洞门;网师园的“云窟”月洞门;沧浪亭的“周规折矩”月洞门等。移步换景、美轮美奂的视频情境,既与学生的专业文化背景紧密相关,又因地制宜、融入了苏州地域文化,让学生欣赏到圆在苏州古典园林构造中的运用,也让学生体会到圆在中华祖先心目中占有不可替代的位置,月洞门正是体现了中华民族对“月满人团圆”这种天人合一的境界的无限向往和追求。月洞门视频情境,不仅让学生看到了数学与文化艺术之间的联系,提高了学生发现、感知、体会美的意识和能力,也让学生领略到精湛的园林意境,体会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创设这样的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导学情境,让学生沉浸其中,开展新知识的探究,能有效地提高学生探究数学知识的积极性,也可以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体验到数学课堂和数学知识的美。 (三)开展数学活动、体验文化自信 数学综合实践活动是基于学科整合思想,以问题为载体,结合课程目标及内容,以学生自主参与、实践操作、合作探究为主的学习活动。数学综合实践活动可分为数学设计与制作、数学调查、数学应用、主题阅读等不同的形式。在数学设计与制作活动中,可以让学生学会打破学科的界限,体会数学与多元文化的整合;在数学应用活动中,让学生学会数学建模的方法,体会数学与多元文化的联系与相互促进;在主题阅读的过程中,了解数学文化及多元文化的融合,体会数学的科学人文精神等等。比如:在开始学习微积分的时候,笔者开展了《微积分的起源与发展》主题阅读活动,让学生围绕提出的问题自主阅读,撰写阅读笔记:微积分学是谁创立的?对微积分理论有重要影响的数学家有哪些?中国古代数学对微积分学的创立有什么贡献?通过阅读,学生知道了数学史上关于牛顿和莱布尼茨究竟是谁创立了微积分争论许久。事实上许多著名的科学家、数学家如法国的费尔玛、笛卡尔、英国的巴罗、瓦里士、德国的开普勒等都进行过相关研究,为微积分的创立作出了贡献。而柯西、维尔斯特拉斯等人后续研究,使微积分学得以持续发展。古代中国微积分思想早有萌芽,公元前7世纪老庄哲学中就有无限可分性和极限思想;公元前4世纪《墨经》中有了有穷、无穷、无限小(最小无内)、无穷大(最大无外)的定义和极限、瞬时等概念;魏晋时期数学家刘徽以及沈括、秦九韶、贾宪等科学家、数学家在微积分研究领域都有杰出的贡献。通过主题阅读,学生意识到微积分学的创立不仅仅牛顿、莱布尼茨是个人的成就,他们是在许多研究者经过努力、积累了大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才总结创立了微积分学。这样的主题阅读活动,开阔了学生的视野,也让学生了解了中国古代数学的伟大成就,对中国古代文化产生了一种由衷的自豪感,增加了民族文化自信,也理解了每一次的数学发现都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人类科学和文明的进步都是在许多人坚持不断、百折不挠的努力中才取得的。 (四)编制数学问题、传播传统文化 数学问题中,有一些千古流传的古题、名题,集古文、诗歌与数学于一题,读来朗朗上口,让学生兴趣盎然。比如:在我国明代数学家吴敬所著的《九章算术比类大全》中有一道数学名题“宝塔装灯”:远望巍巍塔七层,红灯点点倍加增;共灯三百八十一,请问顶层几盏灯?用诗歌表达数学问题,简练生动,学生读起来感觉妙趣横生。教师在教学中可以结合数学课程中的相关知识点,适当引用此类的数学题,激发学生的探究积极性;也可以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或者联系数学在其他学科及生活实际中的应用,编制一些具有文化底蕴的数学题。比如: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数学能力比赛中有这样一道题:古诗《赋得古草原送别》是唐代伟大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所写,前四句如下: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问:这四句诗写出了我们所学函数知识中的哪种性质?假如草的长度h随时间t的变化而变化,设草的长度为h(t)(0<t<12),4月草开始生长,到6月时生长停止,11月零落成泥,次年4月又重新生长,草停止生长的高度为h0,请你描述出“一岁一枯荣”的模型。赛题中将原野上的草秋冬枯黄、春来茂盛的岁岁循环、生生不息的自然生长规律与数学知识中函数的周期性联系起来,生动有趣,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让学生在题目的阅读理解以及建立数学模型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惊奇地体会到原来数学知识与中国古典诗词也可以这样联系起来,而且中国古典诗词表达中的对仗工整、简洁明了与数学表达也有相通之处。 三、结语 文化育人是实现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作为教师要有高度的文化自觉,在数学教学中,不仅要传授知识和技能,提升学生的数学能力和素养,更应大力推进文化育人,提高人才培养的文化层次、思想境界和精神追求,从而体现数学课程独特的育人价值。 参考文献: [1]陈秋明.文化育人的独特价值[N].光明日报,2017-1-19(14). [2]严必友.挖掘数学文化践行学科育人[J].数学通报,2019(11):19-22,27. [3]李蕾.高职院校数学文化教育:内蕴、价值与路径[J].教育与职业,2015(15):91-94. [4]陈香.初中数学综合实践活动中探究式教学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5. 作者:徐瑾 单位: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 苏州旅游与财经分院
高职语文教学篇1 高职院校教学体系中专业技术和实践能力教学的比重较大,而作为基础性学科的语文课程却始终处于一种相对边缘的地位,这既会严重影响高职语文教学实效性的提升,也会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创新能力的提升产生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通过传统文化中的语文教育元素的有效利用,可以让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和资源下,进一步提升对于语文教学的兴趣和主动性。 一、传统文化与高职语文教学的内在联系 1.传统文化为语文教学提供了媒介 作为大学阶段的语文教学,教学的重点应向阅读和写作能力倾斜。因此,在高职语文教学中,有效地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提升学生的阅读能力,养成学生的阅读习惯,是十分重要的教学目标。从这个角度来看,在高职语文教学中有效地渗透传统文化,就赋予了高职语文教学以更加丰富和生动的载体和媒介,让高职语文教学的效果和方式更加灵活和丰富,这对提升语文教学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也是十分重要的。 2.传统文化是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 从语文教学的目的和任务来看,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是高职语文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无论是在教材的编写和选择,还是教学内容的拓展和凝练,高职语文教学都承担着宣传、推介、实施、引导学生熟悉传统文化、亲近传统文化、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职责。从这个角度来看,在高职语文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不仅仅是教学创新和探索的一种途径,更是高职语文教学的一种必然使命,这让语文教学可以更好地承担起文化传播和传承的重要作用,对学生产生更加积极的文化熏陶。 3.传统文化具有较强的德育功能 需要看到的是,语文教学不仅仅是一门重要的文化课程,更承担着较强的德育功能,通过实施科学有效的语文教学,可以对学生的思想意识和道德素质产生积极的影响,而在实施德育的过程中,高职语文教学不可能是通过灌输等方式而实现,必须要借助更加积极有效的内容来实施。从这个角度来看,在高职语文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借助传统文化中独特的德育功能和内容,进一步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道德水平进行正面和积极的引导,更加有效地推动语文教学德育功能的发挥。 二、在高职语文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的重要作用 1.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从高职语文教学的对象来看,很多高职在校生的学习习惯和能力相对不足,有的甚至对语文存在一定的畏难和厌学情绪,这给语文教学提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而通过在高职语文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特别对传统文化中一些故事、人物、风俗、传说等元素的引入和讲解,让学生能够更加感受到语文教学的魅力和温度,在很大程度上调动学生对于语文学科的积极性,有效地激发学生参与语文学习的兴趣和主动性。 2.可以提升学生的文化自信 随着网络的普及,高职在校生的网民数量不断提升,学生依托网络进行学习和生活的时间不断增加。而在网络环境中,外来文化的侵蚀和影响效果不断强化,很容易让学生产生错误的思想意识,进而产生对外来文化的盲目崇拜和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盲目贬低。而从这个角度来看,通过在高职语文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可以让学生更加清晰地了解到中华传统文化曾经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地位,进而树立起较强的文化自信心和自豪感,这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学生的个人发展都是十分有益的。 3.可以提升学生学习的独立性 高职语文教学虽然仅仅局限在课堂教学的范围之内,但是语文教学的目标却是终身的,如何更好地拓展语文教学的有效性,培养学生的终身学习意识,树立独立阅读的习惯,都是十分重要的。而从这个角度来看,在高职语文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特别是随着学生对传统文化逐渐产生了学习兴趣和正确认知,就会大大提升学生对语文学习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在未来的个人成长和发展中,也可以不断强化自身对于语文的自主学习,从而对学生个人成长和发展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传统文化在高职语文教学渗透中存在的问题 1.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存在偏差 作为高职院校教学管理者来讲,在很大程度上对传统文化在高职语文教学中渗透的意义和作用认知不足,没有充分意识到传统文化不仅对高职学生语文素养提升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也对学生的人格塑造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因此在语文实际教学中更愿意照搬照抄普通高等教育的语文模式和教学内容,没有从高职语文教学的任务和目标出发,有针对性地从传统文化中获得有益的文化元素和教学内容。这就造成语文教学的任务和目标相对模糊,不利于语文教学的德育等功能的有效发挥。 2.教学方式相对单一 作为高职院校教学体系来讲,语文教学的地位和作用无法与专业技术理论和实践教学相提并论,很多高职院校更加注重校企合作和顶岗学习等方面的教学内容,因此,导致高职语文教学的教学资源相对不足,资金投入等各方面也存在短板,这就使高职语文教学的方式方法显得相对单一,特别是随着高新技术教学手段的不断发展,多媒体、新媒体、大数据、云平台等网络技术的普及,高职语文教学的手段则显得更加落后,无法为高职语文教学质量提升注入新的活力。 3.教学的载体相对不足 由于高职院校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了专业技术教学方面,因此,语文教学的载体则相对有限。由于课堂教学的时间有限,教学模式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无法有效完成语文教学的全部任务,无法激发学生对语文教学的参与意识,导致语文教学的持续性和深入性大大不足,让一些学生一旦离开语文课堂就将语文学习抛在脑后。 4.教师素质还存在短板 相较于专业技术教师来讲,高职语文教师队伍建设培养方面还存在短板。一方面是优秀教师人数不足,常常一名教师要承担较重的教学任务,导致教师的精力和积极性严重不足;另一方面,由于语文教学在高职教学体系中受到的重视程度不够,语文教师的成长和发展前景相对不足,因此,高职语文教师从事教学探索和创新的动力大打折扣,导致很多优秀年轻教师常常跳槽,影响了教师队伍的稳定。 四、加强优秀传统文化与高职语文教学结合的实现路径 1.不断强化和培养学生的传统文化思维 语文教学的目的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和教学,更重要的任务则是文化的熏陶和传承,作为高职语文教学也是如此。一方面,高职语文教学教师要通过在日常教学过程中引入传统文化元素和内容,进一步加强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另一方面,在渗透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教师要注重学生传统文化思维的培养,通过传统文化的熏陶,引导学生树立对于传统文化的自信和自觉。 2.努力在语文教学过程中创设传统文化环境 教师可以通过多媒体等教学方式,将语文教学内容转化为直观具体的视频影像资料,并将传统文化内容融汇其中,让文本内容变得更加感性,这样一来,不仅有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接受教学内容,体会课文背后蕴藏的深层次含义,也可以让学生在学习课文的过程中加深传统文化的印象。另一方面,教师可以将语文课文中蕴藏的传统文化内容进行重点强化讲解,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更好地获得文化感染和熏陶。 3.努力开阔学生的传统文化视野 仅仅依靠课堂教学来实现语文教学目标和学生的个性化需求,是非常不现实的,必须要扩展教学资源,开拓学习视野。一方面,要通过紧密结合教学内容和传统文化内容,给学生布置有针对性的课后作业,并通过有效的激励手段,鼓励学生高标准地完成,巩固课堂教学内容。另一方面,教师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等方式,推送传统文化相关知识,让学生充分利用网络资源,进一步加深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和认知,作为课堂教学之外的重要补充。 4.努力发掘培养传统文化的德育功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包含了大量的物质文化元素,更有很多优秀的精神文化元素,这些内容涵盖了历史、人文、精神、礼仪等各个方面,教师要善于从中发现适合语文教学的内容,提升传统文化的文化影响力和德育功能。比如,在学习一些爱国题材的课文时,教师要通过对课文作者、时代背景、历史背景、文化风俗等传统文化的拓展介绍,进一步引导学生接受儒家文化的熏陶,自觉树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信念,进而树立积极向上的爱国主义精神。 5.组织丰富的传统文化实践活动 由于高职语文教学的时间相对不足,因此,教师可以通过与学生社团等组织进行合作,利用节假日等载体,在校园内组织丰富多彩的以语文为内容,以传统文化为题材的学生活动,比如:语文经典诵读大赛、诗词朗诵会,通过拓展课外活动,渗透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当地独特的传统文化物质资源,组织学生开展参观、实践活动,并让学生写出参观感受等,使其在各色语文活动中,接受传统文化的滋养。综上所述,在高职语文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既需要广大教师提升责任感和紧迫感,也需要广大教师提升创新能力,探索创新路径,让语文教学与传统文化有机结合,相互促进,促进传统文化在语文教学中的渗透与传承。 作者:张华 郝建英 单位:宣化科技职业学院 高职语文教学篇2 教育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指出,“课程思政建设要在全国所有高校、所有学科专业全面推进”。课程思政要求所有课程都要发挥育人功能,所有教师都要承担育人职责,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三者融为一体”。这样才能与思政课程形成同向同行的育人合力,形成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的协同效应。高职语文作为面向全体高职学生开设的公共必修课程,是开展人文素质教育和课程思政教育的重要阵地。高职语文教师应当与时俱进,主动出击,积极探索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有效途径,为培养能担大任的时代新人做出应有的贡献。 一、革新课程理念目标,注重价值引领 (一)革新课程理念,树立发展性课程观 在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指导下,高职语文课程应当树立发展性课程观。长期以来,受到“以技能为核心,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理念影响,高职院校非常看重教育的实用功能。在公共基础课程要为专业、就业服务的语境下,高职语文在实际教学中不得不弱化自身的人文性,被大量地加入应用写作、实用口才、职场语言交际等内容。发展性课程观就是要以学习者为中心,既重视学生语文能力的训练,又关注学生人文素养、思想品质、综合素质的培养,为学生的终身学习和发展服务。 (二)明确教学目标,着眼价值引领 理顺高职语文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思路,要从明确课程教学目标着手。一直以来,语文教师都很熟悉布鲁姆的教育目标分类法,备课时撰写起三维目标驾轻就熟,可是一旦回到教学实践中,知识讲授、传授还是成为了课堂的重心,在无形之中形成了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轻价值引领的教学现状。人民教育家于漪说过:“教育的本质就是培养人,培养有人性、人品、善心、善行的人,是人之完成、追求以达到真善美的境界。”高职语文教师应当深刻认识教育的本质,进一步明确教学目标,尤其是要明确课程思政目标,在教学中充分体现语文的人文性特征,注重对学生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引领。 二、提升教师素质内涵,增强育人能力 (一)重新定位角色,坚定理想信念 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关键在于教师。高职语文教师不能简单地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就是思政课教师的事,要努力使学生在课程学习中不仅学习了相关知识,而且实现了精神成人。我国古代教育理论著作《大学》开篇就说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教师要教育学生弘扬高尚德行最终达到至善的境界。传道者要先明道、信道,这就要求教师要坚定理想信念,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所肩负的责任,坚持把“围绕学生、关照学生、服务学生,不断提高学生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让学生成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才”作为教育的使命。 (二)提高教师素质,拓宽文化视野 教师的素质高低决定了高职语文课程思政改革的成败。高职语文教师要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水平、教学能力和德育能力,主动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语文课程教学的全过程;还要牢固树立终身学习理念,努力修炼自己,争取成为智慧型的教师,具备学习、生活、为人、处事等方面的智慧,能够给学生提供方方面面的指导。同时,高职院校要启动语文卓越教师培训工程,在注重专业知识和教育教学能力培训的同时,增强对高职语文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设计能力和德育方法的指导,为教师素质的全方位提升创造条件。 三、精研教学内容模式,挖掘育人元素 (一)找准思政契合点,注重当代阐释 在高职语文课程中开展思想政治教育,重点在于通过经典文学作品的教学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自然而然的熏陶感染,切忌机械灌输和空洞说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高职语文的重要教学内容,是最值得挖掘和阐发的契合点。习近平总书记说,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教师不仅要引导学生学习优秀传统文化本身,更要注重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例如在《渔父》一课中,我们不是要学生简单地评判屈原和渔父的选择孰是孰非,而是要引导学生理解屈原和渔父所代表的两种人生态度和处事原则,让学生在面临人生抉择时能多一分思考,多一分坦然。 (二)开展模块化教学,推进全过程育人 推进高职语文课程思政教学改革,还要系统整合课程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将那些特色比较鲜明、主题比较一致的作品编制成一个模块,进行模块化教学。例如按照家国情怀、自强不息、公正法治、与人为善、诚实守信、敬业奉献这些模块来进行教学。同时注意结合高职学生的专业背景,培育学生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模块化教学能够使高职语文课程的思政教育目标更加明确,使思想政治教育真正贯穿于高职语文教学的全过程中,强化德育效果。 四、创新教学方法手段,关注学生获得感 (一)以学生为中心,创新教学方式方法 要在高职语文课程中融入思政教育,创新教法是核心。教师要创造性地灵活运用各种教育教学方法,寓思想政治教育于无形之中,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教师要善于在传统教学方法中发现新方法的生长点,例如,将传统的讲授改造成有师生互动的讲故事。高职语文课堂本该是充满生动故事的课堂,其中有古今中外作者的故事,有文学作品中的故事,还有发生在每个人身边的故事。教师要善于用这些故事和故事中的情感来引导学生向上向善,求真求美。比如,介绍作者苏轼的生平,可以用讲故事的方法生动地呈现给学生,除了教师讲,还可以请学生讲。学生在讲故事的过程中了解了苏轼一生屡遭贬谪、宦海浮沉的经历,更体会到了他在逆境之中“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坦荡旷达,在无形之中引导学生乐观面对挫折,树立健康积极的人生观。此外,在教学过程中还要注重问题导向。教师不仅要关注学生需求,善于收集学生的各种问题,还要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引导他们主动发现问题,用创新思维解决问题。在不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学生求知的火焰被点燃了,精神需求得到了满足,获得感和成就感也得到了增强。 (二)利用信息技术,建设智慧学习环境 教育信息化2.0时代的今天,学习方式日趋多样,陈旧的教学手段已经不能吸引学生,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就要想方设法以新颖、便捷的形式吸引学生。推进高职语文课程思政教学改革,要充分探索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实施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建设智慧学习环境。例如,借助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结合网络平台开展教学。上课前,教师在超星“学习通”平台网上建课,建课时要提前做好课程思政教学设计,把富含思政元素的内容巧妙地安排进课程中,学生进班后,可以利用教师发布的视频、课件链接等资源自学,并完成课前测试;在课中,教师可以布置学习任务,学生也可以提出疑问,再利用平台进行小组讨论等活动,最后由教师进行总结;在课下,学生可以在线进行拓展阅读,或者检索自己感兴趣的学习资料,利用平台私信功能与教师交流讨论。教师可以随时观测每一位学生的学习数据,及时帮助学生改善学习行为。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关注学生的互动体验,尊重他们的学习需求,真正做到了以学生为中心。在增强学生的获得感的同时,有利于对学生进行德育渗透。 五、丰富课程实践活动,延展育人空间 (一)师生现场研学,实践悟出真知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实践才能悟出真知。教师结合高职语文课程内容,运用项目化、探究式的学习方式,带领学生走进马王堆汉墓、岳麓山景区、橘子洲景区、杨开慧纪念馆、第一师范学校等历史文化遗址,引导学生记录研学过程,撰写心得体会,增强学生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热爱和认同,让他们在实践中触摸历史,尊重历史,感知现实,把握当下。 (二)师生共读共赏,坚定文化自信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广泛阅读优秀作品可以陶冶情操,润物无声地滋养学生的心灵。在语文课堂之外,教师要鼓励学生多阅读,多思考。教师可以给学生开书目,鼓励学生利用新媒体读书打卡;开展线上线下“诵读我最喜爱的红色家书”“中华经典诗词朗诵会”“当代文学读书会”等活动,引导学生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蕴含的民族精神、家国情怀和人文涵养,坚定文化自信。总之,要推进高职语文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必须要革新课程理念目标,提升教师素质内涵,精研教学内容模式,创新教学方法手段,丰富课程实践活动。如此,高职语文课程才能发挥好育人功能,实现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三者有机统一,把学生培养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作者:夏侯南希 高职语文教学篇3 前言 我国拥有极深的文化底蕴,所以语文教材当中含有很多人文知识,特别是在高职院校的语文教学当中,含有丰富的传统文化有关内容。伴随素质教育以及课程改革逐渐深入,高职教育对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的重视度不断增强,而思政课程就是把思想当作出发点,对语文教材当中含有的思政精神进行深入挖掘,在培养学生道德素养的同时不断助推学生实现全面发展。为此,对大学语文和思政课程进行融合教学模式展开探究有着重要意义。 一、大学语文和思政课程进行融合的意义 1.有助于塑造高职生的健全人格 众所周知,高职院校主要培养的是实践操作性、应用型、有效服务于经济发展以及社会进步的人才,其人格以及素养对祖国未来发展有着深远影响。伴随着经济实现信息化以及全球化,西方文化渐渐渗透到国内社会当中,对我们悠久深厚的传统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和制约。一直以来,高职院校开展的语文教学都具有对传统文化进行传递的作用,承担着潜移默化培育熏陶高职生的健全人格、良好的人文素养和高尚健康道德情操等职能。在实际教学中,语文教师可结合教材当中包含的名言警句帮助学生树立起健全人格与坚定信念。 2.有助于激发高职生思政课程学习兴趣 高职教师以往进行思政教育期间,主要对一些理论知识进行讲解,此种教学方法过于枯燥,和学生生活严重脱节,教师单一性的理论讲解会让学生产生一定的抵触情绪,同时还无法取得预期效果。一般来说,语文教学主要是让学生对文学作品当中生动、活泼、与学生生活十分贴近的语言艺术进行学习,促使学生循序渐进主动学习和接受思政知识和理论,让学生通过欣赏语言艺术,逐渐感染其心灵,促使学生产生共鸣,在对语言艺术进行欣赏的同时,对语言艺术当中的乐趣进行体会,并且对一些思政知识进行理解以及掌握。 3.有助于培养高职生科学的历史观 如今,高职院校选用的语文教材当中多数文学作品全都代表某一历史时期著名人物的智慧与思想,对这些作品进行讲解之时,教师可对相关历史事件进行运用,借此引导学生,促使其对历史材料进行充分体验。通过教材当中包含的文学作品,能够激发高职生的民族认同感以及责任感,在情感上接受我国历史,从而养成正确历史观,可以通过切实体验对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进行体验。 4.有助于帮助高职生树立高远志向 现阶段,高职院校的语文教材当中含有各个类型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当中含有不少名言警句以及励志文章。特别是励志文章,高职生进行学习期间可以产生极大的情感共鸣,将英雄人物当作自身榜样,进而树立起一个远大志向,不断严格要求自己。语文教材当中的优秀作品有助于促使学生全面发展,不仅帮助其树立一个远大目标,同时还可以帮助学生认清自身得失以及进步,培养其宽广胸怀,并且树立正确三观,培养其越挫越勇的精神品质。 二、大学语文和思政课程进行融合教学模式 1.对网络课程进行开发利用 在信息时代之下,语文教师需学习前沿教学观念,对互联网上的海量信息资源加以充分利用,建立更加创新化、多元化的网络课程,借此来进行文化传承,对思政教育当中含有的精神加以渗透,促使教学品质不断提高。站在学校层面而言,应当和其他院校进行联系,构建语文学科思政教育的联盟,创设一套高职院校教育资源网络共享系统,对数字化这一平台加以运用,借此实现慕课、微课、文档与图书这些资源共享。而且,学校还需投入更多资金,给高职生提供一个更加丰富的网络课程,及时存储网络上的优秀案例,借助现代教学软件实施辅助教学,协助教师浓缩课堂之上没有必要讲解的一些理论知识,让教师能够集中有限时间和精力对学习重难点进行突破教学,进而增强语文学科的思政教育的针对性。 2.对信息技术进行利用,加大教师的培训力度 实践表明,信息技术有助于激发学生语文知识的学习兴趣。而且,现代心理学也指出,多变新奇的事物有助于强化大脑皮层刺激强度,让学生对某种事物产生兴趣。就现阶段来说,各地高校当中的语文教师普遍存在着年龄较大这种现象,高校普遍缺少具有较强的专业素养,同时教学经验较为丰富的年轻教师。此种情况之下,必须把实际当作立足点,对信息技术加以充分利用,构建年轻化的师资团队。同时,还需对各类新兴技术加以运用,给教师创设一个良好学习以及再教育的环境,给其提供数字化以及智能化学习平台,并且在日常管理期间开展关于语文知识和思政教育进行融合的培训,逐渐建立完善科学实用的培训机制,高效服务于教师教学水平的提高。 3.实施翻转教学,积极借鉴吸收新的教育模式 针对翻转课堂,实际上并无固定教学形式,翻转课堂的核心就是帮助教师打破以往教育形式的束缚,对以往教学存在的不足之处进行弥补,构建应用价值较高的思政教育系统。语文教师可主动利用好多媒体技术,精心制作和思政教育有关的视频或者PPT,并且在其中添加一些有趣新奇的内容,如年轻学生非常喜欢《秦时明月光》这部国产动漫,教师可在字幕当中添加一些古诗词和思政教学结合的内容。这样一来,在课堂之上,高职生可以一边看视频、一边吸收其中的知识点内容,进而实现翻转教学。同时,语文教师还可对网络微课以及网络教学这些形式加以利用,借此打破以往教学空间以及时间限制,促使高职生在寝室或者家中就能够享受到相应的教育服务。除此之外,此种教育形式可以促使高职生主动学习,更加准确的找到自身想要的内容。对于学习中产生的疑惑,高职生可以及时借助线上提问这种方式得到答案,这样可以促使教学效率有效提升。 4.把学生生活和社会热点进行结合 把语文知识和高职生生活以及社会热点进行结合,除了有助于激发高职生学习兴趣之外,还有助于提高高职生思政水平和道德水平。思政教育、文学修养以及生活实践相互促进、有效衔接,三者必须进行紧密结合。比如,开展爱国主义这个专题教育期间,语文教师可关注相关的社会热点和时事政治,紧密结合具体教学内容与高职生生活组织相应的教学活动。例如,教师可对《燕歌行》这个文学经典进行讲解,引导学生对怎样做到理性爱国这个问题展开深入探究,及时纠正一些学生的过激想法,站在和平角度看待战争问题。结论:综上可知,把高职院校的语文教育与思政课程进行融合,有助于塑造高职生的健全人格,有助于激发高职生思政课程学习的兴趣,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科学的历史观,同时有助于帮助大学生树立高远志向。为此,教学期间,高职教师可对网络课程进行开发利用,实施翻转教学等创新模式,丰富和发展自身教学模式,积极利用先进信息技术,不断强化突出教育育人这一功能,对学生的道德素养进行全方位得有效培养。 参考文献: [1]杨扬,王德祥.中医药院校大学语文课程思政改革实践与思考[J].卫生职业教育,2021,39(14):40-42. [2]石淼.探究大学语文课程在课程思政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J].现代职业教育,2021(30):20-21. [3]王淳婷.大学语文课程思政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J].新课程研究,2021(18):47-48. [4]傅瑶,林赛.课程思政理念下大学语文课程建设探析[J].锦州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19(03):91-93. 作者:德吉曲珍 单位:西藏职业技术学院
浅谈网络文化的建构:校园网络文化建设问题及对策 【摘要】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对高校工作方式、内容产生了重要影响。高校校园网络文化建设在师生学习、生活、文化建设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分析当前高校校园网络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并分析高校校园网络文化建设对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校园;网络文化;建设;问题;对策 1.高校校园网络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1.1网络文化减少了大学生的沟通机会 网络所呈现的形式是人机对话,是一种虚拟环境,而大学生运用网络进行交往大多数是在这种虚拟环境下进行。由于大学生过多地依赖网络和受网络文化的影响,大学生之间以及与社会之间明显减少了面对面交流的机会,人际关系也随之淡薄,这也就造成了对现实环境和现实生活的不适应,最终也就减弱了大学生进行实践活动的能力,与现实生活越来越远。 1.2消极网络文化阻碍高校网络文化建设 网络信息交互的特点是虚拟性、即时性、快捷性、交互性和开放性,这也给和谐校园建设带来了挑战,多重价值判断标准、高度自主的个性化文化特征、参与主体的虚拟性,网络文化的多元性对校园价值观念的统合造成了冲击[1]。大学生容易受不稳定的政治因素和恶劣的道德观念的影响,对事物的认知造成错误的认识,从而严重影响了大学生的身心健康。校园网络文化这一虚拟环境的存在也不同程度地减弱了人际交往的作用,这就造成了一些学生过分依赖网络而远离现实生活中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更严重的则会有行为孤僻、情感冷漠等现象,诱发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 1.3网络文化缺乏创新 先进的网络文化和传统的校园文化没有做到完美的创新和结合,这就形成了与大学生的现实文化和思想越来越疏远的情况,没有起到校园文化对于大学生的导向功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2]:一是校园文化活动中对网络平台和网络技术的应用较少。目前,虽然高校组织的校园文化活动多数是通过公告、新闻、上传活动视频等方式作为前期和后期的宣传,但真正在网络上举办校园文化活动或者活动中某些环节(如投票等)用到网络平台的却非常有限。二是对网络文化内容的普及度不够。校园中举办的文化活动内容传统项目居多,与网络文化相关内容(如网络用语、网络文体、网络流行趋势等)则甚少。校园网络文化已经作为最主要的平台向大学生传播文化信息,帮助大学生如何进行社会交往。但是校园文化作用单一,并没有和高校所举办的文化活动相融合,在高校引导学生思想方面产生严重漏洞。 2.高校校园网络文化建设对策 2.1利用网络加强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作为校园网络文化的重要载体和校园信息传播的重要媒介,校园网可以促进大学生和社会之间进行有效交流,同时发挥着教育、宣传和丰富文化生活的重要作用。思想政治教育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处于核心的地位,我们将校园文化建设和思想政治建设结合在一起,用健康、积极和正确的信息进行行之有效的思想教育工作,对腐朽的思想、落后的文化和各种消极的舆论进行坚决地抵制和有效的防止,以此来影响大学生的思想。所以,高校应该采取适合自己学校发展的计划和规划,完善德育网站及各种信息平台,加强思想教育的作用,积极地引导大学生的注意力,影响和感染学生。 2.2加强大学生网络信息素养教育 第一,培养大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和自我意识。逐渐完善大学生自我意识的重要时期是大学阶段。在此期间,我们应该教会学生正确认识自己的方法,通过自我判断、他人反馈、观察他人行为等方式实现对自身的理性认识,并主动进行自我反思,达到自我意识的统一。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使大学生在当今复杂的网络文化环境下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使大学生逐步走向成熟,正确看待身边的事物,实现大学阶段的健康成长。第二,加强大学生网络道德教育。将道德教育融入到网络文化教育中,实现大学生道德教育的网内网外的有机结合。同时注重将现实中的道德约束和规范设置到网络中,如建立实名制网络社区,注重培养大学生网络自律,提升网络道德水平,从而达到树立健康的网络文化的目的。 2.3加强校园主流网络文化建设 加强校园主流媒体建设。在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类型的网站中融入趣味性、知识性的内容。把大学生感兴趣的校园活动转换成网络的形式,并以现场直播或者是同步直播的形式展现在大学生面前,这样既丰富了大学生的校园生活,也传播了运用新技术教学的理念。通过网络直播的形式举办校园文化活动,既不受活动地点的限制,又能积极地鼓励学生参与其中。这样思想政治教育就更容易让大学生接受,并且慢慢地喜欢上这种形式。高校要想更多更好地获取大学生的各种动态就可以通过网络这种形式,这样既避免了与学生的距离越来越大,又能鼓励学生积极去参加校园文化活动。这样就形成了“好的活动形式—对大学生加深了解—更好的活动形式”的良性循环,不断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渠道和空间,为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和成长提供更为全面的服务。 结语 高校要想实现校园网络和文化建设的衔接,就要坚持以人为本,利用多样的信息和活动等形式,构建适合高校发展的网络文化体系。对于思政教育工作人员来说,更要运用信息技术加强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在对学生运用网络进行教学的同时,帮助大学生更好地运用网络寻找信息的能力,培养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为其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打下基础。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身肩建设祖国的重要任务,要提高自身对网络信息的选择和利用的能力,增强自身的思想政治素质。建设校园网络文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且要保持其综合性和系统性,协调学校师生集体的力量,运用各种手段对其进行维护。只有共同努力,才能最终实现校园文化建设的目标。 作者:曹艳龙 王奇 王妍 单位:华北理工大学 浅谈网络文化的建构:校园网络文化建设路径探析 摘要: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进步,给我国高校校园文化带来了较大的冲击,其中高职院校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内部校园文化也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文中从网络文化对校园文化的影响分析入手,针对性的提出了新形势下高职院校校园网络文化建设路径。 关键词:高职院校;校园网络;网络文化;建设路径 0引言 当前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网络时代,给我们生活带来较大便利的同时,也衍生出各种“手机控”、“电脑控”,我们的行为与习惯受到了较大的影响,逐步的形成了一种网络文化。高职院校内大学生作为网络使用的重要用户之一,其内部的校园文化也受到了深刻的影响。因此,如何在新形势下构建出高职院校校园网络文化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与实际意义。 1网络文化对校园文化的影响 从广义的角度分析,文化为一种外在物质世界与内在精神世界相关作用的结果。而从狭义的角度来分析,其位多数人的一种生活准则或生活习惯,为人民内心世界的一种反应。网络文化是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与普及而产生的,而在高职院校内也存在网络文化,其面临的对象主要为高职院校内的师生,同时校园网络文化相对于社会文化有着较强的渗透性与导向性。在网络文化的影响下,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出现了一种全新的角度,在很多方面成为了校园文化现代化建设的一种必要手段,并在很大程度上拓宽并延伸了校园文化的内涵。首先,在网络文化的影响下,传统的高职院校教学模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借助现代化多媒体技术、远程视频教学技术等跟学生之间开展更为有效的交流与沟通,这些现代化教学模式的出现,也能够有效的提升学生学习的兴趣,增强其学习的积极性,从而必然提高高职院校教学工作的质量。其次,高职院校中学生借助网络文化,有效的拓宽自身的视野,提升自身的层次,及时的掌握时事新闻,更好的丰富自身的大学生活。这对于高职院校学生毕业之后顺利的进入社会、进入工作是非常有利的。但同时随着网络文化在高职院校校园文化中的不断渗透,其在一些方面也给校园文化健康稳定的发展带来了不利一面,部分学生由于自制力较差,长期沉浸在网络之中,浪费了自身的大好年华,蹉跎岁月,最终耽误了自己的学业。另外,网络文化中也存在一定的不利于高职院校学生健康成长的内容,再加上高职院校学生较为年轻,社会经验不足,不能够有效的辨别网络内容的对错,非常容易受到不法分子的利用,导致违法犯罪情况的发生。 2新形势下高职院校校园网络文化建设路径 2.1领导应重视高职院校校园网络文化的建设 当前构建良好的高职院校校园网络文化在技术层面上已经达到,其在具体的构建过程中出现的阻碍往往是政策制度方面的束缚。因此,为在高职院校内构建出良好的校园网络文化,首先需要领导的支持与重视。其次,校园网络文化在构建的过程中,校园网络为其主要的依托,这更需要领导在政策方面的照顾与扶持。此外,通过构建出完善的高职院校校园网络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高职院校进行更为深入的教学改革,提升自身的现代化教学水平,更有利于培养出现代化社会需要的人才,因此,为在高职院校中构建出良好的校园网络文化,领导的重视是必不可少的。 2.2增强校园网络阵地的建设 校园网络为高职院校校园网络文化构建的基础,因此,高职院校在构建校园网络文化过程中,全面的增强校园网络阵地的建设是非常必要的。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应首先对高职院校内网络资源进行优化整理,全面的做到网络资源的统一管理,在高职院校内形成网络合力,可在校园网上专门建立一栏针对高职院校教师与学生的思想文化教育专栏,为高职院校校园网络文化建设奠定基调,帮助学生培养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价值观。其次,构建一批符合高职院校学生年龄特点的网络栏目,具体实施时可围绕一些当前比较重大的国际政治问题等,开展正面的宣传,帮助学生认识到自身在认知理念方面的不足,形成良好的校园网络文化氛围。第三,充分的利用现代化网络技术,实现对高职院校传统教学模式的更新,从而使传统枯燥的教学内容更加的生动化、有趣化,让高职院校的学生更容易接受,更好的提升高职院校的总体教育质量。 2.3构建完善的高职院校校园网络文化建设规章制度 当前很多高职院校未能构建出完善的高职院校网络文化的主要原因就是校园网络文化建设规章制度不够完善。因此,在构建的过程中,应当重视校园网络文化规章制度的构建。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应首先从本校的实际网络文化构建的情况入手,对校园网络进行明确的规定,并做好对应的监控工作,从根本上防止不良信息入侵到高职院校校园网络文化中。其次,应对学生的上网进行针对性的约束,帮助其养成良好的上网习惯,使校园网络服务于其成长,而并非阻碍其进步。此外,应对制定的规定制度进行不断的完善,对出现的漏洞应及时的进行补充。 3结束语 综上所述,网络文化对高职校园文化带来的影响是双面的,这就要求高职院校内相关人员,发挥其有利的一面,抑制其不利的一面,构建出良好的校园网络文化环境,使现代化网络技术更好的服务于师生,最终实现高职院校教育质量的不断提升。 作者:李江 单位: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校园信息化管理中心 浅谈网络文化的建构:高校校园网络文化建设思考 摘要:高校校园网络文化建设是推动高校校园不断信息化高速发展的迫切需要。网络在方便我们生活、拓宽我们视野的同时,也对大学生的政治信念、道德意识、传统价值观、文化素质和身心健康带来挑战。在校园网络文化建设过程中,我们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明确定位,坚持引导,从硬件建设、软件建设、网站建设和队伍建设等方面促使其健康发展,为构造和谐高校校园文化服务。 关键词:高校;网络文化建设;对策 随着以互联网为标志的信息技术发展,网络作为新的传播媒介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工作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并形成了一种特有的网络文化。高校作为网络利用的聚集地,其形成的网络文化与高校传统文化之间相互融合,便催生了高校特有的校园网络文化。但是,由于网络本身对人们的生活工作存在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因此校园网络文化对传统校园文化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鉴于上述背景,在新形势下,正确认识校园网络的利弊,推进校园网络文化建设,提升校园网络文化品味,是加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新挑战。 一、校园网络对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积极作用 (一)校园网络是高校弘扬校园主流文化的媒介 随着校园网络的日趋完善,网络这一媒介已经成为高校传播校园主流文化的主要平台,在思想文化传承和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作用不言而喻。高校管理者充分利用网络技术探索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方法,通过引人入胜的形式和健康向上的内容,努力满足高校师生的学习工作。积极宣传和提倡健康文明的网络道德,通过健全规章制度和调用技术手段,全力防范各种安全隐患,营造良好的校园网络文化环境。 (二)校园网络提高了高校师生信息交流的效率 校园网络作为高校师生进行信息交流的桥梁,极大地提高了沟通的效率。高校师生通过网络可以最快地获取学校各部门的信息,及时进行任务计划和总结反馈,还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共同促进高校工作的开展。教师通过网络可以与同行进行工作交流,还可以对学生进行政治向导、管理引导、心理疏导、学术倡导和就业指导等。学生通过网络可以扩展知识面,选修品牌课程,学习优质教育资源,还可以与其他同学进行学术探讨和思想交流。 (三)校园网络改变了高校传统的教学模式 校园网络的普及使大学生获取信息的途径更加宽泛、内容更加丰富,网络文化对大学生学习方式和环境的影响日益增强,将会逐渐打破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班级授课模式,形成以学生为中心,以远程教学、自主学习为主要形式的教学格局。通过新模式的学习,学生可以自主选择课程和教师,也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学习时间、地点和进度,从而使教学双方实现节约快捷地优化组合。 (四)校园网络丰富了大学生的人际交往,缓解了大学生的心理压力 大学生喜欢利用QQ、飞信、微博和博客等形式进行个性展示和信息交流,极大地扩展了他们的交际范围,丰富了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由于网络环境的间接性和虚拟性,面临多种心理压力的大学生可以在网上倾吐不快、发泄郁闷,缓解精神压力,尤其对性格内向、不善言谈的大学生,校园网络提供的虚拟交际空间为他们的提供了理想的交际条件,这对于大学生的健康成长无疑是积极有利的。 二、校园网络对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消极作用 (一)网络文化冲击了大学生的主流价值观,弱化了大学生的道德意识 开放的网络打破了国界和地区的界限,快捷地传递着形形色色的信息,其中有些信息往往与我们的基本国情和价值观念格格不入,严重干扰了高校思想道德教育的进程。高校大学生思想单纯,是非辨别能力弱,非常容易受到不良信息的误导,造成自身原有价值观念的混乱,严重影响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确立。虚拟的网络改变了传统面对面的人际交往模式,减弱了社会道德规范的约束力。隐藏在网络中的人们可以不考虑道德约束,完全暴露被压抑的人性,随性发表虚假信息、言语攻击他人等。网络的这种“隐蔽性”极易导致原本涉世未深、自我约束欠缺的大学生价值观念扭曲、道德约束弱化、意识形态模糊,最终在网络中迷失自我。 (二)沉迷网络影响了大学生的学业发展,危害了大学生的身心健康 某些大学生一直不能适应大学生活,整日沉浸在虚拟网络空间不能自拔,痴迷于网络游戏等,对其他活动缺乏兴趣,难以集中精力学习,造成记忆力减退、学习效率低下等问题。为了满足自己对网络的迷恋,浪费了大量宝贵的时间,甚至将学业抛之脑后,出现逃课、通宵等问题,导致学习成绩一路下滑,并放弃自己,失去自信,进而加剧学习成绩下降,再通过网络麻痹自己,逃避现状,最终导致恶性循环。由于对网络具有强烈的需求感和依赖感,某些大学生长时间坐在电脑前,身体得不到休息,大脑神经中枢持续保持高度兴奋状态,导致体内激素水平失衡,免疫功能降低,经常引起神经性头痛、视力下降、胃肠疾病等一系列躯体疾病。此外,长时间保持单一姿势,可引起关节综合征、腰背肌肉劳损和脊椎变形等。沉迷网络给大学生心理带来的消极影响要远大于对躯体的影响。注意力和记忆力减退、感知觉降低和逻辑思维活动迟钝等心理病症诱发恶性循环,回到现实中会产生挫败的痛苦情绪和自我否定的消极体验,不愿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和义务。一旦强制停止其网络活动,便会产生精神萎靡、烦躁不安和严重抑郁等不良的心理反应,甚至产生自残、自杀等意念和行为。为了通过上网达到精神满足,更有甚者会作出诈骗、打劫等违法乱纪的恶劣行为。 三、推进高校校园网络文化建设的对策 高校网络文化是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校园文化发展进步的新趋势。我们不能因为网络文化对校园文化建设存在种种消极作用,从而回避甚至否定网络文化的积极作用。正如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沈杰先生所言,“网络文化存在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网络本身,而在于人们如何对它们进行把握和使用”。我们应该通过积极有效的引导与合理有效的管理,迎接新文化的挑战,努力营造积极向上的校园网络文化氛围,推动校园网络文化的健康发展。 (一)明确“一个定位” “一个定位”,即对高校校园网络文化建设的定位。校园网络文化建设是高等教育不断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是全面实现高校校园信息化的必经之路。高校网络文化作为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明确定位为弘扬校园主流文化的阵地和推动素质教育的平台。高校教育者和管理者必须将网络文化建设纳入高校文化建设的总体规划,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牢牢掌握校园网络文化传播的主动权,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校园思潮,凝聚师生共识,弘扬社会主义文化主旋律,使校园网络真正成为宣传主流文化的阵地。 (二)坚持“两个引导” “两个引导”,即对高校校园网络经营者和使用者的引导。高校应从自身实际出发,结合教育教学特点和大学生自身特点,建立一套符合国家规定和发展需要的网络管理制度,使校园网络的管理和运行有章可循。引导经营者运用法律法规和行政管理手段,规范网络秩序,严肃上网纪律;通过对网络信息的监控处理,坚决杜绝黄、赌、毒等不良信息的传播,从根本上净化网络环境,为校园网络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针对高校校园网络的使用主体———大学生,高校要加强网络道德教育,引导大学生自觉抵制“网络垃圾”的侵蚀,培养个人高度的网络道德自律意识和防范意识,自觉做到文明上网,安全上网,努力营造健康有序的网络环境。同时,还应积极倡导社会主义文化的主旋律,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引导大学生,弘扬民族精神,强化爱国主义意识,帮助他们牢固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自觉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文化的侵蚀,防止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的图谋。 (三)加强“四个建设” “四个建设”,是指校园网络文化的硬件建设、软件建设、网站建设和队伍建设。网络文化重在建设,只有科学地、合理地、积极地做好各个方面的建设,网络文化才能够成为高校校园先进文化的代表。一是硬件建设。目前,一般高校的校园网建设初具规划,较好的不仅实现了校园网络全覆盖,而且实现了有线和无线双网并行,进一步为师生利用网络获取信息提供了良好的硬件环境。但一般高校距离实现全校园人人有机、个个在网的信息化校园还有一定差距,另外,校园网络还面临硬件更新换代、系统提升性能的问题。网络硬件建设仍然是校园网络工程的基础,直接关系到校园网络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影响着高校校园信息化的进程。二是软件建设。互联网上信息鱼龙混杂,色情、暴力及颓废消极信息和思想充斥其间,西方文化也冲击着大学生的思想。为此,高校应积极开发一些集思想性、知识性、娱乐性和易操作性于一体的宣传教育软件,以丰富大学生的课外生活,提高大学生的品位,宣扬中华优秀文化。高校网络文化建设者应抓住这一契机,积极开发文化教育方面的应用软件,使网络文化真正融入校园主流文化。三是网站建设。校园网络文化的健康发展,离不开优秀的校园网站。校园网不仅仅是“人机交互”的工具,而且是师生交流互动的主渠道。要利用互联网的交互性、开放性、适时性特点,师生之间进行互问互答,释疑解惑,辨析商讨,把网上的虚拟与垂涎的现实联系起来,使网络真正融入师生的学习、工作、生活、起到凝聚人心、潜移默化、传播讲文明的作用,没有成熟的优秀的主题鲜明的网站是不行的。四是队伍建设。要搞好校园网络文化建设,还必须加强校园网络文化的队伍建设,要按照优化结构、提高素质、相对稳定的要求,主动培养一支思想水平高、网络业务好、熟悉学生心理行为的高校网络经营队伍。这支队伍,既有专家学者及时传播学科前沿信息,又有德育教师实时进行正确舆论引导;既有职能部门管理规章制度及政策的解释,又有骨干教师的答疑解惑等等。因此,一支综合服务、教育和管理多重功能的网络经营队伍,是校园网络文化向深层次、高品位发展的重要保障。身处飞速发展的网络信息时代,高等学校教育管理者要与时俱进,努力适应日新月异的变化,积极充当高校网络文化的领跑者。要在坚持传统校园文化优势的基础上,努力培育网络环境下的新颖校园网络文化氛围,从而使网络文化真正成为校园文化的主流文化和先进文化。 作者:吕亮 王香美 单位:滨州学院 浅谈网络文化的建构:职校校园网络文化建设路径初探 一、网络文化对校园文化的影响 网络文化对校园文化在积极方面的影响:其一,延伸了传统教育模式。传统的教育模式中一般是老师教、学生学,学生的学习缺少自主性,而有了网络以后,可以开展多媒体互动教学、远程视频教学、网络精品课程、网络在线教学交流平台等多种教学形式,大大提高了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和趣味性。其二,拓宽了学生的视野和交往空间。网络进入校园以后,现在的高校学生有了更多的渠道去了解他们所生活的世界,他们的信息不再闭塞,视野也变得更加开阔,而由此带来的多种网络交流平台也在极大地丰富着他们的交往空间。其三,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部分高校学生的压力。 当今社会,就业压力大是不争的事实,许多高校学生面临着一毕业就失业的局面,由此而带来的一些心理问题和压力又往往难以启齿,但是通过网络,他们可以缓释一部分压力,而许多高校建立的基于网络的心理健康教育平台又更好地解决了部分学生的心理问题。但是不可否认,网络文化也对校园文化带来了冲击。其一,网络文化弱化了传统校园文化所形成的核心价值观念。每一所高校都有自己独特的校园文化,这种文化是时间的沉淀和积累,是广大师生共同创造的精神成果。然而,随着网络文化的进入,网络的多元性和虚拟化将导致部分师生对校园核心价值观念不置可否,甚至产生不同的价值观念,这也为校园文化建设带来了难度。其二,部分学生过度沉迷于网络,只见网络,不见课堂。由于高职院校在高校教育序列的特殊性以及高职生自身素质和学历层次等原因,使得高职院校的大学生更加沉迷于网络。在我院心理教育平台上,因网瘾问题而在线咨询的学生占到了75%,而在每年的毕业生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因为沉迷网络而无法完成学业。其三,网络文化中的糟粕也在逐步腐蚀着校园文化。 在网络这个虚拟的空间中,各种思潮和言论会聚于网上,这些信息不乏反动的、不健康的、虚假的、消极和享乐的,面对这些信息,部分大学生辨别信息真假能力差,加之好奇的心理,极容易受到影响和鼓动,从而产生一些不良行为。总之,网络文化有着双面的影响,如何兴利除弊,建设好高职院校校园网络文化,为广大师生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工作环境,任重而道远。 二、新形势下高职院校校园网络文化建设的基本路径 1.领导重视是建设特色校园网络文化的关键。 换言之,就是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校园网络依托于数字化校园的建设,建设数字化校园可以实现校园信息共享,开拓校园发展空间。同时,校园网络文化的建设有利于促进高职院校教学改革,对加快教育手段和管理手段的现代化有决定性的作用,尤其对于深化基础教育改革,提高教育质量,培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创新人才更具有深远意义,所以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2.加强网络阵地建设是校园网络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 在具体实践中,笔者认为,应以以下几个方面为切入点:一是整合校内网络资源,统一管理,专门,形成网络合力,在各个站点开辟专栏,宣讲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价值观。二是建设一批受学生欢迎、影响力大、互动性好的网站,围绕一些重大政治问题、意识形态敏感问题、影响稳定大局的问题,开展正面宣传教育,同时大力开展各种网络文化活动,形成良好的网络文化氛围。三是思想政治课程网络教育化,利用网络平台打造思想政治精品网络课程,改变传统单一的教学模式和枯燥的教学内容,更容易被广大学生所接受。此外,促进大学生社团网络化,为大学生社团和学生会打造网络平台,利用社团网络开展各种线上线下活动,丰富大学生的文化生活。 3.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是网络文化建设的重要抓手。 严格执行各项校园网络管理规定,同时做好网络行为监控工作,并在技术上严防死守,杜绝各种不良网络信息进校园。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高校的网络管理规定是良好网络文化氛围的保障,学生管理部门要和网络管理部门通力合作,认真执行各项规定,约束学生的上网行为、上网时间,既要上好网,更要学好习。网络管理部门应该增加网络管理设备,实时监控网络行为,及时过滤不良信息,为高职院校大学生创造良好的网络环境。 4.加强硬件和软件条件建设是校园网络文化的内在要求。 网络文化的发展以网络建设这个硬件为前提,没有网络就谈不上网络文化,目前各个高职院校都已建成自己的校园网络,但是在网络覆盖面积、网络吞吐能力、网络容灾备份、网络故障响应等诸多方面都不是很完善,所以需要加大这方面的投资建设。 在软件方面,目前的现状是,大部分的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不太懂网络技术,甚至部分老师对最新的网络互动软件不甚了解,而了解网络技术的部分老师又不懂思想教育工作,造成部分高校搭建了网络教育平台却没有教师很好地引导和推动。所以,要打造一只既懂网络技术又有一定政治理论修养的复合型师资队伍,牢牢占据网络阵地的主导地位,同时积极开展关于校园网络文化的研究,为校园网络文化的发展奠定理论基础。 作者:吕远东 单位: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音乐学论文:音乐学专业创业教育论文 一、音乐学专业开展创业教育的必要性 1.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出现以创造力为核心的创意文化产业。这一新兴产业,强调一种主体文化或文化因素依靠个人(团队)通过技术、创意和产业化的方式开发、营销知识产权的行业。创意经济迅速崛起,并席卷全球。中国创意文化产业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也得到很大的发展,并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发展壮大。创意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为音乐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和创业提供了非常广阔的市场空间。学校通过积极开展广泛的创业教育,培养大学生自主创业的各方面知识,为以后学生成功创业铺平道路。 2.满足音乐学专业教育内在要求 音乐学专业教育是培养文化创意人才的重要来源,在音乐学专业教育的过程中既要重视学生对音乐基础知识、基本技能掌握,也要对学生进行创新思维、创新能力的培养。创业本身就是对现实的超越,就是一种创新。任何真正获得成功演出作品只有依靠创新,才能不断得到提升和可持续性发展。通过全方位的创业教育,让学生不仅能领悟创新对于创业的重要性,也会激发学生自身创新意识,同时还能让学生从创业者成功的事例中得到激励和启发。并结合本专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通过社会实践,不断提高自身创新能力。 3.增加就业途径、缓解就业压力 随着高校扩招,音乐学专业的招生人数也在不断递增,大学毕业生的人数远远超过传统的就业市场需求,传统的就业方向主要是基础教育。计划生育基本政策的推行多年,我国音乐基础教育的学生也逐年减少,音乐教育师资也逐年超编,传统的音乐教育人才需求趋向饱和,就业市场日渐萎缩。音乐学专业是一门专业性极强的学科,就业面相对较窄,就业压力也更大。通过开展创业教育,转变教育理念,改革音乐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引导音乐学专业大学生积极创业,提升核心竞争力,缓解和解决就业压力。 二、音乐学专业创业教育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1.创业观念滞后、缺乏科学的创业理念 中国的创业教育发展较晚、基础比较薄弱,而且大部分高校对创业教育在新形势下的教育体制改革战略意义认识不够充分,缺乏对有关学生创业教育的专项课题研究,对创业教育与素质教育区分点的认识比较模糊,导致在创业教育的课程设置上培养目标不明确,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势必缺乏科学的、标准化的指导思想,学生得不到真正的创业方面的培训和提高。由于受传统观念影响,绝大多数毕业生毕业之后,喜欢去一些经济发达的大中型城市,认为市场前景广阔,以期待更大的发展。现实情况不容乐观,音乐学专业人才的市场需求已接近饱和,创业业机会越来越少,这就需要音乐学专业的毕业生要转变创业观念,适应社会需求。 2.学生创业综合素质匮乏 大学生成功创业要具备科学合理的知识结构,目前高校音乐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不够完善。音乐学专业的学习只要基础知识、实践技能方面的。在创业能力、创业素质方面的培养力度不够,没形成创业所需要的独有品质。毕业的音乐人才在虽然专业知识、专业技能方面学有所长,但知识结构相对单一。学生对社会、对市场、对产业、对经营都缺乏应有的了解,在创业过程中毫无头绪、到处碰壁,甚至导致创业失败。从近几年毕业生创业的反馈信息来分析,音乐学专业学生的创业素质不容乐观。