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质教育本身就是理论性概念，是引导教学工作在实践上发挥作用以及意义的关键，需要结合教育自身发展的需求以及高校大学生的基本素养建立针对性的教学机制和教学框架，以保证教学价值得以发挥。 一、素质教育理论下高校音乐教育的作用 在素质教育体系下，教师要充分对教育路径和教育工序予以关注，人在不同条件下会被分类为不同类型，且不同类型的素质也会在不同人身上有差异化的体现，这就形成了差异化素质体系。而人的素质本身就是一个较为复杂的系统，素质教育强调的就是不同系统之间的协调性和配合程度，基于此，音乐教育的教育理念要顺应素质教育的体系。在素质教育中，要将判断能力、认知能力以及学生的行为能力作为教育关键，确保能提高学生的综合水平。因此，素质教育作为整体教育活动的理论基础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也是学生音乐素质全面提升的关键。教师要整合教学流程和教学机制，确保能发挥素质教育的作用，充分提升学生的综合水平，具体有以下几点。 第一，音乐的教学工作不仅仅能拓宽学生的学习视野，也能有效借助音乐教学确保学生能体会不同类型音乐创设出的差异化情景，有效实现情怀教育，也为学生提高自身综合音乐素质奠定基础。尤其要注意的是，世界各地音乐类型也存在差异，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对学生进行多元化引导，就能提升学生对差异化文化的认知水平，从而一定程度上优化音乐教育的深度和广度，也为学生知识面的扩展创设良好的平台。 第二，在音乐教育工作开展的过程中，秉持素质教育理论就能将文化素养和精神追求结合在一起，有效建立文化和精神传统素质的统一管理，确保能引导学生对音乐有全新的认知。也就是说，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能指导学生透过音乐作品了解不同音乐作家的人生和精神情怀，从精神层面体会音乐作品的深层内涵，真正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值得一提的是，在文化体系指导和素质教育并行的基础上，就能引导学生形成更深层次的追求，从而影响学生的未来发展。 第三，音乐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将学生的综合素养培养作为关键，积极整合日常教学体系和教育理念，并且利用更加有效的教学框架结构确保能为学生释放日常压力创设良好的平台。在对音乐作品进行学习和品味的过程中，能引导学生将注意力逐渐转移到更加优雅以及高尚的事物中，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意趣，真正实现素质教育的目标。 二、基于素质教育理论的高校音乐教育路径 在传统高校音乐教育过程中，高校对教学作用和教学价值认识不足，加之教学过程中忽略学生的学习兴趣，必然会影响高校音乐教育的整体水平和质量。基于此，要充分结合素质教育理论中的相关内容，建立健全完整的教学体系，高校领导也要对素质教育和音乐教学的融合机制给予更多的重视，确保能发挥多元化教学模式和教学路径的优势，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和学习视野，顺应时展的趋势，践行素质教育理念和教学发展要求，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一)转变传统理念 为了践行素质教育理论，教师要积极整合高校音乐教育框架，确保能整合教育流程和教育要点，完善教育路径和教学根本结构，从根本上转变教育理念，并且顺利开展系统化的高校音乐教育活动。需要注意的是，思想理念层面的限制是影响高校音乐教育质量的根本因素，所以要想提升其综合水平，就要转变思想理念，在素质教育工作开展的过程中，改革方案的制订者要将音乐教育理念和素质教育理论予以结合，真正秉持全新的理念结构维护教育水平。并且，高校要在转变思想认知后建立更加贴合学校发展以及学生学情的教学框架，树立正确的高校教育目标和整体框架，引导教师在大方向下建立针对性的教学计划，以保证教育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也为后续教学工作质量的全面提高奠定基础。最重要的是，在音乐教学课时以及课程内容安排方面，也要与时俱进，确保能从根本上满足学生的学习诉求和素质教育的基础要求，才能为学生有效内化相关知识、提高自身综合水平奠定基础。基于此，高校要转变传统的教学思想理念，从学生兴趣点出发，提升高校素质教育和音乐教育之间的契合度，实现教学质量的全面升级。 (二)优化教学手段 为了一定程度上建立健全完整的教学框架，教师要从教学手段出发，确保能提升教学效率，针对普通高校音乐教学工作而言，音乐教学工作的课时和课程时长在安排方面都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因此，更加需要教师在有限的时间内保质保量地完成教学目标中的相关教学内容，确保能提高教学整体效率，维护教学资源的应用价值，也为后续教学工作质量的全过程优化奠定基础。第一，教师要对教学资源进行整合。在高校音乐教育中，要想发挥教育价值和教学优势，就要全面合理性分配相应的教育资源，保证教育资源能发挥其实际价值，且能在音乐教学过程中建立完整的教学引导机制。另外，教师要将学生视界和知识面拓展工作作为关键，整合教学过程，利用合理性分配体系维护教学资源的应用优势。第二，多元化教学形式，教师要秉持多元化教学理念，整合教学资源的基础上利用不同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机制呈现出来，确保能在学生和教师之间建立有效的教学互动，维护教学效果。教师要对教学内容进行精简处理，并且选择更加贴合学生兴趣的教学内容，提升教学实效性。值得一提的是，教师在讲解音乐理论的过程中，可以适当添加相应的实践教学，保证学生的综合素质得以优化，维护学生对乐理知识的认知程度，也为后续音乐教学工作的顺利完善提供保障。 (三)完善实践活动 在高校音乐教学过程中，要想真正发挥素质教育的价值和优势，就要高度重视素质教育的价值和意义，并且要将兴趣教学和素质教育工作结合在一起，真正维护学生的综合学习水平。教师的授课模式和训练要点都要突出教学重点，落实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一方面，教师要利用多元化教学平台充分提升实践活动的时效性。在教学媒介和平台不断增多的时代背景下，教师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也要充分利用不同的教学路径和沟通方式提升实践活动的实际价值。例如，教师可以利用微信公众号、微博等方式建立有效的群组，针对相应的教学内容引发学生的讨论，并且利用相应的主题活动提升学生对相关理论知识的认知水平和兴趣，从学生的兴趣出发，开展对应的教学活动和实践活动，确保学生能从根本上喜欢音乐教学的内容，和教师建立更加有效的互动，形成学习的良性循环，也为后续教师开展教学工作提供保障。最重要的是，借助互动平台教师能及时收到学生对课程教学内容的反馈从而有效调整教学流程和教学阶段性目标，建立更加高效的高校音乐课堂，顺应素质教育的理念。另一方面，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自行组织相应的音乐团体，利用音乐社团带动班级内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教师也可以在班级教学中穿插相应的创作比赛，有效提升学生的学习主观能动性，为学生兴趣提升奠定基础，提高整体教学效果，满足素质教育的根本需求。综上所述，在高校音乐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要秉持素质教育培养学生综合素质以及音乐素养的要求，践行多元化教学机制和教学方式，摒弃传统单一刻板的教学流程，打造更加贴合学生基本学习诉求的高效音乐课堂。 (四)营造音乐文化氛围 对于高校音乐教育工作而言，全面建立健全完整的教学机制和教学框架较为关键，营造良好的音乐文化氛围也是较为有效的教学引导机制，在文化氛围的触动下，学生就会自然而然地形成对音乐的“敬畏”心态，以保证教学质量的优化。利用气氛的烘托能有效提升学生的学习主观能动性。要注意的是，学生对于新知识的认知和接收程度，一定程度会受到氛围浓厚的影响，这就需要教师结合学生的知识水平，建立更加有效的教育交互机制，开阔学生的学习视野，确保能增加音乐类活动的组织频率，为学生创设更多学习的机会。另外，高校要在音乐文化氛围营造的过程中充分认可学生的素质和音乐能力，提升教育活动以及音乐学习工作的根本质量，引导学生发挥自身的音乐才华，利用标杆效应引导更多的学生参与到音乐创作和自身综合水平提升的队伍中。只有建立健全完整的教学引导和教学框架，才能强化文化氛围的时代价值和教育优势。除此之外，在音乐文化氛围创设工作开展的过程中，高校要结合自身实际水平邀请一些校友或者是相关方面的权威人士定期组织相应的活动和培训讲座，确保学生能深度了解音乐教育的价值和时代意义，从而提高自身的学习认知水平，为素质教育背景下高校音乐教育工作质量的全面提升提供保障。 三、结语 总而言之，在高校音乐教育工作中，要秉持素质教育理念，整合教育结构和教学流程，契合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基本要求，完善课程结构设计，顺应教育改革要求，实现综合教育水平的全面提升，也为学生音乐素养的综合优化奠定坚实基础。

幼儿艺术教育论文:幼儿在艺术教育中前景分析 1在音乐活动中激发幼儿的自主性 活动前，教师与幼儿一起参观了“小舞台”的布置，幼儿惊叹不已，哇！好美呀！无论男孩还是女孩都跃跃欲试。这时，教师以主持人“毕福剑”的身份出现：欢迎步入小小舞台，你将为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呢，幼儿兴奋不已，有的结伴准备，有的自己忙碌，有的请求教师帮助，所有的孩子都沉浸在参加活动的兴奋之中。化妆、换衣服、选节目、找搭档，忙碌不已，在整个活动过程中幼儿参与活动的欲望达到极致，自主性得到充分的体现和发展，幼儿在活动中能独立地、自主地选择活动方式，并积极、主动地投入到后来的活动中。幼儿在没有教师左右，没有心理压力的情况下，大胆地展示自己，体验到自主活动带来的成就感，从而激发了他们自主参与活动的欲望。 1.1寓音乐活动于游戏之中，使幼儿成为活动的主体幼儿自主性的培养离不开游戏活动，游戏因其适合幼儿年龄特点，能激发幼儿内在的活动时机，使幼儿积极参与活动过程，并与其他幼儿发生相互联系，所以能促使幼儿身心得到全面和谐发展。在音乐教育过程中，能恰当好处地把音乐融于游戏之中，不仅能引起幼儿浓厚的兴趣，还能使孩子们在自主活动中很快地掌握音乐的技能和内容。如：在实施《舞动的小鸟》的教学过程中，教师改变以教为主的教学方法，而是用准备的拼图教具和幼儿一起玩拼板游戏“会变的小鸟”，幼儿在“小鸟飞”的音乐中，愉快拼出各种不同姿态的小鸟，幼儿在这种轻松的氛围里自主地进行活动，不自觉的感受了“小鸟舞动”的各种姿态，这时，教师和幼儿一起随歌起舞，幼儿在音乐声中会情不自禁地演绎自己所拼出的不同形态的小鸟，由于每个幼儿感受各异，所表现出来的舞蹈动作也就各不相同。因此，幼儿这一自主表现环节非常丰富，每个幼儿的自主性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在接下来的环节中，幼儿在教师恰当的启迪下，非常容易地就掌握了“舞动的小鸟”的舞蹈基本技巧，同时还能进行自主创新，教师真正成为了幼儿学习的合作者、支持者。由此可见，音乐活动的游戏化不仅可以让教师教得轻松点，也增强了幼儿活动的兴趣，孩子们在积极参与的过程中，感觉自己成了活动的主人。 1.2音乐活动中留给幼儿自主思维和表现空间，是培养幼儿自主性的重要环节在音乐教学活动中，教师不仅要留给幼儿自主思维的空间，还要激励幼儿把想到的东西表现出来，使幼儿的主动参与意识更为持久，主动参与的水平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如在音乐欣赏《蜗牛与黄鹂鸟》的活动中，在和幼儿一起分析了音乐的风格和特点后，教师没有把音乐所表现的内容固定在一个情节上，而是让幼儿根据自己的理解，创编故事情节，表现音乐的内涵，孩子们各抒己见，教师不时给予肯定、赞赏，并提出自己的建议、意见供幼儿参与，欣赏活动的气氛异常热烈，一些能力较强的幼儿还能把他们创设的情节改编成歌词，幼儿在这样一种自主氛围中，欣赏水平提高了，对音乐的理解也达到了一个新的层次。最后，教师把音乐本身所表达的内容告诉幼儿，并对照情节进一步分析了音乐的特点。幼儿的自主思维和积极参与、教师和幼儿的共同活动把音乐欣赏活动推向了高潮。又如在打击乐教学中，教师让孩子根据自己的能力需要自主地选择乐器，根据自己的意愿打出各种节奏，教师帮助幼儿把所表现的节奏记下来，并让全班幼儿尝试合奏，孩子们看到自己的成果被采纳，兴致颇高，主动参与意识更强了，由此可见，孩子们在音乐活动中任何有创造意味的表现都是他们自主参与活动的结果，教师不仅要为幼儿留出适当的“自主”空间，还要为他们创造的一些自主活动的条件，并激发他们积极参与活动的欲望。 2在美术活动中激发幼儿的自主性 2.1让幼儿在美术活动中有自主选择的机会和权利美术活动本身所具有的全面性和层次性的特点，能为幼儿进行自主活动提供强有力的保证。因此，在美术活动中，教师应根据幼儿年龄特点、能力发展需要，提供表现同一主题的多种材料，供幼儿自主选择。如：在美术活动“有趣的汽车”中，教师准备的可供幼儿粘、画、手工制作等材料和工具，幼儿在选择表现方式的时候会“量体裁衣”。这种根据幼儿兴趣爱好、发展类型提供难易积极程度不同的材料，为幼儿进行自主选择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满足了不同层次幼儿进行自主活动的需要。 2.2美术活动中的“对话”活动使幼儿能获得自主发展“对话”即师幼、幼儿与幼儿之间的相互交流，它是美术活动的灵魂。当选择了同一活动材料进行活动的幼儿一般是有共同或相似的兴趣爱好和发展需求。幼儿在与同伴的沟通中，学会共同生活、相互合作。在交往中幼儿可以从同伴那里获取自己所需的相关知识、经验。每一个孩子为了能够与同伴合作或是寻求同伴帮助，必须主动学习与同伴交流的技巧，在这一过程中，幼儿的个性、情感、行为习惯、交往能力以及相互适应性都逐步得到培养锻炼、提高。同时，在美术活动中，教师不再是传统意义面对全体幼儿进行倾泻知识的人，而成为幼儿活动中的合作者、支持者，教师和幼儿在平等交流的基础上了解每个幼儿的发展需求，并适时提供帮助，这种美术活动中的对话方式，促进了幼儿独立、自主的发展。 2.3引导幼儿在美术活动中自主探索和创新培养幼儿的好奇心，求知欲和最初的创造意识，是幼儿进行自主探索和创新的重要途径。为此，提供给幼儿可持续探索的环境和材料以及进行个别辅导是十分重要的。幼儿初步的创新是在操作实物的活动中萌芽的，也是在不断操作实物的活动中发展的。持续的操作活动是幼儿初步创造活动的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讲，美术活动可为幼儿自主探索和创新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如：在进行“美丽的房子”这个活动时，教师与幼儿及其家长一起首先对房子的种类、样式、结构、风格等通过上网查阅、看“VCD”、图片等已有了一个很全面的了解。然后，再让幼儿利用丰富的操作材料；废旧纸盒、易拉罐、烟盒、矿泉水瓶等让幼儿搭建自己最喜爱的房子，并记录下来。幼儿兴趣盎然，在自主性的操作活动中，大胆地进行探索与创新，所画的内容丰富，形态各异，活动效果出乎想象。可见让幼儿能自主地进行活动，就是给予了幼儿探索创新的机会，就会激活他们潜在的“生命潜力”。因为他们需要的不是被动接受学习，而是一种自主的、积极的、愉快地体验。 作者：杨庶 单位：重庆师范大学幼儿园 幼儿艺术教育论文:幼儿教师艺术教育研究 但在培养幼儿教师艺术教育的现实中，具有专业学科出身背景的音乐教师却更多关注的是学生音唱的准确性、音拍节奏的到位性；临摹范画、模仿制作手工是否精巧完美、像不像成为了美术教师评价作品的标准；“修长的身体线条，精湛的技术技巧，综合的舞蹈表现力”这是舞蹈教师的教学计划中所设定的几个最重要的教学目标。这种艺术教育培养出来的准幼师或许在艺术技法方面得到了提高，但却以幼儿教师审美体验的丧失为代价。“审美体验包含了人对生活、对艺术的各种感官，包含了人丰富的情感和精神，包含了人对艺术的通感，所以它不是靠单纯的技法训练所能获得的”。现今教师将幼儿教师艺术教育的价值重点，放在了对艺术技能的传授和训练上，而不注重审美体验的培养，就是抛弃了内在的艺术情感与人文性，忽略幼儿教师的实际感受与各种经验。很难想象没有审美体验的幼儿教师能教出具有创造能力和艺术想象的幼儿。这种技艺化为主的幼儿教师艺术技能价值目标给幼儿教师太多的框框和限制，也必将导致幼儿教师成为缺乏个性、程序化的幼儿教师。 一、从学习视角认识幼儿教师的艺术教育 艺术教育的本质是学习。有效的幼儿教师艺术教育不是日常层面的上课或教学，而是以激发幼儿教师学习愿望、促进学习能力、唤醒学习潜能为目标的并对其艺术实践、反思、变革能力的有效培养。当强调平面或立体的形象用点、线、面三要素进行概括；视觉形象用线条、固定的形式的搭配进行表达的方法被广泛使用于幼儿教师的艺术教育时，完全忽略“师法自然、气韵生动、立意中得心源”，如此“简单”的美，如此有程式规律的审美，使人不得不相信只要跟从一定的方法规则，美的真谛就可以被洞悉、被体悟。因而对幼儿教师艺术教育的要求不再是通过色彩、线条等反映幼儿教师自身的情感和感想，不再是让幼儿教师通过内省感悟美的意义及价值后的艺术体验，而是一味地灌输单一技能技巧、使其传承一脉香火。这就造成艺术教育对幼儿教师来讲，不再是艺术观、语言形式和视觉思维方式的形成方式，而只是一个机体反应的习性。例如，简笔画中的鱼就是那几种固定形态的鱼，而熊也就永远是憨态可掬的咧嘴大笑的熊。其实，每个幼儿教师都是以一种个体的方式积累学习经验、实践学习方法，吸收价值观、形成习惯和进行批判反思，都有其自身生活实践印记下形成的特有的教学方式、教学风格，有效的艺术教育学习可以使幼儿教师在对艺术经验和自身理解的方式基础上加以个性化的塑造。若一名幼儿教师的画法、唱法、跳法固定成一种模式，其动作技能的反应也会成为习惯，一提笔、一运气都与之前的套路相同、方式一致，一旦想进行个性化的改变就需花掉一定或相当长的时间、精力。但若此单一方法再传授于幼儿时，艺术教育对幼儿来讲就不是培养具有批判意识、创造能力主体的有效途径，而是使其进行归顺和驯服的过程。 二、从幼儿视角认识幼儿教师的艺术教育 对于幼儿教师为什么要进行艺术教育，我们往往总是认为这是幼儿教师成长的必需。幼儿教师的艺术教育在学校里往往被以高傲的术语谈论，而很多人完全无视它在幼儿的现实世界是如何被呈现的。这与对幼儿的生活知识缺乏关注是紧密联系的。在幼儿的地方艺术意味着什么？怎样通过艺术表达可能对于他人的痛苦艰辛或是快乐愉悦？这些问题的答案超出了培养幼儿教师技能，却是特别需要幼儿教师去探索的过程。实质上，幼儿教师的艺术教育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教师专业完善与自我成长，它是促进幼儿艺术学习与发展的需要，是幼儿教师职业存在的价值与依据。然而，在幼儿教师艺术教育的教学场域中，示范、讲解、反复纠正、先学谱后唱词，均是艺术教师常用的教学方法，也成为了幼儿教师今后教授幼儿的方法。幼儿教师艺术教育被局限于教幼儿唱唱、画画、跳跳，至于艺术的历史、评论、哲学、民族文化等内容几乎都被剔除在幼儿教师的艺术学习之外，教育内容设置的表浅与窄化，必将剥夺幼儿教师多维度学习艺术的机会。例如，民族文化内容的空缺，导致部分幼儿教师跳了无数的民族舞蹈后却不知为什么蒙古族会有耸肩，壮族会有凤凰掌、蚂拐舞等基本的艺术问题。不接触人类历史上优秀艺术作品的幼儿教师，是难以教幼儿感受艺术作品中丰富的人类思想感情的，也难以教幼儿学习和欣赏名师的优美形式及娴熟技巧。又如，在幼儿的手工教学活动中，幼儿教师通常是先临摹后点评，然而一幅作品的艺术效果不仅有造型、图案的有机组合所呈现出的特殊结构，还有作者蕴涵其中的独特意境。肢解地学习各部分结构不但造成幼儿对艺术作品整体感觉的把握，而且孤立部分也难以体现其原有的艺术价值。这种照搬科学教育、忽略艺术独特性的方式是用“肢解艺术的方式进行教学，把知识技能从它赖以生存的艺术情境中剥离出来，把艺术从它产生的各种文化环境中分离出来……这种脱离艺术整体情境所获得的技法上的掌握也只能是暂时的和肤浅的”。幼儿教师艺术教育对于幼儿的意义，不仅表现在幼儿教师如何通过科学有效的各种原理、方法促进幼儿的艺术学习而获得自我成长与完善，而且指向了幼儿教师艺术教育的根本目标和方向。幼儿教师艺术教育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幼儿教师的帮助，使幼儿自己建造或构建他们的艺术世界，让他们通过自己与人、事、物及观念的直接经验进行探索，促进幼儿的主动学习。在幼儿教师的艺术教育中如果不倾听幼儿真实的声音,不考虑幼儿的逻辑特性与学习需求，不管怎样的艺术教育，都不能使幼儿真正地受益。 三、从综合视角认识幼儿教师的艺术教育 艺术教育作为幼儿教师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幼儿教师实施美育的主要内容和途径，是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因而现行的幼儿教师艺术教育都开设有专们肩负着“涵养美感、陶冶心身、养成人格”之重任的美术、音乐、舞蹈等艺术科目。然而，艺术自身的特点及幼儿园综合实践活动的特性表明：“要想达到预期的研究目标，取得实验的成功，就必须摒弃传统的学科观念和教学方式，拆除学科与学科之间的屏障，站在课程的高度，以音乐、美术等艺术性较强的学科为龙头，将各学科中与艺术有关的内容进行有机整合，充分利用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自身的特点”，让幼儿教师在综合艺术中学习艺术。幼儿教师艺术教育的综合性体现在培养目标的设定、教学内容的选择、教学方式的设计等各个层面，绝不是艺术教育的学科知识与技能的量的简单叠加。它蕴涵的愉悦性、人文性、游戏性是分科艺术教学所不可比拟的。如《寻找七星瓢虫》是从美工角度切入，用创意手工的方式将小动物的形态特征展现出来。在整个艺术活动中，幼儿教师可用低沉、悲哀的音乐表现树妈妈被虫咬的痛苦与无奈；用绘画将生动可爱的瓢虫宝宝“真实”展现，以便幼儿目测与点数瓢虫宝宝背上的斑点；用欢乐明快的舞蹈表现树妈妈身上的蚜虫被七星瓢虫全部吃掉后开心愉悦的情景。又如，有的幼儿教师面对幼儿的乱写乱画表现得“惊慌失措”，他们会对幼儿的画进行更正、指责和劝导，甚至会亲自示范什么是“正确”的画。因为单纯的美术教学活动中没有时间和机会倾听幼儿内心的声音。但在综合化的艺术实践教学中，艺术教育已与幼儿园其他领域的学习融为一体，我们不仅容许幼儿自由发展艺术，而且关注其艺术作品背后所呈现的与幼儿身心发展紧密相关的健康、生命力、强健、柔软、快乐、生动等意义。因而，在综合化的幼儿教师艺术实践教学中，美术、戏剧、音乐、舞蹈、媒体艺术之间的有意识强化及艺术学科与非艺术学科之间的融合，通过主题式或网络式或综合式或单元式的艺术活动设计，将艺术过程中的感知欣赏、体验创新、反思积累各环节与幼儿教师的其他能力沟通，使幼儿教师人文素养得以提高的同时发展其艺术能力。 作者：赵海燕 单位：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幼儿艺术教育论文:幼儿园艺术教育状况及措施 作者：蔡兆梅 单位：兰州城市学院 一、甘肃民族地区幼儿园艺术教育现状 近年来，甘肃省幼儿园艺术教育在大城市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以甘肃省保育院为代表的幼儿园在幼儿艺术教育方面为地方幼儿园开展幼儿艺术教育树立了榜样。但是，甘肃省地处西北边陲，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就整体而言学前教育比较滞后，幼儿园艺术教育的发展就更加滞后，尤其在农村和少数民族居住地区，由于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幼儿园办学条件很差，幼儿入园率极低，幼儿园艺术教育举步维艰。随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颁布实施，学前艺术教育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而甘肃省幼儿园艺术教育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幼儿园之间的发展很不平衡，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幼儿园艺术教育形式令人堪忧。本文以甘南藏族自治州幼儿园艺术教育为基础，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方法，从幼儿园教师的年龄、学历层次，对艺术知识的了解程度切入，分析探究民族地区幼儿园艺术教育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困难，并提出改善民族地区幼儿园艺术教育的措施和实施策略。甘南藏族自治州（简称甘南州）位于甘肃省西南部，是全国31个少数民族自治州之一，也是西藏之外的10个藏族自治州之一。甘南州地处青藏高原东北边缘，东连秦陇，西接雪域，南邻天府，北与宁夏接壤。历史上是中原地区通往青、藏及川北的交通要道。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甘南州在内地与藏区之间起着承接过渡的作用，是“藏族现代化的跳板”［2］。甘南州成立于1953年，总面积4．5万平方公里，现辖7县1市。全州有藏、汉、回、蒙、土、撒拉、保安、东乡等24个民族，总人口68．01万人，其中藏族36．7万人，占总人口的54％。这里高寒缺氧，境内海拔多在3　000米以上，年平均气温4℃，其中夏季平均气温8－14℃［3］。 甘南州共9所公办幼儿园，分别为夏河拉卜楞幼儿园、玛曲县中心幼儿园、碌曲县中心幼儿园、卓尼县幼儿园、迭部县幼儿园、临潭县幼儿园、舟曲县幼儿园、甘南州中心幼儿园和甘南州军分区八一幼儿园。在编在岗专任教师或带班教师（不包括保育员和勤杂人员）共116名，其中：艺术类教师8名，仅占教师总数的7％。调查数据显示：1．民族地区幼儿园师资构成还是以汉族居多，少数民族师资特征不明显。如在甘南州9所公办幼儿园中，幼儿教师主要由汉族、藏族等民族构成，其中汉族占51％，藏族占41％，其他少数民族教师所占比例均不足10％。2．懂汉语和本民族语言的双语教师人数较少。如在甘南州9所公办幼儿园116名教师中，懂双语的教师仅25人，占教师总数的22％。3．幼儿园艺术教师奇缺。例如在甘南州9所公办幼儿园中对艺术类知识（包括音乐、舞蹈、美术、手工）非常了解的幼儿教师只有14人仅占12％，60％的教师对艺术类知识很不了解。调查中有81％的教师认为，幼儿教师最基本的专业素质应该是掌握一门艺术类知识，但是由于条件所限民族地区幼儿园缺少的正是这方面的幼儿艺术教师。 二、甘肃民族地区幼儿园艺术教育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困难 我省是典型的多民族居住地区，随着各民族频繁的交流和融合，民族艺术的单一性正在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幼儿园艺术教育的多样化本应是民族地区幼儿园艺术教育的强项，但交通的不便和经济基础欠发达，造成了民族地区幼儿园艺术教育面临诸多问题和困难。 1．政府重视程度不够，管理体制不规范。在我国学前教育也是基础教育发展中的薄弱环节之一，主要原因是目前国家还没有出台政府财政对学前教育的投入政策，政府的保障机制与幼儿教育发展的需求不相适应。学前教育既然是基础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办好幼儿教育应该也是政府的职责之一。据调查了解：民族地区学前教育大都没有被纳入义务教育的保障体系。由于地方财政困难，学前教育没有专项投入，对学前艺术教育的投入几乎没有，只能做到保障教师的工资和适当改善硬件这两方面；政府主管部门忙于“普九”，把主要的时间、财力和物力投入到义务教育，对学前教育做得不够，广大农村和民族地区的学前艺术教育没有得到重视，政府主管部门对学前艺术教育没有给予政策上的倾斜与经费上的支持。 2．民族地区幼儿园艺术教育师资匮乏、人才难留。我省少数民族居住地一般为山大沟深、地形复杂、自然条件较恶劣的偏远山区，交通的不便和艰苦的居住环境，使幼儿园艺术教师难以引进或留住。如甘南州9所公办幼儿园116名教师中，学前和中师艺术专业毕业教师只有8人，仅占教师总数的6．9％。 3．幼儿园艺术教育活动的形式单一、方法简单。《纲要》中指出：“幼儿艺术教育的目标是使幼儿能初步感受并喜爱环境、生活和艺术中的美；喜欢参加艺术活动，能大胆地表现自己的情感和体验；并能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进行艺术表现活动”［1］。根据对甘南藏族自治州幼儿园在艺术教育活动过程的调查（《甘南州幼儿园音乐教育活动状况的调研》），甘南州幼儿园艺术教育活动中采用的教学方法还是以观摩活动为主［5］。观摩活动具有能够结合本地幼儿园实际的特点，同时便于实践操作，但观摩在一定程度上毕竟只是一种简单的临摹，对提高幼儿艺术素质、开发幼儿音乐潜能等方面所起的作用不是十分明显。 4．幼儿园艺术教育设施简陋、场地奇缺。调查发现，幼儿园艺术教育基础设施简陋、缺乏开展艺术教育活动场地在民族地区幼儿园已成普遍现象，甘南州幼儿园生均占地面积只有5．5平米，远小于13平米的国家最低标准，有些幼儿园生均占地面积仅有2．3平米，普遍缺乏室外活动场所和活动设备，园舍的空间结构、防震、采光和通风条件也不符合要求。9所公办幼儿园中只有一所幼儿园有专门的音乐房、舞蹈室和多功能活动室。幼儿园艺术教育的目标是帮助每个幼儿建造一个美好精神家园、和谐的精神境界，让幼儿在获得精神满足和审美愉悦的同时促进其完整的人格形成，因此，只有完备的艺术教育设施，才是提升幼儿的审美敏感性和审美情趣的前提。 5．幼儿园艺术教育质量不高，缺乏民族特色。首先，幼儿园艺术教育小学化倾向明显。大部分幼儿园在音乐教学活动中，一架脚踏琴、一本教科书成为音乐教学活动的主要内容，课堂上是简单的你问我答，我教你唱，教育方法大都是传统的灌输式，忽略了音乐艺术对幼儿审美情趣培养的重要性。其次，幼儿园环境的创设能力相对较弱。幼儿园的环境也是幼儿艺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承担着对幼儿审美情趣的教育任务。而民族地区大部分幼儿园只是把环境创设当成了幼儿园简单的区别小学的一个标志，在墙上画一些画、贴一些图片、写一些彩色的字，从此就不会更换，没有将幼儿园的环境与幼儿艺术教育紧密地联系起来，在教学的过程中也没有能够很好地将环境利用起来。最后，幼儿园艺术教育缺乏民族性。少数民族地区本身具有文化优势，有丰富的本民族的自然资源和民族文化资源，可是幼儿园在艺术教学活动中很少涉及到本民族的文化知识和特色，对于乡土知识以及乡土的材料的利用性较低。#p#分页标题#e# 三、改善民族地区幼儿园艺术教育的措施和实施策略 2010年11月21日，《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中提出10条意见，要求把发展学前教育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多种形式扩大学前教育资源。其中第三条意见强调要多种途径加强幼儿教师队伍建设。加快建设一支师德高尚、热爱儿童、业务精良、结构合理的幼儿教师队伍［6］。因此，民族地区教育主管部门要以此为契机，加快幼儿园艺术教育教师建设步伐，尽快建设一支业务精良、作风过硬、安心从事幼儿艺术教育的教师队伍。 1．建立学前艺术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民族地区各级政府应建立学前教育的经费保障机制，逐年加大对学前教育经费的投入力度。设立学前教育专项经费，列入各级财政的年度预算，保证公办幼儿园、乡镇中心幼儿园的正常运转及教职工工资的按时足额发放。要从地方财政自筹经费中安排一定比例的经费，支持学前艺术教育。学前艺术教育的经费要随事业发展和教育经费的增长而逐步增长，做到专款专用，任何部门不得沉淀、截留和挪用。 2．结合本地民族特色的实际，确定合理的生师比。核定公办幼儿园教师编制，健全幼儿教师资格准入制度，严把入口关；大幅提高该区幼儿教师，尤其是幼儿艺术教师的福利待遇，着力解决当前高素质幼儿艺术教师“招不来、留不住”的难题。 3．教育主管部门要信任幼儿园的管理能力，放手让幼儿园管理者到有相关专业的大专院校招聘具备条件的优秀毕业生充实幼儿教师队伍。针对民族地区幼儿教师初始学历低、专业不对口、艺术素养质差的特点，制定措施，安排教师到相关大专院校培训或学习学前教育专业及艺术理论知识，提高幼儿教师的整体水平。 4．因地制宜，采取定向委托培养的方式，大力培养本地区热爱幼儿园艺术教育的年轻人。本地区热爱幼儿艺术教育事业的年青人熟悉当地自然条件、熟知当地学前教育现状，渴求学前艺术教育理论知识，毕业后回到家乡能安心从事学前教育事业。 5．鼓励幼儿园积极开展对外交流研讨。聘请幼儿园艺术教育方面的专家学者讲学，开展不同层次的研讨交流活动，开阔教师视野，提升教师专业水平。综上所述，民族地区幼儿艺术教育应以引进和提高师资队伍整体水平为出发点，以深化师资管理制度改革为动力，坚持优化结构、强化激励、提高质量、发展内涵的方针，尽早建立起一支素质良好、富有活力、具有创新能力的高水平的幼儿艺术师资队伍。 幼儿艺术教育论文:幼儿发展艺术教育论文 一、幼儿艺术教育现状 （一）重知识技能，忽视幼儿潜能开发 幼儿艺术教育的实质是借助艺术手法的表现形式，实现精神世界自由发展，让幼儿的创造潜能走向现实，但是由于多数教师习惯了“教师教，幼儿学”的教学模式，习惯了惯有的规范标准，导致画画教学成为了临摹练习的课堂，音乐活动演变成了重复的发音训练，舞蹈教学则整天压腿、劈叉，成了枯燥的基本功训练，在幼儿教师权威至上的引导下，幼儿逐渐丧失了自己探索、感知和自我表现的机会，他们不敢有自己的想法，只能被动的记忆和训练老师分派的各种任务，整个艺术教学成为了固定的套路，机械、规范、模仿，成为了幼儿艺术教育的主题。幼儿的灵性和创造性渐渐消失。 （二）重艺术教育结果，轻视审美教育 审美教育贯穿幼儿艺术教育的始终，它对人格的培养、境界的提升以及生活质量的打造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是在这个漫长的培养过程中，许多幼儿教师日常教学中，轻视日积月累的积淀，而是改为片面的追求艺术教育结果，把主要精力放在幼儿学了哪些歌曲？绘画线条是否横平竖直？舞蹈步伐是否优美等，为了突出自己的教学效果，一些幼儿教师在日常的汇演比赛中，不惜搞突击战术，让幼儿在翻来覆去的训练同一个舞蹈，幼儿在舞台上机械地唱着、跳着，脸上挂着成人设计的“笑容”，虽然比赛后幼儿得了一些奖赏，但这种作法完全与艺术教育的初衷背道而驰，幼儿从中体会到的不是美感的享受，而是生理和心理上的厌倦，造成了艺术技能训练和艺术情感的培养之间彼此冲突。 二、幼儿艺术教育存在问题分析 （一）幼儿艺术教育存在功利化 幼儿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理，导致了艺术教育的功利心太浓，从而扭曲了幼儿艺术教育工作者的教育取向，为了迎合家长或幼儿园的教学目标，他们往往将自然愉悦、温馨情感和非功利化的审美活动异化，用漂亮的艺术外衣将幼儿进行包装，甚至借此进行大赚钱财的商业行为，至于幼儿的艺术引导、艺术教育则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各种功利化的目的，掩盖了艺术教育的正确原则。 （二）幼儿教师艺术教育观念落后 有些幼儿教师固守着陈旧的艺术教育观念，不能正确地引导幼儿艺术的审美教育观，也缺乏主动发展幼儿个性的积极性，部分教师看来，幼儿艺术教育只是简单的学几首歌，画几张画，跳几个民族舞等，至于艺术教育能环节生存压力、增强对美的发现、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和人格发展等作用，教师往往认识不到，结果耽误了幼儿的艺术发展之路。 三、幼儿艺术教育发展思路 （一）正视幼儿发展，赏识幼儿创造 幼儿天生就有艺术天赋，比如听着音乐节奏舞动身体、拿着画笔画出正在做饭的妈妈。可以说，他们随时随地都在进行着艺术活动，作为一名幼儿教师，只需要能保持一颗完整的童心，去赏识幼儿的行为，理解幼儿的表现方式，鼓励幼儿用手中的画笔大胆表达自己的情感，分享他们自由发挥、自由创造时地快乐，只有这样，幼儿教师才能真正走出艺术教育的困惑，以正视幼儿个体发展为基础，引领幼儿走上真正的艺术之路。 （二）明确个体差异，给与适当的引导 在幼儿艺术教育活动中，幼儿教师应该面向全体幼儿，让他们都能得到艺术的熏陶。同时，对于有艺术天赋的幼儿，要注意开发他们的潜能，避免单纯重视知识技能或艺术教育的结果，而忽视幼儿的情感体验和态度倾向，摒弃那种不分有无艺术天赋，而强迫所有幼儿都要接受同一项艺术技能的训练的盲目做法，激发幼儿从艺术教育中，主动感受美、表现美的情感发展，丰富幼儿的审美情趣，让他们真正体会艺术教育的真实魅力。 （三）培养艺术感知，创设审美空间 “人须具备音乐的耳朵，艺术的眼睛”。马克思这句名言充分说明了艺术感知力的重要性，审美感知力是艺术欣赏、艺术创造的前提和基础，它需要在生活实践的土壤中慢慢积淀培养。因此，幼儿园和幼儿教育工作者应该给幼儿创设一个宽松平等，自由愉快的精神环境，大胆发挥幼儿的个性，引导幼儿参与三位空间环境的创设，有意识地提升幼儿视觉感知能力，另外要加强不同风格的中外名曲、不同内容的童话故事播放，刺激幼儿的听力感知能力，只有将幼儿长期置身于这种艺术气氛浓厚的空间，他们的审美感知能力才会水涨船高，得到更好的发展，在行动上，幼儿教师要鼓励幼儿敢于尝试，努力创新的意识，也可带领幼儿走出幼儿园，感受大自然和真实的社会环境，让他们在亲眼看、亲耳听、亲自说的活动中，有效发展审美感知能力，体验社会实践能力。 四、小结 总之，在世纪之交的今天，幼教工作者应该摒弃传统落后的艺术教育模式，坚持以“幼儿为本”的教育理念，引导幼儿融入生活，感受艺术教育的魅力，同时还要注意借鉴现代开放型的教学模式，使幼儿教育呈现多元化的教育功能，实现艺术教育促进幼儿形成健全人格的美育功能。 作者：赵丽芳单位：辽宁省喀左县幼儿园 幼儿艺术教育论文:幼儿园民间艺术教育的实践 一、精选教材，建构课程 首先以新的教育理念对这些教材和已有研究成果中的相关内容进行价值分析和筛选。二是以民俗、节日活动为线索，挖掘其中的教育因素。将节日来历故事、民俗娱乐活动等引入教育教学，如春节、中秋节、端午节、重阳节。三是通过对民间艺术用品商店、南通民间艺术馆等的实地调查、参观，开发了一系列民间工艺、社会文化的教学内容，如“蓝印花布”“音响风筝”和美丽的“刺绣”等。在此基础上，初步建构本园的民间艺术教育内容体系，主要包括民间美术类，像剪纸、扎染、刺绣、编织、花灯等；民间音乐类，像海门山歌、民间歌谣及音乐游戏、民间乐器等；民间文学类，像海门童谣、民间故事等。 二、大胆探索，形式多样 1.设置民间艺术特色的区域活动。 手工坊、编织坊、剪纸坊、扎染坊、泥塑坊等系列区域，为幼儿提供了活动和表现艺术才能的机会和条件。幼儿在与材料的积极互动中，用不同的方式演绎了自己对传统艺术的理解与认识，表达了自己对世界、对生活的感受。 （1）手工创意坊：刺绣、扎花灯、扎风筝、纳鞋垫、扎扫帚、压帘子等。陶行知先生曾说“：在社会的伟大学校里，人人可以做我们的先生，人人可以做我们的同学，人人可以做我们的学生。”幼儿园请来扎花灯艺人，扎扫帚、压帘子的师傅，问这些老艺人学习扎、剪、编等各种技能。一只只生动形象的花灯、一把把淳朴的扫帚、一卷卷精美的帘子、一双双喜人的鞋垫作品现身了。 （2）编织坊：编织蛋袋、渔网、草鞋、芭蕉扇、麦秸粘贴、稻草创意造型等。在欣赏具有农家特色画面的基础上，让幼儿用麦秸等自然物进行粘贴，如挑谷子、插秧，农家小屋；用剪、折、捆、扎等多种技能编织出造型各异的小动物，在实践中发现和感受民族游戏的魅力，提高审美情趣。真正验证陶行知先生所说的那句话———“做的最高境界就是创造”。 （3）有趣的陶艺坊：漂亮的小茶壶、简洁的笔筒、瓶子、瓦片画等。用颜料在瓶子上作画，用鲜艳的色彩在瓦片上装饰，更是孩子们百玩不厌的创意游戏。孩子们在尽情“玩耍”中领悟了传统艺术的魅力。 （4）剪纸坊:剪窗花、剪雪花、剪小动物等。剪纸是一种实用性强、表现力丰富、流行最为广泛的民间艺术。孩子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习各种剪法：镂空法、二方连续法、重叠累加法等。利用这种具有鲜明艺术特色和生活情趣、流行最为广泛的民间艺术来培养孩子们的审美情趣，锻炼他们的动手能力，让他们变得“心灵手巧”。 2.专门性教育活动与渗透性教育活动相结合。 专门的教育活动是指由教师组织的集体的全班或小组的学习活动，是幼儿园实施民间艺术教育的基本途径。幼儿园以主题教学和区域活动相结合，园内教学和园外实践相结合，集体活动和小组活动相结合，幼儿园活动和亲子活动相结合的方式展现。充分利用幼儿园的环境资源，注重发挥环境对幼儿情感和认知上的熏陶作用，将民间艺术教育渗透到幼儿一日活动的各个环节之中：晨间接待时，播放朗朗上口的民间童谣，写春联，剪窗花，猜灯谜；自由活动时间，在活动区开展民间艺术创造活动，如民间服饰秀、种子粘贴、编织渔网、纳鞋垫、挑花棒等；餐后散步时，带幼儿欣赏园内壁画和民间艺术手工作品；午睡起床时，讲述民间故事；离园活动时，欣赏民间音乐、海门山歌等。 作者：张红梅单位：海门市实验幼儿园 幼儿艺术教育论文:民间艺术在幼儿教育中的意义 在幼儿艺术教育中渗透民间艺术，可以使孩子们从小就受到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民族主义教育的熏陶，比如通过欣赏皮影戏，不仅可以激发幼儿的艺术兴趣，还可以让他们体会到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创造精神；通过欣赏地方民歌，可以激发幼儿对家乡的热爱之情；通过学习传统的礼仪习俗，可以培养幼儿良好的精神品质和积极的情感。有利于幼儿养成良好的社会行为。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当儿童在能够满足自身生理及安全需求后，他们就会转而希望获得归属感，希望能够融入到团队中去，并且能和团队中的人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因此，在幼儿艺术教育中融入民间艺术资源，可以逐渐培养起孩子们的民族归属感，对儿童进行民间艺术文化潜移默化的渗透，就会把这种民族精神不断地内化于儿童的血液中，这恰恰满足了他们渴望归属的需求。在艺术教育中，幼儿教育最常用的方式就是游戏和情景表演，通过这些方式，幼儿就能很自然地与他人建立起伙伴关系，并逐渐养成谦让、合作、遵规守纪等良好的社会行为。 民间艺术资源应用于幼儿艺术教育的策略 虽然我国民间艺术资源在幼儿艺术教育中的应用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但是还存在诸如从事民间艺术资源运用的教师自身民间艺术素养缺乏，缺乏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的意识，教学选取的内容较为狭窄贫乏，民间艺术教育活动不能与其他领域的活动有机融合等一系列问题，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措施，以促进民间艺术资源在幼儿艺术教育中的更有效的应用。 （一）加强师资培训幼儿教师不单是挖掘民间艺术资源的践行者，还需要从浩瀚的艺术海洋中选择恰当的内容来进行幼儿艺术教育，并最终实施这一活动，所以，必须提高幼儿教师的民间艺术素养，这也是幼儿艺术教育中应用民间艺术能否达致高效的关键所在。对幼儿教师进行专业培训，是提高幼儿教师民间艺术素养的有效途径。其专业培训包括两个方面：园外培训与园本培训。园外培训，应组织教师立足本土，深入调研，参加民间艺术专家讲座和教育交流活动，使其能对本土民间艺术有充分的了解，以提高其认知水平，拓展其视野。园本培训，可聘请专家来园指导，然后组织本园的幼儿教师参加民间艺术创作观摩，也可以组织科研活动等，以提高全体幼儿教师的艺术素质。通过这种专业化的培训，幼儿教师的民间艺术修养能够得到很大的提升，从而也就可以提高他们运用民间艺术资源的能力。 （二）科学选取民间艺术素材努力挖掘民间艺术资源，是在幼儿艺术教育中有效应用民间艺术的基础，可是并非所有的民间艺术都适合幼儿艺术教育的需要，因此，我们必须对民间艺术有所择取，并要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身心需要等进行必要的加工，使之符合幼儿的审美观和兴趣爱好。教师选择的教学内容一定要尽可能地贴近幼儿的生活，健康积极向上，应既可以培养幼儿的审美价值，还能够陶冶幼儿的情操。 （三）采取多种教学形式教学方式过于单一，对幼儿多角度地感受民间艺术是十分不利的，这样他们就很难更加深刻地理解和认识民间艺术，所以，丰富的教学方式，是提高民间艺术资源在幼儿艺术教育中有效性的重要前提之一。丰富幼儿本土民间艺术教育主题性活动。幼儿园的主题活动指的是，在规定的时间内，围绕一个固定的教学内容而组织进行的教育教学活动。这种活动可以突破学科的界限，以固定的主题，把所有的学习内容有机地联合在一起并展开活动。这一活动首先考虑的就是幼儿的爱好需求，活动要紧密地与生活中各种新鲜的内容结合起来，目的是让幼儿通过一系列的活动主动地进行探索与学习，从而获得有价值的体验。在组织主题式活动时，选择的内容和方法都必须以预定的主题为中心，活动的每一个部分都要为主题服务，使之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在把民间艺术应用于幼儿艺术教育中时，民间艺术就是基础，因此，可以把有关联的同一个类型或者内容的民间艺术划分为若干主题来组织活动。每一个类型就是一个主题，在教学中要围绕这一主题进行活动。主题活动还可以划分为周主题和月主题，教师可以按照具体情况来建立活动网络。随着活动的进行，这个主题网络就像一棵成长中的树一样，会越来越茂盛。当然，随着主题活动的越来越丰富，这个主题也要不断地进行修正，这样活动才会越来越深入，学生从中得到的关于民间艺术的体验也才会越来越丰富。陶冶渗透式活动。陶冶渗透式活动指的是，在除了幼儿园专门设置的教学活动之余的其他活动中渗透民间艺术。也就是说，除了正常的幼儿艺术教育活动外，还要在幼儿生活的方方面面渗透民间艺术，比如幼儿生活学习的环境、平常的游戏乃至吃饭、睡觉等等。具体而言，陶冶渗透式活动包含三个层面。第一，在幼儿园的物质文化环境中渗透民间艺术。幼儿园的物质文化环境主要包括室内活动场所，室外活动场所，活动需要的设备以及材料，室内外布置等，这些物质文化环境能够对幼儿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2］通过幼儿园的物质文化环境渗透民间艺术，可以从以下两点入手：在幼儿园的公共场所渗透民间艺术，如室外活动场所、墙面、走廊、宣传窗等；在幼儿园的班级物质文化环境中渗透民间艺术，如设计具有民族特色的墙报，有艺术特色的班级活动角等。另外，教师还可以设定一个特定的民间艺术主题，发动幼儿共同营造班级文化，这样不但可以引起幼儿对民间艺术的浓厚兴趣，还可以促使幼儿积极地去了解民间艺术。第二，在幼儿每天的生活当中渗透民间艺术。可以在幼儿每天的生活中渗透民间艺术，比如说在幼儿入园的时间段内播放民间童谣，让幼儿欣赏民间音乐，如《吉祥三宝》、《茉莉花》等；在做早操的时间段内播放一些具有民族特色的欢快活泼的舞蹈音乐，既可以锻炼身体，还可以增强幼儿的节奏感；在就餐之前播放一些民间故事或者儿歌，不但可以增加幼儿对民间文学的了解，还能逐渐改善幼儿的一些不良习惯。第三，在幼儿游戏中渗透民间艺术。游戏是儿童的天性。在现代幼儿教育中，游戏是幼儿最有兴致的活动形式，也是幼儿教育常用的教学方式。通过游戏，不但能够使幼儿愉悦心情，同时还能丰富幼儿的情感，并对幼儿进行教育，所以，幼儿教师一定要重视游戏的功能，并在幼儿游戏中渗透民间艺术的因素。在幼儿游戏中渗透民间艺术，不但能够让幼儿在轻松的游戏中获得民间艺术知识，体验民间艺术的丰富内容，还可以借助民间艺术增加幼儿游戏的内容，比如，可以组织小朋友参与当地的特色游戏活动，诸如摔跤、当地舞蹈、戏曲等，从而使他们在游戏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受到民间艺术的影响。 幼儿教育机构运用民间艺术的建议 （一）构建适合当地需求的教学体系幼儿教育机构应根据国家《纲要》的要求，结合本地实际，整合当地的艺术资源，构建有特色的，适合幼儿发展的艺术教育课程体系。结合实际，整合当地民间艺术资源。要对当地的民间艺术资源进行调研，努力争取当地教育部门和社会的支持，组建一支民间艺术展演的队伍，并充分利用当地文化站等文化物质资源，建立可供幼儿展演的艺术基地。与此同时，还应尽量争取家长和社会人士的支持，使其对幼儿教育机构的艺术教育采取支持态度，比如可以在表演期间邀请家长前来观看，这既能使幼儿的艺术成长得到家长的支持，同时也间接弘扬了民间艺术在当地的影响力。构建适合幼儿发展的民间艺术教育课程。第一，构建课程的目标体系和内容体系，应根据不同年龄段的幼儿身心发展特点和素质，制定不同的教育目标。［3］教育目标不仅要包括艺术趣味、审美、创造等技能目标，还要包涵道德、知识个性等发展目标。第二，构建适应的内容体系。在结合当地民间艺术资源和幼儿身心素质发展的基础上，应设定一定的课程内容，以涵盖民间文学、美术、音乐、游戏以及民俗节假日等，使幼儿的民间艺术教育课程既切合当地和本教育机构的实际，又能贴近幼儿的生活，以提高他们学习的兴趣。比如蒙古族的幼儿教育机构，可以组织小朋友参加每年一度的那达慕大会，让他们亲身感受传统的民间节日的气氛，并在参加之后，结合课程内容，加深幼儿对此的理解。第三，构建民间幼儿艺术教育活动体系。不同的幼儿教育结构应该结合自身机构和幼儿的生活经验，创造性地设计出系列活动内容，包括活动可行性的评估、内容、目标（系列、单个目标）、资源信息的收集、活动的具体设计、具体的组织步骤等。 （二）加强民间艺术资源的开发和运用具体而言，就是园本课程资源的研究和开发。幼儿机构可以采取与幼儿教育专家合作的方式，共同制定一份园本课程开发计划，及时对教师进行指导。首先就是动员广大教师从事科研，因地制宜地从事教学研究。可以对教师先进行一定的培训，比如思想认识、本地民间艺术知识、科学科研的方法等等，使他们对研究的目标和方向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能主动参与到园本课程的开发中来，并主动参与本土民间艺术在教育中的应用；其次就是开展实践活动，建立家庭、社会、幼儿园之间的合作关系，邀请家长以及社会人士参与课程研究过程，比如可建立多方合作监督机制，组织幼儿参观当地的民间艺术演出和表演，邀请当地民间艺人来学校表演讲解等等；再次，建立对外合作机制，和其他本地以及外地优秀的幼儿教育机构联合建立资源数据库，循环共享幼儿艺术教育成果，可以采取定期和本地幼儿园进行合作交流的方式，比如共同汇报演出等。民间艺术博大精深，是一座挖掘不尽的宝藏。面对当前素质教育日益高涨的呼声以及传统文化复兴的趋势，幼儿教育工作者应该提升自己的民间艺术素养，变革创新教学方法，为素质教育的发展和民族文化的传承，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作者：邹荣华单位：衢州学院艺术系 幼儿艺术教育论文:幼儿艺术教育问题讨论 一、幼儿艺术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素质教育改革的深化,幼儿音乐、美术、舞蹈、表演等越来越受到社会、家庭和教育工作者的重视。目前,我国基础教育领域正在进行一场意义深远的改革,而幼教改革是这一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2001年6月7日国家教育部颁布了《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以下简称《纲要》),《纲要》的推出不仅是我国幼教界的一件大事,也是基础教育领域改革的一个重要标志,给当前幼儿艺术教育指明了科学的发展方向[1]。《纲要》中艺术领域的基本精神是向传统的艺术教育挑战,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新的艺术教育理念,并要求在新理念的指导下,实施新型的、科学型的艺术教育[2]。 《纲要》实施以来,随着素质教育的推进,幼儿艺术教育已成为对幼儿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和有效途径,其社会地位也不断上升。然而,艺术的本质是审美,孩子们真的从幼儿园艺术活动和所参加的艺术兴趣班中感受到了艺术之美?据调查,儿童艺术教育现状令人堪忧,在儿童艺术教育实践中出现了一些异化现象,诸如,儿童艺术教育非艺术化、专业化、成人化、时装化、尖子化和庸俗化等[3]。 随着《纲要》的颁布与落实,我们应对照《纲要》精神反思当前幼儿艺术教育的种种弊端,寻求更合理、更符合幼儿身心发展规律的幼儿艺术教育途径,让孩子真正从艺术活动中受益。 二、《纲要》艺术领域的主要精神解读 《纲要》中艺术领域的基本思想和原则要求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幼儿艺术教育的主要精神如下: (一)以培养幼儿审美愉悦为艺术教育目标 人类审美意识和审美追求是通过艺术最集中、最典型、最强烈地表现出来[4]。《纲要》中明确指出幼儿艺术教育的目标:“能初步感受并喜欢环境、生活和艺术中的美;喜欢参加艺术活动,并能大胆地表现自己的情感和体验;能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进行艺术表现活动。”幼儿艺术教育目标是培养幼儿审美愉悦,目标层次依次为感受美、发现美和创造性地表现美。 感受美:艺术能启迪和深化幼儿对美的感受能力。感受是美感的基础,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幼儿的美感多处于直观感受水平,具有形象性和功能性的特点。引导幼儿欣赏艺术作品应与幼儿的知识、经验和心理发展特点相应适。他们喜欢贴近自己生活、色彩鲜艳、画面清晰、生动活泼的艺术品。 发现美:通过艺术活动帮助幼儿发现美。美是艺术的特质,“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人人都有一种喜好美好事物的欲望。大千世界处处皆美,当我们面对美丽的大自然,面对社会中真、善、美的事物,面对优美的艺术作品,一种愉悦之情油然而生,这就是美感。幼儿发现美的事物多半依赖于客观事物本身的鲜明特征,缺乏自觉性。教师应该有意识地培养他们通过探索和学习自觉发现美的能力。如发现春天之美、发现蚂蚁搬家之趣味、发现一叶知秋之神奇等。创造性的表现美:通过艺术活动表现心灵美、自然美,创造美的形象。儿童是天生的艺术家。幼儿的图画、咏唱、各种形体表演都充溢着童真之美。他们不拘一格的绘画、自编的歌词、兴高采烈的手舞足蹈都是富有个性的新创意。这些稚嫩而新颖的创造性表现需要教师以真诚、喜悦之心去发现、去接纳、去欣赏,更需要引导他们不断的创新[5]。 总之,幼儿艺术教育能够有效地促进幼儿萌发美的情感,并使幼儿的美感和认识得到深化和发展,能使幼儿通过艺术活动具体感知和认识美的形态,并通过艺术活动具有初步表现美和创造美的愿望,潜移默化地影响幼儿的思想品质和性格,陶冶幼儿的情操,激发幼儿积极向上和善良美好的心理品质,从而为幼儿健全的审美心理结构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以贴近幼儿生活走进自然为艺术教育内容 《纲要》指出:“引导幼儿接触周围环境和生活中美好的人、事、物,丰富他们的感性经验和审美情趣,激发他们表现美、创造美的情趣。”“指导幼儿利用身边的物品或废旧材料制作玩具、手工艺品等来美化自己的生活或开展其他活动。”幼儿艺术教育是自然的艺术教育,《纲要》中多处指出,教师要引导孩子去接触发现生活中、大自然中的人、事、物。 孩子的感知来源于生活,幼儿艺术教育的内容也应该源于生活。艺术教育活动把日常生活和幼儿真实的生存环境作为艺术学习的最初起点,艺术活动的一个重要指标是通过日常生活和艺术的连接,汲取和扩展艺术想象和艺术创作的素材和灵感,在不断提高艺术能力的情况下反过来用艺术的眼光观察生活,用艺术的形式表现生活[6]。 自然是艺术的源泉。儿童本来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而且幼儿的心灵很少受世俗的熏染,他们更容易与大自然的生灵沟通融合,充分感受大自然中一切鲜活的生命。自然能帮助幼儿感受色彩的鲜明;自然能帮助幼儿感受音乐的节奏,如树林的里小鸟鸣叫声,小河边哗哗的流水声.大自然的声音就这样不知不觉在幼儿心中回响,使幼儿自然而然地感受自然的节奏、韵律[7]。因此,幼儿艺术教育活动中应充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让幼儿在自然中感受美、发现美。 (三)以幼儿喜欢的方式作为艺术教育组织方式 《纲要》的要求中指出在幼儿艺术教育活动中:“提供自由表现的机会,鼓励幼儿用不同艺术形式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情感、理解和想象,尊重每个幼儿的想法和创造,肯定和接纳他们独特的审美感受和表现方式,分享他们创造的乐趣。”“幼儿的创作过程作品是他们表达自己的认识和情感的重要方式,应支持幼儿富有个性和创造性的表达,克服过分强调技能技巧和标准化要求的偏向。”幼儿在喜欢参加艺术活动的前提下能够大胆且不受拘束的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和体验,这需要教师组织的艺术活动具有宽容性,能够接纳各种不同智力水平的儿童,给他们提供表现自我的、发挥所能的均等机会,尊重幼儿的个别差异,接纳不同水平,不要横向比较,对所有儿童都提供一视同仁的爱心,不歧视,也不限制,让幼儿能够在轻松愉快、有自由表达机会的情景中进行艺术活动。 (四)以促进幼儿发展的评价为艺术教育评价目的 《纲要》明确指出评价是“促进每一个幼儿发展,提高教育质量的必要手段”。在此我们能看到一个根本的变化,即评价的功能由侧重甄别转向侧重发展,评价的发展性功能得到充分的关注。幼儿艺术教育评价不是为评价而评价,而是为了教育而评价,强调评价的目的在于更好地诊断和改进教育,促进教育活动参与者(包括教师、幼儿、家长)在原有基础上得到发展[8]。也就是说,幼儿园评价绝非用于筛选、排队,更不是用于给幼儿贴标签,伤害他们的自尊和自信,给他们的成长蒙上阴影。幼儿艺术教育评价要为幼儿的终身学习、可持续发展打下基础。幼儿发展评价既要关注幼儿的知识技能的获得,更要关注幼儿的学习兴趣、情感体验、沟通能力的发展;幼儿发展评价不仅要关注幼儿目前的发展,同时也要注重分析过去,预期未来,注重发现和挖掘幼儿多方面的潜能,了解幼儿发展中的需要。 三、当前幼儿艺术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幼儿艺术教育观念存在的问题 教育改革,观念先行。很大一部分幼儿园教师、家长的幼儿艺术教育观念属于“学艺术就是要成名成家”“学艺术就是要让孩子画出最好看的画,唱出最好听的歌”“让孩子现在多学一点以后就会轻松一些”之类。其实幼儿艺术教育活动应以幼儿为本,强调幼儿在艺术活动中的主动性,强调幼儿艺术教育对幼儿自身的影响作用以及对其发展的促进作用,其功能并非单纯的技能训练和表演。这是都是教育者必须深入领会并在实施中深入贯彻的基本理念。如果不能树立这种新观念就谈不上真正的改革。 “别的孩子都上了艺术班,我的孩子也要上,不能落后于别人。”“现在社会竞争压力大,多学一点技能性的东西能够在社会上立足。”这些家长或者由于盲目跟风,或者望子成龙心切,或者出于现实的压力而让孩子选择了艺术学习,然而这些错误的观念将导致家长过分关注孩子学习的结果而忽略孩子在艺术学习中的审美情感和体验的获得。“我现在已经有4家连锁幼儿园了,我的目标是把幼儿园办成像肯德基、麦当劳一样的连锁管理的企业,这样的规范管理,赢利肯定没问题。”“我不管教师通过什么途径(来开展艺术活动),只要教师排的节目在能在汇报演出上得奖。”这是一个规模较大的连锁幼儿园的董事长在谈到办园理念及对艺术教育活动的看法时提到的。 通过以上几例我们可以看出当前人们在幼儿艺术教育观念上存在偏差,滞后于《纲要》中艺术教育新观念。不属于九年义务教育范围的幼儿教育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一些老板、投资者以赢利为目的的商业活动,成了满足家长“望子成龙”的途径。更有甚者,一家省级示范幼儿园竟然引进了国外企业管理体系ISO90001国际质量认证,且引以为荣,老师的一切行为被高科技摄像头监控。我们的幼儿园成了企业流水线管理的工厂,幼儿在这样的工厂中就成了流水线中生产出来的产品。 (二)幼儿艺术教育目标确立与实现存在的问题 教育目标是一切教育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是构成教育活动的第一要素和前提,它决定着教学发展的方向[9]。在目前的幼儿艺术教育活动中,教育目标在确立与实现时存在缺失审美体验、凸显功利性等方面的问题。 1、缺失审美体验。幼儿艺术教育应该是“审美”的,幼儿艺术教育还应是“快乐”的,应让幼儿与音乐、美术等艺术活动一同游戏,大胆创造,获得应有的自我愉悦与审美享受。过于刻板和理性的艺术知识学习是很不足取的[10]。有一部分教师意识到在幼儿艺术教育中应该重视审美体验。然而,教师处在幼教的传统观念与现念的矛盾中,不能很好地把握审美目标的实现。在教师的观念中依然认为孩子必须要学习关于艺术的知识,为了知识甚至可以忽略了孩子在活动中的审美体验与感受,让幼儿掌握复杂的乐理知识。随着《纲要》的实施幼儿园教师的观念上有所转变,行动上却放不开,目标的确立与实现之间存在偏差,目标的实现过程中依然注重知识传授,对艺术审美目标的把握不够。 2、凸显功利性。幼儿艺术教育的目标是整个幼儿艺术教育的价值取向所在[10]。幼儿艺术教育目标应突出情感、兴趣、态度、个性等方面的价值取向,着眼于培养终身学习的基础和动力。幼儿艺术教育的目标依托各种艺术活动和活动的各个环节来实现。然而许多幼儿园在实现目标时存在功利化的倾向,偏离了《纲要》中提出的价值取向,不是为了幼儿的终身可持续发展,而是为了迎合家长的要求,为了幼儿园自身的利益。离六·一儿童节越来越近的同时,教师和幼儿不是沉浸在节日即将到来的喜悦中,而是越来越忙了,几乎每个幼儿园都将这个节日视为展示幼儿园艺术教育“成果”的机会。他们以汇报演出这样的方式来庆祝儿童节。为了这台演出,幼儿园一般都提前一个月甚至更久开始排练,在最后一周里几乎是全天停课来进行节目排练,为的是能够让家长、让社会各界人士看到幼儿园的孩子多才多艺,看到幼儿园艺术教育的成功。似乎有了这种最好的广告,生源也就随之而来。尽管教师非常清楚艺术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培养幼儿的艺术兴趣和艺术素养而不是一味地强调技能技巧,但是没有办法,必须达成后者。因为竞争太激烈,生源很重要。教师在家长们的要求下只好“努力教学”让孩子们能在汇报演出时有让家长满意的表现。在他们看来,只要家长满意,生源就会稳定。 儿童发展的自主性,要求我们高度尊重儿童,遵循他们身心发展的内在本质,而不是用成人的世界,用成人的眼光去过滤他们的生活,使他们被迫服从。用成人的要求来约束儿童,是对儿童的最大犯罪,是对人性的犯罪。在这方面18世纪的教育家卢梭早给我们以启蒙:“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之前就要像儿童的样子。如果我们打乱了这个次序,我们就会造成一些早熟的果实,它们长得既不丰满也不甜美,而且很快就会腐烂;儿童是有他们特有的看法、想法和感情的,如果想用我们的看法、想法和感情去代替他们的看法、想法和感情,那简直是最愚蠢的事情[11]。” (三)幼儿艺术教育内容选择存在的问题 艺术教育内容是实现幼儿艺术教育目标的一个核心问题,这是由幼儿艺术教育内容在实施整个幼儿艺术教育的地位所决定的,幼儿艺术教育目标最终通过内容来实现。所以如何选择艺术教育内容来实现目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当前许多幼儿园的艺术教育活动在选择内容时存在着缺少艺术欣赏活动;缺少各领域综合的艺术教育活动。 1、缺少艺术欣赏活动。《纲要》中艺术领域的目标要求与内容都体现了使幼儿体验到生活中和艺术中的美,艺术欣赏活动是体现审美目标贯穿幼儿艺术教育活动始终的主要内容,幼儿艺术教育要大力加强艺术欣赏教育。在传统的幼儿艺术教育中,艺术欣赏是一个十分薄弱的环节。对此现象,边霞曾经作过这样的论述:“目前我们的艺术教育就等同于艺术知识与技能的教学,把儿童对艺术知识技能的掌握当作是儿童艺术教育的直接目标和唯一任务,儿童缺少参入艺术、体验艺术并获得审美愉悦的机会。”[10]艺术欣赏教育无疑在整个艺术教育中被看作是可有可无的一块。实际上艺术欣赏是十分重要不可缺少的。美国音乐教育家穆塞尔直截了当地把儿童艺术教育理解为就是为欣赏而进行的教育,对于技能技巧训练与艺术欣赏的关系,他认为“解决整个技巧问题的正确方法就是以欣赏为动机并以欣赏为目的”[11]。随着《纲要》的颁布和实施,一部分幼儿园已意识到需要加强幼儿艺术欣赏教育,但即使一些教师认识到了艺术欣赏教育在整个艺术教育中的地位,认识也往往因为缺乏欣赏材料,缺乏必要的欣赏理论指导,没有欣赏指导经验等主客观原因而无法开展有效的艺术欣赏活动。 2、幼儿艺术教育内容专业化。幼儿艺术教育作为全面发展和素质教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该是一种普遍的、普及的、基本的艺术素养教育[3]。《纲要》指出:“幼儿园教育应尊重幼儿的人格与权利,尊重幼儿身心发展的规律和学习特点,促进每个幼儿富有个性的发展。”当前在幼儿园艺术教育中存在专业化的倾向,表现在幼儿园艺术教育活动以及各种兴趣班的教学中,不顾幼儿身心发展规律的特点追求整齐划一的效果。活动要求幼儿掌握娴熟的艺术知识和技能,忽视幼儿现有的水平和接受能力,把对艺术知识和技能的掌握当作是幼儿艺术教育的主要任务和直接目标。这种以艺术知识和技能教学为主的专业化的艺术教育即不符合幼儿艺术教育的审美育人宗旨,也不符合素质教育的基本要求。据调查所知,一般幼儿园的舞蹈艺术班都要练难度较大除了要下腰、劈腿还要练习各种基本功。除了艺术兴趣班,幼儿园的艺术活动同样存在专业化的倾向,表现在要求幼儿掌握专业的乐理知识,如某幼儿园中班幼儿被要求学会前后附点音符的唱法与写法。高难度、专业化的艺术技能技巧的训练可能表面上在一段时间内看到有一些成绩,但事实上,却因此削弱甚至磨灭幼儿对艺术所具有的敏感和乐趣。这样的艺术学习与《纲要》的基本精神背道而驰。 3、缺乏艺术活动之间及各领域的有机整合。综合艺术教育思想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就发展壮大起来,到90年代已经成为教育的主流[12]。当今艺术教育整合化、综合化成为各发达国家艺术教育的新趋势。新《纲要》中明确指出“各领域的内容相互渗透,从不同角度促进幼儿情感、态度、能力、知识、技能等方面的发展。”综合艺术教育认为各艺术门类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建筑是凝固的音乐,音乐是流动的建筑,雕塑是静止的舞蹈,舞蹈是活动的雕塑,生动的表明了各艺术门类之间是相通的。 幼儿艺术教育论文:幼儿艺术教育内容分析 摘要:目前我国的幼儿艺术教育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无论是参与接受艺术教育的幼儿数量还是质量较以前都有很大的进步。但是在这成绩的背后也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教育内容上表现为艺术教育内容选择过于单一,不同艺术形式之间缺少融合沟通,远离幼儿的生活,游戏作为艺术教育的重要来源挖掘得远远不够。本文通过对艺术与游戏,艺术与艺术教育及“游戏精神”内涵的分析认为,在“游戏精神”的观照下来改革目前的幼儿艺术教育内容会使艺术教育内容能丰富更完善,会使艺术教育取得更好的效果和发展。本文由中国收集整理。 关键词:游戏;游戏精神;幼儿艺术教育;教育内容 一、游戏与游戏精神 1、游戏与艺术,游戏与幼儿艺术教育 当我们在考察艺术的起源的时候,发现游戏与艺术有着深刻的渊源,“儿童艺术:游戏的孪生姐妹。”①他们之间有着异质同构的关系。艺术起源于游戏,游戏是艺术的雏形,艺术是游戏的高级形式,当游戏发展到高级形态时,不再称之为游戏而是艺术了。鉴于幼儿的艺术感知能力,在幼儿艺术教育中,游戏与艺术也是常常交织在一起,“幼儿艺术教育可以通过游戏活动或以游戏的方式进行,游戏活动的外在表现也可以是艺术”②游戏既是幼儿艺术教育的重要手段也是教育内容。 2、游戏精神的内涵 对于游戏的定义目前没有一个公认的概念,因为游戏是一个庞大的家族,我们很难用一种判断性的方式给他下一个定义。当笔者进一步考察游戏时发现所有不同种类的游戏都具有某些共同的特质,也只有具有这些特质的活动,才能称之为游戏,这些所谓的特质即从游戏活动中提炼出来最能反映游戏活动最本质的,核心特点的东西,我们称之为“游戏精神”。关于“游戏精神”有人从儿童文学创作,文艺学,教育学上进行过相关研究,综合前人的论述,本人认为“游戏精神”具有如下特点:“游戏精神”是一种自由的精神;“游戏精神”是一种愉悦的精神;“游戏精神”是一种创造的精神;“游戏精神”是一种超功利的精神;“游戏精神”是一种平等的精神。详见本作者论文《试论“游戏精神”的内涵-----从幼儿教育的视角》发表在《科教文汇2009年9期》。 二、以“以游戏精神”改革当前的幼儿艺术教育内容 教育内容“是指一整套以教学计划的具体形式存在的知识、技能、价值观念和行为。它们是根据各种社会为学校规定的目的和目标而设计的……是构成一个具体过程的学习对象。”②总之教育内容是为实现教育目标服务的。“游戏精神”是一种自由开放、创造的精神。因此在这种精神观照下的艺术教育在组织幼儿艺术教育内容时不仅是单个艺术门类,还可以是多个艺术门类之间的相互融合,所采择的内容是贴近幼儿生活的,内容的来源不仅可以是教师根据幼儿的兴趣和需要事先预设的,也可以是教师在师生互动过程中敏锐地捕捉来自幼儿生活和兴趣中突发性的,有教育意义的事件来调整教学内容,生发出新的更适宜的活动主题,使活动主题呈现动态、灵活的特性。游戏既是幼儿艺术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艺术教育的主要方法,把游戏作为艺术教育的内容吸纳进来,能更好地丰富艺术教育内容。为此在这种精神指导下的艺术教育内容应该有以下特点: 1、内容选择贴近幼儿的生活 “游戏精神”是一种自由、愉悦、创造的精神,是幼儿生活状态的本真的精神反映。幼儿的生活是自由、偷悦的,进行艺术活动是为了满足自己精神需要。因此在这种精神指导下的幼儿艺术教育内容的选择是贴近幼儿的生活的,以幼儿生活中的素材作为艺术教育内容,让幼儿自由选择,自由创造。同时,幼儿艺术教育在本质上是离不开人的生活的,艺术教育是幼儿真实生活体验的反映。因此艺术教育内容应该要贴近幼儿的生活,多采择那些充满幼儿生活气息的题材为教育内容,选择容易让幼儿理解和接受的艺术年个十时毫作为教育内容。这样一方面符合幼儿身心发展的规律,另一方面也能够照顾到幼儿的兴趣及满足幼儿从事艺术活动的自由,愉悦的情感需要。众所周知教育的价值就在于把陌生于人的外在世界转换成人的生活世界,建构起人与世界的活泼、生动、富于教育意义的关系,改善人的生活品质,充实人的生活与人生,把教育与人的生活统一起来,在教育与人的生活的整合中建构人的各种素质。培养人终身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基本素质,幼儿艺术教育作为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应该将满足幼儿的基本学习需要以及可持续发展需要的基本素质。 以《孔雀的生日》为例:活动的设计是围绕为庆祝孔雀的生日展开的,幼儿动手制作蛋糕、装饰孔雀漂亮的羽毛、给孔雀唱生日歌,然后大家一起围着孔雀翩翩起舞。就这样在幼儿熟知的活动情节中,展现他们许多平时隐藏着的艺术潜力,将幼儿学到的成果学以致用,从而进一步激发幼儿学习的愿望。因为艺术教育内容与幼儿的生活紧密相联,幼儿容易获得成功感,愉悦感,从而拥有学习艺术的信心,就这样在生活的情景中幼儿从中既学到了艺术的知识,又陶冶了情操。 2、幼儿艺术教育内容走向综合 “游戏精神”是一种创造的、自由的精神,因此在它的观照下的艺术教育内容应该是各艺术门类自由往来,自由创造,相互交融的。艺术教育的内容不再是定位于单科艺术知识的灌输和某一种艺术技能的训练,而是富有创造性地将不同的艺术门类相互交叉,选择融音乐、美术、舞蹈、戏曲等整合为一体的教育内容。同一教学内容中幼儿自由地,创造性地以不同的艺术形式来表达,这样就使得教育内容更加丰富,效果更好。其实“每种艺术都有自己的主要要素,音乐中有旋律、声音、节奏,绘画中有色彩、线条、质感,诗歌中有比喻、形象、韵律,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每种艺术都可以借用其他艺术的要素,再与各自的领域同化,而许多艺术又可以借用非艺术的要素,艺术地加以运用,转化成表现素材。”③由此可见各种艺术门类的综合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就象语言教学能把听、说、读、写结合起来一样,艺术教学也可以把视觉艺术,听觉艺术、触觉艺术多种感官通道融合为一体,为幼儿艺术综合能力以及整合性艺术感觉的形成创造良好的条件。通过对视觉、听觉、触觉等的直接体验,幼儿的想象力、思维能力、创造力都会得到发展。因此综合式的幼儿艺术教育内容能够为幼儿艺术才能的表现创造良好的环境,艺术学习不再局限于音乐就是纯粹的音符、旋律,舞蹈就是单纯的动作练习,综合式的艺术教育内容就是融多种艺术门类于一体,幼儿在其中能够自由的载歌载舞,吹拉弹唱,是“游戏精神”的充分彰现。 3、教育内容既可以是教师预设的,也可以根据活动发展需要随机生成 “游戏精神”是一种创造的,平等的精神,因此在这样一种精神观照下的艺术教育内容应该是动态的富于变化的和创造性的。能够平等关注到不同幼儿需要,教育内容既可预设也可随机生成。但是传统的教育内容是教师在开始上课之前就已经预设好了,只是等到在课堂上按部就班的进行表演,毫无创造性可言。若教师根据本班本园的特色,生成指向每一位幼儿的艺术内容,就能够更好地关注幼儿的个别差异,尊重其独特的智力特征。比如,教师原本预设以唱歌、跳舞的内容方式为活动主题来庆祝“六一”,表达幼儿的快乐感情。大部分幼儿按照幼儿预设的内容载歌载舞的,煞是高兴,但是教师注意到少部分幼儿并不很积极主动的参与歌舞活动,一问为什么,幼儿说:“我喜欢画画,不想唱歌、跳舞。”这时教师就可以灵机一动随机要求幼儿以画画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快乐之情,这样很自然的就生成了的新的教学内容。当然根据“情节”发展的需要来生成教育内容也并不等于教师被幼儿牵着鼻子走,教育内容毕竟是实现教育目的的手段,目的性是教育内容永远抹杀不了的特征,所以教师要善于利用时机,因势利导,不露声色地随时把幼儿拉回到“正轨”上来,从而使师生生成内容与教师预设的内容结合得恰到好处。这种教师预设与随机生成的艺术教育内容就是“游戏精神”的高度体现 4、将游戏本身进一步纳入幼儿艺术教育内容 游戏是“游戏精神”的物质载体,特别是对于幼儿,游戏就是幼儿的生活,幼儿的生活状态是一种游戏的生活,是一种富有“游戏精神”的生活。在幼儿的生活中处处存在着艺术,处处存在着游戏,处处闪烁着“游戏精神”的光芒。“早期的艺术活动,就是人类闲暇之余的游戏。”在儿童的生活中游戏与艺术总是交织在一起,特别是对于早期幼儿来说,从教育内容到教育方法,游戏与艺术是融合一体的。比如一些民间游戏本身就是民间艺术,幼儿经常玩的一些表演游戏,角色游戏,结构游戏等都富有浓厚的艺术气息。特别是一些歌舞类表演游戏,皮影戏等就更是纯粹的艺术了。就是在这样的游戏过程中幼儿体会到了艺术的元素,体会到了艺术的美感。在这样一种张扬充分张扬着“游戏精神”的游戏与艺术糅合的过程中,幼儿对艺术的把握,对艺术的欣赏和创造得到了提高。因此,幼儿艺术教育要充分利用这一资源,把游戏本身作为艺术教育内容纳入到里面来。 幼儿艺术教育论文:幼儿艺术教育 一、探究的艺术和艺术的探究 按照《牛津英语词典》中的定义，探究是求索知识或信息，特别是求真的活动；是搜寻、研究、调查、检验的活动；是提问和质疑的活动。但在教学中切不可把探究的艺术与艺术的探究等同起来。探究的艺术是更多地从探究式学习理念贯彻的方式和手段上进行研究，以期收到更好的教学效果。而艺术的探究实际上是要求幼儿用以获取知识、领悟艺术家的思想观念、领悟艺术家研究艺术所用的方法而进行的种种活动，更注重幼儿对艺术内涵、教育价值的体验和实践，以寻求艺术教育在孩子身心发展方面发挥更为有效的促进作用。那么作为幼儿园的艺术教育工作，我们的工作重心应是什么呢？我想应是后者，即艺术的探究。这与纲要中提出的教育目标应该是统一的，都注重了孩子对艺术活动的参与和体验。但如何达到这一目标，则需要我们教师去研究和探求实施艺术教育的方法和手段，这是我们开展艺术教育中渗透探究式学习理念的重点。这两点概念的阐析不仅充分体现了探究式学习理念在教育工作中的双边效能，也有助于我们明确幼儿园艺术教育研究的重心不仅是教师教育手段的研究，而且是注重艺术教育价值的研究。 二、艺术教育中贯彻探究式学习理念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语文网中网文秘频道) 1、艺术的探究式学习应注重突出艺术在幼儿情感体验、情感抒发方面的作用。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中对艺术领域是这样描述的：能初步感受并喜爱环境、生活和艺术中的美；喜欢参加艺术活动，并能大胆地表现自己的情感和体验；能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进行艺术表现活动。在指导要点中也明确指出应充分发挥艺术的情感教育功能，促进幼儿健全人格的形成、教师的作用应主要在与激发幼儿感受美、表现美的情趣，丰富他们的审美经验，使之体验自由表达和创造的快乐。这一些都反映出，在幼儿园的艺术教育中，我们更多地是将艺术教育作为情感启迪、情感交流、情感表达的手段，而非艺术内涵的本身。就拿音乐教育来说，提到音乐的定义，总不外乎旋律、节奏、和声、音色、音強等要素，通常我们可以将一首音乐作品从这些立足点上來剖析。但是我們常忽略的一点是：把上列这些要素随便拼凑起來，却不能算是音乐艺术。音乐艺术应该是某些特定的旋律加上特定的节奏、再加入特定的音色而形成一個浑然的、不可取代的整体。而这个時候，所谓旋律、节奏、和声、音色、音強已不单独存在，它們分別將自己注入，而共同汇集成一道声音的洪流，听着音乐的時候，我們是被这个无比美妙的整体所震撼、所驱动。达芬奇和凡高都是伟大的画家，但是他們的伟大也都是在当我们的心被他们的作品感动的時候，他們的伟大才显现出來。幼儿艺术教育也是如此，我们教育所探求的应是如何让孩子在艺术氛围中去感受艺术所带来的愉悦性、感官冲击、美感体验和对人格的升华作用，从而使孩子喜欢艺术、乐于表现。例如，在孩子的舞蹈教学中，我们不应强调这个舞蹈的基本动作是什么，怎么做，应引导孩子理解这段音乐所表现的什么情感，从而可以用什么动作去体现。在绘画教学中，我们不应强调这片树林应画成秋天的金黄色，而应引导孩子去探索秋天可以用什么颜色来表现收获的喜悦。(语文网中网文秘频道) 2、艺术的探究不能离开必要的艺术表现技能的培养。 幼儿园的艺术教育是一种感官艺术，幼儿对艺术的感悟和体验更多地是通过自身的积极参与得以表现出来，而艺术的表现不可避免涉及到艺术表现的技能和水平。在幼教届，曾对艺术教育需不需要传授技能技巧进行过争论，而且当前在许多艺术教育活动中，也已越来越不重视艺术表现技能的传授，但我认为不强调技能技巧的传授，并不是摈弃技能技巧，试想一个连颜色都分辨不清的孩子，如何去表现艺术作品蕴含的色彩美？，一个不知道节奏、不会听辨旋律变化的人，靠什么来感悟和体验音乐的美？著名的画家达芬奇的最初的艺术创作也是从鸡蛋的写生画开始的，巴赫、贝多芬的音乐创作生涯也是从最初的钢琴弹奏开始的。为此，幼儿的艺术教育不应抛弃艺术基本技能的传授，只不过我们应改变以往受人以鱼的传统教学方法，积极探究受人以渔的教学手段和策略。 3、幼儿艺术教育的探究应植根于幼儿已有的生活和兴趣。 生活是艺术的源泉，将幼儿园教育活动建立在幼儿的生活经验和已有的知识水平上，这是新《纲要》的主导精神，作为教师要关注这些真正来自儿童和属于儿童的问题，联系幼儿生活和社会实际，艺术教育也然。艺术题材的生活性使孩子有艺术创作的潜能，容易使孩子产生创作的欲望，而选取幼儿感兴趣的题材则是保证幼儿艺术创作活动获得成功的关键。幼儿艺术创作开始阶段的动机呼唤鼓动起艺术创作的积极性和自信性，在进行过程中的兴趣能激活幼儿的思路，启迪智慧，而结束阶段的兴趣则是幼儿获得自我的满足和对自己的欣赏，从而把兴趣延展到对新的艺术创作活动同的需求和期待。例如在手工窗花设计中，由于孩子对各种各样美丽的窗花有感性经验，因此有很高的艺术创作的欲望，而已有的重叠剪的技能又为幼儿的窗花制作提供的必要的技能准备，因此幼儿能积极地投入与窗花设计创作活动中，并愿意和同伴交流分享自己的发现和成功，积极地向同伴学习新的剪折的方法，从而在体验成功的同时，自主性的获取了新的技能和经验。 幼儿探究式学习是一种以幼儿为中心，强调教学过程要以幼儿的探究活动为主，在教师的积极引导下，让幼儿根据自己现有的经验和相关信息，积极的从活动中去寻找问题、发现意义与探求答案的一种活动。它与其他教学模式相比，更加突出了以幼儿为中心，给幼儿的学习以最大的自主性，更加注重于幼儿活动的过程而不是活动的结果。近年来，随着探究式学习模式在幼儿教育界的广泛运用和深化，其实际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其原有的教学模式的范围，上升为一种师生互为主体的，共同学习的的教学理念，在探究式学习理念的指引下，不仅更加倡导孩子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突现学习的主动探索性、发现性，而且将教师对新知识、新教学手段的探究和学习融汇与其中，倡导师生的共同成长。 但在实践探索中，由于教师对探究式学习内涵的理解不深入，在贯彻实施探究式学习理念时出现了各种偏差，一是对探究的泛化，就是随意地将探究的标签贴在各种教学活动中，而不考虑其价值性、科学性。如一个从目的到内容再到方法、步骤，甚至连表格都画好了的活动设计，仅为幼儿提供了一次自由讨论或者是操作的机会，就被冠以探究而且是自由探究的名称；在艺术教育中完全抛弃应有的知识技能的传授等。另一是对探究的神化，既过分注重探究的概念化、科学性，把问题的提出、资料收集、方案的制订和实施到结论的得出等等都让幼儿自主发现、由幼儿独立完成，而无视孩子的年龄和认知特点，无视探究活动的阶段性。此外，许多教师还将探究式学习与创造性思维活动混为一谈，在两者之间划起了等号，特别是在艺术教育领域中。本学期，凭借我园作为区艺术领域纲要试点园的东风，我们着重针对艺术领域中如何渗透和贯彻探究式学习理念进行的深入的学习和研究，为此谈谈个人的认识和想法。 幼儿艺术教育论文:幼儿园民间艺术教育 摘要：中国民间艺术作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种类繁多、形式多样。幼儿学习民间艺术能充分体验到感知美、理解美、创造美的愉悦。本文通过民间艺术教育对幼儿的创造力、审美能力、民族意识以及智慧潜能的开发进行了阐述，为民间艺术教育在幼儿园的实施提出具体方法与策略，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关键词：民间艺术教育；幼儿；作用；应用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更多的人开始崇尚外来的、现代的文化和艺术，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民间优秀文化艺术的传承。作为未来的教育工作者，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在吸取外来文化的同时，通过开展民间艺术教育来继承和发扬祖国优秀的文化艺术，培养学生的民族精神。 一、幼儿民间艺术教育 民间艺术是民族文化宝库中的重要内容，它是劳动人民直接创造或在劳动群众中广泛流传的艺术，体现了人类最基本的审美观念和精神品质。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民间艺术是生产者的艺术。”意思是说，民间艺术是植根于劳动和劳动者的。幼儿民间艺术教育是在民间艺术的众多门类中筛选出最典型、最有代表性，与幼儿日常生活相接近的、具有乡土气息的能为幼儿所接受的民间艺术教育内容。如：民间文学（童谣与童话、神话、寓言故事、谚语与谜语等），民间音乐（歌曲、舞蹈、乐曲等）；民间美术（绘画、年画、手工、刺绣、剪纸、泥塑等），都可以用在幼儿各类活动中对幼儿进行民间艺术启蒙教育。 二、民间艺术教育对幼儿全面发展的作用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民间艺术作为其间一支瑰丽奇异，散发着浓郁的民族气息和活力，它产于自然，内容丰富多彩。在幼儿园开展民间艺术教育，是为继承和发扬传统优秀的民族文化，激发民族自尊心，培养幼儿对民族文化、民间艺术的兴趣、情感和审美能力的一种素质教育。 1.提高幼儿的民族意识 民间艺术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他是反映劳动人民对生活的感受以及爱憎，他以丰富的内容对人们进行道德文化的教育。民间艺术丰富多彩，特别是民间文学，它记载着中国历史上很多英雄人物，例如：“郑成功、屈原、岳飞”等民间文学绚丽多姿的内容像一股股甘泉滋润着幼儿的心田。在幼儿园里进行民间文学欣赏教学活动中，不但让幼儿了解了“屈原、岳飞”等一个个民族英雄的故事，同时也激发了幼儿爱祖国、爱家乡、爱人民的情感。 2.增强幼儿的审美能力 民间艺术教育不仅让幼儿了解了民间艺术初步的风格形式，扩大了艺术修养的视野，而且在进行民间艺术教育活动中，孩子们对音乐、剪纸、画画等知识技能有所提高，更萌发了幼儿对民间艺术的兴趣和初步的感受意境美、形式美的能力。 在音乐活动中我们应选择一些符合幼儿审美特点的经典音乐作品，例如《小兔子乖乖》《我的好妈妈》等。幼儿的审美具有直观性和形象性等特点，他们只对生动形象、具体直观的事物产生兴趣、萌生美感。在水墨画的活动中，引导幼儿去发现生活中的美，运用自己的已有经验进行审美活动，掌握美的规律，表现美的艺术。 3.培养幼儿的创新能力 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在《教育的艺术》中指出：“教育工作者的任务在于发现每个受教育者身上最美好的东西，不去学校里的条条框框限制他们：鼓励独立工作－－创造。”因此老师要给幼儿自由的空间，让幼儿去大胆地做，大胆地想，创新的潜能才能够得到发展。例如：在进行民间陶艺活动时，孩子们用泥巴创造性地做出了许多自己喜欢的东西，有的还把它编成故事来讲，想像力非常丰富；在美工区角活动中，他们用玉米皮编出许多“小鞋垫”、“小花”、“小鱼”等自己喜欢的作品。由此可见，民间艺术活动为幼儿提供了丰富的想像和创造空间。 三、民间艺术教育在幼儿园的应用 民间艺术以活生生的感性形态存在于时空之中，能让幼儿产生丰富的构想，给幼儿以真的启迪、善的熏陶、美的享受。在我们身边有不少可供开发与利用的教育资源，虽然民间艺术形式资源丰富，但是可以在幼儿园使用的民间艺术活动内容较少，而且比较零散。许多幼儿园也有一些涉及民间艺术的活动，但都没有相应的教学内容和要求，可供幼儿园借鉴的资料也少之又少，更使人忧心的是，民间艺术教育资源用于发展幼儿健全人格方面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就这些问题而言，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生动有趣的教育教学活动 幼儿园民间艺术教学活动是教师根据民间艺术教育设计的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地引导幼儿学习的活动，是班级集体或小组性的学习活动。例如我在实习看到的一节课《陶瓷艺术》，以“美丽的陶艺”为主题活动，通过收集各种各样的陶艺品、交流与讨论有关陶艺的知识、参观并调查陶艺品的制作过程、尝试动手制作等一系列活动，激发幼儿对陶艺的兴趣和热爱，使幼儿对中国陶艺有较全面的感知和理解。 2.丰富多彩的区角活动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指出:“教育活动的组织与实施过程是教师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的过程。”幼儿的知识是在操作与探索中通过自身的活动获得。现在的许多幼儿园都开有区角活动区，区角是一个没有局限的地方，幼儿可以在里面尽情的活动。现在幼儿园里的区角活动有很多种，如游戏区、美工区、表演区、图书区等一些活动区域。 在游戏区，可以运用家长、教师收集大量的民间玩具放进游戏区，并且要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以及安全因素等进行整理。例如陀螺、沙袋、风车、木板、降落伞、冰棒棍等适合游戏的材料。这些材料可塑性强，可以千变万化，来源于一代又一代有的生活，所以深受孩子的喜爱，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可以一物多玩，充分发挥了孩子的创造力。在美术区可以放进橡皮泥、彩色纸、彩带、碎布头和大量的农村自然材料，让幼儿通过画、剪、贴等进行简单的工艺操作，在这里进行民间艺术教育活动，让孩子渐渐流露出对民间艺术的迷恋，在活动过程中让幼儿尽情的享受民间艺术美的熏陶。 3.融入幼儿一日生活当中一日生活皆教育，幼儿园的生活环节也是民间艺术教育的重要途径。老师应该把民间艺术渗透在幼儿的一日生活之中，使幼儿在每天的幼儿园生活活动中，时时处处都能感受到民间艺术，让民间艺术教育更加生活化。例如在幼儿入园时，播放一些琅琅上口的民间艺术童谣以及婉转流利的民间艺术儿歌等给幼儿欣赏，让幼儿带着愉悦的心情进入幼儿园；饭后散步时给幼儿讲述民间故事；午睡后，民间音乐伴随着幼儿起床、穿衣……课间操时让幼儿在民乐、民歌的伴奏下做韵律操、武术操等。让民间艺术教育与幼儿的一日生活紧密结合起来，做到情景化、生活化。 民间艺术是中国文化宝库中一颗灿烂的明珠，是中国艺术中的一朵奇葩，它娱乐性强，内容丰富，具有游戏性、趣味性、教育性等，深受幼儿喜爱，且能因陋就简，就地取材。因此让幼儿学习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教育活动不仅培养了幼儿的创造力以及智慧潜能，而且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幼儿良好个性品格的形成，增长了幼儿对祖国家乡及周围人的积极情感，让幼儿的心灵得到和谐地发展。 幼儿艺术教育论文:幼儿艺术教育管理 [论文关键词]接受关学幼儿艺术教育美术欣赏启示 [论文摘要]通过解析一次大班幼儿美术欣赏活动，笔者认为，接受美学中几个重要理论可以解释这次活动之所以取得成功的原因：“读者第一性”理论启示教师要让幼儿成为艺术欣赏活动的中心；“期待视野”理论启示教师要充分调动幼儿的原有经验：“读者参与作品”理论则启示教师要为幼儿提供创造性表现的机会。 接受美学又称接受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德国康士坦茨大学教授姚斯、伊瑟尔等美学理论家创立的一个美学派别。他们以解释学和现象学美学为理论基础，从研究文学史人手。打破传统的文学理论，将美学实践中读者、作者和文本的地位和功能重新定位，提出了“读者中心”的思想。姚斯认为，不同时代的读者对作品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作品的价值由读者的理解而定，作者在创作时应考虑读者。接受美学在上世纪80年代传入我国，并对我国的美学研究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后，随着人们对它认识的深入，它又给我国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以诸多有益的启示。 美术欣赏是幼儿园目前较为常见和十分重要的一种艺术教育活动，其主要目的是发展幼儿的审美能力，即感知美、体验美和创造美的能力。与文学接受一样，幼儿美术欣赏也是一个艺术接受的过程，其中“读者”即幼儿，“作者”即美术作品创作者，“文本”即美术作品。所不同的是，这里的“读者”身心尚未发展完善，他们的接受需要在教师的引导下才能更好地进行。那么，如果将接受理论的主要思想纳入幼儿美术欣赏活动中，我们能否获得更好的教育效果，让幼儿更好地感知美、体验美和创造美呢?以下案例呈现的是某幼儿园大班的一次美术欣赏活动，它将给予我们一些启示。 大班美术欣赏活动：凡·高的油画《向日葵》 活动背景介绍：此次活动之前，该班幼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探索“用油画棒表现不同质感的物体”。长期的单一探索使幼儿创作兴趣逐渐降低，他们只求用油画棒表现物体奇特的质感，不求造型、配色和构图上的整体美感，画面也严重脱离现实。 活动过程：第一部分是欣赏与讨论，教师首先引导幼儿谈谈对该油画的整体感受。接着由整体到局部分别讨论油画的颜色、造型、构图和质感。第二部分是临摹与创作，教师鼓励锄儿用油画棒临摹或者创作一幅《向日葵》。整个活动持续了50分钟，教师语言流畅生动、富有激情，幼儿始终保持着兴趣盎然的专注状态。 这次活动虽然持续时间较长，但各个环节的衔接自然紧凑，教师、幼儿和作品间的顺利互动成就了幼儿专注而愉悦的审美体验，可以说这是一次成功的艺术教育活动。究其成功的原因，笔者认为，接受美学中几个重要理论的运用也许就是关键。 一、运用“读者第一性”理论。让幼儿成为艺术欣赏活动的中心 接受美学的倡导者强调读者在阅读活动中的地位，即读者是第一性的，他们承认读者的能动创造，提出“一干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时反对文学文本具有决定性的观点，倡导文学史应该成为读者的历史。在美术欣赏过程中，欣赏者也是能动的，他们有不同的生活背景和审美经验，可以对同样的艺术作品作个性化的诠释和创造性的想象。正是因为这种能动性所导致的不确定性，才使得欣赏者的中心地位得以凸显。因此，欣赏者之于创作者和美术作品也应该处于中心位置，而只有具有欣赏者的解读和参与的艺术欣赏才算是真正的欣赏。 在这次以凡·高的油画《向日葵》为对象的美术欣赏活动中，教师并不像以往那样只是灌输给幼儿有关油画创作者的背景知识，然后告诉幼儿别人怎样评价这幅作品。教9币已经意识到“审美活动对于儿童的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儿童在审美过程中的体验”，因此留给幼儿比较多的自由感知、解读和想象的空间，从而确立了幼儿在活动中的中心地位。 在活动第一部分，教师首先让幼儿仔细看看这幅画，然后说说自己看到了什么，有什么样的感受。这一问题的提出立即使幼儿进入认真欣赏的状态。由于问题简单而感性，幼儿回答起来没有压力。可以畅所欲言。有人说：“这是一盆花，感觉很温柔，很好看，比我们画得好。”也有人说：“是一盆菊花，我看着心里很高兴、很快乐。他画得很漂亮。”还有人说：“是向日葵吧，看着心里很舒服，一点也不乱七八糟的。”……教师仔细倾听，频频点头，幼儿的答案越来越丰富多彩，每个人都为自己的表达而感到自豪，谁也不能否定他们的所见和感受。在活动一开始安排这种开放式的话题讨论，幼儿迅速体验到了自由欣赏和表达的乐趣，很快对活动产生了兴趣并专注于欣赏和表达，这使得整个活动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整体欣赏之后，教师很自然地将幼儿引向对作品的局部欣赏。在这一环节，教师的几个追问又一次让幼儿充分表达出自己对美的解读和体验。在讨论画面颜色时，幼儿发现了一对“好朋友颜色”——深绿色和淡青色(“好朋友颜色”是该班幼儿对近似色的生动的称谓，这是他们先前就掌握的概念)，他们非常兴奋。教师捕捉到这一契机，紧接着提出几个问题：“看看还有哪里用了好朋友颜色?为什么你一下子就先找到了绿色的好朋友颜色?画家为什么要用好朋友颜色?”三个问题层层深入，对幼儿提出视觉、想象和情感上的挑战，激发幼儿主动地思考，因此换来了幼儿下面精彩的解读。在回答“为什么一下子就先找到了绿色的好朋友颜色”时，有幼儿说“绿色显得很有生命力，所以我先看到了它”。还有幼儿说“绿色很清爽，让我很高兴”，等等。而在回答“画家为什么要在这里用好朋友颜色”时，有幼儿说“花瓣和花蕊是好朋友，所以要用近似色”。也有幼儿说“这样显得颜色更漂亮了”，还有幼儿说“它们像家人一样，显得很舒服”。由此，幼儿加深了对近似色的审美体验，不仅仅停留于对近似色进行辨识。同样，在欣赏画面的造型时，教师也将理解和感受的空间留给了幼儿。以下是他们的部分对话： 教师：你们看，这朵花是正面的，那朵是侧面的。还有什么样子的啊? 幼儿A：有的高，有的低；有的是靠在一起的，所以有地方挡住了，看不到。 幼儿B：有的花瓣看得很清楚，毛毛的；还有的花瓣是向上长的。 教师：为什么会向上长呢? 幼儿C：花是活的，长得很好。 幼儿D：它们长得很有劲，很快乐。 幼儿E：花茎有长有短，有的是直的，有的是弯曲的。 教师：直的花茎和弯的花茎给你什么感觉? 幼儿F：弯的花茎上的花也是活的。 幼儿G：直的茎显得很高，弯的显得很有力气。 在这个过程中，幼儿不仅关注到作品在造型上的多样性，而且体验了由造型多样性所产生的各种美感。尤其是对这幅画中生命力的感知，有些成人尚且很难把握，幼儿却能领会，我们不得不感叹，艺术欣赏活动的确不该剥夺幼儿体验与表达的机会。 幼儿是能动的独立的个体，他们对一切事物的感知、理解和想象未必会因为年龄小而绝对受到限制。教师在引导幼儿进行艺术欣赏时应该撇开成人对作品固定的解释，运用教育机智给幼儿自由体验和表达的空间，让他们处于艺术欣赏的中心。 二、运用“期待视野”理论。充分调动幼儿已有经验 “期待视野”是接受美学的又一个重要理论。在姚斯的理论里，“期待视野”是指在文学接受活动中由读者原先的各种经验、趣味、素养、理想等综合形成的对文学作品的一种欣赏要求和欣赏水平，在集体阅读中表现为一种潜在的审美期待。“期待视野”一方面影响了阅读者的接受效果，即能否接受，另一方面也影响了阅读者的提升，即能否创造性地接受。 对于幼儿来说，期待视野是指“由原先的生活经验和审美经验等综合形成的一种潜在的审美尺度”。而这里的审美经验表现为“他从以往的审美活动中获得的经验以及所形成的审美情趣和对艺术史、艺术类型、艺术语言、主体、形式等方面的熟悉、领悟与认识等等”。 在这次欣赏活动中，首先是教师选择的教学内容激发了幼儿的“期待视野”，调动了他们的已有经验。从前文介绍的活动背景可以看出。正是由于幼儿厌倦了对油画棒技能的单一探索和重复表现，教师才认识到，幼儿当前需要的是更丰富、更高级的刺激：一方面要拓宽幼儿的视野，让他们认识到油画棒技能的可迁移性，另一方面要使幼儿认识到油画棒可以表现出充满美感的画面。在这样的思考下，凡·高的油画《向日葵》很快进入教师的视野。《向日葵》这幅作品色彩对比强烈，笔触粗重，作品中的向日葵造型各异，花朵沉甸甸而富有质感，整个画面鲜亮明快而简洁。如果把这样一幅艺术作品拿来欣赏，正好可以满足幼儿当前的实际需要，即迁移已有的油画棒技能经验，获得更丰富的视觉感受，切实体验作品中的美感。 在活动过程中，尤其是在欣赏和讨论画面质感时，幼儿的表现验证了教师对幼儿“期待视野”的分析。教师先提问：“不同的花朵摸上去会是什么样的感受?”有的说“毛毛的”，有的说“硬硬的”，还有的说“可能蛮重的”，这让幼儿对质感有了最初的感受。接着教师进一步追问：“如果是你，你会用什么样的方法画出这样的感觉来?”由于有了先前的关于油画棒技能的经验。幼儿争先恐后地说出自己的画法，有的说“用笔的侧面用力擦，画出花蕊，再滚一圈”，有的说“可以用一提一提的方法画出毛毛的感觉来”，有的说“可以用重重的点画出黑黑的瓜子来”，也有的说“用短的油画棒一圈一圈地滚，多滚几次，就会是重重的了”，还有的幼儿甚至跃跃欲试，想要到黑板上画给大家看。正是这一提问，充分调动了幼儿已有的技能经验，使他们表现出对油画棒技能从未有过的激情和创新，他们不仅更好地体验了质感，而且创造性地迁移了已有的绘画经验，。即产生了新的“期待视野”。 此外，幼儿从欣喜地发现近似色到能够进一步加深对近似色的审美感受，同样也是因为教师的提问和引导切合了幼儿的“期待视野”。教师考虑到在幼儿已有的审美经验里已经有了近似色的概念，而且幼儿还亲切地称它们为“好朋友颜色”，因此才在幼儿发现了一组近似色的基础上进一步让幼儿寻找其他近似色，甚至去体验和想象为什么要使用近似色。这既调动了幼儿的已有经验，也进一步巩固了幼儿对近似色的认识，同时还使幼儿获得了新经验，即对近似色的美感体验。 “期待视野”可以有效参与到幼儿获得更高层次经验的过程中，因此熟悉幼儿、了解幼儿已有的各种经验以及他们当前的兴趣和需要，并在此基础上选择教育内容，采取有效策略充分调动幼儿的已有经验，这将帮助幼儿形成更高层次上的“期待视野”。 三、运用“读者参与作品”理论。让幼儿进行创造性表现 接受美学提出让读者参与到作品中来。姚斯认为，“只有通过接受者的媒介，作品才会进入变化着、体现某种连续性的期待视野，而在这样的连续性中，简单的接受将转化为批判的理解，被动的接受会转变为积极的接受，被认可的审美标准将转化为新的、超越这种标准的文学生产”。㈣参与有多种形式，既可以是读者单纯的解读和欣赏，是读者思想上的、不需要通过任何其他媒介就可以表现出来的；也可以是读者在解读和欣赏的基础上，通过其他媒介来表现自己的接受，比如模仿、辩论、再创造等。特别是幼儿，由于他们思想更易于外显，他们更乐于通过后一种形式的参与来表现自己对作品的接受，这是一种积极的接受。同样，我们也更易于通过幼儿外显的表现了解幼儿已经发展了的“期待视野”。 在这次活动中，教师设计了两个环节让幼儿进行创造性表现。一是让幼儿想象作品中不同质感的绘画表现方式，并让他们在黑板上进行演示；二是让幼儿临摹或创作一幅新的《向日葵》，其中主要还是鼓励幼儿画出一幅不一样的《向日葵》。这两个环节都是在幼儿积极地想要尝试表现的时机下开展的，满足了幼儿创造性表现的需要。且不论他们画得像不像、美不美，最重要的是幼儿通过这种表达表现体验了一下艺术家的创作，同时感受到了创作的兴奋和愉悦。而事实上，我们确实也从画面的细节处看到了他们在这次活动中的收获和进步。这给予我们的启示是，教育者应该启发幼儿的想象，激励幼儿的创新，为幼儿的创造性表现提供及时而充足的机会，让幼儿的创造性表现成为教育所追求的目标。 幼儿艺术教育论文:幼儿健康发展艺术教育 【摘要】在孩子的成长中，他们的绘画也以各种形式和特征体现出来。孩子心理上的变化、他对世界的看法、对环境的情绪体验都在他的画中。艺术应为教育的基础，美术教育的使命就是通过艺术来教育人，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的。【关键词】幼儿；绘画；艺术教育；全面发展 正文： 绘画，是孩子们创造天性的显露。我们也许只看到了美妙的幼儿画外在的形、色、图案，却不知这里面蕴含着的重要意义。孩子们常常是不由自主地寻找一切可以涂画的工具和材料，在墙上、地上进行涂鸦。为什么他们有如此强烈的内在表现需求呢?他们究竟是为了什么而画？为了游戏？为了成长？为了艺术？拟或是发自生活本身的一种自然展示？ 毫无疑问，艺术对幼儿是有价值的，对幼儿的成长具有重要意义，成为他们成长和自娱的重要实践活动。那么，我们的艺术教育将为幼儿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艺术活动对于幼儿发展的重要意义何在？艺术教育家赫伯·里德《通过艺术的教育》一书中指出：“艺术应为教育的基础，美术教育的使命就是通过艺术来教育人。也就是说它是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的。”教育家蒙台梭利主张：“应让儿童自由地表现自己的自我，自己的思想，以神圣的劳力依照自己的情感去创作，让孩子学会驾驭自己的才能。”艺术教育的目的在于通过艺术这个媒介，帮助孩子的心智成长，让孩子从绘画过程中体会到艺术的快感和美感。艺术也是一种个性的表达。对于孩子来说，最重要的是以一种玩的心态来尝试和体会自我表达的快乐。 我们在开展美术活动时，应注重发挥每个幼儿的能力和创造热情，引导孩子去发现美，并形成对这个世界至情至理的美感，形成完善而健康的人格，得到和谐全面的发展。因此，幼儿美术教育应着眼于以下几方面的发展： 1培养幼儿的美感和审美情趣 幼儿美术教育的功能，从艺术学的角度来看，在于培养幼儿对美的感受性，引导幼儿审美观的发展。幼儿对美的事物的感受带有直觉性，虽然还很幼稚、肤浅，但已有了初步的审美意识。他们喜欢色彩鲜艳、形象夸张的事物。我们可利用周围现实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打动孩子的心。如：利用自然界、社会生活中的美好事物向幼儿进行美的启示和教育，并为幼儿创设一个充满艺术美的生活和学习环境，使美的感受性得以深化，演化为自身对美的事物的追求与表现，因而变得更富有人性。并通过各种不同的美术活动，使幼儿把自身对美的体验和真实情感倾注在艺术创作之中，从中体味现实生活的美好，这种创造对幼儿来说是很快乐的。 2使幼儿个性得到自然发展 赫伯·里德指出：“教育的目的在于启发培养人的个性，顺应儿童自然本性的发展。”美术教育是表现内心的艺术，幼儿通过视觉艺术这一形式来表示个人的感受，从中体验到快乐、成功、确定自身内在的本质和价值。美术活动为幼儿提供了自我表现的最佳形式。教师应形成正确的教育价值观，利用现有的课程，创造性的教学形式，在尊重幼儿个性差异的基础上，因人施教，因材施教。尊重每一个幼儿的这一权利，并给予被承认的快乐。使幼儿增进自我了解，自我肯定从而促进其自我成长。将来的社会是个多元化、个性化的社会，所有独具个性的美的艺术和文化将在这里获得展示，达到融合。因此，美术教育活动的目的之一就是：鼓励幼儿拥有自发的艺术倾向和创造。正如罗恩菲尔德所倡导的：“让儿童以异于其他人的方式表达其独特的思想和情感，并以此树立自我表现的信心。” 3挖掘幼儿的创造潜能，培养创造能力 艺术活动的目的不在于培养多少职业艺术家，而在于利用这一手段启迪幼儿成为他人艺术的欣赏者和自己艺术的创造者。我们的生活离不开创造，21世纪更需要富有创造性的人才，促进科技的日益进步，使我们生活的世界变得更为美好。 每个幼儿都具有创造的潜能和天赋。孩子们喜欢敲敲打打，搓弄着泥巴，堆砌着沙堆，趴在地上涂画。对各种各样的形与色有着浓厚兴趣，他们总是忘我地投入。发展幼儿在美术活动中的艺术表现力和创造力的主要方法，是为幼儿提供足够的时间和丰富多样的材料，鼓励他们把想到的和感受到的，自由、轻松、愉快地进行表现，在这一自然而然的过程中使幼儿的创造性逐渐丰富。切忌用成人的模式去教导、要求幼儿。急于让幼儿学会写实地表现和掌握技能是不可取的，而应顺应幼儿心理发展的需要。美术活动对 他们来说，是一种感兴趣的快乐的游戏，一切教育的概念都应立足于这个现实基础之上。 因此，无论孩子的天赋差异有多大，如何利用不拘一格的教育，使所有幼儿从中受益并获得发展，这是我们教育的宗旨。 4完善幼儿的人格 未来的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是世界教育共同面临的一个课题。教育应面向幼儿的全面发展，具有健全的人格，是幼儿和谐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艺术活动为幼儿真正人格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从某中意义上来说，幼儿美术活动的实质就是人格化的过程。在美术活动创造的实践过程中，包含了幼儿对美的事物的感知、领悟，以及把这一体验赋于自己的热情和生命加以描绘，从中领悟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过程，使真、善、美的熏陶得以人格化。幼儿绘画时,决不是对客观事物的简单复写,而是表现一个整体的世界。绘画是幼儿的一种内部语言，幼儿经常借助这一语言，表达自己的情感，美好的愿望，泻泄愤怒，流露忧伤。幼儿的绘画就像一面镜子，明明白白地映照出他们的思想和心态以及对我们这个现实生活的感受和看法。 艺术教育对幼儿的成长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要正确把握和利用这一手段。假定我们今天的教育，不过只是对幼儿灌输以技能训练，或是作为一个旁观者，不加以任何具有积极意义的影响，将很难保证幼儿是否能获得一个健康全面的发展。美术教育面临的任务是：教会幼儿学会生活，热爱生活，珍惜拥有一切美好的事物，认识自己的能力，愉快地进行创造、表现、体现自身价值，健康充实地成长，成为21世纪真正的主人。 幼儿艺术教育论文:幼儿艺术教育改革 摘要：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教育为基础和先导，同时又赋予教育更高的要求和期望。构建和谐社会必然会对作为基础教育组成部分的幼儿艺术教育提出新的时代要求。与和谐社会相适应的我国幼儿艺术教育必须思考从其教育的目标、内容、方法、组织形式和评价方面进行改革。 关键词：和谐社会；幼儿艺术教育；改革；新思考 构建和谐社会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种社会理想，是我们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的丰富和升华，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关键时期应对各种社会矛盾和挑战的正确选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蕴含着民主与法治的统一、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活力与秩序的统一、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统一和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没有和谐的教育，就没有和谐的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教育为基础和先导，同时又赋予教育更高的要求和期望。构建和谐社会必然会对作为基础教育组成部分的幼儿艺术教育提出新的时代要求。 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内涵及特征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讲求“天人合一”的国家，所谓“天人合一”即是追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祈求“大同”社会的美好愿望。国家的安定，社会的和谐是历代执政者的共同目标，中国古代出现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都是形容那时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一片祥和的和谐社会。对当今的中国而言，和谐社会思想的提出更具有时代的意义，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也是人类社会长久以往的心愿。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和战略任务。它主要指以人为主体的社会和谐发展状态，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社会结构之间的和谐三方面的基本内涵。 人类永远是自然之子，无时无刻不在享受着大自然的恩泽，社会的和谐有赖于人与自然的和谐，无限制地掠夺自然会造成资源的枯竭，使得地球不再适合人类生存，和谐社会也无从谈起。自然和则美，生命和则康，社会和则安。和谐社会需众人构建。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是和谐社会的基础，也是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构建和谐社会要不断消除不和谐因素，增进和谐成分，才能够营造“贵和”的环境，建设理想的“和谐”社会。社会结构之间的协调统一的关系是和谐社会的根本。民主与法治，公平与效率，活力与秩序，法律与道德，兼顾理性与情感，平等与仁爱，建立“合情合理”的良性社会结构，真正使得社会和谐、人际融洽。 人同时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中，在自然界中作为自然的存在物，人服从因果律，在这个意义上的人具有动物性，优胜劣汰、弱肉强食，必然会产生冲突、战争。在人类社会中作为社会的存在物，人追求道德和自由，在这个意义上的人又具有神性，生活在理想化的精神世界里。怎样才能同时保持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呢?在这两者的冲突中，人怎么决定自己的行为?康德对此揭示了人还有一种独特的需求，在情感世界中对美的追求。康德提出把美作为沟通真与善的桥梁，从人性和教育的广阔视野证实了美育的价值与功能。艺术教育是实现美育最直接的途径，艺术教育以其审美的本质，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二、构建和谐社会对幼儿艺术教育提出的新要求 构建和谐社会是一项全面系统的社会发展历程，它包括了社会经济发展、社会生活、精神文化、资源环境等方方面面的内容。但是归根结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构建人自身、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的理想社会。最根本的因素是人，是人去构建和谐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目的也是为了人。所以人的和谐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只有人发展了、完善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才会真正获得内在的推动力。坚持人的全面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支撑点，离开人的全面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只能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空中楼阁。此外，教育的和谐发展本来就是社会和谐发展有机的组成部分，要建设和谐发展的社会，就必须有与之相呼应的体现公平公正、均衡发展、和合一致、改革创新以及和谐育人，即以人为本，整体育人、全面育人、长远育人，而不是“分数式育人”、片面育人、急功近利育人等基本特征的和谐教育。 艺术教育是人的全面发展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幼儿艺术教育是幼儿全面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幼儿教育中一个领域的艺术教育，在微观上的确有着自己与众不同的教育目标，但在宏观上有着与整个幼儿教育完全一致的教育目标——促进幼儿终身的可持续发展。我们要把幼儿的发展看成一个有机整体，各个方面都要和谐发展。目前，儿童艺术教育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诸多的不和谐，它不是面向全体幼儿的教育，不是全面的教育，不是指向未来的教育，不是创新的教育，不是主体性的教育，不是愉快的教育，不是开放的教育，不是为了孩子终身发展的教育，是缺失审美素质，缺少真、善、美、爱、民主和心灵关注的、过分强化了艺术教育的工具价值和功利价值的不利于幼儿和谐发展的教育，这一切折射出我国幼儿艺术教育与和谐社会所要求的和谐发展的教育相差甚远，我们不仅有必要从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和谐发展的艺术教育的角度来规范当前的幼儿艺术教育目标、内容、方法、评价，更有必要以幼儿为本，从幼儿的实际需要与实际可能出发，进行与和谐社会相适应的幼儿艺术教育改革。 三、和谐社会背景下我国幼儿艺术教育改革的思考 1、确立和谐发展的幼儿艺术教育目标 教育目标是教育方针的具体体现，是人们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和人的发展需要综合确定的产品质量规格与要求，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对教育的各种活动起着重要的制约和导向作用。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和谐发展的人，和谐发展的人应该拥有完善的人格和美好的心灵。幼儿艺术教育目标就要通过审美理想，培养幼儿健全、完善的人格，和谐的灵魂。“共同的理想信念是维系和谐社会的精神纽带，共同的文化精神是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内在动力，而共同的审美理想则是营造艺术生态和谐环境的思想灵魂。”艺术教育的本质是审美与创美的，艺术教育的根本目的是要培养美好、和谐的情感，丰富的创造力，使个体在充满诱惑的世界中能够保持宁静的心态、人性的纯洁。幼儿艺术教育的目标不能仅仅只停留在教授简单的艺术知识与技能，而应该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帮助每个幼儿建造一个精神家园，提升美好、和谐的精神境界。越来越多的对幼儿艺术素质的关注和对幼儿审美情操的投入，是人们对异化的社会和教育的批判，是对和谐美好、充满创造活力的未来社会的呼唤，从而达到美化个体、美化社会、美化自然的高度和谐统一。 2、采择贴近生活的幼儿艺术教育内容 教育内容，或者具体地说课程教学内容是学校或幼儿园向儿童所传递的最基本的知识技能和价值观念。教育内容的取向和选择，体现了教育决策者、学科编制者和教学执行者共同的知识观和质量观，对儿童的学习和成长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作用。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和谐发展的人，和谐发展的人应该懂生活、会生活、在生活中升华自己，在提升自己全面素质的同时享受美好的生活。幼儿艺术教育内容要与幼儿的艺术生活和谐，贴近幼儿的艺术生活，包括幼儿自身、幼儿与自然环境、幼儿与社会环境、幼儿与身边的人群等。将幼儿的生活当成一个整体，不要人为地割裂艺术与生活的联系，自然和谐地从幼儿身边熟悉的事物发掘艺术教育资源，整合协调幼儿艺术教育内容的各方面，用爱和美的教育联通艺术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即艺术，艺术即生活。在艺术生活中，幼儿能够自觉地将一般生活经验与艺术性的生活经验相互沟通、相互融合，从而达到更高的具有普遍自我指导意义的经验。幼儿能够用不同的艺术形式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想法，能够用丰富的艺术活动及其产品美化自己的生活。 3、运用灵活多样的幼儿艺术教育方法 教育方法是指为达到教育目标，完成教育任务而采取的各种方式和办法。教育方法是沟通教与学共同活动的中介，对实现教育目标来讲，它起着“桥”与“船”的作用。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和谐发展的人，和谐发展的人应该是具有创新素质的，个性张扬的，敢于自我承担的，面向未来的新生势力。幼儿艺术教育方法应该以幼儿为主体，运用灵活多样的幼儿艺术教育方法，以充分调动幼儿在艺术活动中的主动性、积极性，保护幼儿的创新意识，满足幼儿的创新需要，培养幼儿的创新能力。以往的幼儿艺术教育，人们总是关注教师如何教，设计一系列课程，幼儿始终处于被动，从一开始就被剥夺了中心地位的权利。在单向的灌输中，幼儿学会了缺乏生命气息的模仿，被动地完成教师既定的教学程序，教师也把原本应是十分活跃的“生命运动”引向了死气沉沉的“荒漠”。幼儿艺术教育方法应该本着个性化，民主性，开放性的原则，创造宽松、和谐的艺术教育氛围，让幼儿在其中自主地探索、体验和感受，让幼儿在其中自由地想像、创作、发表见解，从而培养幼儿的创新素质。 4、选择多样化的幼儿艺术教育教学组织形式 教育教学组织形式是教师与学生为完成特定的教学任务而按一定要求组合起来活动的结构，是教学活动的结构特征，它规定了以什么样的外部形式使教学活动的各个方面在特定的空间和时间条件下展开运行。幼儿艺术教育活动除了选择在幼儿园进行个别教学、班级教学和分组教学这些教学组织形式外，还应让幼儿走向家庭和社区，利用家庭和社区环境对幼儿进行艺术教育，教学组织形式多样化。 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和谐发展的人，和谐发展的人应该与周围的人、事、物相处融洽，和谐的社区环境就是一个和谐的小社会环境，社区教育也应成为一种幼儿艺术教育的组织形式。社区教育是实现“学习型社会”和“终身教育”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全民大教育的具体形式，在促进人的素质全面提高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和谐社会构建的提出也对社区教育提供了新的平台和良好的大环境。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幼儿艺术教育也不能仅仅局限在幼儿园中进行了，与社区的合作成了幼儿艺术教育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通过家园社区合作共育，扩大幼儿艺术教育范围，实行开放式的幼儿艺术教育，让和谐社会的大教育观早日深入人心。社区为幼儿艺术教育提供了一个大舞台，社区的资源和幼儿园的资源互通有无，形成家——园——社区一条和谐的流型线条。 5、进行“以人为本”的幼儿艺术教育评价 教育评价是依据一定的教育目标，按照科学的程序和方法，对教育活动及其参与者的情况进行价值判断，从而为教育决策、教育改革提供依据的过程。教育评价对参与教育活动的每一方面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赋予了一种新的人文精神，需要全社会把眼光重新聚焦到“人”的身上，关注人，重视人，正视人作为人的存在。幼儿艺术教育评价也应该全面地关注幼儿的和谐发展。信息时代的社会生活越来越走向数字化、网络化、全球化，现代教育技术的普及也不断增加着教育活动中的高科技含量，在教育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人们也开始急促地追求着效率和功利，幼儿艺术教育功利化和专业化的现象也越演越厉，严重背离了艺术与教育的初衷。幼儿艺术教育评价贯穿在整个幼儿艺术教育过程中，是教育理念的最终体现。幼儿艺术教育评价和之前三个方面是环环相扣的，是不容忽视环节。构建和谐社会思想的提出，是在更高的境界中领略自然、找回心灵本应拥有的宁静，创造出心灵、自然、社会三者之间更真、更善、更美的和谐。幼儿艺术教育评价也应该与这种和谐的思想相呼应，克服工业文明给艺术和教育带来的共同异化，恢复艺术和教育的魅力，使整个社会变得更加和谐。幼儿艺术教育评价标准应该以人为本，以幼儿为基础，真正了解幼儿的艺术表达方式，真正尊重幼儿的艺术作品。评价内容应该更重视幼儿在艺术创作过程中和艺术欣赏过程中的情感与情绪体验。评价方法应该多元化，协调各方面因素多样性地进行综合评价。为幼儿和谐的生命打下基础。 艺术具有审美认识、审美教育和审美娱乐作用，具有以情感人、潜移默化、寓教于乐等特点，艺术教育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着其他学科教育难以企及的独特作用。构建和谐社会有赖于与之相应的和谐发展的教育，构建和谐发展的教育，既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广大教育工作者孜孜追求的目标。作为和谐社会构建基础的幼儿艺术教育，其自身的和谐发展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和谐发展，因此幼儿教育工作者理应承担起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责任! 幼儿艺术教育论文:幼儿艺术教育存在的问题解析 【内容摘要】幼儿艺术教育是提升幼儿艺术素养、推动幼儿全面发展的有效路径。在幼儿艺术教育实践过程中，仍旧存在着一些亟待优化的问题，因此，本文以提升幼儿艺术教育成效为出发点，对幼儿艺术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以及相应的优化策略进行了研究与探讨。 【关键词】幼儿教育;艺术教育;幼儿发展 幼儿艺术教育成效的提升，不仅要求幼儿艺术教育工作者考虑幼儿特殊性、尊重幼儿的特点、重视幼儿的成长，而且需要找准有效的艺术教育方式和方法，在此过程中，针对当前幼儿艺术教育存在的问题作出研究与探讨，对于丰富幼儿艺术教育理论、优化幼儿艺术教育活动、推动幼儿艺术教育活动体现出应有的教育价值具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在幼儿艺术教育实践中，教师需要在不断的反思与总结中，挖掘幼儿艺术教育中的问题，探索幼儿艺术教育问题的解决路径。 一、幼儿艺术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忽略艺术教育内容与幼儿生活、兴趣的关联 幼儿群体在生活经验和兴趣爱好方面与其他年龄阶段的群体具有明显差异，在尊重幼儿群体生活经验和兴趣爱好的基础上开展艺术教育内容的选择，不仅有利于幼儿对艺术教育内容的接受以及幼儿学习积极性的提升，而且能够在推动幼儿快乐学习、快乐成长的基础上，让幼儿所具有的个性和创造潜能得到更好的发展。然而，在幼儿教育实践中，忽略艺术教育内容与幼儿生活经验、兴趣关联性的现象客观存在，这种现象主要体现在对教材体现出过度依赖以及主观意愿对教师的教学内容选择行为产生明显影响两个方面，继而造成了艺术教学内容的选择出现了以教材为中心和以教师为中心两种倾向，幼儿生活经验和兴趣没有被作为艺术教育内容选择的重要依据，从而导致了艺术教育内容与幼儿生活经验、幼儿兴趣爱好相脱离。 (二)忽略人文精神的传达 幼儿艺术教育的重点应当是审美教育与生命教育，而非艺术技能教育，这要求幼儿艺术教育应当以推动幼儿的全面发展为目标，重视引导幼儿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以及文化传承意识、强调幼儿审美素质的提升以及情感世界的丰富化，从而促使幼儿保持对生活、对生命的热爱。然而，在幼儿艺术教育实践中，重视艺术技能教育而忽略人文精神传达的现象客观存在，特别是单一的艺术教育内容和灌输式的艺术教育形式，更是限制了幼儿艺术教育对人文精神的彰显以及对幼儿成长的关照，这种幼儿艺术教育目标错位的现象，不仅导致了幼儿艺术教育难以实现良好的教学效果，也导致了幼儿艺术教育难以体现出相应的教育价值。 (三)忽略儿童对艺术的体验与表达 幼儿艺术教育活动的开展，需要重视幼儿对艺术教育内容的体验以及表达，这不仅有利于幼儿更好地理解艺术教育内容、感受艺术教育内容所具有的内涵和魅力，而且有利于锻炼幼儿的表达能力、想象能力以及创造能力，促使幼儿产生对艺术进行学习和探索的欲望。但是在幼儿艺术教育实践中，部分教师并没有重视引导幼儿对艺术教育内容作出细微的观察和体验，与此同时，对艺术知识和技能传递的重视以及教学模式的单一化，也导致了幼儿在艺术表达过程中出现了固定化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幼儿虽然掌握了艺术知识和技能，但是却失去了主动挖掘美、感受美和表达美的能力。诚然，艺术理论教育与技能教育对于推动幼儿艺术素养的发展同样重要，但是为了让幼儿更好地养成主动探索和感受美的能力，艺术理论教育和技能教育只能为幼儿感受艺术魅力和开展艺术表达提供服务，这是推动幼儿艺术素养得以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二、幼儿艺术教育工作优化对策 (一)尊重幼儿生活与兴趣 在幼儿艺术教育实践中，教师有必要针对幼儿熟悉的内容或者感兴趣的内容来确定艺术教育内容，只有如此，幼儿才能够对艺术教育内容进行更好的接受与理解。具体而言，幼儿艺术教育内容的确定，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尝试:一是幼儿在生活中喜欢的人物可以成为艺术教育内容中的组成部分，也可以成为对幼儿开展艺术教育的突破口。如在母亲节，教师设置以“最美妈妈”为主题的艺术活动，引导幼儿利用自身的生活经验和艺术经验，对自己的妈妈进行装扮。这既是艺术教育活动，又是亲子活动，对于深化幼儿与家人的感情、引导幼儿对自身生活经验和艺术经验进行重组与再现具有着重要意义;二是幼儿在生活中喜欢的事物可以开发为艺术教育内容中的组成部分。如教师可以将幼儿领到厨房，和幼儿一起利用厨房中的锅碗瓢盆创作“厨房序曲”，这种艺术教育活动不仅有利于让幼儿感受到生活中的美，而且也能够有效激发幼儿参与艺术教育的积极性以及有效提升幼儿的艺术创造力和表现力。另外，教师也可以引导幼儿走进自然、走进社区，发现更多生活中的艺术，从而体现出艺术教育内容、教育方式对幼儿生活经验以及兴趣爱好的尊重。 (二)重视人文精神的体现 幼儿艺术教育并非专业性和职业性的教育，因此，幼儿艺术教育不仅要重视幼儿对艺术知识的获取，而且需要重视对人文精神的彰显，在此过程中，幼儿艺术教育工作者有必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幼儿艺术教育工作作出优化:一是幼儿艺术教育中艺术形式和教学内容的选择应当具备人文气息。幼儿艺术教育需要关注幼儿整体发展，特别是需要关注幼儿人文素养的提升，因此，知识和技能的获取并非是幼儿艺术教育中选择艺术形式的唯一标准，而是应当重视在艺术形式中凸显人文关怀，从而体现出幼儿艺术教育的人文价值。如围绕“爱”这一人文主题，幼儿艺术教育可以引导学生用笔或者歌声歌唱幼儿园、歌唱大自然，围绕“团结”这一主题，幼儿艺术教育可以引导学生开展合作学习，选取与主题相关的教学内容和艺术形式等;二是围绕人文主题对艺术教育资源进行整合。在幼儿艺术教育中，教师可以尝试围绕特定的主题，将音乐、美术、舞蹈等多元化的艺术形式整合进一个课堂当中，这不仅有利于推动幼儿更好地理解艺术作品内涵，而且也能够让幼儿对教学中的人文主题有更为深刻的认知。 (三)强调幼儿对艺术的体验与表达 在幼儿艺术教育实践中，要推动幼儿对艺术进行更好的体验和表达，一是要求幼儿艺术教育工作者能够创造民主、轻松的教学氛围。幼儿教师需要与幼儿构建起平等对话关系，与幼儿共同参与到艺术教育内容及其魅力的探索以及艺术创造当中，确保幼儿在艺术教育过程中具有一定的思考空间、发挥空间和创造空间，从而确保幼儿能够具备更多体验艺术的机会以及表达自身看法、开展艺术创造的勇气;二是幼儿艺术教育工作者需要关注幼儿个体的表现与表达。在幼儿艺术教育实践中，每个幼儿都具有表达自身体验和情感的需求和权利，而作为幼儿艺术教育工作者，则需要尊重幼儿的这些需求与权利，通过引导幼儿进行自主表达、自主创造，推动幼儿艺术素养及其个性的发展;三是幼儿艺术教育工作者有必要引导幼儿与同伴开展积极的交流与分享。幼儿之间的交流与分享，是幼儿在同辈之间开展表达的重要路径，并且这种表达更容易让学生表现出自身真实的想法以及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因此，教师需要重视为幼儿开展交流与分享，对他们具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行为进行肯定，从而让幼儿在轻松的环境中提升自身的艺术素养、艺术表现力以及艺术创造自信，促使幼儿对艺术保持较高的兴趣。 作者:孙媛 单位:河北艺术职业学院