受传统择业观的影响,学生大胆创业的意识不强,即使参加创业活动,往往是头脑发热、跟风创业,一旦遇到挫折,就缺乏长久坚持的创业意志。一些学生眼高手低,只到条件好的大中城市创业,不愿意到拥有广阔天地的乡镇基层创业,创业情感投入欠缺。这些充分显露出学生的创业知识层次和结构不完善,创业素养要不断加强。 3.创业教育课程设置不完善,学生创业实践缺乏 创业教育课程的合理设置是创业教育的基础,也是创业教育实施的媒介,在国外有着较为完备的创业教育课程体系,中国高校将创业教育融入专业教学体系的课程设置还不普遍。在教学内容上缺乏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接轨的统一教材。在教育方法上以以校园为中心、教师为中心,忽视社会实践环节,忽略对学生自主能力的培养。学校的人才培养模式相对来说比较封闭,势必会影响学生的个性发展,与创业教育中提倡的创新能力的培养、冒险精神的培育还相差一段距离。音乐学专业是一门实践性、技能性很强的专业,在常规教学中要理论联系实践,以实践为主的教学理念。教学实习、校外实践演出等都只是专业实践,并不能让学生全方位地了解创业者在经营管理方面的知识。创业经验的缺乏使得学生对于自主创业缺乏评估、顾虑重重,缺乏开拓市场能力,对市场潜在风险的防范不够,在创业过程中把握不了方向,创业难以成功。 4.创业教育师资队伍薄弱 高校的创业教育起步较晚,目前大多音乐学专业的创业教育由学校招生就业部门的科员及一部分音乐学专业教师担任创业教育课的工作。前者虽然直接在招生就业部门工作,了解就业市场的一些知识和信息,但毕竟也缺乏专业的创业教育学习,创业教育课也只能是就业指导课。不能把专业教育与创业教育很好地融会贯通,进行全方位的深度指导。后者由于传统学校管理中,限制在职教师开展第二职业,部分教师有一定的本专业的社会实践经验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创业经验,创业教育也只是专业教育的的拓展。即具备的教学经验又有创业经验的创业师资比较缺乏,成为制约高校音乐学专业创业教育向深层次发展的瓶颈。 三、音乐学专业开展创业教育的策略 1.营造校园创业氛围,培养学生创业意识 四年的大学生活对学生性格和品质的形成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对学生今后的人生有着非常强大引导和激励作用。学校在常规的教育教学过程中,要千方百计营造良好的创业氛围,让学生不出校园就可以深刻地体会到浓厚的创业氛围,以培养学生的创业意识,激发创业热情。利用校园信息平台、广播站、宣传栏、展览馆等校园媒体积极宣传创业教育,使创业意识渐入人心。举办以围绕音乐学专业的模拟创业大赛,让学生通过模拟创业体验创业的酸甜苦辣。定期举办创业讲座,邀请音乐界创业的成功人士现身说法,给学生讲述创业经历和创业经验,引导和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以促进学生创业能力的提高。还可以在校园成立学生创业协会,邀请各个系部学生参加创业协会,并通过协会成员在各系部宣传创业教育,培养学生锐意进取、敢于创业的创业精神。 2.优化人才培养方案,更新教学内容 音乐教育应重视并开展创业教育,将创业教育和专业教育融合在一起。优化创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方案,促进课程设置改革和实践,培养学生合理的创业知识结构。提高学生创业综合素质,增强学生自主创业能力。把培养具有创业意识、创业精神、创业技能的教学计划和培养目标纳入到音乐人才培养方案中去,把培养创业型人才定为音乐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落实到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同时,围绕培养音乐创业人才的目标进行创业教育课程设置改革,在创业理论教学中增加创业理念、市场营销、财务管理、文化产业法律法规等知识的教学。通过创业案例进行讨论交流提升学生的创业意识,拓宽其思想认识。在实践教学中,组织学生到文化传播公司、音乐培训学校、地方演出市场、工商、税务部门等实地了解熟悉市场导向、创业政策、和法律法规等,为学生将来创业做好充足的思想准备。 3.组建科学合理的创业教育师资队伍 培养出具有创业精神的音乐人才,需要一支专业素质高、创业知识、创业经验丰富的教学师资队伍。音乐学专业要想改变当前创业教育师资不足的现状,学校应积极创造各种条件,努力构建一支符合本校、本专业创业教育师资队伍。一方面,要加强对音乐学专业教师自身创业知识相关教育培训,选拔一批具有创业意识的青年教师到在创业教育走在前列的院校去调研学习。安排有创业潜力的青年教师到企业去兼职,鼓励专业教师直接参与到创业实践中去,并定期开展创业教育案例示范教学和研讨会。另一方面,可以从校外聘请创业成功人才作为特聘教授对创业的学生进行现场指导,现身说法,让学生熟悉创业过程中市场运作方式,从而提高创业成功率。 4.加大创业教育的资金投入,建立切实有效的运行保障机制 在校学生虽然想创业敢创业,但缺乏创业所需要的环境和资金,这就使得一部分有自主创业意识的学生对创业望而却步。音乐学专业学生在创业活动开展的过程中资金就成了他们创业最大的障碍。学校应该积极筹措资金加大对创业教育的投入,建立创业综合实训基地,更新实验实训设备,拓展校企合作框架等,为音乐学专业学生创业提供必要的创业后续保障。此外,学校制定出台相应的激励保障措施,设立创业投资基金,成立创业教育协会,出台创业资助计划等。将创业教育纳入学校教育教学总体规划,保障创业教育可持续发展。随着“十二五”规划建设的圆满完成,“十三五”规划建设时代即将到来,“中国梦”的崛起,中国将进入崭新的时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需要具有创新精神的创业人才。预示着创业市场大繁荣的到来,对音乐学专业的学生的创新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创业教育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充分综合社会优质资源,与时俱进,锐意进取,积极开展音乐学专业创业教育,不断推动高校创业教育前进。 作者:廖星麟 单位:湖南郴州湘南学院 音乐学论文:现代教育技术下音乐学院学校管理论文 一、现代教育技术在音乐学院学校管理中应用的科学内涵 实际上学校管理中将涉及大量信息,如学校的基本要素:教师、学生、财务、设施、信息等等。如果不能对这些要素进行科学、有效的管理,学校运营就将变得混乱,如果学校本身混乱,教学质量就根本无法得到保障。但实际上仅一项要素就会产生大量信息数据,如仅靠人力进行管理十分困难,且极易出现失误。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有效优化了管理环境,为学校管理创造了有利条件,学校中的各项要素信息通过现代教育技术的信息处理功能便可实时、快捷、准确的进行处理,现代教育技术已经逐渐成为了现代学校管理中的重要管理手段。随着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学校管理信息量猛增的今天,学校管理信息处理复杂程度越来越高。只有加强对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才能保障学校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现代教育技术对音乐学院学校管理必不可少。 二、现代教育技术在音乐学院学校管理中的应用 (一)教学管理中的应用 现代教育技术在音乐学院教学管理中的应用包括:课程编排、课表调度、选课、教学档案管理等等。现代教育技术实现了通过软件将学校所有的教学信息建立教学信息数系统。教学信息系统实时、精准收集教学信息,分析学生成绩,查询学生在校期间各科目学习成绩,通过教学信息系统可以直观了解教学质量和学习质量,教学计划可随时根据教学信息系统反馈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调整,从而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有效性。 (二)学生管理中的应用 对于学校来说,学生就是发展的基础,学校对学生的管理是学校管理中的重中之重。学生管理中从招生、教学、升学都会产生大量信息,学校管理信息中,学生信息量是最大的。现代教育技术的学生信息管理系统对:招收信息、学生基本信息、毕业去向信息、学习成绩信息等都进行了处理,大大提高了学校管理中对学生管理的效率。 (三)教职工管理中的应用 学校管理的另一个重心就是对教职工的管理,教职工是学校的基本组成部分,没有教师,学校无从谈起,保障学校的发展必须做好教职工管理。现代教育技术中的教职工信息系统,大大提高了教师信息管理效率和水平。此系统由基本档案信息系统和业务信息系统两部分组成。基本档案系统包含着教师本人基本情况及家庭情况等信息。业务信息系统中包含着任教时间、教学能力、科研成果等信息。教职工信息系统的分类、索引功能可精准调取教师信息。 (四)财务管理中的应用 传统学校财务管理都由人工进行统计和核对,但由于学校的特殊性,财务中不仅要涉及到学校自身财务、物资、开销等等,还要涉及到学费及其他各项费用,所以学校财务信息不仅量大并且既散又杂,人工处理十分容易出现错误,传统人工处理效率也十分不理想,且具有一定的滞后性。现代教育技术在学校财务管理中的应用,利用电子技术进行财务管理,不仅提高了财务管理水平和效率,更提高了财务管理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实现了学校资产、财务的有效管理,避免了人工核对中的财务风险问题。 (五)图书资料管理中的应用 学校物资中书籍资料最多,并且种类繁多,在借阅和调度时都会产生大量的信息,人工处理具有一定的难度。通过现代教育技术中图书资料管理信息系统的采编管理、流通管理系统来辅助学校图书馆及资料室的管理工作,实现了对书籍资料的实时管理,通过查询功能便可清楚了解到图书使用和调度情况,省去了繁重的人工查找作业。 三、结论 音乐学院是培养音乐人才的中心,为了保障音乐学院的健康发展,加强学校管理至关重要。通过对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能够大大提升音乐学院学校管理有效性,提高了学校管理水平,保障了教学质量。现代教育技术在学校管理中的应用已经成为了现代化学校管理中必然趋势。 作者:刘春园单位:沈阳音乐学院 音乐学论文:高校音乐学钢琴教学论文 一、普通高校音乐学与社会钢琴普及教学现状 早在新中国建立之初教育部颁发的高师教学大纲就明确规定:“以培养中等学校合格的音乐师资为主要的办学方向。”改革开放以来,全社会对于各种形式的文化艺术活动,尤其是音乐文化的要求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社会对于音乐教育者产生了巨大的需求。以往单纯以培养中小学音乐教师为目地的师范音乐教育系统,既要满足学校教育体系的需求,又要满足整个社会音乐普及教学的需求,显现出力不从心的状态。针对这种情况,教育部1999年3月《关于师范院校布局结构调整的几点意见》,提出“我国师范教育的发展趋势是:以师范院校为主体,其他高等学校积极参与…。”在此之前,部分专业音乐学院、艺术学院就已开始设置音乐教育类课程,《意见》以后,各类综合大学纷纷进入这一领域,当前已形成了普通高等师范院校、专业音乐学院和艺术学院、各类文理科综合大学共同参与的多元化态势。随着从事这一专业的师生数量大幅度增加,社会人群中能够提供音乐普及教育服务的群体总量大幅上升,缓解了人才资源的供需矛盾。但是,随着各高校招生规模连年扩大,也带来了相当多的问题,其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办学单位不断增加,招生数量膨胀,生源质量和教学质量均受影响。办学单位的增加,大幅扩招已常态化。“2011年,山西师范大学现代文理学院音乐学专业本科招生110人;西安音乐学院音乐学专业本科招生(外省计划)280人…一些本来不以音乐教育见长的理工院校或综合类院校,招生人数也不少:山东农业大学音乐学专业本科招生80人……而除了本科扩招,研究生层次也有扩招趋势。音乐学专业在校学生呈几何数增长。”争抢生源造成招生门槛放低,生源质量随之下降,教学质量的滑坡难以避免;其二是教学目的混淆。师范类音乐院校和专业音乐学院虽同属艺术教育系统,但究其本源在教学目的和方法上是有着显著区别的,是“上讲台与上舞台”的差异。专业音乐学院和师范院校在培养音乐教育人才这一大的前提下,应多加考虑如何发挥各自固有的教学特点和优势,而不是简单地相互模仿和复制。在师范院校中当前普遍存在“教育系的学生在校期间,学习目标更倾向于单一专业的发展”。在音乐学院中,则多模仿和复制了师范教学的一般模式,没有发扬在表演和创作等专业领域形成的教学传统,更多地进行着“通才教育”,事实上抛弃了“专才教学”的优势。其三,学校教育与社会实际要求脱节,培养模式相悖于市场需求,学生就业形势不容乐观。随着就读本专业学生的增多,毕业生就业压力越来越大。“部分高校音乐学专业实际就业率连10%都达不到,少数高校出现零就业率现象也并非只是个传说。”以培养中小学音乐教师为单一目地,已无法适应当前社会多元化的音乐教育需求,学生的就业角色早已不是单纯的中小学音乐教师,成为少年宫、文化馆、私立音乐学校等社会音乐培训部门的专职教师,已成为众多毕业生的首选。其四,音乐学(教师教育)专业的钢琴教学,长期以来受到两个方面的制约,专业本身课程系统庞大,仅与教育学相关的理论课程就多达十余种,钢琴虽然是主干课程,其教学比重也只是略高于其他公共课程,在学程和课时上都受到限制。学生的钢琴基础条件有限。如果按照钢琴艺术固有的艺术规范要求衡量,对于多数人,在本科阶段能够真正掌握中级(相当于车尔尼练习曲Op740)要求都非常困难。虽然本专业的钢琴教学不以培养演奏人才为目的,也并不要求很高的钢琴水平,但是,钢琴教学作为一个传承了300多年的艺术学科,其艺术规范不容颠覆,教学要求也不容人为降低。笔者认为,在本科阶段与其让学生泛泛了解钢琴艺术,不如把钢琴基础教材使用、基本奏法要求、教学法等方面内容予以强化,将钢琴教学系统中的基础性部分实在地掌握好。自上世纪80年代“学琴热”兴起后,历经30余年的发展,当前社会钢琴普及教育有了较大的变化。首先,社会钢琴普及教育师生供求比例逐步转变。在对全国教育群体结构分析中可以看到:当前“教师的供求关系发生了两方面的重大变化:一是实质性变化,二是结构性变化。教师供求关系由过去的绝对的卖方市场开始转变为买方市场……”。这种态势对于普及性钢琴教学影响非常明显。在“学琴热”初期,由于能够承担教学的从业者较少,求教者众多,在较长时期内“一师难求”,是典型的“卖方市场”。如今,大批接受过较正规钢琴教育的毕业生开始从业,钢琴教师已不再稀缺。加之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使整体人口数量得到控制,钢琴学习的主体—儿童大为减少。如今对于相当多的从业者来说,寻找生源成了较大的问题,钢琴普及教育已由原来的“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化。其次,学习者开始趋于理性,选择学习音乐的方式逐步多元化,学习钢琴的规格要求大为提高。 1.随着社会音乐生活的越发丰富,音乐学习的内容变得多样,对于许多人来说,钢琴已不是第一选择,近年的社会音乐考级就直接地反映了这种现象。“上音管弦乐系主任孙铭红教授说,上海的管乐考级目前每年按增加千余人报名的速度在增加…现在,不但音乐类考级涉及到各种乐器,还出现了舞蹈考级、美术考级等,钢琴考级‘一枝独秀’的局面已不复存在。” 2.钢琴学习者的学习规格开始提高。早年“学琴热”的琴童们已长大成人,这一群体,基于自身的学习经历,已具备相当的分辨能力,对于自己下一代的学习会有高于自身的要求,这种要求同时还影响着身边大范围的人群,对于钢琴教师的选择也自然由过去的“盲选”变成了今日的“精选”。 3“.新手”现象亟待改变。钢琴启蒙阶段的学习,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当前,从事钢琴启蒙的大多是教学上的“新手”,他们虽具备一定的钢琴弹奏能力,但在教学上基本没有相应的从教训练。在这些“初教者”和“初学者”的教学过程中,很少有相关的教学监督和指导,几乎完全依靠“新手”们自己探索来解决教学过程中面临的诸多问题,当他们真正能够驾轻就熟,难以想象要付出多少学习者的失败为代价。在这些“新手”当中,音乐学(教师教育)专业的学生占据着相当大的比例。这样的窘境对于钢琴事业的发展是一种较为严重的“负能量”。 二、培养基础教学能力为目的的钢琴教学系统 教师教育专业注重于各个音乐学科从事基础教育人才的培养,从根源上将各种艺术规范在社会上加以推广和应用。综前所述,原本以培养中小学音乐教师为单一教学目标,难以适应当前的社会需求。就钢琴教学而言,探寻一种既适应多元化社会需求,又能够让毕业生快速融入其中的教学系统,显得尤为重要。笔者认为,本专业的钢琴教学,要适当调整教学思路,在提升学生基本演奏能力的同时,侧重钢琴基础教育的实用性教学,尤其是启蒙阶段的内容,诸如钢琴音乐基本知识、教材选择与搭配以及如何使用、奏法架构和运用规则等等,同时通过实践教学培养实际应用的能力,构建一个以培养普及性钢琴基础教学人才为目的的教学系统,这不仅能够促进钢琴教学本身,同时更具社会意义。首先,在当前高校师资和生源两方面,已经为这一教学系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师资方面:当前在高校从事钢琴教学的教师,绝大多数接受过钢琴表演专业的系统教育,能够在教学上系统化地传承钢琴艺术较高的规格和要求,是教学质量重要的保证,同时也是重要的教学优势。生源方面: 1.入学教师教育专业的多为全日制普通高中的学生,知识体系比较健全,理论学习能力较强,他们能较快地理解和掌握钢琴教学的理论知识体系。 2.这些学生要经历艺术联考,部分院校还要进行自主招生的业务考核,有相对较好的钢琴基础。 3.当前许多高校采取的专业必修课和主修课两段制教学流程,能够筛选出更为适合钢琴学习的学生。因此生源质量有较好的保证。其次,就如何按照这一目标进行教学,在此借用黄瑞科先生提出的一些基本观念,即“系统地学到一些钢琴演奏理论与钢琴教学法知识。这些知识包括钢琴及钢琴学科的历史渊源及其发展;钢琴演奏的基本规律与一般性法则;钢琴技巧训练的基本要领与方法步骤;各类作品弹奏的技术运用与艺术处理原则,以及教学中‘常见病’、‘多发病’的纠正处理,特殊技巧与疑难间题的研究;教材的选择与教材教法;心理素质培养与心理操作机能锻炼等”。以上这些都为教学系统的构建形成了较为扎实的基础。这一教学系统整体架构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教育专业基本教学要求;二是钢琴学习初始阶段基础教材及教学法;三是教学实践。 就教育专业基本教学要求而言,有以下三个方面: 1.学时的要求、基本教学内容和教材使用。在2006年教育部印发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课程教学指导纲要》中,对于钢琴课教学目标和基本内容均有表述,在此不加赘述。关于教材使用,自1985年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了第一套针对普通高等院校音乐学(教师教育)专业的钢琴教程后,国内陆续出现了多套类似教材,如《高师钢琴教程》(上下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21世纪高师音乐系列教材钢琴教程》(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在本系统中推荐使用的主体教材是《普通高等院校音乐学(教师教育)本科钢琴必修课教材》(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通过这部分内容的学习,让学生熟悉钢琴教学系统的基本内容;钢琴演奏的基本规律;尽可能多地接触不同的音乐风格,提高音乐的审美能力,提高技术运用和艺术处理的能力等等。力求在提高学生们原有钢琴弹奏水平的同时提高其对于钢琴艺术理解和表达的综合能力。 2.钢琴学习初始阶段基础教材及教学法。以当代钢琴专业的教学法理论为指导,按照钢琴艺术规范化教学的基本要求,将钢琴学习初始阶段的常规教材引入日常教学,通过对教材的梳理,明确钢琴基础教学系统的内容和要求,逐步掌握钢琴基础教学的整体流程。基本构想是,从新生入学后第二学期开始,以《钢琴全面训练基础教程》(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3年版)为主干教材,遵从“立体化全面训练”的教学理念,搭配汤普森、沃特曼等常用教材。争取在两年的钢琴必修课时间内,让学生们了解从钢琴入门到车尔尼Op.849阶段的主要内容,如基本奏法、识谱与读谱理解、作品的搭配使用等。通过这种对基础知识系统化的学习和梳理,可以使学生更加明确“如何学”,同时为将来“如何教”进行准备。经过两年的学习,在三年级钢琴主修课阶段开始进行教学实践。 3.教学实践。是帮助学生进入社会自主教学前做好准备,将理论与实践有机互溶,形成整体教学系统良性循环的重要组成,实施方式可采取校内实践与校外实践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校内实践可采用:在主教教师的监督下,进行如声乐、民乐等其他专业的钢琴副科课教学;小组教学观摩等多种形式进行内部教学演练。校外实践则是要有效地利用社会资源。当前钢琴普及教学单位林立,通过建立校外实践基地,可以为此类学校提供专业化的教学标准,又为学生找到实践平台,也在根本上保证社会业余教学与专业教学标准的一致。这一系统的构建,希望形成理论学习—实践教学—成效反馈—专业督导的有机架构,使本专业的学生既能接受完整的系统教育,又能为将来走向社会进行充足的从业准备,从而培养出合格的钢琴基础教师,继而成为承担推进和提升社会人群整体音乐修养的新一代教育者。 作者:束谦单位:沈阳音乐学院 音乐学论文:音乐学习方式的转变论文 音乐新标准在课程目标的设置上,专门对教学过程与方法提出了明确要求,倡导体验、模仿、探究、合作及综合式的学习,强调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创设便于师生交流的教学环境,建立平等互助的师生关系。这一切,旨在改变过去单向灌输式的教学模式,启发学生在亲身体验或实际模仿的过程中,怀着探究的兴趣,主动学习。 那么究竟如何在音乐教学活动中转变旧方式?新的方式会给音乐课堂带来什么样的变化?下面,就以三个教学片段为例,评析音乐学习方式的转变所带来的变化。 《一年级的起始课》案例背景说明:这是一堂一年级的音乐起始课。对象是刚刚离开幼儿园,不满7周岁的核子。他们对什么都感到好奇,表现的欲望强,但自我约束力差,再加上我们学校音乐教室的特殊性(在舞蹈房上课),没有桌子、椅子,却有镜子、把杆。如果不教给学生正确的走、坐、站等常规知识,那么就不能保证以后的音乐课能顺利进行。但是如果单纯的讲述音乐课的常规,要求学生这样、那样,学生对音乐课就会失去兴趣。失去了音乐学习的兴趣,音乐课程就有可能成为虚设,因为兴趣是学习的巨大动力,是学生主动学习和研究的精神力量。从学生的年龄、生理等特点出发,从这堂课的重要性出发,我给这节起始课制订了以下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 教学目的:通过音乐游戏的形式来初步建立课堂常规,缩短与学生的距离,使学生集中精力主动投入教学中,喜欢上老师和音乐课。教学内容:1.了解进出音乐教室及如何就坐的常规。2.学唱音乐问好曲。3.学习坐、站、走的正确姿势。4.初步养成听、唱的好习惯。为了体现音乐课程标准中所提的“三维一体的教学目标”,顺利完成教学任务,我进行了以下的教学设计。 案例实景:1.带孩子去音乐教室:目的:让学生在排队、行走时做到快、静、齐,养成良好的习惯。师:告诉小朋友一个小秘密-老师最喜欢的动物是小猫咪,因为小猫咪走起路来没有声音,很乖啊。你们想不想学学小猫咪的走?做一回老师喜欢的小猫咪,好吗?我要带上最乖的小猫咪去参观一个好玩的地方。准备好了吗?生:安排排队-按教室座位,排成四队,一队跟着一队轻轻走到音乐教室。2.学小鸟的动作走队形,并能找到自己坐的地方。目的:通过“小鸟找家”的游戏来熟悉学生在音乐课中坐的位置。师:带领学生,学小鸟的动作在教室绕圈后到座位(由四个竖排绕圈后呈四个横排,坐地上。)师:我看第一排和第三排的小鸟表现很好,现在让你们在音乐中自由的飞舞,尽情地玩耍,不过,等音乐停了,你们可要马上找到自己的家哦!生:单行学生在音乐的伴奏下,在教室里自由飞翔,音乐结束时迅速回到原位。(接着双行的小朋友做小鸟飞。)师:现在所有的小鸟要一起飞出去了。大家要当心相互不能碰撞,这样尽的小鸟,才飞得最高、最远、最安全,回来时可别忘了自己的家。(音乐声中全班学生飞出,飞回。)3.学习坐的正确姿势目的:通过有节奏、有律动地朗读练习,掌握正确的坐姿,并培养学生的韵律感。出示:台钟图片师:看!这是什么?(小闹钟)小闹钟请你们闭上眼睛,听听它说些什么,并照着做,比谁做得紧棒!小屁股坐稳了;小胸脯挺起来了;两只小手放膝盖;小眼睛快睁开;看看谁更像小闹钟。生:根据小闹钟的要求学坐的姿势,并跟着老师边念边做动作。动作-拍手两下,双手拍小屁股三下;拍手两下,双手拍膝盖三下;拍手两下,双手拍胸脯三下;拍手两下,双手拍膝盖三下;双手在眼睛旁做闪烁状两下;拍手两下,摆正坐姿。4.学习站的正确姿势;目的:掌握正确的站立姿势,并通过听辨高音与低音,来形象地练习坐和站,并为下一课“音的高低”做铺垫,让学生初步懂得音有高低。出示一颗笔直的松树师:谁能像这松树一样站立?(请几个同学来示范)师:大家都站得不错哦,听听和小松树说的要求是不是一样了?谁站得最像小松树就能获得一棵小松树。(纸做的)①脚跟脚跟找朋友脚脚并拢。②左手右手快回家五指并拢贴近大腿两侧。③小小皮球藏起来双手捧住腹部。老师说:"小皮球出来了,"学生挺腹。老师说:"小皮球藏起来,"学生收腹。不断反复练习。④两只肩膀往下压-老师先让学生:"做怪人"肩耸起,说"压下去",学生双肩下压。不断练:"做怪人","压下去"……¨⑤挺起胸膛要开门-老师请小朋友把双肩往前关,像关门一样。老师说:"笃笃笃!"生问:"谁呀?"师:"是我"生:"请进请进!"把肩往后打开。⑥头要放平看前方-眼光有神。师老师弹一个高音区的三和弦。你们就说:"站像一棵松",边按刚才的要求直立;老师弹一个中音区的三和弦,你们就说:"坐像一台钟",边正确地坐下。通过反复练习,奖励做得好的学生。5、结合第一课欣赏《玩具兵进行曲》,让学生学会正确的走。 对一年级的核子来说,音乐学习的最好的方式就是"游戏"。只有当孩子在音乐游戏过程中获得快乐,才能唤起他们对学门的那种缘自心底的热爱,并成为他们终身学习的不竭动力。因此,本课的设计将走、坐、站、唱等各种音乐课的常规与"知识与技能"的训练均溶入游戏之中,让学生在游戏中掌握各项音乐课常规、在游戏中聆听、在游戏中自出想象、在游戏中积极表现、在游戏中大胆创造。游戏中,学生有个体的独立活动,更有充分的师生、学生合作活动(如;小组合作听辩高音与低音,学小闹钟和小松树进行比赛、分角色扮演玩具兵练习走等),在这些合作的游戏活动中,学生不仅学会了相关的本领,体会到了音乐活动的快乐,更为重要的是:在合作学习中,学生学会了与人交流,与人对话,锻炼了胆识,增强了自信心。在这样的学习方式中,"知识与技能"的目标达到了,"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目标也达到了。真是"一举三得"。这"得"全受益于采取了"游戏、合作"的学习方式,方式的改变也让老师教得轻松愉快,学生学得快乐有效,并使音乐课堂充满了生命的活力,散发着浓浓的人文气息。 音乐学论文:音乐学习兴趣培养论文 音乐是声音的艺术,它通过声音来打动人的心灵,使人们在“音”的行进中得到情绪的抒发和心灵的感受。从而提高人的身心素质。 在音乐教学中一般是通过学生的“听”.“看”“悟”来增强教学的效果。而这些必须以激发学生的兴趣为前提,否则是难以完成的。因此摆在我们教师面前的现实问题就是“激发兴趣”。若教音乐仅仅让学生依赖于课本上的文字、符号、乐谱等内容的学习,那只能把学生带入枯燥无味的文字怪圈当中,使学生逐渐失去想象中音乐对他们心灵的启迪和感情的抒发。随之就会产生乏味、厌烦、注意力不集中,学习态度涣散的可悲现象,而教科书只能记述文字、符号、乐谱这类可看、读的内容;而不能表现出这些文字、符号、乐谱所代表“音”的实质性东西,也就是“听”的内容,我们只有解决好“看”和“听”这两方面的问题,使“看”和“听”有机的结合起来,让学生经常处于一种声、韵、义融为一体的兴奋状态,加强对乐音的感受,曲艺的理解,乐境的体验,以乐激情,动情生悟,才能达到增强教学效果的目的。那么,怎样才能把二者结合呢? 前人已在实践中尝试过各种辅助方法,运用了如,幻灯机、投影仪、CD、VCD等各种手段来为教学提供帮助,并且取得了很多有益的经验,为我们的教育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随着高科技的发展,电脑已成为我们社会各领域主要运用工具,它也毫不例外的成为我们音乐教学中的“得力助手”,它能包容大量的信息,对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起到很好的桥梁作用。 诸如此类的教学工具和教学设备,我们都概括为“多媒体”,怎样更好的把多媒体运用到教学实践中,成为我们音乐教学中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了解多媒体的特殊功能,对运用这些功能为音乐教学更好的服务十分有益。 一、幻灯机、投影仪的运用。 在经常的教学中,要引入大量文字、歌曲、乐谱、图片和相关的辅助资料,仅仅依靠板书,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会直接影响到教学的进度和接受的效果。 如果我们在课前把需要板书的内容以幻灯片的形式精心设计制作出来,在课堂上适当时机用幻灯机、投影仪放出来,那么,在课堂上就能节省更多时间去讲授更丰富的相关内容。 另外,由于“新、奇”可以有效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利用幻灯机、投影仪可以将鲜艳的图片,新颖的谱面、重点突出的文字说明,引入学生的视野,这将给学生在视觉上产生大的刺激,从而把“教”与“学”推向一个较高的境界。 二、CD、VCD的运用。 教学中经常会遇到这样情况,我们在对一首乐曲进行情绪方面的讲解和调动时,教师在讲台前讲得精精乐道,而学生则可能听得无精打彩,并没有和老师达成共识,这就是“教”与“学”的脱钩,学生经常处于旁观者的位置,没有积极,主动参与。教师只是“讲”,学生只是“听”,讲与听不能融为一体,这就不能产生很好的教学效果。为了解决这种脱钩现象,我们必须设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实践证明,让他们参与其中,如采用CD、VCD配合教学,就会让学生在听课的同时,更能在音乐的情绪、节奏上受到深刻的感染和教育,例如:我在给学生分析《二泉映月》这首乐曲时,便采用了CD、VCD辅助教学。一边让学生了解阿炳《华彦钧》坎坷遭遇和当时历史背景的同时,一边让学生聆听乐曲的演奏,努力使学生体会乐曲表现出的那种痛苦、忧伤、呻吟、愤恨的情绪,使学生被作者在乐曲内所表现出的对封建统治的反抗和对光明的追求所打动,并能积极主动的参与到对作品的分析探讨中,这样,长此以往,学生就会不断提高对乐曲的感受和理解,提高音乐鉴赏力,为学生更加深入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另外,CD、VCD与磁带、录像带相比,在音质、音色、画面上更有优势,在选曲方面采用数码编辑系统,灵活快速,十分方便。快进、快退、定格、慢速播放,可随心所欲,大大方便教师的操作。 三、电脑的运用。 当今电脑已运用到社会的各个领域,都为其强大的功能所叹服,同样,在音乐领域也毫不例外的运用到它。现在有很多关于音乐制作的软件,如《世界乐器大百科》就较全面的介绍了乐器外型、音响效果,代表的文化习俗,《震撼2001》大量的记载了各国作曲家及其作品和生平介绍,这就大大方便了我们的教学。另外《Encore》为我们作曲、写谱、制卷提供帮助,它可显示多种谱表,可随意改动,点动音符的同时,实际的音高也会随之发出。能和《Cakewalk》配合使用那就再好不过了,它具有丰富的音色储备和方便的制作程序,能使作曲家的想象充分得以发挥,原来由几十人演奏的曲子,现在只需要一个人坐在电脑前独自完成,节约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在曲式教学中,我采用了多种软件共同使用的方法,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如:在分析舒曼的《梦幻曲》时,运用《震撼2001》调出作家的肖像,生平以及创作初衷和历史背景,利用预设的MP3进行乐曲音响的播放,采用《Encore》打出不同格式的谱面和各乐段,乐句的曲式划分,这样整个乐曲的分析就很容易的在电脑前完成大半,同时采用这些手段、方法又能给学生在视觉、听觉上造成更强烈地刺激,对提高学习的兴趣大有益处。 多媒体在教学中的运用,可以极大的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给音乐教学中教学方法的多样性提供了可能的广润空间,为最大限度激发学生的兴趣创造了条件。不仅如此,长期坚持,对促进学生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发展也是十分有益的。 音乐学论文:民族音乐学研究论文 2000年5月,中国音乐学院举办民族音乐学论坛,学科定位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说明这一问题在我国尚未彻底解决。定位是一个学科的基本问题,若不明确,该学科便不能得到很好的发展。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结合历史对此问题再进行一些探讨。不当之处,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民族音乐学是英文Ethnomusicology的意译,Ethnology在英文中是民族学,Musicology是音乐学,Ethnomusicology这个英文字就是由Ethnology和Musicology复合而成的。从字面上看,民族音乐学应当是从民族学的角度研究音乐的学问。 民族学是主要采用实地调查法(又称田野工作法)研究民族发展演化规律的一门社会科学。它期望通过对一个个民族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它们各自的起源、分布、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方式以及各民族之间的历史、文化关系。民族学的研究目的是通过梳理上述这些方面在历史上发展、演变的情况揭示世界诸民族发展的共同规律或某一个民族发展的特殊规律。民族学在欧美一些国家里又称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是一种研究人的文化属性的、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的学科,它和研究人类自然属性的、属于自然科学的体质人类学一起构成了人类学学科。因为人的文化属性及其民族性不可能分开,所以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没有实质性的差别。民族学源于欧洲,它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主要研究非欧、非西方民族的人类共同体,不涉及西方民族。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学科本身的发展,目前民族学研究的范围已不限于非西方民族,世界上各种人类共同体,包括西方民族和西方社会中的移民社区,都已经成为它的研究对象。因为民族音乐学是民族学和音乐学的一个交叉学科,所以它一直受到民族学的发展及其各个学派的深刻影响。 民族音乐学早先称为比较音乐学(ComparativeMusicology),荷兰音乐学家孔斯特(JaapKunst,1891—1960)首先提出“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并主张用它来代替以往人们习惯称呼的“比较音乐学”。[1]后,“民族音乐学”便作为标准的学科名称而固定下来。 关于这门学科的调研对象以及它同音乐学中其他学科的关系,曾经有过许多争论。由于ethno这个词最早是指非基督教、非犹太教的异教徒,加之为了和比较音乐学研究的主要对象相联系,有人认为它的主要调研对象是所谓“原始民族”或曰“自然民族”的音乐。如美国民族音乐学家内特尔(tl)就曾经指出:“就民族音乐学的实际发展过程及其最具特色的研究来说”这门学科是研究“无文字社会的音乐”,而“‘无文字社会’系指现存的、尚未发展出一套可阅读和书写的文字体系的社会。”[2]也有人建议以非欧洲音乐为主,如施奈德(M.Schneider)在1957年指出:“民族音乐学的首要目的,不论其正常与否,就是对非欧洲地区的音乐特征进行比较研究。”内特尔在1956年也曾经说过:“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具有西洋文明以外的文明民族音乐的科学。”[3]还有人说研究西方艺术音乐和通俗音乐以外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如提出这一学科名称的孔斯特(J.Kunst)就明确地指出过:“这门学科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但他紧接着就又说:民族音乐学“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方音乐”,“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4]以提出民族音乐学就是“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口号而著称的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梅里亚姆(A.Merriam)在论述到田野工作的时候说:“就民族音乐学而言,它一般意味着在欧洲和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5]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是以田野调查为其基础的,在欧洲和美国以外进行实地调查实际上就意味着只研究非欧音乐。欧美学者们一方面要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另一方面又要把研究的范围局限在欧洲音乐之外,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这一矛盾之所以产生,一方面受到民族学功能学派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影响。 民族学中的功能学派,为英国学者马利诺夫斯基和布朗所创立。此学派强调民族学是一种实用的科学,主张民族学应服务于殖民地治理的实际需要。出于这一目的,他们只研究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文化,而不研究西方文化。布朗在其著作《人类研究之现状》中就明确地说过:“吾大英帝国有非、亚、澳、美各洲殖民土著,若欲执行吾人对彼等之责任,则有两种急切需要呈现,第一为对各土著系统的研究,欲求殖民地行政之健全必须对土著文化系统之认识。第二为应用人类学之知识于土著之治理及教育。”[6] “欧洲文化中心论”是在前几个世纪中滋长起来的一种普遍的学术观点,认为欧洲文化是世界文化发展的颠峰,而其他文化都只相当于欧洲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某一个发展阶段。受这种思想的影响,许多欧美学者不愿意将其本民族的音乐文化,特别是专业音乐创作,和非欧民族的音乐文化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在他们看来,欧洲诸民族,特别是西欧诸民族的音乐,乃是人类音乐文化发展的高峰,不能和所谓无文字书写传统的“自然民族”的音乐文化平起平坐。比较音乐学带有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在其基础上产生的民族音乐学也带有殖民主义色彩。虽然几十年来,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家们一直在为清除这种色彩而努力,但是直至目前,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和其前身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仍以非欧音乐为其主要研究对象。也就是说在西方,这门学科仍然带有殖民主义的尾巴。 以上三种对学科调研范围不同的界定虽然不完全相同,但都主张把非欧洲音乐当作主要研究对象,这类学术主张受到诸多东方学者的强烈批判。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先生便大声疾呼:“我认为应把古今东西的音乐全部复原成白纸,以相同的重点作为出发点去进行比较”,“必须要持这样一种根本态度,把一切音乐都还原成白纸,否则将是自相矛盾的”。[7]上述观点亦受到一些西方学者的批判,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S·贝克尔便指出:民族音乐学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置入了一个冷僻的角落”,他说:“正如我们可以研究美拉尼西亚一个社会群体类似的音乐事象,我们是否同样应该研究美国本土上《生日快乐》每一次演唱或其中的一个样品?如果说否,那是为什么呢?”“我们希望民族音乐学能够包容一切音乐,因为这同这门学科的界定是相适应的,它们都应成为严肃的研究对象。”[8] 随着东方音乐学界的崛起和第三世界人民的觉醒,当前新的倾向是把欧洲音乐(包括古典音乐、民间音乐、现代音乐和流行音乐等)也看成是民族音乐中的一类。因为不具民族属性的音乐目前在世界上还不存在,这样,民族音乐学就不是以特定的区域和范围与音乐学的其他学科分界,而是以一种特殊的角度,或者叫立足点、着重点为其主要标志了。按照这种观点,根据在对某一民族文化或地区性文化进行的田野工作,从该文化的历史、地理、人种、语言、社会制度、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民俗、心理等方面的情况,来看它们如何影响该民族、该地区的音乐,又怎样产生出独特的音乐审美标准,即从音乐的文化背景和生成环境入手进一步观察它的特征、探索它的规律,这就是民族音乐学。换言之,民族音乐学是通过田野工作研究音乐及其所处文化环境共生关系的科学。它的研究目的首先是要阐明各民族、各地区音乐发展的规律(包括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从各民族、各地区的现实音乐状况出发探索它的起源、形成、发展、繁荣、演变等问题,从而达到对人类音乐文化发展规律的认知。 然而,但直至目前,西方国家乃至全世界的音乐学研究还是分为音乐学(musicology)和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两大类。前者的研究对象是西方从古到今的艺术音乐,后者则几乎包括了它以外一切音乐,如世界各民族的民间音乐、西方的流行音乐、东方的传统音乐以及亚非拉各国的专业创作音乐。由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如此广泛,又涉及到音乐理论和实践两个不同的方面,所以在近二十年来,它一方面分化为城市民族音乐学(Urbanethnomusicol-ogy),历史民族音乐学(Historicalethnomusicology)、应用民族音乐学(Appliedethnomusicology)等不同的分支学科,另一方面又演化出一个称为“世界音乐”的课程。在这个课程中所教授的是除了欧美艺术音乐以外的其他种种音乐,欧美艺术音乐则不包括在内。看来在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已经解决,但是真正要把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和实践扩大到一切音乐,割掉它的殖民主义尾巴还要花一些时间。 在汉语中,“民族”这一词汇有三种不同的涵义:其一是指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如“古代民族”、“全世界各民族”、“民族学”中的“民族”;其二是“中华民族”的简称,如“发展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中的“民族”;其三是指除汉族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如“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的“民族”。因为“民族”有不同的含义,“民族音乐”这一词组也就有三种不同的解释:其一是指一切音乐;因为目前在世界上,任何一个音乐作品,都是由属于一定民族的人创作的,所以都可以称为民族音乐。如贝多芬的音乐是德意志民族的音乐,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是俄罗斯民族的音乐,阿炳的音乐是汉族音乐等。其二是指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因为中华民族可以简称为“民族”,“民族音乐”自然就是“中华民族音乐”即中国音乐的简称。在这个意义上的“民族音乐”大多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是指五四以来新音乐。其三是指少数民族的音乐,这一用法在新疆、内蒙等边疆地区特别常见。在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的同志被称为“民族同志”,少数民族的干部被称为“民族干部”,少数民族的音乐也就很自然的被称为“民族音乐”了。由于对“民族音乐”这一词组有三种不同的理解,在民族音乐学被介绍到我国来之后,这一学科名称也就引起很自然地引起了争论:有人以为它是指以中国传统音乐为调研对象而进行的分属于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还有人以为它是指对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探讨,这两种解释,与英文中这个词的含义完全不同。我国对民族音乐学学科定位的争论的关键就在这里。 20世纪20年代,民族音乐学的前身比较音乐学在我国虽经王光祈先生和肖友梅先生的大力倡导,但是当时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推广。王光祈先生的《东方民族之音乐》于1929年7月在上海出版,两年又两个月之后,“九一八”事变暴发,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几乎所有的中国音乐家都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在这一运动和其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几乎一直处在战争状态之中,中国音乐学家当然也不可能去研究世界音乐,或从世界的宏观角度研究中国音乐,而只能在“救亡图存”的大前提下对中国传统音乐进行研究,希望通过“本土音乐”的复兴,达到振奋民族精神和为战争服务的目的。虽然在这一时期中国音乐学家对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中民间音乐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和伟大的成绩,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些研究并不属于比较音乐学的范围。当时,音乐学界把这种研究称为“民间音乐研究”或“民族音乐研究”,后来又被叫做“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无论其研究的目的、方法,还是其研究的范围和对象都与当时国外流行的比较音乐学有很大的不同。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其第一时期,专家们通过对中国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宣传和对音乐自身特点和规律的研究,希望达到为音乐创作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暴发是“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和西方几乎处于隔绝的状态,刚刚兴起的民族音乐学便没有能够及时地传入中国。中国的音乐学家几乎是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了“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他们在大量搜集整理我国民间音乐作品的基础上,用西方音乐理论对这些作品进行了形态学的分析,从而达到了为音乐创作服务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 20世纪70年代末,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翻译了一批国外文献,向音乐学界介绍了这一学科,但是,这一学科真正在我国发展起来,则是从1980年6月在南京召开“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之后。 南京会议提出了民族音乐学的口号,并希望它成为可以涵盖和容纳“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民族音乐理论”等内容的音乐学学科,从而使民族音乐学在中国逐渐地确立自身的地位。然而从1980年起,中国音乐学界便开始就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的界定进行争论,其核心问题是新近从国外引进的“民族音乐学”和过去我国固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分歧主要集中在对“民族音乐学”一词的解释上,应当把它看作是一个从国外引进新的学科还是把它当作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别名,从一开始,不同的学者就有不同的意见。 意见的不同在南京会议上就有反映,高厚永教授在这次会议的中心发言中提到:“中国民族音乐学”“已有50—60年的历史”,“王光祈先生是研究这门科学的先驱”;同时他又把从3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民族音乐理论”看作是“民族音乐学的研究”[9]。沈洽当时实际上不同意高厚永的意见,在由他执笔的开幕词中说:“以往的‘民族音乐理论’”,“虽在很多方面实际上是属于民族音乐学范畴的”,“但就这门学科的完整性来说,我们国内的研究还处在初创阶段”。[10]吕骥没有参加那次讨论会的整个过程,但出席了闭幕式,在他为这次会议所作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民族音乐的学问”,“从汉族到各少数民族”“都应当包括在内”。[11]吕骥在这里所说的“民族音乐”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所以这里的“民族音乐学”就是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完全没有把会议的发起者们所提倡的Ethnomusicology这门新的学科包含在内。 从1980年到1988年,关于“民族音乐学”的定义一直有争论,争论的核心即是“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问题,实质是能否用“民族音乐学”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一种主张是用“民族音乐学”的名称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而将Ethnomusicology改译为“音乐民族学”;也有人认为可以把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改称“民族音乐形态学”。后来又有人认为“民族音乐形态学”不能囊括“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全部内容,故又提出了“乐种学”的主张。沈洽原来不同意高厚永将“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相联系,但后来又赞同高厚永的意见,认为“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两个阶段,是“民族音乐学”“中国化”的结果,并对不同意此种观点的人提出了批评。[12] 从民族音乐学论坛发生的争论来看,直至目前民族音乐学和中国人以往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并没有真正解决。音乐学界对“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不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阶段,尚有不同的认识。对中国人怎样结合本国的情况来发展民族音乐学,也有不同的看法。 笔者认为,既然国际上有关这一学科的定位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为了与国际接轨,我国民族音乐学亦应当依次对此学科进行定位,而不要另搞一套,以免引起概念的混乱。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虽然在研究对象方面有相近之处,但其方法、研究的目的与“民族音乐学”亦有不少差别,“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我们在这一方面也积累了许多十分可贵的经验,它的研究也不可能完全为“民族音乐学”所取代。因此最好不要再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为一谈。我们如果把后者等同与前者,国外学者会感到不可理解。如英国学者施祥生(JonathanP.J.Stock)在沈洽发表《民族音乐学在中国》一文之后便提出了许多问题。[13]在此次民族音乐学论坛上,对《中国民间音乐集成》的争论也是因此而引起的。《中国民间音乐集成》是按“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路子进行的,它当然不符合民族音乐学的规范,也没有必要符合此种规范。然而,因为中国音乐学界有人将“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同起来,所以国外的学者便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角度,以至方法来衡量它,并对它提出种种非难。笔者以为,一方面国外的学者应尊重我国学者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加以区别,这样就有可能消除误解,也避免发生更多的误会。 实际上,“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词组作为学科名称并不合适。民族音乐和民间音乐并不是一个概念,前者包括后者,如中国民族音乐包括了我国的传统音乐和新音乐,而传统音乐又可按照流行的层面分为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和民间音乐几个不同的类别,采用这一名称将前者和后者混为一谈,使学科的研究范围不清。人们之所以用“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来取代它,恐怕与此有关。另外,从“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研究范围来看,主要是中国各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包括中国的新音乐,将其改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可能更为合适。过去采用“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学科名称,和左倾思潮有关,因为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和宗教音乐被视为封建主义的糟粕,在学术上几乎成为禁区,所以对传统音乐的研究便由研究民间音乐所取代。这种错误的倾向,今天已经扭转,故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取代“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也应是理所当然的事。 目前民族音乐学在我国还处于草创阶段,从文化背景出发,对我国某一地区、某一民族的传统音乐或我国新音乐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章并不很多;用民族音乐学的方法对外国音乐进行研究还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在这方面也还缺少必要的条件。中国音乐学家虽然已经参加了国际民族音乐学界的交流,但交流的规模不大,涉及的研究领域也不广。努力发展我国在民族音乐学领域的研究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不同于音乐美学等思辩性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它的理论和方法都是前辈音乐学家们在大量的田野工作和案头工作中逐渐总结起来的。相信我国音乐学家通过学习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联系我国的实际,也一定能把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音乐学论文:民族音乐学学科定位论文 2000年5月,中国音乐学院举办民族音乐学论坛,学科定位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说明这一问题在我国尚未彻底解决。定位是一个学科的基本问题,若不明确,该学科便不能得到很好的发展。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结合历史对此问题再进行一些探讨。不当之处,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民族音乐学是英文Ethnomusicology的意译,Ethnology在英文中是民族学,Musicology是音乐学,Ethnomusicology这个英文字就是由Ethnology和Musicology复合而成的。从字面上看,民族音乐学应当是从民族学的角度研究音乐的学问。 民族学是主要采用实地调查法(又称田野工作法)研究民族发展演化规律的一门社会科学。它期望通过对一个个民族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它们各自的起源、分布、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方式以及各民族之间的历史、文化关系。民族学的研究目的是通过梳理上述这些方面在历史上发展、演变的情况揭示世界诸民族发展的共同规律或某一个民族发展的特殊规律。民族学在欧美一些国家里又称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是一种研究人的文化属性的、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的学科,它和研究人类自然属性的、属于自然科学的体质人类学一起构成了人类学学科。因为人的文化属性及其民族性不可能分开,所以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没有实质性的差别。民族学源于欧洲,它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主要研究非欧、非西方民族的人类共同体,不涉及西方民族。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学科本身的发展,目前民族学研究的范围已不限于非西方民族,世界上各种人类共同体,包括西方民族和西方社会中的移民社区,都已经成为它的研究对象。因为民族音乐学是民族学和音乐学的一个交叉学科,所以它一直受到民族学的发展及其各个学派的深刻影响。 民族音乐学早先称为比较音乐学(ComparativeMusicology),荷兰音乐学家孔斯特(JaapKunst,1891—1960)首先提出“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并主张用它来代替以往人们习惯称呼的“比较音乐学”。[1]后,“民族音乐学”便作为标准的学科名称而固定下来。 关于这门学科的调研对象以及它同音乐学中其他学科的关系,曾经有过许多争论。由于ethno这个词最早是指非基督教、非犹太教的异教徒,加之为了和比较音乐学研究的主要对象相联系,有人认为它的主要调研对象是所谓“原始民族”或曰“自然民族”的音乐。如美国民族音乐学家内特尔(tl)就曾经指出:“就民族音乐学的实际发展过程及其最具特色的研究来说”这门学科是研究“无文字社会的音乐”,而“‘无文字社会’系指现存的、尚未发展出一套可阅读和书写的文字体系的社会。”[2]也有人建议以非欧洲音乐为主,如施奈德(M.Schneider)在1957年指出:“民族音乐学的首要目的,不论其正常与否,就是对非欧洲地区的音乐特征进行比较研究。”内特尔在1956年也曾经说过:“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具有西洋文明以外的文明民族音乐的科学。”[3]还有人说研究西方艺术音乐和通俗音乐以外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如提出这一学科名称的孔斯特(J.Kunst)就明确地指出过:“这门学科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但他紧接着就又说:民族音乐学“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方音乐”,“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4]以提出民族音乐学就是“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口号而著称的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梅里亚姆(A.Merriam)在论述到田野工作的时候说:“就民族音乐学而言,它一般意味着在欧洲和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5]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是以田野调查为其基础的,在欧洲和美国以外进行实地调查实际上就意味着只研究非欧音乐。欧美学者们一方面要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另一方面又要把研究的范围局限在欧洲音乐之外,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这一矛盾之所以产生,一方面受到民族学功能学派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影响。 民族学中的功能学派,为英国学者马利诺夫斯基和布朗所创立。此学派强调民族学是一种实用的科学,主张民族学应服务于殖民地治理的实际需要。出于这一目的,他们只研究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文化,而不研究西方文化。布朗在其著作《人类研究之现状》中就明确地说过:“吾大英帝国有非、亚、澳、美各洲殖民土著,若欲执行吾人对彼等之责任,则有两种急切需要呈现,第一为对各土著系统的研究,欲求殖民地行政之健全必须对土著文化系统之认识。第二为应用人类学之知识于土著之治理及教育。”[6] “欧洲文化中心论”是在前几个世纪中滋长起来的一种普遍的学术观点,认为欧洲文化是世界文化发展的颠峰,而其他文化都只相当于欧洲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某一个发展阶段。受这种思想的影响,许多欧美学者不愿意将其本民族的音乐文化,特别是专业音乐创作,和非欧民族的音乐文化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在他们看来,欧洲诸民族,特别是西欧诸民族的音乐,乃是人类音乐文化发展的高峰,不能和所谓无文字书写传统的“自然民族”的音乐文化平起平坐。比较音乐学带有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在其基础上产生的民族音乐学也带有殖民主义色彩。虽然几十年来,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家们一直在为清除这种色彩而努力,但是直至目前,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和其前身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仍以非欧音乐为其主要研究对象。也就是说在西方,这门学科仍然带有殖民主义的尾巴。 以上三种对学科调研范围不同的界定虽然不完全相同,但都主张把非欧洲音乐当作主要研究对象,这类学术主张受到诸多东方学者的强烈批判。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先生便大声疾呼:“我认为应把古今东西的音乐全部复原成白纸,以相同的重点作为出发点去进行比较”,“必须要持这样一种根本态度,把一切音乐都还原成白纸,否则将是自相矛盾的”。[7]上述观点亦受到一些西方学者的批判,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S·贝克尔便指出:民族音乐学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置入了一个冷僻的角落”,他说:“正如我们可以研究美拉尼西亚一个社会群体类似的音乐事象,我们是否同样应该研究美国本土上《生日快乐》每一次演唱或其中的一个样品?如果说否,那是为什么呢?”“我们希望民族音乐学能够包容一切音乐,因为这同这门学科的界定是相适应的,它们都应成为严肃的研究对象。”[8] 随着东方音乐学界的崛起和第三世界人民的觉醒,当前新的倾向是把欧洲音乐(包括古典音乐、民间音乐、现代音乐和流行音乐等)也看成是民族音乐中的一类。因为不具民族属性的音乐目前在世界上还不存在,这样,民族音乐学就不是以特定的区域和范围与音乐学的其他学科分界,而是以一种特殊的角度,或者叫立足点、着重点为其主要标志了。按照这种观点,根据在对某一民族文化或地区性文化进行的田野工作,从该文化的历史、地理、人种、语言、社会制度、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民俗、心理等方面的情况,来看它们如何影响该民族、该地区的音乐,又怎样产生出独特的音乐审美标准,即从音乐的文化背景和生成环境入手进一步观察它的特征、探索它的规律,这就是民族音乐学。换言之,民族音乐学是通过田野工作研究音乐及其所处文化环境共生关系的科学。它的研究目的首先是要阐明各民族、各地区音乐发展的规律(包括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从各民族、各地区的现实音乐状况出发探索它的起源、形成、发展、繁荣、演变等问题,从而达到对人类音乐文化发展规律的认知。 然而,但直至目前,西方国家乃至全世界的音乐学研究还是分为音乐学(musicology)和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两大类。前者的研究对象是西方从古到今的艺术音乐,后者则几乎包括了它以外一切音乐,如世界各民族的民间音乐、西方的流行音乐、东方的传统音乐以及亚非拉各国的专业创作音乐。由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如此广泛,又涉及到音乐理论和实践两个不同的方面,所以在近二十年来,它一方面分化为城市民族音乐学(Urbanethnomusicol-ogy),历史民族音乐学(Historicalethnomusicology)、应用民族音乐学(Appliedethnomusicology)等不同的分支学科,另一方面又演化出一个称为“世界音乐”的课程。在这个课程中所教授的是除了欧美艺术音乐以外的其他种种音乐,欧美艺术音乐则不包括在内。看来在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已经解决,但是真正要把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和实践扩大到一切音乐,割掉它的殖民主义尾巴还要花一些时间。 在汉语中,“民族”这一词汇有三种不同的涵义:其一是指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如“古代民族”、“全世界各民族”、“民族学”中的“民族”;其二是“中华民族”的简称,如“发展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中的“民族”;其三是指除汉族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如“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的“民族”。因为“民族”有不同的含义,“民族音乐”这一词组也就有三种不同的解释:其一是指一切音乐;因为目前在世界上,任何一个音乐作品,都是由属于一定民族的人创作的,所以都可以称为民族音乐。如贝多芬的音乐是德意志民族的音乐,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是俄罗斯民族的音乐,阿炳的音乐是汉族音乐等。其二是指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因为中华民族可以简称为“民族”,“民族音乐”自然就是“中华民族音乐”即中国音乐的简称。在这个意义上的“民族音乐”大多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是指五四以来新音乐。其三是指少数民族的音乐,这一用法在新疆、内蒙等边疆地区特别常见。在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的同志被称为“民族同志”,少数民族的干部被称为“民族干部”,少数民族的音乐也就很自然的被称为“民族音乐”了。由于对“民族音乐”这一词组有三种不同的理解,在民族音乐学被介绍到我国来之后,这一学科名称也就引起很自然地引起了争论:有人以为它是指以中国传统音乐为调研对象而进行的分属于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还有人以为它是指对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探讨,这两种解释,与英文中这个词的含义完全不同。我国对民族音乐学学科定位的争论的关键就在这里。 20世纪20年代,民族音乐学的前身比较音乐学在我国虽经王光祈先生和肖友梅先生的大力倡导,但是当时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推广。王光祈先生的《东方民族之音乐》于1929年7月在上海出版,两年又两个月之后,“九一八”事变暴发,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几乎所有的中国音乐家都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在这一运动和其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几乎一直处在战争状态之中,中国音乐学家当然也不可能去研究世界音乐,或从世界的宏观角度研究中国音乐,而只能在“救亡图存”的大前提下对中国传统音乐进行研究,希望通过“本土音乐”的复兴,达到振奋民族精神和为战争服务的目的。虽然在这一时期中国音乐学家对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中民间音乐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和伟大的成绩,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些研究并不属于比较音乐学的范围。当时,音乐学界把这种研究称为“民间音乐研究”或“民族音乐研究”,后来又被叫做“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无论其研究的目的、方法,还是其研究的范围和对象都与当时国外流行的比较音乐学有很大的不同。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其第一时期,专家们通过对中国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宣传和对音乐自身特点和规律的研究,希望达到为音乐创作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暴发是“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和西方几乎处于隔绝的状态,刚刚兴起的民族音乐学便没有能够及时地传入中国。中国的音乐学家几乎是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了“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他们在大量搜集整理我国民间音乐作品的基础上,用西方音乐理论对这些作品进行了形态学的分析,从而达到了为音乐创作服务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 20世纪70年代末,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翻译了一批国外文献,向音乐学界介绍了这一学科,但是,这一学科真正在我国发展起来,则是从1980年6月在南京召开“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之后。 南京会议提出了民族音乐学的口号,并希望它成为可以涵盖和容纳“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民族音乐理论”等内容的音乐学学科,从而使民族音乐学在中国逐渐地确立自身的地位。然而从1980年起,中国音乐学界便开始就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的界定进行争论,其核心问题是新近从国外引进的“民族音乐学”和过去我国固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分歧主要集中在对“民族音乐学”一词的解释上,应当把它看作是一个从国外引进新的学科还是把它当作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别名,从一开始,不同的学者就有不同的意见。 意见的不同在南京会议上就有反映,高厚永教授在这次会议的中心发言中提到:“中国民族音乐学”“已有50—60年的历史”,“王光祈先生是研究这门科学的先驱”;同时他又把从3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民族音乐理论”看作是“民族音乐学的研究”[9]。沈洽当时实际上不同意高厚永的意见,在由他执笔的开幕词中说:“以往的‘民族音乐理论’”,“虽在很多方面实际上是属于民族音乐学范畴的”,“但就这门学科的完整性来说,我们国内的研究还处在初创阶段”。[10]吕骥没有参加那次讨论会的整个过程,但出席了闭幕式,在他为这次会议所作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民族音乐的学问”,“从汉族到各少数民族”“都应当包括在内”。[11]吕骥在这里所说的“民族音乐”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所以这里的“民族音乐学”就是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完全没有把会议的发起者们所提倡的Ethnomusicology这门新的学科包含在内。 从1980年到1988年,关于“民族音乐学”的定义一直有争论,争论的核心即是“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问题,实质是能否用“民族音乐学”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一种主张是用“民族音乐学”的名称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而将Ethnomusicology改译为“音乐民族学”;也有人认为可以把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改称“民族音乐形态学”。后来又有人认为“民族音乐形态学”不能囊括“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全部内容,故又提出了“乐种学”的主张。沈洽原来不同意高厚永将“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相联系,但后来又赞同高厚永的意见,认为“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两个阶段,是“民族音乐学”“中国化”的结果,并对不同意此种观点的人提出了批评。[12] 从民族音乐学论坛发生的争论来看,直至目前民族音乐学和中国人以往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并没有真正解决。音乐学界对“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不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阶段,尚有不同的认识。对中国人怎样结合本国的情况来发展民族音乐学,也有不同的看法。 笔者认为,既然国际上有关这一学科的定位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为了与国际接轨,我国民族音乐学亦应当依次对此学科进行定位,而不要另搞一套,以免引起概念的混乱。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虽然在研究对象方面有相近之处,但其方法、研究的目的与“民族音乐学”亦有不少差别,“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我们在这一方面也积累了许多十分可贵的经验,它的研究也不可能完全为“民族音乐学”所取代。因此最好不要再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为一谈。我们如果把后者等同与前者,国外学者会感到不可理解。如英国学者施祥生(JonathanP.J.Stock)在沈洽发表《民族音乐学在中国》一文之后便提出了许多问题。[13]在此次民族音乐学论坛上,对《中国民间音乐集成》的争论也是因此而引起的。《中国民间音乐集成》是按“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路子进行的,它当然不符合民族音乐学的规范,也没有必要符合此种规范。然而,因为中国音乐学界有人将“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同起来,所以国外的学者便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角度,以至方法来衡量它,并对它提出种种非难。笔者以为,一方面国外的学者应尊重我国学者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加以区别,这样就有可能消除误解,也避免发生更多的误会。 实际上,“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词组作为学科名称并不合适。民族音乐和民间音乐并不是一个概念,前者包括后者,如中国民族音乐包括了我国的传统音乐和新音乐,而传统音乐又可按照流行的层面分为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和民间音乐几个不同的类别,采用这一名称将前者和后者混为一谈,使学科的研究范围不清。人们之所以用“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来取代它,恐怕与此有关。另外,从“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研究范围来看,主要是中国各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包括中国的新音乐,将其改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可能更为合适。过去采用“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学科名称,和左倾思潮有关,因为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和宗教音乐被视为封建主义的糟粕,在学术上几乎成为禁区,所以对传统音乐的研究便由研究民间音乐所取代。这种错误的倾向,今天已经扭转,故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取代“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也应是理所当然的事。 目前民族音乐学在我国还处于草创阶段,从文化背景出发,对我国某一地区、某一民族的传统音乐或我国新音乐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章并不很多;用民族音乐学的方法对外国音乐进行研究还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在这方面也还缺少必要的条件。中国音乐学家虽然已经参加了国际民族音乐学界的交流,但交流的规模不大,涉及的研究领域也不广。努力发展我国在民族音乐学领域的研究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不同于音乐美学等思辩性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它的理论和方法都是前辈音乐学家们在大量的田野工作和案头工作中逐渐总结起来的。相信我国音乐学家通过学习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联系我国的实际,也一定能把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音乐学论文:音乐学产生与研究对象论文 在给民族音乐学下定义时,常常是从划定其研究对象和方法着手,无论是起初的比较音乐学还是后来的民族音乐学,及今天的“Enthnomusicology”一词译成民族音乐学或音乐民族学,或者干脆叫音乐学、音乐文化人类学等争论,都是与这一学科自始至今研究对象的不断变化拓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本文仅对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的演变作历史性的回顾和思考。 比较音乐学的产生与研究对象 民族音乐学最初被称为比较音乐学。比较音乐学的名称是进入20世纪后首先在德国开始使用的,英文为“ComparativeMusicology”,其实比较研究的方法用于非欧洲音乐研究最早在17世纪就开始了,但是这一学科的建立是以1885年阿德勒的《音乐学的范畴、方法和目的》和亚历山大约翰·艾利斯的《各民族的音阶》为标志的。其研究对象是欧洲以外的种族、民族的音乐文化,正如萨克斯所定义的异国文化的音乐。这一学科的建立和研究对象的确立是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研究者的立场有着密切关系的。首先,比较音乐学的产生和发展与欧洲殖民主义的兴起和扩张有密切的联系。以18世纪为开端,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跨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进入这些地区的西方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化学家首先向外部世界开启了这些非欧国家民族的传统文化之门。他们用西方学者的观点和方法试图了解、认识和把握这些国家和民族所具有的令他们新奇的特殊文化,想将这些相异于欧洲文化,不被欧洲人所知的文化公诸于众,加之古典进化论学派和马克思、恩克斯对于人类进化和原始社会经济的科学认识,至19世纪60—70年代,民族学作为一门科学在欧洲和美国产生并兴起,Enthnology一词1830年首先由法国人让·雅克·昂佩勒提出,30-70年代民族学、人类学学会先后在法、美、英、德和意大利建立起来。比较音乐学则是在民族音乐学进入80—90年代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时应运而生的。这一时期的欧美出现了一支受过专业训练的民族学队伍,开展了世界范围的、有目的的民族学田野调查工作,异国的民间艺术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与此同时,欧美的许多城市建立起了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博物馆,收藏了许多非欧洲的乐器和有关的音乐文物与手稿,记录亚洲、非洲、美洲民族音乐的材料大量增加,使人们对于非欧洲地区音乐文化的注意力进一步增加,加之1877年爱迪生发明了留声机,对无文字非欧民族音乐的研究产生了无法估量的推动作用。在这些基础上,比较音乐学这门学科在民族学诸多研究的影响下,应强烈而广泛的社会和时代需求产生了。英国语言学家兼物理学家和数学家艾利斯和阿德勒、艾斯比塔等欧洲学者为比较音乐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由此可见,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异国音乐文化是相对于当时殖民者的主体文化而言的,也是相对于起初参与比较音乐学研究的这些欧洲学者自身的文化体系而言的。相对于其原本欧洲音乐文化知识体系的未知领域就成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异国音乐文化=非欧洲音乐文化,即形成了欧洲文化特别是欧洲城市艺术音乐文化相对于非欧洲音乐文化的比较研究。实质上是一种以欧洲整体作为一个中心以欧洲大民族为立场而进行的研究。 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整个人类文化研究的进步和不同种族的非欧洲国家的学者对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参与,比较音乐学的研究环境和立场出现了变化和拓展,其研究方向和对象也出现了扩大和性质的变化,最初的比较音乐学的名称被民族音乐学所代替。 比较音乐学到民族音乐学的确立 我们不得不承认,音乐的发展往往是在别的学科带动下进行的,在创作方面,西方城市艺术音乐的派别经常是步文学、美术之后尘,如古典派、浪漫派、印象派的产生,在学术研究方面,史学、比较学、民族学的发展都深深地影响和引导着其对应的音乐学的学科发展。比较音乐学的建立受到民族学研究的影响,并在民族学发展的影响下最终成为了民族音乐学。 进入20世纪后,民族学产生了众多学派,提出了不少新观点。传播学派是20世纪40年代在欧洲民族学界影响较大的一个学派,这一学派的先驱——德国学者拉策尔提出了把文化研究置于具体的地理环境中,同时重视各民族自身的历史条件的研究方法;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马列诺夫斯基认为每种文化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要重视当前生活与现状的研究,反对殖民者对土著居民文化的粗暴干涉;美国波阿斯学派又称文化相对主义学派提出了文化标准是相对的,各民族文化珍品不能进行比较等观点和理论思想。这些立场、观点和理论我们都可以在比较音乐学的研究中找到其对应的影子。特别是波阿斯为代表的美国学派的兴起,使得二战后的比较音乐学有了较大的发展,即在重视非欧洲民族音乐研究的同时,开始重视对本民族音乐的研究。波阿斯提出的各种文化价值平等、文化不可比较、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使得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对象的相对基础,即欧洲整体作为一个大的中心民族的基础动摇了,突破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非欧洲音乐的局限,对文化是否要相互比较提出了质疑。 同时,美国人类学家开始认为人类学的种种研究方法不但可以研究非母系文化,而且应该更多地用来探究其自身所属的文化,从而使美国人类学家开始以更多的精力研究美国的自身文化。与此同时,其中一部分人类学家开始带着这种思想积极地参与民族音乐的田野采录工作,而这在欧洲比较音乐学领域是不多见的。美国人类学家的参与虽由于本身音乐能力的限制,无法将其深入,只形成了一种思想趋向,但这种思想趋向却使比较音乐学的研究发生了很大变化。它使得美国的一些音乐家从音乐界转入人类学界,一些人类学家去研究音乐行为(并从技术上分析),同时还带动了这一思想趋向在欧洲研究机构的出现。 这一切的结果是,二战以后几乎所有的比较音乐学者都开始把注意力转向现存的自然民族音乐的人类学研究方向。于是,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和立场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地理性民族和欧洲中心看世界的角度转向了文化相对论,即站在全世界民族音乐文化平等的立场全面考查研究各民族(包括本民族)的音乐文化。于是,比较音乐学在研究对象和立场发生巨大变化和没有进行更多比较的情况下引退,取而代之的是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前叶,中国、日本和东欧学者对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参与,对于这一学科的转型也起到了比较大的作用。他们在美国开始重视研究自身民族文化之前就开始了对其本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实事求是地说,最初美国学者对本土音乐文化的研究还不如这些国家学者来得纯正,毕竟美国的学者也大都是英、德等欧洲国家的移民或后裔,他们的文化体系和观点和欧洲同出一辙,而他们对于本土文化的研究起初是热衷于北美大陆印第安民族音乐的探根溯源,从某种角度上说,属于一种异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但其提出的对本土文化的研究观点及其后来的发展,对突破欧洲中心论是极为重要的。而在这之前,的确有不少学者真正作了对本土音乐文化的研究。在东方比较音乐学研究中,中国的王光祈早在1926年就著有《东西乐制之研究》,其后又有1929年的《东方民族之音乐》和1934年的《中国音乐史》,日本的田边尚雄于1936年创立了东洋音乐学会,1948年著《东方的乐器及其历史》;匈牙利作曲家、音乐家巴托克和音乐学家柯达依分别于1906年和1905年开始对匈牙利的民歌进行收集研究,并分别出版了《匈牙利民歌》和《论匈牙利民间音乐》。虽然他们仍是用比较音乐学的观点和方法对本土音乐文化进行研究,力图从东、西方音乐的比较中得到某些结论,尚属比较音乐学的范畴,但是他们参与研究的这一行为本身,和他们自身的非欧洲特质和立场已经使比较音乐学的研究发生了立场上的变化,虽然和美国学者的指导思想不同,却起到了异曲同工的作用,打破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异国文化的框框,促使了民族音乐学的建立。二战后,荷兰人普·肯斯特提出了用Enthno-musicology这个术语代替ComparativeMusicology,首先被美国人所接受并固定下来。1959年,孔斯特的《民族音乐学》问世,这一学科正式成立。 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各家学说的分析及思考 自从比较音乐学因研究对象的变化而更名为民族音乐学以来,学术界就如何划界才属民族音乐学领域进行了不少讨论,有趣的是,这种讨论尚未终结而社会的发展却使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不断在拓展,民俗音乐和伴随着产业化社会而迅猛发展的大众音乐已无可争议地成为了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所以,如何来划定民族音乐学研究的领域更加成为一个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看各家各派的观点。孔斯特在他的《民族音乐学》的开头就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包括从所谓未开化的人一直到文化民族的一切种族、民族的音乐,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洋艺术音乐。民族音乐还把外来音乐的传入现象,即不同性质的音乐要素相结合而产生的影响这类社会学方面的问题也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1] 梅里亚姆在他的《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中认为,“民族音乐学的目的和着眼点与其他学科的目的和着眼点并没有什么明显不同”,“它的特殊之处就是使用的特殊的方法,尤其在认为有必要使人类学与音乐学这两类资料相结合这一点上”,并强调“民族音乐学通常是由音乐和民族学这两个不同的部分组成,可以认为它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强调任何一方,而是采用双方都考虑进去这种特征性的方法,使其融为一体”,提出“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2]。有人便据此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所有的音乐文化,可以替代音乐学成为一个没有边缘的音乐学科。笔者认为这是不正确的。梅里亚姆在谈到民族音乐学者的工作的第一个阶段时阐明:“资料的收集,一般意味着对欧洲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2]这句话应代表着他对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或者说是着眼点的看法。 涅特尔在《什么叫民族音乐学》中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进行了分类,他认为这门学科“主要探讨三类音乐,第一类有关无文字社会的音乐(musicofnonliterate),第二类亚洲及非洲北部文化中的种种音乐,即中国、日本、爪哇、巴厘岛、西南亚、印度、伊朗以及阿拉伯语系诸国家(和地区)的音乐文化,第三类是民俗音乐(folkmusic)可定义为,在上述亚洲高级文化和西方文明中,以口述方式来传承的音乐。”[3] 美国学者胡德在他的《民族音乐学导论》中则就美国的具体情况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作了较为具体的阐述,他不仅提到了对美国以外的异国文化的研究、美国本土土著音乐的研究、民俗音乐的研究,还涉猎了新兴的电子音乐的研究——著名的甲克虫乐队[4],但同样回避了欧洲城市艺术音乐。 以上是欧洲和美国学者的看法,20世纪中后期兴起的以日本学者为代表的东方民族音乐学家们以他们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和视角逐渐为世界民族音乐学界所注目,他们对这一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先生认为:“比较音乐学成为民族音乐学主要是学者们对自然民族的研究,后来又加入了东方高文化民族的艺术音乐。”[5]山口修先生则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认识民族音乐的各种方法中的一种,即学术性的认识法”[6],也就是说民族音乐学的认识研究对象是民族音乐,他对民族音乐加以定义:“民族音乐则是作为各个民族集体所拥有的庞大文化事项中的一个项目而在其中占有一定地位。民族音乐是主要以‘音’作为表现媒介体的象征性行为的产物之一种。”[6]在中国,从1979年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引进以来,就开始了对这一学科研究对象的争论。基于中国音乐学的特殊情况,这种争议也有其特殊性。从1980年到1988年,争议的核心是“民族音乐学”是不是就是研究“民族民间音乐”的问题。后来,王耀华先生、杜亚雄先生将中国传统音乐加以梳理,得出结论:传统音乐包括民间音乐、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7]。中国民族音乐包括我国的传统音乐和新音乐[8]。而赵宋光先生和赵fēng@①先生则提出用Sinology-misicology来表达中国民族音乐研究,即汉民族与中国境内的各民族的华夏音乐。黄翔鹏先生认为“这一学科就是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并强调“用民族学、人类学、地理学、民俗学来讨论问题,不可避免涉及到音乐形态的差异”[9]。 近来,很多学者又认为没有音乐不是民族的,所以民族音乐学要与音乐学整合,研究所有的音乐和音乐有关系的东西。有人则提出民族音乐学只特殊在其研究方法上,用文化的、人类学的方法研究所有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并且应该更名为音乐文化人类学。同时,人们在对研究对象进行争议的过程中,也不断提出新的研究立场和方法,如70年代开始的文化视野看待音乐研究、重视人文性,90年代开始的全球视野,都对这一学科的范畴和定义作了相应的讨论。 综上所述,我们首先可以认定民族音乐学作为一门学科无论在世界上,还是中国都是已经确立并真实存在的。而作为一门完善学科一定有其确定的、与其他学科不同的研究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其中方法和对象是相辅相成的,特殊的研究对象需要特殊的研究方法,特殊的研究方法有其适应的研究对象,它们同时决定着一个学科的特殊性、独立性,如同哲学、美学、历史学、人类学各有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和与之相应的研究领域。民族音乐学是一门民族学和音乐学相结合的学科,也正如梅里亚姆所强调的“民族音乐学通常是由音乐和民族学这两个不同的部分组成,可以认为它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强调任何一方,而是采用双方都考虑进去这种特征性的方法,使其融为一体”[10]。所以,要用文化的视角、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民族音乐学,用文化视野、全球视野进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民族音乐学有其特殊的研究方法,这些认识都是正确的,也正是由于民族音乐学有这样的特殊的方法,才定义了它的研究领域和对象,即适合用这些方法去研究的对象和领域。所以,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不是无限宽泛的,而是可以而且是有必要划定的。 无论民族音乐学的学者们怎样争论,最终都要落实到民族音乐学家们究竟研究了些什么。我们看到在中国和日本等非欧国家,很多学者致力于本民族音乐的研究,也有很多学者涉猎到自己本土以外的音乐文化的研究,如日本的拓植元一先生对西亚音乐的研究、中国的杜亚雄先生对匈牙利音乐的研究、王耀华先生对日本琉球音乐的研究、罗艺峰先生对东南亚音乐的研究、陈自明先生对南亚音乐文化的研究等等。由此来看,用国别、洲别甚至民族之别来划定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并不可取,仅研究本国的传统音乐更是不可能囊括民族音乐学的研究领域。 既然学者们早已开始用一种全球化的视野进行着全球性的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那么我们就应该把所有民族的音乐文化平等的摆在我们面前进行研究概括。笔者很认同山口修先生对于民族音乐的定义,即:民族音乐是主要以“音”作为表现媒介体的象征性行为的产物之一种。也就是说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应该是以音为特征存在的文化。这里有两个要点,一是“音”,无论要研究它是什么样,还是为什么是这个样,无论它是一样乐器还是一个仪式,无论是强调文化背景、群体还是个体,都要首先有音乐这个最基本的定位,一切都是与之有关进行衍展的。二是存在,无论你要追根溯源还是要展望未来,无论用历时性方法还是共时性方法,都要有一种音乐文化活生生的在你面前,然后将它呈现出来,再进行挖掘。当然也有用历时性的方法从前往后进行梳理,但在今天找到与之有关的对应的音乐现象是必不可少的。其实,这一总结是和这一学科的方法密不可分的。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的方法可以说是这一学科必不可少的、并使之独立于其他音乐学学科的方法,田野工作是每一个民族音乐工作者的必由之路,没有一个民族音乐学学者可以在图书馆里完成他的课题。那么,可以并适合进行田野工作的音乐文化,即以音为特征的存在的文化就成了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 明确了这一点有利于更好地运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有针对性的进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这一点尤其值得亚洲、非洲等非欧民族的民族音乐学学者注意。因为,这些国家的民族音乐学研究属于引进学科,与西方接轨时不免要遇到视角立场的变化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冲击,如,西方把对非本土音乐的研究都归为民族音乐学类,而在非西方国家则不能这样做,中国的欧洲音乐史研究学者肯定不同意将自己的研究对象划归民族音乐学研究范畴,而且也不适合这样做。还有,这些国家有着悠久的音乐历史,但是大多记谱法不发达,成为表现于文字的哑音乐史,而这些哑音乐史由于多文字少曲谱,使其包含的领域与西方的音乐史很不相同——不是音乐家、作品的历史,对于它的研究与西方的方法、成果也有所不同,因此在涉及到这个领域时,这些国家的民族音乐学工作者们不应一味照搬西方民族音乐学学者对西方音乐史的研究理念。由于西方记谱法的普及运用较早、较成熟,大部分艺术音乐史上的作品都可以还原为音,并且很多至今流传,符合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条件,只要从民族学的新角度,运用民族学的新方法进行再研究,就可以得到不同于以前历史学研究的结果,如对贝多芬的民族音乐学研究。但很难想象中国民族音乐学者对万宝常、李延年的研究会达到如此效果。民族音乐学家眼里西方的音乐文化无非是有乐谱记录的音乐文化和无乐谱记录的音乐文化——被归为口传心授的民俗文化,大都适合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因此那些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一切音乐文化的论调也不足为奇。但是很多象中国一样具有丰富的哑音乐文化的国家的学者,要对这一论调有清醒的认识,在对本国音乐文化进行研究时应更好地认识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这是非常重要的。 音乐学论文:音乐学研究宏观总体分析论文 会议由南京艺术学院副院长邹建平教授主持;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南京艺术学院院长冯健亲教授、党委书记文晓明教授先后在开幕式、闭幕式致词。随着我国音乐学学科研究的不断拓展与深化,各门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吸收和借鉴,在当代音乐学的研究中,显得尤其重要。也正是在这种共识的学术氛围下,与会的代表就音乐学的整体构架及未来发展、音乐学的学科建设、音乐学研究可持续发展、学术创新、学术规范等方面展开了讨论。 一、从音乐学研究的宏观总体视角出发,于润洋说:“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如果只重视自然科学的研究,从长远来看,是要付出代价的。研究音乐的理论,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传统,但作为近代意义上的学科发展,其时间并不长。严格地按照近代音乐学学科体系的发展来算,应该是从建国以后音乐学系的建立,突出的发展是改革开放的20多年,我们已经初步建立起音乐学的学科体系,中国音乐学的总体学科框架已经形成。音乐学学科是属于理论思维的范畴,如果一个民族的音乐文化要发展,缺少了音乐学的理论也是很难达到高峰的。”赵宋光认为:“任何学术科目的建设,都需要有社会分工,由群体协作。像音乐学这样一个相关领域异常多样的艺术学学科,更是如此。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音乐学研究事实上已经形成细密的分工。但是,分工的细密却又往往使研究者视野狭窄,渐渐远离了对于研究对象的完整理解,各种见解彼此隔阂,乃至互相贬低,无谓争吵。这就迫切需要在被分工划开的群体之间加强沟通,寻找共同话语,开展群体协作。”张前认为:“我们需要诚实的态度,老老实实,一步一个脚印,认真翻译、介绍和研究人家的第一手资料,把西方一百五十多年来最具代表性、影响最大的学术著作翻译过来,认真地加以研究,这样才会学到人家的真东西,也才会发现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并提出:“扩展音乐学研究的范围,开拓新的研究方法,把单科的研究,与多学科交叉的综合研究结合起来,把静态的封闭的局部研究,拓展为动态的开放的跨文化研究。”“我们对世界音乐学的最大贡献应在于,我们如何研究好自己的东西,从各个角度把中国音乐(其中也包括极其丰富的各少数民族音乐)的特点和规律研究深,研究透,把它写成有分量的论文和专著,介绍到国外去。”周海宏说:“音乐学的研究要落实到切实需要落实的问题上去。要注意1.发现问题;2.问题明确化;3.分析问题;4.构成问题的实质是什么?学术研究,不应该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综合思维,应该是把每一个要素搞清楚,要素关系才需要综合。天人合一,为什么?是生活态度,还是科学方法。方法是工具,仍然是问题和目的。问题意识应该得到加强,而不应该将方法论抬到无限高的地步。现象,要用实证的方式;概念的关系就应该用思辨的方法。其次,为人类知识的大厦提供一种切实的建设,而不是似是而非的个人看法。” 二、从当代音乐学学科建设和各分支学科的研究与发展的层面,许多专家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于润洋就音乐学的学科建设问题发表了三点意见:“1.扩大学科的学术研究视野: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西方也存在此问题。我们的状况不令人满意的是,学科之间相互沟通与交融不够。我们的学科是从西方来的,西方的思维是一个分析的思维,它自然地形成各个分支;中国的思维是普遍联系的、综合的思维,这一点我们特别要加深认识。我理解音乐学的学科本身具有很强的边缘性,它的子学科本身也具有边缘性。我们要吸取其它各学科的东西,一个学科的发展,常常是出现在交叉点上。我主张要关注人文学科的发展,包括自然科学的发展。2.方法论上,要加强理论与历史的融合;应该有一个基本的立足点,我的经验及通过我接触过的理论,我觉得是历史唯物论与历史辩证法。当然还要关注当代哲学的发展,重要的是吸收,吸收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这也是推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础。3.加强对音乐本体的认识和阐释的能力:我们的音乐学有时比较忽视音乐本体的研究。搞作曲的觉得你们脱离实际。目前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课程在加强作曲技术理论,加强他们感受音乐、理解音乐和分析音乐的能力。另外,音乐本体的研究也有问题。本体研究缺少理论与历史的参照。音乐文章常常是枯燥乏味,不知道其研究的目的是什么。”王次zhào@①认为:“建设一流大学的标志是:一流的学术成果、一流的人才、大师级的学术带头人。”所谓大师级的学术带头人应具备的条件是:“1.对自己学科的历史与现状很精通——有广博的知识和宽广的知识结构;2.对学科前沿的把握;对学科前瞻性的思考——要有开阔的视野,对学术研究的最一般的原则要把握。”赵宋光在谈到音乐学的学科建设问题时,提出了音乐学的“七大分支”的规划构想“历史的音乐学这一大块,仍保持为一大分支;体系的音乐学这一大块,划分成三大分支:音乐学元理论、音乐文化人类学、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应用的音乐学这一大块,划分成三个分支:音乐教育学、音乐学技法理论、为音乐实践服务的科学技术理论。每一个大分支内,可有若干小分支归属其下。”茅原将音乐学学科划分为十二个小的分支:1.声学;2.音乐美学;3.音乐史学;4.作曲技术理论;5.民族音乐学;6.文本评论;7.乐器学;8.词典学与术语学;9.图书档案研究;10.音乐图解学;11.大众媒介;12.边缘学科。而每一个分支又可划分出若干子分支。谢嘉幸认为:“从音乐学院的学科分类,我分成两个层面,九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两个层面:1.理论层面(音乐美学、音乐史学、民族音乐学、音乐心理学)。2.实践层面(音乐教育学、音乐表演理论、作曲技术理论、音乐科技)。”庄元认为音乐学学科的构架应是:“1.音乐学的基础理论研究。2.音乐的应用理论研究。3.音乐的开发性研究。”俞人豪说:“从音乐学的历史发展和学科分类来看,它有历史音乐学、体系音乐学和音乐民族学组成,虽然每一部分的下属分支学科越来越多,研究的范围越来越广,但它的基础性学科依然是音乐史学、音乐音响学、音乐美学和音乐民族学。我认为现在对此特别需要肯定和强调。因为近年来音乐学外延的无限扩张和各种冠以音乐什么什么学的学科已经几乎淹没了它的基础和主体,使音乐学变成了一个似乎无所不包的大框,什么内容都可以往里装。”伍国栋认为:“民族音乐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学科,其条件是什么。我觉得其它音乐学的学科成立有四个条件:1.本学科有相对独立的,与它学科有区别的学术视野及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但要与其它学科有联系;2.有一定的发展历史;3.此学科应有一批突出的学者;4.此学科应有一批比较有影响的代表著作、经典性的著作。”刘承华认为:“音乐文化学学科建设的着力点是:1.开展音乐文化学的学科建设。2.加强音乐文化学在民族音乐学研究中的比重。3.加强音乐文化学对相关音乐学科的渗透。” 三、取当代音乐学的分支学科的视角,许多代表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戴嘉仿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与教学角度,认为:“1.如何看待我们的历史?这个问题好像很简单。但是,由于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其最后的结果就不能不带有主观性。如何更宽宏地看待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历史。香港音乐家刘靖之对上世纪西方音乐传入后中国音乐的发展基本是全面否定。有人认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发生是新音乐史,是有些片面。我认为,对待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应该用宽容的态度。2.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要加强专题史与断代史的研究。对音乐学系的学生,以后不要开通史,要从专题史与断代史入手,使学生多接触一些研究方法。不同的系要求不一样。对表演专业等等,音乐史的教学主要是知识性的;对音乐学系的学生可以看书掌握知识。在专题史与断代史的研究中,则对研究方法有比较深入的研究。”伍国栋针对“民族音乐学的实践层面”从“1.音乐行为直接观察和介入的田野作业实践层面。2.音乐对象特定技能操作的工艺掌握实践层面。3.音乐综合考察材料的描述解释实践层面。”三方面进行了探讨。王安国在《我国基础音乐教育实践中的若干问题》发表了为国家制定中小学音乐教育课程标准意见。着重谈了以下六个问题“1.关于音乐审美的价值。2.音乐审美对人的创造力的发展。3.音乐审美能力与音乐知识、技能的关系。4.母语文化与世界文化。5.综合理念与综合学科。6.乐谱价值与谱式的选择”。谢嘉幸在《建设兼有音乐学与教育学双重品格的音乐教育学》中指出:音乐教育学的学科发展还存在着许多问题:1.首先是学科的性质与定位问题。2.其次是音乐教育学的学科建设问题。3.音乐教育学在专业音乐院校中的功能和价值是什么。等等。杨和平在《当代音乐学中音乐文献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对建立中国音乐文献学的初步构想中认为:“当代音乐学中的音乐文献学就是将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优秀的音乐作品搜集、整理起来,提供给当代音乐学研究者和后来的音乐学研究者所用,并通过对这些音乐作品的分析研究,总结出音乐艺术的发展规律,提供给今天或明天的作曲家进行创作时的借鉴、参考之用,还要将历史上传承下来的优秀的音乐文化的方方面面,发扬光大、不断丰富发展。加快中国音乐文献学学科建设,是我国音乐学研究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是我国音乐学研究保持音乐生态平衡的基础。……音乐文献学还要重视对当下健在的音乐家的研究。”庄曜在《信息时代的数字化音乐教育》中说:信息时代的数字化教育,对“1.学习资源的开发;2.学习的评价方式;3.音乐的观念变化等方面有很大的帮助。但问题是,它不能取代现实,不能只成为音乐教学模式的简单的转化。”庄元在《音乐传媒与传播》就“音乐传播与大众传媒研究的必要性和音乐传播研究的领域”谈了自己的观点。此外,冯效刚发表了《关于音乐表演艺术研究科学性问题研究》;冯文慈提交了《从事中国音乐史学的心态自述》;杨易禾提交了《音乐表演美学学科建设管见》;田耀农提交了《民族音乐学的缘起、建构、解构与重构》等论文。 四、从当代音乐学研究中的学术规范和学术创新的问题入手,居其宏在《学术规范与学术创新》中给学术创新定义为:“人的创造性思维和独创性实践在学术研究领域的具体体现。其过程和表现大概是这样的:在理解、消化既有知识体系和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在某一领域内有所开拓、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或对前人成果有所补正、有所概括,有所提升,而提出的新论点、新见解、新材料又确实丰富或深化了学界对研究客体的认识,推进了学科的发展,如此便具有了某种创新的意义。”并将学术创新的类别分为:“1.创体系、立学派研究;2.整体系统化研究;3.开拓性研究;4.局部修正和突破性研究;5.新方法、新材料的运用及研究。”关于学术规范问题,居其宏认为:学术规范应包含三个“必须”:“其一,必须严格遵从人类理性思维活动的基本规律……思维规范有两层意思:一是概念规范,二是表述规范;其二,必须公开承认学术研究的历史积累及其传承关系……这就牵涉到治学态度和学术风气的规范问题了;其三,必须实行规范化的程序与形式……如:引文必注”等等。在对待学术规范与学术创新的关系方面,居其宏认为:“1.学术创新是目的,学术规范是方法;2.学术规范是基地,学术创新是大厦;3.学术规范是母亲,学术创新是儿女;4.学术规范是严师,学术创新是高徒……我深信,只要我们认真遵循学术规范,就能确保当代音乐学研究在学术创新的道路上不跌跟斗,少走弯路,大步迈向辉煌的未来。” 音乐学论文:音乐学专业设立意义论文 一、弁言 音乐学(musicology)是一门研究音乐的学问,来自于西方。萧友梅先生在建立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时,虽然引入了至今仍在延续的欧洲音乐教育体系。但是,音乐学专业课程的设置,在我国的音乐教育中是比较晚的事情。新中国建立之前几乎没有,即使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大部分专业音乐院校音乐学专业课程的设置也很晚。除了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于1954年,中央音乐学院于1956年较早建立以外,其它音乐学院音乐学专业的建立都较晚。上海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分别于1978年和1980年设立了音乐学系,武汉音乐学院于1986年成立音乐学系。而象天津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星海音乐学院等,则都是在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之后才逐渐挂牌成立了音乐学系。几所音乐院校的音乐学专业被批准为硕士和博士学位的授予点则是更晚的事情。1982年中央音乐学院被批准为硕士学位授予点,1988年被批准为博士学位授予点。上海音乐学院硕士学位授予点是1982年获得的批准,博士学位授予点是1989年获得的批准。 在我们的西洋音乐教学、研究队伍中,有不少是在西洋文化的社会和生活环境中受过熏陶的学者。我们在西方音乐学的传播、教学、研究等方面,也的确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是,说音乐学在我国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也许一点也不过分,这一点也反映在我们过去,以及今天许多人对音乐学的认识中。譬如,我们历来要求学习音乐的人,一定要“底子好”、“基础好”。所谓的好“底子”、好“基础”,在多数情况下主要指的是“音乐技术”和“音乐技能”方面。且不论表演、甚至作曲等专业方向的学生,是否仅仅只是具备了“音乐技术”和“音乐技能”方面的能力就够了这个问题。就音乐学为学习和研究方向的人而言,除了应该要求具备“音乐技术”和“音乐技能”方面的能力之外,还应该有文史修为和写作能力的“底子”、“基础”,要具有音乐理论的思考能力。也就是说,对于从事音乐学专业工作与研究的人们来说,必须掌握音乐形态、音乐技能等音乐本体的知识,以及掌握中外历史、文学、语言、宗教、风俗、文献典籍等社科文化知识,要有两个方面的基本功。对于这一点似乎大家早有共识,似乎也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是,在我国音乐学的实际教学中却没有加以实施,至少做得很不够。而且,在我们还没有对原有西方音乐学领会得十分清楚的情况下,又有许多其它西方音乐研究理论,以及一些音乐研究新领域、新知识不断为我们所认知,使得我国这门本来就很年轻的学科,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譬如,对于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世界音乐(W0rldMusic)、多元音乐文化(ManyMusicofManyCultures)等新学科、新概念的系统解读,以及与原有音乐学之间的关系;等等。 就目前国内音乐学的教学和研究现状来看,急需思考如何在借鉴西方音乐学学科体系、消化西方其它成熟音乐理论体系的同时,在所谓西方音乐学的构架中,建立符合我国音乐的发展历史、符合我国音乐文化生活存在的状况,以及符合我国音乐理论学习与研究现状的教育体系及教学体制等问题。也即,如何在我国现有音乐学的专业教育中,在音乐学专业学生的培养与训练中,无论是在教学的指导思想和培养目标方面,在学制的设定和课程的设置上,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音乐理论研究的学科。 二、音乐学专业从附中开始设立的意义 音乐学的专业方向应该从附中开始设立,至少,在附中的高中阶段一定要设立音乐学的专业。要思考符合附中音乐学专业方向的课程设置,而且,对于演奏、作曲等其它专业也要补充音乐学常识方面的课程。从近二十年来音乐学发展的情况来看,如果在附中的高中阶段开始设立音乐学的专业方向,对于我国音乐理论的学习风气、研究水平等,都会带来很重大的意义。仅仅就在附中的高中阶段开始设立音乐学专业方向的教育意义而论,将会产生以下两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观念上的意义。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样一个谬论:“学表演不行就改学作曲,作曲再不行就学理论。”除了可以认为人们缺少对音乐学以及音乐理论研究的认识之外,是否更应该对我们自身所存在的问题加以检讨。 这个局面的形成,一方面,应该说与音乐学系历来的要求标准有关。音乐学系历来视附中其它专业被淘汰后进入音乐学系的学生为“嫡系”,并把其作为音乐学系的后备师资。然而,关键的问题是,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人并不喜欢音乐理论这门功课,不是把音乐理论视为一门专门的学问来加以钻研。甚至,其中一部分人根本就瞧不起音乐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其结果是可以想象的。我们不去妄断、怀疑许多人有从事教学与研究的能力,有着很高的智商。但是,遗憾的是他们确实没有什么研究成果刊布于世,没有几篇论文为同行们所知晓。我们知道,科研与教学是相互促进的,没有科研水准和研究基础的教学水平,究竟又怎样就不得而知了。历史的原因,人为的认识,瞧不起音乐学专业的人士,大有人在。这已经成为一种人所共知的事情。甚至,一些在音乐学专业方面授课多年的教师,也常常讲自己曾经是学习其它专业,而羞愧自己如今从事的音乐学教学工作。因此,从附中开始设立音乐学的专业,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培养学生的志向,是一个立志的大问题。“立志”音乐学的学习与研究绝对不是一句空话、大话,音乐学系不应该把其它专业被淘汰后进入音乐学系的生源作为培养的“嫡系”,不应该视有一点音乐技能,但并不喜欢音乐理论这门功课的人为“宝”。其实,表演学不好,作曲学不好,也就更不可能在音乐理论方面能够有所作为了。一些音乐学院今天在音乐理论教学与研究上出现的窘境已经作了充分的证明。如果要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音乐学以及音乐理论研究的错误认识,要改变别人的认识,那么,首先要从自己做起,应该首先使我们的学生立志音乐学学习与研究。必须在附中阶段设置音乐学的专业方向,使得我们的学生从进入音乐学院的大门之始就立志于音乐学的学习,就确立了一个大的研究方向。这样升入音乐学系的本科学生,从今天的自卑心理到立志音乐学的学习与研究,这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 另外一方面,在当今发表的音乐理论论文里,的确有许多缺少对音乐本体进行的研究,让人们误以为音乐学的研究就是文字的工夫,认为音乐学的基本功就是背熟几本音乐史书。这也有其历史的原因,在目前音乐学的教学、研究,以及学习的队伍人员中,有许多人曾经学习的是其它专业,他们有的或是在外语,或是在历史、文学等方面受到过较长时间的训练,或在其它文化方面有较高的水平,较强的能力,等等。这部分人利用自我的优势从事了音乐学的工作,譬如,中文和中国历史专业方向的人,对中国古代音乐文献进行着辑录、校释,或从事着缺少音乐形态研究的中国音乐史的工作;而外国语专业方向或一些外语比较优秀的人,则从事着西方音乐文献的翻译,或从事着【清】毛奇龄在《竟山乐录》中所讲的“乐书不是乐,乐器不是乐”的工作。客观上讲,这类人中间的部分学者,为我国音乐理论的研究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完成了许多音乐学基础性的工作。音乐学的研究需要其它文化学方面人士的加入,音乐学者也需要具备文化学方面的学识,只是不能过于偏颇。如今就有些“过”的现象,因此,使人们产生了对音乐学的错误认识。这也许是我国音乐学这门学科发展中必然要经历的一个阶段。 第二,本科生源数量和素质保障的意义。 目前,人们普遍认为音乐学的生源数量不足,学生的素质更是不尽人意。 一方面,为了扩大生源,大大降低入学标准,有的音乐院校甚至以缩短音乐学本科学习的时间来吸引生源。另一方面,许多音乐学的出题老师抱怨目前音乐学的试题过于简单,认为如今学生的素质差。试想,要让从来没有学习过音乐学理论的应届高中学生,应考音乐学院音乐学专业的试题,其效果肯定不好,其水平肯定很低。即使是那些从小就接触音乐的“琴童”、“天才”等,对音乐学理论可能也是知之甚少。没有学习过的东西,不可能考出好成绩;没有成体系的音乐学的教育机制,也就没有生源量和质的保证。所以,我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上述两方面的矛盾,必须从附中阶段开始设置音乐学的专业方向,或在普通中学中协商选择一些学校,定点开设音乐学方面的课程。由于今天的许多考生没有进行过音乐学方面的系统学习和训练,在出题老师看来再简单的试题,对于考生也是难题,老师和学生都不好把握考试试题的深浅难易程度。如果从附中阶段开始设置音乐学的专业方向,一来不仅能够使升入音乐学系本科的学生数量有所保证,使本科生源的数量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而且,更能保障这部分学生在音乐学方面的素质和能力方面有一个较高的水平。如果学生在中学阶段已经学习了音乐学方面的常识,升本科的试题自然能够上一个台阶,自然有一个深浅难易的层次。 我们经常争论是否让音乐学本科阶段的学生进行专业方向选择的问题,然而,如果在附中阶段设置了音乐学专业,学生们经过几年音乐学方面能力的训练,在进入本科阶段之后,通过第一学年的适应阶段,在第二学年中,完全可以进行有所目标的专业方向的选择。这样以来,音乐学专业学生的整体素质和能力就会得到很大的提高,使得我国音乐学的教育、学习与研究水平获得一个真正的提高与发展。同时,这也给从事音乐学教学工作的教师也提出了一个比较高的要求。音乐理论的教学与研究,本身应该具有前瞻性,教学上落后,会使我们在音乐理论的研究方面更加置后。我们要按照上述标准来检验今天音乐学学人的知识结构和学术经验,要求提高从事音乐学工作和研究的队伍人员的专业能力和素质。以前我们对于这一学科的认识不全面,对音乐学这门学科建设的思考也不多,特别是对音乐学专业方向的课程设置更没有做深入研究。今后当尽快补上,不能让这种现象继续存在下去。 三、附中、本科课程的合理衔接与音乐学专业的层次教育 如果能够在音乐学院附中,甚至其它普通中学开设音乐学专业的课程,那么,这些课程要与本科招考的内容基本衔接。音乐学专业本科阶段设置的一些课程,在一定程度上一定应该是附中及普通中学音乐学专业课程的延续。因此,课程的设置就十分的重要了。目前,在音乐学院的音乐学专业所开设的所谓专业课程,被认为就是音乐学的学习科目。它让本专业的学生一进入这门专业的学习后,就以为这些课程就是音乐学学科的学习内容。但是,这些音乐学学习的科目,是否真正体现了音乐学这个学科所应该包含的内容,这就很有讨论的必要了。仅从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学习与研究来看,今天音乐学课程中的中国传统音乐课程这个科目,就需要添加许多的内容进去。譬如,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体系的重构和建立,缺少的是文献学的基础,中国传统音乐文献学是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音乐理论能否建立的基础性工作。就音乐学专业的学生而言,对于音乐文献的掌握是十分重要的,音乐文献和书籍的了解是学习的前提,是基础的基础。目前的课程设置中就很是欠缺这方面的内容。即或是以西方音乐为研究方向的人,可能也首先应该去了解“西方的文献学”,或“西方文献批评”类似的“学问入门”课程。目前的音乐学专业教育中这些课程也没有开设。而从中学阶段开始就开设音乐学的课程,则更加应该注意课程设置的系统性、科学性和层次性。除了中学阶段的音乐和文化的诸多课程有其自身的特点之外,还要顾及音乐学专业本科课程设置的系统性。需要一个系统、合理的,符合我国音乐理论教育的课程设置体系。重要的是我们要把这个体系延续到本科音乐学教育与教学的系统中去,要注意音乐专业与文化等各门课程的衔接。就是说,学生一旦在中学学习期间选定了音乐学的学习方向,那么,就应该学习在本科招考、录取时的一些基本课程和内容。譬如,现在每个音乐学院的音乐学系都开设有:音乐学概论、中国音乐史、西方音乐史、中国传统音乐、音乐美学、和声、复调、作品分析、钢琴等课程。这些课程肯定不可能全部都从中学阶段开始开设,即使那些能够开设的课程,其内容的数量和程度也必须有所限定。具体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要广泛征求意见,还应该进行理论上的研讨工作。而且,这里一定要考虑本门学科所存在着的层次教育问题。长期以来,我国的音乐学专业缺少层次教育。目前,我国在音乐学的升学考试中,仅就专业而言,所出考题的标准,在本科与研究生,甚至博士生考试之间的差别不是太大。这与我国音乐学的课程设置和教育内容缺少层次有关?N颐敲挥醒刑殖鲆惶子泄乇究啤⒀芯可⒉┦可际钥颇俊⒛谌菁八蕉ㄎ坏牟馐员曜肌SΩ盟担杂谝衾盅ёㄒ档目纬躺柚谩⒉煌愦嗡降难芯浚唤瞿芄槐阌谥贫ㄒ衾盅ёㄒ笛难翱颇俊⒎较颉⒛谌莸龋遥苑且衾盅ёㄒ等嗣堑囊衾盅У难耙簿哂屑匾囊庖濉K裕颐鞘紫纫饩龅氖且衾盅ёㄒ档牟愦谓逃侍狻9赜谝衾盅ёㄒ档牟愦谓逃欠窨梢宰饕韵录父霾愦危?nbsp;一、音乐基础层次 二、专业知识、技能层次 三、文化修养层次 四、方法论层次 而不同的层次又必须要有不同的几个阶段,不同的阶段中要解决不同学科的课程、不同音乐学内容。因此,层次教育是与阶段性教育结合在一起的。 譬如,初级阶段:也许应该进行的是中西音乐概论性与感性知识的基础教育;中西音乐理论基础知识及音乐技能、技巧的基础教育;中西文史、文化、语言基础教育等。在第二个中级阶段则应该进行音乐学概论课程;其它音乐学各门学科概论性的课程。到了第三个高级阶段就应该进入所谓专业论题方面的研究,和专攻方向的研究,以及音乐学专业论文的写作阶段了。在这些不同的学习阶段中,哪些课程、哪些内容,以怎样的程度,针对哪些层次的学生又是很重要的问题了。譬如,强调音乐本体技能与音乐学基础能力并行、音乐专业课程与文化基础课程并重的中学阶段音乐学专业课程学习的同时,还必须把这些课程的初级性质考虑进去。也就是说,在对音乐学专业的学生进行音乐基础知识能力和基本音乐技术、技能训练的同时,还要加强要中外历史、文化知识、语言能力等方面的培养。我个人以为音乐学专业,毕竟首先是一门以音乐技术、技能,以及音乐文化为基础性质的特殊学科,因此,如果不是在音乐学院附中一直专门学习音乐的普通中学的音乐学基础教育,还是应该放在对音乐本体理论所进行的学习上。就音乐学专业方向的学生而言,首先应该具备音乐本体技术、技能、音乐学基础的基本功。对于音乐形态本身的不了解,今后很难深入进行音乐学的研究。今天,有许多没有经过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系统学习的学生,可能在音乐基础知识和基础技能上就要欠缺一些。譬如,今天,我们都承认那些毕业于师范大学音乐系,和其它艺术院校音乐系非音乐学专业的学生,在综合文化知识和能力方面要强于音乐学院的学生。同时,也指出这些学生对于音乐本体了解的欠缺,音乐技能水平的低下,这的确也是事实。而且,这种情况也许还会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存在下去。这正是我国音乐学发展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这种情况下,就要求在进入硕士的研究生阶段要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在课程的设置上就要与音乐学本ㄒ当弦档难鹂础U庖卜稀耙虿氖┙獭钡慕逃枷搿S捎诶返脑颍写笈且衾盅ёㄒ档难芯可乇鹗欠且衾盅г旱难芯可蛐枰股细有枰衾旨寄芊矫娴目纬獭8荼究扑ёㄒ担凳虑笫堑恼攵匝芯可那榭鲋贫ㄑ凹苹C运车募忧恳衾旨寄艿牟钩溲啊6遥捎谀芄唤胙芯可锥窝暗难壤⒉淮螅裕衾盅У闹饕纬毯湍谌萦Ω迷诒究平锥瓮瓿伞L乇鹗且衾旨寄芎图际蹩纬谈Ω迷诒究平锥瓮瓿桑蛭杂谝衾中翁旧淼牟涣私猓苣焉钊虢幸衾盅У难芯俊R环矫妫绻衾掷砺鄣难芯柯畚模皇谴罅科桌亩鸦挥械览砜山玻蚪驳亩际谴蟮览怼⒕傻览淼龋鞘遣恍械摹5牵硪环矫妫绻皇谴永砺凵稀⑽幕辖擦诵矶嘁衾值牡览恚荒芤砸衾值氖导世又髌涞览淼目蒲浴⒑侠硇裕踔谅畚闹辛芯俚囊衾掷踊蚯灼桌肫淅砺鄄幌辔呛希蚋尚ΑR虼耍⒁桓龌境商逑档摹⒂胁愦蔚囊衾盅Ы萄Э纬碳匾R韵钟械囊衾盅У慕萄Э纬躺柚媒械髡⒉钩洹F┤纾肥涤幸恍┦粲谝衾盅У目纬棠谌荩怯值娜防胍衾直咎灞冉显叮衾治南籽У木褪鞘粲谡庋囊桓隹纬獭R严低车囊衾治南籽У慕萄谌莘旁诟呒兜牟愦谓逃腥淌凇F涫担夜澄幕难芯恐校丫幸徽壮商逑档姆椒ǎ凶懦墒斓奈南籽啾冉希颐强吹皆谝衾掷砺鄣难芯恐校;咕啦谘芯康亩韵蟆⒎较虻任侍獾奶致壑惺呛苡字傻摹T谌鲜读宋南籽У幕痉椒ㄖ螅颐蔷筒坏貌凰伎既绾伟颜庵址椒ㄔ擞糜谝衾盅У难芯恐校绾谓⒁衾治南籽У任侍狻N南籽欠椒郏跹颜庵址椒ㄔ擞糜谝衾掷砺鄣难坝胙芯恐兄档盟伎肌?nbsp;即使在音乐的本体教学上,今天的音乐学专业的教学内容也缺少一些重要的门类。譬如,不可缺少直接接触民间音乐的教学内容就应该放在相应的层次里。在新的音乐研究思想和观念的指导下,以新的理念和手段开展民间音乐的采风工作。什么是新的音乐研究思想?什么是民间音乐采风工作的新理念和手段?那就是民族音乐学的思想和方法。今天社会音乐文化生活中的民间音乐,不仅仅指的是山野之曲,同时也包括了城市中的音乐文化。而且,在课程的设置中,还要有意识地注重中国音乐理论课程的设置。 四、结语 在西方音乐学构架中的我国音乐学的专业教育及课程设置、教学内容等等都不完善, 如果能够在附中或普通中学设立音乐学的专业,并使其系统化、体系化,以及具有层次和阶段性,相信其作用及影响会更为明显和深远。 音乐学论文:浅论民族音乐学学术论文的特性 内容摘要:民族音乐学是音乐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作为一门音乐理论学科,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成果主要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呈现。本文将民族音乐学学术论文作为关注点,浅论在民族音乐学学术论文中的几点重要特性。 关健词:民族音乐学 学术论文 特性 荷兰音乐学家孔斯特首先提出“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并主张用它来代替以往人们习惯称呼的 “比较音乐学”。民族音乐学是音乐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作为一门音乐理论学科,其学术论文的写作研究,则是其理论成果展示的一个重要窗口,它将研究的最新成果用著述的形式予以展示。学术论文的最终形成则被看成为所研究课题的成果体现,无论是国内国外,学术论文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中始终受到高度重视。 一.实地考察性 民族音乐学在研究的过程中注重民族学的内容,注重研究各个民族不同的传统音乐及发展。由此,民族音乐学在研究考察的过程中,大多数专家学者一致认同的一种搜集学科资料来源的基本方式就是田野考察法。 民族音乐学学术论文的写作中,最常见和最基本的一个特性就是实地考察性。在中国民族音乐的研究中,“采风”是民族音乐研究者研究过程中最为熟悉词语,对中国的传统民间音乐、民俗音乐进行实地的考察,是中国音乐研究的传统之一。例如,乔建中先生在其论文集汇编《土地与歌》一书中,去到了甘肃、青海等地了解“花儿会”;到达壮族聚居地探寻“三声部”民歌等。民族音乐学学术论文的实地考察性,是民族音乐学学术论文最重要的特性之一。 二.科学描述性 当我们从田野中考察得到的相关民族音乐资料整理后,将所见到的音乐事象转化为学术论文上的文字,这就需要科学的对音乐事象进行客观叙述和真实描绘。 在我们的学术论文中,科学性的描绘可以体现在以下几点:首先,在对所搜集的资料进行描绘前,需要写作者的合理构思,并在头脑中形成完整画面。其次,在对论文进行合理布局后,论文则开始了文字描述工作。一方面,写作者可以将所观察到的材料进行全面,详细性的描述和陈述;另一方面,写作者也可以将所观察到的材料,经过自己的筛选,提炼精华,将所看到的音乐事象用总结性的描述方法体现出来。