国际理解教育论文:小学英语教学中如何渗透国际理解教育 [摘 要] 国际理解学科渗透教育是以文化为主线、以学科为载体，培养学生的国际理解意识和视野。国际理解是对异文化的认知能力，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小学英语是基础教育的必修课程，其课程本身就传递着外语国家传统习俗和生活方式等文化内容。因此，小学英语教学中渗透国际理解教育具有可行性和合理性。美国中小学的国际教育实践对我国小学英语教学渗透国际理解教育具有借鉴意义，基于美国两例教学实例的分析，试析在小学英语教学中如何渗透国际理解教育。 [关键词] 小学英语教学；国际理解；学科渗透教育 国际理解教育在小学阶段一般不涉及敏感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而是通过文化现象透视政治和经济根源，按照学生对多元文化的认识过程选择内容，形成文化主线贯穿的逻辑体[1]。小学阶段国际理解教育的核心观念是多元、人本和责任。要求学生了解多元的差异文化，培养文化的自豪感和尊严。国际理解学科渗透教育以文化为主线，而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英语课程标准和教材中都涉及国际理解教育的内容，因此小学英语教学渗透国际理解教育具有可行性。以国际理解教育中异文化认知能力的提高为目的的外语学习，为迅速提高外语水平和对外交流能力提供了必要的动力，对异文化认知能力的培养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对于目的语国家文化的了解，必然有助于学生对于外语的掌握和适当运用[2]。所以，不论是扩宽“国际理解视野”，还是提高学生的异文化认知能力，国际理解教育在英语学科中的渗透都十分必要。 1 小学英语教学中国际理解教育的现状 1.1 小学英语教学中国际理解教育的必要性 我国关于国际理解教育的理论研究分两个阶段，前期是借鉴和探索阶段，后期是本土化学科与国际理解教育的融合阶段。截至2013年，中国知网上关于英语学科的国际理解教育有13篇文章，仅有一篇是融入教学，且关于国际理解教育的地区普遍在一线城市。在实践中，课堂教学仍存在如下问题：一是教师在教学中往往把国际理解教育作为简单的文化介绍，使其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二是教师不重视此部分课程内容，侧重于语言教学，一味地传授语音、词汇、语法知识；三是教师在课程目标设置上往往忽视国际理解教育，忽略了培养学生开放、平等、尊重、宽容、谨慎的国际理解态度。从宏观方面，相比美、英、日、韩等国家，我国的国际理解教育缺乏本土创新。从微观方面，在国际理解教育与学科融合的实践中，我国也处于探索阶段，只在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有实践基地。因此，小学英语教学中渗透国际理解教育十分必要。 1.2 小学英语课堂渗透国际理解教育的可行性 中小学国际教育指向学生介绍其他国家地区的不同历史、文化和一些国际问题，向学生传授其他国家的语言，培养学生在跨文化环境中的交际能力及对其他国家、种族人民的尊重与理解[3]。小学英语是我国小学生接触外国语言和文化的重要媒介，小学英语课堂暗含大量渗透国际理解教育的契机。 《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指出“学习一门外语能够促进人的心智发展，有助于学生认识世界的多样性，在体验中外文化的异同中形成跨文化意识，增进国际理解，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形成社会责任感和创新意识，提高人文素养。”在课程标准理念的指导下，教材的编写也凸显了国际理解教育的核心理念。如人教版PEP在三年级My food、五年级Cooking中讲解了中西方饮食，提到了西方文化产物如汉堡和水果沙拉等。三年级加拿大庆祝新年、四年级万圣节介绍了英语国家的文化行为。但是教师在目标定位、教材理解和课堂教学中把国际理解教育边缘化，以下教学实例供一线教师参考。 2 美国教学课堂案例分析 美国经济界研究表明，世界购买力和 95%的消费者在除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4]。美国学生将进入一个高度竞争的国际市场，具有国际视野与国际知识是未来美国经济发展的基本保证[3]。因此，美国颁布了《外语学习标准：为 21 世纪做准备》，将培养具有国际理解能力的学生纳入正式的教育目标，在外语学科中融入国际理解教育。课程标准是教学的指向标，教学案例在实施过程中均以“5C”标准为依据，即：Communication（沟通）、Cultures（文化）、Connections（贯连）、Comparisons（比较）和 Communities（社区）。 其中，Communication的标准为：要求学习者参与到对话中，传递和获取信息、表达情感和交换意见（The Interpersonal Mode）；要求学习者能理解和诠释不同主题的书面和口头用语（The Interpretive Mode）；要求学习者能向读者和听众演示和呈现信息、观点和概念（The Presentational Mode）。 Cultures的标准为：要求学生能陈述practices与perspectives之间的关系（文化行为与文化理念）；要求学习者能陈述Products与Perspectives之间的关系（文化产物与文化理念）。 Connections的标准为：要求学习者能通过学习其他语言扩宽其他学科的知识；要求学习者可以通过学习其他语言获取信息，并感知和认同语言背后的文化和不同的观点。 Comparisons的标准为：要求学习者通过比较目的语和其他语言的异同，探究语言的本质；要求学习者对比目的语与所学语言的文化，理解文化差异。 Communities的标准为：要求学习者能在学校及校外的社区运用所学语言；要求学习者出于个人兴趣或提高自己而学习运用所学语言，为终身学习者做准备。 以下案例来自于美国《21 世纪外语学习标准》附录部分提供的外语课堂学习方案。 案例一：汉语教学中的中国日历教学设计。 1）教学内容简析。美国West Hartford八年级学生在Ms.Chen汉语学习班学习中国日历的内容。 2）教学目标：（1）Interpretive Communication，学生理解用目标语介绍的关于中国日历的故事阅读文本；（2） Products of Culture，学生阅读和讨论作为文化产物的日历；（3）Culture Comparisons， 学生对比中美日历的异同，比较其背后的文化。 3）教学过程。分发给学生关于中国十二生肖来历的故事卡片，教师用目标语讲解卡片。故事教学完成后开展十二生肖讲故事比赛，要求学生用中文回忆复述其故事。之后探讨日历在本民族和其他文化中的重要性，学生讨论中美日历异同并用汉语为自己家里制作中国日历，日历中可以是家人生日、家庭纪念日、学校活动日和其他重要事件日期[5]。 案例二：美国二外西班牙语课堂的新闻播报 1）教学内容简析。美国Williamston 高中八年级学生第二外语西班牙语课堂，教师设计了用西班牙语进行新闻播报的活动。 2）教学目标：（1）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学生以小组合作的形式用本族语进行新闻撰写和构思；（2）Presentational Communication，学生能用目的语西班牙语进行新闻播报；（3）Practice of Culture，学生能以批判性的视角呈现出新闻事件背后的文化；（4）Furthing Connections，学生能够将不同的新闻话题进行对比分析；（5）School and Community，学生能用西班牙语在课堂上进行交际；（6）Life-long Learning，学生能够对新闻事件形成自己的见解。 3）教学过程。教师要求学生以小组合作的方式用西班牙语进行新闻事件构思和撰写，写完以现场直播的形式进行15～20分钟的陈述。学生可以自主选择新闻播报的内容题材，既可以是新闻事件的报道，又可以是天气预报、体育赛事或文娱新闻。这些新闻的题材来源可以是西班牙当地，也可以是美国或其他国家地区[5]。 3 美国课堂案例对我国小学外语教学渗透 国际理解教育的启示 3.1 国际理解教育应明确定位，贯穿教学始终 以上教学实例基于美国“5C”标准进行设计，依据这5个维度形成围绕语言能力和人文素质的编织型外语课堂。课堂教学目标与5个维度层层相扣，将国际理解教育定位在文化交流、比较和沟通中。从案例一可以看出，第二、三个教学目标侧重语言背后的文化和文化异同。案例二的教学目标有两个涉及文化和开拓学生国际视野。其学科自身教学目标和国际理解教育的切入融为一体。如案例一，教师牢牢把握汉字识记和日历文化等学科教学目标的同时，进行美国与中国日历的对比，提高学生的异文化能力。 这对我国教师是个有意义的借鉴，在优秀教案设计中教师往往看重知识与技能目标，情感态度价值观等甚少提及。朗文材料有一篇Inventions Make Our World Smaller的阅读，也有关于日历的发明，教师仅仅要求学生熟记新单词，用思维导图归纳故事信息，回答日历的发明与哪个国家有关。对于一年有12月份背后的文化来源和价值观等只字未提。虽然课程标准明确提出教学目标多元化，材料也很丰富，但教案设计中很少看到国际理解教育的渗透。教师可以参照美国案例，将其有机的纳入教案中，有意识的在英语教学中渗透国际理解教育。 3.2 挖掘教材，寻找渗透国际理解教育的契合点 教材是教学的重要依托，要想在教学中融入国际理解教育，教师应充分挖掘教材，在没有偏离教材内容的前提下适当拓展。如上述案例一，美国教材仅是关于中国日历的介绍和月份年月的文化知识，但教师以文化为主线，用单词卡片进行十二生肖的补充，抓住中国日历的文化核心，让学生学习汉语的同时了解背后的文化故事，激发了学生的兴趣，也让学生更深刻的了解中国文化。同时比较中美日历的异同，加深学生对不同国家文化的理解。 我国英语教材中也有许多渗透国际理解教育的契合点。以人教版PEP为例，教材展示了主要英语国家的标志物，如美国自由女神像、英国大本钟等，教师应挖掘这些产物背后的文化，增长学生对其他国家的认知经验，帮助学生开拓视野。同时可以将中外文化进行对比，如教材中出现的特色标志物如长城、天坛，可以与外国标志物进行比较。不仅增强学生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豪感，也能使其更宽容的接受外国的文化。这正是课程标准提出的“国际视野”，也是国际理解教育的基本内涵之一。 3.3 创设情境，凸显国际理解教育理念 学科教学与国际理解教育理念应该融合，而非生硬拼凑。在英语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创设情境将国际理解教育融入英语教学中。案例二中，教师以新闻播报的形式，创设新闻直播间的现场播报情境，不仅能让学生踊跃参与，同时引导学生以批判性的思维探究所播报事件背后的原因，在西班牙语学习过程中增进了对不同国家的理解。该案例可以应用到我国小学英语教学中，如六年级上册“Birthday Parties around the World”介绍了中国、俄罗斯、阿根廷、丹麦4个国家庆祝生日的方式，可以创设情境以新闻播报的方式进行介绍，凸显国际理解教育理念，让学生感知文化差异。国际理解教育不仅是对文化的尊重和理解，更重要的是能提升学生的人文素质，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教师应该通过创设情境，适时的传递给学生积极的人生信念和正确的人生态度，如在学习英语单词water时，教师可以带瓶水，采用海伦凯勒的老师沙文老师那样的教学方式，让学生接触实物水，这时教师可以创设情境，把海伦凯勒学习water的故事讲给学生，通过学习外国名人轶事提升自身的人文素养。 正如Cook所说，“从马利诺夫斯基到韩礼德、乔姆斯基都说过，交流只是语言在人类生活中的一个功能，学习外语并不仅仅是要学习者会使用另一种语言与人交谈，而是在各方面改变他们的生活和心智”[6]。美国教学实例把国际理解教育定位在教学目标之中，以教材为依托，用单词卡片和创设情境的方式激发学生兴趣。对比目的语国家与其他国家的文化，拓宽学生视野，培养学生对异国文化尊重、理解、包容的心态。小学英语作为我国的基础教育学科之一，语言和知识的学习中十分重要，但学习语言不是复制语言，学习英语单词并不是死记硬背，学生更应该在学习中学会成长，健全的心智和包容的心态对于学习外语的学生来说更为重要。 国际理解教育论文:高职国际化需加强“理解教育” 随着区域市场对国际化高端技能人才的需求，高职院校在普通高等院校之后也相继提出了国际化的发展战略。部分高职院校与国外同类院校的交往范围日益扩大，交流层次也在逐步加深，理解和尊重的问题变得前所未有地紧迫起来。然而，由于办学传统等因素的制约，高职院校在国际交流中出现了许多障碍，而相关教育也出现了缺失。 一是观念上的不认可。高职院校突出技能训练，强调校企合作，学生三年的受教时间除了基础课、专业课学习，多还有一年的顶岗实习。因此很多老师会感慨：“规定动作”还完成不了，何来“自选动作”之说？二是运作中的“两层皮”。一些高职院校或迫于形势、或赶着“潮流”将国际化纳入了发展规划，但多是“纸上谈兵”。在倡导国际化发展时迈过了“理解”，而过分强调“交流合作”，结果多停留在形式上的“你来我往”，并未进入实质合作层面。三是机制上的无保障。许多高职院校教师到国外培训时“感慨颇深”，回国后又“恢复常态”，甚至认为国际化是院校顶层设计的任务，与己无关。 显然，诸多问题束缚了高职院校国际化发展。要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应借鉴国外经验，切实加强国际理解教育。所谓国际理解教育，通俗讲就是理解国际的教育，就是国家间、民族间和文化间不断开放、合作与融合的教育，包括国际交流、国际理解和国际合作。虽然人们对国际理解教育还稍显陌生，但在《教育规划纲要》中有明确表述，要“加强国际理解教育，推动跨文化交流，增进学生对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认识和理解”。 从人才培养需求来看，国际化背景下新的社会理念（如可持续发展、协同发展、多元化等）对高职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区域国际化经济发展现状也对国际化人才需求迫切，但社会市场的旺盛需求与高职人才培养的现状并不对接。因此，高职院校不仅应推行，还应在开展国际交流合作之初就有意识地重视对学生的国际理解教育。那么，该如何推行呢？ 首先在实施原则上，要有一个系统化的理念。不能与院校现行的教育理念相剥离甚至相冲突，而应厘清国际理解教育的目的及目标，与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相一致；再如到国外是开展国际理解教育最便捷的形式，但不现实，所以应基于本土，通过开设或融入相关的课程来渗透国际理解知识、创新教学模式来认同国际理解态度、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来实践国际理解行为、培育多元文化来营建国际理解校园文化环境，并注重在过程中探索和验证策略、途径实施的可行性及有效性，与人才培养质量相挂钩等。 其次在实施途径上，要以国际理解教育课程为重点。再则，在实施保障上，除了从试点专业开始推行双语教学、通过校园多元文化建设营造环境外，还应注重管理制度上的配套。通过制度上的完善和创新，充分调动和提升教师尤其是行政管理人员有效沟通、协调、管理的积极性和能力，这不仅能直接影响国际理解教育工作的实际进展，还将助推院校的国际化进程。 国际理解教育论文:谈以“生命教育”为核心的“国际理解教育” 暑假里，学校号召教师―读书以修身养性，写作以蕴积智慧。偶然间，我收拾初中义务教育课程教科书，发现了两门课程用书―《生命教育》和《国际理解教育》。联想到我校教师对建设生命课堂的探索和实践，以及每周开设的外教课程，我兴趣顿增，快速阅读了两本教科书。放下书，我陷入沉思：世界发展到今天，人类在享受物质和精神文明，不断进步的同时，越来越关注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国际理解教育是人们尊重生命，爱惜生命，关注生命的进一步升华。可以说，国际理解教育是以“生命教育”为基础，培养人了解国际知识，学会掌握国际交流的基本技能，养成国际理解的态度，从而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中小学开设国际理解教育是时展的趋势；也是教育以人为本，尊重生命的体现；是课程多样化，人文化的需要。作为一名教师，我应对此有所思考，下面来具体谈谈我的认识。 一 国际理解教育的背景和意义―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国际理解教育是“全球一体化”发展所需要的价值理念支撑。它的目的是以“国际理解”为教育理念开展教育活动，帮助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各国人们之间相互了解和相互尊重，以便促进世界的合作与和平，发展与团结。它将爱国主义教育上升到全球意识，唤起了人类最本位的价值观―向往和平，合作发展。这是各国在教育上的一种突破，也是人类人文素养提高的一种表现。因为，国际理解教育以全球的和平与发展为目的，帮助人们树立了全球公民的责任和义务，促进了整个人类的共同繁荣和发展。无论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都应在国际理解教育的帮助下，形成追求人性真，善，美的精神理念。 二、国际理解教育的育人目标―国际知识；国际交流的技能；国际理解的情感态度；国际理解的文化意识；国际理解的学习策略 国际理解教育无论是作为一门课程还是一种教育理念，都是以育人为目的的。这里借鉴《英语课程标准》的五个维度的分级目标，来归纳国际理解教育的育人目标：1.在知识领域，包括对中外各国事实性知识的了解，如文化，政史，自然，人权，环境等。2.在技能领域，包括语言交际能力，合作竞争能力，沟通交流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等。3.在情感态度领域，包括和平，民主，宽容，坦诚，同情的价值观体现等。4.在跨文化意识领域，包括区分本土国家与世界各国的文化，意识的差异等。5.在学习策略领域，包括以活动为载体，学会与人交往的策略；利用信息化媒体手段获取大量信息的策略；小组合作学习，国际合作交流学习等方法。 三、国际理解教育的核心―生命教育 国际理解教育是关注人的教育。人，作为生命的有机体，具有可教育性。生命教育的六个理念是：关注生命，尊重生命，珍爱生命，欣赏生命，成全生命，敬畏生命。国际理解教育正是对这些生命理念的解读。它本质上就是一个价值问题，也是运用价值观解决问题的体现。解决世界问题的关键是重建人类的价值观念体系，形成“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地球”之间的新观念。因此，生命教育作为国际理解教育的核心，它肩负着沉重的使命，它也是人类捍卫和平，遏制冲突的重要武器。 四、国际理解教育的课程形式―学科课程渗透式教育；国际理解教育综合活动课程 目前，我国的国际理解教育，主要有两种课程形式。1.学科课程渗透式教育。即通过自然学科，人文学科，道德教育的教学活动或内容，来渗透国际理解教育。2.专门开设国际理解教育综合活动课程。即将国际理解教育聚合到专门的课程中去，避免了各学科分散教学存在的不足之处，如缺乏问题凝聚点，或引不起学生的注意。这两种课程形式，都在国际理解教育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五、国际理解教育的拓展渠道―扩大教育开放 扩大教育开放是拓展国际理解教育的有效渠道之一。它主要包括：1.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即坚持以开放教育促改革，开展多层次的教育交流与合作。借鉴国外先进教育理念和经验，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2.引进优质教育资源。即引进国外知名学校，一流专家来我国从事教育科研和管理工作，办好中外合作学校。3.提高交流合作水平。即推动教师互派，学生互换，增进学生对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认识和理解。 六、国际理解教育存在的问题 国际理解教育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种种矛盾和争议。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精神和本国国际化需要的矛盾冲突；各国语言，文化差异造成的困难，实现人类和平与共存的未知性，这些都阻碍着国际理解教育的发展。此外，国家理解教育课程的不完善，不系统，也是它面临的问题之一。但是尽管如此，国际理解教育，仍然越来越重要的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七、国际理解教育的未来展望 当今社会，互联网日新月异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越来越丰足，这对国际理解教育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人类在全球政治民主化，经济贸易国际化，文化交流与合作加强，信息技术发展等因素的影响下，更加热爱和平和发展，使国际理解教育具有了更积极，更广阔的国际社会背景。但是人类发展所带来的负面问题和人性的弱点也会影响着国家，个人对国际理解教育的理解。因此，国际理解教育同时也面临着很多不可预知的突变和冲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国际理解教育的指导监督作用仍需加强。总之，各国的国际理解教育将不断发展，完善，越来越提高全人类的人文素养。 国际理解教育是以生命教育为核心的生存教育。教育的功能在于促进人和社会的进步。因而，在人类生存的过程中，国际理解教育应在发展不平衡的双方之间搭建“理解”的桥梁，促进人类相互交流和合作，走向共同进步的明天。 国际理解教育论文:论国际理解教育视阈下的英语文学教育 摘 要：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和文化逐渐走向国际化。而在不断的国际交往中，我们需要不断的加深对于世界各国文化、经济、政治的了解，因此有关外语的学习和应用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在国际化的大环境要求下，国际理解教育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倡导下应运而生，将“国际理解”引入教育活动，为世界和平打下了坚实的教育基础。 关键词：国际理解；教育；英语文学 纵观人类的发展历史，一战、二战的阴影至今都无法从我们的生活中挥去。“六百万犹太人被屠杀”、“东欧巨变”等，这些沉痛的回忆向我们述说着一个个由文明冲突所带来的惨痛教训。而就算如今，战火依然不断。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国际形势下，如何避免“文明冲突”所可能引起的严重后果，便成为了全世界探讨的课题。在这样的情况下，联合国提出了“国际理解教育”。 一、国际理解教育 194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次提出了国际理解教育的概念，想要通过增进国家间的文化理解来达到世界和平的目的。然而学术界却对其拥有着不同的看法，其中有人认为“国际理解教育”就是在国际社会组织下展开的以“国际理解”为目的的一种教育活动；而在日本教育界却认为国际理解教育的目的是超越国界和民族，利用教育的手段培养和增进世界相互理解的一种手段；再者就是我国学者张良才的认知，其认为国际理解教育是一种以“共生”和“公正”为目的的全球化教育，主要培养方向是“多元化文化共存”，从而建设一个人与人相互依存的地球村。 二、英语文学教育与国际理解教育 在英语文学的教育中，由于本身英语的国际化，就导致了最终国际理解的回归。而且英语文学教育主要是培养学生对于英美美文的阅读、欣赏和理解英语文学原著的能力。通过阅读和欣赏，学生便会通过英文文章对西方的文学和文化不断的加深了解，从而提高自身的语言功底和人文素质，而这些恰恰与国际理解教育的理念不谋而合。 （一）英语文学教学中的国际理解 1.英语文学教学内容与国际理解的联系 由于英语文学教学的教材便是西方本土文章，因此其中会大量的涉及到历史文化、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行为、文学艺术等内容，学生通过对于这些内容的学习，便可以大致的了解西方的整体文化，从而为国际理解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以实现国际理解教育的根本目的。 2.英语文学教育要求与国际理解的联系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各国交往日益加深，这也导致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交流逐渐扩大，导致了英语文学教育必须面向世界化发展，逐渐形成现代化的教育体系，才能更好的面向未来。也正是因为全球一体化经济发展对于英语文学教学的要求，令学生有机会增强自身对于多元文化的了解，从而促进了国际理解教育的形成。 3.英语文学教育的目的与国际理解的联系 由于英语文学所面对的是不同国家的文化，所以在接受英语文学教育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对于异国民族、文化的接受。而这种接受的开始，必须要建立在尊重对方的基础上。只有足够的尊重异域的文化，才能从内心深处去理解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从而培养出“共生”、“公正”的观念，形成“全球意识”，彻底达成世界和平的伟大目标。 4.英语文学教育的本质与国际理解的关系 从本质上讲，英语文学教育就是一种语言能力的培养手段。只不过这种语言所涉及的领域及其广泛，作为当今社会使用最为广泛的语言，其所囊括的文化跨度极大，所蕴含的知识领域也极其广泛，因此这也导致了英语文学教育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认识教学，还是一种跨越了文化界限的教学，更是一种无视异域文化差异的交流能力培养。而这种能力的培养，很直观的提升了学生们对于世界经济发展的可融性。 （二）英语文学教育在国际理解中的桥梁作用 在过去的英语教学中，由于英美文学的现实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我国的英语文学教育发展产生了不良的限制，严重的影响了我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我国与西方交流日益加深，才逐渐体现出我国英语教育的相关问题。 而后在2006年6月，南京大学《当代外国文学》编辑部举办了专门会议，以“当代英语国家文学研究的文化视角”为命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和研究，第一次提出了“英语国家文学”这一更深层次的概念，将“澳大利亚文学”、“南非文学”、“爱尔兰文学”等一系列的西方文学全部加入英语文学的教学内容之中，从现代化角度，进行科学的英语文学教育改革， 伴随着越来越多的文学被加入到英语文学教学课程中，如今的英语文学教育已经变得更加的国际化，也正式的跳出了传统英美文学的影子，成为了一个世界文化和历史传承的舞台。 三、结束语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行业和领域需要英语来作为发展的引线，也有更多的异域文化被载入英语文学教育教材，令学生们对世界增进了解的同时，彻底的打开了他们的视野，为求同存异的国际理解发展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国际理解教育论文:新课标背景下初中英语国际理解教育尝试 【摘要】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水平的不断提高，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加强，教育也要不断向国际化方向发展。尤其是对于英语教学来说，英语国际化能够更好的帮助初中生英语的学习，减少因文化差异而带来的理解上的差异。初中生在学习英语时往往因为文化背景的差异以及思维方式的差异，导致他们失去了学习英语的兴趣与爱好，所以本文通过对初中英语国际化教育方式的介绍，从而能够更好的实现初中生学习英语的兴趣，提高初中英语的教学质量。 【关键词】新课标下 初中英语 国际理解教学 方法分析 0.前言 近几年来我国教育事业不断推行相应的改革以适应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但是我国教育还是存在这一些问题，尤其是在英语教学上，教师不仅要做好相应的改革措施，提高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还需要将英语教学国际化。而所谓的国际理解教育就是指通过英语教学能够使学生认识到西方国家的一些人文知识以及中西方之间存在的文化差异，从而提高学生对外国文化的了解，提高他们对英语的认识，使他们不仅能够理解中国文化而且也能够很好地了解外国不同的文化，在文化多样化的世界背景下找到合适自身发展的学习方法，形成一种良好的对待文化的态度。外来文化不仅能够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服务，同时也能够被中国文化所吸收，所以要想更好地发展中国文化就要以一种宽容和尊重的态度来对待外国文化。学生在这样的英语教学方式和理解中能够提高他们学习英语的兴趣爱好，培养他们和其他民族之间的交往、沟通与理解能力。 1.我国初中英语国际理解教育存在的问题 1.1对国际理解不足，对中国文化英语表达较少 英语国际理解教育需要建立在本国文化的基础之上，但是在我国现阶段的初中教育中还是存在着许多的问题，比如说在对国际理解不足，英语教学上缺少对中国文化的表达。国际理解教育是要建立在民族文化和国际文化交流的根基之上的，所以在进行初中英语国际理解教育时要充分认识到本国文化与外国文化的交流。英语作为全球使用最为广泛的语言之一，在文化沟通和国际交流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桥梁作用，所以在进行交流时应该提升自身对本国文化的交流程度，加强对本民族文化的宣传。但是在实际的教学中教师往往不注重对本国文化知识的融入，过于强调西方的文化，从而忽视了对本国文化的发扬。在国际的交往中，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流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与西方国家的交流越来越多，英语教学在国家教育中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目前我国英语教育在教育理念上还存在着一定的误区，进行英语教育是为了更好的实现与外国的交流，将中国文化介绍到世界中去，从而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使中国能够与世界接轨。但是在实际的教学中初中英语教师过于重视对英语知识技巧的讲解，从而忽视了对英语这种语言文化的实际应通用性。英语和汉语一样，他们都是一种语言交流工具，所以在学习英语时，学生和教师应该重视英语教学的环境性和应用性。 1.2缺乏国际教育与理解意识 初中许多的学科都可以看到国际理解教育，他们能够有效地提升学生对本国现状的了解，从而能够更好地认清国际局势，最终实现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但是在英语的教学中缺乏相应的国际理解教育，学生和教师过于重视学生的英语技巧，忽视了英语的交流性和应用性。在英语的教学中中国擅长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对于学生文化知识的讲解和社会价值观的培养不够重视，从而导致了学生学习英语的目的不明确，单纯是为了考学而学习英语，在长期的学习中学生失去了学习英语的兴趣爱好。而对于学生的国际教育和理解重视不足，学生在进行相应的学习时不能够及时与世界接轨，了解更多的西方文化，找到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也就无法实现桥梁之间的衔接。真正的英语是一种交流的语言工具，学生在进行学习时能够认识到它的巨大作用，它不仅仅是一种考学生的必修课程，它更是与世界交流和学习的重要工具。所以缺乏相应的国际教育和理解意识，会导致学生学习英语的积极性下降，导致他们对学习英语的目的有所偏差。 2.国际理解教育的方法 2.1提高中学教师对英语国际理解教育的意识 对于初中老师来说在进行教学时不仅仅要重视学生英语技巧的讲解，还应该提高学生对学习英语的目的性，突出英语学习的重要性，树立他们学习英语的正确态度和意识。首先教师要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要注重对国际理解化教育，也就是让课堂成为一个学生相互交流学习的场所，这里所说的交流是指交流国际文化，学生在课堂上可以扮演不同国家的人，从而用不同的文化背景来展示交流的重要性。同时学生还要学会用英语来表达中国的文化，做一个文化传播的使者，学生在这样的环境下学习能够增强他们学习英语的乐趣和目的性。学生通过彼此间的交流能够更加了解国外的文化，接受外国的文化，并且将外国先进的文化与本国文化相结合。除此之外，教师在进行教学时还需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比如在向学生讲解一个国家的文化时自身就要对该国家有一定的了解，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文化观念，在国际理解教育中正确把握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必要性。只有教师自身的素质有所提高才能够更好地指导学生进行英语的学习。同时学校或教研组也要定期对英语教师进行相应的培训，教师在专业的培训下能够更好的认识到自身教学中的不足，改变初中英语教学中存在的弊端，提高教师对国际化教育的认识。 2.2进行多样的校园课外文化交流活动 在传统的教学中教师一般比较重视课堂上的教学内容，从而忽视了课外教学的重要性，所以在进行相应的国际理解教育的教学时，教师要充分利用课外教学，提高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爱好。尤其是在新课标的推行下，教师要利用好校园的文化建设，为学生提供一个民主、和谐、多样的校园文化生活。比如教师可以组织学生采取多媒体技术向学生展示不同国家文化之间的差异，树立他们多元的文化观念。同时教师在进行讲解时还需要教给学生如何去辨别先进文化与腐朽文化，在这样的辨别中去吸收和融合外来文化，增加自身对文化的理解和认识。教师还可以为学生创造一定的情景，让学生用英语进行文化的交流，学会如何运营英语来实现对本国文化的介绍，提高学生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例如，在学习Travels， France is calling 等课文时，我们就利用学生在教材上学到的知识，让他们合作学习，查阅“埃菲尔铁塔背后的文化和故事，美国自由女神像的由来和象征意义，中国长城的文化与象征意义等等，然后小组间相互交流和展示；在学习Body language 这一课时，就让学生上网查阅同一个肢体语言在不同国家文化里的含义，或者是同一个含义在不同国家里不同的肢体语言；在Festivals 这一课的学习中，让学生查询、比较中西方重大节日的习俗和差异。除此之外，我们还利用我校的外教资源，增加学生与外教之间的交流与互动，通过彼此间的介绍来增进他们文化的交流。教师还可以定期向学生进行英语知识讲座，积极向学生介绍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增加他们对国际动态的了解，积极关心国家大事，努力学习英语，为今后文化的交流做出自己的贡献。教师也可以通过播放电影和音乐的形式向学生介绍外国文化，在影片和英语的语言中找到于中国文化相同和不同的地方。从而提高学生的辨别能力，在课外学习中学生可以增进与教师之间的友谊，教师也可以更好地了解学生学习上的困难，指导他们更好地学习，最终实现英语课外交流的目的与效果。 3.总结 英语国际理解教育方法的实行可以增加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和爱好，而教师在这样的教学中也能够帮助学生了解更多的外国文化，学习本国的文化知识。学生在这样的教学模式下也可以找到学习的方法，增加自身的素质，提高自身的英语水平。该教学模式符合新课标初中英语教学的目标，适合学生今后对英语的认识和学习。学生增强了对国际文化知识的认识，更有利于我国今后文化的传播，存进我国对外的交流与发展。所以初中英语国际化理解教育方法是提高学生英语水平和文化素养的重要教学方法之一，它符合我国教育发展的要求，符合学生发展的要求，能够更好的促进我国英语教学水平的提高，最终实现初中英语教学的目标。 国际理解教育论文:西藏中小学校本课程开发的国际理解教育 【摘 要】 以二战的结束为分水岭，极大地改变了国际理解教育进程与方向。我国国际理解教育自20世纪80年代起才逐步展开，从2000年之后在全国各地受到广泛关注。随着我国的西部大开发逐步推进，西藏日益发展为本土民俗、中华文明与世界文化的交汇地，因而，培养本地人才的多语言沟通与跨文化交际能力势在必行，也是当前西藏教育所需要面临的新任务。 【关键词】 西藏中小学；校本课程；国际理解教育 1994年10月，在日内瓦由国际教育局组织召开了第44 届国际教育大会，会议主题就是国际理解教育（Education for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认为应该把国际理解教育纳入到中小学课程计划和教师培养之中。[1]可见，培养学生国际理解的态度、能力以及与人交往、与人共处的能力，使学生在日益国际化的社会里与他人共同生活、相互合作，成为当代学校教育面临的新使命。 西藏地处祖国西南边疆，是以藏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除藏族居民外，目前在西藏自治区还有汉族、回族、门巴族、珞巴族、纳西族、怒族、独龙族以及人、夏尔巴人世代居住，这决定了西藏文化具有高原风格、历史积蕴和语言迥异等特征。[2]随着西部大开发，前往西藏的国内外旅游人员与开拓者激增，促使西藏日益发展为本土民俗、中华文明与世界文化的交汇地，培养本地人才的多语言沟通与跨文化交际能力势在必行，这样，基于“西藏特点、学校特色”的国际理解教育课程开发便成为必然。 一、多元文化国际理解教育的校本课程国内外解读 以二战的结束为分水岭，极大地改变了国际理解教育进程与方向，其中“实用主义”与“全球教育”为当时引领趋势，国际教育产业化呈显著特征。如今，在世界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文化意识方兴未艾。世界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等，纷纷开始倡导培养地球村市民的素质，将国际理解教育纳入到国际人培养目标的重要内容之中，成为培养地球村市民（世界公民）的教育课题。 由于国际理解教育领域正在成为多种国家力量、多种意识形态、多种文化形式国际竞争的场所，[3]国际理解教育也承担着培养国际化人才、提高各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使命。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由于地区发展不平衡等原因，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深圳、浙江衢州、东北长春等地相对先行一步，在改革开放中同世界交流日益频繁，为学校的国际理解教育搭建了国际互动平台，校本课程开发与建设经验相对充足。这些地方政府借助国内外教育集团的师资力量和国际间校本课程元素，在学校课程建设、师资培养、社团活动等方面注重多元文化发展的教育国际化理念，使全体师生的国际理解和多元文化意识逐步形成，不仅能够有效地促进学校的发展，从中也促进了教师专业化发展，更促进了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如，北京市第十八中学从易于进行评价和操作出发，将国际理解教育的目标分解为四大目标，即体验目标、知识理解目标、技能目标、态度目标等。[4]上海市进才实验学校通过“创设多元文化环境，丰富校园文化，拓展国际化课程内容”，培养学校学生的国际视野以及对世界多元文化的认识和跨文化交流理解的能力。深圳市富源学校从知、情、意、行各个方面来设置校本课程，培养学生认识跨文化理力，正确引导学生在面对不同文化时的情感转变与价值观的确立。[5]天津市上海道小学以一种独特的办学理念，营造一种民主、和谐、积极奋发向上的校本课程文化氛围，鼓励教师开展行动研究，并以学校为主来主动接受专家和行政部门的指导和支持国际理解教育的开展。[6]浙江省衢州第二中学从探索国际理解教育校本课程体系出发来发展学生的国际理解能力与价值观，培养教师的国际理解素质与能力，从而构建基于国际理解的学校文化。[7]东北师范大学附小从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三个维度设计了国际理解教育的具体目标。[8] 二、多元文化国际理解教育的西藏校本课程开发的目标定位 藏族文化是祖国文化的一部分，积淀着人类的勤劳智慧；融历史、文学、哲学、艺术、宗教、民俗、旅游等于一体，具有极高的文化资料研究价值；富于自然和人文的双重魅力，是课程资源的活水源头。[9]课程开发的核心是文化建设，而课程文化则是学校建设的核心。在多元文化教育的大背景下，西藏校本课程开发重在国际理解视角。 1.西藏校本课程开发的学生个性彰显目标 校本课程开发，从表面上看是“以校为本”，而其本质上的理念是“以人为本”，以人的充分自由的健康发展为最高目标，[10]即生本教育。西藏校本课程开发不仅要承认学生的文化背景、认知水平上的差异，而且要满足每个学生不同的成长与自我实现需要，以促进学生现代意义上的人格完善与个性发展。 2.西藏校本课程开发的教师专业发展目标 教师要通过校本课程开发的研修与实践，使自己的专业能力得到不断提高和发展。从人类学与课程论角度来考察，西藏校本课程开发有利于教师课程观念的转变，教师能够认识到自己是课程开发的参与者，是学校课程开发的主体。也就是说，课程开发是手段，教师发展才是目的。 3.西藏校本课程开发的学校特色生成目标 目前，校本课程开发的理论与实践日趋成熟，为学校课程寻求特色建设上提供了可能。校本课程是一个学校特色的基础和保障，校本课程开发则在西藏特点的基础上主要关注学校间的差别化发展，并通过校本课程来达成学校的独有风格。学校可以根据师生特点、教育资源、学校传统以及教育者的办学旨趣来确立学校自己独特的发展方向。[11] 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集》中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不是固步自封，而是在文化全球化的趋势下推动文化发展应遵循的原则。只有立足于传统，吸收外来有益成果，西藏校本课程开发才能彰显其独特魅力。 三、多元文化国际理解教育西藏校本课程开发理念 国际理解教育理念的提出已有半个世纪，而我国国际理解教育起步较晚，仍处于探索阶段，有关国际理解教育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起才逐步展开，但是受到广泛关注则是在2000年之后。[12]由于西藏地区对外交往，以及赴藏旅游商贸的日益增多，基于国际理解教育校本课程开发亦势在必行，以加强与提高本地区人们对多元文化的认识与接纳能力。 1.成立国际理解教育西藏校本课程开发教师团队 国际理解教育西藏校本课程开发，应充分考虑西藏中小学中的一系列困难。如，西藏中小学校由于受教材编制能力的设置往往照搬国家统一的课程标准，所用教材同本地藏族学生的认知经验不太符合；西藏基础教育过程中现有课程内容或多或少地忽视了学生的藏族文化背景，并没有意识到开设校本课程来为现有课程内容做出良好补充，这不利于这些地区基础教育的可持续发展；由于藏族语言文字的原因，大量的科学理论概念都缺乏相应的术语，同时农牧区中小学校藏汉双语师资稀缺，这样，语言障碍致使课堂目标不能按时完成，等等。可见，藏族学生的认知特点、擅长语言与文化背景等方面因素，在国际理解教育西藏校本课程开发中理应得到充分应对。 国际理解教育西藏校本课程的开发，能够有效地推动西藏课程开发机制的变革，打破自治区原有的国家课程一统的局面，将校本课程开发成为纳入西藏基础教育课程体系中，成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采用多种方式进行国际理解教育西藏校本课程开发 在全球化的今天，国际理解教育应该是“地球村”每个村民的终身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开展国际理解教育，一方面，是教育学生以宽容的态度，理解尊重地球上不同的文化，养成他们的地球公民意识和素质；另一方面，要让当今的孩子认同、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培养他们的民族情感与国家责任。因此，可以形象地将西藏地区的国际理解教育理解为“地球公民意识+继承中华优秀文化”。 校本课程开发应注重以活动设计为主，学校每年可以适当组织师生参加主题冬、夏令营，定期到国际交流的国家进行校际走访、游学生活，亲身体验与领略各国异域风情与民俗文化。事实证明，通过校本课程进行国际理解教育能让学生变得活跃、自信，更具同理心。 3.形成国际理解教育西藏校本课程开发模式 经济的全球化必然带来教育的国际化，这是西藏中小学校目前所处的时代特征，一方面在微观领域探索教育国际化的办学路径，另一方面在学校层面上建立多元的交流机制，加强对外交流的力度。随着时展的日新月异，作为地处少数民族边疆地区的西藏中小学校，越来越多来自五湖四海的内地学生随父母援藏、就业或经商等来到西藏生活与学习。在教育教学实践中，要根据中小学生的认知和智力发展水平，应合理确立不同学段国际理解教育西藏校本课程管理制度。西藏中小学校应该致力于校内营造多元文化的理解和交互发展，通过教育教学管理的革新、借鉴海外的先进元素开发校本课程，对学生开展国际理解教育，培养国际视野与意识，并知晓一定国际规则和惯例的现代人。[13] 在西藏中小学校本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中，一方面，要注意吸收藏传文化的精华，把最能反映和体现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少数民族历史、民俗文化、少数民族价值观念等文化精华引入课程，引进校园。另一方面，要跳出狭隘的本土意识，注重吸纳主流中华大一统文化乃至世界各民族先进文化。尤其要注意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用“文化孤立主义”或“文化部落主义”来看待多元文化问题。[14]总之，在校本课程开发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中，才能迸发出中华文明进一步创新的原动力，推动着国际理解教育的多元化前行步伐。 国际理解教育论文:新课标背景下初中英语国际理解教育尝试 摘 要： 初中生在学习英语时往往因为文化背景的差异及思维方式的差异，导致他们失去学习英语的兴趣与爱好，本文通过对初中英语国际化教育方式的介绍，旨在更好地激发初中生学习英语的兴趣，提高初中英语教学质量。 关键词： 新课标 初中英语国际理解教育 方法分析 国际理解教育是当前世界教育研究领域中比较受关注的话题之一。国际理解教育在“二战”以后不断兴起，特别是1974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倡导下，国际理解教育取得重大的发展与进步。随着教育国际化的发展趋势，为了更好地培养国际化人才，要积极培养学生的人权教育、和平教育、环境教育等国际理解精神，培养学生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价值观和能力，这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新课程改革所强调的。国际理解教育不是一种具体的教育形态，而是一种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关注对话与平等，重视文化的理解与被理解，倡导可持续发展，关切教育回归生活。国际理解教育对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幸福具有重要的价值，所以我国开展国际理解教育研究具有一定的必要性。 1.我国初中英语国际理解教育存在的问题 1.1对国际理解不足，对中国文化英语表达较少。 英语国际理解教育需要建立在本国文化的基础之上，但是在我国现阶段的教育还存在许多问题，比如对国际理解不足，英语教学上缺少对中国文化的表达。国际理解教育时要建立在民族文化和国际文化交流的根基之上，所以在进行初中英语国际理解教育时要充分认识到本国文化与外国文化的交流。但是目前我国英语教育在教育理念上还存在一定的误区，进行英语教育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与外国的交流，将中国文化介绍到世界中去，从而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使中国与世界接轨。但是在实际教学中初中英语教师过于重视对英语知识技巧的讲解，从而忽视对英语这种语言文化的实际通用性。英语和汉语一样，都是一种语言交流工具，所以在学习英语时师生应该重视英语教学的环境性和应用性。 1.2缺乏国际教育与理解意识。 初中许多学科都涉及国际理解教育，他们能够有效提升学生对本国现状的了解，从而更好地认清国际局势，最终实现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但是在英语教学中缺乏相应的国际理解教育，师生过于重视学生的英语技巧，忽视英语的交流性和应用性。因为对国际教育和理解重视不足，学生在进行相应的学习时不能及时地与世界接轨，了解更多的西方文化，找到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也就无法实现桥梁之间的衔接。真正的英语是一种交流的语言工具，学生在进行学习时能够认识到它的巨大作用：它不仅仅是一门考学生的必修课程，更是与世界交流和学习的重要工具。所以缺乏相应的国际教育和理解意识，会导致学生学习英语的积极性下降，导致他们对学习英语的目的有所偏差。 2.国际理解教育的方法 2.1提高中学教师对英语国际理解教育的意识。 对于初中老师来说在进行教学时不仅要重视学生英语技巧的讲解，还要提高学生对学习英语的目的性，突出英语学习的重要性，帮助他们树立学习英语的正确态度和意识。首先教师要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加强国际理解化教育，也就是让课堂成为一个学生相互交流学习的场所，这里所说的交流是指交流国际文化，学生在课堂上可以扮演不同国家的人，从而用不同的文化背景展示交流的重要性。同时学生还要学会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做文化传播的使者，学生在这样的环境下学习能够增强学习英语的乐趣和目的性。学生通过彼此间的交流更了解国外文化，接受外国文化，并且将外国先进的文化与本国文化相结合。除此之外，教师在进行教学时还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比如在向学生讲解一个国家的文化时就要对该国家有一定的了解，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文化观念，在国际理解教育中正确把握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必要性。只有教师的素质有所提高才能更好地指导学生进行英语学习。同时学校要定期对英语教师进行相应的培训，教师在专业的培训下更好地认识到自身教学中的不足，克服初中英语教学中存在的弊端，提高教师对国际化教育的认识。 2.2进行多样的校园课外文化交流活动。 在传统的教学中教师一般比较重视课堂上的教学内容，从而忽视课外教学的重要性，所以在进行相应的国际理解教育的教学时，教师要充分利用课外教学，提高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爱好。尤其是在新课标的推行下，教师要利用好校园的文化建设，为学生提供一个民主、和谐、多样的校园环境。比如教师可以利用媒体技术向学生展示不同国家文化之间的差异，帮助他们树立多元文化观念。同时教师在进行讲解时还要教学生如何辨别先进文化与腐朽文化，在这样的辨别中吸收和融合外来文化，增强自身对文化认识。教师还可以为学生创设一定的情境，让学生用英语进行文化的交流，学会运用英语实现对本国文化的介绍，提高学生对中国文化的认识。除此之外，在一些有条件的地区，学校还可以聘请一些外教，加强学生与外教之间的交流与互动，通过彼此间的介绍加强文化交流。教师还可以定期向学生进行英语知识讲座，积极向学生介绍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增加他们对国际动态的了解，积极关心国家大事，努力学习英语，为今后文化的交流作出自己的贡献。教师也可以通过播放电影和音乐的形式向学生介绍外国文化，在影片和英语的语言中找到与中国文化相同和不同的地方，从而提高学生的辨别能力，在课外学习中学生可以增进与教师之间的友谊，教师也可以更好地了解学生学习方面的困难，指导他们更好地学习，最终达到英语课外交流的目的与效果。 3.结语 该教学模式符合新课标初中英语教学的目标，适合学生今后对英语的认识和学习。学生增强了对国际文化知识的认识，更有利于我国今后文化的传播，促进我国对外的交流与发展。所以初中英语国际化理解教育方法是提高学生英语水平和文化素养的重要教学方法之一，符合我国教育发展的要求，符合学生发展的要求，能够更好地促进我国英语教学水平的提高，最终实现初中英语教学目标。 国际理解教育论文:推进国际理解教育能力建设 共建东北亚和平文化 摘 要：东北亚国际理解教育研讨会上，与会人员交流了各国国际理解教育开展的状况，分享了最佳实践案例，探讨了促进国际理解教育能力建设和整合国际理解教育资源的策略，形成了加强东北亚国际理解教育能力建设途径与方法的共识。 关键词：国际理解教育； 能力建设； 东北亚 2012年11月28～30日，2012年东北亚国际理解教育会议在中国杭州召开。本次会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国际理解教育中心（APCEIU）和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主办，杭州市教育局和杭州市下城区政府承办。来自东北亚的四个国家——中国、日本、韩国和蒙古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的代表以及国际理解教育领域的专家参加了此次研讨会。为期三天的会议主要围绕以下内容进行了研讨交流：一是四个国家国际理解教育状况及各国在国际理解教育方面的最佳案例；二是体育运动在国际理解教育与和平文化中的作用以及提高国际理解教育能力的有效策略；三是如何在国际理解教育中整合学习资源；四是国际理解教育能力建设合作网络的途径与方法。 一、东北亚四国国际理解教育概况 （一）中国：加强国际理解教育，培养国际化人才 上海师范大学校长张民选教授代表中国做了题为《中国的国际理解教育——以上海一套国际理解课程开发为例》的主旨报告，从政府文件、教育研究和课程开发三个视角介绍了中国的国际理解教育。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当时的国民政府就选派代表参加了教科文组织的创建，新中国在成立后不久宣布成立了“国家世界和平促进委员会”，并于当年在北京召开了“亚太和平与民主会议”。1983年，邓小平提出的“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为中国教育对外开放指明了方向。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政策，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大胆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发展和管理教育的成功经验。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要培养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的国际化人才。要加强国际理解教育，增进学生对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认识和理解。 “国际理解教育”一词于20世纪70年代出现在中国的研究期刊上，但直到90年代末，研究者和实践者才真正关注它。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内期刊上关于国际理解教育的研究论文日益增多，一些研究生也把国际理解教育作为研究选题。2008年，北京教育学会成立了国际理解教育研究分会，之后更多的教育机构进行了国际理解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如北京教育学院、上海师范大学和一些中小学从不同的视角对国际理解教育的内涵、发展和实施进行研究，北京、上海、深圳和成都等地都有中小学在开展国际理解教育，它们把国际理解教育作为地方课程或校本课程，并编写了适应地方需要的国际理解教材。 张民选教授以上海浦东新区开发的国际理解教育课程为例，介绍了上海市政府在推动国际理解教育开展方面出台的相关政策以及在推动上海国际理解教育过程中实施的6个创新，还介绍了浦东新区教育局组织相关专家、研究者、一线教育工作者等编写的一套面向中学生和市民的国际理解教材的结构、内容、教学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以及课程实施的途径，探讨了国际理解素养的内涵及组成要素。 （二）日本：鼓励高中生出国学习以培养“全球人力资源” 日本教育交流与服务中心（Educational Exchanges and Services）主席井上正幸（Masayuki）对日本当前国际理解教育的开展情况做了题为《在中小学教育阶段开展全球人力资源培养》的报告。他指出，当前日本中小学阶段的国际理解教育已经从国际教育转向全球人力资源培养。日本政府于2002年制定了全球人力资源开发战略，决心要通过政府的努力来培养能在全球范围内成功的人力资源。这种“全球人力资源”应具备以下能力和素养：一是语言和交流能力，二是独立性和自信、敢于挑战的精神、适应性、责任感和使命感，三是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四是具有扎实的教育基础和精深的专业知识、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领导力、责任感、团队精神、媒体素养与英语交流能力。因此，促进全球人力资源开发委员会于2012年6月提出了全球人力资源开发促进战略。 调查研究显示，近些年来，日本大多数高中生没有出国的愿望，高中生出国人数逐年降低，从2004年的4044人减少到2008年的3190人。为此，日本政府专门采取了促进高中生出国学习的措施：一是增加高中生出国学习项目及其预算，从2011年的53亿日元增加到2012年的237亿日元；增加高中生资助赴海外学习的名额，从2011年的50个增加到2012年的300个，每人资助4万日元。二是建立新的出国学习项目以提高学生出国学习的兴趣。三是邀请外国高中生到日本的语言学校进行为期6周的短期学习，让他们住在日本人家中，与日本高中生交往并参与志愿者活动，受邀的外国高中生数目从2011年的92人增加到2012年的115人。四是培养高中生出国学习的意识，比如召开高中生出国学习促进会议，为学生提供留学咨询服务。此外，日本还在学校体制改革中特别制定了海外“学分转移”政策，规定从2010年4月起，学校校长要承认高中生在国外高中学习的经历并可将在国外获得的学分转化成国内高中的学分，还把在海外学习可以转化成日本高中的学分从之前的30学分增加到了36学分。 （三）韩国：促进中小学校深入开展国际理解教育 韩国忠清北道教育办公室（Chungche-ongbuk-do Office of Education）中小学政策部门的负责人俞哲（Yu Chul）从三个方面介绍了韩国国际理解教育开展的情况，一是中小学国际理解教育实践，二是国际理解教育教师培训，三是韩国国际理解教育协会举办的一些活动。 韩国中小学国际理解教育实践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学校课程的国际理解教育，包括在中小学校的各门学科中全面渗透国际理解教育，让学生在创造性的动手活动中体验国际理解教育，如学生自主的活动、俱乐部活动和志愿者活动等，在与学科相关的各种活动中加强国际理解。二是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系学校项目为载体的国际理解教育，韩国早在1961年就有4所高中成为联系学校（ASPnet Schools ），到2012年10月，已有134所联系学校，包括25所小学，30所初中，74所高中，4所高校，1所特殊学校。联系学校的目标就是优先考虑各种创新性的动手活动，支持全球学校之间通过各种联系进行跨文化学习，确保在促进“全民优质教育”方面的最佳实践能够让世界共享。韩国联系学校的项目和活动主要有：跨文化意识项目、彩虹青年全球公民工程、东亚儿童艺术表演节、模拟教科文组织会议、亚洲RICE（Regional Initiative for Climate Change Education）工程等。三是在多元文化教育中进行国际理解教育。韩国的多元文化教育主要是为应对日益增加的多元文化家庭的现象，满足学生从多元文化家庭到学校生活的需求。为此开展的项目主要有：针对学生和家长的教育支持项目和促进多文化理解和意识的各种项目。 俞哲介绍，韩国目前已经开展的针对国际理解教育的教师培训主要通过以下两个途径进行。一是由亚太国际理解教育中心（APCEIU）组织开展的教师培训，包括专门为教师组织的国际理解教育能力建设的相关培训、国际理解教育亚太培训以及亚太学校校长领导力研讨会；二是在国家和地方层面开展的联系学校校长和教师培训。韩国国际理解教育协会（KOSEIU）于2000年5月成立，旨在通过各种研究和相关的教育活动促进国际理解教育的发展。该协会向任何对国际理解教育感兴趣的人开放，包括幼儿园的教师到大学的教授。该协会于2001年8月与日本国际理解教育协会联合举办了研讨会，于2002年11月召开了第三届国际理解教育国际会议，于2010年11月召开了第11届国际理解教育国际会议。 （四）蒙古：致力于提高全民教育质量 蒙古教科文全委会的Erkhembayar Enkh-baatar先生介绍了蒙古教育的整体状况，如入学率、师生比、教育财政投入等，并提出了蒙古教育面临的一些问题，如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城市学校过于拥挤、3%的农村孩子无法上学、读完五年级的学生只有88.7%、八年级毕业前有9.5%的学生辍学等。为此，蒙古政府出台了2012年教育改革规划，提出要让基础教育普及到每一个学生，提高教育质量尤其是农村学校的教育质量，在保留蒙古传统的同时将现代化知识与技能融入教育。此外，他还介绍了在蒙古政府以及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ADB）等国际机构的支持下，蒙古学校的校舍建设和硬件设施改造更新情况，比如，为牧民建造具有基本设施和玩具的移动蒙古包（Mobile Ger），为学校创建文化和信息中心、教师培训学院，增加取水井和洗浴设施等。他表示要把这次研讨会上学到的新观点带回蒙古，让更多的教师和学校分享，并将其付诸实践。 二、国际理解教育的实践案例 四个国家的代表分别展示了本国国际理解教育实践的成功案例。中国与会者从不同角度展示了中国国际理解教育的情况。除了张民选教授介绍的上海浦东国际理解教育课程开发的案例，北京教育学院的王振先先生介绍了北京教育学院国际理解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经验，以及在国际理解教育课程开发和教师培训方面取得的成果；北京体育学院的茹秀英博士介绍了利用体育资源开展国际理解教育的“北京模式”；四川成都青羊区教育局的副局长徐江涌介绍了青羊区中小学通过体育运动开展国际理解教育的实践探索；北京汇佳教育机构的王雁博士与大家分享了在幼儿园中以端午节为主题开展国际理解教育的成功案例；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的郑彩华博士从理论层面论述分析了将体育运动作为学习资源促进国际理解教育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并与大家分享了赞比亚通过开发传统体育游戏开展国际理解教育的案例，使与会者对体育运动作为促进国际理解教育的重要资源有了新的认识。 来自日本、韩国、蒙古的代表也带来了各国在推动国际理解教育方面的成功做法。日本奈良女子大学附属中学的英语教师南佐美江女士介绍了其所在学校通过交换生项目培养学生国际意识和能力的实践探索，比如，他们从2010年起成功召开了几次可持续发展教育研讨会，并同韩国、菲律宾、泰国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系学校建立伙伴关系，开展交流活动。 日本文部科学省（MEXT）的浅井孝司先生主要介绍了日本以教科文组织联系学校为载体，通过开展可持续发展教育促进国际理解教育开展的成功经验。日本北海道教育大学附属札幌中学的副校长中村邦彦先生以具体案例介绍了其学校通过与中国和韩国的学校建立友好关系，有效促进了双方学生的国际理解意识和能力的实践探索。 韩国韩神大学的康女士认为，国际理解教育的内涵应有6个基本主题，即全民教育、全球相互依存、可持续发展教育、多元文化教育、国际与地区的和平教育以及人权教育。但现实世界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冲突表明，实现国际理解教育的理念和目标还需要更多的人员参与其中，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理解国际理解教育的内涵。 韩国庆尚国立大学（Gyeong-sang National University）的金庸楚（YongChu Kim）教授介绍了关于韩国16个省的国际教育合作状况的实证研究，从机构设置、经费、活动、办公人员等方面分析了韩国省级层面的国际教育合作的现状，以及其中存在的问题，如国际教育合作交流机构设施不完善、各地经费不均衡等，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另一位来自韩国的韩杰索（Geon Soo Han）教授做了题为“在全球化时代如何通过体育进行国际理解教育”的报告。他认为，国际理解教育有5个基本主题，即全球化与相互依赖性、文化多样性与跨文化的交流、和平文化、人权和可持续发展，体育尤其是本土体育运动可以把这5个方面共同置于国际教育的框架里。在全球化的浪潮下，体育运动日益全球化，本土体育运动可以向国际层面迁移，同时职业体育运动也日益全球化。最后，他以韩国运动员为例进行了分析，提出体育运动和赛事是进行和促进国际理解教育的重要载体。 三、四国国际理解教育的异同 国际理解教育能力建设的有效策略是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与会者对如何加强国际理解教育能力建设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国际理解教育能力建设应从个人和组织机构两个层面着手。在个人层面上，包括教师、学生、培训者、研究者、决策者等在内的任何个人都应该通过多种途径，如自主学习、交流合作、参加培训等方式，提高自己的国际理解教育意识、知识和能力。在组织机构上，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研究机构、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国际组织（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国际理解教育中心等）都应该成为国际理解教育能力建设的促进者和实施者，通过举行开展国际理解教育的研讨会、相关活动和交流项目等成为促进国际理解教育能力建设的平台和信息集散中心，传播和推广国际理解教育的理念和信息，让大家分享国际理解教育的最佳实践和资源，促进国际理解教育能力建设合作网络的构建与形成。 从四国研究者的报告、研究和案例分享中可以看出，四个国家在推动国际理解教育上有如下共同之处：第一，在基础教育阶段包括学前教育阶段，开展国际理解教育无论对于促进学生个人发展、还是增强国家竞争力以及维护世界和平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四国政府都倡导在中小学开展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全球素养、交流与合作能力的国际教育与交流；第二，四个国家交流的最佳案例都强调国际交流与合作，如出国学习或访问、建立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参与国际项目等，是开展国际理解教育的有效途径；第三，四个国家的与会者都认为，有效促进东北亚国际理解教育能力建设需要四国之间建立长期稳定的交流与研讨机制，还要组织该领域的专家和学者定期开展学术交流与研讨。 四国国际理解教育活动的开展还存在很大差异。在普及程度方面，由于四国的历史、政治和社会情况各不相同，国际理解教育在各级各类学校中普及的程度不同。在教科文组织联系学校最初启动时，日本就指定了6所联系学校，至今已有519所；韩国在1961年有6所联系学校，至今也有134所。联系学校是教科文组织实践国际理解教育理念的先锋队，因此日韩两国的国际理解教育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开展得比较早的，普及的范围也基本覆盖各级各类学校。由于政治和社会原因，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末才开始关注国际理解教育，无论是政策倡导和研究指导都处于初步探索阶段，而且还没有普及到全国，联系学校的数量也较少。 在研究成果和实际影响方面，由于国际理解教育在四国开展的时间和普及程度不同，国际理解教育在四国的教育研究和实践探索中的受关注程度也有很大差异。国际理解教育中心设在韩国，地理位置和语言上的便利使其为韩国国际理解教育的开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近几十年来，日本一直重视培养国际化人才，国际理解教育也因此受到从政府到研究者和实践者的重视，因此日韩两国在国际理解教育方面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在教育实践中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相比而言，我国的国际理解教育虽已受到重视，但从现有的研究者人数、研究成果的数量以及在教育实践中的影响和实施状况来看，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在健全机构方面，日韩两国都已经成立了专门的国际理解教育研究协会，但中蒙两国还没有设立专门的机构和人员，这也是研讨会期间日韩与会者强调的问题，他们希望今后能与中国开展广泛的交流合作。 四、小结 通过为期三天的充分交流、研讨与分享，中、韩、日、蒙四国的研究者都加深了对东北亚国际理解教育能力建设必要性的认识，对体育运动作为重要资源促进国际理解教育有了新的认识，对如何实施有效的策略充分整合各种学习资源促进国际理解教育达成了共识，为今后加强东北亚地区国际理解教育能力建设的合作网络奠定了基础。 国际理解教育论文:我国英语教育中的国际理解教育探究 一、国际理解教育的概念及意义 1.国际理解 所谓国际理解具体指的是对他国的文化、政治和经济的理解，并且使他国了解及认清我国发展情况的一个双向过程。我们都知道，照搬照抄外国文化和盲目排外的民族主义是和国际理解教育内容相背离的，所以，国际理解实际上是使他国理解和理解他国的过程，换言之，是输出和引进统一的过程，这两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国际理解可以说是民族性和国际性的内在结合与统一。一方面，民族性和国际性是文化发展及文化交往中不同的两种特质。民族性指的是在历史发展中的文化与民族特有文化，事实上，这成为一种文化与民族独特发展的尊严。国际性指的是在不断交往中不同文化和各民族所形成的文化和民族间性，其根本是不同文化与各民族互相理解的能力。此外，民族性与国际性之间又具备一定的统一性，国际理解是和民族性分不开的，民族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际性，只有在尊重文化差异和民族差异的前提下进行交往，才能逐渐形成国际性，只有在异民族和异文化相互交往过程中，才能提升本民族自我意识和文化，才有利于完善本民族人民的个性能力。 国际理解要求在教育中不仅应当对传统文化不断发扬与继续保持，还必须对其他国家的文化精髓加以适当吸收。受全球化的冲击，大多数国家都认识到这是和世界文明融合所得的必然产物，因此，各个国家开始重视国际理解教育，然而，在实践中，却容易忘记国际理解的含义。民族繁荣和发展的重要根基是民族的传统文化，通常不同的民族文化均是在互相补短取长当中得以延续和发展。如果文化不具备多元性与差异性，那么就不会有世界文明。因此既要对异国文化加以包容与理解，又不能迷失自我，这成为国际理解中发展和延续国家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2.国际理解教育 由于彼此宽容、尊重及理解是全球化时代迫切需要的基本价值观念，因而国际理解教育受到了国际社会越来越广泛的重视，国际理解教育是密切关系人类命运和人类前途的教育内容。从根本上来看，国际理解教育有着非常丰富的外延与内涵。因为使用场合的不同和使用者的不同，所以对国际理解教育的概念及涵义也不尽相同，再加上爆发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局势重点也随之发生了一系列显著的变化，在称呼上联合国也相继对国际理解教育进行了多次的变更，如“世界市民性教育”、“国际理解教育”及“国际理解与和平教育”等等，但常采用的依然是“国际理解教育”。然而，我国研究人员则认为，在新时期，国际理解教育应扩展成国际教育，还有些学者认为国际教育通常涵盖两层含义，其一指的是全球范围内凌驾于国家之上的教育或者世界教育，其二就是特定的研究领域或者教育理论体系，也就是国际理解教育。虽然国际理解教育的名称不同，但是所表述的意思基本上是类似的，也就是教育必须与时代的要求相符合，通过世界帮助所有人进一步认识世界，进而了解他人和了解自己，在达成共识和理解的前提下，主动而平等地与他们进行合作、交流和交往，进而真正认识到世界相互依存的客观存在，最终懂得如何共同生存的道理。 3.国际理解教育的意义 国际理解教育重点强调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民族、各个国家人和人的理解。事实上，国际理解教育的核心是切实地学会与他人共同生存，国际理解教育的终极目标是对学生进行教育，使学生能够“学会共存”。身为教育的主要支柱，最初“学会共存”是由国际教育委员会所提出来的，同时受到整体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国际理解教育的目标是对全球人民进行培养，换言之是对那些具有“全球意识”的人进行培养，是和地域差异、传统血统教育所不同的，这样一来，才能实现和不同文化与不同民族人进行交往和沟通。然而，国际理解教育的核心是培养学生全球意识，这既有对世界性事物承担的义务，又有相对应的权利。因此，大力倡导国际理解教育并非是空洞的说教，而是人们日常生活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内容，这样一来，必须要求全世界的人加以深刻反思。在当前的班级和校园内，国外友人日益增多，学会怎样与他们共同生存已经成为全球化语境下所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所以，作为蕴含国际理解教育的载体，“学会生存”课题应当将国际理解教育的精神真正地贯彻落实到学生的日常活动当中，这不仅是国际理解教育的目的和理想，又是国际理解教育深化的环境。 二、英语教育中的国际理解教育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学校教学中进行的国际理解教育存在一个共性问题，即缺少科学性和系统性，这样一来，导致在理解国际理解教育观念时，缺乏一定的合理性。比如：在9·11事件中，中学生群体中仍然广泛存在漠视个体生命的不良民族主义观点，这种不当的民族主义情绪对我国的良好国际形象带来了负面性的影响，甚至也会对我国的社会发展和对外开放造成直接的影响。学生的国际理解能力明显不足，比如有些学生接触日本漫画文化后对其中的暴力成分加以吸收。近些年来，随着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我国与世界有了更为密切的联系，在我国与世界深入及广泛的接触当中，难以避免的会发生诸多的误解。所以，在我国的英语教育中应当切实地、明确规范化地进行国际理解教育。然而，在实际的英语教育教学过程当中，国际理解教育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仅仅存在不系统、不自觉且零散的国际理解教育成分，国际理解教育依然未自觉地形成。 1.国际理解态度过于冷漠，进而忽略交际体验 在当前，开展国际理解教育的基础为人际交往。为进一步培养学生共存的思想意识，要对自我的外在存在引起高度的重视，并且要用丰富情感和具体行动来与他人进行交往。对语言进行合理和恰当的使用，有利于改善人际关系，相互尊重及增进友谊，有助于情感沟通。情感态度和语言有着密切的联系，英语教学的一大目的是借助语言教育，对学生与他人合作的意识加以培养，促使学生养成健康积极的品质，拓展国际视野，增强祖国意识。但是，我国的英语教育却错误地认为英语教育与情感态度没有任何的关系，进而使得英语教育仅仅局限在基本技能及基本知识的层面，严重忽视了学生文化意识与情感态度的培养，因此，人们不能用理性来代替感性，用训练来代替日常体验，这样一来，难以体会人文素养，难以增强合作意识，而且培养出的人才也难以与社会的挑战及需要相适应。 2.国际意识淡化，偏重语言知识灌输 作为国际理解教育的一大途径，英语教育必须对学生的国际意识进行有效的培养。然而，在英语教育当中，学校和教师为了能够使学生考高分，往往会消耗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课堂上为学生讲授英语语言知识点、分解知识点，尤其是把语法知识细化成多个能力点、语法点和知识点，而教师则以这些“点”出发，展开英语知识的讲解和呈现，同时对大量的练习题进行设计，以便于促进学生英语阅读能力的提高。而学生则借助于背诵、练习和听讲，通过机械的、反复的操练大量的练习题，试图提高英语水平。但结果往往是学生的阅读能力依然不高，而听说能力则更差，英语课堂教学在我国已经逐渐的变成枯燥无味的课程。在这种长期封闭的状态及传统形式主义的教学模式下，教师一味的重视培养学生系统性的语言知识，却严重忽视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和英语教育的价值，最终使得英语教育脱离了交际文化环境，无法实现国际理解教育的目的。 三、英语教育中实施国际理解教育的有效途径 1.在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中融入国际理解教育 国际理解教育的开展需要设计形式多样的活动，为学生们提供大量的自主选择机会，以便于对学生积极参与活动的意识及责任意识进行培养。英语教育工作者应当明确，所开展的课外活动应当尽最大限度的与个体的自主选择相满足，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够对人和人的相互关系以及对现实状况用心体验，进而对相互协调与相互尊重的必要性进行深入的理解，使人们能够从根本上去感受“世界公民”要承担的责任与应尽的义务。 （1）组织专题讲座 在学校英语教育中，学校可以聘请留学归来的教师，为学生讲解关于国外的文化以及生活习俗的知识，再和我国内容进行对比。经过详细的介绍、分析与对比，培养学生对文化的了解，从而激发学生对英语学习的积极性。 （2）开展外国影视欣赏活动 教师要鼓励学生观看英国或者是美国的电影，这主要是由于电影属于文化的一个侧面表现，同时也可以通过观看演员的表演，了解到非言语交际的一些方法和手段。 （3）鼓励学生收集关于国际理解的相关资料 在课下，教师布置学生搜集一些关于“我国五千年的发展史”、“人类遗产”等的资料，或者是从美式、英式的文学作品中摘抄时文、收集英美文学的一些风俗习惯等资料，形成一个国际理解教育资料库。这些资料不仅给学生提供一个获取文化养分的来源，同时能够使得学生潜移默化地接受国外文化。这样可以帮助学生具有包容各种文化的博大胸怀，同时树立较强的民族意识，使学生具备国际意识，从更多方面来了解英语国家的政治、经济、生产与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以及语言方式等，多角度扩展学生的视野范围，从而能够真实地让学生感受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 （4）利用课余时间演绎英语短剧 短剧内容既能成为学生学习英语的材料，又能帮助学生掌握一些英语国家的故事。对于英语短剧的表演，成为学生获得文化知识的一个最佳途径。教师可以指导学生把教材内容改编成小短剧，再由学生进行表演，这样一来，学生便会在情节中感受到文化的气息。也可以结合一些西方的假日来举办相应晚会，这样一来，学生会在具体的活动当中体会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熟悉与了解各个国家的民族风情。 我国英语教育中开展有序、合理、适当的课外活动是国际理解教育的补充，教师应当尽可能地对课外活动加以利用，从而弥补课堂教学中存在的不足，采用多样化的途径，让学生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政治以及文化等有更深入的了解，这样一来，能够为学生提供更多参加国际理解教育的机会。 2.充分开发英语课程资源 英语教师应当充分地对教育内容加以拓宽，对课程资源进行大力的开发，使日常的英语教育全面地体现出国际理解教育精神，实现英语教育和国际理解教育的有机结合。我国现行的英语教育所使用的教材中所收录的基本上都是极其优秀的作品，并且涉及到的英文篇章都承载着十分丰富的风土人情和文明底蕴。因此，只有英语教师对教材有一个更全面的理解，在逐步完善学生的个人品质的基础上，融入时展的特色，才能够正确引导学生，使学生热爱自然环境，关注未来人类的发展，重视国际理解意识的培养。然而，单单借助于英语教材无法满足国际理解教育的迫切需要，应当尽量使学生通过各种形式、渠道对他国的文化进行了解与学习，使学生懂得如何理解与遵守各国的习惯与文化。 3.教师要树立全球意识 在实施国际理解教育时，英语教育工作者要熟练掌握国际知识，具备较高的国际交流技能，此外，理解国际的态度应该十分端正。可以说，提高英语教育者的国际理解素养，成为开展国际理解教育的可靠保障。在学校教育向世界开放的新时期，学校和教师普遍丧失了教育经验优势，因此，教师和学校应当以积极且正确的态度看待新的任务，将学校真正地创办成为能够吸引学生、留住学生的场所，同时向学生提供理解社会的信息。英语教师在日常的英语教学过程当中，必须重视对学生进行国际理解教育思想的渗透，这就要求教师自己首先应当具备较强的全球意识，要深刻地理解“为和平、为人权和民主”教育纲领，领悟国际理解教育的精神，在实际工作中对国际理解教育的诸多内容进行有意识和有目的的渗透，主动自觉地将英语教育工作与世界民族、人权和和平有机的结合起来，把英语教育者当为推动世界人民相互理解、维护世界和平的使者。 总而言之，面对我国学生国际理解能力低下、国际理解知识贫乏的不良现状，英语教育工作者应当尽快转变传统教育观念，摒弃传统英语教育中的一些不正确的做法，要在增强学生的国际意识方面多做出努力，只有这样，才能在英语教育中贯彻与落实国际理解教育。 国际理解教育论文:试探高中英语教育中的国际理解教育 【摘 要】国际理解教育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倡导下已逐渐成为国际教育的发展潮流，受到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国际理解教育可以让各国人民互相理解、彼此尊重，这是全球化时代人们迫切需要的价值观。英语教育是实现国际理解教育的一个重要手段，高中阶段又是学生价值观与世界观形成的重要阶段，也是进行国际理解教育的关键时期，因此，在高中英语教育中加强国际理解教育责任重大。本文以高中英语教育为基础，分析了我国当前高中英语教育中国际理解教育的现状，并提出了加强高中英语教育中国际理解教育的途径，以促进国际理解教育的发展。 【关键词】高中英语教育 国际理解教育 英语教学 一 高中英语教育中国际理解教育的目标与体现 所谓的国际理解教育，是指随着不同国家、民族与文化间的交流日益加深而出现的理解他国与让他国理解本国的一种教育形式，它是高中英语教育的重要内容。高中阶段是学生树立个人价值观与形成世界观的重要时期，在这一阶段学生基本具备了对事物的判断能力与思考能力，并开始对社会中的一些现象做出价值判断，但由于这一阶段学生的自我意识非常强烈，他们的判断往往具有片面性和非理性，需要对他们进行正确的引导。高中英语教育中国际理解教育的主要目标就是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积极的国际理解精神和态度，挣脱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束缚，从国际视野去思考问题，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形成国际责任感，提高国际意识。国际理解教育在高中英语教育中有重要的体现，就高中英语教材的选材而言，它从不同侧面去体现了英语国家的价值观，有助于学生拓宽视野，理解异国文化，增强民族意识。 二 高中英语教育中国际理解教育的现状分析 1．高中英语教育中国际理解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 现目前，我国的高中英语教育中的国际理解教育并未受到高度重视，高中英语教育中过分重视英语语言知识的灌输，还是以高考为指标，国际理解教育的意识淡薄。英语教学的主要目标是英语知识与技能的传授与掌握，教学的出发点是为了让学生取得好成绩而进行一系列知识点讲解和大量的习题设计，从而忽视了学生跨文化意识、国际意识的培养，也忽视了在英语教学中让学生进行交际体验，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然而国际理解能力与态度需要在跨文化交际体验中才能形成，导致了学生国际理解能力水平较差。此外，在我国高中英语教育中忽视了英语的表达，对英语国家的民族文化理解较为片面。 2．高中英语教育中国际理解教育存在问题的原因 首先，我国的高中英语教育受应试教育的影响颇深，英语教育以高考为主要目标，高中英语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学生能否顺利进入大学，因此英语也就被当做一种工具；其次，在我国的高中英语教学中，传统文化在学生心中根深蒂固，因此在英语学习时潜意识运用汉语的思维进行理解与表达，而没有形成真正的英语思维，受思维方式的局限，使得国际理解教育的认识较为片面，没有摆脱自身文化的束缚；此外高中英语教育中老师片面依赖于教材和课堂，老师的国际视野缺失，学生多元文化体验就受到限制；最后高中英语教育中缺乏国际理解教育的语言环境，缺乏多层次的信息与情感交流，学生的英语交流仅限于课堂，使学生缺乏对国际理解的能力与态度。 三 加强高中英语教育中国际理解教育的对策 1．拓宽学生的交流途径 国际理解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学生的国际理解能力与交往能力，因此，在高中英语教学中应加强英语交流，拓宽学生的交流途径。在英语教学中，应充分利用互联网，为国际理解教育服务，运用录音、录像资料及各种网络资源，拓宽学生进行国际理解与交流的渠道，或利用互联网进行网上听课与交流，深化学生在国际理解教育中的人际交流关系。 2．英语教师要注重国际意识的培养 在高中英语教学中，英语教师首先要树立全球意识，将国际理解教育的思想渗透在学习中。不仅仅传授学生英语知识和技能，同时要在课堂上加强英语交流，让学生进行体验，在交流中体验异国文化，形成国际理解能力。 3．革新高中英语教学的评价方式 改革传统的以语音、语法、词汇为主的英语考查方式，适当减少英语客观语法知识题，增加英语语境应用的试题，培养学生的英语思维，同时要增加英语活动考察，学校组织民族文化讨论与评价，或进行异民族风情演讲，在活动中让学生感知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理解英语民族的文化，提高国际理解能力。 4．引进外籍教师，创设真实的英语学习环境 在英语教学中，应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引进外籍教师资源，加强学生与外籍教师的交流，培养他们的语言交际能力以及国际意识，同时能正确引导学生对异国文化进行认识，加强学生对不同民族的风土人情、价值观念、社交规则等的直观印象，为学生创设真实的语言学习环境，提高他们的国际理解能力。 国际理解教育论文:国际理解教育理念影响下的语文阅读教学 本文站在国际理解教育的大背景下，高层建瓴地从“国际理解教育背景下的阅读教育现状”、“国际阅读教育比较研究”和“国际理解教育理念下的班级阅读环境建设”三个方面，试图探寻出一条“国际理解教育理念影响下的语文教学”之路。 国际理解教育；语文阅读教学；影响 国际理解教育，是在培养本民族青少年主人翁精神以及对自有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在了解其他国家、民族、地区文化的前提下，尊重差异，并能够做与其平等交往、和睦相处，认识与研究全世界共同价值观念，增进不同宗教信仰和文化背景的民族、国家、地区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宽容为旨归的一种教育。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读书热潮的兴起，国外经验的积极引进，认知心理学、心里语言学、接受美学和解释学等相关学科的渗透以及中国传统读书经验的积淀和整理，阅读理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至20世纪90年代末期，已经形成了阅读原理论、技术论、教学论、工具论和阅读史学等几大板块构筑的庞大体系。 随着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 语文阅读教学的研究呈现出精彩纷呈的局面。因此， 国际理解教育理念的深入其中， 便成了一个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 “在语文教学中， 阅读最为基本”（于漪语），在以读写为核心的语文教学中， “阅读是写作的基础”（叶圣陶语）。那么，国际理解教育理念影响下的阅读教育的本质该是什么？这样的阅读教学核心与精髓所在何方？阅读活动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组织过程、组织形式？如何从根本上将阅读教育和国际理解教育理念真正地紧密结合？这些都是当前语文阅读教学所面临的难题，以下一些不成形的想法，希望能从感性的理想化中寻求一条理性之路。 一、国际理解教育背景下的阅读教育研究现状 纵观当今的基础教育体系里，阅读教学在许多国家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重视与关照。各国都纷纷形成了各自比较成熟的阅读教育理念，并且在本国的阅读教材编写、阅读训练操作、阅读成效评价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由于各国的语言不同，国家与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也不一样，这就使得各国的阅读理念与阅读教学行为呈现出了一定的差异。 西方的阅读学及阅读教学理论与我国差异是比较明显的，这和他们的语言、发达的心理学和社会形态是分不开的。目前西方阅读研究的课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阅读心理及能力构成理论 西方阅读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丰厚，包括阅读的两种基本心理流程：视觉——文字和音位的交换——听觉形象——心里词汇；视觉符号通过语音的激发，直接和心理表象挂钩。前者是合成认知方法也称为间接阅读，后者是整体认知方法，也称为直接阅读，被认为是真正有效的阅读。 此外，根据信息加工认知心理学的观点，可以把阅读理解的过程分为三种模式：①高夫模式（课文基础模式）；②古德曼模式（概念驱动模式）；③安德森模式（图示理论）。其中“图示理论”综合了前两种模式的可取之处，指明了读者在阅读理解过程中选择注意点、解码、填空、重构、记忆等主观能动性，这是以皮亚杰为代表的当代构建主义心理学在阅读研究领域的运用。 （二）阅读的发展阶段理论 该理论由美国心理学家和儿童教育家Jeanne Chall提出。他认为阅读能力的发展分为六个阶段：0～6岁为零阶段；小学一、二年级为第一阶段；二、三年级为第二阶段；小学高年级至初中低年级为第三阶段；初中高年级至高中为第四阶段；大学以后为第五阶段。在该理论中，每一阶段阅读能力的提高都为下一阶段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样，任何一个阶段的失误都会削弱今后阅读发展阶段中潜能的发挥。 （三）阅读个体差异的矫治理论 该理论由美国学者鲁泊利等人在1989年提出，他们从阅读教学诊断与矫治的目的出发，把构成阅读能力的变量分为“促进性因素”和“功能性因素”两类，阅读能力变量的区分，揭示了促进性因素对于发展阅读能力的重要作用。而许多促进性因素超越了教师影响所及的范围，对于每个学生来说，这两种阅读因素水平是有差异的。因此，教师应根据学生的个体差异进行个别化指导。 （四）阅读教学策略理论 运用建构主义的思想，把读者的原有知识背景、主体建构和阅读策略教学结合起来。阅读策略主要包括：激活原有知识策略、确定重要信息的策略、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的策略、故事语法策略、概括信息策略、监控理解策略六个方面。研究表明，阅读策略教学对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是有效的，其中一部分策略对学困生尤其有效。 （五）读写能力教学的动态中介模式理论 教师不必简单地向学生传递文本含义，而代之以通过社会性的交往作用去中介学生的学习。教师的这种中介作用应该多于对如何做某事的模拟和暗示。当教师和学生相互作用时，他可以不断分析学生是如何思维的，他们用什么策略来解决问题与建构意义。教师可以从这些分析出发，决定给予学生多少支持和什么类型的支持。 （六）出声思考法 “出声思考法”（think aloud）由德国心理学家Duncker在1945年首先提出，最初只是一种研究方法，在研究阅读中认知加工问题时，代替早期的内省或口头报告等方法。后来，柯林斯和史密斯等人在1982年开始用于阅读教学。其策略主要有教师示范策略、学生词语表达策略、问题解决策略、自我提问策略、合作讨论策略等。它们共同的特征就是鼓励学生在阅读过程中随时说出自己的感想并相互交流，从而学会如何在阅读中思考。 二、国际阅读教育比较研究 英国的阅读教学注重围绕的主体和重心是学生。“阅读与反应”的教学方法是英国阅读教学的典型方法，它强调学生的个人发展和参与意识，要求学生在阅读与反思中感受、体验、理解人物的思想、性格以及作品中展现的各种关系。阅读与反应教学的做法可以按照以下顺序梳理：首先，适当的讲解将要阅读的文本，在此基础上，学生通过阅读和讨论进行比较学习；接下来学生对教师下发的多样的阅读材料进行选择性的精读，并能在教师设计的与此相关的写作训练中得到提高。这种阅读教学方法在阅读技巧的传授方面注意对阅读的流畅性、准确性、趣味性把握，能让学生获得更多的自主空间，使他们能够为不同的目的选取不同的参考资料进行辅助。 自主是美国阅读教育的主要特征，他们的阅读教学最终想要实现的目的就是让一个成人能够流畅的阅读，并且乐于通过阅读来获得自身的不断发展，并通过国家、社会、家庭等多角度、多层次的关注来实现对阅读教育的重视。布什政府通过的阅读优先计划明确关注低年级的阅读，实施早期儿童阅读教学，以科学研究为基础，为幼儿园到小学二年级的儿童建立了综合阅读课程。美国2002～2007年教育部战略规划提出“在这片被称为美利坚的伟大土地上，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的战略目标，其中“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的目标中，将阅读作为首项提出来，作了多方面的阐释。布什政府为施行教育改革计划还推出了《新学期指南》，重点提出推行高效阅读教学法、推行阅读先行计划（Reading First Initiative）。目前，美国语文教师所采用的阅读教学法大致包括以下几种： 小型课——学生每天一小时进入阅读作业教室，教师大概花10～15分钟进行阅读指导，这种阅读教学法让学生有自我选择教材的权力，采取先理解后操作的教学方法、渐进积累的模式来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 “诊断——处方”阅读教学——围绕明确的教学目的组织学生进行阅读，设计各种形式的活动练习来实现阅读教学，从而关注学生作为读者的个人反应，发展学生的阅读技能，使学生成为卓有成效的阅读者。 阅读教学合作性学习（Cooperative learning）——围绕明确的目标任务设置学生感兴趣的话题，将学生分为若干兴趣小组，学生在分组情况下进行合作性学习，教师在巡视的情况下对学生进行指导，使学生充分发挥各自的潜能，这种方法因为各有分工而不会出现“搭车”现象，每个学生都有参与的权力与要求，通过分工合作来实现全体学生语文素养的提高。 批判性阅读策略——善于让学生提出问题，通过各种问题的疑问，学生展开自我思考，提出富有创建性的理解，从而拓展学生的阅读思维。另外，还有比较灵活多变的阅读教学方法，如朗读感悟日记活动法、个别化阅读法、语言体验故事法、演绎阅读法、归纳阅读法、SQ3R（Scan、Question、Read、Repeat、Recall）阅读法等。 将阅读与写作联结形成“生活作文”的概念是日本语文教育界对阅读教学的总体思路，他们主张加强阅读与其他门类之间的联系，阅读方面受美国实用主义影响，要求通过阅读教学达到“适应生活、形成功能”的目的，自觉地居于读者的立场理解文章，在分析过程中体现批判精神和交流能力。在阅读教学的操作上，他们将阅读理论与解释性理论相结合，生成了一些有特色的阅读教学法，包括石山修平的“通读——精读——味读”三读法，芦田惠之助的七段教式法，西尾实的“直读——解释——议论”三层次法，等等。 三、国际理解教育理念下的班级阅读环境的建设 从容的阅读需要适合的场所，阅读的场所和读者阅读的乐趣、情绪甚至专心程度都有极大的关系。比如，当我们躺在床上阅读，感觉是舒适而放松的，所以才有一些出版社推出“枕边书”系列来帮助失眠者放松精神，找回睡眠。不同的环境对阅读效果的影响是巨大的，冰天雪地和烈日当头的户外、熙熙攘攘的闹市之所以都不能算是良好的阅读环境，就因为这些环境会影响读者的阅读效果。同时，阅读效果的好坏也不是仅仅取决于场所的好坏，它和所读作品的内容、阅读者的心情、阅读时间等都有很大关系。其中，阅读的态度和阅读的动机更是制约阅读效果的重要因素。 总之，由上面众多元素构建的阅读社会背景就是广义的“阅读环境”，作为阅读教学中的成人主体，教师和家长想要在发展孩子的阅读能力，提高他们的阅读技能，帮助他们学习适合自身的阅读方法，培养他们生成健康有效率的阅读习惯等方面做得更好、更有成效，就得结合孩子的需要，共同为阅读教学提供一个能起到促进作用的环境土壤，从而辅助养成教育理念关照下的阅读教学策略效率得到最大实现。 （一）选书与成人协助 每一次阅读都可以归结成一种循环往复的阅读循环过程，读者的阅读并不是像公交汽车一样的直线循环关系，而是首尾相接、结果和开端相互转换的过程。 一位在书店里晕头转向的家长最有可能向店员提出这样的问题：什么书适合我7岁的孩子看？这位家长的困境和他提出的问题基本概括了“分级阅读”的大致概念。换句话说，正是应这位家长所代表的庞大群体的需要，才产生了“分级阅读”的概念。判断一本书是否适合某一个人，要从书的因素和人的因素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成年人读什么书是由自身决定的，是个人行为；但是判断一本书是否适合一个儿童，就没法让他自己全权决定了，因为不但要考量书的篇幅、生字、词汇难度、主题深浅、背景知识、所属类别等等书的因素，还要考虑到阅读者的年龄、性别、词汇量、理解能力、有无他人协助阅读等等的因素。儿童阅读环境的建设真正急需的，首先是一位可以信赖的成人，他可以在儿童阅读遇到障碍时帮助解决这些难题，在适当的时候分享孩子的阅读体验，激发他们的阅读兴趣。这个“有能力协助的成人”的角色，有时候需要关心学生阅读习惯养成的家长来扮演，然而更多的时候，教师还是担任这一角色的主要人选。 （二）藏书及陈列方式 教师协助孩子选书的先决条件是要有一批近在手边并且容易取得的书，那么这就需要教师在班级中为孩子准备一定数量的藏书。这些藏书从哪来？教师可以发动孩子们把他们喜欢的阅读材料带到班级里来，也可以利用班级管理经费购买一些书籍，甚至有些教师乐于为班里的孩子收集一些新奇的读物，将这些阅读材料汇总起来之后不难发现，这时的班级藏书数量已经颇具规模了。通过这样多种多样的方式鼓励班里的每一名学生都投入到班级图书角的藏书建设中去，不但拓展了课堂阅读教学的时间与空间领域，还使得学生更加留心生活中与阅读有关的元素。 藏书的数量达到之后，教师接下来就应该注意图书的陈列方式了。图书的陈列方式不但会影响图书本身被读者注意到的机率，也会影响读者的阅读兴趣。然后就是究竟由谁来进行班级藏书管理的问题了，其实教师付出多少并不能决定学生是否有所收获，学生对于不需要他们参与的活动很难打起精神，更别说积极投入进去了。因此，教师适当放手，将管理藏书的任务多多交给学生去做，反而能让他们感受到教师悉心营造的阅读环境。 以东北师大附小的养成教育教学模式为例，在学校的班级建设工作中，作者发现几乎每一个班级都拥有自己达到一定数量的藏书，班里的图书角都被同学们布置得活泼而温馨，班级里的每一个成员都很爱护藏书，每一名学生都有机会轮值成为图书角的管理员。在成为图书管理员的时间里，学生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整理图书，选择能表现自己阅读兴趣的图书陈列方式。这样的班级藏书建设可以说是养成教育理念关照下的典范模式，不但能帮助学生产生责任感和主人翁精神，还能让他们在建设班级藏书的过程中生发对书籍的喜爱，自然而然地激发了他们的阅读兴趣。 （三）阅读时间 英国著名儿童阅读活动研究者艾登·钱伯斯说过：“如果让我指出培养孩子成为读者所需要的阅读环境中几项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那么阅读时间的安排就是其中一个，也是最主要的一个。”的确，一个班级的藏书角无论建设的多么华丽，如果孩子没有时间去阅读，藏书是无法发挥它创造阅读环境的作用的。“我们甚至可以从一个学校安排学生阅读时间的长短和稳定性，保证学生阅读时间不受其他活动干扰的决心，看出这个学校的好坏。”东北师大附小正在实施的，由熊梅博士所引进的学校教育弹性时间理念，在实践中就很好的为儿童提供了合理的阅读时间。这一弹性时间表安排学生在午餐和户外活动之间，要保证15～20分钟的间隔区域。由于午休时间有限，小孩子又做不到饭后不进行剧烈运动，所以在这15～20分钟左右的间隔区域里学生们都被要求留在教室中。在实际考察中作者发现，在这15～20分钟的间隔区域中，各个班级的学生并没有呆坐或是立即午睡，他们大多数都会从教室后方的班级图书角中选一本自己感兴趣的书籍，在阅读中度过这段时间。这样一来，虽然并非每个班级都被要求在午餐后必须进行15～20分钟的阅读指导，但是这段弹性时间的存在却巧妙地激起了学生的阅读兴趣，可以说是对时间安排的一个简单精细化处理，最终达成了可喜的效果。 （四）儿童的阅读与讨论 美国书商协会做过的一项调查显示：人们对图书的选择理由中，最普遍的是从朋友处听说。这一信息看似跟小学阅读环境建设毫无关系，但的确是值得教师深思的。设想一下，如果成人的阅读兴趣是可以由朋友激发的，那么如果我们多鼓励学生交流自己的阅读体验，是不是也能达到相同的效果？至少如果学生花时间凑在一起讲一讲昨晚看来的小故事，对于听故事的孩子来说就等于是多了一份阅读体验，虽然这种体验不是自己的，但事实表明，学生对于书籍的二次阅读，基本都是在经过了与同伴分享阅读体验之后，想通过二次阅读来证明一些讨论中遇到的争议问题。可以说，鼓励学生在群体之中谈论阅读过的书籍，通过影响学生中的领袖人物，使他将这种影响传播到整个群体中。 新世纪的地球村公民应具有深刻的同情心和博大的胸怀，同时具有独生子女的父母、独生子女的教师、独生子女的学生——所谓“三独”属性的学生中，在心理和生活方面出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国际理解教育理念的深入理解与践行，可以有效地指导孩子们如何走出封闭的自我圈子，同时，增强对与自身存在差异的个体与集体的理解与尊重，并与之合作也是我们的教育继续解决的问题。“知识改变命运”，而阅读是获得新知最聪明、最有效率的方式，那么希望国际理解教育理念的深入推广能给我们的语文阅读教学指出一条打破常规的新路。 国际理解教育论文:互联网信息技术在国际理解教育中的作用 国际理解教育课程具有跨学科、综合性、范围广的特点，内容极其丰富。课程学习通常是从国际理解教育课中提出各种问题，引导学生到各门相关学科知识中寻求答案。这些问题不同于单纯的学科问题，而是围绕国际理解这一主题，体现出综合性、基础性、选择性。该课程所追求的不是教给学生一些答案，而是教会学生探索问题的方法，养成关注人类命运、关心地球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公民的素质和态度。这门课程的特点决定了它的学习与互联网信息技术有着紧密的联系。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具有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多媒体化的特点，和开放、共享、交互、协作的特征。运用信息技术学习国际理解教育课程，既可以为学习国际理解教育课程中的某一问题收集信息，也可以使学生掌握上网查阅资料的技能，更重要的是为学生学习国际理解教育课程打开无限广阔的空间。 一、运用互联网传播中华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尊自信 1. 培养传播中华文明的使者 首先是学习者。在中国开展国际理解教育还应包括中华传统文化的学习与传播。主要包含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文化的贡献、中国近年来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交流与合作等内容。通过学习让学生养成民族自尊心与自豪感，在对本民族文化认同的基础上，与其他国家的人们平等友好地交往，形成民族平等意识和民族团结合作精神。 其次是传播者。向世界传播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文明，是每个中国人让中华民族走向世界的重要使命。让学生在了解别国文化、了解国际发展动态的同时，反观本民族文化及发展前途，加深理解和认同，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责任感。在与国际先进文化共存与融合的同时，培养学生具有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辐射能力。如开通专题网站，建设主题网页，努力传播中华民族优秀文化。 2. 培养诚信儒雅的国际交往品格 学习吸纳世界先进文化，把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厚底蕴和科学前卫的现代意识，东方文明的独特神韵和西方人文的哲理思辨和谐地融为一体，让学生拥有理解、包容不同文化、习俗的胸怀和品质，通过各种渠道让学生形成高尚人格，懂礼仪，明是非，做人诚信，处事踏实，举止文明、儒雅、得体。 二、运用互联网学习世界先进文化，拓宽国际视野 1. 丰富的网络资源，可以让学生了解丰富多彩的世界先进文化，形成海纳百川的国际理解态度。在互联网世界的遨游中了解西方文化的历史、发展和变迁，同时也让学生在学习国际知识的基础上学会接纳、关心和尊重不同的文化形态和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开阔了学生的国际视野。 2. 快速的搜索引擎，可以让学生非常便捷地探究学习重大国际问题，如和平、人权、发展、环境等。当今世界，科技和经济不断发展，国际政治经济风云变幻，了解和把握世界上所发生的各种热点问题和发展态势，以及它们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可能产生的影响，学习掌握代表未来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方向的新事物，这是对国际化人才的素质要求。了解各国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等方面的知识，特别是近代以来西方科技的飞速发展及对人类生活的影响，了解各种社会制度的不同和联系，了解全球生态状况等，关心人类共同问题，互联网搜索引擎为学生的探究学习提供了重要的帮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地球村”的概念，培养国际责任感，增强国际意识。 三、运用互联网开展人际交往活动，培养国际交往能力 加强人际交往技能培养，促进个体人际关系的形成，改善个体的人际交往状况，帮助学生在人际交往中克服自己的个性弱点，塑造健全稳定的人格，和谐人际关系，使学生的人际心理健康发展，克服人际交往障碍，是开展国际理解教育课程教学的人际基础，学会与人友好交往也是国际理解的第一步。互联互通的网络世界为网络人际交往提供了物质基础，对促进国际交往能力产生了积极影响。网络人际交往扩大了学生人际交往的范围。网络可以使学生接触到校园以外跨国界的世界，了解到更多更新的信息，而QQ、ICQ以及MSN等聊天工具能够使他们不分国家、不分民族地结交网友，在和世界各地网友的交往中，增长了知识和见闻，加深了学生对世界文化多样性的认识，培养了学生的国际交往能力。 国际理解教育论文:关于对“国际理解教育”的理解 半年前，写过《还是要理解国际教育》。如今又写《关于对“国际理解教育”的理解》。乍一看这是在“玩儿”文字游戏，其实真不是，更真不敢。因为自从前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提出“加强国际理解教育”以来，人们就开始把它纳入素质教育，进行了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通过“加强国际理解教育，推动跨文化交流，增进学生对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认识和理解”，正在成为不同层面探索和研究的共同追求。其中，如何对待国际教育，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教育，自然也在探索和研究之列，于是引发了前面那篇议论。所以，绝不是耍个什么“花活”，把一个偏正短语“重组”成一个动宾短语，拿来“蒙人”，甚或捣乱。 这个主题虽然想了一段时间，但是真动心想写，还是在不久前的一个开题会上。当时，接到一项任务，说是“指导”几位“未来教育家奠基工程”学员的开题报告。说实话，“指导”是人家给面子，“交流”倒是真能长本事。正是这次“交流”的机会，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刁雅俊校长的研究课题，再次为我点燃了思考这个主题的火花。 其实，过去咱们也没有忘记世界，也很关心国际。记得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就一直挂在嘴边。祖国倒是时刻挂于“胸怀”，世界还是无法“放眼”。因为那时知道的“世界”实在太少了。改革开放以后，“走向世界”又成了国人之梦。特别是1986年邓小平同志的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真是让咱们大开眼界。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和咱们来来往往的国家和地区也有200来个了。30年前别说出国，就是听说谁去了趟香港，没有一个不眼热的。30年过去了，现在去趟香港、澳门、台湾，就跟去趟北京、上海、广州差不多，走出国门，来趟北美、西欧、澳洲，也是抬腿就走，不在话下。而且，在人家眼里，咱们已经不再是30年前的咱们了。眼睁睁GDP的真金白银“拍”在那了，“G2”不扩大成“G8”行吗？如今，谁都得高看咱们一眼。可话又说回来，人家到咱们这里来的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勤了。过去是咱们在马路上“围观”老外，现在是老外在网络上“围观”咱们。因为老外已经不再满足访问、旅游，更希望能够得到一些“机会”和“实惠”。应该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咱们国家进入这个国际大家庭，并不说明咱们国民已经融入这个国际大家庭。那些连咱们自己也觉得“丢份”的事情，尽管仍属个例，也影响着咱们的国家形象。看来，教育规划纲要要求的“国际理解教育”还真得从娃娃抓起。 在推进“国际理解教育”的探索和研究的过程中，如何定义“国际理解教育”大概尚无定论。但是，如何“理解”国际理解教育，似乎思考较多。因为，这是具体“推进”的关键所在。当然，答案并不唯一，不同的视角自然有不同的“选项”。但是，至少下面三个应该可以讨论。 有一种“理解”是学习。在国际大家庭中，各国都有值得咱们借鉴乃至学习的因素。虽然彼此的文化背景不同，甚至价值观念各异，但那些国家能够形成良好的“长效”机制，必然有他的道理。就拿垃圾分类问题来说，谁都知道，它已经取得国际共识。事情似乎不大，意义确实不小。减少环境污染，促进资源节约，于公于私都有益处。于是，或桶、或箱的“分类”设备逐渐普及开来。咱们尽管跟进不久，从居民小区到公共场所，各式各样的“分类”容器也已随处可见。然而，实施起来差距就出来了。人家那里执行就是到位。据留学回来的学生介绍，哪怕一小团儿塑料薄膜，也会放在一边，准备集中起来装入“可回收”容器里边，绝不会乱放，更不会乱扔。咱们国家有些人的做法就让人“遗憾”了。有时，你要往“分类”的垃圾箱里瞅上一眼，无论哪边都是脏兮兮的，甚至充满汤汤水水，商场、公园、车站、路边尤甚。有人说，和过去使用“土筐”没有什么两样。如此形容倒也不算夸张。再说吸烟问题，人家和咱们所持“态度”也是截然不同。公共场所没人吸烟，无论是谁，不准就是不准，烟瘾上来也得忍着。其实，欧洲有些国家的烟民也不少，街头吸烟就是常事儿，可只能“吸”在街头，不会“吸”在室内。有的国家禁烟更加严厉，就是露天可能也不准“吸”。难怪总会提醒咱们：“违规吸烟会有警察罚款，千万别找麻烦。”咱们这里如何，其实大家心里都有数。一个会议下来，弄你一身烟味儿，已经司空见惯。至于你“吸”多少“二手烟”，谁也不会测评。至于什么原因所致，谁也不去追究。类似这样有章不循的小事儿又何止这些。咱们在境外经常入住的酒店、就餐的饭店，你看到用汉语写的“温馨提示”：请不要随地吐痰、请不要大声说笑……哪里还有丝毫“温馨”，汗颜之余只有窝火。“于细微处见精神”，生活细节反映修养水平。再少的人排队，也难免有人“加塞儿”；再多的人开会，也难免有手机响起。人家说咱缺乏“修养”，咱总觉得小题大做。原因是这种无视规则的人毕竟还是少数，但问题是这些少数毕竟无视规则。国际社会之所以把这些生活小事由道德层面提升到制度层面（或者说是法制层面），就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培养社会责任。实践证明，它的确为社会进步注入了极大的活力。对此，咱们真应该充分“理解”。在共同规则面前，自觉约束自己，自觉形成习惯。这种“自觉”本身就是对社会负责、对自己负责。所以，这方面的“国际理解教育”，应该把“理解”理解为学习。比如，制度背景下的公民权利意识，变遇事找“人”为遇事找“文”，使管理凸显公平；制度环境下面的责任意识，变粗放管理为精细管理，把质量推向极致。如此等等，只要有利于咱们的，该学的一定要让学生学到手。 还有一种“理解”是尊重。在国际大家庭中，每个国家都有或长、或短的成长经历，并凝聚了各自的民族文化，形成了各自的宗教信仰。当然，也由此衍生出独特的生活习俗，发展成独特的艺术风格。这里绝对没有先进与落后、原始与现代，更没有高贵与低贱、正确与错误，都是在自己特有的自然条件和人文环境下逐渐成长起来的人类文明。即使某个时期有些外来影响，也离不开自己文明的坚实基础。其实，咱们自己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尽管地域辽阔一些、民族众多一些，但作为中华民族的文明，同样经历了这样的成长。如今，“多元化”（或是“多样化”）开始成为世界形容“世界”的高频词语，咱们这里也是一样。应该说，是世界的“多元化”使人们切身感受到了世界的五彩缤纷。面对这样的“多样化”的世界，咱们在“国际理解教育”中，还可以把“理解”理解为尊重，以一种宽广的心胸、宽厚的心态，欣赏人家的民族文化、宗教信仰乃至生活习俗、艺术风格，让咱们在感受世界五彩缤纷的同时，分享那里的美丽和美好。其实，尊重人家就是尊重自己，因为咱们同样是“多元化”中的“一元”。此外，对于尊重还有另外的“理解”，专门用于处理国际关系。比如，某个国家发生某种变故，执政党换了、领导人变了，甚至国家体制改了、意识形态变了，别人总得有所表态。一般情况下，咱们总是会尊重对方人民的选择。不管人家怎么“选择”，都应受到“尊重”。因为人家人民的任何选择都是自己的意愿，谁也干涉不着。用句老百姓的话说，各家过各家的日子，你用不着多操心。当然，该操心的时候你也躲不开，遇上天灾人祸咱还得帮他一把，谁让这是一个国际大家庭呢？帮他这把，更是具体的“尊重”。所以，这种非常必要的“尊重”，自然也要在“国际理解教育”中体现出来。 国际理解教育论文:国际理解教育视野下高校中外合作办学 随着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国际理解教育的意义日益明显。国际理解教育旨在谋求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它有两个基本着眼点：合作与发展。中外合作办学就是其中的一种表现形式。中外合作办学是我国改革开放后在教育领域出现的新生事物，已逐渐成为我国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的重要形式之一。 1 设置促进多元文化交融的国际教育课程 现今，全球正倡导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国际化，高等教育院校和机构应承担培养国际化人才的责任与义务，同时要使学生认同和欣赏本民族文化以及异域文化，理解文化多元和文化存在的合理性。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境外合作办学还处于起步阶段，总体发展水平不高，还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以笔者之见，应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等多方面进行教学模式的改革，主动适应国际化人才培养目标的需要。设置与合作学校相适应的国际化课程： 1.1 本科高校的课程体系与合作学校相一致课程 我国高校学科专业结构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存在许多不相适应的方面，课程设置的灵活性、实用性、互补性不足，专业设置有一定的滞后性，学生进入国外的合作学校，不适应学校节奏，有些课程设置重复，而另一些却没有涉及。这就需要日常间的交流常态化，在课程设置方面相一致，学分学位互认。高校应针对境外合作办学机构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学生管理制度、课程与教学制度及财务管理制度，寻找合作双方的契合点和合作方式，建立既满足合作办学需要，又与合作高校管理体制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保障和促进双方更好地开展合作与交流。 1.2 本科高校的课程设置与合作学校相融相通，具有连续性 在连续性方面，可以有计划地采取视频会议、3G技术以及云计算技术等，它们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有着相同学习需求的学生搭建了信息沟通的平台。克服因时间、空间造成的国际交流合作的广度、深度不够的局限，提供更为便捷的国外优质教育资源，通过网络视频技术，进行实时交流，使我国高校学生可以学习境外合作学校的课程，甚至享受国际一流大学的师资，聆听名师指导。重视合作学习，“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在保持自我的个性的同时，既树立了牢固的合作意识又学会了必要的合作技能，同时树立了良性的竞争意识。远程教育的核心是“交流”，定期的远程的视频学习，可以及时掌握合作学校的动态，了解合作学校的校园文化。远程合作教育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教育，通过相互之间的交流，了解双方的文化背景。 1.3 重视语言学习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交流意识与能力的全球公民，其首要前提是具有与外国人交流的语言能力，对于中外合作办学的学生更是尤为重要。而世界各国的的语言皆有不同，原本发明用来沟通的语言，在全球化时代，竟成了沟通的障碍。这就要高等学校重视外语教育，外语学习既是学习一种语言工具，又能在学习中了解到语言文化的深刻内涵，有助于了解其他国家的知识，加深对差异文化的理解。 1.4 重视本国文化培养 我国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有着厚重的文化承载，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在推动教育国际化过程中我们依然要保持教育的民族特色，必须注重人文教育，保持民族优秀文化传承。 一个注重本民族优秀文化传承的教育体系，一般是不会轻易丧失自身的民族特性的。 通过民族乐器、茶艺、篆刻等具有民族特色的民间民俗文化特色社团的开设，使学生认同、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培养他们的民族情感与国家责任。教育国际化不能照搬西方，不能变成某国化，不能变成他国教育的附庸。 1.5 加设国际热点、文化冲突、地区差异课程 民族差异的存在，宗教派别的争端，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加大，社会冲突的呈现，近期，国际热点问题突出，叙利亚局势不稳，朝鲜半岛形势恶化，帮助学生理解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提倡和平崛起的现实意义。各国要加强国际理解教育，共同承担在全人类心灵深处播种“ 理解”理念的重大使命。 与此同时，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教师。应该安排教师互访，加深对不同文化的认同，提升教师的国际理解素养，不仅能带来及时的信息，更加重要的是让我们的教师在原有知识储备上，开拓了自己的眼界，更加深刻地理解到国外的文化历史，对于理解、认同、感知外国文明起到推动的作用。也正由此，在老师的指引下，让学生也能更好地理解我们一直推行理解教育的意义。国外文化和我国文化的差异，两者的相同之处，要注意什么，要学习什么，这样才能更好在了解自我的同时，又能熟知自己生存的大环境的要求。 2 开展中外合作办学的影响与反思 我国开展国际理解教育的目的是进行国际化人才培养，提高我国人才的国际竞争力，最终目的是在全球建立一种“和”文化。何谓“和”文化呢？简而言之，就是“和而不同”，尊重差异，促进和谐，倡导和平，谋求共生。“共生”作为儒家“大同”思想的理想，是社会理想的现代形式。通过中外合作办学，使学生能到双方的国家学习、交流，在异域文化的氛围中学习对方的文化知识，理解其中的价值观念，通过直接的面对面的交流，身临其境的体验要优于文本的阅读和理解，更能够体验到异域文化的独特魅力。了解别国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科技发展现状，对民主政治、社会经济、个人人权有独特的认识。使来到中国的外国留学生，了解东方文明，对儒家文化的认识会更深刻，不会产生出于无知的傲慢和偏见，不会认为儒家文化对西方文化构成威胁。国际间，各国日渐重视彼此的依赖，学校教育因而需要在国际理解、全球共同利益、消除地区及民族间冲突展现政治功能。 从国际理解教育的视角看，我们应该强调反思教育，学生在认识、理解多元文化的同时，有一种批判思考能力，从而反思自身。学生通过对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的比较来反思本土文化，反思文化冲突，才能更好地理解文化差异，促进文化交融和不同文明的融合。 但是，现在地方高校中外合作办学还存在不少问题：地方高校存在主观上不重视，态度不积极；教育资源良莠不齐，总体水平不高；高水平国外师资难以引进，管理模式落后，缺乏与国外高水平大学或研究机构合作的平台；招生管理存在漏洞，生源不均；不重视“合作”“交流”意识的培养；对国外合作学校或者研究机构审核不严，致使办学质量下降。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既不能符合国际理解教育的宗旨，也不能满足国家以及世界对人才的需要。应该认真对待这些问题，规范办学秩序，加强学生质量管理，做好合作办学的质量监控，维护中外合作办学的声誉。应坚持引进优秀教育资源，建立严格审核机制，完善国外学位和办学机构信息透明度。

比较文学论文:试论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 论文摘要：比较是确定事物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是比较文学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比较文学的研究趋向是在民族文化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之间建立一种辩证的关系，在世界文化的范围中寻觅思维本质的共性，它是辩证思维方式与方法论的结合；比较文学作为文学研究，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影响研究与社会历史批评，平行研究与新批评、符号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接受美学、女性主义批评、文化批判等无不渗透着比较文学思维特性。重视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论，是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不容小觑。 论文关键词：比较文学；文学批评；方法论；意义 在大学中文专业本科教学中，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分属两个不同的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归于外国文学学科领域，而文学批评则是文艺学中与文学理论、文学史共同构筑“三足鼎立”基本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不争的共识是：“‘比较文学’中的‘文学’，单指文学研究而言，不包括文学创作。所以，比较文学属于文学研究。是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明确了这一点也就明确了比较文学的学科归属和基本属性。比较文学也就有了质的规定；而文学批评是一种以文学欣赏为前提、以文学理论为指导、以各种具体的文学现象为对象的研究、评价活动。既然如此．比较文学就应该是文学批评的重要内容；而比较文学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学界对于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探讨，更多地是分而论之，对两者的天然联系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尽管乐黛云、陈悖等比较文学界的前辈都不失时机地强调比较文学与文学研究的融通，并呼吁比较文学方法论的拓展，但未能引起批评界应有的响应。在文学批评领域，人们论及方法，更多地关注的是文学批评本身的内在方法和外在方法等方法论体系，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之关涉以及比较文学方法论意义的研究还属于薄弱环节。本文正是针对这一点，尝试着讨论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论之意义。 一、比较与比较文学 任何存在物都无法独自存在，任何事物都处于与别的事物所形成的各种各样的关系之中。比较的意识应该是随着人类意识的产生而产生的；有意识的比较思维在人类思维的历史上也会找到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渊源和学理基础；比较的方法作为人类思维的基础，其运用也可以一直追溯到遥远的古代。英国女学者波斯奈特指出：“用比较法来获得知识或者交流知识，在某种意义上说和思维本身的历史一样悠久”；并将比较称之为支撑人类思维的“原始的脚手架。” 从学理上推论：比较意识的产生，比较思维的形成，比较方法的运用，似乎一脉贯之，清晰地勾勒出“比较”概念的生成。《辞海》这样解释“比较”：确定事物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可见，察同辨异是“比较”的基本特性；而察同辨异也是一切学术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因此，比较方法的运用存在于一切学科之中。 法国比较文学研究者梵第根早就意识到比较之于文学研究的重要：“一种心智的产物是罕有孤立。不论作者有意无意，像一幅画一座塑像，一个奏鸣曲一样，一部书也是归入一个系列之中的，它有着前驱者，它也会有后继者。”马克思、恩格斯对比较文学产生的背景作了极为科学的说明：“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他们的预言很快被证实。19世纪上半叶，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开始发展起来。直至成为一门显学。 比较文学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以及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和其他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的比较研究，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而不同国家的学者强调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以第根、伽列等为代表的法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影响研究，以韦勒克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平行研究，以阿历克谢耶夫和日尔蒙斯基为代表的俄罗斯学者则认为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不可分，应该同时并重。 比较文学研究尽管各有侧重，以致形成不同学派，但其共同点也是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较。“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与人类思维中早已存在的比较的方法在具体操作上并没有根本的差异，然而，比较文学又并非单纯的比较，有时也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比较文学中的比较具有某种特异的东西，这种特异性在于：进行比较文学研究，需要处理两个或两个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这时作为研究主体的‘我’无法超然于研究对象之外。而往往先在地认同于两个要素之中的一个．这样我们要处理的就不仅仅是两个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还包括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可见。比较文学学科中“比较”的意义具有特定的并且确切的学理内容，它是一种旨在把握“双边”或“多边”文学的内在关系．并进而认识它们的本质的具有特定内涵的思维形态、思维过程和方法论。 总之，比较是一种思维过程和方法：有意识的比较思维体现于人类思维的发展进程之中：比较方法的运用存在于一切学科之中：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有其特定的内涵，是一种跨民族、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而比较文学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沦的意义。撇开文学批评而泛谈比较文学方法论．抑或文学批评方法论中忽略比较文学方法，这些都必不能探骊得珠，甚至会南辕北辙。 二、文学批评中比较文学思维的渗透 比较文学的研究趋向是在民族文化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之间建立一种辩证的关系，在世界文化的范围中寻觅思维本质的共性，它是辩证思维方式与方法论的结合。“如果单从方法论的角度对比较文学作历时性的追溯，那么．我们便可以发现．由于各个时期比较文学观念的不同，它的理论背景和指导思想的不同．因而在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也是各不相同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文化研究的应运而生就是很好的说明。我们还可以发现，比较文学基本的研究方法都与文学批评的理论、方法有着天然的关联，即文学批评中渗透着比较文学的意识和思维，诸如：社会历史批评与影响研究，新批评、符号学与平行研究，接受理论与比较文学，女性主义批评与比较文学，文化批判与比较文学等等。 陈悖等学者在《比较文学》中指出：历史的实证的方法和审美的批评方法．是比较文学史上存在的两种基本的研究方法。并对其流变作了梳理：在l9世纪末期到20世纪上半期，比较文学被看成文学史的一个分支，影响研究占有绝对统治的地位，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几乎成了唯一的方法这类研究在理论上发展到极端，就是梵第根所主张的，把比较文学看成历史科学，只作事实的搜索考证，研究因果联系，而排斥审美批评。50年代之后，美国学者提倡平行研究，他们的理论背景是形式主义和新批评，因而在实践上强调审美的批评方法．强调“文学性”。这种梳理，实际上触及到了文学批评中的社会历史批评、原型批评、新批评、符号学与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的关系问题。社会历史批评与影响研究都注重事实的考据，强调实证分析，探微索隐地辨析、说明文学现象之间相互联系和因果关系；新批评、符号学与平行研究都运用审美的批评方法，致力于发掘无事实联系的文学现象之间的内在的美学价值，体现了法国学者金伯勒的思考：文学的比较研究不应当局限于“事实联系的研究”．而必须尝试把研究导向对作品的价值的思考。 文学批评中读者反应批评的理论主干是接受美学，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它将读者置于批评的中心，为考察文学现象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接受理论强调读者的参与和创造，重视读者的接受过程；比较文学关注作品的“创作经过路线”。考量比较的放送与接受，两者有颇多接近之处。接受理论创始人之一的尧斯为了论证接受理论与比较文学的关系，曾经讨论了“歌德的《浮士德》与瓦莱里的《浮士德》：论问题与回答的阐释学”。将德国的歌德与法国的瓦莱里的作品相比。这显然是比较文学的视野；而其中叉涉及到瓦莱里对歌德的接受问题，这又属读者反应批评的范畴。尧斯正是领悟到了接受理论中的比较意识以及比较文学中的接受因子，才强调：“我们研究《浮士德》时，所提出的问题，一定要针对歌德的《浮士德》和后来瓦莱里的《浮士德》所回答的问题，对症下药。”他还通过比较和接受研究发现：“歌德以他的人性戏剧回答浮士德神话的原始问题时，已经作r些改动。瓦莱里也发现歌德的《浮士德》的回答已不能满足他。于是他提出浮士德神话中蕴涵的另一个问题。”尧斯的批评实践，充分证明了随着比较文学创作活动、放送者、接受者关系网的渗透，接受美学、读者批评形成了一个新的理论层面．并由此开辟了文学研究新的探索途径。 符号学成为西方各种形式主义批评坚实的理论支撑，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都直接从中获得灵感。符号学研究力图借鉴语言符号分析法和代码理论，从意义建构的“零框架”上寻求人类文化的同一性．这与比较文学的跨学科(文学与语言学联姻)、跨文化(不同民族文化的异同)研究如出一辙。在比较文学平行研究中，有一种间接比较称为理论移植．即以一国文学理论去阐释另一国文学作品(俗称“西论中用”)。上世纪70、80年代．台湾学者杨牧和大陆学者周英雄先后对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十六中的一首小诗《公无渡河》的分析，就是借用西方文学批评中结构主义二元对立原则和符号学原理解读中国文学作品的典型案例；论者从形式因素人手，创造性地从语音层次的分析上升到语义层次的分析，由此传达出对生命的喟叹，进而揭示悲剧精神，充分体现了比较文学的理论移植方法与文学批评的符号学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的融合；这种批评实践，是结构主义诗学中国化的开拓性尝试，并显示出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的不解之缘。 女性主义批评由于其性别的独特性、理念的多元性、视角的开放性，自然与比较文学研究产生了许多契合点。当今世界女性主义批评运动千姿百态．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传统，使发生在不同国度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活动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注重社会实践而轻视理论化的英美女性主义批评、理性而多元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法国流派、争取女权强调本民族文化认同感的东方女性主义批评。新见迭出，不乏胜解，各领风骚，形成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新视阈。并昭示人们：无论是社会学女性主义批评、符号学女性主义批评，还是心理学女性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一旦跨越民族、跨越国界、跨越文化．就具有了比较文学方法论的意义。 此外，从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文学和社会学、文学和心理学的传通过程中，我们还可以窥见到原型批评、心理分析批评甚至精神分析批评等文学批评方法的特质。 辨析文学批评方法与比较文学方法之关涉．使我们得到的启示是：比较文学学科的边缘性决定了它必然要与其他学科发生紧密的关系，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较；而比较文学的根本属性是文学研究．也就决定了它在文学批评的视野中必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因此，将比较文学方法论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是文学批评方法论教学与研究的重要课题。 三、比较文学方法论意义 比较文学是比较思维与比较方法结合的产物。它以理解不同文化和文学问的差异性和同一性的辩证思维为主导，其研究方法也因此超越形式的异同类比，而包括了各种文学的不同研究方式，从而展现各种文学的特征和它们之间的辩证联系。 问题在于，处于当下这个多元参照和学科整合的时代，我们应该如何历史性地从方法论、认识论和学科本体论的不同层面，去理解和认识“比较”的不同内涵及其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去思考和探寻这种比较的价值目标将如何影响到比较文学学科方法和文学研究范式的有效性?有学者对此有着自己的见解：“特别是在当下所谓现代性视域和多元文化语境中，比较’只能建立在坚定不移地拆解文化中心主义、肯定多元文化共生权利、坚持价值倾向和发展担当互补共存的意识基础之上。如果没有这些价值理念的支撑，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方法．甚至是跨越文化、语言、民族的比较研究，同样不能保证得到这个时代的文化对话所期待的结果。”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一直伴随着方法论的探索，许多学者致力于新时期文学研究方法有效性的考求；在一致推重“比较”作为比较文学的出发点、思维方式和基本方法的前提下，学界还就“阐发法”、“异同比较法”、“寻根法”、“对话”等研究方法进行了有效的尝试：实践证明，它们无论是在比较文学领域还是在文学批评范畴，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阐发研究既是一种研究类型．也是一种比较方法。它是中国学者的一个创造。王国维、胡适、闻一多等现代学者曾尝试这种实践；1976年台湾学者古添洪把“援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以开发中国文学的宝藏”的研究，称作“阐发”研究。这种间接比较实质上属于理论移植，即以一国文学理论去阐释另一国文学作品：而一国文学理论是从该国文学创作总结、抽象而来，在被用于另一国作品阐释时，无可避免地隐含着两种作品的比较：理论移用中的逆与顺，折射出两种作品的异与同。 平行研究中根据性质类型可分为类比研究和对比研究，称为“异同比较法”。这是一种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是在异质异源的不同文化体系之间进行的比较。它要求从求同出发，进而辨异，进而探究其深层原因；同时，在异同的比较研究中，发现各自的民族特色和独特价值，寻求相互的了解、沟通和融合。 “寻根法”即“文化模子寻根法”，它是跨文化研究中文化冲突、文化碰撞的产物，是美籍华裔学者叶维廉提出的。他主张在进行不同类型文化背景的文学比较研究时．以文化模子的寻根作为基础．而且必须从两个模子的叠合处察同辨异，寻根探源，并认为，只有这样．方能穷究事物的本来面貌．达到两者的融合。叶维廉的思考．为中西文学比较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对话”是比较的重要路径，也是文化传通的有效方法乐黛云从对话的角度反观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基点和研究范式，提出了文学对话这个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基础．并深刻地揭示了比较文学的实质：比较不是理由，比较中达成直接或间接的对话并且通过对话产生互补、互识、互鉴的成果．才是比较文学题中应有之义。这也正是巴赫金所憧憬的境界：在两种文化发生这种对话性相遇的情况之下．它们既不会彼此融合，也不会相互混同，各自都会保持自己的统一性和开放性的完整性，然而它们都相互丰富起来。 当我们用“比较”的眼光审视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深感两者需要的是学理的渗透和方法的融合．还发现无论是比较、阐发、对话等一般方法。还是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实证批评、审美批评等具体方法，都能找到许多契合点，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文学批评方法论教学，重视比较文学思维的渗透．为比较文学方法留出一席重要之地，正在情理之中。 比较，需要一个“他者”。“他者之梦．也许只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我之梦，他者向我们揭示的也许正是我们自身的未知身份，是我们自身的相异性。他者吸引我们走出自我．也有可能帮助我们回归到自我，发现另一个自我。”在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的视域中，这一番言说，既充满诗意，又耐人寻味。 比较文学论文:比较文学中的实证方法与审美批评 【内容提要】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作为科学、客观方法的实证是与纯属精神活动的审美批评相对立的。其实，实证方法绝不是纯然地只关注事实的求证而排斥审美的批评方法，实证过程就包孕着一定的审美批评成分。同样，真正的审美批评又是包含着实证精神的批评。缺乏实证的审美只能使批评滑入主观臆断的泥潭，从而使研究失去扎实稳健的可信度。对实证方法与审美批评关系的片面理解，与我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关于“文学史”与“文学批评”观念的划分与看法不无关系。 法国实证主义哲学的创立者孔德在其《实证哲学教程》中鲜明地提出，哲学的基点就是“实证”，即科学的精神和方法。从本质上说，就是以“确凿的事实和这些事实之间确实的稳定关系为基础”，“强调事实，强调对事实的观察分析，强调寻找事物的变化规律，强调发现同类事物的共性” ① 。