最后,当搜集到的音乐资料有曲谱、器乐等声音形态或演奏时所用的乐器,写作者更应该注意声音资料和乐器资料的专业描述术语和描述方法,需要时用乐谱或照片的形式将其记录下来。 三.理性辨析性 学术论文的写作,与普通写作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从学术论文的前期准备,搜集材料到论文形成,整个过程就是一个科研过程,它需要研究者的理性辨析。在采风时,研究者可能会面对各种繁杂的音乐现象,这时理性的辨析力则起到了关键作用,它能够帮助研究者从繁乱中看到音乐事象的内在本质和形成规律。 正由于民族音乐学是一门理论型音乐学科,民族音乐学学术论文和其他学术论文一样,需要写作者对其论点进行不断的解释和论证,那么,经过理性辨析的具有实际证据的音乐资料则为这些论点和创造性的观点提供的强有力的支持。 四.创造创新性 在学术论文的写作中,一个重要的共性就是要有创造性。“民族音乐学的学术论文,只要在研究过程或结论中显示出它是一项新成果,那么它就具有科学价值和学术意义”。研究者从论文准备,写作至完成,在这期间运用的一切研究方法和理性辨析思维都是为了使其学术论文中的过程、结论或成果具有创造性。按照伍国栋先生所说,具有创造性的学术论文可以在研究过程中有新的创造,也可以在论文结论中有创新性的成果。 此外,当我们在判断一篇学术论文是否具有创新创造性时,应注意它是否符合社会和时代的发展,是否突破了固有的观点和理论,站在研究领域的前沿去发展和创造。当这些方面的某一点得到满足,一篇学术论文的创新和创造性则得到了一定的体现。 民族音乐学重点研究各民族音乐性质、规律,其学术论文是该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用论文的方式解释具体的学术问题,需要研究者有理性辨析能力、创新创造力、坚持实事求和严谨求实的学术精神,不断开阔自己的研究视野、扎实写作功底、丰富自己的实际经验。只有这样,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才能不断的蓬勃发展,人类的科学事业才能生机勃勃、蒸蒸日上。 音乐学论文:音乐学学科视野下《论文写作》课程知识体系构建初探 摘要:针对音乐专业学生开设的《论文写作》课程是为了更好地指导该专业学生独立完成各类音乐论文写作的能力,培养学生进行理论研究的方式方法,这也是音乐专业学生应当掌握的基本技能。笔者结合自身教学和指导体验,认为音乐专业的《论文写作》课程应贴合该专业的学科特点、顺应学科发展需要,在向学生传授基本写作技巧的基础上,紧密结合音乐学各学科内容,从而构建完善的音乐专业《论文写作》课程知识体系。 关键词:音乐学 论文写作 学科知识 体系构建 笔者认为,作为名词来看的“音乐”研究涉及音乐史学、音乐考古学、音乐文献学、音乐图像学、音乐音响学、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等,是有关人类创造的一切音乐;作为动词来看的“音乐”则涉及音乐美学、音乐心理学、音乐社会学、音乐教育学、音乐人类学、 民族音乐学等,是有关人类一切与音乐有关的行为。俞人豪先生的《音乐学概论》①一书中认为音乐学所研究的范畴应该是包括一切与音乐有关的事物。书中将音乐学的各个学科总分为三大类,即历史音乐学②、体系音乐学③与民族音乐学。由此可见,音乐学涉及的各门学科中有“双重”或者“多重”的研究范畴亦有“边缘”或者“中间”的学科知识交叉。因此,针对音乐专业开设的《论文写作》课程中皆应囊括上述各学科知识,以便启发和引导学生更好的选题和撰写音乐专业论文。 一、文献搜理是起点 文献“是记录人类科学文化知识的一切载体的总称”④。因此,对于撰写音乐论文来说,确定一个选题后,首要任务便是搜集相关音乐文献,并通过案头整理、分析和研究进行适当的取舍。因此,在针对音乐专业学生开设的《论文写作》课程中,还应讲授有关文献与文献学的相关知识。音乐文献相较于其他学科的文献虽有共通性但更具其学科的特殊性。音乐文献不但包括以书面文字记录下来的文本类资料,还包括与音乐有关的各类实物乐器、乐谱、图像以及录音、录像等,上述种种都应纳入文献搜理的范围之内。 目前音乐专业学生在撰写论文时搜集文献的途径一般以图书馆藏书和网络资源为主。相对于图书馆中书籍类的文献来说,网络上的文献资源更加多元多样,但其中也不乏谬误和糟粕之说,因此鉴别网络文献真伪以及针对选题筛选可用材料也是音乐专业《论文写作》课程中应当授予学生的重要内容。目前常用之网络文献资料较多,如CNKI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即中国知网)、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即维普资讯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超星数字图书馆等等,皆可从中获得相关学术期刊论文、硕博论文、会议纪要、年鉴等作为可靠的文献参考。 二、历史研究奠基础 恩格斯曾说过“我们根本没想到要怀疑或轻视‘历史的启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了解任何事物之基础,就是想要明了其历史,音乐也不例外。对于音乐专业的本科生来说,在其必修课程里安排的中国音乐史、西方音乐史(或欧洲音乐史)等史学类课程都是与历史音乐学密切相关的,是音乐学学科中关涉历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基础内容。在音乐专业毕业论文中单纯的阐述某一音乐现象或某一乐种历史的研究算是最初级的追源溯流,对于学生来说掌握一定程度的相关历史便可完成。然而,若上升至对某一音乐历史的研究,则不但需要熟悉历史,更要掌握音乐史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与步骤,包括对前人已有研究的分析与总结;对史料搜集整理与辨析使用的能力;对史学研究状况的通达与展望等。 此外,与音乐历史有关的音乐考古学、音乐图像学等也对研究历史有极大的帮助。利用考古学的学科知识对与音乐相关的实物史料进行研究这是音乐考古学和音乐图像学的基础工作,可以认为是历史音乐学中的一个范畴。东方音乐也好,西方音乐也罢,乃至世界其他地区、国家、民族的音乐,都或多或少留存下相关的实物材料,即经历了历史淘涤留存至今的一切与音乐有关的遗物或者遗迹。这些埋藏在地下若干年的古物,经过考古学家的发现与挖掘,在音乐学家的辨析与整理后得以重见天日,像当代世人展现出古代人类社会中音乐的面貌,比如墓穴中挖掘出来的古代乐器、棺椁中的生活用具,再比如石壁上绘述音乐的壁画、雕刻,亦或是图书馆、博物馆中收藏的乐谱等,对于历史音乐学的研究来说皆是重要的实物史料。 三、学科交叉助认知 在音乐学学科分支中有不少是与其他学科领域交叉授粉的。其中有的涉及自然科学,有的涉及人文科学;有的涉及社会科学,有的涉及精神科学。 一般认为自然科学是增加人们对所生活的整个自然界的认知、总结众多自然规律从而引导人们更好的认识世界本质的学科知识。当自然科学类学科与音乐学交叉授粉后,就形成了诸如音乐音响学、音乐心理学、音乐生理学等分支学科。作为音乐专业的学生来说,在选题时关注与自然科学相关的内容是有一定难度的。若要展开此类研究,必须要具备一定程度的相关自然科学的学科知识,比如物理学、解剖学、数学等,这也是较少有音乐学本科毕业生倾向此类选题的主要原因。但是这些有关音乐的自然科学基础和原理知识也有助于音乐专业的学生更好的认知音乐的本质。比如音乐音响学有助于音乐专业学生从本质上了解体鸣乐器、气鸣乐器、弦鸣乐器、膜鸣乐器甚至电鸣乐器的发声原理,从而在演奏时有更好的感受和领悟。再如音乐生理学、音乐心理学则有利于学生认识人体发声的原理以及大脑接受音乐的感知过程。这些自然科学的学科知识对于音乐专业学生不但在实践中起到引导的作用,在论文写作中也会有所帮助。 音乐学学科中还有一些是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精神科学密切相关的分支学科。这些边缘学科有的是从哲学角度探究音乐的内容和本质,如音乐美学;有的是研究社会与音乐关系的,如音乐社会学;还有的是以实地的田野调查为基础,挖掘世界各民族传统音乐存在与发展的,如民族音乐学等等。这些交叉学科的学科知识是音乐专业学生撰写论文时极大的理论支柱。不但引导了学生的选题方向,更促进了学生理论研究的深度。在思考和撰写论文时,若能准确结合这些学科的知识,则更有助于学生把握论点,充实论据,提高论证的说服力。 四、结语 音乐专业教学中的《论文写作》课程是专门针对各院校音乐专业学生开设的,因此在传授基础写作技巧的同时,更应当紧密的结合音乐学各学科知识,突出该专业特色与亮点,引导学生选题和撰写。音乐学学科范畴极宽泛,在实际的理论研究中与其他学科交叉的情况也较多,这也是音乐学理论研究不断拓展和创新的体现。 作为音乐专业的学生,除了学习相关的音乐表演或实践能力,也不能忽视自身的专业理论研究能力。笔者结合自身教学和指导体验,尝试性的提出在音乐专业《论文写作》课程中糅合音乐学各学科知识,其目的在于构建完善的专业知识体系,以期学生在该课程中形成健全的学科理念,在进行选题和撰写论文时能充分的体现音乐学的学科特征。同时,愿以此文作抛砖引玉之效,与诸多教授本门课程的教师共探音乐专业《论文写作》课程的改革与发展。 音乐学论文:幼儿音乐学习教育论文 著名教育学家陈鹤琴先生曾经说过:“我们应该重视幼儿的音乐教育,用音乐来丰富幼儿的生活,陶冶儿童的情感,使儿童的性情通过音乐的洗练,而达到至精至纯的陶冶,以至于引导儿童以快乐的精神来塑造自己的生活。这种“情感”牵动着无数颗童心,使他们感受到音乐的快乐,在唱唱跳跳中受到美的熏陶、形成活泼开朗的个性。让幼儿在喜闻乐见的教学活动中情趣盎然地学习,具体的有下面几点: 1引入情景故事激发幼儿学习音乐的兴趣 兴趣是指一个人经常趋向于认识,掌握某种事物,并具有积极情绪色彩的心理倾向。达尔文曾说过;“就我记得,在学校期间的性格来说,其中对我后来发生影响的,就是我有强烈而多样的兴趣,沉溺于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深入了解任何复杂的问题和事物。”可见,兴趣对学习是很重要的,语言在音乐教学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是音乐艺术的造型基础与创造核心。如果在音乐教学中失去了优美、生动的语言、就会使其变得枯燥、无味,失去了艺术的魅力。俗话说“言为心声,音为心语。”。如:《抬花轿》这首歌用的是流行歌曲的旋律,我们给它配上一个有趣的故事,歌词是“八只小狗抬花轿,老虎坐轿把扇摇,一只小狗跌一跤呀,老虎狠狠踢一脚……小狗抬轿到半山腰呀,……一二三,向上抛,老虎跌个大老跤……”孩子们边听故事边学歌曲,学的可认真了,并且孩子们自发的加上了相应的动作,很快的就学会了这首歌曲。 2设计打击乐伴奏促进幼儿学习 教完歌曲的词曲后,我一边让孩子们演唱,一边用打击乐器伴奏。这样增强了幼儿的参与意识,不但能主动地去参与音乐实践,去直接感受音乐,并克服了音乐课以唱为主的枯燥乏味,使活动氛围生动活泼;同时也巩固了节奏概念,增进了幼儿对音色的了解,掌握了乐器的使用方法,增强了音乐的表现力;如中班活动《加油干》中,孩子们学完这首歌后,重点让孩子们用铃鼓、碰铃、圆舞板合奏这首歌,孩子们兴趣十足,在愉快地劳动中都能较熟练地掌握节奏,并引导幼儿不断地完善创新,幼儿在探索的过程中,会初步感知节奏、音色、情绪的不同变化,进而把这些体验逐步升华并加以理解。幼儿从内心品味着成就感,渐渐对用打击乐来为歌曲伴奏更有兴趣了。 3歌曲表演激发幼儿情感表达、体验 幼儿天生好玩好动、好奇心强、想象力丰富,他们对音乐的感受往往是喜欢通过各种动作表现出来。所以,要提高音乐活动的质量,就应根据孩子好动好游戏的心理特点,把孩子的音乐学习与游戏、舞蹈有机地结合起来,让孩子通过自身的活动,在音乐世界里蹦蹦跳跳、轻轻松松的获得知识、技能。如《找小猫》是小班幼儿非常喜欢的音乐游戏,在游戏中我扮演“猫妈妈”、孩子们扮演“小猫们”,躲的时候提醒他们可以躲在小椅子后面。而当游戏进行的时候,我发现孩子们不满足于仅仅藏身于椅子后面,有一部分孩子一唱到“找个地方躲躲好”的时候,就已经往边上的小桌下、钢琴后面躲藏了。见此状况,我也未加阻止,依旧扮演妈妈吗“镇定地”去找小猫,而被我摸到头以后,小猫们也乖乖地回到了座位上。可见孩子们在游戏中会有自己的想法和创意,他们的兴趣很可能会转移到躲藏的地点上去。针对这样的状况,我觉得可以适当满足孩子们的需要,让他们在遵守规则的情况下,有所创意的游戏。通过有趣的“找小猫”游戏,培养了幼儿听声音迅速躲藏保护自己的能力,幼儿在愉快欢乐的游戏中学习音乐,发展音乐听觉能力和节奏感。 4通过创编歌词激起幼儿创编兴趣 让幼儿给熟悉的歌曲增编新的歌词或改变部分歌词,这既能提高幼儿唱歌的兴趣,也有利于幼儿创造力的培养。在活动中,我把注意力放在保持和增强幼儿对创造型活动的兴趣方面,如小班音乐《小手爬》里唱“爬呀爬呀爬呀爬,一爬爬到头顶上;爬呀爬呀爬呀爬,一爬爬到小脚上”。这首歌曲的音乐以它特有的活泼、轻快的节奏深受孩子们的喜爱,活动中采取边唱边和幼儿一起玩的形式,幼儿在不知不觉中就学会了歌曲和动作。在我发出“我们还可以把什么变到歌里去?”的问题后,孩子们的思维一下子就打开了,孩子们大胆地创编:“脸蛋、辫子、肩膀、膝盖、小背、小腿”等都跑到我们的歌里来了,孩子们越唱越高兴,都愿意到前面表演给大家看了。这个活动在孩子们愉快的情绪体验中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这首趣味无穷的歌既激发了幼儿对音乐的兴趣,又开阔了幼儿的眼界,还打开了幼儿思维的窗户,充分发挥了幼儿的思维想象能力。因此在大量的音乐活动中,幼儿的智力得到了很大地发展。 5音乐在一日活动中的渗透,让幼儿潜移默化受熏陶 我将音乐渗透在幼儿一日生活之中,早晨来园时,播放一些轻松活泼的音乐,让孩子们高高兴兴地来园,使孩子一进园就进入一个快乐的氛围中;在每次集体活动前我都会弹一首小律动歌曲,让孩子们做律动安静下来,告诉孩子们活动马上就要开始了。在午餐时轻声播放一些悦耳的世界名曲,给孩子一个安静、舒适的氛围,陶冶幼儿的情操,丰富幼儿的生活内容;组织幼儿洗手时,一边放《洗小手》歌曲一边组织幼儿排队,“伸出小手比一比,看看谁的最干净”,既杜绝了等待的现象,又达到了培养良好生活卫生习惯的目的。 总之,幼儿能从音乐的学习中受益,音乐不仅可以陶冶儿童的情操,更可增强其学习能力,协助其建立情绪技巧。在教学实践中,我也深深地感受到了音乐的独特的教育效果,它在促进幼儿心理健康发展方面,有着其他教育手段所无法达到的效果。希望孩子们能在跳动的音符中,丰富更多音乐经验,健康快乐的成长!! 作者:高丽娜 单位:山东省莘县实验幼儿园 音乐学论文:音乐学专业钢琴教学改革论文 钢琴教学是高校音乐学当中一门较重要的课程。对于钢琴教学的模式一直在研究和探索。努力实现完善的教学课程系统话,丰富课程内容。使这门课程具有科学性,实战性。随着新时期的到来,社会需求的日益加大。逐步反映出现在如今的钢琴教学还是按照传统的思路来学,忽视学生对钢琴技能的实战。高校音乐学专业其特殊性,使其在教学过程当中占有既特又重要的地位。由于素质教育重要组成部分是音乐教育,其专业的重要职能是向社会输送音乐教育者。这就要求合格的高校音乐学专业师资必须要有好的钢琴基础。高校音乐学钢琴改革,会影响到音乐学的前途和发展,会对今后的钢琴事业产生重大和深远的影响。钢琴教学的改革是在新的体制下的必然产物。教学应向多样化发展趋势进行。在改革的同时也要同步发展,既要有扎扎实实的基本功,还要有一定的即兴伴奏能力,同时还要学以致用,这些也是我们要从各个方面去考虑的。在这就钢琴培养的目标,钢琴教学的内容,钢琴教学的理念来浅析高校音乐学钢琴改革。 一、钢琴培养的目标 当下,学钢琴的学生越来越多。喜欢的钢琴的学生也多。原来传统的钢琴培养目标是就是单一的练好钢琴作品。随着时代不断进步,社会上需要大量的可以即兴演奏钢琴的人员。而目前培养的学生中大多数都不太会弹奏即兴这部分,这就使得大多数学生不可以积极适应社会,不能够很好的融入社会。这就使得我的钢琴培养目标该进行调整,在保证正常的钢琴作品的演奏情况下,也熟练掌握即兴的演奏.以便更好地服务社会。按照《新课程标准》的要求,音乐学专业最终目标是为了培养合格音乐教师。《新课标》要求音乐学专业的学生在钢琴上要好的演奏教学能力,同时还要有好的钢琴教学能力。而学生到今后的工作岗位上缺乏实践锻炼,心里素质差,一上台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毛病。更多的希望学生在校期间大好良好的基础。音乐学的学生必须要会往实践中走,而后又返回学习当中去,不断的提高自己。我国一直都在开展素质教育,大大地增加了音乐学科的课外活动。为了符合社会发展趋势,在培养音乐学学生在钢琴方面的登台表演经历和艺术实践活动能力,那音乐学专业钢琴教学必需作出改革。改革的目标就是让每一名学生都参加艺术实践活动中,多去校外实践基地实习。 二、钢琴教学内容 传统的钢琴教学当中,大量的都是世界名家做的钢琴作品。比如有拉赫马尼洛夫音画练习曲,柴可夫斯基的四季等。更具不同人的喜好有些同学喜爱巴洛克时期的作品,有的喜好古典主义时期的作品,有的喜好浪漫主义时期的作品。那有些学生喜好拉格泰姆,爵士,布鲁斯等黑人音乐风格音乐元素的借鉴。在音乐学学生走上工作岗位之后,即兴伴奏的强与弱,对学生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在钢琴教学过程中不仅要有钢琴的课程,更开设即兴伴奏这门课程。但是这门课开设,在这些年也反应出。由于学生钢琴基础水平的高低不一样,使得教师在实践中遇到很多难题。即兴伴奏是钢琴技能,基础课程融合的一个综合性科目。在学之前应该要学生具备车尔尼599,849水平,学习内容该重点强调说有大小调音阶琶音和弦。同时还要求学生具备很好的和声基础。在钢琴教学内容中多多了解内容,情绪,风格。好的伴奏能力是通过多次的实践长期练习获得的。学生该主动多完成谢曲目,在完成老师留作业以外,还要多去找比较生疏的曲目进行练习,这样可以提高识谱能力。生选用的教材上太单一化。可以通过改革实现巨大的包括性,把钢琴基本的弹奏技能知识与即兴连起来,进行重新编写。那这样的教材也大大提升的教学效果。授课时时会对学生进行集成练习部分,有音阶,琶音,和弦以及哈农还有各种练习曲以外,可以加入伴奏音型,和弦的连接训练。这样使我们学生在刚刚开始学习内容中就得到丰富。同样要严格要求学生弹奏内容同时,更该让学生多多弹奏乐曲的伴奏部分。让学生多听旋律和声以及伴奏织体。例如学生弹拉赫马尼洛夫的作品时,就应该注意多多分手练习,多体会和领悟旋律的走向。 三、教学理念 破原有思维模式,敢于创新。音乐学的学生是要求钢琴,即兴伴奏,艺术实践活动三个大方向合成的。这三个部分是依托关系,缺一不可。虽然在学习过程当中这三课程由不同主教老师分开教学,但是为了学生能够更好的将这三门课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这三个课程的老师应相互协商,相互探讨。如何让这三门课有机的结合在一起。这就需要突破我们教师原有的教学理念,使更多的教师参与进来,多交流,多合作。并长期教师之间形成很好的交流,大大提倡教师之间的合作交流。三门课程的教师该多多找找科目的通性,及不同的地方一并解决。在基础和的同学生身上要多多发现好的学习方法,也可以让老师和同学共同总结和完善教学方法。这样会有利于学生的学习进度。同样在每个学期中,举办组织学生进行教学观摩。根据音乐课的特点,定期开展以系部,班级为单位的教学观摩,同时也较强的促进学生之间的学习,以提高他们学习积极性。对于考核我们要多样性发展,把艺术实践的成果也计算学生的成绩之内。这样学生会更主动的学习。对于高校的音乐学钢琴的改革,必学坚持以科学为主导,主动放弃陈旧的课程观念,使钢琴这个大学科能够互相促进,这样才能使这一学科培养更多的人才高校的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它考虑的面广,量大。应该从实际出发,克服困难,勇于突破和大胆创新。这样的音乐学钢琴教学的实质发生了改变。才可以真正推动我国高校音乐学钢琴教育事业的发展更稳,更科学,更有活力。最终使学生好老师都满意,社会高度认可的改革。 作者:方飞 单位: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大学英语教学篇1 0引言 蔡元培,是当代的知名教育家,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对于大学与人文思想他曾经说过:“在人才培养上,大学无不以培养通识博学,具有高度教养和全面发展的通才。”由此可见人文思想在蔡元培心中的重要性。然而在现今的大学英语教育形势下,人文思想的塑造正是目前所缺失的,大学英语的教学多数属于实用性、工具性为主,常常带有很强的目的性,完全将大学英语作为了一门技术性的学科进行教学,这样是行不通的。一直以来,英语的教学都受到应试教育的影响,从初高中开始,英语的课堂教育都只重视语音的训练、单词的背诵以及语法的讲解,广泛采用题海战术,使原本生动形象,引人入胜的英语课程变得让人惧怕,变得枯燥乏味。即使是到了大学英语课堂,仍然有这样的后遗症,大学生为了四、六级而奋斗,只是把它当成一种工具,一种毕业的条件,在学习中带有很强的目的性,根本不能体会英语这门语言中的人文思想,无法体会其中的学习乐趣,自然就导致大学英语教学的难度大、效果差。 1大学英语教育的要求 在大学课堂中,英语作为所有高校的公共基础必修课,开展的目的就是想要提高大学生的语言文化修养,让英语能力能够作为大学生的一项基本素质。在《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中明确指出了大学英语教育的要求,大学英语不止是一门语言基础课程,是为了让大学生能够充分接触世界的人文知识和人文思想,是一门素质教育课程。所谓素质教育就是要通过大学英语课程教学,将英语的词句、文字背后的深层含义进行讲解,使学生能够达到深层次的领悟,从而去理解这些文字背后传达的情感,体会背后的人文思想,从而提升人生的境界和修养。大学英语教育应当秉着将大学生的个人发展同国家的强盛和民族的兴衰紧密联系起来,把大学生的人文思想教育放在首位,培养德才兼备的新世纪人才。 2人文思想的内容 人文思想中,关键使人文两个字,人文二字现在常解释为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这是《现代汉语词典》对“人文”的解释,按照《辞海》中的解释来看,仍为同样的意义。而在我国的古代社会中,人文是人类的文明社会区别于野蛮社会的各种人类社会活动等等。可见从古代开始,我国对人文思想就有了很高的重视程度。从古至今,人文思想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有很重的分量。而在西方国家中,对于人文思想也有相似的理解,对于西方国家,狭义的人文思想是指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关心人、以人为本以及重视人的价值与发展;与之相对的是始于古希腊的人文思想,这是一种源于自然的文化传统,简单的说他们的人文思想就是尊重人的价值,特别是人精神存在的价值。所以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大家对于人文思想的理解可谓是殊途同归。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引导学生体会生活中的人文思想,不仅是要让他们学到知识,过更多的是锻炼他们的理性、情感和意志,教会大家如何做人,从而引导学生去思考人生,完善人格,所以大学英语教育过程中要实现人文思想的贯彻,这也是实现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的体现。所以在大学英语教育中贯穿人文思想是对语言背后的文化底蕴的一种理解。即人文思想的贯穿对于大学英语教育是必需的。 3大学英语教育的主要问题 第一,学科教育的定位模糊。大学英语教育应当是为学生传授英语的人文内涵,讲述国外文化,然而,当下的大学英语教学却被当成了工具式教学,学生学习都抱着想要通过四、六级的目的,功利性太强,使得老师的教学也向工具性偏移,最后造成大学英语的教学过程缺乏人文思想,缺乏语言背后的内涵,学科定位模糊。第二,对大学英语教育重视不足。由于高校对大学英语的学科定位不清,加上高校只重视各个专业的实用性,对于大学英语这样的专业,因为是公共课,学校领导自然会认为其实用性不强,从而忽视了大学英语课程中的人文素质教育。同时,学生的就业压力大,为了就业都活跃在考证的路上,学习功利性太强,大家也都只看重英语的工具性,从老师到学生对于大学英语课程教学都显得重视不足。第三,高校教学师资力量薄弱。各个高校都将大学英语作为公共课对待,由于大部分学生都没有出国打算,自然使得大学英语课程的定位日益边缘化,学生对课程教学都显得不够重视。学生的学习情绪不够高涨,教与学是相互的,学生不够热情,教师也慢慢退出教学的舞台,教学的安排都围绕着考试进行,导致教师对自身要求不够,从而使教学质量下降,师资力量也就显得薄弱,无法将大学英语的人文思想教育加入课堂。 4加强大学英语教育人文思想的必要性 4.1大学生目前的思想状况 要学习好大学英语,更多的是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而自主学习能力的关键就是提高学生的人文思想。从目前来看,大学生的思想状况还存在这很多问题。第一,大学生普遍关注社会问题,但是始终不能全面了解社会现状。第二,大学生都存在自己的理想,也都会勇敢地追求自己的理想,但是他们的动机始终趋于功利化,追寻理想的路上总是带着很强的功利性。第三,作为当代大学生,思想很活跃,想法很多,但他们的认识都过于极端,思考问题不全面。第四,很渴望去理解和拥有自我意识,但是对于自我的评价很片面,无法全面了解自身。第五,大学生情感丰富,情绪化严重,所以使得大学生自身带有很大的不稳定性。第六,在自身独立意识增强的同时,又存在这很大的依赖心理。这些问题都出自学生的人文思想不到位,再加上课堂上对人文思想的忽视,学生的人文素质得不到提高,自主学习的能力自然也就跟不上了,所以说,加强大学英语教育中的人文思想是十分有必要的。 4.2纠正学生外语学习动机的必要性 一般而言,外语的学习动机有“工具型动机”和“融合型动机”两种,前者带有很强的功利性,出于不同的目的进行英语的学习,如为了通过考试、毕业以及找工作等等。而后者是为了与另外一种语言进行交流和对话,了解另一种文化背景,与使用另一种语言的人进行交际。在我国的大学英语教学背景下,又可以将学习的动机分为低级动机和高尚动机,低级动机是与低层次的需要相联系的,是从追求个人目标出发的动机,这是在当前的应试教育中相当常见的。而高尚动机是同社会责任感相联系的,为了祖国学习,能够帮助学生树立远大的志向,通过高尚动机,为大学生持续提供对大学英语的学习动力。通过大学英语教育的过程中,将工具型动机转变成融合型动机,将低级动机转变成高尚动机,从而为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长期蓄力,努力将大学生培养成综合性的全能人才。 5如何加强大学英语教育人文思想 大学阶段,是大多数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形成和完善的关键时期,所以在大学阶段必须加强学生的人文思想教育,对于英语教育中加强人文思想教育的方式,笔者有自己的思考。 5.1挖掘教材,传授人文思想 其实当下的大学英语教材涵盖的内容是很全面及丰富的,课文的内容既包括了基本的语法、常用语等,还包含了人文思想、道德水准等等,还会涉及到相应的国外生活习惯、处事方式等等。作为教师,应当挖掘课本中的人文思想相关的内容,把握好语法讲解与人文思想教育之间的度,着重给学生熏陶人文思想,在教学的过程中,培养人文精神、掌握人文思想教育方法,通过挖掘教材,帮助学生改善人际关系。譬如在教学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对文章的作者、文章背景进行介绍,从而带出一个时代背景,促进学生自己去品味、理解,让学生领悟课文内容所蕴含的人文精神。通过吸取其中的人文思想,提高学生修养,形成优秀品格。 5.2课外读物,陶冶人文思想 课外阅读是对整个大学英语教育的重要补充,大量的课外阅读可以快速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因为在课外读物中,那些经典的著作,仿佛一位位伟大的思想家,阅读它们就像是和它们对话一样,这些都是人类思想的精华,有着深厚的人文色彩。广泛阅读国内外文学作品可以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促使大学生的人文思想的形成,通过阅读让学生感受文化的熏陶。作为当下的大学英语教师,应当发挥好导师的作用,为学生推荐有营养的课外读物。还可以为不同层次的学生推荐不同的课外读物,并将课外阅读作为考察的对象,通过文学著作来启发大学生体悟、思考、品味人文知识。并在课余时间定期举行读书交流会,促使学生自主交流,通过体会人文思想来认识自我、认识人生。 5.3深化教育,合理利用资源 合理运用歌曲及影视等人文教育资源,其实在英文的歌曲和影视作品中,多数都蕴含着大量的人文素质教育资源,在大学生群体中也广为流传,将这些资源规范化,选取其中意境深远的、积极向上的作品,做成歌曲影视集,这种方式最易为广大的大学生所接受。教师可以将优秀的、蕴含人文思想的歌曲影视作品推荐给学生,这种方式是学生喜闻乐见的,对于深化大学英语教育中的人文思想教育有重要意义。 6总结 人文思想教育对于大学生而言是必需的,对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有着重要意义,在当下的大学英语教育中,在课程内外贯穿人文思想教育是老师的责任。如何对大学生进行有效的人文思想教育,值得所有高校的大学英语教师思考。 作者:张薇 单位: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大学英语教学篇2 1大学英语人文教育的必要性 人文教育的核心是涵养人文精神,开启学生的心智以及灵魂,从而提升学生的人性境界,塑造一个理想的人格,使学生更好地实现自身价值[1]。人文教育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大学英语作为一门多元化科目,重视人文教育十分必要。 1.1时代的需求 汉语是我们的母语,正因为我们对其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无论走到哪里,我们都散发着浓郁的中华文化气息[2]。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深入,各个国家之间的交流日益密切,英语是世界各国交流的主要语言之一,了解英美人的文化和思维方式,有助于拓宽人们的视野,使人们对世界的了解更全面。 1.2推动教学改革的重要力量 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了解英美人的风俗文化和思维习惯,有助于更好地学习语言。大学英语教学一定要改变教学观念,在培养学生语言技能的同时,进行相应的人文素质教育,推动大学英语教学改革[3]。使学生不再孤立地学习语言,而是能从整体上领略欧美文化。 1.3人文素质教育决定学生的综合素质 人文教育的核心是人文精神,它是一种隐性技能,能对学生的知识体系起到支撑作用,是一个人长久发展的动力。这种精神能够促进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大学英语的学习与人文教育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将英语教学与人文教育相结合[4],使英语教学不仅是对知识的传输和对语言技能的培养[5],而且是有效促进学生综合素质,完善大学生人格,促进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的重要路径之一。 2大学英语教学中实施人文教育的现状 传统的大学英语教学观念认为英语仅仅是一种可供交流的语言,教师只需将僵硬的理论知识教给学生,这导致了英语教学缺乏活力,教学方式单一枯燥。目前来看,在我国的大学英语教学中,很多的教师还是秉承着这种传统的教学方式,课堂教学重视理论知识以及技能教育,对于人文教育忽略不计,导致大学生的语言能力与人文素质严重背离[6]。另外,有些高校虽然也在英语教学中融入了人文教育,但是仍处于起步阶段,教师对文化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没有对人文精神进行深度挖掘,导致学生跨文化能力很弱,无法提升综合素质。产生这种现象的最主要原因是我国的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有着很大的分离性,教育技能化现象在课堂教育中占有很大比例,使人文教育没有了发展的空间[7]。这种语言工具化观念严重阻碍了大学英语人文教育的发展。 3大学英语教育中实施人文教育的相关措施 3.1对课文中的人文背景知识进行拓展 对于大学英语教材来说,它不仅仅是语言知识的载体,同时也是文化知识的载体,在这之中蕴含着很丰富的人文知识,涉及到社会各个领域的文化知识,这些知识是学生了解国外典故以及历史文化的重要源泉[8]。因此,教师在教学中一定要让学生对课文中的知识有一个全面的理解,尤其是课文所涉及到的课外知识,如当时的社会背景、价值观念、审美意识以及风俗文化等,要对学生进行详细讲解,以拓展学生的知识。此外,对于富含深刻哲理的课文,要重点为学生进行讲解,引导学生自主思考,以丰富自身的情感世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等。举个简单的例子,在大学英语教学课程“FiveFamousSymbolsofAmericanCulture”中,主要是对美国的文化象征进行全面的解析,为此,教师在教学时可以对学生进行引导,提出一些问题,使学生思考一下中国的文化象征,并且围绕中国的文化展开讨论,引导学生查找一些具有长远价值的中国民族文化,使学生在了解国外文化的同时,也对自己国家的文化有一个全面地了解,能够做到文化的传播继承。另外,在对另一课程“ChangesintheBalanceofNature”进行讲解时,也应有效地融入相应的人文精神,对于课文中人类对自然环境造成的改变进行阐述,引导学生自主思考,并展开积极的讨论,使学生注意怎样更好地应用身边的资源,从而在心中树立起保护环境以及节约资源的观念。在大学英语课文中,很多能够引发学生的深思,教师要能够融入人文资源,提升学生的自主思考能力以及对英语课程学习的兴趣。 3.2对课文内容进行补充讲解 大学英语教学属于语言文化范畴,因此在英语教材中选用的很多内容都是来自于一些文学作品或者是历史事件。很多时候在教学中一些简单的词语便代表着一个历史事件,因此教师可以对这些词句进行引申,为学生讲解相应的历史事件,从而促进学生对历史的了解。举个简单的例子,教师在进行英语课程“AngelsOnAPin”时,涉及到了一个故事,教师可以这样为学生进行讲解:“在物理的考试中,学生利用气压表来测量楼房的高度,有一个学生将气压计拿到了楼上,然后吊了一根绳子到楼下,从而计算出楼高,但是却被教师判了不及格,主要是因为学生没有按照教师的要求进行解题。这个故事说明,实际上并不是学生做错了,而是因为当时的教育制度十分僵硬,这是对教育的一个批判。”在对学生进行直接课程的讲解时,很多学生不了解课文到底在讲什么,并且不了解“AngelsOnAPin”的来历,那么教师可以为学生进行简单地讲解,介绍一下欧洲中世纪在神学统治下的历史状况,那时由于思维受到限制,使得人们对于哲学内容的研究脱离了实际,从而使学生了解到这个题目代表着一种讽刺,以促进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另外,在另一个课程“AMiser-ableMerryChristmas”中,涉及到了关于基督教的圣诞节方面的内容,并且在很多的课程中都涉及到了关于《圣经》的内容,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可以根据课文的内容简单地介绍一些基督教的情况,使学生对当时的情况有一个了解,从而来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 3.3对人物进行详细讲解 在大学英语的教学中,会涉及到很多的著名人物以及著名的历史事件,这些人物对学生形成良好的价值观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教师可以在教学中,根据相应的教学内容,将其中涉及到的著名人物为学生进行讲解,从而促进学生的学习。举个简单的例子,在课程“TheProfessorAndYO-YO”中,主要是讲述了教授爱因斯坦与玩具之间的故事,从而表现出伟大发明家的另一面,虽然学生对于伟大发明家的著作比较了解,但是对其平时的生活却不够了解,因此,教师可以为学生讲解发明家的生活琐事,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学生探索思维能力的提升。 3.4对科技以及热点新闻等知识进行讲解 在大学英语教学中,语言是文化交流的载体,对于英语知识的学习,主要是为了使学生能够在社会中更好地交流发展,并且能够与国外进行文化交流,促进我国文化的传播与发展。因此在大学英语教材中,经常会出现一些与目前社会现状相关的热点事件,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中对目前的社会热点有一个基本了解,从而可以根据课文的内容进行热点知识的讲解,促进学生对知识的了解,同时也了解目前社会的发展,并且这在很大程度上也能够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 作者:黎晓 单位:长江师范学院大学外语教学科研部 大学英语教学篇3 现代英语教学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传授语言知识的教学,而是集传授知识、传播文化、传达思想、培养人文情怀等于一体的综合性的语言教学。国家《英语课程标准》明确提出,综合语言能力的形成是建立在学生学习技能、语言知识、情感态度、学习策略和文化意识等素养整体发展的基础上的。语言的学习已经成为全方位的学习,突出以人为本,发展素质教育。这种综合全面的语言教学既有利于学生发展语言运用能力,又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情商,从而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人文素养。 一、教师要具有人文关怀的素养 教师是一群从事着神圣职业的普通人,身上肩负着培养祖国下一代的历史重任。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教育工作中,一批批学生成为社会的栋梁、家庭的支柱。留给教师的,除了岁月的流逝外,就是基于自身言传身教而给学生带来知识的那份喜悦和自豪,这也许就是每一位教师最大的成就和幸福。作为一名教师,其职责除了向学生传授知识以外,更要关心学生的成长、成才和成人,这就要求教师首先要有高尚的人文情怀。 1.作为一名教师,首先要有一颗广博无私的大爱之心,爱生活,爱社会,爱学生,爱教育事业,用真挚丰富的情感去感染、教育学生。以爱心为前提,充分尊重学生个体,才能赢得学生的喜爱。对学生的爱应该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的爱,无私的爱,不求回报的爱。只有让学生感受到这种爱,才能使学生在平和、愉悦的心态下接受知识,接受爱的传递,产生良好的情感体验,并把他们接受到的这份爱回馈社会。试想,一个对社会充满仇恨、对生活充满不满、对学生充满不屑的教师如何能去正确地影响感染学生,如何能给予学生正能量?所以爱心是每一位教师首先应该具备的素养,要在每个学生的心里撒下爱的种子,用真诚无私的爱去感染、激励、教育和造就他们。这既是教师职业神圣之所在,更是教师人格魅力的最大体现。 2.教师要有高尚的人品、乐观的心态、积极健康的心理、克服困难的勇气和坚强的意志力,要宽容大度,还要通晓一些人生道理,有一定的教育机智,能用欣赏的眼光看待学生,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美好。身教重于言传,教师的一言一行都是教师内在素养的外在体现,都会给学生以潜移默化的影响。教育并非简单的知识传递,而是教师人格魅力的延续。 3.教师除了要精通自己所传授的专业知识外,还要有丰富的文化素养。作为一名英语教师,扎实、良好的专业基础知识和专业理论水平是提高英语教学质量的必备条件。而教师的文化素养是一个优秀教师的基础素质,它关系到教师授课的广度、深度和感染力。教师文化素养是教师的学识水平、人格修养、知识视野、思维品质、创新意识、气质品位、价值取向、审美能力等的综合。教师只有不断加强自身的文化素养,才能促进自己的成长与发展,形成自己独特的教学风格,显示自己独特的教学魅力和深远的影响力。所以教师要博览群书,涉猎各行各业的知识,努力拓宽自己的知识视野,丰富和完善自己,还要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从学习中汲取营养,增强文化底蕴,只有这样,才能担负起时代赋予教师的神圣使命。 4.教师要富有幽默感。一名优秀的教师,不应该只把课堂当作传承知识的场所,更应把课堂当作师生交流思想感情、产生思想共鸣、碰撞智慧火花、启迪智慧灵感的场所。而风趣幽默是改善课堂教学气氛的润滑剂,它是教师人格魅力的展示。一个妙语连珠、具有独特个性魅力的教师在教学中,不失时机地幽默一下,既能使学生紧绷的神经得到放松,又能使学生在开怀大笑中接受知识,教学效果倍增。幽默是一种风度,是一种优雅,是一种人生境界。具有幽默感的教师既能使学生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学到知识,又能培养学生的乐观主义精神,让他们学会笑对生活,笑对人生。“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师要用自身渊博的知识、优秀的品质、乐观向上的精神在每个学生心中播撒下诚实、正直、善良,充满爱和希望的种子,点亮学生智慧的火花,让每一个学生都能用最灿烂的微笑迎接每一天太阳的升起。 二、教学内容要关注人文情怀 由于受中国教育大环境的影响,即使初高中的英语教材内容涉及到人文情怀,英语教师也会迫于中高考的压力只讲语法、词语搭配、写作等与考试相关的内容而忽视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所以作为大学英语教师,由于这一阶段学生没有太多的学习和社会压力,就要在传授语言知识的同时,注重培养学生人品的修为和情商的提升。大学生通常是十八九岁,正是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形成并且定型的关键时期,在英语教学内容中渗透社会责任感、自信、乐观、宽容、诚信、自制力、乐于合作、敢于担当等品质修为对于培养大学生的人文情怀和综合素养、实现素质教育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学校现在用的教材《新境界英语》很好地融入了人文情怀,该教材共三册,内容包罗万象,丰富新颖,涉及到做人的品质、如何与人交往沟通、环境保护、情商的培养、社会风俗、科学常识、生活情感等。例如,第一册第一单元有一篇课文“WhatIHavetoRemember”就是要告诉学生如何与自己、与周围的人、与这个社会和谐共处,保持平衡。现在的大学生由于从小只关注学习,只注重成绩,“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为拼高考”,所以在与人交往、适应社会方面存在严重的问题,有的甚至由于无法适应社会而采用极端的方式比如自杀等。所以大学的第一课就要告诉学生:在这个社会,无须人人都喜欢我,我也没有必要喜欢我所认识的每一个人,即使有人不喜欢我,我依然能活得很好;每个人都会犯错误,我也会犯错,没什么大不了的,关键是犯错后我会改正错误,继续努力尝试,而不是一蹶不振;我要学会对自己的每一天负责,让自己的每一天都过得很精彩,要有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和乐观豁达的心态,努力拼搏,不怕失败。第三册第三单元有一篇课文是关于茶文化的。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之一,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具有修身养性、陶冶情操、提升生活品味、有益身心健康,以及促进社会进步和丰富文化生活等社会功能。通过学习这篇课文,可以让学生了解茶的起源和发展、茶的保健功效、茶文化的美学功能、茶艺茶道等知识,甚至可以培养学生养成喝茶的好习惯。喝茶能静心静神、陶冶情操、修身养性、去除杂念。中国茶文化将饮茶与人生处世哲学相结合,上升至哲理高度,形成茶道。茶道就是品尝茶的美感之道,是一种烹茶饮茶的生活艺术,一种以茶为媒的生活礼仪,一种以茶修身的生活方式。它通过沏茶、赏茶、闻茶、饮茶等茶道增进友谊,美心修德,学习礼法。茶道精神是茶文化的最高层次,也是茶文化的核心和灵魂。茶文化中所蕴含的道德观、价值观及各种礼仪和思想可以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茶文化还有怡情和美学功能,中国茶道人美、茶美、水美、器美、艺美和境美。在安静幽雅的环境中品茗,感受茶之淡雅清香,品味生活的美好和诗意,怡情悦性,培养审美情趣,陶冶性情。茶亦如人生,饮茶时茶味是先苦涩后甘甜,启示人生如茶一样,有淡淡的苦涩,也有醇香的甘甜,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有挫折也有失败,但是经历了风雨才能懂得彩虹的珍贵。茶文化可以引导学生在这个浮躁的社会抛开浮躁的心情,静心养性,以一种从容的心态去迎接生活的挑战,感受生活的美好。茶文化中所倡导的礼仪、礼俗可以培养学生养成文明的举止行为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养成谦和礼让的良 好品格。饮茶不但可以促进身体健康,而且可以修身怡情,有利于人的心态平衡,解决现代人的精神困惑,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和文化素养。茶文化因其自身的养生功能、文化功能、教育功能、审美功能和精神魅力使大学生获得身体、道德、心理、文化和精神等多方面良好的素质,让他们做到内外兼修,德才兼备。 三、教学方法要体现人文关怀 过去的英语教学一直是填鸭式的满堂灌,教师是课堂的中心,学生被动听课,被动学习,缺乏积极性和参与的热情。针对这种情况,我校采用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教师通过小组翻译、角色扮演、课堂辩论、学唱英文歌曲、制作PPT等形式多样的教学方式让学生真正参与到课堂中,成为课堂的主人,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学生不再是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充满激情和活力并蕴藏着无穷潜力的人。教师也不再是课堂的中心,而是课堂活动的组织者和引导者,通过创造宽松和谐的课堂氛围,消除学生对英语学习的恐惧感,更新观念,改进教学方法,全面、认真、科学地指导学生学习,充分体现人文关怀。《新境界英语》第二册第一单元的课文“TheIm-portanceofBeingHonest”(《诚实的重要性》),讲述了一个贫穷的拉小提琴的大学生在街头卖艺时捡到一张无意中失落的奖券后,退掉了去维也纳进修的飞机票,把奖券归还失主的故事。文章的结尾,有人问小提琴手:“你当时那么需要一笔学费,为了赚够这笔学费,你不得不每天到地铁站拉小提琴。那你为什么不把那50万元的奖票留下呢?”小提琴手说:“虽然我没钱,但我活得很快乐;假如我没了诚信,我一天也不会快乐。”这篇课文对学生有很强的思想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诚信缺失的现象却越来越严重。大学生作为未来社会的创造者和开拓者,更应该培养自己求真务实、诚实守信的良好道德品质。在教授这篇课文的时候,可以提前一周给学生布置作业,让他们首先了解课文大意,然后以小组为单位用自己的方式把课文内容展示给大家,形式不限。各个小组积极准备,他们采用了不同的展演形式,例如角色扮演,有扮演小提琴家的,有扮演学生的,还有的演路人或旁白,学生演得绘声绘色,惟妙惟肖,把一个学生诚信的故事活灵活现地搬上了讲台。另外还有一些组采用访谈节目的形式,或是在黑板上画画并且讲述的形式,还有模仿易中天的口音讲故事的形式等,让人有眼前一亮的感觉。采用这样的教学形式,可以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积极参与课堂活动,锻炼了学生的组织和表演才能,以及小组成员互相合作的能力,而且还学到了课文的中心思想———诚信。让学生真正地参与其中,感同身受,学习主人公诚信的美德,并用它来完成自身的塑造,培养诚信的品质,提高思想道德素质,体现人文关怀,实现全面发展。人文素质教育是大学教育的灵魂,大学英语教育离不开对学生人文情怀和综合素质的培养,这不仅关系到大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更关系到整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未来和发展。 作者:闫玲英 单位: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
文学研究论文:古代戏曲文学研究 研究述评 戏曲文学在国际国内都因戏曲艺术的独特表演形式而备受关注,也不断得到学术界的阐释,形成了相对厚实的学术积淀,成为我们提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的学理基础,并对我们开展这一问题的讨论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在西方,戏曲文学起源早,影响深,并且对西方哲学、文学、绘画以及当代电影艺术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受到西方社会的普遍认可,特别是随着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化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加速,使得文化全球化及其应对成为西方学术界关注的一个话题,像斯坦利霍夫曼的《全球化的冲突》、约翰汤姆林森的《全球化与文化》等论著,让我们联想到从本土文化艺术研究可以获得应对外来文化入侵的应对策略。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邓启耀教授、日本早稻田大学鸠山弘一教授和柳生次郎教授、韩国李夏成博士等更是在较早些时期便对云南戏曲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先后到昆明、大理、楚雄等地进行考察,对云南戏曲走向世界起了重要作用。本尼迪克特的《菊花与月》、马丁艾斯林的《戏剧剖析》、莱辛的《汉堡剧评》、鲁道夫阿恩海姆的《艺术与视知觉》、乌格里诺维奇的《艺术与宗教》等对我们关注和讨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相关问题提供了全球化的这一全新的视角和间接材料。 在我国,戏曲与诗歌、散文、小说一起并列为我国古代四大文学样式,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东方化的审美取向和综合众多艺术样式的表现手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自20世纪初期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开启了古代戏曲文学的研究以来,经过一个多世纪几代学人的努力,《中国戏剧史》《元曲家考略》《南戏拾遗》《古剧说汇》等著作,无论是在剧目整理、作家考辨、戏曲史等基础研究方面,还是在社会学、民俗学、语言学、文化学、艺术发生学等深层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戏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戏曲志云南卷》对云南的戏曲历史以历史性观点作了梳理,列举了云南戏曲史上的重要事件,流行剧种等,是一部较为翔实的对戏曲艺术进行整理的著作;《云南地方戏曲剧种史料汇编》系列丛书按剧种、剧目、音乐、艺人等系统,分别对云南地方戏曲中24个剧种的形成和发展史况以及音乐特色等作了详略得当的介绍;李安志、徐志强等主编的《西南文化史》把云南戏曲史作为其文化史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着重介绍了元代昆明水浒戏、明代关索戏、少数民族杂剧作家作品,但该书并未以云南戏曲为主要研究对象;王胜华的《云南民族戏剧论》,从民族文化的自我传习、保护与发展方面做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此外,尚有对某些具体的剧种,如白剧、傣剧等戏曲作品、流派群体的研究著作、论文等,这些研究成果构成了我们深入研究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基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显然我们从以上对国际国内研究现状的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学者在研究中更为关注的是作为一种表演艺术的戏曲,从其剧种、剧本、表演及传承等方面有所研究,但忽视了从文学样式的角度探讨其文本文化、文本创作、文本发展历程及其与地方、民族的关联。 讨论分析 从目前来看,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中,研究范围狭窄和文献资料不足这两大问题严重困扰云南戏曲文学研究的深入。尽管我们在整个戏曲研究层面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由于云南地处边陲,相对于发达的中原文化而言,云南的文化则显得封闭和落后,广大研究者在云南戏曲文学研究中很难找到切实可靠的研究资料,缺乏可以示范的研究方法和案例,导致文学研究与民族文化研究处于一种脱节的状态。故而关于云南戏曲文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亟待提高。所以从长远看,选取云南戏曲文学的地域及民族文化特征为视点,有利于从内涵方面和外延两方面促进云南戏曲文学在云南经济文化建设中趋向能力发展的均衡、公平,促进云南戏曲文学在云南文化建设及教学科研中的实效性。开展“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应以基础理论研究为主,重在对云南古代戏曲孕育、形成、发展的系列问题进行探讨,通过文化和比较的方法,针对云南戏曲文学研究中的缺漏与不足以及云南地处边陲、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等现实,结合西部大开发及桥头堡建设战略的实施,选取文学研究中地域与民族文化特征为切入点,通过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系统研究,解剖各个时期、不同民族的作品,分析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生的一般现象、基本条件、规律与特点,着重阐释云南戏曲文学的地域及民族文化特征,探索云南戏曲文学发展与经济文化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反映云南本土文化的发掘与构建、旅游文化的开发与利用方面的普遍需求、困境与出路,为云南戏曲文学的研究与地方文化建设提供有益的经验,为地方文化教材开发与建设创造有利条件。具体来说应主要关注以下内容: 一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研究。“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文化传统的重建越来越受到重视,但这是非常细致的事情,短时间内不容易见成效。”[2]111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展中,从公元前3世纪楚人庄蹻率兵入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开始,直到魏晋南北朝,云南的戏曲艺术活动见诸典籍多是“征巫鬼,好祖盟”的巫术礼仪活动。公元738年,唐册封南诏首领皮罗阁为云南王,唐赐南诏胡部、龟兹音声各一部,794年南诏遣使到长安演奏《夷中歌曲》和《南诏奉圣乐》以及1116年大理国随使艺人到宋朝表演“五花爨弄”,是云南与中原进行戏曲表演艺术活动交流及云南早期戏曲活动的痕迹。此后,在中原戏曲发展的繁盛时期,历史文献中却没有关于云南戏曲活动的记载,只有一些诗句中提到了傩舞和梁王府蓄养的优伶,即便在后期云南戏曲逐渐繁盛并奠定了“滇剧”的地位,但作为文献研究的云南古代戏曲仍然显得十分单薄。因而,作为戏曲文学研究的根本性内容的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也只有通过对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的梳理,我们才能进一步厘清戏曲文学发展线索,重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体系。具体来说要重视对云南戏曲文学的历史沿革及发展变化分析,重视对云南古代戏曲作家梳理与分析,重视云南古代戏曲作品与同时期中原文化的渊源及比对,重视对云南古代戏曲不同剧种作品的归纳与整理及其深入分析。 二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地域文 化特征研究。“在全球化背景中区域文化产业只有以本民族的、本土的、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的东西才能吸引世界注意并且推向全球。”[3]33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到1382年明朝平定云南后,军队及大量移民进入云南,加之在云南大规模开矿后带来的经济繁荣,各种戏曲声腔也纷纷传入。清初,一方面省外各种声腔、戏班继续进入云南;另一方面,云南的戏班和艺人刘二官等也出外演出,出现了著名的祥泰班,雷家班等,他们熔合石牌、楚腔、秦腔等声腔表演艺术并使之地方化,形成了滇剧三大声腔中襄阳、二簧两种,至此之后云南戏曲文学得到逐步丰富,为“滇剧”的形成繁荣奠定基础。可以说,每一种文化艺术都是植根于一定的地域环境中,都具有地方性特征。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在发展过程中既有对外来戏曲艺术的接受也有对地方文化传统的继承。因而,研究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就不能忽视对其植根的地域文化特征的研究。具体来说要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分类的调查与分析、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性特征分析、关注云南古代戏曲剧种的空间分布、关注外来文化对本地文化影响的地区、时间差异、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性特征的现代启示的研究。三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民族文化特征研究。云南拥有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这也是云南这一区域范围内最为传统、最为有地域特色的地方。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展历程中,正如民间的社火观灯活动渐趋与云南民族民间原有的“祭土主”“祭本主”风俗融合而成为祭祀性的花灯歌舞活动并演出《瞎子观灯》《包二回门》等剧目一样,地方原生性的民族民间传统祭祀仪式、节日礼仪、民族歌舞等在一定程度上与云南古代戏曲走向了融合。特别是在康熙道光年间,出现了一批“民家曲以民家语为之”、“静夜华灯演苗戏”的白剧、苗剧等少数民族戏曲表演样式;以“哎咿呀”腔流传的壮剧;把《封神演义》译成傣语演出的傣剧;从语言到音乐等都彝族化的彝剧花灯《打花鼓》等,标志着白剧、苗戏等少数民族戏曲的出现。到咸丰同治年间,更有张铭斋等在杜文秀帅府演出了《二进宫》《绝缨会》《取高平》,这三部剧在滇剧中分属“胡琴”“襄阳”“丝弦”三个声腔的剧目,这既说明滇剧声腔的成熟,也说明云南民族文化与戏曲文学发展的结盟。我们始终坚信“民族艺术是民族文化的反映,深受民族文化的浸染,作为一种符号它表现了民族文化的内涵。因此,要了解每个民族的艺术,首先就要了解它的文化。”[4]13故而,探索云南戏曲文学发展与云南民族文化建设、旅游文化开发与利用方面的普遍需求、困境与出路,必须深入挖掘置身民族文化海洋的云南戏曲文学的民族文化特征,特别是要加强对云南古代少数民族戏曲文学作品的分类与梳理、少数民族戏曲文学对主流文学的继承与发展、少数民族戏曲文学作家的身份认同及创作研究、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民族性特征分析、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民族性特征现代启示的讨论。 四是关注少数民族特色剧种剧目的研究。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边疆省份,有汉、彝、白、拉祜、哈尼、壮、傣、纳西、傈僳、佤、回、瑶、苗、藏等26个民族,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滇剧、傣剧、白剧、彝剧等富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剧种,它们和川剧、评剧、京剧等外来剧种共同构成了云南的戏曲系统。但各民族剧种的发展是不均衡的,造成这种不均衡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除了地域、文化、民族特性外,长期以来我们缺乏深入的分析和探究,学术界重视和研究程度不够。另外,从现有剧目资料来看,不管是彝剧、云南壮剧,还是白剧、傣剧等都和中原戏曲剧目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我们缺少细致的分析和整理,对其继承和发展关系的讨论不甚了了。再次,我们在讨论戏曲文学民族性时,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不够,导致在翻译中往往存在很大的差异,甚至舛误。尤其是古代用少数民族文字创作的作品的翻译整理工作,几乎没有突破和进展。 结语 云南是一个民族文化聚集的地方,与其他地方的民族文化和外界文化有密切的联系,不仅和汉文化、藏文化,甚至和整个东南亚、南亚文化都有关系。“文化特色不是照搬照抄,而是从文化自我植根的土壤去挖掘资源,获得活力,形成文化的地方特色以赢得发展机遇。”[5]86云南戏曲文学作为云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汇聚了云贵高原足量的文化特征和鲜明的边疆色彩,探讨云南戏曲文学的创作状况、发展历程,可以使其艺术、文化价值得到新的阐释,从而揭示云南戏曲文学在民族文化大省形象和弘扬民族文化过程中所创造的文学景象与时代价值,通过对云南戏曲文学在民族认同、冲突、融合、互补中的现象梳理与分析,可以在社会文化层面上启迪民族和谐意识,促进云南地区社会的和谐稳定,为全球化背景下戏曲文学的发展寻找可资借鉴的理论材料与创作经验。这对于云南增强竞争软实力乃至其可持续发展以及“两强一堡”发展战略的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本文作者:吕维洪 单位:曲靖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关爱和的近代文学研究 关爱和先生是已故的近代文学研究学者任访秋先生的开门弟子,也是我国最早的近代文学硕士研究生之一。他是我国近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在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在至今20年左右的学术生涯中,取得了一系列优秀成果。总体来看,他研究的领域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全面奠基层面,二是文学思潮论层面,三是文学流派论层面。当然,这三个层面的划分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贯穿这三个层面的是作家及其创作研究,这里的创作研究不仅包括文学作品,而且包括政治思想、文学理论等内容。第一个层面作为基础,多表现为显在的作家创作论,而第二、第三个层面则作为一种底蕴,更多地表现为内在的精神把握。其实,这种内在的精神把握在第一个层面中不管是文学史论文学思潮论、文学流派论还是作家作品论都已经表现出来了,有的篇章表现得更加明显,如《剑气箫心龚诗魂》对龚自珍诗作精神的领会,《论老残》对刘鹗笔下的人物老残内心的把握,都明显地表现出关先生深邃的穿透力。 奠基层面主要有四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即近代文学史及史论、文学思潮论、文学流派论和作家及其创作论。关先生在近代文学史的建设方面可谓功不可没,他第一个建议编写一部中国近代文学史教材,任访秋先生极力赞同,并着手编写。关先生任上编的主编,并在全书中撰写了《桐城派的中兴与复归》、《清末常州词派》和《近代戏曲》三章,这三个领域关先生都有独到的研究和深切的体会。由他主笔的《〈近代文学史〉绪论》(三人合作)是一篇提纲挈领的史论,既宏阔又精辟,既晓畅又深刻,充分体现出论者敏锐的洞察力。教材问世以后,反响强烈,被国家教委评选为优秀教材,并被推荐为全国高校近代文学课程通用教材。作家及其创作论的成果主要有《龚自珍文学思想散论》、《蒋湘南文学略论》、《嘉道时期的桐城派—姚门弟子思想与创作述略》、《陈衍的诗论及诗作》、《谭嗣同文学略论》、《柳亚子简论》、《辛亥革命烈士宁调元诗文简论》、《苏曼殊译作述评》(均见《从古典走向现代》一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版)、《剑气箫心龚诗魂》(《文学遗产》1993年第5期)、《论老残》(《文学评论》1994年第4期)。这些论文做得很规范又很扎实,从作家的年谱、思想发展过程、文学思想以及创作的内容与特点等诸多方面作了充分的考察和论证,资料详实,论述精当,这些被关先生谦称为早年“习作”的论文给人以成熟之感,这是关先生受任先生巨大影响和严于律己、刻苦钻研的结果。关先生在文中曾说任访秋“先生十分注重研究生的基本学术训练。入学之初,先生曾提议我从近代作家的年谱与诗文系年做起,我试着做了龚自珍等一两位作家,……所写的论文《蒋湘南文学略论》受到先生的好评。”后来的《剑气箫心龚诗魂》和《论老残》两文可谓炉火纯青,前者用“剑气箫心”四个字概括了龚自珍诗歌的灵魂之所在,关先生精辟地论述道:“在气象万千的‘剑气箫心’中,包蕴着处在封建社会濒于崩溃之历史时期,渴望变革风雷而又黯然神伤与秋气暮霭,怀抱幽怀孤愤而又充满奇情逸气诗人的人格期待,人生态度和诗美追求。”后者用四个形象不同的老残把老残解剖得淋淋尽致,在老残身上“集中地体现着作者试图赋予作品的思想意义,老残的性格、情趣、见识、议论,无不在作品中代表着作者的声音。老残不仅是一个手摇串铃、流浪江湖的行医者,还是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中国纷乱与艰难时局的亲历者、先觉者及预言者。走方郎中之老残与哭泣扶危之老残、形体流浪之老残与灵魂惊惶之老残叠印重合,浑然一体。新旧裂变的时代与忧思深广的刘鹗创造了老残,老残记录着时代的裂变与作者的忧愤。”这样精练的理论概括,没有深邃的思想穿透力是难以达到的。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潮论与文学流派论为此后这两方面的专着作了坚实而有力的铺垫。 第二个层面的成果主要有专着《悲壮的沉落》和论文《近代文学观念的变革》(载1986年)、《后期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未定稿》1986年)。《梁启超与近代文学启蒙》(《史学月刊》1999年第2期)等。 在《悲壮的沉落》一书中,关先生从晚明人文主义的昙花一现到清末古典主义的逐渐式微,从嘉道之际言关天下与自做主宰的文学精神到惊秋救敝与忧民自怜的文学主题,从鸦片战争时期民族灾难与诗海潮汐到诗潮的情感流向、意象群与客体形象系列,从宋诗派自立不俗与学问至上的双重期待到桐城派立诚求真与道统文统的两难选择,从太平天国与曾国藩集团对峙的观念冲突与文化论战到功利实用的文学价值趋向与战争背景下的情感世界,从侠邪小说的忠义观念与英雄驯化现象到情爱旨趣与狭邪心理等等都作了十分充实的论述。关先生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注意避免机械化倾向,运用辩证的眼光审视研究对象,在占有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认真揣摩体悟,不作空疏的议论,不下大而无当的断语。他的论断自然贴切,符合理论与创作实际,而且鞭辟有力,入木三分。以太平天国和曾国藩集团两个文学空间来说,虽然双方的观念相互对峙,相互冲突,但是文学的价值取向仍然是一致的,都持实用功利的价值观。以19世纪的小说创作,特别是侠妓题材的小说来说,关先生避免对其作片面的价值判断,而是置之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从当时的文化变动与小说主旨的表达,到侠妓题材形成的原因与其主题模式的建构,论证了侠妓小说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这样得出的结论便具有更强的说服力,也必定令人信服。 