这种实证的思想精神和方法对此后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对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它不仅对比较文学这一学科的兴起与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也成为法国学派影响研究最重要的研究方法，以至于人们一提到法国比较文学，首先想到的便是实证方法。其次，实证方法不再仅仅为法国文学研究所独有，而是成为超越国界的一切学术研究所必不可少的方法之一，“不再是严格的国别概念，而是体现一种空间性或区域性的概念，更准确地说是一种方法论的属性概念” ② 。 就比较文学而言，实证能够成为法国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最重要的方法，除实证主义传统的影响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众多学者对以往文学比较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对比较文学学科理性认知的结果。法国学派第一位代表人物巴登斯贝格在《比较文学:名称与实质》的著名论文中，对他之前150年里人们对文学“比较什么”和“如何比较”的问题提出了质疑。他明确指出:“仅仅对两个不同的对象同时看上一眼就作比较，仅仅靠记忆和印象的拼凑，靠一些主观臆想把可能游移不定的东西扯在一起来找类似点，这样的比较决不可能产生论断的明晰性。”这种比较不过是“那种没有价值的对比”，是“那些隐约相似的作品或人物之间进行对比的故弄玄虚的游戏” ③ 。用今天的话说，他坚决反对把比较文学变为不同文学作品之间无原则的瞎比，更反对不同文学作品之间进行空泛的无来由的所谓审美分析。为了使比较文学不致陷入不着边际的空谈，巴登斯贝格开始身体力行地进行欧洲各国文学之间渊源与影响的实证性考察，认为只有这种对细微迹象的实证考察，以及在此基础上所获得的切合实际的结论，才能把比较文学整顿为一门科学的、符合文学史的最严格的要求的学科。这一做法为此后诸多法国学者所推崇。梵·第根明确提出“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个分支” ④ ，并把精细和准确的考证规定为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坚信如果没有这种精细的考证，比较文学便只能给人们一些近似之说和空泛的概论。梵·第根所以持比较文学属于文学史的分支的观点，除了想避免研究中的“近似之说”和“空泛的概论”的毛病外，还基于下面这样的考虑:“它可以在各方面延长一个国家的文学史所获得的结果，将这些结果和别的诸国家的文学史家们所获得的结果联在一起，于是这各种影响的复杂的网络，便组成了一个独立的领域，它绝对不想去代替各种本国的文学史:它只补充那些本国的文学史并把它们联合在一起。同时，它在它们之间以及它们之上，纺织成一个更普遍的文学史的网。” ⑤ 伽列也强调“并非随便什么事物，随便什么时间地点都可以拿来比较”，如果仅把相似的东西罗列在一起，就有可能造成任性的、虚构的、空洞的对比，而不是从文学作品本身去寻求它的发展过程与发展规律。他宣称，比较文学重在研究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作家和作品之间“曾存在过的跨国度的精神交往与实际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比较文学不是文学的比较” ⑥ 。基亚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比较文学是国际间的文学关系史” ⑦ 的著名观点。上述认识决定了法国学者对实证方法的看重。 客观地说，法国比较文学有其自身无法避免的局限性，但法国学者在实证方法的引导下对比较文学学科体系的完备与规范上所做出的扎实稳健的种种努力，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态度与科学严谨的学风，于比较文学的规范发展贡献巨大。难怪美国学者勃洛克不无感慨地说，没有巴登斯贝格、梵·第根、阿扎尔与伽列这些“法国比较文学大师在半个多世纪内作出的努力”，“可能今天就不会有叫‘比较文学’的一门学科”，更“不太可能有比较文学研究近年来在美国和其他地方的蓬勃发展” ⑧ 。 然而，正是这种实证方法，又不断受到挑战和质疑。早在20世纪初，意大利著名美学家克罗齐就对实证方法提出过质疑，认为“每件艺术作品是件独特而个别的结构，是精神的表达，因此是一种创造，而不是一种模仿” ⑨ 。假如企图用事实联系来说明影响，最多只能停留在作品的外缘，因此他倡导价值的判断，而不是让作品淹没在渊源和影响的简单历史综合之中。20世纪50年代末期，实证方法更是遭到了以美国著名学者韦勒克为代表的一些学者的尖锐批评。韦勒克在那篇被称为比较文学美国学派宣言书的《比较文学的危机》的著名报告中，把法国学派运用的实证方法列为比较文学出现持久危机的三大症状之一加以痛斥，认为有必要对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进行重新探讨。之后，韦勒克在《比较文学的名称与性质》和《今日之比较文学》两篇文章中强调指出，他的文章“所针对的不 是一个国家而是一种方法” ⑩ 。那么，韦勒克何以对实证方法如此深恶痛绝呢?韦勒克认为，法国学者“把陈旧过时的方法论包袱强加于比较文学研究，并压上十九世纪事实主义，唯科学主义和历史相对主义的重荷”，这样，比较文学“只能研究渊源与影响、原因与结果，而无法从总体上研究单独一部艺术作品” 11 ，这种方法除了可能说明一个作家熟悉和阅读过另一个作家的作品之外，再不可能为作品研究提供更有价值的东西。在他看来，“艺术作品不只是渊源和影响的总和，它是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从别处衍生出来的原材料不再是毫无生气的东西，而是与新的结构融为一体了” 12 ，“真正的文学研究所关心的不是毫无生气的事实，而是标准和质量” 13 。如果把比较文学局限于研究两国文学之间的“贸易交往”，“使比较文学变得仅仅注意研究外部情况”，那么比较文学只能成为“研究国外渊源和作家声誉的附属学科而已” 14 。原来，韦勒克所以对实证方法深为不满，究其根本是由于它把文学研究引向了对文学外部的研究，而对文学外部的研究则偏离了文学的审美批评原则，从而造成无视或排斥文学价值判断与美学分析的结果。这位新批评派理论家为了将比较文学研究导向“文学性”的内部研究，也为了打破法国学派一统天下的垄断局面，不惜把实证方法摆到了与审美批评截然对立的位置而加以批判。显然在这一点上，韦勒克的观点与克罗齐是一脉相承的。但是，韦勒克的批评是值得商榷的。因为研究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精神交往与相互关系，并不能说明审美批评的缺席，更不意味着对“文学性”的忽视。对“文学性”的考察，原本就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审视。韦勒克的新批评身份使他在很大程度上看轻、贬低了法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意义，暴露了不应有的狭隘与偏见。 那么，以实证为圭臬的法国学派在比较文学研究中真的只注重资料考据、事实联系和因果关系，而完全忽视或根本不讲审美批评吗?换言之，作为一种科学的、客观的实证方法与纯属精神现象的审美分析真的水火不容吗? 历史地看，我们注意到，法国学者们从未反对或排斥过文学研究中的审美介入。被同时誉为法国“比较文学之父”的维尔曼和安培，都十分关注对文学作品的鉴赏和对美的本质的研究。安培就认为，“文学科学”是由文学哲学与文学历史两个部分构成，它既要把“文学提高到科学的方法和科学的范畴的水平”，又要“对作品的美发表意见” 15 。在圣伯夫的身上，更是交织着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和浪漫主义三种不同的倾向。他“一方面是理论上倡导实证批评，追寻一种‘文学的科学’，旨在为‘精神的自然史’服务;另一方面，其具体的批评实践，则把注意力集中于‘作家的性格特征’上，强调一种‘趣味’批评和历史批评，他要去探寻‘天才的火花’，‘诗人的精髓’” 16 。瑞士比较文学专家弗朗西斯·约斯特曾精辟地指出:“在十九世纪，比较文学既成为学术上的一门学科，又是一种批评的体系，这多半是由现代批评的奠基者之一的圣伯夫首先承认的” 17 。法国文艺批评泰斗丹纳在《艺术哲学》中申明他“从事实出发”、“不提出教训而寻求规律、证明规律”的主张，并用文化“三要素”即“种族、环境和时代”来匡定文学发展的动因，这些无疑都是典型的实证主义方法论，表现出了鲜明的“惟事实主义”和“惟科学主义”的特征，但同时他又注重时代精神的探寻，辉映着黑格尔的历史观与美学观的星光 18 。文学史家朗松在其《科学精神与文学史方法》一文中提出，在文学研究方法论上，要坚持“客观的求知精神”，“服从事实的立场”;而在《文学与科学》一文中又明确指出，在批评原则上，不能把文学与科学混为一谈，否则就等于把文学分解为生理学、心理学或社会学来运用，这是不足取的。总之，上述学者“学术思维的双重性，不仅是法国现代文学批评，同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兴起与形成时期理论与实践样态上突出的标识” 19 。 当然，20世纪30年代法国学派理论集大成者梵·第根的理论表述，似乎让人们感觉到了他对文学审美的排斥。他指出:“‘比较’这两个宇应该摆脱全部美学的涵义，而取得一个科学的涵义”。这反映了他的实证主义倾向和立场。这也正是美国学派指责、抨击法国学派实证主义的最确凿的“罪状”。但是，梵·第根又接着说:“比较文学的性质，正如一切历史科学的性质一样，是把尽可能多的来源不同的事实采纳在一起，以便充分地把每一个事实加以解释:是扩大认识的基础，以便找到尽可能多的种种结果的原因。” 20 请注意，梵·第根在这里同样讲得很清楚，比较文学研究并不止于“把尽可 能多的来源不同的事实采纳在一起”，也不仅仅是“找到尽可能多的种种结果的原因”，而是在这一过程中还要“充分地”将“采纳在一起”的“每一个事实”“加以解释”。既然研究者在尽可能多地收集、考证、鉴别、归纳和梳理事实的过程中还要“解释”，就必然会有所取舍，必然带有不容怀疑的判断和价值取向，必然关注作为“终端”的接受者在接受、消化、过滤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新生点”、“创造性叛逆”及其意义和价值，怎么可能会“摆脱全部美学涵义”呢?也许，梵·第根“摆脱全部美学涵义”的表述过于极端，却也正说明了他担心比较文学陷入混乱的无边界的状态及其对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的科学性、公正性的维护的初衷。稍后的伽列虽然也强调比较文学“主要不评定作品的原有价值，而是侧重于每个民族、每个作家所借鉴的种种发展演变” 21 ，但是他在用语上显然非常慎重，“主要”和“侧重”所强调的都只是研究重点，而并不能说明是对审美介入的排斥和否定，因为对“作家所借鉴的种种发展演变”的揭示，例如对影响作家人格、思想、人物塑造、艺术手法、表现技巧等的渊源研究，不可能不涉及审美分析与价值判断。对此，美国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雷马克已敏锐地洞见到许多法国学者的比较研究中处处可见微妙的、有见地的精美篇章，“显示了对文学作品美学价值的直觉的洞察力”，而且这种“清晰的、吸引人的风格具有一种艺术的魅力”，“正是美国同行们有时似乎缺少的东西” 22 。勃洛克也认为，阿扎尔的鸿篇巨著《十八世纪欧洲思潮》、《从孟德斯鸠到莱辛》等至今仍是比较文学的经典著作，因为它们“对于文学价值，表现了同样的敏感性”，“为我们指出了比较文学的一种可能形式” 23 。这些都证明了审美因素在法国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存在。 20世纪60年代后期，法国学者更注意强调了实证研究中的文学批评和美学鉴赏。这一发展趋势既是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彼此对话、相互补充的结果，同时也是其自身逻辑发展的必然。艾金伯勒的名著《比较不是理由》（1963），被美国学者认为是在一场学术论争的暴风雨过去后象征着学术界和平的彩虹。他明确地提出比较文学要将“历史方法与批评精神结合起来”，“案卷研究与文本阐释结合起来”，“社会学家的审慎与美学家的大胆结合起来”，从而最终“赋予我们的学科以一种有价值的课题和一些恰当的方法” 24 。这三个“结合”十分突出地揭示了比较文学研究中实证与审美批评缺一不可的关系。布吕奈尔等著的《什么是比较文学》（1983）也认为:“比较文学是从历史、批评和哲学的角度，对不同语言间或不同文化间的文学现象进行的分析性的描述，条理性和区别性的对比和综合性的说明，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作为人类精神的特殊功能的文学。” 25 这部学术专著在方法论的意义上更具有开放性和宽容性，它广泛地吸收了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新成果，反映了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的新趋势。可见，法国比较文学并非一味地只关注事实的求证而不讲批评;它所倡导的实证方法是几代学者理性探索后所达成的共识，于比较文学研究有其内在的学理价值，绝不会随时代的前进、学科的发展而时过境迁。 以审美批评为特色的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研究离不开实证的事实，也反证了法国学派与审美批评并非水火不容的关系。美国学派是在法国学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对法国学派研究领域的拓展。它认为，比较文学既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同时又可以将文学同人类其他表现领域进行比较。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中，既包括了无影响关系的平行比较研究，又含有影响关系的比较研究。平行比较研究要求确立平行比较对象之间的相似性，即可比性，而这个可比性有时是显而易见的，有时则隐藏在事物的内部。找不到可比性，平行审美比较便失去了依据和理由，必然滑入主观臆断的泥潭。因此要找寻可比性事实的存在，实证精神和方法就无法缺席，这种实证的精神和方法突出体现在对比较双方差异背后的共性事实的令人信服的发现和挖掘上。在文学与诸如哲学、宗教、艺术、心理学等跨学科研究中，依然离不开确凿的事实和这些事实之间确实的关系这个基础。我们无法想象，不找寻文学与哲学、宗教、艺术、心理学等学科之间的联系事实，这种跨学科研究将何以展开?审美批评的基础将何以建立?可见，在平行比较研究与跨学科研究中，同样要求事实说话，强调对研究对象共有事实的观察分析，强调寻找事物的变化规律，强调发现同类事物的共性，这一切都离不开实证的方法。事实上，一切文学研究乃至学术研究都离不开实证的方法，正如艾金伯勒所说，“美学的一切都要从确凿的研究那儿获 得” 26 。因此，审美批评作为一种批评方法，也必然是包含着实证精神的批评。 就国内而言，长期以来，我们由于过度强调了法国学派的实证和美国学派的审美的差别，所以不大注意并重视法国学派比较研究中的审美因素与美国学派比较研究中的实证因素的实际存在。这种情况的产生，从更深的层面上说，与我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关于“文学史”与“文学批评”观念的划分与理解不无关系。众所周知，文学研究一向被划分为“文学史”、“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三个不同的主要领域。尤其是其中“文学史”与“文学批评”的划分，对于我们理解这两个领域的不同性质与任务，无疑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但也毋庸讳言，这种划分在具体实践中所产生的弊病也是不容忽视的。其突出表现就是实际上造成了不少人对“文学史”与“文学批评”互不关涉的误解。这种误解和模糊认识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国内不少文学史著作和教材的写作模式，致使这些著作和教材大都成了单向度的作家作品与思潮流派的简单罗列和梳理，而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批评精神的缺失。这大概是目前国内文学史著述虽然多如牛毛却少有个性特色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作为被划入“文学史的分支”的法国比较文学，就自然而然地被认为是缺乏审美批评的学派。这种认识是有害的。事实上，大凡优秀的文学史著述都不只是作家作品与思潮流派的简单罗列和介绍，同样贯注着鲜明的审美批评的原则。夏志清写于上世纪50年代的颇具比较文学视野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就是一个十分突出的例子。他的小说史写作尽管在某些方面我们不能苟同，但其中因包孕着鲜明深刻的审美批评成分而显得生机勃勃，别具一格。他将优美作品的发现和评审视作文学史写作实践的一大要务，从而突破了“文学史”与“文学批评”之间人为的樊篱，难怪有学者称他的文学史写作“是一种文体上的创新” 27 。其实，韦勒克在《比较文学的危机》中就曾对“文学史”与“审美批评”两者的密切关系从理论上给予过充分肯定，甚至认为“文学史和艺术批评之间不存在着任何界线”，“即使是文学史中最简单的问题也需要判断的行为”，“不确定筛选的原则、不在典型化和评价方面作出努力，就不可能写成文学史” 28 。他还指出，在文学研究中，理论、批评和历史必须通力合作才能完成它的描述、阐释和评价文学作品的中心任务 29 。然而，值得玩味的是，就是这位如此通明的学者，却对作为文学史分支的法国比较文学的实证方法作出了那样绝对的苛刻的责难，这不能不说是他自身观点的矛盾性显现。这也是他的文章在当时受到众多欧美学者赞誉时又同样遭到不少学者批评的原因之一吧。笔者认为，就法国比较文学影响研究而言，我们无须斤斤计较或纠缠于它的文学史分支或文学研究的性质和身份，只要它的结论有益于文学史和文学批评，有益于拓展对文学作品自身主动影响或接受影响的事实及其特点的认识，就是有价值的研究。 当下，我们重提比较文学研究中实证方法与审美批评的话题，就是因为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对审美批评的过度偏重造成了对实证的某种轻视。结果，实证的空疏造成了不少研究言而无据、信口开河的混乱事实，也是造成当下被称为x+y式的或阿狗与阿猫式的瞎比乱比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并由此败坏了比较文学的声誉。陈思和先生曾举一本目前通行的比较文学教材里的一段话为例，指出实证空疏所带来的弊病。他认为其中“关于浪漫主义思潮在中国被接受的论述几乎每一句话都需要仔细商榷”，因为“既然创造社成员是以感伤情绪来取舍外国文学，为何不喜欢感伤小说《新爱洛绮丝》而喜欢愤世嫉俗的《忏悔录》?创造社成员何时何地说过对《浮士德》时代的歌德不感兴趣?如果真是这样，郭沫若为何后来翻译这部文学名著?他们选择介绍雪莱是否就意味着拒绝拜伦?他们什么时候表示过对雨果不感兴趣?如果不感兴趣为什么王独清要自称是‘雨果第二’呢?” 30 他认为，如果没有第一手资料来证实，以不经过考核的结论为前提，然后推断出不负责任的证据的方法是站不住脚的。可见，缺乏实证的文学史和审美批评势必偏离事实并使批评导向主观臆断性，从而使话语和结论失去扎实稳健的可信度。我们强调、提倡实证，并非是要把文学等同于科学，而是因为它体现出了一种科学求真的精神与严谨务实的学风。这种科学求真的精神与严谨务实的学风是一切学术研究所必不可少 的。这种精神与学风在今天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这一点，在后现代主义思潮颠覆、解构科学和理性的语境下更应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 总之，包括比较文学在内的一切学术研究，虽然重点各异，方法有别，但都存在着实证与批评交融的研究格局:实证中有批评，批评中含实证。过分强调一端而忽视另一端存在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比较文学论文:比较文学中的实证方法与审美批评 【内容提要】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作为科学、客观方法的实证是与纯属精神活动的审美批评相对立的。其实，实证方法绝不是纯然地只关注事实的求证而排斥审美的批评方法，实证过程就包孕着一定的审美批评成分。同样，真正的审美批评又是包含着实证精神的批评。缺乏实证的审美只能使批评滑入主观臆断的泥潭，从而使研究失去扎实稳健的可信度。对实证方法与审美批评关系的片面理解，与我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关于“文学史”与“文学批评”观念的划分与看法不无关系。 法国实证主义哲学的创立者孔德在其《实证哲学教程》中鲜明地提出，哲学的基点就是“实证”，即科学的精神和方法。从本质上说，就是以“确凿的事实和这些事实之间确实的稳定关系为基础”，“强调事实，强调对事实的观察分析，强调寻找事物的变化规律，强调发现同类事物的共性” ① 。这种实证的思想精神和方法对此后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对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它不仅对比较文学这一学科的兴起与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也成为法国学派影响研究最重要的研究方法，以至于人们一提到法国比较文学，首先想到的便是实证方法。其次，实证方法不再仅仅为法国文学研究所独有，而是成为超越国界的一切学术研究所必不可少的方法之一，“不再是严格的国别概念，而是体现一种空间性或区域性的概念，更准确地说是一种方法论的属性概念” ② 。 就比较文学而言，实证能够成为法国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最重要的方法，除实证主义传统的影响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众多学者对以往文学比较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对比较文学学科理性认知的结果。法国学派第一位代表人物巴登斯贝格在《比较文学:名称与实质》的著名论文中，对他之前150年里人们对文学“比较什么”和“如何比较”的问题提出了质疑。他明确指出:“仅仅对两个不同的对象同时看上一眼就作比较，仅仅靠记忆和印象的拼凑，靠一些主观臆想把可能游移不定的东西扯在一起来找类似点，这样的比较决不可能产生论断的明晰性。”这种比较不过是“那种没有价值的对比”，是“那些隐约相似的作品或人物之间进行对比的故弄玄虚的游戏” ③ 。用今天的话说，他坚决反对把比较文学变为不同文学作品之间无原则的瞎比，更反对不同文学作品之间进行空泛的无来由的所谓审美分析。为了使比较文学不致陷入不着边际的空谈，巴登斯贝格开始身体力行地进行欧洲各国文学之间渊源与影响的实证性考察，认为只有这种对细微迹象的实证考察，以及在此基础上所获得的切合实际的结论，才能把比较文学整顿为一门科学的、符合文学史的最严格的要求的学科。这一做法为此后诸多法国学者所推崇。梵·第根明确提出“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个分支” ④ ，并把精细和准确的考证规定为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坚信如果没有这种精细的考证，比较文学便只能给人们一些近似之说和空泛的概论。梵·第根所以持比较文学属于文学史的分支的观点，除了想避免研究中的“近似之说”和“空泛的概论”的毛病外，还基于下面这样的考虑:“它可以在各方面延长一个国家的文学史所获得的结果，将这些结果和别的诸国家的文学史家们所获得的结果联在一起，于是这各种影响的复杂的网络，便组成了一个独立的领域，它绝对不想去代替各种本国的文学史:它只补充那些本国的文学史并把它们联合在一起。同时，它在它们之间以及它们之上，纺织成一个更普遍的文学史的网。” ⑤ 伽列也强调“并非随便什么事物，随便什么时间地点都可以拿来比较”，如果仅把相似的东西罗列在一起，就有可能造成任性的、虚构的、空洞的对比，而不是从文学作品本身去寻求它的发展过程与发展规律。他宣称，比较文学重在研究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作家和作品之间“曾存在过的跨国度的精神交往与实际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比较文学不是文学的比较” ⑥ 。基亚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比较文学是国际间的文学关系史” ⑦ 的著名观点。上述认识决定了法国学者对实证方法的看重。 客观地说，法国比较文学有其自身无法避免的局限性，但法国学者在实证方法的引导下对比较文学学科体系的完备与规范上所做出的扎实稳健的种种努力，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态度与科学严谨的学风，于比较文学的规范发展贡献巨大。难怪美国学者勃洛克不无感慨地说，没有巴登斯贝格、梵·第根、阿扎尔与伽列这些“法国比较文学大师在半个多世纪内作出的努力”，“可能今天就不会有叫‘比较文学’的一门学科”，更“不太可能有比较文学研究近年来在美国和其他地方的蓬勃发展” ⑧ 。 然而，正是这种实证方法，又不断受到挑战和质疑。早在20世纪初，意大利著名美学家克罗齐就对实证方法提出过质疑，认为“每件艺术作品是件独特而个别的结构，是精神的表达，因此是一种创造，而不是一种模仿” ⑨ 。假如企图用事实联系来说明影响，最多只能停留在作品的外缘，因此他倡导价值的判断，而不是让作品淹没在渊源和影响的简单历史综合之中。20世纪50年代末期，实证方法更是遭到了以美国著名学者韦勒克为代表的一些学者的尖锐批评。韦勒克在那篇被称为比较文学美国学派宣言书的《比较文学的危机》的著名报告中，把法国学派运用的实证方法列为比较文学出现持久危机的三大症状之一加以痛斥，认为有必要对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进行重新探讨。之后，韦勒克在《比较文学的名称与性质》和《今日之比较文学》两篇文章中强调指出，他的文章“所针对的不 是一个国家而是一种方法” ⑩ 。那么，韦勒克何以对实证方法如此深恶痛绝呢?韦勒克认为，法国学者“把陈旧过时的方法论包袱强加于比较文学研究，并压上十九世纪事实主义，唯科学主义和历史相对主义的重荷”，这样，比较文学“只能研究渊源与影响、原因与结果，而无法从总体上研究单独一部艺术作品” 11 ，这种方法除了可能说明一个作家熟悉和阅读过另一个作家的作品之外，再不可能为作品研究提供更有价值的东西。在他看来，“艺术作品不只是渊源和影响的总和，它是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从别处衍生出来的原材料不再是毫无生气的东西，而是与新的结构融为一体了” 12 ，“真正的文学研究所关心的不是毫无生气的事实，而是标准和质量” 13 。如果把比较文学局限于研究两国文学之间的“贸易交往”，“使比较文学变得仅仅注意研究外部情况”，那么比较文学只能成为“研究国外渊源和作家声誉的附属学科而已” 14 。原来，韦勒克所以对实证方法深为不满，究其根本是由于它把文学研究引向了对文学外部的研究，而对文学外部的研究则偏离了文学的审美批评原则，从而造成无视或排斥文学价值判断与美学分析的结果。这位新批评派理论家为了将比较文学研究导向“文学性”的内部研究，也为了打破法国学派一统天下的垄断局面，不惜把实证方法摆到了与审美批评截然对立的位置而加以批判。显然在这一点上，韦勒克的观点与克罗齐是一脉相承的。但是，韦勒克的批评是值得商榷的。因为研究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精神交往与相互关系，并不能说明审美批评的缺席，更不意味着对“文学性”的忽视。对“文学性”的考察，原本就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审视。韦勒克的新批评身份使他在很大程度上看轻、贬低了法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意义，暴露了不应有的狭隘与偏见。 那么，以实证为圭臬的法国学派在比较文学研究中真的只注重资料考据、事实联系和因果关系，而完全忽视或根本不讲审美批评吗?换言之，作为一种科学的、客观的实证方法与纯属精神现象的审美分析真的水火不容吗? 历史地看，我们注意到，法国学者们从未反对或排斥过文学研究中的审美介入。被同时誉为法国“比较文学之父”的维尔曼和安培，都十分关注对文学作品的鉴赏和对美的本质的研究。安培就认为，“文学科学”是由文学哲学与文学历史两个部分构成，它既要把“文学提高到科学的方法和科学的范畴的水平”，又要“对作品的美发表意见” 15 。在圣伯夫的身上，更是交织着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和浪漫主义三种不同的倾向。他“一方面是理论上倡导实证批评，追寻一种‘文学的科学’，旨在为‘精神的自然史’服务;另一方面，其具体的批评实践，则把注意力集中于‘作家的性格特征’上，强调一种‘趣味’批评和历史批评，他要去探寻‘天才的火花’，‘诗人的精髓’” 16 。瑞士比较文学专家弗朗西斯·约斯特曾精辟地指出:“在十九世纪，比较文学既成为学术上的一门学科，又是一种批评的体系，这多半是由现代批评的奠基者之一的圣伯夫首先承认的” 17 。法国文艺批评泰斗丹纳在《艺术哲学》中申明他“从事实出发”、“不提出教训而寻求规律、证明规律”的主张，并用文化“三要素”即“种族、环境和时代”来匡定文学发展的动因，这些无疑都是典型的实证主义方法论，表现出了鲜明的“惟事实主义”和“惟科学主义”的特征，但同时他又注重时代精神的探寻，辉映着黑格尔的历史观与美学观的星光 18 。文学史家朗松在其《科学精神与文学史方法》一文中提出，在文学研究方法论上，要坚持“客观的求知精神”，“服从事实的立场”;而在《文学与科学》一文中又明确指出，在批评原则上，不能把文学与科学混为一谈，否则就等于把文学分解为生理学、心理学或社会学来运用，这是不足取的。总之，上述学者“学术思维的双重性，不仅是法国现代文学批评，同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兴起与形成时期理论与实践样态上突出的标识” 19 。 当然，20世纪30年代法国学派理论集大成者梵·第根的理论表述，似乎让人们感觉到了他对文学审美的排斥。他指出:“‘比较’这两个宇应该摆脱全部美学的涵义，而取得一个科学的涵义”。这反映了他的实证主义倾向和立场。这也正是美国学派指责、抨击法国学派实证主义的最确凿的“罪状”。但是，梵·第根又接着说:“比较文学的性质，正如一切历史科学的性质一样，是把尽可能多的来源不同的事实采纳在一起，以便充分地把每一个事实加以解释:是扩大认识的基础，以便找到尽可能多的种种结果的原因。” 20 请注意，梵·第根在这里同样讲得很清楚，比较文学研究并不止于“把尽可 能多的来源不同的事实采纳在一起”，也不仅仅是“找到尽可能多的种种结果的原因”，而是在这一过程中还要“充分地”将“采纳在一起”的“每一个事实”“加以解释”。既然研究者在尽可能多地收集、考证、鉴别、归纳和梳理事实的过程中还要“解释”，就必然会有所取舍，必然带有不容怀疑的判断和价值取向，必然关注作为“终端”的接受者在接受、消化、过滤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新生点”、“创造性叛逆”及其意义和价值，怎么可能会“摆脱全部美学涵义”呢?也许，梵·第根“摆脱全部美学涵义”的表述过于极端，却也正说明了他担心比较文学陷入混乱的无边界的状态及其对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的科学性、公正性的维护的初衷。稍后的伽列虽然也强调比较文学“主要不评定作品的原有价值，而是侧重于每个民族、每个作家所借鉴的种种发展演变” 21 ，但是他在用语上显然非常慎重，“主要”和“侧重”所强调的都只是研究重点，而并不能说明是对审美介入的排斥和否定，因为对“作家所借鉴的种种发展演变”的揭示，例如对影响作家人格、思想、人物塑造、艺术手法、表现技巧等的渊源研究，不可能不涉及审美分析与价值判断。对此，美国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雷马克已敏锐地洞见到许多法国学者的比较研究中处处可见微妙的、有见地的精美篇章，“显示了对文学作品美学价值的直觉的洞察力”，而且这种“清晰的、吸引人的风格具有一种艺术的魅力”，“正是美国同行们有时似乎缺少的东西” 22 。勃洛克也认为，阿扎尔的鸿篇巨著《十八世纪欧洲思潮》、《从孟德斯鸠到莱辛》等至今仍是比较文学的经典著作，因为它们“对于文学价值，表现了同样的敏感性”，“为我们指出了比较文学的一种可能形式” 23 。这些都证明了审美因素在法国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存在。 20世纪60年代后期，法国学者更注意强调了实证研究中的文学批评和美学鉴赏。这一发展趋势既是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彼此对话、相互补充的结果，同时也是其自身逻辑发展的必然。艾金伯勒的名著《比较不是理由》（1963），被美国学者认为是在一场学术论争的暴风雨过去后象征着学术界和平的彩虹。他明确地提出比较文学要将“历史方法与批评精神结合起来”，“案卷研究与文本阐释结合起来”，“社会学家的审慎与美学家的大胆结合起来”，从而最终“赋予我们的学科以一种有价值的课题和一些恰当的方法” 24 。这三个“结合”十分突出地揭示了比较文学研究中实证与审美批评缺一不可的关系。布吕奈尔等著的《什么是比较文学》（1983）也认为:“比较文学是从历史、批评和哲学的角度，对不同语言间或不同文化间的文学现象进行的分析性的描述，条理性和区别性的对比和综合性的说明，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作为人类精神的特殊功能的文学。” 25 这部学术专著在方法论的意义上更具有开放性和宽容性，它广泛地吸收了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新成果，反映了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的新趋势。可见，法国比较文学并非一味地只关注事实的求证而不讲批评;它所倡导的实证方法是几代学者理性探索后所达成的共识，于比较文学研究有其内在的学理价值，绝不会随时代的前进、学科的发展而时过境迁。 以审美批评为特色的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研究离不开实证的事实，也反证了法国学派与审美批评并非水火不容的关系。美国学派是在法国学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对法国学派研究领域的拓展。它认为，比较文学既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同时又可以将文学同人类其他表现领域进行比较。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中，既包括了无影响关系的平行比较研究，又含有影响关系的比较研究。平行比较研究要求确立平行比较对象之间的相似性，即可比性，而这个可比性有时是显而易见的，有时则隐藏在事物的内部。找不到可比性，平行审美比较便失去了依据和理由，必然滑入主观臆断的泥潭。因此要找寻可比性事实的存在，实证精神和方法就无法缺席，这种实证的精神和方法突出体现在对比较双方差异背后的共性事实的令人信服的发现和挖掘上。在文学与诸如哲学、宗教、艺术、心理学等跨学科研究中，依然离不开确凿的事实和这些事实之间确实的关系这个基础。我们无法想象，不找寻文学与哲学、宗教、艺术、心理学等学科之间的联系事实，这种跨学科研究将何以展开?审美批评的基础将何以建立?可见，在平行比较研究与跨学科研究中，同样要求事实说话，强调对研究对象共有事实的观察分析，强调寻找事物的变化规律，强调发现同类事物的共性，这一切都离不开实证的方法。事实上，一切文学研究乃至学术研究都离不开实证的方法，正如艾金伯勒所说，“美学的一切都要从确凿的研究那儿获 得” 26 。因此，审美批评作为一种批评方法，也必然是包含着实证精神的批评。 就国内而言，长期以来，我们由于过度强调了法国学派的实证和美国学派的审美的差别，所以不大注意并重视法国学派比较研究中的审美因素与美国学派比较研究中的实证因素的实际存在。这种情况的产生，从更深的层面上说，与我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关于“文学史”与“文学批评”观念的划分与理解不无关系。众所周知，文学研究一向被划分为“文学史”、“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三个不同的主要领域。尤其是其中“文学史”与“文学批评”的划分，对于我们理解这两个领域的不同性质与任务，无疑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但也毋庸讳言，这种划分在具体实践中所产生的弊病也是不容忽视的。其突出表现就是实际上造成了不少人对“文学史”与“文学批评”互不关涉的误解。这种误解和模糊认识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国内不少文学史著作和教材的写作模式，致使这些著作和教材大都成了单向度的作家作品与思潮流派的简单罗列和梳理，而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批评精神的缺失。这大概是目前国内文学史著述虽然多如牛毛却少有个性特色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作为被划入“文学史的分支”的法国比较文学，就自然而然地被认为是缺乏审美批评的学派。这种认识是有害的。事实上，大凡优秀的文学史著述都不只是作家作品与思潮流派的简单罗列和介绍，同样贯注着鲜明的审美批评的原则。夏志清写于上世纪50年代的颇具比较文学视野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就是一个十分突出的例子。他的小说史写作尽管在某些方面我们不能苟同，但其中因包孕着鲜明深刻的审美批评成分而显得生机勃勃，别具一格。他将优美作品的发现和评审视作文学史写作实践的一大要务，从而突破了“文学史”与“文学批评”之间人为的樊篱，难怪有学者称他的文学史写作“是一种文体上的创新” 27 。其实，韦勒克在《比较文学的危机》中就曾对“文学史”与“审美批评”两者的密切关系从理论上给予过充分肯定，甚至认为“文学史和艺术批评之间不存在着任何界线”，“即使是文学史中最简单的问题也需要判断的行为”，“不确定筛选的原则、不在典型化和评价方面作出努力，就不可能写成文学史” 28 。他还指出，在文学研究中，理论、批评和历史必须通力合作才能完成它的描述、阐释和评价文学作品的中心任务 29 。然而，值得玩味的是，就是这位如此通明的学者，却对作为文学史分支的法国比较文学的实证方法作出了那样绝对的苛刻的责难，这不能不说是他自身观点的矛盾性显现。这也是他的文章在当时受到众多欧美学者赞誉时又同样遭到不少学者批评的原因之一吧。笔者认为，就法国比较文学影响研究而言，我们无须斤斤计较或纠缠于它的文学史分支或文学研究的性质和身份，只要它的结论有益于文学史和文学批评，有益于拓展对文学作品自身主动影响或接受影响的事实及其特点的认识，就是有价值的研究。 当下，我们重提比较文学研究中实证方法与审美批评的话题，就是因为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对审美批评的过度偏重造成了对实证的某种轻视。结果，实证的空疏造成了不少研究言而无据、信口开河的混乱事实，也是造成当下被称为x+y式的或阿狗与阿猫式的瞎比乱比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并由此败坏了比较文学的声誉。陈思和先生曾举一本目前通行的比较文学教材里的一段话为例，指出实证空疏所带来的弊病。他认为其中“关于浪漫主义思潮在中国被接受的论述几乎每一句话都需要仔细商榷”，因为“既然创造社成员是以感伤情绪来取舍外国文学，为何不喜欢感伤小说《新爱洛绮丝》而喜欢愤世嫉俗的《忏悔录》?创造社成员何时何地说过对《浮士德》时代的歌德不感兴趣?如果真是这样，郭沫若为何后来翻译这部文学名著?他们选择介绍雪莱是否就意味着拒绝拜伦?他们什么时候表示过对雨果不感兴趣?如果不感兴趣为什么王独清要自称是‘雨果第二’呢?” 30 他认为，如果没有第一手资料来证实，以不经过考核的结论为前提，然后推断出不负责任的证据的方法是站不住脚的。可见，缺乏实证的文学史和审美批评势必偏离事实并使批评导向主观臆断性，从而使话语和结论失去扎实稳健的可信度。我们强调、提倡实证，并非是要把文学等同于科学，而是因为它体现出了一种科学求真的精神与严谨务实的学风。这种科学求真的精神与严谨务实的学风是一切学术研究所必不可少 的。这种精神与学风在今天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这一点，在后现代主义思潮颠覆、解构科学和理性的语境下更应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 总之，包括比较文学在内的一切学术研究，虽然重点各异，方法有别，但都存在着实证与批评交融的研究格局:实证中有批评，批评中含实证。过分强调一端而忽视另一端存在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比较文学论文:从“外国文学”到“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摘要：1997年学科调整后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在信息一体化的全球化氛围中，再现勃勃生 机，很快从原来的危机状态下走出，经过几年发展，硕士、博士、博士后流动站三级体制得以完善，全面拉 动了该学科学科建设和教学改革的深层进展。但学科合并后的高层次整合并不理想，两个老学科之间的关系 多有争议，教学中的具体问题依然不少。文章就学科合并及合并后的外国文学教学改革的理论依据、理念目 标、教学新模式建构以及近年来的教学改革试验谈一点自己的认识和思考. 关键词：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整合；教学改革 1917年周作人以北京大学文科教授的身份首先开设欧 洲文学史，1918 年第一本《欧洲文学史》教材问世。1930 年朱自清主持清华大学国文系后，明确提出从“比较”高 度认识“西洋文学”。1938年民国政府教育部对大学课程 进行调整，中文系课程设置沿用清华思路。1946年，按照 闻一多的设想：把中国语言文学系和外国语言文学系分解 重组文学系和语言系，后因争议较大未能实施。1952年新 中国高校学科大调整后，“外国文学史”作为规范的学科 名称替代“欧洲文学史”、“西洋文学”。1997年国务院社 科规划办公室为适应新世纪的发展需要，本着减少旧学 科、发展新学科的宗旨，将高校讲坛上存在了80年的外 国文学与20 世纪80年展起来的比较文学实施学科合 并，合并为“文学”学科之下新的二级学科——“比较文 学与世界文学”，原有学科只能以专业性质（专业方向） 存在. 一、学科整合背景及内部关系明确 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本是该学科两个重要的概念. 1827年歌德从“各民族文学间的相互容忍”和“作品具有 普遍的全人类意义”两方面提出“世界文学”（德语复合 词weltliteraur）的构想：“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 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 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①研究者据此认为文学是不断进化 的有机体，从民族文学到世界文学，体现了人类文学的伟 大进步，论者确信，随着全球一体化的日益临近，相互影 响日益深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世界文学正在形成. 韦勒克·沃伦认为世界文学除歌德赋予的涵义外，还指全 球各民族文学的总和，或指那些享有世界声誉的优秀作 品，他较早认识到世界文学对于比较文学的重要性，他这 样界定比较文学：从一种国际的角度研究所有的文学。从 中我们看到两种涵义的世界文学：一个着眼于文学发展前 景的理论构想；一个立足于划定比较文学的对象和角度. 而在国内“世界文学”却没有在学科的理论构建中真正发 挥作用，起支配性作用的是“文学关系”说。比如陈?? 刘象愚著《比较文学概论》给比较文学下了一个相当完整 的定义：一种开放式的文学研究，它具有宏观的视野和国 际的角度，以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界限的各 种文学关系为研究对象，在理论和方法上，具有比较的意 识和兼容并包的特色。把比较文学界定为对各种“文学关 系”的研究，这是中国学派较为一致的观点，而“文学关 系”是一个差异性概念，在文学关系的研究中，国别、民 族、文化差异等外部因素是其关注的中心，对它的强调消 解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的系统性和内在的 同质关系. 由于新学科的诞生，进入核心课的外国文学在大学中 文系的地位获得极大改善。“外国文学”在“中国语言文 学系”是否具有合法性的问题得以根本解决。但学科合并 后，学科内部与比较文学的矛盾却凸现出来。从新学科的 命名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不能够彼此替代，而应该保留各自本原特性，在更高层次上进行整合，以达至文学研 究的新境界，但实际情形却不全然如此。硕士研究生招生 方向一贯是学科发展的晴雨表，通过互联网，仅就2002 年全国有硕士招生资格的50所大学进行了调查。结果发 现，各大学的招生方向可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如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原先没有世界文学 专业，在新学科的招生方向中，也没有世界文学方向，而 全是中外文学关系的方向。第二类如北京师范大学、华东 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原先有世界文学专业，在学 科合并后，世界文学方向的重要性降低，把重要精力转向 中外文学关系的方向。第三类如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 等，在二级学科下，没有设具体方向。这些学校以前有世 界文学专业，学科合并后在发展方向上尚不明朗，现有师 资以世界文学为主。第四类以上海师大、苏州大学、武汉 大学为代表，他们在招生方向上，有中外文学关系方向， 也有世界文学方向，二者并重。新学科在研究方向的设置 上，应该是比较文学理论、中外文学关系、世界文学并 重，上海师大一类大学的做法较接近这种理想状态。② 在大学中文系，世界文学就是外国文学。它包括外国 单一作家、作品本身的研究，包括国别文学的研究，包括 区域文学(如欧美文学、东方文学、拉美文学等)及总体 外国文学的研究，同时，它也包括含有中国的世界范围内 全部的文学的研究。从19 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一百多年 间，外国文学研究在中国取得了空前的实绩，而中外文学 关系的研究只是近20年才形成规模的，在新的学科中， 需要有中外文学关系的维度，也需要有纯粹外国文学的维 度。从学科的整体发展来看，世界文学无疑是比较文学基 础，而比较文学则是世界文学的研究方法，二者之间的确 存在着知识平台与方法论的互补性。世界文学在新学科中 不仅要维持它的存在，更要推动它的发展，因此，我们需 要在更高的层面上认识世界文学的意义。不论世界文学作 为对象还是角度，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就像聂珍钊在 2002外国文学年会所说：外国文学史本身就有比较文学的 特点和内涵，外国文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在本质上 是一致的. 二、课程设置及知识体系的完善 按教育部的部署，从1999年起，师范院校逐步以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取代原来的“世界文学”或“外 国文学”。因此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 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其中有很多需要研究的问题。本专业 课程设置、专业方向、教学的内容和方法等都要进行全面 改革。但迄今为止，很多条件不具备的大学和师范院校都 还没有开设“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课程。我们还是按原 有的外国文学教学计划、教学内容运作。课程怎样设计， 如何安排教学计划，教学内容如何调整，教学方法如何改 善，这正是我们需要探讨和急需解决的问题. 根据教育部有关课程教学的要求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 学教学内容的需要，我们按照现有师资和在中国文学教学 的基础上，认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课程设置可分这样 几个科目实施教学：比较文学理论和方法；外国文学史 （欧洲部分至一战前）；东方文学经典选读；20世纪诺贝 尔文学选讲。并在这些课程中贯穿中外文学关系比较研究 的具体内容. 1 、比较文学理论和方法（34学时左右） 科目宗旨及说明：本科目分二部分：第一部分介绍比 较文学的各个层面及研究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平行研 究、科际整合研究等方法；使学生认识比较文学的本质以 及研究比较文学的途径和方法，侧重理论的说明，学习和 研究比较文学的方法。第二部分讨论比较文学的各种范畴 以及不同的流派和文学运动与思潮，兼及个案示例，通过 案例的分析可使学生知道怎样以比较的思维阅读世界名 著，从事鉴赏和研究. 2 、外国文学史（欧洲部分102学时左右） 科目宗旨及说明：本科目旨在通过选读外国文学名著 的重要作品，使学生对世界文学有系统认识，帮助学生理 解中西方文学的异同。学生通过从不同角度审视中国文学 在现代世界文坛的位置，在对世界文学有认识之余，也可 以对比较文学及其研究的趋向作出更全面的沉思。本科目 将会通过选读外国文学名著（诗歌、小说、戏剧等）使学 生掌握西方文化观念下的重要文学现象、主要作家、作品 和评鉴能力。授课时可以刻意引介所选文本背后的文艺思 潮、文学运动来培养学生的比较性思维观念. 3 、东方文学经典选读（34学时左右） 科目宗旨及说明：本科目旨在重点学习东方文学的经 典作品，作为外国文学史课程知识体系的必要补充，使学 生了解世界文学发展历程中东西方文学的差异化及相互影 响。接受中国以外的其他东方文化背景中的作品信息，形 成更为广阔的比较文化视野。本科将会通过选读国外东方 文学名著诗歌、小说、戏剧等使学生掌握东方文化观念下 的重要文学现象、主要作家、作品，提高评鉴能力，进一 步强化学生的比较性思维观念. 4 、20 世纪诺贝尔文学选讲（34学时左右） 科目宗旨及说明：本科目旨在重点学习20世纪诺贝 尔文学获奖作家的代表作品，作为外国文学史课程知识体 系的必要延伸，使学生了解世界文学的最新发展及现代主 义、后现代主义文学与传统文学间的继承和反动。接受更 接近于我们的生存时代的文学作品精神信息，并对我们现 代意识培育和生存观念更新产生直接影响。本科将会通过 选读20世纪产生了广泛而深刻影响的诺贝尔文学名著， 使学生掌握作为20世纪重要文学现象的现代主义、后现 代主义文学观念，并理解主要作家、作品，对学生创新意 识的培养予以启迪. 三、教学改革的基本思路与具体方法 面对学科合并后的挑战，面对校园的人文精神冷落， 面对大学生群体中名著阅读量极小的现实，面对教学内容 作品多、地域广、时间跨度长的特点，如何在21世纪的新时代条件下搞好外国文学教学，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昔日拿着纸页发黄的讲稿“满堂灌”的教学模式、习惯了 的“文学背景——作家简介——作品分析”的讲授模式， 必须代之以充满锐意创新精神的全新外国文学教学模式. 因此，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的改革迫在眉睫. 1、教学改革新探索及思路 （1）强化人文精神，重视非智力因素。当代教育首 先表现为综合素质培养，而其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单纯的 知识，而是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非智力因素。这是衡量大 学生道德品质、人格完善和文化学识等方面成长的基本标 准。正如启蒙思想家洛克所说：一个只要科学不要人文精 神的人，是只有知识没有智慧的人。人文精神是大学教学 永恒的主题，外国文学积淀着西方人文精神的深厚内涵， “自立自强自尊”和崇尚个性自由的人文关怀与当代大学 生息息相通。从古希腊以人为本的理念到文艺复兴的人文 主义，从卢梭对人性的张扬到雨果、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 及其20世纪文学对人性回归的呼吁给我们提供了人格修 炼的丰富营养。因此，弘扬人文精神和提高学生的人文素 质应该成为外国文学教学的基本价值理念. 在外国文学教学中，注意培养个体意识的健康发展. 对于生长在重群体而轻个体的中国文化之中的中国青年学 生的健全人格培养，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在教学中，要 使青年学生通过文化比较认清：西方文化重个体而轻群体 的传统的优点和弊端，懂得如何从体现个体自由精神的西 方文学中获得可贵的借鉴，同时也认识到西方个体自由传 统的实质及其消极因素，以及经过现代诠释后的中国重群 体的传统所具有的积极价值. （2）优化教学内容，实施“精品”教学。外国文学 内容十分广阔、流派纷呈、名家灿若星河、佳作汗牛充 栋。教学内容选择要根据全新的理念、全新的标准和学生 的实际：一是理清线索，帮助学生获得整体的文学发展观 念，这是教学的基础；二是大胆舍弃，压缩重点作品数 量，提升作品分析的广度和深度，在大家中选更具类型代 表和艺术价值作家且只选一部作品（具有深度和文化含 量）探讨分析。三是注意学术动态、开拓发现视界，讲授 自己的科研发现和研究方法。因此，注重创新思维和方法 论启迪就成为外国文学教学的制高点。四是对研究对象资 源几近枯竭、研究资料沉积太多的作家作品可引导学生在 课外学习整理，以减轻教学负载量. 在优化教学内容的同时，切实突出教学内容的重点、 难点。就整个外国文学的发展而言，古代是原点，近代是 重点，现当代是难点。讲授的重点部分再分出次重点。如 希腊神话、人文主义文学、浪漫主义文学和现实主义文 学，其中神话原型、莎士比业、塞万提斯、拜伦、托马 斯·哈代、雨果、巴尔扎克、普希金、列夫托尔斯泰等， 应是重点讲授和学生重点学习、掌握的作家，而像《圣 经》、《罗密欧与朱丽叶》、《傲慢与偏见》、《简·爱》、《罪 与罚》等这些阅读性较强的作品可视为次重点。而20世 纪文学，重点是现代主义文学，现实主义作品为次重点. 现代主义文学离我们的时代生活距离远，人们对各种艺术 鉴赏还未能拉开时空距离，很多问题少有结论，这是我们 教学的难点。教师把重点、难点讲深讲透，学生深刻领 会，能举一反三。略讲部分，教师精心设计“作业与讨 论”，督促学生自己来完成. （3）增加批评方法在外国文学教学中份量。首先， 用文艺理论准确地为作家作品定性定位，作为学生阅读作 品前必要的知识准备，也是深入理解作品的基础。作家的 创作已有了某种标签或是受到某种文学思潮的影响，决定 了他的艺术思维和表现视角，只有理解了这些内容作品分 析才能落到实处。其次，针对不同的作品选用适当的评鉴 方法。譬如用马斯洛人格理论分析《哈姆莱特》，用基督 教教义理论分析《巴黎圣母院》，用女性主义理论解构 《简·爱》等，尤其是现代主义作品已很难再适应社会历 史批评，而必须选用适合于它们的新批评方法。选有代表 性的作品作为个案，用适当的文艺批评方法指导作品分 析，不仅教给学生方法，也激发了学习兴趣、提高了课堂 教学的量和质。再次，增进与外界的交流，增强观念的包 容性，兼收并蓄容得下多种不同的声音。随着中外文化的 交流的深入，东西方观念撞击和相互解构，我们走进一个 思想与方法多元的世纪，我们不能再以国人特有的思维方 式用中国文艺理论理解外国文学作品中的现象和问题，应 该用外国文艺理论解读外国文学作品，更能准确地理解外 国文学中难以理解的内涵。引导学生向文艺理论之门迈 进，培养他们对文学和文艺理论的兴趣，提高理论素养， 这也是大学高年级外国文学教学的重要任务. （4）打破学科界限，丰富文化含量。比较文学与世 界文学的学科整合为外国文学教学打开了新的视界，教学 中应该打破学科界限，注意文学与历史、哲学、心理学、 宗教、艺术、自然科学等的联系，丰富外国文学课的文化 含量。特别注意把各民族的文化与文学融为一体，使学生 在学习外国文学知识的同时，提高文化素养，达到拓宽知 识领域、强化素质教育的目的。在教学中，注意寻找契合 点，挖掘品德培育和人格提升的内容，如通过《被缚的普 罗米修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加强人生理想教育； 通过《罗兰之歌》、《羊脂球》等加强爱国主义教育；通过 《高老头》、《美国悲剧》等强化社会批判意识；通过《荒 原》、《等待戈多》等理解现代人的信仰危机；通过文学作 品中的爱情诗，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爱情观等等. 2、教学改革的手段与方法 （1）网络资源运用。置身于网络时代，现代化教育 技术在城市中学开始全面普及，近年来高校的教学评估和 教学成果评审对网络技术及多媒体教学格外看重，迫使已 经走在了中学后面的高校加大投资完善设施，为学生提供 更多的机会更好的条件。外国文学教学面对图书资源严重 不足和缺失，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来辅助学习和研究不失为 一种较为理想的选择：一是到三年级学生掌握了这方面的知识和技术；二是数字信息资料全面，使用方便；三是能 节省时间；四是作为教学内容的大作家及经典作品网络资 源非常丰富。面对一部作品选择好话题和角度，学生尽可 以各显神通，从不同渠道搜集到大量材料，再经自己整理 消化在精心组织的讨论中见仁见智的阐述。 所有这些窗口为外国文学教学提供了便利，只要运用得当 使用熟练必然是“别有洞天”. （2）现代教育技术运用。“人脑”＋“电脑”的多媒 体课堂教学实现了图文声像兼具的理想模式，为课堂教学 营造了一种民主、宽松、和谐的教学气氛，使学生的主体 意识在生动活泼的、自由民主的氛围中得到全面激发，在 一种新颖的、多维的思维空间展示进程中，教师和学生都 成了积极的参与者，真正使从记忆型教学向思维型、创造 型教学转变。学生不再是知识的储存器，而成为学习的主 人。现代教学采用多媒体的辅助手段，如重要场景、精彩 片断的音频、视频材料的运用，有渲染气氛、烘托作品人 物和主题的作用，使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作品；再像播放 一些诗词音乐、配乐诗朗诵会使学生对罗伯特·彭斯和普 希金感受得更真切更深刻；cai课件教学使教学内容密集 的知识点予以很好的空间压缩，图表处理与文本的超级链 接，更加方便实用而且功能强大；利用多功能教室的现代 化摄像监控系统，尝试学生在教师退场的教学情境中，通 过精心准备，实施自主组织教学或讨论，然后师生共同评 点分析，实现真正的教学互动. 当然，手段不是目的，从以人为本的现代教育理念出 发，在外国文学的教学过程中，适当灵活地运用多种现代 教学媒体的辅助，不能搞成电脑“满堂灌”淡漠了教师激 情，眼花缭乱之中使学生应接不暇，失去课堂教学师生间 必需的情感陶冶. （3）英语诗歌“双语教学”试验。外国文学的教学 内容本来应该涉及“原语文学”，像外语类的国别文学就 是针对某语言专业的原语文学作品，由于新升本科院校缺 少相应的师资，也就没有这类课程设置。中文专业的“外 国文学”严格意义上也包括了“原语文学”，像解放前的 北京大学国文系外国文学课程全由外文系教师担任，但问 题是苦于语种太多，授课者无师能通，后来多用本系教师 上课，自然“外国文学”也就变成了“译语文学”. 现今提倡“双语教学”（非民族地区的汉语化提升）， 这是高校课程建设英语化与世界接轨，而对于英语国际化 时代的“外国文学”来说，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我们 在通过研究生教育积极培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双语 教师的同时，可与外文系文学研究者合作进行英语诗歌的 双语教学试验。像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英国浪漫主义诗 歌以及现代英语小说（节选）赏析等。笔者近年在专科班 做过一点尝试，将莎士比亚、彭斯、拜伦、雪莱的原诗拿 来师生共同学习，大部分学生的接受理解都没有问题，少 部分学生甚至能熟练背诵。当然，这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 双语教学，仍受母语思维的局限，无法根据需要在双语之 间自由切换。基于双语教师奇缺，培养难度大时间长，又 很难聘请到合适的外籍教师，目前的选择只能是降低标 准，走具有中文特色的双语教学之路. （4）“精彩片断”模拟表演和英语诗歌朗诵。中文系 有着丰富的“课本剧”表演经验，对此历届学生都表现出 浓厚兴趣和参与的积极性，教师可根据外国文学教学实际 的需要，引导学生进行“课本剧”名著改编和“精彩片 断”的模拟表演，甚至采用洋泾浜杂语对白，开展系际交 流，与外文系学生联手活动并请外文系老师指导，像2002 年《罗密欧与朱丽叶》片断表演就有过非常好的效果，其 他名剧名片通过影片观摩，细心演练都可能有意外收获. 随着学校向本科全面过渡和学生英语水平的逐年提高，举 行英语诗歌朗诵比赛条件已经成熟，而且非常有必要。这 样的课外活动学生有兴趣参与、教师有必要参与，不仅拓 展了教学空间，也提高了师范技能，还能为大学生素质教 育活动科目提供优秀范例. 比较文学论文: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学科界限及比较文学学科定位 [摘要]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学科合并带来了许多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关于学科范围的纷争。本文引入释义学视角试图 解决这一问题,并进一步对比较文学学科方法与研究程式进行探讨。哲学释义学认为一切阐释都是从前结构出发,是基于前结构的 创造活动。本文指出由于传统的变迁,当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人研究外国文学并不一定就是文化交流,这构成 了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分野的基础。在面对他者本文时,调动他者文化对他者本文进行阐释属于外国文学研究;而充分调动前结构 中的传统文化阐释他者本文,从而跨入阐释学的横向地带,在问答逻辑中达到视域融合是比较文学的学科特征. [关键词]学科界限;前结构;视域融合 1998年,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一个新的学科在中国高 等院校中文系诞生了,成为中国语言文学的二级学科。学科合 并一方面使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人成倍增长,比较文学的地位 得以提高;另一方面,也给比较文学界和外国文学界带来了诸多 烦恼,激发了许多学者对其深思、探讨。2000年,《外国文学研 究》杂志设置了“学科建设研讨专题”的专栏,对“‘比较文学与世 界文学’学科的有关问题开展了讨论”[1];2002年,在中国外国 文学学会第七届年会期间,几位学者就“学科建设与教学研究” 进行了座谈[2];2003年,第二界“北大-复旦比较文学学术论 坛”对学科合并及带来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3];2004年,在 首届中国比较文学高层论坛中,学者们继续就此话题进行讨 论[4]。对于学科合并,学界有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对合并表示 了认同,不过认为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是两个有各自不同特征 的学科[5];有的学者认为外国文学就是比较文学[6];另外一些 学者则对合并带来的问题忧心忡忡[7]. 学科合并带来的比较文学学科界限的模糊、教学的混乱、学 术质量的低下[8]等等问题,归根结底还是由学科定位以及身份 问题所决定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其前身就是外国文学)身 处同一屋檐下,各自的身份和地盘如何界定、划分?两者错综复 杂的关系是否会导致彼此消融,乃至同一?解决这些问题的关 键在于能否在学理上将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区别开来。本文将 引入哲学释义学中前结构的概念,对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进行 身份界定,并进一步探讨在释义学的视角下,比较文学研究如何 在一开始就与外国文学分道扬镳,并怎样一步步在视域融合中 展开自身. 一、前结构对于阐释学的意义 传统阐释学以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为代表,他们认为理解 就是重构,是诠释者通过本文达到作者的方法。“对狄尔泰来 说,本文是其作者思想和意图的表达;诠释者必须把自己置换入 作者的视界以便使创造活动获得新生。”[9]这种思想基于阐释者 和作者心理同构的基础之上,即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 以对本文意义的通达不仅可能,而且是释义学追求的目标. 海德格尔将前结构引入理解活动,从而真正改变了释义学. 他认为,解释从来就不是从一张白纸开始,或在真空中进行,“一 切解释都活动在前已指出的‘先’结构中。对领会有所助益的任 何解释无不已经对有待解释的东西有所领会。”[10]海德格尔将 解释前对事物的领会称为“先行具有”;将先行的解释角度或取 向称为“先行视见”;将对事物预先的概念上的把握称为“先行掌 握”。先行具有、先行视见和先行掌握构成了领会的先结构或者 前结构。[11] 伽达默尔进一步开辟了哲学释义学空间。他认为,释义学 不仅仅是人文科学方法论的问题,也不是主体认识客体的主观 意识活动,而是人类基本的存在活动。理解的过程就是世界向 人类展开的过程。“解释开始于前把握,而前把握可以被更合适 的把握所代替;正是这种不断进行的新筹划过程构成了理解和 解释的意义运动。”[12]人类就是在对世界的不断理解中揭示了 自身存在的可能性。伽达默尔的释义学理论“由哲学为中心源, 迅速辐射到文艺批评、美学、法学、历史学、神学、政治学、社会 学,甚至科学史领域,并由欧洲大陆向美洲和东方蔓延,掀起了 一个世界性的学术潮流。”[13]如果我们采用释义学的视野对比 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分野加以观照,也许会对问题有全新的理 解. 二、前结构中的传统概念与比较文学 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属于两个不同的学科范畴。比较文学 是基于“‘跨文明’和‘跨文化’的‘文化语境’”中的比较思维之上 的对世界文明互动及文化和文学发生的研究。[14]而“世界文学 (外国文学)不可能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只能落实到具体的国 别、民族文学中去,诸如‘美国文学’、‘英国文学’、‘俄罗斯文学’ 等。”[15]然而,在看似明显的区别背后,却隐藏着陷阱和误区. 聂珍钊先生认为,“无论从定义上看,还是从发展历史、课程 设置和教材内容上看,外国文学在本质上就是比较文学”。[16]聂 先生做出这一判断的主要支撑点是认为我国外国文学最基本的 特点是“把许多国家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这一看法值得商 榷。不可否认,外国文学研究中,有一部分是把许多国家放在一 起进行比较研究的。以外国文学史教材来说,张玉书主编的《二 十世纪欧美文学史》的概论部分即考察了整个欧洲范围内政治、 经济等因素对文学思潮的影响以及各国文学的互动[17]。此类 研究确实具有比较文学性质。但是,外国文学中还有大量的研 究并不具有跨越性,将外国文学视为比较文学,就把外国文学的 一大片领地划走了,并使其失去归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 学研究所资料组编的2003年上半年《全国主要报刊外国文学研 究文章索引》,将外国文学的研究文章分为四类:文艺理论、比较 文学、总论和国别文学。其中,文艺理论类共收文章44篇,比较 文学类26篇,总论类12篇,国别文学类91篇。[18]从以上数据 可以看出,文艺理论类与国别文学类在外国文学研究中占有很 大的比重,而这些研究并非如聂先生所说“把许多国家放在一起 进行比较”。勿庸置疑,外国文学研究中存在着与比较文学重叠 的部分,但是只看到这一部分,显然是一叶障目,以偏概全。与 具有跨越性的比较文学相对应,外国文学还是应该将主要目光 投入到单个的国别文学当中去. 然而,另一个问题又隐约出现了:既然比较文学是跨越性 的,那么中国人研究外国文学,是否具有跨越性质呢?这种跨越 性是否决定了外国文学就是比较文学呢?这种想法是以释义学 理论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的历史存在,中国人必然 有不同于他者文化的前结构。在本文解读过程中,前结构必然 会发挥作用,这就是一种交融,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而不同 民族、国别和语言的文学之间的对话与联系正是比较文学的特 征,因此中国人研究外国文学必然属于比较文学的范畴. 这种观点很令人怀疑。其中不合理之处首先在于对传统概 念的理解。传统文化是否一成不变,只是一种自在自为的存在 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传统一直处在不停的变动当中。正如 伽达默尔所说:“甚至最真实最坚固的传统也并不因为以前存在 的东西的惰性就自然而然地实现自身,而是需要肯定、掌握和培 养。传统按其本质就是保存,尽管在历史的一切变迁中它一直 是积极活动的。”[19]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范围内是保留最完整 的文化之一。但是到了近代,由于现代性的冲击,中国传统文化 开始遭到破坏。五四时期,传统文化受到了近乎 的打击,这种打击一直延续到建国以后,时期达到高潮。在 庸俗社会进化论的影响下,传统被无情抛弃,占据了统治地位的 则是西方的近性。“这一文化时期一个重要的特征是文化 发展的共时轴与历时轴出现严重的倾斜和不平衡,历时轴萎缩, 共时轴取得优势地位。历时轴的萎缩导致历史深度感的丧失, 历史深度一旦被消解,剩下的就只是众多平面的堆积和拼 贴。”[20]当前,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价值观、对人的理解、对科学 的态度更接近于西方的现代性,而不是传统文化。加之,传统文 化赖以存在的本文是用与口语有较大差距的文言书写的,这进 一步加大了传统与我们的隔阂。在我们的阐释前结构中,传统 文化能够占据多大的比重呢? 从小接受传统文化滋补的严复,很自然地用传统文化前结 构来理解外来本文。美国学者哈茨在为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 与西方》一书撰写的序言中说:“严复站在尚未经历近代化变化 的中国文化的立场上,一下子就发现并抓住了这些欧洲著作中 阐述的‘集体的能力’这一主题。”[21]但是严复并不仅仅局限于 对西方的观察,他一直在努力找寻中西思想的一致性。他的努 力也许是在“使用一种教学手段,旨在以熟悉的词汇解释人们尚 不熟悉的事物,以可敬的古代经典来解释可疑的新颖”,或者是 “对本民族的才智感到自豪”,但他“确实感觉到了两种文化的相 同之处”。[22]林纾同样以“中国传统文人文学———具体说是史传 和唐宋派古文———作为‘前理解’,在西方小说中寻找审美契合 点”[23]。他用古文义法来比附、阐述西方小说,称赞《黑奴吁天 录》“开场、伏脉、接笋、结穴,处处均得古文家义法。可知中西文 法,有不同而同者。”[24] 可以看出,严、林虽然并非有意进行比较研究,但是他们前 结构中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使他们在面对西方文化这一他者的 时候,自觉不自觉地将西方文化放在自身传统中加以观照。他 们对于中-西契合点的准确捕捉,体现出人类精神的关合之处, 这正是比较文学的目的和任务之一。然而,我们当下还能具有 严、林的前结构吗?传统文化的知识可以保留下来,但是我们的 思维方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可以令生产力大幅提升从而极大 改变世界的现代化挟带其现代性意识形态汹涌而来,现代中国 三种主要意识形态进化史观、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不是在本 土产生。虽然传统与现代对立二分的观点是不足取的,而且中 国人对上述意识形态的接受和理解也是本土的,“融入了传统的 因素”,但是融入的传统因素已经“不太容易辨认”[25]。中国的 现代性固然有其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特点,但它是来自于西方 现代性意识形态的变种,这一点勿庸置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 是否还有信心说,中国人研究外国文学就是不同质文化的交流, 属于比较文学范畴? 理解必然是在前结构之中进行的。“解释者无须丢弃他内 心已有的前见解而直接地接触本文,而是要明确地考察他内心 所有的前见解的正当性,也就是说,考察其根源和有效性。”[26] 就比较文学学科来说,对前结构的根源和有效性的考察就更为 重要。在阐释外来本文之前,首先需要阐释传统,厘清传统在前 结构中所占的比重,考察其在现代语境下发生的变异,以及这种 变异在本文阐释中可能的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 加强传统文化的传递和教育。虽然我们不可能返回传统,但是 我们可以透过传统经典本文,体察传统的思维方式,寻求失落的 自我,在自我的历史存在中返视自我。也许只有这样,比较文学 研究者才能够在面对外来本文的时候,应用已经相对储备完善 的传统前结构与之进行对话. 然而,具备了适当前结构的中国人从事的外国文学研究就 一定是比较文学吗?要对这个问题作出恰当的解释,还需要考 察前结构在阐释中发挥作用的方式。在对前结构发生方式的考 察中,也许能够发现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真正分野. 三、视域融合与学科界限 前结构在阐释中会在两个层面上发挥作用。第一个层面是 对于本文的即时反应,这是一种初步的、不成熟的,也许是下意 识的反应。比如说,受制于传统前结构,中国读者也许认为外国 小说太冗长,心理描写太繁复,或者叙事结构不太合理,或者对 基于宗教情绪的行为感到难以理解等等。这种情形在国外小说 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特别明显。林纾在翻译《黑奴吁天录》之时 就说:“是书言教门事孔多,悉经魏君节去其原文稍烦琐者。”[27] 傅东华在译《飘》的时候也说:“还有一些冗长的描写和心理的分 析,觉得它跟情节的发展没有多大关系,并且要使读者厌倦的”, “就老实不客气地将它整段删节了。”[28]阐释者的这种反应是由 其前结构中的传统因素所决定的,但是这种阐释并不能达到真 正的视域融合。耀斯指出跨视域的三种经验:第一种是“隔阂 感”,“会让人产生一种排斥的情绪”;第二种是“诱惑感”,“想把 自己置身于新的东西之中去冒险”;第三种经验是“发现”,“通往 他人的视域有可能成为彼此间的联系”。前两种经验“还只是在 表面上跨越了视域:如果某人仍然带着自己的视域,仍然想保持 自己的视域,或者只是对陌生的视域表示惊叹而并不想置身于 其间的话,那么他就不可能理解、不可能从不同的视域中获得别 的不同于自己的经验。”[29]耀斯列举的前两种经验是对本文的 即时反应。这种初步的、下意识的阐释经验并不能带来有意义 的文学研究. 如果要对本文的世界做真正的思,从而达到第三种经验,就 必须使前结构在第二个层面上发挥作用,即有意识地使用、调动 前结构与本文进行对话。在对话中,前结构会从蛰伏状态中显 现出来。前结构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由不同内容组成的拼合 板。中国人前结构构成中的传统不再是没有变样的传统,而西 方文化也绝不是原味的西方文化,但是它们在互相交融中基本 面目还是隐约可见。阐释者要根据需要选择不同的内容与本文 对话。此时,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分野就出现了,如果调动的 主要是西方文化的前结构来阐释西方本文,显然不属于比较文 学的范畴。只有调动传统文化的前结构(当然需要同时调动相 关的西方文化前结构),来同西方本文进行对话,才是比较文学 研究. “流传物对于我们所具有的陌生性和熟悉性之间的地带,乃 是具有历史意味的枯朽了的对象性和对某个传统的隶属性之间 的中间地带。诠释学的真正位置就存在于这中间地带内。”[30] 伽达默尔在此所关注的是对于传统的理解,但是对跨文化理解 同样适用。阐释就发生在前结构与本文之间的中间地带,对前 结构不同内容的调动决定了离开前结构以后的方向。如果从异 域文化前结构出发阐释异域本文,阐释就处于纵向地带之中,属 于外国文学范畴。比如,王佐良先生的《英国散文的流变》,[31] 它以平易散文为主线、结合语言分析和文学阐释,考察了英国散 文的发展、流变,揭示了散文的本质特征。这主要是以英国文学 的前结构为依托对英国文学进行的阐释。比较文学则在自身传 统前理解与异域文化之间的横向地带中存在。如果把本文阐释 看成带着前结构外出探险的话,不同的装备与方向将决定步入 不同的区域,从而带来不同的经验融合。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 在出发时就由出发者的方向选择决定了. 步入比较文学的横向地带之后,如何与他者展开对话呢? 前结构与他者本文如何发生关系?伽达默尔指出,“一切阐释学 条件中最首要的条件总是前理解,这种前理解来自与同一事物 相关联的存在。”[32]传统中必然有对他人本文所关切事物的阐 发,而我们在理解他人本文之前,必然会对这一事物有所理解. 这种相关联的存在就是文学、文化之间对话的平台,是对话得以 存在的基础。钱钟书先生作为我国老一辈比较文学学者,其煌 煌巨著《管锥篇》被陈思和教授称为“中国比较文学不朽之基 石”,“应该成为不论哪个方向的比较文学学生的必修教材”。[33] 我们来看钱先生是如何在阐释中构建对话的平台的。在论《老 子》开篇之语“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一节中,钱先生 首先考察了传统对于“道”,“名”,主要是“名”的解释:“名”为“名 字”。在提出反对意见“‘名’之与‘字’,殊功异趣”之后,进一步 论证“可名非常名”的道理,列出大量中外人士,包括刘禹锡、陶 潜、刘勰、黄庭坚、黑格尔、尼采、斯宾诺莎、霍柏士、边沁、但丁、 歌德等人论语言与其所指事物的差距的观点。他接着又援引古 希腊文“‘道’(logos)兼‘理’(ratio)与‘言’(oratio)两义”、海德格 尔称“‘人乃具理性之动物’本意为‘人乃能言语之动物’”,来阐 释“道”,指出该句“首以道理之‘道’,双关而起道白之‘道’,道理 之见与道白者,即‘名’也,遂以‘有名’、‘无名’双承之。”至此, 《老子》首句得到了完美的阐释。结尾他再次引用柏拉图“早谓 言语文字薄劣,故不堪载道,名皆非常”,以“译注《老子》”。[34]钱 钟书先生的研究揭示了如何构建中西对话的平台,即寻找传统 前结构与他人本文之间“相关联的存在”,并进一步在平台上展 开对话,从而实现文化的真正交融。最后一个环节也是非常重 要的一个环节是采取什么样的方法进行研究。中国人研究外国 文学固然称不上是比较文学研究,而在不同文学、文化之间进行 的随意比附同样不属于真正的比较文学。谢天振教授在十年前 就批评了x+y的研究模式[35]。美国比较文学学者宇文所安也 指出,“当我阅读在它们各自的文学历史语境中对一首中文诗或 者英文诗作出诠释时,我往往能学到一些东西,”“但是与此同 时,我也发现,当我阅读一篇比较中文诗和英文诗(或者其他欧 洲诗)的文章时,我常常对于其中任何一个传统都一无所获。”比 如称李白是“浪漫主义诗人”,并将其与华兹华斯、拜伦等人相比 较,这就使“浪漫主义”成为一个普遍的范畴,放弃了“特殊历史 语境”。“这种比较文学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36] 释义学经验是一种对话,而对话则具有一种问答逻辑的形 式。“理解一个意见,就是把它理解为对某个问题的回答。”[37] 他者本文成为理解的对象,意味着它问了阐释者一个问题,而答 案就在他者本文之中。他者本文提出的问题是一种挑战,为了 回应这种挑战,我们必须在自己的视域中重新构造本文提出的 问题。重新构造的问题的答案不可能停留在外来本文的视域 中,它必然是阐释者的视域。“提出问题,就是打开了意义的各 种可能性,因而就让有意义的东西进入自己的意见中。”[38]使有 意义的东西进入自己的视域中就是视域融合。重新构造问题的 过程就是突破两个视域、产生一个新的更大的视域的过程。这 个新视域的产生正是比较文学所追求的目标. 四、结语 现在,我们可以试图为比较文学下一个阐释学意义上的定 义了,那就是,“充分应用本国(民族、语言)文化的前结构对其他 国家(民族、语言)的文学进行阐释和解读的研究工作。”这一定 义首先将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区分开来。在外国文学研究中, 理解调用的是外国文学、文化的前结构,而比较文学则调用自身 传统与他者本文进行对话。其次,这一定义对从事比较文学研 究的工作人员提出了本学科的基础要求:不断充实、完善自己的 理解前结构。只有具备了不同背景的前结构,才有可能在阐释 过程中搭建交流的平台,进一步激发研究者探寻各种意义的可 能性。最后,在比较文学的学科范围内,或者接受了比较文学学 科训练的人必须在与他者本文的接触中认识、反思自己的前结 构,并且敞开自身,使他者本文在我们的前结构或者存在中得到 表现,从而在问答逻辑的不断推进下,在永无止境的视域融合中 发现理解的可能性。 比较文学论文:试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历史与发展 论文关键词：比较文学　世界文学　跨文明研究 论文摘要：比较文学是一门研究跨越国界和超越同一文化背景的文学思潮、流派、运动、作家、作品以及和文学发展有关的各种现象的学科。纵观世界比较文学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累进式发展的三大阶段,即影响研究的欧洲阶段(法国)、平行研究的北美洲阶段(美国)和跨文化研究的亚洲阶段(中国)。 在当今世界学术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无疑是最引人瞩目的学科之一。自它在中华大地上复兴以来，发展迅猛，至今仍然方兴未艾。 一、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概念 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代表人物卡雷在他的《比较文学》艺术中对比较文学进行了定义：“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支；它研究国际间的精神关系，研究拜伦与普希金、歌德与卡莱尔、司各特与维涅之间的事实联系，研究各国文学的作品之间、灵感来源之间与作家生平之间的事实联系。比较文学主要不考虑作品的独创价值，而特别关怀每个国家、每位作家对其所取材料的演变。” 美国学派代表人物雷马克对比较文学进行定义：“比较文学是超越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和其他知识领域及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 我国学者季羡林先生对比较文学曾下定义：“顾名思义，比较文学就是把不同国家的文学拿出来比较，这可以说是狭义的比较文学。广义的比较文学是把文学同其他学科来比较，包括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钱钟书先生的说法是：“比较文学作为一门专门学科，则专指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更具体的说，就是把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文学现象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它们在文艺理论、文学思潮，具体作家、作品之间的互相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把比较文学定义为：比较文学是以世界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和不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特性，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 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 比较文学作为一种专门的学科，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但是，中西比较文学是否也能成为一种专门的学科，犹如“红学”之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鲁迅学”之于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我们认为，把中西比较文学从比较文学中独立出来，进行专门的、深入的研究，有着特殊而重大的意义。固然，对于中外文化交流，取异域文学之长，补我国文学之短，中国文学与朝鲜、日本、越南文学的比较，以中国文学为主体的东亚文学与以印度文学为主体的南亚文学的比较，乃至中国文学与中东文学、拉美文学、非洲文学的比较等等，也都是有待深入开发的研究领域。但是，对于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来说，从来没有任何一种文学像西方文学那样，对我们民族的文学冲击那么大，发生过那么无孔不入的影响。直到现在，世界各国的文学传统仍在受欧美文学传统的冲击。我们现在的文学教科书，甚至包括中国古代文学在内的教科书，都在使用着欧美文学的概念。我国当代的作家，仍在自觉或者不自觉、直接或者间接的接受着西方文学的影响，我国一般大学的外国文学课实际讲授的是欧美文学课。因此，作为专门学科的中西比较文学的建立已迫在眉睫！ 中西比较文学，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大的研究领域。一是现代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二是中国古代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前者应侧重于法国学派正统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即影响研究，后者应侧重于美国学派提出的平行研究。中国新文学的历史不长，而古代又有着悠久的文学传统和丰富的文学遗产，这个传统总在有形无形地对中国新文学发生影响。因此，随着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深入，应该把研究的重点从现代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移道中国古代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上来。 三、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历史与发展 曹顺庆在《比较文学史》中谈到“整个比较文学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和实施，就是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大，一个个‘人为圈子’的不断被冲破，一堵堵围墙的不断被跨越，从而构成整个比较文学发展的基本线索和走向。”[1]纵观全世界比较文学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一条较为清晰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的学术之链。这条学术之链历经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三大阶段,呈累进式的发展态势。 第一阶段，在比较文学历史上，法国学派是最早出现的一个学派，从19世纪末开始至20世纪20年代已具雏形。法国学派的代表人物有：巴尔登斯贝格、梵第根、伽列及基亚等人。法国学派所进行的影响研究可以概括为：其一，在研究方向上，注重国与国之间文学的事实联系和实际的影响关系，在有些学者那里，对这种联系和影响的研究甚至被严格的限定在两国之间，如梵第根就持有这种观点。所以法国学派学者严厉，比较文学一词是一门系统而科学的学科没有起好的名字。其二，在研究方法上，强调实证主义。认为要使学科建立在坚实的科学性上，只有对文学关系的事实联系进行细致的、慎重的考察求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主张把比较文学看成为文学史的一个分支。 法国学派对比较文学的贡献是巨大的。它在比较文学形成之初就为学科发展开辟了一条科学、严谨的研究道路，为学科理论和研究范式奠定了最初的基础。虽然法国学派在学科定位、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着一些偏狭的观点，但影响研究至今，认识比较文学研究中最基本的研究方法，而且也是一个始终充满生命活力的研究领域。 第二阶段，1958年9月在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第二次大会上，耶鲁大学教授韦勒克做了题为《比较文学的危机》的发言，向法国学派的理论观点提出了直截了当的挑战。这个发言被认为是美国学派的宣言书，此后不仅打破了法国学派的一统天下，也确立了美国学派在世界比较文学领域中的地位。 美国学派对文学进行的平行研究在与法国学派争论中确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其理论重点和对学科发展的贡献可小结如下：第一，扩大了研究的领域，把不同学科引入到文学研究中来；第二，把比较文学研究的目光转向了文学的内部，更加关注作品的结构、语言、层次等方面的问题；第三，开拓了多元的研究方法，主张针对不同作品、不同问题运用不同方法，或综合运用多种方法。 在第三阶段，学科自我发展的又一次机遇是东西比较文学研究的崛起。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台港及大陆比较文学研究的迅速崛起，为开拓比较文学的领域，尤其是东西方文学的跨文明比较做出了实绩。这种跨越东西方异质文明的比较文学研究，将全世界比较文学引向了一个更加广阔的领域，为比较文学拓展了更加宽广的视界，将比较文学导向了又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中国学术界正在探索甚至正在建构跨越东西方异质文明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新体系。台港学者对于东西方文化“模子”的比较文学研究和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探索，已迈开了比较文学新的学科理论建设的步伐。而近年来中国大陆学者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跨文明”的提出及其方法论体系轮廓的初步勾勒，更进一步奠定了学科理论建设的坚实基础。可以说，全世界比较文学正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战略性转变，新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正如旭日般冉冉升起，这是一个更加广阔的视界，是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新阶段。 中国比较文学乃至世界比较文学今后迈向何方？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跨文明研究”，或者说着眼于在中西文明冲突、对话与交流的跨越东西方文明的比较文学研究，将是中国比较文学乃至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比较文学论文:试论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 论文摘要：比较是确定事物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是比较文学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比较文学的研究趋向是在民族文化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之间建立一种辩证的关系，在世界文化的范围中寻觅思维本质的共性，它是辩证思维方式与方法论的结合；比较文学作为文学研究，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影响研究与社会历史批评，平行研究与新批评、符号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接受美学、女性主义批评、文化批判等无不渗透着比较文学思维特性。重视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论，是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不容小觑。 论文关键词：比较文学；文学批评；方法论；意义 在大学中文专业本科教学中，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分属两个不同的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归于外国文学学科领域，而文学批评则是文艺学中与文学理论、文学史共同构筑“三足鼎立”基本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不争的共识是：“‘比较文学’中的‘文学’，单指文学研究而言，不包括文学创作。所以，比较文学属于文学研究。是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明确了这一点也就明确了比较文学的学科归属和基本属性。比较文学也就有了质的规定；而文学批评是一种以文学欣赏为前提、以文学理论为指导、以各种具体的文学现象为对象的研究、评价活动。既然如此．比较文学就应该是文学批评的重要内容；而比较文学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学界对于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探讨，更多地是分而论之，对两者的天然联系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尽管乐黛云、陈悖等比较文学界的前辈都不失时机地强调比较文学与文学研究的融通，并呼吁比较文学方法论的拓展，但未能引起批评界应有的响应。在文学批评领域，人们论及方法，更多地关注的是文学批评本身的内在方法和外在方法等方法论体系，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之关涉以及比较文学方法论意义的研究还属于薄弱环节。本文正是针对这一点，尝试着讨论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论之意义。 一、比较与比较文学 任何存在物都无法独自存在，任何事物都处于与别的事物所形成的各种各样的关系之中。比较的意识应该是随着人类意识的产生而产生的；有意识的比较思维在人类思维的历史上也会找到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渊源和学理基础；比较的方法作为人类思维的基础，其运用也可以一直追溯到遥远的古代。英国女学者波斯奈特指出：“用比较法来获得知识或者交流知识，在某种意义上说和思维本身的历史一样悠久”；并将比较称之为支撑人类思维的“原始的脚手架。” 从学理上推论：比较意识的产生，比较思维的形成，比较方法的运用，似乎一脉贯之，清晰地勾勒出“比较”概念的生成。《辞海》这样解释“比较”：确定事物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可见，察同辨异是“比较”的基本特性；而察同辨异也是一切学术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因此，比较方法的运用存在于一切学科之中。 法国比较文学研究者梵第根早就意识到比较之于文学研究的重要：“一种心智的产物是罕有孤立。不论作者有意无意，像一幅画一座塑像，一个奏鸣曲一样，一部书也是归入一个系列之中的，它有着前驱者，它也会有后继者。”马克思、恩格斯对比较文学产生的背景作了极为科学的说明：“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他们的预言很快被证实。19世纪上半叶，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开始发展起来。直至成为一门显学。 比较文学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以及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和其他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的比较研究，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而不同国家的学者强调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以第根、伽列等为代表的法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影响研究，以韦勒克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平行研究，以阿历克谢耶夫和日尔蒙斯基为代表的俄罗斯学者则认为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不可分，应该同时并重。 比较文学研究尽管各有侧重，以致形成不同学派，但其共同点也是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较。“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与人类思维中早已存在的比较的方法在具体操作上并没有根本的差异，然而，比较文学又并非单纯的比较，有时也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比较文学中的比较具有某种特异的东西，这种特异性在于：进行比较文学研究，需要处理两个或两个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这时作为研究主体的‘我’无法超然于研究对象之外。而往往先在地认同于两个要素之中的一个．这样我们要处理的就不仅仅是两个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还包括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可见。比较文学学科中“比较”的意义具有特定的并且确切的学理内容，它是一种旨在把握“双边”或“多边”文学的内在关系．并进而认识它们的本质的具有特定内涵的思维形态、思维过程和方法论。 总之，比较是一种思维过程和方法：有意识的比较思维体现于人类思维的发展进程之中：比较方法的运用存在于一切学科之中：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有其特定的内涵，是一种跨民族、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而比较文学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沦的意义。撇开文学批评而泛谈比较文学方法论．抑或文学批评方法论中忽略比较文学方法，这些都必不能探骊得珠，甚至会南辕北辙。 二、文学批评中比较文学思维的渗透 比较文学的研究趋向是在民族文化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之间建立一种辩证的关系，在世界文化的范围中寻觅思维本质的共性，它是辩证思维方式与方法论的结合。“如果单从方法论的角度对比较文学作历时性的追溯，那么．我们便可以发现．由于各个时期比较文学观念的不同，它的理论背景和指导思想的不同．因而在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也是各不相同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文化研究的应运而生就是很好的说明。我们还可以发现，比较文学基本的研究方法都与文学批评的理论、方法有着天然的关联，即文学批评中渗透着比较文学的意识和思维，诸如：社会历史批评与影响研究，新批评、符号学与平行研究，接受理论与比较文学，女性主义批评与比较文学，文化批判与比较文学等等。 陈悖等学者在《比较文学》中指出：历史的实证的方法和审美的批评方法．是比较文学史上存在的两种基本的研究方法。并对其流变作了梳理：在l9世纪末期到20世纪上半期，比较文学被看成文学史的一个分支，影响研究占有绝对统治的地位，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几乎成了唯一的方法这类研究在理论上发展到极端，就是梵第根所主张的，把比较文学看成历史科学，只作事实的搜索考证，研究因果联系，而排斥审美批评。50年代之后，美国学者提倡平行研究，他们的理论背景是形式主义和新批评，因而在实践上强调审美的批评方法．强调“文学性”。这种梳理，实际上触及到了文学批评中的社会历史批评、原型批评、新批评、符号学与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的关系问题。社会历史批评与影响研究都注重事实的考据，强调实证分析，探微索隐地辨析、说明文学现象之间相互联系和因果关系；新批评、符号学与平行研究都运用审美的批评方法，致力于发掘无事实联系的文学现象之间的内在的美学价值，体现了法国学者金伯勒的思考：文学的比较研究不应当局限于“事实联系的研究”．而必须尝试把研究导向对作品的价值的思考。 文学批评中读者反应批评的理论主干是接受美学，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它将读者置于批评的中心，为考察文学现象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接受理论强调读者的参与和创造，重视读者的接受过程；比较文学关注作品的“创作经过路线”。考量比较的放送与接受，两者有颇多接近之处。接受理论创始人之一的尧斯为了论证接受理论与比较文学的关系，曾经讨论了“歌德的《浮士德》与瓦莱里的《浮士德》：论问题与回答的阐释学”。将德国的歌德与法国的瓦莱里的作品相比。这显然是比较文学的视野；而其中叉涉及到瓦莱里对歌德的接受问题，这又属读者反应批评的范畴。尧斯正是领悟到了接受理论中的比较意识以及比较文学中的接受因子，才强调：“我们研究《浮士德》时，所提出的问题，一定要针对歌德的《浮士德》和后来瓦莱里的《浮士德》所回答的问题，对症下药。”他还通过比较和接受研究发现：“歌德以他的人性戏剧回答浮士德神话的原始问题时，已经作r些改动。瓦莱里也发现歌德的《浮士德》的回答已不能满足他。于是他提出浮士德神话中蕴涵的另一个问题。”尧斯的批评实践，充分证明了随着比较文学创作活动、放送者、接受者关系网的渗透，接受美学、读者批评形成了一个新的理论层面．并由此开辟了文学研究新的探索途径。 符号学成为西方各种形式主义批评坚实的理论支撑，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都直接从中获得灵感。符号学研究力图借鉴语言符号分析法和代码理论，从意义建构的“零框架”上寻求人类文化的同一性．这与比较文学的跨学科(文学与语言学联姻)、跨文化(不同民族文化的异同)研究如出一辙。在比较文学平行研究中，有一种间接比较称为理论移植．即以一国文学理论去阐释另一国文学作品(俗称“西论中用”)。上世纪70、80年代．台湾学者杨牧和大陆学者周英雄先后对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十六中的一首小诗《公无渡河》的分析，就是借用西方文学批评中结构主义二元对立原则和符号学原理解读中国文学作品的典型案例；论者从形式因素人手，创造性地从语音层次的分析上升到语义层次的分析，由此传达出对生命的喟叹，进而揭示悲剧精神，充分体现了比较文学的理论移植方法与文学批评的符号学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的融合；这种批评实践，是结构主义诗学中国化的开拓性尝试，并显示出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的不解之缘。 女性主义批评由于其性别的独特性、理念的多元性、视角的开放性，自然与比较文学研究产生了许多契合点。当今世界女性主义批评运动千姿百态．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传统，使发生在不同国度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活动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注重社会实践而轻视理论化的英美女性主义批评、理性而多元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法国流派、争取女权强调本民族文化认同感的东方女性主义批评。新见迭出，不乏胜解，各领风骚，形成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新视阈。并昭示人们：无论是社会学女性主义批评、符号学女性主义批评，还是心理学女性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一旦跨越民族、跨越国界、跨越文化．就具有了比较文学方法论的意义。 此外，从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文学和社会学、文学和心理学的传通过程中，我们还可以窥见到原型批评、心理分析批评甚至精神分析批评等文学批评方法的特质。 辨析文学批评方法与比较文学方法之关涉．使我们得到的启示是：比较文学学科的边缘性决定了它必然要与其他学科发生紧密的关系，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较；而比较文学的根本属性是文学研究．也就决定了它在文学批评的视野中必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因此，将比较文学方法论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是文学批评方法论教学与研究的重要课题。 三、比较文学方法论意义 比较文学是比较思维与比较方法结合的产物。它以理解不同文化和文学问的差异性和同一性的辩证思维为主导，其研究方法也因此超越形式的异同类比，而包括了各种文学的不同研究方式，从而展现各种文学的特征和它们之间的辩证联系。 问题在于，处于当下这个多元参照和学科整合的时代，我们应该如何历史性地从方法论、认识论和学科本体论的不同层面，去理解和认识“比较”的不同内涵及其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去思考和探寻这种比较的价值目标将如何影响到比较文学学科方法和文学研究范式的有效性?有学者对此有着自己的见解：“特别是在当下所谓现代性视域和多元文化语境中，比较’只能建立在坚定不移地拆解文化中心主义、肯定多元文化共生权利、坚持价值倾向和发展担当互补共存的意识基础之上。如果没有这些价值理念的支撑，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方法．甚至是跨越文化、语言、民族的比较研究，同样不能保证得到这个时代的文化对话所期待的结果。”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一直伴随着方法论的探索，许多学者致力于新时期文学研究方法有效性的考求；在一致推重“比较”作为比较文学的出发点、思维方式和基本方法的前提下，学界还就“阐发法”、“异同比较法”、“寻根法”、“对话”等研究方法进行了有效的尝试：实践证明，它们无论是在比较文学领域还是在文学批评范畴，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阐发研究既是一种研究类型．也是一种比较方法。它是中国学者的一个创造。王国维、胡适、闻一多等现代学者曾尝试这种实践；1976年台湾学者古添洪把“援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以开发中国文学的宝藏”的研究，称作“阐发”研究。这种间接比较实质上属于理论移植，即以一国文学理论去阐释另一国文学作品：而一国文学理论是从该国文学创作总结、抽象而来，在被用于另一国作品阐释时，无可避免地隐含着两种作品的比较：理论移用中的逆与顺，折射出两种作品的异与同。 平行研究中根据性质类型可分为类比研究和对比研究，称为“异同比较法”。这是一种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是在异质异源的不同文化体系之间进行的比较。它要求从求同出发，进而辨异，进而探究其深层原因；同时，在异同的比较研究中，发现各自的民族特色和独特价值，寻求相互的了解、沟通和融合。 “寻根法”即“文化模子寻根法”，它是跨文化研究中文化冲突、文化碰撞的产物，是美籍华裔学者叶维廉提出的。他主张在进行不同类型文化背景的文学比较研究时．以文化模子的寻根作为基础．而且必须从两个模子的叠合处察同辨异，寻根探源，并认为，只有这样．方能穷究事物的本来面貌．达到两者的融合。叶维廉的思考．为中西文学比较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对话”是比较的重要路径，也是文化传通的有效方法乐黛云从对话的角度反观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基点和研究范式，提出了文学对话这个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基础．并深刻地揭示了比较文学的实质：比较不是理由，比较中达成直接或间接的对话并且通过对话产生互补、互识、互鉴的成果．才是比较文学题中应有之义。这也正是巴赫金所憧憬的境界：在两种文化发生这种对话性相遇的情况之下．它们既不会彼此融合，也不会相互混同，各自都会保持自己的统一性和开放性的完整性，然而它们都相互丰富起来。 当我们用“比较”的眼光审视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深感两者需要的是学理的渗透和方法的融合．还发现无论是比较、阐发、对话等一般方法。还是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实证批评、审美批评等具体方法，都能找到许多契合点，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文学批评方法论教学，重视比较文学思维的渗透．为比较文学方法留出一席重要之地，正在情理之中。 比较，需要一个“他者”。“他者之梦．也许只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我之梦，他者向我们揭示的也许正是我们自身的未知身份，是我们自身的相异性。他者吸引我们走出自我．也有可能帮助我们回归到自我，发现另一个自我。”在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的视域中，这一番言说，既充满诗意，又耐人寻味。 比较文学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 【摘 要】本文探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主要有四种类型：影响研究、平行研究、阐发研究、历史类型学研究。文章探讨前三种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具体运用，试图在学术论文写作范围内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有所指导、帮助。 【关键词】当代文学 比较文学研究 运用 就大多数情况而言，文学研究就是文学评论，文学研究方法就是文学评论方法。各个学科有着共同的基本的科学的研究方法，而针对具体学科，又都有专业性的研究方法。下面我就简略谈一下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众多专业方法中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运用。 二十世纪，是整个世界在各民族及其文化的急剧碰撞、交流中走向对话和交流的重要历史阶段，而二十一世纪是全球化的世纪，尤其经济全球化更促使各民族文化跨出国门，世界文化交流更是频繁。在这种情况下，比较文学作为一种“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在文学交流日益频繁的当代社会，受到众多研究者的强烈关注。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不少学者在比较文学的研究框架中，还运用心理学、文化学、形式分析等多种方法，使文学比较研究深入全面。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具有四种类型：最早的源于法国的“影响研究”，继而又有美国首倡的“平行研究”，苏联创造的“历史类型学研究”，中国提出的“阐发研究”。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主要运用“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阐发研究”这三种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研究中“影响研究”的法国学派注重国别影响，也就是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学影响，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来印证有关“影响”的假设，凸显作家作品之间的精神联系。某个作家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对外国作家及其作品有所了解，并且自己在写作中可能受到他们的影响，如鲁迅的有些小说就是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在内容和形式上体现出了和传统小说不同之处。这种研究方法目的在于寻找作家作品跨文化相互影响的规律，研究作家接受外来影响与个性创造的辨证关系，影响发生的原因、条件以及变化过程。“比较学者们对影响所作的界说大都强调它的外来性和隐含性。”在当代文学研究中，题材处理、主题原型、艺术风格、技巧等艺术创造的范围内都可以运用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展开研究和比较。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很多作家受西方文学的影响，王蒙是比较突出的一位。我们都知道,王蒙作品中的幽默是一种“中西合璧”式的幽默，他从西方的“黑色幽默”里吸取了“浓缩的荒诞性”和“黑色的”戏剧性。并且我们知道，王蒙在十七年的创作中，在作品的结构方面独树一帜地采用意识流动结构法，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他的这种写法与西方的现代派的表现手法有着深刻的联系，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些方面，运用“影响研究”的方法研究西方文化对王蒙创作的影响。这方面论著如《论王蒙小说的文学空间》李珠鲁(韩国仁济大学中文系)就重点考察了王蒙小说所展现的文学空间形态及其性质,探讨王蒙在艺术创作中如何运用现代主义的意识流交错手法来结构作品，强调了西方意识流手法对王蒙小说创作的影响。再如许子东《当代小说探索与西方现代派文学影响》，就探讨了西方文学流派对新时期小说创作的影响，《沈从文与精神分析学说》注重研究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对沈从文的文学创作的影响。当然，影响都是相互的，在看到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学影响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影响，要找到文化影响对作家作品影响的普遍规律。在当代文学中这样的影响俯首皆是，我们要用发现的眼光更深入研究当代文学。 美国学派提倡的平行比较方法研究，提倡文学跨国界“共时性”研究，是“将那些相似、类似、卓然可比，但是并没有直接关系的两个民族（或几个民族）文学，两个（或多个）不同民族的作家，两部（或多部）属于不同民族文学的作品加以比较，研究其异同，并导出有益的结论。”也就是以文学作品为中心的比较方法。是对那些没有事实联系和影响的文学现象进行跨文化的对比研究，将不同的文学现象贯穿起来，揭示它们之间的逻辑和理论联系，以探索世界文学创作的共通规律。平行比较方法包括两种类别的研究，一是探讨作品的类同，一是探讨作品的对比。它并不是将两种文学简单地相比，而是在主题、题材、类型诸方面建立比较关系：以文学作品的主题为中心，考察同一主题在不同国家的文学里表现的异同点；以题材为中心，分析同一题材在不同国家文学中的不同处理；按照文学的不同类型进行分类比较，如风格比较、情节技巧比较、人物形象比较等等。如《〈天龙八部〉的原型分析（从〈俄狄浦斯王〉谈起）》,这两个作品乍看上去毫不相干，但作者通过深入研究从作品表层的巨大差异中找出了它们之间深刻的内在一致性。《不同国土上的荒野：中西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不同语境》、《廖辉英〈盲点〉与张爱玲〈金锁记〉中的母亲角色》等，都为我们的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视野和有效的研究方法。对同一个国家的不同民族的文学作品也可以采用这种比较分析的方法。 在运用平行比较方法时，对比研究注重在某类现象的比较中寻找差异时，较多采用演绎思维方式，如对中西文学中吝啬鬼形象的比较研究;类同研究在差异中寻找共同点时，则更多使用归纳思维方式，从个别中见一般，分析文学的社会、历史土壤和文化条件的研究，如《〈莫须有先生传〉与〈堂吉坷德〉之比较研究》。平行比较研究方法拓展了文学研究的领域，让我们的视野更加开阔，在更广大的空间中来研究文学，是大有裨益的。 中国提出的阐发研究，也就是用西方的理论阐发中国文学。这种研究方法在近十几年受到学者相当的重视，并作出了相当的成绩。比如用精神分析法来分析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形象，可以更加透彻地看到狂人的无意识行为中隐藏的心理动机，能够更好地理解狂人形象，进而为理解作品找到突破口。《艺术心理与政治心理的冲突——矛盾小说理性化倾斜的心理学阐释》运用荣格的心理学理论分析矛盾的小说创作，可以说是另辟蹊径，从非传统研究方法中挖掘出作品更多的内容，让我们看到了作品内容的更多层次。二十世纪西方在文学理论方面大有收获，文学的各个环节，不管是作家、作品、读者还是文学创作过程，都有一系列的理论，这些理论传到中国，对当代文学的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如结构主义理论，新批评理论、存在主义理论、女权主义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等，我们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可以运用这些理论来寻找与当代文学的契合点，用它们的理论来分析文学作品，可以融会贯通，更加细致地解剖作品。《中韩当代女性小说的对比研究》就是运用女权主义的理论来分析中韩当代女性小说的异同。《须一瓜小说中的荒诞性》则是从存在主义的理论出发，看到须一瓜作品中的荒诞的性质。当然，不管我们运用什么理论去阐述文学作品，研究之前都要对一种理论模式做分析和选择。另外我们还可以在寻找文学创作与历史、宗教的联系中，加深对文学的认识，如当代作家的宗教信仰对创作的影响，当代作家创作与佛教、道教文化的关系等。如贾平凹、孙犁等作家作品中传递出浓重的道家文化，就可以研究他们的创作与道家文化影响的关系等。 我们对中外的文学作品、作家进行比较研究，同时我们也不要忽略了在历史纵向范围内的对比研究，可以探讨中国古代、近代文学对当代文学的影响，可以将不同时期的作家的创作行为及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如《张爱玲、王安忆小说创作中的市民意识比较》《异中有同的两种中国味：观照赵树理和汪曾祺》等，可以加深我们对作品的理解，加深对文学的认识。 总的说来，新时期文学的比较研究，是一个容易出新的批评领域。借鉴新观念、新方法，剖析比较研究对象，作出新颖而深入的发现、体现出鲜明的当代性特征。 比较文学论文: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一、现代文学作家、社群与思潮 (一)战后以至1950、1960年代的作家与文艺社群 1945年以后，大陆学者文人随国民政府来台者众，当时进入台大任教的几位师长，带来了“五四”文学的精神，也开启往后的现代文学之路。最具代表性的，在中文系有台静农，他是鲁迅的学生，来台后虽然转向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但他的小说集《建塔者》、《地之子》，后来也出版了，使读者一窥“五四”遗风。在外文系则以夏济安为代表，他创办《文学杂志》，带动写作风气，影响了当时仍是学生的白先勇等人，也缔造了学院派文学杂志的成果。当时的青年学生辈，有来自大陆的学生，也有台湾本地出生的青年，他们因为进入台大就读，受到这些老师前辈的启发，以及同侪间的鼓舞，纷纷崭露创作的才华，终于成为台湾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这些学生包括中文系的林文月、叶庆炳、张健、吴宏一、柯庆明，外文系的余光中、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杜国清、叶维廉等，各自在诗、散文、小说创作方面留下可贵的成果。林文月、叶庆炳以散文著名，余光中参与蓝星诗社的创立，张健亦为蓝星主要成员，杜国清、叶维廉则是笠诗社、创世纪诗社的重要成员。而以白先勇为主的《现代文学》杂志在1960年代创办，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等人，都是创始社员，共同推动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 (二)文学杂志对现代思潮的译介 由夏济安主导的《文学杂志》创办于1956年9月，而在1960年8月结束。但这份刊物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代表台湾战后初期的文学潮流中，一群学院里的师生对于文学的喜好和坚持，并开辟另一个有别于“战斗文艺”的园地。他们刊登的文稿，除一般创作，文学理论的译介、中西文学的相关论述也相当多，这个现象可以说开创了一种风气，也就是将现代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理论、西方文艺思潮连结，提供给创作者和读者新颖的观念。以白先勇为主导的《现代文学》深受其师长辈创办的《文学杂志》之启发，该刊在1960年3月到1973年9月共发行51期，由白先勇负责筹措资金，而外文系的几位同学一同写稿、译稿和拉稿。比起《文学杂志》，《现代文学》更强调创新的精神，他们努力介绍各种西方的思潮、创作观念，以便所写的作品可以表达属于现代人的艺术情感;对于西方文学与理论的介绍，《现代文学》更以“专号”的形式推出，除作品翻译外，往往也包括作者生平介绍，并附带加以评论。除创刊号推出“卡夫卡专号”，也曾刊出多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专号，对于艾略特的诗作与诗学，更前后刊出多期。《现代文学》编辑群对文学充满热情与执着，而这些译介，为创作者与读者带来不同的视野，开拓更多元的文学品味。 二、比较文学的学科成立与研究扎根 如上所述，《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以译介外国文学与理论为宗旨，进而启发作家的创作以及解读作品的角度，其实已略具比较文学的雏形。进入1970年代，台大文学院更以三轨并进的方式———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成立比较文学会以及结合《中外文学》，促进了比较文学在台大扎根与茁壮。1970年，台大外文系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推动者是当时文学院院长朱立民与外文系主任颜元叔。但这个博士班不打算走英美文学博士班的路线，反而希望结合外文系与中文系的学术资源，使学生可以同时接触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进而可以建立具有中国/外国文学双重视野的比较文学研究。纪秋郎、单德兴、李有成、高大鹏、陈昭瑛、古佳艳等，都获得此博士学位，成为外文、中文学界的优秀学者。近年台大外文系虽已将比较文学博士班并入一般博士班，但比较文学仍是其修业与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1973年7月，朱立民等八位外文系学者与叶庆炳等四位中文系学者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并藉此在《中外文学》开始介绍比较文学的观念和发展;譬如《中外文学》创刊号(1972年6月)即刊登李达三著、周树华与张汉良译的《比较的思维习惯》，仿佛已经有所预告，2卷9期则有Al-dridge，A．O．著、胡耀恒译的《比较文学的目的与远景》(1974年2月);其后则陆续有袁鹤翔《中西比较文学定义的探讨》，李达三著、许文宏与冯明惠译的《东西比较文学史的检讨》等文章，一路推进，颜元叔、胡耀恒、朱炎、叶维廉、张汉良、陈慧桦、古添洪等，都是比较文学的旗手。古添洪与陈慧桦编著的《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李达三的《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8年)二书，可说是最早结集的相关著作。而叶维廉、古添洪与陈慧桦在东大图书公司主编的“比较文学”丛书，更可说是具体的成果。此外，结合外文、中文两系教授的“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自1974年8月起对外扩大征求会员，凡大专院校教师和研究生有志于比较文学者，皆可申请入会。而学会也每年度主办国际或全国比较文学会议，开放对外征稿，相关的征稿主题、研究论文也都以专号的形式收录在当期的《中外文学》或另一英文的比较文学刊物《淡江评论》(淡江大学外语学院出版);譬如第4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1983年8月)，第5届主题为“现代主义与中西比较文学”(1987年5月);第25届全国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灾难、创伤与记忆”(2001年9月)、第30届主题为“认同的变向:全球化时代的主体生成与转化”(2006年5月);无论其主题是企图与中国文学对话，或是呼应世界文学脉动，或是跨领域研究、文化研究，都在带动台湾学界的研究潮流，累积丰富的学术资源。外文系主导的比较文学博士班、比较文学会，再加上《中外文学》，形成了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铁三角。我们也可以发现，就在《现代文学》即将衰退之际，1972年6月，外文系与中文系多位教授共同发起创办一份新的刊物《中外文学》。这些学者包括外文系朱立民、侯健、齐邦媛、颜元叔、胡耀恒与中文系郑骞、叶庆炳等人;而该刊自创刊以来，迄今一直稳定出刊，在台湾学术界已占有关键性的位置。《中外文学》创刊初期，系以颜元叔为主导人物，他引进新批评，在第一期至第四期，藉由《细读洛夫的两首诗》，掀起一串现代诗论战;而后又连续登载王文兴小说《家变》，并举行座谈会，引起各方注目、论辩，具体呈现学界与读者大众对这篇小说褒与贬的两极化情形，也为现代主义小说的读者反应留下珍贵的纪录。《中外文学》也曾连载林文月翻译的日本文学名著《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书，引起很大的回响。该刊既命名为“中外”文学，除了对外国文学以及理论的译介，当然也兼纳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论文。除现代文学研究外，也有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属于中国文学本身的研究模式，例如作家传记考述、作品流派、文学史研究，另外更为突出的则是以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例如张汉良的《“杨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结构》(1975年4月)，系以荣格的神话原型理论研究古典小说“杨林”、“枕中记”系列故事，这种研究视角深深地影响了此后台湾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具体实践。综览《中外文学》的文章，可知其编辑和登稿的方向，和“比较文学”在台大外文系的扎根与开展着实有密切的关联。《中外文学》在1980年代以后，逐渐聚焦在对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介绍，例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后殖民等理论，透过专题邀知名学者撰稿，无论是就理论观念加以译介，或是以文学作品为例实际操作，都成为后来者追摹的范例，也大大助长了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风气。 三、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作家的培育，本不限于任何科系，但因为小说家白先勇、王文兴等人的光环，“作家都是出自外文系”的说法也流传一时。然而随着中文系现代文学课程的增加与写作风气渐盛，出身中文系的作家，以及投入现代文学研究的中文系学者，也日渐增多，“现代文学”遂形成中文系学术传统的脉络之一;这方面，曾任系主任的叶庆炳教授实有开创性的贡献。而当代年轻一辈的作家譬如散文家陈幸蕙、简，小说家郝誉翔、黄锦树，诗人陈大为等，都是台大中文系毕业。在外文系方面，虽以外国文学课程为主，但中文、外文两系常有合作开课的例子，如外文系王文兴所授的现代小说、王建元所授的文学批评、齐邦媛所授的高级英文(讲授英美小说与诗)等，系为中文系而开;中文系也长期为外文系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因此除了在文学杂志上的通力合作，在课程、师资的援引上，中文与外文两系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担负文学教育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8月，台大成立台湾文学研究所(简称台文所)，因为课程设计与发展方向的关系，进入台文所的学生，不乏已经有现代文学作品集出版，或是已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加上各教授的专业取向，台文所加入了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阵容。按，台湾文学的发展，于史可考者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除1930、1960年代是现代主义兴盛时期外，台湾文学的多元性，以及与日本文学、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关联，都可以从中发掘比较文学的议题。是故，台大教授对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除了前文所介绍外，近年可以看到的是，中文系何寄澎的现代散文研究、陈翠英的现代小说研究、外文系廖炳惠的后现代研究、廖咸浩的文艺/社会思潮研究、张小虹的性别/同志文学研究、流行文化研究，刘亮雅的台湾后殖民小说研究、朱伟诚的同志文学研究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而台文所教授对于现代文学研究可说更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柯庆明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郭玉雯的张爱玲小说研究，王文兴小说研究，梅家玲的现代小说研究、眷村小说研究，以及洪淑苓的现代诗、女性文学研究，都已出版相关的学术论著。另外，黄美娥的日治时期台湾通俗文学研究、张文薰的日治时期台湾新文学研究以及苏硕斌的台湾都市文化与文学研究，也都为现代文学研究扩充了领域与视角。 四、结语 展望历年来的台大师生藉由现代文学创作、译介与发行文学刊物的成果，和台湾文坛产生密切的互动，在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上更有开创性、主导性与关键性的位置。现今，为了促进现代文学研究，总图书馆也积极展开作家手稿资料的典藏工作;目前已有王祯和、王文兴、林文月与叶维廉等作家的手稿典藏。而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也已成为学术研究的常模，相信台大教授与研究生将秉此深厚的人文传统，在新世纪共同勾勒出台大、现代文学、比较文学以及文学史的复杂网络。 作者：洪淑苓 单位：台湾大学 比较文学论文:比较文学中文化研究的概况与问题 一、关于比较文学研究转向的合理性问题 （一）国际文学研究“向外转”趋势必然指向文化研究 文学研究的“向外转”自然都指向了文化。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几乎是当代文学研究各派别的共同趋势。比较文学的开放性决定它向来都能对学术研究的变化做出敏感的反应，更何况它本身就有着文化研究的性质。20世纪80年代初期比较文学的“理论化”倾向就是这种“文化热”的开始，而9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的趋势变得更加明确更加自觉。 （二）比较文学的研究视域决定了文化研究的合理性 随着全球趋势的日益迅猛，从比较文学的本体论—比较视域来看，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必然成为比较视域的基本内涵，而跨民族与跨学科是比较视域中的两个基本要素。比较视域具有联系及流动的特点，使比较文学不断打破自身的局限，拓展自身的领域，并使这一学科超出文学研究的范畴，进而从文化的角度进行文学研究。与比较视域的联系性特征相联系，比较视域始终持一种多元的，开放的研究态度，随时间变化和时代变迁调整自身，这是比较文学研究最重要的特点之一。