第三个层面的主要成果有专着《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以及论文《桐城派的中兴、改造与复归—试论曾国藩的文学活动与作用))(《文学遗产》l 984年第5期)、《嘉道时期的桐城派—姚门弟子思想与创作述略》、《桐城派的立诚求真与道统文统情结》、《姚鼐的古文艺术理论及其对桐城派形成的贡献》、《守望艺术的壁垒—论桐城派对古文文体的价值定位》(《文学评论》2000年第4期)、《清末常州词派概说》,而宋诗派、常州词派和选派等流派有待完成。 《古典主义的终结》一书从桐城派的历史承续、发展轨迹、古文理论、古文创作、后期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之关系以及五四先驱眼中的桐城派等六个方面展开全面而详细的论述。论者开篇就从唐代古文谈起,勾勒了古文一派的发展脉络,直追桐城派,继而描绘了桐城派兴衰嬗变的轨迹,并将其分为四个时期。在初创期,桐城三祖—方、刘、姚分别创立义法说、神气说、刚阳阴柔与神气律声说;在守成期,姚鼐晚年讲学江南,广传弟子,守望门户;在中兴期,曾国藩私淑姚鼐,雅好古文,融义理、考据、辞章和经济于一体,以坚车行远为目标,别创湘乡派;在复归期,吴汝纶重提方、姚传统,抑闳肆而张醇厚,黜出雄奇而求雅洁,倡导恢复以气清、体洁、语雅为特色的桐城派文。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研究,论者抓住了其发展过程中的诸多矛盾与限制性因素,桐城派既追求理论创新,又有道统、文统情结;既讲究义理与考据,又注重辞章; 既重视实用价值,又要求审美功能,这些矛盾使桐城派发展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异常复杂和艰难。同时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艺术范畴及其构成作了十分简洁的概括,即义与法、雅与洁、神气与音节、神理气味与格律声色、阳刚与阴柔。桐城派的古文创作,关先生用由狂悖不驯而至清真雅正,因时 立言与立诚求真,扩姚氏而大之与并功德言于一途分别概括了初创期、守成期与中兴期的古文创作。后期桐城派像一根脆弱的联结母子的脐带,无力地粘连着古典文化和文学与五四新文化和文学。关先生对桐城派的研究可谓得桐城派之精髓,从桐城派诸家的理论实质、创作精神、流派的发展以及论者的行文都具有一种桐城派古色古香的气息,而且深深窥见桐城派理论与创作的精髓和实质,达到这种境界,非智者不能为也,也非一日之功所蹴就,先天的禀赋与后天的习得缺一不可。 关爱和的近代文学研究,从形态上来说,有作家及其创作论、文学史论、文学思潮论、文学流派论;从文体上来看,有小说研究、诗歌研究、散文研究以及戏曲研究;从时间来看,从晚明到清末再到现代,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他的《悲壮的沉落》和《古典主义的终结》两部着作可以说是近代文学研究的两座高峰,前者是对文学思潮的研究,后者是对文学流派的研究;前者对不同时期的文学潮流、文学思想和文学精神做了系统的梳理、辨析与整合,后者对桐城派古文作了全面的客观而公正的审视与剖析。如果孤立地看待这些研究成果,就会损害其学术价值,只有放到文学史的大背景中去,这些成果就会熠熠生辉。我们知道,五四文化先驱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肩负着特定的文化和政治任务,他们彻底地摧毁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近代文化,主张全盘西化,横向移植西方的现代文化,把桐城派和选学派批判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在当时以至于现在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正因为他们为近代文学做了不切实际的定性论断,再加上后来中国复杂的历史进程,主流意识形态的一元化和文化学者思想意识与思维模式的单一性,使得学术界对中国近代文学与文化具有了十分偏颇的认识。他们认为五四新文化时期是中国文化的断层时期,在此之前,中国文化已经断层,几千年的古典文化发展到近代便断然终结,五四新文化只是西方现代文化的横向移植,这就全盘否定了中国近代文学应有的历史地位。如何评价近代文学与文化,这一重大历史课题就摆在中国学者的面前。关爱和先生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在古典与现代这一天堑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毅然断言中国近代文学是古典向现代的过渡与转型,虽然这一断言并非为他一人所提出。特别是他的《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这一着作从侧面说明了五四文化先驱批桐城派为“桐城谬种”的偏激与偏颇,五四文化断裂论断的虚妄,从正面论证了桐城派肩负了中国文化与文学承上启下的历史重任。没有什么比观念的改变更迅速的,如五四时期和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对西方现代文化的认同;也没什么比观念的改变更缓慢的,如中国传统文化绵延数千年。学术界对近代文化与文学在观念上的改变不知是属于前一种状况还是后一种状况,不过关先生以其研究试图扭转学术界对近代文学的误解与盲视,极力恢复近代文学的历史面目,这是前所未有的工作,也是关先生作出的杰出贡献。 文学研究论文:对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辨析 一、文学研究·文化研究 (1)文学 文学研究 文学究竟是什么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众所周知,现在我们所指的“文学”一词对应的是西方的literature,意指在某一特定的研究领域内所出版的书籍和文章。也可翻译为“着述”,即“二十五个世纪以来人们撰写的着作。而literature的现代含义:文学,才不过二百年。1800年之前,literature这个词和它在其他欧洲语言中相似的词指的是‘着作’,或者‘书本知识’”。[1]此处的文学指普遍意义上我们所理解的文学,而尤指我们当今所说的经典文学作品。顾名思义,文学研究指的便是关于经典文学作品的研究。 (2)文化 文化研究 关于文化的定义却向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在西方学者的解释中,尤以泰罗尔的“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智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得的其他的一切的能力与习惯”[2]为代表。 乔纳森·卡勒更加认为因为文化研究是“理论”的实践,由于理论本身的难以界定性,这显然也不是一种容易理解的方式。乔纳森·卡勒进一步解释,文学研究是包罗万象的:莎士比亚和打击乐、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关于过去的文化和关于当今的文化这都是属于文化的范围,有学者指出:“文化研究是一种跨越学科界限的研究趋势,而不是一门学科本身”,所以它“拒绝界定,坚持差异,维持传统的系别资格”。[3]同时,在人文学科的多种理论中,如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后殖民理论以及酷儿等理论中,也分布有文化研究的身影。 由上得知:首先,文化研究拒绝成为一门确定的学科,没有明显的学科界限;其次,文化研究关注的是边缘性问题,具体到文学研究中,文化研究关注的就是在文本自身以外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最后,文化研究把打击乐、低俗文化等非经典文化提高到一个相当的高度。所以说文学研究尤其是经典文学研究,只是文化研究的一个方面,被文化研究所涵盖。 二、文化研究何以在文学研究中出现 就文化研究本身来说,它的发展源自于传统的英国文学,二十世纪初,英国的文学研究界被“利维斯主义”统领,这一学派主张文化指的就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学和艺术。至五十年代,由于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和雷蒙·威廉斯(R.Williams)对工人阶级生活的关注,提出了:“‘文化研究’作为新的研究方向,有着直接的反学科动机:一方面要与过去以细读文学文本为衷心地旧文学学科决裂,另一方面还要与坚持经济化约论的庸俗马克思主义学说决裂。”[4]文化研究在九十年代迅速进入学术前沿,引领文学研究的风潮,随着大众文化地位的日益提升,原有的学科界线被打破,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界线也愈见模糊。 英国的“伯明翰学派”被公认为当代文化研究的起点,同时我们也需注意到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理论起点就在于它的文学研究,另外,伯明翰学派的着名学者在进行文化研究的过程中没有排斥文学研究,反而有利于扩大文学研究的范围,所以,从另一个方面上“文化研究的一些理论是方法完全可以引进文学研究;文学批评从传统的诗学研究走向开放的文化研究也是可行的,其前景应该是广阔的。”[5]由此可知,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并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是相互依顿,相互促进。 三、文化研究会导致经典文学的毁灭? 由于文化研究是随着当代的各种新兴的大众文化而兴起的,面向的研究对象也多是精英文化、经典文学范围之外的边缘文化,随着时代的变化,伴随着人们成长的已经不仅是书本读物,更为广泛的是电视、电影、网络。我们不禁扼腕,难道时代必然要使文化研究将经典文学逐出研究范围么? 首先,文化研究脱胎于经典文学研究。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文化研究便伴随着利维斯主义的产生而出现,作为一个跨越多种学科、文化、艺术门类的研究领域,“文化研究一开始的出发点就是开列一个经典作家及其作品的名单,试图以经典文学来向读者大众进行启蒙,以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平。”[6]由此得知,文化研究兴起的初衷是为了普及经典文化,促进经典文化在大众中的发展进程。 其次,文学研究(包括经典文学研究)只是现在文化研究的一个方面,关于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关系,卡勒说“文化研究包括并涵盖了文学研究,它把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实践去考察。”[7]在关于是何种类型的包括中,卡勒又进行了分析,我们这里暂且不论。由以上两点我们得知,文化研究脱胎于文学研究,从文学研究中生成,后来又由于文化研究自身疆界的不断扩大从而使文学研究只是属于自身的一个方面,所以二者之间不存在完全的对立,反而是相互依托、相互促进的。对于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造成的冲击极具毁灭性这一点来说是不成立的。 再次,文化研究拓宽了文学研究的范围,为文学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和方法。文化是理论的实践,又由于文化研究本身不是一个可以界定的学科,所以,当今中国的文化研究大致包含有“后现代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大众文化研究、消费文化研究等等。”[8]正因为文化研究涵盖了众多的学术领域,有着多种理论的支持,当应用到文学研究中时,便可以有多样的视角和维度。 在研究方法上,文化研究可以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方法,称作“文学的文化研究”,而且,这只是文学研究方法的一种。朱寿桐指出“作为方法论的文化研究其实不过是文学研究所不可缺少的一路,或许是文学研究历史中固有的一环,甚至可能是最为基本的一环。”对于文学研究来说,文化研究是研究文学现象和内涵的一种基本方法。我们可以用文化研究的方法来研究经典文学作品,有新的研究方法的介入,必然会给文学研究带来新的研究领域,从来能够促进文学研究的多方面、全方位发展。文化研究的这一点又带动了文学研究的发展,更有利于经典文学的发展。 文学研究论文:古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研究 论文关键词:古代文学史料 古代文学研究 论文摘要:古代文学史料作为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具有着其自身重要的作用。文学史料与历史实际相比较而言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因此,不可将文学研究与文学史料相等同。本案主要阐述了古代文学史料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因素以及新史料的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意义,旨在为广大研究者提供参考借鉴。 一、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文学史料 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学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中国古代文学具有其自身的整体性,就结构方面而言,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四个层次: (一) 史料的确认 史料的确认仅仅只限于史料本身,其主要内容是对史料的有无进行全面查询,以确认文学史料的作者、时代与真伪等。此外,对古代文学史料的确认实际上应归属于实证研究的范畴之内。对于研究方法来说,古代文学研究在这一阶段,与自然科学的研究相比,是具有相同特点的,其尊重客观事实,摒弃主观思维意识,在确认上采取的是形式逻辑的方法。 (二) 体悟分析层次 所谓的体悟分析层次是在对史料确认的基础上,通过人们个人思想中所蕴含的感情体验,对史料的一种丰富、完善的过程。人都是具有思想的,所以在史料确认方面,不会仅仅满足于文学现象呈现出的那种史实,他们将会产生某种程度上的体悟分析层次,进而产生一种审美体验,这种审美体悟主要表现为对史料所包含的思想感情进行分析、总结史料的一些规律变化、探析史料出现的原因等。因为人们的看法观点不相同,所以分析理解的体悟也寻在不同。体悟分析层次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过程,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 文学史料价值评判 对文学史料进行价值评判的基础建立在体悟分析层次之上,在此基础上对文学史料进行科学的价值评判。之所以产生价值评判这一阶段,是因为文学研究者对自身的定位高于体悟分析层次,他们一般按照某些组织、社会、集团以及个人等需求,制定合理的文学史料评判标准,进而对自身所掌握的文学史料的意义、地位以及作用等方面进行减值评判。不同的人对不同的文学现象会形成不同的评价,也正是在这种价值评判的过程中文学史料的意义得以实现。由此可以得知,文学史料一旦失去了人们的评判便会丧失其存在的意义。 (四)表述 古典文学研究经过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史料价值评判三个阶段之后,最终是以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传播与体现的。因为缺少了表述这一阶段,单靠以上三个阶段是不能将其完整的传达给大众的。其中关于表述的形式主要是凭借文字进行表述的。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以上所说的四个阶段的划分是相对的,在现实实践之中,对其进行划分是具有侧重点的,很难将它们明显割裂开来。 二、新史料的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意义 通过对从古至今的文学研究历史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新史料的发现,尤其是有关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对研究古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 就已出土的古典文学史料来说,有诸多能够让现代研究者清晰察看到古代文学所产生的背景以及文学现象。在出土的大量文献中,有大量先秦时期的文献,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明确的显示出了诸多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这些都与当代社会看到的一些转本存在不同。尤其是一些墓碑的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珍贵的专辑资料。另外,新史料大大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作品的史料。以《诗经》作为例子来说,新世纪以来,在上海博物馆展出了1200多枚战国时期的竹简,在这么多的竹简之中有31枚是讲述孔子向弟子们讲解《诗经》的记载。这为当代社会的人们阐明了孔子论诗的内容并为包含今本《诗经》的小序中所涉及的“美”与“刺”等内容。另外还表明了《诗经》的篇数远要超出300篇,孔子当年删诗的说法并不一定准确。 (二)新史料对先前研究结论的修改补充作用,且提出了新观点 主要表现在先秦诸子、《诗经》、辞赋以及俗文学等方面,其中在安徽阜阳出土的有关《诗经》的竹简是汉代的,韩自强与胡平生对其进行了专门研究,说明了《诗经》在汉代广为流传的状况,并不像文献所记载的一样。而有些出土的史料岁与文献中的不足也进行了有效的弥补,例如,汤炳正以安徽阜阳所出土的汉简《涉江》、《离骚》残局,否定了《离骚》是淮南王刘安所作。 (三)影响了古典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 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李学勤提出了“走出疑古的时代”的理念,对我国古代文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自明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古书产生怀疑,至清末,康有为也开始对古书质疑。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已经形成。疑古学派有贡献的方面,但也有不足之处,他们思想易走极端,对现当代学者对古典文学的认识形成了妨碍。总之,新史料的发现对于研究古典文学方面形成了重要的影响。 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创新 内容摘要:谢天振的《译介学导论》以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为研究本体,以文化意象传递、文学翻译中的误译、翻译文学史与文学翻译史为研究客体,标志着一门新型学科译介学的诞生。译介学以不对文本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极大地拓展了翻译研究的学术视野,增加了翻译研究的对象,丰富了翻译研究的方法,成为学术创新与学科开拓的典范。 关键词:译介学 新型学科 谢天振 作者简介:贺爱军,宁波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苏州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翻译学研究。方汉文,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化研究。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英美海洋文学与人类核心价值观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编号:09YJC751076]成果。 1993年,苏珊·巴斯内特又提出了“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这一论断。她认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气数已尽,女性研究、后殖民理论和文化研究已经从整体上改变了文学研究的面貌。从现在起,我们应当把翻译学视为一门主导学科,比较文学只不过是它下面的一个有价值的研究领域而已”(Bassnett 161)。他们最早倡导“翻译学的文化转向”和“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然而怎么转,转向后这一学科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区别何在?这一新兴学科的理论基础又是什么?研究的客体、研究方法是什么? 《译介学导论》是北京大学推出的“21世纪比较文学系列教材”中的一部,被纳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在译介学的本体研究方面,作者是从译介学的定义以及译介学与传统翻译理论的区别性特征切入的。自从英国比较文学家苏珊·巴斯内特提出比较文学应该成为翻译学下面的一个子学科以后,在比较文学界和翻译界中引起了学科概念之间的混淆,造成了学术理路的混乱。基于此种考虑,作者论述了译介学与翻译研究之间的区别,以及译介学给翻译研究带来的新视野和新领域。“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的媒介学的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其实质不是一种语言研究,而是一种文学研究或者文化研究,它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出发语与目的语之间如何转换的问题,不参与评论其翻译质量的优劣,它关心的是原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展等问题,它关心的是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谢天振10)。它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在研究角度、研究重点、研究目的方面不尽相同。它是一门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以文化意象和翻译文学为其研究对象,吸收了解释学、结构主义、多元系统论等文化理论的比较文学研究。 “创造性叛逆”构成了译介学本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埃斯皮卡指出:“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137)。创造性叛逆是译介学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本体,“翻译文学不同于外国文学”“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译作具有独立价值”等命题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该书作者认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性质“使一件作品在一个新的语言、民族、社会、历史环境里获得了新的生命”。而“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在多数情况下就是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谢天振72)。 在译介学的客体研究方面,作者首先探究了“文化意象的传递与文学翻译中的误译”。“文化意象的传递,实际上反映的是不同民族文化在翻译中如何碰撞、转换、交流、接受的问题”(谢天振96)。“误译可以分为无意误译和有意误译两种”(谢天振111),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尤其是误译,“因为在有意误译里译语文化与原语文化表现出一种更为紧张的对峙,而译者则把他的翻译活动推向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为了迎合本民族的文化心态,大幅度地改变原文的语言表达方式:文学形象、文学意境等等;要么为了强行引入异族文化模式,置本民族的审美趣味的接受可能性于不顾,从而故意用不等值的语言手段进行翻译”(谢天振117)。 译介学客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是翻译文学史。长期以来,学界对翻译文学的性质和归属聚讼不已,争论不下。有些学者认为翻译文学属于外国文学,对相反的观点提出了质疑:“难道英国的戏剧、法国的小说、希腊的拟曲、日本的俳句,一经中国人(或外国人)之手译成汉文,就加入了中国国籍,成了‘中国文学’”(王树荣12)?“没有一部文学史会把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说成是本国文学作品”(施志元28)。文学翻译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形式。与原作相比,作为文学作品的一种存在形式的译作,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它可以介绍、传播和普及原作;它可以帮助作者认识原作的价值;也可以帮助源语国的读者重新发现被忽略作品的价值。翻译文学不能等同于外国文学,其原因在于:第一,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决定了原文与译文之间必然存在差距,从而决定了译作不可能等同于原作。翻译文学是民族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翻译家和作家一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要深入认识作品中所要表现的时代、环境和文化背景,也要体验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方式,然后用最恰当的语言形式把这一切表现出来。第二,从写作的语言和作品的接受者来看,译者使用语言翻译与民族文学家使用的语言创作面临大致相同的问题,译作和原作一样,都要面临读者的检验。第三,翻译文学不仅与民族文学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和影响,有时候它的作用和影响甚至还大大超过了民族文学的作品。对翻译文学性质和归属的厘清,意义重大,它为翻译文学这个“弃儿”找到了家园,也为文学翻译研究开拓了一片巨大而又相对独立的研究空间,并在一定程度上刷新了国别文学史的书写。 该书是作者在大量调研,深入思考的基础上的智慧结晶。全书纲目清晰、新意迭出、语言畅达淋漓、论述通透可见。学科学认为凡是一种系统的知识所研究的对象与其它知识系统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任务并能据此产生与完成任务相适应的理论、原则和方法,这样的知识体系就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译介学以“文化意象”、“文学翻译史”、和“翻译文学史”为研究对象,以探究不同文化之间彼此影响、相互作用为研究任务,并且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对译本不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具备了独立学科初步形态。全书既有理论高度,又有丰富的实例,把翻译文学作为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对象进行分析和评述,从而揭开了从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角度研究翻译的一个窗口,开拓了国内翻译研究的新领域,也为探究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该书把翻译文学定位于民族文学的范畴,这种合理定位刷新了民族文学史的书写,为民族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文学研究论文:论古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研究 一、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文学史料 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学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中国古代文学具有其自身的整体性,就结构方面而言,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四个层次: (一) 史料的确认 史料的确认仅仅只限于史料本身,其主要内容是对史料的有无进行全面查询,以确认文学史料的作者、时代与真伪等。此外,对古代文学史料的确认实际上应归属于实证研究的范畴之内。对于研究方法来说,古代文学研究在这一阶段,与自然科学的研究相比,是具有相同特点的,其尊重客观事实,摒弃主观思维意识,在确认上采取的是形式逻辑的方法。 (二) 体悟分析层次 所谓的体悟分析层次是在对史料确认的基础上,通过人们个人思想中所蕴含的感情体验,对史料的一种丰富、完善的过程。人都是具有思想的,所以在史料确认方面,不会仅仅满足于文学现象呈现出的那种史实,他们将会产生某种程度上的体悟分析层次,进而产生一种审美体验,这种审美体悟主要表现为对史料所包含的思想感情进行分析、总结史料的一些规律变化、探析史料出现的原因等。因为人们的看法观点不相同,所以分析理解的体悟也寻在不同。体悟分析层次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过程,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 文学史料价值评判 对文学史料进行价值评判的基础建立在体悟分析层次之上,在此基础上对文学史料进行科学的价值评判。之所以产生价值评判这一阶段,是因为文学研究者对自身的定位高于体悟分析层次,他们一般按照某些组织、社会、集团以及个人等需求,制定合理的文学史料评判标准,进而对自身所掌握的文学史料的意义、地位以及作用等方面进行减值评判。不同的人对不同的文学现象会形成不同的评价,也正是在这种价值评判的过程中文学史料的意义得以实现。由此可以得知,文学史料一旦失去了人们的评判便会丧失其存在的意义。 (四)表述 古典文学研究经过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史料价值评判三个阶段之后,最终是以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传播与体现的。因为缺少了表述这一阶段,单靠以上三个阶段是不能将其完整的传达给大众的。其中关于表述的形式主要是凭借文字进行表述的。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以上所说的四个阶段的划分是相对的,在现实实践之中,对其进行划分是具有侧重点的,很难将它们明显割裂开来。 二、新史料的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意义 通过对从古至今的文学研究历史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新史料的发现,尤其是有关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对研究古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 就已出土的古典文学史料来说,有诸多能够让现代研究者清晰察看到古代文学所产生的背景以及文学现象。在出土的大量文献中,有大量先秦时期的文献,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明确的显示出了诸多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这些都与当代社会看到的一些转本存在不同。尤其是一些墓碑的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珍贵的专辑资料。另外,新史料大大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作品的史料。以《诗经》作为例子来说,新世纪以来,在上海博物馆展出了1200多枚战国时期的竹简,在这么多的竹简之中有31枚是讲述孔子向弟子们讲解《诗经》的记载。这为当代社会的人们阐明了孔子论诗的内容并为包含今本《诗经》的小序中所涉及的“美”与“刺”等内容。另外还表明了《诗经》的篇数远要超出300篇,孔子当年删诗的说法并不一定准确。 (二)新史料对先前研究结论的修改补充作用,且提出了新观点 主要表现在先秦诸子、《诗经》、辞赋以及俗文学等方面,其中在安徽阜阳出土的有关《诗经》的竹简是汉代的,韩自强与胡平生对其进行了专门研究,说明了《诗经》在汉代广为流传的状况,并不像文献所记载的一样。而有些出土的史料岁与文献中的不足也进行了有效的弥补,例如,汤炳正以安徽阜阳所出土的汉简《涉江》、《离骚》残局,否定了《离骚》是淮南王刘安所作。 (三)影响了古典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 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李学勤提出了“走出疑古的时代”的理念,对我国古代文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自明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古书产生怀疑,至清末,康有为也开始对古书质疑。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已经形成。疑古学派有贡献的方面,但也有不足之处,他们思想易走极端,对现当代学者对古典文学的认识形成了妨碍。总之,新史料的发现对于研究古典文学方面形成了重要的影响。 文学研究论文: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30年述评 一、引言 相比于文艺复兴之后和中世纪后期的英国文学研究,古英语文学研究在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算是冷门。但是,国人对于古英语文学的兴趣却可以追溯到新文学时期。周作人在其1918年出版的《欧洲文学史》中分析了古英语诗歌《贝奥武甫》(Beowulf)中“委心任命(wyrd)”的异教思想。另外根据冯象的介绍,周作人在《知堂随想录》中提及他在日本时曾试图翻译《贝奥武甫》,后因兴趣转向古希腊悲剧,未能坚持。自周作人以来,国人对于古英语文学的兴趣有增无减,这一点仅从古英语诗歌《贝奥武甫》(Beowulf)的中译本就可见一斑。据笔者现有的资料,目前国内《贝奥武甫》的翻译和编译版本有四个:《裴欧沃夫》(1959年,陈国桦译),《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1992年,冯象译),《贝奥武甫:英格兰史诗》(1999年,陈才宇译),嘲《贝奥武甫降妖记》(2003年,史雄存编译)。除此之外,梁实秋,李赋宁坯节译了《贝奥武甫》。然而,迄今为止,国内学者的翻译和研究还没有得到国外同行的关注和重视,依据是国际上最重要的两个古英语文献检索工具“盎格鲁·撒克逊研究目录”(Anglo-SaxonEngland Bibliography)和“古英语研究通讯目录”(0ldEnglish Newsletter Bibliography),均未收录国内学者的文章。但国内学者在古英语文学研究方面还是做了很多工作,这应该是国际古英语文学研究的一部分。本文拟从文学史中的古英语文学评介、古英语诗歌与散文研究、古英语文学译介三个方面对国内学者的研究进行梳理和总结,以期引起国际同行对国内学者研究的关注和重视。国内最早的古英语文学评介现于国内学者编写的文学史着作,这种评介方式一直延续到现在;针对具体古英语文学作品的评论,国内学者研究的重点是《贝奥武甫》,对于其它古英语诗歌和散文则关注较少;相比于前两个方面,国内的古英语文学译介是最活跃的,几乎所有的古英语诗歌和主要的古英语散文都有中译本。 二、文学史中的古英语文学评介 国内学者对于古英语文学的介绍和论述最早现于国内学者编写的文学史着作之中。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有编写文学史的传统。谈及古英语文学的文学史分为三类:一是欧洲或西洋文学史;二是英国文学史;三是欧洲中世纪文学史和中世纪英国文学史。在古英语文本翻译为中文之前,国内读者主要是通过这些文学史认识和了解古英语文学的,因而文学史在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中占据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欧洲或西洋文学史中对古英语文学的论述一般比较少,一般只提到《贝奥武甫》,把它作为欧洲中世纪早期文学发展的一个典型代表来加以论述。如周作人把《贝奥武甫》放到“异教诗歌”一章下论述;杨周翰等人编写的《欧洲文学史》则把《贝奥武甫》归入“英雄史诗”一类,与《罗兰之歌》等放在一起加以论述;李赋宁主编的《欧洲文学史》第一卷也把《贝奥武甫》归入“中世纪英雄史诗”的范畴。在欧洲文学或西洋文学这样大的图景之下,古英语文学的发展自然未能得到完全地介绍与论述。 古英语文学的发展缩略为《贝奥武甫》的情况到了国内学者编写的英国文学史发生了变化。1947年,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了国外学者莫逖(William Vaughan Moody)、勒樊脱(Robert Morss Lovett)编写的《英国文学史》一书,该书由柳无忌、曹鸿昭翻译,且被指定为部定教学用书,由于该书是国外学者编写,所以对古英语文学介绍比较详细,除了重点介绍《贝奥武甫》之外,该书还论述了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基督教化进程、宗教诗歌、哀歌等。1949年以后,大陆和台湾出版的英国文学史着作中都有对古英语文学的论述,但其中只有陈嘉编写的四卷本《英国文学史》(1982)的第一卷,梁实秋编写的三卷本《英国文学史》(1985)的第一卷,李赋宁、何其莘主编的五卷本英国文学史第一卷《英国中古时期文学史》(2005)对古英语文学有较多的评论和介绍。虽然陈嘉和梁实秋的《英国文学史》都出版在上世纪80年代,但陈嘉侧重于介绍古英语的世俗性文本,对于宗教文本则较少着墨;而梁实秋的文学史则较为详细,除了《贝奥武甫》之外,其它主要的古英语诗歌、古英语散文都有涉及。由于文学史的主要功能是在于普及,所以陈与梁的文学史主要篇幅还是集中在对古英语文学作品的介绍上。相比于梁和陈的文学史,李赋宁等主编的《英国中古时期文学史》则更多带有研究的性质,该书用了三章的篇幅论述盎格鲁一撒克逊时期的英国文学,内容涉及古英语的发展、古文学发展的历史背景以及各类体裁的古英语文学作品。虽然只有三章,但=三章的篇幅大概占了全书的一半,这也说明古英语文学在英国中古时期英国文学中的分量。现在保存下来的古英语文本的创作时间及作者都存在很大的争议,所以该书作者从古英语体裁分类角度,分别介绍了古英语宗教诗歌、古英语非宗教诗歌以及古英语散文,此外还重点介绍了《贝奥武甫》(Beowulf)和《马尔登之役》(The Battle ofMaldon)、《布鲁南堡之役》(The Battle of Brunanburh)和《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The Anglo-Saxon Chronicle)。1949年后出版的其它单卷本英国文学史,如吴伟仁编写的《英国文学史及选读》,王佐良编写的《英国文学史》,刘炳善编写的《英国文学简史》,高继海编写的《简明英国文学史》,对于古英语文学的介绍都比较简单,把将近500年的古英语文学的发展历史简化为古英语诗歌《贝奥武甫》,忽略了古英语文学发展的内在张力和变化。 近些年来,随着国内学者研究的深入,国内还出现了专门的欧洲中世纪文学史和中世纪英国文学史。从性质上来说,前者是外国文学断代史,后者是国别文学史中的断代史,二者对于古英语文学的剖析各有利弊。前者的优势在于把古英语文学的发展放在欧洲中世纪文学的大背景之中,有利于横向对比和阐释古英语文学的发展,这符合国际上把古英语文学的发展作为中世纪研究一部分的趋势,也突出了古英语文学研究的跨学科性质,但不足之处在于无法系统论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比如说杨慧林和黄晋凯共同编写的《欧洲中世纪文学史》就把古英语文学纳入到中世纪文学发展的语言形成时期,从早期英雄史诗和早期基督教文学两个方面论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后者的优势是可以系统地介绍和分析古英语文学发展的历史背景和体裁分类等,但不足之处在于无法进行横向比较。如陈才宇从史诗、战歌、决术歌、箴言诗、哀歌、谜语诗、宗教诗、寓言诗、散文叙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与历史;肖明翰则从宗教诗篇、英雄传说与史诗、抒情诗歌三个方面专门叙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史。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有修史的传统,而文学史在向国内读者介绍古英语文学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而文学史中的古英语文学评介在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中有着非常重要而特殊的地位。 三、《贝奥武甫》及其它古英语诗歌散文评介 国内学者研究的重点是《贝奥武甫》,对于其它古英语诗歌和散文及关注较少。根据中国期刊网提供的检索结果,1949年到2011年,期刊网上共有95条关于古英语及古英语文学研究的文章,从数量上来说,这不到国内英国文学研究文献总量的1%。在这95篇期刊文献中,发表于1949年到1979年间的共3篇。分别介绍和研究盎格鲁一撒克逊时期国王赏赐土地的问题、多伦多大学正在编写的《古英语词典》和英语发展的历史。整个20世纪80年代(1980年到1989年)发表的古英语文学研究文章也不多,总共只有6篇,其中江泽玖发表的“英雄史诗Beowulf中的妇女形象”一文可以算是国内学者写的第一篇关于古英语文学研究的文章。 这一情况到了20世纪90年生了巨大的变化,从1990年到2011年间,期刊网上共有87篇关于古英语文学研究的文章,其中发表于1990年到1999年间20篇,2000年以来57篇。除此之外,国内还出版了第一部古英语文学研究专着。在此期间 ,国内一些主要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学者都开始崭露头角,如在冯象翻译《贝奥武甫》后的第二年,《外国文学评论》重刊了他在海外发表的“‘他选择了上帝的光明’—评罗宾逊《贝奥武甫与同位文体》”一文,该文详细介绍国外《贝奥武甫》学的历史与研究现状;王继辉开始发表他的系列《贝奥武甫》研究文章,’并于1996年出版了他的专着《论盎格鲁撤克逊文学和古代中国文学中的王权理念:与的比较研究》(The Coneept of Kingship in Anglo-Saxonand Medieval Chinese Literature-A Comparative Studyof Beowulf and Xuanhe Yishi);陈才宇也开始对他发表他古英语文学体裁研究的系列文章。 《贝奥武甫》研究在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中占据了首要的位置。中国期刊网上的95篇文章中,有42篇是关于《贝奥武甫》研究的。1982年江泽玖的文章“英雄史诗Beowulf中的妇女形象”揭开了国内《贝奥武甫》研究的序幕,该文分析了诗中威尔弗欧(Weahheow)、海德(nysd)、恶魔格伦特尔的母亲(Grendel’s Mother)等女性形象,认为“《贝尔沃甫》中的妇女虽然不占非常显要地位,但他们的穿插,使这首英雄诗刚中有柔,粗中有细,更有人情味,更富于诗意”。江泽玖之后,国内学者的《贝奥武甫》研究涉及到该诗的方方面面。 首先是《贝奥武甫》文本涉及的各类主题,如王权理念、魔怪传统、英雄与怪物的对立、《贝奥武甫》的思想与艺术(陈才宇1992)。其次,对于国际《贝奥武甫》研究界经常讨论的日耳曼传统与基督教传统问题,国内学者也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如王继辉(2002b)认为《贝奥武甫》的成书时间、传播方式等因素造就了该诗非基督教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共存于一体的“民间史诗风格”,因而该诗既不是“纯粹的日耳曼英雄轶事”,也不是“简单的基督教故事”,而是一部“充满基督教精神的独特的英雄史诗”。肖明翰则认为,《贝奥武甫》是在基督教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语境中,“日耳曼异教术语基督教化”的一个成功范例。再者,对于国际《贝奥武甫》研究界关心的诗歌结构问题,国内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刘乃银(2002)考察了《贝奥武甫》结构元素的重复与变化,认为这样的重复与变化“有力地丰富了诗歌的主题。巧妙地帮助构成一种粗犷雄浑的风格”。 国际《贝奥武甫》研究另外一个重点是比较研究。《贝奥武甫》的比较研究分为两种,一种是纵向比较,即《贝奥武甫》的来源问题(source study),这种研究探讨作者在创作诗歌时都借用了哪些先前已经存在的素材。或者说那些先前已经存在的作品对《贝奥武甫》产生了影响。可能是由于来源问题的研究需要懂得多种中世纪的语言的缘故,国内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这样的研究。另外一种是横向比较,即平行研究,这是国内学者对《贝奥武甫》研究做出贡献的地方,也是国内《贝奥武甫》研究的最新动向。王继辉在1996出版英文专着《论盎格鲁撒克逊文学和古代中国文学中的王权理念:与的比较研究》,开了国内对《贝奥武甫》进行比较研究的先河。此后,陆续有比较研究的文章出现,如《贝奥武甫》与苗族史歌《张秀眉》的比较研究(王家和2007),贝奥武甫与羿的比较研究(王法昌2007)和《贝奥武甫》与壮族史诗《布洛陀》的比较研究(陆莲枝2010)。除此之外。国内学者还对贝奥武甫的葬礼、贝奥武甫的身份、《贝奥武甫》的译本、《贝奥武甫》电影改编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除了对《贝奥武甫》的研究与评述,国内学者对于其它古英语诗歌的研究不多。目前进入国内研究者视野的文本还包括古英语《创世记》,《创世纪B》,《妻子哀歌》。这里要特别提及的是陈才宇的研究,他从1989年便开始研究不同体裁的古英语诗歌,如诀术歌、箴言诗、宗教诗等,而他2007年出版的《古英语和中古英语文学通论》一书则是他这一系列研究的汇总。至于古英语散文,国内学者除了翻译部分散文作品之外,并没有从文学批评角度做进一步的研究。 四、古英语文学作品的译介 虽然说国内真正意义上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始于90年代,但国内对于古英语文学作品的译介却起步较早,最早的《贝奥武甫》。国内对于古英语文本的翻译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专门的翻译;另一种是文选选读中的翻译。翻译的文本也比较多,除了《贝奥武甫》,主要的古英语诗歌,如“凯德蒙的诗篇”(Caedmon’s Hymn)、“关于十字架的梦”(The Dream 0f the Rood)、“漂泊者”(The Wanderer)等和一些主要的古英语散文文本《英吉利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 0f the English Peoole)和《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 Chronicle)都有中文译本。根据笔者目前所收集的材料,国内至少有三个完整的《贝奥武甫》译本。最早的一个译本是由南京师范大学的陈国桦根据大卫·乌莱特(David Wright)1957年的现代英语散文译本翻译成中文,最初的中文译名是《裴欧沃夫》,该中译本1959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第二个译本是冯象先生翻译,译名为《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该中译本1992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第三个译本《贝奥武甫:英格兰史诗》由陈才宇翻译,1999年由译林出版社出版。除了上面三个完整的译本,梁实秋用诗体节译了《贝奥武甫》三分之二的内容,李赋宁在《中古时期英国文学史》中把《贝奥武甫》精彩部分翻译成散文。另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还编译出版了《贝奥武甫降妖记》,作为儿童读物。 其它主要的古英语诗歌也都有中译。如梁实秋在他的《英国文学选》中翻译了“戴欧”(Deor)和“闺怨”(AWife’s Lament)两首古英语诗歌。李赋宁先生在《英国中古时期英国文学史》翻译“凯德蒙的诗篇”(Caedmon’sHymn)、“关于十字架的梦”(The Dream of the Rood)、“漂泊者”(The Wanderer)等古英语诗歌。嘲陈才宇还在2007翻译出版了《英国早期文学经典文本》,该书算是国内最齐全的汉译版古英语诗歌集。在古英语散文方面,国内学者翻译了《英吉利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English People)和《盎格鲁一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Chronicle),这两个译本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作为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着丛书”中的一种。 国内学术界除了翻译古英语文献,还引进原版的古英语语言及文学研究论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引进出版了《古英语入门》(A Guide to Old English)一书,作为“西方语言学原版影印系列丛书”中的一种。该书对国内学习和研究古英语语言和文学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该书选了很多古英语文本,国内读者可以利用该书提供的词汇表直接阅读古英语文本。此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还于2007年影印出版了《牛津英国史》(The OxfordHistory of Britain),于2008年出版了双语版《盎格鲁一撒克逊简史》(The Anglo-Saxon Age A Very shortIntroduction),中文由肖明翰翻译。 由于古英语与现代英语相去甚远的缘故,国内的古英语文学译本大多译自现代英文。如陈国桦的《裴欧沃夫》译自大卫·乌莱特(David Wright)19 57年的现代英语散文译本,《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由《英国历史文献》(EnglishHistorical Documents)第一卷的现代英文译出。直接由古英语翻译而来的只有冯象的《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译本。针对这个问题,梁实秋在翻译《贝奥武甫》时,也表现出了无奈:“字辞多重复,对现代人说,古英语无异于外国文,非专家难以读懂”。令人遗憾的是,国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贝奥武甫》的中文注释读本,而一般的英国文学选读中也没有选入古英语文学作品。 至于台湾地区的古英语文学研究。笔者没有获得一手的资料。但根据台湾学者苏其康(Francis So k.H.)的介绍,台湾的中世纪研究以历史研究为主导,文学居于其次,而文学研究又主要是以中世纪后期为主,古英语文学只是在文学史中略有提及。 五、结束语 如果从江泽玖1982年发表第一篇古英语文学研究文章算起,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也已经走过了将近30年的历程。其间,国内学者在编写古英语文学史,翻译古英语文本,评论和解读古英语文本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近些年来,国内学者还不断走出去,与英美国家的学者直接进行交流。根据沈弘在《古英语入门》导读中的介绍,1981年在李赋宁到康奈尔大学访学期间,遇到了《古英语入门》一书的作者布鲁斯·米切尔博士(Bruce Mitchell)。在李赋宁的推荐之下,沈弘还于1988年以访问研究生的身份去了牛津大学,学习古英语。之后,沈弘于1996年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中世纪研究中心(Center for MedievalStudies)做博士后研究。王继辉是在美国普度大学(Purdue University)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古英语,他的博士论文《论盎格鲁撒克逊文学和古代中国文学中的王权理念:与的比较研究》后来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刘乃银于2003到牛津大学英语系访学,进行中世纪英国文学的课题研究,后来还邀请了牛津大学的戈登(Malcolm R,Godden)教授来华东师范大学讲学。然而这些与国内学者的交流并没有推动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朝着更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国内迄今为止,也没有专门的古英语文学或中世纪英国文学学术团体,或者召开专门的学术会议讨论中世纪的英国文学。 国内的这一情况与日本和韩国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根据国内学者石小军的考证,日本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始于1906,这一年牛津大学学者约翰·劳伦斯(John Lawrence)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任教,此后便带动了日本的古英语文学研究;日本于1954年就成立了“早期英文学会研究会”的学术组织,后来发展为“日本中世英语英文学会”(The Japan Society for MedievalEnglish Studies);此外日本还有专门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学术期刊《中世英语语言文学研究》(Studies in Medieval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SIMELL)。韩国也于1991年成立“韩国中世纪和早期现代英文学会”(TheMedieval and Eadv Modem English Studies Associationof Korea),并出版专业学术期刊《中世纪英语研究》(Medieval English Studies),后更名为《中世纪和早期现代英文研究》(Medieval and Early Modem EnglishStudies)。日本和韩国的学者还积极参与国际上的古英语文学学术研究活动。如日本学者承担了多伦多大学《古英语词典》词条的编写工作(石小军2008);韩国学者从1999年开始每年都参加在西密西根大学(University ofWestern Michigan)举行的国际中世纪研究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Medieval Studies)和在英国利兹大学举行的国际中世纪研究大会(IntemationalMedieval Congress)。而国内学者无论是在组建学术研究团体,创办学术期刊,还是参与国际学术界的讨论方面,与日韩的学者相比,还是稍逊一筹。 或许日本和韩国学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已经给国内学者提供了可借鉴的研究方式和努力方向。笔者衷心希望通过总结和回顾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走过的历程,让国内的研究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同时也期待有一天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者能有自己的学术团体和学术刊物 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技巧 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相遇并存。多元共生、相互对话、相互交融的文化多元主义时代对我们的语文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文化组成部分的语文教学需要一个更为广阔与充满活力的、跨文化的“世界文学”视野。同时,许多语文教材不同程度所体现出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框架和思维特质存在着某种内在的需求,有着较大的比较空间。再者,就是教学对象的自发需求。通过培养比较文学意识,引导学生用比较思维去观照世界,用更宏大的人文情怀去创造和感悟生活。尽管现有体制下的语文课程一定程度融会了比较思维,如有的版本教材在单元的组合上已经显示出学科整合的倾向,但缺乏系统的理论提升和更大范畴的比较文学视野。鉴于此,将语文教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在语文课程中开拓比较文学视野,对于改进语文教学模式和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比较文学的定义及其主要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是一门兴起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独立学科,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文明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特性,以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 (一)影响研究法 影响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传统的研究方法之一,由法国学派所提倡。其目的在于考察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之间互相接触、渗透和影响的“实际联系”。注重材料,讲求考据,实证法是其核心操作手段。它综合运用流传学、渊源学和媒介学方法,从影响的放送、接受、传播途径这三个方面来进行研究。影响研究的具体对象包括题材、主题、文类、形象、风格、技巧等文学因素。影响的类型分为正影响、负影响、反影响、回返影响、虚假影响、超越影响。 (二)平行研究法 由美国学派提出的平行研究法是对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进行的比较研究,主要包括对作家、文体、主题、题材、情节、人物、风格、艺术手法、思潮流派的类比或对比研究。求同变异,经由对于精神契合的探寻和对于异质元素的离析,总结出文学发展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为沟通寻找平台,达到互证、互识。 (三)跨学科研究法 跨学科研究法又称“科际整合”(interdisciplinary)或“超文学学科研究”(extraliterary study),是对文学与其他学科相互关系的研究,旨在揭示在人类文化体系中不同知识形态的共通性,彰显文学之独特性,把握文学的内在规律。它包括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之间、文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及其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主要研究方法是:(1)移植理论,即运用其他学科理论或艺术理论来阐释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2)平行比较,即研究文学作品与其他艺术作品在结构因素、创作规律和审美价值等方面的异同;(3)追溯影响,考证事实,探讨文学与科学、文学与艺术间的孕育、融合、影响等关系。 (四)跨文明研究法 跨文明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它运用生成于一文明中的文学观念或其他学科知识来阐释、研究生成于另一文明中的文学作品;也可以同时存在于多个文明之间。其核心是跨越文明界限的文学理解,包括作品阐发、理论阐发等。主要表现为两个向度:(1)运用西方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作品进行阐发;(2)运用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对西方作品进行阐发、解读。事实上以西释中常多于以中释西。 二、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及价值 (一)拓展思维,培养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批判鉴别能力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着重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跨国或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以及它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1]这种“比较”并非表面的类比和比附,而是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联系起来做跨文化的比较,是开放、开阔、开拓的比较,避免了传统语文教学仅限于同类文体、相同主题、相似情节等的狭隘、封闭、保守的比较。 在语文教学中,有意识地借鉴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抓住一些典型的篇目或单元适当开展比较式教学,改变对作家、作品封闭、孤立的一元解析,认识文学异中之同,辨别其同中之异,以把握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和不同民族作家的创作个性,引导学生思维走向科学性,提供给他们新的视角和开放的意识,培养自觉比较的思维能力和世界文学眼光,从而更深刻地去认识作品的特点与价值。 在讲解初中语文的《威尼斯商人》和高中语文的《守财奴》两篇课文时,可将中西文学史上的五大“吝啬鬼”形象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一个不同时代、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某些规律性和一定普遍性的文学形象——“被金钱扭曲的奴隶”。但同时,又因时代、民族和作家创作个性的差异而各具特色。夏洛克的凶狠,葛朗台的狡黠,阿巴贡的多疑,泼留希金的迂腐,严监生的薄情,构成了他们各自最显着的气质与性格。相似的人物形象体现着作家们各自不同的匠心,各吝啬鬼身上体现的不同时代特色又折射出作家对所处时代的敏锐把握。这种打破民族、地域的界限,重新组合起来的教学内容,为学生构建起一个横向比较的知识平台。同时,将外国文学中类似人物置于跨文化的语境下去进行对比阐释和理解,也改变了传统、单一的社会学分析,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既发现人物的普遍共性,又看到他们的个性差异。 比较文学研究不只局限于文学文本比较,还强调通过比较,从文化层面来理解和阐释文学现象,探讨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化因素。譬如,将《愚公移山》与《老人与海》进行比较,《愚公移山》讲“挖山”,是关于山的文学;《老人与海》讲“闯海”,是关于海的文学。两部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作品体现了各自鲜明的文化特性。中国古代文化属于内陆文化,思维相对保守,精神乐观,讲求安稳,崇尚力量;而西方文化属于典型的海洋文化,思想开放,追求冒险,充满激进,崇尚智慧。不 同的地理生存环境导致中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差异,这些差异也不可避免地在作品中得到体现。比较学习让学生学会思索,将自己融入到多样性的文化当中,深入到作者的内心世界,充分体验文学的乐趣并产生强烈的求知欲,从而准确把握作品所蕴涵的深意。这种跨文化的研究无疑会极大地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激发学生们从更广阔的比较视域来看待中外文学、文化现象。通过文学比较学文化,这既加深了他们对外国文化特质的认识,又加深了对本国文化的了解。 平行研究法打破了时间、空间、质量、强度方面的限制。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具有不同地位和影响的作家和作品都可以在可比性的前提下进行比较研究。透过现象,深入辨析同异。这样的比较学习既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的思辨方法和鉴别能力,还丰富和充实了知识系统。当然,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的科学对比与分析都必须是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切忌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不顾中西文学特质的迥异的为比较而比较的硬性比附。譬如,李白因有几首写饮酒之乐的诗,而“常常被称为浪漫诗人”,杜甫可能由于博学,而“总是被贴上古典诗人的标签”。[2] (二)置换视角,打开文本多重解读的审美空间 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性质。语文除其人文特性外兼有工具作用。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其他学科知识呈现的载体及进行学科性思维的必备工具,这就使语文的跨学科教学具有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在语文教学的跨学科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文学系统的开放性,关注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横向、纵向的融合与沟通,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基础性表达工具的作用,引导学生开拓视野,强化思维训练,通过实践,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 鼓励学生学习多角度、多层次地解读作品,不断尝试换一种角度去解读作品,建立起文学审美的多元视域。常读常新,获得新的体验和发现新的方向是语文课改所倡导的。譬如,最为传统的课文《项链》一文的教学往往是从阶级论等出发的冷峻的道德评判:所谓尖锐讽刺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和追求享乐的思想。这种对主题理解的偏颇及过于简单化难以让学生对作品产生认同,无法与文本产生心灵的共鸣。但若转换视角,采用比较文学跨学科和跨文明研究法,从接受美学或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人格结构理论角度出发,关于《项链》的许多新见解得以生成:玛蒂尔德的幻想不乏自身的审美诉求;尽管她无法超越她的阶级,但她超越了自己,实现了一种生命价值的嬗变,成为由外在形象美到内在精神美的女性;玛蒂尔德的这一形象塑造,体现了作者的广博而深厚的人文情怀,为爱慕虚荣的妇女指明了一条拯救自身的道路;作者在小说中借玛蒂尔德的经历不仅展现了人性欲望发展的不同阶段,人格三重结构在现实环境中的矛盾冲突,同时也证实了“道德在拯救人性危机时的力量”。在跨学科研究的范围内,以别的学科理论对文学做出阐发,从非文学的角度解读作品,让作品获得多元化的诠释,展现另一种形式的生命价值,更让学生感受到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再如,沪教版以“爱情如歌”命名单元的选文有:苏霍姆林斯基的《给女儿的信》、普希金的《致凯恩》、夏洛蒂·勃朗特《简爱》中节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舒婷的《致橡树》、公刘的《只有一个人能唤醒它》以及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这种既跨学科又跨文化,以主题为主、突破文体的限制来结构的单元,要求教学设计要综合考虑爱情与心理学、爱情与教育学、爱情与青春期教育、爱情与人生观教育、爱情与生命教育等。跨越文学内外之分的障碍,构建穿越文学内外的桥梁,使学生沉浸在文学、音乐、绘画、戏剧等多门类艺术之中,以达成对文学的整体把握。文本的多元化解读,既还原了阅读的真正本质,又注重了学生创造思维的培养。由于受到僵化思维模式的禁锢,语文教学常常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对于文学作品的讲解缺乏对其文学特性的真正把握,往往是强调作品的现实批判价值及其阶级和时代局限。这种功利性讲解,无法帮助学生真正了解和掌握作品独特的思想艺术价值,更无助于启发和调动学生的独特见解和创造性思维能力。譬如,着名汉学家奚密就曾专门针对何其芳《秋天》中的隐喻在现代诗歌中的某些独特表现展开过论述,“这首诗表达了对主题的意象性模仿。就像F.奥康纳,她说她的故事的意义就是故事本身,在何其芳那里,诗的意义就是诗本身。”[3]国内大多学者却认为,“这首勾勒秋天景象的诗,把农、牧、渔都描绘得诗意盎然,显然是美化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中国农村”。[4]同样的《秋天》,中西学者不同的解读反映出二者在评价取向上的差异,前者更符合作品本身的艺术特色。西方学者在讨论文学作品时,角度多而新颖,有从社会、政治的角度展开的,有的甚至将作品视为研究社会历史的一部分。但总体来看,他们更关注作品的艺术性。 跨学科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和决策的思维方式,它从另一角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打破原有的学科教学习惯和教学思维方式,在多学科的融合交叉教学中,建立各学科知识、能力之问的横向联系与整合,培养起学生的学科共通能力,从而促进其全面素质的整体发展。同时,也鼓励学生站在世界文学高度,以多维视角去进一步挖掘作品内涵,感受作品的情感美,而不应以实用性、功利性的眼光来审视作品内容。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和体会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才会获得一种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全新感觉。 (三)扩展和延伸文化视野,认识中外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及其意义 文学的传承和交流是保证其生命力的前提。比较文学在本质上就是其跨越性,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跨语言。它强调联系、关系、交叉与汇通,寻求世界文学构成的基本规则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要做到科学的分析,都必须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不同国家及民族的文学虽无直接联系,但也可能包含着某种“一般通行的原理原则”,世界文学正是在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中共同向前发展。 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法。在讲解作品时,穿插介绍对该作家产生一定影响的外国作家及作品,使学生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多维,在“求同辨异”中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众所周知,“五四”以来的中国许多着名作家,如鲁迅、巴金、郁达夫、沈从文等,都是沐浴着“西风欧雨”成长起来的。可以说,“西方文学为中国新文学提供了一种‘形成性影响’”。[5]鲁迅的小说创作就是最好的影响研究的范例。他曾公开承认,“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的作家”。[6]他的《拿来主义》蕴含着比较文学的精神,他的《狂人日记》有着俄国小说家果戈理和德国诗人与哲学家尼采的影子。他的短篇小说《药》更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外国文学的例证。受西方小说的叙述手法的影响,《药》采用了第三人称的限知叙事视角;小说的思想内容、主题意义、行文安排则主要是受俄国作家安特莱夫及其作品《谩》《默》《齿痛》的影响;小说的结尾,也分明留着“安特莱夫似的阴冷”。[7]当然,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途径往往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一国文学既可能播入他国而产生影响,又可能受他国文学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追溯这些文学间的因缘关系,自然要采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法。中国文学和文化自古以来就播入了邻国,其影响既久且深,近数百年也影响到了西方国家,如莱布尼茨、伏尔泰、威廉·琼斯爵士 (Sir William Jones)、歌德、艾兹拉·庞德、艾米·洛厄尔、布莱希特等。美国诗人庞德的意象派诗歌《在地铁站》就有着日本俳句的痕迹,其间更多的是对中国古典画作的借鉴,庞德成功地将中国古典画作的美学思想融进其诗歌创作技巧、审美理论和主题中。中国古典画作讲究意境及对意境的渲染,以典型的意象和巧妙的构图为背景来烘托主体。诗的两行相互依存,诗人将在车站上看到的过往人群的一张张脸与湿润黑色枝条上的花瓣并置,前者逐渐变成一片片彩色印花色底,后者成为前者要烘托的意象。花瓣随意四散,悠然落于地铁车站,花瓣传递了美的信息。这一信息由于有深色而又带湿气的树枝的反衬而变得突出鲜明。模糊重叠的意境之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比较文学不仅要研究各民族文学的相互融通,也要研究异质文化碰撞所产生的变异。文学作品与作家之意义与价值,往往就体现在这种“变”与“异”里。例如,“最初读到二十年代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还好像一见如故”[8]的卞之琳就有所选择并创造性地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与民族审美传统进行了有机融合。他的《断章》摈弃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晦涩的特征及其“出世”的超验色彩,表现的对主客体相对关系的探究有着中国道家哲学的思考。他将审美的触角伸入现实生活的情趣中,从最常见的行为和关系发掘复杂精微的意义,呈现“人世”的风貌和含蓄的审美特质。“他在选择和营造智性诗美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象征主义等西方现代诗学的创造性转化”,[9]为中国新诗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通过阅读比较,让学生明白文学创作中传统继承与借鉴他山之石的辩证关系,以及各国文学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进步的道理,以使学生逐渐养成从世界文学的高度来阅读、审视文学作品的良好习惯,从多元文化角度分析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现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人类文明发展的无数事实已经表明,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互补与互渗会使各民族的文化更加丰富和完善 文学研究论文: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一 残叶的时代 《三国志演义》现存的刊本以嘉靖壬午本(注:“嘉靖壬午本”即学术界习称的“嘉靖本”。严格地说,“嘉靖本”的简称是不准确的。因为刊行于嘉靖年间的《三国志演义》刊本不只一种。例如,叶逢春刊本即刊行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因此,改称其为“嘉靖壬午本”,比较合适。该本卷首有修髯子嘉靖壬午《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一般认为该本即刊行于此年。壬午是嘉靖元年(1522)。)为最早。在它之前,有没有更早的刊本?——这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 《三国志演义》残叶的发现,有助于这个问题的深入探讨。 所谓“残叶”,指的是上海图书馆收藏的某个明刊本《三国志演义》的残叶。 此残叶保存于《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之中。《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八卷,共两册,其前后衬叶恰恰是《三国志演义》某个版本的残叶。 怎样判断此残叶的刊行年代呢? 首先,可以确定,残叶所附存的《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刊行于明代嘉靖八年(1529)。 这就有了三种可能性。 可能性一:现存《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的装订并非原来的面貌,它经过了后人的重新装订。这里所说的“后人”,是指嘉靖之后(例如,万历年间)的人。换句话说,残叶不是刊刻于嘉靖年间,而是刊刻于万历年间、明末;甚或是刊刻于清代,也说不定。 可能性二:现存《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的装订并非原来的面貌,它经过了后人的重新装订。但,这里所说的“后人”,是指嘉靖八年至四十五年(1529~1566)之间的人。因此,残叶有可能出于嘉靖八年至四十五年之间刊行的某个《三国志演义》刊本。可能性二实际上派生于可能性一。 可能性三:《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的装订保持着原先的面貌。换句话说,残叶是在嘉靖八年被当作衬叶使用的。因此,残叶必然出于嘉靖元年至八年之间的某个《三国志演义》刊本,甚或是嘉靖元年之前的某个刊本。 我认为,第一种可能性极小,甚至几乎没有;第二种可能性也很小;只有第三种可能性方能成立。 这是因为:第一,上海图书馆收藏的那个《陶渊明集》,看不出有改装的痕迹。它无疑是原装原貌。第二,从纸张、字体、版式看,残叶断非嘉靖之后的产物。 最早发现残叶的沈津认为,残叶为成化、弘治年间刻本[1]。魏安的看法和沈津略有不同。她一方面指出,残叶“虽然仅存五百余字,但从版式及字体来看,好像出于一个很早的刊本,其刊行年代很有可能是早于任何现存版本(包括嘉靖本)”[2](P5);另一方面,她又说,“《三国演义》到嘉靖元年才有刊本问世,残叶大概是出于一个嘉靖间的刊本,可能就是嘉靖元年修髯子引原本或其直接子孙本”[2](P12)。 关于残叶的刊行年代,我基本上同意沈津的判断。 魏安还说,残叶“或许就是刘若愚所记录的经厂本”[2](P12),“我认为上海残叶可能就是司礼监刊本的残叶”[2](P92)。张宗伟也说,“我同意魏安的推测:上海残叶所出的版本可能就是刘若愚记录的经厂本。”(注:张宗伟:《〈三国演义〉版本研究》(博士学位论文,1999年),第17页。) 关于残叶是否经厂本或司礼监刊本的问题,我将在另一篇论文中加以探讨(注:请参阅拙文《明人书目著录〈三国志演义〉刊本五种考略》。)。 本文拟着重探讨:残叶与几个现存刊本的关系,残叶与几个已佚刊本的关系,残叶的出现给予我们什么启示。 二 残叶全文 兹移录残叶全文于下: “……复兴故父之基,即当重修庙宇,四时祭祀。”祝毕,出庙上马,回顾众将曰:“吾欲过岭去看刘繇寨栅。”众将皆当不住,遂同上岭,南望村林。 伏路小军飞报刘繇云:“孙策自领十数骑,径过岭来看寨栅。”繇曰:“此必是孙策诱敌之计,不可追之。”太史慈踊于前曰:“此时不捉,更待何时?”刘繇阻当不住,披挂上马,绰枪出营,大叫曰:“有胆气者跟我来!”诸将不动,惟有一小将曰:“太史慈真猛将也,吾可助之。”拍马赶去,众将皆笑。 却说孙策看了半晌,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正行过岭来,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策回头视之,见两匹马飞下岭来。策将十三骑一齐摆开,策横枪立马于岭下待之。太史慈高叫曰:“那个是孙策?”策曰:“你是何人?”答曰:“我便是东莱太史慈也,特来捉孙策。”策笑曰:“我便是,你两个齐来bìng@①我,吾不俱你!我若怕你,非英雄也!”慈曰:“你便使众人都来,我亦不怕你也!”纵马横抢,直取孙策,策挺枪来迎。两马相交,战五十合,不分胜败。程普等暗暗称奇:“好个太史慈!” 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佯输败走,引入深山,急回马走。孙策赶来,太史慈暗喜,不入旧路上岭,却转过山背后。策赶到,慈喝策曰:“你若是大丈夫,和你bìng@①个你死我活!”策叱之曰:“走的不算男子汉!”两个又斗三十合。 慈心中自忖:“这厮有十二从人,我只一个,便活捉了他,也吃众人夺去。再引一程,教这厮每没寻处。”又诈败走,而大叫曰:“休来赶我!”策喝曰:“你却休走!”一直赶到平川之地。慈兜回马再战,又到五十合。策一枪搠来,慈闪过,挟住枪,慈也一枪搠去,策亦闪过,挟住枪。两个用力只一拖,都滚下马来。…… 三 残叶与嘉靖壬午本 在嘉靖壬午本中,和残叶相对应的文字,处于卷三第九节。 残叶和嘉靖壬午本的行款不同。残叶为每半叶十二行,每行二十二字。而嘉靖壬午本为每半叶九行,每行十七字。 这个差异是相当明显的。 残叶有句读,嘉靖壬午本也有句读。但是,二者的句读不同。 例如,残叶(在下面的引文中,句号以“。”表示,读号以“,”表示): 太史慈暗喜。不入旧路,上岭,却转。过山背后。 一共五个句读号。“上岭”二字之后是个读号,位于“岭”字和“却”字的中间。其他四个是句号,都在该字的右下侧。而嘉靖壬午本只有三个句号,没有读号: 太史慈暗喜。不入旧路上岭。却转过山背后。 比残叶少了“路”、“转”二字右下侧的那两个句号。 其他的例子还有: 例二,残叶:“众将皆当不住。遂同上岭。南望村林。”(三个句号)。——嘉靖壬午本:“众将皆当不住。遂同上岭南望村林。”(两个句号。) 例三,残叶:“大叫曰。有胆气者跟我来。诸将不动。惟有一小将曰。太史慈,真猛将也。”(五个句号,一个读号。)——嘉靖壬午本:“大叫曰。有胆气者,跟我来。诸将不动。惟有一小将,曰。太史慈真猛将也。”(五个句号,两个读号。) 例四,残叶:“却说,孙策看了半晌。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正行过岭来。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五个句号,两个读号。)——嘉靖壬午本:“却说,孙策看了半晌。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正行过岭来。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五个句号,三个读号。) 二者句读的不同,表明残叶既不是嘉靖壬午本的母本,也不是嘉靖壬午本的子本。 当然,不能排除一种例外的情况:子本在抄录、翻刻母本的时候,文字没有改动,句读却作了调整。但是,这种情况毕竟是极少数。一般来说,书商、工匠们是不愿意在这些方面多花时间、心思和精力的。 残叶和嘉靖壬午本,不但行款不同,句读不同,文字也有不同。 试举五例如下: 例一,残叶“众将皆笑”,嘉靖壬午本作“众皆大笑”。字词的搭配起了变化。 例二,残叶“你两个齐来bìng@①我”,嘉靖壬午本作“你两个一齐来bìng@①我”,比残叶多了一个“一”字。 例三,残叶“也吃众人夺去”,嘉靖壬午本作“也叫众人夺去”。“吃”和“叫”意义相同,只不过“吃”字更接近于宋元俗语。 例四,残叶“策一枪搠来”,嘉靖壬午本作“策一枪搠去来”,多了一个“去”字。 例五,残叶“都滚下马来”,嘉靖壬午本作“都滚下马”,没有最后那个“来”字。 文字的不同,同样表明,残叶既不是嘉靖壬午本的母本,也不是嘉靖壬午本的子本。 但,需要指出的是,残叶和嘉靖壬午本这种文字的不同,毕竟只限于个别字词的歧异,无妨大局。不妨说,它们倒有可能列身于同一个版本系统之内,因为在《三国志演义》不同的版本系统之间,从内容到形式,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四 残叶与周曰校刊本 以上说的是残叶和嘉靖壬午本的比较。 周曰校刊本和嘉靖壬午本同属于一个版本系统。周曰校刊本和残叶之间有没有母本或子本的关系呢? 周曰校刊本现存三种:甲本、乙本和丙本(注:请参阅拙文《〈三国志演义〉周曰校刊本四种试论》,《文学遗产》2002年第5期。)。甲本是个残本,没有残叶那一节;丙本文字基本上和乙本相同,——姑且不论。仅以周曰校刊本乙本(以下简称为“周曰校刊本”)与残叶作比较如下: 在周曰校刊本中,和残叶相对应的文字处于卷二第九节。 残叶和周曰校刊本的行款不同。残叶为每半叶十二行,每行二十二字。而周曰校刊本甲本为每半叶十三行,每行二十四字,乙本、丙本为每半叶十三行,每行二十六字。 若将周曰校刊本和残叶、嘉靖壬午本文字放在一起加以比较,可以举出三类例句。 第一类,周曰校刊本异于残叶,而同于嘉靖壬午本。 例如,残叶“众将皆笑”。周曰校刊本作“众皆大笑”。“众”下加“将”,缩小了范围,表示不包括士卒;“笑”上加“大”,强化了笑的力度。嘉靖壬午本同于周曰校刊本。 第二类,周曰校刊本异于残叶、嘉靖壬午本。 例如,残叶:“孙策赶来”。嘉靖壬午本同于残叶。周曰校刊本则作“策赶来”,只有名,而没有姓。 第三类,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异于嘉靖壬午本。 例一,残叶:“这厮有十二从人”。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这所有十三从人”。(关于这个例子,在下文第七节还要细说。) 例二,残叶:“也吃众人夺去”。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也叫众人夺去”,“吃”变成了“叫”。 例三,残叶:“策一枪搠来”。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策一枪搠去来”,多了一个“去”字。 例四,“都滚下马来”。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都滚下马”,没有那个“来”字。 文字虽有出入,毕竟是细微的。这不妨碍残叶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 五 残叶与叶逢春刊本 试再比勘残叶和叶逢春刊本的文字。 (在比勘中,凡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之处,都一一注明;余象斗刊本独异之处,则在下文第六节加以论述。) 叶逢春刊本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不同。它们不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 因此,残叶和叶逢春刊本文字歧异的程度,要远远地大于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 在叶逢春刊本中,和残叶相对应的文字处于卷二第五节。 不难发现,残叶异于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而同于叶逢春刊本的,仅有一例。即上文第三节、第四节所说的“众将皆笑”四字,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作“众皆大笑”。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则同于残叶。 此外,叶逢春刊本异于残叶、嘉靖壬午本或周曰校刊本的例子,比比皆是。 试举三十六例于下: 例一,残叶:“复兴故父之基”。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兴复故父之基”,“复”、“兴”二字颠倒。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残叶:“吾欲过岭去看刘繇寨栅”。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吾欲过岭行看刘繇寨”,“去”变成了“行”,似乎欠通;另外,又没有那个“栅”字。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残叶:“遂同上岭”。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遂同下岭”。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上岭”和“下岭”,其中必有一误。 按:上文叙述:刘繇在“神亭岭南下营”,孙策则在“岭北下营”;孙策不听张昭的劝阻,欲去光武庙烧香,于是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等人“出寨跟策上岭,到庙烧香”。由此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结论一:光武庙位于岭上。结论二:孙策此时已在岭上。 如果孙策要“过岭去看刘繇寨栅”,那么,他下一步的行程必然是“下岭”,而不会是“上岭”。因此,从叙事的角度说,当以“下岭”(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为是,而以“上岭”(残叶、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为非。 例四,残叶:“南望村林。伏路小军飞报刘繇”。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南望村林中,伏路小军飞报刘繇”(或可标点为:“南望,村林中伏路小军飞报刘繇”),多出一个“中”字。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五,残叶:“孙策自领十数骑,径过岭来看寨栅”。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孙策亲引十数骑,直过岭来观寨”,没有那个“栅”字;“亲引”和“自领”,“直过”和“径过”,“观”和“看”,意义基本上一样。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六,残叶:“繇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刘繇曰”,把姓添上了。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七,残叶:“太史慈踊于前曰:‘此时不捉,更待何时?’”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太史慈踊跃于前曰:‘此时不擒,何待?’”“踊”下补了一个“跃”字;“擒”和“捉”是一回事;从语气上看,“何待”不如“更待何时”铿锵有力。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八,残叶:“刘繇阻当不住,披挂上马,绰枪出营”。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无此三句。余象斗刊亦无此三句。 例九,残本:“诸将不动”。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诸将皆不劝”。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残叶;“太史慈真猛将也”。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史慈真猛将也”,“太史”本是复姓,却变成了单姓“史”。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一,残叶:“拍马赶去”。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拍马跟去”。“跟”与“赶”有出入。“跟”表示太史慈刚刚出营,紧随于其后即可。“赶”却意味着太史慈的出营在时间上已有了一定的距离(哪怕是极小的距离),所以要追赶。“赶”字再配上“拍马”二字,无疑是加强了紧迫感。 例十二,残叶:“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程普曰:‘可早回。’”既没有“向前”二字,也没有那个“以”字。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三,残叶:“正行过岭来”。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正行过岭北山坡下”,一个“来”字变成了“北山坡下”四个字。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四,残叶:“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只听得岭上有人大叫:‘孙策休走!’”。只要是叫出了“孙策休走”,那就必定是有人在叫,而不是有别的动物在叫。加不加“有人大”三个字,其实是无所谓的。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五,残叶:“策将十三骑一齐摆开”。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将后十三骑一字摆开”。“一字”是形容摆开的队形,“一齐”则不过是形容摆开的动作而已。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六,残叶:“战五十合,不分胜败”。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约斗五十余合,胜负不分。”“五十”是举成数而言,“五十余”则肯定说是比“五十”多,而不是比“五十”少,“斗”就是“战”;“不分胜败”和“胜负不分”,正好倒了一个过儿。 例十七,残叶:“好个太史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则无此句。 例十八,残叶:“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太史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补出了太史慈的姓。余象斗刊本也作“太史慈”。 例十九,残叶:“佯输败走,引入深山”。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诈败,引入深山捉他”。其实上一句已有主语“慈”或“太史慈”,此处句首再度出现“慈”字,显得累赘。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残叶:“急回马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回马”,“慈”字仍然是多余的。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一,残叶:“孙策赶来,太史慈暗喜”。嘉靖壬午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赶来,慈暗喜”,二人都不带姓。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二,残叶:“慈喝策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回头喝策曰”,“回头”二字比较形象、生动。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三,残叶:“你若是大丈夫,和你bìng@①个你死我活”。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叶逢春刊本则把“你”字换成了“我”字。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四,残叶:“两个又斗三十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两个再斗三十合”,“再”和“又”,半斤八两。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五,残叶:“慈心中自忖”。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心中暗忖”,“暗忖”和“自忖”,区别不大。 例二十六,残叶:“这厮有十二从人”。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这厮有十二个从人”,多了一个量词。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关于这两个例子,下文第七节还要细说) 例二十七,残叶:“我只一个”。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无此句。余象斗刊本亦无此句。 例二十八,残叶:“便活捉了他,也吃众人夺去”。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便活捉得他,也夺了去”,谁“夺了去”,说得不明确。 例二十九,残叶:“教这厮每没寻处”。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交这厮每无处寻”。“交”等于“教”;“没寻处”比“无处寻”更合乎口语。 例三十,残叶:“而大叫曰:‘休来赶我!’”。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口中在叫:‘休来赶!’”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一,残叶:“策喝曰:‘你却休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叫曰:‘你却又走!’”“叫”换“喝”,无甚大碍;“又”换“休”,却伤了文意。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二,残叶:“一直赶到平川之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又赶,一直到一平川之地”,“又赶”二字夹在当中,比较牵强,两个“一”字也未免离得太近。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三,残叶:“慈兜回马再战,又到五十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慌忙兜马回,两个再战到五十余合”。太史慈的本意就是诈败,引孙策来追,何有“慌忙”之可言?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四,残叶:“慈闪过,挟住枪,慈也一枪搠去”。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闪过,挟住,慈一枪去”。余象斗刊本“过”、“挟”二字模糊不清。 第三十五,残叶:“策亦闪过,挟住枪”。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也挟住”。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六,残叶:“两个用力只一拖,都滚下马来”。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两个只一夹,都滚下马来”,“拖”变成了“夹”。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以上一共列举了三十七个例子。叶逢春刊本同于残叶的只有一个例子。相反的,它异于残叶的却有三十六个例子。36:1,这表明,第一,残叶既不可能是叶逢春刊本的母本,也不可能是叶逢春刊本的子本;第二,残叶和叶逢春刊本的关系比较疏远,它们根本不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 残叶和叶逢春刊本的疏远,反证了残叶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的亲近。 六 残叶与余象斗刊本 余象斗刊本(注:余象斗刊本有甲本与乙本之分。甲本(有的学者称之为“余象斗刊本”)封面题“按鉴批点演义全像三国评林”,“桂云馆余文台新绣”,并有余象斗识语;卷首题“音释补遗按鉴演义全像批评三国志传”、“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版心题“三国”、“三国志传”。书末有木记:“万历壬辰仲夏月,书林余氏双峰堂”(壬辰即万历20年,1592)。乙本(有的学者称之为“评林本”)卷首题“新刊京本校正演义全像三国志传评林”、“京本通俗演义按鉴三国志传”。版心题“全像三国评林”。本文所说的“余象斗刊本”系指甲本。)和叶逢春刊本都属于闽刊本的行列。 余象斗刊本的修订和出版都在叶逢春刊本之后。因此,它和残叶的关系比叶逢春刊本更为疏远。 这从下列五个独异的例子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例一,残叶:“此必是孙策诱敌之计”。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同于残叶,而余象斗刊本作“此必是诱敌之计”,没有“孙策”人名。 例二,残叶:“战五十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余象斗刊本作“约战五十余合”。叶逢春刊本则作“约斗五十余合”。 例三,残叶:“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都有其中的“儿”字,惟独余象斗刊本无此字。 例四,残叶:“慈心中自忖”。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余象斗刊本作“慈心暗忖”。叶逢春刊本则“心”下有“中”字。 例五,残叶:“教这厮每没寻处”。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叶逢春刊本作“交这厮每无处寻”。而余象斗刊本却作“交这厮没无处寻。” 例五值得注意。关键在于残叶的那个“每”字。“每”即“们”,这出于宋元俗语,在小说中常见。余象斗刊本的整理者或出版者显然不了解此字的含义,大笔一挥,妄改为“没”字。这足以证明,在余象斗刊本的底本上,此字应是“每”,而不是“没”。因此,存在着下述两种可能性—— 可能性一:余象斗刊本的底本是叶逢春刊本(或其母本)。它沿袭了底本的“交”字和“无处寻”三字,而把“每”臆改为“没”。 可能性二:余象斗刊本的底本是残叶(或其母本)。“无处寻”三字和叶逢春刊本相同,只是偶合。它重新组合了残叶的“没寻处”三字,又在其间添上了一个“无”字。 但从总体来看,第二种可能性极小。 七 “十二”与“十三”之谜 这里有个小插曲。 在对残叶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的文字作比勘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例子。 残叶“这厮有十二个从人”,嘉靖壬午本作“这厮有十三从人”,叶逢春刊本作“这厮有十二个从人”,余象斗刊本亦作“适(这)厮有十二从人”,周曰校刊本则同于残叶。在它们之中,有“十二”(残叶、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和“十三”(嘉靖壬午本)的异文。 为什么会在此处产生数字的歧异呢? 原来原书上文有云: 策问土人曰:“近山有汉光武庙否?”土人曰:“有,庙已倾颓,无人祭祀。”策曰:“吾夜梦光武邀我相见,当以祈之。”长史张昭曰:“不可。今岭南是刘繇寨,倘有伏兵,奈何?”策曰:“神人佑我,吾何惧之。”遂全妆惯带,绰枪上马,回顾众将,引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共十三骑出寨,跟策上岭,到庙烧香。 以上引文出自嘉靖壬午本。其中“共十三骑”四字,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均同。 “十三骑”究竟包括哪十三个人?那个“共”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它仅仅涵盖孙策所“引”的部从,还是也笼罩着孙策本人?——这些,原文的叙述比较含糊,模棱两可。 因此,遂有可能产生两种不同的理解。 第一种理解:它指的是,孙策的部将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五人,再加上士卒七人以及孙策本人,一共十三人。即:1(孙策)+5(部将)+7(士卒)=13;或曰:1(孙策)+12(从人)=13。 第二种理解:它指的是,孙策的部将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五人,再加上士卒八人,一共十三人,并不包括孙策在内。即:5(部将)+8(士卒)=13(从人)。 两种不同的理解的区别在于—— 1)孙策本人是在“十三骑”之内,还是在“十三骑”之外? 2)士卒是七人,还是八人? 第二个区别是从第一个区别派生出来的;因此,第一个区别是主要的区别。 然而无论是残叶的“二”字,还是嘉靖壬午本的“三”字,在字体上,看上去都很蹊跷。 残叶“十二从人”的“二”字,其位置为第八行第八字。正巧同一叶中第七行第十八字也是一个“三”字(“两个又斗‘三’十合”)。这两个“三”字的结构迥然不同。第十八行的“三”字是正常的,和其他的字保持着一致。而第八行的那个“三”字,却呈现异常的状态;如果把整个字位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则此字仅仅占据中部和下部,上部空缺。显而易见,它原作“三”字,有人把“三”字最上面的一横挖去,使它变成了“二”字。这一点和残叶同一叶中的其他任何字比较便可了然于胸。 同样,嘉靖壬午本“十三从人”的“三”字也呈现异常的状态。其位置为卷三第七十八叶上半叶第二行第四字。同一叶中,也有两个“三”字和一个“二”字可资比较。一个“三”字位于第一行第九字(“两个又斗‘三’十合”),另一个“三”字位于第九行第八字(“慈年‘三’十岁”);“二”字则位于第九行第十三字(“策年‘二’十一岁”)。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十三从人”的“三”字和“三十合”的“三”字、“三十岁”的“三”字一比,立刻显露出后改的痕迹:原作“二”,当中一横是后加的。如果去掉了当中的一横,正和“二十一岁”的“二”字在字体结构上一模一样,分毫不差。 残叶的“二”和嘉靖壬午本的“三”,有同有异。相同的是,它们的改动都是在木版上进行的。相异的是,残叶把“三”改成了“二”,嘉靖壬午本则把“二”改成了“三”,正好相反。 不难看出,残叶原文持第二种理解(十三从人),改文持第一种理解(十二从人);嘉靖壬午本原文持第一种理解,改文持第二种理解。 若问:“十二”正确,还是“十三”正确?“十二”和“十三”,哪一个符合书中叙述的实际?这就要从上下文的叙述来判断了。 我找出了三个证据,一个在上文,两个在下文。兹列举于下: 证据一:“策将十三骑一齐摆开”。 证据二:“策正慌,程普领十二骑到”。 证据三:“策取枪上马冲杀,一千余军和十二骑混战”。 证据二是最主要的证据。它明白无误地指出,孙策不在“十二骑”之内。换句话说,“从人”的数目正好是十二,而不是十三。 证据二和证据三属于次要的证据。它们的叙述都和证据一并不矛盾。证据二告诉我们,两军对阵之时,“一齐摆开”的“十三骑”,当然包括孙策自己在内。证据三表明,孙策“上马冲杀”的对象是太史慈,孙策手下的“十二骑”则和太史慈手下的“一千余军”展开了混战。 因此,“十二从人”是正确的,“十三从人”是错误的。也就是说,第一种理解是正确的,而第二种理解则是错误的。或者说,嘉靖壬午本的原文和残叶的改文是正确的,而残叶的原文和嘉靖壬午本的改文则是错误的。 这从侧面说明,残叶刊本和嘉靖壬午本,在刊刻之时,并没有以对方为底本,甚至可能并没有以对方为参考本。 为什么说“可能并没有”,而不直接说“并没有”呢?那是因为,现在只能证明:它们各自在刊刻这一句、这一节甚或这一卷时没有参考过对方;而不能排除例外的情况:他们各自在刊刻其他句、其他节甚或其他卷时也许曾参考过对方。 八 残叶的启示 残叶的出现,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残叶被用作《陶渊明集》的前后衬叶,这个事实反映了,在当时某些人(主要是一些文人学士和个别的书商)的心目中,和正统的诗文集比较起来,《三国志演义》之类的通俗小说并不受到真正的重视,它们显然被认为是所谓的闲书,只有阅读的价值,而没有保存的价值。 这个事实还反映了,在当时,《三国志演义》是一种易得的印刷物。它被大量地印制,适应着市场的需求。用今天的话来说,它是一种所谓的畅销书。和它相比,《陶渊明集》之类的书籍的需求量要小得多,印数要少得多。 更重要的是,这个事实更打破了明初以来一百五十年间通俗小说创作和出版的“空白”,祛除了《三国志演义》、《水浒传》两部伟大作品在人们心目中产生于明代中叶的疑惑。 《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的作者罗贯中、施耐庵都是元末明初人。但是,他们的作品,在他们生前却没有出版的机会。直到很晚的时候,他们的作品方才得以公开出版。以往学术界公认的《三国志演义》的最早刊本是嘉靖壬午本;《水浒传》最早的刊本,个别的学者认为是嘉靖本,大多数的学者认为是万历本。为什么作者生活于明初,他们的作品却迟至明中叶方有刊本问世?为什么作者生活的年代和作品出版的年代相隔得这么的遥远?其间,只有手抄本流传,还是印刷业普遍不发达?明代,在嘉靖元年之前,到底有没有《三国志演义》、《水浒传》或其他的通俗小说作品创作和出版?这,一度成为困扰在当代学者们心头的谜团。 一部分学者对此一直持怀疑、否定的态度。他们举出的书中的个别的证据(在我看来,那不过是孤立的证据,或者似是而非的证据),用以证明《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是明代中叶作品,直接地或间接地否认它们的作者是元末明初的罗贯中和施耐庵。这不妨称之为“明中叶说”。 也有很多学者维护传统的见解,坚持认为《三国志演义》、《水浒传》分别出于元末明初伟大作家罗贯中、施耐庵的笔下。这可以叫做“元末明初说”。但是这些学者又苦于一时举不出具体的、坚硬的证据。 于是,从洪武元年(1368)到嘉靖元年(1522),一百五十余年之间,究竟是不是“空白”的状态,争执不休,饶费口舌。 而残叶的存在,恰恰给我们提供了实物的证据,而且还不是孤立的证据。 因为残叶有两个。除了《三国志演义》残叶之外,还存在着《水浒传》残叶。后者也收藏于上海图书馆;它有可能刊行于正德(1506-1521)年间(注:请参阅拙文《论〈京本忠义传〉的时代、性质和地位》,《小说戏曲研究》第四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3年,台北)。)。而这个《三国志演义》残叶则有可能刊行于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5)年间。 两个残叶的存在无疑成为“明中叶说”不得不面对的反证。 文学研究论文:古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研究浅析 摘要:在我国的古代文学研究中,通过对文学史料的发掘与探究,可以极大的丰富和拓展文学研究的素材,它能够对片面或模糊的历史记载进行修正以及补充,有时甚至可以推翻以往的研究结论,所以说古代文学史料对古代文学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文学史料又不能等同于文学研究,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古代文学包括古代文学史料,古代文学史料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本文阐述了发掘古代文学史料对研究古代文学的意义,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希望为古代文学研究工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古代文学史料文学研究分析 研究古代文学史,必须以文学史料为基础。否则,就会陷入到意图哲学和相对主义的误区之中。可是,被发掘出来的文学史料相对于全部的历史真相而言,又是局部的、片断的,虽然具有强大的参考价值,但是却不能完全等同于文学史研究。所以,在研究文学史的过程中,不排除某些结论中含有研究者的个人情感、经验积累、专业学识等主观因素,这也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必须承认并重视研究者主观作用。但是,通过对史料不断的体悟与分析,又会出现新的观点、新的理论,来推翻之前的观点和结论。所以说,文学史料与文学研究具有同构性和统一性,文学史料是文学研究重要的组成部分。 1文学史料是文学研究的基础 对一份文学史料的研究,主要包括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价值评判、表述四个阶段。需要注意的是,这四个阶段的划分只是相对而言的,但在实际工作中,它们之间的衔接紧密,属于一种层层推进的关系,很难明显的割裂开来。 1.1确认 文学史料的确认阶段主要是针对史料的真实进行全面的了解,包括真伪性、著作者、朝代背景等方面。文学史料的确认过程与自然科学的研究过程具有很多的相似之处,都是建立在尊重科学、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通过逻辑推理的方式进行判断与甄别,摒弃主观因素的干扰。所以说,也可以将文学史料确认环节归属到实证研究的范畴。 1.2体悟分析 所谓的体悟与分析,是在对史料进行过确认完毕之后,通过研究者个人的思想感受及情感体验,对史料进行丰富与完善的过程。在对史料进行发掘与研究时,研究者们不仅仅满足于史料表象所呈现出来的那些史实,除此之外,他们还会产生出一种审美感悟。这种审美感悟主要表现在分析理解史料中所蕴含的思想感情、探析史料的一些历史变化规律、探究史料形成的原因等等。因为每一位研究者的看法与观点不尽相同,所以体悟分析也的结论也有所不同。体悟分析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环节,对研究我国古代文学史具有重要的作用。 1.3价值评判 对文学史料进行价值评判是建立在体悟分析的基础之上的。之所以会出现价值评判这一环节,是按照某些文学研究社团组织以及文学研究爱好者的个人需求,先由他们制定合理的文学史料评判标准,然后从文学史料的意义、作用以及地位等几方面对其进行价值评判。不同的人对相同的文学史料会给出不同的评价,这种差异性也正是价值评判这一过程的直正意义所在。也可这样说,一份文学史料如果没有人愿意对它做出价值评判,那么它也就不具备存在的意义了。 1.4表述 当一份古典文学史料经过确认、体悟分析、价值评判三个阶段之后,最终将以文字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体现与传播。所以说,如果文学史料缺少了表述这一环节,是不能将其完整的传递给大众的,自然也就无法发挥它在文学研究中的参考价值。 2新的文学史料对古代文学研究的意义 从以往的文学研究发展史来看,新史料的发现,尤其是那些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很多都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对古代文学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2.1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 从已经发现的那些古典文学史料来看,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能够帮助古代文学研究者们清晰地推断出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由它形成的文学现象,尤其是那些埋藏于地下的文学史料,它们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更为宝贵的历史资料。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地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清晰地展示出了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与后期大家看到的转本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另外,随着新史料的不断发现,使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宝库变得越来越丰厚,对于当代的研究者们来说更具有参考价值。 2.2新史料对于先前研究结论的影响 通过新史料的发现,能够对当代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们的观点进行修正及补充,甚至还可以改变以往的研究结论,进而提出了新的观点。著名古典文学研究者胡平生和韩自强曾在《阜阳汉简诗经研究》中指出:从总体上看,阜阳汉简《诗经》并不属于鲁、齐、韩、毛四家中的任何一家,极有可能是未被《汉书•艺文志》著录,而后又流传于在民间的另一家,说明了《诗经》在汉代的流传的真实情况未必像文学史料中记载的那样,而真相究竟如何,还有待于对其它文史资料的进一步考察与研究。 2.3文学史料对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的影响 通过对我国古代文学史料进行分析便可看出,自明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古书产生了怀疑,直至清末,康有为也开始对古书产生质疑。之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便已经形成。然而,疑古学派对于文学研究有其积极贡献的一面,但也有不足之处,这种不足表现在他们的思想较为极端,以至于对现当代学者研究古典文学形成了一种妨碍。 3结束语 随着社会经济文明的进步,人们对精神文明的渴求越来越强烈,渴望通过博大精深的古典文学来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及审美的情趣。然而,当前大家可以阅读得到文学论著全部是以客观、真实的古代文学史料作为写作基础的,只有这样,才有阅读的价值,达到博古通今的目的。在实际的研究工作中,文学研究和文学史料的价值不相上下,缺一不可。古代文学研究者们应当把文学史料帮为重要参考,与实际相结合,再介入个人偏爱和侧重,形成相互学习,相互支持,相互尊重的局面,打破文学壁垒,为人们提供源源不尽的精神食粮。 作者:高媛 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文学研究论文:现代传媒现代文学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主要受到西方影响、社会变革以及媒体三个因素的约束,这三种因素相互作用、关联促成了现代文学的诞生、发展。本文主要论述了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现代文学的文学特质。中国现代文学是在社会革命的环境推动下所诞生的一种不同于古典文学的新的文学形式,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并不是文学发展的现代化必然进程,而是社会发展变迁对文学的需求。 一、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的相互关系 “现代”是一个对于时间的定义,当前学术界对于“现代”的分类多样化,本文的论述则是以“传统分类”的角度,将“现代”的时间定义为1917-1949年。在20世纪初,中国社会环境巨变,促使了文学变革。中国现代文学几乎是与现代媒体同时出现的,甚至在最初的社会环境中,新文学等同于新媒体,但真正要深入去探讨的问题在于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传媒是文学的载体 文学的表现形式是文字,文字往往又依托于具象的载体进行表现,在中国古代,文字的载体经过一系列的演变,从石头、竹简到纸张,这些具象的物体都可以被称为文学的载体。现代传媒是文学的重要载体,这是毋庸置疑的。但现代传媒并不是客观接受现代文学的载体,它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发展应该是相互的,甚至现代传媒是对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的。现代传媒的主要形式为报刊、杂志,作为有形的物体,在有限的承载能力下,现代传媒对于现代文学就具备一定的筛选能力,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现代传媒的表达是极具社会目的性的,所选择的文学作品必然是能够反映现实、抨击现实的。这时媒体承载着作家的社会理想、文化追求、个人情感,或者说,作家的人生诉求、社会使命、情感世界,以物质化的方式进入读者的阅读视野中,作家的写作不再是个人化的写作,作家的隐秘世界也随着载体的社会化而不再是个人的秘密。 (二)传媒是联络文学与受众的传递者 现代传媒的“传播”功能是毋庸置疑的,它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桥梁。文章一旦在报刊和杂志上发表,就必然会被大量读者阅读、评鉴。现代传媒加速了现代文学的流通和传播,但同时也加强了读者对现代文学的选择性。现代文学能够对当时的社会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而社会现实也必然给予文学的发展一定的反作用力。现代报刊的销售情况、读者反映情况、对社会产生的影响等都会成为作家创作时将要考虑的因素,而现代媒体,为了加强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往往会更倾向于邀请知名度高的作家,从而造成现代传媒对作家的多样性选择。现代媒体的“中介性”也是其传播功能下的一个隐形的表现,报刊媒体的中介性成为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的主要动因,由于中国社会缺少沙龙文化,知识分子缺少参与文化活动的公共场所,因而几乎现代文学的每一家社团、每一个文学流派,无不与报刊密切联系在一起,即使如京派文人常常有下午茶一类的沙龙聚会,但他们真正发生文人间的联系,仍然需要报刊这个媒介。 (三)传媒构造了现代文学的语境 传媒能够将文学转换为一种影响力,它的本质是文化产物,是一种对文学的实物表现,但现代传媒实物的自身发展,又构建出了一种特有的文化语境,甚至报刊、杂志这些具象的物体也成为了一种文学的素材,而被放到许多现代文学作品的叙事语境中。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的语境关联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传媒被社会大众广泛接纳,促使了一种基于报刊、杂志的新的文体形式出现,从而形成了新的语境。报刊、杂志均有一定的出版周期,均受到一定的篇幅限制,在有限的表达范围内,作家想要准确表达自身的思想与观念,就必须要在受到限制的条件下,进一步调整作品的叙事结构。二是现代传媒所形成的时代风尚,引导了市民社会的生活、艺术的观念变化,影响到整个社会审美意识的变异,这种文化氛围形成为文学的传媒语境。 二、现代传媒事业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特质 (一)现代性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历史文化积淀十分深厚,中国古典文学是一个系统的文学体系,无论是在文学的文化精神方面还是文体表现方面都十分成熟,其文学创作机制也是十分完善的,其本身并没有出现需要改革的地方。现代文学并不是在古典文学的基础上改革而形成的,它是根据现代社会环境的变迁以及现代人们文化及精神需求转变而诞生的。但中国古典文学对于现代文学的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我们只能说,中国古典文学在艺术技巧、审美经验上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影响,而中国现代文学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超越却是根本性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对当下的社会环境的多元化表现,它改变了传统中国古典文学“自赏”“自怜”“自享”的创作心态,通过报刊、杂志放下“文学”高贵的身段,将其深入民间,传播至各个阶层。这种现代性是现代传媒视野中现代文学所表现出来的独特,是完全超越古典文学的。 (二)文学性 古典文学的文学性体现在其创作机制、文体表现形式以及思想表现上,古典文学对于精神层面的体现是专一的,它仅仅将高雅的称为文学、艺术,而对于“俗”的作品是不接纳的。但现代文学则是处于一种“雅俗共赏”的文学状态,更具有包容性。与此同时,在现代传媒视野中的现代文学还出现了较为显著的“雅俗转换”现象,形成一个关于“雅”和“俗”的综合辩证体系,形成一个综合整体。当现代传媒主要面向市民为主体的读者大众时,所有的文学都表现为面向市民的“通俗”文学。文学最终的受众产生了变化,这也是现代文学特质发生改变的重要原因。中国古典文学是服务于“贵族”的,它追求的是文化底蕴的体现,更重视艺术表现手法,将雅俗划分出了明显的界限,而现代文学是服务于社会大众的,更多的读者是“平民”,这也就使得现代文学必然朝向通俗的方向发展,模糊了雅俗界限,既沿袭了对文化底蕴的追求,同时也追求更加平实的描述手法。 (三)理性 周作人在阐述“五四”新文学时说:“古代的文学纯以感性为主,现代却加上了多少理性的调剂。”与古代物质文化条件下的理性相比,现代传播媒体支持下的理性是以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为主的现代科学理性。新的传播媒体和传播方式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使人们从封闭保守的狭小圈子中走出来,获得了与“世界”进行直接对话的可能性。中国现代文学所表现出来的“理性”,让人们逐渐形成了以科学去认知世界的思维习惯,借助于现代媒体,他们能够接收到社会的各种信息,延展人的精神空间,丰富人们的思想。 三、结语 现代传媒视野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是一种基于社会环境变革而产生的新文学形式。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是共生的,现代传媒促进了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科学性以及文学性的系统化发展,而现代文学让现代传媒的影响力不断增加,从而有力促进文化运动的开展,使更多的知识分子加入到思想启蒙的运动中,向民众传播更多的先进知识和文化,让读者了解社会、国家的大事。 作者:刘科均 单位:成都七中高新校区 文学研究论文:综合演化教育学与文学研究 【摘要】 本文简述了生物学现代综合演化论,探讨了社会综合演化论的基本观点。从社会综合演化论视角出发,分析了教育学与文学的研究主体和理论流变,论证了其演化特性。 【关键词】 演化;现代综合演化论;社会综合演化论;教育学;文学 1生物综合演化论简述 现代综合演化论(也称现代综合进化论)的基本观点是:(1)种群(而非个体)是生物演化的基本单位。(2)基因突变为生物演化提供材料。(3)自然选择主导着演化的方向。基因突变是不定向的,但在自然选择过程中,不适应环境的基因类型不断地被淘汰掉,这就使得种群的基因频率向适应环境的方向演化。(4)隔离是物种形成的必要条件。此外我们认为物种所处环境多是渐变的,短期稳定,长期多为周期性变化。环境的稳定性需要稳定的基因遗传,突变所带来的变异往往不适应环境,多为有害性。环境的周期性变化和自然选择造就了物种螺旋式演化。 2社会综合演化论概述 拉兹洛认为,广义进化是一个“有序而连续的过程”[1]。达尔文进化论影响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社会是不断进步的,遵循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法则。受现代综合演化论的启发,我们主张社会综合演化论(简称社会演化论),其主要内容是:(1)社群(而非个人)是社会演化的基本单位。(2)社群中的变异和突变为社会演化提供原材料。(3)社会环境的选择性主导着社会演化的方向。(4)对某一特性的固着,是形成社会思潮流派的基本条件。(5)社会思潮往往是多种思潮并存,螺旋式周期性演变。 3综合演化论在教育学中的体现与应用 教育活动体现着综合演化论的规律。从综合演化论视角看,学科教学是以学科知识结构为基础,以教学环境为条件,引导学生在教学活动中掌握教学内容,而这“只是教学的表层价值和工具价值,过好的教学生活才是其深层价值和本体价值”[2]。教育者教学经验的积累和理论创新为教学活动提供了素材,社会环境的变化(特别是科技的进步)则促使课程和教学向适应社会变化的方向发展。这种演变特性要求我们用发展变化的眼光研究教育活动。例如,要用发展变化的观点来研究教学艺术,“同时,教学艺术本身也是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的”[3]。教育学的理论研究也契合综合演化论的特征。如关于学习过程,巴甫洛夫、斯金纳、班杜拉等行为主义者认为,学习是有机体在一定条件下形成刺激与反应的联系,获得新的经验,这最终符合演化论“适者生存”的规律。苛勒、桑代克、布鲁纳、奥苏贝尔、加涅等认知派认为,学习是通过主动的内部信息加工活动形成新的认知结构的过程。这种过程跟基因组合形成新的基因链相似,都是主动构建新结构的过程。罗杰斯等人本主义者强调“学习者中心”,提倡学生的自由学习和意义学习。他们强调学习者学会学习和适应变化,体现了“有机体要适应环境”这一规律。建构主义是许多理论观点的统称,强调学习的主动建构性、社会互动性(在互动中学习)和情境性(在情境活动中学习),重视内部要素和系统环境的影响,这些都跟基因与环境的关系类似。作为学习理论的变式,这四大理论在竞争中共存。另外,“每一种学习方式都具有自身特定的功能价值和适用范围”[4],教学方式也是这样。例如,生成性教学是指“教师根据课堂中的互动状态及时地调整教学思路和教学行为的教学形态”[5],这也符合“有机体要积极适应环境”的演化规律。教育学的理论发展也多是螺旋式演变的。例如,关于人的发展,遗传决定论的支持者有孟子、弗洛伊德、威尔逊、高尔顿、格赛尔、霍尔等,环境决定论的主张者则有荀子、洛克、华生等。古往今来,同一时期内总有学者过分强调遗传或环境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而在不同时期,跟以往理论相似的理论不断地被提了出来,这符合综合演化论中的“多种变异共存、周期性演变”的规律。我们辩证唯物主义者认为,人的发展是个人内在因素与外部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类似于综合演化论中的“主体的自身变异和环境的选择作用相结合”的理论主张。 4综合演化论在文学中的体现与应用 综合演化论的规律也体现在文学活动中。文学文本体现着作者的思想,作者思想和写作技巧的变化为其文学风格的演变提供了可能,而社会环境的变化影响着作家创作的方向。这都符合综合演化论的基本模式。文学流派的发展具有演变性。文学文本为文学流派演化提供材料,而社会环境主导着文学思潮演化的方向,同时期内多种思潮并存,长期多表现为螺旋式演化,社会环境的周期性变化使得文学思潮具有这种周期性特征。下面我们以中国现代诗歌为例,来谈谈文学领域里的演化现象。如同物种演化那样,诗歌的演变有其偶然性。“语言的使用本质上就是语言选择的过程”[6]。诗歌作为一种语言艺术,其发展具有偶然性。敬文东教授认为“诗歌直面事境,……只是偶然的产物”[7]。事实上,中国新诗走过了一条螺旋式演变的道路,展现出综合演化论的特征。中国新诗具有现代性,但也遗传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基因。王泽龙教授曾从自然的意象、感物兴会的意象、意境化的意象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古代诗歌对现代诗歌的影响[8]。历时角度看,从奠基时期郭沫若的自由诗到拓展时期新月派的格律诗,再到戴望舒等人的自由诗,中国新诗在扬弃中逐步发展。共时角度看,中国新诗多呈现出浪漫派、写实派、现代派诗歌多种共存、一种居于主流的局面。何种流派居于主流,这主要取决于社会环境的选择。例如,关于诗歌杨四平教授曾指出“黑暗的时代可能产生光彩的讽刺”[9]。 5结论 生物学中的现代综合演化论强调了突变、选择和隔离在演化中的作用,据此提出的社会综合演化论,注重了对社群变异、社会环境的选择性、社会思潮的竞争合作共存性、社会螺旋式演变的研究。在此视角下本文简要分析了教育学与文学的研究主体和理论流变,发现了其符合综合演化论的演变特性。 作者:武文刚 单位:济宁市兖州区实验高级中学 文学研究论文:时间意识与古代文学研究 摘要: 时间是与人类共生的哲学存在,时间意识也一直是中国古代文人内心的重要观念。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由于主体与时间意识之间构建的紧张对立,从而表现出动人的情感力量。这种抒情模式,在怀才不遇、送别、思念及追忆等几种文学母题中已经形成传统。这些母题下的很多古代文学经典,其艺术魅力皆得力于其对时间意识的运用和强调。从这一角度,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些作品的深层意蕴。 关键词: 时间意识;文学经典;母题 时间意识和古代文学经典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颇有意味的课题。时间,是人类在漫长演进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意识。它的存在帮助人们界定了一切具有不停止的持续性和不可逆性的物质状态的各种变化过程。对于时间的感受和意识是人类共有的行动内驱力。它督促人们在自己有限的生命历程中去创造人生价值,所以,时间又是悬在每个人头上的一把利剑。文学是人类艺术加工过的、并用于审美欣赏的精神产品。那什么样的作品能成为经典呢?真正能够打动人心并在人们的记忆中历久长存的作品,往往是最能给人以深刻印象并形成情感共鸣的东西,这样的作品也很容易在流传的过程中成为经典。