随着全球化的到来，比较视域走出了欧洲中心，进入了一种在多元文化语境中进行文学研究，在多元文化语境下相互参照、相互阐释的时代。大家熟知的美国学者厄尔•迈纳、加拿大学者米列娜•多列热诺娃等，都积极地对中西文化、文学之间的关系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再从比较文学安身立命的基点———比较视域来看，在全球化时代，比较文学中文化研究的兴起和发展也是符合这一学科自身的学理特征的。 二、比较文学中文化研究的概况及问题 “二战”后，文化研究在英国逐步兴起，80年代传到美国并形成多元发展的趋势。它主要关注当代的非精神文化及大众文化，提倡一种跨学科、超学科的态度，把文本分析与其他研究方式，诸如结构学、人类学、心理学相结合。它所运用的多学科、多维度的方法给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东西比较文学的兴起，比较文学研究要求彻底打破“欧洲———西方”占据世界文化中心地位的观念。于是结构主义、文化相对主义等学说，有了施展理论价值的天地。比较学者用这些理论来说明不同文化体系的文学之间的平等关系，说明文化交流中的对等原则和互补、互惠关系等等。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引入包括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等在内的后现论，有效地调整了比较文学近十几年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偏颇，大大拓宽了比较文学的疆域，为比较文学输入了新观念、新术语，形成了文化人类学与比较文学、女性主义与比较文学等颇具特色的研究领域。通过上述文化理论的研究，有利地推动了东西文化的对话与沟通。中外许多著名学者都把目光投向本民族以外的其它文化体系，并对之进行研究，如艾田伯的巨著《中国的欧洲》、美国学者厄尔•迈纳出版了《比较诗学———东方与西方》等。 另一方面，比较文学的具体研究中引进文化比较，这也是比较文学研究进一步深入发展的需要。文学是人类文化这一庞大有机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创作总是在既定背景之下进行。反过来，文学又是人类文化成果的一种富有独特价值的载体，包含丰富的文化内涵，而这种内涵又只有联系文化背景才能发掘。东西比较文学兴起后，文化研究显得更为必要，更加迫切。东西方文学分属不同的文化体系，在许多方面存在巨大差别。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引进文化研究，对东西文化的异同进行内在的、深层次挖掘，同时把东西文学研究置与广阔的文化研究的背景之下。这样才能把东西文学比较中出现的不同现象和共同规律，诉诸于东西方不同的文化体系，并在其中寻找原因。这就需要东西文化加强沟通和对话，按照互识、互证、互补的对话模式加深彼此之间的了解和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吸收对方文化中的长处为我所用，从而更好的促进自身文化的发展。同时，我们必须看到，文化研究本质上是一种具有非边缘化、解地域化等特征的非审美性文学批评。它重在揭开大众文化形式和实践中意识形态的机制。因此，文化研究是反精英的，它的视野里自然没有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低俗与高雅之分，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文化研究越来越对精英文学研究意味着挑战。文化研究的这种倾向也对比较文学研究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首先，比较文学研究中出现了经典文学研究衰微的趋势。大众文化和文化研究相互推进，瓦解和虚化了自律性和思想性的经典文学的价值和文化意义。因而在比较文学中甚至出现了以欧美与中国的影视文化、饮食文化的研究代替了对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的经典文学的比较分析，抛弃了古典文学和精英文化。社科院文学所所长杨义指出文学研究在追求学术现代性的同时，要对浩繁而灿烂的古典智慧进行深度的现代转化，开展一种汇通中外、有容乃大的文学学术工程。他的话对我们应对上述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一方面，要运用现代文化理论重新审视、解读传统经典文学，对其进行现代化改造。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运用21世纪的新人文精神所倡导的文化与文化之间的沟通和理解，尽量扩大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商谈、讨论和宽容的空间。双方要同等尊重彼此的尊严和存在的权利，互相学习对方的长处，补充自身的不足，缓和近年来二者出现的严重冲突与交锋。这也有利于比较文学在一个更为宽松、广泛、平和的文化语境下，从文化理论和政治权利话语的角度研究文学现象，使文化、文学相互沟通、利用。 其次，比较文学研究中出现了“泛文化”研究趋向，忽视了比较文学归根结底是一种文学研究。从最近几届国际比较文学大会及地域性的会议讨论的中心题目可以清楚地看出，学者门热衷的话题似乎不是文学自身，而是文化差异、人类学、宗教等不同的文化领域。针对当前比较文学界出现的“泛文化”倾向，我们应该如何保持对比较文学学科的清醒认识？如何体现比较文学的文学性？简言之，要对比较文学这门学科有一个正确的定位。比较文学本质上是一种文学研究，它的出发点和归宿都应该是文学。文化研究是为了丰富和深化比较文学研究，作为它的背景和补充，只能居于次要的位置。比较文学工作者要以文学文本为出发点，并关注文学作品的内在价值，同时要正确处理文学与其它学科之间的关系。刘象愚教授说得好“比较文学工作者无论在不同文化和学科的领域里跨出多远，研究的立足点应该始终在文学上，强调‘文学本科中心论’对于保持比较文学的生命力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三、21世纪的比较文学展望 比较文学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到今天已经蔚为大观，被认为是21世纪的一门“显学”。21世纪的比较文学研究，既要树立一种文化全球化与多元文化意识并重的文化观念，又要成为人类精神相互对话和沟通的语境和操作平台。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它实际上已经扮演了一个不可或缺的文学与文化中介与交流媒体的角色。世界范围内的文化碰撞、文化交流过程，都在作自觉或不自觉的比较、鉴别，而比较文学研究在这个过程中，以其自身独特的方法法或思路，让人们即认识了自己———本国本族的文学与文化，又认识了“他者”———他国他民族的文学与文化，甚至还可以在此基础上把握世界文学的共同走向与共同规律，这是国别文学或民族文学研究所无法企及的。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乐观地预见，比较文学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21世纪将有更大的学术空间，对世界文学和人类文明将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本文作者：何玉 单位：山东科技大学国际交流处 比较文学论文:比较文学的内外研究 一、国外比较文学是一种真“外部”、伪“内部”的文学研究 文学研究的内外问题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在比较文学发展史上，所谓的美国学派与法国学派之争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之争。在法国学派的比较文学理念中，基本原则就是去寻找和实证确实存在过的“事实联系”，能够实证的事实联系是法国比较文学的基石。如卡雷对比较文学下的定义为:“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支;它研究国际间的精神关系，研究拜伦和普希金、歌德和卡莱尔、司各特和维尼之间的事实联系，研究不同文学的作家之间的作品、灵感甚至生平方面的事实联系。”卡雷的定义对法国学派影响深远，他基本奠定了法国比较文学注重文学外部关系的基调。其后梵•第根的定义更突出了法国学派注重外部研究的特点。梵•第根指出:“比较文学的目的实质上是研究不同文学相互间的关系。”显然，“国际间”“不同文学的作家之间的作品、灵感甚至生平”“不同文学”“事实联系”这些字眼，充分表明法国学派注重的是文学外部因素的研究，注重的是事实关系，探讨的是不同文学现象间的影响与传承。或者说，体现在量上，法国学派研究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文学现象之间的事实关系。 美国学派针对法国学派的外部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他们反对法国学派重视外部联系，忽略文学内部关系的做法。但美国比较文学并不仅仅就是后来的美国学派，在美国学派崭露头角之前，美国已经有不少学者从事相关研究。真正把美国比较文学推到世界学术前台的是韦勒克。他在《比较文学的概念》中对法国学派提出批评，认为“他们过于重视‘事实关系’，对比较文学定义的解释比较狭隘，忽略了对艺术作品的美学分析”。在此基础上，美国学者着力于平行研究，即研究没有事实关系的两种或两种文学现象以及进行平行的跨学科研究。从此，美国学派开始发出自己的最强音，这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人物正是韦勒克。而韦勒克作为“新批评派后期的核心人物，也是西方学术界公认的二十世纪最博学的文艺批评家之一”，“是一个执著于对文学进行内部研究的批评史家”。他的重要贡献是把文学研究划分为“内部批评”和“外部批评”，并更钟情于文学“内部研究”。但这里的问题是，不能因为韦勒克的“内部研究倾向”，而想当然地认为美国学派倡导的比较文学本质上是一种内部研究的比较文学。“实际上，他虽然身为该学派的元老及平行研究法的主将，但却未曾盲目地局限于这种方法，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超越。”而且美国学派的其他领军人物并不完全赞同韦勒克的主张。我们考察美国学派对比较文学的定义也不难发现，美国学派的比较研究并没有分清楚韦勒克式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 在韦勒克那里，内外之分不仅仅指的是文学要同社会历史批评脱钩，不仅仅指的是文学要脱离政治、脱离历史赋予的“因果性”联想，还指的是文学研究要“区分文学作品的‘本体存在’与‘经验存在’，并由此确立这样一个理论论点:文学研究的对象是文学作品的‘本体存在’，即一种‘符号与意义的多层结构’”。韦勒克认为，文学作品建立在语言基础之上，但又不局限于语言，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声音层面、意义单元和世界层面”，是一个“符号与意义的多层结构”。“内部研究”就是对这一现象学意义上的“本体结构”的研究。而“外部研究”则主要涉及文学作品的“经验存在”，诸如它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作家的心理情感状态以及读者的接受印象，等等。由此可见，韦勒克“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二元区分最主要的话语功能就是要突显文学作品这一超越一切经验现实的“本体存在”由语言构成的“符号结构”，并进而对其进行审美的分析。因而，所谓的内部研究就是指对文学本体结构的研究，关注的是文学语言的符号性，而外部研究则指的是对文学经验层面的研究，包括我们想当然地认为会影响到文学的种种外部因素，如社会历史背景、作家创作心理、读者接受情况等。再来看美国学者对比较文学的界定，以雷马克为例，他指出:“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及信仰领域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 雷马克的定义如此粗糙，但奇怪地是，国内学者在写作比较文学教材时竟然没有人对这样一个内涵和外延几乎都不确定的定义进行责难和质疑，而是想当然地把它作为美国学派的代表性定义接受和吸纳。殊不知，美国学者在比较文学上的贡献要远逊于他们的法国同事。除了众声喧嚣地进行所谓的理论变革之外，他们在比较文学上的贡献可谓少之又少。从雷马克的定义里，我们除了能感觉到新批评的一大弊端———不负责任地乱联系之外，几乎感受不到它的精髓所在，更不用说韦勒克的“内部研究”了。韦勒克的重要贡献就在于其对文学批评的重新解释和定位，但是他的“文学性”研究方法，除了在文学批评上卓有成效外，在比较文学领域几乎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回响。美国学派号称进行了比较文学的内部转向，从事实联系转向了对文学审美性研究上，以至于国内学者把平行研究的可比性界定为审美价值关系，但是从美国学派的定义和研究中，很难感受到其价值和审美究竟体现在哪里。 因而，其实可以下这样一个论断，美国学派的平行转向，实际上是把比较文学的外部研究扩大化了，并没有解决文学审美关系研究这一问题。我们热衷于翻译各种各样美国学者的理论，实际上如果我们清醒一点就可以发现，即便是在理论建设上，美国学派也是少之又少。除了反叛之外，他们几乎一无所有。从比较文学研究文学外贸到无所不包的大“跨越”，国外比较文学注定打上了在文学外部关系兜圈子的理论缺憾。 二、中国比较文学的理论尴尬及其越陷越深的理论沼泽 反观中国学者，我们缺乏对国外学者批判的力度，并没有意识到国外比较文学研究的真正问题所在。再不客气一点说，我们是在美国学派大而无当的泥潭里继续深陷不出。这种情况不是比较文学独具的特点，整个外国文学研究似乎都存在这一问题。在貌似客观和真实的学术研究立场上，我们集体性盲从，集体性不敢说“不”。一旦有人对国外理论提出某些质疑，马上就有相关人士从各种角度进行辩护和还原。这种情况暂时不会改观，惯性思维的存在促使一批人仍然靠外国理论活着。试看国内学者对比较文学性质的一些界定。学者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刘象愚先生。在《比较文学的不变与变》中，他指出:“比较文学的不变，在于标志它本质特征的那些东西。我想，至少有三点是它必然要坚持的:第一是跨界性。由此出发，比较文学的研究要跨越不同民族文学的界限之类，因而比较学者也需有两种以上语言、文学与文化的学养;第二是方法论上的比较性。也即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有效方法;第三是文学性。由此出发，比较文学的研究，无论跨越了什么样的界限，总须把文学性也就是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那些基本性质置于自己的核心。舍此三者，比较文学则将丧失自我而不复存在。”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界的代表性人物，刘象愚先生对中国比较文学进行了最精彩的总结。但是这三个方面存在的问题依然是内外不分。我们不是强调文学研究一定要进行内部研究才算高层次，但不可否认的是，如果缺少内部研究，文学研究的价值肯定会大打折扣。从国内比较文学的理论建设和实际研究来看，其关注焦点仍然是外部研究。 首先来看“跨界性”。“跨”意味着越界，一旦越界就必然出现参照物。在比较文学相关论述中，这种参照物往往以“他者”面目出现。按照相关学者的看法，中国文学只有跨出去，在“他者”参照中才能显示自我的价值和存在意义。因而，相关学者在进行论述时，基本上都会采用或提到“他者”这样的观照视角。比如孙景尧教授的《简明比较文学———“自我”和“他者”的认知之道》(属于较早的比较文学教程)明显地具有这种倾向。但“他者”尽管可以彰显“我”的特异性存在，从而可以更清晰地确定“我”的特点和意义，但假若“我”本身的特点和内涵并不明晰，或者说，“我”缺乏足够的力量与“他者”进行对比时，“他者”很可能越位取代“我”的存在。 而且，回顾“他者”理论的学术发展史可以发现，最早对“他者”进行过阐释的黑格尔，是把“我”与“他者”的关系放置在主人与奴隶这一对应性关系中进行思考的。所以，“他者”一开始就打上了奴隶的烙印。在后殖民理论中，“他者”就是边缘化的弱势群体。换而言之，按照这种理论，中国实际上是处于“他者”这样一个范畴里。如果我们忽略“他者”的这种文化劣根性，想当然地变“他者”为“我”，试图用一个带有西方学术话语权色彩的词语构筑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难免会导致策略上的失误，甚而言之，会中了西方文化的一个圈套。因而，在跨界性中，中国比较文学试图站在一个客观的“我”与“他者”立场上去讨论问题，去面对世界文学、世界文化，天然地存在一个缺陷，即主体本身的不完善以及“他者”过于强势。词语的转换并没有太大意义，反而掩盖了一个“敌强我弱”的事实。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进行研究，很可能由于“我”自身的缺陷，导致间接或者无意地证明了“他者”(主要是欧美文化)的优越性，而由此导致“我”的瓦解和崩溃。 值得注意的是，比较文学学界为什么会一边倒地在“他者”问题上兜圈子，甚至连一点点微弱质疑的声音也没有呢?我认为主要原因就在于国内学者对世界环境的定位过于宽泛。我们相信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相信西方现代哲学讲述的就是真理。换言之，立足于世界大环境，我们相信需要对话、需要交流;立足于现代西方哲学，我们相信哲学已经发展到了“他者”证明“我者”的时代。全球化的背景以及文化相对主义的潮流，在某种程度上抹杀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前提，导致了相关学者的盲目乐观和理想主义。 究竟该怎么看待这一问题呢?全球化究竟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一定要参与对话吗?不对话可以吗?我们的对话到底有多少说服力?时代对学术的影响是必然的吗?我们是不是在宏观地谈论世界形势而缺乏微观地合理分析呢?一味追赶西方的“流行风”可行吗?真的是当前最新的研究就是最有价值的参考吗?“他者”真的就具有绝对的魔力吗?比较文学在说明自己存在理由时有意无意地制造了一种宏大叙事———空谈世界形势、空谈全球化、空谈文学交流的日益频繁化，并宣告“世界文学”的时代快要或已经来临。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大都相信交流无可避免。交流当然无可避免，即便没有全球化这个世界依然需要交流。但世界文学时代的来临究竟有何实际意义，除了在理论上表明民族文学之间交流日益频繁，在具体的学术研究上它的价值有多大?至少在当前的研究中并没有体现出来。与此同时，对于比较文学的本土立场上，中国比较文学很少涉及。我们只是空谈一些历史问题，空谈一些源流问题，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真正应该关注的中国现实问题很少涉及。 这样的学术立场决定了根本无所谓对话不对话。我们的立场跟西方的立场没有差别，都是对西方生存环境的宏观回应。唯一区别的是，对他们而言，这个宏观现实场是真实的，对我们而言，我们只是在想象世界的处境，想象他们的立场，进行迎合性研究。至于对我们自己的推介，则少之又少。在国际学术会议上，我们很少能让外国人了解我们自己，反而是我们在向他们表明我们到底了解了他们多少。这样的情况就决定了“他者至上主义”的过分与“我”的彻底失语。所以中国在多大程度上融入了世界大环境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我们不能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就想当然地认为这个时代就一定会对我们发生巨大作用。对于建立在上述立场上的“跨”，就不能不重新进行审视。我们是不是跨的有点太写意，跨的有点太脱离中国国情，“跨”得太超越学科发展的速度。同时这种无边无际地向外跨，很容易就使得文学研究变成一种无法约束和界定的研究。我们经常批判“x+y”式的比较文学研究，但是仔细研究一下相关论文，有几篇不带这样的比附?在这样的跨上，我们很容易就会把文学研究变成一种“他者”研究，很容易造成比较文学的“向外转”，从一种本位主义变成一种他者主义。 再看比较文学的“比较性”和“文学性”。比较，顾名思义，面对的至少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对象。结合前面所讲的跨，不管这种“跨”是跨语言、跨国家、跨民族，还是跨文化、跨文明、跨学科，一旦比较与这些“跨”相结合就注定造成一种文学外部研究的假象。这也是当前比较文学研究执着于文学外部研究的一个原因。在历史上某段时期，我们已经受够了文学外部研究的摧残，当然这并不是文学外部研究的问题，而是因为不知道如何处理二者关系的问题。现在我们一方面畸形反对、极其厌恶这种外部研究，另一方面又从骨子里摆脱不了这种研究方法和视角。而真正的比较文学研究应该不太在意是否是外部还是内部研究，而看重的是其能否让我们领略文学作为艺术带给我们的美感，以及文学能否作为思想研究的自由领地，催发出新的有益于时代的思想。因而所谓的文学性就在于以上两点。但是比较文学的文学性究竟何指?我们一般认为比较文学的文学指的是文学研究，可究竟什么是文学研究中的“文学”?究竟什么是文学，对比较文学而言是一个致命的问题。中国学术界对文学的理解基本上还停留在康德、黑格尔阶段上，强调美的理念与感性形式的统一，认为美具有无功利性、无目的性等，认为文学的文本性存在是文学的正统，承认经典永久性，执拗于追寻文学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尽管我们引介了那么多西方文学理论，但我们仍然坚守着自己的文学观念。现实主义仍然是中国学界比较认可的一种文学创作方式，也是学者们进行研究时有意无意地一定要到此一游的必经之地。之所以这样，主要原因还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德国血缘。马克思没有系统的文学美学理论，因而德国古典美学起到了替代作用。再加上苏俄文学实践的影响，整个中国文学美学研究现状也就不难理解了。整体而言，我们的文学审美观念仍然是近代的，带有很深的传统印记。 但是我们所处的现实情况是，文学已经在发生种种变化。无论从作家群体还是作品存在形态，无论是从读者接受群体还是作品传播媒介，全方位的变化已经改变了文学的本质。但是充斥在大学中文系教科书里的“文学”很多年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尽管我们承认传统的文学观念仍然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合理性，但是比较文学真的就能承担起审美价值关系研究的重任吗?至少在当前的比较文学研究和实践中，我们没有看到太有说服力的成果。对“文学”重质轻文的认识改变不了，对文学本身的定位依然停留在貌似“重内部”实际依然“重外部”上，中国比较文学的“文学性”必然找不到立足之处。就此而言，中国文学本身的定性和定位，直接决定了中国比较文学“文学性”的解读和展开。诚如有学者所言，比较文学在国别、总体层面构成另外一种文学研究逻辑。但是假如承认这一点，是不是要成立国别文学和总体文学这样的学科。有人可能会认为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即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别文学，但是对于中国文学而言，其内涵外延非常明确，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模糊;或者存在模糊也并不影响其学科的合法性。而比较文学显然不具备与之并列的明确性和合法性，更不用说总体文学了。同时，国别文学中的“文学”，不仅指的是文学研究，还可以指文学现象，而比较文学的“文学”如果强制性地界定为文学研究，显然是与国别文学这一概念不能形成并列和互补关系，两者逻辑联系并不严谨。 三、结语 从文学的内、外部研究这一角度来分析比较文学的“文学研究”性质就可以发现，比较文学仍然处于一种暧昧不明的状态。究竟是外部研究还是内部研究，究竟是走向世界还是固守中国本位，这些问题依然需要进行思考，特别是后者。在一个本位主义极度薄弱的民族文化和文学里，奢谈走向全球化，奢谈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只能造成中国比较文学更加积重难返。比较文学的内外部研究，表面上显示的是文学研究的内外之分，从本质上讲，反映的也是本位主义与外来主义之间的冲突。 本文作者：许相全 单位：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比较文学论文:小议比较文学的形象学理论 一、整体总论 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形象学突破了原有的文学阵地，从文学形象转向文化形象的研究，异国形象的文化问题也因此备受关注。如吴鸿志、蔡艳明的《异国形象的文化误读》、姜智芹的《文化过滤与异国形象》、姜源的《异国形象研究中的文化意义》、杜平的《异国形象创造与文化认同》等文章探寻了异国形象在不同文化中的认同、误读、过滤等现象，揭示了这些现象形成背后的文化根源和动机，阐释了不同文化中异国形象的复杂性和多元性。需要指出的是，形象是对文化现实的一种描述，本身就包含着文化的成分，形象学的文化转向和异国形象的文化研究只是一种文学的文化审视，二者都不能脱离“文学性”这个根本。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理论体系，理论体系的建构决定着学科的定位。具体来说，国内的形象学理论体系主要表现出三种形态:一是基本沿袭欧洲形象学理论。这是国内早期形象学研究的常见形态，并被大部分比较文学教科书所采纳。二是在借鉴西方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一些观点的确为形象学理论注入了新鲜血液，如周宁的《跨文化研究:以中国形象为方法》。也有一些观点表面上充实了形象学理论，但缺乏坚实的个案研究，经不起深入推敲。三是在形象学文本研究和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理论见解，如孟华等著的《中国文学中的西方人形象》。这种个案研究对形象学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代形象学对传统理论进行革新，从对形象真伪的辨析转向形象建构者的讨论，从实证主义“是什么”的关系考证转向审美批评“为什么”的本质探求，从注重求同的个体研究转向注重差异的总体研究，这需要我们坚持经验和批判并重的立场，在一种宏观的视域中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对形象学给予全景式的关照。 二、基本问题探究 理论体系的建构离不开学科基本问题的探究。形象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主要包括形象学的定义、研究内容、范畴、方法、意义功能、学科归属等问题。 形象学的界定是形象学理论的首要问题，而形象学定义的核心在于对“形象”的理解。国内对形象的定义和理解或者直接沿用法国学者巴柔的形象学定义:“形象是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过程中得到的对异国认识的总和。”或者是对此定义的进一步阐释，如李勇的《形象:想象的表意实践》、王瑜嘉的《中国之“形象”与西方形象学之“形象”比较》，褚蓓娟、徐绛雪的《“他者”在注视中变异———论比较文学中的“形象”》、张月的《观看与想像———关于形象学与异国形象》等论文都对形象有所界定，观点大同小异，大多是对巴柔定义的替换和延伸，形象学的不同定义直接影响着研究对象的理解和研究方法的选择。一些教材有时将研究对象和方法相互包含，有时又将研究范畴和研究对象混为一谈。如杨乃乔主编的《比较文学概论》一书认为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他者”形象，“研究领域不再局限于国别文学范围之内，而是在事实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跨语言、跨文化甚至跨学科的研究。”实际上，形象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畴是两个不同的系统，它们之间往往呈现出一种交叉渗透的形态，需要我们仔细地辨析。在研究内容上，中国文学中的外国形象、外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普遍为人熟知，但一些论述忽视了自塑形象、游记、地域文学形象、少数民族形象等也是形象学研究的组成部分。在研究方法上，文本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是最基本的方法，方法比较单一，有待新方法的探寻。在形象学的功能和目标定位上，学界观点不一，综合起来就是在考察异国形象在异质文化中产生的原因、机制和复杂表现。而目标的实现，则必须审视和辨析形象的功能。 套话、想象、互动理论等形象学基本问题也备受研究者关注。孟华的《试论他者“套话”的时间性》一文对巴柔的套话理论提出质疑，认为套话具有时间性，“套话都只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内有效，其使用‘期限’远不像欧洲人彼此使用的套话那样恒久。”孟华以时间和历史为经纬，论述了套话与时间的关系，言他人未言，对于形象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针对当代欧洲学者对形象学研究偏重于“言说自我”功能的弊端，孟华在《言说他者，言说自我———序＜中日文学中的西方人形象＞》一文中强调形象研究不能忽视形象“言说他者”的功能，应该同时注重对形象“言说他者”和“言说自我”功能的研究。刘雅琼的《形象与文化携手———论比较文学形象学中的他者与自我关系》一文认为要建构“他者”与“自我”之间的深层对话模式，就要在审视他者的同时也要审视“镜像化自我”，实现文化的双向交流态势。杨叶的《比较文学形象学中的互动性理论》一文主张“注重建构者与被建构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建构者、被建构者和第三方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形象与社会集体想象物之间的互动关系。”文章若能进一步分析从双方到多边是如何互动的，结论将会更有说服力。颜梅的《当代比较文学中“想象”设定的问题及其解决》一文紧密围绕“想象”的设定，认为想象植根于创造性和虚拟性，但与当前的创作和研究实际产生了裂隙，解决的办法是尝试运用中国古代想象理论。形象具有“想象”和“再现”的认知功能，若以“再现”为参照研究“想象”，或许可将问题谈得更细致。 形象学在比较文学理论体系中的位置和坐标问题，即形象学的学科归属也是研究者颇有争议的问题。国内主要有四种观点:一是大多数学者沿袭法国学派传统，将形象学归于传统国际文学关系的实证性影响研究。这是将历时性的理论体系相互重叠后的一种归属。二是一些学者则认为形象学“专门研究一个民族文学中如何构造他民族(异国)的形象，研究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文学作品是如何构造他种文化的形象。”由此将形象学归于平行研究。三是曹顺庆教授认为在文学交流过程中，异国形象在由起点经由媒介到终点的流传过程中，在诸如审美、心理等难以确定因素的作用下，必然会发生信息的失落、变形等现象，由此将形象学归为变异学研究。四是王向远教授受形象学概念启发提出了“涉外文学”的概念，他认为涉外文学的内涵和外延都大于形象学，涵盖了异国形象及异国想象，“包含了一个国家涉及到另一个国家的所有形式的文学作品以及该作品的所有方面。”还有一些学者有意无意地模糊了形象学的学科归属。归属研究反映出中国学者对形象学的思考和定位，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形象学归属的难处所在。问题的焦点和原因在于人们对形象学理论研究不深入和没有找到真正合适的归属标准。 世变时移，形象学的定义、性质、特征、理论范畴、研究内容、方法等已经在部分或整体上发生质的变化，这需要我们在反思中重新审视中国当代的社会文化和文学语境，在超越中构建新的形象学范式，使其更加适合当下的形象学研究。 三、学科互涉研究 20世纪以来，随着学科之间的频繁交流和多元对话，学科互涉逐渐成为知识整合和更新的显著方式，形象学也出现了学科互涉的研究趋势，使形象学在历史研究之外又具有了诗学特性。 一是形象学与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融合。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理论大潮影响着形象学研究，一些学者认为形象学的当展得益于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后现论。后殖民主义对形象学的影响颇大。美籍学者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通过剖析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形象，揭示了形象背后隐藏的帝国意识和种族主义，在方法论上与形象学不谋而合。而“后殖民理论催生的族群研究重视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关系、多数民族与少数族裔关系在各种文本中的复杂表现，这些研究和形象学在精神上有相通之处。”周宁在八卷本著作《中国形象:西方的学说和传说》中，引入后殖民理论对西方的中国形象进行研究，是形象学领域一次有意义的尝试。同样，女性主义理论对形象学也有所影响。在高旭东主编的《比较文学实用教程》中，编者依据英国比较文学学者苏珊•巴斯奈特对旅行者描述异族时的性别隐喻与想象的研究，指出其理论基础是女性主义。“强势的文化和种族总是男性化的、阳刚的，弱势的种族和文化总是女性化的、柔弱的，如此种族歧视和性别优越之间就有着惊人的对应关系，这对具体分析一国文学中的异国形象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从理论的生成来看，当代西方文艺理论本身就表现出明显的学科互涉的特征。而“形象”所蕴含的符号结构、隐喻、套话等特点，又特别适宜于这些理论的阐发和应用。刘洪涛在《对比较文学形象学的几点思考》一文中说:“现在的情形是，形象学的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绕过法国学者精心建构的理论规则、术语，直接从各种后现论中寻找武器，展开自己的研究。……‘东方主义’、‘异国情调’、‘西方主义’、‘中心与边缘’、‘族群认同’等等话语方式在逐渐挤占形象学原有的空间。就像比较文学一样，形象学的面目也越来越难以辨认。”目前，研究者更多地将关注点放在形象学如何受到了西方文艺理论的影响，而没有在理论和方法上使二者达到真正的有机融合。要实现二者的有机融合，寻找理论契合点是关键。同时，也要预防将形象学的一些元素程序化和编码化，忽视形象的情感性和独创性，使形象学研究陷入模式化的弊端。 二是形象学与其它学科之间的理论关联。从文学和其它学科的关系来看，文本材料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文学与心理学、传播学、历史学等跨学科研究促使人们在形象学研究中越来越重视学科之间的关联，积极地吸取其它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在学科内部之间的关联上，张晓芸的专著《翻译研究的形象学视角》以凯鲁亚克的小说《在路上》为个案，研究了“他者”形象在文学翻译中的处理及其变异问题，认为“在译介的过程中，原语文化在译语文化中的形象，往往取决于作为中介的翻译。对他者的态度，决定了在翻译时所采取的态度，而翻译活动又反过来决定了他者在‘我’处的形象。”该书从形象学角度进行翻译研究，阐释了形象翻译与形象建构的关系，以及翻译活动中形象的主体形态。李红、张景华的《在形象学视角下美国华裔文学的汉译问题》一文以美国华裔文学的汉译为研究对象，认为“汉译者在做好传递美国华裔文学作品中民族形象的同时，应加深了解美国文化，努力减少翻译过程中产生的变异，以促进中美文化的交流。”论文从翻译研究上升到民族文化交流的高度，重点分析了如何减少翻译中的变异问题，对异国形象的翻译很有参考价值。在学科的外部关联上，李晓娜的《呼唤感性回归，重回审美之维———审美文化学对形象学研究的启发》一文从审美文化学与形象学的关系入手，阐释了审美文化学对比较文学中形象的解读、异质文化的交流和沟通在方法论上的启发意义，并尝试用审美文化学的方法或理念去分析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形象，以及如何用感性的方法审视艺术作品的问题。石黎华的硕士论文《传播视野下的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问题初探》立足于跨学科的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大胆借鉴传播学理论，借用传播学的“议程设置”、“说服理论”等理论术语，分析了传播视野下形象的传播过程，阐释了形象在此过程中是如何形成、传播、接受、改造的，解构了形象的形成、接受和改造，总结出形象传播过程的基本规律，以传播学理论研究形象学，开拓了形象学的理论视野。 学科互涉为形象学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但在实际的研究中，学科互涉大多还停留在观念层面，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在实践层面并没有得到真正地运用。因此，形象学如何恰当借鉴和有机融合其它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将会是形象学理论研究大有作为的一个领域。 总体来看，国内形象学理论研究成果相对较少，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和学术特色。我们应当在接受和整合其它学科理论的基础上，弥补现有形象学理论的不足，拓展形象学的理论空间，为我们今天的文学创作和文化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指导。 本文作者：宋虎堂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比较文学论文:比较文学学科范式转换问题研究 一、法国学派的“欧洲文化中心的历时性范式” 比较文学在自然科学的影响下得到命名,进而在进化论与科学实证主义的指导下不断将比较文学学科规范化精确化。学科理论与方法得到奠定后,法国学派将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圈定在了欧洲文化中心之内。然而在成熟的“欧洲文化中心的历时性范式”内存在着大量的异常现象,由此导致了美国学派所声称的“比较文学的危机”。正如巴登斯贝格所言,“生物学方面的‘比较’科学,在十九世界前三分之一时期内形成了专门的学科,文学史自然会效法它的方法。”后来韦勒克在考证“比较文学”这一名称的时候也谈到这一问题:“这个词的产生显然受到了居维叶(Cuvier)的名著《比较解剖学》(1800)或德热朗多(Degerando)的《哲学体系的比较史》的启发。”自然科学的影响不仅仅是一个名称的借用问题,而是一种范式的借鉴。因此韦勒克先生才说:“浪漫主义思想丧失了信誉,从自然科学引进的思想大获全胜,连在文学史上的撰写工作中也是如此。”其实事实远不像韦勒克想象的那样简单,科学作为一种进步的神话,也作为一种范式的霸权几乎支配了当时乃至现在的所有人文学科。正如伽达默尔所言:“科学的方法论精神渗透到一切领域。”然而当时的文学研究不仅没有做出任何反叛科学范式的姿态,反倒主动迎合自然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其中影响最大的除了进化论之外就是实证主义哲学。 进化论的观念让当时的研究者将文学史看作不断进化的历史。比如法国学者布吕纳介耶就非常熟练地运用了这种理论分析法国的文学史。后来比较文学第一本教材波斯奈特的《比较文学论》便是具体运用进化论的观念将整个文学史的演绎分成了氏族、城邦与国家三个阶段。这些文学史研究者基本上按照进化论的观念奠定起了文学史研究的历时性范式,打开了文学研究的国际视野,也为法国学派的比较文学研究奠定了基本方向。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法国学派在科学实证主义的指导下确定了相应的领域,即欧洲范围内的文学交往历史事实。这在梵•第根的规定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比较文学的对象是本质地研究各国文学作品的相互关系。在那么广泛的定义之下,如果只就欧洲而论,它便包含希腊、罗马文学之间的关系,以及从中世纪以来近代文学对于古代文学所负的债,最后是近代各国文学之间的关系。”后来的伽列与基亚都在力图圈定比较文学研究的领域。无论是伽列为比较文学所作的定义所包含的研究领域,还是基亚在《比较文学》教科书中指定的研究书目,他们都明确地将“国际文学关系史”定格在了欧洲。由此法国学派在“欧洲文化中心的历时性”范式之内确定了比较文学的基本理论、研究模式、基本方法及研究领域,比较文学的发展似乎步入了一个常规时期。然而“常规科学不会产生目标之外的任何新现象,事实上这些与盒子不合的现象根本就不会被发现。”这些与盒子不合的,范式之外的现象便是库恩先生所说的“反常”(Anomaly)。所谓“反常”就是现象与范式的预期不相符合。比较文学也是如此。在法国学派的范式之内,大致出现了这样几种反常现象,这是他们无法在范式内解决的,也是引起美国学派诟病的地方。即文学历时性之外的共时性问题,即没有事实联系的相似性问题;科学实证主义之外的美学价值问题,即以文本为中心的文学性问题;欧洲文化范围外的文学现象问题,即西方国家之间的平行文学现象问题。 二、美国学派的“西方文化中心的共时性范式” 美国学派的出场首先是在危机的呐喊声中掀开比较文学新范式的序幕的。最先发出洪钟般呐喊的是捷克裔学者韦勒克。他在《比较文学的危机》一文中首先便挑明了比较文学所面临的危机状态:“我们学科的处境岌岌可危,其严重标志是,未能确定明确的研究内容和专门的方法论。”接着在后文中以严密的逻辑性与火药味十足的论战历数了法国学派的各种罪状,诸如事实主义、唯科学主义、历史相对主义、文化贸易主义与沙文主义等等。这场论战虽已过去六十多年,理智地客观地运用范式理论的分析我们发现,法国学派的这些“罪状”其实是他们在建构比较文学学科的初始阶段不可避免的,也是其范式必然导致的问题。祛除美国学派的意识形态背景,我们关注的是比较文学到了美国学派的手中会走向何方?这便是我们要论述的以美国学派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中心的共时性范式”。通过前面的分析,法国学派从科学实证主义范式视域将比较文学定性为“国际性的文学关系史”,其实就是从时间性维度来分析文学现象。也正因为如此,法国拒绝或放弃了对文学本身的美学价值分析。而共时性范式则主要从横向对比分析出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要素,也即是俄国形式主义所提出的“文学性”。文学性问题成为自新批评以来整个西方文艺理论所关注的焦点,它将文学研究导致了关注文本的“内部问题”,着重从文学本身的形式要素去研究文学的本质性问题。(具体请参见朱立元在《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前言)美国学派的第一背景是新批评。正是以韦勒克为代表的新批评理论家首先强调文学的文学性问题,然后以此为契机在雷马克、韦斯坦因等人的共同努力下才建构起了一个共同的美国学派。 国际性的文学现象是法美学派的一致的研究领域。然而之所以有论战,主要在于他们持有不同的范式视域。法国学派秉承的是历时性范式,以科学实证主义眼光将比较文学的国际性文学交流事实进行了追根溯源式的汇总,以达到一种“文化的清算”。而到了美国学派认为“必须正视‘文学性’这个问题,它是美学的中心问题,是文学艺术的本质。根据这样的文学学术观,文学艺术作品本身便成了必要的研究中心。”在韦勒克开创的共时性范式下,雷马克及韦斯坦因等美国学派学者建构起了一整套平行研究体系,主要来讲包括了这两大研究体系:本学科研究与跨学科研究。在本学科研究体系中包括了比较诗学、主题学、文类学与类型学;在跨学科体系中主要包括了文学与艺术,文学与宗教、历史、哲学,文学与社会科学,文学与自然科学。与法国学派一样,确定了学科理论与方法也开始圈定研究范围,继而形成西方文化中心范式。韦勒克声称:“关于赞成提‘比较文学’,还是‘总体文学’……至少西方文学是统一的,它形成一个整体。……我们必须承认一个包括整个欧洲、俄国、美国以及拉丁美洲文学的紧密整体。”科修斯也认为:“文学运动和文学评论也证实了西方文学这个基本的统一体。比较文学建立在对西方文学的这一看法上。”当然,韦斯坦因也不例外,他在肯定比较文学研究西方文学的同时否定了东方研究比较文学的可能性,固执地将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圈定在西方文化版图。通过归化吸纳或排斥拒绝,美国学派的“西方文化中心的共时性范式”最终确立起来。然而范式的确立最终让美国学派与法国学派一样陷入了不可挣脱的范式悖论之网。在美国学派所持的范式内同样出现了这样几类反常现象:比较文学与文艺理论、与文化研究的问题;西方文化中心之外的东方文学问题。其实美国学派将比较文学从历时性的追求国际文学关系史拉回到文学本身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然而在规定比较文学的定义时则完全不同于前者,前者是人为收缩而后者则无限放大,导致后来比较文学研究大有被文艺理论大潮、文化大潮吞噬的危险,由此导致了比较文学的另一次危机。因此才有了苏珊巴斯奈特的“死亡论”:“比较文学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走向死亡”,“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过时。”为什么会如此呢?共时性的研究范式一方面要求打破时间界限,从横向研究跨越性的国际文学现象,另一方面也混淆了比较文学与文艺理论、文化研究的界限。雷马克的定义所涵盖的内容大概只有“文化”一词才能包含。从1994年加拿大埃德蒙顿召开的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第14次大会到后来伯恩海默的《跨世纪的比较文学》学科现状报告,比较文学还是比较文化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比较文学的学术身份到底是什么?比较文学学科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即使存在又该怎么处理这种文学与文化的问题?很多学者都表示出了焦急的心态,甚至自愿放弃。美国著名学者乔纳森卡勒认为,如果将比较文学扩大为全球文化研究,比较文学学术身份必然走向消失,因为“照此发展下去,比较文学的学科范围将会大得无所不包。”卡勒还只是有点焦心而已,而勃洛克面对这种纷然杂陈危机四伏的比较文学干脆表示放弃:“如果我们想给比较文学下一个严密的定义,或者把它归纳在一种科学或一种文学研究体系里面,我们必然得不偿失。”最后他决定将比较文学学科取消! 不仅如此,当美国学派的共时性范式遭遇学科身份泯灭的危机之时,由西方文化中心范式所带来的反常现象也困扰着美国比较文学文学学者。当韦勒克、雷马克与韦斯坦因将比较文学研究局限在西方同一性文化中心的时候,各种文化研究的热潮打破了这一范式,使其完全不能处理由于文明所带来的异质性与变异性现象。因此伯恩海默才在报告中审慎地提出了“放弃欧洲中心论,将目光转向全球”的号召。即便如此,旧范式已经失衡,新范式尚未出世,全球化的比较文学研究也显得有些苍白无力,伯恩海默只是在范式内看到了反常现象而已,因其无法打破原有的“西方文化中心的共时性范式”,全球化的号召最终就蜕变成一种口号! 三、中国学派的“东西文明对话的异质性道路” 范式作为一种悖论话语,不仅建构着学科也解构着学科。法美学派之所以一次又一次地在拯救中将比较文学推向危机,究其原因在于法美学派都以西方为代表的科学主义“元范式”影响下以追求“同质性”为旨归。而这一点却是范式理论本身也无法看到的。因为范式理论本身便建立在科学主义的话语体系之中。因此库恩先生一方面声称所有人文科学根本还未进入一个成熟范式的阶段,另一方面在他看来,自然科学成就属于西方。因为“只有从古希腊时期发展而来的文明才拥有最基础的科学。”鉴于范式理论本身的唯科学主义倾向,我们根据李凯尔特有关文化科学的异质性理论来进一步描述法美学派范式的局限与中国学派的合理性。德国著名的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李凯尔特认为,科学有两种分类方法即质料的与形式的分类法,由此形成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二者的对立主要源于形式的分类原则即“现实的连续性和异质性原理”。“每一个占有一定空间和一定时间的形成物,都具有这种连续性。我们可以简要地把这一点称为关于一切现实之物的连续性原理。”通俗地讲,所谓连续性原理就是说自然的万事万物都是流动的连续体。然而另一方面“至少任何人都不能说,他在现实中曾经看到某种绝对同质的东西。一切都是互不相同的。我们可以把这一点表达为关于一切现实之物的异质性原理。”连续性与异质性构成了现实的非理性。然而自然科学“只有通过在概念上把差异性和连续性分开,现实才能成为‘理性的’。(科学)我们把每个现实中的异质的连续性,或者改造为同质的连续性,或者改造为异质的间断性。……数学采用的是头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是从排除异质性开始的。”自然科学的形成是通过对异质性的同质化或排除异质性而达到,而文化科学则直接关注异质性。然而比较文学要实现真正的“世界文学”,要走向新的发展阶段,必须摆脱自然科学的同质化范式而强调异质性。从现实而言,东西文明的异质性也是全球化的时代里必须认识到的文化现象。当比较文学在美国学派那里遭遇到各种文艺理论思潮,尤其是自德里达以来的各种带有解构性理论流派(如解构主义、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及族群主义等)之时,就应该发现他们用人文主义反抗科学主义,用边缘解构中心,实际上是在追求一种“异质性”。因为现实的东西方世界的发展正在面临这一问题。亨廷顿在《文明与冲突》一书里从学理方面探究了东西方在今后发展中所面临的文明异质性冲突。虽然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但他指出现在世界文化发展必须要关注的东西方文明的异质性问题。然而因为法美学派所持有的西方中心的科学同质性范式长期地遮蔽了这种异质性,当然也就解决不了比较文学在面对文化大潮与东方文明的时候所带来的危机。 当比较文学传播到中国的时候,因其东西方文明的异质性的强烈冲突,因此中国学派从一开始就有很强烈的自觉意识。然而中国学术长期以来也笼罩在西方的科学同质化范式的阴影下,企求通过“求同”来缩短与西方学术的距离,最终导致中国学界的“失语”。比较文学的研究也是如此,从最初台港学者提出的中国学派到大陆积极响应,一直都以“求同”心态在进行着理论与方法、研究与实践的探索,其结果是不仅理论特色与立场缺失,甚至学科学派也常常遭到学界诟病。后来在学界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之后开始了论争与探讨,以期总结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可持续化发展道路。曹顺庆先生率先在总结中国学派的理论与方法体系的基础上,提出了长期以来在西方的科学同质化范式下所遮蔽的“异质性”问题。根据中国文学实际与东方文明独特性,结合当今世界政治文化及学术的走向,曹顺庆先生具体地论述了“异质性”作为比较文学的可比性问题,并且于2005年在比较文学第八届年会上正式提出了“文学变异学”理论。正是通过异质性的变革,不仅在跨文明的立场上运用文学变异学的方法理清了法美学派的很多历史遗留问题,形成了一套比较文学中国模式以互补对话交流沟通为宗旨的理论体系,从而避免了法美学派范式所遭遇的范式悖论性。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正是由于曹顺庆先生所倡导的比较文学中国模式充分地关注了李凯尔特所提出的文化科学的异质性原理在现实学术与东西方文明中的呈现,才找到了比较文学第三阶段发展的真正动力,才彻底地打破西方自然科学同质性范式的壁垒,比较文学也才能达到真正的“和而不同”,才能最终寻找到世界文学“共同的诗心”! 本文作者：周仁成 单位：长江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 比较文学论文:比较文学课程改革浅谈 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比较文学发展的历程还十分短暂，自1998年国务院将其与世界文学合并为一个专业以来，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工作获得了比较大的发展，并归为中国语言文学类的二级学科。目前国内许多高校争相开设比较文学课程，其重要性也在教学过程中逐渐凸显出来。虽然其作为高校文学专业必修课开设已久，但是与其他主干课程相比，无论是从学科体系方面，还是教学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在讲授这门新兴学科的时候，如何处理好“教学内容”与“教学重点”的关系，“采取何种教学方法”等问题成为教学过程中面临的难点和挑战。本文拟就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比较文学专业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问题提出些自己的观点，以期对比较文学课程的发展有所帮助。 一、比较文学课程的背景与挑战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文化不断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挑战，面临两方面的危机：一方面是全球一体化所产生的对于文化多元化的冲击。经济与科技的发展使得全球一体化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在这种趋势的冲击下，有的民族文化被其他民族文化所同化，丢掉了本民族的精神实质和内涵，而有的民族文化则被彻底遗忘、抛弃，成为历史；另一方面，有些民族则为了保护本身文化的独立性而采取封闭、孤立的态度，他们拒绝与外界文化交流、接触，以此来维护本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和纯洁性。面对这种趋势，当务之急就是增强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对话，使其能够面对全球化的冲击，适应新的发展需要，这些现实都为比较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和发展平台。按比较文学所建构的比较视域来看，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都需要其他文化的存在，而一旦有了“他者”的对比，“自我”才能更加明确自己的存在意义。尤其是在这种全球化语境中，采取何种态度对待文学是关系到我们人类文化发展的重要问题。将“比较”纳入到文学领域，可以给予其以新的视角审视本土传统文化，并保护边缘文化免遭文化同质化的侵蚀，对于文化多样性的保护意义十分重要。 二、确立切实的教学目标 虽然比较文学学科表现出了巨大的生命力，但其又时时存在着危机。一方面人文社会学科的发展冲击了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和领域，许多之前属于比较文学领域的问题现在正逐渐被其他领域所侵蚀，特别是文化研究的兴起，使得其研究范围从政治文化、影视文化，直至大众文化等方面无所不包，渗透到任何一个学科领域之中，比较文学的范围也逐渐模糊。另一方面研究方法上的改变也给这个学科带来极大的影响，泛文化的研究方法使得比较文化与其他学科很难区分，其合法性受到挑战。目前我国高校本科教学的现状是，比较文学教学无论是从教学效果还是重视程度上，都无法得到教育部规定的其作为必修课的地位，教学模式更多的是直接复制研究生的成功经验，而缺乏针对本科生所需的教学模式。这种教学目标不清楚导致的后果一则是教师在讲授本门课程时目标过高，本着“学贯中西”的目的，这就导致学生对比较文学产生畏难情绪，部分学生干脆敬而远之，或者应付了事；二来部分高校教师过于重视理论课程而轻视实践课程，导致课堂变成了定义和基本理论的堆砌，学生很难从中真正体会到比较文学的美感与实际意义。教师这种“灌输式”教育往往忽略了学生能力的培养，这种教学方法很明显不适合这门新兴学科教学。根据笔者在高校中的任教经验，我非常赞同一些专家学者对于比较文学课程的看法和观点，其认为比较文学在本科中的教学目标应为初步确立打通意识，以一种开阔的视觉审视问题，即“比较视域”。所谓“视域”，在比较文学中指的是“一种多元观察的、多视点透视的研究视野”。对本科学生来说，能够把握“打通”、“融会贯通”等能力，熟练的用其来比较两种不同文学之间的差异和共同点，或者是比较本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知识的异同，这才是学生学习本门课程应具备的能力。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够有更加开阔的视野，他们的心智得到扩展，更具有同情心与移情力。就像某位教育学者所说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方式使我们心智更具弹性，能使我们超越自己狭隘的界限去看待其他关系。正是比较文学的这种特性，使得其在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显得更加重要。 三、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 “比较视域”的教学目标决定了高校本科教师不能再以传统的教学模式来组织教学，不应将理论与学科史作为教学内容的重点来把握，而是应该及时调整、充实教学内容，增加本科生实践能力与文学思维的培养。目前高校比较文学课程设置很多还未达到高校必修课的要求，更多的还是以选修课形式存在，不仅形式上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课时安排上也相对较少，而这门课程包罗的内容又比较多，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完成所学知识，提升观念显然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因此，教师在教学内容上应注意把握重点，有选择、有针对性的组织教学，与其笼统的讲授理论，不如着重强调个案的举例教学。个案教学的好处显而易见，可以将理论与实践完美结合，让学生产生具体可感的知识内容，从而更好的理解比较文学，有利于学生比较视域的培养。例如在讲到中外文学对“复仇主题”的表现手法及人物性格刻画时，可以以《赵氏孤儿》与《哈姆雷特》的对比来展开，虽然二者都是采取复仇作为作品的主线，中间故事情节也有部分重合或相似之处，但由于二者所处的时代背景与人文景观不同，导致了其无论从戏剧冲突、主题思想或人物性格刻画等方面均有不同，体现了不同文化观念下的文化价值差异。通过比较中西方不同的文化差异及深层原因，使学生能够真正感受到中西不同文化内涵，从而能贯通中外文学知识，并深入到未来的学习中。在确定了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之后，如何将其贯穿到教学过程中变成了关键因素，特别是教学方式方法会影响到教学目标的达成，更应针对不同的学校、不同教学对象等具体情况考虑教学方法。笔者认为比较文学课程可采取如下方式进行，已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一）组织好课堂教学，奠定扎实基础知识 时至今日，课堂教学仍然是最基本、最常见的教学组织形式，通过课堂教学可以让学生掌握基本的理论知识，对比较文学课程有大致的了解与认识。但是，教师的任务并不仅仅是将基础知识传授给学生，而是应该在介绍基础知识与理论的同时，指导学生将所学理论与脑海中已储备的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相关知识联系起来，扩展自己的思路。正如杨周翰先生曾经说过的那样：“研究外国文学的人必须要有一个中国人的灵魂。”那么对于中国学生来说，在学习比较文学的过程中，应立足于我国文化，以中国文化作为根基，体现中国比较文学的特色。在当前的比较文学教学、研究领域存在一种偏颇，即对西方文学的注重而对中国传统文学忽视。不少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在谈起外国文学时如数家珍，对于外国文学理论也能侃侃而谈，而一旦谈到中国文学理论，则知之甚少，缺少扎实的中文功底作为支撑，因而很难把握到这门课程的重点和精髓。 （二）增加课外阅读量，拓展思维 大量的阅读能够给予学生足够的素材和内容，让学生通过自己在阅读中的感悟来更深入的理解比较文学。在比较文学教学过程中，教师可引导学生在学习完相关理论后，应以比较的视域去重读经典、阐释经典，学生在此过程中不仅对基础理论理解的更加透彻，对经典文学也有了个人更深的见解。就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来说，必要的阅读量是其应该具备的能力，而本科生的比较文学不是以“精英”培养作为教学重点的，教师在教学中应注意到这一点，努力让学生通过学习，拓展自己的思维，开拓文学视野，从而能用比较的、联系的、平等的视域看待事物和现象，为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奠定基础。 （三）促进学生交流沟通，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教师可利用课堂活动时间，组织学生进行相关理论的讨论，具体资料的查阅学生可在课下完成。例如在讲到“主题学”这一章内容时，由于其有不同研究角度和内容，教师在组织课堂教学时可分步进行。首先抽出一节课进行基础知识的讲解，之后指导学生将理论与示例范文结合，让学生把握具体的研究方法，随后组织课堂辩论与讨论。以此为话题，学生可结合所学材料，也可根据在网上搜集到的内容来进行“主题学”大讨论，交流各自的心得体会，并在交流过程中相互启发，碰撞思想的火花。对于师范院校比较文学课程教学来说，理论如何与实践更好地结合起来是决定教学效果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为此，学校可以通过组织优秀毕业人才或专家来学校参与教学活动和组织讲座等形式，结合各自的经验现身说法，促进学生更好的领悟这门学科的实际应用与意义，并能自觉运用到未来的科研写作中去，提高实际运用能力。 作者：郭志清 单位：集宁师院中文系 比较文学论文:地方师范比较文学教学危机研究 摘要：地方高校比较文学陷入了教学危机，危机首先源于比较文学学科自身定义不清，其次因理论化倾向导致晦涩难懂，师生均不易把握，第三是教学手段落后，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为此教师要加强自身知识和理论学习，同时贯彻理论结合实际的方针，并运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 关键词：地方师范；比较文学；教学危机 比较文学在地方师范院校开设产生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既有诸如学科自身危机带来的普遍性教学难题，又有地方师范学情带来的授课难题。 一、学科自身危机带来教学困难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这一称呼没有凸显出“比较文学”学科特征，反而模糊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界限，甚至有将比较文学淡化之嫌。这样一种称呼加重了比较文学学科危机，带来了比较文学教学的危机。学生对学科本质误解严重，教师陷入正本清源的辩解之中，不得不大量讲授学科史。然后，再以具体的学科研究理论与实践为主要授课内容，而这些理论与实践往往涉及世界文学内容。很容易让学生以为比较文学只是世界文学学科范畴下的一个研究方法，而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误以为本学科没有独特的方法论给教学带来了困难。学科定义不明确让师生均难以适从，研究方法不规范让教学难以说服人。比较文学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危机不断，“一个多世纪以来，各国学者为了寻求这一问题的答案，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和争论，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圆满的权威的结论。”①正因为学科概念不清，导致学科危机不断。克罗齐认为“比较方法不过是一种研究方法，无助于划定一个研究领域的界限……看不出有什么可能把比较文学变成一个专业。”②针对这一发难，比较文学专家们纷纷提出自己策略。祭出了“比较文学不等于文学比较”的口号，指出比较方法不是比较文学的本质属性，“比较的真谛，在于跨越和打通既定的界限；比较文学的本质在于它是一种跨界线的文学研究。”③这时候在课堂教学中就出现了一些问题：这种仅仅把没有跨越的文学比较研究切割出去的学科主张不够严谨，跨越的文学研究依然是用比较方法来研究。学生写作的时候依然会套用某外国作家与中国某作家之间，或外国某作品与中国某作品之间的比较等诸如此类模式。对于写作依据往往语焉不详，不能找到科学有效的可比性来比较。等教师回过头来再讲什么是比较文学的可比性时又套用各种各样的理论，而这些晦涩的理论难以激发青年学生的学习激情和探索研究的热情。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多样，大致上可从学科内部研究、跨学科研究和总体文学研究三个角度去把握。④学科内部研究又分为若干个研究范畴，如：文类学、主题学、译介学、形象学、类型学等。跨学科研究又分为：文学与艺术、文学与宗教、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历史等几个范畴。总体文学研究则以跨越文明界限的各国文学为关照，寻找总体文学规律为旨归，主要包括阐发研究、比较诗学、文学人类学等。这些研究方法自身研究范畴不清，如对王国维的两部作品《红楼梦评论》和《人间词话》的研究归属问题。陈惇等《比较文学》将之归入“比较诗学”，认为阐发研究和对话研究则是比较诗学的研究方法。⑤而曹顺庆主编《比较文学教程》则将阐发研究与比较诗学并列同属总体文学研究下的研究类型，“跨文明阐发研究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重要类型，它是指运用生成于甲文明中的文学观念或其他学科知识来阐释、研究生产于乙文明当中的文学作品、文学理论。”⑥这样势必会造成学生阅读专业基础书籍时即产生种种困惑，教师答疑解惑也只能如实相告专业现状，无法择一确切回答。 二、学科知识理论化倾向导致师生沟通不畅 地方师范院校通识教育滞后导致学生知识视野均偏向某一专业，而对相关领域的了解不够，因而研究起来如盲人摸象。教师本身对许多学科内部研究方法尚不能应用自如，更不能进行深度理论开拓。难以在全面建立师生互动基础之上的教学相长。学习比较文学需要大量的知识储备，不然难以把握宏大的理论体系。仅就文学理论与比较文学之关系而言，20世纪60年代大量理论著作问世，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美学、符号学、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理论汹涌而至。比较文学界在学科自身危机尚未涤除的情况下又要应付理论围剿，以及吸收、利用这些理论来应用于自身实践研究。这样不仅与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范畴交融，而且使比较文学研究的文学味道淡化。文学内在的美学价值不被重视，而是过度强调与前沿理论的契合。笔者并不是主张去理论化，而是指明课堂教学中理论化倾向对授课的负面影响。在只喜欢阅读图画的浅阅读时代，眼花缭乱的理论难以找到知音。个中原因，除了理论艰涩之外，大学生阅读量不足的因素也不容忽视。“一份来自中智的最新调查显示，我国青年‘没时间读书’的比例高达57%，‘不习惯读书’的占44%。调查还显示，只有14.04%的青年人在业余时间以读书来休闲，而上网(59.65%)则取代了阅读，成为青年人最主要的休闲方式。”⑦据笔者调查，在本人所在的河南某师范学院，除了个别目标明确、立场坚定的大学生在认真阅读专业书籍外，更多的同学把时间投入到了网游、兼职和社交活动上。课程作业虽然布置了，但多数同学总会在交作业期限前一天才开始动手查资料，动笔写文章，目的只是为了交差，结果只能是令人失望。这样的阅读现状是我们时代的无奈，更是地方师范院校的无奈。这样的学情让理论教学变成了自话自说，不能在课堂上达到共鸣，不能启迪学生思索、创造。 三、教学方式落后导致学习兴趣低落 学科自身的危机加上偏爱宏观理论，往往使研究显得空泛.没有“文艺学”那样清晰的脉络，也没有“文学史”那样生动的内容。这样的课程对授课教师是一种极大的挑战，教师除了需要具备扎实的学科功底之外，还需要巧妙把握教材结构，合理设计讲授内容。根据笔者本人的实践和观察，令人遗憾地发现，我们在授课时往往是填鸭式教学，带着自己整理好讲义，按照填好的教学进度表逐一讲授。这一责任不能全怪教师，因为地方师范院校的教务部门对教学要求非常细致，要求每个教师都要严格依照教材内容授课，严格按照教学进度表内容上课。教师们为了达到管理部门的要求，发现问题也难以抽出时间去化解，只能寄希望学生琢磨后与自己交流。而当代大学校园的师生关系也不如中小学的师生关系亲密，教师上课时才夹着讲义走进教室，学生放学后就匆匆收拾书包去做兼职。师生之间鲜有课堂互动，更别提课下答疑解惑。教师教学内容缺乏创新也是导致学生学习兴趣降低的主要原因之一。在知识大爆炸背景下的多媒体时代，人们对知识和信息的获取十分容易，一台电脑，一根网线，鼠标一点就能搜集到许多信息。同学们可以很方便地从网络上下载到别人已经整理好的课堂笔记来参考，而不必花费心力去把知识点一一写到笔记本上。在这样的情况下，教师仅仅把学科知识归纳出来让学生记笔记备考的教学方式必然会受到学生抵触。如果说知识点是无法避免的重复的话，那么教师对知识点的个性化梳理与讲解点评应该是教师授课特征的体现。遗憾的是许多教师的教学案例雷同，且并不能做到与时俱进，实时更新。教学内容无法满足信息多元化时代青年学生的求知愿望。 四、对策及建议 要解决这些危机，教师要负起责任。首先应强化专业知识学习，对学科历史、学科知识体系了如指掌，掌握学科前沿理论和研究动态，使自己立足在一个坚厚的知识基地上。这样便于应对教学中出现的学生对学科危机的疑问。“比较文学概论”作为一门课程已是地方师范院校常态，然而尚难以找到权威的教材，教材之间存在着观点争锋。甚至对什么是比较文学这一基本概念都大相径庭，容易让学生无所适从。这时候教师不宜作某一种观点的宣传员，也不能当调停的好好先生。而是能以科学的态度和客观的原则告诉学生学科现状，帮助学生认识比较文学，甚至鼓励他们去参与这一“显学”的探险，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储备优秀的人才。其次，教学中应注意理论结合实践。面对理论汹汹，要以恰当的案例来帮助同学们理解某理论对科学研究的帮助。比如说在讲授平行研究时，重点落在对可比性的寻找上。甲乙双方的异同罗列难免会有随意之嫌，而把问题上升到各自所处的文化传统背景中去考察就能找到异同的原因。这里我们常把方平先生的《王熙凤与福斯塔夫：谈“美”的个性和道德化思考》作为案例，方平先生把两个异时空存在文学形象的可比性落脚在将现实丑转化为艺术美这一特定角度，力求探寻中西方审美的共性与特殊性。⑧这样把优秀的研究成果当做教学案例来讲授，既能解决理论困惑，又能指导学生如何进行学术研究。第三，教师应积极探寻适宜教学内容的教学手段和方法。比较文学课程理论性强，又具有很大的跨越性。教学过程中应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学习兴趣。不仅授课内容采用理论加实践的方式，而且要求同学们也要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仅要把理论知识消化吸收，而且要能应用到实践研究中。教师应充分利用多媒体时代的便利解决当下教学难题。可通过网络来教学内容、设立讨论主题，组织学生结合各自的学习心得和读书经验进行讨论，让大家畅所欲言并把自己的观点形成文字发给教师，教师择优到网络空间供大家点评。这样既可以调动学生把理论与实践结合，又扩展了课堂教学内容。比较文学概论课程课时普遍较少，这样做也为本科争取了学生一定的课外学习时间。比较文学教学难题摆在同行教师面前，需要大伙儿群策群力，以集体的智慧应对时代挑战，应对学科挑战，应对理论挑战。如果教师都对学科理论了如指掌，并对相关学科广泛涉猎，如果教师怀着答疑解惑的使命投入教学中，那么，比较文学教学的难题也会迎刃而解。

幼儿园民间音乐教学篇1 民间音乐是亿万中国人在长期的劳作、生产过程中，摸索和总结出来的，凝聚了普罗大众智慧的结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民间音乐历经数千年的传承与发展，到今天已经相当成熟和完善。从幼儿阶段开始了解和学习民间音乐教育对于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利于培养幼儿从小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热爱传统文化的情感，将文化自信的种子深埋在幼小的心田里。 一、幼儿园建立民间音乐教育体系的价值 (一)民间音乐教育体系的建立可以促进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民间音乐囊括了56个民族的民谣、民歌、民间乐器和民间舞蹈等，是亿万中国人不断探索、实践和发展，口耳相传发展起来的普罗大众音乐。它反映了本民族的生活气息与精神面貌，也是研究各民族(特别是那些没有文字记载的民族)文化生活的活化石。经过千百年的流传，如今留存下来的民间音乐已然成为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但是随着现代化的加速发展，传统的音乐和乐器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中国优秀的民间音乐正在渐渐消失，传承和发展是当前紧要的任务;而幼儿是祖国的未来，是民族的希望，在幼儿园阶段让孩子接触优秀的民间音乐，对幼儿一生的发展都有重要的影响，也可以让中国的优秀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 (二)幼儿园建立民间音乐教育体系可以促进音乐课程改革，探寻新的幼儿音乐教学模式 幼儿园的音乐课程设置大多分为歌唱、韵律活动、打击乐演奏、音乐欣赏等，而具体的内容大多是中外著名儿歌、近现代创作儿歌和童谣等组成，很少涉及民间音乐。近几年来，随着国家大力提倡“文化自信”，传承和发展民族优秀的音乐文化，人们似乎意识到民族民间音乐作为我国的文化瑰宝，在幼儿园音乐教育的发展中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民间音乐许多优秀的歌舞对幼儿的审美及身心发展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如:四川的川江号子、打盐号子等节奏律动性强，幼儿可跟着节奏律动，模范劳动人民劳动时的场景，除了能强健体魄，还能体会劳动人民的艰辛，珍惜美好生活;《蛤蟆歌》的旋律朗朗上口，而且可以通过改编和二度创作，将数字进行不断的变化，让孩子在游戏中学习音乐和数学知识，一举两得。江苏民歌《茉莉花》旋律优美动听，增强孩子的审美意识。 二、建立以民间音乐为主体的幼儿音乐教育体系的实施策略 (一)选取各民族适合幼儿音乐教育的优秀民间音乐，建立音乐教学资源库 我国是一个拥有56个少数民族的大家庭，在我们面前呈现的是一个五彩缤纷，千姿百态的民族音乐文化:手持白色哈达，围着圈跳锅庄的藏族;身着长裙，手持长鼓的朝鲜族;性格豪爽，具有“马背民族”之称的蒙古族;头戴花帽，身着艳丽服饰，能歌善舞的维吾尔族……不同的地域和生活方式造就了各民族的文化差异。少数民族音乐大体分为五类:民间歌曲、说唱音乐、戏剧音乐、歌舞音乐、乐器和器乐曲，民间音乐种类繁多，不胜枚举，但不是所有的音乐都适合幼儿园的音乐教学，这就需要教师针对幼儿发展的身心特点，有针对性的选择各民族优秀的民间音乐。如藏族的锅庄，其速度较快，节奏粗犷有力，旋律豪放，不仅可以培养幼儿的节奏律动，还能锻炼幼儿的身体素质;傣族的孔雀舞，时而缓慢舒展，时而灵动跳跃，通过音乐欣赏课和幼儿学习简单的孔雀舞姿势可以培养幼儿的审美能力;蒙古族的音乐和舞蹈多粗犷豪放，但其乐器马头琴拉出的旋律却韵味悠长;维吾尔族的音乐和舞蹈轻盈灵活，热情大方，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其伴奏乐器手鼓更是深受小朋友的喜欢;苗族的“飞歌”高亢嘹亮，极具感染力。 (二)整理收集本地优秀的，贴近幼儿生活的民间音乐 民间音乐来源于生活，幼儿的生活体验是学习民间音乐知识的基础。因此，教师要寻找合适的机会，依托社会，学校和家庭在生活中渗透本土民间音乐知识，让幼儿对于传统民间音乐产生的环境和文化背景有充分的了解。通过资料收集、分析与整理，建立以地域与音乐资源类型划分为基础的本土民间音乐教育资料库。例如从大的方向可划分为南北两个音乐体系，在这个体系下可细分到每个省市，如南方的采茶舞曲，花灯和花鼓戏，各类山歌和号子，四川的“川剧”等民间音乐;北方的秧歌音乐，山东的曲艺和快板，国粹京剧等民间音乐。教师要注意本地区民间音乐素材的选择，通过本地区民间音乐在幼儿音乐教育活动中的渗透，培养幼儿地区认同感进而培养幼儿民族归属感。比如，在端午节的时候，幼儿园和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观看赛龙舟比赛，感受激烈的比赛氛围，引导他们对比赛中的民间音乐进行欣赏和学习。还可以让孩子在父母的陪伴下，参与包粽子、唱民歌等传统活动，让孩子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从而加深对民间音乐的理解。 (三)根据各年龄阶段的幼儿开发具有教育性和趣味性的民间音乐教学资源库 幼儿民间音乐教学资源库的开发一定要遵循两个原则:教育性和趣味性。民间音乐是集音乐、诗词、歌曲、曲艺和戏曲为一体的综合性艺术，很多作品都有立德树人、陶冶高尚情操的教育功能。例如布依族民歌《迎客歌》《送客歌》等，幼儿不仅能体会民族音乐的魅力，还能从中学到待人接物的礼节。歌曲《草原英雄小姐妹》描写的是龙梅和玉蓉两姐妹为了保护国家的羊群同暴风雪抗战的英雄事迹，这样的作品可以培养幼儿热爱祖国的高尚情操。另外一个原则是趣味性，爱玩是幼儿的天性，幼儿园的音乐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必须变得游戏化。为了满足幼儿的需求，在建立幼儿民间音乐教学资源库时一定要遵循趣味性这一原则，这就要求我们在选择音乐作品时要选择艺术形象鲜明、生动的作品。作品内容应是幼儿生活中熟悉和感兴趣的事物，这样更能唤起幼儿的情感共鸣，激发幼儿的好奇心，唤起他们的兴趣，从而培养幼儿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例如川剧变脸就很接近幼儿的生活，生活中人有喜怒哀乐等各种表情，幼儿通过认识不同脸谱了解其代表的情绪和性格，从而提高孩子通过观察表情活动学会察言观色，提高对别人情绪的敏锐程度。 (四)从民间音乐与幼儿音乐的共性点出发去融合创新 民间音乐大多是劳动人民在生产劳作的过程中，为了解除疲劳，组织劳动，用自由、高亢的歌声直抒胸臆，为劳动者提神解闷，提高劳动效率;还有部分民间音乐是在休息、娱乐、集庆等场合演唱，如逢年过节，婚丧喜事，酒楼茶馆或消遣娱乐时演唱。而幼儿的音乐教学要求趣味性和创造性歌唱教学，幼儿园的音乐教学大多是教师示范，幼儿模仿，而怎样去提高音乐教学的趣味性一直是幼儿教师关注的问题。民间音乐中很多有趣的元素和歌曲可以为幼儿教师提供很好的借鉴。除此之外，民间音乐具有变异性、广泛适应性等特点，因为其在创作过程中为了适应不用地区，不同人群的喜爱，在创作时会有不同的形态，经过改编和加工又会形成新的歌曲。而幼儿音乐教学需要顺应幼儿自由探索、创造音乐的能力。通过观察发现:儿童会自发地重复某些歌曲中他们感兴趣的部分;或心血来潮地将某个突然萌发出来的古怪想法代替原有的歌词，唱到歌曲中去;或将歌曲填上新词，配上自己发明的身体动作以相互交流，相互取笑，甚至会反复玩弄这些自己的“发明创造”而自得其乐。［2］因此，民间音乐的许多题材都可以为幼儿音乐教育提供改变和创作的基础。例如《什么节子高又高》《川江号子》《猜调》《对花》等。 作者:张晓燕 幼儿园民间音乐教学篇2 随着社会城市化和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传统民间音乐艺术正逐步丧失其原生态的生活、习惯与文化语境。当代儿童大多已经无法像祖辈那样，从日常生活、社会交往等活动中通过口传心授的方式学习民间音乐，更多需要依赖学校进行专门的民间音乐文化教育。然而口耳相传、习惯渗透等最适宜于民间音乐学习的形式在学校教育中往往无法得到有效的保存与发展，片面重视知识技能已成为学校民间音乐教育中世界性的共同问题。正如文化人类学家保罗•鲍哈楠所言：“在习惯中，人类学会了他们不将其当作具体学习技能的文化方面。而在教育中，他们在接受传授……具体而言，被传授的是技能。”［１］随着整个中国社会对民间文化以及非物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不断增强，幼儿教师的民间文化保护意识与文化责任感也越来越强［２］，沉淀已久的民间音乐文化逐步走进幼儿园的教育视域。但由于文化生态的变化以及教育过程中对知识技能的片面重视，幼儿园的民间音乐教育又面临着新的问题与困境。 一、幼儿园民间音乐教育活动中的问题与困境 “本能的缪斯”是指人类每一成员与生俱来的一种以韵律、节奏和运动为表征的生存性力量和创造性力量［３］，这种力量在学前儿童身上体现的最为充分。但是，以知识技能的学习与传承为主的民间音乐教育导致了儿童本能缪斯的衰微。幼儿园民间音乐教育的问题与困境从下列一组真实的教学镜头中可见一斑。镜头１：填鸭式的紧张学习在某园大班开展的闽南民间舞蹈《拍胸舞》活动中，教师首先播放了当地节日民俗踩街中《拍胸舞》的现场录像，让幼儿初步感受该舞蹈动作的粗犷、欢快与热情，重点引导幼儿观察该舞蹈的基本动作及其顺序。接着，教师开始示范表演，然后边示范边讲解边带领幼儿学习该舞蹈中的拍手、拍胸、拍肋、拍腿等动作，在图谱的支持与教师的示范带领下，幼儿终于基本掌握了该舞蹈的基本动作。最后，教师要求幼儿自己边听音乐边有节奏地表演拍胸舞。短短３０分钟，幼儿既要反复观看录像、听教师的讲解以感受该舞蹈所表现的民俗风情与文化，还要仔细观察教师的示范、学习基本动作、配乐有节奏表演，最后还要独立听音乐完整表演整个舞蹈、玩踩街游戏等……整个活动一环赶一环，每一环节都匆匆带过，儿童最初的兴趣也在匆匆而紧张的学习中逐渐消逝，更多时候只是机械地跟着教师与音乐、看着图谱紧张地学习、记忆动作，对整个舞蹈丧失了应有的学习欲望与热情。镜头２：照相机式的简单复制端午节将至，教师在组织幼儿学唱福州童谣《扒龙船》活动中，采取了引导幼儿观看划龙舟录像、听福州方言演唱录音、教师边范唱边出示图谱、幼儿跟念等多种方式，帮助幼儿感受、理解与学习歌曲及其方言。之后，教师带领幼儿随乐曲反复演唱，最后引导他们边演唱边伴随音乐节奏表演划龙舟。此次音乐活动内容较简单，前半部分幼儿还饶有兴趣，但到了一句一句跟念方言的环节时，幼儿的兴趣逐步下降，最后的演唱与表演也在被动应付。镜头３：立竿见影式的创造性表现在一次开展闽南高甲戏《老鼠嫁女》音乐活动中，教师在引导幼儿欣赏高甲戏表演ＶＣＤ、了解闽南婚俗习惯、倾听感受音乐之后，开始教幼儿反复学说“迎新娘喽”、“送新娘上轿”、“新郎迎亲来喽”、“兄弟姐妹，快走！”等几句与剧情关系密切的闽南语。之后，邀请当地的梨园艺人来现场表演，让幼儿真切感受到高甲戏丑角的表演美与服饰美，幼儿分组向民间艺人学艺后，教师带领幼儿扮演唢呐手、女伴娘、小乐队、新娘、轿夫等角色，在民间艺人的带领下进行“老鼠嫁女”的表演。最后，教师鼓励幼儿大胆表现，把自己的动作、表情夸张地表现出来，并要求幼儿自由想象大胆创编结束部分“快走”的造型动作与表情。绝大多数儿童很难完成教师的要求，教师只好在前面边启发边带领，幼儿则手忙脚乱地跟随。在上述教师精心组织的民间音乐活动中，儿童真正获得了什么？这样的民间音乐教育是否适合儿童、对儿童的成长是否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从毕生发展观的视角出发，发展不仅意味着功能的增加，生命历程中任何时候的发展都是获得与丧失、成长与衰退的整合［４］。回顾过去，不少成年人被幼年时“填鸭”式的教育弄伤了胃口，早期的不适当教育不仅未让他们获得应有的陶冶与发展，反而造成了心灵上的伤痕甚至残缺。当前，在许多民间音乐教育活动中（其他活动也有类似现象），儿童学习的动力常非源于内在的需求，他们的审美期待、审美经验都未得到合理的积淀。在教师为幼儿精心准备的“民间音乐与文化的盛宴”中，由于缺乏对幼儿生命存在与学习天性的关注与尊重，幼儿并未得到预期的教育影响。不适宜的民间音乐教育不仅对幼儿的审美能力的发展不利，还有可能压抑他们的缪斯天性，致使儿童对本土民间音乐及其文化产生不适应、不接受甚至逆反态度，从而丧失对本土音乐及其文化的自觉性。产生上述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少幼儿教师认为民间音乐文化是一种“神圣的历史文化遗产”，只能学习与传承，是不能随便改变的；部分教师为了追求某次教学活动的完美结果，安排了大量的学习内容与过于丰富的教学形式；有的教师事先没有对幼儿进行必要的经验铺垫，导致幼儿对活动中的背景知识一无所知，只能在教学活动中进行紧张的学习与单调的重复练习；还有不少教师尤其是年轻的教师，自己就对民间音乐及其文化缺乏了解，教学中只能依样画葫芦，教授一些自己刚刚学会的内容，难以根据幼儿的学习兴趣与需要自如发挥。 二、幼儿园民间音乐教育活动的突围 幼儿喜欢什么样的民间音乐教育教学方式？怎样的教育才能真正激发儿童的缪斯本能，让幼儿在喜欢参与、乐于表达的民间音乐艺术教育活动中获得应有的发展，使得民族民间优秀文化的种子能在其幼小的心灵中播种、生根、成长？关注与尊重儿童的生命存在与学习天性是教育的出发点，也是幼儿园民间音乐教育的着眼点。只有以儿童为本，以发展、开放的思想对待民间音乐，克服教育过程中的功利化取向，合理把握幼儿园民间音乐活动的价值追求，才能真正激发儿童的缪斯天性，实现民间音乐与儿童间的“缪斯性对话”。 （一）为儿童亲近原生态民间音乐文化创设机会 民间音乐大多具有淳朴、生动、清新、率真、通俗易懂、活泼有趣等特点，是最直接的来自生活、反映生活的艺术，体现了当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和热爱，具有丰厚的文化底蕴、很高的艺术美感与很强的愉悦功能，能给予儿童丰富的艺术营养，带给儿童快乐、智慧与灵感。儿童对民间音乐的感知不是被动的、照相机式的复制，而是积极主动的反映。在幼儿园民间音乐教育中，教师不仅是民间音乐文化的载负者与传递者，更应成为儿童感受与体验民间音乐文化的引路人，引领儿童走进民间音乐、走进民间艺术的文化圣殿。儿童的生活经验是民间音乐文化教育的基础。教师应充分利用各种机会，通过幼儿园、家庭、社区等各种场合，对儿童进行本土音乐及其文化的渗透与经验积累，引导儿童走进原生态的民间音乐及其文化滋生的生活土壤。如在端午节，孩子们观看了龙舟竞渡、奋勇争先的情景，感受到锣鼓铿锵、节奏有力的韵律，之后，又在父母的陪伴下参加了社区组织的划龙舟竞技游戏、包粽子比赛、制作端午香囊、观看社区书画爱好者挥毫“午时书”等。在丰富而生动的生活、文化与游戏活动中，孩子们品尝了传统乡土浓厚的文化意蕴。 （二）引导儿童与民间音乐进行缪斯性的对话 现代音乐学认为，民间音乐艺术也具有开放性。民间音乐艺术的意义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内涵应是多元的。同一民间音乐艺术内容，在不同时代、不同场合、不同欣赏者的心中，都可以显现出新的意义。故而民间音乐教育也应提倡对话式的教学方式。与民间音乐进行缪斯性的对话是指让儿童直接面对优秀的本土民间音乐及其文化，打开感官与心灵，真切感受和体验其中传递出的多元信息，并尝试用各种方式进行表达。对话的过程应是儿童运用自己的感官、经验、思维积极探究的过程，而非是传统意义上的接受学习。实践表明，幼儿对民间音乐、舞蹈、戏曲等有极大的兴趣与非凡的感悟能力，他们在面对民间音乐作品与表演中常常有着不同于成人的独特感觉，好奇的大脑里充满着问号，他们想知道、要知道的东西太多了。幼儿在观看闽南高甲戏表演《群丑献艺》中，在跟着哈哈大笑时许多幼儿脸上表现出困惑与不解，教师及时捕捉这一信息，问：“你为什么皱眉头，有什么想不明白的？快跟大家说说。”结果，孩子们的问题匣子一下打开了，大家争先恐后地提出了许多问题：“他的脸长得好奇怪呀？”“为什么那个阿姨要把黑点贴在自己的脸上？”“他们为什么走路时脚是半蹲着走？”“他们为什么动作这么可笑？”在激烈的争论与探究后，孩子们到处找资料、向教师、民间艺人以及周围的人学习，在不断的探究中初步明白了高甲戏这一民间艺术以丑为美、夸张搞笑、幽默风趣等各种艺术表现特点，之后又产生了更多的问题，形成了更多的探究兴奋点。 （三）以游戏与逗乐等方式焕发儿童的缪斯本性 １．善于发掘儿童的兴趣点。对学前儿童而言，审美冲动不仅是一种精神上的高级需要，更需要依赖初级的生理上的愉快感受。我们看到，当学前儿童初步接触到福建本土民间音乐时，会不假思索地对其中怪异的服饰打扮、乐音的音色、幽默的动作、可笑的逗乐等个别因素获得某种愉快的感受，这些愉悦感会驱动他们进一步了解、学习与探索，玛克思•德索称之为“审美反射”。教师应适时把握民间音乐教育内容中的这些要素，积极营造激发儿童审美冲动的环境氛围，引发儿童自主学习与探索的愿望。如，针对儿童对高甲戏《群丑献艺》、《老鼠嫁女》等男女丑角的服饰特点与装饰打扮的审美冲动，组织儿童收集各种戏曲的服饰与脸谱的图片并布置在相应的墙角，对比了解闽南高甲戏服饰打扮方面的独特之处；教师还提供了高甲戏以及京剧等戏曲的装扮道具放置在表演角，供儿童自由观赏、化妆、表演，自主体验高甲戏艺术的幽默、逗趣。 ２．在“好玩”的逗乐中实现民间文化与儿童文化的有机融合。“我们玩音乐，是因为它好玩！”［５］，这是人类更是儿童追求音乐给他们带来幸福生活的共同心声。的确，“只有儿童从中获得欢乐和愉快的体验时，艺术才能真正成为儿童的需要，并且被儿童所接纳”［６］。在幼儿感兴趣的民间音乐活动中，幼儿不是在单纯地对民间音乐进行模仿与复制，他们穿着有趣可爱的民间服饰，相互逗乐、游戏、学习与创造，到处都洋溢着儿童的活力，这就是儿童文化的真正内涵。民间音乐文化塑造影响着儿童，儿童也改造与创造着民间音乐文化，二者构成动态的生态系统。在儿童与民间音乐共同玩乐中显示了他们关于游戏规则的秘密语码，看到了儿童在其中的“缪斯本能”。在一次以福州民间歌谣为题材开展的“双簧”游戏中，一幼儿扮演“后脸”，躲在屏风后面唱《扒龙船》等福州童谣，另一幼儿扮演“前脸”，在前面用口型、动作配合“后脸”的歌声进行大胆表现。两幼儿不断地反复练习与磨合，尽可能使“前脸”的动作、表情、口型、节奏和“后脸”的语言、语音、语调、节奏合二为一，不露破绽。在表演结束前，教师允许幼儿自己设计一个高潮：“后脸”给“前脸”出难题，让“前脸”露出破绽，找笑料抓包袱。儿童不是故作夸张、强作认真地完成教师的任务，而是通过“本能的缪斯”种种富有韵律、节奏和运动的外化形式自然而然地从事这一切的。这种相互配合游戏与相互逗乐，特别使幼儿感到好玩、有趣，能有效激发幼儿学习与表演民间音乐的欲望。此外，儿童还特别喜欢模仿大的儿童，所以，在以大带小的民间音乐游戏中，大的儿童带动小的儿童一起玩，小年龄的儿童总是不断地观察并试图模仿大一些的孩子，在观察与模仿中被自觉带入民间音乐文化的迷宫。 （四）倡导并支持儿童对民间音乐多样化的艺术表现与游戏性的即兴创造 民间音乐是十分具有包容性与开放性的艺术，最为原生态的音乐常常是通过大量的重复构成的，允许表演者个性化地进行改造与创编，从而达到表演者的自娱自乐。因此，在帮助幼儿感受民间音乐的基本特点后，宜引导幼儿依据审美原理与自己的个性喜好，对民间音乐进行多样化的艺术表现。这是符合儿童创造天性与表现欲望的可行方式。如依据“变调”这一审美原理，进行多样化的艺术表现。“变调”是一音乐俗语，但在视知觉中也可明显见到，“变调”现象大都发生在审美知觉中，是艺术再现时依据的主要原理。因此，艺术再现并不需要照搬现实，只要摸清知觉活动的规律，将现实中的存在的各种知觉梯度加以“变调”处理，就能产生出满意且生动多样的艺术再现效果。儿童是天生的“探索者”与“游戏者”，他们对民间音乐艺术的表现绝非满足于简单复制，只要基本理解了民间音乐的主要特征，就可以进行多样化的“变调”处理。所以儿童在民间音乐活动中的艺术表现是多种多样的，有将生活经验稍加整理的原始艺术表现，有以游戏为主的快乐表现，有直抒自我之瞬间感情体验的自我表现，有通过模仿再现进行的学习与表现，还有以抽象的线条、色彩与形式等达到的表现，等等，它们各自都为儿童对民间音乐文化的某种内在情感找到了自认为合适的表现形式。所有儿童都喜欢游戏式的学习与表现，“游戏是点燃儿童求知欲和钻研精神的火种”［７］。他们与生俱来的游戏与创造天性在接受、模仿与学习中又产生了新的需要来打破旧的一套，来更改传统的内容、形式与规则，在“缪斯式反叛”中实现了新的突破，而儿童这种“缪斯式突破”就典型地发生在游戏中。如在闽南民间舞蹈《车鼓弄》中，幼儿在了解车鼓公、车鼓婆的主要特征后，喜欢相互扮演角色游戏性地表现车鼓公逗乐车鼓婆的动作与神态，沉醉在“缪斯式”即兴表现的快感中。幼儿在民间音乐游戏《偶趣》中学习木偶动作、与木偶一起游戏的开心笑声中表达他们本能的快乐，自由遨游在游戏性的创造性表达中，超越了理性的技术与传统的藩篱。 作者:程英 单位:福建儿童发展职业学院 幼儿园民间音乐教学篇3 民间音乐在我国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几千年来，那些勤劳、善良、智慧的中国人民在生产生活以及社会实践中创造并形成了民间歌曲、民间歌舞音乐、民间说唱、戏曲音乐、民间器乐及综合性乐种等大量的形式各异、体裁纷呈的民间音乐作品。云南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在这里有着丰富的民族民间音乐资源，欣赏是美育的一种重要手段，音乐欣赏活动是幼儿园音乐教育的基础，早在20世纪初，美国著名的儿童音乐教育心理学学者詹姆斯.姆塞尔，就在其音乐教育心理学名著《学校音乐教学的心理学》一书中反复强调指出：在普通学校中，音乐教育就是欣赏教育，就是视为欣赏而进行的教育。在这里，欣赏即为：怀着由衷的欣喜热爱之情，自动追求从音乐中获得自我满足和自我事件过程。音乐欣赏可以开阔幼儿的音乐视野,丰富幼儿的欣赏经验,发展音乐才能,提高他们的音乐审美能力.幼儿音乐欣赏活动只有从感受、体会音乐本身的审美特征入手,遵循审美教育的规律,才能使幼儿在艺术之美的感染、熏陶中成长和发展.组织幼儿音乐欣赏活动,要注重培养幼儿的音乐审美感知力;注重激发幼儿的审美情感;注重在发展幼儿的审美感知和记忆的基础上,凭借表象经过加工重新组合出的一种新的形象.通过音乐欣赏，能扩大幼儿的音乐视野，发展音乐想象力，使幼儿在美的享受、美的陶冶中潜移默化受到美的教育。欣赏活动是幼儿园音乐教学的重要组成和难点部分。因此，如何培养幼儿对民间音乐的探究热情，让民间音乐继续传承下去；如何培养幼儿感受音乐形象，理解音乐语言，并在理解和感受的基础上具有表现音乐内涵的能力，已成为当前音乐教学急待探讨的重要课题。因此在班级教学活动中我有意识地开展了民间音乐的欣赏活动，在平时教学中，我不断进行这方面的尝试和积累，以下谈谈我在幼儿民间音乐欣赏教学中的采用的一些策略： 一、丰富生活经验，了解民族特色、民间文化 我国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发展历史和文化背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各民族自己音乐文化，有着自己本民族独特的音乐风格。各民族的音乐都有民间歌曲、民间器乐、民间歌舞、民间说唱艺术、民间戏曲音乐。民间音乐大多来源于生活，因此，我们要想真正的去理解各民族的音乐内涵，就必须走近这个民族，去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惯、民族特色。在平时的活动中，我会引导幼儿去发现我们周围的民族，观察、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惯。收集一些各民族的图片、音像资料带到幼儿园和同伴共同交流分享。并利用假日请家长和孩子一起去了解一些云南的少数民族。一段时间下来，孩子们认识了傣族、彝族、佤族、藏族、白族等生活在我们云南的少数民族，并了解了他们生活的环境、他们的生活习俗以及特有的民族特色。并初步了解了一些具有云南民间特色的小调、山歌、花灯歌舞等。为我们开展民间音乐欣赏活动提供了丰富的学习经验。 二、借助故事、直观视觉，利用多媒体，创设音乐情景，感受音乐形象 心理学的感知觉研究指出：人在感知一个特定事物时，开放的感知觉通道越多，对特定对象的把握（理解、记忆）就越全面、越精确、越丰富、越深刻。另外，近百年来，音乐感知心理、音乐教学心理的研究也反复证明：音乐感知活动不仅是一种听觉感知的活动，而且是一种多感知通道协同工作的感知活动。因此，教学应到努力尽一切可能来帮助幼儿，使他们能够充分利用各种可利用的感知通道来对音乐进行“全方位”“多层面”的探究，而不是机械的受制于倾听欣赏。根据幼儿的身心与思维发展特征，把语言和直观视觉有机结合起来，是帮助幼儿运用联想来创设情景达到欣赏音乐的较好方法。（1）借助故事，创设情景音乐欣赏中恰如其分地运用儿童化、形象化的语言，能激发起幼儿欣赏乐曲的欲望，并打好与乐曲情绪产生共鸣的感情基础，讲故事就是其中的一种，将歌曲的题材内容编成形象的，具有感染力的故事形式导入，揭示歌曲的形象和思想内容，既创设了情景，又可大大增强欣赏的愿望。（2）采用提问，发展幼儿的想象力，加深对乐曲的理解音乐语言，是一整套表达情感的音乐体系。了解和熟悉音乐语言，对幼儿来讲要从音乐形象入手，借助音乐形象，发展幼儿的想象力。在欣赏中，教师可采用启发式提问，引导他们进入作品描绘的意境之中，启发他们在听的过程中产生各自的想象与感受，引起情绪上的共鸣。例如：在欣赏《森吉德玛》时，幼儿充分的感知了音乐之后，我提问：你从音乐中听到草原上都发生了什么事？一曲终了，幼儿纷纷举手谈联想，个个表达了对作品的理解，大大加深了对乐曲内涵的理解和对作品的情感体验。（3）借助幻灯片、动画课件等多媒体手段辅助教学，理解音乐语言幼儿善于形象思维。因此，在欣赏课中对于音乐语言所表达情感的理解，常离不开直观视觉的辅助。在欣赏教学中，要使儿童与作者的感情产生强烈的共鸣，从而得到音乐艺术的感染，这种音乐艺术的情感体验和情感交流能力是提高欣赏水平的关键。要培养这种体验和交流能力仅仅靠听觉的感知是不够的，在欣赏教学中，我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和多媒体手段辅助教学，帮助幼儿感受音乐，理解乐曲的含义。幻灯片、动画课件等表现手段生动、形象、感染力恰强，能引起幼儿浓厚的兴趣，从而唤起幼儿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如：欣赏音乐《梁祝》，我剪切了动画、配以优美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制作了画面精美的课件，幼儿对课件动画非常感兴趣，运用视听有机结合创设音乐情境，引导幼儿从中自发感知音乐，初步获得情感的熏陶和美的感受。在音乐欣赏活动中，一段音乐幼儿往往难以理解其中的内涵，尤其是一些民族音乐，幼儿平时生活接触较少，对于这样的音乐，如果利用多媒体课件把其内容形象生动展示在幼儿面前，幼儿对音乐的理解将会容易得多。例如：例如：在一次音乐欣赏活动中，我播放了乐曲《森吉德玛》，幼儿很快地进入乐曲意境，为了帮助幼儿理解音乐，我为幼儿准备了多媒体课件，课件中分别用不同的图片表现了放牧时草原上安静的场景和赛马时草原上热闹的场面。两段不同情绪的图片我用了不懂颜色得字体来描述，通过形象生动的图片和表演，幼儿感受到了两段音乐的明显不同，并在后面的环节中积极地参与表现，幼儿情绪激动，气氛较好，特别是在赛马时，幼儿显得非常兴奋，学习兴趣很高。创设了良好的音乐氛围来帮助幼儿理解音乐的内容。又如：在欣赏歌曲《青藏高原》时，我加入了一段描述青藏高原美丽景色的录像片，通过直观形象的画面，幼儿很容易就理解了歌曲所描述的青藏高原的雄伟高大，并对歌曲广阔、高亢的风格有了更直观的感受。 三、设计参与性较强的活动，表现音乐内涵 近代音乐认知心理学的动机理论认为：成人，特别是音乐修养水平比较高的人，在欣赏音乐时，可以通过无外显行为的内部操作来设置期待和追求期待的满足。而缺少音乐经验的幼小，只能通过外部可见的操作来产生期待和追求期待的满足。欣赏主题从音乐中获得某种体验的期待，是欣赏热情产生的最原始的动力。在欣赏教学过程中，为了加深幼儿对乐曲情感的体验，从而产生欣赏热情，进一步培养他们的感受能力，我积极设计和组织幼儿开展参与性活动，指导幼儿把听音乐想象出来的东西，用形象生动的动作表现出来。可以结合律动或即兴表演，表现音乐内涵，加深对乐曲内涵的理解。活泼爱动是儿童的天性，利用这个特点，我在欣赏教学过程中，特别是在分段赏析和熟悉主题后，组织幼儿开展音乐游戏和音乐表演。如欣赏《细说脸谱》这段京剧表演时，让幼儿根据自己的喜爱，选择脸谱进行京剧表演，一方面让幼儿的表现欲望得到充分的满足，另一方面幼儿通过京剧表演，对京剧这种国粹艺术有了更深的情感体验。又如：在欣赏二胡独奏曲《赛马》活动中，请幼儿在完整欣赏乐曲之后，让幼儿根据音乐的要求，变换各种骑马动作，时而快，时而慢，时而轻，时而重，时而如你追我赶的比赛或像得了冠军似的欢呼雀跃，一会儿又随着音乐跳起摔跤舞，实践证明：设计优美而又能确切表达歌曲的舞蹈动作，可大大调动幼儿的学习积极性，加深对乐曲内涵的理解。总之，我们在民间音乐欣赏教学中，要遵循幼儿的认知规律和心理特点，多应用形象化、直观化、生动的教学方法进行教学，充分运用听、想、看、说、动、等教学手段，有效地调动幼儿欣赏的主动性、积极性，引导幼儿积极参与。我们的欣赏活动就能开展得既“活”又“实”，让幼儿玩在其中，乐在其中，享受参与音乐进行过程的快乐，培养幼儿对民间音乐的探究热情。让民间音乐继续传承下去，让中华民族艺术宝库中的这块瑰宝永远璀璨绚丽。 参考文献： 1.《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组织编写，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 2.《幼儿园音乐教育活动丛书——欣赏活动》.许卓娅主编.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第1版. 3.《幼儿音乐教学法》.人民教育出版社幼儿教育室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 4.《中国传统音乐赏析》.姚艺君编著.吉林音像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 5.《ART音乐艺术教育》齐易、张文川著.人民出版社，2002年2月第一版. 6.《中国传统音乐概论》王耀华，杜亚雄编著.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年11月第2版. 作者:杨玲

当代西方大众文化本质解读:对比研究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途径探析 [摘要] 具有丰富内涵和表现形式的大众文化在任何一种体制和文化下都起到引领意识领域方向的作用，因此对于包括影视、报刊、文学诸形式在内的大众文化的研究必不可少。深入研究较为成熟的西方大众文化并充分借鉴对发展东方大众文化理论意义非凡。结合东西方大众文化发展现状，理论结合实践，通过采用对比研究方法对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进行横向和纵向对比，可以作为研究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途径。 [关键词] 对比研究 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 对比研究途径 一、了解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最早出现在美国哲学家奥尔特加《民众的反抗》一书中的“大众文化”概念，指一地区、一社团、一个国家中新近涌现的，被大众所信奉、接受的文化。大众文化与官方的主流文化、学界的精英文化成为社会主干性文化形态。人们对其定义提出各类解读：约翰.费斯克认为大众文化是大众利用现有文化资源进行创造性活动的活生生的实践过程；罗森贝格认为大众文化通过大众化媒体的传播和表现来克服大众文化的不足之处：“单调、平淡、庸俗，以及容易在富裕生活中产生的诱惑和孤独感，人们在现实中的茫然和孤独感以及生存的危机感。”因为受众众多，以文学、影视、报刊、网络等为表现形式的大众文化理论影响巨大，因为较之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的狭小受众群体，大众文化无疑在大众意识、舆论领域发挥无可替代的精神引领作用。 然而，在东西方文化交融日益增强的背景下，文化产品纷繁复杂、良莠不齐，尤其网络这种大众文化的表现形式流于可控性缺失，大众文化的发展进程更多的不可确定性。站在意识领域前沿的新闻工作者、文学文化精英等作为大众文化的先锋和发言人，需东西方文化融会贯通，自我建构具有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的意识理论框架，并自觉将正确的大众文化理论观与实际工作相结合。对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化有着精深了解的外语工作者，也可利用对外国文化的了解，对比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将本土大众文化现象放到全球化大语境下进行观照、解读，引领本土大众文化的方向。 二、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成熟性决定其可借鉴性 以霍克海默（Horkheimer ）、阿多尔诺（Adorno）、马尔库塞（Marcuse ）为代表的西方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研究提出了比较完整的理论框架，称为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不但为西方大众文化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东方大众文化理论发展提供了可供参考借鉴的范式。大众文化研究的主要特征是反体制性（anti-institution）和批判性（critical），尤其是西方法兰克福学派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文化进行了尖锐彻底的批判，认为工业社会背景下大众受到工业文化彻底的欺骗。显然中国学者不能以拿来主义评价中国的大众文化，但工业化这一全球性主题确可成为东方大众文化理论的研究目标。东方的大众文化理论研究可以以西方的法兰克福大众文化理论为坐标，观照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大众文化产品是否验证或冲突西方的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理论。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也可突破西方中心的研究模式，把本民族语言文化传统在自身充实的前提下向外辐射，即指导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所有文化现象的研究，也可在大众文化理论方面实现适当输出。对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理论与西方进行对比研究，探寻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众文化研究和批评理论之路，可发挥先进文化对思想意识的导向作用，为未来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三、对比研究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途径 采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形式进行，首先对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进行梳理并对比，然后通过列举中国大众文化的表现形式，即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产品来作为与理论相结合的实际范例，通过把理论和文化产品进行对照，以理论来检验实际并得出结论，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大众文化来进行分析和解构，文化产品可采用文化范畴内的文学和电影等模式，搜集畅销小说和最受观众欢迎的影视作品来总结大众文化的审美模板。同样对代表西方国家最高文化成果的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和好莱坞电影节电影大奖（Hollywood Awards Gala）作品进行汇总分析，以总结西方大众文化的审美模板，最后将东西方大众文化进行对比分析论证。可采用对比研究的方法进行，包括横向和纵向对比，如：西方大众文化理论中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和非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的对比，找出相异之处；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理论产生的理论语境与中国大众文化理论产生语境相对比，找出相异之处；西方非法兰克福学派理论与中国大众文化理论相对比，找出相同之处以发现对中国本土大众文化理论的适用性；西方大众文化与中国大众文化对比后的异同，在进行多组对比研究之后，分别找出各组对比中对于推动中国大众文化可以起到指导作用的独到之处。 文化的体现大多以语言为媒介实现，以对比分析为主要途径，可以探讨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异同并挖掘其结论对中国大众文化理论发展的启发性。 当代西方大众文化本质解读:对比研究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对发展中国大众文化理论的意义 [摘要] 在东西方文化交融性日益增强的背景下，对比研究包括电影、电视、报刊、网络传媒、文学等形式在内的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对于发展中国的大众文化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因为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对大众文化理论的研究始终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另一方面，良莠不齐的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现状使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意识理论框架任务迫在眉睫，将正确的大众文化理论观应用于新时代背景下的实践应该成为中国文化精英的必备武装。 [关键词] 东西方 大众文化理论 对比研究 一、大众文化内涵 当代中国社会文化主要包括主导文化（Dominant Culture）（执政党和政府倡导的以保持本国、本民族特色为根本目标的主旋律文化）、精英文化（Elite Culture）（代表知识分子理性思维、自觉意识和审美情趣的经典文化），和大众文化（Mass Culture）（工业化背景下由消费意识引导的、以普通大众为指向的通俗文化）。以普通社会大众为受众的大众文化在工业化背景下异军突起，在今天全球化跨文化交际增强的大环境下，关于大众文化理论尤其是跨越东方和西方的大众文化理论研究更加成为焦点。 大众文化建立在工业技术和商品经济体系的基础之上，反映大众对日常生活的实践、思想、体验和感悟，具有生活化、多样化、商品化和娱乐性等特征。它是一种借助大批量生产、面向大众传播，使大多数人形成一致的生存方式和趋同的需要并凝聚为一个共同整体，最终在趣味、意义、信仰和价值上共享的后现代文化现象。 二、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发展现状 西方发达国家对大众文化理论的研究始终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与技术的进步使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研究产生了不同的流派。一是兴起于20世纪30～4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 （Frankfurt school） 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为西方大众文化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以霍克海默（Horkheimer ）、阿多尔诺（Adorno）、马尔库塞（Marcuse ）等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研究形成了西方大众文化理论史上的所谓法兰克福模式，提出了分析大众文化概念比较完整的理论框架。 东方特别是中国的大众文化理论研究源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形成高潮，在跨文化交流日益加强的当代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知识分子密切关注着西方国家的文化研究，并从不同层面或视角对大众文发表见解。但总体趋势是我国学者更多地对西方大众文化理论持“拿来主义”，以启蒙者身份自居，将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简单横移，用以批判中国本土的大众文化理念，必然由于东西方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诸多差异产生西方理论的语境脱离，带来内容和思想上的双重错位。对法兰克福学派发出补充或反对声音的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葛兰西（Gramsci）费斯克（Fiske）、旅美华人徐贲等为我们提供了比较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新思路。 三、对比研究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意义 首先，研究大众文化的意义重大。任何一种体制下、任何一种文化下对于大众文化的研究都必不可少。大众文化对民众的影响巨大，对于大众文化的正确界定、预测、和建构、改造对于我国增强民族凝聚力、加强对大众利益与幸福的人文关怀等意义重大。既然大众文化的创造者实际是属于非大众的文化精英，那么具有国际视野的文化精英们完全可以在引领大众文化向正确健康方向发展的事业上起到精英作用。其次，全球化（globalization）语境下对于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进行对比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将当代文化研究与西方的文化批评理论进行对比研究可以他人为镜，知己知彼。经济、文化、信息的全球化带给我们发展契机的同时也出现某些弱势文化趋同于强势文化的现象，尤其是西方生活方式、意识形态、思想观念等大众文化向东方的辐射，对于应该在大众文化中起到引领作用的精英文化的代表者尤其应该保持清醒的自觉意识，探究本土大众文化的发展格局，并对西方大众文化发展走向及内部规律进行破解，将本土大众文化现象放到全球化大语境下进行观照、解读，抗争西方大众文化的霸权话语，引领本土大众文化的方向，并最终服务于保持本国、本民族文化特色的根本目标。 现今，我国对当代东西方大众文化进行对比研究的过程中主要存在几个问题：第一，在中国本土的文化研究或文化批判中，有忽视社会、历史与文化差别，搬用西方文化理论的话语的现象。不少批评者不是把西方文化研究的反思精神、批判精神继承过来，用以批判本土语境中的支配性压迫力量，简单地把西方文化研究的批判对象当作自己的批判对象；第二，缺乏对中国大众文化理论的深入、系统的研究与梳理，缺乏对中国大众文化基本特征和独特功能的系统分析，更缺乏对中国大众文化本质内涵的深层次发掘，无法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众文化理论；第三，主要是采用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来分析中国大众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理论上的不足。因为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并不是一种普适性的观点，它所针对的时代和大众文化状况与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有一定的区别。 西班牙文学理论家乌纳穆诺在其《生命的悲剧意识》中说：“向一个人建议他应当成为其他的某些人，就好像是向他建议说他应该停止成为他自己。每一个人都必须守护他个人的人格，而如果他愿意改变他的事项与感觉的模式，这也只是当这一项改变能够进入他精神世界，这一项变动必须发生在他个人的连续体之内。”其核心在于为大众文化推波助澜的每一个个体都有坚持本我文化、思维模式的固守性，如果想要对之进行渗透、引导，只能以进入其精神内核的形式和强度促使其自我潜意识的革命，通过对比研究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并与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则可以改变大众文化个体精神世界。 当代西方大众文化本质解读:浅析西方大众文化研究视角的转换 摘 要：西方大众文化通过媒介、图像等形式参与形成了今天世界上大多数人所共享的文化，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种无处不在的背景。二十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占据主角。进入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主张“文化主义”的伯明翰学派在对大众文化的研究上，经历从“批判”到“理解”的视角转换过程。 关键词：西方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文化主义；视角转换 西方大众文化是指在现代商品社会中以大众传播媒介为载体的、以现代都市大众为对象的文化形态，是一种带有浓厚商业色彩的、注重满足人们感性娱乐的文化。西方大众文化研究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与技术的进步，该研究领域也发生了诸多变化，产生了不同流派。主要分为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对以往有关意识形态的经典论述进行了批判和分析，借此对大众媒体与国家、个人的关系，消费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等问题作了新的探讨和阐释，提出了新的理论。 一、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转换 以往的从艺术单一视角对它所进行的理论研究陷入了阐释的困境。很多问题，如大量不具有审美意义粗制滥造的文本主要依赖的是声像、光电的技术手段而非炉火纯青的艺术手法等等，仅从艺术的角度难以解释。资产阶级艺术的作品都是商品，它们也许就是为了拿到市场上去而被当作商品创作出来的。艺术今天明确的承认自己完全具有商品的性质，这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法兰克福学派所讲的大众文化主要是指二十世纪三十至六十年代在美国出现的一种新型文化现象。在当时许多欧洲学者的眼中，美国是文化自由生存的最好空间。然而随着对美国大众文化的深入，他们渐渐发现，欧洲法西斯的高压统治，在美国以另外一种和缓的强求一致的方式进行着，这种高压在文化领域表现得最为明显。基于此，到了四十年代中后期，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重心转向对美国大众文化的研究。在早期法兰克福学派中，阿多诺是最早将眼光投注到大众文化的人，他“最早把大众文化和高等文化同时纳入到现代文化的理论研究视野”。在垄断下所有群众文化都是一致的，他们的结构都是由工厂生产出来的框架结构。在垄断下所有群众文化都是一致的，他们的结构都是由工厂生产出来的框架结构。“文化工业”是他们对物化的大众文化的定性，意在指出这种商业性的文化因其技术化而在本性上侵蚀了艺术和美，也是对人的丰富性的“去势”而使人成为“单向度的人”。文化不再是标志着一种富有创造性的人的生命的对象化，而成为异化劳动的另一种形式的延伸，它以同样机械的节奏和标准化的情节操纵着大众的口味，以一种强制性的方式窒息了个体的生命力。 二、伯明翰学派的文化主义理论的转换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是西方大众文化研究的转折点。这个时期，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几乎进入了高度发达的阶段，市场高度完善、资本走向国际化，福利制度和物质生产的丰富在技术上消灭了饥饿和贫困，工业制造和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对物质世界的支配和利用达到了前所末有的地步。与这样的时代相呼应，后现代文化形式诞生了。这个时期所形成的后现代社会文化状况使得讨论“大众文化”的历史语境发生了根本转变。这体现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面临“批判”的尴尬。此时人们会发现，过去所说的“大众文化”就是这个时代的文化，文化彻底走出了“象牙塔”。正是基于这种情况，西方发达国家的学术界对“大众文化”的研究视角发生了转变，即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批判”视角转向了“理解”的视角，从彻底的否定转向了接受和融合。他们不满于法兰克福学派那样站在精英主义立场来研究文化的方式，特别是他们认为的本真的大众文化，即底层的工人阶级的文化，力图从英国文学批评的利维斯主义传统中脱离出来。伯明翰学派认为任何文化或文化分析都是受制于特定群体的特殊利益，因而是特定群体态度和立场的表现，以此开展他们的文化研究。伯明翰学派是以严肃的方式对待大众文化，同时也坚持文化研究的社会批判维度，意图将大众文化放在与社会相关联的政治框架中加以分析。 三、西方大众文化研究视角的转换对中国的影响 在垄断下所有群众文化都是一致的，他们的结构都是由工厂生产出来的框架结构。享乐以为着全身心的放松，头脑中什么也不思念，忘记了一切痛苦和忧伤。这种享乐是以无能为力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中国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马克思主义核心术语的中国化。实际上，近代以来中国人话语的变迁就是一定程度上从“传统话语”向“革命话语”的转变历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核心术语产生与流变研究，一方面可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令人信服的科学描述，而且可以明晰马克思主义是如何中国化的。 当代西方大众文化本质解读:论西方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研究的进路 论文关键词：大众文化；文化精英主义；文化工业；后现代主义 论文摘要：以大众文化的批判理论为研究视角，从文化精英主义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三个阶段，对西方大众文化研究的进路进行梳理和评析，以期对西方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有一个整体性的把握。 目前，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大众文化研究都已经成为理论界的一门显学。大众文化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复杂的新兴文化现象，随着时代的变迁必将呈现出新的特征。纵观国内外对大众文化的研究，无非是从批判理论的视角、符号学研究的视角和文化研究的视角进行研究。本文主要从文化精英主义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三个阶段对西方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研究的进路进行归纳梳理，力图从宏观上把握西方大众文化批判的整体发展脉络，以期对当前大众文化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文化精英主义批判理论 大众文化研究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英国马修·阿诺德在1869年出版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阿诺德认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是“世界上最美好的思想和言论”、“是对美好的追求”，在社会中肩负着主导、引领文化发展的作用，这些文化仅仅掌握在少数“有教养的知识分子”手中，而广大的工人阶级被认为是“没有受过教育、缺乏教养”的人，大众文化就是这些“没有受过教育没有修养的民众发展壮大的文化”，是一种离散的“无政府主义”的文化，它与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处于一种对立的态势。阿诺德的这种观点流露出明显的精英主义色彩。艾略特继承了阿诺德这种文化观，认为文化只能为社会中的文化精英所理解，并对工业文明和大众文化抱严厉的批评态度。1930年利维斯出版了著作《大众文明与少数人文化》，在书中他把当时流行的电影、流行小说、广告等文化现象统称为“大众文化”，他认为这是一种没有受过教育的大多数人消费的商业文化，已经大规模地充斥于社会文化领域，它对传统的精英文化构成巨大的威胁，使传统价值受到挑战，少数文化精英的地位日益式微。他号召“精英们”武装起来，以抵制大众文化。 德怀特·麦克唐纳也是一个文化精英主义者，在他的视野中“大众”(mass)是没有个性的、彼此之间失去精神联系的群氓…。1944年他撰写《大众文化理论》，他通过对民间文化与大众文化的比较后认为，民间文化是来自下层、直接反映民众生存经验、不受高雅文化的恩惠、与统治阶级的阴谋没有关系的文化。而大众文化则是从上面下达的文化，是面向市场成批制作出来的，包括广播、电影、电视、卡通侦探小说、科幻小说等。大众文化并非大众主动生产或接受的文化，是统治阶级赚取高额利润维护其统治而开发的，是文化商人花钱雇佣技术人员制作出来的文化。它的观众是被动的消费者，它破坏了高雅文化的生命力，它是一种寄生文化，是统治阶级为维护其统治和庸俗作家们赚钱的工具。“大众文化是上面强加的，是商人雇佣技术人员创造的，它的观众是被动的消费者，他们的参与仅限于在买与不买之间选择。简言之，庸俗作家们利用大众文化需求来赚钱，或者为了维护他们的阶级统治……民间艺术是人民自己的风俗，是他们的私人小花园，与统治者的高雅文化深墙壁垒的大公园格格不人。但大众文化拆掉了这堵墙，把大众纳入了一种庸俗化了的高雅文化，从而成为政治统治的一个工具。”可见，在阿诺德、利维斯、怀特·麦克唐纳等人的视野中，文化是完美的思想和言论，是理想的人性和谐发展的状态，是人们谋求实现完美的智慧和道德的过程，是对完美思想的传播；文化只能为少数人所拥有，而一般社会大众是反文化的，是粗俗的群氓，他们根本不可能拥有真理，必须要靠文化精英来引导。由于这些文化精英主义批判观对大众文化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西方社会称之为大众文化研究中的“利维斯精英主义”。文化精英主义以一种“文化贵族”的身份，站在精英主义的立场极力的排除日常生活中丰富多彩的大众文化，认为只有通过对经典文学作品的阅读和批评才能达到改造人性、以使人达到“高贵化”目的，其内心渗透着“文化中心主义”的偏见。 二、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 “文化工业”这一概念的提出，首次出现在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中，在西方学术界对“文化工业”进行全面批判，是从法兰克福学派开始的。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成员，本雅明先是默默无闻，死后因阿多尔诺等人介绍而名震天下。杰姆逊说：“从今天的眼光看来，本雅明无疑是20世纪最伟大、最渊博的文学批评家之一”。尽管本雅明没有明确地提出过“大众文化”一词，但本雅明的美学思想是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雅明认识到在机械复制的时代对艺术品“韵味”的强烈冲击。他说：“即使是艺术作品中最完美的复制品，也会缺少一些成分，即它的时空存在，它在其偶然问世的地点的唯一无二性的存在。艺术作品的这种唯一无二的存在决定了它的历史，在它存在的全部时间里是历史的主旋律。”但总的来说，本雅明对大众文化基本持肯定的态度。他认为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艺术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导致了艺术的进步和发展，机械复制理论作为一种艺术生产力将推动艺术的进步。但诚如德国学者布罗德森所言：“本雅明对于他对机械复制为大众带来了理解和领悟艺术作品的新的可能性这一估计是过于乐观了”。 在本雅明之后的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对大众文化持激烈的批判态度。他们认为，大众文化是指借助大众传播媒介(电影、电视、广播、报刊、广告、杂志等)而流行于大众中的通俗文化，如通俗小说、流行音乐、艺术广告等批量生产的艺术品等。阿多诺在《文化工业再思考》中直接把这些“大众文化”称为“文化工业”。他解释说：文化工业别有用心地自上而下整合它的消费者，它把分离了数千年的高雅艺术与低俗艺术的领域强行聚合在一块，结果使双方都深受其害。纵观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 1．大众文化是一种商业文化。阿多尔诺在《启蒙辩证法》中说道：“艺术今天明确地承认自己完全具有商品的性质，这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但是艺术发誓否认自己的独立自主性，反以自己变为消费品而自豪，这却是令人惊奇的现象”。的确，艺术向商业屈服甚至献媚，是艺术最大的堕落!一方面，意味着文化艺术成为获取利润的手段，意味着文化艺术必须服从市场机制和商品价值规律，服从于经济规则，这样艺术必然受制于他者，不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纯粹个人的精神领域，不再履行着批判与否定的职责，而是屈从于现实法则以证实自己的社会效用，结果艺术也就将自己终结了。另一方面，由于大众化的商业化文化，使文化丧失了真正的文化的本质规定性，即丧失了艺术品的创造性，呈现出商品化的趋势和商品拜物教的特征。这些商业化特征导致的恶果是使“大众文化成了一种可怜而贫困的美学产品”，丧失了艺术品的创造性。正如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所言：在文化工业中，普遍存在着“个性的虚假”无论在文化艺术创作中，还是在艺术欣赏中，创造性的个性都不复存在。 2．大众文化具有很大的欺骗性。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认为大众文化主要是迎合在机械劳动中疲惫的人们的需求，它通过提供越来越多的承诺和越来越好的无限的娱乐消遣来消解人们内在的超越维度和反抗维度，使人们失去思想和深度，从而在平面化的文化模式中逃避现实，沉溺于无思想的享乐。这样在大众文化“虚假幻觉”的笼罩下，人们习惯于无思想的平面生存模式，艺术家很少能创作出具有个性和思想深度的作品，而且，人们也不愿欣赏严肃的艺术品，而满足于和习惯于平庸的无个性的大众文化消费品。 3．大众文化是一种意识形态。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认为，大众文化表面上满足了大众的精神需求，而实际上却是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服务的，是通过文化上的麻醉来使大众接受资本主义秩序，大众文化具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功能。按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的说法，文化工业给大众提供感性的满足，但实质上只是以不断的许愿来欺骗大众。“文化工业”不仅说服消费者，相信它的欺骗就是对消费者需求的满足，而且它要求消费者，不管怎样都应该对它所提的东西心满意足。“它(文化工业)刻意地由上而下，藉着一种意识形态将消费者收编进去，让人以顺从替代主体意识，压根儿不允许人脱离规范而存在，文化工业整体效果是违反启蒙原则的，它是一种桎梏意识的手段”。阿多诺进一步指出“意识形态纯粹是谎言，这种谎言不是直截了当地说出来的，而是用诱惑的方式和锤炼的方式——大众文化表达出来的”。 作为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马尔库塞继承和发展了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他认为： 1．大众文化缺乏否定性和批判性。马尔库塞将文化的发展历程划分出两个阶段，即前技术时代和后技术时代。他认为前技术时代的文化是真正意义上的高等文化，“它的合法性得自于一个因技术社会的出现而不再存在、也无法恢复的世界的经验”。到了技术时代，文化与社会的“间距”已经消弭，文化不仅是“韵味”消逝殆尽，而且文化丧失了批判性的立场，沦落成为“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这样“艺术的异在效应在艺术中的消亡使今日艺术的革命性大为失色”。 2．大众文化压抑人的自由，以虚假性、幻象性来满足人们的日常需求。马尔库塞认为人类社会不是根据劳动建立而是根据需要的个体满足建立的。他认为：“真正的自由仅存在理念中。因此解放乃是一个精神的事件。”¨刮但大众文化以“假的”幻象性来满足人们的日常需求，所谓“‘假的’需要是这样一些需要，它们是通过社会对各人的压抑的特殊影响附加到他头上去的，这种需要使得劳苦、侵略性、困境及非正义永恒存在。”大众文化以广告、购物指南等形式向大众灌输消费意识造成了人的精神需要是不自由的，导致了人的需要的异化。 3．大众文化是以快乐为原则的“工业化”文化商品。马尔库塞认为，随着社会发展到发达工业社会阶段。高层文化沦落成为“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资产阶级的艺术品都是商品，它们也许甚至是作为上市销售的商品而被创造出来的。”它们的特点是以快乐为原则的。快乐原则与物质享受结合起来，“它被结合到了厨房、咖啡馆、商场，它为工作提供松弛与快乐……快乐原则同化了现实原则。”人们沉浸于物质享乐中，接纳了这种文化，“它创造了这样一种形象，这些形象与既定现实原则不可调和，但作为文化典型形象，它们就变得可以容忍”。 20世纪70年代，法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阿尔都塞对现代文化工业也持激烈批判态度。他认为：“文化工业的每一个产品，都是经济机器上巨大机器的一个标本，所有的人从一开始起，在工作时，在休息时，只要他还进行呼吸，他就离不开这些产品，没有一个人能不看有声电影，没有一个人能不收听无线电广播。社会上所有的人都受文化工业品的影响”。大众文化成为已成为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商品拜物教。“文化工业通过娱乐活动进行公开的欺骗，这些文娱活动，就像宗教界经常说的，心理学的影响和妇女连载小说所喋喋不休地谈论的，进行装腔作势的空谈，以便能更牢靠地在生活中支配人们的活动。” 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导人哈贝马斯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建立起了以否定辩证法为基础的否定主义大众文化观。一方面他充分肯定霍克海默等人的文化批判理论；另一方面修正了本雅明对于大众文化的乐观主义立场。哈贝马斯认为，大众文化的突出贡献在于创造了一个理想型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这个“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具有很强的社会批判的功能，在这个公共领域所培养出来的公众是具有批判意识的大众，文化在他们那里不仅仅是消遣或愉悦的对象，更是一种批判的武器。哈贝马斯认为，由于市场规律在文化商品领域的广泛蔓延，文化的内在规则遭到了彻底破坏，市场最终成为了文化创造的内在法则，在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文化由作为批判的武器落入到交换关系的魔爪，异化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它迎合的是教育水平很低的消费群体的娱乐需求和消闲需求，追求的再也不是知识或社会责任，而是剩余价值。文化不是被导向大众，而是屈从于大众；在市场规律渗透和支配下，批判意识逐渐转换成了消费观念，在拜物教潮流的支配下，“大众传媒塑造起来的世界所具有的仅仅是公共领域的假象。即便是它对消费者保障的完整的私人领地，也同样是幻象”。文化工业造就了缺乏个体认同和集体认同的消费公众，他们不再是批判意识的知识分子，而只是丧失了交往方式和文化共识的消费大众。 三、后现代主义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 “后现代”是一个极为模糊的术语，它既是一种文化景观的描述，也是一种文化批判的视角，更是一种理论的思维方式。在西方许多理论家都对后现代文化进行过探讨，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是其中重要的代表。研究西方大众文化的批判性研究进路，我们不能回避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 詹姆逊批判地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批判的观点。他认为后现代社会是一个完全商品化的社会。商品经济极度扩张，彻底打破了文化与商品的界限，商品已进入一切领域，并产生出遵循商品逻辑的新的文化工业。在新的文化工业中，文化彻底商品化了。文化和工业生产及商品已经紧紧结合在一起，如电影工业，以及大批生产的录像带、录音带等消费文化的出现，消解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界限。他同样认为大众文化具有阶级压迫性，它们宣传统治阶层意识形态，维护现存社会秩序，同时又具有理想主义的乌托邦性质。詹姆逊说：“所有的当代艺术作品——不论是那些高级文化和现代主义作品，还是那些大众文化和商业文化的艺术作品——都把我们对社会生活(包括我们现在的生活和我们骨子里觉得应该有的生活)性质的深刻幻想作为它们潜在的动力——尽管常常采取被歪曲和压制的无意识形式。” 詹姆逊还从后现代社会呈现出来的特征人手，具体分析了大众文化在后现代社会中表征形态。在詹姆逊看来，后现代主义的出现标志着异化、焦虑、资产阶级个体化、文化生产的个别风格、艺术以及社会的中心主体等因素的终结。而后现代文化与后现代社会的主体在特征上是一致的。它缺乏统一性、逻辑性、整体性、中心性、纵深性、必然性、明晰性、稳定性，呈现出多元性、碎片性、边缘性、平面性、随机性、模糊性、差异性和世俗性的特点。他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和《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中揭示了后现代主义的逻辑：到了后现代主义阶段，文化已经完全大众化了，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的距离正在消失，艺术品成为商品和消费品。从艺术的审美形式来看，有创造力的形式和风格，被机器复制的类象所代替，当代社会正在成为一个视像文化社会，文化文本成为一种一系列毫无关联的因素而拼凑起来的类象，这种现象已成为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独特徽章；从艺术的价值内涵来看，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作品呈现出深度消失、历史意识消失、主体消失、距离感消失等表征。大众文化沦落为纯粹的形象或幻象，话语或游戏，并表现出自我与社会的精神分裂症状态。无疑，在现代主义立场上，詹姆逊与法兰克福学派站在了一起。他对与现代主义同质的精英文化情有独钟，而对大众文化及其与之同质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多有贬损，他有时干脆将大众文化叫做视听文化、商业文化、通俗文化、文化工业。但詹姆逊反对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绝然的对立起来，认为大众文化有自己的判断标准，不能用精英文化的伟大作品作为永恒的标准来衡量大众文化为“低级”状态；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不是相互对立的两极，而是互相补充、互相依存的两种文化形态，应该充分重视二者共存的合理性。他强调：“我们必须重新考虑精英文大众文化的对立，使传统上流行的对评价的强调——这种由二元对立价值体系运作的评价倾向于在绝对审美判断的某种永恒领域里发生作用——被一种真正是历史和辩证的探讨这些现象的方式代替，这样一种方式要求我们把精英和大众文化读作客观上相联系的、辩证地、相互依存的现象，作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美学产生裂变的孪生子或不可分离的两种形式。”这表现出詹姆逊辨证文化批判立场和宏大的文化视野观。

幼儿艺术教育毕业论文:幼儿在艺术教育中前景分析 1在音乐活动中激发幼儿的自主性 活动前，教师与幼儿一起参观了“小舞台”的布置，幼儿惊叹不已，哇！好美呀！无论男孩还是女孩都跃跃欲试。这时，教师以主持人“毕福剑”的身份出现：欢迎步入小小舞台，你将为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呢，幼儿兴奋不已，有的结伴准备，有的自己忙碌，有的请求教师帮助，所有的孩子都沉浸在参加活动的兴奋之中。化妆、换衣服、选节目、找搭档，忙碌不已，在整个活动过程中幼儿参与活动的欲望达到极致，自主性得到充分的体现和发展，幼儿在活动中能独立地、自主地选择活动方式，并积极、主动地投入到后来的活动中。幼儿在没有教师左右，没有心理压力的情况下，大胆地展示自己，体验到自主活动带来的成就感，从而激发了他们自主参与活动的欲望。 1.1寓音乐活动于游戏之中，使幼儿成为活动的主体幼儿自主性的培养离不开游戏活动，游戏因其适合幼儿年龄特点，能激发幼儿内在的活动时机，使幼儿积极参与活动过程，并与其他幼儿发生相互联系，所以能促使幼儿身心得到全面和谐发展。在音乐教育过程中，能恰当好处地把音乐融于游戏之中，不仅能引起幼儿浓厚的兴趣，还能使孩子们在自主活动中很快地掌握音乐的技能和内容。如：在实施《舞动的小鸟》的教学过程中，教师改变以教为主的教学方法，而是用准备的拼图教具和幼儿一起玩拼板游戏“会变的小鸟”，幼儿在“小鸟飞”的音乐中，愉快拼出各种不同姿态的小鸟，幼儿在这种轻松的氛围里自主地进行活动，不自觉的感受了“小鸟舞动”的各种姿态，这时，教师和幼儿一起随歌起舞，幼儿在音乐声中会情不自禁地演绎自己所拼出的不同形态的小鸟，由于每个幼儿感受各异，所表现出来的舞蹈动作也就各不相同。因此，幼儿这一自主表现环节非常丰富，每个幼儿的自主性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在接下来的环节中，幼儿在教师恰当的启迪下，非常容易地就掌握了“舞动的小鸟”的舞蹈基本技巧，同时还能进行自主创新，教师真正成为了幼儿学习的合作者、支持者。由此可见，音乐活动的游戏化不仅可以让教师教得轻松点，也增强了幼儿活动的兴趣，孩子们在积极参与的过程中，感觉自己成了活动的主人。 1.2音乐活动中留给幼儿自主思维和表现空间，是培养幼儿自主性的重要环节在音乐教学活动中，教师不仅要留给幼儿自主思维的空间，还要激励幼儿把想到的东西表现出来，使幼儿的主动参与意识更为持久，主动参与的水平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如在音乐欣赏《蜗牛与黄鹂鸟》的活动中，在和幼儿一起分析了音乐的风格和特点后，教师没有把音乐所表现的内容固定在一个情节上，而是让幼儿根据自己的理解，创编故事情节，表现音乐的内涵，孩子们各抒己见，教师不时给予肯定、赞赏，并提出自己的建议、意见供幼儿参与，欣赏活动的气氛异常热烈，一些能力较强的幼儿还能把他们创设的情节改编成歌词，幼儿在这样一种自主氛围中，欣赏水平提高了，对音乐的理解也达到了一个新的层次。最后，教师把音乐本身所表达的内容告诉幼儿，并对照情节进一步分析了音乐的特点。幼儿的自主思维和积极参与、教师和幼儿的共同活动把音乐欣赏活动推向了高潮。又如在打击乐教学中，教师让孩子根据自己的能力需要自主地选择乐器，根据自己的意愿打出各种节奏，教师帮助幼儿把所表现的节奏记下来，并让全班幼儿尝试合奏，孩子们看到自己的成果被采纳，兴致颇高，主动参与意识更强了，由此可见，孩子们在音乐活动中任何有创造意味的表现都是他们自主参与活动的结果，教师不仅要为幼儿留出适当的“自主”空间，还要为他们创造的一些自主活动的条件，并激发他们积极参与活动的欲望。 2在美术活动中激发幼儿的自主性 2.1让幼儿在美术活动中有自主选择的机会和权利美术活动本身所具有的全面性和层次性的特点，能为幼儿进行自主活动提供强有力的保证。因此，在美术活动中，教师应根据幼儿年龄特点、能力发展需要，提供表现同一主题的多种材料，供幼儿自主选择。如：在美术活动“有趣的汽车”中，教师准备的可供幼儿粘、画、手工制作等材料和工具，幼儿在选择表现方式的时候会“量体裁衣”。这种根据幼儿兴趣爱好、发展类型提供难易积极程度不同的材料，为幼儿进行自主选择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满足了不同层次幼儿进行自主活动的需要。 2.2美术活动中的“对话”活动使幼儿能获得自主发展“对话”即师幼、幼儿与幼儿之间的相互交流，它是美术活动的灵魂。当选择了同一活动材料进行活动的幼儿一般是有共同或相似的兴趣爱好和发展需求。幼儿在与同伴的沟通中，学会共同生活、相互合作。在交往中幼儿可以从同伴那里获取自己所需的相关知识、经验。每一个孩子为了能够与同伴合作或是寻求同伴帮助，必须主动学习与同伴交流的技巧，在这一过程中，幼儿的个性、情感、行为习惯、交往能力以及相互适应性都逐步得到培养锻炼、提高。同时，在美术活动中，教师不再是传统意义面对全体幼儿进行倾泻知识的人，而成为幼儿活动中的合作者、支持者，教师和幼儿在平等交流的基础上了解每个幼儿的发展需求，并适时提供帮助，这种美术活动中的对话方式，促进了幼儿独立、自主的发展。 2.3引导幼儿在美术活动中自主探索和创新培养幼儿的好奇心，求知欲和最初的创造意识，是幼儿进行自主探索和创新的重要途径。为此，提供给幼儿可持续探索的环境和材料以及进行个别辅导是十分重要的。幼儿初步的创新是在操作实物的活动中萌芽的，也是在不断操作实物的活动中发展的。持续的操作活动是幼儿初步创造活动的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讲，美术活动可为幼儿自主探索和创新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如：在进行“美丽的房子”这个活动时，教师与幼儿及其家长一起首先对房子的种类、样式、结构、风格等通过上网查阅、看“VCD”、图片等已有了一个很全面的了解。然后，再让幼儿利用丰富的操作材料；废旧纸盒、易拉罐、烟盒、矿泉水瓶等让幼儿搭建自己最喜爱的房子，并记录下来。幼儿兴趣盎然，在自主性的操作活动中，大胆地进行探索与创新，所画的内容丰富，形态各异，活动效果出乎想象。可见让幼儿能自主地进行活动，就是给予了幼儿探索创新的机会，就会激活他们潜在的“生命潜力”。因为他们需要的不是被动接受学习，而是一种自主的、积极的、愉快地体验。 作者：杨庶 单位：重庆师范大学幼儿园 幼儿艺术教育毕业论文:幼儿教师艺术教育研究 但在培养幼儿教师艺术教育的现实中，具有专业学科出身背景的音乐教师却更多关注的是学生音唱的准确性、音拍节奏的到位性；临摹范画、模仿制作手工是否精巧完美、像不像成为了美术教师评价作品的标准；“修长的身体线条，精湛的技术技巧，综合的舞蹈表现力”这是舞蹈教师的教学计划中所设定的几个最重要的教学目标。这种艺术教育培养出来的准幼师或许在艺术技法方面得到了提高，但却以幼儿教师审美体验的丧失为代价。“审美体验包含了人对生活、对艺术的各种感官，包含了人丰富的情感和精神，包含了人对艺术的通感，所以它不是靠单纯的技法训练所能获得的”。现今教师将幼儿教师艺术教育的价值重点，放在了对艺术技能的传授和训练上，而不注重审美体验的培养，就是抛弃了内在的艺术情感与人文性，忽略幼儿教师的实际感受与各种经验。很难想象没有审美体验的幼儿教师能教出具有创造能力和艺术想象的幼儿。这种技艺化为主的幼儿教师艺术技能价值目标给幼儿教师太多的框框和限制，也必将导致幼儿教师成为缺乏个性、程序化的幼儿教师。 一、从学习视角认识幼儿教师的艺术教育 艺术教育的本质是学习。有效的幼儿教师艺术教育不是日常层面的上课或教学，而是以激发幼儿教师学习愿望、促进学习能力、唤醒学习潜能为目标的并对其艺术实践、反思、变革能力的有效培养。当强调平面或立体的形象用点、线、面三要素进行概括；视觉形象用线条、固定的形式的搭配进行表达的方法被广泛使用于幼儿教师的艺术教育时，完全忽略“师法自然、气韵生动、立意中得心源”，如此“简单”的美，如此有程式规律的审美，使人不得不相信只要跟从一定的方法规则，美的真谛就可以被洞悉、被体悟。因而对幼儿教师艺术教育的要求不再是通过色彩、线条等反映幼儿教师自身的情感和感想，不再是让幼儿教师通过内省感悟美的意义及价值后的艺术体验，而是一味地灌输单一技能技巧、使其传承一脉香火。这就造成艺术教育对幼儿教师来讲，不再是艺术观、语言形式和视觉思维方式的形成方式，而只是一个机体反应的习性。例如，简笔画中的鱼就是那几种固定形态的鱼，而熊也就永远是憨态可掬的咧嘴大笑的熊。其实，每个幼儿教师都是以一种个体的方式积累学习经验、实践学习方法，吸收价值观、形成习惯和进行批判反思，都有其自身生活实践印记下形成的特有的教学方式、教学风格，有效的艺术教育学习可以使幼儿教师在对艺术经验和自身理解的方式基础上加以个性化的塑造。若一名幼儿教师的画法、唱法、跳法固定成一种模式，其动作技能的反应也会成为习惯，一提笔、一运气都与之前的套路相同、方式一致，一旦想进行个性化的改变就需花掉一定或相当长的时间、精力。但若此单一方法再传授于幼儿时，艺术教育对幼儿来讲就不是培养具有批判意识、创造能力主体的有效途径，而是使其进行归顺和驯服的过程。 二、从幼儿视角认识幼儿教师的艺术教育 对于幼儿教师为什么要进行艺术教育，我们往往总是认为这是幼儿教师成长的必需。幼儿教师的艺术教育在学校里往往被以高傲的术语谈论，而很多人完全无视它在幼儿的现实世界是如何被呈现的。这与对幼儿的生活知识缺乏关注是紧密联系的。在幼儿的地方艺术意味着什么？怎样通过艺术表达可能对于他人的痛苦艰辛或是快乐愉悦？这些问题的答案超出了培养幼儿教师技能，却是特别需要幼儿教师去探索的过程。实质上，幼儿教师的艺术教育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教师专业完善与自我成长，它是促进幼儿艺术学习与发展的需要，是幼儿教师职业存在的价值与依据。然而，在幼儿教师艺术教育的教学场域中，示范、讲解、反复纠正、先学谱后唱词，均是艺术教师常用的教学方法，也成为了幼儿教师今后教授幼儿的方法。幼儿教师艺术教育被局限于教幼儿唱唱、画画、跳跳，至于艺术的历史、评论、哲学、民族文化等内容几乎都被剔除在幼儿教师的艺术学习之外，教育内容设置的表浅与窄化，必将剥夺幼儿教师多维度学习艺术的机会。例如，民族文化内容的空缺，导致部分幼儿教师跳了无数的民族舞蹈后却不知为什么蒙古族会有耸肩，壮族会有凤凰掌、蚂拐舞等基本的艺术问题。不接触人类历史上优秀艺术作品的幼儿教师，是难以教幼儿感受艺术作品中丰富的人类思想感情的，也难以教幼儿学习和欣赏名师的优美形式及娴熟技巧。又如，在幼儿的手工教学活动中，幼儿教师通常是先临摹后点评，然而一幅作品的艺术效果不仅有造型、图案的有机组合所呈现出的特殊结构，还有作者蕴涵其中的独特意境。肢解地学习各部分结构不但造成幼儿对艺术作品整体感觉的把握，而且孤立部分也难以体现其原有的艺术价值。这种照搬科学教育、忽略艺术独特性的方式是用“肢解艺术的方式进行教学，把知识技能从它赖以生存的艺术情境中剥离出来，把艺术从它产生的各种文化环境中分离出来……这种脱离艺术整体情境所获得的技法上的掌握也只能是暂时的和肤浅的”。幼儿教师艺术教育对于幼儿的意义，不仅表现在幼儿教师如何通过科学有效的各种原理、方法促进幼儿的艺术学习而获得自我成长与完善，而且指向了幼儿教师艺术教育的根本目标和方向。幼儿教师艺术教育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幼儿教师的帮助，使幼儿自己建造或构建他们的艺术世界，让他们通过自己与人、事、物及观念的直接经验进行探索，促进幼儿的主动学习。在幼儿教师的艺术教育中如果不倾听幼儿真实的声音,不考虑幼儿的逻辑特性与学习需求，不管怎样的艺术教育，都不能使幼儿真正地受益。 三、从综合视角认识幼儿教师的艺术教育 艺术教育作为幼儿教师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幼儿教师实施美育的主要内容和途径，是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因而现行的幼儿教师艺术教育都开设有专们肩负着“涵养美感、陶冶心身、养成人格”之重任的美术、音乐、舞蹈等艺术科目。然而，艺术自身的特点及幼儿园综合实践活动的特性表明：“要想达到预期的研究目标，取得实验的成功，就必须摒弃传统的学科观念和教学方式，拆除学科与学科之间的屏障，站在课程的高度，以音乐、美术等艺术性较强的学科为龙头，将各学科中与艺术有关的内容进行有机整合，充分利用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自身的特点”，让幼儿教师在综合艺术中学习艺术。幼儿教师艺术教育的综合性体现在培养目标的设定、教学内容的选择、教学方式的设计等各个层面，绝不是艺术教育的学科知识与技能的量的简单叠加。它蕴涵的愉悦性、人文性、游戏性是分科艺术教学所不可比拟的。如《寻找七星瓢虫》是从美工角度切入，用创意手工的方式将小动物的形态特征展现出来。在整个艺术活动中，幼儿教师可用低沉、悲哀的音乐表现树妈妈被虫咬的痛苦与无奈；用绘画将生动可爱的瓢虫宝宝“真实”展现，以便幼儿目测与点数瓢虫宝宝背上的斑点；用欢乐明快的舞蹈表现树妈妈身上的蚜虫被七星瓢虫全部吃掉后开心愉悦的情景。又如，有的幼儿教师面对幼儿的乱写乱画表现得“惊慌失措”，他们会对幼儿的画进行更正、指责和劝导，甚至会亲自示范什么是“正确”的画。因为单纯的美术教学活动中没有时间和机会倾听幼儿内心的声音。但在综合化的艺术实践教学中，艺术教育已与幼儿园其他领域的学习融为一体，我们不仅容许幼儿自由发展艺术，而且关注其艺术作品背后所呈现的与幼儿身心发展紧密相关的健康、生命力、强健、柔软、快乐、生动等意义。因而，在综合化的幼儿教师艺术实践教学中，美术、戏剧、音乐、舞蹈、媒体艺术之间的有意识强化及艺术学科与非艺术学科之间的融合，通过主题式或网络式或综合式或单元式的艺术活动设计，将艺术过程中的感知欣赏、体验创新、反思积累各环节与幼儿教师的其他能力沟通，使幼儿教师人文素养得以提高的同时发展其艺术能力。 作者：赵海燕 单位：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幼儿艺术教育毕业论文:幼儿园艺术教育状况及措施 作者：蔡兆梅 单位：兰州城市学院 一、甘肃民族地区幼儿园艺术教育现状 近年来，甘肃省幼儿园艺术教育在大城市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以甘肃省保育院为代表的幼儿园在幼儿艺术教育方面为地方幼儿园开展幼儿艺术教育树立了榜样。但是，甘肃省地处西北边陲，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就整体而言学前教育比较滞后，幼儿园艺术教育的发展就更加滞后，尤其在农村和少数民族居住地区，由于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幼儿园办学条件很差，幼儿入园率极低，幼儿园艺术教育举步维艰。随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颁布实施，学前艺术教育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而甘肃省幼儿园艺术教育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幼儿园之间的发展很不平衡，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幼儿园艺术教育形式令人堪忧。本文以甘南藏族自治州幼儿园艺术教育为基础，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方法，从幼儿园教师的年龄、学历层次，对艺术知识的了解程度切入，分析探究民族地区幼儿园艺术教育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困难，并提出改善民族地区幼儿园艺术教育的措施和实施策略。甘南藏族自治州（简称甘南州）位于甘肃省西南部，是全国31个少数民族自治州之一，也是西藏之外的10个藏族自治州之一。甘南州地处青藏高原东北边缘，东连秦陇，西接雪域，南邻天府，北与宁夏接壤。历史上是中原地区通往青、藏及川北的交通要道。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甘南州在内地与藏区之间起着承接过渡的作用，是“藏族现代化的跳板”［2］。甘南州成立于1953年，总面积4．5万平方公里，现辖7县1市。全州有藏、汉、回、蒙、土、撒拉、保安、东乡等24个民族，总人口68．01万人，其中藏族36．7万人，占总人口的54％。这里高寒缺氧，境内海拔多在3　000米以上，年平均气温4℃，其中夏季平均气温8－14℃［3］。 甘南州共9所公办幼儿园，分别为夏河拉卜楞幼儿园、玛曲县中心幼儿园、碌曲县中心幼儿园、卓尼县幼儿园、迭部县幼儿园、临潭县幼儿园、舟曲县幼儿园、甘南州中心幼儿园和甘南州军分区八一幼儿园。在编在岗专任教师或带班教师（不包括保育员和勤杂人员）共116名，其中：艺术类教师8名，仅占教师总数的7％。调查数据显示：1．民族地区幼儿园师资构成还是以汉族居多，少数民族师资特征不明显。如在甘南州9所公办幼儿园中，幼儿教师主要由汉族、藏族等民族构成，其中汉族占51％，藏族占41％，其他少数民族教师所占比例均不足10％。2．懂汉语和本民族语言的双语教师人数较少。如在甘南州9所公办幼儿园116名教师中，懂双语的教师仅25人，占教师总数的22％。3．幼儿园艺术教师奇缺。例如在甘南州9所公办幼儿园中对艺术类知识（包括音乐、舞蹈、美术、手工）非常了解的幼儿教师只有14人仅占12％，60％的教师对艺术类知识很不了解。调查中有81％的教师认为，幼儿教师最基本的专业素质应该是掌握一门艺术类知识，但是由于条件所限民族地区幼儿园缺少的正是这方面的幼儿艺术教师。 二、甘肃民族地区幼儿园艺术教育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困难 我省是典型的多民族居住地区，随着各民族频繁的交流和融合，民族艺术的单一性正在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幼儿园艺术教育的多样化本应是民族地区幼儿园艺术教育的强项，但交通的不便和经济基础欠发达，造成了民族地区幼儿园艺术教育面临诸多问题和困难。 1．政府重视程度不够，管理体制不规范。在我国学前教育也是基础教育发展中的薄弱环节之一，主要原因是目前国家还没有出台政府财政对学前教育的投入政策，政府的保障机制与幼儿教育发展的需求不相适应。学前教育既然是基础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办好幼儿教育应该也是政府的职责之一。据调查了解：民族地区学前教育大都没有被纳入义务教育的保障体系。由于地方财政困难，学前教育没有专项投入，对学前艺术教育的投入几乎没有，只能做到保障教师的工资和适当改善硬件这两方面；政府主管部门忙于“普九”，把主要的时间、财力和物力投入到义务教育，对学前教育做得不够，广大农村和民族地区的学前艺术教育没有得到重视，政府主管部门对学前艺术教育没有给予政策上的倾斜与经费上的支持。 2．民族地区幼儿园艺术教育师资匮乏、人才难留。我省少数民族居住地一般为山大沟深、地形复杂、自然条件较恶劣的偏远山区，交通的不便和艰苦的居住环境，使幼儿园艺术教师难以引进或留住。如甘南州9所公办幼儿园116名教师中，学前和中师艺术专业毕业教师只有8人，仅占教师总数的6．9％。 3．幼儿园艺术教育活动的形式单一、方法简单。《纲要》中指出：“幼儿艺术教育的目标是使幼儿能初步感受并喜爱环境、生活和艺术中的美；喜欢参加艺术活动，能大胆地表现自己的情感和体验；并能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进行艺术表现活动”［1］。根据对甘南藏族自治州幼儿园在艺术教育活动过程的调查（《甘南州幼儿园音乐教育活动状况的调研》），甘南州幼儿园艺术教育活动中采用的教学方法还是以观摩活动为主［5］。观摩活动具有能够结合本地幼儿园实际的特点，同时便于实践操作，但观摩在一定程度上毕竟只是一种简单的临摹，对提高幼儿艺术素质、开发幼儿音乐潜能等方面所起的作用不是十分明显。 4．幼儿园艺术教育设施简陋、场地奇缺。调查发现，幼儿园艺术教育基础设施简陋、缺乏开展艺术教育活动场地在民族地区幼儿园已成普遍现象，甘南州幼儿园生均占地面积只有5．5平米，远小于13平米的国家最低标准，有些幼儿园生均占地面积仅有2．3平米，普遍缺乏室外活动场所和活动设备，园舍的空间结构、防震、采光和通风条件也不符合要求。9所公办幼儿园中只有一所幼儿园有专门的音乐房、舞蹈室和多功能活动室。幼儿园艺术教育的目标是帮助每个幼儿建造一个美好精神家园、和谐的精神境界，让幼儿在获得精神满足和审美愉悦的同时促进其完整的人格形成，因此，只有完备的艺术教育设施，才是提升幼儿的审美敏感性和审美情趣的前提。 5．幼儿园艺术教育质量不高，缺乏民族特色。首先，幼儿园艺术教育小学化倾向明显。大部分幼儿园在音乐教学活动中，一架脚踏琴、一本教科书成为音乐教学活动的主要内容，课堂上是简单的你问我答，我教你唱，教育方法大都是传统的灌输式，忽略了音乐艺术对幼儿审美情趣培养的重要性。其次，幼儿园环境的创设能力相对较弱。幼儿园的环境也是幼儿艺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承担着对幼儿审美情趣的教育任务。而民族地区大部分幼儿园只是把环境创设当成了幼儿园简单的区别小学的一个标志，在墙上画一些画、贴一些图片、写一些彩色的字，从此就不会更换，没有将幼儿园的环境与幼儿艺术教育紧密地联系起来，在教学的过程中也没有能够很好地将环境利用起来。最后，幼儿园艺术教育缺乏民族性。少数民族地区本身具有文化优势，有丰富的本民族的自然资源和民族文化资源，可是幼儿园在艺术教学活动中很少涉及到本民族的文化知识和特色，对于乡土知识以及乡土的材料的利用性较低。#p#分页标题#e# 三、改善民族地区幼儿园艺术教育的措施和实施策略 2010年11月21日，《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中提出10条意见，要求把发展学前教育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多种形式扩大学前教育资源。其中第三条意见强调要多种途径加强幼儿教师队伍建设。加快建设一支师德高尚、热爱儿童、业务精良、结构合理的幼儿教师队伍［6］。因此，民族地区教育主管部门要以此为契机，加快幼儿园艺术教育教师建设步伐，尽快建设一支业务精良、作风过硬、安心从事幼儿艺术教育的教师队伍。 1．建立学前艺术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民族地区各级政府应建立学前教育的经费保障机制，逐年加大对学前教育经费的投入力度。设立学前教育专项经费，列入各级财政的年度预算，保证公办幼儿园、乡镇中心幼儿园的正常运转及教职工工资的按时足额发放。要从地方财政自筹经费中安排一定比例的经费，支持学前艺术教育。学前艺术教育的经费要随事业发展和教育经费的增长而逐步增长，做到专款专用，任何部门不得沉淀、截留和挪用。 2．结合本地民族特色的实际，确定合理的生师比。核定公办幼儿园教师编制，健全幼儿教师资格准入制度，严把入口关；大幅提高该区幼儿教师，尤其是幼儿艺术教师的福利待遇，着力解决当前高素质幼儿艺术教师“招不来、留不住”的难题。 3．教育主管部门要信任幼儿园的管理能力，放手让幼儿园管理者到有相关专业的大专院校招聘具备条件的优秀毕业生充实幼儿教师队伍。针对民族地区幼儿教师初始学历低、专业不对口、艺术素养质差的特点，制定措施，安排教师到相关大专院校培训或学习学前教育专业及艺术理论知识，提高幼儿教师的整体水平。 4．因地制宜，采取定向委托培养的方式，大力培养本地区热爱幼儿园艺术教育的年轻人。本地区热爱幼儿艺术教育事业的年青人熟悉当地自然条件、熟知当地学前教育现状，渴求学前艺术教育理论知识，毕业后回到家乡能安心从事学前教育事业。 5．鼓励幼儿园积极开展对外交流研讨。聘请幼儿园艺术教育方面的专家学者讲学，开展不同层次的研讨交流活动，开阔教师视野，提升教师专业水平。综上所述，民族地区幼儿艺术教育应以引进和提高师资队伍整体水平为出发点，以深化师资管理制度改革为动力，坚持优化结构、强化激励、提高质量、发展内涵的方针，尽早建立起一支素质良好、富有活力、具有创新能力的高水平的幼儿艺术师资队伍。 幼儿艺术教育毕业论文:幼儿发展艺术教育论文 一、幼儿艺术教育现状 （一）重知识技能，忽视幼儿潜能开发 幼儿艺术教育的实质是借助艺术手法的表现形式，实现精神世界自由发展，让幼儿的创造潜能走向现实，但是由于多数教师习惯了“教师教，幼儿学”的教学模式，习惯了惯有的规范标准，导致画画教学成为了临摹练习的课堂，音乐活动演变成了重复的发音训练，舞蹈教学则整天压腿、劈叉，成了枯燥的基本功训练，在幼儿教师权威至上的引导下，幼儿逐渐丧失了自己探索、感知和自我表现的机会，他们不敢有自己的想法，只能被动的记忆和训练老师分派的各种任务，整个艺术教学成为了固定的套路，机械、规范、模仿，成为了幼儿艺术教育的主题。幼儿的灵性和创造性渐渐消失。 （二）重艺术教育结果，轻视审美教育 审美教育贯穿幼儿艺术教育的始终，它对人格的培养、境界的提升以及生活质量的打造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是在这个漫长的培养过程中，许多幼儿教师日常教学中，轻视日积月累的积淀，而是改为片面的追求艺术教育结果，把主要精力放在幼儿学了哪些歌曲？绘画线条是否横平竖直？舞蹈步伐是否优美等，为了突出自己的教学效果，一些幼儿教师在日常的汇演比赛中，不惜搞突击战术，让幼儿在翻来覆去的训练同一个舞蹈，幼儿在舞台上机械地唱着、跳着，脸上挂着成人设计的“笑容”，虽然比赛后幼儿得了一些奖赏，但这种作法完全与艺术教育的初衷背道而驰，幼儿从中体会到的不是美感的享受，而是生理和心理上的厌倦，造成了艺术技能训练和艺术情感的培养之间彼此冲突。 二、幼儿艺术教育存在问题分析 （一）幼儿艺术教育存在功利化 幼儿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理，导致了艺术教育的功利心太浓，从而扭曲了幼儿艺术教育工作者的教育取向，为了迎合家长或幼儿园的教学目标，他们往往将自然愉悦、温馨情感和非功利化的审美活动异化，用漂亮的艺术外衣将幼儿进行包装，甚至借此进行大赚钱财的商业行为，至于幼儿的艺术引导、艺术教育则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各种功利化的目的，掩盖了艺术教育的正确原则。 （二）幼儿教师艺术教育观念落后 有些幼儿教师固守着陈旧的艺术教育观念，不能正确地引导幼儿艺术的审美教育观，也缺乏主动发展幼儿个性的积极性，部分教师看来，幼儿艺术教育只是简单的学几首歌，画几张画，跳几个民族舞等，至于艺术教育能环节生存压力、增强对美的发现、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和人格发展等作用，教师往往认识不到，结果耽误了幼儿的艺术发展之路。 三、幼儿艺术教育发展思路 （一）正视幼儿发展，赏识幼儿创造 幼儿天生就有艺术天赋，比如听着音乐节奏舞动身体、拿着画笔画出正在做饭的妈妈。可以说，他们随时随地都在进行着艺术活动，作为一名幼儿教师，只需要能保持一颗完整的童心，去赏识幼儿的行为，理解幼儿的表现方式，鼓励幼儿用手中的画笔大胆表达自己的情感，分享他们自由发挥、自由创造时地快乐，只有这样，幼儿教师才能真正走出艺术教育的困惑，以正视幼儿个体发展为基础，引领幼儿走上真正的艺术之路。 （二）明确个体差异，给与适当的引导 在幼儿艺术教育活动中，幼儿教师应该面向全体幼儿，让他们都能得到艺术的熏陶。同时，对于有艺术天赋的幼儿，要注意开发他们的潜能，避免单纯重视知识技能或艺术教育的结果，而忽视幼儿的情感体验和态度倾向，摒弃那种不分有无艺术天赋，而强迫所有幼儿都要接受同一项艺术技能的训练的盲目做法，激发幼儿从艺术教育中，主动感受美、表现美的情感发展，丰富幼儿的审美情趣，让他们真正体会艺术教育的真实魅力。 （三）培养艺术感知，创设审美空间 “人须具备音乐的耳朵，艺术的眼睛”。马克思这句名言充分说明了艺术感知力的重要性，审美感知力是艺术欣赏、艺术创造的前提和基础，它需要在生活实践的土壤中慢慢积淀培养。因此，幼儿园和幼儿教育工作者应该给幼儿创设一个宽松平等，自由愉快的精神环境，大胆发挥幼儿的个性，引导幼儿参与三位空间环境的创设，有意识地提升幼儿视觉感知能力，另外要加强不同风格的中外名曲、不同内容的童话故事播放，刺激幼儿的听力感知能力，只有将幼儿长期置身于这种艺术气氛浓厚的空间，他们的审美感知能力才会水涨船高，得到更好的发展，在行动上，幼儿教师要鼓励幼儿敢于尝试，努力创新的意识，也可带领幼儿走出幼儿园，感受大自然和真实的社会环境，让他们在亲眼看、亲耳听、亲自说的活动中，有效发展审美感知能力，体验社会实践能力。 四、小结 总之，在世纪之交的今天，幼教工作者应该摒弃传统落后的艺术教育模式，坚持以“幼儿为本”的教育理念，引导幼儿融入生活，感受艺术教育的魅力，同时还要注意借鉴现代开放型的教学模式，使幼儿教育呈现多元化的教育功能，实现艺术教育促进幼儿形成健全人格的美育功能。 作者：赵丽芳单位：辽宁省喀左县幼儿园 幼儿艺术教育毕业论文:幼儿园民间艺术教育的实践 一、精选教材，建构课程 首先以新的教育理念对这些教材和已有研究成果中的相关内容进行价值分析和筛选。二是以民俗、节日活动为线索，挖掘其中的教育因素。将节日来历故事、民俗娱乐活动等引入教育教学，如春节、中秋节、端午节、重阳节。三是通过对民间艺术用品商店、南通民间艺术馆等的实地调查、参观，开发了一系列民间工艺、社会文化的教学内容，如“蓝印花布”“音响风筝”和美丽的“刺绣”等。在此基础上，初步建构本园的民间艺术教育内容体系，主要包括民间美术类，像剪纸、扎染、刺绣、编织、花灯等；民间音乐类，像海门山歌、民间歌谣及音乐游戏、民间乐器等；民间文学类，像海门童谣、民间故事等。 二、大胆探索，形式多样 1.设置民间艺术特色的区域活动。 手工坊、编织坊、剪纸坊、扎染坊、泥塑坊等系列区域，为幼儿提供了活动和表现艺术才能的机会和条件。幼儿在与材料的积极互动中，用不同的方式演绎了自己对传统艺术的理解与认识，表达了自己对世界、对生活的感受。 （1）手工创意坊：刺绣、扎花灯、扎风筝、纳鞋垫、扎扫帚、压帘子等。陶行知先生曾说“：在社会的伟大学校里，人人可以做我们的先生，人人可以做我们的同学，人人可以做我们的学生。”幼儿园请来扎花灯艺人，扎扫帚、压帘子的师傅，问这些老艺人学习扎、剪、编等各种技能。一只只生动形象的花灯、一把把淳朴的扫帚、一卷卷精美的帘子、一双双喜人的鞋垫作品现身了。 （2）编织坊：编织蛋袋、渔网、草鞋、芭蕉扇、麦秸粘贴、稻草创意造型等。在欣赏具有农家特色画面的基础上，让幼儿用麦秸等自然物进行粘贴，如挑谷子、插秧，农家小屋；用剪、折、捆、扎等多种技能编织出造型各异的小动物，在实践中发现和感受民族游戏的魅力，提高审美情趣。真正验证陶行知先生所说的那句话———“做的最高境界就是创造”。 （3）有趣的陶艺坊：漂亮的小茶壶、简洁的笔筒、瓶子、瓦片画等。用颜料在瓶子上作画，用鲜艳的色彩在瓦片上装饰，更是孩子们百玩不厌的创意游戏。孩子们在尽情“玩耍”中领悟了传统艺术的魅力。 （4）剪纸坊:剪窗花、剪雪花、剪小动物等。剪纸是一种实用性强、表现力丰富、流行最为广泛的民间艺术。孩子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习各种剪法：镂空法、二方连续法、重叠累加法等。利用这种具有鲜明艺术特色和生活情趣、流行最为广泛的民间艺术来培养孩子们的审美情趣，锻炼他们的动手能力，让他们变得“心灵手巧”。 2.专门性教育活动与渗透性教育活动相结合。 专门的教育活动是指由教师组织的集体的全班或小组的学习活动，是幼儿园实施民间艺术教育的基本途径。幼儿园以主题教学和区域活动相结合，园内教学和园外实践相结合，集体活动和小组活动相结合，幼儿园活动和亲子活动相结合的方式展现。充分利用幼儿园的环境资源，注重发挥环境对幼儿情感和认知上的熏陶作用，将民间艺术教育渗透到幼儿一日活动的各个环节之中：晨间接待时，播放朗朗上口的民间童谣，写春联，剪窗花，猜灯谜；自由活动时间，在活动区开展民间艺术创造活动，如民间服饰秀、种子粘贴、编织渔网、纳鞋垫、挑花棒等；餐后散步时，带幼儿欣赏园内壁画和民间艺术手工作品；午睡起床时，讲述民间故事；离园活动时，欣赏民间音乐、海门山歌等。 作者：张红梅单位：海门市实验幼儿园 幼儿艺术教育毕业论文:民间艺术在幼儿教育中的意义 在幼儿艺术教育中渗透民间艺术，可以使孩子们从小就受到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民族主义教育的熏陶，比如通过欣赏皮影戏，不仅可以激发幼儿的艺术兴趣，还可以让他们体会到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创造精神；通过欣赏地方民歌，可以激发幼儿对家乡的热爱之情；通过学习传统的礼仪习俗，可以培养幼儿良好的精神品质和积极的情感。有利于幼儿养成良好的社会行为。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当儿童在能够满足自身生理及安全需求后，他们就会转而希望获得归属感，希望能够融入到团队中去，并且能和团队中的人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因此，在幼儿艺术教育中融入民间艺术资源，可以逐渐培养起孩子们的民族归属感，对儿童进行民间艺术文化潜移默化的渗透，就会把这种民族精神不断地内化于儿童的血液中，这恰恰满足了他们渴望归属的需求。在艺术教育中，幼儿教育最常用的方式就是游戏和情景表演，通过这些方式，幼儿就能很自然地与他人建立起伙伴关系，并逐渐养成谦让、合作、遵规守纪等良好的社会行为。 民间艺术资源应用于幼儿艺术教育的策略 虽然我国民间艺术资源在幼儿艺术教育中的应用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但是还存在诸如从事民间艺术资源运用的教师自身民间艺术素养缺乏，缺乏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的意识，教学选取的内容较为狭窄贫乏，民间艺术教育活动不能与其他领域的活动有机融合等一系列问题，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措施，以促进民间艺术资源在幼儿艺术教育中的更有效的应用。 （一）加强师资培训幼儿教师不单是挖掘民间艺术资源的践行者，还需要从浩瀚的艺术海洋中选择恰当的内容来进行幼儿艺术教育，并最终实施这一活动，所以，必须提高幼儿教师的民间艺术素养，这也是幼儿艺术教育中应用民间艺术能否达致高效的关键所在。对幼儿教师进行专业培训，是提高幼儿教师民间艺术素养的有效途径。其专业培训包括两个方面：园外培训与园本培训。园外培训，应组织教师立足本土，深入调研，参加民间艺术专家讲座和教育交流活动，使其能对本土民间艺术有充分的了解，以提高其认知水平，拓展其视野。园本培训，可聘请专家来园指导，然后组织本园的幼儿教师参加民间艺术创作观摩，也可以组织科研活动等，以提高全体幼儿教师的艺术素质。通过这种专业化的培训，幼儿教师的民间艺术修养能够得到很大的提升，从而也就可以提高他们运用民间艺术资源的能力。 （二）科学选取民间艺术素材努力挖掘民间艺术资源，是在幼儿艺术教育中有效应用民间艺术的基础，可是并非所有的民间艺术都适合幼儿艺术教育的需要，因此，我们必须对民间艺术有所择取，并要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身心需要等进行必要的加工，使之符合幼儿的审美观和兴趣爱好。教师选择的教学内容一定要尽可能地贴近幼儿的生活，健康积极向上，应既可以培养幼儿的审美价值，还能够陶冶幼儿的情操。 （三）采取多种教学形式教学方式过于单一，对幼儿多角度地感受民间艺术是十分不利的，这样他们就很难更加深刻地理解和认识民间艺术，所以，丰富的教学方式，是提高民间艺术资源在幼儿艺术教育中有效性的重要前提之一。丰富幼儿本土民间艺术教育主题性活动。幼儿园的主题活动指的是，在规定的时间内，围绕一个固定的教学内容而组织进行的教育教学活动。这种活动可以突破学科的界限，以固定的主题，把所有的学习内容有机地联合在一起并展开活动。这一活动首先考虑的就是幼儿的爱好需求，活动要紧密地与生活中各种新鲜的内容结合起来，目的是让幼儿通过一系列的活动主动地进行探索与学习，从而获得有价值的体验。在组织主题式活动时，选择的内容和方法都必须以预定的主题为中心，活动的每一个部分都要为主题服务，使之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在把民间艺术应用于幼儿艺术教育中时，民间艺术就是基础，因此，可以把有关联的同一个类型或者内容的民间艺术划分为若干主题来组织活动。每一个类型就是一个主题，在教学中要围绕这一主题进行活动。主题活动还可以划分为周主题和月主题，教师可以按照具体情况来建立活动网络。随着活动的进行，这个主题网络就像一棵成长中的树一样，会越来越茂盛。当然，随着主题活动的越来越丰富，这个主题也要不断地进行修正，这样活动才会越来越深入，学生从中得到的关于民间艺术的体验也才会越来越丰富。陶冶渗透式活动。陶冶渗透式活动指的是，在除了幼儿园专门设置的教学活动之余的其他活动中渗透民间艺术。也就是说，除了正常的幼儿艺术教育活动外，还要在幼儿生活的方方面面渗透民间艺术，比如幼儿生活学习的环境、平常的游戏乃至吃饭、睡觉等等。具体而言，陶冶渗透式活动包含三个层面。第一，在幼儿园的物质文化环境中渗透民间艺术。幼儿园的物质文化环境主要包括室内活动场所，室外活动场所，活动需要的设备以及材料，室内外布置等，这些物质文化环境能够对幼儿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2］通过幼儿园的物质文化环境渗透民间艺术，可以从以下两点入手：在幼儿园的公共场所渗透民间艺术，如室外活动场所、墙面、走廊、宣传窗等；在幼儿园的班级物质文化环境中渗透民间艺术，如设计具有民族特色的墙报，有艺术特色的班级活动角等。另外，教师还可以设定一个特定的民间艺术主题，发动幼儿共同营造班级文化，这样不但可以引起幼儿对民间艺术的浓厚兴趣，还可以促使幼儿积极地去了解民间艺术。第二，在幼儿每天的生活当中渗透民间艺术。可以在幼儿每天的生活中渗透民间艺术，比如说在幼儿入园的时间段内播放民间童谣，让幼儿欣赏民间音乐，如《吉祥三宝》、《茉莉花》等；在做早操的时间段内播放一些具有民族特色的欢快活泼的舞蹈音乐，既可以锻炼身体，还可以增强幼儿的节奏感；在就餐之前播放一些民间故事或者儿歌，不但可以增加幼儿对民间文学的了解，还能逐渐改善幼儿的一些不良习惯。第三，在幼儿游戏中渗透民间艺术。游戏是儿童的天性。在现代幼儿教育中，游戏是幼儿最有兴致的活动形式，也是幼儿教育常用的教学方式。通过游戏，不但能够使幼儿愉悦心情，同时还能丰富幼儿的情感，并对幼儿进行教育，所以，幼儿教师一定要重视游戏的功能，并在幼儿游戏中渗透民间艺术的因素。在幼儿游戏中渗透民间艺术，不但能够让幼儿在轻松的游戏中获得民间艺术知识，体验民间艺术的丰富内容，还可以借助民间艺术增加幼儿游戏的内容，比如，可以组织小朋友参与当地的特色游戏活动，诸如摔跤、当地舞蹈、戏曲等，从而使他们在游戏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受到民间艺术的影响。 幼儿教育机构运用民间艺术的建议 （一）构建适合当地需求的教学体系幼儿教育机构应根据国家《纲要》的要求，结合本地实际，整合当地的艺术资源，构建有特色的，适合幼儿发展的艺术教育课程体系。结合实际，整合当地民间艺术资源。要对当地的民间艺术资源进行调研，努力争取当地教育部门和社会的支持，组建一支民间艺术展演的队伍，并充分利用当地文化站等文化物质资源，建立可供幼儿展演的艺术基地。与此同时，还应尽量争取家长和社会人士的支持，使其对幼儿教育机构的艺术教育采取支持态度，比如可以在表演期间邀请家长前来观看，这既能使幼儿的艺术成长得到家长的支持，同时也间接弘扬了民间艺术在当地的影响力。构建适合幼儿发展的民间艺术教育课程。第一，构建课程的目标体系和内容体系，应根据不同年龄段的幼儿身心发展特点和素质，制定不同的教育目标。［3］教育目标不仅要包括艺术趣味、审美、创造等技能目标，还要包涵道德、知识个性等发展目标。第二，构建适应的内容体系。在结合当地民间艺术资源和幼儿身心素质发展的基础上，应设定一定的课程内容，以涵盖民间文学、美术、音乐、游戏以及民俗节假日等，使幼儿的民间艺术教育课程既切合当地和本教育机构的实际，又能贴近幼儿的生活，以提高他们学习的兴趣。比如蒙古族的幼儿教育机构，可以组织小朋友参加每年一度的那达慕大会，让他们亲身感受传统的民间节日的气氛，并在参加之后，结合课程内容，加深幼儿对此的理解。第三，构建民间幼儿艺术教育活动体系。不同的幼儿教育结构应该结合自身机构和幼儿的生活经验，创造性地设计出系列活动内容，包括活动可行性的评估、内容、目标（系列、单个目标）、资源信息的收集、活动的具体设计、具体的组织步骤等。 （二）加强民间艺术资源的开发和运用具体而言，就是园本课程资源的研究和开发。幼儿机构可以采取与幼儿教育专家合作的方式，共同制定一份园本课程开发计划，及时对教师进行指导。首先就是动员广大教师从事科研，因地制宜地从事教学研究。可以对教师先进行一定的培训，比如思想认识、本地民间艺术知识、科学科研的方法等等，使他们对研究的目标和方向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能主动参与到园本课程的开发中来，并主动参与本土民间艺术在教育中的应用；其次就是开展实践活动，建立家庭、社会、幼儿园之间的合作关系，邀请家长以及社会人士参与课程研究过程，比如可建立多方合作监督机制，组织幼儿参观当地的民间艺术演出和表演，邀请当地民间艺人来学校表演讲解等等；再次，建立对外合作机制，和其他本地以及外地优秀的幼儿教育机构联合建立资源数据库，循环共享幼儿艺术教育成果，可以采取定期和本地幼儿园进行合作交流的方式，比如共同汇报演出等。民间艺术博大精深，是一座挖掘不尽的宝藏。面对当前素质教育日益高涨的呼声以及传统文化复兴的趋势，幼儿教育工作者应该提升自己的民间艺术素养，变革创新教学方法，为素质教育的发展和民族文化的传承，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作者：邹荣华单位：衢州学院艺术系 幼儿艺术教育毕业论文:幼儿艺术教育问题讨论 一、幼儿艺术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素质教育改革的深化,幼儿音乐、美术、舞蹈、表演等越来越受到社会、家庭和教育工作者的重视。目前,我国基础教育领域正在进行一场意义深远的改革,而幼教改革是这一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2001年6月7日国家教育部颁布了《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以下简称《纲要》),《纲要》的推出不仅是我国幼教界的一件大事,也是基础教育领域改革的一个重要标志,给当前幼儿艺术教育指明了科学的发展方向[1]。《纲要》中艺术领域的基本精神是向传统的艺术教育挑战,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新的艺术教育理念,并要求在新理念的指导下,实施新型的、科学型的艺术教育[2]。 《纲要》实施以来,随着素质教育的推进,幼儿艺术教育已成为对幼儿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和有效途径,其社会地位也不断上升。然而,艺术的本质是审美,孩子们真的从幼儿园艺术活动和所参加的艺术兴趣班中感受到了艺术之美?据调查,儿童艺术教育现状令人堪忧,在儿童艺术教育实践中出现了一些异化现象,诸如,儿童艺术教育非艺术化、专业化、成人化、时装化、尖子化和庸俗化等[3]。 随着《纲要》的颁布与落实,我们应对照《纲要》精神反思当前幼儿艺术教育的种种弊端,寻求更合理、更符合幼儿身心发展规律的幼儿艺术教育途径,让孩子真正从艺术活动中受益。 二、《纲要》艺术领域的主要精神解读 《纲要》中艺术领域的基本思想和原则要求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幼儿艺术教育的主要精神如下: (一)以培养幼儿审美愉悦为艺术教育目标 人类审美意识和审美追求是通过艺术最集中、最典型、最强烈地表现出来[4]。《纲要》中明确指出幼儿艺术教育的目标:“能初步感受并喜欢环境、生活和艺术中的美;喜欢参加艺术活动,并能大胆地表现自己的情感和体验;能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进行艺术表现活动。”幼儿艺术教育目标是培养幼儿审美愉悦,目标层次依次为感受美、发现美和创造性地表现美。 感受美:艺术能启迪和深化幼儿对美的感受能力。感受是美感的基础,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幼儿的美感多处于直观感受水平,具有形象性和功能性的特点。引导幼儿欣赏艺术作品应与幼儿的知识、经验和心理发展特点相应适。他们喜欢贴近自己生活、色彩鲜艳、画面清晰、生动活泼的艺术品。 发现美:通过艺术活动帮助幼儿发现美。美是艺术的特质,“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人人都有一种喜好美好事物的欲望。大千世界处处皆美,当我们面对美丽的大自然,面对社会中真、善、美的事物,面对优美的艺术作品,一种愉悦之情油然而生,这就是美感。幼儿发现美的事物多半依赖于客观事物本身的鲜明特征,缺乏自觉性。教师应该有意识地培养他们通过探索和学习自觉发现美的能力。如发现春天之美、发现蚂蚁搬家之趣味、发现一叶知秋之神奇等。创造性的表现美:通过艺术活动表现心灵美、自然美,创造美的形象。儿童是天生的艺术家。幼儿的图画、咏唱、各种形体表演都充溢着童真之美。他们不拘一格的绘画、自编的歌词、兴高采烈的手舞足蹈都是富有个性的新创意。这些稚嫩而新颖的创造性表现需要教师以真诚、喜悦之心去发现、去接纳、去欣赏,更需要引导他们不断的创新[5]。 总之,幼儿艺术教育能够有效地促进幼儿萌发美的情感,并使幼儿的美感和认识得到深化和发展,能使幼儿通过艺术活动具体感知和认识美的形态,并通过艺术活动具有初步表现美和创造美的愿望,潜移默化地影响幼儿的思想品质和性格,陶冶幼儿的情操,激发幼儿积极向上和善良美好的心理品质,从而为幼儿健全的审美心理结构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以贴近幼儿生活走进自然为艺术教育内容 《纲要》指出:“引导幼儿接触周围环境和生活中美好的人、事、物,丰富他们的感性经验和审美情趣,激发他们表现美、创造美的情趣。”“指导幼儿利用身边的物品或废旧材料制作玩具、手工艺品等来美化自己的生活或开展其他活动。”幼儿艺术教育是自然的艺术教育,《纲要》中多处指出,教师要引导孩子去接触发现生活中、大自然中的人、事、物。 孩子的感知来源于生活,幼儿艺术教育的内容也应该源于生活。艺术教育活动把日常生活和幼儿真实的生存环境作为艺术学习的最初起点,艺术活动的一个重要指标是通过日常生活和艺术的连接,汲取和扩展艺术想象和艺术创作的素材和灵感,在不断提高艺术能力的情况下反过来用艺术的眼光观察生活,用艺术的形式表现生活[6]。 自然是艺术的源泉。儿童本来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而且幼儿的心灵很少受世俗的熏染,他们更容易与大自然的生灵沟通融合,充分感受大自然中一切鲜活的生命。自然能帮助幼儿感受色彩的鲜明;自然能帮助幼儿感受音乐的节奏,如树林的里小鸟鸣叫声,小河边哗哗的流水声.大自然的声音就这样不知不觉在幼儿心中回响,使幼儿自然而然地感受自然的节奏、韵律[7]。因此,幼儿艺术教育活动中应充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让幼儿在自然中感受美、发现美。 (三)以幼儿喜欢的方式作为艺术教育组织方式 《纲要》的要求中指出在幼儿艺术教育活动中:“提供自由表现的机会,鼓励幼儿用不同艺术形式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情感、理解和想象,尊重每个幼儿的想法和创造,肯定和接纳他们独特的审美感受和表现方式,分享他们创造的乐趣。”“幼儿的创作过程作品是他们表达自己的认识和情感的重要方式,应支持幼儿富有个性和创造性的表达,克服过分强调技能技巧和标准化要求的偏向。”幼儿在喜欢参加艺术活动的前提下能够大胆且不受拘束的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和体验,这需要教师组织的艺术活动具有宽容性,能够接纳各种不同智力水平的儿童,给他们提供表现自我的、发挥所能的均等机会,尊重幼儿的个别差异,接纳不同水平,不要横向比较,对所有儿童都提供一视同仁的爱心,不歧视,也不限制,让幼儿能够在轻松愉快、有自由表达机会的情景中进行艺术活动。 (四)以促进幼儿发展的评价为艺术教育评价目的 《纲要》明确指出评价是“促进每一个幼儿发展,提高教育质量的必要手段”。在此我们能看到一个根本的变化,即评价的功能由侧重甄别转向侧重发展,评价的发展性功能得到充分的关注。幼儿艺术教育评价不是为评价而评价,而是为了教育而评价,强调评价的目的在于更好地诊断和改进教育,促进教育活动参与者(包括教师、幼儿、家长)在原有基础上得到发展[8]。也就是说,幼儿园评价绝非用于筛选、排队,更不是用于给幼儿贴标签,伤害他们的自尊和自信,给他们的成长蒙上阴影。幼儿艺术教育评价要为幼儿的终身学习、可持续发展打下基础。幼儿发展评价既要关注幼儿的知识技能的获得,更要关注幼儿的学习兴趣、情感体验、沟通能力的发展;幼儿发展评价不仅要关注幼儿目前的发展,同时也要注重分析过去,预期未来,注重发现和挖掘幼儿多方面的潜能,了解幼儿发展中的需要。 三、当前幼儿艺术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幼儿艺术教育观念存在的问题 教育改革,观念先行。很大一部分幼儿园教师、家长的幼儿艺术教育观念属于“学艺术就是要成名成家”“学艺术就是要让孩子画出最好看的画,唱出最好听的歌”“让孩子现在多学一点以后就会轻松一些”之类。其实幼儿艺术教育活动应以幼儿为本,强调幼儿在艺术活动中的主动性,强调幼儿艺术教育对幼儿自身的影响作用以及对其发展的促进作用,其功能并非单纯的技能训练和表演。这是都是教育者必须深入领会并在实施中深入贯彻的基本理念。如果不能树立这种新观念就谈不上真正的改革。 “别的孩子都上了艺术班,我的孩子也要上,不能落后于别人。”“现在社会竞争压力大,多学一点技能性的东西能够在社会上立足。”这些家长或者由于盲目跟风,或者望子成龙心切,或者出于现实的压力而让孩子选择了艺术学习,然而这些错误的观念将导致家长过分关注孩子学习的结果而忽略孩子在艺术学习中的审美情感和体验的获得。“我现在已经有4家连锁幼儿园了,我的目标是把幼儿园办成像肯德基、麦当劳一样的连锁管理的企业,这样的规范管理,赢利肯定没问题。”“我不管教师通过什么途径(来开展艺术活动),只要教师排的节目在能在汇报演出上得奖。”这是一个规模较大的连锁幼儿园的董事长在谈到办园理念及对艺术教育活动的看法时提到的。 通过以上几例我们可以看出当前人们在幼儿艺术教育观念上存在偏差,滞后于《纲要》中艺术教育新观念。不属于九年义务教育范围的幼儿教育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一些老板、投资者以赢利为目的的商业活动,成了满足家长“望子成龙”的途径。更有甚者,一家省级示范幼儿园竟然引进了国外企业管理体系ISO90001国际质量认证,且引以为荣,老师的一切行为被高科技摄像头监控。我们的幼儿园成了企业流水线管理的工厂,幼儿在这样的工厂中就成了流水线中生产出来的产品。 (二)幼儿艺术教育目标确立与实现存在的问题 教育目标是一切教育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是构成教育活动的第一要素和前提,它决定着教学发展的方向[9]。在目前的幼儿艺术教育活动中,教育目标在确立与实现时存在缺失审美体验、凸显功利性等方面的问题。 1、缺失审美体验。幼儿艺术教育应该是“审美”的,幼儿艺术教育还应是“快乐”的,应让幼儿与音乐、美术等艺术活动一同游戏,大胆创造,获得应有的自我愉悦与审美享受。过于刻板和理性的艺术知识学习是很不足取的[10]。有一部分教师意识到在幼儿艺术教育中应该重视审美体验。然而,教师处在幼教的传统观念与现念的矛盾中,不能很好地把握审美目标的实现。在教师的观念中依然认为孩子必须要学习关于艺术的知识,为了知识甚至可以忽略了孩子在活动中的审美体验与感受,让幼儿掌握复杂的乐理知识。随着《纲要》的实施幼儿园教师的观念上有所转变,行动上却放不开,目标的确立与实现之间存在偏差,目标的实现过程中依然注重知识传授,对艺术审美目标的把握不够。 2、凸显功利性。幼儿艺术教育的目标是整个幼儿艺术教育的价值取向所在[10]。幼儿艺术教育目标应突出情感、兴趣、态度、个性等方面的价值取向,着眼于培养终身学习的基础和动力。幼儿艺术教育的目标依托各种艺术活动和活动的各个环节来实现。然而许多幼儿园在实现目标时存在功利化的倾向,偏离了《纲要》中提出的价值取向,不是为了幼儿的终身可持续发展,而是为了迎合家长的要求,为了幼儿园自身的利益。离六·一儿童节越来越近的同时,教师和幼儿不是沉浸在节日即将到来的喜悦中,而是越来越忙了,几乎每个幼儿园都将这个节日视为展示幼儿园艺术教育“成果”的机会。他们以汇报演出这样的方式来庆祝儿童节。为了这台演出,幼儿园一般都提前一个月甚至更久开始排练,在最后一周里几乎是全天停课来进行节目排练,为的是能够让家长、让社会各界人士看到幼儿园的孩子多才多艺,看到幼儿园艺术教育的成功。似乎有了这种最好的广告,生源也就随之而来。尽管教师非常清楚艺术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培养幼儿的艺术兴趣和艺术素养而不是一味地强调技能技巧,但是没有办法,必须达成后者。因为竞争太激烈,生源很重要。教师在家长们的要求下只好“努力教学”让孩子们能在汇报演出时有让家长满意的表现。在他们看来,只要家长满意,生源就会稳定。 儿童发展的自主性,要求我们高度尊重儿童,遵循他们身心发展的内在本质,而不是用成人的世界,用成人的眼光去过滤他们的生活,使他们被迫服从。用成人的要求来约束儿童,是对儿童的最大犯罪,是对人性的犯罪。在这方面18世纪的教育家卢梭早给我们以启蒙:“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之前就要像儿童的样子。如果我们打乱了这个次序,我们就会造成一些早熟的果实,它们长得既不丰满也不甜美,而且很快就会腐烂;儿童是有他们特有的看法、想法和感情的,如果想用我们的看法、想法和感情去代替他们的看法、想法和感情,那简直是最愚蠢的事情[11]。” (三)幼儿艺术教育内容选择存在的问题 艺术教育内容是实现幼儿艺术教育目标的一个核心问题,这是由幼儿艺术教育内容在实施整个幼儿艺术教育的地位所决定的,幼儿艺术教育目标最终通过内容来实现。所以如何选择艺术教育内容来实现目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当前许多幼儿园的艺术教育活动在选择内容时存在着缺少艺术欣赏活动;缺少各领域综合的艺术教育活动。 1、缺少艺术欣赏活动。《纲要》中艺术领域的目标要求与内容都体现了使幼儿体验到生活中和艺术中的美,艺术欣赏活动是体现审美目标贯穿幼儿艺术教育活动始终的主要内容,幼儿艺术教育要大力加强艺术欣赏教育。在传统的幼儿艺术教育中,艺术欣赏是一个十分薄弱的环节。对此现象,边霞曾经作过这样的论述:“目前我们的艺术教育就等同于艺术知识与技能的教学,把儿童对艺术知识技能的掌握当作是儿童艺术教育的直接目标和唯一任务,儿童缺少参入艺术、体验艺术并获得审美愉悦的机会。”[10]艺术欣赏教育无疑在整个艺术教育中被看作是可有可无的一块。实际上艺术欣赏是十分重要不可缺少的。美国音乐教育家穆塞尔直截了当地把儿童艺术教育理解为就是为欣赏而进行的教育,对于技能技巧训练与艺术欣赏的关系,他认为“解决整个技巧问题的正确方法就是以欣赏为动机并以欣赏为目的”[11]。随着《纲要》的颁布和实施,一部分幼儿园已意识到需要加强幼儿艺术欣赏教育,但即使一些教师认识到了艺术欣赏教育在整个艺术教育中的地位,认识也往往因为缺乏欣赏材料,缺乏必要的欣赏理论指导,没有欣赏指导经验等主客观原因而无法开展有效的艺术欣赏活动。 2、幼儿艺术教育内容专业化。幼儿艺术教育作为全面发展和素质教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该是一种普遍的、普及的、基本的艺术素养教育[3]。《纲要》指出:“幼儿园教育应尊重幼儿的人格与权利,尊重幼儿身心发展的规律和学习特点,促进每个幼儿富有个性的发展。”当前在幼儿园艺术教育中存在专业化的倾向,表现在幼儿园艺术教育活动以及各种兴趣班的教学中,不顾幼儿身心发展规律的特点追求整齐划一的效果。活动要求幼儿掌握娴熟的艺术知识和技能,忽视幼儿现有的水平和接受能力,把对艺术知识和技能的掌握当作是幼儿艺术教育的主要任务和直接目标。这种以艺术知识和技能教学为主的专业化的艺术教育即不符合幼儿艺术教育的审美育人宗旨,也不符合素质教育的基本要求。据调查所知,一般幼儿园的舞蹈艺术班都要练难度较大除了要下腰、劈腿还要练习各种基本功。除了艺术兴趣班,幼儿园的艺术活动同样存在专业化的倾向,表现在要求幼儿掌握专业的乐理知识,如某幼儿园中班幼儿被要求学会前后附点音符的唱法与写法。高难度、专业化的艺术技能技巧的训练可能表面上在一段时间内看到有一些成绩,但事实上,却因此削弱甚至磨灭幼儿对艺术所具有的敏感和乐趣。这样的艺术学习与《纲要》的基本精神背道而驰。 3、缺乏艺术活动之间及各领域的有机整合。综合艺术教育思想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就发展壮大起来,到90年代已经成为教育的主流[12]。当今艺术教育整合化、综合化成为各发达国家艺术教育的新趋势。新《纲要》中明确指出“各领域的内容相互渗透,从不同角度促进幼儿情感、态度、能力、知识、技能等方面的发展。”综合艺术教育认为各艺术门类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建筑是凝固的音乐,音乐是流动的建筑,雕塑是静止的舞蹈,舞蹈是活动的雕塑,生动的表明了各艺术门类之间是相通的。 幼儿艺术教育毕业论文:幼儿艺术教育内容分析 摘要:目前我国的幼儿艺术教育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无论是参与接受艺术教育的幼儿数量还是质量较以前都有很大的进步。但是在这成绩的背后也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教育内容上表现为艺术教育内容选择过于单一,不同艺术形式之间缺少融合沟通,远离幼儿的生活,游戏作为艺术教育的重要来源挖掘得远远不够。本文通过对艺术与游戏,艺术与艺术教育及“游戏精神”内涵的分析认为,在“游戏精神”的观照下来改革目前的幼儿艺术教育内容会使艺术教育内容能丰富更完善,会使艺术教育取得更好的效果和发展。本文由中国收集整理。 关键词:游戏;游戏精神;幼儿艺术教育;教育内容 一、游戏与游戏精神 1、游戏与艺术,游戏与幼儿艺术教育 当我们在考察艺术的起源的时候,发现游戏与艺术有着深刻的渊源,“儿童艺术:游戏的孪生姐妹。”①他们之间有着异质同构的关系。艺术起源于游戏,游戏是艺术的雏形,艺术是游戏的高级形式,当游戏发展到高级形态时,不再称之为游戏而是艺术了。鉴于幼儿的艺术感知能力,在幼儿艺术教育中,游戏与艺术也是常常交织在一起,“幼儿艺术教育可以通过游戏活动或以游戏的方式进行,游戏活动的外在表现也可以是艺术”②游戏既是幼儿艺术教育的重要手段也是教育内容。 2、游戏精神的内涵 对于游戏的定义目前没有一个公认的概念,因为游戏是一个庞大的家族,我们很难用一种判断性的方式给他下一个定义。当笔者进一步考察游戏时发现所有不同种类的游戏都具有某些共同的特质,也只有具有这些特质的活动,才能称之为游戏,这些所谓的特质即从游戏活动中提炼出来最能反映游戏活动最本质的,核心特点的东西,我们称之为“游戏精神”。关于“游戏精神”有人从儿童文学创作,文艺学,教育学上进行过相关研究,综合前人的论述,本人认为“游戏精神”具有如下特点:“游戏精神”是一种自由的精神;“游戏精神”是一种愉悦的精神;“游戏精神”是一种创造的精神;“游戏精神”是一种超功利的精神;“游戏精神”是一种平等的精神。详见本作者论文《试论“游戏精神”的内涵-----从幼儿教育的视角》发表在《科教文汇2009年9期》。 二、以“以游戏精神”改革当前的幼儿艺术教育内容 教育内容“是指一整套以教学计划的具体形式存在的知识、技能、价值观念和行为。它们是根据各种社会为学校规定的目的和目标而设计的……是构成一个具体过程的学习对象。”②总之教育内容是为实现教育目标服务的。“游戏精神”是一种自由开放、创造的精神。因此在这种精神观照下的艺术教育在组织幼儿艺术教育内容时不仅是单个艺术门类,还可以是多个艺术门类之间的相互融合,所采择的内容是贴近幼儿生活的,内容的来源不仅可以是教师根据幼儿的兴趣和需要事先预设的,也可以是教师在师生互动过程中敏锐地捕捉来自幼儿生活和兴趣中突发性的,有教育意义的事件来调整教学内容,生发出新的更适宜的活动主题,使活动主题呈现动态、灵活的特性。游戏既是幼儿艺术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艺术教育的主要方法,把游戏作为艺术教育的内容吸纳进来,能更好地丰富艺术教育内容。为此在这种精神指导下的艺术教育内容应该有以下特点: 1、内容选择贴近幼儿的生活 “游戏精神”是一种自由、愉悦、创造的精神,是幼儿生活状态的本真的精神反映。幼儿的生活是自由、偷悦的,进行艺术活动是为了满足自己精神需要。因此在这种精神指导下的幼儿艺术教育内容的选择是贴近幼儿的生活的,以幼儿生活中的素材作为艺术教育内容,让幼儿自由选择,自由创造。同时,幼儿艺术教育在本质上是离不开人的生活的,艺术教育是幼儿真实生活体验的反映。因此艺术教育内容应该要贴近幼儿的生活,多采择那些充满幼儿生活气息的题材为教育内容,选择容易让幼儿理解和接受的艺术年个十时毫作为教育内容。这样一方面符合幼儿身心发展的规律,另一方面也能够照顾到幼儿的兴趣及满足幼儿从事艺术活动的自由,愉悦的情感需要。众所周知教育的价值就在于把陌生于人的外在世界转换成人的生活世界,建构起人与世界的活泼、生动、富于教育意义的关系,改善人的生活品质,充实人的生活与人生,把教育与人的生活统一起来,在教育与人的生活的整合中建构人的各种素质。培养人终身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基本素质,幼儿艺术教育作为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应该将满足幼儿的基本学习需要以及可持续发展需要的基本素质。 以《孔雀的生日》为例:活动的设计是围绕为庆祝孔雀的生日展开的,幼儿动手制作蛋糕、装饰孔雀漂亮的羽毛、给孔雀唱生日歌,然后大家一起围着孔雀翩翩起舞。就这样在幼儿熟知的活动情节中,展现他们许多平时隐藏着的艺术潜力,将幼儿学到的成果学以致用,从而进一步激发幼儿学习的愿望。因为艺术教育内容与幼儿的生活紧密相联,幼儿容易获得成功感,愉悦感,从而拥有学习艺术的信心,就这样在生活的情景中幼儿从中既学到了艺术的知识,又陶冶了情操。 2、幼儿艺术教育内容走向综合 “游戏精神”是一种创造的、自由的精神,因此在它的观照下的艺术教育内容应该是各艺术门类自由往来,自由创造,相互交融的。艺术教育的内容不再是定位于单科艺术知识的灌输和某一种艺术技能的训练,而是富有创造性地将不同的艺术门类相互交叉,选择融音乐、美术、舞蹈、戏曲等整合为一体的教育内容。同一教学内容中幼儿自由地,创造性地以不同的艺术形式来表达,这样就使得教育内容更加丰富,效果更好。其实“每种艺术都有自己的主要要素,音乐中有旋律、声音、节奏,绘画中有色彩、线条、质感,诗歌中有比喻、形象、韵律,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每种艺术都可以借用其他艺术的要素,再与各自的领域同化,而许多艺术又可以借用非艺术的要素,艺术地加以运用,转化成表现素材。”③由此可见各种艺术门类的综合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就象语言教学能把听、说、读、写结合起来一样,艺术教学也可以把视觉艺术,听觉艺术、触觉艺术多种感官通道融合为一体,为幼儿艺术综合能力以及整合性艺术感觉的形成创造良好的条件。通过对视觉、听觉、触觉等的直接体验,幼儿的想象力、思维能力、创造力都会得到发展。因此综合式的幼儿艺术教育内容能够为幼儿艺术才能的表现创造良好的环境,艺术学习不再局限于音乐就是纯粹的音符、旋律,舞蹈就是单纯的动作练习,综合式的艺术教育内容就是融多种艺术门类于一体,幼儿在其中能够自由的载歌载舞,吹拉弹唱,是“游戏精神”的充分彰现。 3、教育内容既可以是教师预设的,也可以根据活动发展需要随机生成 “游戏精神”是一种创造的,平等的精神,因此在这样一种精神观照下的艺术教育内容应该是动态的富于变化的和创造性的。能够平等关注到不同幼儿需要,教育内容既可预设也可随机生成。但是传统的教育内容是教师在开始上课之前就已经预设好了,只是等到在课堂上按部就班的进行表演,毫无创造性可言。若教师根据本班本园的特色,生成指向每一位幼儿的艺术内容,就能够更好地关注幼儿的个别差异,尊重其独特的智力特征。比如,教师原本预设以唱歌、跳舞的内容方式为活动主题来庆祝“六一”,表达幼儿的快乐感情。大部分幼儿按照幼儿预设的内容载歌载舞的,煞是高兴,但是教师注意到少部分幼儿并不很积极主动的参与歌舞活动,一问为什么,幼儿说:“我喜欢画画,不想唱歌、跳舞。”这时教师就可以灵机一动随机要求幼儿以画画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快乐之情,这样很自然的就生成了的新的教学内容。当然根据“情节”发展的需要来生成教育内容也并不等于教师被幼儿牵着鼻子走,教育内容毕竟是实现教育目的的手段,目的性是教育内容永远抹杀不了的特征,所以教师要善于利用时机,因势利导,不露声色地随时把幼儿拉回到“正轨”上来,从而使师生生成内容与教师预设的内容结合得恰到好处。这种教师预设与随机生成的艺术教育内容就是“游戏精神”的高度体现 4、将游戏本身进一步纳入幼儿艺术教育内容 游戏是“游戏精神”的物质载体,特别是对于幼儿,游戏就是幼儿的生活,幼儿的生活状态是一种游戏的生活,是一种富有“游戏精神”的生活。在幼儿的生活中处处存在着艺术,处处存在着游戏,处处闪烁着“游戏精神”的光芒。“早期的艺术活动,就是人类闲暇之余的游戏。”在儿童的生活中游戏与艺术总是交织在一起,特别是对于早期幼儿来说,从教育内容到教育方法,游戏与艺术是融合一体的。比如一些民间游戏本身就是民间艺术,幼儿经常玩的一些表演游戏,角色游戏,结构游戏等都富有浓厚的艺术气息。特别是一些歌舞类表演游戏,皮影戏等就更是纯粹的艺术了。就是在这样的游戏过程中幼儿体会到了艺术的元素,体会到了艺术的美感。在这样一种张扬充分张扬着“游戏精神”的游戏与艺术糅合的过程中,幼儿对艺术的把握,对艺术的欣赏和创造得到了提高。因此,幼儿艺术教育要充分利用这一资源,把游戏本身作为艺术教育内容纳入到里面来。 幼儿艺术教育毕业论文:幼儿艺术教育 一、探究的艺术和艺术的探究 按照《牛津英语词典》中的定义，探究是求索知识或信息，特别是求真的活动；是搜寻、研究、调查、检验的活动；是提问和质疑的活动。但在教学中切不可把探究的艺术与艺术的探究等同起来。探究的艺术是更多地从探究式学习理念贯彻的方式和手段上进行研究，以期收到更好的教学效果。而艺术的探究实际上是要求幼儿用以获取知识、领悟艺术家的思想观念、领悟艺术家研究艺术所用的方法而进行的种种活动，更注重幼儿对艺术内涵、教育价值的体验和实践，以寻求艺术教育在孩子身心发展方面发挥更为有效的促进作用。那么作为幼儿园的艺术教育工作，我们的工作重心应是什么呢？我想应是后者，即艺术的探究。这与纲要中提出的教育目标应该是统一的，都注重了孩子对艺术活动的参与和体验。但如何达到这一目标，则需要我们教师去研究和探求实施艺术教育的方法和手段，这是我们开展艺术教育中渗透探究式学习理念的重点。这两点概念的阐析不仅充分体现了探究式学习理念在教育工作中的双边效能，也有助于我们明确幼儿园艺术教育研究的重心不仅是教师教育手段的研究，而且是注重艺术教育价值的研究。 二、艺术教育中贯彻探究式学习理念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语文网中网文秘频道) 1、艺术的探究式学习应注重突出艺术在幼儿情感体验、情感抒发方面的作用。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中对艺术领域是这样描述的：能初步感受并喜爱环境、生活和艺术中的美；喜欢参加艺术活动，并能大胆地表现自己的情感和体验；能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进行艺术表现活动。在指导要点中也明确指出应充分发挥艺术的情感教育功能，促进幼儿健全人格的形成、教师的作用应主要在与激发幼儿感受美、表现美的情趣，丰富他们的审美经验，使之体验自由表达和创造的快乐。这一些都反映出，在幼儿园的艺术教育中，我们更多地是将艺术教育作为情感启迪、情感交流、情感表达的手段，而非艺术内涵的本身。就拿音乐教育来说，提到音乐的定义，总不外乎旋律、节奏、和声、音色、音強等要素，通常我们可以将一首音乐作品从这些立足点上來剖析。但是我們常忽略的一点是：把上列这些要素随便拼凑起來，却不能算是音乐艺术。音乐艺术应该是某些特定的旋律加上特定的节奏、再加入特定的音色而形成一個浑然的、不可取代的整体。而这个時候，所谓旋律、节奏、和声、音色、音強已不单独存在，它們分別將自己注入，而共同汇集成一道声音的洪流，听着音乐的時候，我們是被这个无比美妙的整体所震撼、所驱动。达芬奇和凡高都是伟大的画家，但是他們的伟大也都是在当我们的心被他们的作品感动的時候，他們的伟大才显现出來。幼儿艺术教育也是如此，我们教育所探求的应是如何让孩子在艺术氛围中去感受艺术所带来的愉悦性、感官冲击、美感体验和对人格的升华作用，从而使孩子喜欢艺术、乐于表现。例如，在孩子的舞蹈教学中，我们不应强调这个舞蹈的基本动作是什么，怎么做，应引导孩子理解这段音乐所表现的什么情感，从而可以用什么动作去体现。在绘画教学中，我们不应强调这片树林应画成秋天的金黄色，而应引导孩子去探索秋天可以用什么颜色来表现收获的喜悦。(语文网中网文秘频道) 2、艺术的探究不能离开必要的艺术表现技能的培养。 幼儿园的艺术教育是一种感官艺术，幼儿对艺术的感悟和体验更多地是通过自身的积极参与得以表现出来，而艺术的表现不可避免涉及到艺术表现的技能和水平。在幼教届，曾对艺术教育需不需要传授技能技巧进行过争论，而且当前在许多艺术教育活动中，也已越来越不重视艺术表现技能的传授，但我认为不强调技能技巧的传授，并不是摈弃技能技巧，试想一个连颜色都分辨不清的孩子，如何去表现艺术作品蕴含的色彩美？，一个不知道节奏、不会听辨旋律变化的人，靠什么来感悟和体验音乐的美？著名的画家达芬奇的最初的艺术创作也是从鸡蛋的写生画开始的，巴赫、贝多芬的音乐创作生涯也是从最初的钢琴弹奏开始的。为此，幼儿的艺术教育不应抛弃艺术基本技能的传授，只不过我们应改变以往受人以鱼的传统教学方法，积极探究受人以渔的教学手段和策略。 3、幼儿艺术教育的探究应植根于幼儿已有的生活和兴趣。 生活是艺术的源泉，将幼儿园教育活动建立在幼儿的生活经验和已有的知识水平上，这是新《纲要》的主导精神，作为教师要关注这些真正来自儿童和属于儿童的问题，联系幼儿生活和社会实际，艺术教育也然。艺术题材的生活性使孩子有艺术创作的潜能，容易使孩子产生创作的欲望，而选取幼儿感兴趣的题材则是保证幼儿艺术创作活动获得成功的关键。幼儿艺术创作开始阶段的动机呼唤鼓动起艺术创作的积极性和自信性，在进行过程中的兴趣能激活幼儿的思路，启迪智慧，而结束阶段的兴趣则是幼儿获得自我的满足和对自己的欣赏，从而把兴趣延展到对新的艺术创作活动同的需求和期待。例如在手工窗花设计中，由于孩子对各种各样美丽的窗花有感性经验，因此有很高的艺术创作的欲望，而已有的重叠剪的技能又为幼儿的窗花制作提供的必要的技能准备，因此幼儿能积极地投入与窗花设计创作活动中，并愿意和同伴交流分享自己的发现和成功，积极地向同伴学习新的剪折的方法，从而在体验成功的同时，自主性的获取了新的技能和经验。 幼儿探究式学习是一种以幼儿为中心，强调教学过程要以幼儿的探究活动为主，在教师的积极引导下，让幼儿根据自己现有的经验和相关信息，积极的从活动中去寻找问题、发现意义与探求答案的一种活动。它与其他教学模式相比，更加突出了以幼儿为中心，给幼儿的学习以最大的自主性，更加注重于幼儿活动的过程而不是活动的结果。近年来，随着探究式学习模式在幼儿教育界的广泛运用和深化，其实际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其原有的教学模式的范围，上升为一种师生互为主体的，共同学习的的教学理念，在探究式学习理念的指引下，不仅更加倡导孩子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突现学习的主动探索性、发现性，而且将教师对新知识、新教学手段的探究和学习融汇与其中，倡导师生的共同成长。 但在实践探索中，由于教师对探究式学习内涵的理解不深入，在贯彻实施探究式学习理念时出现了各种偏差，一是对探究的泛化，就是随意地将探究的标签贴在各种教学活动中，而不考虑其价值性、科学性。如一个从目的到内容再到方法、步骤，甚至连表格都画好了的活动设计，仅为幼儿提供了一次自由讨论或者是操作的机会，就被冠以探究而且是自由探究的名称；在艺术教育中完全抛弃应有的知识技能的传授等。另一是对探究的神化，既过分注重探究的概念化、科学性，把问题的提出、资料收集、方案的制订和实施到结论的得出等等都让幼儿自主发现、由幼儿独立完成，而无视孩子的年龄和认知特点，无视探究活动的阶段性。此外，许多教师还将探究式学习与创造性思维活动混为一谈，在两者之间划起了等号，特别是在艺术教育领域中。本学期，凭借我园作为区艺术领域纲要试点园的东风，我们着重针对艺术领域中如何渗透和贯彻探究式学习理念进行的深入的学习和研究，为此谈谈个人的认识和想法。 幼儿艺术教育毕业论文:幼儿园民间艺术教育 摘要：中国民间艺术作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种类繁多、形式多样。幼儿学习民间艺术能充分体验到感知美、理解美、创造美的愉悦。本文通过民间艺术教育对幼儿的创造力、审美能力、民族意识以及智慧潜能的开发进行了阐述，为民间艺术教育在幼儿园的实施提出具体方法与策略，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关键词：民间艺术教育；幼儿；作用；应用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更多的人开始崇尚外来的、现代的文化和艺术，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民间优秀文化艺术的传承。作为未来的教育工作者，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在吸取外来文化的同时，通过开展民间艺术教育来继承和发扬祖国优秀的文化艺术，培养学生的民族精神。 一、幼儿民间艺术教育 民间艺术是民族文化宝库中的重要内容，它是劳动人民直接创造或在劳动群众中广泛流传的艺术，体现了人类最基本的审美观念和精神品质。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民间艺术是生产者的艺术。”意思是说，民间艺术是植根于劳动和劳动者的。幼儿民间艺术教育是在民间艺术的众多门类中筛选出最典型、最有代表性，与幼儿日常生活相接近的、具有乡土气息的能为幼儿所接受的民间艺术教育内容。如：民间文学（童谣与童话、神话、寓言故事、谚语与谜语等），民间音乐（歌曲、舞蹈、乐曲等）；民间美术（绘画、年画、手工、刺绣、剪纸、泥塑等），都可以用在幼儿各类活动中对幼儿进行民间艺术启蒙教育。 二、民间艺术教育对幼儿全面发展的作用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民间艺术作为其间一支瑰丽奇异，散发着浓郁的民族气息和活力，它产于自然，内容丰富多彩。在幼儿园开展民间艺术教育，是为继承和发扬传统优秀的民族文化，激发民族自尊心，培养幼儿对民族文化、民间艺术的兴趣、情感和审美能力的一种素质教育。 1.提高幼儿的民族意识 民间艺术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他是反映劳动人民对生活的感受以及爱憎，他以丰富的内容对人们进行道德文化的教育。民间艺术丰富多彩，特别是民间文学，它记载着中国历史上很多英雄人物，例如：“郑成功、屈原、岳飞”等民间文学绚丽多姿的内容像一股股甘泉滋润着幼儿的心田。在幼儿园里进行民间文学欣赏教学活动中，不但让幼儿了解了“屈原、岳飞”等一个个民族英雄的故事，同时也激发了幼儿爱祖国、爱家乡、爱人民的情感。 2.增强幼儿的审美能力 民间艺术教育不仅让幼儿了解了民间艺术初步的风格形式，扩大了艺术修养的视野，而且在进行民间艺术教育活动中，孩子们对音乐、剪纸、画画等知识技能有所提高，更萌发了幼儿对民间艺术的兴趣和初步的感受意境美、形式美的能力。 在音乐活动中我们应选择一些符合幼儿审美特点的经典音乐作品，例如《小兔子乖乖》《我的好妈妈》等。幼儿的审美具有直观性和形象性等特点，他们只对生动形象、具体直观的事物产生兴趣、萌生美感。在水墨画的活动中，引导幼儿去发现生活中的美，运用自己的已有经验进行审美活动，掌握美的规律，表现美的艺术。 3.培养幼儿的创新能力 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在《教育的艺术》中指出：“教育工作者的任务在于发现每个受教育者身上最美好的东西，不去学校里的条条框框限制他们：鼓励独立工作－－创造。”因此老师要给幼儿自由的空间，让幼儿去大胆地做，大胆地想，创新的潜能才能够得到发展。例如：在进行民间陶艺活动时，孩子们用泥巴创造性地做出了许多自己喜欢的东西，有的还把它编成故事来讲，想像力非常丰富；在美工区角活动中，他们用玉米皮编出许多“小鞋垫”、“小花”、“小鱼”等自己喜欢的作品。由此可见，民间艺术活动为幼儿提供了丰富的想像和创造空间。 三、民间艺术教育在幼儿园的应用 民间艺术以活生生的感性形态存在于时空之中，能让幼儿产生丰富的构想，给幼儿以真的启迪、善的熏陶、美的享受。在我们身边有不少可供开发与利用的教育资源，虽然民间艺术形式资源丰富，但是可以在幼儿园使用的民间艺术活动内容较少，而且比较零散。许多幼儿园也有一些涉及民间艺术的活动，但都没有相应的教学内容和要求，可供幼儿园借鉴的资料也少之又少，更使人忧心的是，民间艺术教育资源用于发展幼儿健全人格方面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就这些问题而言，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生动有趣的教育教学活动 幼儿园民间艺术教学活动是教师根据民间艺术教育设计的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地引导幼儿学习的活动，是班级集体或小组性的学习活动。例如我在实习看到的一节课《陶瓷艺术》，以“美丽的陶艺”为主题活动，通过收集各种各样的陶艺品、交流与讨论有关陶艺的知识、参观并调查陶艺品的制作过程、尝试动手制作等一系列活动，激发幼儿对陶艺的兴趣和热爱，使幼儿对中国陶艺有较全面的感知和理解。 2.丰富多彩的区角活动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指出:“教育活动的组织与实施过程是教师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的过程。”幼儿的知识是在操作与探索中通过自身的活动获得。现在的许多幼儿园都开有区角活动区，区角是一个没有局限的地方，幼儿可以在里面尽情的活动。现在幼儿园里的区角活动有很多种，如游戏区、美工区、表演区、图书区等一些活动区域。 在游戏区，可以运用家长、教师收集大量的民间玩具放进游戏区，并且要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以及安全因素等进行整理。例如陀螺、沙袋、风车、木板、降落伞、冰棒棍等适合游戏的材料。这些材料可塑性强，可以千变万化，来源于一代又一代有的生活，所以深受孩子的喜爱，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可以一物多玩，充分发挥了孩子的创造力。在美术区可以放进橡皮泥、彩色纸、彩带、碎布头和大量的农村自然材料，让幼儿通过画、剪、贴等进行简单的工艺操作，在这里进行民间艺术教育活动，让孩子渐渐流露出对民间艺术的迷恋，在活动过程中让幼儿尽情的享受民间艺术美的熏陶。 3.融入幼儿一日生活当中一日生活皆教育，幼儿园的生活环节也是民间艺术教育的重要途径。老师应该把民间艺术渗透在幼儿的一日生活之中，使幼儿在每天的幼儿园生活活动中，时时处处都能感受到民间艺术，让民间艺术教育更加生活化。例如在幼儿入园时，播放一些琅琅上口的民间艺术童谣以及婉转流利的民间艺术儿歌等给幼儿欣赏，让幼儿带着愉悦的心情进入幼儿园；饭后散步时给幼儿讲述民间故事；午睡后，民间音乐伴随着幼儿起床、穿衣……课间操时让幼儿在民乐、民歌的伴奏下做韵律操、武术操等。让民间艺术教育与幼儿的一日生活紧密结合起来，做到情景化、生活化。 民间艺术是中国文化宝库中一颗灿烂的明珠，是中国艺术中的一朵奇葩，它娱乐性强，内容丰富，具有游戏性、趣味性、教育性等，深受幼儿喜爱，且能因陋就简，就地取材。因此让幼儿学习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教育活动不仅培养了幼儿的创造力以及智慧潜能，而且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幼儿良好个性品格的形成，增长了幼儿对祖国家乡及周围人的积极情感，让幼儿的心灵得到和谐地发展。 幼儿艺术教育毕业论文:幼儿艺术教育管理 [论文关键词]接受关学幼儿艺术教育美术欣赏启示 [论文摘要]通过解析一次大班幼儿美术欣赏活动，笔者认为，接受美学中几个重要理论可以解释这次活动之所以取得成功的原因：“读者第一性”理论启示教师要让幼儿成为艺术欣赏活动的中心；“期待视野”理论启示教师要充分调动幼儿的原有经验：“读者参与作品”理论则启示教师要为幼儿提供创造性表现的机会。 接受美学又称接受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德国康士坦茨大学教授姚斯、伊瑟尔等美学理论家创立的一个美学派别。他们以解释学和现象学美学为理论基础，从研究文学史人手。打破传统的文学理论，将美学实践中读者、作者和文本的地位和功能重新定位，提出了“读者中心”的思想。姚斯认为，不同时代的读者对作品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作品的价值由读者的理解而定，作者在创作时应考虑读者。接受美学在上世纪80年代传入我国，并对我国的美学研究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后，随着人们对它认识的深入，它又给我国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以诸多有益的启示。 美术欣赏是幼儿园目前较为常见和十分重要的一种艺术教育活动，其主要目的是发展幼儿的审美能力，即感知美、体验美和创造美的能力。与文学接受一样，幼儿美术欣赏也是一个艺术接受的过程，其中“读者”即幼儿，“作者”即美术作品创作者，“文本”即美术作品。所不同的是，这里的“读者”身心尚未发展完善，他们的接受需要在教师的引导下才能更好地进行。那么，如果将接受理论的主要思想纳入幼儿美术欣赏活动中，我们能否获得更好的教育效果，让幼儿更好地感知美、体验美和创造美呢?以下案例呈现的是某幼儿园大班的一次美术欣赏活动，它将给予我们一些启示。 大班美术欣赏活动：凡·高的油画《向日葵》 活动背景介绍：此次活动之前，该班幼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探索“用油画棒表现不同质感的物体”。长期的单一探索使幼儿创作兴趣逐渐降低，他们只求用油画棒表现物体奇特的质感，不求造型、配色和构图上的整体美感，画面也严重脱离现实。 活动过程：第一部分是欣赏与讨论，教师首先引导幼儿谈谈对该油画的整体感受。接着由整体到局部分别讨论油画的颜色、造型、构图和质感。第二部分是临摹与创作，教师鼓励锄儿用油画棒临摹或者创作一幅《向日葵》。整个活动持续了50分钟，教师语言流畅生动、富有激情，幼儿始终保持着兴趣盎然的专注状态。 这次活动虽然持续时间较长，但各个环节的衔接自然紧凑，教师、幼儿和作品间的顺利互动成就了幼儿专注而愉悦的审美体验，可以说这是一次成功的艺术教育活动。究其成功的原因，笔者认为，接受美学中几个重要理论的运用也许就是关键。 一、运用“读者第一性”理论。让幼儿成为艺术欣赏活动的中心 接受美学的倡导者强调读者在阅读活动中的地位，即读者是第一性的，他们承认读者的能动创造，提出“一干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时反对文学文本具有决定性的观点，倡导文学史应该成为读者的历史。在美术欣赏过程中，欣赏者也是能动的，他们有不同的生活背景和审美经验，可以对同样的艺术作品作个性化的诠释和创造性的想象。正是因为这种能动性所导致的不确定性，才使得欣赏者的中心地位得以凸显。因此，欣赏者之于创作者和美术作品也应该处于中心位置，而只有具有欣赏者的解读和参与的艺术欣赏才算是真正的欣赏。 在这次以凡·高的油画《向日葵》为对象的美术欣赏活动中，教师并不像以往那样只是灌输给幼儿有关油画创作者的背景知识，然后告诉幼儿别人怎样评价这幅作品。教9币已经意识到“审美活动对于儿童的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儿童在审美过程中的体验”，因此留给幼儿比较多的自由感知、解读和想象的空间，从而确立了幼儿在活动中的中心地位。 在活动第一部分，教师首先让幼儿仔细看看这幅画，然后说说自己看到了什么，有什么样的感受。这一问题的提出立即使幼儿进入认真欣赏的状态。由于问题简单而感性，幼儿回答起来没有压力。可以畅所欲言。有人说：“这是一盆花，感觉很温柔，很好看，比我们画得好。”也有人说：“是一盆菊花，我看着心里很高兴、很快乐。他画得很漂亮。”还有人说：“是向日葵吧，看着心里很舒服，一点也不乱七八糟的。”……教师仔细倾听，频频点头，幼儿的答案越来越丰富多彩，每个人都为自己的表达而感到自豪，谁也不能否定他们的所见和感受。在活动一开始安排这种开放式的话题讨论，幼儿迅速体验到了自由欣赏和表达的乐趣，很快对活动产生了兴趣并专注于欣赏和表达，这使得整个活动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整体欣赏之后，教师很自然地将幼儿引向对作品的局部欣赏。在这一环节，教师的几个追问又一次让幼儿充分表达出自己对美的解读和体验。在讨论画面颜色时，幼儿发现了一对“好朋友颜色”——深绿色和淡青色(“好朋友颜色”是该班幼儿对近似色的生动的称谓，这是他们先前就掌握的概念)，他们非常兴奋。教师捕捉到这一契机，紧接着提出几个问题：“看看还有哪里用了好朋友颜色?为什么你一下子就先找到了绿色的好朋友颜色?画家为什么要用好朋友颜色?”三个问题层层深入，对幼儿提出视觉、想象和情感上的挑战，激发幼儿主动地思考，因此换来了幼儿下面精彩的解读。在回答“为什么一下子就先找到了绿色的好朋友颜色”时，有幼儿说“绿色显得很有生命力，所以我先看到了它”。还有幼儿说“绿色很清爽，让我很高兴”，等等。而在回答“画家为什么要在这里用好朋友颜色”时，有幼儿说“花瓣和花蕊是好朋友，所以要用近似色”。也有幼儿说“这样显得颜色更漂亮了”，还有幼儿说“它们像家人一样，显得很舒服”。由此，幼儿加深了对近似色的审美体验，不仅仅停留于对近似色进行辨识。同样，在欣赏画面的造型时，教师也将理解和感受的空间留给了幼儿。以下是他们的部分对话： 教师：你们看，这朵花是正面的，那朵是侧面的。还有什么样子的啊? 幼儿A：有的高，有的低；有的是靠在一起的，所以有地方挡住了，看不到。 幼儿B：有的花瓣看得很清楚，毛毛的；还有的花瓣是向上长的。 教师：为什么会向上长呢? 幼儿C：花是活的，长得很好。 幼儿D：它们长得很有劲，很快乐。 幼儿E：花茎有长有短，有的是直的，有的是弯曲的。 教师：直的花茎和弯的花茎给你什么感觉? 幼儿F：弯的花茎上的花也是活的。 幼儿G：直的茎显得很高，弯的显得很有力气。 在这个过程中，幼儿不仅关注到作品在造型上的多样性，而且体验了由造型多样性所产生的各种美感。尤其是对这幅画中生命力的感知，有些成人尚且很难把握，幼儿却能领会，我们不得不感叹，艺术欣赏活动的确不该剥夺幼儿体验与表达的机会。 幼儿是能动的独立的个体，他们对一切事物的感知、理解和想象未必会因为年龄小而绝对受到限制。教师在引导幼儿进行艺术欣赏时应该撇开成人对作品固定的解释，运用教育机智给幼儿自由体验和表达的空间，让他们处于艺术欣赏的中心。 二、运用“期待视野”理论。充分调动幼儿已有经验 “期待视野”是接受美学的又一个重要理论。在姚斯的理论里，“期待视野”是指在文学接受活动中由读者原先的各种经验、趣味、素养、理想等综合形成的对文学作品的一种欣赏要求和欣赏水平，在集体阅读中表现为一种潜在的审美期待。“期待视野”一方面影响了阅读者的接受效果，即能否接受，另一方面也影响了阅读者的提升，即能否创造性地接受。 对于幼儿来说，期待视野是指“由原先的生活经验和审美经验等综合形成的一种潜在的审美尺度”。而这里的审美经验表现为“他从以往的审美活动中获得的经验以及所形成的审美情趣和对艺术史、艺术类型、艺术语言、主体、形式等方面的熟悉、领悟与认识等等”。 在这次欣赏活动中，首先是教师选择的教学内容激发了幼儿的“期待视野”，调动了他们的已有经验。从前文介绍的活动背景可以看出。正是由于幼儿厌倦了对油画棒技能的单一探索和重复表现，教师才认识到，幼儿当前需要的是更丰富、更高级的刺激：一方面要拓宽幼儿的视野，让他们认识到油画棒技能的可迁移性，另一方面要使幼儿认识到油画棒可以表现出充满美感的画面。在这样的思考下，凡·高的油画《向日葵》很快进入教师的视野。《向日葵》这幅作品色彩对比强烈，笔触粗重，作品中的向日葵造型各异，花朵沉甸甸而富有质感，整个画面鲜亮明快而简洁。如果把这样一幅艺术作品拿来欣赏，正好可以满足幼儿当前的实际需要，即迁移已有的油画棒技能经验，获得更丰富的视觉感受，切实体验作品中的美感。 在活动过程中，尤其是在欣赏和讨论画面质感时，幼儿的表现验证了教师对幼儿“期待视野”的分析。教师先提问：“不同的花朵摸上去会是什么样的感受?”有的说“毛毛的”，有的说“硬硬的”，还有的说“可能蛮重的”，这让幼儿对质感有了最初的感受。接着教师进一步追问：“如果是你，你会用什么样的方法画出这样的感觉来?”由于有了先前的关于油画棒技能的经验。幼儿争先恐后地说出自己的画法，有的说“用笔的侧面用力擦，画出花蕊，再滚一圈”，有的说“可以用一提一提的方法画出毛毛的感觉来”，有的说“可以用重重的点画出黑黑的瓜子来”，也有的说“用短的油画棒一圈一圈地滚，多滚几次，就会是重重的了”，还有的幼儿甚至跃跃欲试，想要到黑板上画给大家看。正是这一提问，充分调动了幼儿已有的技能经验，使他们表现出对油画棒技能从未有过的激情和创新，他们不仅更好地体验了质感，而且创造性地迁移了已有的绘画经验，。即产生了新的“期待视野”。 此外，幼儿从欣喜地发现近似色到能够进一步加深对近似色的审美感受，同样也是因为教师的提问和引导切合了幼儿的“期待视野”。教师考虑到在幼儿已有的审美经验里已经有了近似色的概念，而且幼儿还亲切地称它们为“好朋友颜色”，因此才在幼儿发现了一组近似色的基础上进一步让幼儿寻找其他近似色，甚至去体验和想象为什么要使用近似色。这既调动了幼儿的已有经验，也进一步巩固了幼儿对近似色的认识，同时还使幼儿获得了新经验，即对近似色的美感体验。 “期待视野”可以有效参与到幼儿获得更高层次经验的过程中，因此熟悉幼儿、了解幼儿已有的各种经验以及他们当前的兴趣和需要，并在此基础上选择教育内容，采取有效策略充分调动幼儿的已有经验，这将帮助幼儿形成更高层次上的“期待视野”。 三、运用“读者参与作品”理论。让幼儿进行创造性表现 接受美学提出让读者参与到作品中来。姚斯认为，“只有通过接受者的媒介，作品才会进入变化着、体现某种连续性的期待视野，而在这样的连续性中，简单的接受将转化为批判的理解，被动的接受会转变为积极的接受，被认可的审美标准将转化为新的、超越这种标准的文学生产”。㈣参与有多种形式，既可以是读者单纯的解读和欣赏，是读者思想上的、不需要通过任何其他媒介就可以表现出来的；也可以是读者在解读和欣赏的基础上，通过其他媒介来表现自己的接受，比如模仿、辩论、再创造等。特别是幼儿，由于他们思想更易于外显，他们更乐于通过后一种形式的参与来表现自己对作品的接受，这是一种积极的接受。同样，我们也更易于通过幼儿外显的表现了解幼儿已经发展了的“期待视野”。 在这次活动中，教师设计了两个环节让幼儿进行创造性表现。一是让幼儿想象作品中不同质感的绘画表现方式，并让他们在黑板上进行演示；二是让幼儿临摹或创作一幅新的《向日葵》，其中主要还是鼓励幼儿画出一幅不一样的《向日葵》。这两个环节都是在幼儿积极地想要尝试表现的时机下开展的，满足了幼儿创造性表现的需要。且不论他们画得像不像、美不美，最重要的是幼儿通过这种表达表现体验了一下艺术家的创作，同时感受到了创作的兴奋和愉悦。而事实上，我们确实也从画面的细节处看到了他们在这次活动中的收获和进步。这给予我们的启示是，教育者应该启发幼儿的想象，激励幼儿的创新，为幼儿的创造性表现提供及时而充足的机会，让幼儿的创造性表现成为教育所追求的目标。 幼儿艺术教育毕业论文:幼儿健康发展艺术教育 【摘要】在孩子的成长中，他们的绘画也以各种形式和特征体现出来。孩子心理上的变化、他对世界的看法、对环境的情绪体验都在他的画中。艺术应为教育的基础，美术教育的使命就是通过艺术来教育人，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的。【关键词】幼儿；绘画；艺术教育；全面发展 正文： 绘画，是孩子们创造天性的显露。我们也许只看到了美妙的幼儿画外在的形、色、图案，却不知这里面蕴含着的重要意义。孩子们常常是不由自主地寻找一切可以涂画的工具和材料，在墙上、地上进行涂鸦。为什么他们有如此强烈的内在表现需求呢?他们究竟是为了什么而画？为了游戏？为了成长？为了艺术？拟或是发自生活本身的一种自然展示？ 毫无疑问，艺术对幼儿是有价值的，对幼儿的成长具有重要意义，成为他们成长和自娱的重要实践活动。那么，我们的艺术教育将为幼儿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艺术活动对于幼儿发展的重要意义何在？艺术教育家赫伯·里德《通过艺术的教育》一书中指出：“艺术应为教育的基础，美术教育的使命就是通过艺术来教育人。也就是说它是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的。”教育家蒙台梭利主张：“应让儿童自由地表现自己的自我，自己的思想，以神圣的劳力依照自己的情感去创作，让孩子学会驾驭自己的才能。”艺术教育的目的在于通过艺术这个媒介，帮助孩子的心智成长，让孩子从绘画过程中体会到艺术的快感和美感。艺术也是一种个性的表达。对于孩子来说，最重要的是以一种玩的心态来尝试和体会自我表达的快乐。 我们在开展美术活动时，应注重发挥每个幼儿的能力和创造热情，引导孩子去发现美，并形成对这个世界至情至理的美感，形成完善而健康的人格，得到和谐全面的发展。因此，幼儿美术教育应着眼于以下几方面的发展： 1培养幼儿的美感和审美情趣 幼儿美术教育的功能，从艺术学的角度来看，在于培养幼儿对美的感受性，引导幼儿审美观的发展。幼儿对美的事物的感受带有直觉性，虽然还很幼稚、肤浅，但已有了初步的审美意识。他们喜欢色彩鲜艳、形象夸张的事物。我们可利用周围现实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打动孩子的心。如：利用自然界、社会生活中的美好事物向幼儿进行美的启示和教育，并为幼儿创设一个充满艺术美的生活和学习环境，使美的感受性得以深化，演化为自身对美的事物的追求与表现，因而变得更富有人性。并通过各种不同的美术活动，使幼儿把自身对美的体验和真实情感倾注在艺术创作之中，从中体味现实生活的美好，这种创造对幼儿来说是很快乐的。 2使幼儿个性得到自然发展 赫伯·里德指出：“教育的目的在于启发培养人的个性，顺应儿童自然本性的发展。”美术教育是表现内心的艺术，幼儿通过视觉艺术这一形式来表示个人的感受，从中体验到快乐、成功、确定自身内在的本质和价值。美术活动为幼儿提供了自我表现的最佳形式。教师应形成正确的教育价值观，利用现有的课程，创造性的教学形式，在尊重幼儿个性差异的基础上，因人施教，因材施教。尊重每一个幼儿的这一权利，并给予被承认的快乐。使幼儿增进自我了解，自我肯定从而促进其自我成长。将来的社会是个多元化、个性化的社会，所有独具个性的美的艺术和文化将在这里获得展示，达到融合。因此，美术教育活动的目的之一就是：鼓励幼儿拥有自发的艺术倾向和创造。正如罗恩菲尔德所倡导的：“让儿童以异于其他人的方式表达其独特的思想和情感，并以此树立自我表现的信心。” 3挖掘幼儿的创造潜能，培养创造能力 艺术活动的目的不在于培养多少职业艺术家，而在于利用这一手段启迪幼儿成为他人艺术的欣赏者和自己艺术的创造者。我们的生活离不开创造，21世纪更需要富有创造性的人才，促进科技的日益进步，使我们生活的世界变得更为美好。 每个幼儿都具有创造的潜能和天赋。孩子们喜欢敲敲打打，搓弄着泥巴，堆砌着沙堆，趴在地上涂画。对各种各样的形与色有着浓厚兴趣，他们总是忘我地投入。发展幼儿在美术活动中的艺术表现力和创造力的主要方法，是为幼儿提供足够的时间和丰富多样的材料，鼓励他们把想到的和感受到的，自由、轻松、愉快地进行表现，在这一自然而然的过程中使幼儿的创造性逐渐丰富。切忌用成人的模式去教导、要求幼儿。急于让幼儿学会写实地表现和掌握技能是不可取的，而应顺应幼儿心理发展的需要。美术活动对 他们来说，是一种感兴趣的快乐的游戏，一切教育的概念都应立足于这个现实基础之上。 因此，无论孩子的天赋差异有多大，如何利用不拘一格的教育，使所有幼儿从中受益并获得发展，这是我们教育的宗旨。 4完善幼儿的人格 未来的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是世界教育共同面临的一个课题。教育应面向幼儿的全面发展，具有健全的人格，是幼儿和谐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艺术活动为幼儿真正人格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从某中意义上来说，幼儿美术活动的实质就是人格化的过程。在美术活动创造的实践过程中，包含了幼儿对美的事物的感知、领悟，以及把这一体验赋于自己的热情和生命加以描绘，从中领悟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过程，使真、善、美的熏陶得以人格化。幼儿绘画时,决不是对客观事物的简单复写,而是表现一个整体的世界。绘画是幼儿的一种内部语言，幼儿经常借助这一语言，表达自己的情感，美好的愿望，泻泄愤怒，流露忧伤。幼儿的绘画就像一面镜子，明明白白地映照出他们的思想和心态以及对我们这个现实生活的感受和看法。 艺术教育对幼儿的成长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要正确把握和利用这一手段。假定我们今天的教育，不过只是对幼儿灌输以技能训练，或是作为一个旁观者，不加以任何具有积极意义的影响，将很难保证幼儿是否能获得一个健康全面的发展。美术教育面临的任务是：教会幼儿学会生活，热爱生活，珍惜拥有一切美好的事物，认识自己的能力，愉快地进行创造、表现、体现自身价值，健康充实地成长，成为21世纪真正的主人。 幼儿艺术教育毕业论文:幼儿艺术教育改革 摘要：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教育为基础和先导，同时又赋予教育更高的要求和期望。构建和谐社会必然会对作为基础教育组成部分的幼儿艺术教育提出新的时代要求。与和谐社会相适应的我国幼儿艺术教育必须思考从其教育的目标、内容、方法、组织形式和评价方面进行改革。 关键词：和谐社会；幼儿艺术教育；改革；新思考 构建和谐社会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种社会理想，是我们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的丰富和升华，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关键时期应对各种社会矛盾和挑战的正确选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蕴含着民主与法治的统一、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活力与秩序的统一、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统一和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没有和谐的教育，就没有和谐的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教育为基础和先导，同时又赋予教育更高的要求和期望。构建和谐社会必然会对作为基础教育组成部分的幼儿艺术教育提出新的时代要求。 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内涵及特征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讲求“天人合一”的国家，所谓“天人合一”即是追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祈求“大同”社会的美好愿望。国家的安定，社会的和谐是历代执政者的共同目标，中国古代出现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都是形容那时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一片祥和的和谐社会。对当今的中国而言，和谐社会思想的提出更具有时代的意义，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也是人类社会长久以往的心愿。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和战略任务。它主要指以人为主体的社会和谐发展状态，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社会结构之间的和谐三方面的基本内涵。 人类永远是自然之子，无时无刻不在享受着大自然的恩泽，社会的和谐有赖于人与自然的和谐，无限制地掠夺自然会造成资源的枯竭，使得地球不再适合人类生存，和谐社会也无从谈起。自然和则美，生命和则康，社会和则安。和谐社会需众人构建。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是和谐社会的基础，也是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构建和谐社会要不断消除不和谐因素，增进和谐成分，才能够营造“贵和”的环境，建设理想的“和谐”社会。社会结构之间的协调统一的关系是和谐社会的根本。民主与法治，公平与效率，活力与秩序，法律与道德，兼顾理性与情感，平等与仁爱，建立“合情合理”的良性社会结构，真正使得社会和谐、人际融洽。 人同时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中，在自然界中作为自然的存在物，人服从因果律，在这个意义上的人具有动物性，优胜劣汰、弱肉强食，必然会产生冲突、战争。在人类社会中作为社会的存在物，人追求道德和自由，在这个意义上的人又具有神性，生活在理想化的精神世界里。怎样才能同时保持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呢?在这两者的冲突中，人怎么决定自己的行为?康德对此揭示了人还有一种独特的需求，在情感世界中对美的追求。康德提出把美作为沟通真与善的桥梁，从人性和教育的广阔视野证实了美育的价值与功能。艺术教育是实现美育最直接的途径，艺术教育以其审美的本质，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二、构建和谐社会对幼儿艺术教育提出的新要求 构建和谐社会是一项全面系统的社会发展历程，它包括了社会经济发展、社会生活、精神文化、资源环境等方方面面的内容。但是归根结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构建人自身、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的理想社会。最根本的因素是人，是人去构建和谐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目的也是为了人。所以人的和谐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只有人发展了、完善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才会真正获得内在的推动力。坚持人的全面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支撑点，离开人的全面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只能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空中楼阁。此外，教育的和谐发展本来就是社会和谐发展有机的组成部分，要建设和谐发展的社会，就必须有与之相呼应的体现公平公正、均衡发展、和合一致、改革创新以及和谐育人，即以人为本，整体育人、全面育人、长远育人，而不是“分数式育人”、片面育人、急功近利育人等基本特征的和谐教育。 艺术教育是人的全面发展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幼儿艺术教育是幼儿全面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幼儿教育中一个领域的艺术教育，在微观上的确有着自己与众不同的教育目标，但在宏观上有着与整个幼儿教育完全一致的教育目标——促进幼儿终身的可持续发展。我们要把幼儿的发展看成一个有机整体，各个方面都要和谐发展。目前，儿童艺术教育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诸多的不和谐，它不是面向全体幼儿的教育，不是全面的教育，不是指向未来的教育，不是创新的教育，不是主体性的教育，不是愉快的教育，不是开放的教育，不是为了孩子终身发展的教育，是缺失审美素质，缺少真、善、美、爱、民主和心灵关注的、过分强化了艺术教育的工具价值和功利价值的不利于幼儿和谐发展的教育，这一切折射出我国幼儿艺术教育与和谐社会所要求的和谐发展的教育相差甚远，我们不仅有必要从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和谐发展的艺术教育的角度来规范当前的幼儿艺术教育目标、内容、方法、评价，更有必要以幼儿为本，从幼儿的实际需要与实际可能出发，进行与和谐社会相适应的幼儿艺术教育改革。 三、和谐社会背景下我国幼儿艺术教育改革的思考 1、确立和谐发展的幼儿艺术教育目标 教育目标是教育方针的具体体现，是人们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和人的发展需要综合确定的产品质量规格与要求，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对教育的各种活动起着重要的制约和导向作用。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和谐发展的人，和谐发展的人应该拥有完善的人格和美好的心灵。幼儿艺术教育目标就要通过审美理想，培养幼儿健全、完善的人格，和谐的灵魂。“共同的理想信念是维系和谐社会的精神纽带，共同的文化精神是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内在动力，而共同的审美理想则是营造艺术生态和谐环境的思想灵魂。”艺术教育的本质是审美与创美的，艺术教育的根本目的是要培养美好、和谐的情感，丰富的创造力，使个体在充满诱惑的世界中能够保持宁静的心态、人性的纯洁。幼儿艺术教育的目标不能仅仅只停留在教授简单的艺术知识与技能，而应该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帮助每个幼儿建造一个精神家园，提升美好、和谐的精神境界。越来越多的对幼儿艺术素质的关注和对幼儿审美情操的投入，是人们对异化的社会和教育的批判，是对和谐美好、充满创造活力的未来社会的呼唤，从而达到美化个体、美化社会、美化自然的高度和谐统一。 2、采择贴近生活的幼儿艺术教育内容 教育内容，或者具体地说课程教学内容是学校或幼儿园向儿童所传递的最基本的知识技能和价值观念。教育内容的取向和选择，体现了教育决策者、学科编制者和教学执行者共同的知识观和质量观，对儿童的学习和成长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作用。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和谐发展的人，和谐发展的人应该懂生活、会生活、在生活中升华自己，在提升自己全面素质的同时享受美好的生活。幼儿艺术教育内容要与幼儿的艺术生活和谐，贴近幼儿的艺术生活，包括幼儿自身、幼儿与自然环境、幼儿与社会环境、幼儿与身边的人群等。将幼儿的生活当成一个整体，不要人为地割裂艺术与生活的联系，自然和谐地从幼儿身边熟悉的事物发掘艺术教育资源，整合协调幼儿艺术教育内容的各方面，用爱和美的教育联通艺术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即艺术，艺术即生活。在艺术生活中，幼儿能够自觉地将一般生活经验与艺术性的生活经验相互沟通、相互融合，从而达到更高的具有普遍自我指导意义的经验。幼儿能够用不同的艺术形式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想法，能够用丰富的艺术活动及其产品美化自己的生活。 3、运用灵活多样的幼儿艺术教育方法 教育方法是指为达到教育目标，完成教育任务而采取的各种方式和办法。教育方法是沟通教与学共同活动的中介，对实现教育目标来讲，它起着“桥”与“船”的作用。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和谐发展的人，和谐发展的人应该是具有创新素质的，个性张扬的，敢于自我承担的，面向未来的新生势力。幼儿艺术教育方法应该以幼儿为主体，运用灵活多样的幼儿艺术教育方法，以充分调动幼儿在艺术活动中的主动性、积极性，保护幼儿的创新意识，满足幼儿的创新需要，培养幼儿的创新能力。以往的幼儿艺术教育，人们总是关注教师如何教，设计一系列课程，幼儿始终处于被动，从一开始就被剥夺了中心地位的权利。在单向的灌输中，幼儿学会了缺乏生命气息的模仿，被动地完成教师既定的教学程序，教师也把原本应是十分活跃的“生命运动”引向了死气沉沉的“荒漠”。幼儿艺术教育方法应该本着个性化，民主性，开放性的原则，创造宽松、和谐的艺术教育氛围，让幼儿在其中自主地探索、体验和感受，让幼儿在其中自由地想像、创作、发表见解，从而培养幼儿的创新素质。 4、选择多样化的幼儿艺术教育教学组织形式 教育教学组织形式是教师与学生为完成特定的教学任务而按一定要求组合起来活动的结构，是教学活动的结构特征，它规定了以什么样的外部形式使教学活动的各个方面在特定的空间和时间条件下展开运行。幼儿艺术教育活动除了选择在幼儿园进行个别教学、班级教学和分组教学这些教学组织形式外，还应让幼儿走向家庭和社区，利用家庭和社区环境对幼儿进行艺术教育，教学组织形式多样化。 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和谐发展的人，和谐发展的人应该与周围的人、事、物相处融洽，和谐的社区环境就是一个和谐的小社会环境，社区教育也应成为一种幼儿艺术教育的组织形式。社区教育是实现“学习型社会”和“终身教育”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全民大教育的具体形式，在促进人的素质全面提高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和谐社会构建的提出也对社区教育提供了新的平台和良好的大环境。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幼儿艺术教育也不能仅仅局限在幼儿园中进行了，与社区的合作成了幼儿艺术教育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通过家园社区合作共育，扩大幼儿艺术教育范围，实行开放式的幼儿艺术教育，让和谐社会的大教育观早日深入人心。社区为幼儿艺术教育提供了一个大舞台，社区的资源和幼儿园的资源互通有无，形成家——园——社区一条和谐的流型线条。 5、进行“以人为本”的幼儿艺术教育评价 教育评价是依据一定的教育目标，按照科学的程序和方法，对教育活动及其参与者的情况进行价值判断，从而为教育决策、教育改革提供依据的过程。教育评价对参与教育活动的每一方面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赋予了一种新的人文精神，需要全社会把眼光重新聚焦到“人”的身上，关注人，重视人，正视人作为人的存在。幼儿艺术教育评价也应该全面地关注幼儿的和谐发展。信息时代的社会生活越来越走向数字化、网络化、全球化，现代教育技术的普及也不断增加着教育活动中的高科技含量，在教育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人们也开始急促地追求着效率和功利，幼儿艺术教育功利化和专业化的现象也越演越厉，严重背离了艺术与教育的初衷。幼儿艺术教育评价贯穿在整个幼儿艺术教育过程中，是教育理念的最终体现。幼儿艺术教育评价和之前三个方面是环环相扣的，是不容忽视环节。构建和谐社会思想的提出，是在更高的境界中领略自然、找回心灵本应拥有的宁静，创造出心灵、自然、社会三者之间更真、更善、更美的和谐。幼儿艺术教育评价也应该与这种和谐的思想相呼应，克服工业文明给艺术和教育带来的共同异化，恢复艺术和教育的魅力，使整个社会变得更加和谐。幼儿艺术教育评价标准应该以人为本，以幼儿为基础，真正了解幼儿的艺术表达方式，真正尊重幼儿的艺术作品。评价内容应该更重视幼儿在艺术创作过程中和艺术欣赏过程中的情感与情绪体验。评价方法应该多元化，协调各方面因素多样性地进行综合评价。为幼儿和谐的生命打下基础。 艺术具有审美认识、审美教育和审美娱乐作用，具有以情感人、潜移默化、寓教于乐等特点，艺术教育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着其他学科教育难以企及的独特作用。构建和谐社会有赖于与之相应的和谐发展的教育，构建和谐发展的教育，既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广大教育工作者孜孜追求的目标。作为和谐社会构建基础的幼儿艺术教育，其自身的和谐发展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和谐发展，因此幼儿教育工作者理应承担起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责任! 幼儿艺术教育毕业论文:幼儿艺术教育存在的问题解析 【内容摘要】幼儿艺术教育是提升幼儿艺术素养、推动幼儿全面发展的有效路径。在幼儿艺术教育实践过程中，仍旧存在着一些亟待优化的问题，因此，本文以提升幼儿艺术教育成效为出发点，对幼儿艺术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以及相应的优化策略进行了研究与探讨。 【关键词】幼儿教育;艺术教育;幼儿发展 幼儿艺术教育成效的提升，不仅要求幼儿艺术教育工作者考虑幼儿特殊性、尊重幼儿的特点、重视幼儿的成长，而且需要找准有效的艺术教育方式和方法，在此过程中，针对当前幼儿艺术教育存在的问题作出研究与探讨，对于丰富幼儿艺术教育理论、优化幼儿艺术教育活动、推动幼儿艺术教育活动体现出应有的教育价值具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在幼儿艺术教育实践中，教师需要在不断的反思与总结中，挖掘幼儿艺术教育中的问题，探索幼儿艺术教育问题的解决路径。 一、幼儿艺术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忽略艺术教育内容与幼儿生活、兴趣的关联 幼儿群体在生活经验和兴趣爱好方面与其他年龄阶段的群体具有明显差异，在尊重幼儿群体生活经验和兴趣爱好的基础上开展艺术教育内容的选择，不仅有利于幼儿对艺术教育内容的接受以及幼儿学习积极性的提升，而且能够在推动幼儿快乐学习、快乐成长的基础上，让幼儿所具有的个性和创造潜能得到更好的发展。然而，在幼儿教育实践中，忽略艺术教育内容与幼儿生活经验、兴趣关联性的现象客观存在，这种现象主要体现在对教材体现出过度依赖以及主观意愿对教师的教学内容选择行为产生明显影响两个方面，继而造成了艺术教学内容的选择出现了以教材为中心和以教师为中心两种倾向，幼儿生活经验和兴趣没有被作为艺术教育内容选择的重要依据，从而导致了艺术教育内容与幼儿生活经验、幼儿兴趣爱好相脱离。 (二)忽略人文精神的传达 幼儿艺术教育的重点应当是审美教育与生命教育，而非艺术技能教育，这要求幼儿艺术教育应当以推动幼儿的全面发展为目标，重视引导幼儿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以及文化传承意识、强调幼儿审美素质的提升以及情感世界的丰富化，从而促使幼儿保持对生活、对生命的热爱。然而，在幼儿艺术教育实践中，重视艺术技能教育而忽略人文精神传达的现象客观存在，特别是单一的艺术教育内容和灌输式的艺术教育形式，更是限制了幼儿艺术教育对人文精神的彰显以及对幼儿成长的关照，这种幼儿艺术教育目标错位的现象，不仅导致了幼儿艺术教育难以实现良好的教学效果，也导致了幼儿艺术教育难以体现出相应的教育价值。 (三)忽略儿童对艺术的体验与表达 幼儿艺术教育活动的开展，需要重视幼儿对艺术教育内容的体验以及表达，这不仅有利于幼儿更好地理解艺术教育内容、感受艺术教育内容所具有的内涵和魅力，而且有利于锻炼幼儿的表达能力、想象能力以及创造能力，促使幼儿产生对艺术进行学习和探索的欲望。但是在幼儿艺术教育实践中，部分教师并没有重视引导幼儿对艺术教育内容作出细微的观察和体验，与此同时，对艺术知识和技能传递的重视以及教学模式的单一化，也导致了幼儿在艺术表达过程中出现了固定化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幼儿虽然掌握了艺术知识和技能，但是却失去了主动挖掘美、感受美和表达美的能力。诚然，艺术理论教育与技能教育对于推动幼儿艺术素养的发展同样重要，但是为了让幼儿更好地养成主动探索和感受美的能力，艺术理论教育和技能教育只能为幼儿感受艺术魅力和开展艺术表达提供服务，这是推动幼儿艺术素养得以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二、幼儿艺术教育工作优化对策 (一)尊重幼儿生活与兴趣 在幼儿艺术教育实践中，教师有必要针对幼儿熟悉的内容或者感兴趣的内容来确定艺术教育内容，只有如此，幼儿才能够对艺术教育内容进行更好的接受与理解。具体而言，幼儿艺术教育内容的确定，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尝试:一是幼儿在生活中喜欢的人物可以成为艺术教育内容中的组成部分，也可以成为对幼儿开展艺术教育的突破口。如在母亲节，教师设置以“最美妈妈”为主题的艺术活动，引导幼儿利用自身的生活经验和艺术经验，对自己的妈妈进行装扮。这既是艺术教育活动，又是亲子活动，对于深化幼儿与家人的感情、引导幼儿对自身生活经验和艺术经验进行重组与再现具有着重要意义;二是幼儿在生活中喜欢的事物可以开发为艺术教育内容中的组成部分。如教师可以将幼儿领到厨房，和幼儿一起利用厨房中的锅碗瓢盆创作“厨房序曲”，这种艺术教育活动不仅有利于让幼儿感受到生活中的美，而且也能够有效激发幼儿参与艺术教育的积极性以及有效提升幼儿的艺术创造力和表现力。另外，教师也可以引导幼儿走进自然、走进社区，发现更多生活中的艺术，从而体现出艺术教育内容、教育方式对幼儿生活经验以及兴趣爱好的尊重。 (二)重视人文精神的体现 幼儿艺术教育并非专业性和职业性的教育，因此，幼儿艺术教育不仅要重视幼儿对艺术知识的获取，而且需要重视对人文精神的彰显，在此过程中，幼儿艺术教育工作者有必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幼儿艺术教育工作作出优化:一是幼儿艺术教育中艺术形式和教学内容的选择应当具备人文气息。幼儿艺术教育需要关注幼儿整体发展，特别是需要关注幼儿人文素养的提升，因此，知识和技能的获取并非是幼儿艺术教育中选择艺术形式的唯一标准，而是应当重视在艺术形式中凸显人文关怀，从而体现出幼儿艺术教育的人文价值。如围绕“爱”这一人文主题，幼儿艺术教育可以引导学生用笔或者歌声歌唱幼儿园、歌唱大自然，围绕“团结”这一主题，幼儿艺术教育可以引导学生开展合作学习，选取与主题相关的教学内容和艺术形式等;二是围绕人文主题对艺术教育资源进行整合。在幼儿艺术教育中，教师可以尝试围绕特定的主题，将音乐、美术、舞蹈等多元化的艺术形式整合进一个课堂当中，这不仅有利于推动幼儿更好地理解艺术作品内涵，而且也能够让幼儿对教学中的人文主题有更为深刻的认知。 (三)强调幼儿对艺术的体验与表达 在幼儿艺术教育实践中，要推动幼儿对艺术进行更好的体验和表达，一是要求幼儿艺术教育工作者能够创造民主、轻松的教学氛围。幼儿教师需要与幼儿构建起平等对话关系，与幼儿共同参与到艺术教育内容及其魅力的探索以及艺术创造当中，确保幼儿在艺术教育过程中具有一定的思考空间、发挥空间和创造空间，从而确保幼儿能够具备更多体验艺术的机会以及表达自身看法、开展艺术创造的勇气;二是幼儿艺术教育工作者需要关注幼儿个体的表现与表达。在幼儿艺术教育实践中，每个幼儿都具有表达自身体验和情感的需求和权利，而作为幼儿艺术教育工作者，则需要尊重幼儿的这些需求与权利，通过引导幼儿进行自主表达、自主创造，推动幼儿艺术素养及其个性的发展;三是幼儿艺术教育工作者有必要引导幼儿与同伴开展积极的交流与分享。幼儿之间的交流与分享，是幼儿在同辈之间开展表达的重要路径，并且这种表达更容易让学生表现出自身真实的想法以及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因此，教师需要重视为幼儿开展交流与分享，对他们具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行为进行肯定，从而让幼儿在轻松的环境中提升自身的艺术素养、艺术表现力以及艺术创造自信，促使幼儿对艺术保持较高的兴趣。 作者:孙媛 单位:河北艺术职业学院