童庆炳先生曾在论说文学经典的问题时谈到,构建文学经典的文本内部要素是文学作品的价值,“在作品艺术价值上面,还必须考虑到某些文学经典写出了人类共通的‘人性心理结构’和‘共同美’的问题。就是说,某些作品被建构为文学经典,主要在于作品本身以真切的体验写出了属人的情感,这些情感是人区别于动物之所在,容易引起人的共鸣”[1]。纵观中国文学史,古代大量经典作品意义的生成,都与时间意识有着密切的关系。时间意识正是上述童先生所说的一种“人类共通的‘人性心理结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2]693陆机在《文赋》中也说:“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3]1两位大文艺思想家的理论总结都谈到了时间与写作之间的关系。具体到文学作品艺术效果的达成,更是在人与时间的矛盾模式构建中实现的。总体来看,在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中,至少有怀才不遇、送别、思念及追忆等几种母题都与时间意识有着密切的联系。下面我们分别加以分析。 一、怀才不遇 人作为主体存在于特定的时空之中,只有在对世界的作用中才能体认自身的存在价值。就像谢林所说:“时间原本是内在智能的直观形式”,“它只是存在于我们之内”[4]173,而不是像实体的同时并存性(即空间)那样能在我们之外加以直观。是的,时间的有限性带来的压力是人自身给予的。同时,人又希望超越这种有限性从而以外在的事功实现自身价值的无限。由此,千百年来的有志之士皆为能够建功立业,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而努力奋斗。但是,现实往往事与愿违。许多文人在现实的世界中只能遭遇残酷的冰冷,而怀才不遇自然成了他们热衷的主题。这类母题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无数经典。先来看一下唐代诗人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这首短短22字的古诗之所以会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名篇,其艺术魅力正来自时空与人形成的紧张关系。“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两句,所凸显的不仅仅是作者被权贵排挤后的失落感,更重要的是身处盛唐,满怀雄心壮志的知识分子在时间催促之下的内心恐慌。中国古代自《左传》就有“立德、立功、立言”的所谓三不朽的理念,而这种意识在陈子昂内心激起了情感波澜。时光易逝的忧虑,让置身于无限辽远的时间概念中的作者变得无比渺小。正如海德格尔所言:“老实说,人是什么?试将地球置于无限黑暗的太空中,相形之下,它只不过是空中的一颗小沙,在它与另一小沙之间存在着一英里以上的空无。……在这万万年的时间之中,人的生命、其时间的延伸又算什么呢?只不过是秒针的一个小小的移动。”[5]3—4可见,人类是渺小的,而这种渺小感反过来又刺激作者,他必须努力在当世的短暂时间内建功立业以实现自己的不朽。如此,主观的有限性与客观无限性之间的对立造就了这首诗歌的主题。然而,这首诗歌表达的不是置身历史时空某一具体方位的个体的困境,而是千代、百代之下,一直到无限的未来的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难题。由此,这首诗歌就必然会变成经典。因为每当人们在仔细体味它时,虽然看到的是作品中的陈子昂,但联系到的是现实中的“我”,“我”的情感体验不自觉地已经参与了对作品的理解,这就产生了共鸣。陈子昂的这种由时间意识激发的对个体存在的思考,变成了整个中国古代文人志向的集中表达。我们可以就此话题在中国文学史上追溯一番,早在《庄子•盗跖》就曰: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视色,耳欲听声,口欲察味,志气欲盈。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除病瘐死丧忧患,其中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矣。天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操有时之具而托于无穷之间,忽然无异骐骥之驰过隙也。不能说其志意,养其寿命者,皆非通道者也。[6]1000这里只不过是庄子借盗跖之口对儒家立德以求不朽的思想进行嘲讽,表现出深沉的悲观。诚然,人类在将自身生命的有限性与外在时间引发的宇宙无限性的对比中,内心产生了深深的自卑,这足以将自身的灵魂抛向绝望的深渊。然而,人的伟大之处在于,面对绝望时,不是被动地接受现实而是努力实现精神上的超越。而这,正是中国古代立德立言以成名后世的传统之由来。面对这种与生俱来的“悲惨”命运,中国的文人一次次用文学发出了感天动地的呼号。这种情感,我们至少从屈原的《离骚》就能看到: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7]24屈原含冤被贬,他所焦虑的,正是因为自己远离朝政,功业难就。楚国君王受到奸邪蒙蔽,人民身陷重重危局。他敏锐地感受到了时间的流逝之速,抒发了自己的满腔忠愤,产生了感人的艺术魅力。屈原这种由时间意识而产生的宇宙无穷感,使得个体的存在过于渺小。正是在这种大与小的对比中,人类陷入了一种深深的恐惧和失落之中。其后,在《古诗十九首》等大量作品中都有这种时序意识的表达。而到建安文学时期,这种时间意识在诗歌中的体现基本定型和成熟。建安文学以其慷慨悲凉的风格表现了一批身处历史风云际会中的文人所共有的英雄情怀。他们希望在历史的中乘风破浪,建立不世之功。这样,时间自然就成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曹操在其《短歌行》中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8]20这样一种情绪不仅在曹操周围的曹丕、曹植诗歌中,即使在当时的建安七子诗歌中都成为一个永恒的母题。降及魏晋南北朝,诗人们在经历中国最动荡也是最混乱的一段历史的同时,皆在不断传唱这一主题,而时间意识也成为文人在慨叹自己功业难就时势必会提到的一个最大的敌人。在唐诗中,更有大量的诗歌经典是借助于时间意识的描写从而达到了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如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中“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的慨叹,便是对人类在时间问题上所面临的普遍困惑的又一次重申。类似母题的的文学经典不胜枚举。萧驰先生曾言:“时间忧患本身正是社会现实忧患富于哲理意味的表达,是现实忧患向人生和宇宙意识的升华。”[9]241诚然,怀才不遇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子的普遍苦闷,而加剧和凸显这种苦闷的,正是光阴有限的时间意识。对时间的敏感和思考,不仅玉成了这类文学作品的情感表现力,而且增强了其思维的深刻性。 二、送别 农耕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深层根源,由此决定的是中国人普遍的安土重迁观念。正如古人所言,“多情自古伤离别”,自然地,送别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重要母题。每当亲朋由于种种原因要与我们分别的时候,总会有强烈的情感被激发,因此就产生了大量的抒情性作品。这些作品中,时间意识对抒情效果的达成,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江淹在《别赋》中言:“日下壁而沉彩,月上轩而飞光。”[10]238这两句看似写景的话,其实正好提示了时间。临近离别,无论是送人者还是远行者都会在主观的情绪上产生一种紧张。而日月这种极具时间意义的意象的出现,凸显了时间的存在,送者和行者的情感正因时间意识的驱使而被逼迫出来。说到送别,柳永的《雨霖铃》不可不提,它也典型地反映了时间意识对送别情感表达的巨大影响。其词曰: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美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11]88柳永这首描写离别的词作,历来为人称赏。作家细腻的心理描写和真挚的情感抒发都让人为之动容。整个作品意境的达成,皆有赖于对时间意识的强调。首句“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突出了离别时主人公的恋恋不舍。正因心怀留恋,所以送别的酒实难下咽,因此才有下文的“都门帐饮无绪”。但是“帐饮”本身所体现的也是一种时间意识。这种中国人离别时经常会有的宴饮活动,本是用来表达对远行者的深情,但在这首词作中却成了提示时间的重要表征。“帐饮”提醒了离别的临近,加剧了时间在主人公内心所造成的紧张情绪。然而,这一切还远没有结束,接下来的“兰舟催发”无疑是在这种人与时间的紧张对立之上加上的又一重魔咒。就是说,如果“帐饮”还只是抒情主人公对时间的一种敏感意识的话,那“兰舟催发”就变成了外在因素对这种紧张感的确认和追加。由此,整个作品的紧张情绪达到了极致。这时,作者再写出“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的诗句就非常自然而且易于打动人心。柳永的《雨霖铃》对时间意识的强调成就了送别文学的经典,它的写作模式和技法也被此后深受其影响的《西厢记》故事所继承。在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里,同样最精彩也是最感人的是张生与莺莺离别的一段描写。在这一说唱文学经典中,对崔、张长亭送别的表现,几乎就是对《雨霖铃》送别意境的再次演绎。作者在描写崔张依依不舍、难解难分的同时,不断强调“仆人”的存在。而这位仆人每一次出现,皆是为了打破两人缠绵的意境,提示时间的存在。很明显,董解元在故意制造时间与主人公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整个作品中,外在环境(太阳的西落等)对时间进行了足够的暗示,仆人的出现又一次次加剧了这种紧张的情绪,最后又专门安排老夫人来促成了离别。所有这些,都是在努力建构主人公与时间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在这种紧张关系的一步步强调中,人物的情感也随之一步步加深,即离别在即,由离别的宴席到莺莺的嘱咐,再到最后狠心的红娘将莺莺扶上车。可以说,不如此,不足以体现崔张的情感之深,不足以也不能够真正地打动读者。其后王实甫的《西厢记》,同样沿用了这一经典的抒情模式。郑传寅先生在论及古代戏曲的时空观时,曾认为中国传统时间意识存在明显的对未来指向的忽略。他说:“以我为中心来把握时空的我国古人对未来似乎缺乏兴趣,这与西方人的时间意识是不太一样的。”[12]然而我们认为,在离人的眼中,时间的存在是最大的威胁。这一客观存在不会因为人的愁怨而有些许停留。所以,中国古代文学在处理送别母题时,经常就要凸显时间存在的紧张感。而这种紧张感,正是由时间的未来指向所引发的忧虑。所以在作品中或者会以太阳的西落作为提示,在戏剧或小说中则会安排旁观的第三者强调时间的存在,这样又构成了旁观者的漠然与主人公的深情之间的一重对比,从而达到了非常强烈的情绪感染力。相似的抒情模式,我们尚可在《古诗十九首》等文学经典中找到大量例证。这一经典抒情方式也成为了中国古代送别文学的一大传统。 三、相思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但由于种种原因,相爱的人却要相隔异地。由此,相思之情就必然成为中国古代抒情文学的重要母题。相思之作所以能打动读者,从而构筑整个作品流传千百年而不衰的感召力,时间意识的存在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具体来看,相思母题集中体现在中国古代描写游子思妇的一类作品中。或者说,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中的闺怨诗抒情,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时间意识来完成的。先来看唐代著名诗人王昌龄的《闺怨》,诗曰: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13]1446这首历来脍炙人口的闺怨诗正是利用了时间意识在女主人公内心的变化来巧妙抒情的。诗歌先明言少妇“不知愁”,由此才会在初春时节精心打扮一番登楼赏春。然后,杨柳之色的变化并没有让她得到欣赏美景的精神愉悦,反而受到年华易逝的内心刺激。“杨柳色”所激荡起的正是女主人公的时间意识。它提示随着时间的迁逝,再美的景色都会凋残,这种时间的不可逆性和流逝之速令人不安。正是诗歌这种巧妙的构思使它成为历代称赏的名篇。同理,中国古代小说名著《红楼梦》中为人熟知、也是最能打动人的《葬花吟》,其感人效果的实现,主要也是得益于对时间意识的敏感把握。无论是黛玉“桃李明年能再发,明岁闺中知有谁”“怜春忽至恼忽去,至又无言去不闻”的感叹,还是“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14]323—324的神伤,无不来自于时间意识在主人公内心造成的恐惧。以上两例都是因感受到时间之“快”而让人不安,从而使作品表现出动人的情感。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学艺术绝不限于此,其他同类作品还有更加深刻而细腻的描写。人的情感是复杂的,而思念中的人对时间的体验更是敏感而纠结。通过这一角度的分析和阐释,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抒情主体复杂精微的情感波澜。这方面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古诗十九首》。在这组诗歌中,我们经常看到抒情主人公对时间的感受出现了既“快”又“慢”的现象,这可以说是时间意识与相思母题结合模式的升级版。其《行行重行行》言: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无复道,努力加餐饭。[15]105思念是一种痛苦的煎熬,游子身处远方,给家中的思妇造成了巨大的精神痛苦。时间的流逝造成的紧张时序感,是主人公不能忍受的。首先,思念本是一种很痛苦的事情,所以我们在古诗词中经常看到主人公说日月难熬。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主体所感受到的时间应该是“慢”的。所以她说“思君令人老”。然而,与此同时,奇怪的情感也出现了。在“岁月忽已晚”一句中,分明又发现有一种心中一惊的感觉,所以他说“忽”。而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时间于她而言似乎又过得太快了。那主人公到底是觉得时间过得太快呢?还是难以忍受的慢慢煎熬呢?其实,无论快慢,时间的存在,于她而言,都是一种痛苦。说时间过得慢,当然是因为苦苦期盼远人回归而不得的一种真切感受;而说时间过得快,则是因为担心时间的流逝带走了青春的容颜。在漫长的等待中,女主人公的容颜渐失光华,她实在难以抵挡时间的侵袭,难以为远人留住她最好最美的容颜。而这,恐怕又增添了她的愁绪,也更足以见她对远人的深情。前者在严格意义上说应该是一种心理时间,突出的是抒情主人公对时间的感受;后者则更加侧重于实际的物理时间。心理时间和物理时间是共存于女主人公的内心的。在这样的一首作品中,女主人公思念的情感正是依靠内心想法与时间之间构成的这种看似矛盾的交互模式,使得简单朴实的语言之中饱含深情。作品深层意蕴的最终达成,正是借助于对时间意识的集中描写。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能更好地理解,《古诗十九首》何以会被评为“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16]45了。无独有偶,相似的例证,我们可以在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中描写送别后莺莺思念张生的一节中看到。其描写莺莺内心曰:“年年的光景如梭,急煎煎的心绪如火。”[17]67此处,“年年的光景如梭”分明是莺莺意识到了时光易逝,岁月如梭。但是,“急煎煎的心绪如火”,正说明思念本是一种对人情感上巨大的煎熬。所以莺莺又觉得时间过得是很慢的。这样,莺莺同样是在这种对时间感受的快与慢的紧张对立中煎熬。而这,正是秉承了自《行行重行行》以来中国古典文学借时间意识而抒发相思之情的情感建构模式,从而使得作品达到了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然而要是这种事物在我们看来不是永久的,而是要毁灭的,那么我们就会产生这个念头:时间,这是无穷的奔流,这是吞噬一切的无底洞———这正是时间方面消极崇高的形式。”[18]53时间意识的存在让美好事物的存在总是过于短暂。而在这些抒情主人公那里,这种意识主要还在于对明天的明确意识,同时因这种意识而产生了对未来的恐惧和焦虑。作家们通过作品将这种焦虑传达给读者,从而引发在文学接受层面的再次焦虑。读者在焦虑和恐惧过后,所产生的就是一种崇高的审美享受。正是这样一个原理,许多作品通过时间意识的强调和重现获得了感染千古的共鸣,也使相思变成了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经典母题。 四、追忆 人与动物的重要差别在于,人是一种有情感、有记忆能力的动物。记忆是人脑对经验过的事物的识记、保持、再现或再认,它是进行思维、想象等高级心理活动的基础。[19]然而,对于有情人来说,记忆的存在是残酷的,因为它如悬在抒情主体头上的一把利剑,随时可能掉下来斫伤其灵魂。更有甚者,这种伤害不是一刀毙命的斩首,而是千刀万剐的凌迟。回忆与现实构建的对照关系,会将主体置于难以自拔的痛苦场中,让其灵魂经受长久的煎熬和挣扎。于是,这就产生了中国古典文学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母题———追忆,亦即“回忆”。于此,我们可先就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略作分析。诗曰: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又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20]2060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首唐人诗歌,但是其诗意到底何在呢?我们发现,这首诗的题目叫做“江南逢李龟年”,这不难理解。作者为何在仅有四句的诗歌中,却有两句谈了自己曾经与李龟年的交往呢?他似乎只是一再强调,我和你(李龟年)曾经在岐王府上见过面,也在崔九那里见过你几次。但一首描写他乡遇故知的诗歌何以会成为文学经典呢?看来,要在这首看似平淡无奇的作品中读出味道,首先要搞清楚李龟年到底是个什么人。据《明皇杂录》载:天宝中,上命宫中女子数百人为梨园弟子,皆居宜春院北,上素晓音律,时有马仙期、李龟年、贺怀智,皆洞知律度。安禄山亦献白玉箫管数百事,皆陈于梨园。自是音响殆不类人间,而龟年特承恩遇。其后流落江南,每遇良辰胜景,常为人歌数阕,座上闻之,莫不掩泣罢酒。[21]27原来,李龟年是盛唐时非常著名的艺人,是最受唐玄宗宠信的乐工。而现在,在这个落花时节的江南,当他再一次见到李龟年的时候,时过境迁,李已经是风烛残年,流落在江南,靠在宴会上给人演唱为生。我们必须明确的是,作者实际上在这里回忆的并不只是李龟年其人,而是从李龟年的身上看到了当年唐王朝的繁华。更有,从李龟年的身上还看到了杜甫自己在安史之乱前后颠沛流离的改变。所以才会有最后一句“落花时节又逢君”的感叹。如此来看,整个诗歌意境的达成和情感的表达,主要依靠的正是由追忆而造成的今昔对比。可以说,对过去时间的强调,很好地完成了整个诗歌情感的表达。对此,宇文所安先生曾有过非常精到的分析:这四行诗的诗意究竟在哪里?在说出的东西同这两个人正在感受和思考的东西之间是存在距离的,诗意不单在于唤起昔日的繁华,引起伤感,而且在于这种距离。让我把这一点阐述得更清楚一些:诗意不在于记忆的场景,不在于记忆它们的事实,甚至也不在于昔日同今日的对比。诗意在于这样一条途径,通过这条途径,语词把想象力的运动引导向前,也是在这条途径上,语词由于无力跟随想象力完成它们的运动,因而败退下来。这些特定的语词使失落的痛苦凝聚成形,可是又作出想要遮盖它们的模样。这些词句犹如一层轻纱而徒有遮盖的形式,实际上,它们反而更增强了在它们掩盖之下的东西的诱惑力。[22]5—6这首追忆式的诗歌,本身也是在时间的长河中搜寻诗歌的建构材料。杜甫此处的回忆,亦即时光回放即是借李龟年这一特定人物开启的,而这种记忆的存在,让整首诗歌的丰富内涵和深层意蕴得以展开,而不仅是一首干巴巴的久别重逢之作。对往昔的怀念与今日的痛苦之间架构起时间的通道,由于两种时空场景的叠加,使得抒情主人公在对比中更强化了悲剧意识,以此来实现诗歌强烈情感的表达。这里所蕴含的深层意蕴,正好体现出中国人在时间意识方面的“非线性”结构。也就是说,古人的时间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空间认知的,正如赵奎英先生的研究所说:“中国古代时间观的总体倾向,由于它在四个空间方位上铺展开来,而不是在一条直线上永恒地延伸下去,也就不可能成为一去不复返的“时间之箭”,而是不断地返回原点的、具有可逆性的、追求对称和稳定的封闭圆环。”[23]我们部分同意赵先生的观点,然而,正是这种对时间周而复始的认识,才让中国人在文学中表现出自身命运与历史经验之间的相似性,从而将历史的阴影笼罩于当下的处境,从而形成对比。这便使得诗歌中的抒情脱离了一时一地的个人抒情,从而染上了历史的沧桑。诗歌也进而更具有感人力量,进而穿越时空隧道,打动不同时代的读者。这种范例,在我们的古代文学经典中很常见。如大量的咏史怀古及弃妇诗的描写。当然,这一方面的时间意识显得就有些宽泛了。然而,究其根本,这种与历史经验的有意识对比,还是来源于对自身命运的焦虑。而这种焦虑,却来源于对时间的“线性”结构的认知和意识。 五、余论 时间是人类在世界上生存无法逃避的监视者,它无情、无欲,不会因为任何人的主观意愿而变快、变慢,正如海德格尔所言:“随着其世界的实际展开状态,自然也一道对此在揭示开来。在被抛境况中,此在委身于日夜交替。日以其光明给予可能的视;夜剥夺这视。此在寻视操劳着期备视的可能性,此在从其白日的工作领会自己;如此期备着领会着,此在借‘而后天将明之时’给予自己时间。什么在最迫近的周围世界中与天明有着因缘联系呢?———日出;操劳所及的‘而后’就从这日出来定期。而后日出之时,便到作……之时了。”[5]466从古到今,时间在人类心灵上留下的痕迹是相同的,人类的感情和情志也在时间的磨砺中不断成长。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共同的对于时间的感悟,才导致了我们在读古人的文学经典时能够切身体会其中包含的时间意识,而在这种阅读的情感参与中,才真正成就了这些文学经典的永恒价值。我们此处所说的经典,不仅有阅读古人优秀作品并对其精神价值的把握,从而推崇和传承其文化精神,同时也包括当下及将来的阅读者对古代文学经典作品的阅读和阐释。正是由于具有了相似的对时间的感悟,才有了这些古代文学经典的备受推崇和不朽价值。实际上,在中国古代的文学经典中,以上所举的几类作品往往并不是单一情感的流露,很可能是两种或者两种以上母题和情感的结合体。也就是说,如一首诗,诗人们往往是借怀古而抒发自己的怀才不遇之情。上引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即是这样。然而,明显的是,这些情感的凸显都和时间意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正是因为有了主体对时间的自觉意识及由此而来的情绪紧张,才构成了作品独特的情感魅力,唤起读者内心的共鸣,最终达到了感人的效果。 总之,时间意识的存在,参与了中国古代大量的经典作品抒情的达成。这种意识,既体现了中国传统思维对时间线性认知的强调,同时又表现出对时间“非线性”认知的感受。时间意识的问题,当然也不是成就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唯一因素,但它却应该能够成为现代人解读古典文学作品的一个视角。 作者:李晓敏 单位: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文学研究的涵义 一、“民国性”是民国文学研究的应有内涵 严格意义上讲,“民国热”是一种大众文化潮流,不是学术研究。但客观上,这种大众文化潮流催生了“民国文学”研究的理性回归。“民国热”的出现,让人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这段历史。这段历史以前的标签是“旧中国”、“军阀统治”、“落后与愚昧的代名词”,这些关键词是我们多年形成的“历史体验”性认识。但是随着我们阅读了唐德刚的《袁氏当国》、余世存的《非常道》、张鸣的《历史的坏脾气》等历史文化著作后,发现了一些历史鲜活的细节和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民国”这个离我们最近的历史时段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激发起了解、阅读、研究的趣味。一些具有“民国见证人”味道的作品的出现,也让人们走近了“民国”这个“敏感”的历史“禁区”。如陶菊隐的《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大上海的孤岛岁月》、《记者生活三十年:亲历民国重大事件》,傅国涌的《主角与配角:近代中国大转型的台前幕后》,杨天石的《找寻真实的:日记解读》、《蒋氏秘档与真相》,智效民的《胡适和他的朋友们》、《八位大学校长》,邵建的《瞧,这人》(新版改为《胡适的前半生》)等,这些作品撕开了民国历史的面纱,“制造”了许多鲜活的“民国话题”,让我们似乎触及到了“真实”的历史脉搏。何兆武、李辉、孙郁等学者的民国历史文化散文、随笔等,更让人们以一种反思性的姿态面对这一历史阶段。在反思中比照今天的某种不足,激起知识分子的某种追问和思考。关于民国历史文化的这些研究、书写,看上去似乎触摸到了历史真实,实际上还是大众文化的流俗,还是“民国掌故”的演绎,“民国百态”的展露。面对这些民国文化的研究与书写,我们的“民国文学”研究又该如何?我们的研究不能流于“猎奇”与“热闹”,而是应该进入民国的细部,回到民国的历史文化语境当中,反观我们的“民国文学”。这就提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即如何回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倡导回到民国历史文化语境之中,但关键是如何回的问题,我们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一个关键词“民国性”。“民国性”是民国历史文化语境的一个基本特性,我们一切的研究都离不开这个特性。 譬如,今天研究鲁迅,很多时候都基于一个基本的习惯性认识,认为当时社会是黑暗的,是没有人权的,是充满暴力的,是封建的。事实果真如此吗?仔细研读民国社会历史,发现民国并不是像我们认识的那样,鲁迅对民国的宪政理想还是抱有希望的,所以才有先生的那种“坦荡”的行为。此例说明,我们只有真正了解了民国真实的历史文化,才能在民国文学的研究中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我们的研究才有价值和意义。关于宪政理想与民国文学,《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发表了一组笔谈《宪政与法制视野中的民国文学》。编者按中说:“民国时期的政治专制与社会动乱同它的文学成就相比较,形成鲜明的反差,这里存在一种宪政理想与政治现实的矛盾。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近代以来已经深入人心的现代政治理念,宪政对知识分子的精神鼓舞和对统治者的某种抗拒都不容忽视。正是这样一种文化为现代文学艰难地开辟了生存空间,其中的启迪值得我们深思。”民国时代的矛盾、困苦和艰难是不争的事实,但“也是在禁锢挤压的生存现实中,鲁迅、胡适、茅盾、巴金、曹禺、胡风等一大批现代知识分子不屈抗争,以‘魔罗诗力’的意志、普鲁米修斯的勇气,以对现代政治与法律文化‘空隙’的敏锐把握,努力撑开了一片崭新的写作天地。”“民国性”是民国文学研究的应有品格。这既是我们坚持学理依据的“守正创新”,也是对民国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语境变迁重新审视的结果。我们研究民国文学,必须借鉴现代文学研究的得失。现代文学研究强调文学研究的“现代性”,而忽略了文学的历史性生成。我们应该反思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价值思维方式和具体的学术研究理念,通过对“现代性”的反思来激活民国文学研究。 二、“民国性”是民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视域 民国文学的研究虽然在近年来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但如果要从学理性上来讲,还得有一个理论视域,这样的研究才能得到合法性认同。民国文学概念的合法性及其历史依据,民国文学史概念的合法性及其历史依据都需要理论的支撑。缺乏理论视域的民国文学研究很难得到深化和推进。当前的民国文学研究如何与“民国气氛”、“民国语境”、“民国范儿”有效地结合起来,需要有一种理论维度来拓广。这个理论的基础和关键词就是“民国性”,我们的研究只有建立在“民国性”这个最为根本的基础之上,才能扎实有效地推进民国文学的研究。应当承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视野比以前宽广多了,学术空间也比以前大了,在这种多元化的学术研究过程中,民国文学的研究视角应运而生。一批有着重要学术价值的文章和著作涌现出来,令人欣慰。但总体来说,这些研究往往还停留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式和思维模式之中,真正关注民国文学“民国性”品格的意识不强,导致了只是把中国现代文学换成了“民国文学”这个说法而已。因此,必须指出,民国文学的研究旨趣并不在概念、范畴的转换,它的研究落脚点应该是“民国性”品格的确证。民国文学研究的另一个理论场域应该是民国文学史。近年来有关民国文学史的研究著作和文章也比较多,代表性的著作有魏朝勇的《民国时期文学的政治想象》,汤溢泽、廖广莉合著的《民国文学史研究》,张堂会的《民国时期的自然灾害与现代文学书写》,李怡、布小继的《民国经济与现代文学》,以及李怡主编的在大陆和台湾出版的两套丛书;代表性的文章有李怡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范式》,张桃洲的《意义与限度———作为文学史视野的“民国文学”》,王学东的《“民国文学”的理论维度及其文学史编写》,刘勇、张弛的《文学史的时间意义———兼论“民国文学史”概念的若干问题》,秦弓的《现代文学的历史还原与民国史视角》、《三论现代文学与民国史视角》等。这些著作和文章从史的角度对民国文学进行了展开和阐释,是对民国文学生态的还原。这种“‘民国生态’的还原,从根上触动现代文学真正的民国政治意识形态内涵,因此就可剥开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多重纠缠的问题。”这对于我们理解和解读延安红色文学、解放区文学,乃至左翼文学都有很大的帮助。甚至被中国现代文学遮蔽了的一些文学现象、文学期刊、文学作品、文学流派、区域文学等都可以在民国概念中得以重生,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 这种中国现代文学的“民国生态”还原,既是文学本身的回归,也是文学史的回归,同时具有明显的“民国性”印迹,是一种理性的回归。为了能够从理论上支撑民国文学的研究,李怡先生提出了“民国机制”这一重要的范式。他认为:“民国机制就是从清王朝覆灭开始,在新的社会体制下,逐步形成的,推动社会文化与文学发展的诸种社会力量的综合,这里有社会政治的结构性因素,有民国经济方式的保证与限制,也有民国社会的文化环境的围合,甚至还包括民国社会所形成的独特的精神导向,它们共同作用,彼此配合,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特征,包括它的优长,也牵连着它的局限和问题。”李怡还说:“对于民国时期文学值得挖掘和剖析的‘民国性’,我称之为‘文学的民国机制’”。李先生注意到了文学的“民国性”问题,提出了“文学的民国机制”。这就给民国文学研究赋予了理论品格,让民国文学研究获得了自己的研究范式。此外,张中良先生提出了民国文学研究的“民国史视角”。这种“民国史视角”有着中国现代文学无法逾越的优势,它可以直抵文学本身,还文学史以本来面貌。“以‘民国’来命名文学史,是一个更能深入‘真相’的文学思考。”张先生试图在民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研究民国文学的发生发展、作家的生存状态、作品的内涵,以及多元化的文化格局,解蔽正面战场文学、民族主义文学思潮,让这些文学存在得到真实的反映和准确的评价。张先生的“民国史视角”实际上也是基于“民国性”而提出的一种理论视域。 三、“民国性”能激活历史与文学的关联性,形成学术研究的正能量 历史与文学从来就是分不开的。研究文学离不开历史,离不开文学发生的历史环境。当然,研究民国文学,也离不开民国时期的历史文化环境。我们只有深入到了民国历史文化的细部,才能真正理解民国时期的文学,也才能有效地解读和阐释民国文学。民国历史的底色就是“民国性”,我们只有对民国历史的“民国性”加以准确把握,才能激活民国文化语境中的民国文学。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也就是如何激活民国历史与民国文学的关联性。首先,我们必须返回到民国社会历史的具体场景之中。这种返回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回到历史中去,而是回到历史现场、回到历史细节,最大限度地贴近历史真实。正如陈国恩先生所言:“这不是说研究民国文学应该按照三民主义的思想来进行,相反,我们应该超越三民主义,站在更高的历史点上来对民国时期的文学作出评判。”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民国文学框架下研究这一段时期的文学,可能得出不同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结论。正如秦弓先生所言:“乍看起来,民国史与现代史或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大致重合,似乎没有给予特别关注的必要。然而,当我们仅仅以现代史或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视角来考察鲁迅时,一些在民国史视角看来成为问题的问题就无法获得清晰的认识,甚至完全被遮蔽掉”。还有对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因为它赋予民国文学起点的意义,所以可能评价更高。其实对于辛亥革命的评价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我们强调辛亥革命的局限性,就是为了给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发生寻找更为合理可靠的理由。这就说明,我们要激活民国历史与民国文学的关联性,“民国性”问题的把握就显得至关重要。“民国立场”、“民国姿态”这种带有“民国性”符码的研究趋向,是开掘民国文学研究的有效性策略。其次,我们要充分返回作家的精神世界,发掘其创作的机能,将“文学的内部”和“文学的外部”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以前读鲁迅的小说《药》,认为小说表达了作者对辛亥革命换汤不换药的失望。但事实上,鲁迅先生对“五四”启蒙先驱是充满希望的。他说:“中山先生逝世后无论几周年,本用不着什么纪念文章。只要这先前未曾有的中华民国存在,就是他的丰碑,就是他的纪念。凡是自承为民国的国民,谁有不记得创造民国的战士,而且是第一人的?”可见,鲁迅对民国是满怀希望的,只是对那些有意破坏民国者们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日日偷挖中华民国的柱石的奴才们,现在正不知有多少!”这种历史与文学关联性的建构,既有利于我们对文学文本的准确理解和判断,又凸显了这一历史阶段的根本特性“民国性”。我们要研究抗日根据地内孙犁的小说创作,就必须了解白洋淀的经济、文化状况,了解那个时期白洋淀的家庭、婚姻与乡土秩序。只有深入了解了白洋淀的“民国性”,我们才能破解“与孙犁的矛盾”。回到民国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充分尊重民国历史的丰富性、复杂性,“现代文学研究或许能够获得一次新的生机”。 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习惯于“现代性”话语系统,而缺乏主体意识,缺乏回到历史细部,缺乏学科的自我研究体系、概念、范式的建构。我们如果能够跳出“阶级斗争”的历史观,回到民国历史的现场,就会发现很多被遮蔽了的历史事实,诸如民国时期的文学与经济的关系、文学与法制的关系等,这对我们理解像茅盾的《子夜》这样的作品很有帮助。再比如1920年代,鲁迅起诉教育部事件。鲁迅为什么敢起诉教育部?这背后有何历史因由?还有1930年代,胡适、罗隆基等人的《新月》杂志抗争事件,这个事件背后的民国历史生态究竟是怎样的?值得深思。发掘历史细节,在新的历史架构中展现文学发展自己的逻辑,将中国现代文学中被遮蔽的内容敞开,一些新的、鲜活的研究命题将会不断涌现,这有利于反思、反观今天的学术研究,推动自我批判和自我认识。把民国的历史细节和文学自身关联起来,我们将会有一系列的新的洞见,形成学术研究的正能量。总之,“民国性”是民国历史文化与民国文学得以展开的一个根本和基础。研究民国文学离不开民国历史文化,民国文学是在民国历史文化的场域中显现的。我们只有把握住了民国文学的“民国性”特质,才能真正叩启民国文学研究的大门,才能解蔽民国文学的发生与发展、民国作家的生存状态、作品内涵,以及民族主义文学思潮。 作者:韩伟 单位:甘肃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一、现代文学作家、社群与思潮 (一)战后以至1950、1960年代的作家与文艺社群 1945年以后,大陆学者文人随国民政府来台者众,当时进入台大任教的几位师长,带来了“五四”文学的精神,也开启往后的现代文学之路。最具代表性的,在中文系有台静农,他是鲁迅的学生,来台后虽然转向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但他的小说集《建塔者》、《地之子》,后来也出版了,使读者一窥“五四”遗风。在外文系则以夏济安为代表,他创办《文学杂志》,带动写作风气,影响了当时仍是学生的白先勇等人,也缔造了学院派文学杂志的成果。当时的青年学生辈,有来自大陆的学生,也有台湾本地出生的青年,他们因为进入台大就读,受到这些老师前辈的启发,以及同侪间的鼓舞,纷纷崭露创作的才华,终于成为台湾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这些学生包括中文系的林文月、叶庆炳、张健、吴宏一、柯庆明,外文系的余光中、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杜国清、叶维廉等,各自在诗、散文、小说创作方面留下可贵的成果。林文月、叶庆炳以散文著名,余光中参与蓝星诗社的创立,张健亦为蓝星主要成员,杜国清、叶维廉则是笠诗社、创世纪诗社的重要成员。而以白先勇为主的《现代文学》杂志在1960年代创办,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等人,都是创始社员,共同推动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 (二)文学杂志对现代思潮的译介 由夏济安主导的《文学杂志》创办于1956年9月,而在1960年8月结束。但这份刊物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代表台湾战后初期的文学潮流中,一群学院里的师生对于文学的喜好和坚持,并开辟另一个有别于“战斗文艺”的园地。他们刊登的文稿,除一般创作,文学理论的译介、中西文学的相关论述也相当多,这个现象可以说开创了一种风气,也就是将现代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理论、西方文艺思潮连结,提供给创作者和读者新颖的观念。以白先勇为主导的《现代文学》深受其师长辈创办的《文学杂志》之启发,该刊在1960年3月到1973年9月共发行51期,由白先勇负责筹措资金,而外文系的几位同学一同写稿、译稿和拉稿。比起《文学杂志》,《现代文学》更强调创新的精神,他们努力介绍各种西方的思潮、创作观念,以便所写的作品可以表达属于现代人的艺术情感;对于西方文学与理论的介绍,《现代文学》更以“专号”的形式推出,除作品翻译外,往往也包括作者生平介绍,并附带加以评论。除创刊号推出“卡夫卡专号”,也曾刊出多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专号,对于艾略特的诗作与诗学,更前后刊出多期。《现代文学》编辑群对文学充满热情与执着,而这些译介,为创作者与读者带来不同的视野,开拓更多元的文学品味。 二、比较文学的学科成立与研究扎根 如上所述,《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以译介外国文学与理论为宗旨,进而启发作家的创作以及解读作品的角度,其实已略具比较文学的雏形。进入1970年代,台大文学院更以三轨并进的方式———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成立比较文学会以及结合《中外文学》,促进了比较文学在台大扎根与茁壮。1970年,台大外文系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推动者是当时文学院院长朱立民与外文系主任颜元叔。但这个博士班不打算走英美文学博士班的路线,反而希望结合外文系与中文系的学术资源,使学生可以同时接触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进而可以建立具有中国/外国文学双重视野的比较文学研究。纪秋郎、单德兴、李有成、高大鹏、陈昭瑛、古佳艳等,都获得此博士学位,成为外文、中文学界的优秀学者。近年台大外文系虽已将比较文学博士班并入一般博士班,但比较文学仍是其修业与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1973年7月,朱立民等八位外文系学者与叶庆炳等四位中文系学者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并藉此在《中外文学》开始介绍比较文学的观念和发展;譬如《中外文学》创刊号(1972年6月)即刊登李达三著、周树华与张汉良译的《比较的思维习惯》,仿佛已经有所预告,2卷9期则有Al-dridge,A.O.著、胡耀恒译的《比较文学的目的与远景》(1974年2月);其后则陆续有袁鹤翔《中西比较文学定义的探讨》,李达三著、许文宏与冯明惠译的《东西比较文学史的检讨》等文章,一路推进,颜元叔、胡耀恒、朱炎、叶维廉、张汉良、陈慧桦、古添洪等,都是比较文学的旗手。古添洪与陈慧桦编著的《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李达三的《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8年)二书,可说是最早结集的相关著作。而叶维廉、古添洪与陈慧桦在东大图书公司主编的“比较文学”丛书,更可说是具体的成果。此外,结合外文、中文两系教授的“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自1974年8月起对外扩大征求会员,凡大专院校教师和研究生有志于比较文学者,皆可申请入会。而学会也每年度主办国际或全国比较文学会议,开放对外征稿,相关的征稿主题、研究论文也都以专号的形式收录在当期的《中外文学》或另一英文的比较文学刊物《淡江评论》(淡江大学外语学院出版);譬如第4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1983年8月),第5届主题为“现代主义与中西比较文学”(1987年5月);第25届全国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灾难、创伤与记忆”(2001年9月)、第30届主题为“认同的变向:全球化时代的主体生成与转化”(2006年5月);无论其主题是企图与中国文学对话,或是呼应世界文学脉动,或是跨领域研究、文化研究,都在带动台湾学界的研究潮流,累积丰富的学术资源。外文系主导的比较文学博士班、比较文学会,再加上《中外文学》,形成了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铁三角。我们也可以发现,就在《现代文学》即将衰退之际,1972年6月,外文系与中文系多位教授共同发起创办一份新的刊物《中外文学》。这些学者包括外文系朱立民、侯健、齐邦媛、颜元叔、胡耀恒与中文系郑骞、叶庆炳等人;而该刊自创刊以来,迄今一直稳定出刊,在台湾学术界已占有关键性的位置。《中外文学》创刊初期,系以颜元叔为主导人物,他引进新批评,在第一期至第四期,藉由《细读洛夫的两首诗》,掀起一串现代诗论战;而后又连续登载王文兴小说《家变》,并举行座谈会,引起各方注目、论辩,具体呈现学界与读者大众对这篇小说褒与贬的两极化情形,也为现代主义小说的读者反应留下珍贵的纪录。《中外文学》也曾连载林文月翻译的日本文学名著《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书,引起很大的回响。该刊既命名为“中外”文学,除了对外国文学以及理论的译介,当然也兼纳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论文。除现代文学研究外,也有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属于中国文学本身的研究模式,例如作家传记考述、作品流派、文学史研究,另外更为突出的则是以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例如张汉良的《“杨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结构》(1975年4月),系以荣格的神话原型理论研究古典小说“杨林”、“枕中记”系列故事,这种研究视角深深地影响了此后台湾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具体实践。综览《中外文学》的文章,可知其编辑和登稿的方向,和“比较文学”在台大外文系的扎根与开展着实有密切的关联。《中外文学》在1980年代以后,逐渐聚焦在对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介绍,例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后殖民等理论,透过专题邀知名学者撰稿,无论是就理论观念加以译介,或是以文学作品为例实际操作,都成为后来者追摹的范例,也大大助长了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风气。 三、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作家的培育,本不限于任何科系,但因为小说家白先勇、王文兴等人的光环,“作家都是出自外文系”的说法也流传一时。然而随着中文系现代文学课程的增加与写作风气渐盛,出身中文系的作家,以及投入现代文学研究的中文系学者,也日渐增多,“现代文学”遂形成中文系学术传统的脉络之一;这方面,曾任系主任的叶庆炳教授实有开创性的贡献。而当代年轻一辈的作家譬如散文家陈幸蕙、简,小说家郝誉翔、黄锦树,诗人陈大为等,都是台大中文系毕业。在外文系方面,虽以外国文学课程为主,但中文、外文两系常有合作开课的例子,如外文系王文兴所授的现代小说、王建元所授的文学批评、齐邦媛所授的高级英文(讲授英美小说与诗)等,系为中文系而开;中文系也长期为外文系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因此除了在文学杂志上的通力合作,在课程、师资的援引上,中文与外文两系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担负文学教育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8月,台大成立台湾文学研究所(简称台文所),因为课程设计与发展方向的关系,进入台文所的学生,不乏已经有现代文学作品集出版,或是已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加上各教授的专业取向,台文所加入了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阵容。按,台湾文学的发展,于史可考者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除1930、1960年代是现代主义兴盛时期外,台湾文学的多元性,以及与日本文学、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关联,都可以从中发掘比较文学的议题。是故,台大教授对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除了前文所介绍外,近年可以看到的是,中文系何寄澎的现代散文研究、陈翠英的现代小说研究、外文系廖炳惠的后现代研究、廖咸浩的文艺/社会思潮研究、张小虹的性别/同志文学研究、流行文化研究,刘亮雅的台湾后殖民小说研究、朱伟诚的同志文学研究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而台文所教授对于现代文学研究可说更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柯庆明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郭玉雯的张爱玲小说研究,王文兴小说研究,梅家玲的现代小说研究、眷村小说研究,以及洪淑苓的现代诗、女性文学研究,都已出版相关的学术论著。另外,黄美娥的日治时期台湾通俗文学研究、张文薰的日治时期台湾新文学研究以及苏硕斌的台湾都市文化与文学研究,也都为现代文学研究扩充了领域与视角。 四、结语 展望历年来的台大师生藉由现代文学创作、译介与发行文学刊物的成果,和台湾文坛产生密切的互动,在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上更有开创性、主导性与关键性的位置。现今,为了促进现代文学研究,总图书馆也积极展开作家手稿资料的典藏工作;目前已有王祯和、王文兴、林文月与叶维廉等作家的手稿典藏。而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也已成为学术研究的常模,相信台大教授与研究生将秉此深厚的人文传统,在新世纪共同勾勒出台大、现代文学、比较文学以及文学史的复杂网络。 作者:洪淑苓 单位:台湾大学 文学研究论文:现代文学研究性教学与应用型人才培养 一、推广研究性教学对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意义 虽然社会对大学生培养提出了创新性的要求,但在校大学生的基本现状,却令人堪忧,其普遍存在的种种问题迫切要求大学教师进行教学改革。目前大学生中存在的两种普遍的情况特别应引起重视:一种是涣散型,具体表现为无所事事、不看书、不学习、考试前突击复习甚至违反考试纪律。根源在于缺乏主动学习的意识,中学时被迫于题海战术、应试学习的学生,内心已对学习产生了厌倦,大学时如果没有老师严格督管,很容易无所适从,缺乏独立学习、主动探究的意识和能力,如果大学的教学、考核体制僵化死板、只是背书———做题的模式,更会让他们失去兴趣,不能领悟到学习的真谛;一种是很认真、很用功,但是只会背笔记、背教材,虽然答卷和笔记、教材几乎一字不差,但缺乏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试想,无所事事地度过大学时代,毕业时腹内空空,又有什么知识和能力去胜任工作呢?如果大学里照本宣科、只会背教材、背笔记,工作之后照旧这样教孩子们,又培养出一批“学习、考试机器”,这样陈陈相因,只能形成教育培养的恶性循环,压抑了创造性,也不能适应社会和时代对人才的需求。地方高校是承载大众化背景下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主体,改革和创新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既是地方高校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更是有效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关键。基于在校大学生中普遍存在的种种问题,改变旧有的教学模式,推进以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独立思考、自主学习能力的研究性教学势在必行。 二、如何推行研究性教学 (一)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理念 研究性教学的理念是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处于引导者的地位,学生则是学习活动的主体。要改变学生在长期应试教育中已形成了的一定的被动学习习惯,教师就要改变传统的满堂灌、填鸭式的单调的教学方式,不能一味地以教师为中心,一上课,教师便沿着自己的思路和准备的教学内容开讲,学生只是聆听和埋头记笔记,一味跟着教师的思路,然后课后背诵,这样只能压抑学生的自主性和创新性,与现代教育理念相违背。“现代教育认为,知识的学习不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认识科学本质、训练思维能力、掌握学习方法的手段,在教学中强调的是‘发现’知识的过程,强调的是创造性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形成探究的精神。”所以,在教学中要强调学生的能力培养,注重学生学习的主体性,让学生积极地参与学习过程,主动地去阅读、思考、探究,能提出问题、形成研讨,并逐渐增强分析问题的能力。教师转变了课堂的中心角色意识后,要明确引导的作用和怎样引导。实际上,改变固有的教学模式,发挥引导的作用,看起来讲得似乎少了,却要付出更多的心血。教师要琢磨每次课引领学生的教学目标是什么,怎样驾驭课堂、怎样引导学生思考、讨论,又怎样总结升华,这需要既站在学生的角度换位思考、巧妙设计教学环节、激发学生兴趣,又需要提升自己的学养积累和科研能力,不断开拓自己的创新精神,才能引导学生徜徉在知识的海洋,学有所得、学有所乐。 (二)自主性、研讨式的教学方法 现代文学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是提高学生对文学作品理解能力和分析能力的重要基础课程,现代文学教学也应把培养学生阅读欣赏的创新能力作为教学目标,改变“教学局限于教书,教书局限于课程,课程局限于课堂,课堂局限于讲授,讲授局限于教材”的传统教学方法,以学生为学习的主体,运用多种多样的教学方法,增强学生的文学感受力、审美鉴赏力、文本研究与分析的能力。首先要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引导学生走进作品中,走进作家的心灵深处,用鲜活灵动的审美感受来细读文本,和作家作品产生灵魂的交流与碰撞,才能真正走进文学所营造的艺术世界中去。很多学生毕业时连基本的名家名作都没有阅读过,这是中文专业学生的很大遗憾和知识欠缺,所以,主动阅读、带着兴趣阅读、带着思考阅读,是教师引领学生学习的第一步。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当年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就终日埋首于清华图书馆,如饥似渴地认真阅读,一边读一边做摘录,写下感受和启发,积累了大量的读书笔记,为他后来成为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家奠定了深厚的学养基础。教师若能指引学生钟爱读书,甚至把读书作为保持终身的爱好和习惯,无疑会使学生受益一生,并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学生对读书产生了浓厚兴趣之后,教师还要引领他们学会思考、学会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正如法国文化教育学家斯普朗格所言,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传授已有的东西,而是要把人的创造力量诱导出来,将生命感、价值感唤醒,一直到精神生活运动的根。对文学作品有了初步的文学感受只是理解作品的前提和基础,要对作品有更深入的思考,还需要理论的支撑和提升。中文专业的在校大学生对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理论的掌握是必备的学养基础,一定要与文本细读结合起来,才能做出独到、深入的阐释。在课下引领学生做充足的文本阅读与理论学习的前提下,在课堂上的引导也很关键。教师可采用组织学生发言、研讨、辩论、归纳总结等形式,充分调动学生在课堂学习中的积极性。可在课前预习中设几个小专题,预先由学生分组讨论,然后每组派代表上台发言,既加强了学生间的团队意识、组织协调能力,又练习了口头表达、语言组织、独立思考能力;还可组织课堂讨论,甚至针对不同的观点展开辩论,学生会被激发起强烈的问题意识,积极思考、踊跃提出自己的看法,在思想碰撞的火花中,大家集思广益、互相促进提高。比如,在讨论中,同学们通过对周朴园性格的分析及对他和侍萍之间情感的探讨,加深了对这一人物在人性方面的理解;通过对张爱玲《金锁记》、《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等作品的细读与阐释,走进这位颇富才情的女作家的内心世界;通过对萧红《小城三月》中翠姨悲剧命运和矛盾性格的所思所感,更深入地理解萧红创作的女性视角和女性生命体验……当然,灵活多样、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教学绝不意味着教师的担子轻了,相反,教师要有高超的课堂驾驭能力,引领学生积极思考并能不偏离课堂教学目标,使课堂气氛既活跃又不松散,并能及时总结,把自己的学术研究积累和学术界相关的前沿成果梳理归纳后介绍给学生,让他们在学界大师的研究中捕捉到最新的学术信息。在积极高效的课堂教学之后,还要再做好课下学习的延展。做好课程网站是将课程学习进一步丰富并可和学生在课下继续交流、互动的很好方式。在课程网站中,教师可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与学生分享,学生可将自己的学习心得和文学创作在网站上展示,师生交流评析;还可设置在线答疑,及时解答学生的问题,鼓励促进学生在课后继续主动学习,拓宽知识面、拓深知识层次。另外,可以布置学生写小论文,让学生在写作中提高研究意识;还可结合中文专业的特色,引领学生由阅读文学作品到创作文学作品,让学生在散文、诗歌、小说的写作中进一步领悟文学创作的规律、方法、内涵;至于一些生动有趣的文学活动,如配乐诗朗诵、话剧舞台表演等等,更能增加学生对文学的爱好,也可增强审美、表达等能力和团队合作意识。 (三)注重能力培养、灵活多样的考核方式 传统的课程考核方式往往采取闭卷考试的方式,出一些固定的填空、名词解释、简答、论述等题型,学生按背熟的答案答题,限制了学生的思维,不能真正考察出学生的能力和水平。研究性教学改革推行以考查学生实际能力为目标的灵活多样的考核方式。在考试环节方面,采取平时课堂发言、课程小论文、文学创作各占一定的百分比,期末试卷以论述、写作题为主的方式,让学生摒弃背诵固定的答案的复习模式。文学是人学,对作品和人物的理解本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正如“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比如说老舍的名作《骆驼祥子》中的虎妞形象,当我们用一般的女性文化视角来观照这一形象时,可发现虎妞这一形象的塑造不仅展现了老舍对妇女地位的思考,也透视了老舍在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交织渗透下的女性观。但老舍作为一位现实主义作家,他的创作首先要遵循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即必须忠于生活,严格地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来描写。这又使老舍对虎妞这一人物的描写在较大程度上冲破了他那种过分传统的女性观,而能从生活的实际出发,写出一个有着奇特的身世背景和生活经历,原本也不属于那种有教养的上流社会,并且最终也沦落到生活底层的女人的悲惨的一生。这就使虎妞这一形象的表层意义与其深层意义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张力,从而赋予这一人物以更为丰富的思想内涵。因此,如果仅仅把虎妞看成是一个老、丑、泼辣、厉害的“坏女人”,那就根本未曾理解到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及其性格的复杂构成,实际上只停留在对这个人物极为表层的理解之上。已经有多位学者指出:过去学术界对虎妞形象的认识长期以来止于其言语和行为的直率与粗俗之上,而未能触及其人生的深层与整体。正因为这样,我们有必要对虎妞这一形象作出更符合文本实际的新的阐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有一名流行的名言:“说不尽的阿Q!”这说明一部伟大的、经典的作品,其思想内涵是丰富多元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阐释,并且具有不断地被人们作出新的阐释的意义空间。所以对文学的理解应是多角度、深层次、多向度的,如果对作品的创作特色、形象分析千人一面,那对文学作品的解读就成为枯燥乏味且单调无趣的照本宣科,这样即使答卷是满分,对学生的能力培养而言也没有多少意义。如果考核侧重于思考和研究,学生可写下自己对作家作品独立、深入的理解,那么复习就不再是机械的记忆和沉重的负担,而成为了快乐的、主动的学习过程,同时也可考察出学生的分析研究能力和平时的学养积累。 可以说,无论课前的主动阅读预习、课堂中的积极参与思考、课下的第二课堂的开拓、还有考核形式的改革,都贯穿着以学生为学习主体、提高学生创新学习能力的理念,都凝聚着教师的悉心指导、用心引领,主旨都是为了培养出符合时代和社会需求的有用之才。 作者:傅晓燕 单位:山东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关于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检讨 一、学术范式与主要成果 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是以家族为视角探讨“文学的家族”与“家族的文学”的历史发展、家族个性、家学本质和社会地位的文学研究。其学术范式或者以文化为本位,或者以文学为本位。前者立足于家族文化的整体性研究,文学世家是家族文化研究有机而重要的组成部分;后者立足于文学世家的特定性研究,家族文化作为文学世家的重要背景而受到重视和研究。两种学术范式各有侧重,各有特点,但都强调“家学”独特性的择微,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势,并没有优劣之分。不过就文学学科的属性来说,采用以文学为本位的学术范式更为切合古代文学研究自身的特征和要求。文学世家研究是基于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西化”反思和学术创新需求的结果,体现了古代文学研究的本土话语回归和学术范式创新。古代文学世家研究取得了突出的学术成果,从以个案研究为主走向以朝代为主、区域为主和专题为主的多样化研究。以汉族文学世家研究为主体,也有少数民族文学世家的研究。 1.个案性研究成果 文学世家的个案研究成果最多,主要集中在六朝、宋代和明清三个时段上。六朝的个案研究,主要聚焦于陈郡谢氏,琅琊王氏,兰陵萧氏,琅琊颜氏,东海徐氏等。其中陈郡谢氏文学世家研究最突出,有程章灿《陈郡阳夏谢氏:六朝文学士族之个案研究》、丁福林《东晋南朝的谢氏文学集团》、周昌梅博士论文《六朝陈郡谢氏家族文学研究》等论著。宋代的个案研究主要涉及到昭德晁氏,东莱吕氏,临川王氏,鄱阳洪氏,墨庄刘氏,眉山苏氏,浙东高氏,四明史氏等。其中昭德晁氏文学世家研究最显著,有刘焕阳《宋代晁氏家族及其文献研究》、张剑《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何新所《昭德晁氏家族研究》、李朝军博士论文《宋代晁氏家族文学研究》、滕春红博士论文《北宋晁氏家族及其文学研究》等论著。明清的个案研究主要涉及到吴江沈氏、叶氏,常熟翁氏、冯氏,海宁查氏,三山叶氏,滨州杜氏,临朐冯氏等。其中吴江沈氏和叶氏文学世家研究最突出,前者有李真瑜《明清吴江沈氏文学世家论考》、郝丽霞《吴江沈氏文学世家研究》等著作,后者有蔡静平《明清之际汾湖叶氏文学世家研究》、朱萸《明清文学群落:吴江叶氏午梦堂》等著作。个案研究以张剑《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较有代表性,该著未停留在家族血脉关系、家族文化和作家作品的简单梳理上,而是注重从家法意识、家族成员主观性和后天因素不确定性等方面来探讨世家文学发展的继承性与变异性,同时又重视家族成员文学创作的分析来探讨世家文学的典型性及与时代的联动性,对“个体—家族—社会”三位一体的整体研究有着较为自觉的意识。 2.断代性研究成果 此指对某个朝代的文学世家作整体的断代研究,以六朝和宋代的研究较突出。前者有程章灿《世族与六朝文学》、吴正岚《六朝江东士族的家学门风》、王永平《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周淑舫《南朝家族文化探微》论著,后者有《宋代文学家庭》、张剑等《宋代家族与文学研究》、张兴武《两宋望族与文学》、刘学《词人家庭与宋词传承》等论著。其中,对宋代的研究较突出,王著对宋代二代至十代以上的文学世家都作了梳理,有较强的资料性;两部张氏著作都注重从宋代的时代变迁、地域文化、政治党争、科举制度和家学意识等方面来探讨,基本上揭示了宋代文学世家发展的时代特征;刘著则重典型文体与典型家庭关系研究,令人耳目一新。 3.区域性研究成果 此指以某个地域为主的文学世家研究,其中江南地区是最突出的区域,时间跨越六朝至清代。主要成果有朱丽霞《清代松江府望族与文学研究》、凌郁之《苏州文化世家与清代文学》、邢蕊杰博士论文《清代阳羡文化家族文学活动研究》、顾世宝博士论文《元代江南文学家族研究》等论著。由梅新林、陈玉兰主编的《江南文化世家研究丛书》已于2010年陆续出版,计划出书50种,其中有不少是江南文学世家研究的成果。此外,中原、关中、河东、山东、江西、广西等地文学世家也受到一定关注,有相关文章发表。区域性研究普遍存在对文学世家的地域性特征揭示不够的缺憾,往往是某一区域内文学世家个案的“组合体”。 4.专题性研究成果 此指围绕某个专题内容对文学世家进行研究,包括政治、经济、科举、出版等专题,都有相关文章发表。其中,女性专题研究最突出,一些论著往往会涉及到,如蔡静平《明清之际汾湖叶氏文学世家研究》、郝丽霞《吴江沈氏文学世家研究》都设有专章来论述世家女性的文学意识和文学创作。此外,还有一些单篇论文,如陈水云、王茁《文学女性从闺内到闺外———以山阴祁氏家族女性文学群体为例》等。徐雁平编著的《清代文学世家姻亲谱系》广涉资料,对清代文学世家姻亲情况作了较为全面的梳理,是专题研究中学术价值较高的著作。以上主要是汉族文学世家的研究情况,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对少数民族的文学世家研究也开始涉及。如刘达科《金元耶律氏文学世家探论》、杨镰《元代江浙双语文学家族研究》、陈友康《古代少数民族的家族文学现象》、李小凤《回族文学家族述略》、王德明《清代壮族文人文学家族的特点及其意义》等。 二、学术检讨与未来前瞻 经过三十余年的学术研究,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无论是涉及的家族数量,还是家族时空分布的广泛性,古代文学世家研究都取得极为突出的成就,呈繁荣之势。但同时也存在一些值得检讨和反思的地方。 一是重个案研究轻系统考察。个案研究取得了可喜成就,并且有些家族还是众多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典型者如六朝陈郡谢氏、琅琊王氏和颜氏,宋代昭德晁氏和东莱吕氏,明清吴江沈氏和叶氏等都有多部研究论著或博士论文。但对特定区域、特定时代或通代文学世家的系统研究则较少。