文学与文化论文:谈网络文学创作的文化抉择与现实困境 [论文关键词]网络文学 时尚 文化 现实困境 [论文摘要]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网络文学在引起轰动后，却在时尚的光环下渐显疲态，遭遇到现实的困惑与尴尬。呈现出后劲不足的态势。本文立足于上世纪末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 当今网络文学发展的最新进展的表征 ，试图从其文化和文学的现实问题等方面入手，力图揭示网络文学在当代的文学境遇，从而为探讨使其成为真正“文学”的途径和方法找到能以疗救的症结所在。 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网络文学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网络文学一方面打破了传统文学一元统治的文化语境让文学写作更富有张扬的活力；同时在客观上，网上的写作传播方式已日益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消费时尚。另一方面也就难免鱼龙混杂，作品良莠不齐。网络上的“文学世界”春草疯长，众声喧哗，百无禁忌。它所具有的生猛无羁，靠的是网络写作自由氛围和传播的优势 ；它的良莠杂芜，却是因其外在的历史 、社会、文化因素和本身存在的缺陷及问题使然，以致网络文学在时尚的光环下渐显疲态 ，遭遇到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一、 文化上的困境和尴尬 任何艺术的发生，总是以一定的文化作为语境的。文学从来都是隶属于文化，而网络文学正是通过奠基于网络文化的精神领域才获得 自己的根基。但在文化背景和选择上，网络文学们将传统和时尚两种不同的文化刻意放在对立的文化背景上加以渲染，而不是从整个人类文化整体的角度加以考虑。因此在突破主流话语的同时难免矫枉过正，遭遇了另一种尴尬。 这种困境首先表现在文化身份的焦虑与尴尬。不可否认，网络文学是当代文化中一种时尚而又颇具争议性的文学形式。它借助于现代最新的传媒手段而兴起，以强势的科技背景冲击着传统的文学方式。毋庸置疑的是，网络文学也存在明显的弱点和缺失。“网络是一个虚拟空间，其自身的开放性、全民性、共享性，造成 了话语权力扩散的最大化”。自由、平等、互动、随意性、民间审美意识等等，本是网络文学追求的标志性特质。然而在当代以消费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语境下 ，网络文学在轰然崛起的商业流行话语面前频抛媚眼，显示了一种投降姿态 ，走向呈现出一种明显的矛盾状态。网络文学游离于传统之外，努力建立起 自身的话语体系，形成独有的后现代品格。同时，为迎合读者 口味，创作大多为快餐式消费为主，缺乏人文情怀，在媚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部分网络作家在商业包装下从幕后走向前台，希望提高作品的商业价值 ，渴望跻身于主流话语。网络文学与传统媒介联手而融人消费文化的生产线 ，网络文学便显现出身份的焦虑和尴尬。 其次，虚拟和狂欢背后的文化危机造成其文化品格的缺失与困惑。网络文学的出现是都市化进程结合科技进步的产物。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大众审美趣味和文化需求下，娱乐消费性成为了需要的焦点 ，文学也成了一种可被消费的商品。它审美、教化作用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趣味性和时尚性。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网络文学成了肯德基一样色香味美的快餐 ，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而日趋平民和世俗。人们已经不再期望从它那里得到精神的荡涤，而只是寻求快乐和欲望的满足。目前，人们在喧闹四起的大众文化领域中所见到的更多是愈演愈烈的高技术复制、朝生暮逝的时尚变化，以及即时性的情绪宣泄或心理反应，而长时间的精神性磨练被降格到最低的限度，心灵的玩味和孤独的冥想几乎失去了存在的地盘；这无异于把艺术的精魂推向了消亡的边缘，正是对人生审美过程的衰退的一种回应，意味着人的生命感受正面对着一场很有可能失去 自我提升力量而走 向凡庸的精神历险。一切神圣、崇高的东西在网络的世界中遭受了消解和嘲弄。 因此，网络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通过培植网络文学这一新兴的文学样式，对文学的创作和接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由于自身存在的不足，决定了它目前难以从根本上动摇传统文学的地位。在网络文学文本中，有相当一部分缺乏对社会重大问题、人类生存境遇等终极价值的关怀，还有一些只是纯粹宣泄作者本人生存的怨愤、迷茫与困惑，它们对畸形人生的不满与牢骚，远没有传统文学对现实的批判来的犀利。因此，就文学所应有的刚性和硬度而言，网络文学比不上传统文学。 二、文学格局的边缘地位和异端效应 在当代文学格局中，传统文学依然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保持着强势文化地位。而相对于肇始于民间的网络文学来说其在当下的文学格局中，显然是在文学舞台的边缘努力拼争着。可以说网络文学的写作是一种体制外的边缘写作，网络作家所运用的话语形式是非主流的民间话语形态，他们主观上只是寻找一种能够宣泄的途径去宣泄和释放 ，也就是这种纯粹的我行我素，使其长时间只能在当代文学舞台的边缘向“观众”挤眉弄眼。由于当代文学太多的“另眼观照”和“无奈的被边缘和被另类”，而导致当下的网络文学在当代文学格局中凸现出另类、浅薄和过度商业化的异端效应。 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另类文学”似乎是“前卫文学”的代名词，有一些 网络文学或评论者标榜网络文学为“另类文学”，过分地强调它是对传统文学的一种补充，甚至认为网络文学将成为一种主流文学。然而时至今日，网络文学已显露出两大变化：一是一批网络浮出“网”面，二是网络文学向传统文学的“归顺”与被“招安”一些网络借着网络传播的迅急猛烈之势，背靠网络，面向传统，网上买得人气，再出版印刷纸面文学，并以印数作为成功的参照，这成为当前网络文学的又一道景观，被许多网民戏称为网络文学的“归顺与招安”。当传统文学媒体向某个网络发出“招安”的表示时，某些网络所表现出来的喜悦和成就感 ，令人不能不遗憾地发现，文学的最终权威，依然归位于传统文学媒介。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网络文学呈现出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普遍的网络文学作品内涵浅薄、思想含量严重不足。网络文学创作者始终将写作视点对准个人，与社会、公共 、国家等集体保持相当的距离，他们虽然获取了个人生存经验，但那是游离于社会经验之外的。没有了社会的有力依托，其结论或其暗示的思想就没有或缺少了社会含量 ；割裂历史就会使人物变的孤单，其性格或情节的发展没有了必要的起始点，因此也就没有了历史的沧桑厚重，其作品势必缺少文学所要承担的思想意识。网络文学恰恰比较多地关注了私人话语、本能欲望以及身体、性等纯物质的东西，而少有理性、精神。他们的作品多是编织灰色的梦，令人压抑 ，个性十足，却又支离破碎，不能给人以强有力的震撼或启迪人们进行形而上的哲学思考或人生思考。许多网络笔下的人物追求的终极 目标是轻飘飘的纯物质的东西，几乎没有引人思考的“形而上”的内容，思想含量的极度不足已成为网络文学作品致命的缺陷。 网络文学活动表现出过分的商业化。今日的中国社会一切活动都被赋予了物的内涵，文学亦不例外。文学商业化、文学走向市场是一个趋势，但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依然要重视文学的艺术含量。网络文学显然在这方面失于偏颇，他们在文学市场化的道路上虽然走在了前列，但为了突出文学的市场效应他们有时不惜背离文学的创作原则。正如在网络上时而就会冒出的什么“木子美”、“流氓燕”、“二月丫头”……“她们大胆地身体写作，深刻的内心体验被强有力的商业运行包装、改写……于是一个男性窥视者的视野便覆盖了女性写作的天空与前景”。她们一方面高扬女性大旗，对男性无情抨击、大肆鞭挞，高喊男人发达的肌肉没有丝毫的美感。但在市场的巨大诱惑下，她们又渴望“能拥有一个像父亲一样可以覆盖她们的男人”，这种矛盾不能不说是网络文学创作过分屈从于市场的悲哀。还有一些网络较为熟悉市场游戏规则，他们将笔触紧紧抵住市场、抵住物欲化的现实。于是他们在作品中刻意暴露生活的阴暗面，暴露感官欲望，为读者提供各种刺激。以欲望的顶礼膜拜征服读者、征服市场，很显然这样做大大降低了文学的艺术品位，不能给读者提供以巨大的思想震撼，没有引导读者进行自我人格的磨炼以及对人类进行终极命运的思考。 三、写作形态上的困境和批评缺失的尴尬 网络文学的写作形态，显现了网络作家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态度：即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渴望进入、逃离与漠视，表达的是网络作家们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潜在的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严密的体制对“话语权”的独 占，使得网络作家不堪重压，只能站在秩序之外仰慕大红大紫的同辈，渴望在文坛获得话语权是其深刻的生存焦虑。于是，他们自主选择了在网络中随心所欲地表达来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 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这种对抗姿态，恰恰表现出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重视与憧憬。从虚幻的稳匿状态向现实主流靠近，网络文学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个是网络写作与传统写作两套游戏规则的间离。网络写作最大的特点就是在虚拟的空间中自由地表达、尽情享受挣脱“话语霸权”的“语言狂欢”，以自己为中心 ，快速生产，一次性消费。网络文学创作的非理性游戏规则 ，使得作家们的“创作”失去制约而显得软弱、无力。要实现网络作家在传统文学现实秩序中“落脚安家”的愿望，网络文学创作必须修改游戏规则 ，但修改的结果也就是放弃和背离网络文学的特质。这是网络文学发展的一个结构性矛盾，也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一个困境。 另一个问题是 ：文学主题的严重匮乏。通过纸媒体，从虚拟之境走人现实秩序的网络作家，不管愿不愿意，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虚拟时空的游戏规则，必须接受现实秩序的制约。然而就是在网络中获得高荣誉的作家文本，如果将其放在当代文坛上冷静分析，也会失去它们在网络上炫 目的光环，即使像安妮宝贝这样的网络顶级作家，面对王安忆、铁凝，甚至卫慧、棉棉，其文本主题的可阐释性也会显得单一，剩下的只有主题匮乏的空洞 ，无奈地湮没于传统文学创作的优秀文本之中。因此具有革命性的网络写作形态却因其文本简单而沦人尴尬境地；缺少认识价值的网络文学主题，使得网络作家在通过纸媒体进入现实秩序获得“一席之地”的可能性再次受到质疑。这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又一困境。 置根于网络写作形态内的网络文学之双重困境 ，使网络文学良性发展的前景并不乐观，失去深度的文化生产和消费，最终只剩下游戏的外壳，同时与其尴尬呼应的却是创作的沸腾与评论界的沉默和冷眼观照。 文学的繁荣和兴盛是由两部分构成的：文学文本与文学评论。任何一种文学形态的繁荣和兴盛也必然是两方面共同兴盛的组合。就当前网络文学的现状而言，一方面是创作的极度热情，另一方面是评论的冷淡。任何一次文学的繁荣都必然伴随大量理论研究的成果，网络文学的健康发展需要健康说理、鞭辟人里的文艺批评 ，需要一批学识渊博 、学理讲究、深谙文学规律的文艺理论工作者投入其中，对其进行研究评说，规范引导。理论批评的严重滞后，是当前网络文学发展的又一瓶颈。由于批评的缺失 ，网络文学创作与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误区和问题导致了创作与接受两个环节脱节、作者与评论者之间关系疏离以及理论与现实两个层面之间不能相互照应 ，从而使他们之间难以开展对等的对话。亦使网络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难以实现。 与发展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学相比，网络文学就像站在巨人旁边的婴儿，好与坏只是人们现在的评价。网络文学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新的探索和创造。借用余秋雨先生的一句话 ：只有探索着的艺术才是壮丽的艺术 ，只要还有创造的余地，就有无限的可能，无限的前程。 文学与文化论文:浅谈“原创性”文化的特征与构成——鲁迅、卡夫卡文学创作比较谈 关键词：原创性　为人生　内心的表达　精神病苦　人性异化 摘要：普迅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卡夫卡被称为“欧美现代派文学之父”，他们各以其鲜明的原创性在中西现代文学史上起到了莫基和引路作用。本文通过对两位作家文学观念、创作主题、艺术方法诸问题的比较，探究其原创性文化的成因，为当今文学的发展提供借鉴之处。 关于“原创性”，钱理群曾作过这样的论述:“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一些大师级的思想家、文学家，他的思想与文学具有一种原创性，后人可以不断地向其反归、回省，不断地得到新的启示，激发出新的思考和创造。……鲁迅正是这样一位具有原创性的现代思想家和文学家。”鲁迅可说是中国现代民族文化的源头和灵魂，卡夫卡也具有这样的原创性，所不同的是，卡夫卡的原创性是对于与他有着共同历史文化背景的现代欧洲而言。卡夫卡的一生属于创作的时间只有最后二十年，他生前文名寂寞，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引起西方社会的关注，但一经瞩目便引起一片盛赞。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后现代的许多流派都把他视为自己的先导和同列:“存在主义者认为，是卡夫卡首先看到了追求自由存在的痛苦和孤独;荒诞派在卡夫卡那里找到了自己需求的‘反英雄’;黑色幽默派从卡夫卡那里看到的是灰暗色调和讥讽意味;超现实主义作家看到的是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和‘超肉体感觉’;表现主义看到的却是梦幻和直觉;而卢卡契索性认为卡夫卡表现了社会和阶级斗争本质”。鲁迅和卡夫卡具有如此广泛的影响，其原创性缘何而来，需要从以下几个关系中去考察。 一、不同的观念，相同的视域 首先在文学观念上，生活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鲁迅和卡夫卡存在着根本差别。鲁迅秉承“文以载道”的中国传统，坚持“为人生”和“启蒙主义”的社会宿求。02世纪30年代，他曾这样谈及自己的创作:“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而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而卡夫卡则仅仅把写作与个人命运相连，把创作当作个人心灵的抒发。他在1914年8月6日的日记中写到:“以文学为出发点来看我的命运，则我的命运十分简单，表达自己梦幻一般的内心生活，这一意义使其他的一切都变得次要，使它们以可怕的方式开始凋谢，再也遏止不住。”虽然创作目的不同，但他们都具有以创作完成某一重大使命的真诚和郑重，并以冷峻的目光看待社会，以宏观的视角审视人生，创作主题凝重而深刻。 鲁迅从“为人生”和“启蒙主义”的观念出发，以“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的勇气，以超越他人的敏锐和深刻，无情地揭露了中国近代社会存在的两大问题:长期的专制集权统治造成民生痛苦;皇权文化传统奴化国民精神。 集权统治在中国有深厚的历史基础，从春秋战国的五霸争雄，到封建社会时代“国家即联，联即国家”的“家天下”，专制集权思想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每一层面、每一角落。鲁迅笔下那些活动在社会底层的一些小人物，小到不能形成与政权机构的直接对抗，但无一不承受着封建专制权力的制压。如未庄的阿Q，赵太爷不许他姓赵，假洋鬼子不准他革命，在压迫下他失去了姓氏权、劳动权、恋爱权、甚至生存权;禁锢在深山和宅院里的祥林嫂也承受着政权、族权、夫权、神权的交相压迫，终至无路可走，身心俱毁。 文化传统是指几千年的中国封建文化，尽管在鲁迅生活的年代人们习惯于说它代表了中华文明，说它孕育了君臣相佐、长幼相亲、温良恭俭的中华美德，而学贯中西的鲁迅却果决地宣称，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史是吃人的历史，是在仁义道德的旗号下吃人的历史。《狂人日记》借狂人之口直言:“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祝福》则以具体的形象揭示封建礼教吃人的本相。祥林嫂中年而荡、暴死街头固然有封建政治经济压迫的原因，但主要的是夫权、族权、神权等传统道德观念给她的精神压迫。有了夫权意识，才有她对婆婆和未成年小叔的慑服;有了族权意识，才有她对大伯收屋行为的顺从;有了节烈意识，才有她再嫁时的哭闹挣扎，碰头求死;有了神权意识，才有她听到死后分尸的奇谈就惊魂不定，终至在是否有来世、有地狱、有灵魂的疑惧中毙命街头。鲁迅在中国人还沉浸于“文明古国”“礼义之邦，’的自恋时大声疾呼“封建礼教吃人”，如同尼采惊呼“上帝死了!”一样发人深省。 卡夫卡在自我灵魂的披露中也必然关涉人的精神赖以形成的社会、历史、文化等重大问题，因此在他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如鲁迅式的对社会存在本质的凝眸，对民生生存状况的剖解。 对社会生存本质的认知，卡夫卡也首先从社会组织形态人手，揭露现代西方一体化社会里存在的权力制度的重大问题。其一，它与人民由疏离而走向敌对。如《城堡》里迷雾笼罩中的城堡是政权的象征，它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城堡的主人伯爵不知其所归，主管克拉姆也与人民隔绝，以至于连他的情人、秘书、信差也说不清其面目行踪。因此，土地测量员K被邀请而来，又被排斥在外，任其如何努力也无法传达要进城堡的诉求。《审判》中约瑟夫·K无端被捕，却申诉无门;乡下人徒然看到法律的光辉，却进不了法律的大。其二，它强大、冷酷而残暴。如《审判》中的法官、看守、督察无处不在;《城堡》中的主管、秘书、主任层层叠叠，公差、信使、暗探成群结队(;在流放地》中的小兵因没有听到长官的号令就被处以死刑。其三，它表面有章，实则无序。《城堡》中的权力机关(公事房)芜杂，权力履行程序(公文的发放、签署、存放)混乱，机构臃肿，职责不明，以致公文旅行，公事推诱。在这样的社会组织形式下，人如困兽犹斗，飞蛾扑火，终归于毁灭。 二、敏锐的观察，深切的表现 刻意展示生存的痛苦，注重展示人内心的困惑，从人的内在精神出发去阐发人类的生存相，而不重外部环境的描摹，这是生活在异质文化背景下的两位大师惊人的契合处，用鲁迅的语言是关注“病态社会”里人们“精神的病苦”，在卡夫卡的艺术里则是震撼西方的“人性异化，，主题。 鲁迅以锋利的语言鞭挞落后的国民性，痛恨长期的封建压迫造成的奴性和忍耐顺从。如在民国的大堂上，阿Q“膝关节自然而然地宽松，便跪了下去”，虽遭“站着说!不要跪”的呵斥也不能已。《故乡》中闰土的那声“老爷”显现的是奴性。而祥林嫂的悲剧是驯服和顺从。对她来说，节烈、从一而终不是他人协迫，而是在忠孝礼义、三纲五常的民族文化中养成的习惯和自觉。对于落后的国民性，鲁迅恨之更切的是国民灵魂的愚昧、麻木和贫痔。如祥林嫂相信有来世，华老栓相信人血馒头可治病，这都是愚昧。《药》、《示众》、《阿Q正传》中群看客的呆定，红眼阿义的暴力，茶客的义愤，夏瑜之母的报颜，均显示着麻木。阿Q的“儿子打老子”的精神胜利，“状元也是第一”的妄自尊大，被绑赴刑场还一心要按惯例唱几句戏文以博围观者的喝彩，更是惊人到极点的麻木。杨二嫂之尖酸无赖，阿Q之泼皮，孔乙己之浅薄，四铭之狠琐无一不是混合着麻木的灵魂的贫痔。鲁迅更凉骇于人性的冷酷。(明天》里单四嫂子丧子的悲痛无人关注;祥林嫂的不幸也没有引起他人真正的理解和同情，而那把她的痛苦悲哀咀嚼殆尽之后展示的“厌烦和唾弃”施以“又冷又尖”的笑，显示的是怎样的人胜的卑劣与残忍啊! 卡夫卡则致力于展示现代病态的西方精神，揭示工业化大生产社会里“人性异化”的悲剧。在艾略特宣告西方人精神业已沦落之后，他进而揭示了西方人精神沦落—“人性异化”的方式。这异化首先来自于一体化的社会形式。如《城堡》里国家政体的病态使K的人性变得狠琐、险诈;《审判》里法律的强大使约瑟夫·K放弃争斗，像驯顺的动物被无声地宰杀。其次来自于现代物质社会的压抑。如《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在沉重的家庭负担下丧失了人格独立，毫无尊严地生活，继而又在旅行推销的快节奏生活中丧失了生活的乐趣，变成了只记挂着起床、坐车、上班的机器，最后在形体变成甲虫后仍感到上司的淫威，充满失去饭碗的恐惧。其三，异化来自人性的冷酷，人际关系的冷漠敌对。如《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在变形前是家里的经济支柱，是父母的爱子、妹妹的良兄，在变形后失去工作，失去收人也就成了家人的累赘，为世所弃，举目无亲，与世隔绝。这正如卡夫卡自己的体验:“现在我在我的家庭里，在那最好的，最亲爱的人们中间，比一个陌生人还要陌生。”川‘阶，在他的笔下，《城堡》里的K进不了城堡，是由于人与社会政体的隔膜，更是由于把他扔出城堡村的村民、阻挠他面见克拉姆的女老板、村秘书，拒绝聘请他当土地测量员村长，包括那时时盯视着他的助手、跟班无一不是横在他与城堡之间的鸿沟。 三、时代感与民族性 敏锐的时代感和强烈的民族性是鲁迅和卡夫卡共同具备的品质，也体现在他们对创作方法的运用上。 在题材内容上，两位作家都站在人类历史的高度上，把批判目光凝聚在社会病态和人性卑污这两极，但所展示的社会人生的具体问题却又极富民族性和地域特征。鲁迅人生的前三十年生活在腐朽没落的清王朝，参加“文学革命”潮流时早已是民国，但他能认识到，虽然02世纪初中国封建专制政体垮台了，但封建专制思想和道德文化还固守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制约着近代文明的发展。因此，鲁迅展示政权、神权、族权、夫权即封建化的中国权力意志形态，揭示愚昧、麻木、忍耐、)l项从的精神病苦，意在唤醒国人起而抗争。卡夫卡与之相反，一生中有三十六年生活在反动的哈布斯王朝，只有六年生活在捷克共和制下，但他认清了西方全面资本主义化的趋势，看到了商品化、物质化对人的压抑，社会机体与个体人的疏离对立，商业化社会价值观念的逆转和人性的沦落，这些均是现代西方无法治理的现代文明病。 在创作方法上，鲁迅曾一度将文化视野瞩目于西方。思想上，领受过尼采的超人哲学、达尔文的进化论;艺术上，则先后瞩目于近代东欧—俄苏的民主主义和西方的“现代主义”。于是，在《药》中我们看到了普希金小说的片幽褪且接，快速推进故事，或看到了托尔斯泰的明暗线掩映。在《祝福》、《孔乙已》中看到了限制叙述。在《狂人日记》中看到了不关注故事的演进、人物场景的描画，而切人人活跃意识的意识流;或看到了不追求客观、形似，而以直觉、象征直击本质的表现主义。在《阿Q正传》中看到了寓悲于喜，把痛苦化作玩笑的“黑色幽默”，也看到了阿Q这毫无英雄特质的“反英雄”形象。 卡夫卡生活在传统的现实主义和反传统的现代主义艺术的交接点上，选择了轻再现、重表现，弃现实、就精神的现代主义。在现代主义阵营内，作为稍晚于象征主义而产生的表现主义大师，他接受了象征主义表现“内心最高的真实”和“主观外化’的基本观点，但在“主观是什么”，“主观如何外化”的途径上又与象征主义存在很大不同。在创作实践上，他已经超出了表达个体心灵的个人主义范畴，而表现出对事物本质和永恒真理的探求。在“主观外化”的方法上，卡夫卡超越象征主义“客观对应物”的表现法，并发展为内含丰富的表现主义。 总之，两位大师原创性艺术形成的动因，是致力于人类新文化的视野拓展一一批判社会—重新建构新时代人性。 文学与文化论文:海派的文化位置及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之关系 近年以来，海派文学和通俗文学的深入研究造成了我们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新的认识　。这两种文学形态正好都是长期被有意无意地排斥、遮蔽，不见于文学史家的笔端的。　现在我们知道，非主流的文学并非没有生命力。经过“五四”新文学家们严正口诛笔伐　的鸳鸯蝴蝶派，到了20年代并未销声匿迹，反而增长，这有资料为凭。(注：据范伯群　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第七编“通俗期刊编”(汤哲声执笔)有关统计，仅19　21年至1929年创刊的鸳鸯蝴蝶派刊物就有51种之多。其中有名的，如《半月》、《礼拜　六》(再复刊)、《红杂志》、《红玫瑰》、《小说世界》、《侦探世界》等。)海派到　了40年代上海的孤岛和沦陷环境，在左翼作家和他们的读者纷纷转入大后方的时候，反　而出现了鼎盛状态，并与现代性显著增强的鸳鸯蝴蝶派有了渐趋合拢之势。张爱玲就是　一个真真确确的代表。至于在今日中国文坛上，海派和通俗文学的“复活”是无疑的，　有目共睹的。 于是，学术界有人提出写纯文学和通俗文学双翼齐飞的“大文学史”的目标。这当然　是针对以往文学史严拒通俗作家，至多不过把历史梳理成通俗文学如何向纯文学、雅文　学“投降”这样一种状况而言的。(注：一般将张恨水这个通俗文学大家就作逐渐向新　文学“投降”来诠释。)“大文学史”的提法如在今后展开讨论，估计会引起有益的争　议。比如我本人认为在现代文学发生的历史上，文学观念的一次次更新，实验性、先锋　性创作的此起彼伏，形式的不断探索，总归是纯文学的事情。这不能不决定着文学史的　流向。而通俗文学并非就是鸳鸯蝴蝶派，它还应包括海派的一部分，解放区文学的一部　分，加上形形色色的大众文学。即便以鸳鸯蝴蝶派论，其主要功能和贡献，是将文学推　向市场，推向市民，积累了一些将传统文学逐步调整为(改良为)现代文学的经验。但毕　竟在文学发展的作用上，不能说是可以完全等量齐观的。 两种文学并置的文学史设想，虽然可以质疑，却能激发想象和思考。纯文学中的海派　由于从产生那一天起，便与所处的都市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又同通俗文学靠得最近(按　照鲁迅、沈从文的提法，鸳鸯蝴蝶派就是海派，或海派的张资平简直就是鸳鸯蝴蝶派的　余孽等(注：鲁迅论及海派和张资平的文字可见《上海文艺之一瞥》、《张资平氏的“　小说学”》等，收入《二心集》。沈从文谈及海派和张资平的文章《论中国创作小说》　、《论“海派”》、《关于海派》等，分别收入《沈从文文集》第11卷、第12卷，花城　出版社，1984年7月版。))，那么，如果要写一本纯文学和通俗文学长期并存、互相渗　透的文学史的话，将现代通俗文学中的鸳鸯蝴蝶派和主要性质是纯文学的海派区别开来　是必要的，说清楚两者的关系也应是一个前沿的、不容忽视的题目。 一 鸳鸯蝴蝶派文学同海派文学，不是源与流的关系。就像民国旧文学不能自然过渡为新　文学，鸳鸯蝴蝶派也不能自然延伸出海派来。 这可以用小说为例。在民国旧派小说中，鸳鸯蝴蝶小说是最占据势力的。这派小说经　过近年来对其现代性萌芽的仔细寻觅，大致指认了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已经具有一定　的揭发封建礼教罪恶的进步意识；第二，学到一些外国文学的技法，不是完全封闭；第　三，对文学语言有相当的改进，所使用的是业已松动的、能向白话过渡的近代文言。有　了这带现代因素的三项条件，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却没有能够经过积累、自我调整为新文　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的文化态度的保守性。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不肯与明清小说作　彻底的决裂，它的观念如此，做了点改动后还是顺着旧轨道滑行。被称作鸳鸯蝴蝶派小　说“祖师”的骈体小说《玉梨魂》现在看来一点都不通俗，搭了古典诗文传统和林(纾)　译小说的两头，得到有旧记忆的文人读者的“最后”一次欢迎，然后就一直向保守市民　的通俗阅读倾向流去。而“五四”小说是彻底移植西洋小说的结果。虽然它一旦树立起　来之后，“传统”的内在机制就隐隐地显露，但它绝不向“后”看，径直培养自己的新　型读者和新兴市场，走入了现代小说的行列。有人在比较“民国通俗小说”和“新文艺　小说”时，就曾说过：“民国通俗小说的变化与西方小说没有必然的直接关系，它与西　方文化的关系是通过了一个中间环节的间接关系，这个中间环节即中国的社会风俗，西　方文化影响了民国社会风俗，民国通俗小说又随社会风俗之变而变。”“当然，这并不　排除某些民国作家的某些具体作品直接搬用了某些西方小说的做法，但从总体上说，是　间接接受影响还是直接搬用、模仿，正是民国通俗小说与新文艺小说的根本区别。”[1　](P25)我们撇开这位作者明显抬高“传统”价值的倾向，也可证明不与西方小说“对接　”是鸳鸯蝴蝶派小说和纯文学小说的一个严重分野。 正像商务印书馆1910年创办的鸳鸯蝴蝶派刊物《小说月报》的命运，到了1921年从12　卷1号起由茅盾接编，改弦易辙，成了当时创作现代小说的大本营。《小说月报》的鸳　鸯蝴蝶派旧人说服商务印书馆的老板另辟《小说世界》，于是各走各的道路。张资平原　为“创造社”四元老之一，是纯文学内部才会孕育出海派张资平的。张资平写的是茅盾　执编《小说月报》时期的小说，带头“下海”后写的是三角多角的西洋恋爱小说，从来　没有写过鸳鸯蝴蝶派控制《小说月报》时代的那种言情小说，是再明显不过的事。 实际上，鸳鸯蝴蝶派和海派虽都处身于商业文化的环境里，都是带有商业气息的文学　，但它们是在现代都市转型的不同时期先后出现的，是在上海文化的多重错位中形成并　生存的。从晚清、民国到20世纪的20、30年代，上海形成的初步现代物质文明，落在了　中国大陆广袤的“农业文明”包围之中，这是一重的文化错位。此种错位也决定了第二　重错位，即上海新兴文化内部的不平衡性。就是，上海既有古老的华界，又有新起的租　界；在租界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既有贴近华界的华洋过渡型的文化社区，也有在租界“　腹心地带”形成的全新的由国外引进的现代型文化社区。华界和华洋过渡地区，即清末　的上海县城(今南市区)和五马路、四马路地区，就是鸳鸯蝴蝶派文学赖以生存之地；租　界中心区以20、30年代的南京路(大马路)、霞飞路为代表的，即是海派的诞生地。重要　的是后者并不能完全取代前者，因为有第一重的大文化错位圈存在。这情景到了30年代　的中期，随着上海现代文化环境的移植成功，就显得格外显眼。有“移植性”，就有“　本土性”，两者纠缠如怨鬼是以后的事情，在当初，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在上海各自依托　的却是两种消费文化环境。此即鸳鸯蝴蝶派和海派来路不同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 如果考察鸳鸯蝴蝶派所写的妓院戏楼，及男女间的欢爱、戏弄、残害的故事，再看后　来的海派所表现的出入影院舞厅回力球场的摩登男女的现代生活姿态，把两者区分是很　容易的。在30年代中期，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也会写到南京路的现代生活场景，这时你要　注意它们各自不同的文化眼光，其中的差异仍然不小。海派在功能上，会去分鸳鸯蝴蝶　派的文学市场份额，会去学鸳鸯蝴蝶派文学获取“大众”的手法，但在文学价值上，它　一心追求的是如何体认现代人的现代品格：注重和张扬个性，领会都市的声光影色，感　受物质进化带来的精神困惑与重压，进而提出人对自我的质疑等等。鸳鸯蝴蝶派的现代　感觉大大落伍，慢了不是一个两个节拍，它们是不能混同的。 海派一开始就认识到在上海的文化错位中自己占了有利的位置。它发生的时候所具有　的眼光是“白领”的眼光(对普通下层市民只抱同情)。它所认同的洋场社会生活方式，　沪西高级生活区的情调、专演派拉蒙和米高梅片的电影院、跑马厅、跑狗场、博览会的　气氛，开放的社交、娱乐、商业、教育活动，人和人在金钱关系中寻求新的调整方式，　逐渐成了“上海”的标志。就像过去的上海典型标志物是“城隍庙”，如今成了“先施　公司”的尖顶。上海成了“移植文化”为主导、而中国固有文化要在融入“移植文化”　之后才能立定脚跟的一个都市。有一件事可以证明在上海的发展史中，中国人的民族主　义情绪曾要改变这种现实。国民党上海市政府1929年曾有过一个在江湾一带建设“上海　市市中心区域”的计划，目的就是想把“外滩”的上海、租界的上海，改成以华界为中　心的上海。而且进行了一部分，盖了政府办公楼和体育场。中日淞沪战争可能是导致此　“爱国”计划流产的原因之一，而我认为根本的原因是这一行政命令违背了上海之所以　成为上海的城市特性。近代以来的上海如果离开了世界性的金融、贸易体系，是构不成　真正意义的现代都市的。而上海的金融贸易把握在殖民者手中，经济活动发生在租界的　大楼里。海派文学反映的正是以租界为主位、华界为边缘的这个城市的面貌。而鸳鸯蝴　蝶派长久地在“边缘地带”徘徊，一直到40年代的上海出现了一个历史机会，左翼转向　了后方，通俗文学得势，鸳鸯蝴蝶派对上海的文化环境有了认识，它找到了融入“移植　文化”的切入点，寻找与海派接近的可能性。我们只要仔细研究《万象》杂志的生长过　程，就能体会到这一点。《万象》自1941年创刊，本来由陈蝶衣主编，作者几乎都是鸳　鸯蝴蝶派的人，倾向已经趋“新”，但无奈作者群旧派势力过强，老市民的趣味脱不掉　，影响了销售市场。两年后的1943年改由柯灵主编，走的是大众文化的路子，新文艺作　家成为作者队伍的主体，将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也纳入“新市民”的轨道，特别提携新兴　的海派作家，张爱玲的名字就在《万象》出现了。现在，我的博士生(李楠)在研究上海　小报时发现，从上个世纪初到30年代的小报主要是控制在鸳鸯蝴蝶派的手中，那里的“　社会新闻”将讽刺的矛头指向初起的海派作家，一点不比挖苦左翼作家差。一直要到40　年代才逐渐缓和下来。这也是一个明证。 可见，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在很长时间里是两股文学流。海派自产生之日起，便是“现　代性”文学的一部分。鸳鸯蝴蝶派有一个较长的获得“现代性”的演变过程。而且只要　上海一地的新旧消费文化交叠错位，两派就都有存活的依据。 二 我们从海派和鸳鸯蝴蝶派相似的文学主题上，再来作些分辨。 先看都市物质主题。海派以展露现代文明条件下人的生存与物质关系为基本母题，那　么，取其两端，则屈服于物质的压力迷醉而不能自拔者有之，对机械文明造成的人的困　顿提出疑义者也有之。像刘呐鸥、穆时英这样的“都市之子”，从《都市风景线》、《　公墓》等集子里所传诉出来的城市生命感觉，对物质的揭露，是与对物质的企慕、沉溺　，紧紧纠葛在一起，享用生活和厌倦生活是同时产生的。这是海派的生命体验，来自现　代都市不可克服的矛盾性。也是现代人从乡村蝉蜕出来之后面临的处境。海派是都市中　敏感的一群，他们对现代生存压力的反弹，锻炼成海派两个方面的感情形式：如果能保　持理想，较为理性地反诘社会、反诘自身，就具有一定的批判力，文学中也会包藏忧郁　；否则，痛快地宣泄，放浪形骸，狂暴的、怪诞的、无顾忌的表现，就会走向“邪僻”　。但无论哪一类，他们对现代都市的发现都是双重的，于罪恶中发现美。刘呐鸥不断地　说，城市不是没有“诗意”，只是“诗的内容已经变换了”[2]。“电车太噪闹了，本　来是苍青色的天空，被工厂的炭烟布得黑蒙蒙了，云雀的声音也听不见了。缪赛们，拿　着断弦的琴，不知道飞到哪儿去了。那么现代的生活里没有美的吗?哪里，有的，不过　形式换了罢”。刘呐鸥在下文提出，那个美的内容和形式，即叫“thrill,carnalintoxication”(刘将此句译为“战栗和肉的沉醉”)[3]这真是海派的文学宣言!这里引　进的新的价值观念，对于现代上海不是简单的诅咒和反叛，而是加进了远为复杂的音调　，在现代消费文化的笼罩下，充满了人对物质的惊喜和恐惧。对于海派，都市已无所谓　天堂和地狱的明显界限，同时，又存在着把都市描画成天堂或地狱的全部可能性。 这样的物质化都市的观念，海派怎能存希望从鸳鸯蝴蝶派那里继承呢?综观最优秀的鸳　蝴通俗社会小说，特别是专写上海的，如包天笑的《上海春秋》、朱瘦菊的《歇浦潮》　、平襟亚的《人海潮》、毕倚虹的《人间地狱》，它们对现代都市的态度只是揭发罪恶　和弊端，从农业中国的立场出发。这批小说好似对现代进程的大上海众生相给予一个详　尽的摄录，富有时事性、秘闻性，很可借此存下一部丰富多彩的上海风俗史，却缺乏独　特的眼光和生命的体验。所以，夏济安可以对《歇浦潮》、《上海春秋》保留下的老上　海风俗材料“佩服得五体投地”，却最终仍批评说：“这种书的缺点是：作者对道德没　有什么新的认识，只是暗中在摇头叹息‘人心不古’；对于经济、社会变迁，也没有什　么认识，只是觉得在‘变’，他们不知道，也不care to know为什么有这个‘变’。他　们自命揭穿‘黑幕’，其实注意的只是表面。”[4] 接着看两性主题。海派和鸳鸯蝴蝶派文学历来被认为是最擅长表现男女关系的文学，　前者写恋爱小说，后者写言情小说，就是这两种叫法，中间的区别已经够分明了。在都　市背景下表达人与人的关系，包括两性关系，海派的现代性可说直逼眼前。如果没有对　两性问题的思索，新兴的恋情方式同丑陋的色情勾引，如何分得清楚?海派内部这两种　城市两性的典型表现，显然色色具备。而将“性”与“爱”两相分离，使得“性”裸露　出某种“原始”的意味，是最易与那种为“性”而“性”的描写相混淆的。这样，在都　市，的美与丑激烈碰撞，海派文学中的佼佼者，就有了叶灵凤的性忏悔、张爱玲的　对女性困境的逼真写照、徐讦的寻觅和情爱真正出路的意识。海派的两性文学，从　生理搏动到包孕现代生命哲学，都市人的内在心理冲突均得到充分的展示。 而鸳鸯蝴蝶派的言情，长久地在“传统道德”的圈子里打转。它最早的境界，是同情　于妓院里的恋情，后来是揭发用金钱买“性”的可悲。到了张恨水的《啼笑因缘》、秦　瘦鸥的《秋海棠》、刘云若的《红杏出墙记》这三部言情代表作出现，鸳鸯蝴蝶派文学　的两性表达攀上了自己这派文学从来没有达到的高峰。其中，前两部意在暴露军阀恶势　力对伶人的肆意践踏，“真情”的被毁灭，世上美好事物的被毁灭，即是全书文学价值　的所在。《红杏出墙记》可能是此类小说中最出格的一种，两性中多爱的现实性，婚外　恋酿成人物的内心焦虑和痛苦，都得到了正面的表述，是很难得的。但这部小说，情节　设计花哨，悬念的设置尤其复杂，通俗小说的“本性”即注重故事的热闹往往掩盖了对　两性关系的深入探讨。如此看来，把海派的两性观念与鸳鸯蝴蝶派的相比较，现代性差　距之远也是十分明显，谈不上有什么直接前后接续关系的可能。 再来看新与旧的主题。表面上看，两派在这里似乎很不接近，鸳鸯蝴蝶派的文学是写　旧的，感情也倾向旧的，而海派就是要出新，要现代，要摩登。其实不是这样简单。鸳　鸯蝴蝶派的作家为了猎奇，观念是陈旧的、落后一步的，描写的事物反而是上海刚刚登　场的崭新崭新的东西。对于社会的新旧交替，它倒容易廉价地将新的终将取代旧的，直　线地告诉读者。海派的都市故事发生在十里洋场，穆时英的流线型的上海，“爵士乐，　狐步舞、混合酒，秋季的流行色，八汽缸的跑车，埃及烟”[5]，多么时髦，但有意味　的是这样的上海仿佛仍被乡土中国包围着。穆时英一方面是洋场文学的“圣手”，一方　面却用写舞厅、酒吧的笔，来写《父亲》、《旧宅》和集外的《竹林的惆怅》。(注：　穆时英的《父亲》、《旧宅》收《白金的女体塑像》，现代书局1934年7月版。《竹林　的惆怅》作为遗作发表于1954年10月澳门《小说月服》第8期。)这些小说是些十足的怀　旧感伤的故事，作者似乎是患了“怀乡病”。而海派的另一位作家施蛰存背靠松江、苏　州、杭州，写他的乡人在上海的遭遇如《春阳》、《鸥》，同他的《梅雨之夕》、《巴　黎大戏院》纯都市人的感觉适成对照，可见他身上充溢的“乡土情结”和“民间情怀”　。读海派的这类小说如置身于都市中的乡村，或者拉开更大的时空距离，似觉置身在宏　大乡村世界的一个边缘城市。新旧的掺杂更显错综。 海派描写旧事物怎样附着于大都会肌体之上，尤其深入的是一种新上海的旧家族文学　。张爱玲、东方@①@②便是最长于写旧的世家儿女在都市的遭际与不测命运的。作为李　鸿章的重外孙女，张爱玲写出的《倾城之恋》、《金锁记》、《花雕》，是由旧家族世　界的失落，转而向上海、香港的世俗市民生活去寻找个人的精神家园的。张爱玲尽管熟　悉出入电影院、服装店的洋派生活，但她发现在此类簇新的消费方式下面，所残留的都　市感情方式，有多少仍是那么古老：封建性的嫉恨几乎贯串了她作品人物男女之间、上　下辈之间的恩恩怨怨。张爱玲真正了解上海首先还是传统中国的一分子，然后才是添加　上去的“现代质”。她说过：“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　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6　]这是对中国新与旧的透底的认识。东方@①@②的作品成集的有《绅士淑女图》，他的　小说里面活动着洋场上的旧家子弟，留下了从满清贵族到新型少爷(“小开”)的错杂脚　印。东方@①@②表现上海的新中有旧、新旧过渡，也是别开生面。 关于现代上海的新与旧，常与变(沈从文喜爱谈论湘西的新与旧、常与变)，如果没有　对现代中国相当深入的观察、认识，是无从融汇到文学写作中去的。鸳鸯蝴蝶派对都市　的看法远远落后。海派的都市意识具某种超前性质，这只有在提前体验了工业化都市而　反叛的世界现代派文学和美学的影响下，才会产生。已经有学者指出，中国海派的审美　根源来于唯美主义。(注：参见解志熙《美的偏至》，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8月版；李　今《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所以，将海派和鸳　鸯蝴蝶派的文学都市意识两相对比，它们的思想资源也是不同的。我们只能感叹于中国　现代文明的发展在一地之内的不平衡性，想到它们的错位，而主要不是想到他们有什么　相互继承关系。 三 说到雅和俗，在文学面向市民读者、面向消费，因而全部或部分地走向“通俗”这一　方面，海派和鸳鸯蝴蝶派倒是最有接近点的。 海派的雅俗善恶二元混杂，来源于上海这个商业都市的二重性。一方面是新生的、有　活力的现代都市；另一方面，因为有旧文化的多层包围，因为现代性质的文化消费并不　能排除消极面，现代文明也能媚俗，它就呈现出善恶兼备的形态。又由于读书市场的商　业趋利作为重要动因，海派如想无限地求新求奇，就要发展自己的先锋性；如从众、从　俗、从下，就会追求趣味，反对崇高，扩大自己的通俗特征。海派的雅俗，还同上海这　个都市的读者分流有关。雅是为了呼应这个城市的雅读者群，包括洋行、海关、银行、　公司的写字间读者，也包括铁路、邮政雇员的一部分及大中学校师生的一部分(即有的　是海派的读者，有的则构成激进的左翼读者群)。俗是为了迎合通俗读物的读者群体，　如低级职员阶层、广大的店员阶层和其他居住在石库门房子里的市民阶层。这样，海派　在上海的先锋文学市场和通俗文学市场两边都占据了位置：表现都市新的观念、新的生　活方式的海派文学，由先锋而高雅；俗的支流则表现艳情、恐怖、骗局，收集城市奇闻　，制造软性文字，由通俗而低俗而媚俗。在通俗文学市场之上，30年代的海派同生命力　顽强的鸳鸯蝴蝶派终于遭遇。 综观上海的小报、画报的历史，我们一时几乎难于辨认海派文人和鸳鸯蝴蝶派文人了　。小报从晚清诞生，一路下来比较有名的如《晶报》、《社会日报》、《立报》、《辛　报》、《力报》、《海报》、《吉报》、《铁报》、《亦报》等，在城市的覆盖面都颇　大。起《福尔摩斯》、《金刚钻》、《开心报》这样名字的，当然娱乐的意图自明。还　有“白相人”办的报，有“花报”，不一而足。可能有操守的鸳鸯蝴蝶派作家也只肯在　像样的小报上露名，但有的海派作家不避小报，比如张爱玲。她看小报，也在小报上发　小文章，发过议论说：“我对于小报向来并没有一般人的偏见，只有中国有小报；只有　小报有这种特殊的，得人心的机智风趣”[7]。 在上海40年代的市民读者群手执的文学读物里，我们也一时难辨海派的作品和鸳鸯蝴　蝶派的作品了。因为原来20年代末读鸳鸯蝴蝶小说的老市民(比如鲁迅的妈妈鲁瑞老太　太不读儿子的新文艺，而只读鸳蝴体小说)，和读新感觉派“穆时英风”文字的新市民(　如沈从文不屑地提到的“一面看《良友》上女校皇后一面谈论电影接吻方法那种大学生　”[8]这些人)，两者是泾渭分明的。到了沦陷时期的上海，鸳鸯蝴蝶派明白新市民读者　是它们的唯一选择，因为20、30年代出生受新式教育的年轻一代已经开始看小说了。于　是，《杂志》、《小说月报》(顾冷观主编)、《大众》、《春秋》、《万象》这些40年　代的流行刊物，有的是鸳鸯蝴蝶派文人编的，有的是海派文学家编的，居然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各期的目录上，郑逸梅、张狠水、程小青、张爱玲、孙了红、施济美、周瘦　鹃、施蛰存、沈寂、包天笑、徐卓呆、予且、丁谛、周楞伽等的名字同时出现，打成一　片。(注：如将这五种杂志两类作家的名单抄下，委实太长。这里主要录于《万象》，　分开来，鸳鸯蝴蝶派作家有郑逸梅、张恨水、程小青、孙了红、周瘦鹃、包天笑、徐卓　呆，海派作家有张爱玲、施济美、施蛰存、沈寂、予且、丁谛、周楞伽。)30、40年代　成名的海派作家，许多人的作品模糊了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界别，有的成为纯文学和通　俗文学的两栖人。张爱玲的大部分小说如《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金锁　记》，纯文学性和通俗文学性兼有，思想意识偏浅的像《多少恨》、《小艾》是通俗作　品，而《封锁》无论如何只能算纯文学作品。予且的情况要单纯得多，他的长短篇小说　《如意珠》、《凤》、《七女书》等，全部是分不出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从当时一部　分畅销文学杂志的面貌上，能分明看出两派在通俗层面上杂糅的格局。 不过，杂糅的局面也仅止于杂糅而已。两派的小说这时可以都写家庭婚恋题材，叙述　方式和叙述语言可以很为接近，但思想意识仍不在一个层次上。试以周瘦鹃的《秋海棠　》和张爱玲的《金锁记》作比，《秋海棠》在社会上的影响要大得多，知名度也高，可　两者还是无法放在一个层次上阅读接受。我们还可拿几个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前后接替办　下去的著名刊物来研究，同样能发现这个问题。像《良友》，一个1926年2月创刊的画　报(文字部分一直占相当的比例)，最初由伍联德、周瘦鹃先后编辑的时期，它是鸳鸯蝴　蝶派的刊物。1927年3月梁得所接编，编到1933年8月为止，大力推行改革，每期能发行　到四、五万份之多，不仅在国内，而且在东南亚发生广泛影响。他改革的方向是让《良　友》陡然成为海派画报，而不是让它由“鸳蝴”自然演变为海派。因梁得所需要学周瘦　鹃的地方不多，即便是最接近的封面女郎，也从妓女一变为职业妇女、电影明星了。其　它像大量增加世界美术摄影作品的介绍，增加现代科技知识的插页，登载现代派小说特　别是登载穆时英、施蛰存、叶灵凤新感觉派的作品，25期后说明文字用中英文对照等等　，距离鸳鸯蝴蝶派的旧式气息该有多么大是一望而知的。《万象》也应作如是观。不能　仅看到两派的文章同时出现在一个杂志上，就以为是雅俗渗透的全面完成。《万象》越　两年改由柯灵主编之后，气象大变，成了新文艺海派杂志，衣食住行和严肃的东西兼得　。但我们读同时连载的长篇小说，张恨水的《胭脂泪》，张爱玲的《连环套》，师陀的　《荒野》，通俗就是通俗，纯文学就是纯文学，中介就是中介，彼此相去的有效距离，　仍是不允忽视的。 最有意味的，是《万象》上关于“通俗文学”的讨论。陈蝶衣提出“提倡通俗文学的　目的，是想把新旧双方森严的壁垒打通”[9]。但他的主张是在通俗文学的旗帜下统一　新旧文学。这怎么可能呢?这不能不说是通俗文学家的一厢情愿了。我们可以说，以往　经过了“工农兵方向”时期的中国文学，某种意义上已经是在“通俗”、“民间”、“　普及”的大旗下轰轰烈烈地走了一回，但情况怎样?今日的通俗作品和先锋作品的距离　似乎仍没有缩小的迹象。所以说，人为地去规定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结合是不会奏效的　。假如认真地去研究海派文学与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历史，看这之间新文学如何影响于旧　派通俗文学的现代化调整，旧派通俗文学又如何影响于新文学部分地向市场化、市民化　倾斜，倒许是个不无意义的课题。 文学与文化论文:浅谈英美文学教学与跨文化意识的培养 论文关键词：英美文学教学　跨文化意识培养 论文摘要：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的新形势下，注重跨文化意识的培养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英美文学教学的角度出发，探讨了通过英美文学教学培养跨文化意识的重要性，培养跨文化意识应遵循的原则以及利用英美文学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教学思路。 随着国际经济、文化、政治等领域发展步伐的加快，交流日益频繁，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国际交往合作更加频繁，国际交流也越来越广泛，多种文化相互交汇碰撞、交流融合，在这种环境下，如果不了解英美国家的风俗文化、行为习惯、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不同文化间就会产生误解甚至冲突，影响交际的顺利进行。由此，外语教学中，关注目标语文化，提高跨文化意识，注重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就显得尤为的重要。“跨文化意识”是指外语学习者对于其所学习的目的语文化具有较好的知识掌握和较强的适应能力与交际能力，能像目的语本族人的思维一样来思考问题并作出反映，以及进行各种交往活动。具有“跨文化意识”的外语学习者能自觉地消除在与目的语本族人进行交往时可能碰到的各种障碍，以保证整个交往过程的有效性。外语教学不仅仅是语言知识的学习，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一部分，外语教学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包括文化知识和文化意识。文学又是文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始终与文化相伴相生。因此，通过英美文学认识英美文化、培养跨文化意识是一种有效的教学途径。 一、英美文学教学是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有效途径 首先，文学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和民族个性的重要表现形式。文学作品所包含的文化知识、文学知识及其具有的哲学、人文、美学等价值是某一民族社会文化的缩影，是学生了解英语民族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思想观念、风土人情等文化因素最鲜活、最丰富、最直接的材料。通过英美文学认识英美文化和国民性格是一种基于文化认知和文化认可的跨文化交流层次，它的重心是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和思想疆域，提高综合人文素质，培养跨文化交际的意识和能力。文学是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提高文化修养的重要源泉，涉猎古希腊、罗马神话，了解基督教《圣经》故事及人物典故，熟悉一些神话传说中的神抵，可以拓宽知识面，开阔视野，有利于语言学习中文化因素的积淀。 其次，文学是提高文化素养和学习语言的重要途径。语言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又是艺术的语言，是学生学习和模仿最理想的语言和文化材料。特定的文化常常在其语言中留下深刻的烙印，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学生除了要对原文语言有精确的理解和把握之外，还要对两种文化，尤其是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有较全面的认识和了解。西方文学实质上就反映和代表着西方文化，优秀的文学作品既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又是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语言源泉。新《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清楚表明，文学课程担负着提高学生英语水平，培养学生审美情趣和跨文化意识的双重职责。 再次，文学的生动性和通俗性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求知欲。“文学是最优美的语言，如果我们要学习和获得最优美的语言，我们就必须学习文学。”(李赋宁语)语言文字的魅力在文学作品中体现得最为充分，因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它是以语言为载体的。学习英美文学，不但可以在接受作品内容情节的同时，掌握语言这个工具，文学作品中渗透的跨文化意识还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刺激学生的求知欲。因此，在语言教学和学习中，我们应该充分重视文化因素的影响和作用，广泛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了解有关西方的哲学、历史、人文地理、风土人情和社会风俗。 二、培养跨文化意识应遵循的原则 在外语教学过程中渗透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即实用性原则、阶段性原则、交际性原则。 实用性原则要求教师所提供的语言材料，导人的文化内容与英语学生所学的语言内容密切相关，同时应突出语言的生动性，情景的真实性，材料的生活性，培养学生的情感，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培养学生对自己民族的了解和热爱，对他民族文化的理解和尊重，从而使其形成合理的跨文化心态。 阶段性原则要求文化内容的导人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充分考虑学生的语言水平、认知能力和心理状态，根据学生语言的发展水平和接受能力，采用由浅人深、由表及里的渐进教育方式，让学生充分了解所学文化内容的本质。从介绍英语国家人民的日常生活开始，逐步更多地涉及他们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人文地理等，以至更深人地探讨人生态度、道德价值观等。 交际性原则认为培养跨文化意识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既然语言是交际的手段，又是文化的载体，那么，教师就有责任提高学生的跨文化意识，让学生在学习语言基本知识的基础上，学会了解所学语言国家的文化、背景、风土人情和生活方式，使文化通过语言的交流得到传递沟通，语言通过文化的渗透得到合理的交流发展。 三、利用英美文学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教学思路 首先，教师可以充分利用课堂教学，挖掘教材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内涵，培养和渗透跨文化意识。广泛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了解和熟悉西方文化并从中汲取有益的东西，才能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和语言水平。教材中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教师不能把课文仅仅当成单纯的语言教材，而要充分利用课堂教学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让学生放眼世界，扩大视野。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对英美文化的敏感性和洞察力，教师还可以配合教材内容恰当地补充相关的文化背景以及中英文化差异的知识介绍，使学生在具备一定的语言交际能力的同时具备应有的文化交际能力。教师在授课时采取启发和引导的方式，让学生设身处地去感受体验，鼓励学生发表个人独到的见解和进行相互之间的讨论，使每个学生都积极参与到文学教学课堂中来。教师要培养学生独立开展研究工作的能力，不能一味地进行理性的抽象与概括，不能要求统一理解模式和死记硬背。这样，才能使学生切身感受语言大师们的语言艺术、学习巩固语言知识的同时，也让他们学会从文学作品中认识社会、体验人生，感受不同的文化内涵，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文化意识。 其次，教师应尽量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辅助文学教学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多媒体技术具有信息容量大、内容丰富、效率高、覆盖面广等特点。在英美文学教学中，教师要充分利用计算机软件或课件、录像机、投影仪、光盘等直观有效的手段。除了课堂教学外，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在课外也应该充分发挥其作用，课外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观看由名家名作改编的电影、欣赏精彩对白或学习英美国家文化背景知识，以学习小组为单位展开讨论，让思维突破原有的束缚，在宽松愉快的环境中培养想象力和创造力。另外，学生根据原著自编自演也是非常有效的学习途径。学生在编、导、演的过程中，能充分理解把握原著的历史背景，穿越了时空与文化的差异，与文学作品作直接的对话。 此外，教师还可以通过引导学生阅读大量的英语经典文学作品，积累有关的文化背景、社会习俗、社会文化关系等方面的材料。阅读能使学生了解英语在不同语境中的语言风格的知识，以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教师在教学中，指导学生运用正确的方法将自己在文学作品鉴赏过程中获得的对作品的理解用文字表达出来，以深化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同时又培养了学生的鉴赏力和书面表达能力。文学作品的阅读可以从易到难，从简写本开始，逐步过渡到读原版作品。这里阅读文学作品不仅指小说，还包括阅读报纸杂志、时事等。因为现在的刊物集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有助于学生了解当前社会动态、科学文化的最新成就和英语语言发展新趋向，获取丰富的跨文化知识。 一个优秀的外语学习者，不仅是一个语言工具的使用者，还应该是另一种文化的接受者，加强大学英语教学中的跨文化意识的培养，才能促进学生更好的学习目的语。文学作品隐含着对生活的思考、价值取向和特定的意识形态，因此，学习英美文学是了解西方文化的一条重要途径，可以接触到支撑表层文化的深层文化，即西方文化中带根本性的思想观点、价值评判，西方人经常使用的视角，以及对这些视角的批评。只有通过研读英美文学对西方文化有深层次的了解，国际化人才才能在国际合作和竞争中轻车熟路，立于不败之地。 文学与文化论文:谈网络文学创作的文化抉择与现实困境 [论文关键词]网络文学 时尚 文化 现实困境 [论文摘要]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网络文学在引起轰动后，却在时尚的光环下渐显疲态，遭遇到现实的困惑与尴尬。呈现出后劲不足的态势。本文立足于上世纪末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 当今网络文学发展的最新进展的表征 ，试图从其文化和文学的现实问题等方面入手，力图揭示网络文学在当代的文学境遇，从而为探讨使其成为真正“文学”的途径和方法找到能以疗救的症结所在。 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网络文学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网络文学一方面打破了传统文学一元统治的文化语境让文学写作更富有张扬的活力；同时在客观上，网上的写作传播方式已日益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消费时尚。另一方面也就难免鱼龙混杂，作品良莠不齐。网络上的“文学世界”春草疯长，众声喧哗，百无禁忌。它所具有的生猛无羁，靠的是网络写作自由氛围和传播的优势 ；它的良莠杂芜，却是因其外在的历史 、社会、文化因素和本身存在的缺陷及问题使然，以致网络文学在时尚的光环下渐显疲态 ，遭遇到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一、 文化上的困境和尴尬 任何艺术的发生，总是以一定的文化作为语境的。文学从来都是隶属于文化，而网络文学正是通过奠基于网络文化的精神领域才获得 自己的根基。但在文化背景和选择上，网络文学们将传统和时尚两种不同的文化刻意放在对立的文化背景上加以渲染，而不是从整个人类文化整体的角度加以考虑。因此在突破主流话语的同时难免矫枉过正，遭遇了另一种尴尬。 这种困境首先表现在文化身份的焦虑与尴尬。不可否认，网络文学是当代文化中一种时尚而又颇具争议性的文学形式。它借助于现代最新的传媒手段而兴起，以强势的科技背景冲击着传统的文学方式。毋庸置疑的是，网络文学也存在明显的弱点和缺失。“网络是一个虚拟空间，其自身的开放性、全民性、共享性，造成 了话语权力扩散的最大化”。自由、平等、互动、随意性、民间审美意识等等，本是网络文学追求的标志性特质。然而在当代以消费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语境下 ，网络文学在轰然崛起的商业流行话语面前频抛媚眼，显示了一种投降姿态 ，走向呈现出一种明显的矛盾状态。网络文学游离于传统之外，努力建立起 自身的话语体系，形成独有的后现代品格。同时，为迎合读者 口味，创作大多为快餐式消费为主，缺乏人文情怀，在媚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部分网络作家在商业包装下从幕后走向前台，希望提高作品的商业价值 ，渴望跻身于主流话语。网络文学与传统媒介联手而融人消费文化的生产线 ，网络文学便显现出身份的焦虑和尴尬。 其次，虚拟和狂欢背后的文化危机造成其文化品格的缺失与困惑。网络文学的出现是都市化进程结合科技进步的产物。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大众审美趣味和文化需求下，娱乐消费性成为了需要的焦点 ，文学也成了一种可被消费的商品。它审美、教化作用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趣味性和时尚性。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网络文学成了肯德基一样色香味美的快餐 ，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而日趋平民和世俗。人们已经不再期望从它那里得到精神的荡涤，而只是寻求快乐和欲望的满足。目前，人们在喧闹四起的大众文化领域中所见到的更多是愈演愈烈的高技术复制、朝生暮逝的时尚变化，以及即时性的情绪宣泄或心理反应，而长时间的精神性磨练被降格到最低的限度，心灵的玩味和孤独的冥想几乎失去了存在的地盘；这无异于把艺术的精魂推向了消亡的边缘，正是对人生审美过程的衰退的一种回应，意味着人的生命感受正面对着一场很有可能失去 自我提升力量而走 向凡庸的精神历险。一切神圣、崇高的东西在网络的世界中遭受了消解和嘲弄。 因此，网络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通过培植网络文学这一新兴的文学样式，对文学的创作和接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由于自身存在的不足，决定了它目前难以从根本上动摇传统文学的地位。在网络文学文本中，有相当一部分缺乏对社会重大问题、人类生存境遇等终极价值的关怀，还有一些只是纯粹宣泄作者本人生存的怨愤、迷茫与困惑，它们对畸形人生的不满与牢骚，远没有传统文学对现实的批判来的犀利。因此，就文学所应有的刚性和硬度而言，网络文学比不上传统文学。 二、文学格局的边缘地位和异端效应 在当代文学格局中，传统文学依然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保持着强势文化地位。而相对于肇始于民间的网络文学来说其在当下的文学格局中，显然是在文学舞台的边缘努力拼争着。可以说网络文学的写作是一种体制外的边缘写作，网络作家所运用的话语形式是非主流的民间话语形态，他们主观上只是寻找一种能够宣泄的途径去宣泄和释放 ，也就是这种纯粹的我行我素，使其长时间只能在当代文学舞台的边缘向“观众”挤眉弄眼。由于当代文学太多的“另眼观照”和“无奈的被边缘和被另类”，而导致当下的网络文学在当代文学格局中凸现出另类、浅薄和过度商业化的异端效应。 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另类文学”似乎是“前卫文学”的代名词，有一些 网络文学或评论者标榜网络文学为“另类文学”，过分地强调它是对传统文学的一种补充，甚至认为网络文学将成为一种主流文学。然而时至今日，网络文学已显露出两大变化：一是一批网络浮出“网”面，二是网络文学向传统文学的“归顺”与被“招安”一些网络借着网络传播的迅急猛烈之势，背靠网络，面向传统，网上买得人气，再出版印刷纸面文学，并以印数作为成功的参照，这成为当前网络文学的又一道景观，被许多网民戏称为网络文学的“归顺与招安”。当传统文学媒体向某个网络发出“招安”的表示时，某些网络所表现出来的喜悦和成就感 ，令人不能不遗憾地发现，文学的最终权威，依然归位于传统文学媒介。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网络文学呈现出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普遍的网络文学作品内涵浅薄、思想含量严重不足。网络文学创作者始终将写作视点对准个人，与社会、公共 、国家等集体保持相当的距离，他们虽然获取了个人生存经验，但那是游离于社会经验之外的。没有了社会的有力依托，其结论或其暗示的思想就没有或缺少了社会含量 ；割裂历史就会使人物变的孤单，其性格或情节的发展没有了必要的起始点，因此也就没有了历史的沧桑厚重，其作品势必缺少文学所要承担的思想意识。网络文学恰恰比较多地关注了私人话语、本能欲望以及身体、性等纯物质的东西，而少有理性、精神。他们的作品多是编织灰色的梦，令人压抑 ，个性十足，却又支离破碎，不能给人以强有力的震撼或启迪人们进行形而上的哲学思考或人生思考。许多网络笔下的人物追求的终极 目标是轻飘飘的纯物质的东西，几乎没有引人思考的“形而上”的内容，思想含量的极度不足已成为网络文学作品致命的缺陷。 网络文学活动表现出过分的商业化。今日的中国社会一切活动都被赋予了物的内涵，文学亦不例外。文学商业化、文学走向市场是一个趋势，但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依然要重视文学的艺术含量。网络文学显然在这方面失于偏颇，他们在文学市场化的道路上虽然走在了前列，但为了突出文学的市场效应他们有时不惜背离文学的创作原则。正如在网络上时而就会冒出的什么“木子美”、“流氓燕”、“二月丫头”……“她们大胆地身体写作，深刻的内心体验被强有力的商业运行包装、改写……于是一个男性窥视者的视野便覆盖了女性写作的天空与前景”。她们一方面高扬女性大旗，对男性无情抨击、大肆鞭挞，高喊男人发达的肌肉没有丝毫的美感。但在市场的巨大诱惑下，她们又渴望“能拥有一个像父亲一样可以覆盖她们的男人”，这种矛盾不能不说是网络文学创作过分屈从于市场的悲哀。还有一些网络较为熟悉市场游戏规则，他们将笔触紧紧抵住市场、抵住物欲化的现实。于是他们在作品中刻意暴露生活的阴暗面，暴露感官欲望，为读者提供各种刺激。以欲望的顶礼膜拜征服读者、征服市场，很显然这样做大大降低了文学的艺术品位，不能给读者提供以巨大的思想震撼，没有引导读者进行自我人格的磨炼以及对人类进行终极命运的思考。 三、写作形态上的困境和批评缺失的尴尬 网络文学的写作形态，显现了网络作家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态度：即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渴望进入、逃离与漠视，表达的是网络作家们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潜在的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严密的体制对“话语权”的独 占，使得网络作家不堪重压，只能站在秩序之外仰慕大红大紫的同辈，渴望在文坛获得话语权是其深刻的生存焦虑。于是，他们自主选择了在网络中随心所欲地表达来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 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这种对抗姿态，恰恰表现出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重视与憧憬。从虚幻的稳匿状态向现实主流靠近，网络文学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个是网络写作与传统写作两套游戏规则的间离。网络写作最大的特点就是在虚拟的空间中自由地表达、尽情享受挣脱“话语霸权”的“语言狂欢”，以自己为中心 ，快速生产，一次性消费。网络文学创作的非理性游戏规则 ，使得作家们的“创作”失去制约而显得软弱、无力。要实现网络作家在传统文学现实秩序中“落脚安家”的愿望，网络文学创作必须修改游戏规则 ，但修改的结果也就是放弃和背离网络文学的特质。这是网络文学发展的一个结构性矛盾，也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一个困境。 另一个问题是 ：文学主题的严重匮乏。通过纸媒体，从虚拟之境走人现实秩序的网络作家，不管愿不愿意，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虚拟时空的游戏规则，必须接受现实秩序的制约。然而就是在网络中获得高荣誉的作家文本，如果将其放在当代文坛上冷静分析，也会失去它们在网络上炫 目的光环，即使像安妮宝贝这样的网络顶级作家，面对王安忆、铁凝，甚至卫慧、棉棉，其文本主题的可阐释性也会显得单一，剩下的只有主题匮乏的空洞 ，无奈地湮没于传统文学创作的优秀文本之中。因此具有革命性的网络写作形态却因其文本简单而沦人尴尬境地；缺少认识价值的网络文学主题，使得网络作家在通过纸媒体进入现实秩序获得“一席之地”的可能性再次受到质疑。这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又一困境。 置根于网络写作形态内的网络文学之双重困境 ，使网络文学良性发展的前景并不乐观，失去深度的文化生产和消费，最终只剩下游戏的外壳，同时与其尴尬呼应的却是创作的沸腾与评论界的沉默和冷眼观照。 文学的繁荣和兴盛是由两部分构成的：文学文本与文学评论。任何一种文学形态的繁荣和兴盛也必然是两方面共同兴盛的组合。就当前网络文学的现状而言，一方面是创作的极度热情，另一方面是评论的冷淡。任何一次文学的繁荣都必然伴随大量理论研究的成果，网络文学的健康发展需要健康说理、鞭辟人里的文艺批评 ，需要一批学识渊博 、学理讲究、深谙文学规律的文艺理论工作者投入其中，对其进行研究评说，规范引导。理论批评的严重滞后，是当前网络文学发展的又一瓶颈。由于批评的缺失 ，网络文学创作与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误区和问题导致了创作与接受两个环节脱节、作者与评论者之间关系疏离以及理论与现实两个层面之间不能相互照应 ，从而使他们之间难以开展对等的对话。亦使网络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难以实现。 与发展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学相比，网络文学就像站在巨人旁边的婴儿，好与坏只是人们现在的评价。网络文学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新的探索和创造。借用余秋雨先生的一句话 ：只有探索着的艺术才是壮丽的艺术 ，只要还有创造的余地，就有无限的可能，无限的前程。 文学与文化论文:当代文学与“大众文化市场”学术研讨会侧记 由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上海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和《文学评论》编 辑部联合召开的“当代文学与‘大众文化市场’学术研讨会”于2002年11月2-3日在江 苏省昆山市周庄镇举行。来自北京、上海、广东、山东、江苏、浙江、湖北、福建、新 疆等地的三十多位学者出席会议，并就当前中国的文化和文学生产机制，最近十年的文 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及其新的可能性等问题各抒己见，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 上海大学的王晓明首先代表会议组织者介绍本次会议的缘起、主题和基本设想。他说 ，从80年代至今这二十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学与社会的变化同步，进 入到一个关键、但又令人感觉困惑的阶段。我们都认为现实环境所呈现出的一切已经改 变了我们以往的生活；而对那些引起文学和现实生活变化的各种因素却又缺乏认真的分 析研究和透彻的见解，对其中新的可能性的方向并不明朗。他指出，要想回答大家的困 惑所指，短期内靠个人的努力并不能完成，需要我们大家一起讨论，充分交流彼此的意 见。他还说，为避免这次学术讨论会异化为一种形式，我们没有惊动学术界的前辈，也 没有请各级领导为会议“打开场锣鼓”，甚至没有按照所谓国际会议的惯例，要求提交 并宣读论文，更不组织旅游活动；而是充分利用会议的四个半天共八个时段(每个半天 分发言与讨论两个时段)，讨论中你来我往，使问题从表层而至深入，在充分展开批评 和反批评中，使真正有价值的思想观念在分歧中慢慢呈现出来。 (一) 如何认识当前文化/文学生产机制是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王晓明认为，当前文化与文 学的生产机制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以文学为例，五六十年代国家主要通过作家 协会和出版机构来组织和管理文学活动，现在这种管理的重心明显向出版方面转移；而 出版社一方面产业化，以追求利润为原则，另一方面又是国家体制的一部分，具有垄断 性，它对文学的管理就尤具特色。他同时列举从文学教育到社会对历史的集体记忆等多 方面的因素，认为这些都构成了当前文化和文学生产机制的重要部分。他强调，今天的 文学研究应该充分考虑生产机制的影响，才可能对当下的文学创作和批评作出贴切而深 入的分析。他同时认为，这方面的研究，如果仅仅援用“文化工业”、“大众文化”之 类西方概念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通过切实而具体的研究探索新的观念和方法。福建师范 大学的南帆说，在这个新的机制中有几个环节是他特别关注的：一是关于市场的概念， 在这里，“利润”是好字眼，但不能仅仅把创造利润当作衡量作品好坏的标准。目前文 化产业的利润仅次于航天业，文化产业是21世纪的朝阳产业，但他认为值得注意的是目 前大家都在谈论市场，但是文化市场是值得进一步分析的。现在市场已经不仅仅是一个 公平交易的平台，市场已经成熟到可以制造热点的地步，比如，如果你没读过一本十分 幼稚的畅销书，你就是落伍的人，等等，这就是市场所形成的一种新意识形态。二是市 场与话语权力的结合，80年代建立了这种想象：市场是与思想解放联系在一起的；特别 在文化人想象中，市场是与民主联系在一起的，对市场的好感主要来自这方面。三是市 场与大众复杂的联系，30年代提倡大众化，连同40年代提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当时的 “大众”是革命主力军；而现在在“大众文化市场”中，“大众”是创造利润的人，虽 然都使用“大众”一词，但其间已经发生了深刻的转化，市场掩盖了许多复杂的历史关 系。 南帆的发言还强调了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他说，文化是意识形态的一个层面，即 使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并不一定了解文化与意识 形态的关系。他引用阿尔都塞关于集体记忆的理论，说明一种想象性关系所形成的控制 力量。他说，文化层面的意识形态不容易察觉，它通过符号体系发挥作用，例如在文学 中，在武侠小说中，都可以传递出诸如种族、性别等意识形态的信息。在文化里面，文 学是意识形态变化中非常活跃的因素，文学往往以敏锐而深刻的感性洞察力来宣布恩格 斯所说的“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视界》主编李陀在发言中探讨了文化/文学 生产机制的动力问题，他认为不能忽略民族国家这个动力。在20世纪的世界局势中，地 缘政治成为国际政治最重要的方面，跨国资本在中国经济领域的渗透与反渗透所形成的 张力，已经进入中国文学、文化生活领域。他特别强调应该充分认识这种动力中的张力 关系，比如建设社会主义民族国家与西方启蒙传统的紧张关系，当前不仅精英文化与大 众文化，社会与市场之间也有冲突，我们的会议就体现为与市场的一种紧张关系，对知 识界不能下简单结论。鉴于动力中复杂的张力关系，李陀认为，必须意识到套用西方理 论解释中国经验的有限性，虽然这是一份可贵的理论资源，但对中国经验而言，它不足 以提供有效的反思，也就无法作出有效的阐释。对当代文明面临的危机进行新的阐释性 描述，这是人文知识分子的重要任务，否则无论科技为我们提供多少物质方便，人类都 还是没有摆脱黑暗。总之，李陀认为，我们必须注意分析动力机制的复杂性。 在一般人看来，当今发达的传媒业正在不断缩小传统意义上文学的空间。对此，上海 大学的蔡翔在发言中探讨了“纸面媒体与文学生产经验”的关系。他先着眼于微观，分 析时尚类杂志生产的特点：一，不靠发行获取利润，利润主要来源于广告，并根据对读 者群的定位寻找广告商，再由此组织刊物的叙述方式，因此，它面对的其实是“小众” 而不是“大众”；二，当刊物确定它的读者群的概念后就是叙述，即表达一种生活方式 ，并以此来检验我们的生活是否“时尚”；三，极力抓住未来的可能性，提供关于未来 而不是关于过去的想象，比如关于“家庭”、“幸福”、“身份”、“健康”的未来想 象与可能性。蔡翔认为，正是第二、三部分转化为一种意识形态，由某种生活方式转化 为表意叙事，并成为既定生活模式，生活方式由此被文化工业生产出来，以“时尚”或 “不时尚”的观念来控制我们。再来看文学，从表面看，出版社鼓励长篇小说的繁荣， 但实际上版税的影响非常大，艺术创新在版税制度面前退缩了，目前中短篇小说创作正 不断萎缩，使文学创作的基础被削弱，这将影响后十年长篇小说的繁荣。另外，文学杂 志要进入市场，也产生分层现象，一部分杂志专为“白领”，一部分专为“顶级富人” ……但蔡翔最后表示，有一种真正的大众也许还没进入我们的视野，他们不属于“时尚 的”高档消费群体；就此而言，寻找新的读者也就是寻找没有被遗忘的精神诉求和历史 记忆。南京师范大学高小康关于“市场与文学关系”的发言倾向于寻找文学与市场的同 一性。他说，古人有所谓“著书都为稻粱谋”，对此我们不应该仅仅理解为作家放弃了 精神自主性，也应该理解为是古代文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他们和社会的交换方式。当 代文化市场与传统相比自然发生了根本变化，但正如历史上商业的发展非但没有破坏文 学的精英价值，而且高效率的市场运行机制将增进文学向多种文化形态发展的可能性， 大众传媒也将促进文学活动的传播。 北京大学的韩毓海在发言中对比西方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差异，强调中国文化/文学传统 所着力描摹的是一个“情”的世界。他说，无论马克思从研究商品开始的政治经济学理 论，福科对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社会的批判，还是哈贝马斯对不同时期市民社会、平民社 会和大众社会的区分所做的贡献，都体现了西方的理性传统。他举英国经济学家亚当· 斯密和文学家笛福为例，亚当·斯密和笛福在历史上作为经济学家和文学家的角色都曾 前后置换，其原因也植根于西方文化注重范畴、实证和条分缕析的理性传统。中国的情 况则不同，他举《海上花列传》和《马桥词典》为例，认为这些小说并非环绕一个中心 ，其中许多非理性行为只能用一个“情”字来解释。像《海上花列传》中三人连环套的 故事情节表明中国人的情的世界如此复杂，以至于有关中国现代性的思路始终没有解决 “情”的问题。“天若有情天亦老”，以“情”来解释翻天覆地的政治革命，也可视作 这种传统的投影。韩毓海的发言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以西方理论诠释当今复杂的中国 文化/文学现实的怀疑。华东师范大学的罗岗对在权力和话语之间运作的文化/文学生产 机制进行分析，他认为比较成功的期刊或媒体书目注意在市场和体制之间寻找平衡，而 不可能长久地徘徊在边缘。他说，90年代以来市场发生变化，新技术的加入，网络空间 的出现，互联网改变了我们对文学和文化生产的看法，而目前社会对新经济的兴起还有 所忽视。伴随网络兴起而诞生的是新经济神话，所谓“眼球经济”，追求点击率，人们 对网络的热情，引起跨国资本和外国基金的关注。文化生产带来新的可能性，比如业余 思想者、写作者和新网络群体纷纷出现。另外，网络已经开始制作自己的经典，像《大 话西游》现象，其实是网络讨论的结果。在进行上述分析后，罗岗还提出网络文学必须 应对的问题，比如在版权、作者和传播问题上如何抵制资本的压制，如何通过技术手段 保护和发扬民主精神，但他认为目前不能高估这种可能性，因为网络文学毕竟徘徊于资 本与市场之间。面对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转变，江苏省作家协会的费振钟对作家协会 在目前文学生产机制中的作用表示忧虑，他认为目前作协的人事制度和工资制度已不能 满足作家的要求，作家协会无力组织文学生产，作家越来越不愿意参加作协活动，在作 协活动中经常看不到作家的影子。 (二) 如果说，关于当前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讨论是90年代以来文学形势变化所引起的思考 ，那么讨论必然涉及对这十多年来文学创作情况的看法。出于不同的学术背景和切入角 度，大家对这十五年来文学经验的认识和评价也不尽相同。 华东师范大学的倪文尖认为，90年代与80年代文学创作明显不同的是在权力和资本抑 制之间打擦边球，这种关系常常表现为微妙的转换，相互利用，最终目的是满足市场欲 望。90年代文学还有一个显著特点是利用80年代的文学资源，比如余秋雨的散文多表现 了80年代对文化的理解，再比如90年代的流行歌曲《涛声依旧》的作者其实是80年代的 朦胧诗人。虽然其间有转换得比较成功的作品，但倪文尖对90年代文学创作的总体情况 并不乐观。他认为，这首先是文学观念的问题，即文学是怎样的，文学与经验的联系， 特别是与那种既凝聚着个人化、又是处于社会中的个人经验的联系。现在关于都市的叙 述中看不到中国都市发生的真故事，故事是套路、模式化的。90年代中期以后，文学中 有关注底层生活的作品，但那底层还是程式化的。从文学技术层面看，小说的呈现能力 如对细节和场面的描写，远不如对故事过程叙述得好，作家的描写能力实在让人不敢恭 维。那些在80年代成名、90年代继续走红的作家的前景也不容乐观，比如莫言的作品忽 好忽坏，表明他对自己的作品缺乏反省和判断能力；王安忆则相反，她是自觉与思想界 保持互动的作家，由于过于自觉，创作陷入另一种观念化倾向。《上种红菱下种藕》表 达了一种情怀，但这种情怀可以写一篇好的散文，作为小说，她最想表达的却不是目前 写出来的。因此，倪文尖认为对90年代文学持反省的态度会更具有价值。 对文学现状的反省逐渐深入到对研究者自身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反省。复旦大学的 郜元宝对一部分会议代表研究方式的改变提出质疑。他说，在座的一些批评家在80年代 都曾经是名副其实的“赏花人”，但今天却转向文化批评，只问“种子和泥土”，方法 论上的这种转变，是否意味现代人更关注文学管理问题，而对人的灵魂问题不再关心， 我们在进行文化研究时，从文化跳到文学，但从事文化研究后还能不能回到文学研究? 他的意见引起与会者的讨论。南帆认为，“回到文学研究”，这里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文 学研究是什么?人道主义回答是对人的研究，新批评认为是对语言的研究，这些构造本 身即是一种话语，具有意识形态的背景。王晓明说，我们今天所以要来讨论文化/文学 生产机制，恰恰是因为我们觉得在80年代获得的那一套文学观念，已经无法有效地解释 今天的文学现实；但他同时指出，郜元宝的批评包含着非常重要的内容，值得与会者仔 细思考。李陀对80年代他曾认为文学的根本就在于形式的看法进行反思，他说现在看来 ，在当时背景下形成的这种看法有许多问题，为什么用文学生产代替文学创作?就是为 了打破那种以为“文学是创作主体靠主观建构的”陈旧观念。蔡翔进一步说，作家写作 、作品成为经典是一个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件成品。我们过去只承认主体性，其实也并 不符合当时的情况，比如《重逢》的背后是各种政策和形势参与的过程，80年代的各种 观念支持着作家的写作，像《冈底斯的诱惑》和《棋王》都离不开当时的语境。90年代 的文学作品越来越趋于雷同，文学基础发生危机，恐怕也不应该仅从作家的主体性来考 虑问题。上海大学王鸿生的发言则使郜元宝提出的问题更为明晰，他认为，采取文化研 究的机制把思想吸附进去，使个体、心灵，以及审美和乌托邦走下坡路，我们变成自己 的对立面，似乎个人感性、经验走到头了；另一套术语：民族国家、资本、权力等成为 大辞条。他希望有一部“词典”能在两者之间找到一种解释，而不是简单地抛弃或词语 之间的断裂。否则，这样的研究将导致危机，因为我们把文化研究出发点上的东西丢掉了。 上海师范大学的薛毅认为，把文学比喻为一朵花，并由此纳入审美范畴，从审美欣赏 的角度来肯定文学陶冶心灵的功能，其实这种审美主张并不能将80年代蔡翔、王晓明等 人的文学批评包容进去。这十几年的文学更无法纳入一个纯粹审美的范畴，比如余华的 《许三观卖血记》，不是作为“一朵花”而获得接受，许三观令人同情的命运反映了文 学表现苦难的主题，对作品的接受是现实市民社会的回应。薛毅回顾现代文学史认为， 文学研究会使文学像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文学对现实的关注和揭示也各有不同，他 把《许三观卖血记》和茅盾的小说进行比较，认为余华与茅盾都表现了苦难，但他们之 间的差异在于茅盾努力呈现“老通宝”的命运与社会的联系，并由此揭示了像巴尔扎克 《人间喜剧》那样的社会内部结构，而《许三观卖血记》则把对这层关系的揭示去掉了 。南京大学的丁帆在发言中，主要批评90年代文学的多元化趋向削弱了五四传统中的批 判功能，一些作家在市场面前完全丧失了抵抗能力，文学创作的成功被视为未成名的写 作者进入影视圈的通行证，由于急于瓜分市场利润，创作主体的“我”正逐渐消失，人 文价值立场隐退。在这种情况下，他对学院派的研究究竟有无用处，持疑问态度。 会上也有一部分学者试图从文学与市场的互动关系中对90年代的文学作品进行分析。 武汉大学的昌切认为，对于90年代文学中灵肉二分写作现象的批判，缺乏一种历史的比 较。他认为，在物质生活匮乏的时代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作品；“欲望化写作”完全投合 于市场，因为市场的规律就是不断刺激个人的欲望，满足新的消费观念。深圳文化研究 中心的尹昌龙则从文学研究如何进入市场的角度提出，应该看到90年代文学建立了一种 新的文学的“公共性”。当内地普遍认为“文学失去轰动效应”的时候，在深圳，文学 类的销量则仅次于经济类读物，新的文学与大众公共性之间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关系。具 体说来，文学一方面与市场建立一系列新的联系，比如文学与影视创作的结合、利用文 学和文化的公共资源，等等，与体制、主旋律、反特、黑幕、官场、人性等各个方面发 生复杂暧昧的关系，重新站稳脚跟；另一方面，文学扮演了“梦工厂”的角色，比如在 打工文学杂志中“每个人都有做太阳的机会”这样的创作意向，就很受市场欢迎。尹昌 龙认为，与80年代不同，知识分子讲“独立承担”并不是简单的事，而意味着重建无数 复杂的联系。山东师范大学的吴义勤认为，人们对90年代“新生代”小说有许多批评， 但这是在文学理解上的分歧。90年代“新生代”小说是对80年代文学倡导人的尊严和个 性的写作，以及先锋写作的现代化诉求和西方模式化的一种反叛，它以一种镜象的方式 ，从时间向空间概念转化，以证明这些作品中的“新启蒙”所建立的一种意识形态观念 合法性，比如其中女性对男性的启蒙，老板对知识分子的启蒙，儿子对父亲的启蒙，等 等。 (三) 文学批评是当代文学研究者介入现实的重要途径，但以怎样的方式谈论文学，包括阐 释历史与回应现实，八九十年代实际上有许多分歧。关于不同的文学观念是导致分歧的 主要原因，与会者都有共识，但同时大家也认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将观点和 分歧明晰化，不在一些枝节问题上兜圈子、打空气拳，而在相互交流与论争中，使研究 得以进展。 北京大学的李杨说，《南方周末》曾组织作家谈作品获奖的理由，有些作家把文学创 作归因于“热情”和“真诚”，这显然不是我们所期待的回答。因为真诚和热情的作家 并不一定写出好作品。为什么有这种回答?表明文学观念出了一些问题，这也是我们的 会议需要回应或给予描述的。80年代关于文学的讨论，使文学观念建立在文明与愚昧、 传统与现代等二元对立的个人主体性基础上，这种文学观念是当时现实和政治的产物。 那么，现在什么是中国的现实?现实改变了，全球化带来的不平等并不是多数人的暴政 ，不是个人化不足，而是个人化过度，像“欲望化写作”、“下半身写作”这种所谓纯 粹个人化经验实际上是商业化的，最不个人化。一部分人身体的快乐是建立在另一部分 人身体的不快乐上，一部分人的思想“解放”是以压抑了另一部分人的思想解放为前提 。李杨认为，今天讨论文学，不应该把文学与政治理解为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文学作 为话语层面的一种知识，它是一种制度和政治。如果文学脱离政治，文学还能做什么? 它还能用什么方式建立与现实的联系?我们今天“捅破窗户纸”，也就是要建立文学与 政治的联系。李杨还认为，不可能在国家政治与日常政治之间划一条界限，对此西方社 会学家已表示怀疑，因为关于谁的日常生活，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在文学与政治 的问题上，李杨认为，他并不想建立知识分子的总体形象，而应有个人承担。复旦大学 的倪伟的发言强调了文学对社会环境的关注，他说，文学从来不曾剥离政治，“个人写 作”和“身体写作”的问题不在于作品写了“身体”，而在于应该写出烙刻在身体上的 各种社会烙印。他认为，文学批评有时对作家产生误导，使作家陷入理念和简单化。虽 然批评中有赞美，当一个“赏花人”也没什么不好，但他本人对分析培植“花朵”的土 壤更感兴趣。 郜元宝不同意李杨的看法。他说，从中国文学史看，不是文学没抓住现实，而是缺乏 那种脱离现实的文学。因此为文学辩护或唾骂都有道理，但都落空了。亚当·斯密的蓝 图在茅盾的《子夜》中不可能实现，读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除了鲁迅，还有什么作家作 品?第一流作品可以提供了解心灵，第二流作品可以提供社会学资料、文献材料。鲁迅 的许多创作完全是一种纯文学，但这样的文学被斥为“反动的文学”，左翼恰恰是在现 实层面把鲁迅否定了。别林斯基的“现实”是从先验的概念推演出来的，不是我们意义 上的“现实”。我们的“现实”恰恰是一个主客体分裂的概念。清华大学的旷新年则从 知识话语的角度强调文学与政治、现实的联系。他首先表示在争论中任何人都不可能说 服对方，正如波尔所言：“不是一种理论战胜另一种理论，而是一代人死去了，另一代 人成长起来。”80年代以来，围绕人和自我一直在打架，旷新年说，他不相信“自我” ，“自我”本身是一种知识的建构。每个时代的流行真理，都会找到一个新的“自我” 。针对有的与会者在发言中认为文学应该强调“伦理”，旷新年认为，这个问题归根结 底还是那一句老话说的，什么阶级说什么话，男人和女人、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伦理 不会一样。伦理的前提是政治，无论日常政治还是国家政治，每个人的政治态度不同， 伦理也不同。这个问题牵扯到对文学史的评价，旷新年强调“文学是时代的”观点。他 说，每个时代有自己的文学，但现实是：在一个时代是文学，在另一个时代就不是文学 ，正如80年代对“十七年”文学的排斥。其实把80年代文学说成是纯粹的文学也是片面 的，新时期文学话语是与第四次文代会的政治文件联系在一起的，80年代提倡人性，表 现爱情，但也有被压抑的话语，如关于阶级和政治。 苏州大学的王尧在发言中注意到学院研究在介入现实批评时的差异，他认为这些差异 其实在六七十年代的文献中也可以找到，只是人们很少关注那段历史。他还提到纯文学 批评家很少谈“五个一工程奖”的作品，对这些作品而言，六七十年代的文学经验是否 还有合理性?他还谈到，当前的文学批评受大学体制牵制，批评文章获奖难，如果变成 专著才容易获奖。这是体制问题。扬州大学的徐德明着重分析了当代小说的暧昧身份。 他说，当今小说是什么?其中隐含着主体的暧昧，审美的暧昧。首先关于主体，在当今 小说家那里，人死了，身体却很活跃。身体视像化，个人的想象空间被排拒，被忽略。 他由此认为，今天是一个从崇高走向卑贱的时代。其次语言缺乏个性化的表达，大家用 差不多的语言来说媒体教的话，而媒体教的是大众化的群体语言。徐德明不同意倪文尖 认为近些年的作品“描写”不好但“叙述”好，他说，这些小说家不仅描写得不好，叙 述也不好，因为描写和叙述不能脱节。小说家与一般人在生活中一样，以牺牲美为代价 ，因此读者的迷惑和作者的暧昧是必然的。 (四) 关于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新的可能性，王晓明针对会上对茅盾《子夜》的不同评价，阐 述他对未来创作和批评的看法。他说，会上有人重新肯定茅盾的创作，强调把人放在社 会关系中刻画，这是和论者在90年代对“私人化”写作的批评联系在一起的。80年代的 现代文学界对茅盾的这种写作方式做过批评性的分析，“把人放在社会关系中刻画”是 作为创作的一个失败来看的。因此，今天若要重新评价，就应该比过去已经达到的分析 更深入、更复杂，而不仅是做一篇“翻案文章”。否则，就很容易给人“你要倒退回去 ”的印象，尽管你实际上并非如此。倘说80年代对茅盾小说的批评有简单化的毛病，忽 略了茅盾小说对人的社会性有更多样的——不仅仅是图解式的——呈现，那就应该把这 个复杂性读解出来。至于90年代文学的“私人性”问题，重要的不是写了身体，而是这 身体是不是写得好，有没有写出生活与人的丰富性。目前流行的“私人化”写作为什么 有问题?就是因为其实没有写出多样的“私”，没有写出真正的“个人”。 北京大学的钱理群认为，首先我们必须研究历史是怎么走过来的，而且我们的研究必 须从中国的真问题出发。80年代强调“纯文学”，我也是始作俑者之一，虽然文学从来 就没有“纯”过，但当时是为摆脱“”的束缚，而且当时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的概念也带有策略性。现在看来这些是有价值和意义的，起过积极作用，但也遮蔽了一 些文学与政治的实际关系，以及文学背后更深刻的原因。到了90年代，对问题越看越清 楚，就应该来揭示那些被“纯文学”观念遮蔽的东西，这不是赶时髦，而是我们必须面 对的现实。他认为，现实的问题不仅是“旧病没好，新病又来”，更重要的还在于我们 今天拿什么来面对现实。他认为应该避免两种倾向，一种是拒绝记忆，社会主义、马克 思主义思潮的合理性长期被忽略，而存在的问题也没有得到认真清理，对这份遗产缺乏 认真研究；另一种是把苏联社会主义整个搬过来。他说，必须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这 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世界的贡献，也是最好的工作。 李陀认为，当前知识界的检讨表现出一种可贵的倾向，这也是希望的征兆。他说中国 知识界面对两个历史，而西方学者只有资本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有痛苦的教训，这是 不能抹掉的，但对它在这一百年来的合理性也应该进行反思，如果不合理，怎么那么多 知识分子为此前赴后继?所以对两个历史的清理和检讨都重要。关于文学的“反抗”与 政治的关系，李陀认为，拉美文学有强烈的政治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20世纪文学 的顶峰，过去我们对其中的复杂性注意不够，需要今后共同努力。罗岗在发言中强调， 我们过去谈“干预”，总是和国家和行政联系在一起，但忽略了这一切背后话语的介入 ，这是另外一种干预和控制的权力。 会上，围绕文学、人性、政治及其相互关系等话题，大家的看法也是多方面的。郜元 宝认为，搞文学的人不必非认清社会、人、价值体系、现实等问题以后，才能搞文学， 虽然文学有参与这些问题的功能。王鸿生认为，伦理问题是全球化中文学的关键问题， 对伦理的关切不一定给我们带来终极答案，但有没有这种关切就不一样。来自新疆石河 子大学的张吕在发言中，通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的历史，阐释人性、个体与政 治和历史的多样关系，她认为真正的文学应该鼓励人面对现实的积极精神。苏州大学的 栾梅建则从古代文学与纸张发明的关系谈起，考察现代科技进步与文学演化的关系。他 认为，由于电子高科技时代的到来，图像的泛滥有可能使文学边缘化，但从另一方面看 ，文学也有可能渗透到更宽广的领域。复旦大学的张业松认为，当年周作人讲“闭门读 书”是担心新文学走向载道文学，但他没能力挽狂澜于既倒。20世纪文学家做的其实是 政治工作，因为他不能不做，今天则不同，今天综合国力增强，社会分工不至于混淆。 他据此认为，研究文学的人应该提倡“岗位意识”，这也是承担知识分子的职责。浙江 大学的盘剑认为，在目前形势下，知识分子应该“迎上去”，进入大众文化市场，改变 或提高大众文化的品位。他说，30年代革命文学与商业合作进入市场，取得了成绩，如 果不真正研究中国的大众文化市场，其实批判、反抗都是无力的。苏州科技学院的徐麟 在发言中强调在大众文化包围中精英写作的意义，同时他认为，未来的精英写作应该不 是“代言”，而是指向个人化的表达。华东师范大学的毛尖则认为，面对如此多样的新 课题，现在需要更多实际的研究，并通过具体的工作来推进研究，而不是空泛地坐而论 道。 会议结束前，李陀、南帆、薛毅和王晓明分别就个人体会作小结发言。他们认为，这 是一次比较有学术质量的会，会议气氛好，大家既坦诚的交换了意见，又相互尊重，抱 着诚恳地交流与切磋的态度。虽然大家在以下这些问题上有分歧：如文学是纯粹审美的 ，还是一个与政治、社会相关的话语世界；如何认识新的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巨大作 用；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中的思想和文化意义；如何从历史的再 叙述中发现新的可能性，等等。但通过两天讨论，随着这些问题不断“浮出水面”，大 家的认识在原来的基础上都有所澄清、也有所推进。正是因为有这些澄清和推进，这次 会议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研究课题，例如对当前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研究、对80年代文 学史的重新叙述、思想和文学研究的“伦理”维度、文学的政治性、如何发掘现代文学 的思想资源，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关系……夜幕降临，这次学术研讨会在热烈而意犹 未尽的气氛中宣告结束。 文学与文化论文:文学经典与文化研究的身份政治 近些年，在中国当代人文学科的研究领域中，继全球化之后，文化研究成了新的关注点，并因之引起了关于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论争。本文希望通过文化研究中颇有代表性的萨义德(Edward w. Said,1935-2003)的后殖民主义批评中处理诗歌经典的例子，说明诗歌（文学）在文化研究中其复杂性与多义性被忽视的问题。我的目的，是通过这个典型的文化研究个案，提倡一种能够超越单一的身份政治研究的开放的文学研究立场。 一、文化研究与文学经典 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当代中国，对文学经典的关注，都是出现在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之中的一个焦点。依照美国学者乔纳森•卡勒(Janathan Culler)的描述，“文化研究是美国的人文学科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的一项主要活动：一些文学教授已经从弥尔顿转向了麦当娜，从莎士比亚转向了肥皂剧，而把文学研究抛在一边。”1此种现象代表了文化研究相当重要的一面：从传统的文学经典研究转向大众文化研究。限于本文的主旨，我不拟对文化研究的这一层面进行评论。文化研究还有另外一种诉求：用新的理论重新评估与阐释旧的文学与文化现象。在这一层面，文化研究企图包含并覆盖文学研究，企图从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理论出发重新审视文学经典。这种现象同样构成了文化研究相当重要的另一层面。从文化研究的这一层面，自然而然地引申出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问题，并进一步引申出文化研究与文学经典的关系问题。卡勒曾经在其简明但仍不失学术性的著作《文学理论：简短的导论》一书中，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归结为“什么被称为文学经典”与“分析文化对象的适当方法”两个问题。在“什么是文学经典”这一个问题中，存在着对文学经典来说可能是处于反向运动的两面：一方面，文化研究鼓励研究电影、电视及其他大众文化形式，而不是大力促进对世界文学中的经典作品进行研究，这难道不是在扼杀文学吗？肥皂剧是否已经替代了莎士比亚？如果是这样，文化研究是否应该受到谴责？另一方面，伴随着文化研究兴起的理论又给传统的文学经典增加了活力，开拓了更多的解读英美文学经典的方法，而且，文化研究的发展也一直与文学经典作品的扩大相伴。而在“分析文化对象的适当方法”这个问题中，凸显了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矛盾。在此，卡勒似乎是不无担忧地认为：“从长期统治着文学研究的原则——主要的兴趣是个别作品与众不同的复杂性——中逃离出来，文化研究易于成为一种非量化的社会学，把作品视为某种别的东西的例证或表征，而不是内在于它们自身的东西，而且，文化研究也屈服于别的诱惑。”2亦即是说，文化研究热衷于在作品与反映对象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文化产品就是一种处于社会-政治结构之下的表征。”3卡勒将文化研究对文本的这种解释方法称为“表征性解释”(symptomatic interpretation)——与文学研究的“鉴赏性解释”(appreciative interpretation)相对应，并说：“如果文学研究被纳入文化研究名下，这种‘表征性解释’就可能成为规范，而文化对象的独特性就可能被忽视，与此同时，文学鼓励的阅读实践也会被忽视。”4卡勒围绕着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所提出的这两个问题，特别是文化研究对文本的“表征性解释”问题，确实是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论争中的关键问题，而且都与文学经典问题有关，前者关系到何谓文学经典，后者关系到对文学经典的阐释。于是，在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中，文学经典成了关注的焦点。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在某种意义也就转变成了文学经典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这同样也可被视为当代中国关于文学经典的论争出现的背景。 在美国的文学经典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中，布鲁姆(Harold Bloom,1930-)称得上是独树一帜的“浪漫主义骑士”，在文化研究正在全面质疑与摧毁传统的文学经典的时候，他起而维护“审美自律性”概念，维护传统经典的权威，反对大众文化，反对文化研究(文化批评)对传统文学经典的颠覆。他将女性主义、非洲中心论、马克思主义、受福柯启发的新历史主义或解构主义都称为“憎恨学派”(school of resentment)。5在布鲁姆看来，“憎恨学派的基本原则可以一语道破：所谓的审美价值也出自阶级斗争。”6于是，身份政治成了他们评价并摧毁传统文学经典的基本原则。“现今世界上的大学里文学教学已被政治化了：我们不再有大学，只有政治正确的庙堂。文学批评如今已被‘文化批评’所取代：这是一种由伪马克思主义、伪女性主义以及各种法国/海德格尔式的时髦东西所组成的奇观。”7对此，布鲁姆深感悲哀：“诗歌、戏剧、故事和小说的教学正在被各种社会和政治讨伐的摇旗呐喊所取代。”8或许，我们可以认为，布鲁姆反抗的正是文化研究对文学经典所采取的政治化的“表征性解释”，而对“鉴赏性解释”的缺失深感悲哀与无奈。他所维护的，是经典作品与众不同的原创性与复杂性。在布鲁姆看来，出于明显的社会和政治目的对文学经典的政治化阐释，不能揭示文学经典的原创性与复杂性，是对文学经典的亵渎与损害。 在我看来，像布鲁姆这样全然否定大众文化的价值与文化研究对文学经典可能有的赋意作用，在今日显然显得太具有曲高和寡的精英色彩，并难免显得偏狭。然而，他所提出的文化批评的政治化阐释对文学经典的原创性、复杂性的忽视，确实是值得我们反思的一个问题。对此，我想通过后殖民主义批评的一个个案加以阐释。 二、一个个案：萨义德的身份政治与叶芝的诗 后殖民主义称得上是布鲁姆所谓的“憎恨学派”的典型。简约地讲，女权主义憎恨男性，而后殖民主义憎恨白人的欧洲和美国。对文学研究而言，后殖民主义就是一种典型的对文学作品进行政治化的“表征性解释”的文化批评。萨义德在其著作《东方学》中对大量诗歌文本的分析就是明显的例证。对萨义德而言，还有另外一个相对完整也更好地表现出对文学进行“表征性解释”的例子。这个例子涉及爱尔兰诗人叶芝，出现在《文化与帝国主义》（1993）一书中。叶芝（W.B.Yeats,1865-1939），192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20世纪最伟大的英语诗人之一，其作品毫无疑问地是英语诗歌经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的“抵抗与敌对”一章中，萨义德专门用一节的完整篇幅讨论了“叶芝与反殖民主义”。使我惊讶的，不是从“反殖民主义”这个角度来解释叶芝的诗，而是萨义德对叶芝及其作品作支配性的身份政治解释中，体现出来的对叶芝的诗及其个人的整体评价与社会身份的期待和指责。 萨义德在讨论叶芝的这一部分文字中，首先为叶芝的文学确立一种与通常观点相左的非欧洲传统的坐标。他认为叶芝现在几乎被归类于现代英语文学和欧洲主流现代主义话语中。萨义德笔锋一转，说：“我认为，尽管叶芝明显地存在于爱尔兰，存在于英国文化与文学和欧洲现代主义中，他的确还代表着另一个引人入胜的方面：他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伟大的民族诗人。他在反帝抵抗运动期间阐述了遭受海外统治的人民的经历、愿望和恢复历史的瞻望。”这样一来，叶芝存在于英国文化与文学和欧洲现代主义中，似乎只是一种浅显的表象，而其深层的意义却在于他是一位“伟大的民族诗人”，“从这一角度来看，叶芝属于通常被认为不是他所属的那个传统，属于反对欧洲帝国主义高潮中的殖民地世界的传统。”9在这个意义上，萨义德甚至将爱尔兰与印度、北非、加勒比、中南美洲、中国、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归入同一个群体，从而自然而然地将叶芝的文学归入“反帝抵抗运动的文学”，他甚至援引智利诗人聂鲁达的态度将叶芝视为“爱尔兰抗拒暴政斗争的民族诗人”。萨义德将叶芝视为致力于爱尔兰的民族主义复兴的诗人，并认为这样的民族主义复兴的显著特点是：“明确地认为欧洲即西方文化是帝国主义”。从论述的开始，萨义德就以一种典型的文化地理学的划分方式，从具有明显的二元对立特征的身份政治层面将叶芝从通常所属的英语文学和欧洲现代主义文学传统中分离出来，归入另一个与西方文化相对立的反帝反殖民主义的文化传统。然而，只要完整地阅读过叶芝的诗的人，谁都不能否认，在叶芝的诗中体现出了对暴力的怀疑，并进而是对人类文明的失望态度，特别是在后期的诗作中。这无疑是与萨义德的上述判断相左的。为了解决这一困境，萨义德在认同叶芝的诗前后分期的前提下，对叶芝后期的诗歌写作给予了非议。萨义德将叶芝诗的前后分期的界线定在20世纪20年代。他说：“叶芝在20世纪20年代滑入了前后不一致、神秘主义、排斥政治和对法西斯主义(或是意大利或南美的集权主义)傲慢的、也许是迷人的赞美。从这个观点看，叶芝是不可原谅的，不能轻易地被诡辩为消极的乌托邦模式，因为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评价和批评叶芝那些错误的态度而依然将他看作非殖民地化的一位诗人。”10依照对叶芝诗歌写作这一整体评价，萨义德将叶芝诗歌写作的顶锋定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的一段时期，并将其中体现的“英国-爱尔兰冲突”作为“20世纪解放战争的典型”来加以看待，他认为叶芝“最伟大的非殖民地化作品是关于暴力的诞生或者通过暴力诞生而改变的”11。为此，萨义德提到了《丽达与天鹅》(Leda and the Swan,)、《塔》(The Tower)(1928)两首诗。《丽达与天鹅》一诗的主题被解释为对“殖民者”的塑造，这种塑造是关于暴力(姑娘被强奸)和“知识和力量”的获得的，他说：“叶芝把自己放在这样的岔路口：为了变革使用暴力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暴力的结果却要求必要的、如果不永远是足够的理性”。以《塔》为顶锋的他的诗歌中，最伟大主题是“怎样调和殖民主义冲突中不可避免的暴力与不断的民族斗争的政治，怎样使冲突的各方力量与理性、说服、组织的话语以及诗歌的要求一致起来。”于是，叶芝被阐释成了阿尔及利亚的法农(Fanon,1925-1963)一样的思想家、革命者，他说，“叶芝有预见地认为，在某些时刻，仅有暴力是不够的。因此，政治的策略和理性必须起作用。”12与叶芝前期这种“正确的”政治倾向不同，萨义德将叶芝后期诗歌错误的政治倾向称为“反动政治倾向”，并认为这种倾向“扭曲甚至掩盖了他诗歌中对解放者和乌托邦革命的刻画”13。这种反动政治倾向在诗歌中的表现，用萨义德不多但又很概括性的话讲，就是“他在《视线》和后来的半宗教诗歌里创造出古怪、美学化了的历史，把这种矛盾(指爱尔兰民族主义与英国文化遗产之间的重叠造成的矛盾，引者案)上升到超世俗的水平，好像爱尔兰最好在超乎地面之上的高度被对待。”14萨义德评论叶芝的非殖民地化诗歌的这一段文字的最后的结论，也很有意思，他说：“固然，他没有进一步设想完整的政治解放。但是，他对文化的非殖民地化做出了重大的具有国际意义的贡献。”15 原谅我用如此多的篇幅征引、述说萨义德对叶芝的评论。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颇有代表性的文化研究学者处理诗歌文本的个案。在这里，诗人的艺术身份不是评论者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评论者考虑的是叶芝作为思想家和革命者的政治身份，甚至因此非议叶芝“没有进一步设想完整的政治解放”的可能。 在《文化与帝国主义》即将出版之时，萨义德在一次访谈中说：“一边是我的文学和文化的事物，另一边是我的政治工作，而我总是尝试在两者之间平衡。还有就是巴勒斯坦社群。我的意思是说，我有很大程度是对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写作。”16富有戏剧性的是，也正是在这篇文章中，萨义德还说：“大多数人从文学或知识的议论一跃而到政治的说法，事实上是不可以这么做的。”17在我看来，就萨义德对叶芝的诗的评论而言，他自己何尝真正地做到了“文学和文化的事物”与“政治工作”的平衡？相反，他自己就是他所批判的“大多数人”中的一员，就是“从文学或知识的议论一跃到政治的说法”的。甚至可以说，他在挟持文学以达到政治批评的目的。在这里，叶芝是一个被挟持者，他被挟持着远离了他的欧洲和西方文化传统，而成了亚非反殖民化成员中的一员。只要对叶芝的生平有所了解，并对叶芝的诗有所了解的人，可能都有理由怀疑萨义德这一明显偏颇的提法。从1887年就随家迁居伦敦的叶芝，其文学创作深受英语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唯美主义和现代主义传统的影响。在叶芝的诗中，确实体现出爱尔兰与英国的政治与宗教冲突，但这种冲突远非可以上升到爱尔兰与整个英国文化乃至欧洲文化相对抗的高度，至于“明确地认为欧洲即西方文化是帝国主义”的论点，更多地是出于萨义德的杜撰，而非叶芝诗歌写作的实际。无论是从叶芝的作品和个人经历中，想为这一点找到佐证都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在诗中寻求非暴力、非政治的文化解决的途径，不仅仅存在于萨义德所谓的20世纪20年代的叶芝的诗中，同样也存在于此前的诗歌写作中，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叶芝与他终生所爱的爱尔兰演员茅德•冈的一个政治分歧。就这个意义而言，神秘主义的、非政治的叶芝的诗歌作品，正是叶芝作为一个诗人在作品中处理现实政治的一种深邃的艺术方式，而不是对非殖民化的逃避。在诗中，如果叶芝不是将爱尔兰超越到萨义德所讽刺的“超乎于地面高度之上”的高度来对待，我相信，诗的高度则要大大地降低。 注意到叶芝的爱尔兰民族诗人身分是无可厚非的，确实，这不能不被视为是这个伟大诗人的诗歌作品的魅力的深层源泉。但是，以这种身份作为解读他的诗（准确地讲，只是诗人）的唯一正当的入口，并甚至对之非议，认为他没有进一步为民族解放提供一个良方，则不能不说是对诗的非法干预了。如果诗仅仅是一种社会干预，那么，它的力量可能还不如一篇政治论文来得强烈，诗本身就没有意义。诗的意义在于它是鉴赏性的，或者说，鉴赏性是诗的意义的起点。让我们来看一下《丽达与天鹅》这首诗，看看萨义德出于自己的政治目的对这首诗作了怎样的阅读。全诗如下： 丽达与天鹅 猝然猛袭：硕大的翅膀拍击 那摇摇晃晃的姑娘，黑色的蹼爱抚 她的大腿，他的嘴咬住她的脖子， 他把她无力的胸脯紧贴他的胸脯。 她受惊的、意念模糊的手指又怎能 从她松开的大腿中推开毛茸茸的光荣？ 躺在洁白的灯心草丛，她的身体怎能 不感觉卧倒处那奇特的心的跳动？ 腰肢猛一颤动，于是那里就产生 残破的墙垣、燃烧的屋顶和塔颠， 阿伽门农死去。 因为这样被征服， 这样被天空中野性的血液所欺凌， 在那一意孤行的嘴放她下来之前， 她是否用他的力量骗得了她的知识？ 这是典型的叶芝式的神秘主义诗歌文本。20按照叶芝的神秘主义体系，历史的第一循环为两千年，每一循环都由一个姑娘和一只鸟的结合开始，从公元起这两千年是由玛丽和白鸽(即圣灵受孕说)引出的。而根据希腊的神话传说，众神之王宙斯变形为天鹅，使丽达受孕产了两个蛋，蛋中出现的是海伦和克莱提斯纳斯，前者与特洛伊王子的私奔引起了特洛伊战争，后者与奸夫一起谋杀了从特洛伊战争中得胜后返回家乡的阿伽门农。无可置辩，这首诗确实与暴力有关，就字面意义而言，第一节写的是天鹅(宙斯的化身)对丽达的猝然袭击，这可理解为男性对女性的暴力(萨义德似乎是从法律的意义上将之定义为强奸，有过度诠释之嫌)，而第三节则叙述了上述这种暴力所产生的另外一种与战争(残破的墙垣、燃烧的屋顶和塔颠)、谋杀(阿伽门农之死)相关的人世间的暴力。全面地阐释这首诗复杂的意义，并非我的主旨，这里我只想指明：如果说，《丽达与天鹅》一诗表现了暴力，那也只是暴力的寓言，其意义不能被阐释为是关于殖民者的暴力的。像萨义德这样武断地认为这是一首关于殖民者的暴力的诗，只有像萨义德那样站在阿拉伯世界的立场，把宙斯所代表的整个西方文明视为与非西方文明相对立的殖民者才有可能。这样，在叶芝那儿，天鹅(宙斯)就成了英国(进而是整个西方文明)殖民者的化身，丽达就成了爱尔兰(进而是被殖民者)的化身。这是典型的文化批评对诗的政治性利用，而诗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与多义性被遮蔽了。这样的文化批评也使叶芝的这首诗仅仅成了可供利用的一份反殖民主义的政治纲领。 同样，《塔》也不是叶芝的政治演讲，其意义不能仅仅从政治的层面上加以理解。如果叶芝仅仅是一个政治诗人，一个萨义德所谓可以与法农相提并论的革命者、思想家，那么，叶芝可就就不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他的作品可能就不会是文学经典。一个伟大的民族诗人之所以伟大，不仅仅在于他抒写了民族的传统与苦难，就某种意义而言，他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他将这种苦难作为人类的苦难来认识，这决定了诗人的全人类性，离开这一点，我们就无法理解叶芝诗中体现出的对现代社会与文明的困惑与批判。这种批判不仅仅是从萨义德所谓的殖民地生活经验出发的，而是从整个欧洲现代文明的生活经验出发的。就这个意义而言，叶芝在诗中所体现出的萨义德所谓的在“非政治的层面上”消除“政治与世俗的紧张关系的压力”21，不是一种反动政治，而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必然达到的超乎政治的一面所带来的像萨义德这样的文化批评者无法揭示的深刻。 萨义德对叶芝的诗歌艺术避而不谈，这样，他自然也有意地避免了对叶芝诗歌的“象征主义”特点的评价。萨义德只是略带贬义地谈及叶芝诗中的“神秘主义”，其实，就一般的阅读经验而言，这种“神秘主义”与爱尔兰的神话有很深的渊源关系，亦即是说，这种神秘主义是叶芝的诗的民族性的一种渊源，这种渊源使叶芝成为欧洲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中的后期象征主义的代表人物的同时，又与自己的民族传统深相联结。众所周知，象征主义致力于营造一个富于暗示性的艺术世界，意象与意指之间不是一一对应的简单关系，而是复杂多义的。而萨义德的分析对叶芝诗歌的这种特点避而不谈，在其作品和意义之间进行了直接的单一阐释，这种阐释是政治性的，取消了文学现象的复杂性。这样的文化批评，确实应该重新审视布鲁姆的如下论断：“这样一来就把审美降为意识形态，或顶多视其为形而上学。一首诗不能仅仅被读为‘一首诗’，因为它主要是一个社会文献，或者(不多见但有可能)是为了克服哲学的影响。我与这一态度不同，力主一种顽强的抵抗，其惟一目的是尽可能保存诗的完整和纯粹。”22如果将“诗的完整和纯粹”置换成“诗的复杂性和多义性”，我就能够完全地认同布鲁姆的这一主张。准确地讲，萨义德所看到的叶芝，只是从身份政治的角度所看到的一个侧面的叶芝，而作为诗人的叶芝远比这要复杂与多义，亦即是说，如果从一个完整的叶芝的角度反观萨义德的阐释，我们不得不承认，萨义德的阐释是肢体不全的。 三、走向开放的文学研究 保尔•德曼在写于1966年的关于法国象征主义诗人马拉美的博士论文中这样写道： 一旦遭遇他的时代，作家有理由质问，他是否应该把自己的精力首先投入他的时代而非他自己的作品？政治行动是否必须优先于诗意沉思？在我们那个时代，这个问题变成了“文学对时代的参予”这样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一个实际上关系到戏剧性的宣传工具而不是（如萨特《什么是文学》中所主张的）小说的问题，因为小说本身就是令人迷惑的和模棱两可的。对于这个问题，马拉美作出了非同寻常的、严肃的抉择。他思想上的成熟有利于他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而这就使他免于犯下我们同时代的其他很多人的所犯的同样的错误，即在那个政治化的几十年里，人们求助于社会现实中的集体化和历史性的方面，以逃避个体自身思想意识中的许多问题。（……）马拉美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是不妥协的、令人尊敬的：即以纯内在性的姿态面对时代，且并非出于对历史的冷漠，而是出于对清晰的自我洞察的迫切要求……23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像叶芝这样的诗人的立场理解成与保尔•德曼所描述的马拉美的诗歌立场相通的一种立场，他生活在一个“政治化”的“人们求助于社会现实中的集体化和历史性的方面，以逃避个体自身思想意识中的许多问题”的时代，却以一种“内在性的姿态”面对时代（注意，这里我将叶芝的姿态描述成“内在性的”，而不是“纯内在性”的，与马拉美可能有量的程度上的分别）。或许，我们可以说，一个诗人应有的立场是在“文学场”独立和自主的前提下，作为社会“最自主的动因”（而不是“转变为政客的文化生产者”），“用建立在场的自主和与此相联系的所有价值即伦理的纯洁、特殊才能等等基础上的权威”来“干预政治场”，而不是以牺牲个体思想意识的自由为代价直接参加到政治场中去。24在我看来，这是理解作为诗人的叶芝及其作品的基础。而萨义德对叶芝的政治化解释，其前提即是否认这种文学场的独立性与自主性的，他将叶芝的“文化生产”直接地转义为政客的政治行为，将诗直接转义为拯救社会(爱尔兰)的政治纲领。 从萨义德对叶芝的这一政治化解释中，我们无疑可以发现处于当代的文学研究(文学经典)和文化研究的关系论争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正像《文化研究导论》(Introducing Cultural Studies)的著者所言：“权力已经成为文化研究的一个关键概念。导源于‘文化政治学’观念的文化阐释认为任何事物都是政治的，结果，权力无处不在。例如，在本书中，它被用来理解阶级、种族、性别和代际关系；它被用来阐释身体与对人和地点的表征；它被用来澄清我们对时间和空间的理解。”25因此，我想，下述这样的观点不是出于我个人的曲解，而是文化研究的一种基本事实：众多的文学文本进入了文化研究者的视野，但它们都是作为例证出现的，文化研究者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文本所“给予”的阶级、性别和种族的种种意识形态内涵。正像我在本文第一部分所引述的卡勒的描述，文化研究热衷于在作品与反映对象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关系，而文学研究关注的要点却是每一部作品与众不同的错综性。这样，很容易变成卡勒所谓的“非量化的社会学”的文化研究，“把作品视为某种别的东西的例证或表征，而不是内在于它们自身的东西”，就恰恰成了文化研究在面对文学经典时的“软胁”。这甚至在一特定的层次上构成了作为“表征性解释”的文化研究与作为“鉴赏性解释”的文学研究的对立与不相容。 对文学作品进行身份政治分析，过于关注作品的政治内容、作品诞生的历史语境，有导致遮蔽作品多元的、复杂的内涵的可能性。萨义德对叶芝的诗进行政治分析的用意，就本身而论，不能说是错误的，应被视为文学分析的应有之义，其之所以使人觉得有不妥之处，在于他过于片面、极端地阐释了叶芝的诗，对叶芝的诗的多义性和复杂性构成了遮蔽。同样，在女权主义的文学分析中，占主导地位的身份政治既有遮蔽了一个女性诗人那种政治色彩不强的诗的可能，也有全面否定与遮蔽历史上男性作家的不实倾向。这里有一个真实、有趣，同样也意味深长的事例。一个留学国外的中国男性，在一次于国内举办的会议上，申明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咄咄逼人地问一个国内的学者，在他编写的一本关于外国文学经典的选本中，有几个女性作家。这个学者先是“失语”，我想他可能是心里在想：“糟了，这下我可能是错了。”在再一次的质问声中，这个学者终于有些胆怯地小声回答只有一个女性作家。这时，这个女权主义者马上就下这样的断语：“那你的文学经典还是男权的打老婆的经典。”于是，与会的诸多学者响起了掌声。这是典型的在政治正确、社会正义的名义下对文学所下的简单宣判。这个事例本身可以成为文化研究的个案。在这个个案中，“选本”应该具有的某种个性被忽略了。也就是说，在一个个人编造的文学作品选本中，编选者是否有这样的一种个性，这种个性使他在无意识中拒绝了几乎所有的女性作家？此外，在这个个案中，批评者甚至没有见到这个选本本身，就敢于给整个选本下这样的断语。也就是说，这个选本本身可能具有的复杂性在这儿是不被重视的。这个个案饶有兴味的，是那些掌声。这是不是说，这种过于简单的从国外直接贩卖过来的身份政治的逻辑，确实能够起到哗从取宠的功效，以至于使许多学者趋之若鹜？ 在文化研究占着相当重要地位的今天，对文学作品进行身份政治的分析似乎是不容置疑的前提。就此而言，我们似乎回到了一个空前政治化的时代。文化研究一直在以跨学科的名义从事各种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的研究工作，并给人以能够包容这些领域的研究的假象。然而，以跨学科之名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往往是从文学研究者变化而成)极易成为布鲁姆所讽刺的“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26从上述萨义德的这个在文化研究中颇有代表性的例子中，我们不难发现，文化研究想能够令人信服地包容文学研究，对其自身而言，是个非常困难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棘手之处，就在于文化研究极易为“文化政治学”的批评所左右，而不能(也不愿)充分地考虑文学可能具有的多义性与复杂性。早在1986年，理查德•约翰逊（Richard Johnson）就已经意识到文化研究学术上企图“编集成典”(codification)的危险，他认为“文化研究的力量存在于它的开放性和因之而来的变形和成长的能力”。他主张让文化研究“反映它所研究的对象——文化——的复杂性和多义性品质”。27上述萨义德的文化批评充分表明，对诗歌经典的研究而言，文化研究远非揭示出了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多义性品质”，相反，是过于单一地从政治的角度过度诠释了诗歌。《文化研究导论》的著者曾经这样倡导：“把文化研究视为一个活动的领域，它源自从相互作用和合作到产生新的和富有挑战性的观点和主题的进展。文化研究不是学科之海中的一座小岛，而是一股水流，它冲刷着其他学科的海岸，藉此产生新的变化着的组合。”28这是很有自知之明的建议。如果我们的文化研究者在文化研究学术经典化的意愿中产生一种幻觉，认为文化研究不是这样意图冲刷其他学科海岸的一股水流，就是囊括一切的海洋本身，那么，这种幻觉将会给文化研究自身带来难以解决的问题。换言之，在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中，文化研究的学者不应促进其学术研究的经典化，并以之排斥和贬低文学研究，相反，应在清醒地认识到自身局限的前提下保持其开放性，并能够承认和尽可能地修正自己的局限。 因此，在我看来，解决文学研究的问题，为了超越文化研究的身份政治，有提倡一种新的开放的文学研究立场的必要。这种立场并非要刻意强调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对立，而是希望在卡勒所说的“鉴赏性解释”与“表征性解释”、萨义德所说的“文学的事物”和“政治的事物”之间寻求某种平衡。文学研究者不一定非得在上述二者之间取其一，而是考虑两者兼顾。当然，这种兼顾在我看来仍然还得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在今日的语境中重审并强调文学的独特性。就此而论，布鲁姆的一些论断在我看来是如此高明，能够击中文化研究在摧毁文学经典时所遇到的要害问题。布鲁姆说： 经典的破解者和传统主义者都认为这种最高权威(指美学最高权威，引者案)只能在莎士比亚作品中找到。莎士比亚就是世俗经典，或者说是俗世的圣经，考察前人或后辈是否属于经典作家都须以他为准。这是憎恨学派成员遭遇的一个难题：他们要么否认莎氏的超凡品质(这是痛苦而费劲的事)；要么必须表明历史和阶级斗争为何并如何产生出莎剧的这些特质，因为这些特质赋予他在西方经典中的核心地位。 我确信莎士比亚的卓越会是憎恨学派最终无法逾越的巨石。他们怎能两者兼顾呢？如果莎氏成为经典的核心实属偶然，那么他们应该表明为什么主导社会阶级选择莎氏而不是本•琼生作为那样一个随意的角色。 布鲁姆所谓的莎士比亚的卓越其实即是指经典的独创性，这种独创性内在地包含着自身的复杂性与多义性。文化研究在面对文学经典时的问题，正在于无限期地搁置起了对这种独创性的体认与理解。而开放的文学研究则主张，在体认和理解文学(经典)的独特性、复杂性和多义性的基础上，关注文学在文化整体中的地位及其关系。早在写于1924年的《文学作品的内容、材料与形式问题》一文中，巴赫金曾经指出，“如果不能系统地理解审美，既不理解它与认识和伦理的不同，又不理解在文化整体中它们的联系，那么，甚至连从大量其他语言作品中区分出诗学研究的对象，即用话语表现的艺术作品，都是不可能的。”30所以，他认为：“艺术的自主自立是以它同文化整体的关联，以它在整体中既特殊又必要，且又不可替代的地位为基础、为保证的。否则的话，这种独立性就纯然成了随心所欲；另一方面，又会给艺术强加上与它的纯事实性格格不入的目的和使命，因为艺术对此无以抗衡，单纯的事实只能任人利用；事实和单纯事实性的特征，是不会有发言权的。……要克服艺术研究领域中方法论上纷呈的歧说，不能走创造新方法的路子，即再加一种独特的利用艺术事实性的方法，参与到多种方法的共同斗争中去，而应该在人类文化的整体中通过系统哲学来论证艺术事实及艺术的特殊性。” 31文化研究据说在很大程度上也受惠于巴赫金，确实有重新审视巴赫金的这些论断的必要性。我相信，这种审视将有益于使我们的文化研究学者在避免成为“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或许还应加上“不合格的文学评论家”)时获益良多。 文学与文化论文: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多元文化语境对比研究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触碰交流始于公元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国家物质实体呈现裂变、社会群体思潮渐兴鼎革的特殊阶段背景之下，而伴随着中国国家物质基体的制度化转变以及华人群体的迁徙性全球蔓延，作为文化传染重要组件的华文文学也开始突破空间地域的局限而衍化滋生为世界性的文学群落。在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清季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群体的文本译介、民初的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表体形式适应性改良与价值内涵探索性交糅以及当代华人文学世界的新兴创作群体开始立足差异化意识理念与同一化普世价值在文学载体上的融合实现的三大阶段的演变进程中，多元文化语境下的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表体形式层面的各自异同以及内涵诉求位阶的彼此交融的态势环节，则是切实针对地进行这一二元文化系统的剖解析释的肯綮。 笔者在下文中，将以近现代英美文学与现当代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系统中的表体形式特征展现下的骨架构筑、情节铺陈、意象创设以及内涵本质诉求位阶的意识传播、理念折射、价值宣扬等框架类别下的比对参照、挖掘探究作为学理解析的基点导向与途径方式，从而进一步释放散发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人文价值层面的交互糅合之芒。 一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文化语境的整体概述 1 英美文学的文化语境的基体架构 英美近现代文学的人文内核是在基于19世纪之前的欧洲文学的基础殖体上的升华拓展，不仅完整地承袭了之前欧洲文学中的自然主义所倡导追求的社会群体在渐进发展的物质社会下的自我价值凸显、自我精神救赎、自我警醒变革，而且也在此基础上适时结合工业文明的阶段现状，逐步上升为个人主体自我创造与社会系统协同变革的理念导向与价值诉求，突出表现就是光怪陆离的文学流派下的文学载体的表体的语言语法的再创式运用、手法技巧的多元化展示以及内在的内涵诉求的另类性表达、普世理念的同一化宣扬。 由于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大单元的基体架构并未根本动摇散释，所以其流派风格所对应的文学载体的文化语境也明显划分为两大导向下的模式结构，即一方面是在现实主义基本框架下的集中性、理性式、群体化的语境表达，诸如英国的狄更斯、哈代、萧伯纳、毛姆以及美国的马克·吐温、欧·亨利、杰克·伦敦等等；而另一方面则是基于现代主义中的脱胎于浪漫主义的象征主义、意识流等文学理念下的个体化、纯粹性、意象式的语境体现，诸如英国的王尔德、伍尔芙、劳伦斯以及美国的狄金森、庞德、福克纳等等。 2 华文文学的文化语境的属性特征 华文文学与英美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意义上的基体碰撞，则是在中国国家物质实体呈现裂变、社会群体思潮渐兴鼎革的特殊阶段背景之下产生的一种被动困境下的主动接纳的文化现象。而胡适、鲁迅、沈尹默、钱玄同等以中国文学现代化改革为诉求的先驱群体也在这一时期开始了在中国传统文言文基础上结合进行英美文学进行白话文语言形式上的改良型试验以及渐进式探索，积极译介英美文学作品作为改革之刃，从表体形式到内涵诉求对既存的中国文学系统进行了全面切实的改进试行。 伴随着作为中国文学生息繁衍的精神殖体的儒家思维的渐次解体、白话文作为中国文学现代语言的普及适配以及英美文学在形式内容上与中国本土文学的渐染糅杂，中国文学乃至后来由外迁的华人群体所形成的海外华文文学所共同构建的华文文学现代意义上的文化语境也终于破茧而出，那就是在传承改良中国传统儒学体系的社会群体化价值思维的概念框架下进行文学层面上的表体形式与内涵诉求混合交融的和而不同的整体态势化的推衍延伸，从而表达宣扬华人群体的修齐治平的慎己处世理念。这与英美文学的文化语境的差异就在于其形式内容的单一原体性，而无论华文文学在具体细微的语言词组调度、语法语式变换、情节层次铺陈、思维模式绽露、价值理念宣扬等层面如何演化渐变，具备中国传统意象意境表体特征与内涵价值的以小我见大我、凭平和融激戾、谋不同求共存的淳厚绵长的语境气息都始终闪现，而且历久弥新，这也是华文文学的价值魅力之所在。 二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表体形式层面的彼此同一 英美近现代文学由于是在19世纪之前的欧洲文学的基础殖体上的升华拓展，所以不可避免地会受其导向影响而倾于表象形式对于旧存文学的传承模拟。而且，由于欧洲文学中以古典基体为核心的文学要素普遍都具备显著鲜明的文学层面的价值营养，所以近现代的英美文学的作家群体也乐于从既有的文学传统基体中激发灵感来源、寻觅创作素材以及提炼辅助片段，从而进行文学创作表体形式的具体构筑、修饰改良、探析再造，进而营造所对应的文化语境。 而华文文学的作家群体也普遍秉持“借古喻今，托旧出新”的基本创作思维理念，注重从华文文学的中国文学母体中提炼汲取裨益营养，并结合现代中文以及英美语言的各自属性与彼此特征的契合点，从而创设内核中式、表象混合的专属于华文文学的文化语境。所以，在这一对既有文学体系在表体形式传承改良的层面上，二者具备普遍的客观同一性。 以在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中都具有阶段影响力的象征主义诗歌为例，英国诗人艾略特的《荒原》中就引用、化用了相当一部分古希腊古罗马神话文学中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以及掌故说理，从而作为诗歌实体铺展形式、丰实内容的辅佐。例如，《荒原》的题辞：“是的，我亲眼看见古米的西比尔吊在一个笼子里。当孩子们问她，‘西比尔，你想要什么？’她回答：‘我想死’”。在古希腊神话故事体系中，西比尔是被太阳神阿波罗爱恋并被施给预言神力的女祭司，但由于她沉浸于短暂的情欲放任于迷失之中，所以忘却向阿波罗讨要青春与健康，终被困于暗寂的魔瓶之中，永受不死肉体的物理摧残与渐灭灵魂的精神磨蚀。艾略特借助这一典故化的文学意象，揭示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社会系统物质实体的衰亡与社会群体精神内核的幻灭，进而也将知识分子群体所独有的个人主义式的厌世迷惘、困惑彷徨的普罗米修斯之悲在文化语境上表露无遗。 而在同一时期的中国文学体系内的诗人群体也纷纷使用了类似的表现手法来进行传承革新。例如，戴望舒在国内国民革命失败无果后的“寡民忧结”的《雨巷》，以及卞之琳在江南情结浸染下的“化古融欧”的《白螺壳》等代表性作品，都是在继承中国古典文学内涵理念的前提基础上，结合其所接触理解的英美文学的形式内容的契合点，从而进行的现代中文的语言词组重构、句式句法再创以及意象意境新辟。例如，戴望舒《雨巷》中的“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的主体意象就精妙无迹地化用了南唐后主李 的《摊破浣溪沙》中的“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从而抒发了迷惘无计、欲行无路的以家国复兴为己任的文人情怀；而卞之琳《白螺壳》中的“小楼”、“石阶”、“小碧梧”则是创造性地将古诗古词的典范意象与现代中文下的英美化的语法句式衔接交互，从而营造了“微愁不弃、玲珑柔婉”的独具魅力的艺术化的感染氛围。而表体形式的渐变改观并未从根本上削减中国式的文化语境的延续衍化，“承古革新，和而不同”是中国文学乃至华文文学的永恒无改的基本创作理念与核心价值导向，而具体直观地表现在文学载体的形式层面就是“中学为主，次糅英美”。 三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内涵诉求位阶的交互糅合 伴随着世界经济物质基体的膨胀性扩充以及全球社会群体意识的普世化延伸，现当代文学系统的发展拓延也呈现出新阶段下的新趋势。英美文学凭借英语语言作为世界性语言交流通用工具的先天优势而呈现强烈的类“扩散侵入式”传染，并基本上占据了人文主义文学体系的全球性的主体地位。而华文文学则在华人群体的全球性迁徙、繁衍的态势背景下逐步融入当地区域的文化系统之内，并渐次衍生构筑了独具特色的海外华文文学体系，从而与英美文学形成分庭抗礼之势。而这一阶段时期的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具体细致的表体形式层面的意象创设、语言驾驭、句式运用已经渐次模糊，而是更多地倾向于差异化意识理念与同一化普世价值在文学载体上的融合实现，这一现象在以中国大陆为主体的大中华文学地区已经渐次显现。而在海外华文文学世界中，由于长期渐进的文化磨合，所以已经具备了一定程度上的理论探索支撑与实践验证指引，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的内涵诉求层面上的本土化融合交互就更为突出明显。而在对于华文文学精神核心的中国文化价值理念的实效态度上，无论是大中华地区抑或海外华人地区，上传承改良、取精去糟则依旧是基本固定的导向之一。 英美文学的精神基体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所倡导追求的是个人主义下的积极寻求抗争、平等追逐自由、公平参与竞争、实现博爱共存，由于这一具备传承性的精神财富也始终作为英美文学生息繁衍的主动脉而跃动出鲜活张扬、普世大同的人文气息，从而就使得直观有效地“拿来”作为进行社会群体精神革命的理论指导与实践武器的实效性得以获得不同意识形态下的社会群体的普遍认同，这一元素在文学概念中也极为契合。而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国家实体也在真正意义上开始了现代工业文明的前进探索，现当代英美文学的人文主义内涵诉求又再次契合了彼时中国文学形式内核亟需调节改良的文化基因的革命化属性，加之海外华人作家群体积极地进行华文文学在本土化文化语境下价值诉求层面的中国式理念的表达宣扬，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内涵诉求位阶层面的交互糅合也渐趋加速。 而在英美当代的文学创作中，以商业化包装作为文学载体外表，进而表达自由平等诉求、宣扬共存协作、追求世界大同等普世价值的史诗幻想文学开始大行其道，这一借助传承改良表现形式进行文学载体的内涵价值更新，从而表达阶段时期内社会群体的精神诉求也无疑为当代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创作鼎革开辟了全新多元的理论模式与实践方向。而同一时期的华文文学系统内的作家群体也开始更为集中式、理性化地解析探究中国主体式的思维理念与行为模式在英美国家的社会系统内的适配交融，通过一系列民族反思文学、乡愁文学、移民文学以及本土化文学的实践谈说，尝试将多元语境下的文学层面的内涵诉求理论转化为可供实践操作的实效性的社会处世理念与行为准则，进而完成华文文学与英美文学在精神内涵价值理念上的交互糅合。 四 结语 在当代全球文化群落交流日趋深层差异化、人文价值撞击度更为普遍剧烈性的阶段背景下，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多元繁复的文化语境系统单元中所呈现的潜在效用价值的视域也有待进一步纵深拓展。秉持和而不同的基本理念导向，侧重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多元文化语境架构下的表体特征与内涵诉求的交互糅合、佐辅扬升，从而凭倚双元桑海之长风，乃辟挂帆漫航之青天大道。 文学与文化论文:试论校园文学活动与校园文化的关系 论文关键词:高职院校 文学活动 校园文化 导向 传播 论文摘要:高职校园文化不但是先进文化的重要源头和创新基地,而且还具有强大的育人作用;同时,先进的校园文化又是高校的灵魂、师生凝聚力的源泉和提高提高校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而活跃于校园中各种文学活动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将从几个方面来阐述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随着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校园文化建设越来越显现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和重视,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这对促进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高职校园文化不但是先进文化的重要源头和创新基地,而且还具有强大的育人作用;同时,先进的校园文化又是高校的灵魂、师生凝聚力的源泉和提高提高校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而活跃于校园中的各种文学活动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相互影响成为高职校园的常青藤。 一、高职校园文化的涵义 校园文化指的是全校师生员工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培育形成并共同遵循的最高目标、价值标准、基本信念和行为规范。它是学校所具有的特定的精神环境和文化气氛。既包括校园建筑设计、校园景观、绿化美化这种物化形态的内容,也包括学校的传统、校风、教风、学风、人际关系、集体舆论、心理氛围以及学校的各种规章制度和学校成员在共同活动交往中形成的非明文规范的行为准则。高职校园文化应该是以人为本为核心价值,全体师生为主体,以创造浓厚的学术氛围、人文氛围为基础,以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人文素质、身心素质、专业技能素质为目标,以环境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网络育人,形成催人奋进的学校精神,促进学校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和谐校园文化。 二、高职院校开展校园文学活动势在必行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生产中科技含量日益增加,要求生产者具备较高的知识和技能,在职业能力上不再单纯针对职业岗位,而扩展到增强岗位变化和职业转变的适应性,因此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模式上不仅仅是知识技能的传授,更是一种受用终生的科学精神、人文素养、思想道德基础的培养,一种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的主动性、自觉性、理解力、归纳力、创造力,使他们在不可预料的未来局势中做出有意义的自我选择,承担起将科研型研究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变的重任。据了解,当前的高职院校,大多是从原来的中专升格来的,学校教育跟着市场走,许多学校为了迎合学生,也为了尽快把学生推向社会,以创造更大的效益,干脆就把文化课全砍掉,只开设专业课。表面看起来学生开心,因为他们本来文化基础就差,自然不愿学。老师教学效率高,两年学完三年的课程。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学生专业知识比较丰富,但人文知识比较匮乏。调查中显示,重专业、轻人文,重专业知识积累、轻综合素质提高等倾向在学生中比较明显。经过学习和实践,学生具备了较丰富的专业知识和较高的实践技能。相比之下,学生的人文知识普遍较差。我真替学生担心,在市场经济下,找工作如此难,一旦他们专业不对口,他们还能做什么？面对高职学生人文素质严重缺乏的现状,开展校园文学活动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借助校园文学活动这个平台来弥补学生人文素养的缺失。 三、校园文学活动形式 1、文学创作。大学里很多社团都被认为是少数人的舞台,只有文学社团是不拘一格的,他面向全体学生。社团内的成员可以进行定期的定向的文学创作,社团外的学生也可以自由地向校报、校刊、广播站投稿,甚至是为班级、学校的宣传栏投稿,可以是瞬间所见、所闻、所想,也可以是从报刊杂志上的摘抄,通过这样的活动来提高学生人文素养。 2、演讲和辩论赛活动。可以是命题演讲和辩论,也可以是自选题演讲和辩论。不论哪一种形式,都能使一部分学生在一定时间抽出时间来探讨相关话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更多的人。 3、猜谜和文学讲座。利用业余时间,组织学生进行猜谜或文学讲座,可以分系进行,形势非常灵活,受益于全体学生。这对培养学生理解传统文化是大有裨益的,不至于走出校门说“鲁迅是外国人”之类的笑话。 四、校园文学活动是传播校园文化的有效途径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生产中科技含量日益增加,要求生产者具备较高的知识和技能,在职业能力上不再单纯针对职业岗位,而扩展到增强岗位变化和职业转变的适应性,因此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模式上不仅仅是知识技能的传授,更是一种受用终生的科学精神、人文素养、思想道德基础的培养,一种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的主动性、自觉性、理解力、归纳力、创造力,使他们在不可预料的未来局势中做出有意义的自我选择,承担起将科研型研究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变的重任。 我们知道,校园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对于高职学生而言,学校的政治思想、道德品质、法律法规及学生日常行为规范教育等等,对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使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这些教育历来都是“外施性”的,其效果素来不尽如人意。然而,通过丰富多样的校园文学活动,却能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使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已经证明文学是人类最历史而又最现实的自觉兴奋点,文学给人的熏陶、对人的影响力历来是其他学问难以替代的。例如,借助文学社团的校刊,让学生在班上互相传阅,因为是同学们的作品,学生很乐意读,读得多了,茶余饭后相互交流,自然心领神会。还有广播站播出的稿件,宣传栏撰写的文字或粘贴的图片,既是校园文化中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的的体现,又是精神文化所在。让学生在耳濡目染中,理解并接受了校园文化。 作为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面的考虑、长远的规划,一旦确定,需要坚持不懈的持续下去,经过时间的锤炼,不断完善,在广大师生的头脑中形成并巩固下来,成为自觉的行为准则和规范,激励着学校组织及成员共同朝一个目标努力。因此,要充分利用校园文学活动来传播校园文化。 五、校园文化为校园文学活动提供导向 校园文化的最高境界就是精神文化,每一所院校都有自己明确的发展方向和共同愿景,校园文化越强有力,就越能统一全校成员实现学校发展目标的行为,就越能更快实现学校的发展目标。而作为传播校园文化的载体,校园文学活动就必须以校园精神文化为轴心,即学校提倡什么、鼓动什么,全校成员的注意力就必然转向哪里。校园文学活动的主题都必须体现校园精神文化。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体现。如确定各种主题的征文活动,演讲活动,辩论赛等,还可以在不同的时候确定不同主题的黑板报、手抄报等,来宣传校园文化。可以说,校园里的一切文学活动都依托于校园文化。有什么样的校园文化就会有什么样的校园文学作品。 六、校园文化为校园文学活动提供素材 校园文学活动是以校园环境为背景,以活跃在校园中的人为主体的活动。首先,每一所高职院校在校园文化建设中都会精心规划,合理布局,创建优美的校园物质文化。职能部门充分利用校园的有限空间,精心设计,精雕细琢,积极建设富有特色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从中显示校园的文化气氛,使学生在优雅的环境里感受到美的存在和艺术的熏陶。而这就自然会激发学生的创作热情,这些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既是校园文化中的物质文化,又是文学创作的极好素材。其次,学校要创建“以人为本”的校园制度文化来培养学生良好的文明习惯和职业操守。要保证执行规章制度的严肃性,做到有章必遵,违章必究。因此,学生对这些规章制度的理解和执行情况都可以通过校园文学活动展示出来,使校园文学活动的题材更广,也更深入。再次,校园文化中的精髓精神文化建设更是为校园文学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身边的感人事迹固然可以通过校园文学活动来宣传,如励志教育的,助人为乐的,有敬业精神的等等,可以进行专题讲座,也可以通过文学作品的创作予以讴歌,把精神文化发扬光大。同样,那些与校园精神文化背道而驰的假恶丑现象和不和谐的行为,也可以通过校园文学活动形式予以批评。总之,在高职院校中,正在不断完善中的校园文化为校园文学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使得各院校的校园文学活动生机勃勃,成为高职院校的一颗常青树。从物质环境到制度理念,从集体规范到人际关系,从举止仪表到教室的布置,校园文化建设始终围绕着学校的发展目标,都给每个校园人一个具体可感的参考系,并传递出一定的价值观信息,从而使校园人积极地从周围环境中接受那些大家所公认的或学校倡导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 我们知道,校园文化在学校教育中具有多种功能,以学校精神为核心的价值观被学校全体师生员工共同认可以后,就会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给生活在其中的每位校园人以深刻的影响,激发其产生一种自觉的内在驱动力,主动地去完善自我。同时它对每个校园人的思想、心理和行为具有的约束和规范作用。校园文化通过校园文学活动使身处其中的每一个成员有意无意地在思想观念、行为准则、心理因素、价值取向等方面得到“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般的熏陶和影响,就会形成与群体一致的文化意识和文化品格与文化气质,从而实现对人的精神、心灵、性格的塑造。因此,校园文化主导着校园文学活动的形式和内容,校园文学活动则让校园文化得以传播和发展,它们相互影响,共同促进,学校教育离不开校园文化,校园文化建设也离不开校园文学活动。 文学与文化论文: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与中国民族文化 文学蕴藉着神圣与世俗的双重叙事，其中世俗文化是其国家观念与中国儒家精神的结合，神圣文化多是民间叙事与古骆越族群神话叙事的衍化。越南文学在民族化进程中由爱国文学向国民文学发展，并在全球化背景下借用中越跨境民族的神话传说作为民族文化的再生资源。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蕴含着本土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深层多维的关联。 关键词：越南文学；民族叙事；中国民族；骆越文化；跨境民族 一、 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与国家观念 越南自公元939年吴氏政权自主，继而公元968年丁朝封建立国，就显露出鲜明的民族意识，越南学者认为“民族意识是中古时期封建国家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产物”。［1］83中国学者也指出民族自我认同、民族自豪感、国家自古统一观、国家独立至上等因素是越南民族思维的具体表现。［2］67在近现代越南面临西方帝国殖民时，此种国家观念更是演进为建构国家民族的民族主义。［3］因此，国家观念成为越南文学民族叙事的精神核心。 （一）从国家观念到国民精神 民间叙事作为民族历史与传统文化的精神表述，其存在源远流长且不可阻隔，尤其是在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越南。在越南文学民族化进程中民间叙事常为国家话语借用。以国家观念为精神核心的越南民族文学，国家话语与民间叙事相结合成为其特有的叙事模式。 在越南封建立国初期，对国家独立的追求显现出强烈的王权意识。越南早期有文字著录的文学作品集《岭南摭怪列传》，是文人儒士对口传的神话传说进行搜集整理编撰而成，其写作是借用民间叙事来彰显国家话语的神圣权威。作为口头传述的记录，《岭南摭怪列传》也经历了历史的演化。在1492年（越洪德十三年）武琼编撰的卷一和卷二中，将神话叙事中的“雄王”看作是民族祖先和国家创建者，其身份性质是祖先神和文化英雄；而后人段永福在16世纪中叶增补的卷三和续类，“王”的形象已经转变为国家君主的权力符号。可见，在封建早期的越南文学中，国家话语逐渐超越了民间叙事处于主导地位。 在封建时期的越南，因为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步中国之后，唯有文化层面能够凸显其民族精神。因此，黎朝时的国家话语从世俗权力标举转向了民族文化认同，民族文学也迈向成熟。例如，越南古代“文圣”阮?D在《平吴大诰》开篇就说： 唯我大越之国，实为文献之邦。山川之土域既臻，南北之风俗亦异。自丁黎李陈之肇造我国，与汉唐宋元而各帝一方；虽强弱时有不同，而豪杰世未尝乏。 此文旨在记述黎利起兵进行反明战争，一开篇就将自我定位为“文献之邦”，并与汉唐宋元而“各帝一方”，在文化空间上建构“大越之国”的存在，渲染了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可见，封建时代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常常体现为国家话语对民间叙事的覆盖。 由于越南历史多陷于战乱，民生苦难也常常成为国家话语关注的焦点，民生关怀成为越南文学主要的民族叙事。例如16世纪阮朝诗人阮秉谦作诗《伤乱》，发出“何年再见唐贞治，偿了君民致泽心”的喟叹。诗句表现出封建时期的越南对中国盛唐气象的景仰，其国家民生的繁荣是由君与民两者的共同存在来构成。 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等西方帝国的武力侵略使阮氏朝廷的封建统治已不能挽救整个民族的危难。在中国、日本和西方等国的维新思潮影响下，越南也有很多仁人志士积极探求国家自强、民族自立和民众富裕的变革途径。越南出现了东游运动、东京义塾运动和中圻维新运动等思想启蒙和民族解放运动，涌现出一批有深厚儒学修养并积极践行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想家，他们革新思想的焦点聚集于“民权”，最为著名的是潘周祯“君权不可倚，民权不可夺”[2]64和潘佩珠“民是国民，国是民国”之言论。［2］289在这由外来侵略激发的国家观念中，作为一种集体表述的“国民”成为了越南民族现代性的追求。 综上所述，越南国家观念随着民族国家的推进而凸显出民族独立和民生安危的精神追求。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里，国家话语与民间叙事的关系由分离到聚合，在民生关怀的层面凝成一股合力。在关注民生的文学精神导引下，受现代拯救民生之时代使命的驱使，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开始寻求一种“国民文学”的表述。 （二）“国民文学”理想与民族主义陷阱 对于“民 文学”与“国民文学”的关系，中国学者王向远认为，在多民族构成的国家中，“民族文学”小于“国民文学”，后者是前者的发展趋势。［4］但要在多民族国家达到统一的国民性建构“国民文学”，还是一个理想的文化图景，其过程的艰辛不言而喻。 “国民”是“政治成熟”国家的文化表征，所谓“政治成熟”，韦伯作此解释：“指这个阶级能够把握本民族长远的经济政治权力利益，而且有能力在任何情况下把这一利益置于其他考虑之上”。（1）278换言之，如果某一阶级的意志能够等同于这个民族共同体内全体公民利益，这个民族共同体就置身公民社会之中，社会每个成员都成为真正的“国民”。如此，民族文学要达到“国民文学”，既要考虑民族国家的政治利益，也要尊重民族社会的多元文化属性。 在现代化进程中，民族性与国民性之间常常存在着对抗与融合，现实的民族利益与理想的国民利益不能完全契合，有时民族利益的过度膨胀会引发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2）诚如中国学者张旭东指出，在前社会主义阵营时期有过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冲突和战争，例如中越边境战争、波兰和捷克对苏联的文化和心理抵触。这一切都是民族利益和民族文化的冲突，其中就有“隐”而不宣的“民族主义”魅影。(1)280 因此，我们发展民族文化和建构文学的民族特性时，要尽量避免落入狭隘民族主义的陷阱。 越南长久受中国文化浸染，在政治上依附于中国封建王朝，由此累积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封建立国时期越南就一直力求摆脱中国影响，当前越南国内还蔓延着一股“去中国化”的非理性情绪。但越南民族许多富有生命力的文化传统显示了越南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联。此种文化的内在关联是不能为意识形态与权力话语所割断的。在法国殖民期间，越南各民族团结起来抵御外辱时，中国民族的多元文化传统成为了越南反抗殖民的精神资源。 文学的民族叙事存在着文化与政治的矛盾性，体现为民间叙事与国家话语的对抗与融合。鉴于此，我们要做的是将越南民族文学划分为不同历史时期、文化层次与民族群体来进行观照，通过对民众生活的全景展现来探求越南文学复杂的民族叙事及精神内涵。 二、 神圣与世俗的双重叙事 现代进程中，东方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都落后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思潮具有通过强烈的文化认同来追求民族独立的特点。如黎跃进所言：“从文化上确立起民族的认同是一种积极的战略选择。”［5］也就是说，民族文化负载着一个民族的传统记忆、历史经验以及现实挑战。同时，人类生活的现实世界和信仰世界决定了每个民族（族群）的文化都由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构成。因此，在人类整个历史发展中，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交相辉映、互为表里。 （一）世俗与神圣：越南文学的双重叙事 世俗文化呈现在社会生活表层，神圣文化潜隐在精神信仰深层。越南文化亦是如此。 首先，受中国儒家精神影响，越南文学的世俗文化表现为“爱国文学”。众所周知，中国儒家精神的经世致用促进了越南的国家观念，追求国家独立成为越南主流的民族思维，举国上下讲求忠君爱国，因此文学叙事体现为追求“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爱国文学”。越南学者认为：“孔孟学说中忠君、爱国、爱民思想在进入越南时便被代表了越南历史上有良知的、越南民族灵魂的优秀代表儒学士大夫接受了，并且与越南爱国主义结合在一起，组成了爱国文学部分。在李朝、赵朝、黎初、黎末、西山朝以及后面各个文学阶段，集中地出现了许多描写男儿志士、忠君爱国和爱民、战争和历史遗迹等等各种题材的杰出代表人物。”［1］82 其次，越南文学的神圣文化体现为民间信仰和神话叙事的结合。在封建立国时期，越南地方与中央的关系相对松散，村社组织和民间社会有着较大的自主性。越南文学在民间社会有着宽松自由的生长场域，使其民族叙事带有神圣文化的诸多因素。越南学者裴维新就指出，无论是汉字文学还是字喃文学都是从人民中、从民间文学中接受了进步健康的思想和艺术的影响。［6］尤其是一些在民间广为流传的英雄事迹。经过国家统治者的赐封、修庙立像和祭祀供奉，这些民间英雄因为神奇叙事而获得了广大民众的信仰与崇拜。一些在历史上真实存在的英雄，在历代民众口耳相传中被神话化了。例如，《李翁仲传》的李翁仲托梦交州都护赵昌“讲春秋左氏传”，《冯布盖大王传 》的布盖大王“能显灵异”，《二征夫人》的征侧姐妹则是“人民凡遭灾难，有所祈祷，丕显神灵”等，诸如此类。[7]30 越南现代民族主义思想家潘佩珠这样形容祖国：“此乃山河之灵气，国家之福荫所造就。”［8］“山河之灵气”意指神圣文化，“国家之福荫”实指世俗文化，二者共同造就了越南民族文化的丰富性。由此，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具有着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相结合的独特蕴涵。 在封建时期，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常常表现为世俗文化对神圣文化的覆盖。这是因为强烈的国家观念激发了越南民众的民族思维与民族意识，加之封建统治阶层要求社会的文化表征必定遵循其统治利益。由此，在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中，世俗文化不断得到强调和提升，神圣文化传统却逐渐被忽略和遗忘。 但在民族现代进程中这一现象有所改观。当越南民众面临反帝反殖民的历史使命时，民族独立和民生安危也就成为了越南民族的集体意志。现实的危难得不到解决，民间信仰和英雄神话也就成为了精神的救赎。正如中国学者赵玉兰在考察越南的历史传说后指出：“表现民族斗争艺术的传说流传最广。越南人民喜欢用这样的一些传说来强调民族意识，增强民族自豪感。”［9］由此，神圣文化在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中被再度激活。 （二）神圣文化与越南民族历史 神圣文化的内涵丰富，除了指宗教活动，“亦指心理反应和在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处在这些文化里的个人和群体，都倾向于认为世上的所有现象都有精神秩序可以解释，并和自然的以超自然力量为参照。”［10］可见，神圣文化不仅包括民族的原始信仰，还包括解释民族历史文化的神话叙事，它盘根错节地潜隐在底层文化以及民族精神的深处。 追根溯源，神圣文化应是越南民族更为久远的文化源头，正如中国文化中更早的文化传统为巫文化。史学家余英时对在古代流行的天道、天命观念以及王权借助天之力量来发号施令等文化现象进行了分析，指出“巫”传统是中国文化重要的精神传统。余英时认为：“三代以来的礼乐秩序具有丰富的内涵，其中有一支很古老、很有势力的精神传统，即是‘巫’的传统。”［11］中国的“巫”传统除了以屈原《楚辞》为代表的楚文化，其重要构成还有百越文化。因此，当百越之骆越族群的部分支系在向南和西南方向迁徙时，就自然将巫传统带到中南半岛。百越的巫传统并与当地的原始信仰融合，就生长出丰富多元的属于越南民族自己的神圣文化传统。 在一个民族文化传统中，神圣文化较之世俗文化的存在更为深远。神圣文化超越了文字记载的历史，在口头传承的神话叙事中有着丰富蕴藉。根据比较神话学理论，产生神话的年代介乎“方言期”和“民族语言期”之间。［12］方言期人类逐渐划分为不同种族和语族；到了民族语言期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学逐渐崭露头角。换言之，神话叙事与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学密不可分，是民族意识得以维系的根本。由此，神话叙事可看作是民族历史的记忆与传承。 越过汉字书写的信史，我们看到骆越族群口头神话传说在越南民族文化传统中的活态存在。在被视为越南开国神话的《鸿??氏传》中，越南民族把民族起源到华夏文化中的炎帝，但却把百越之始祖的雄王认定为真正具有开国之功的先王。雄王时代“国初民用未足”，民众在雄王带领下开创生活并形成具有南方地域特征的风习。［7］56－30神话叙事在此承担了建构历史的社会功能。弗莱认为：“这种功能主要表现为：告诉生于斯、长于斯的社会群体以他们应该知道的重大事情，如神?的情况，传说的历史，他们的习俗及阶级结构的由来。”［13］可以说，神圣文化成为了越南的民族起源和国家开创的历史。 ，越南世俗文化也包含着神圣文化因素，国家话语对民间叙事的借用足以明证。古代的越南战乱纷争政权更迭，地方政权与中央封建统治的权力关系极其松散。因此，国家统治者不仅要力争民间支持，还通过民间信仰的神化来树立其统治权威。例如，李太祖公蕴出生就借用其母“梦与神人交”、神龙绕梁等神奇事迹来昭示“天命”。［14］国家话语借用神圣文化来树立其统治的合法性。在阮?D《平吴大诰》一文结尾，作家称颂抗明斗争胜利： 非惟计谋之极其深远，盖亦古今之未所之闻。社稷以之奠定，山川以之改观，乾坤既否而复泰，日月既晦而复明，予以开万世太平之际，予以雪千古无穷之耻，是由天地祖宗之灵，有以默相荫佑而致然 也。 从文中可知，阮?D认为战斗胜利并非作战的策略与谋划，而是“天地祖宗之灵的护佑”。深入越南民众的文化空间，天地信仰与祖宗崇拜是神圣文化的主要内涵。因此，神圣文化也渗透在世俗文化之中成为越南文学的潜在传统。 鉴于此，我们从神圣文化的维度来观照越南民族文学的发展，可以看到越南文化在外来冲击中对民族传统的坚守，在表层断裂之下与中国文化的深层联系。 三、 越南民族文学与中越跨境民族 对于越南民族的历史起源，学界普遍认为是由中国古代骆越、苗瑶等族群的部分支系先后迁徙到中南半岛，并与当地原住民融合后发展成为当今越南民族的祖先。越南现代历史学家陶维英曾说：“对壮族语言文化的研究又可以间接地有助我们了解到我们的祖先骆越人的语言文化。”［15］此种古代骆越文化除了与中南半岛的其他民族文化交融生长，一部分还保留在中越跨境民族（3）中，并通过民间信仰、祭祀仪式和神话传说等活态形式演绎传承。因此，对跨境民族的神话叙事进行解读可以帮助我们较为全面客观地把握越南民族的历史文化。 （一） 祖先神与民族英雄 中越跨境民族的文化中保留着许多讲述族群祖先的神话叙事。这些族群祖先不仅创造了族群的生命，还在族群利益遭受侵扰时变身为具有超强战斗力的民族英雄。因此，族群祖先在历代的传述和敬奉中被提升为神?。祖先、英雄与神?的身份相互交叠成为跨境民族的精神信仰。越南北部民族地区流传的侬智高传说就是这样的民间叙事。 侬智高是中国北宋年间领导农民起义的壮族先民领袖。（4）与官方史籍记载不同，在越南侬智高传说中将反抗封建朝政的民族英雄尊奉为祖先神，体现出浓郁的神圣文化色彩。［16］通过对古代骆越文化的追溯，我们发现了越南侬智高传说与骆越氏族英雄神话《莫一大王》在叙事内涵上极为相似。（5）特别是主人公都经历了“断头再植”、灵魂转换为“瓮中之虫”与“坟上之竹”以及孕育兵马失败等奇异情节，显示出文化象征的一致。这些神话叙事中的祖先崇拜和生命崇拜都是生命神圣化的原始信仰。 侬智高的神话叙事体现了英雄成长的母题：经受苦难磨练与考验的英雄在神仙指引下终获成长。神仙角色承担重要的文化功能，既是全知全能的叙事者，也是故事行动的拯救者。这在越南民间叙事中普遍存在，《董天王传》、《朔天王传》、《冯布盖大王传》等民族英雄神话略见一斑。民族英雄与权势阶层和邪恶力量作斗争，总会得到来自神力的帮助。这是民众愿望的表达，是一种民间信仰的体现，其精神力来源是神圣文化。同时，民族英雄的苦难也是国家和民族的危难。由此，民间叙事与国家话语、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达到一定的融合。 （二）神话复活与现实价值 在当代文化语境中，远古的神话叙事被重新讲述，如哲学家尼采所言，神话是国家更深、更牢固的合法性基础，一个民族或国家的起源可以通过神话叙事进行复归和再确立。 在现今搜集的越南北部民族地区的侬智高传说中，侬智高的民族英雄身份得到合法化。较之越南封建时期官方编撰的史籍文献中侬智高的叛贼性质，民族传说中的侬智高已由边缘民族的英雄祖先提升为整个国家所祭祀崇拜的神?。此种叙事内涵的转变，依托的是一个深远伟大的民族传统——神圣文化。可见，在跨境民族中流传的侬智高传说，是因为民众将其中蕴含的骆越神话叙事视为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的珍贵记忆。同时，越南国家话语借用跨境民族的英雄祖先来提升其国家精神。 在岱、侬族等跨境民族聚居的越南北部民族地区，不仅流传侬智高传说，还尊奉侬智高为祖先神、保护神、谷神和生殖神等。侬智高传说以其祖先崇拜和生命崇拜相结合的神圣性质，在仪式和信仰中体现为活态传承的样态。例如，高平等地也都建有侬智高庙。1993年政府宣布每年农历1月9日民众到侬智高庙祭拜，侬智高庙由此也成为国家历史名胜地。2001年，越共中央总书记农德孟到高平省视察时也到侬智高庙祭拜。可以说，跨境民族英雄侬智高被提升为整个越南的民族象征和精神核心。 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绝非截然二分的。岱族作为越南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经济形态较发达，与各民族交通频繁，必然受到国家更多的关注。岱族人也借助国家话语，将民族英雄侬智高的宣传予以合法化。当今越南出现了由国家政府提倡、全民崇信侬智高的现象，有关侬智高的研究已经形 成相当规模，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越南出版了《侬智高论文集》（6）一书。该书多从民族历史、国家关系、军事兵法和文化遗产保护等角度展开论述。这其中虽不可避免意识形态的利用，但也表达出越南国内主流社会对边疆民族的重视。正如我国社会学家马戎所言：“对于族群象征物强弱演变过程的分析，也是理解一个多族群国家族群关系变化趋势的一个重要视角。”［17］ 古代骆越族群的神话叙事在越南社会衍化为一种集体的信仰仪式。由是观之，在全球化语境中建构民族文化身份的现实需求，使得遗存在跨境民族中的远古的神话叙事再次复兴。一言蔽之，神圣文化通过世俗文化得以激活。 四、 越南民族文学与中国民族文化 当代越南是由54个民族组成的民主共和国，融合了多元的民族群体和文化体系。因此，当代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不仅有国家话语与民间叙事二元的对抗与融合，还应该包括各族民众的生活与情感的全景呈现。 （一） 越南民族文学与中越跨境民族 席卷世界，第三世界民族国家的文化与文学也不可免受其冲击。当代越南作为发展中国家面临建构其现代民族性的挑战。来自外部的文化殖民与发自内部的民族意识，使得越南民族的文化呈现驳杂多元的状态。虽然越南语拉丁化运动进行了将近二百年，在1945年后汉字已经被拉丁化文字取代，当代民众对汉字文学已有相当程度的隔阂；但是，口头传述的神话叙事作为神圣文化表征还存在着本土性与原生性的可能。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看来，在由经济和政治权力所统摄的文化霸权面前，真正属于大众的通俗文化之重建必须基于那些来自社会底层的民歌、童话、民众庆典和诸如民间宗教或巫术等神秘或对立的信仰系统，因为这些边缘或对抗性的文化，才具备挑战和颠覆文化霸权的能量。［18］这无疑凸显了神圣文化在当代语境中的生命力。 因此，向边缘的跨境民族文学寻求创生资源，当是当代全球化语境中越南文学民族化的文化策略。当代越南文学对神圣文化的倚重昭示了越南文学民族化的时代转向：国家话语的表述主体由封建君王转向国家民族，在性质上渐趋于民间叙事的理想本质，即包括底层和边缘群体的全体国民。 （二）越南国民文学与中国多民族文化 由是观之，越南文学民族叙事的发展成熟并非闭门造车，而是向外积极汲取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涵化和创造。越南民族的文学叙事与艺术表达彰显出鲜明的民族思维和主体意识。但本文研究不止于寻求中越民族文学的相同与类似，此举不过是为民族学和历史学提供一些注脚。我们志在挖掘越南民族深层的文化原型及其现实的衍化形态，把握越南文学民族叙事的历史发展与时代内涵，从而思考现代语境中的中越民族的文化关系及其和谐建构。 如前所述，“国民文学”既是理想也是挑战。当今越南的主流话语提倡其民族文化的多元性，但确不可忽略与中国多民族文化深层多维的碰撞交融。越南民族文学追求全民性并向世界文学挺进，必然包括跨境民族这一独特群体所表现的现实生存和精神诉求。有了对民族之文化根源与历史发展的真切了解和客观把握，越南民族文学才能避免狭隘的民族主义，稳健走向现代意义的“国民文学”。 文学与文化论文:中国现代文学中正义与良知的文化场构建 一、文化场的配置 文学作品的文本为我们提供了对内在自足进行展示的社会空间大场，运用场域理论可以降低现实世界和文本之间的二元对立的现象，可以更深入的进入文本的内在世界。构建文化场有利于减少外部分析和内部阅读之间的矛盾现象。以《白鹿原》为例，构建了一个以农耕起家，带有强烈封建意识的白鹿村的世俗民间场，同时构建了省城和县城政治机关驻扎的权力场，在表面上看来十分弱小的白鹿书院中，有一个知识渊博的、有强烈的正义感的大儒先生，从而构建了一个具有世外桃源性质的文化场。其它还有一些次要的场域，例如以黑娃为首的土匪场，革命场，这些场域之中的人都在受到强大的场域的吸引之后，展开了以权力为中心的斗争，最终颠覆了权力场中的暴力统治。社会空间对横向的生存空间进行了展示，对纵向的历史空间进行了牵制，配合人的生存状态和历史、地域和空间，构成了社会生活的巨大景观，同时通过不同的场域配置，反映出不同文化的内在含义。文化始终和特定的地理空间密切联系，不仅能够反映文化的表面现象，更能够直观的反应人们的生存全貌。空间提供的物质和场所为文化场的构建提供了重要因素。下面对这三个场域进行具体的分析。 1、世俗民间场：通过世俗的权利的范围进行划分，通过在中华民族中的宗族观念进行维持，将礼法作为评判的准则，从而构建起以权利为象征的属地。一旦宗族内遇到大事，场域内部的人员都会听从族长的召唤，以书面的形式记录下族长的权威，成为在乡民之间的法律，因此宗祠也成为了具有民族特征的地域，包含着民族观念和社会关系，成为维护制度的重要手段。象征性的资本是通过不断累积形成的，作者也在潜意识中受到文化和经济规范的制约，无论人物的伦理还是行为都受到这种理论的牵制。 2、权力场：是权利机构活动的场域，操纵着辐 射区域内的政治权利，将相应的法律法规作为象征性的资本，以合法性作为价值的评价标准，在辐射区域内实行着权利的强制化干预。权力场使在封建文化牵制下的城市空间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并和农村空间进行了区别。 3、文化场：是一个具有独特性的场域，其中占有了丰富的文化资本，拥有了时代书写的权利。文化场在场域活动中的特点，是能够对自身和社会进行自觉的反观，在潜在的语言之中透露出对社会和人生的玄机。文化场和世俗权威保持了密切的联系，但是又有一定的区别，和政治场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但是又有适当的参与，文化场的是非评价标准也有其独特性，它使用批判性的文化语言，用隐含的比喻为自己的行为进行合法性的辩护，通过语言的表象使社会进行反思，将文化的力量渗透到社会的每个方面和人的生活之中，为社会之中行为失范的现象做出表率。在文化场中存在着良知和正义的基本形式，通过语言隐含的意义来反射作者褒贬的态度。文化场对权威比较排斥，依靠文本自身的力量构建自身的精神世界，并在合适的时机对权力场进行干预。文化场的有效配置，可以在社会中构建具有很强社会影响的社会文化场域，文化场在矛盾之中明辨是非，从历史的角度批判性的看待权力场和民间世俗场的构建。《白鹿原》的作者将白鹿书院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场，存在于世俗民间场和权力场的外围，反映出文化独有的特性，反映了作者潜在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对文化场的规则进行构建，强化了在社会空间中文化场的意义和价值。在文本空间中的文化场处于空间结构的中心，与政治权利和民间传统有区别又有联系，文化场的立场具有先进性，另外两个场次的规范和权威都显出了文化场规则的优越性。文化场在衡量规则的过程中巧妙的解决了潜在的矛盾，对城市和乡村的行为进行了规范，使本文的外在运行和内在运动都做出了改善。 二、构建良知和正义的文化场 在中国现代文学之中，抛弃了以往使用阶级分析进行写作的方式，采用民间的视角进行写作，采用谦卑的姿态，正确处理文化场中知识者的立场，使用大众化的语言说话，改变传统的定性的称谓，在文本之中演示复杂的社会生活，通过场域内部复杂的斗争展示历史不断前进的现实。通过文学作品对文化的理想规范进行引导，在顾及社会秩序发展的同时，对自我的个性进行展示，重新构建文化。以《白鹿原》为例，小说真实展现了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场中传统文化的改变。在这个文化场中存在着以往的礼仪传统，不容许男盗女娼现象的发生。 三、结论 作家坚持在文化场构建过程中的正义和良知，使读者对文化资本的历史内涵有充分的感悟和认识。文化场在衡量规则的过程中巧妙的解决了潜在的矛盾，对城市和乡村的行为进行了规范，使本文的外在运行和内在运动都做出改善。文化场的配置构成了社会中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基本框架，显示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宏大的叙事性和优秀的叙事风格，显示了深刻的社会内涵。 论科举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 摘要：科举是一种制度，但更是一种文化，这种制度文化塑造了不同时代的文人的精神风貌。从科举与文学的关系来审视和研究中国古代文人及文学现象，无疑会更鲜活和切实地贴近文人及文学本身，把握他们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感情形态，展现他们赖以活动的文化背景，从而在更深广的范围来认识古代文学及其发展状貌。 关键词：科举文化；古代文学；研究意义 中国古代科举制是选官制上的新发展，是中国封建政治的一项伟大创举。科举制作为制度文化现象，确实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这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说：“科举制度给过我们一种远年的浪漫，一种理性的构想，似乎可以用一种稳定而周全的制度长年不断地为中华民族选拔各级管理人员。尽管这种浪漫的构想最终不成样子，但当二十世纪的人们还没有构建起一种科学的选拔机制，那就还没有资格来嘲笑它。”[1]这无疑是一种较为客观而通达的认识。在我们已经谙尽以嘲讽和批判一切传统文化为己任的虚妄与创痛之后，在以理性精神和科学态度重新梳理、认识和借鉴传统文化的同时，认识、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其必要性已无可置疑。 科举是一种制度，但更是一种文化，我们把它称之为“科举文化”。对于科举制度，当然可以作多方面的研究和讨论，但我们在更多地对它作制度方面的关注和析说的时候，却相对忽视了对它的文化关注。以往的一些学人由于重在科举制本身的研究，或兼及与文学的关系，但并未对科举的文化意义作足够的理解和拓展，而往往出现许多偏狭的认识。科举文化包容了内在与外在的两种文化属性，并由此对文学产生影响，而于林林总总的士人精神存在与文学现象中得以表见。所谓科举文化的内在属性，指的是科举考试内容具备了儒学的与文学的性质，即狭义的文化特质；而科举文化的外在属性，指的是由科举而形成的政治导向性与社会、文化等价值观，即具有了广泛的文化特性。科举文化的内外属性的凑泊，构成了科举文化的整体。这一整体又营造了文人及文学赖以成长的文化氛围与环境。 科举制度是在中国古代特定的政治、思想及文化背景下逐渐产生、发展、成熟的，并因而形成了独特的内涵与形式特色。它所显示出来的精神观念和特异色彩，又深刻地影响乃至再造了中国文化。世界上还没有哪一种制度造就了如此庞大的文官队伍。黄仁宇先生曾经把秦汉以降“二千年而弗能改”的中国封建社会结构，作了一个通俗而又形象化的比喻，说是好像美国的所谓“潜水艇加肉面包”，“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即是‘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即成万上千的农民，其组织以纯朴雷同为主；中层机构简单，传统社会以尊卑男女长幼作法治的基础，无意增加社会的繁复。上下的联系，倚靠科举制度。”[2]以文官集团为核心的文官政治的形成，使得统治机构中集中了一大批有高度文化修养的文化人。作为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文化代表的知识分子的面貌、精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科举制度塑造出来的。因而，从科举与文学关系审视和研究中国古代文人及文学现象，就无疑会更能鲜活和切实地贴近文人及文学本身，把握他们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感情形态，展现他们赖以活动的文化背景，从而在更深广的范围来认识古代文学及其发展状貌。 科举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是复杂的。不管古代的文人是出入于科举，抑或是远离科举，甚至否定科举，但最终都无法逃离这一文化氛围的笼罩。归属与反叛其实都是一种“影响”，虽然其价值评判大相径庭，但“对象”毕竟是同一的。由此，我们想到文学研究上应该建立一门“影响学”，来进行科学的理论探讨或实践批评，以避免文学研究上的简单、片面。 我们觉得，从科举文化的视角来审视文人及其文学现象，其学术意义非常重大。 首先，可以突破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价的板块格局，揭示创作主体与作品的直接联系。 在文学研究领域，方法与观念的更新转变，显得愈来愈重要。以往的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析的研究格局，固然有它的意义，也解决了文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但划界太清，使三者之间的关涉令人有悬隔之感，失之于笼统汗漫、游谈无根。时代、作家、作品究竟是怎样紧密联系起来的，恐怕这在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而文学的文化研究方法，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作为文化的科举，它是联系世风、士习的最佳中介，也与文学创作建立了较为切近的联系。如杜荀鹤，为了科举及第而积极行卷，几乎行遍天下，这不能不影响到他的生活、思想和创作。再如蒲松龄，他一生科场失意，到老乡试未能通过，其孤愤狂痴寄寓笔端。可以说，《聊斋志异》所展现的就是这位落魄秀才眼中的世界。当然，科举只是研究古代文学的切入点之一，并不能说它是打破时代、作家、作品板块格局的唯一途径。然而，似乎可以这样认为，它确是一种最切实、最重要的文化视角。 其次，追索营造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时空，透视作家的整体精神风貌。 中国古代的作家都生活于特定的历史文化时空当中，在这一特定历史文化时空中思考、创作。由于时代的睽隔、历史的变迁，白云千载，哲人其萎，我们想完全置身于那一时代的现实中以古人特有的情感去感受周遭的一切已成痴想。我们已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唐朝，去繁华的长安街上领略磊落唐风；我们也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宋朝，去不夜的汴京城里观赏万家灯火。然而，这一缺憾可以通过对当时的历史文化的考察及对文学作品的文化说解获得一定补偿。科举制度驱动无数文人负笈远游、求学应举，这无疑造成了文士的大量流动。譬如唐朝举子纷纷来到长安，穿着白麻衣行走在长安街市上。他们的大多数带着强烈的科举仕途欲望聚集到这里，怀着新奇与激动打量着这座繁华雄伟的帝都，登第的喜悦与落第的沮丧形诸歌吟，春风得意与铩羽还乡决定了他们人生的不同去向。唐诗中即反映出这些文士的情感潮汐，颇堪吟味。这不是文学的悬想，而是历史的真实。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理性演绎，认真切实地把握每个作家的生活空间，这无疑会更能充分了解和发掘作品的思想内蕴与情感内蕴。 如上所说，科举不只是一种制度，它更是一种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制度文化塑造出了不同时代的文人的精神风貌。唐代科举制度初创，这一新的选官制度刺激了广大庶族寒士从政入仕的强烈欲望，使唐代文人昂扬奋发、豪迈奔放；宋代科举几乎成为文人唯一的入仕之途，且出路更优，使宋代人饱读诗书、博雅风流；元代科举几经废立，且极不平等，使元代文人整体沉沦，他们充满绝望、愤懑，与倡优为伍，以浪子自命；明清科举以八股取士，科举成为牢笼志士、驱策英才的专制工具。这时的文士多在一灯如豆下写作或背诵八股时文，空疏而迂腐。当然，这里所描述的只是某一时代的总体倾向，但一代文学风貌，莫不与此相关。 第三，可以深入拓展对作家群体、诗派及文派的研究理路。 现代文学理论为我们研究古代作家群体及流派提供了宏观方法，给予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其作用不容抹煞。然而，如果一味作架空的分析，而不结合中国古代作家群体或流派的特殊生成状态来考虑问题，就不免空泛，或得出不合文学实际的错误结论。科举制度的建立，在一种新的方式上加强了文人队伍的聚合。如座主与门生的关系、同年关系、师弟子关系，等等，这些关系都有可能导致文学集团或文学流派的衍生。这是具有原生态的文学现象。它可能在某些方面不合于现代的文学理论模式，但确是古代文学发展的实际。 在这方面，历史研究似乎走在了文学研究的前列。何冠环先生有一本小书，其题目为《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作者从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胡旦榜进士这一角度切入，析论了他们与宋初朋党的关系。[3]这一视角颇为独特，也颇具眼光。这种考察符合北宋朋党的真实面目，这种切入角度对文学研究也有启示意义。由此，我们来看古代的文学集团或流派，有些情形就与科举密切相关。就唐宋古文运动看，它在文学史上的巨大贡献和作用，已为许多学人注目并加以研究。那么，唐宋古文运动何以能够兴起，其组织方式是什么，原因可能很多。但我们觉得，一个最直接的因素就是科举。韩愈不顾流俗的排侮非笑，而以师道自任，成就了一批“韩门弟子”，这些人大都成为古文运动的中坚。所谓韩门弟子，就与科举行卷之风相关。以师弟子关系为组织形式，是韩愈倡导古文运动的关键。他著《师说》要恢复古代从师之道，其用心也就十分显明。有意味的是，这一组织方式为北宋文人所承继，宋代的许多古文家都强调师道，就是一个明证。此外，如明清科举的乡试、会试与文学集团的形成也有着一定的关系，这方面已有人做出研究。这种视角与取向，无疑会促使我们以更为切实的态度，拓展思路，获得学术的新视野与新思维。 第四，有助于加强对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的考察及以科举文化为题材的文学作品的系统研究。 傅璇琮先生就一再强调要加强古典文学研究的文化意识，提出了历史文化研究方法。他指出：“人们认识到，不能孤立地研究文学，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把社会概况仅仅作为外部附加物贴在作家作品背上，而是应当研究一个时代的文化背景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个时代的总的精神状态，研究在这样一种综合的‘历史——文化’趋向中，怎样形成作家、士人的生活情趣和心理境界，从而产生出一个时代以及一个群体、个人特有的审美体验和艺术心态。”（《日晷丛书》总序）傅先生自己也正是这样进行学术研究的，他的《唐代科举与文学》就是采用历史文化研究方法的范例。他有意识地沟通历史与文学，在充分考察那一时代的文化背景上来研究唐代士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以及相联系的时代风貌与社会习俗。[4]这种研究实际上是以人为轴心的文化研究，它所关注的是作家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情感状态，并使这种生活方式、文化心理与情感状态在某种历史文化背景上得以凸显。科举制度是切入文人核心的最佳视角之一。“科举制度产生于7世纪初，一直存在到20世纪的头几年，足有1300年的历史。有哪一项政治文化制度像科举制度那样，在中国历史上，如此长久地影响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貌和感情形态呢？……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是研究其文化形态，如果不着重研究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那将会遇到许多障碍。”[5]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与科举制度的联系如此紧密。通过科举制度，可以考察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目和感情形态，这确实是历史文化研究的一种最佳方式。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知识分子对科举制度的认识、态度中，又可以看出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以更进一步透视文人的精神世界。这种自我文化关注，主要表现在科举文学当中。对这一大宗文学作品，我们以往似乎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些作品除表现士子功业意识、济世情怀外，更重要的是由此可以窥见士人的自我情感体验及对自身的文化思索。譬如唐代落第诗很多，有自陈落第的，还有慰人落第的，情调大多黯然，由此可透视唐代文人情感世界的另一面。戏曲小说中对士人自身的展示更加充分。如唐传奇中，往往表现士人“婚”与“仕”的矛盾，揭示出当时进士阶层普遍的悲剧心理，是士人意识的集中体现。明清时期，对士文化的描写与反思之作出现，其思想内蕴更为深刻。总之，如果对科举文学系列进行全面清理，有一完整认识，那么，我们对一些文学现象本身的研究可能会更为深刻而切实了。 文学与文化论文:试论大众文化与文学作品的整合 论文关键词：大众文化　文学作品　影视剧本　改编现状　深层原因　雅俗共赏 论文摘 要：目前，文学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本的热浪一浪高过一浪，以影视为代表的大众文化与古老的传统文学之间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就是在此基础上，了解这种文化现象的现状，分析此文化现象的成因，从而预测文学的发展趋势。 引言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民众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着市场经济社会带来的各种新鲜事物，其中正面临着一个更深层次的困扰，即伦理道德、价值规范和文化观念的急剧变化的问题。 我们应当关注中国文化的发展趋势，在社会市场经济和功利心态的引导下，人们放弃了以传统精英文化为代表的深度文化，取而代之的是以现代大众传播媒介为依托，以此时此刻为关切中心的消费文化，即大众文化。以下就此文化转型中的一种文化现象作具体分析，透过这种现象来探求这场文化转型的深层原因。 一、影视文化中文学作品改编的现状 “从小说到影视”是一个常说常新、屡谈不厌的重要话题。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影视艺术创作中对文学作品的借鉴和改编，带来了影视剧丰富多彩的形态，特别是当代生活内容、生活观念及生活状态的丰富多彩，使影视剧的改编和创作呈现出多元化的风格，从内容到主题涉及到当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了影视艺术一道重要的风景线。 文学作品中的深刻思想，畅销小说中的动人情节，成为不同导演所钟情的改编对象。[1]经过改编而成的影视剧，不仅在当代影视界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在世界大奖的评选中不同凡响。德国施隆多夫的《锡鼓》，美国的《克莱默夫妇》，我国的《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都是世界影坛上不可多得的精品。由此可见，即使在影视技术与艺术走向成熟的今天，改编仍然方兴未艾，正继续创造着一个个动人的“银幕神话”。他们独特的艺术魅力在向我们招手，吸引我们深入其中，探究一二。 目前影视改编创作呈现以下几种状态： （一）对古典名著的改编 中国古典小说创作最繁盛的明清时代，已聚集了众多改编者的目光。四大名著被首先请上银屏，一饱国人眼福。此外，《聊斋志异》、《封神演义》、《三言二拍》等一系列古典名著也不甘落后地在银屏上创造着各自的世俗神话。不难看出，观众对其喜爱程度和观赏热情远远超过了根据外国名著和现当代名著改编的影视剧。从这一方面恰恰可以看出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强大的生命力。 （二）对历史题材的改编 在《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这几部古典名著被逐一品尝后，改编者开始逐个朝代寻找可供改编的历史素材。于是接踵而来的《末代皇帝》、《秦始皇》、《唐明皇》、《康熙大帝》等历史剧争相出台，它们多以长篇电视连续剧的面孔出现，极尽述说之能事，由点及面，极力铺陈。从当今上映和正在拍摄的历史题材的电视剧来看，数量之多，规模之大令人咋舌，而且每一部都在数十集以上。在中华民族浩浩荡荡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改编者可谓“溯洄从之”，没有一个朝代不曾被涉猎。 （三）对当代畅销小说的改编 畅销小说一直是影视剧改编所钟情的对象。“畅销”意味着通俗，流行，意味着被当时的社会大众所接受和欢迎，意味着有较高的商品价值。这一切都是影视剧作为大众传媒本身所需要的。因此，影视剧和畅销小说似乎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对畅销小说的改编往往使影视剧更为畅销，而且经常会产生国际影坛的扛鼎之作。如《辛德勒的名单》（根据托马斯·肯尼利同名纪实体小说改编），《侏罗纪公园》（根据迈克尔·克赖顿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阿甘正传》（根据温斯顿·格卢姆同名小说改编）。 二、改编热潮的深层原因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文化转型不可逆转的趋势呢？ 本雅明曾把历史和文化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传统的乡村社会，资本主义阶段以及二十世纪高科技社会，对应着的分别是故事——现代主义语言与诗歌——传播媒体。这一观点说明了文学艺术从讲故事的口传方式，经过特别的文学写作发展到机器作为媒介的传播方式。[2] 因此，在当下，以大众媒体为核心的电子媒介必将对文学秩序产生强烈冲击。正如有学者认为，在高度信息化、技术化、商业化语境中，世纪之交的社会已从“读写时代”进入了“读图时代”，而影视即为“读图时代”的典型代表。究其原因： 其一：文学隐藏在单一的语言载体中，而影视是把建筑、雕塑、绘画、音乐、文学、戏剧的诸因素综合起来，故事和戏剧情节是图像的动态，音乐伴随着图像，图像隐含了思想，反映着生活。[3]读文学，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文字；看电影、电视，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图像，听到的是声音。因此，“读图时代”的来临也标志着社会文化由文学主体转变为影视主体。 其二：文化主体两个向度的变化，无疑给由传统延伸而来的文艺受众带来接受方式的改变，而最直接的改变，就是由欣赏型转化为消费型。[4]从某种意义上说，消费心态是90年代文艺受众的最主要的艺术意识方式，“消费”已成为话语中心，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消费者的消费倾向日益凸显，“看不见的消费之手”不仅是外部环境的制导因素，更直接渗透到文学的组织、生产、流通与接受过程中。纯文学生存的空间越来越窄，经济时代的文学从写作到出版再到评审，已经越来越难以抵抗商业化与消费主义思潮的冲击。 其三：在文学中，形象和思想通过文字这一载体间接地表现出来，而形象和思想又源于作者的心灵，可以说文学的白纸黑字始终是由心灵来灌注的。而电影、电视都是以一种技术力量在改变着文学所依托的那种自古而来的观念体系，在影视文化中，从表层到深层，从现象到本质，已经不同于心灵活动的微妙，不同于文学表现的诗意，而是一种能“看”得见的图像，它带来了新的时空观和本质观。在影视中，图像是主体，任何人都可以看图像，而在文学中，只有识字的人才能读文学。 三、改编热潮的发展趋势 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影视艺术创作要实现自身的审美价值必须通过观众的欣赏。如果一部作品不能为广大观众所喜闻乐见的话，那么它的审美价值就不能得到实现，也就没有任何美学意义。欣赏它的观众，层次越宽广，人数越多，它的审美价值和意义所能发挥的作用也就越大，文学作品也是如此。[5]因此，在当前社会，不论文学家还是影视编剧或导演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得到大众的喜欢，自然而然，他们就把“雅俗共赏”作为自己作品的美学追求。 那么，我们如何正确理解“雅”和“俗”呢？不同时代不同阶级有不同的理解。我们理解的“雅”是指符合艺术审美特点的规律，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有深意和艺术创造性的作品；我们理解的“俗”是指通俗易懂、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作品。高雅之作其优点是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缺点是可能不易为广大群众所接受。通俗之作其优点是能为广大群众欣赏，缺点是可能浅显，缺乏深意，甚至流为低俗。因此，最好是能使二者结合，各取其长去其短，既能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又能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这就是雅俗共赏的好作品。 总论 现代文学艺术由于其日渐显露的商品化形式，使得现代艺术、现代科技与工商业生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文学作品为代表的高雅文学在面向更广大的读者的“大众化”过程中，也放下了“正统”的架子，不断地向普及教育的方向发展。人们需要在激烈竞争的工作之外享受到一些轻松、愉快，而影视文化也在做大量的文学和文化的普及工作。高雅文学主动向大众文化靠拢，而大众文化主动向高雅文化提升，这两种“主动”就是现在文学最清楚的格局。我们说大众文学也好，高雅文学也罢，其目的是使读者在娱乐的同时提高文化素养和知识涵养，在陶冶情操的同时得到精神的力量。因此，我们必须正视大众文化已初见端倪这一事实，通过良性地引导高雅文学（以传统的文学作品为代表）和大众文学（以影视文化为代表）的整合，在普通民众的生活世界深处挖掘和培育出现代化的人文精神。 文学与文化论文:现代新儒学文化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 在现代新儒学文化视野中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无疑是冒险的,因为我们的现代文学学科是建立在五四新文化的价值原点之上,[1]马克思主义文化派渐居主流是现代文学史的核心叙事话语,用一种曾经与它相冲突的文化视野来观照现代文学现象,在一些学者看来会有颠覆现代文学学科的危险。虽然王富仁先生在《当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若干问题》中承认:“中国现代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有一种不平衡的现象,即中国现代文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而中国现代文化却并不等同于‘五四’新文化。”但他对新儒学文化表现出了高度戒备的姿态,以至于产生了“本学科即将被颠覆的担忧”,认为“如果用新儒家的思想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就会导致该学科的自杀,这是因为中国现代文学是建立在‘五四’新文化的基础上。”他甚至提议现代文学界要有捍卫本学科的忧患意识。[2]张永泉先生在《回应新儒学的挑战》一文中,也指出新儒学在大陆掀起的思潮,“对五四也是对现代文学最为致命的威胁”[3]。但本文认为不应该让“敌我”对立的思维方式局限了我们的视野,而应该如一些学者所看到的那样,新儒家为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参照与话题”,我们必须突破对立冲突的“思维定势”,不能让新儒学始终作为一个陌生的概念,也不能让它成为“羞于出口的字眼”[4]。 其实在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前后,新文化阵营对维护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各种思潮亟高度警惕,每有闻“孔”色变之势。与之相比,那些主张重新阐释和发扬儒学的人士,对于新文化则表现出了相对积极的态度。民国时期,陈之原先生的《发展新儒家思想》一文非常客观地指出: 外来文化的输入,表面上好像代替了儒家思想,推翻了儒家思想,使它趋于没落消灭的运动,其实正是促使儒家思想新发展的大动力。……“”以后所输入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艺术,与儒家思想汇合,在历史上曾展开了一个新儒家思想运动,造成了儒家思想的新发展。由这看来,儒家思想的新发展,不是建筑在排斥外来文化上面,而是建筑在输入吸收外来文化上面。[5] 从这个意义上说,袁良骏先生的观点可资我们借鉴,他在《“五四”· 新儒学 ·道德重建》一文中指出: “五四”的局限正是当代新儒学的光点,当代新儒学的局限恰恰也正是“五四”的光点。因此两个局限的排除和两个光点的融汇,正好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大发扬。[6] 而台湾旅美学者张灏也在《新儒家与中国文化危机》中提倡: 应该沟通新儒家和‘五四’的思想,才是我们未来文化发展的应有基础。[7] 事实上,20世纪初期中国的文化场域中,文化现代化主要分成了三种形态,即马克思主义文化派、自由主义西化派、现代新儒学文化派。现代新儒家之一贺麟先生在发表于1940年代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中,认为“广义的新儒家思想的发展,或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就是中国现代思潮的主流。我确切看到,无论政治社会学术文化各方面的努力,大家都在那里争取建设新儒家思想,争取发挥新儒家思想。”并将“发挥新儒家思想,蔚成新儒学运动”视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主要特征。[8]他指出: 儒家思想包含有三个方面:有理学,以格物穷理,寻求智慧。有礼教,以磨练意志,规范行为。有诗教,以陶养性灵,美化生活。”“儒学是合诗教礼教理学三者为一体的学养,也即是艺术宗教哲学三者的和谐体。因此新儒家思想之开展,大约将循艺术化,宗教化,哲学化之途径迈进。[9] 从这些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目前的研究者仅仅在哲学史学意义上研究“新儒家”和“新儒学”,但“新儒学”、“新儒家”、“新儒学运动”在现代新儒家们眼中,是一场广义上的文化思潮、文化运动。它们的内涵并不仅局限于哲学、史学。 也就是说以广义的艺术为内涵的诗教是现代新儒学运动的题中应有之义。在80年代末,方克立先生针对把现代新儒家仅视为哲学思潮的现象提出:虽然“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都是有哲学的”,但是“现代新儒家是现代中国的一个重要学术流派,是一种广泛的文化思潮,而不仅仅是一种哲学思潮”[10]。梁漱溟、张君劢、冯友兰、牟宗三、熊十力、钱穆等等被称为现代新儒家们的学者们,虽然以哲学或史学的建树彪炳史哲学界,但他们的著述是在文化意义上展开,文学艺术一直就是他们著作中不可分割的一维,只是与哲学史学建树相比成绩比较薄弱。 这里派生出了一个问题,既然被称为现代新儒家的那些学者们在文学艺术问题上有过探讨,那么对现代新儒学运动中的“诗教”也就是文学艺术方面的研究,是否应该仍然仅仅在现代新儒家们的著述中开展。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是不成立的,因为对于现代学科分化之后的学科规范壁垒现象,现代新儒家们都有过充分关注,他们大都意识到自己的学术专攻方向是哲学或史学,对文学艺术缺少发言权。梁漱溟就坦言自己:“才非艺术型,平素于文学艺术方面甚少用心。”[11]唐君毅则指出: 中国古代之文学艺术,恒为人格精神之自然流露,其用亦恒在润泽吾人之日常生活,实未显为一独立之文化领域。……然中国近数十年来,则盖以受西方之影响,文学艺术,皆逐渐被公认为一独立文化领域。……当转而学西方文学家、艺术家献身于一专门之文学艺术,而务求表现其心灵于作品。使志气充塞于声音,性情周运于形象,精神充沛乎文字,以昭宇宙之神奇,人生之哀乐,历史文化世界之壮采,人格世界之庄严与神圣。然后中国文学艺术之世界之文章,乃皆为性与天道之流行。……安得千百天才焕发,而有高明之智能、敦厚之德量,与人文陶养之士,愿献身于文学艺术,为中国创辟一新音乐、绘画、建筑、文学、戏剧之世界。既博大以雍容、亦刚健笃实以光辉,岂非中国文化之盛德大业哉。[12] 在唐君毅看来,体现儒家“性与天道”的独立的文学艺术,是有待于“献身于文学艺术”的专业人士来完成的。 因此我们应该回归到现代新儒学运动的本原意义上,看到现代新儒学运动并不是一个哲学、史学范畴,而是一个广义的文化范畴,它本身包括了新儒学思想在哲学、史学、文学领域的开展。但为什么我们后来的研究者们仅在哲学和史学的领域内展开新儒学研究呢,这主要是因为近现代以来,学科分化导致了不同学科间的学术壁垒,现在从事现代新儒学和新儒家研究的学者,主要是哲学、史学专业学者,专业知识结构局限定了他们的研究视野,使他们疏于发现现代新儒学运动的文学艺术内涵;而现代文学领域的学者又因为现代新儒家们的哲学、史学建树,而视现代新儒学为非本专业领域,遂造成了现代新儒学运动的诗教一维遗落于两个学科的视野边界线上,形成了研究上的“双盲”现象。但这一现象在21世纪以来有了新的突破,侯敏先生的《有根的诗学——现代新儒家文化诗学研究》、柴文华先生的《现代新儒家文化观研究》、张毅先生的《儒家文艺美学》是有填补空白意义的三部著作,都对梁漱溟等现代新儒家们的文艺观念作了研究。尤其是前两部著作,都是在文化视野而不仅是哲学、史学视野中,研究了现代新儒家们的诗教观念。[13]但这两部著作仅是对现代新儒家们的“诗教”进行了研究,没有在现代新儒学运动的背景下,关注新儒学思想在文学专业领域内的开展。事实上,即使撇开这些论据,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儒家思想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主脉,一向是以文史哲一体的形式传承和发展的,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学科分化,它也势必会在文、史、哲三个学科中,以符合各个学科规范的形式得到新的开展。 综上所述,旨在论证以现代新儒学文化视野观照现代文学现象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文学与文化论文: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伴随中国建设文化强国的进程，已成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热点，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已逐步建立起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体系。学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正在开展分门别类的深入研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媒介的语言方面，尽管有少数的民族语言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但汉语方言因其太为人所熟悉、太普通及推广普通话政策的影响至今仍徘徊于保护视线之外。以民族语言及地域方言作为载体的口头表达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少被统一为一类看待，对汉语方言及其记载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题研究尚缺少有针对性的探索。笔者尝试对其归类，并以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的文化大省河南为例，分析其特点与规律，探讨其保护开发的方式与途径。 一、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归类依据及必要性 1.归类依据 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明确地将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划分为两大类：一是各种“民间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俗、手工艺、建筑术及其他艺术、传统形式的传播和信息等传统民间文化表现形式；二是“文化空间”，指某种集中举行流行的传统的文化活动场所，或一段通常定期举行特定活动的时间。［1］目前各国大多使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定义分类法，据此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划分为五大类［2］，口头传说和表述为首类，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编写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普查工作手册》第二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体系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和较强的操作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表”有16个一级类别，每个一级类又细分出一些二级类，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结构的第二层。如“民间文学（口头文学）”细分为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等8类及“其他”的收容类。学者王文章主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中，在《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所划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10个类别的基础上作了一些修正和调整，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体系归纳概括为13类［3］，其中语言（民族语言、方言等）、民间文学、传统戏剧位居前列。我们主张把口头表达、语言习俗及语言载体这一大类称为语言文学大类，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以语言或方言为传承载体和凝聚体，包括濒危语言或方言小类、语言民间文学（口头文学）类（即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民歌等小类）、运用特色语言或方言的传统曲艺戏剧类、语言文字习俗类等下位小类，其依据有三。 其一，从语言及其与文化的关系看，“语言是个多面体，文化的工具或载体，更是文化现象，是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是一种特殊的、综合性的文化凝聚体，是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表现形式系统。语言在文化的建构、传承以及不同文化间的交流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不同的文化特点往往也会导致不同的语言特点”［4］。濒危的民族语言与濒危的独具地域特色的方言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具备突出的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能展现地域文化创造力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在群体中具有世代传承、特色鲜明、活态犹存等特点，成为一种鲜明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界已经意识到民族语言和地域方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重要内容，倡议将民族语言及濒危汉语方言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在推广普通话的过程中注意保护少数濒危民族语言和地域方言。［5］ 其二，语言与地域方言往往与文学凝聚为一体，互为表现形式，不可分割。在中国作为通行地域广的共同语汉语，其方言复杂众多，方言更是与地域文化、民间文学融为一体不可分割，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类。方言是历史上形成的，其语义系统表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其演变途径和发展方向深受地方历史文化的制约。方言的形成和发展体现了地方历史文化，方言词语记录了地方风物文化。方言保存了大量地域传说、故事、民歌，就连非语言的艺术创造（如音乐、舞蹈、绘画、建筑）和宗教信仰、民俗活动也广泛地留存在方言词语之中。方言与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如此紧密，许多市级地方政府把方言和民间文学及其他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起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比如海州方言被列入连云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湘乡方言被列入湘潭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人大代表提议将方言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予以保护。 其三，从民间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角度看，民间文学是人民大众的典型语言艺术，“是人民口头的集体创作，是一种立体文学、实用文学，具有直接人民性、立体性、口头性、流传变异性、传统性和多功能性等特征”［7］。“它运用口头语言，充分发挥其丰富的表现功能和概括能力，创造各种艺术形象，展示瑰丽的想象，表现高尚的审美情趣和深刻的理性认识。”［8］学界一般也将其称为“口头文学”、“口头传统”。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江苏的昆曲、评弹，河南的豫剧，安徽的黄梅戏，天津的京东大鼓、快板，闽南的南音，客家的山歌，都具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以方言表现的艺术形式。 作为口头载体的民族语言或地域方言与民间文学的诸多类别互为依存、互相表现。它们凝聚一体，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大类：口头传说和表达类。它们以语言文字及方言作为载体纽带或习俗对象，在中国，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表现为汉语地域方言文学类。 从相关称谓上看，在高等教育学科分类中，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汉语言文学专业为二级学科专业，中国文科高校几乎都设有此专业。学术界认为民间文学曲艺、戏剧都是语言文学样式，在一些大型文艺活动中口头表达类节目往往被称作语言类节目。相应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中，我们可以把汉语地域方言与以其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一并称为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中国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个突出类别。 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河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占有突出位置。民间文学、地方戏曲、民歌歌词曲艺、语言文字民俗等以方言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区域性特色、原生态口头性表现于其汉语方言记载的特性，表现于独具特色的方言语音特征和广泛高频率使用的方言特征词（即那些常用又具有构词能力、方言区内一致而区外特殊的方言词）。如河南的豫剧、河南坠子、传说故事神话、歌谣、谚语、谜语等其原生态口头特色，就表现于常用河南话的语音特征及方言特征词。在河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灵宝黄帝传说中，就有大量方言特征词和方言文化词语出现于其中。 2.归类必要性 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市场经济与城镇化发展、现代传媒发展、社会的大交流、普通话的推广等现实环境的影响，危机严重，有些正面临衰亡。北京师范大学丁崇明教授说：在语言中存在一种权威语码，一般情况下人们会在心理上认同权威语码。［9］由于升学、求职、做生意都需要普通话，所以普通话的权威语码地位被不断强调和提升。这就造成在许多人眼中，普通话是权威语码而方言是弱势语码的内在观念，从而使人们在心理上认为普通话与方言间存在等级差异，受“汉语规范化就是要用普通话”观念影响，很多人的脑子里形成了方言与普通话绝对对立的观念，或觉得家乡话土，或觉得家乡话难听，出于虚荣心不愿意让周围人知道自己来自哪里而不说方言，表现出对方言的不自信。于是，说方言的人越来越少。2012年3月，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新浪网，对1045人进行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95.9%的受访者确认身边存在怯于说方言的年轻人，37.1%的人表示身边能说纯正方言的年轻人已经不多。［9］用方言土语表达的民间文学、语言文字习俗、方言戏曲也处于濒危状态。 基于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濒危现状，我们有理由认为对其进行保护传承利用研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中刻不容缓的重要内容。由于对其下位小类保护与利用具有共同特点，因此也有必要归为语言文学大类进行研究探讨。 二、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与价值 语言文学类文化遗产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性、活态性、传承性、流变性、综合性、民族性、地域性6项一般特点［3］。此外，它自身还表现出以下鲜明的特点。 一是内部各层级及小类的交融性。语言或方言与民间文学（民歌、传说、故事、歌谣、长诗、谜语等）、曲艺、传统戏剧等渗透交融。如汉语方言与汉族区域中的其他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密不可分，互为表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域原生态性表现于使用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方言，语言或方言的地域性与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密不可分，显示出此大类的立体性。语言或方言的艺术特性表现于文学性，民间故事、传说、神话歌谣、谚语歇后语、语言游戏长诗、曲艺与戏曲的流变体现语言或方言的流变。那些流传久远的民间故事与传说反映出语言与方言的流变特色，语言或方言与民间文学共同流变。民间故事的开头“很久以前”的程式化、字谜歇后语的格式化、谚语歌谣的押韵、诗歌或长诗的修辞、民间笑话的幽默、汉语民歌的格式与修辞艺术等，都具有独特的汉语或方言特色。谚语字谜歇后语常常成为语言学家和文学家共同研究的对象。如学者温端政、武占坤、马国凡、段宝林等致力于谚语、歇后语的研究。民间文学小类文化遗产中谜语、歇后语、字谜、绕口令、对联等，又是对汉语及其方言的研究训练形式。民间文学作为活的语言艺术，是研究民众口语的绝好资料，我国著名语言学大师赵元任、沈兼士、刘半农、钱玄同、魏建功、董作宾、王力、马学良等，都很重视民间文学，对民间文学作品有专门的记录与研究。文艺史上的雅俗结合律又促进文人作家对民间文学及地域方言艺术进行学习研究，汲取民间文学遗产来进行文艺创作。 二是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响与表现地域文化的广泛深刻性。不同地域民众的思维方式各异，其语言表达往往也呈现出诸多分别。比如河南民间文学及地方戏曲豫剧是当地民众文化生活中的一种重要文艺形式，其地方戏曲的旋律形式与地域方言的口语语音文学特征密切相关；方言词语、方言文化词语的大量运用及方言词语丰富而独特的表现力使地方文艺更具地域特征和乡土韵味，地方戏曲的唱词与念白常常取材于地域方言中的口语表述，大多数民间文学作品是以口语传播方式存在的，能使地方文艺形式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作为文化载体的地域方言是构成地方文艺形式特色的关键。作为载体的地域方言在思维、日常生活等方面广泛影响着地方文化。地域方言以其独特的方言特点、丰富的方言资源而呈现出相对突出的材料价值与理论价值。例如河南各地的方言并不仅仅是地方百姓用以言语沟通的凭借，而且是历史赋予世人的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三是口头艺术表达的地域方言与文学艺术的协同流变性。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生态系统内部有不同小类型和不同层级。国际上，世界各民族语言组成一个大的语言文化生态系统。国内语言文化形成一个二级系统，一方面共同语与少数民族语言协同发展；另一方面各民族语言相互竞争，在共同语汉语内形成汉语方言系统。任何一个语言生态系统的变化都会使语言文化生态系统处于不稳定状态，继而引起语言文化乃至民族文化的变迁，如汉语经历古白话到文言再到现代白话、普通话及各汉语方言的变迁，与汉语言文学类中其他小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协同流变。 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价值。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方言是地域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地域文化的载体。方言研究成果有助于地方文化及其历史的研究。没有方言，地方戏、地方曲艺、地方性说书就会消亡。比如，越剧、粤剧、豫剧、河北梆子以及黄梅戏等都依赖方言，即便是京剧也是在安徽话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相比于普通话，方言本身的词汇较丰富，更能生动地传情达意。方言承载的是人类最草根、最贴近生活的文化。在民间文学方面，方言文学更加生动形象；在词汇方面，方言是最丰富的宝藏；在文化方面，方言最能体现我国地方文化的多样性，如官话方言区大致跟中原文化区（中州文化、齐鲁文化、三晋文化、燕赵文化、三秦文化）、西域文化区、关东文化区、荆楚文化区、巴蜀文化区、两淮文化区的地域相当。地域文化是华夏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华夏文化的土壤。方言中蕴涵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容，记录着人们认识活动的每一个进步。所以，越是经济社会发展迅速、普通话推广范围不断扩大的时候，方言及以其为载体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越大。 地域性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世界的，它们深深镶嵌于当地民众心中，口头表达传承了民族优秀文化。例如河南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有18项民间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梁山伯与祝英台传说（汝南县），花木兰传说（虞城县），盘古神话（泌阳县、桐柏县），蛇闹许仙传说（鹤壁市淇滨区），董永与七仙女传说（武陟县、汝南县、西平县、平舆县），柳毅的传说（卫辉市），崔莺莺和张生的故事（辉县市），邵原创世神话群（济源市），汉族叙事长诗《郭丁香》（固始县），愚公移山传说（济源市），赵氏孤儿传说（温县），大禹神话传说（禹州市），王莽撵刘秀传说（西峡县、镇平县、内乡县、灵宝市），灵宝黄帝传说（灵宝市），葛天氏传说（长葛市），牛郎织女传说（南阳市），竹林七贤传说（修武县），帝舜传说（濮阳县）。这些遗产蕴涵着丰富的文化道德观，具有较高的文学、历史、语言价值及艺术审美价值，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对其保护传承有利于保护我国传统文化和民族语言文化的多样性，有利于汉语言文学的繁荣发展，有利于促进我国的文化创新和发展先进文化，有利于促进国家与地域文化的和谐发展。 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评选标准和内容整理 评选认定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准，应包括：具有展现国家及地域文化创造力的突出价值和维系中华文明传承性的重要作用；出色运用传统民间语言方言的技能和经验，体现高超的语言水平；扎根于相关区域的文化传统，世代相传，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方言特色；具有促进民族与地域方言文化认同、增强社会凝聚力、增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作用，是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具有见证中华文明活文化传统的独特价值；对维系优秀民族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因社会变革或缺乏保护措施而面临消失的危险。 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内容整理，要科学地运用历史资料与实地普查等方式，挖掘、鉴定、确认潜藏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立体全面记录，整理汇总。对于像河南这样地处中原的文化大省，汉语言文学类文化遗产是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重要部分，其语言文学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统计分类更应深入，可分类整理汇编具有浓郁河南方言特色的各地方言的特征词、语法点、语音特殊点、书法艺术，出版方言地图，或建立河南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本、声音、图像之间彼此对应而呈现实态的有声数据库，使河南方言保存下来，同时保留一些以河南话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河南方言片特征为红线汇集整理省域或市县域口头文学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小类（即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民歌等）、传统曲艺戏剧、语言文字习俗等，使之形成省域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类。 四、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个性方式 抢救与保护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要本着抢救保护一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原则，如本真性、整体性、可解读性、可持续性等，更要抓住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树立正确的语言文学统一的保护理念，实施合理可行的语言文学价值评定措施，探寻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体与保护主体。 （1）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和语言文字法作为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的依据与保证。依据2001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2011年6月1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规定，推普工作与方言遗产保护并行不悖，语言与文学艺术恰当结合，才能在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代表性项目名录、传承与传播、法律责任等方面，做好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依法宣传方言文学的价值，提倡当地人用方言创作改编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体应加强对此的关注，学校、家庭也应给下一代创造能说方言、传播以方言为载体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适宜环境。 （2）从语言文学特点出发进行科学管理，加强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口头展演与宣传教育规划，提高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全民保护利用意识。根据语言或方言与文学的交融性特点，语言或方言的角度规划应当与文学艺术形式的角度规划、物质文化遗产规划结合进行。如河南省文化厅联合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在淮阳举行多省联合的“中原古韵——中国(淮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该活动已成功举办两届。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与其他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流研究与汇集展演，立体表现了中华文化，政府定期搭建展演舞台，还进行数字化记录、保存规划，帮助民众了解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寻找“中原记忆”，体现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规划的重视，是对语言文学类及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很好的保护和创新。 （3）定期进行特色方言点调查，打好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基础。国家与地方目前已进行三批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调查统计，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了定期展演、讲说、宣传，专业人员组成的语言文学类采集编撰团体与机构相继成立。但还需详细调查研究语言或方言特征与其对应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遗迹的分布情况，对相关遗迹统一标识，并设置保护性标志碑。对各地有相似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戏曲、音像、图片、唱本及古籍著述等资料进行搜集整理，调查所获资料要进一步归类存档，建立档案音像资料库、电子数据库、语言文字资料库。在各地深入开展针对流传于不同地域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术研讨，并将研究成果编纂结集，用方言及多语种文字公开出版，才能提高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意识。例如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董永传说”，在两千多年的漫长流传过程中不断与全国各地的民众生活相融合。由于民众方言不同、情感渗透和口碑附会等原因，产生了多种富有地方特色的传说，留下了相沿成习的风俗及与董永身世有关的文物、碑碣、村落、地名等遗迹。山西省万荣县、江苏省东台市、河南省武陟县、湖北省孝感市等地不仅有与董永相关的遗迹，而且地方志中也多有记载，都称董永是当地人。如山东省博兴县有董家庄、董永墓；山西省万荣县小淮村有“董永故里”的匾额，民间还织造“合婚布”；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每年农历二月初三和十一月初十均举行盛大的祭拜孝子的庙会活动，盛传着董永传说。通过此传说使用的方言对比研究，找出方言所反映的各地有关董永传说的地域文化特色，有利于各地共同传承利用。 （4）从口头语言与文学艺术表达相结合的视角综合考虑选取典型传承人，树立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典型形象，提高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感召力和影响力。通过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等途径使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后继有人，不仅保护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还保护其生存与发展的文化空间，实现产品化开发与可持续传承。重视语言文学专家指导和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是保护利用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键。 （5）利用科技创新转化为文化产品有利于保护传承利用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前，对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进一步科学分类建档，采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手段，建设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声数据库，对保护对象进行真实、全面、系统的记录，并积极搜集有关实物资料，选定有关机构妥善保存并合理利用。此外，将方言和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资源转化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也有助于保护利用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需要从语言科学、计算机技术、文学方面进行形态包装、改造，使其适合市场经济下现代消费者的口味，适合时代的需要。如带有河南话特征的陕县“王莽撵刘秀传说”，河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方言原生态版、普通话版、外语版的记录，形成了满足各语种学习需求的文化传播产品，改编有豫剧、河南坠子、电影、电视剧等形式，实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产品化、产业化，在促进保护的同时让人们认识到方言特征词的形象生动。如此，方言与传说得到了传承，它的各种语言形式的展演使传说变得更容易令人接受和传诵，有助于带动地方旅游经济，获得丰厚的经济效益，也使相关人员获得保护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好处。 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产业化保护的关键在于不能仅仅停留在活化石记录整理层面，更要在精神层面有所挖掘和超越，传承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精髓，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顺应时展，去除伪科学成分，汲取人民群众创造的语言艺术，保护物态与文献，创新表现形式，科学再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魅力。如河南卫视举办的《梨园春》节目，聚集豫剧爱好者，不断推出不同年龄阶段的新人，对河南方言及豫剧的传承起到重要作用，提高了它们的影响力、表现力、感召力。河南电视台9频道于2012年2月推出一档读解演绎河南地方语言起源、流变的电视文化节目《咱嘞河南话》，选择河南省内对河南方言有研究的专家教授作为主讲，每天讲解一个典型的河南方言词语，从词义解释、词源探索、典型例句、语境语用等角度，对典型的河南话词语进行通俗的解说，中间穿插情景短剧、电影场景、历史文献影像资料或图片，力求做到理论与实践结合，学术与普及兼具，方言与地域文化交融，面向广大听众，雅俗共赏，使节目成为文化内涵深厚、诙谐幽默风趣、观众喜闻乐道的品牌节目。［11］这些方式有效地保护了河南话及以河南话为载体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大大提高了它们的影响力。 （6）加大财政投入，广开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财源渠道。为保护珍贵的文化资源，河南省文化厅联合省财政厅争取到2010年度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790万元［12］，其中部分资金投入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同时还寻求政商学相结合的渠道扩大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的投入，通过市场产业化利用、实物配合、旅游开发，体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经济价值，以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7）加强国际间、地区间语言文学类及其他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研究交流与合作规划，促进地方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内外传播。如近两年在传承几百年的河南淮阳太昊陵庙会上，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河南省文化厅、周口市政府联合中东部8省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团队前来演出，对加强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区间合作与转译、提高它们的影响力与整合度起到了积极作用。 综上，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归类符合国际公约和学术特点，其特点和价值颇具个性。在保护利用此类文化遗产时，有必要遵循其个性与共性规律，以申报地濒危方言或语言载体为纽带、以编译展演为形式，并与现代科技和创意结合，开展生产性、产业化立体保护，创新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特色方式。如此，才能提高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

新闻史论文: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的研究体系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在新闻学领域，学界更多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新闻史，对当时国民政府管辖下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新闻史则关注不足。实际上，抗战大后方新闻史具有广阔的研究空间和丰富的学术内容。结合若干年来的研究成果和现行的研究条件，可以形成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和丰富学术内涵的研究内容体系。 就目前的认识而言，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研究内容的体系大致有以下几个组成部分。 以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发展历程为整体对象，全面研究战时大后方新闻事业的发展状况，进而总结这一时期新闻事业发展的主要特点 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研究，当务之急就是尽快出版一部《抗战大后方新闻史》。该书属于区域新闻通史性质，应当是对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发展的全面扫描，尽可能涵盖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方方面面。 全书在历史方面，先纵向全面梳理抗战大后方各省份地区新闻事业的发展状况，再横向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个案以点带面剖析新闻史的各个层面;理论方面，着重剖析战时语境下新闻事业制度环境、功能认定、组织结构、运营模式、文本形态等方面的内在规律和外在联系，全面总结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卓越贡献和历史地位。 围绕《抗战大后方新闻史》，可以就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特殊情形，分别根据重庆、成都、桂林、贵阳、昆明等抗战大后方的中心城市的历史，开展地域新闻史的相关研究。目前，学界已经出版的《抗战时期四川的新闻界研究》（2009年）、《重庆抗战新闻与文化传播史》（2009年）、《桂林抗战新闻史》（2013年）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以抗战大后方不同政治属性新闻媒体的发展历程为研究对象，展示大后方不同新闻媒体的发展历程 抗日战争是不同政治属性新闻媒体以民族国家利益为依归，团结御侮，同仇敌忾的一次共同战斗。长期以来，学界对抗战大后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事业，特别是《新华日报》研究颇多。但是对于国民党党营新闻事业和民营新闻事业关注不够，这是需要重点加强的，也是还原抗战大后方全貌的重要组成。 目前至少有两方面的工作可以开展：一是出版《抗战大后方国民党新闻事业史》，重点对以《中央日报》为代表的国民党党报体系、以《扫荡报》为代表的军报体系、中央通讯社、中央广播电台等机构在抗战大后方的发展，尤其是抗日战争宣传方面做出全面的总结;二是出版《抗战大后方民营新闻事业史》，重点对《大公报》、《新民报》为代表的全国性报纸，以《新新新闻》（成都）、《新蜀报》（重庆）、《嘉陵江日报》（北碚）为代表的地方性报纸在抗战大后方的发展，特别是在平衡抗日宣传与追逐利润、处理文人论政与新闻统制、面向抗战主题与建设地方等主题方面做出总结。当然，有关机构还可以在现行研究的基础上，出版《抗战大后方共产党新闻事业史》，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大后方进行战时新闻报道、抗战舆论动员、对敌有效斗争和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宝贵经验。 上述的任何一份媒体在抗战大后方新闻史中的表现都可圈可点，都值得深入研究。《〈新新新闻〉报史研究》（2008年）、《基于现代化视野的北碚乡村建设传播实践研究――以〈嘉陵江日报〉为例》（2010年）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以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特定专题为研究对象，展示战时大后方新闻事业不同侧面的历史真实面貌 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带来了极大灾难，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民族复兴的契机。于新闻事业而言，可谓“多难兴业”。抗战初期，中国新闻事业基本上被摧毁殆尽。就是在抗日战争的洪流中，中国新闻人不断自立，形成了抗战大后方和敌后根据地两大新闻中心，达到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顶峰。相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新闻事业，抗战大后方新闻活动更显多元和复杂，这也为从多侧面考察抗战大后方新闻史提供了契机。 事实上，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管理体系、对外宣传、言论社论、新闻政策、新闻实务、媒体经营、新闻教育、新闻思想、驻华记者等各个层面都可以成为研究对象。一个可行的途径就是以点带面研究，如以《新华日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报刊、以《中央日报》为代表的国民党党报体系、以《大公报》为代表的民营新闻事业、以《新民报》为代表的媒介经营管理、以《嘉陵江日报》为代表的地方小报、以国际广播电台为代表的对外宣传、以“星期论文”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言论、以《新闻记者》为代表的新闻学期刊、以中国新闻学会为代表的新闻团体、以《时代》周刊为代表的外国驻华媒体、以白修德为代表的外国记者……《在统制与自由之间――战时重庆新闻史研究》（2012年）作为该方面的力作，集中以重庆地区的《中央日报》、《新华日报》、《大公报》来考察战时新闻政策与新闻自由之间的互动与冲突。 当然，随着人文社科多种研究方法在历史学领域的引入和运用，研究者可以尝试运用更新颖的方法论来进行对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特定对象的考察。 以抗战大后方新闻界人物及其新闻实践和新闻理论研究活动为研究对象，展示当时新闻业界和学界的经验和成果 抗战大后方，云集了当时国内诸多新闻界名人，潘梓年、胡绳、章汉夫、乔冠华、夏衍、许涤新、张友渔、石西民、陆诒、胡绳、马星野、谢六逸、陈望道、俞颂华、梁士纯、顾执中、曾虚白、潘公展、程沧波、黄天鹏、董显光、成舍我、陈铭德、邓季惺、周钦岳、曹谷冰、舒宗侨、张季鸾、王芸生、胡政之、范长江、邹韬奋、赵敏恒、浦熙修、张友鸾……这些活跃在抗战大后方新闻战线的新闻界人物，或长于实践、或善于理论、或往来于实践和理论之间。虽然每一个新闻界人物思想和行为的发展变化道路或思想轨迹不会完全相同，但作为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发展的动力因子，也是这一历史时期新闻事业研究的主体，更是这一历史时期新闻事业发展的见证。在他们的言论、举止和思想发展中，蕴含着时代前进的必然性因素，为理解抗战大后方新闻史所在的时代提供了生动的标本。 在这方面，已经出现《潘梓年新闻实践与新闻思想研究（1937～1947）》（2007年）、《王芸生新闻思想研究》（2008年）、《抗日战争时期白修德在华的新闻报道研究（1939～1945）》（2010年）、《论浦熙修重庆时期通讯特征与思想基础》（2011年）、《马星野大陆时期新闻思想研究》（2012年）、《张友鸾新闻思想研究》（2012年）、《民国报人曾虚白研究》（2013年）等大批硕士学位论文。但是，研究的空间依然很大，知识的盲区仍旧很多。 以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文献史料为研究对象，解读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产生、发展、变化的过程和原因 研究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离不开研究当时形成并流传至今的文献史料。同样，那些新闻文献史料本身也在向人们讲述着抗战大后方新闻史。 这一领域的研究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官方文件档案的汇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主编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一）开了一个好头，汇编了国民党战时新闻统制的政策和措施，包括各项行政管理法规、报刊书店登记、新闻检查概况、压制《新华日报》等史料。在这方面可以继续发挥档案机构的力量坚持做下去，为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研究提供重要的基础素材。二是重要新闻媒体的创（办）刊词、停（休、终）刊词、在当时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社论或社评、新闻团体的宣言等。在这一方面，红色报刊的相关材料汇编已经出版多本，抗战大后方的相关汇编亟待进行。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新闻史论文:从美国新闻史的演进看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 摘 要：美国新闻史的发展与新闻专业主义的渊源颇深，从早期的政党报刊到黄色报刊，再到后来的商业化报刊的发展历史，即是新闻专业主义由产生到发展的历史。梳理新闻专业主义的诞生发展与美国新闻史的演进之间的关系很有意义。本文认为，美国新闻史的发展为新闻专业主义提供了自然的语境与实践。相应的，新闻专业主义并非天然存在，而是在媒介、政府、社会、商界的架构体系之下，彼此掣肘妥协和制衡的产物。同时，这个架构体系也为新闻专业主义发展提供了动力。 关键词：新闻专业主义;美国新闻史;媒介权力 一部美国新闻史，既是美国新闻事业产生发展的历史，也是200多年来媒体与政治博弈斗争以争取自由独立的历史。宏观看来，西方新闻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为了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不断摆脱外在的压力和束缚的历史，新闻专业主义就诞生在西方世界追求自由的过程中。1833年，本杰明・戴创办《纽约太阳报》，一改以往政党报纸的风格，以大众化为办报宗旨，发掘了大批“普通人”的读者。19世纪70年代，经济的发展和通讯技术的进步，美国大众化的商业报刊迅速起步，政党报刊随之衰落，报刊逐步摆脱了政党的控制，独立报业正式兴起。1896年奥克斯接手《纽约时报》，在办报宣言中提出：“公正地报道新闻，不畏惧或不偏私，不卷入任何政党、派别和利益之中。”[1]由此所形成的新闻信息模式被称为是新闻专业主义的根源。廉价报刊兴起带来的报道内容与观念的变革，成为了“扒粪运动”的前奏。19世纪末的这场运动揭露了大量企业和政府的腐败行为，凸显了报刊的独立性和维护公共利益的功能，为客观报道的形成提供了可能。虽然具体时间学界都没有定论，但是“新闻专业主义”这一概念就是在此时孕育而生，其内涵和理念在实践中不断丰满。20世纪中期，《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的出版，标志着社会责任理论于此滥觞，至此，新闻专业主义这一理念趋于成熟。 一、作为第四权力的媒介 美国的新闻媒体，事实上被认为是与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并列的第四权力。最早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将报纸定为第四权力是有着明确的目标和构想。早在16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伊始，在反对专制统治和出版自由限定的斗争中，资产阶级革命者们认为，发表不同意见及批评官员这两项权力是自由的重要表征。杰斐逊总统也认为，宁可要一个没有的政府报纸，也不要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报纸自其开始，便是用来监督政府，监督公权的。所以，报纸才逐渐有了自己独立的地位，进行商业化改变。 杰斐逊是新闻媒介权力论的坚定支持者和实践者，他将报刊视为是人民一切自由和安全的最大保障。谈到杰斐逊，就不得不提和他针锋相对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从独立战争结束到美国建国的初期，两人就新闻自由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论争。除了当时常规的国会辩论和政府报告外，报刊笔战是其论争较为公开和常见的方式。有趣的是，报刊既是论争的焦点，也是论争的战场。这场辩论的意义在于，促进了政党报刊的形成，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于新闻自由的认识，也客观上促使了新闻专业主义的产生。正是由于杰斐逊的努力，报刊的“第四权力”属性这一理论在美国被广为接受。 媒介作为第四权力的独立地位，在大众报业发展的时代成为可能。第一，报纸纷纷在经济上实现了独立，从而脱离政党的言论阉割和控制;第二，报纸标榜的独立原则也成为吸引读者的重要砝码。 1835年，第一份宣称独立的便士报《纽约先驱报》在贝内特的主持下创刊。它的主张包括：第一，报刊的职能：是新闻传播，但也应该促进社会的发展和推动社会的进步;第二，报刊的性质：为独立专业的媒体，是自主的媒体;第三，报刊的目的：应该为公众提供意见支持，代表民意;第四，广告收入应当作为报刊的主要运营来源;第五，道德自律是报刊的主要约束机制，法律也应该成为重要手段[2]。 二、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 新闻媒介一直处在一个复杂的力量角逐与场域纠缠当中，政府、社会、商界的博弈当中，一方面促进了技术层面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介的巨大发展，另一方面又阻碍了媒介的专业主义进步。 但是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媒介的许多表现却偏离了赋予专业主义精神的自由主义报刊理论，从不择手段地互相攻击到失实的煽情报道比比皆是。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等原因，报业也逐渐走向垄断。美国的报纸从1909年的2600家减少到1946年的1750家。媒体变为无处不在的大众传播媒介的时候，它也就成为了大量批评的对象。当时的媒介所作所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传媒运用其巨大的权利来为自己谋利。传媒的所有者只传播他们自己的观点，尤其是有关政治经济的问题，他们同时也损害了反对者的意见。 2.传媒屈从于大公司，让广告客户控制社论的主要内容。 3.传媒抵制社会变革。 4.传媒的时事报道关注的通常是煽情、肤浅的东西，而不是重大事件，其娱乐节目常常缺乏实质性的内容。 5.传媒危害了社会公德。 6.传媒无需任何理由就可以侵犯个人隐私。 7.传媒有一个社会经济控制阶层，笼统地说就是商业阶层，后来者很难进入到这个行业，因此，传媒危害了自由而公开的观点市场[3]。 传媒的这些做法与社会公器的角色期待和专业主义的取向大相径庭，因而饱受诟病。两次世界大战的出现为这种境况提供了解决的契机：比如，1917年政府成立了公共咨询委员会，后来通过了《与敌贸易法》和《煽动法》，1942年，又了《美国报刊战时行为规约》。众所周知，在美国民主的土壤下，政府公然干预新闻自由是有害的，甚至是违法的，但是由于战争的特殊需要，使得公众对于政府的干预行为的方案没有那么强烈的反对，这种干预逐渐被接受和认可。这也为社会责任论的提出提供了社会背景。 新闻自由委员会发表的小册子《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则是社会责任理论的重要著作，也是社会责任理论的重要代表。社会责任理论认为媒介必须履行必要的责任，以行使其自由的使命，政府在此期间可以对自由加以限制。为了体现出来责任，按照新闻自由委员会的说法，媒介、社会和政府三方都应该作出努力。 首先，传媒要加强自律精神，坚持专业主义，减少对于广告的依赖和广告商对于节目的干预;其次，社会可以设立特定的公众机构，如研究中心和媒介评议委员会等，用以对媒介及其行为予以必要监督和约束;再次，对于政府而言，在媒介滥用新闻自由之时，政府可以采用法律手段予以制止。社会责任理论显示了对于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和探索，以及对其深入的理解。“没有无限的自由”这一理念也逐渐被大多数人所认可接受。媒体无限的言论自由也并不意味着公众的无限言论自由，二者的不对等关系正是造成媒介滥用权力的症结所在。新闻自由委员会对传媒业提了五项基本的要求：（1）一种就当日事件在赋予其意义的情境中真实、全面和智慧的报道;（2）一个交流评论和批评的论坛;（3）对社会组成群体的典型画面的投射;（4）对社会目标与价值观的呈现与阐明;（5）充分接触当日消息[4]。 经济的发展使得市场的力量逐渐成为主导，操纵着美国的政治经济等一系列方面，虽然专业主义的引进和社会责任理论的提出对于媒介中心的美国社会提供了一个价值取向，但是根本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媒介对于资本的依赖，对于广告商的依赖依旧。80年代以后，资本化运作进一步发展，新闻业的市场受到利益的驱动逐渐增强，商业主义更为严重。最为明显的表征即是娱乐节目的批量生产。 三、新闻专业主义的合法性 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在当今的时代，并非意味着公正、客观、独立的行为准则，相反，很多时候，仍然面临着十分严峻的考验。 首先，媒介并非天然地作为社会公器而存在，其地位处于政府和商业集团的双重挤压之下。新闻媒介的独立性是其存在并且成为社会重要制衡力量的基础，但这一原则在现实环境之下并不容易实现。政府需要媒介宣扬自我主张、进行政治宣传和动员。故而，在法规和政策当中会存在诸多限制媒介的条款，媒介一部分情况沦为权力的奴隶;商业组织也需要媒介作为其重要的伙伴，在大众化媒介时代，商业目的的达成与媒介的宣传二者的关系日益密切，故而，商业组织会多在经济方面对媒介予以限定。 其次，新闻专业主义存在的逻辑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媒介独立的前提是商业化的运作，但过分的商业化又会侵害媒介的专业性。 再次，专业主义始终是难以达到的目标。客观性和中立性首先是难以做到，因而媒介呈现的新闻事实始终是难以中立的、不含价值判断的，对真实存在的世界的真正反映。新闻产品本身就是媒介高度选择、加工的产物，并非自然界本身存在的物质。 追寻新闻专业主义的源头和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在不同的时代，新闻专业主义的价值取向可能并不一致，但是，媒体、政府、社会、商界的博弈始终存在。自由主义报刊时代，媒介居于核心地位，两次世界大战使得政府的力量逐渐膨胀，经济的持续发展又使得商界的力量在这个关系网中居于主导。可以看得出，社会在这个博弈架构中力量稍微薄弱，但是公众的批评某些时候也会形成巨大的、难以估量的影响。可以想见，媒介、政府、社会、商界的架构体系会一直存在下去，新闻专业主义的存在也会成为一个常态。新闻专业主义认为媒介是社会的一个系统单位，以承担搜集、整合、传播信息的功能，暗合了其他三方的诉求。 过度的商业运作正在日渐侵蚀公众利益，甚至公众利益已然成为一个界限并不明确的范围。而这一切，正在动摇新闻专业主义的合法性。新闻专业主义是在这样的博弈结构中诞生和成长的，架构本身的复杂矛盾，并不能成为专业主义缺乏合法性的诱因。相反，具有矛盾和张力的彼此掣肘，正是专业主义存在的一种动力。 四、结 语 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美国新闻史的演进过程当中探询新闻专业主义的脉络，可以清晰地发现，新闻从业者从先驱身上继承了专业主义的理念，并且在实践当中形成了完整的职业精神，进一步丰富了专业主义的理论体系。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和操作，也是在美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大背景的发展变化，各方势力的博弈平衡中走向确立与成熟。 新闻史论文:普遍联系在外国新闻史教学中的应用 摘 要： 普遍联系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分析外国新闻史中的著名人物和新闻事件时，借助普遍联系的观点，既可以抓住事物的普遍性规律，又可以分析出其发生、发展的具体特性，是实用性强且非常有效的教学和研究工具。 关键词： 普遍联系 廉价报 教育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思辨的方法是我国新闻历史研究和教学的传统方法。在我国出版的外国新闻传播历史类教科书，现已经过全盘照搬外国新闻历史书籍的阶段，发展到本土化阶段。但外国新闻历史史实浩如烟海，目前我国任何一本教科书或教学参考书都不能将所有重要新闻史实都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所谓“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教师除讲授基本史实和发展规律外，还应该培养学生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哲学原理，分析新闻历史史实的能力，让学生探讨感兴趣的新闻人物或新闻事件，教师善加引导，以达到提高研究水平的目的。普遍联系的观点就是外国新闻历史教学和研究中，适用性强，并锻炼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具。 一、普遍联系基本原理 联系是哲学范畴，通常指事物或现象之间及事物内部要素之间相互连接、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等相互关系。联系不是个别事物之间暂时的、特殊的关系，而是一切事物、现象和过程所共有的客观的、普遍的本性；任何事物都不能孤立地存在，都同其他事物发生联系；世界是万事万物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任何事物都体现普遍的联系。 二、普遍联系的宏观应用 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联系的观点重新审视外国新闻史教材，不难发现其中的问题。如以往的外国新闻史教材体例，要么是以时间为经线，以新闻媒介形式为纬线，进行历时研究的国别体；要么是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为经线，以国别为纬线，进行共时研究的断代史。两种外国新闻史体例各有所长，比如国别史便于让学习者抓住一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脉络，符合认知心理规律，易学好记；而断代史便于让学习者对同时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新闻事业现象进行比较，分析总结各国新闻事业发展规律和不平衡性，有助于培养逻辑思维能力，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两种体例之所长恰恰是对方之缩短，而且一般不能互相补充，只能通过教师引导，尽力弥补教材的不足之处。如果将普遍联系的观点渗透到外国新闻史教学和研究中去，可在历时研究中兼顾共时研究，或者在共时研究中兼顾历时研究，发现新问题，总结新规律。 三、普遍联系的微观应用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的统一性是无限多样的，世界的普遍联系与此相一致，也包含丰富的特殊性的普遍联系。而区别在本质上也是联系的一种方式，即以对立的方式发生的联系。一切事物都同其他事物既相区别，又相联系，二者的辩证统一体现了联系的客观普遍性。 用普遍联系的观点分析具体史实，既能找到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又能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差异，真正在认知领域“同化”此知识点，达到“掌握”的程度，而且不“遗忘”。比如以往的外国新闻史教科书通常使用共时研究的方法，分析廉价报的产生原因，并将原因归结为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变革，还往往从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城市化和商业化等方面详细分析。这或可解释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廉价报产生的总体原因，却不能解释为什么最先开始工业革命的英国，其廉价报的产生和早期发展状况不仅落后于其殖民地――美国，而且落后于隔海相望的法国。因此，应该使用普遍联系的观点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引入历时研究的方法具体分析各国国情。比如就受众素养而言，欧洲各国呈现明显的不平衡特点。英国虽然1861年的《教育法典》明文规定了“小学教育的‘阅读’‘书写’‘算术’的教学内容和要求”[1]，但并未使英国的初等教育有长足进展。直到1870年《初等教育法》的颁布才真正改变英国初等教育的状况。该法案主要涉及小学的数量和质量、入学的年限和开办小学的资金来源等方面的内容。此后，英国几次修订和补充该法案，使其义务教育的普及率大大提高，有的地区甚至普及初等义务教育。至此，英国才拥有了大量能够读懂新闻的潜在受众。而法国1833年颁布《基佐教育法》，主要内容是：国家有权征收特别税款作为教育经费，在全国普遍设立小学；在各省设立师范学校培养初等学校师资；设立小学教育鉴定委员会，规定所有小学教师必须接受培训，获得教师资格证才能任教该法案的实施是法国初等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步骤，推动了法国初等教育和师范教育的发展。而1881年颁布的《费里法案》其要旨是宣布实施普及、义务、免费和世俗的初等教育；规定儿童6岁入学，初等教育为义务教育；小学和学前教育是免费的；废除法卢法案中关于教会对学校的特权，取消公立学校的宗教课，改设道德和公民教育。该法案为近百年间法国国民教育的发展奠定基础。大洋彼岸的美国于19世纪20年代后致力于公立初等学校的建立与发展，并形成公立学校运动，实施普遍的国民初等教育。主要是设立州教育委员会；建立地方税收制度，筹集办学经费：兴办公立小学；制定义务教育法，推行免费义务教育等。由此可见，美国的免费初等教育普及明显早于英法，更早地为廉价报兴起提供合格受众并培养潜在受众群的阅读习惯。 除受众教育水平因素之外，新闻事业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一方面受经济基础制约，另一方面还受本国政策影响。比如英国的“知识税”在1712年到1861年的150年中，钳制了报业的发展，廉价的逃税报纸虽然在民间发行，但面临随时被当局取缔的危险，广告商也不可能信任可能会被查禁的报刊，广告额较少，使得英国的廉价报举步维艰。而美国殖民地政府1765年颁布印花税法案，比英国本土推迟50年，该法案只实施1年，英国政府就因殖民地各界的抗议、指责而被迫撤销。同年制定的汤森法案，规定征收的税种中包含纸张税，仍有三分之二的报刊抵制这一法案。此后1776年爆发美国独立战争，英国殖民当局的纸张税自然不了了之。美国独立后，1791年通过了《权利法案》规定：国会将不制定任何法律――剥夺言论或新闻出版自由。因此，美国报业在1791年之后，就获得更宽松的政策环境和法律环境。在相似经济条件下，美国的廉价报发展自然比英国更有优势。 综上所述，普遍联系的观点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对外国新闻史史实进行教学和研究，普适性强，可操作性强，是一种非常实用的哲学工具。 新闻史论文:中国新闻史学会会暨“实践育人:人才培养与华文传媒的发展”会议综述 2012年是高等教育的“实践年”，为全面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创新华文传媒人才培养模式，中国新闻史学会、中国新闻史学会台湾与东南亚华文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于2012年10月27日至28日在重庆工商大学举办了中国新闻史学会2012年会暨“实践育人：人才培养与华文传媒的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近60名两岸三地中国新闻史学会的专家学者、传媒业界的资深工作者和重庆市内相关高校传媒学院的领导齐聚重庆工商大学，共话新闻传媒发展，旨在交流海内外新闻传播院系和华文媒体在实践育人方面的经验，探讨存在的问题与发展的对策。 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周波、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程曼丽，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丁俊杰，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陈昌凤，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董广安，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顾勇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黄瑚，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传播学会副会长吴廷俊，中国传播学会副理事长蒋晓丽，中国传播学会副会长邱沛篁，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张昆，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裁刘光全，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牟丰京，重庆晨报总编辑张永才，新浪（重庆）总经理周燕，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新闻研究所所长耿晓东等出息了研讨会。重庆工商大学党委书记李春茹、副书记朱伯兰、副校长郑旭煦等领导嘉宾出席开幕式。郑旭煦副校长主持了开幕式。 会议前，重庆工商大学党委书记李春茹、重庆广电集团总裁刘光全、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总裁牟丰京、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程曼丽分别致辞，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徐海荣对会议的举办专门发来贺信，周波副部长宣读了贺信。贺信中，徐海荣部长对本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开幕表示祝贺，对重庆新闻事业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进行了介绍，对中国新闻史学会20多年来促进新闻传播学发展所做出的贡献给予肯定，衷心希望专家、学者们一如既往地关注重庆的建设与发展，关心支持重庆的新闻事业。 来自中国新闻史学会和国内外传媒领域的专家学者、资深记者编辑，围绕新闻教育、新媒体发展等议题展开了探讨，并实地参观了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传媒学院传媒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专家们对重庆工商大学注重培养新闻专业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打造产、学、研“三位一体”的办学模式给予肯定。 美国华文媒体协会理事、美国《世界日报》记者刘伟在会议中作了“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的发展与未来思考――兼谈华文媒体人力资源状况”的报告，介绍了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的地位，梳理了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的发展演变，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了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发展与人力资源的状况，最后提出了对对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未来发展的几点思考。他认为，面对变化的华人读者，华文媒体应考虑发展双语媒体；应立足美国华人立场，强调中华文化为主，多元文化为辅的媒体价值观；平面、网络同时推进，互为补充；此外，稳定和提高原有人才，吸引年轻采编人员和新传媒技术人员是华文媒体发展和未来的关键。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陈昌凤作了《网络时代华语传播的新格局》的重要报告，对西方主流媒体和华文传媒争占华语市场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就微媒化是否应该成为华语媒体传播方向提出了思考，陈院长还介绍了近年来华语传播市场的基本情况，重点探讨了传统媒体在网络时代“如何突围”。他认为，以博客、播客、维基、社交网站（如Facebook、Twitter、MySpace）为代表的Web 2.0的网络工具有个人化、互动化、集体贡献内容等典型特征，是网民在虚拟空间里的“生活面貌”、资源分享和社交方式的大变革，是21世纪知识型经济主导下的人类社会的缩影。在网络时代传统媒体应当实现由传播新闻到运营信息的转型，携手新媒体打造“智能新闻”，拓展社交媒体的视野，积极探讨新模式、新方法和新手段，不断提高新闻传播的社会化和全球化。 铭传大学大陆教育交流处处长陈耀竹作了《台湾数字媒体发展概况》报告，介绍了台湾数字电视发展概况，探讨了新形势数字媒体面临的挑战。他指出，数字电视时代，电视节目将走向分众化与客制化，广告形式也会逐渐转向个人化与互动化，应用服务范围更为宽广（生活服务）。他认为，台湾数字媒体发展中面临着八大挑战，具体为：一是2012年7月1日起的无线数字化，对收视习惯产生了一定冲击；二是在法令修改后，核心竞争取决于品质，中华电信MOD成为绝对优势很难讲；三是有线系统业者数字化后，电视的使用机能发生了改变，顾客才是王道；四是分组付费或计次付费制度实施后会产生一定的排挤效应，仍须通过市场的检验；五是同业间将持续的恶性竞争及大陆的磁吸效应，对内容供应者的经营压力将有增无减；六是以公民评鉴来决定节目的上下架机制过于“民粹”；七是在当前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备的情况下，如何进行电信、广电管制架构的调整；八是如何提升宽带、电视数字化普及率。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新闻史学会常务理事王润泽就主流媒体从业者的培养思路提出了一些看法，他强调人才培养应该加强文史哲基础教育、提升学生对客观事物的分析判断能力。作者援引著名新闻教育家罗列教授的话，“新闻专业的学生在学校四年里究竟学些什么课程，是一件颇费踌躇的事情”。王教授认为，高端新闻人才的训练应加强文史哲基础训练，特别是研究型大学的新闻传播学科，应在教学中突出这个特点。通过强化文史哲的基础学科，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判断，增强理性思维，训练他们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活动中，准确发现问题，科学分析问题，客观提供解决思路。加强文史哲基础教育，要明确新闻的选择需要价值理性的判断，加强对客观事物的分析与判断能力，既要呼吁社会各方面给与媒体进行舆论监督的权力和更大的空间，更要警惕媒体所进行的伪舆论监督，此外还要正确认识新媒体的作用。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曹立新作了《什么实务，如何导向：新闻教育中的实务导向刍议》的报告，对当前新闻教育中的实务及导向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未来新闻教育计划”之“课程充实计划”，应当增加历史、政治、哲学、古典文学甚至科技等课程。他认为，新闻教育应当回归新闻，一是新闻艺术不同于媒体技术，即新闻学作为独立的社会实践不能与传播或者媒体混淆；二是新闻职业不同于新闻产业，新闻是民主的另一种表达，或者说，没有民主就没有新闻。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吴廷俊作了《“增强核心竞争力，减少“可取代性”――二论中国大陆新闻教育改革的出路》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检视和深入分析了中国新闻教育的“可取代性”，对如何培养合格记者，提高新闻教育核心竞争力进行了探讨，他还指出无论“公民新闻传播”时代下新闻业的开放程度有多大，专业新闻记者永远都是需要的，且时代信息化水平越高，新闻业越开放，人才构成越复杂，对专业新闻记者的需求度就越高。他认为，新闻教育不应培养“万金油”，而应培养合格记者；所以新闻教育只有培养出合格新闻记者，提高核心竞争力，才能使自己在高等学校有立足之地。 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传媒学院执行院长殷俊作了《构建真实传媒环境，推进协同创新实践》发言报告，他首先向与会专家介绍了长江传媒学院坚持“构建真实传媒制播环境，完善产学研一体化实践”教育的办学思路，在具体的教学体系中，将大学生顶岗实训纳入具体的教学内容，推荐和鼓励本科生、研究生进入传媒协同创新中心参与不同节目、各个具体岗位的顶岗实训，让资深传媒工作者和大学教师共同指导学生成长，构建“记者编辑-教师教学、学生学习-学生顶岗实践、教师-记者编辑相互挂职”三位一体的办学模式。 在本次研讨会上，新华社、海峡导报社、美国世界日报社、人民日报社、重庆广播电视集团、重庆日报报业集团等媒体总编、记者等海内外业界精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台湾铭传大学等著名高校院长、博士生导师等新闻教育专家齐聚重庆，共同谋划推进高校新闻教育“实践育人”的新思路、新举措，此次研讨会的顺利开展对于我国新闻教育事业具有承前启后的重大意义，为加强我国新闻媒体舆论引导能力、提升我国媒体在国内外的传播影响力提供智力支持，为我国培养传媒精英人才贡献力量。 