个案研究固然是基础,但只重个案而轻整体,往往会挂一漏万,见木不见林,且易造成研究模式化和雷同化。张剑等《宋代家族与文学研究》、张兴武《两宋望族与文学》和梅新林《文学世家的历史还原》等在系统考察上具有开拓性意义,前两部论著重横切面的系统研究,紧密联系时代社会、地域文化来研究文学世家;后一篇长文重纵向性的系统研究,对中国文学世家的“经学—文学世家”、“门阀—文学世家”、“科宦—文学世家”前后相承的三重形态进行了提纲挈领的历史还原,气势宏阔而又鞭辟入里。 二是重南方家族轻北方家族。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所涉及的家族绝大部分是以江南为中心的南方地区,特别是两晋南北朝和明清时期的文学世家研究更是如此。这与古代江南经济发达、人文荟萃和家族兴盛有着密切关系,因而易为研究者所关注。但北方同样也不缺文化望族,而且历史更为悠久,缺少北方家族的参与,对于完整的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来说是一个残缺,也不符合古代文学世家的实际情况。 三是重汉族家族轻少数民族家族。古代文学世家研究基本上集中在汉族文学世家当中,少数民族文学世家研究只有廖廖几篇论文。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除了汉族大量的文学家族诗书传家外,也有许多少数民族文学世家留名青史。只有把少数民族的文学世家也纳入到研究视野内才能真正完整地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世家,并且激发杨义所说的“边缘活力”的少数文学世家研究。 四是重作家梳理轻作品辨析。由于作家是文学世家的主体和核心,古代文学世家研究当中,一般首先关注的是对家族中具有文学特性的成员进行梳理,由此构建起具有血缘关系的文学世家网络,而作品附属于作家分布在网络各个节点上。这一方面有利于快速建立起文学世家网络图,但另一方面也舍弃了作品的文献考辨、文本阅读和文意理解的文学本位研究。这种文学世家研究既偏离了回归文学本位的学术反思和要求,也不利于对家族作家及其文学的深入研究。因此,文学世家研究应该加强作品的考辨和分析,并坚守文学为本位的多元化研究。 五是重现象探讨轻理论归纳。由于只重作家梳理而缺乏作品考析,因此文学世家研究只能对以作家活动为中心的文学现象进行探讨,简单地勾勒出文学世家成员血缘关系的网络图及其文学世家的表面性比较,而难以对文学世家传承的深层规律与外部影响、传承共性与个体变异、成员特性与家族共性等一系列文学现象作出理性描绘和区分,并作理论上的阐释和研究,从而影响文学世家的深层研究。同时又由于指导文学世家研究实践的理论研究也相对滞后,学界虽然有所关注,但总体上还很欠缺,这也必然也影响到文学世家的深化研究。所以,无论是内在理论归纳还是外在理论指导,文学世家研究都显得缺乏而又迫切需要。 六是重家族封闭考察轻家族开放关注。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总体上来说是局限于家族内部考察,包括家族内部成员关系的梳理、家族作品的排列和文学世家现象的描绘等内容,而很少以开放态度和视角来考察家族与家族、家族与社会、家族与地域之间的关系。这种封闭性的文学世家研究势必影响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很难看出研究对象在特定局域或整体文学与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也势必影响到研究成果的学术作用和社会效果。 鉴于以上的学术检讨,未来的文学世家研究在强调个案研究的同时也应该从下面几个方面来拓新和深化。其一,加强贯通性研究。贯通性研究包括时代贯通、地域贯通和民族贯通,时代贯通是对特定时代或通代的文学世家作贯通性研究,地域贯通是对特定区域或整个中国的文学世家作贯通性研究,民族贯通是对特定少数民族或所有少民族的文学世家作贯通性研究。其二,加强文学性研究。文学性研究包括文学世家作品的文献考辨、文本理解和文化分析。文学性研究的强化既可以深化作家主体意识、家族独特个性和文学传承基因等文学世家深层次内容的研究,也符合文学本位的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需求。其三,加强理论性研究。理论来源于学术实践又指导学术实践,文学世家的理论研究对于文学世家的学术实践具有重要的学术指导作用和意义。文学世家的理论研究一方面要对个体、局域和整体的文学世家发展的内在规律、特定内质和发展动态作理性归纳和升华,以突显“文学的家族”和“家族的文学”的独特个性和整体共性;另一方面则要从哲学层面探讨文学世家的概念、内涵、范畴和研究方法等抽象的理论问题,从而更好地指导文学世家研究实践。其四,加强开放性研究。开放性研究就是要跳出封闭的家族内部,放眼于家族与家族、家族与社会、家族与地域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同时在文学本位的基础上重视文学世家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哲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的交叉研究。 作者:曾礼军 单位:浙江师范大学 江南文化研究中心 文学研究论文:论文学研究人类学转向趋势 作者:苏永前 单位:漳州师范学院 20世纪后期,受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冲击,西方思想界出现“人类学转向”的潮流,其影响在人文、社会科学诸领域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从中国来看,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史学、文学等研究领域也出现人类学转向趋势。不过,相比较史学而言,文学领域的转向目前尚未引起足够重视。本文拟以近年来的几种个案为中心,就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作一考察。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谓“人类学转向”并非当下文学研究的惟一趋势;在人类学转向之外,并不排除其他转向的存在。此外,文中论及的仅仅是上述转向中具有代表性的几种个案,因篇幅所限,对其他与人类学转向有关的研究无法逐一论述。① 一、文学人类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重释 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艺学界,文学人类学是一支非常显著的力量,其麾下聚集了叶舒宪、萧兵等一批学者,他们立足于中国本土传统,以跨文化、跨学科的广阔视野对中国文学进行重新审视,在学界引发了广泛影响。中国文学人类学试图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是作为西学的人类学,如何与中国本土的学术传统相对接,从而实现中国古典学术资源的现代性转化。众所周知,中国传统的文学研究主要有两种范式,一种是诗文、小说评点,一种是训诂考据。20世纪初,受西学东渐的冲击,上述两种范式均面临挑战。就前者而言,由于主要建立在文学接受者的主观感悟之上,缺少系统性与理论自觉,因而在西学的冲击下难免式微。相对而言,在清代乾嘉时期臻于极盛的考据学则由于秉持“求实征信”的原则,因而体现出一定的科学性品格;在20世纪初,当以实证主义为主调的西方学术范式传播到中国时,便有了向现代性转化的可能。不过,传统考据学自身的局限也是非常突出的,正如有论者所言:“清代中后期不少治诸子的学者擅长文献考辨和文字训诂,但他们除了盯着文字文献之外,对民俗民风基本不屑一顾,对口头传说也不加采信,他们只满足于‘四部之学’而轻视‘四野之学’,这束缚了他们的胸襟,限制了他们的视野。”②此外,由于科举制的废除,旧式的读经教育被新兴的西式教育所取代,现代人的知识结构与传统的考据学也因此发生了断裂。当然,相对于乾嘉诸老而言,现代学者也自有其优势:“尽管从总体上看,乾嘉学者式的渊博和小学功力已经不可再得了,但是新时代的学人自有超越前贤的优越之处,那就是新材料、新视野和新方法。”③针对传统考据学的局限与今、古人知识结构上的断裂,叶舒宪、萧兵等学者一方面在古典文学的重释中增加了文化的维度,从宏观的文化背景中对种种文学现象作出解读;另一方面,又不断拓展证据的疆域,在20世纪初王国维所提出的以地下出土甲金文为主的“二重证据”之外,又增加了“第三重”和“第四重”证据,前者指广义的民族学资料,后者指考古出土的实物、图像,从而真正形成了一种跨文化的“人类学”视野。中国古典文学中一些聚讼不已的难题,借助于“四重证据法”所提供的全新视角,便有了重新“破译”的可能。 二、文化诗学:回归文学的文化维度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兴起了文化诗学,主要倡导者有童庆炳、李青春、顾祖钊、刘庆璋等学者。在文化诗学的发祥地北京师范大学,目前已推出“中国古代文论的文化渊源”、“文化与诗学”等系列丛书,此外还主编有《文化与诗学》辑刊。这种现象标志着中国文学研究在经历了短暂的“审美转向”之后,开始向文化维度自觉回归。关于文化诗学提出的原因,据童庆炳先生的表述,首先是出于中国当下的现实需要。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与消费时代的到来,人文理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侵蚀和消解。这种情况下,有必要从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审美批评,转向对文学所由发生的历史文化语境的把握和分析。①笔者以为,除上述原因外,中国文化诗学的崛起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即来自于人类学领域的影响。对世纪之交的中国文艺学界而言,如何在摆脱意识形态干预的同时,又能打破“内部研究”的褊狭,无疑是亟须解决的一个问题。而人类学的核心命题“文化”,正是走出这一困境的有效参照。因为“文化”作为一种具有广泛包容性的概念,可以容纳比意识形态与审美判断更为丰富的社会、历史内涵,从而还原文学现象本身的复杂性。尽管国内文化诗学研究呈现出不同特色,不过,这一研究取向与文化人类学之间的种种契合仍然有迹可循。 第一,对于“文化”的理解。国内致力于文化诗学研究的学者也对“文化”的内涵进行了探讨。在《文化诗学是可能的》一文中,童庆炳将“文化”的定义归纳为三种:第一种是泰勒、马林诺夫斯基等所持的“广义的文化概念”;第二种是《现代汉语词典》等所界定的“狭义的文化概念”;第三种是卡西尔从符号学角度界定的文化概念。尽管作者认为“以符号义的文化概念来审视文学是最为可取的”,却又对第三种概念进行了扩充:“按符号义的文化概念,文化的样式主要有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六类。我想还可以包括政治、哲学、伦理、道德、教育、民俗等。”②其实,这种经过泛化后的文化概念,与其说是卡西尔式的,不如说更接近于人类学。 第二,寻求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化解释。李青春曾经谈到:“我们借用‘文化诗学’这个概念是为了倡导一种阐释方法。这种方法简单说来就是将阐释对象置于更大的文化学术系统之中进行考察。就古代文论(或古代诗学)而言,就是要将文论话语视为某种整体性文化观念的一种独特表现形式,因此在考察其发生发展及基本特征时能够时时注意到整体性文化观念所起到的巨大作用。”③对于文化诗学的这种认识与格尔兹的解释人类学有异曲同工之处。而所谓文化诗学,正是试图对这些文学现象作出“深描”,以实现对特定历史、文化情境中作家、作品的深度理解。④ 第三,文学观念的起源研究。文化诗学不仅重视中国正统的儒家文化等精英传统对文学的形塑作用,而且深入到史前文化,对中国文学观念的生成作纵深考察。这种取向比较典型的是顾祖钊的研究。在《华夏原始文化与三元文学观念》一书中,作者深入到中国文学观念所由产生的华夏原始文化背景中,对中国文学理论中的一些基本范畴作了文化探源。比如对于“诗言志”的产生,作者先从古代巫术文化演变的角度,论证了《尚书•尧典》的真实性,进而联系当时的巫文化语境,确定“诗言志”的“志”并非“人的意志”,而是“天的意志”,从而对这一古老的诗学命题提供了新的解释。再如,作者通过跨文化比较,认为《易经》的爻辞之中有许多原始诗歌,可以说是《诗经》作品的源头。这种研究思路其实正是早期文化人类者的典型风格:“初期的民族学⑤研究,都是以‘原始’、‘简单’、‘无文字’的‘初民社会’为研究对象。那个时候,直至20世纪中叶二战结束前,民族学热衷于研究人类的起源、宗教的起源、法律的起源、婚姻的起源等。”①在具体的个案解析中,作者也援引了许多考古学与民族志资料并运用图腾、巫术等理论进行参证,体现出明显的人类学取向。#p#分页标题#e# 三、人类学理论、方法的借用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由汉民族文学研究的一枝独秀到少数族裔文学研究的广泛开展,本身便是对当下文学批评人类学转向的一种折射。作为汉民族“他者”的众多少数民族,其创作往往并非单纯的审美对象,而是作为族群历史记忆的载体代代相承,其中积淀着丰富的文化意蕴,因而不断有研究者采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对其进行解读,“神话思维”、“文化功能”、“仪式”、“图腾”、“结构”成为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中频频出现的术语。 (一)人类学理论的引入 1.仪式理论 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来看,诸如民歌、神话和史诗等文类本身往往并非纯粹的文学文本,许多都是作为仪式活动的伴生物而出现,因而很有必要从仪式角度对其进行研究。比如,徐斌《格萨尔史诗说唱仪式的文化背景分析》一文,便是从史诗演唱前艺人举行的仪式入手,对史诗产生的文化背景进行了分析。②需要指出的是,仪式不仅仅呈现为当下性的展演行为,还会作为一种“集体记忆”在一个族群的文学传统中不断再现,从而衍化为一种“仪式原型”。当下许多研究者正是通过对文本中情节元素的分析,来构拟文本背后的仪式原型。这种研究取向已经成为一种“范式”,被不同的研究者反复采用。蒙古族学者乌日古木勒的专著《蒙古突厥史诗人生仪礼原型》可作为这种范式的代表。作者通过对蒙古—突厥史诗中求子、英雄特异诞生、英雄接受考验和英雄再生四组母题的研究,阐明了史诗背后潜在的共同模式。这一模式的原型,正是人类历史早期或当代土著部族中仍在盛行的成年礼仪。 2.族群理论 人类学中的族群研究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先后形成了“根基论”与“工具论”两种主要的理论范式。作为人类基本的存在属性,族群身份总会经由某些符号系统表达出来,文学便是人类表达自己族群归属感的主要载体之一。中国各少数民族作家一方面从属于特定的族群,许多作家甚至有自己的母语;另一方面,他们又深受汉文化的熏陶,多数人也在从事汉语写作。这种矛盾处境决定了少数民族作家处于汉/非汉两种文化的边缘地带。正是由于少数民族作家族群身份的这种特殊性,族群认同问题成为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的热点。在刘华《谁是少数民族作家?———对作家“民族身份”的文学人类学考察》一文中,作者将中国作家的“民族身份”问题放置在现阶段的中国语境以及多学科的背景之下,通过对作家的个体书写与整体性各层面之间的矛盾、多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文学,以及少数民族文学与作家之间的表述与被表述关系的考察,分析其“身份”问题的历史性、可变性和情境性。③周翔在《当代台湾原住民作家的身份认同》一文中,通过对历史文献和文学作品的仔细分析,就台湾原住民作家的族群认同问题进行了考察。④由于台湾族群关系的复杂,每一位原住民作家都处于多层次认同场景之中,因而对台湾作家族群意识的分析,也便具有了重要的人类学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说,阅读台湾原住民作家的文学作品也是一次田野体验过程,这与王明珂等学者所提出的“在文献中作田野”自然有着某种暗合。⑤ 3.图腾理论 20世纪初,一些学者将图腾理论运用到中国的神话研究中。正如有学者指出:“世界各民族神话中,无不充斥着神异动物和半人半兽形象、人兽婚和人兽变形之类的母题等令科学理性尴尬的内容,由于图腾学说提供了一个沟通人和动物之间的理论桥梁,因此,从其产生之日,就成为神话学家手中的利器。”⑦在当下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研究中,有不少学者也采用图腾理论,对其中许多今人难以索解的文化现象进行解释。比如,始见于东晋常璩所撰《华阳国志》的“九隆神话”,是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中最著名的神话之一,讲述古哀牢国一妇人“于水中触一沉木,遂感而有娠”的故事。对于这一神话的研究,除从历史的维度对其演变的微观过程进行梳理外,另一主要视角,便是援引图腾理论对其中的神异诞生母题进行解读,石钟健、萧兵、李炳海等学者都做过这种尝试。①类似的研究如王雅荣《“猴玃抢妇”故事渊源新探》、刀承华《傣族古代文学中的动物图腾崇拜》等。前者在对汉语古典文献中所载“猴玃抢妇”故事进行追溯的基础上,认为该故事反映了汉晋时期生活在蜀南及西南地区羌族的猿猴图腾崇拜及抢婚等社会习俗;后者则通过对傣族古代神话、传说等多种文本的分析,揭示出这些叙事后面所隐含的图腾崇拜观念。 (二)田野方法的借用 在中国少数民族中间,由于至今传承着大量“活态文学”,因而人类学意义上的“参与观察”自然成为研究者的主要方法之一。与20世纪50年代全国性的民族文学调查相比,当下的少数民族文学采录更加注重田野方法的规范。乌日古木勒就曾以田野方法为主要标志,将国内蒙古史诗的研究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初,这个阶段基本从文学的视角搜集、整理和研究蒙古史诗;第二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国内蒙古史诗的调查研究中借鉴和引进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和口头程式理论以及表演理论。②近年来,中国史诗研究界涌现出一批有分量的田野报告性质的著作,比如黄中祥《传承方式与演唱传统:哈萨克族民间演唱艺人调查研究》、阿地里•居玛吐尔地《〈玛纳斯〉史诗歌手研究》、哈拜《哈萨克阿肯》、朝戈金《千年绝唱英雄歌———卫拉特蒙古史诗传统田野散记》、杨恩洪《民间诗神———格萨尔艺人研究》等。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还对民族文学调查与整理中的缺失作了深入反思。彝族学者巴莫曲布嫫的长文《“民间叙事传统格式化”之批评》正是这种反思的代表。作者认为,国内外学者对彝族史诗的研究长期存在两种偏向:一种是将史诗作为研究彝族历史、社会等的旁证材料,一种是单纯作为文学作品来看待。这些整理过程忽视了史诗本来所属的彝族传统的内部规定性及演述场景。作者所要表达的学术诉求,正是回归史诗的田野现场:“通过田野研究,从民间鲜活的口头史诗演述活动去复归文本背后的史诗传统,并建立一种‘以表演为中心的’史诗文本观和文本阐释。”③突厥语民族文学专家郎樱在《田野工作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三十年史诗田野工作回顾与思索》一文中则以自己多年的田野经历为个案,对少数民族文学调查采录中的田野规范与困境进行了思考。不难看出,文中所提出的“亲身体验”、“参与观察”、“点面结合”、“追踪调查”以及进入田野前的“学术准备”、“理论预设”等具体要求,与人类学经典民族志的生成过程无疑有着种种契合。④上述反思表明在人类学影响日益显著的今天,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的田野工作也在自觉向人类学规范靠拢。这种“田野自觉”,也正是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人类学转向的一个重要表征。#p#分页标题#e# 文学研究论文:杜威社会历史文学研究 本文作者:毛崇杰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1917年杜威在《必须矫正哲学》中提出,知识的增长是通过对旧概念的重构而实现的。杜威对旧哲学的改造分为对象和主观两个方面进行。他认为首先必须打破学院式传统的教学方式以改变哲学的保守性。他说:“科学和政治在过去一百年内所取得的智力进展以相似的方式被浓缩和固定在教材之中,拒绝做进一步的改造。”[1](P.62)旧哲学以世界的真实存在(实在reality)为对象,这种僵硬的“终极实在”是束缚进一步开拓思想的东西。在杜威看来,哲学是现实的社会生活环境和时代精神的产物。这种哲学的改造旨在把哲学从哲学家的头脑转向现实的生活,从传统的学院式封闭教条转向开放的未来,主张哲学面对自然、人生,干预政治、文化、道德、审美和教育,最终落于社会的变革、发展和进步。杜威指出,对于当代社会,哲学改造的最为紧迫的使命是协调现代自然科学作为价值中立的体系与道德的和政治的制度作为价值体系的关系问题。杜威关于文艺的思想是与他的哲学的改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那就是以人文的精神关怀着政治的改革与社会的进步。他一方面与启蒙时代的科学和理性精神有承接性关系;另一方面在反学院式精英式的形而上学以及平民主义精神上对后现代主义又有着开启作用。在杜威看来,艺术是现实的人与自然环境与社会生活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因此他的艺术观念在对科学技术带来负面影响(如战争)的危机并对人性的悲观和非难中,“理解并陈述产生于由新科学完成的革命的对于人的未来的积极意义”。[2](P.18) 一 文学的本质———“再现与表现”的统一 詹姆士•卡因洛指出,杜威的科学观和自然观是建立在“设定关于自然之本质的一系列新假定”基础之上的,“它在杜威的形而上学中得到了系统化”。[3](P.121)在文学观念上,杜威与后来的罗蒂相反坚持文学的本质论,他从文学艺术的不同“类别”出发展开文学的本质论,指出,每一个文学类别“成其为自身”,是因为存在“某种不变的准则将每一类划分出来”之“固有本质”。[4](P.226)由此引出他的再现与表现统一的观点。他认为,艺术无论是再现还是表现的,都与对象本质有关,“所有的真正(艺术的)表现,都走向‘本质’”。在这里,本质所指的是“对一种本来是分散的,被伴随的多种多样的经验的事件弄得多少有些模糊的意义的组织。本质的不可缺少的东西也都与一个目的有关……一件艺术作品也许确实传达了众多经验的本质,并且有时会以密集而惊人的方式来传达……小说从偶然中抽取本质的东西”。[4](P.294)由此可见,杜威把关于文学再现与表现的问题看作文学的真正本质。 自古以来,文学理论在其发展历史中贯穿着表现与再现的争论。众所周知,再现论的哲学认识论基础是反映论,被古典作家们普遍概括为“文学艺术是反映生活的一面镜子”。而相反的观点强调文学艺术作为艺术家自我的表现。这两方面各执一端,在激烈的争论中难免有相互妖魔化的问题,致使这场争论一直延续到近代甚至现代并未休止。在后现代的艺术与非艺术界限的消解中,艺术被认为既不再现什么也不表现什么,这场古老的笔墨官司不再热烈,但是,这个问题被转移并散发到其他方面,如艺术生产(复制)与消费,艺术生产中的“类像”问题,还有后现代文化阐释的“深度模式消解”、“意义链断裂”,以及在艺术哲学层面上的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等。一般说来,艺术的“表现说”注重于艺术家作为一个个体主观的情感;“再现说”注重艺术家所生活的对象世界的实在。实际上,如果各执一端,只承认表现否定再现,或相反,都存在着各自的片面性。这种争论在意识形态上的情绪化使各自的片面性更走向极端。在这个问题上,晚近的一场重大的笔墨官司发生在普列汉诺夫与列夫•托尔斯泰之间,众所周知,前者对后者的唯情论进行了批判。如果说,再现说承袭着古希腊关于摹仿的理论,以艺术作为社会现实生活的再现作为一条现实主义红线的话,到了晚期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则把自我内心世界的情感表现作用推向了一个新的极端。 与创作实践相应,在美学上出现了意志论、生命哲学、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等等,以及非理性主义哲学流派有关的“直觉表现”“使情成体”“欲望升华”等,表现论占压倒优势,而在创作实践中,再现并没有因为理论的倾斜而废止。再现与表现,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创作实践上之所以应该而且能够统一在于:任何再现都是主体对客体的再现,总是脱不开主体性的问题,同一时代的社会生活在作为“镜子”的不同创作个体那里得到的反映———再现都不是同样的。而忽视个性的机械反映指导下的创作有公式化雷同化之绌。对于表现来说,任何进入艺术表现的个体自我都不是孤立于社会客体的“单子”,而是其中的一员,存在主体间性,因此任何个性化的自我表现总离不开那个时代所规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某些特征。杜威在这个问题上有他独特的看法。他从人与环境在相互作用中的经验的整体性出发,试图纠正表现论和再现论各自的偏颇,将两者统一起来。在他看来,表现是在主体自我与对象/环境相互作用关系中的审美情感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有艺术对于“表现的对象”的再现,所以,“再现必定具有几分表现性”。他批评了再现理论的片面性,指出其“致命的缺陷”在于,它只是将“艺术的质料等同于客观对象”。它忽视了“客观材料只有在它被转化,进入到具有其所有的性格特征、特殊的视觉方式与独特的经验的个人的‘做’与‘受’之关系时,才形成艺术质料的事实”,那就是创作从生糙的生活“原型”,经过筛选提炼的上升到艺术“题材”。 他认为,一般地说艺术品是不是再现的,没有什么意思,不过他并没有一概否定“再现”,他指出,再现这个词具有许多意义,“对再现性质的肯定也许会在一个意义上是假的,而在另一个意义上讲,则是真的”。他反对艺术对现实的翻版(再造reproduction),指出:“如果字面意义上的‘再造’被说成是‘再现的’,那么,这并不是艺术作品的本性。”他认为:“再现也可能意味着艺术作品将某些东西说给出这样一些人听,这些人对它的兴趣是他们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经验的本性;这些作品把世界在他们所经历的一个新经验中呈现出来。”[5](PP.83-84)由此可见,杜威对创作个性重视的程度,这种个体的主体性集中表现为在艺术作品中出现的是一种不完全等同于世界的“新经验”。这样就避免了再现说通常易于陷入机械论。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杜威把表现与再现统一起来的意图,这与他在人与自然环境之主客体关系上有机统一的主张是分不开的。正是从这种统一的辩证关系出发,他在否定忽视主体创新的再现说之同时,也批判了托尔斯泰片面的表现说。老托尔斯泰认为,艺术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可以交流通达的共同感情的基础之上的。而人的最本质的感情是道德情感,所以在他看来,对事物的正确的道德态度与情感是决定一个“真正艺术作品”的首要条件。他的这种被视为“唯情论”的艺术观念的世界观基础是俄国农民式的人道主义,即以自我道德完善为核心的“托尔斯泰主义”,它在政治上指向理想化的农业村社,在日常生活层面上流于泛爱。他认为艺术的本质是表现这样一种基于爱的崇高的人道主义感情。#p#分页标题#e# 杜威批评这种“唯情论”认为:“托尔斯泰关于直接的道德感染性来检验艺术的实质的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是错误的,他所说的只有那种材料才能被传达也是狭窄的。”不过,杜威对托尔斯泰的表现说并没有全盘否定。在他看来,事件所承载的道德感情不可能立即直接得到艺术表现,作为总体的艺术的情感表现却是不容否定的,“如果时间跨度被延长的话,确实,除了人被所听的东西感动时,没有人会被感动。正如托尔斯泰所说,那些被感动的人会觉得,作品所表现的东西仿佛正是某人自己渴望去表现的”。杜威强调实际生活中的道德情感与艺术所表现的道德情感要拉开适当的距离。而托尔斯泰艺术上的伟大成就不单单在于他的作品直接表现了他所执著的信念产生的情感,也在于由这种情感所再现的俄国现实状况的历史画卷。 二 艺术表现与审美情感问题 在再现与表现之统一中,杜威突出了艺术的交流作用,他说:“艺术家是在创造他所与之交流的一个观众。最终,在一个充满着鸿沟和围墙,限制经验的共享的世界中,艺术作品成为仅有的、在人与人之间进行完全无障碍交流的媒介。”[5](P.105)这种人与人之间进行的交流,也就是他所说的再现意味着艺术作品将“艺术家自身关于这个世界的经验的性质”告诉那些欣赏它的人;“它提供给这个世界它们所经历的一个新经验”。艺术来自主体关于这个世界的经验并再现生活,也就是源于生活,由于这种再现是通过艺术家自己人生的经验,也包含着个人的情感和想象(按:杜威对经验的扩张式的界定),那就应有表现主体自我情感的问题。在杜威看来,艺术中的表现媒介既不是客观的也不是主观的,这是之所以一种新的经验,在于其中主观与客观密切合作,“两者自身都不再成为独立存在”。 由此可见,杜威用来突破再现说之机械性的东西正是突破他“艺术作为经验”之经验限制的主体情感的东西,也正是主体情感成为能够沟通再现说与表现说的东西。艺术总离不开创造者自我的情感,因此艺术作为“情感的表现”是一种普遍的说法,在这里杜威纠正了情感的封闭式内向性的偏颇,进一步把主体的内在世界与外部的对象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指出,所有关于表现的错误观点都源于这样一个观念:“一个情感是在其内部完成的,只有在其吐露出来以后,才会对外在的材料施加影响。……实际上,一个情感总是朝向、来自或关于某种客观的、以事实或者思想形式出现的事物。”这样,就把表现与再现在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性上联结起来了。表现总在某种程度上是再现的,再现总是通过某种无法避免的表现得以完成的。杜威正如他把审美经验归于自然,他以对情感的客观来源纠正了唯情论的偏颇。情感表现说的本质是“自我情感表现”或“自我表现”,其核心是“自我”,由此引发的一个关联问题是艺术家创作的“个性(个体主体性)”与“个性化”,正如杜威指出,那种表现是“在自身之中完成的情感的直接喷发”,从逻辑上导致个性化是“表面而外在的结果”。根据这种观念,“害怕就是害怕,兴奋就是兴奋,爱就是爱”,而在杜威看来,任何具体情感都与激起这种特定情感的对象联系在一起的,并不存在着脱离对象情境的孤立的“害怕、仇恨、爱这样的情感的东西”。艺术家“建立起一个具体的情境,并由它来激起情感反应”。[5](P.67)在这里杜威否定了对情感问题的主观唯心主义看法,唯物主义地揭示了主观情感的客观根源。这也就是说,任何情感不是这种情感的自身原因,也就是世界上不存在抽象的情感,只有在主客体交互关系中产生的具体情感。杜威既反对心理学把感觉、知觉、需要、欲望、冲动和情感与对象世界隔离开来,同时也反对并把这些心理要素相互分离开来加以考察研究。他认为,美学上的“无利害”“超然”“心理距离”,这些说法都适用于“生糙的原始欲望与冲动”,而与“艺术地组织起来的经验无关”。杜威也把参与到审美经验之中的激情与“朴素的情感”加以区分:“没有情感,也许会有工艺,但没有艺术;如果情感直接显示,尽管很强烈,其结果也不是艺术。” 他把情感分为“天然情感”或“生糙的情感”,或“最初的情感”,以区别于审美经验的情感或艺术中的情感。他指出,因为“艺术不是自然,而是进入其中带有一种新的情感反应的新关系中改造了的自然”,所以我们要想成为艺术家,绝大多数人所缺的“不是最初的情感”,也不仅仅是处理的技巧。而是“将一种模糊的思想和情感进行改造,使之符合某种确定媒介的条件的能力”。因此,他认为正确的定义是:“情感当附着在一个由表现性动作构成的对象之上”,而“一个表现性动作”被定义为“对媒介的创造的活体改造时,它就是审美的”。杜威指出:“表现是混杂情感的清晰化;我们的意欲在通过艺术之镜中反映出来时认识到自身,正如它们在被变形时认识到自身。这时,独特的审美情感就产生了……它由变形了的自然所构成”,“审美情感是通过对客观材料的发展和完成而变化了的天然情感”。[5](P.77、79)杜威的时代在艺术史上正是现实主义与后期浪漫主义转向现代主义之时期,唯情论、非理性主义等形式主义唯美主义在西方美学中占统治地位,杜威的美学没有追随这股风气。他既重视经验、情感,也没有忽视思想、理性;他重创作个性,情感表现,同时也没有摒弃“艺术之镜”。 特别是他的“艺术即经验”命题并没有否定思考对创作的重要作用,他指出,那种认为艺术家的思考不如科学研究者那样专心致志而敏锐透彻的想法是荒谬的,“一位画家必须有意识地感受他画的每一笔效果,否则的话,他就不会明白他在做什么,他的作品会向什么方向发展。此外,他必须联系到他所想要产生的总体来看‘做’与‘受’之间的每一个特殊的关系。要理解这样的关系就要去思考,而且是最严格的思考”。“任何在艺术作品的生产中忽视理智的不可或缺作用的想法,都是以思维与使用某种特殊材料,如语言符号和词语等同为基础的……一件真正的艺术作品的生产可能会比绝大多数傲慢地自称为‘知识分子’的人进行的所谓的思考要求更多的智力。”[5](PP.48-49)由此可见,杜威的艺术观不仅超越了经验主义,突破了唯情论,更驳斥了无意识等非理性主义。#p#分页标题#e# 三 艺术的社会性与文明的关系———艺术的统一与解放的作用 在《哲学的改造》中杜威就认为,艺术作为人类的一种“能力的解放”与“社会的创造力量”起作用时,艺术不是“一种奢侈的,与日常生计毫不相干的东西”。而社会的人的“谋生”的经济与“谋求有价值的生活”的艺术相“一致”。[2](P.120)这个思想在《艺术即经验》中展开为反对艺术在博物馆中的封闭,以及反对少数人垄断之“为艺术而艺术”。由于杜威强调审美经验不是自然而源于自然,艺术与自然的这种区分与整一性关系,使他对“自然”一词的意义加以美学的调整。“自然”包含了“事物的整体组织的意思———其中具有想象性与情感性的‘宇宙’一词的力量”。正如经验向非经验的“上层结构”超越那样,自然在其超越的博大性中便与人的社会生活打成一片,这个意义的“自然”就不是“外在的”,它“在我们之中,我们在它之中”。面是源于自然超越自然的艺术便成为联接自然与社会的中介,“艺术作品是手段,借助于它们所唤起的想象与情感,我们进入到我们自身以外的其他关系和参与形式之中”。在这种艺术观中,自然主义与经验主义在人本主义上得以统一,并进而上升为社会的和历史的观念。“属人的审美经验的质料是社会的,人在同自然的联系中成为其一个部分。”[5](P.326、333) 艺术在历史中的变化与“人类历史的大节奏联系在一起”。艺术一方面作为自然经验与自然界的进化同步,同时作为人与人之间交往和交流的社会经验之共进。因此,在杜威看来,“文化从一种文明到另一种文明,以及在该文化之中传递的连续性,是由艺术而不是由其他事物所决定的”。在其中发生着民族文化的群体性和人类在审美文化上的共性。对某种文化有外来艺术对本土文化的独特的经济意义的问题。杜威认为,人类不同的文明,无论其差异如何巨大,然而共同的审美经验把它们凝结在一起,并通过艺术的审美形式方保存下来。他指出,历史上推动进步的伟大政治事件对文明“被组织成意义,形成心灵”,而“艺术是实现这种结合的伟大力量。思考的个人一位一位地离去,承担他们思考意义的作品客观地留存着”。[5](P.327)关于艺术与文明关系问题,在杜威“艺术作为经验”这个定义中,展开为个体自我与民族群体性的关系,在被他扩张了的经验范畴之下,艺术作品作为个体自我相互作用的东西,把不同民族文化的“集体个性”,在各自情况通过“有秩序的经验内容运动达到一种满足”,熔铸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审美状态”。这就是民族审美文化,不同民族的审美文化既有自身独特的群体性,又有相互之间的共通性。杜威认为,任何一种古老的文化并非文明与艺术的唯一源头,“埃及文明与艺术并不只是为希腊人作出准备”,而希腊思想与艺术也不仅仅是其所借用的其他文明的“改编本”。 在这里杜威表现出一种多源而非单线的文明和艺术发生和发展的观点,这是因为社会生活和经验本身就是多源的。他指出,每一种文化都具有自己的个性(群体性),也具有一种将其他各部分结合在一起的图式。从根本上讲,这种审美性质“对希腊人、中国人和美国人来说是相同的”。[5](P.331)作为一种文明特征的艺术是“同情地进入到最遥远而陌生的经验中最深层的成分的手段”。这说明了所有真正与其他民族所创造的艺术接触时所产生的效果。“当我们进入到黑人和玻利尼西亚人的艺术精神中时障碍被清除了,限制性的偏见消解了。这种感觉不到的消融比推理所产生的变化要有效得多,因为它直接进入到态度之中。”[5](P.334)这里透露着今天被称为“全球主义”或“大同主义”的东西。由于把艺术作为与社会生活共存共在的经验,使杜威对艺术史发展中的创作方法、风格与流派的问题,表现出一种与时俱进的宽容和开放。他纠正当时种种与艺术自身发展不合的艺术批评的偏颇为现代艺术辩护,尽管《艺术即经验》一书中引用的大量艺术作品例子多为已经得到艺术史确认的传世经典,但他反对以艺术史上某些大师或某种传统为永恒不变的典范和规则所谓“司法式批评”。他指出,甚至最好的司法式批评失败的根源在于,“不能应付新的生活模式的出现———要求新的表现模式的经验的出现”;在任何艺术中,一个重要的新运动的意义本身,在于它表现了“人的经验中的某种新东西,某种新的活的创造物与他的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而来的先前受钳制或迟滞的力量的解放”。[5](PP.301-304) 在这种历史和社会的观点中,杜威表现出了阶级的观点,他说:“文明是不文明的,因为人类被划分为不相沟通的派别、种族、民族、阶级和集团。”[5](P.337)这个话很像本杰明说过的“任何文明史无不同时是一部野蛮史”。杜威没有全面展开关于艺术阶级性问题的探讨,但他谈到艺术家带着某种真诚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创作素材时,说托尔斯泰以普通人、工厂的工人、特别是农民的生活为文学主题时,无论这样的艺术素材的范围看来是如何狭窄,由于包含着“艺术家的真诚”,使其描绘的人生图画中也展现出“足够的真理”。在论及关于无产阶级的艺术题材时,杜威指出,无产阶级题材的创作兴趣标志着“一个新的注意方向”,是对“过去没有意识到的界限的突破”,确实调起动起人们“前所未有的审美积极性”。[5](P.210)虽然他在谈到这一问题时,并没有表现出那种意识形态的自觉性,而是以观察者的身份,就好像托尔斯泰从一种贵族知识分子的良心出发,带着道德上的自我完善的对于人间苦难的同情心来描写农奴那样。这一思想看似简单但在实用主义的艺术理论体系中是进步的顶点。 杜威把人类审美经验性质的改变和修正不是看成孤立于主体的事,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劳动和雇用这样一些社会问题也不仅仅通过工薪、工时和卫生条件的改变得以解决,除了“社会的彻底改造”,没有持久的解决办法。这个改造涉及“工人在生产中的参与程度与类型以及他生产品的社会分配”。他认为,那种认为仅通过增加休闲时间就能解决根本问题的想法是荒唐的,这种想法只是停留在“古老的劳动与休闲的二元论区分上面”。虽然,在这里杜威没有直接涉及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这一根本问题,但是他不无深刻地指出,处于生产过程之外的“寡头”控制,“是阻止工人从他所从事和所制造的东西之中获得最终利益的主要的力量”,而这种利益是“产生审美满足的基本前提条件”。[5](P.343)他指出,一种“为私人占有(财富)对他人的劳动进行控制的心理状态”产生的原因,是为对伴随着生产过程的经验中的审美性质进行压抑与限制的力量;如果人们不能从“使用性生产过程行为中摆脱出来”,不具备有“充分欣赏集体劳动果实”的能力,艺术本身就没有可靠保证。这样一些重要思想显然是来自马克思对于私有制度的解体与人的解放及全面发展在美学上的关系的有关论述,如劳动从谋生的手段转变为生活的第一需要;等等。杜威还指出,艺术的材料应从来自所有的源泉,艺术的产品应为所有人所接受,与所有人的需要相比,“艺术家个人的政治意图也就微不足道了”;艺术对社会改造的作用在于,人类“最初的不满的骚动和最初的对更好的未来的暗示总是出现在艺术作品中”。[5](PP.334-346)在杜威看来,显然审美与艺术对于人的解放既有手段意义又有目的意义,这双重意义是在艺术与文明的整个发展关系中展开的。#p#分页标题#e# 舒斯特曼将杜威的社会和历史的艺术观与分析美学提出的概念进行比较,如阿瑟•丹托的“艺术界”以及迪基的“制度(institution或释为‘习俗’),认为后者对艺术的社会性和历史性的分析与杜威的理论相比,就显得“非常狭隘、主观和稀薄”。他指出,对杜威来说,“艺术界”不是一个抽象的、独立的美学概念,而是在真实世界“被物质所缠绕”,是“被它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在意义上结构起来的东西”。[6](P.22)杜威是从一种改良主义进步主义的历史观和社会观来看待艺术的功能和作用的,由此产生出艺术对人生的道德评价作用。艺术以道德评价对人生的指导作用不是通常所理解的“教育”,而是通过想象、情感和欲望,通过以“未实现的可能性与现实状况”参照对现状起批评和改造作用。艺术中的道德不是一种赤裸裸的道德,是被审美经验包裹起来的道德,因此,在杜威看来,艺术甚至“比道德更具有道德性”,并且道德被理解为“等同于在经验中所共享的每一个方面的价值”。 舒斯特曼还对杜威的黑格尔主义总体论进行了高度评价,认为这使他的思想与欧陆美学中的“马克思传统结成了联盟”。这使杜威批判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压迫、社会的瓦解以及劳动的异化,使艺术变成“文明的漂亮客厅”,成为“以华丽的审美外表来掩饰其令人憎恶的丑陋和兽行的东西”。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来自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主题。这也使阿多诺把杜威抬举为“一个真正解放的思想家”。舒斯特曼甚至认为,在阿多诺“坚持艺术与生活分离,以维持对于罪恶社会的神圣的独立性”这一点上,他与杜威的实用主义“以其雄心勃勃的实证思想似乎更接近马克思”保持完全的一致性,他写道:“艺术的作用(像哲学一样),不仅是批评现实,而是改变现实;如果艺术保持一个封闭的领域,就几乎不会实现什么改变。”[6](P.20) 关于艺术改造社会的作用,杜威不无深刻地指出:“在一个不完美的社会(没有社会是完美的)之中”,美的艺术在一定程度上从“生活的主要活动中逃脱”,或成为对它们的“外在装饰”;另一方面,艺术在一个比我们现今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更好地组织起来的社会之中,一个比起现在来要大得不可比拟的幸福将会参与到所有的生产方式里”。艺术就不是逃脱而是参与,从博物馆出来,到广泛社群中去,成为大众生活的一部分。在杜威看来,就艺术起作用的程度而言,“它是朝着更高的秩序和更大的整一性的方向去再造社群经验”;艺术的“解放与统一的力量”就是从这样一种艺术与道德关系之中开始的。[5](PP.81-349)总之,杜威的这些美学,思想在冷战时期长期被淹没,既在本土默默无闻,在外域更没有得到应有的开掘,如果实用主义以其对马克思主义的亲和而一度遭到冷遇的话,我们更没有理由拒之于人类美学思想遗产之外。 文学研究论文:中西方现代文学研究调查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现代文学是由“西方”催生的,创作实践和批评理论都离不开“西方”这个意旨丰富的概念。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时,西方理论甚至一度成为唯一切实有效的分析工具。随着东亚系在西方学院中的日益发展壮大,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投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在海外汉学中已经成为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一部分。而国内学界在重视西方理论译介的同时,也着手进行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翻译。作为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代表性学者,王德威教授在《“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总序》(1)中详尽耙梳了西方学界自1950年代以来,由旅美的夏志清和捷克的普实克两位教授开创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历程。这些研究涵盖了从晚清到199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各个历史阶段,涉及晚清小说、鸳鸯蝴蝶派、左翼文学等诸多文学群体和文学流派,对鲁迅、茅盾、丁玲、老舍、莫言、余华、王小波等重要作家做了详尽的个案研究,并且将文学研究的领域拓展至电影、流行歌曲、美术作品、大众文化等多个领域。这些研究一方面呈现出中国现代文学的繁复多姿,另一方面则是经由文学与文化研究讨论现代中国的“现代性”问题。 国内的现代文学研究在经历了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西学热”后着力倡导“重写文学史”,这一工作迄今尚在继续。无论是批判以社会主义文学标准评价现代文学的“左”的倾向,还是建构以鲁迅为代表、以五四启蒙为主导的评判模式,甚至于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在文学领域的争论都可以看做是在“重写文学史”的背景中,各种文学史观的对立冲突抑或协商共存。文学史观的变化体现在对作家作品的重读中,也体现在对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的重新审视上,比如“解放区文学”、“十七年文学”和“重返八十年代”(2)一度成为研究热点;同时还体现在当代学者的理论建构中,比如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潜在写作”、“民间意识”等试图创新文学史论述的概念的提出。另外包括对作协制度、出版发行、评奖机制等文学制度和文学生产过程的研究,也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疆域。当然,这些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叩问的也是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随着海外与国内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日益成为一个“学术共同体”(3),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追寻和对具体问题的讨论也日益显现出对话和交流的巨大空间。当然,从宏观上对中西学者的研究进行全面梳理和把握有着诸多困难,因此,本文拟选择双方研究所涉及的性别、历史建构和中国经验三个话题展开论述,力图呈现研究中的差异和互补,促进学术交流。 一自Feminism在西方理论界兴起以来,“性别”成为一个始终受学者重视的理论视角被广泛应用。在海外中国现代文学中,“性别”常常成为考察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中介或者切入点。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周蕾的《妇女与中国现代性》颇具代表性。她借助女性主义理论边缘性、否定性和反异化的立场来质疑或曰挑战“西方”的阅读成规和中国文学界某种根深蒂固的诠释方式。在周蕾的研究中,性别是呈现“权力关系”的主要方式,因此“‘女性’作为形式分析的方式,不只是处理性别,也处理涉及文化解读的富含权力意味的阶层化与边缘化过程。尤其就后者而言,‘女性’能够显现出现代中国文学史中根深蒂固的问题”(4)。她借助“性别”讨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内容涉及电影(《末代皇帝》)、通俗小说(鸳鸯蝴蝶派)和诸多新文学作品(当然并不局限于女性写作),从女性/阴性的性别经验、性别规范和性别特质中找到了其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连接点。比如在西方导演的摄影机中,《末代皇帝》如何被生产成一部描写中国的阴性影像;鸳蝴派如何通过“女性”传达出都市化、商业化和某种保守主义信息;新文学作品中那些注重感官的琐碎细节和受虐/幻想结构中女性自我牺牲的力量是如何呈现非西方受西方影响的现代性。这些讨论并没有局限于女性主义,也没有局限于女性文本,甚至也并不只讨论性别本身。 事实上,当“性别”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焦点之一时,它所包含的意义就不再局限于性别本身,而是某种功利性的理论借用。刘剑梅在《革命与情爱》(5)中就融合了朱迪•巴特(JudithBulter)将性别视为具体的权力关系的集合体和埃莱娜•西苏(HeleneCixous)对女性欲望和自然属性的肯定这两种相悖的理论资源,这样的融合为她讨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中政治与性别的关联提供了方便。作为考察20世纪“革命”与“情爱”互动关系的切入点,“女性身体”因此同时具备了社会和自然两种属性,具有了对政治话语包容与非包容两种特质。这样一来,论者便可以游刃有余地使用这一工具讨论左翼文学如何赋予女性身体以性感形象和革命意识;女作家如何通过女性身体在革命与情爱之间确立性别认同、寻找性别真相;海派作家如何通过女性身体的话语实践来摹写“革命+恋爱”的文学公式;社会主义革命如何借助女性身体的流动性来传递对政治的多种表达等问题。由于论者赋予了女性身体的双重属性恰好契合“革命+恋爱”这一文学公式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不断变动的特征,女性主义理论因而成为分析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有力工具。 王斑在讨论现代中国政治与美学体验之间的关系时,性别同样也成为一个有效的介入点(6)。借助性别特征,两个美学概念:崇高/阳刚与优美/阴柔得到了最为清晰具体的表达。作者在为中国传统的美学观念追根溯源的同时,也呈现两者在中国现代政治中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各种表达,并以此讨论革命影片如何呈现被政治激情包装着的欢愉;1980年代后期的文化生产如何借助“阴柔”来表达反“崇高”的文化意旨等话题。在论述过程中,作者没有讨论性别本身,甚至也没有借用女性主义理论,“性别”在此只是一个进入问题、帮助呈现问题的角度。在国内的现代文学研究中,“性别”也曾是一柄攻城略地的利器。一部部鲜活的女性文学史从线性的主流文学史中剥离出来;一个个尘封已久的女作家,如陈衡哲、苏雪林、沉樱等重新走入读者的视野;几位文学史上已有定见的女作家,如冰心、丁玲、萧红等则被重新赋予了女性主义的价值和意义。这样的收获证明了女性主义理论分析中国现代文学的有效性。#p#分页标题#e#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内研究者对女性主义理论的借助有明显的窄化倾向,这或许是由于研究者对理论本身缺乏持久的关注,而是将其作为批评实践的操作工具,只要能在处理具体问题时为我所用,便不愿花费精力再去探源;也可能是由于舶来品需要长途的理论旅行,而且要借助翻译的中介,国内的研究者不大可能全面系统地了解这一庞杂的理论体系的全貌,只能就已经了解的理论成果应用于研究。这样的窄化,优点在于可以专注于文本中女性意识的分析和建构,但局限性也非常明显。首先,容易忽视女性文本产生的社会语境,而将其视为女性主义理论操练的孤立存在,从而削弱了文本自身的复杂性。例如有学者在分析五四时期女作家描写同性情谊的文本时,只强调女同性恋这种女性结盟方式表达了反抗传统主流文化,反抗礼教制约下的性压抑的书写策略(7),却忽略了女校是五四之女必经的成长阶段特征。出于交往的需要,这些女生往往会在同学中找到情趣相投的朋友,结成相互体恤的精神共同体,这不仅是她们成长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也是她们寻找自我认同的必然途径。其次,在文学史研究中,预设的性别立场容易给研究者带来判断上的偏差。比如有学者在论及张爱玲、苏青以及延安时期的丁玲在1980年代编写的文学史中的缺席时,认为是由于她们以女性为本位的“独立”话语不符合文学主流(8),这样的判断显然放大了“性别”的作用。相对而言,黄心村的《乱世书写》(9)虽然讨论以张爱玲为代表的沦陷区的女性写作,但视野要开阔得多。她将张爱玲们放入战争的具体语境,讨论女性如何在一个行将倾覆的大都市中找到自己的存在契机,并创造出一份独特的市民文化,从而延续了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对现代都市文化的反思。这样的研究立足于性别,但不局限于性别,其开放的研究空间可以为战争叙事、通俗文学以及日常生活的书写等问题提供可资借鉴的方法。另外,对女作家只做女性主义的解读,会遮蔽作家本身的复杂性。比如张洁《沉重的翅膀》、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戴厚英《人,啊人》、王安忆《小鲍庄》等等,这些文本虽然得到女性主义的解读,但它们在当时引起的关注基本与女性问题无关。同时许多女作家,比如张洁,不愿意被冠以性别的标志,在她们看来,有了性别的标志便意味着失去了广阔的社会视野,放弃了公民的社会责任和知识分子的神圣使命。由此可见,国内文学研究中“性别”研究的式微之势既是女性主义理论之于中国语境的局限,也是中国研究者理论视角的局限。 事实上,在中国文学研究中,对于任何一种西方理论,即便是西方研究者,在“借用和批判之间做出平衡并且自圆其说”也绝非易事。正如有学者在论及《妇女与中国现代性》时指出,周蕾“虽然尖锐地批评了西方汉学,但她对西方理论的过度倚重和对史料的忽略,使得她的批评有共谋之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面临的矛盾”(10)。 二“重写文学史”是1980年代末以来中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共同努力的方向,时至今日,这个“学术共同体”的研究成果已经呈现出互补的态势。“20世纪中国文学”命题的意义已经无需赘言,但如何切入“20世纪”不仅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史,也是对文学现代性起源的认识,这直接影响到“重写文学史”的历史逻辑。王德威与陈平原皆以晚清小说作为文学史研究的切入点,他们的研究不仅呈现了“华丽的世纪末”的文学景观,而且为我们提供了方法论的创见。 在《被压抑的现代性》中,王德威重新界定了“现代”的含义。在他看来,晚清得称“现代”是由于“在19世纪西方扩张主义后所形成的知识、技术及权利交流的网络中”,在不平等的对话情境下,文人体现出的“求新求变意识”和“贵今薄古的创造策略”。因而,其文学的现代性不应被理解为西方的迟到的翻版,也不应被局限于西方视域中的东方奇观,而应该将对它的研究落实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正视现代性出现的迂回道路,正视现代性的多重表达。(11)在这样的理论思路中,王德威重新清理了晚清文学的谱系,重新检视了晚清、“五四”以及1930年代种种不为主流认可的文学实验,并且在晚清小说与当代小说之间建立起一种对话关系,重现另一套被以“五四”为基准的现代性话语所悬置却影响深远的现代性文学谱系,这是一条经由鸳鸯蝴蝶派、新感觉派、张爱玲等一路发展下来,并且在1990年代得以再度浮现的文学谱系。事实上,国内学界对鸳鸯蝴蝶派、新感觉派、海派、京派、通俗文学(包括武侠小说、言情小说)等种种“被压抑”的文学现象的研究,自新时期便已开始,但是大多数的研究都只局限于对具体文本的审美分析或者对具体文学现象的史料耙梳,而没有将其置于现代性的视野和语境中。王德威的研究虽着力在晚清,但是由晚清而勾勒出一条另类的现代性谱系,从而不仅呈现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复杂性,也为研究者于宏观处把握文学现象的关联,于微观处解读文学现象本身提供了方法论的借鉴。如果说王德威对晚清小说现代性的研究是基于小说的思想层面,那么陈平原则是从小说的形式转变进入这一“现代化”论题。他借助的虽然是西方叙事学理论,却没有生搬硬套,而是结合中国小说的具体特点和发展路向,博采众家又融合自我设计,对西方理论做了创造性的转化。在这种“博取杂用,守旧出新”的理论视野中,他选取“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和“叙事结构”三个层面以呈出1898年-1927年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过程和转变规律。但陈平原的讨论并未止步于此,而是将形式研究“历史化”,使形式变成一种“形式化了的内容”。由此“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就不单是文学传统嬗变的明证,而且是社会变迁(包括生活形态与意识形态)在文学领域的曲折表现”(12),因此对小说形式的研究也成为探讨中国小说现代化进程的一个角度。陈平原在具体的形式研究中引入历史和文化因素,讨论艺术形式的同时也关注影响艺术形式发生变化的文化氛围,因而赋予形式研究以意识形态性,也因此接通了形式研究与现代性论题的连接点。这一研究方法上的创见若要落实在整个20世纪小说史的研究中仍需要不断完善和修正,但它毕竟生发出了一条新的进入中国文学现代性研究的路径。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与“启蒙”、“救亡”、“民族”、“阶级”等意识形态语码紧密缠绕。笼统地为中西方学者划定研究疆界难免偏颇,但相对而言,学术兴趣的差异还是存在的。以1940年代为例,在这个中国大陆被划分为国统区、解放区和沦陷区三个地缘政治空间的特殊历史时期,中西方学者的研究着力点有所不同,从而为我们绘制出一幅彼时相对完整的文学地形图。大致而言,国内学者在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文学研究方面有相当的基础,成果也比较丰厚。#p#分页标题#e# 钱理群在对1940年代文学的研究中力图呈现出小说多元化的格局:既有以唤醒和振奋民族精神为目的,符合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小说(解放区和抗战初期的国统区),也有力图展示无情节、无波澜、无结构的平凡人生的散文化/诗化小说(国统区,以废名、沈从文等为代表),还有以“参差的对照”来书写不彻底的软弱的凡人的小说(沦陷区的张爱玲)。(13)不过,就钱著选择的研究对象来看,研究者显然偏重国统区。李书磊对1940年代的研究与钱著形成了一种互补(14),《1942:走向民间》一方面讨论了国统区的创作,比如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和《虎符》所表达的意识形态意义;另一方面,则着重论述延安的文化生活和文人文事。李著最鲜明的特点是他将思想文化史和文化制度史纳入了研究视野,加重了文人生活的部分,呈现出文学生产中复杂的精神和生态,从而使延安文学更全面更清晰地得以呈现。这种研究方法在关于延安的其他研究成果中也有体现,如朱鸿召和吴敏对延安文人生活、文人心态的研究;王培元围绕延安鲁艺展开的对延安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分析;李洁非对延安时期文学、知识分子和文化的研究等等。(15)李书磊曾憾于没能论及沦陷区(特别是北平和上海)的文学,2006年翻译出版的《被冷落的缪斯》对此有所弥补。著者在前言中已经明确表示要将鲜有论及的沦陷区文学纳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主流中去(16)。这项研究成果虽然早于1980年面世,但著者讨论的沦陷区的古装戏、随笔性散文以及对文载道、纪果庵、吴兴华、杨绛的分析今天读来仍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黄心村的《乱世书写》,则更为详尽地讨论了沦陷时期上海的文学景观。 一直以来,海外学者对1949年之后的“当代文学”研究相对薄弱,认为当代文学有待“经典化”也影响了海外学者对其作出学术反应(17),因此,国内学者对1950-1970年代文学的研究更显突出和重要。尤其是近些年来,当代文学的研究开始摆脱对西方概念和理论的依赖,形成了一些具有独创性的文学史论述。陈思和提出“战争文化心理”、“潜在写作”、“民间隐形结构”等概念,力图呈现出时代“共名”下的文学的多个层面。(18)在这种文学史观的观照下,1950-1970年代那些能够表达出民间讯息、彰显出新的社会矛盾、体现出时代多层面性以及能够被纳入“潜在写作”和“地下文学”的文本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洪子诚则重视对1950-1970年代文学规范和文学环境的描述,对文艺界矛盾和冲突的呈现,对作家群更迭、题材转变的分析,这成为进入历史的另一种角度。(19)李扬选取1950-1970年代被确认为经典的文本,如《青春之歌》《创业史》《红旗谱》等进行再解读,他通过具体文本进入历史,讨论文本如何“生产”历史和意识形态,从而对文学史写作中的相关问题,比如左翼文学的现代性意义、文学发展中“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等提出另一种解答的可能性,同时也质疑以“一体化”、“文学生产”这样的范畴来描述或阐释1950-1970年代文学的有效性。(20)或许是受文化研究的影响,国内学者也注意到了与文学相关的其他艺术形式在1950-1970年代文学/文化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歌剧和芭蕾舞剧的《白毛女》、革命样板戏(21)《红灯记》、电影《青春之歌》等都曾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但海外学者在这方面走得更远。比如钟雪萍通过追述“青年”、“青春”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话语谱系,分析1950年代开始主流话语将“青年”置换成“青春”的意识形态诉求,并以电影《女篮五号》为例,解读出文本在宣传“青春万岁”,追求无私、律己、拼搏、向上、男女平等的时代主题的同时所泄露出的个人欲望和幻想,而电影镜头对精致考究的物质细节不经意的描述冲淡了电影承载的政治信息,成为电影最大的“反讽”(irony)(22)。TinaMaiChen将电影放置在1950-1970年代现代化、民族建构和个人改造的语境中,讨论如何建构起反映现代化、解放、国家统一、男女平等这些主流意识形态的电影实践,这其中除了对电影创作、电影评论的直接介入外,还包括通过纸媒(如《大众电影》这样的电影杂志)来解析电影,以塑造理想的观众/国民;通过组织起农村放映队(“白天是社员,晚上是放映员”),将宣传意识形态的影片带到广袤农村的角角落落等众多宣传电影的方式。(23)除了电影之外,海外学者也关注美术领域,比如JamesFlath将建国初年的年画和月份牌作为研究对象,讨论民国时期颇具家庭性的年画和商业性的月份牌如何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被改造成传达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宣传画,而在这场从形式到内容,乃至身份的脱胎换骨中,旧有的年画和月份牌如何借助自身传统和审美经验有限度地中和因政治话语的介入而带来的紧张关系。(24)海外学者在其他艺术领域的批评实践不仅拓宽了文学研究的领域,也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地认识和理解这个时代的文学。(25) 三在王德威教授看来,“重写文学史”至少面临两个挑战,一是追问中国现代的开端,二是讨论“什么是文学”。前者是如何切入20世纪中国文学的问题,而后者既需要参照西方的文学定义又需要面对和正视中国的文学传统。20世纪的中国文学虽然基本延续了西方定义的文学,但也同时在直接或间接地回应自己的文学传统,那是“一种符号、一种气质、一种图像、一种文明”(26)。换言之,后者所涉及的是如何处理受西方影响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中国经验”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和学理基础是它与中国现代化历史、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内在关联。现代性带给中国社会或者中国现代文学的不仅仅是问题,还包括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人对自身生存形式的认知,它深植于我们的经验和体验中。因此,对中国文学现代性问题的思考不能只关注知识话语的建构,还应立足于切实的中国经验。1985年中国小说界出现的寻找自己民族文化之“根”的思潮和模仿西方现代派表现手法进行的先锋创作实验便是两种殊途同归的回应方式。 然而精心装扮过的民族性容易成为西方视域中的“东方奇观”,这在某种程度上只是满足了西方的阅读期待,而无法建构出民族认同;刻意学习并模仿出来的现代感在令国人感到陌生的同时也未见得到西方的认可。因此周蕾在其中国文学研究中赋予自己“同时批判西方理论思想的霸权地位,以及中国文学领域中根深蒂固的诠释方式”的双重任务,并借用三好将夫讨论日本文学的观点来阐明自己对中国文学的看法,即:中国文学与其他任何国族或地域的产物一样,只有与具体的时间空间相联系才能够被定义,即便它特别显著地被当做是“中国的”,也并不具有形而上的绝对意义(27)。周蕾的理论预设的确开创了一种重新阅读现代中国书写的方式,是希望将她的研究对象(西化了的中国主体性)放置在具体的时空中,借助“中国”与“西方”之间辩证的摇摆的不稳定性来呈现。不过周蕾本人的成长和学术背景决定了她不大可能采取这种中西之间的辩证立场来阅读中国文本,她在津津乐道于众多的西方理论并将其层层叠叠地覆盖在冰心、丁玲、巴金、茅盾、萧红等人的文本上,显现出中国经验的匮乏和误读。虽然有学者指出,在民族国家这个“想象的共同体”中,所谓“中国性”、“中国问题”乃至“中国方法”都是“假问题”,而对“民族主义”的声张则往往让我们以反西方的方式不断落入西方主义的陷阱,因此,“在文学研究中,无论怎样刻意规定,中国的文学史家和文学批判家都已经不可能依靠纯粹的‘中国方法’研究‘中国问题’了”(28)。这样的观点有其理论背景和论述语境。但是只要我们承认存在承载这个“想象的共同体”的物质外壳,存在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之外的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存在属于我们的历史片段和集体记忆,那么这个与西方存在差异的“中国”问题就会显现。正因如此,越来越多的文学研究者不满于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实践的简单嫁接,希望找到研究中国文学的新方法。事实上,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考量离不开具体的语境,这便要求我们回到历史/史料中去,重新追问中国文学为何“现代”,又怎样“现代”,对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做历史化的处理。如果我们不否认在西方现代性之外还有其他现代性表现形式存在的可能,那么就完全可以抛开既定的中/西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进入历史,在饱满而非单薄的历史语境中呈现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复杂状况,或者正如王德威所言:“文学和历史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应该是建构和解构文学(后)现代性的最佳起点。”(29)#p#分页标题#e# 此外,就具体的创作实践而言,中国现代小说虽然在“西方”的影响下催生,但其对传统叙事资源的择取却从未中断,鲁迅之于神话,沈从文之于唐传奇,废名之于六朝散文和唐人绝句,汪曾祺之于明代小品,阿城之于笔记小说都是很好的例子。特别是近十年来,许多作家都经历了对中国传统再确认的过程,格非的《人面桃花》、莫言的《生死疲劳》和王安忆的《天香》等都是这种实践的典范文本。文学创作是“中国经验”的呈现,相应地,文学理论也可以尝试从解读“中国经验”的古代文论中汲取养分,以弥补单纯依赖西方理论所造成的“水土不服”。所以,中国古代文论的创造性转换,既面对西方,又从传统出发,呈现丰富复杂的“中国经验”,并揭示这种经验在“世界文学”中的特性,依然是一个艰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