作者简介： 张杰（出生1984年2月）、性别：男、籍贯：重庆、职称：助教、学位：硕士、研究方向：新闻传媒 新闻史论文:关于新闻史学研究方法的思考 摘 要：新闻史学研究方法主要有定量分析法、对历史研究的两种解释体系（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拉斯维尔的4+1模式以及媒介现象与外部社会互动模式、问题意识等，其中问题意识对新闻史学研究至关重要，一个好的问题是做研究的第一步也是重要的一步。 关键词：方法训练；问题意识 做学问不仅要下功夫去学，还要用脑子去思考、去提问，有了好的问题做导引才能去做研究，进而写出有价值的论文。有人在写论文的过程中，很少一开始就去思考问题。殊不知，一直处于一个盲目的状态，自然跳过了问题的导引，而直接进入了解决问题的阶段。如果先明确了自己想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然后再进行研究，会使论文更有针对性，更有价值。而如何去发现问题，也是一个思考和学习的过程。 一、什么叫问题意识？ 那么，到底什么是问题意识？到目前为止学界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规范的说法。国内学者大多是从教育学的意义上理解问题意识的：“所谓问题意识，是指人们在认识活动中，经常意识到一些难以解决或疑惑的实际问题及理论问题，并产生一种怀疑、困惑、焦虑、探索的心理状态”。但是这样的理解只是问题意识的一个方面，对于科学研究来说，更为重要的是问题背后的理论意识，就如当代国际关系批判理论学者罗伯特・科克斯（Robert Cox）所阐述的，问题意识虽然仍以问题为基本内容，即原有理论和客观事实之间的矛盾，但是它更是一种客观事实作用于某种特定环境中的主观意识的产物，问题意识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对某些问题或事件的意识。科克斯的问题意识深化了我们对“问题”的认识，也就是说，问题不仅是“科学探索性疑难”，也不仅是强烈的对问题的探索欲望，更为重要的是理论对于问题的能动的阐释，即问题意识是建立在研究者提出问题的理论背景基础上或者能动地选择一种理论观照一个社会问题，因此，任何问题的产生都和特定的理论或方法论有关。 二、如何培养问题意识？ 研究者在选题时往往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专业理论知识；研究方法知识和各种操作技术；对社会生活的观察以及个人对问题的悟性或者洞察力和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一项具体的研究课题从开始选择到最终确定，正是上述几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那么如何培养问题意识就应该从这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广泛涉猎专业著作及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同时，尽力阅读大量文献和学界论文； 其次，注重研究的方法训练，从前辈的论文中汲取营养；在平时的学习中应多多关注学界最新动态，养成多思考，多追问的习惯。在追问的过程中，我们要学会判断，然后经过判断进入问题，在好奇和疑惑的引导下进行初步判断，但是不能把判断当作问题，因为判断可能是伪问题。在发现问题的过程中，我们还需要学会文献综述，因为文献综述是一个发现问题的手段，它的目的就是看同类研究的前人启示。 具体说来，要培养问题意识。首先，必须经过大量的阅读，在阅读中进行思考，从而萌发问题；然后再进行文献综述，看前人是否研究过这个问题，对此又是以何种角度来解决的，再思考自己对此问题的解决有何创新之处，是否有继续研究的价值。如果看到前人在同类对象中剩下了什么问题，这个问题就可以被锁定成自己的问题；或者同类对象中产生了一种新的变化，新变化带来新问题，引发旧理论在新条件下是否使用的问题，如果适用，说明理论弹性强、范围广，如果不适用，需要理论推进，于是研究就有了意义。例如：对余英时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进行文本分析，作者通篇都在以问题做导引，以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层层推进的方式为我们阐述了胡适先生思想形成的背景，思想革命的起点，长期的精神准备，他思想革命的两个领域以及思想的最终形成，最后还指出了胡适思想的内在限制。作者首先提出胡适归国前后，中国思想界这一段空白究竟属于什么性质？为什么是胡适而不是别人填上了这段空白？通过对第一个问题的解答为我们阐述了胡适思想史的背景。通过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给我们讲述了胡适长期的精神准备。进而提出一连串问题来为我们讲述胡适思想革命通俗文化和上层文化这两个领域。通过对“胡适究竟在什么确定的意义上可以称作杜威的实验主义的信徒？”这个问题的解答，阐释了胡适思想的最终形成。文章最后提出“如何使中西两个思想流派相通？”并用胡适的原话“今天人类的现状是我们先人的智慧和愚昧所造成的。但是后来人怎样来批判我们，那就要看我们尽了自己的本分之后，人类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了。”来鼓励后人努力创新。同时，也肯定了胡适先生已尽了他的本分，为中国学术与思想现状做出了贡献。由此可见以问题做导引使文章整体思路之清晰，逻辑之严密。 新闻史论文:一种社会史研究范式 摘 要：作为研究范式的社会史具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注重整体性研究，强调社会史是整个社会的历史；二是观照“底层社会的历史”，即把目光下移，关注普通群体、普通人的社会生活；三是跨学科对话。一个区域报刊业的兴盛必有其区位优势、社会文化环境和内外动力机制，区域报刊业的消长与区域社会发展关系密切。晚清、民初时期，报刊传媒在区域社会早期现代化、现代化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以社会史研究范式来进行区域新闻史、报刊史的整体性研究对于促进新闻史研究将会大有裨益。 关键词：区域新闻史；社会史；研究范式 时下，区域史研究已成为国际学术发展的新趋势。海外学者，尤其是美国学者从地域角度探讨中国近现代史的力作多有问世。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中国近代史为研究对象，深入探索中国近代社会内部的变化动力与形态结构，并力主进行跨学科协作研究的“中国中心观”，逐渐成为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种趋势。将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示区域与地方历史研究，是“中国中心观”的重要特征[1]。在中国学术界具有持续影响力的法国年鉴学派，主张研究“整体的历史”、“总体的历史”，但其代表人物的经典作品绝大多数是区域性或专题性的研究（后文论及）。国际学术史一再证明，较有价值的作品往往是那些开始会被看不起眼的所谓“中观”或“微观”研究，即区域性、专题性研究和个案研究，这些研究常常可以见微知著，表达对整个社会文化进程的理解和解释，甚或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区域史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通过不同学科的区域史研究，可以探索传统社会或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进程，填补学科空白；可以探索当代社会，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经验或借鉴。我国历史悠久，疆域辽阔，从中央到地方，从整体到局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域蕴藏着极其丰富的史料和各种现实资料、数据，“区域社会是整体中国的一部分，是整体中国的细胞形式，解剖某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区域社会，本身就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整体中国的认识”[2]。“只有把一个一个区域社会的情况研究透了，才能从中央和地方相互作用的角度出发，把整个中国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3]。 一、社会史-区域社会史的研究范式 作为“新史学”的社会史研究，自21世纪以来已在史学界刮起旋风，以冯尔康、许纪霖、赵世瑜、乔志强、常建华、杨念群、黄兴涛、马敏、朱英、周积明、严昌洪、陈春声、王笛、吴琦、行龙、章清、王日根、刘志伟、唐力行等一批史学专家、学者为代表的社会史学派，借鉴法国年鉴学派理论和历史人类学、历史社会学、计量史学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汲取后现代思想精髓（剔去糟粕），并结合中国实际，开辟出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史研究范式。 什么是社会史？社会史是历史学的专门史还是通史（整体史、总体史）？社会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还是一种新的视角？社会史与社会学关系如何？国内外学者有各不相同的解释。西方学者主要有以下四种解释：其一，法国年鉴学派主张，社会史是一种“整体史”或称“总体史”，第三代年鉴学派核心人物雅克・勒高夫在其主编的《新史学》中对所谓“总体史”概括道：“这里所要求的历史不仅是政治史、军事史和外交史，而且还是经济史、人口史、技术史和习俗史；不仅是君主和大人物的历史，而且还是所有人的历史；这是结构的历史，而不仅仅是事件的历史……总之是一种总体的历史。”[4]19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总结说，关于社会史有三种看法：一是关于穷人或下层阶级的历史，二是关于日常生活、风俗或生活方式的历史，三是社会经济史[5]。这也是一种整体史观。 其二，以英国社会史家屈威廉等为代表，主张“撇开政治的人民史就是社会史”，也就是说，社会史是关于生活方式、闲暇状况和一系列社会活动的历史[6]。其三，以美国历史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为代表，认为社会史是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历史，社会史的核心内容是重建宏观结构变迁中普通人民的历史，主张将宏观结构的变迁同人民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考察。其四，以英国史学家E.H.卡尔为代表，认为社会史是社会科学向史学渗透所形成的边缘学科，社会史是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历史。国内学者有三种观点：一是作为整体研究的社会史，二是作为历史研究范式的社会史，三是属于历史学而非社会学的社会史。知名史学家马敏教授从研究范式的角度来理解“社会史”颇具代表性。他认为： 无论中西，现代史学的潮流都是以“总体史”为指归的，“总体史”范式也就是目前我们所能遇见到的新史学的根本范式。在中国，这一“总体史”范式通常又与“社会史”相联系，在这一意义上的“社会史”往往成为“新史学”的代名词……作为“新史学”根本研究范式的“总体史”，更多的是就方法论意义而言的，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态度和新的研究视角”。其中视角的转换和视野的开阔又是最具关键性的，它主张对历史进行“全景式”和“全幅式”的把握[7]。 按照我们的理解，作为研究范式的社会史具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注重整体性研究，强调社会史是整个社会的历史；二是观照“底层社会的历史”，即把目光下移，关注普通群体、普通市民、普通人的社会生活；三是跨学科对话。由于现代学科的划分反映的是我们看问题的思想和方法，而不是现实世界本身，强调学科融合或跨学科对话有利于克服这种局限性。社会史的跨学科对话，即与社会科学中的一些相邻学科如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宗教学、地理学等相互交叉和渗透、融合。我们认为，社会史和“政治史”、“文化史”一样，属于历史学的一种研究范式，是“新史学”派借鉴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语言学、人口学、民族学、经济学、统计学等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整体史研究的一种史学研究方法或研究愿望。当然，社会史和社会学的关系比较密切。正如当代英国知名史学家查弗里・巴勒克拉夫所言：“如果说，历史学家向社会科学去寻找新见解和新观点的根本原因是对历史主义及其立场和观点的强烈反动，那么，历史学家首先应当面向人类学和社会学去寻找新方向是毫不足怪的。在所有的社会科学中，社会学和人类学在观点上与历史学最为接近。”[8]波兰著名历史学家波托尔斯基亦言：“社会学侧重于现实世界，而史学则侧重于以往的历史过程在现代史学中，企图在理论结构和解释上把史学与社会学分离开来，是不可能的。”[9] 作为一种整体史研究范式，社会史与区域社会史两者是并行不悖的。社会史兴起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法国年鉴学派，历经七八十年，至今仍具有鲜活的生命力。而年鉴学派代表人物的代表作品大多是区域史研究的典范。如费弗尔的《腓力普二世时期的弗兰施孔德地区》，布罗代尔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皮埃尔・古贝尔的《1600-1730年的博韦与博韦人》，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小山村》等。可见，区域史也可以是整体史、总体史。至今仍活跃于法国史坛的第四代年鉴学派学者更强调：“在每个具体研究中使用各种方法、手段和途径，使其融为一体，从而事实上推进史学研究。”[4]17可以说，区域社会史从研究实践层面推动着作为整体的社会史走向深入。 二、近代报刊业的兴盛与区域社会发展 在中国社会自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长江流域有着区位、交通优势和较好的经济基础，列强势力沿着长江流域从东南沿海逼入长江中游、再侵入四川盆地等内陆地区，逼使长江流域沿岸城市开埠通商、走向开放的道路。他们在经济掠夺和文化侵略的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客观上促进了长江流域乃至中国的社会现代化进程。而列强的入侵、经济的掠夺、文化的渗透以及长江流域自身政治的革新、社会思潮的兴起、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传播、社会的进步，必须要借助于一定的载体。作为洋务、维新、革命的工具和经济文化传播的载体的近代报刊，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梁启超早在1902年就指出“学生日多，书局日多，报馆日多”是影响中国前途的至关重要的三件大事，辛亥时期，他对报刊的作用又有辛亥“国体丕变”“报馆鼓吹之功最高”[10]的评价。知名史学家章开沅等人认为：“作为经济发展与政治变革的中介环节，大众传播媒介的发达，是近代社会变迁的重要动力和指标，它不仅直接推动政体的转变，而且引起整个社会结构的连锁反应。”[11]晚近报刊传媒在长江流域和两湖地区的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亦起着非凡的作用。 以近代长江流域报刊业的发展为例，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地带的长江流域，其不同区域近现代报刊业的发展程度随着区域中心城市开埠通商和早期现代化前进步伐的快慢而有所差异。上海――长江流域经济带的桥头堡，近现代报刊业发展最为壮观，报刊数量占据全国三分之一强；重庆、成都――长江经济带的腹地和革命战争宣传的大后方，近现代报刊业的发展亦很突出。作为连接长江流域经济大动脉东西纽带的两湖地区，其区域中心城市如汉口、武昌、沙市、长沙、衡阳等地近现代报刊业也比较发达，据刘望龄先生不完全统计，近代湖北实际创办报刊300种左右，就目前所能见到的报刊辑录显示，1866―1919年间，湖北共创办报刊191种，其中，外国人主办的报刊31家，官办25家，民办131家[12]刘望龄先生统计数据不全，另据《武汉市志・新闻志》统计数字，仅晚清、民国时期（1866-1919）武汉地区的报刊数量即达193种。可见，该时期整个湖北省报刊数量应不下200种（参见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武汉市志・新闻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8-48页）。。据方汉奇先生所著的《中国近代报刊史》（上、下）[13]和史和、姚福申、叶翠娣编的《中国近代报刊名录》[14]、丁守和主编的《辛亥革命时期的期刊介绍》（I-V）[1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的《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一、二、三集）[16]、上海图书馆编的《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第一集、第二卷、第三卷）[17]等书籍所列报刊名录不完全统计，1897―1919年间，湖南报刊数量亦达116种。其中，长沙即达89种，包含报纸57种，期刊32种[18]。仅辛亥革命时期（1901―1917），湘籍志士创办报刊即达34种[19]，位居全国前列。两湖地区一些知名报刊如《中华民国公报》、《汉口中西报》、《大江报》、《汉报》、《湘报》、《湘学报》、湖南《大公报》等报刊则在全国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以后至新中国成立前，两湖地区报刊业发展更为繁荣，在民国时期全国报业之林中蔚为大观。 一个区域报刊业（如两湖地区、上海地区、四川地区、广东地区、京津地区等）在某个历史时期的发展、兴盛、繁荣必有其区位优势、社会文化背景和内外动力机制。那么，一个区域近代报刊业繁荣的区位优势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背景及内外动力是什么呢？教育近代化与近代西方印刷技术的传入、发展对近代报刊业的发展繁荣有何作用？传统士绅、近代知识分子与近代报刊群体的形成和报刊业的发展关系如何？近代报刊群体的生存状态如何？同时，作为一种公共领域的近代报刊是如何进行思想启蒙、舆论宣传和下层民众动员的？近代报刊和报刊群体的生存空间如何？扮演了什么社会角色？与受众群体的关系如何？起到了怎样的社会作用？一个区域近代报刊业的繁荣是否促进了区域社会早期现代化转型？有何文化贡献和社会作用？对于这些问题，需要从社会史的角度、用社会史的研究范式来进行解答。 三、区域新闻史的社会史研究范式有待加强 目前，在区域新闻史、报刊史研究领域，上海新闻史、报刊史的研究最为繁荣，除方汉奇先生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丁淦林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史》[20]等一批“通史性”新闻史著作大量涉及上海新闻事业史外，由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上海新闻志》编纂委员会编的《上海新闻志》[21]，上溯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近代报刊发源，下迄1996年（大事记延至1998年），130余万字，横亘上海150年的新闻事业的发展变迁过程，同时还介绍了各个历史时期有关上海报纸的编辑方针、新闻采访、编排形式、经营管理和重大新闻历史事件、新闻人物等，以其丰富的内容、翔实的资料、独特的视角、客观的叙述，填补了区域新闻史研究的诸多空白。马光仁主编的《上海新闻史（一八五―一九四九）》[22]、《上海当代新闻史》[23]系上海区域新闻史的集大成之作，两部著作前后衔接、浑然一体，凡洋洋洒洒130余万字，按编年顺序系统而完整地论述了上海自1850年至20世纪末的新闻发展史，有点有面，有专题分析和个案研究，“仿佛是一部上海地区一个半世纪新闻事业的历史画卷，是一部地区新闻史的力作，为地方新闻史的编写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借鉴”[24]。宁树先生主持编写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资助重点项目《中国地区比较新闻史》，目前已完成120万字，尚待出版。该文稿立足上海，对上海、北京、天津、江苏、安徽、广东、湖北、四川等地的近现代新闻事业发展状况进行了论述和比较，集新闻史比较研究之大成。曹正文、张国瀛的《旧上海报刊史话》[25]侧重于从史料的角度梳理了旧上海的报刊发展概况；秦绍德的《上海近代报刊史论》[26]分上海近代报刊诞生、维新运动与报刊勃兴、政党报刊、资产阶级商业报纸、上海小报、上海租界报刊等几个专题，勾勒了上海近代报刊业发展的基本面貌。最近几年，上海新闻史的研究侧重于专题研究和个案研究，从而把该区域新闻史的研究推向微观层面，在精细化程度上前进了一大步。 在长江流域上游重庆、四川地区，最近几年也有论述该区域的新闻史专著问世，除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四川省志・报业志》[27]、《四川省志・出版志（上、下）》[28]和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重庆市志・报业志》[29]、《重庆市志・出版志》（出版中）等志书类著作外，还有一些史料成果问世，如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史志编纂委员会编辑的《四川新闻出版史料》[30]，四川省新闻志编辑部编的《四川新闻史料汇编》[31]，以及《成都新闻资料专辑》、《重庆新闻史料汇编》等，除这些史料性著作对近代四川地区新闻史、出版史作了简要的资料性整理和面貌勾勒外，王绿萍女士在其前期广泛搜集、爬梳四川地区新闻史料，汇聚成《四川报刊五十年集成》（尚未出版）的基础上，又撰写了专著《四川近代新闻史》[32]。该书重点勾勒了四川地区清末民初（1897―1918年）的报刊历史，内容涵盖四川近代报刊的产生背景和发展概况，传教士在四川的办报活动，成都报人先驱傅樵村的办报活动，清末新政时期的四川官报及新闻法规，四川民主革命时期和立宪运动中的革命知识分子和立宪派的报刊宣传活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时期的四川政党报刊和新闻事业发展，等等。四川大学蔡尚伟的博士学位论文《成都、重庆的城市文化与报业》[33]，从重庆、成都的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进程入手，勾勒成都、重庆两城市自清末（1897年）至今的报业发展状况和基本特点，并以文学为中心，考察城市文化形态与报纸和报纸与文学、文学界的互动关系；以大学为中心，包括大学生、大学老师、新闻教育、新闻研究机构等城市文化机构与报纸的内在联系；以身份意识为中心，考察成都、重庆城市文化意识、文化身份、文化精神与报纸的互动关系等等，颇具新意。贵州师范大学徐文水的硕士学位论文《清末重庆报业发展与巴渝社会变迁》[34]，勾勒了清末民初时期重庆的主要报刊《渝报》《广益丛报》《重庆日报》《崇实报》《重庆商会公报》等报刊的基本概况，近代重庆的杰出报人，报刊业务的改进，以及近代重庆报业的社会功用。西南大学张耀谋的硕士学位论文《重庆近代报刊的出现与现代文学的发生――以〈渝报〉〈广益丛报〉考察为例》[35]论述了《渝报》的思想内容和思想文化空间，《广益丛报》的出现与重庆现当代文学的萌发，报载小说的现代体验、想象与重庆现当代文学的互动关系，等等。此外，关于四川地区新闻史的个案研究也有专著出现。比如，王伊洛的《〈新新新闻〉报史研究》[36]除简单探讨了四川报业的传承和近现代化进程、成都报业的特点外，重点深挖了20年代末成都《新新新闻》的创立、地域特征、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广告发行和经营策略、新闻业务、发展误区与历史命运，等等。 但是，作为近现代报刊发展高地之一的重庆、四川地区报刊史、新闻史的研究还没形成气候，处于初级开发阶段，尤其是从社会史的视角进行研究的力作尚属空白，有待加强。至于两湖地区新闻史的研究，亦处于史料整理性初级阶段，尚未出现从社会史的视野进行整体性研究的大作（关于两湖地区新闻史的研究，另有论述）。 可喜的是，如今，在区域新闻史研究领域，除常规性的史料考证、史料积累性研究（这些研究十分必要且没有捷径，其功绩和价值丝毫不容置疑）作为传统的研究模式占据主导地位外，一些新锐学者借鉴政治学、传播学、文学、社会学等学科方法以及国外其他先进的研究模式进行新闻史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其中，社会史、社会学的研究模式或路径成为这些新方法中的“显贵”。比如，清华大学的李彬、陈昌凤教授从媒介社会学的视角研究新闻史、传播史，海派年轻学者方平、王敏、洪煜等在研究近代上海报刊史时，以社会史研究范式来进行研究，等等。比较突出的力作主要有：李楠的《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研究》[37]从文学和文化的角度探讨了上海小报与市民社会、市民文化、市井众生的互动关系，以及小报文学与大众市民文学的互动融合关系；洪煜的《近代上海小报与市民文化研究》[38]详细探究了近代上海小报的生成和发展，小报生存状况与文化定位，小报文人群体网络、近代上海小报与市民生活、上海小报的公共空间与市民文化现代性等问题，作者立足于学术前沿，从社会史的角度论述了小报与社会群体、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李静的《大众传媒中的石库门与上海人身份认同的历史变迁》[39]解读近代史上不同时期上海传媒对石库门的报道及广告传播，进而分析上海人身份的文化认同与变迁，凸显大众传媒在社会文化变迁中的角色和地位；王儒年的《欲望的想象：1920-1930年代〈申报〉广告的文化史研究》[40]从文化史的角度探讨了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下的上海商业传统与消费理念、《申报》广告的享乐主义倾向和审美情趣，以及受众性别的认同、民族的认同、身份的认同等，具有文化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学术思路；王敏的《上海报人生活》（1872-1949）[41]以历史叙事学（在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潮影响下崛起的一种历史话语表达方式）的笔法，从社会史视角叙述了报人的社会地位、职业状况和近现代上海报人的社会生活空间、工作状况与收入情况，以及上海报人日常生活、社会交往及其情感世界，叙事与史论并重，雅俗共赏，可读性强。 总的来看，在区域新闻史、报刊史研究方面，呈现出明显的不均衡状态，上海等地因为近代新闻业相对比较发达，研究者比较多，研究成果相对丰富，尤其是上海地区，因为近代新闻事业领全国风骚，所以研究的“量”和“质”都走在全国前列，既有可以与“通史”相媲美的大部头――《上海新闻史》、《上海当代新闻史》，又有区域比较新闻史集大成之作即将问世；既有深入的报刊个案分析，又有以社会学、文学等多维度、多视角的微观考察，出现了几部以社会史为研究范式的力作。而相对封闭的长江中游两湖地区和长江上游的重庆、四川地区，近代报刊业的发展虽位居全国前列，新闻史料丰富，但新闻史研究成果较少，仅有的一些研究成果停留在史料整理、面貌勾勒和个案研究层面上，尤其是从社会史范式来进行研究的成果基本没有，尚须大力加强。 新闻史论文:议人文精神在新闻史教学中的渗透 【 摘 要 】大学新闻学基础课程中的中外新闻事业史，对促进学生新闻专业认同、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形成、新闻史发展规律把握有着很重要的作用。中外新闻事业史还包含着较多的人文精神。新闻事业史教学改革和研究中，教师需注重总结、渗透和提炼其中的人文精神。本文就此对人文精神在新闻史教学中的渗透进行分析。 【 关键词 】人文精神 新闻史 教学 渗透 新闻史存在两大线索，一个是具体的历史情况发生和存在，另一个是抽象新闻理论改革和发展。事实上，中外新闻事业史还具有更为重要和特殊的线索，就是它蕴含的人文精神发扬与继承。长期以往，这个线索未得到人们的足够重视。在新闻史教育中显得过度冷清和单调，学生缺乏学习兴趣，被动接受教学。在倡导素质教育形势下，教师应当利用和重视中外新闻史中的丰富人文精神资源。 1.人文精神中的“做人” 合格的新闻人要具备两大条件，一是以天下为己任，志向高远。二是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写出好文章。1978年，新华社陕西分社社长冯森龄去延安采访。他一进延安，看到许多农民衣着褴褛的在街头讨饭，心中极为难受。亲眼见到这些事情，冯森龄的触动很大，他决心为此呼吁。冯森龄曾因为坚持真理讲真话经历许多挫折，但他依旧不考虑个人得失，写了《延安有很多农民上街要饭》等报道，最终引起了政府的重视。坚持为所有合理、正确的事情辩护，才是真正的新闻工作者。 2.人文精神中的“敬业” 新闻事业较为特殊，新闻人应当具有百折不挠、勤奋进取的精神。若要了解新闻事件背后的真相，取得广泛公正的社会影响，需遵循敬业原则。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杜献洲，他5次进藏，4上阿里，巡查过1000多座界碑，连续102天长途巡逻雪山哨卡。在15年的记者生涯，他始终把目光投向祖国的万里边防，采写亲历式报道160多篇，用新闻的形式唤起读者对国家安全、对守土军人的关注。正是这种敬业奉献的精神，让我们了解到我国边防战士的辛苦。 3.人文精神中的“审美” 社会舆论总机关便是新闻事业。新闻事业具有是非分明、客观真实的属性，新闻人应当懂得审美，具备较高思辨能力和分辨能力。倘若黑白颠倒、善恶不分，会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美国新闻界曾出现过黄色新闻时期，大多数报纸为吸引读者，报道大量的社会丑闻、犯罪行为、等文章，铺天盖地的假照片、假新闻。整个社会陷入空虚和迷惘之中。虚假恶毒的文章，会垮掉一代人的审美观。新闻人应当坚持自己的立场，注重培养优良的审美观。 4.人文精神中的“创新” 人们的创新推动着历史的前进。事实上，新闻史是新闻事业创新的历史。每一个新闻人和要从事新闻工作的人，都要具备创新能力和创新意识。新闻工作者需在与时俱进、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中，不断对新闻体制、方法、机制和观念进行改革和创新。1903年，章士钊对《苏报》进行了深入的改革，并创立“舆论商榷”的栏目。而之后杂志通信栏便是源于此。章士钊办报的批判性、公共性、自主性、独立性，为清末新闻信息流通、舆论模式、公共领域表达提供了体制保障，为中国近代报刊创办树立光辉典范。 结语：中外新闻事业史中的人文精神资源并不止这些，还包括机智、宽容、勇敢、奉献、爱国等内容。教师应当细心点拨，在课外积极引导，让学生了解新闻工作者的精神风范。通过为学生树立学习榜样，激发他们的学习动力和新闻兴趣，健全人文精神。 新闻史论文:我国抗战新闻史研究的补白之作 新闻史一直是新闻学者的重要研究对象，近代以来，我国的新闻事业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开始产生并且不断成长。可以说，近代中国的每一重大事件都与新闻事业有着密切的关联。我国新闻史的系统研究始于戈公振，他的《中国报学史》整理了大量珍贵资料，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奠基之作。 此后的史学研究者主体上沿袭戈先生的研究路子，以宏观、系统研究为主，其间北有中国人民大学的方汉奇先生、南有复旦大学的丁淦林先生，两位的扛旗之作是这一类研究的典范。 改革开放后，我国新闻史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随着新闻专业在全国各高校相继设立，新闻史研究者数量大大增加，中国新闻史学研究的成果不再仅集中于几个有代表性的高校。伴随着思想的更开放、思维的更活跃，新闻史学的研究禁区相对减少，尤其是21世纪以来，研究的视野、角度与空间均有了极大的拓展。地方新闻史、城市新闻史、个报新闻史的研究，也愈见丰硕。由靖鸣先生等人撰写的《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版的。 抗战初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大攻势，加之国民党抗战政策的失误，导致上海、南京、武汉等重要城市相继失守，大半国土沦陷。国民党迁都重庆之后，桂林成了抗战大后方的一座重要城市。这一时期统治桂林的新桂系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文化政策，为此，大批受战火威胁的学者、文人、知名报人纷纷来到桂林，桂林一跃而为国民党统治区文化事业极度兴盛之地，新闻事业也活跃其间。长期以来，对桂林抗战时期的研究一直在进行，但是这些研究大多着眼于文学艺术方面，《桂林抗战新闻史》一书正好填补了关于这座抗战名城研究中的空白，对我国地域新闻事业发展的研究同样具有补白意义。 从第一手资料着手，详论活跃于抗战时期的重要报刊与报人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注重从报纸文本和第一手资料开展研究工作，从历史实际出发，研究抗战时期桂林独特的新闻现象，进而论从史出，提出了作者自己的观点与结论，这些观点是具有建设性意义的。 该书共分九章。在书的第一章“绪论”中，作者主要阐释了该书的选题由来以及研究框架，并对桂林新闻事业史及其研究状况进行了论述，同时对当时桂林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况进行了深入研究。 对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进行研究，无论如何也避不开新桂系，作为民国时期一支重要的军政派系，无论是前方的战事还是大后方的建设，新桂系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首先是对广西的治理有功，1932年到1936年间，由于新桂系对广西进行了较好的治理，使得广西摆脱了偏远落后省份的面貌；其次是在抗日中的突出表现，尤其是新桂系主要领导人李宗仁指挥的台儿庄战役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从而使得新桂系在全国中声望极高，对其不敢小觑。此外，新桂系也试图在政府以及中国共产党之间周旋，以保护并扩大自己的力量。因此，新桂系对待中国共产党明显地有别于政府。虽然身为国民党政府的重要组成力量，新桂系在根本上不希望共产党做大，但为了防范和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新桂系也非常注意拉拢共产党，对共产党的政策相对缓和。抗战时期，《新华日报》等报刊得以在桂林地区相对顺利地发展，与政治上的这种微妙关系有关。因此，专著首先对这一背景作了清晰的介绍与分析，从全书的结构与逻辑上来说，这一部分内容为此后若干章的展开作了非常必要的铺垫。 第二到第六章，《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对桂林抗战时期的几份主要报纸进行了详细研读，总结出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的几个突出特点：这一时期的桂林各家报纸的新闻报道都表现出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很大程度上追求着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尤其是《大公报》（桂林版）。新记《大公报》在复刊之初就确立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办报方针，这不仅是《大公报》的办报方针，也是张季鸾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1941年，《大公报》（桂林版）开始出版，依旧坚持“四不”办报方针，重视时效性强、形式多样、题材广泛的长篇通讯，将单个小事件放在整个社会的大背景之下，提供多元的报道角度，为读者营造丰富的想象空间。其次，桂林各报的言论中心在于抗日救国。民族危亡阶段，各报之间放弃了以往的相互攻讦，一致对外，通力合作，宣传中国抗战必胜，言论极具特色，奠定了军民胜利的信心。第三，由于桂林城内报纸数量众多，也加剧了各报之间的竞争，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各报积极进行改革，提高报纸质量，并且根据自身特点推行灵活多样的管理制度，提高媒体的运行效率。此外，抗战时期由于大批文人和知名人士来到桂林避难，这在客观上推动了桂林文化事业的发展，文化的发展进而促进了报纸副刊的发展。在这一时期，桂林各报的副刊办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极具特色。尤其值得提到的是《救亡日报》（桂林版）。该报副刊得到茅盾、田汉、张天翼等知名作家的投稿，使《救亡日报》（桂林版）的副刊极具文艺气息。 该书的第九章对桂林时期的知名新闻人物进行了研究。抗战时期，范长江、夏衍、徐铸成、胡愈之等人，因为各种原因来到桂林从事新闻工作。从该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范长江作为“新闻队伍指挥员”、“新闻理论家”、“社会活动家”进行的种种努力，夏衍为《救亡日报》尽快复刊，开展多元经营拓展生存空间，革新版面提高影响力所付出的一切，也能看到徐铸成作为《大公报》（桂林版）总编辑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以及如何利用言论对国民政府进行舆论监督的新闻活动，胡愈之如何撰文呼吁政治民主，如何关注对青年新闻人才的培养，等等。在这些新闻工作者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种令人敬仰的敬业精神，通过该书的记录留存于中国新闻史。 以研究者应有的理性与客观性，分析国民党党政军系统和民营新闻事业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的撰写者尊重历史，以研究者应有的理性与客观精神，尽可能真实地再现了活跃在彼时彼地的各种政治势力的报纸，避免将该书写成以共产党报刊为主的新闻事业的研究。过去，由于某些主客观原因，中国新闻史研究中对国民党以及中间报刊的研究相对较弱或者做出的评价不够客观。《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重视研究的客观性，并对国民党和新桂系方面报纸以及民间报纸作出客观评价，重点研究了《广西日报》（桂林版）、《扫荡报》（桂林版）、《大公报》（桂林版）的特点，对他们在抗战时期为新闻事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做了中肯的评价，这是研究者所应有的一种研究态度，也是对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一种突破。 史学的研究注重资料的搜集，而资料的爬梳整理则是一项非常艰辛的工作，同时，它也需要研究者具有一种客观与理性的研究力。《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采用了文本考辨的史学研究方法，客观分析了当时媒介运行的情况，并通过梳理史料文本，归纳总结出当时的新闻媒体的发展特点及规律、新闻事业的经营管理体制、新闻思想的形成等。这些资料的搜集与甄别、分析与归纳，呈现了研究者的研究力。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展现了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合作，建立统一战线，以及在这个背景下国民党、共产党、其他党派的报刊得以共存于一个相对平等的环境中，共为抗日救亡竭力的历史画卷。时值今日，当中国政府为推动大陆与台湾两地全面直接实现“三通”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积极谋求共同繁荣发展之时，回首这段历史，全面客观地审视这段历史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是靖鸣先生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抗战时期国共合作背景下桂林新闻事业史研究”的最终成果。靖鸣先生现任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十几年来他独自撰写或与他人合著了十多本著作，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在南京师范大学任教以前，他曾在广西高校工作近十年，他及他的同仁对广西地区的新闻事业有着学者的关怀与热情，通过这部沉甸甸的研究成果，我们能看到这种关怀与热情。相信这一成果不仅有厚度且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相信这部专著的面世，能给后继者的新闻史学研究以借鉴与指导。 新闻史论文:古今中外新闻史上的杰作 《中原我军占领南阳》是在全国解放前夕，为新华社撰写的一篇新闻稿。一生写新闻不多，但此文却成了我国新闻史上熠熠生辉的名篇。 1948年，我军在全国各个战场上，揭开了全面战略反攻的序幕。这年7月，刘邓大军攻克襄樊，南阳守敌四面楚歌，更加孤立。10月，指示中原野战军二、六纵队和桐柏、江汉军区部队，将国民党黄维、张淦两兵团牵到南阳以西，中原野战军主力趁机攻占郑州、开封，并逼近徐州。随着黄维、张淦两兵团东返南撤，我军解放南阳的条件完全成熟。11月4日凌晨，在中原野战军的强大攻势下，南阳国民党第十三绥靖区守敌王凌云部弃城仓皇南逃，南阳不战而克。当晚，一直关注中原和南阳战场的，在西柏坡通过电文获悉南阳顺利解放的消息后，欣喜不已，遂奋笔泼墨，为新华社撰写了这篇著名的《中原我军占领南阳》电讯稿。 这篇新闻有翻云播雨，气吞山河的气势。新闻之气势，是文章之外的功夫。一般文人写文章，情胜于势；而的文章，势胜于情。他站得高，看得远，文章充满硬气、正气。如该文对敌军慌慌张张调兵遣将，妄图围堵我军的描述，及对敌军弃战而逃的刻画，用语不多，却让我们真实地看到，国民党反动派被我军牵着鼻子走的衰败相，从另一个方面显露出我军士气正旺。该文的末尾还这样写道：王凌云“从南阳到襄阳，并没有走得多远，襄阳还是一个孤立的据点，王凌云如不再逃，康泽的命运是在等着他的。”这个断言，肯定而又自信，充满了历史唯物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博大气象，是一个革命家的政治远见的表露。只有成熟的故治家，才能借历史交替、风云际会、群雄逐鹿之势，纳雷霆万钧于文章，用铿锵有力的语言，宣传自己的政见。无怪乎有权威人士曾这样评价：是以气势压顶的文章，征服了天下的文人。 这篇报道文字并不长，可有思想含量，“理”说得很明白。站在全国形势发展的高度，分析敌我，总结以往，预测未来。他善于从一点出发谈到全局，又从全局出发评述一点，这样，从事物的联系比较中，把握形势特点，把道理讲得精辟和完美。如，评述到国民党反动派军事上是“全局败坏”“完全孤立”，而我根据地则不断扩大时写道：“白崇禧经常说，‘不怕共产党凶，只怕共产党生根’，他是怕对了。我们在所有江淮河汉区，不仅是树木，而且是森林了。不仅生了根，而且枝叶茂盛了。”这里，借国民党高级将领之口，道出了我党我军一旦在一地生根，将产生巨大的威力，要是成了“树木”“森林”“枝叶茂盛了”，就更强大了。接下来，他又从康泽的被俘，谈到王凌云的弃城南逃，从当时国内局势与南阳的战局，预测了战争的必然走势，使读者对新闻事实有一个历史的、全面的、辩证的认识，发挥了新闻中论理的功能。 写新闻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善于用典。酷爱读书，广收博览，读有所得，得而能用。根据有关资料显示，一生读的书，比终生治学的人还要多。他逝世后，单是从中南海颐年堂的“菊香书屋”里，就清理出书籍9万余册。他从修学中储能，从修学中找“主义”，终成了大学问家。由于他熟悉中国的文史典籍，写文章时就信手拈来，且恰到好处。能从典故中找根据、找方法，增加文章的渲染效果。因此，该文中用典的贴切，是他深厚的功底所致。该文谈到南阳时说，“……南阳为古宛县，三国时曹操与张绣曾于此城发生争夺战。后汉光武刘秀，曾于此地起兵，发动反对王莽王朝的战争，创立了后汉王朝。民间所传二十八宿，即刘秀的二十八个主要干部，多是出生于南阳一带”。直接从典故中找根据，证明南阳自古就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现实也是如此。之所以对南阳的历史掌握得那么多，除了博学，他还意识到南阳地理位置特殊，就倍加关注。因为有了《中原我军占领南阳》，也就成了报道南阳最高级别的记者。 本文的结构也有独到之处。该文没有分段，从头到尾，一气呵成。采取这种形式，既是作者写作时文思泉涌的反应，又是根据报道内容的需要，加快新闻节奏的要求。在战争年代，写作和阅读这样重大的事件性新闻，有一种迫不及待的感觉，不能从容不迫，慢条斯理。作者要一口气把信息传播出去，读者要一口气把新闻看完，所以一段下去酣畅淋漓。一段到底有没有层次之分？有。本文的主体部分，就有历史背景，十分重视南阳防地，中原战区敌衰我盛，我党调整策略争取更大胜利，国民党反动派的失败已成定局等几层意思。每个层次都可单独立段，只不过为了新闻的阅读效果，作者没有分段罢了。这样的结构，便于说古论今，评判敌我，纲举目张，层层递进，把新闻与历史、现状与未来、军事与政治等，天衣无缝地糅合在一起，这样的结构设计，只有文字高手才能做得完美无缺。本文通篇以敌人一个“逃”字开头，又以一个“逃”字煞尾，一个字点明了形势大局，一个字长我志气灭敌人威风，使人读之有味，思之快慰。 在胡乔木《回忆》一书的封面上，曾印有给胡乔木的一封亲笔信，内容为：“请注意写些综合报道，其办法是借着一个适当的题目如像占领南阳之类去写。”可见，对自己所写的这篇新闻，是比较满意的。时隔几十年后，胡乔木同志在一次同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谈到这篇文章时，高度评价说：“中原我军占领南阳，在古今中外的新闻史上，也没有第二篇，这篇文章写得很有气派，很精练，把解放战争和中国历史上的掌故很自然地联系在一起，正是反映了我们当时胜利进军中充满了势如破竹的气派。” 当前，我国新闻界正在深入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重温这一名篇，对倡导尖锐泼辣、生动活泼的文风，仍具有借鉴意义和指导意义。 新闻史论文:“新闻生态”范式下新闻史研究创新的有益探索 【摘要】新闻史研究要容纳不同流派与做法。《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在具体呈现、穷尽归纳的史料搜集、研读的基础上，以“新闻生态”视角为结构框架，架构了绚丽多彩的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历史图景。专著的最大特色是比较成功地再现了“抗战文化城”的媒介与新闻生态的历史面貌，将桂林抗战新闻史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关键词】桂林抗战新闻史；新闻生态；治史精神 地方新闻史和抗战新闻史的研究是我国新闻史研究中的两个重要领域。近年来，马艺的《天津新闻传播史纲要》、王绿萍的《四川近代新闻史》、曹立新的《在统制与自由之间：战时重庆新闻史研究（1937-1945）》、张梦新的《杭州新闻史》、蔡罕等的《宁波新闻传播史（1845-2008）》、唐惠虎等的《武汉近代新闻史》、王文科等的《浙江新闻史》及王晓岚的《喉舌之战：抗战中的新闻对垒》等著作不断问世，相关研究机构也相继成立，足见当下中国地方新闻史、抗战新闻史研究的新热度。最近，靖鸣教授和他的团队所著的《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的问世，为地方新闻史、抗战新闻史的研究又加了一把火。该书不仅填补了某些空白，在研究方法上更是可圈可点，值得后学借鉴。作为新闻史研究领域的青年后学，喜见同行兼同事大作的问世。口头的祝贺是必须的，但实惠的是为同行的新作献上“读后感”，让更多的读者能拜读到大作。 一、“新闻生态”视野下的研究致思 中国近现代新闻业最为突出的特色之一是政治色彩过于浓厚，新闻本位的发育先天不足。新闻业参与了近现代中国的每一起重大事件，并在每一起重大事件的历史演变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可谓重大事件的见证者、建构者。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势必会影响研究取向。在我国近现代新闻史的书写中，始终存在着如何安排、处理、评价新闻业与政治系统的关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新闻史学界有两种研究倾向值得警惕。一是夸大政治系统对新闻事业的制约、影响作用，用大量的篇幅描述政治系统，使新闻史沦为政治史、革命史的翻版；二是完全规避政治系统，以所谓的“新闻本位”来书写新闻史。前者常被冠名为“阶级史观”或“宏大叙事”，后者目前基本处于“纸上谈兵”阶段，鲜见有分量的学术专著的问世。历史研究要论从史出，评价要客观公允，这是史学研究的基本常识。因此，正确的做法是既不刻意突出新闻事业的历史作用，也不刻意回避政治系统的背景作用，不能为了凸显某个政治派别的新闻事业，而淡化、遮蔽、贬低敌对政治派系的新闻事业。但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在民国新闻史研究中，“土匪史观”的影子始终挥之不去。桂林抗战新闻业是在特殊的政治、历史、文化环境中所孕育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新闻业态。对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研究，亦存在这个问题。故选取恰当的研究理念、研究路径与编纂方式才有可能比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由于“消极抵制”国民党、“礼遇”共产党的新桂系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文化政策，大批受战火威胁的学者、文人、知名报人纷纷来到桂林，桂林一跃成为著名的“抗战文化名城”，文化事业兴盛一时，新闻事业活跃于其中。长期以来，对桂林抗战新闻史的研究虽然一直在进行，也有不少成果问世，但在研究路径上却鲜有突破，历史叙述、历史评价也鲜有突破“阶级史观”。这可能在于研究者尚未找到契合研究这段新闻史的最佳致思路径。靖鸣和他的团队在“竭泽而渔”式地搜集史料、研读史料的基础上，以媒介生态学中的“新闻生态”为研究视角架构《桂林抗战新闻史》的做法，既巧妙地规避了对各政治派别的新闻事业的历史评价问题，也巧妙地处理了桂林政治生态与新闻生态的关联。这一研究路径独具特色、别具一格，是我国新闻史学研究方法的一个突破。 “媒介生态”（media ecology）的提法最初源于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尼尔·波兹曼等纽约学派，他们的努力形成了传播学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媒介生态学（或翻译为媒介环境学）。媒介生态学研究的是符号、媒介和文化彼此之间的一套复杂的关系，关注的是媒介技术及其所营造的信息环境对人的影响。中国的媒介生态学研究关注的却是“以媒介为有机体，思考社会环境对媒介生存的影响”。[1]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兴起后，有学者将“媒介生态”概念引用到新闻史研究领域，但阐释不多，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生阳海洪，在其博士生导师吴廷俊先生的指导下，发表的题为《探索中国新闻史研究新范式——基于媒介生态的视角》的博士论文，对媒介生态视角下的“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新范式”作了系统的学理阐释。但真正成功地将“媒介生态”理念运用于新闻史研究的著述至今鲜见，这在于媒介生态系统是一个宏大的概念，它是指一定的时空条件下媒介群落构成的内部生态系统及其媒介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构成的具有特征性的结构形态和动态平衡的有机体。这意味着以媒介生态为理论资源，研究特定时空中的媒介生态的变迁，需要海量的史料，尤其是大量档案资料的支撑。《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写作的巧妙之处是，作者在媒介生态的基础上提出了比媒介生态略小，有操作性的新闻生态的概念，并以此作为该书的重要理论支撑。所谓新闻生态，是指“在一定社会环境中新闻各个构成要素、新闻之间、新闻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相互良性制约而达到的一种相对平衡的结构，是实现受众—新闻—政府—社会这一复合生态系统整体协调而达到一种稳定有序状态的动态过程”。 在新闻生态的视野下，《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呈现了多个历史面相的新闻媒介的历史景观，而不是教科书中勾勒的以共产党新闻业为主的单一的历史画面。主要表现在其一，在媒介群落方面，专著既浓墨重彩地论述桂林地区的主要大报，也给予了抗战时期的桂林小报、通讯社、广播电台一定的篇幅。其二，抗战时期桂林大报之间的媒介生态是《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的论述重点，专著用了六章篇幅予以论述，从新桂系、国民党、共产党的微妙的政治生态中详细阐释了各报的报道、言论、副刊、经营管理等层面的新闻生态。对于桂林大报内部新闻生态的论述并非完全按照报道、言论、副刊、经营管理四个层面展开，而是根据各报在这一时期的特点有所侧重。总体而言，新桂系的《广西日报》（桂林版）、共产党领导下的《救亡日报》（桂林版）、《大公报》（桂林版）、国民党军报《扫荡报》（桂林版）基本是按照报纸沿革、新闻报道、言论、副刊、经营管理五个层面展开，《新华日报》在桂只有发行而没有桂林版，专著则着重于该报在桂的翻印与发行、共产党的新闻策略、涉桂报道等方面。具体而言，新桂系的《广西日报》（桂林版）以“救亡图存，推动地方建设”为宣传主旨，注重新桂系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建设等方面的报道，其报道不仅与抗战的时代背景联系密切，还兼具广西地方特色；言论的题材、体裁多样，有着独特的言论操作方法；副刊《桂林》《南方》《漓水》特色鲜明，特刊林林总总。共产党的《新华日报》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宣传旨趣，在桂林新闻界发挥了新闻堡垒的作用。专著详细论述了《新华日报》桂林分馆设立、经营与关闭的过程，着重于该报在复杂政治生态中所采取的新闻策略，其报道深刻、全面，形式多样。共产党领导下的、唯一完全依靠市场运作的《救亡日报》（桂林版）以“促进全民族抗日救亡”为旨趣，其报道“超党派”，兼容并蓄、客观公正，文字精辟简练、富有文采，针对性强；其社论继承了中国政治家办报的传统，针砭时弊，纵论国际形势，预见性强；副刊形式多样，亦庄亦谐，深得文艺团体、各界知名人士的关心和帮助；民间大报《大公报》（桂林版）成为桂林地区“区域性抗战舆论重镇”，其新闻专电、特写、通讯和专刊文章配套成龙，有血有肉，其新闻通讯记载详实、黑白分明、显现底蕴，足见大公报人的新闻专业精神；其言论切合时政，独立敢言，深受读者喜爱；副刊《文艺》以抗战宣传为宗旨。国民党军报《扫荡报》（桂林版）除以“战况报道和战争动员见长”外，还善尽报纸的角色提供全球讯息，其战况消息和国际新闻报道在桂林各报中较为出色；副刊栏目多样贴近新闻，且倾向进步，内容充实，文艺性与思想性兼备。不仅如此，专著还详述了《广西日报》（桂林版）、《救亡日报》（桂林版）、《大公报》（桂林版）的经营管理特色：新桂系对《广西日报》（桂林版）采取了“只管人，不管事”的管理策略，这使该报有了相对的独立性，能积极开拓市场，多渠道引进人才，建设新闻采访网；《救亡日报》形成了“内外兼攻”的经营管理理念，既面向社会筹款，也开展多种经营，以扩大营销市场；《大公报》（桂林版）形成了“不私”“不盲”的人才管理模式，既重视报社内部组织机构建设，也重视人才的选择、使用和培养等。其三，历史是人的活动，新闻史亦是新闻人活动的历史。专著单列一章对活跃在桂林抗战新闻界的范长江、徐铸成、胡愈之、俞颂华、莫乃群等著名新闻工作者作了细致的历史勾画。总之，《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详实、细致地再现了“抗战文化城”语境下的新闻产品层面上的桂林抗战史，以及这一历史形成背后的新闻业界的活动简史。 二、史料爬梳剔除的孜孜以求的治史精神 史料是治史的根基，第一手的史料历来被史家所看重，穷尽史料、竭泽而渔更是不少史家的终极梦想。《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是靖鸣教授领衔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抗战时期国共合作背景下桂林新闻事业史研究”的结项成果。在国家社科基金的支持下，靖鸣教授组建了十余人的科研团队，他们搜遍广西地区的图书馆、档案馆、资料室，并在全国范围内四处搜集相关史料，可谓“竭泽而渔”。靖鸣教授涉猎广泛，对新闻业务、手机媒体、新闻发言人等均有所攻，治史只是他其中的一个爱好。但他的新闻史学文章扎实厚重，令人信服。他对1953年《宜山农民报》事件的研究，让我油然而生敬佩之情。2010年，我与靖鸣教授同时进入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任教，相识相知三年来，我更是感受到靖鸣教授对史料孜孜以求的治史精神，他曾多次为没有找到《中央日报》在桂林发行及《中央日报》为何不出版《中央日报》桂林版的相关史料而苦恼。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最大的亮点之一是详实完备的史料，但该书不是史料的堆砌，而是经过作者精心加工、巧妙安排的有序、有论、有亮点的力作。专著对《广西日报》（桂林版）、《救亡日报》（桂林版）、《大公报》（桂林版）、《扫荡报》（桂林版）及《工商新闻》《国防周报》《正谊》等报面史料有系统的爬梳与整理，详细呈现了多元、立体、多样的桂林报业的新闻景象，可见作者团队在报面史料的研读、爬梳、提炼、精选中的心力。 历史最迷人的地方是历史事件的细节和历史人物的细节。这种细节能以一当十，起到画龙点睛、耐人寻味的作用。有了这些细节，历史不再是干巴巴的报刊出版流水账，历史的复杂性、深刻性，历史人物的多元性亦在这些细节中全面彻底地展现出来。在《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中，这样的细节描述也相当多。如新桂系对《广西日报》（桂林版）“管人不管事”的管理策略，共产党在桂林与国民党报刊紧密合作，《扫荡报》的副刊经常刊登进步人士的文章，其副刊倾向进步等历史细节，突破了很多读者的历史想象；再如共产党领导下的《救亡日报》创刊二周年在抢眼的版面上发表和孙科的题词，记者彭子冈的通讯在重庆发不出，徐铸成便以“重庆航讯”的方式在《大公报》桂林版上刊发等，这些细节意蕴深长、耐人寻味。正是这些细节的大量存在，《桂林抗战新闻史》才摆脱了流于肤浅的概括与规律总结，而显得既妙趣横生又发人深省。 当然，新闻报面资料浩如烟海，档案资料极度缺乏及分布零散的特性，常常会使新闻史研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令人满意之处。《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也有让作者感到遗憾的一些地方，如专著对于桂系、蒋系及共产党在抗战语境下的新闻合作与博弈，对于不同政治立场的新闻人之间的交往与合作，对于桂林地区新闻读者群的特征、阅读行为及阅读效果等方面的论述略显单薄。但这些遗憾不足以遮蔽该书的光辉，反而是后续研究的新起点、新征程。 新闻史研究要创新，要打“深井”，但任何创新都是在前人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以具体呈现、穷尽归纳的方法，在“新闻生态”理念下巧妙架构全书结构、安排各章秩序，错落有致地编纂新闻史实，构建了新闻生态视角下的一幅壮丽多彩、色彩斑斓、多元多样，涵盖日报、小报、通讯社、广播，包容新桂系、共产党、国民党、民营资本等多元报业及著名新闻人物的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宏大历史图景。这个新闻生态的历史图景既考虑到了政治生态与新闻生态的关联，也有中观层面的新闻事业、制度、新闻思想的历史互动，微观层面的报道、言论、副刊、经营管理等的新闻业务生态，更有许多耐人寻味的历史故事与历史细节，总之，作者团队比较客观、完整地勾勒了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生态图景，是研究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补白之作。该书的出版标志着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对于青年后学来说，《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至少有三点启发：一是新闻史研究要重视史料，尤其是第一手史料的挖掘、搜集、研读与整理，任何脱离史料或借助二手资料的创新都不可能走远；二是新闻史研究要走出新闻学的学科藩篱，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拓宽研究思路，实现与传播学、历史学、政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对话与交流，寻找到契合研究对象的研究范式，提升研究水准；三是“新闻生态”视角下的新闻史研究方法，是适合中国近现代新闻史研究的有效范式，但并不是唯一范式，目前这个范式尚处在探索、积累的初级阶段，《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积极的探索，其成功之处值得后学借鉴。因此，对于研究抗战新闻史、广西新闻史、桂林新闻史的学人来说，此书是必备书籍；对于地方新闻史、民国新闻史研究的学人来说，此书也非常值得一读。 编校：张红玲 新闻史论文:浅析影视资料在新闻史教学中的运用 摘要：作为高等学校新闻传播学相关专业本科阶段的专业基础课，《外国新闻史》的教学需要进一步加以改进，本文主要从影视资源的来源、分类、选择等方面阐述如何在课堂教学中运用影视资料作为辅助教学手段，激活课堂氛围，强化教学效果。 关键词：外国新闻史；课堂教学；影视资料 一、教改背景与教学现状 《外国新闻史》在全国的新闻院校中一直被列为新闻专业本科生的核心课程，这门课程主要目标为培养学生扎实的专业历史知识，为学生今后从事实践活动和进一步深造打造专业知识背景。如今，随着新闻人才层次的社会需求加大，专业历史开始面临更高的要求：专业历史教学一方面要与普及型的通史教育有所区别；另一方面也要贴近专业实际，为本科学生从事实践提供背景知识与参考。 笔者基于教学实践，发现当前《外国新闻史》课堂上普遍存在着这样的几种现象：学生方面，虽然名为新闻史，却多在心理上将之归类为理论课，所以一提起新闻史，很多学生会觉得理论课不像业务课那么容易操作，且见效快，因而一些学生常觉得新闻史无用，思想上并不重视；教师方面，因为外国新闻史涉及的国家多，涵盖的内容也多，再加上一些资料难以收集，也常常会有教师抱怨这是一门出力不讨好的课。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这种以人文素养为导向的专业历史教育，在如今越来越重视操作性与实用性的新闻学教育中，正在面临十分尴尬的处境[1]。 实用目的与人文素养的背离是宏观命题，本文姑且不论。如何将专业历史的教学活化？如何为课堂教学带来“活气”？可能人文科学的导向与社会科学的方法相结合是一条新路。在课堂上使用一些影视资料来改进教学模式，从实际效果来看，至少首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这种学生厌学，老师厌教的现状。影视资源，尤其是电影作为学科教育的新兴手段，或许能够为改进传统的学生被动听讲、教师“满堂灌”的新闻历史教学模式提供十分有益的借鉴。 二、影视资料的获取和整理 目前笔者引入新闻史课堂的影视资料有以下几种片型： （一）世界历史科教片 这类教学片是权威媒体制作，面向社会，达到普及历史教育的目的。它们通常以全景描述的方式来再现史事，其中往往有珍贵的历史材料，这些资料可以为专业史教师在课堂上对历史背景的叙述做出补充，也为学生提供了较为全面的历史背景知识。如CCTV6系统播放过的《世界历史》，其中对英国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以及美国独立战争的历史叙述较为全面、准确，可以作为本科同学回顾相关国家新闻历史时的背景材料使用。 这类影片可以从我院影视资料片库中获得，也可以从土豆、优酷、迅雷等视频网站获得。 这类影片整理起来较为简单，可以直接采用相关内容。 （二）与新闻史相关的故事片 这类影视资料虽然不是历史现象的如实再现，和史实有一定距离，不能完全当作历史知识来学习，但也能反映当时的历史风貌，再现某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对课堂教学同样有良好的辅助作用。如《公民凯恩》便是对一代报业大王赫斯特生平的影射与反思，同样可以作为深化学生专业认识、提升人文素养的片源。 关于深化专业认识，笔者还带着新闻史研究的主题对部分好莱坞电影进行了整理，其中有不少片段与记者和媒介形象有关。从《超人》、《惊天大阴谋》、《一夜风流》对于记者风流倜傥、扶弱济贫的想象，到《真人秀》、《明日帝国》对于现代传媒垄断集团的深切恐惧，在论述相关内容时，将这些内容运用与课堂教学中，起到了较好的课堂反响。 这类故事片搜寻相对容易，但是要通过一定技术手段将之整理成为教学材料。 （三）与新闻史相关的记录片 由新闻工作者参与、制作的影片或电视记录片，它们本身就是新闻史上的著名影像报道，也是珍贵的外国新闻史研究资料。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这一类影视资料比较难找，也是笔者未来计划重点进行寻找并整理的： 如爱德华·默罗等人报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制作的电视纪录片《耻辱的收获》（1960）。该片报道了20世纪60年代移民美国的农场工人所面临的生活困境，是最早的较为优秀的电视纪录片。 如亨利·汉普顿纪录片《瞄准奖品》（1987），公共广播公司制作。该片记录了1954～1965年间的民权行动。 这方面的资料搜寻工作将主要依托我院影视资料库，同时也可以帮助我院影视资料库的进一步建设。 三、影视资料在课堂教学中的使用方式与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的几种片型，由于内容和使用价值上各有不同，它们担负的任务也是不同的。有些资料片和课本内容结合较紧，可作为课堂教学的一个环节，随堂放映相关的片断，直接发挥传递知识信息的“主角”作用。有些资料片则是教材内容的补充、延伸，可作为辅助教材集中在课前或课后播映，帮助学生了解知识背景[2]。 （一）首先，在课堂教学中，影视材料的运用可以活跃课堂氛围，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帮助教师探索新的教学模式 在专业历史教学中辅以影视，即通过学科整合，充分利用我院拥有影视资料片库的教育资源，为教学服务。在具体的教学中，笔者曾尝试使用过课前布置观看任务、课后提拱鉴赏资源、课堂播放式等类型的教学方法。 1.课前布置观看式 课前针对本次课的教授内容，给学生布置课前收看的电影资源。因高校网络资源发达，教师提供一些观看影视的网址，要求学生带着预习的态度与问题在课前观看，上课时进行提问或组织讨论。如讲述美国廉价报刊时代的报业大王威廉赫斯特的生平时，笔者布置了学生事先观看根据其生平改编的著名电影《公民凯恩》，并着重提出了以下问题：“从影片来看，凯恩之死在同时代的美国人心中激起了何种反响？美国公众对于一个垄断报业的资本家的观感如何？你的体会是？”这样的资料运用使得接下来的课堂教学充满了互动氛围，学生纷纷发言并对此进行讨论，在讨论过程中，不但掌握了一位报人的生平，熟悉了对于历史人物的一贯的评价，甚至了解到了更加深入的人物的社会与文化脉络，较好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2.系统播放式 即以影视教学手段取代教师的部分现场教学，在这一时段中，学生主要通过影视媒体来获取知识信息。这种影视资源主要是相关的历史教学片，由于新闻专业历史教学事实上是依托于世界历史的了解与掌握之上的，据笔者了解，目前高校本科生对于世界历史的掌握仍局限于高中时期的知识水平，《外国新闻史》课程事实上还承担着为高校学生提升历史知识素养，增加背景知识的任务。 因此，教学中需要引入相关的历史教学片。如央视科教频道制作的《世界历史》系列，资料翔实，内容较为权威，可以作为不错的知识背景的补充材料。在讲述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外国报刊时，适当地引入相关教学片，可以节约课堂教学时间，使教师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讲述专业知识上，以此显现专业历史教学的特征。 3.课堂播放式 操作方法是将影视教学手段引进课堂，有机结合影视播映与教师讲授，使影视的教、教师的教、学生的学三者密切结合，同步进行，真正让影视教学成为课堂教学程序有机组成部分。在教学过程中，这样的影视资料的运用通常是需要教师进行事先的处理的，运用是否得当，关系着学生的学习效果，这也正是考验教师教学能力的地方。 如在讲述美国新闻史时，笔者将《一夜风流》、《罗马假日》、《超人》中出现记者的片段剪辑成了一个完整视频进行播放（这些电影的主人公都是记者），并询问学生：现代记者形象的主要特征是什么？进一步思考：为何会有这种趋同的特征？是什么为记者的形象戴上了光环？在这种促使思考的追问中，学生认真地观看了以往耳熟能详的老电影片段，并由此进行了感官之外对于新闻专业主义的理性思考。 以上的三种主要教学方式，较好地促进了教师在课前、课中、课后对于教材的把握，促使师生都必须在教学过程中全身心投入，并且提升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教师的教学能力提高，为改进教学模式进行了有意义的尝试。 （二）对于新闻专业的本科教学来说，电影不仅仅作为辅助性的教育手段，在辅助教学之外，无疑也会成为媒体素养教育的最好载体之一 电影之所以成为电影，是电影在文化学上为人类提供了新颖的影像思维方式。电影对教育的深层意义，在于电影思维对受教育者理解世界方式的影响。电影思维是特殊的独树一帜的艺术思维。在专业历史教学中的电影，提供的是一种所谓“电影本体”的思维模式； 与单纯的时间艺术和空间艺术相比，电影艺术有着明显的优势。它立体、多维、绵延不断；它变化、流传、长久不息；它壮阔，细微，深入心灵，形象层次丰富。电影中有很多主观声音，充满了各类符号和象征，电影影像符号思维的方式，对现代人思维能力的提高，是相当有效的。 如果从更高更普及的文化创造角度看，对于新闻专业学生的培养从根本上说应是使得他们深入了解和掌握“媒体式思维”和“媒体符号象征方式”。影像符号的接触和熟知正是对于这种思维模式的培养，这也是新闻专业的学生必备的媒介素养之一。电影影像思维的教育，应成为未来专业学生媒体素养教育的一个新方向[3]。 新闻史论文:中国新闻史是中华民族的新闻史 白润生善于自嘲，这一点有些特别。他回忆自己“一生磕头最多”，他形容自己“上大学时老实得近于窝囊”，他评价自己“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他总结自己“没想到能活过古稀”……这位新中国对少数民族新闻研究贡献卓著的长者，对于生活、对于命运，有着毫不讳言的感恩和敬畏，字里行间平实谦和得令人感动。这不由得使人想起了一句话：“坚强得像一株芦苇。” 多少年来，白润生保持着“参加一个会写一篇文章；教一门课写一本书”的作风，走到哪里他都不忘“扛稳少数民族新闻研究这面旗帜”。如今，这位40余岁才步入新闻学大门的古稀老人，以惊人的毅力和热情，完成了20余部著作的编著、参编以及百余篇论文的撰写。他并非少数民族，却已然成为中国少数民族新闻研究的代名词；他为人不事张扬，却不止一次地苦口疾呼，“不懂得本民族的历史是一个很大的缺憾，中国新闻史就是中华民族新闻史”。 “上大学以前，我基本没吃过早点” 白润生的童年颠沛得有些离奇，6年的小学，他先后更换过6所学校。究其原因，用他的话说，“每次‘择校’的标准都是学费要足够的低廉”，“这都是因为时代环境和贫穷造成的”。 “我出生在1939年，祖籍河北省雄县，我基本上是在北京长大的，曾祖、祖辈在北京开过双盛和玉器作坊。我的祖父27岁就去世了，我的父亲4岁没有了父亲，19岁没有了母亲，到他这一代时，家道中落，所谓‘地主兼资本家’的老白家已衰败得一贫如洗。”解放前，白润生的曾祖母去世，作为在农村老家唯一的嫡传男孩，他“戴孝”“磕头”“举幡”“安葬”，送走了曾祖母，他随后就被父亲接到河北保定上起了小学一年级。“我在那儿插班上了一年级，大概到1947年底1948年初，我来到北京，也是为了上学。来京上的第一所小学在花市东大街，名叫穆德小学（穆德小学是一所百年老校，现在叫东花市回民小学，成立于1911年，当时是为了帮助花市大街的贫苦回民子弟能够上学念书，由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先生、侯喜瑞先生带领同仁唱搭桌戏，并联合了一些在花市大街做买卖的回民老表共同捐资兴建的），是所回民小学，我在这里插班上的二、三年级。北京刚解放的时候，我又到了花市中三条一家私立学校上四年级，叫敦本小学，一两年前我查阅资料时得知末代皇妃文绣也在这里上过学。这所学校条件是比较简陋的，在一个四合院里，一、二年级一个教室，三、四年级一个教室，属于复式教学。上五年级，转到了公办小学，我考上了坐落在崇文门外花市大街南边抽分厂胡同的求智小学，在这里又上了半年。五年级的下半学期我又到了汇文中学附属义务小学，这所学校是由汇文中学的学生利用周日和每天下午课后义务教我们，不要学费。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这所学校在我五年级结业时就不办了。这时候我又考入公立的江擦胡同小学，总算高小毕业啦。” 白润生接着说：“我小学毕业以后就考上了十一中，这所学校是北京市人民政府建的。崇文门外金鱼池一带是穷苦人聚居的地方。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把解决劳苦大众的民生问题放在了首位，不仅在金鱼池建房修路兴建市政设施，而且把解决劳工子弟教育问题当作大事来抓。十一中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创办的。可以说我正是沾了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光，才有机会成为北京市第十一中学最早的一批学生之一。”1952年至1958年，家境贫寒的白润生在新中国的庇护下，走完了中学6年的求学路程，也正是在这个阶段，他的人生观经历了最早的熏陶和洗礼。 “我的中学班主任叫臧怀传，6年中对我的帮助教育最大。初中时臧老师就到过我家家访，对我的家庭情况了如指掌。那时候我是家里的老大，下边还有两个弟弟（有一个弟弟送给了姑姑，并不再姓白），四个妹妹，全家十来口人，全靠父亲一人做文具，就是那种中小学生美术课上用的‘十二色’，勉强维持生活。上大学以前，我基本没吃过早点，有时有点头疼脑热的向家里要上两分钱喝一碗豆浆。在臧老师的帮助下，我初中享受了减免学费，高中又享受了一个月八九块钱的甲等助学金，我还拿回来贴补家用。在潜移默化中我逐步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性质、任务有了初步认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大救星，这些朴素的情感在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心灵里扎下了根。”对于这段过往，白润生心中充满了感念，“十一中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和臧老师现在还保持着联系，后来我为什么热爱教育事业，就是因为看到了老师对学生的言传身教，让我认识到了人民教师的崇高和光荣”。 2010年，白润生在北京市第十一中学60周年校庆之际，以58届毕业生的身份为母校写下了一篇回味深长的《回忆十一中》，在这篇文章中，他列举了诸如数学老师臧家佑、语文老师刘慧义、植物学老师李炳銮、动物学老师刘宾虞等功底扎实、学识渊博、富有教学经验的优秀教师，感念他们点燃了自己、照亮了别人的高尚品德。他说：“说到底是十一中培养了我、教育了我，使我走上了教书育人的光荣岗位，成为一名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我是由国家培养的” 高中毕业后，白润生考取了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他至今仍觉得这是天意的安排，想当初，一念之差这位寒门子弟或许就与其后的人生失之交臂了。 “当时家里不让我再上学了，让我工作，好帮助家里。我在结束课程之后就没再看过书，一直在家里干活。后来也不知是谁替我交了报名费，让我考一考试试，我就去了。”让白润生没有想到的是，考试之前一天书都没有翻过的他，在进考场前随意翻看的历史题目，居然生生地出现在考卷上。对于白润生而言，这巧合更像是一种命运的暗示。“考试结束后我没有像其他人盼着早日发榜，早日进入大学校园。我还是该干活就干活，有招工的就去应试。偏偏就在这个时候等来了录取通知书，我被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录取了。这真是天意！” 1958年，白润生的大学生涯正式拉开了序幕，而对于报考师范学院的理由，他的回答流露着一些时代的共性：“一是家庭经济困难，上师范不交学费，管吃管住；像我这样的贫困生，学校还发给一年四季的服装，每月都发助学金。再一个更重要的原因：6年的中学生活，早已使我认识到了做人民教师的光荣。” 回忆到这里，白润生越发心怀感恩：“上大学以后春夏秋冬的衣服，学校都发给我了，还给我每月4块钱的补助。那时候在学校吃饭不要钱，我终于可以吃上早点了，馒头、米饭、花卷、包子，各式各样的糕点、美味佳肴，什么都有，我觉得像是到了天堂。有时候想想家里正吃什么，父亲母亲正吃什么，心里头不是滋味。总之，我是由国家一手培养的，我感激党给了我读书深造的机会。” 大学期间，白润生把省吃俭用挤出来的零花钱都用在了买书上，“在师范学院读书的时候，我就是逛书店多，一开始不买书只看书，后来有了助学金，省下的钱就买。我毕业的时候装了一箱子的书，都是省吃俭用买来的”。那个时候，花市新华书店的工作人员都认识了这位勤奋憨厚的小伙子，在那个家徒四壁、窝头咸菜的年代，逛书店、买书、读书成为白润生最幸福的生活片段，也造就了他笃守至今的喜好。“有一次我买了一本《康熙字典》，托着就回家了，走到门道恰好碰见了我的母亲和街坊，我母亲跟旁人说，‘我儿子就喜欢这个’。所以说，读书、教书、写书，一直是我的座右铭，有人说‘读书无用’，但我觉得读书应该是很有用的。书读得精、读得好了，那就一定会有用的，而且会有大用处。” 如今，白润生在北京的家中还有满满一书柜当年在师范学院求学时买下的藏书，这些几乎是从牙缝中省出来的书卷已然是老一代知识分子心中最珍贵的记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那泛黄尘封的书页不仅浓缩了白润生清苦拮据步履蹒跚的过往年华，更像是一枚无形的印章，烙刻且印证了他与未来人生的庄重约定。 “搞新闻学，我是末路出家” 1962年，从北京师范学院毕业后，白润生被分配到了新建校的北京107中学担任初中语文老师，直到1978年经同事推荐，调到工人日报社担任编辑。“我这位同事原来是从全国总工会下放的，岁数比我大，他知道我以前写过一本《文言虚字》，在大学时与同学们一起编过一本《工矿歌谣》。在一次聊天中，他说介绍我去工人日报，那个时候《工人日报》刚复刊，需要人，经过报社一番考察，我被调入工人日报社。”尽管报社的工作不像在学校那样自由，但白润生很快便适应了这里的节奏，他觉得这份工作不错，在这儿学到了不少写作知识。只是没有想到仅仅一年后，他的人生轨迹再次悄然发生了转变。 “我在107中学的一位同事的爱人当时在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任教，他是从他爱人那儿听说了我在中学时讲课、做学问的情况，有一次见面，大概是春节老同事相互拜年，他就对我说，让我去民族学院教课。实际上当时就是聊天，没料到1979年，我就正式调入中央民族学院汉语系担任写作课教师。”刚进入民院的白润生对大学教师的岗位充满了崇敬，他说：“大学里藏龙卧虎，著书立说谈何容易，我调入民院后首先问人家我能当讲师吗？对我来说，当教授那在当时是想都不敢想的。” 从中学教师到报社编辑再到大学教师，此时的白润生早已挥别青春进入了不惑之年，“这是什么概念呢？人过四十天过午，40岁是最鼎盛的时候，就像太阳当空照，40岁以后太阳就该慢慢往下落了。现在想来，我在40岁的时候都还不知道新闻史是什么意思，总之稀里糊涂的，对于新闻学还什么都不知道”。 1983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举办教师进修班，曾在报社工作过的白润生被正在筹建新闻专业的民族学院汉语系派去进修。“我到人民大学进修了一年，学新闻史、新闻理论，主要是进修中国新闻事业史，师从方汉奇、陈业劭两位著名教授。我那时候是班长，因为班上我岁数最大，时年45岁，所以人家说我半路出家，我说是末路出家。”为了学好新闻学，白润生下足了功夫，“为了学懂学好这门课程，我除了认真听课和学习外，还利用课余时间，时常造访方先生。从北大，再到人大林园，直到现在的宜园，他的几个住所，我都不止一次地叨扰，请他指点。从新闻学的ABC问起，从ABC学起。在方老师耐心的指导下，我终于一步步迈进了新闻学的学术殿堂”。 1984年，经国家教委批准，中央民族学院创办了学制四年的新闻专业，由汉语言文学系（后曾改名中国汉语言文学系，简称中文系）领导。从人民大学进修回来的白润生就此投入了中央民族学院新闻专业的创建，成为新闻专业仅有的两名教师中的一员。白润生坦言，正是在人大进修班的经历让他不仅接受了新闻学的启蒙教育，更让他在方汉奇先生的点拨下，决定把少数民族新闻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 “1984年我回来讲课，一开始讲的是新闻事业概论，不是新闻史，那时候还没有开这门课，第二年才开中国新闻史的课。讲什么呢，我还没有备好课，没东西可讲啊，就让人民大学的谷长岭老师代课。当时来这儿念书的学生基本上都是少数民族，他们将来需要回到民族地区工作，但我发现新闻专业开设的课程中没有一门是有关民族的，我读过的那么多新闻史书中也没看见哪本写少数民族，我觉得这是不完整、不科学的。不懂得本民族的历史是一个很大的缺憾，中国新闻史就应该是中华民族新闻史。” 正是在这样的反思和感召下，为了弥补这个缺憾，填补这块空白，年近半百的白润生开始了他在民族新闻学领域“末路出家”的艰辛跋涉，“要有少数民族的新闻史，这说得容易，但你往哪儿搜集材料去？没有啊，太不好找啦”。 “‘少数民族没有新闻’，这句话对我是激励” 史料搜集的过程是艰难的，白润生把这个过程比喻为“寻找散落民间的珍珠”。“确实是珍珠，很珍贵，但你拿不到，至少不容易拿到。因为很多少数民族新闻史料都在边远地区，由于经历了战乱、‘’，当地又缺乏保存史料的意识，所以损失都很大。”为了挖掘民族新闻史的一手资料，白润生没少费过功夫，“有时候开学术会议，凡是见到从民族地区来的人，我就会向人家要点材料。即使是‘口述历史’，也要将其挖掘出来，这就是所谓的‘掏’；因为当时没有科研经费，就直接给民族地区的报社发信要材料，这就是所谓的‘讨’。但是追着人家‘讨’，人家也不一定给，发出去的信给我回复的也不到30%。这些史料太有限了，说实话有时候连一篇文章都很难组成”。 白润生回忆说，当年刚开始从事民族新闻研究时，有人对他说“少数民族没有新闻”，这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时确实搞不出东西来，没有东西，人家跟我说这个，也不能怨人家，但我觉得这句话对我不是打击，反而是一种激励。” 不仅是民族新闻的史料很难搜集，对于如何带好新招的研究生，白润生也曾经一筹莫展。“我48岁当的副教授，后来要带‘当代民族报刊研究’方向的研究生，我开专业课的时候就只好跟我的两个研究生说‘我没东西可讲，最多给你们讲讲新疆内蒙古’。话虽这样说，但不能真不做准备，就这样，我和两个研究生开始了书稿的筹划，我拟大纲，写讲义，他们誊抄，这就是后来出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史纲》。”对于这一段历史，在一篇采访白润生的文章中曾经这样描述：“从此民族大学的教室、图书馆、资料室、窗边林下就多了一大二小三个求索的身影。三年后，两个学生写了两篇有价值的论文，白润生出了一本有影响的专著。这本书在民族地区被奉为圭臬，并先后两次获部委级奖。”“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不亲历个中冷暖的人又如何领受这寥寥几笔间勾勒的是怎样的一种清苦，怎样的一种执着，怎样的一种坚守。 白润生说：“那时候文章写得不好，这不是谦虚，一是资料很少，二是怎么写也不知道，就有什么写什么，研究也不是很深入。当然，不是说就没有研究，一点没有恐怕也出不来专著，但关键我觉得得有史料，得把史料保存住，否则你自己也没法往下研究。” 然而，除了史料搜集的艰难，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的另一个特殊性还在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屏障。“我在主编国家‘十五’社科基金项目《少数民族语文的新闻事业研究》最终成果之一《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的时候，有人交来厚厚一本关于朝鲜族新闻史的稿子，全都是朝鲜文。我就找朝鲜语言文学系的领导、研究生给我翻译。中央民族大学这方面的人才很多，不仅是精通，有些老师在国际上都很有名，他们也很愿意帮忙。这也是我说的，研究少数民族新闻学时遇到任何问题可以随时向他们请教，即所谓‘就地取材’。但问题是，翻译完之后还存在一个问题：翻译的差异和核实。”白润生耐心地举出例子，“比如说有一本少数民族期刊，有资料把它写作《蓓蕾》，此时把它译成《花骨朵》，到底应译作什么？这就需要我们认真核实查对，这方面的工作甚至比请人翻译还难。” 就是在这种困难下，白润生一步一叩首地完成了大量少数民族新闻史料的翻译、梳理和研究工作，先后独著或以第一作者与人合作出版了14部书，其中最薄的近10万字，最厚的多达90万字。当年那句“少数民族没有新闻”的说法，早已在少数民族新闻学研究者们的共同努力下成为历史。 值得注意的是，白润生的书很少用“著”，大多都是冠以“编著”。对于此，他总结道：“把他人的‘史料’拿过来写到自己的著作中，无疑，这属于‘编’；从众多的史料中分析研究提炼的观点，则属于个人的研究成果，应该称‘著’。我主编的几部书并非没有‘著’，但‘编’也好‘著’也罢，即便对别人的文章修改加工得面目全非，也不能在人家的文章上署上自己的名字。”对于这些研究成果，白润生很慎重地说道：“史学著作是对过去实践的总结与概括。这种‘总结’与‘概括’必须‘以事实为基础，以史料为依据’，只有这样，新闻史才能弥足珍贵，才能指导实践。” “我的成果大部分是60岁以后问世的” 回顾已走过的新闻学术旅程，白润生感慨颇丰。“我1983年入门，1984年进修班结业后登台讲新闻学的课程，1985年开始形成了要从事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的设想，直到1988年我的那篇《先秦时期兄弟民族的新闻与新闻传播》（《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在学报上发表，标志了我研究少数民族新闻史的开始。1994年，我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史纲》出版，这是一本在国内出版最早的关于少数民族新闻史的专著之一，在学界和社会上都有较高的评价。1996年我评上了教授，也正是在这前后，开始有人写我的专访了，包括中国青年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中国民族报、中国文化报等都有记者找到我。1998年我在新华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新闻通史纲要》，宁树藩教授专门写信给我评价说：‘颇有见解，深表同意。’此后我又陆续出版了一系列民族新闻史研究的论著，我是2002年6月26日正式退休的，当时已经63岁了，可以说，我的成果大部分都是在60岁以后出来的。”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有学者曾经根据16世纪到20世纪知识分子的学术生产力与学术年龄比照进行过抽样研究，结果发现500多年以来，知识分子们发表重要学术著作的平均年龄大约在35～50岁之间，并且越往后越趋于年轻化。而对于白润生而言，他似乎是一个特例。2005年，白润生的《中国新闻通史纲要（修订本）》获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新闻史教学内容改革成果”二等奖；2010年，他的《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获第二届国家民委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2011年，《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获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奖；2013年，由白润生主持的国家“十五”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少数民族语文的新闻事业研究》最终成果之一《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事业调查报告》又荣获了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白润生笑道：“这些成果要是在我在职的时候获得，至少可以评上几级教授了。但我退休时教授还没有分四级评定的制度，现在看来我就是最末等的教授了。” 2012年7月，白润生送走了3位关门弟子，彻底结束了钟爱的教学生涯，他说自己非常庆幸，因为真的响应了当年党和国家向他们这一代人发出的号召——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白润生说，虽然离开了工作岗位，但并非真的可以“一身轻”，他表示自己“依旧孜孜以求，不断用知识和实践来丰富生活、滋养灵魂”。“不是为了评职称，也不是为了要名利。为了学术，为了学科建设，为了发展这门学科，我的目的很纯正，这是我的责任。有一次我到云南红河学院参加第三届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论坛，没想到我这个忝列末位的教授居然赢得了潮水般的掌声，‘金杯银杯不如百姓的口碑’，有人说我的贡献和我的回报并不一致，但是我没有怨言，因为付出是应该的。我何尝不知道退休后出版多少著作也不能晋级当先进工作者呢？但我认为，‘道义至尊，真情最美，正直可贵，奉献崇高’，心理上的平衡比物质上的或其他外来的平衡更可贵。” “民族新闻学的发展急需人才梯队” 白润生在20余年的民族新闻史研究生涯中，总共培养了硕士研究生整整60人，他们中有锡伯族、土家族、布依族、回族、彝族、瑶族、蒙古族、哈萨克族、满族、汉族等等，绝大部分来自少数民族地区。而这样的规模和贡献，在整个新中国新闻教育史上都是比较特殊的。白润生说，学术研究就是要“求异”，不能“求同”，就是要创新，要有创见。他对学生的要求也是得有思辨能力，要能够独立思考。“年轻人必须自己掌握了这门学问，才算真正有力量，真才实学、内外一致，这样的人才是有价值的。” 对于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的问题，白润生不无忧虑，“新闻传播学本来就是一个小学科，民族新闻学更小，它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就是因为在人才培养方面还没有形成梯队。事实上，目前国内从事民族新闻学研究的知名教授、专家也不是没有，比如中国传媒大学的张燕（藏名益西拉姆），西藏民族学院的周德仓，大连民族学院的于凤静等等，但是毕竟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梯队。有一次我去新疆开会，一位老师就对我说，‘白老师，您都干到这份上了，得有接班人啊’。实际上，要真正把学科发展起来，还得靠人才培养。” 正如白润生所考虑的，中国的民族新闻教育始于20世纪30年代末，1939年，新疆日报社举办了3期新闻技术训练班；1956年，拉萨木汝林卡（今拉萨一中）开班了3个班的新闻训练班；1965年，由西藏日报社举办，中央民族学院代培的新闻训练班共培养了47名学员，这些都是我国民族新闻教育的雏形。而比较正规的民族新闻教育还要从1953年内蒙古蒙文专科学校和1961年中央民族学院新闻研究班的开办算起，直到1984年中央民族学院新闻专业的成立，民族新闻教育的发展才开始蹒跚起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尽管民族新闻传播学的建立拓宽了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领域，但时至今日，其自身的学科基础仍然比较薄弱。 “第一，我们的学科还没有真正独立，民族地区民族院校少有从文学中独立出来办学的；第二，我们的学科还没有博士学位授予权。虽然现在有一个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但是如何把大家的力量集中起来，如何进一步培养和发展，还是一个问题。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人才的断层，是目前最大的难题。”聊到这里，白润生似乎有些无奈，“我现在虽然退休了，但是比没退休前更忙，这半年来先后到了青海、黑龙江（还去了一次俄罗斯）、内蒙古、新疆、南京，有些科学研究，我只能自己去干，没有博士生，派不出别人来，这不是什么好事。目前国内所有的民族院校都没有少数民族新闻学的博士点，所以说民族新闻学研究的发展还是任重道远，不那么容易。” 今年74岁的白润生精神矍铄、谈笑风生，他说自己的身体是“逆向发展”：年轻时未老先衰，老了却老当益壮。访谈末了时，他感慨道：“我们这代人确实是党怎么说就怎么做，老老实实听党的话，老老实实按照国家的要求去办。国家的发展必须得靠年轻人，所以我希望现在的年轻人不要去追求过往云烟的虚浮名利，得把青春真正献给自己的国家。” 从贫穷凋敝的旧中国一路走来，白润生可谓遍尝了生活的磨砺和苦头，然而透过他对过往的回溯，苦难似乎不是回忆的主题，相反，却满是遍布人生的惊喜、感恩和知足。就像他在少数民族新闻史这片无穷广袤却相对偏僻的园地中勤勉、高产与乐此不疲的坚守，相信在中国新闻学术史的集体记忆与书写中，那张属于白润生的画像，纵然平实、谦谨，却终将不会被忘却、不可被绕过。 新闻史论文:社会文化视野下的中国新闻史教学探讨 摘 要 中国新闻传播史是新闻传播学科的专业基础课，自中国新闻教育开创之始，就已有相关的新闻史课程。但现今新闻传播史课程却成为让学生生厌而疲倦的课程，如何改善这一状况。应建构不同范式下的中国新闻传播史内容框架，拓宽学生社会文化视野；以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新闻人物、事件为核心的专题式情境教学，加深学生社会文化认识。 关键词 中国新闻传播史 教学 社会文化 情境教学 中国新闻传播史是各大学新闻院系的新闻传播专业基础课，自中国新闻教育开始创办之始，就已有相关的新闻史课程的教学。戈公振的新闻史教学及其在教学基础上的专著《中国报学史》，成为20世纪20年代中国新闻史教学初步确立的标志。迄今已近百年，中国新闻传播史的教学与研究成果丰硕。 但笔者在近几年的中国新闻史教学中，愈来愈感到诸多的中国新闻传播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新闻史，基本上是依循中国近现代革命史的线索进行叙述。当然这一叙述的范式能清晰抓住中国近现代新闻史的脉络，而在具体教学中，若完全遵循这一线索讲述，课堂大多流于平淡乏味，一则学生觉得与自己熟知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似曾相识，缺乏新鲜感；二则条线的叙述也使教学内容缺乏血肉感，不够丰满。怎样改善这种教学现状，我们在教学实践中，试图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视野下来关注新闻传播事业在宏大社会背景下的历史进程。 1 建构不同“范式”下的中国新闻传播史内容框架，拓宽学生社会文化视野 范式的概念和理论是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提出并阐述的，他认为每一个科学发展阶段都有特殊的内在结构，而体现这种结构的模型就是范式。①中国史学研究与范式结合，现存两种主流范式——革命叙事与现代化叙事，还有一种今年来兴起的民族国家范式。在中国新闻史的叙事中，同样存在着这几种范式的影响，但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革命范式的中国新闻史叙事。 中国近代史的革命范式在20世纪50年代基本定型，这种范式以两大基本矛盾为核心来建构中国近现代史，抓住了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社会矛盾，但难免将纷繁复杂的历史图景单一化，新闻人物简单化。而这一范式在中国近现代新闻传播史的叙述当中，也占据主流地位。大多数的中国新闻史传播特别是近现代部分的叙述，也以革命斗争为主线。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方汉奇的《中国新闻事业传播史》和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丁淦林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等，是目前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学生通用的主要教材。在这些教材中，新闻事业史的叙述主要以革命战争为节点，如五四时期的新闻事业、中国共产党成立和大革命时期的新闻事业、十年内战时期的新闻事业、抗日战争时期的新闻事业等，革命战争成为新闻传播史叙述的主线。 在课堂教学中，若以革命战争为主线来讲述新闻传播史，学生因在高中时期经历了这种线索的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记忆，虽主要讲述新闻事业变迁历史，但因历史基本主线一样，学生仍会感到重复与单调，难以提起兴趣。因此，在教学中应打破一种范式的新闻传播史内容框架，尝试建构多种范式下的近现代中国新闻传播史内容框架。 在讲授、辛亥革命时期的新闻传播史时，打破单一革命范式的叙述，以现代化范式来叙述与评价这一时期的新闻人物与新闻事件。而其中《新民丛报》与《民报》关于“改良”或“革命”的论争，传统革命范式的叙述则是阐述了两报围绕改良或革命的论争，最后改革派的《民报》在论战中获胜。但历史都是多维度的，以现代化范式的视角来看，当时改良派尤其是梁启超的改良思想、立宪主张在当时亦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步。因此，课堂教学中不仅仅拘泥于论争本身，而是拓展到那一时期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让学生更深入地去探究事件背后的纷繁而多变的历史。 另外，自民国时期至新中国成立三十余年间的新闻传播事业史，革命范式的叙述主要关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报业，而往往不太关注当时国民党报业及民间报业。而若从民族国家范式考量，这三十余年间的现代媒介在建构民族国家历史上的意义不容忽视，因此不管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报业、国民党报业或民间报业，在塑造国家主义意识形态上可谓功不可没，学者李彬就从民族国家的角度将这三十年的新闻历程归结为一部“三国演义”。②因此，这一时期新闻事业的教学也应在精彩纷呈的民国时期新闻人和事中展开。 2 以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新闻人物、事件为核心的专题式情境教学，加深学生社会文化认识 新闻传播史是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内容丰富多彩，有黄远生、邵飘萍、张季鸾、范成江等新闻人物，也有许多重要的新闻事件，以及《大公报》、《申报》、《良友》等成功的报业，但囿于中国新闻史授课的学时数，（大多数新闻院系都只有一学期32或48的授课学时），而且多数教材也受篇幅的限制，对一些重要的报业及新闻人只是概要叙述未能详细展开。纲要式的叙述难以激起学生学习与探究的兴趣。 基于以上认识，在课堂教学中选取有代表性的新闻人与报业单列出来作为学生讨论的专题，是提高学生兴趣及深化社会文化认识的有效方式。如梁启超专题、1930年代的新闻传播是近现代中国新闻传播史我们重点选取的两个专题。 梁启超，中国近代伟大的思想启蒙家。他在思想文化的变革中，发挥了第一启蒙家的作用，他的办报经历及在报刊刊载的大量政论文章在其中功不可没。从梁启超个人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一部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轨迹。③因此，对于梁启超这个专题的教学，首先推荐学生阅读谢玺章著的《梁启超传》一书，并结合观看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的专题节目《回望梁启超》，让学生对梁启超的政治及办报活动和思想有较为全面的了解；同时结合《文人论政》一书引导学生阅读并进行思考：中国文人政论报刊的传统、中国传统士大夫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等问题。以梁启超为核心，从社会文化的层面观照了近代新闻传播事业的多个方面。学生在大量的课外阅读及思考中，也自然地将新闻人及新闻事件置于宏大的历史社会大背景中去分析，逐渐认识到每一段历史时期的人和事都不是孤立的，都应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情境去认识。 如果说梁启超专题是以一个人的历史来牵动一个时代，那么另一个专题“1930年代的新闻传播”则是由一个时代来牵引出一个个精彩的新闻人物与新闻事件。1930年代前后十年（1927-1937）被称为民国时期的“黄金时期”，这十年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都有一定成就，新闻出版系统如报纸、广播、杂志都在这一时期都迅速发展并兴盛起来。④该专题对学生的要求不同于梁启超专题，它是开放式的，没有指定阅读的书籍或观看的视频，而是由学生在了解1930年代的时代背景之后，找寻自己有兴趣的新闻人物和故事在课堂上与同学分享与讨论。结果发现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被调动起来后，学生找寻的1930年代新闻人和新闻事件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效果。如学生在图书馆民国时期数据库中搜寻到民国报刊，从《广州民国日报》的查阅中大量知识分子的参编辑与投稿，联想到要去探寻当时知识分子与媒介之间的关联，这是学生社会历史认识的提升，不局限于寻找史料，而能从史料中有思辨性的认识与思考，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也是我们新闻传播史学习中需要培养的学生的思辨思维，非固化地去记忆单个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能联系前后的社会历史背景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判断。 以上两个有代表性的专题教学，梁启超专题将个体人物融入到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深入讨论，“1930年代的新闻传播”专题则是从大的社会背景出发去找寻个体人物和事件，两个不同的面向，但都透过社会文化的视野加深了学生对新闻传播史的深入理解与思考。 3 思考与结语 新闻传播的历史与人类社会历史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新闻事件的发生都不是孤立的。在中国新闻传播史的教学中，避免知识灌输、线性的教学模式，不再只强化学生对新闻知识的记忆。让学生在新闻史的学习中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有兴趣地去自主学习并思考。这应该成为新闻传播史教学追求的目标。而要达到这一目标，需要授课的教师与学生的共同努力、良性互动。 我们以上在中国新闻传播史教学上的社会文化视野的拓展，通过专题讨论与学习深入社会历史的认识，都只是初步的尝试。虽感觉在教学过程中，师生之间都颇有触动与收益，课堂效果有一定改善。但中国新闻传播史作为一门让现今很多学生无奈而疲倦的课程，从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上确实需要重新思考，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新媒体时代的要求。 新闻史论文:试论《大公报》在近代中国新闻史上的地位 【摘 要】《大公报》自创刊以来，受到海内外的广泛关注。不止由于其为民族解放和独立所表现出的爱国情怀，更因为它关注新闻本质的专业精神。一份《大公报》留给中国近代新闻事业许多可借鉴的瑰宝，受人传颂。 【关键词】《大公报》 四不方针 爱国抗战 人才培养 《大公报》自1902年创刊至今，历经百余年沧桑巨变，依然活跃在中国报界。1926年9月，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以“新记”名义接办《大公报》，并逐渐使她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报刊之一。从复刊后销售不足2000份，短短5年时间，日销量就高达50000份。著名学者季羡林教授评价说：“《大公报》的100年可以涵盖中国的20世纪，从第一期到现在就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国现代史。”这份历经百年而不衰的报纸，对中国新闻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四不方针”尊重新闻客观性 1926年9月1日，《大公报》登载了张季鸾的《本社同人志趣》一文，奠定了她“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办报精神。“四不方针”不仅更加深刻地解释了“大公”的含义，还明确体现了对新闻客观性的尊重。胡适在1931年5月《大公报》发行第10000号时发表题为《后生可畏》的评论，称其“安然当得起‘中国最好的报纸’的荣誉。”胡适这样说的原因，就在于《大公报》坚持了两个底线：登载确实的消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 中国近代新闻史上，最重要的两类报纸分别是商业性报纸和政治性报纸。纯粹的商业性报纸片面注重发行量，忽视了报纸本身的思想和责任，没有对社会起到舆论监督、上传下达的作用，无法维护劳苦大众的利益，促进中华民族的复兴；纯粹的政治性报纸旨在宣传其代表政党的利益，无论是早期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宗教类报纸，还是中国先进资产阶级为救亡图存所办的报纸，都是为了维护社会上层利益，终沦为宣传工具。但《大公报》的出现打破了这一传统，特别是在新记《大公报》时期，在“四不方针”的指导下，她从经济上看是商业性报纸，自负盈亏，靠报纸的销售额和广告收益维持报馆的经营；从内容上看是政治性报纸，坚持“文人办报”、“文人论政”的原则。正是这种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高度的独立，才使《大公报》能一直围绕着“大公”的立场不偏离，并主张报纸是公共空间，是天下公器，不代表一人一派的利益，要站在人民和国家的立场上，领导和凝聚国人。 “四不方针”从根本上维护了新闻的客观性，坚持“四不方针”就杜绝了主观臆断的不实报道。“不党”不是不谈论政治，不关心国事，而是单纯地站在公民的立场上发表意见，还原事实的本来面目，没有成见，没有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从中立的角度，以利于国人的方式来言政治，就与商业性报纸有了根本上的区别；“不卖”就是“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不接受政治方面的入股投资。政治性的报纸受到政党的扶持，难免受到政党思想的影响，从而丧失了报纸客观、自由的报道形式。划清与政党经济上的利益，维护了新闻事实的客观性，保存了“天下公器”的精神；“不私”，只为成为公众喉舌服务，不谋取一己私利，面向全国，服务国人，起到上下沟通的作用。使百姓了解国家上层大事，让决策层了解百姓疾苦，客观、公正地帮助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维护自身权益；“不盲”以不愿陷于盲从、盲信、盲动、盲争为根本，不放弃报纸的社会责任，发表深入、独到的见解和评论，不盲目发表意见，重视多元化的意见，以“不党、不卖、不私”为立场定位，维护社会公众利益。 二、“国家至上”，爱国抗战 在《大公报》百余年的历史中，抗日战争时期的影响最大。因为她坚持“四不方针”，坚持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独立，坚持在报道中尊重新闻的客观性，时刻把国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全面、理性地向国民剖析日本在华的恶劣行径，成为中国人民了解国恨家仇的重要窗口，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重视。 办报早期，她反对沙俄军队强占辽东半岛、觊觎东北地区铁路权，她反对日本当局强迫中国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1919年，胡政之作为唯一的中国记者采访了巴黎和会，以中国人的视角，记录下当时中国外交的无能。抗日战争时期，新记《大公报》更是在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的领导下，用铿锵有力的社论表现着坚决的毫不动摇的抗日态度。王芸生广泛搜集资料，刊发文章，开设了《中日关系六十年》栏目，对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觊觎中国、侵犯中国的历史作了深入的剖析。 1931年9月18日凌晨，《大公报》最早刊登了关于“九一八”事变的报道：“昨夜十一时许，有某国兵在沈阳演习夜战，城内炮声突起，居民颇感不安。”虽在抗战初期，出于对敌我双方力量悬殊和形式的分析，她反对立即开战，但这都是在当时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她强调的是“明耻教战”，是要先让国人对战争有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因而能够奋勇向前，杀敌取胜。但当七七事变之后，中华民族全面抗战开始，《大公报》坚定地主张奋起抗战，要“和日阀撕拼”，“不胜不止”。她以“天下公器”为己任，站在人民和国家的立场上，领导和凝聚国人，将负责任的大报形象，展示在国人面前。 《大公报》的爱国行为远不止坚决的抗战态度，更有对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国劳苦大众的同情和哀鸣。1942年河南大旱闹灾荒，数以万计的灾民饿殍遍野，只得举家逃难，靠树皮、野草营生。王芸生在读完记者张高峰写的通讯《豫灾实录》后情绪激昂，写下《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评。他在社评中回忆了杜甫《石壕吏》中所描述的悲惨景象，与当时河南的灾情相呼应：灾民卖田卖人去逃荒，却仍被苛捐杂税所纠缠。号召重庆人民向灾区捐款捐物，表现出“本报愿意尽收转之劳”的大报姿态。事实充分，言辞恳切，文章一出，便洛阳纸贵，人们都为河南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所动容。可是对这“家难”的评论却激怒了，令《大公报》“停刊三日”。可也正是这敢直言、负责任的大报形象，才配得起“大公”之名，才是她坚持“四不方针”的具体写照。 三、关注新闻人才培养 曾总结过《大公报》的历史贡献，他指出一是爱国抗战，二是为中国的新闻事业培养了很多的人才。英敛之、张季鸾、胡政之、王芸生、徐铸成、范长江等等这些杰出的新闻工作者都有在《大公报》的工作经历。 《大公报》之所以能培养出许多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与她秉持“四不方针”，主张“文人论政”的作风是息息相关的。她珍惜报馆的声誉，坚持高格调，有政治担当。不仅靠鲜明的观点立场来赢得观众，更勇于评论政治，勇于为天下先。拥有深厚民族情感和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以“解天下之忧”为己任，真正践行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伦理道德，用手中的笔杆捍卫了自己公众喉舌的地位。 留日接受过资本主义教育的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对报馆采用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吴鼎昌一人筹措报馆资金，胡政之、张季鸾以劳力入股。吴鼎昌担任社长，胡政之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三人共同负责社论的编辑，根据事实商榷最终编写方案，若三人意见出现分歧，则以张季鸾为主。如此制衡、民主的个人分工工作模式，对旧中国传统封建形式的报馆运行模式是很大的挑战。一心想要冲破封建旧枷锁的中国知识分子，凭借自身的能力，到编辑部接受训练，从底层做起，逐渐成为报社的经理、副经理等骨干力量，民主化经营的理念逐渐渗透到报馆的每个角落。 知人善任，体恤员工是《大公报》培养众多新闻工作者的重要手段之一。首先作为报馆经营者的胡政之和张季鸾，本身就是当时中国新闻界中的优秀人才。胡政之是新闻工作的全才，有很强的新闻敏感和搜集新闻线索的能力，采访过许多重大战役，对报纸的采编工作十分了解。张季鸾从很早就开始办报，曾在多家报纸担任主笔，虽年幼口吃，体弱多病，但“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以钝拙之笔，写尖锐之文”，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其次，管理者非常重视人才的引进和培养。茶叶铺学徒出身的王芸生，因为1929年和张季鸾打笔仗，受到了张的注意，并亲自接到报馆入职。当时还在北京大学读书的范长江，由于经常在报纸上刊发文章，又在1934年生动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地质学会学术讨论会的情况，受到胡政之的赏识，逐渐进入《大公报》工作，刊登成名作品《中国的西北角》。每个新加入的记者，报馆会要求他们全面发展，掌握编辑、经营上的多项工作，给予他们完全的信任。第三，管理者不但培养人才，更懂得保护人才。当报道文章出现问题，政府官员怪罪下来，胡政之一律以“他是我们的人，文章在我们报纸刊载，一概由我负责”回答，首当其冲。避免让记者受到伤害的同时，也聚拢了人心，让他们能够安心工作，深入挖掘事实真相。第四，根据贡献安排工作，看重人才的实际效用，关心记者生活，防止人才流失。记者因家庭情况在外接揽工作时，报馆并不深究，而是看重人才的能力，增加报酬，留住了优秀的人才。对工作出色的人能过破格擢升，增加收入；对工作懒散、不称职的员工，立即解聘，肃清记者队伍。正是如此严谨的人才培养传统，才能使《大公报》百年来生生不息，人才济济。 《大公报》1941年5月荣获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优秀奖。1980年被联合国推荐为全世界最具代表性和权威性的三份中文报纸之一。2001年获得香港2000年新闻大奖和写作与版面设计冠军。一个多世纪以来，《大公报》以其“大”、“公”形象，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独树一帜，标志着中国报业经营走向成熟，是中国报刊新闻发展的缩影。虽然现在对她的局限性还存有争议，但我们不能忽略一点：在当时狭隘、混乱的中国社会中，《大公报》坚持独立的形象给中国新闻界、甚至中华民族都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只有将自家报馆管理好，才能在社会中拥有良好的口碑，才不至于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责编：叶水茂 新闻史论文:突破口在哪里 近日，记者采访了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博士生导师赵玉明教授。他就我国新闻史的研究以及中国新闻史学会的情况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研究新闻史的现实意义 记者：当前，新闻传播业某种程度上存在着“重业务、轻历史”的倾向，新闻传播业界也有少数同志对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不够重视，您能否谈一下新闻传播史学研究与新闻业务的关系？ 赵玉明：简单地说，没有历史就没有今天，没有历史也就没有未来。有了历史，研究现状就有了深度。人类从来都很重视研究自身的历史。“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只有认真研习历史，才能真正懂得天下兴亡的规律，才能了解所从事行业的发展趋势、盈缩进退、成败得失。同样，要真正懂得新闻事业，也必须研习它的历史。新闻传播业的发展是有其内在规律的。只有纵观古今，历览中外，才能更好地把握新闻传播业的规律，并以此指导当今的新闻实践。作为一个新闻传播从业人员，要想在实践中真正有所作为，必须注重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素质的培养，对本专业、本行业的历史与现状，经验和教训也要有清醒的认识。必须重视学习和研究这种规律，否则充其量只是个新闻工匠，而不是个有眼光、有作为的新闻活动家。而要真正懂得新闻事业的自身规律，必定离不开对新闻事业史的学习和研究。 新闻传播史主要研究国内外新闻传播业发展演变的过程和规律，我国新闻事业历史久远，内容丰富，外国新闻传播业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十分发达。不论过去或现在，不论国内还是国外，它们都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值得思索的教训，需要我们去认真研究。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新闻传播也越来越国际化。我们必须加强对国内外新闻史的研究，推动新闻事业的深化改革，促进新闻传播业的快速、健康发展。所以，加强新闻传播史学的研究，不仅有其长远的意义，而且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记者：您从事新闻教育工作已经40多年了，作为一个为新闻传播教育事业工作了近半个世纪的老教授、老领导，您对当前我国新闻人才的教育与培养有何建议？ 赵玉明：我1959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来到新创办的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任教，其间还曾担任过一段分管教学、科研工作的副院长。回首改革开放这些年来，我切身体会到党对教育、对知识、对人才的尊重。对新闻人才的教育与培养，我认为应该适应这个时展的需要，既要重视知识的传授，更要重视能力的培养，“授之以渔”。 新闻人才的培养还要加强人文素质的教育，这其中包括政治素质、业务素质，也包括身体和心理方面的素质。只有提高了综合素质，才能适应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新闻工作涉及方方面面、各行各业。新闻工作者要及时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中出现的各种新事物、新思想、新问题，不但要仔细观察，更要敏锐捕捉，快速反应。现在的年轻人成长环境都差不多，关键在于自己的努力，而要想干好新闻工作，就必须具备多方面的知识和不怕艰苦深入实际的本领。 新闻史学的研究应力求创新 记者：当前我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如火如荼，新闻传播史学的研究也有一定进展，您认为未来我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应该从哪些方面突破？ 赵玉明：我想当前新闻传播史学的研究应该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重视研究断代史、专题史。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不外乎通史、断代史、专题史等几个方面。其中，断代史、专题史的研究是通史写作的基础，没有断代史和个案的扎实研究，通史的研究就会很吃力。所以我希望有志于从事新闻传播史学研究的中青年学者能够在断代史和专题史的研究上下更大力气，取得更多成果。须知“学林探索贵涉远,无人迹处有奇观”。 第二是要重视挖掘新史料、新思路。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缺乏丰富的第一手史料，很难进行史学的研究，更谈不上得出正确的结论。这里我要强调重视新闻（报刊）志的编篆和利用。要提到“志”的作用，史书与志书同源异体、各有特点：志横史纵、志近史远、志详史略、志繁史简。有人认为，“志书是空间史学，史书是时间史学”是有一定道理的。志书是史学研究非常重要的基础。新闻史学研究者应有“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字空”的精神，充分利用好志书资料，以志证史、以志补史、以志正史。 第三是新闻传播史学的研究应力求创新。创新要有理论指导。因此首先是重视学习新理论、新观点。在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同时还应重温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中有关史学研究和新闻工作的基本论述，同时还要关注现实，认真学习党和国家的最新精神，提高思想觉悟和认识。除此之外，还要向实践学习，在新闻传播实践中准确地提炼新观点，概括新经验，为新闻传播的发展服务。 从无到有是创新，从有到优也是创新，而且这个创新更难，是更高层次的创新。所以有志于研究中外新闻史的中青年学者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他们比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有更广阔的视野和深厚的理论基础，可以预料我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史学会要加强与业界的联系 记者：中国新闻史学会成立十多年来，在开展学术研讨、组织推动学术研究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工作，您能否简单介绍一下？最近一年新闻史学会又在做哪些工作？ 赵玉明：十多年来中国新闻史学会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主办和参与主办了多次新闻传播史和新闻改革学术研讨会。第二，在主编方汉奇、副主编宁树藩、陈业劭三位教授的组织下，历时10年编写了在中国新闻史研究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三卷本《中国新闻事业通史》。该书填补了我国新闻史研究的不少空白，被海内外人士公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第三，多次举办新闻传播界名人纪念活动并编印纪念专刊。第四，编印出版了多种形式的《新闻春秋》。包括史学会内部出版的不定期刊物、大型研讨会后出版的研讨会论文集以及与其他报纸或杂志合办的专版或专栏。《新闻春秋》现已成为史学会的品牌。 最近一年来，史学会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首先是与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合作，编选、出版《中国新闻史学会2004年年会暨全国新闻传播史教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其次是与中国记协合作，召开有关研讨会，为中国记协筹备中国近百年新闻名人展览出谋划策。目前首批新闻人物展已在中国记协新办公楼――中国新闻大厦内陈列。第三，参与筹备将于今年9月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第四届世界华文传媒与华夏文明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今年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史学会还将与有关单位筹备有关研讨会。值得一提的是，受教育部高教司委托，史学会于去年7月在北京广播学院举办了“中外新闻传播史师资高级培训班”，参加授课的既有方汉奇、丁淦林等老一辈专家，也有李彬、张昆等新一代的研究新闻传播史的学者，还有来自国外研究中国新闻传播史的专家卓南生先生。讲课内容既包括上千年的报刊史、广告史，也包括仅10年左右的网络传播史，从理论到方法，从个案研究到宏观研究，有讲课有交流，是近年来高级别、高水平的新闻传播史的培训。来自全国各地几十位高校从事新闻传播史教学研究的教师纷纷表示受益匪浅，学到了“为师之道”。 记者：中国新闻史学会的这些活动对于我国新闻教育的发展、新闻实践改革的进行和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建设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请您谈谈史学会下一步对与新闻业界的交流和合作有哪些建议和意见？ 赵玉明：史学会自成立以来虽然主要成员和活动范围是以大学的新闻院系为主，但一直与新闻业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史学会的工作10多年来也一直得到新闻业界多方面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鼓励。我们研究昨天和前天的新闻史，也是为了当前和明天新闻事业的发展。2002年史学会主持在暨南大学召开的年会把新闻改革的研讨与新闻传播史的研讨紧密结合在一起举行，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与会者反映，这样的会，既重视历史，使现状研究有了深度；又关注现实，使历史研究有了活力。今后我们还将继续和新闻媒体、新闻院系寻求合作，举办类似的研讨会。 史学会联系着全国著名新闻院系的新闻传播史方面的学者、专家，拥有丰富的中外新闻传播史的学术资源。全国记协正是看到了我们的这一优势，双方合作筹划了新闻名人展。据我们所知，不少省级党报（报业集团）受当地党委宣传部门或政府的委托，正在编纂地方新闻志（或报刊志）。史学会非常乐意在这方面与有关党报（报业集团）展开合作，为编纂新的地方新闻（报刊）志助一臂之力。 《新闻与写作》已创办20多年，是一份在全国特别是在北京地区有影响的业务刊物，我十分感谢贵刊的此次访问。这也可以说是史学会与新闻业界合作的一种形式吧。我注意到最近贵刊连续刊登了史学会的创办人和名誉会长方汉奇教授的文章。今后，我们可以有组织有计划地为贵刊提供稿件，也可以考虑合办关于新闻传播史方面的专栏或研讨会、培训班等。总之，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合作，将会使我们新闻史上的光荣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使我们新闻史上的名人业绩广为人知，为深化新时期的新闻改革和办好新时期的媒体服务。 新闻史论文:以本体意识建构当代中国新闻史 【摘 要】当代中国新闻史应以“本体意识”为学科研究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它要求以新闻业的发展变化为主线来考察新闻现象并揭示其内在规律。本文以刘家林新著《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1949－2009）》为例，剖析“本体意识”在建构当代中国新闻史中应体现在研究立场、思路框架、个案分析和历史评论等方面。 【关键词】本体意识 中国新闻史 新闻著作 在新闻学界，当代中国新闻史是指新中国成立后有关新闻业演变、发展的历史。近几年，《新闻大学》和《国际新闻界》等新闻传播学期刊曾先后多次开辟专栏讨论共和国新闻史的研究方法和范式问题，为该领域的研究提出了不少开拓性思路。 在众多探讨方法论的意见中，强调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为绝大部分方家所认同。其实，复旦大学宁树藩教授早在1997年首次明确提出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在当时引发学界的热烈讨论。2007年在《新闻大学》杂志组织的专题讨论中，吴文虎教授认为，要建立新闻史具有自身特性的学科系统必须强调“本体意识”。至今，强调“本体意识”已然成为大部分新闻史学者反思并实践的方向，但以此立场贯穿当代新闻通史研究的作品却不多见。最近，刘家林教授积蓄十年之力而成的120万字作品《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1949-2009）》（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版，以下简称为《长编》），终于为这一领域渲开了色彩浓重的一笔。作为国内较早以大量史料全面展现当代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学术专著，理应成为共和国新闻史研究绕不过去的一幅历史长卷。 以本体意识建构全面框架 以宁树藩教授1997年提出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为基点，不少学者在该问题上进行过积极的探讨和延伸。吴文虎教授指出，“本体意识”要求我们以新闻事业本身的发展变化为主线来考察各种新闻现象并揭示其内在规律。①简言之，新闻史研究需凸显自身的独立性和主体性，要立足于本学科的立场和领地，而不是让新闻文本仅成为其他学科的材料和论据。 以本体意识探讨当代中国新闻史看似简单，但实际操作起来却颇有难度。在较长时间以来,中国新闻史研究无论在历史分期、结构思路、事件和人物评说等方面都存在着以革命史为蓝本的状况，只看到与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相关的新闻场景，对新闻事业的自身发展规律却视而不见。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已从新闻传播的专业视角进行开拓，刘家林的《长编》也正是以当代中国新闻史为研究对象，以新闻本体意识为主导的一部专著。 由于此前记载当代中国新闻通史的学术作品较为罕见，所以《长编》对这一发展阶段的历史分期、史料钩沉、体例设计都是一大创新。全书共分为上、下两册，上册三章讨论从新中国成立到“”时期的新闻传播业；下册四章分析拨乱反正以后到最近十年新闻传播业的最新发展动向。之所以说这部专著以新闻本体意识为主导，是因为它以新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轨迹为经，以新闻政策和新闻体制的演变、新闻传播业的发展、新闻观念的流变以及新闻教育事业的变迁为纬，以规整的体例全方位地对新中国新闻传播事业进行了精详的梳理和深入的分析，编织了一幅社会变迁与媒介发展交相呼应的历史画卷。 而且，作者在专著中并没有满足于自己所建构的体系，而是在展开宏大叙事的同时以新闻传播的视野探索具体的专业话题。比如，作者不仅关注传统的新闻媒体，还对伴随社会变迁而出现的各种媒体现象进行探讨，这些“另类”媒体和相关组织的研究不仅扩大了我们对新闻传播学中一些基础概念的理解，还为中国新闻史研究提取本土理论提供参考。比如，提倡创新研究范式的“新新闻史”观点认为，在研究中不仅要重视对新闻文本的分析，还需注意对新闻生产的个人、组织及其相关因素进行考察，以便全方位地展现新闻事业与社会变迁的内在联系，②《长编》也着意在这方面进行探索。在回顾当代新闻评论史时，作者敏锐地关注到“写作组”的独特现象，并从“马铁丁”及主要成员开始，到“龚同文”及各省省委机关写作组的组建，详细勾画了“写作组”这种与中国政治宣传紧密相连的传播组织的源流演变及与政治集团的复杂关系，以新闻传播现象为基础开拓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新领域。 以精耕细作钻研历史个案 新闻史专家方汉奇提出新闻史研究应多从个案入手③。从当代中国新闻史的情况来看，个案研究的确有利于拓展学科研究深度，夯实学科实力基础。 个案研究本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新闻史的研究个案可以包括某个媒体、某位新闻工作者、某次媒体事件，甚至某篇重要的新闻报道或评论等。而一个个案研究的学术价值，往往取决于全面丰富的第一手材料、严密的逻辑论证和客观严谨的结论。从学术史来看，某些个案研究往往更容易成为影响深远的新闻史研究成果。 尽管《长编》是一部中国当代新闻通史，要在整体框架上做到规整、全面已经很不容易，但作者并没有因此而疏忽对个案研究的精耕细作，而是对重要个案进行追根探源。个案研究是《长编》中每一章节最基础的组成部分，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全书设专题讨论的个案超过百个，强调个案分析是这部通史在研究方法上的最大特点。为了对当代中国新闻史上的重要个案追溯源流，考辩真伪，作者在材料搜集上狠下了一番功夫。他倾注十年之力从全国各地的图书馆、新闻院系的资料室搜集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其中还包含不少曾被人口口相传却绝少能接触到的“孤本”文稿，让读者倍感珍贵。而且，作者对重要个案的分析和论证相当严谨，全书七章连同绪论都作了大量翔实的注释，旁征博引，几乎每章注释都在130个以上，甚至有一章多达274个。 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进行个案研究时，十分注重采集和使用口述史材料，为日后的研究积累下丰富素材。当代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一个有利条件是，很多重大新闻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仍然在世，通过口述史的方式保存大量第一手材料，可以为解读新闻文本背后的运作方式、来龙去脉提供重要文献，能使新闻史研究达到单纯依靠文本所无法达到的广度和深度。例如，在记述《南方周末》的发展史时，刘家林通过亲自与其首任副主编左方进行访谈，以口述史的方式详尽记录下这份在近30年的中国新闻界具有标杆意义的周报的诞生、改版和转型的全过程，以真实的史料揭示了这份报纸在成长变化过程中的诸多内幕。 可以说，这些附有详细注解的个案研究不仅是研究者值得保留的宝贵资料库，更是后学者系统而深入地认识当代中国新闻史的重要参考。《长编》以个案为中心对史料进行的精心梳爬，引导读者在通史中探究每个历史阶段的源流变革。这种兼顾宏观理论和微观史料的做法，把作者对材料和事实的控制力与表现力体现得淋漓尽致。 以专业角度巧提中肯评价 以往中国新闻史研究缺乏本体意识，还表现在评论的意识形态倾向，缺乏从新闻业自身出发去对新闻史进行客观的评价。这样做的后果往往是导致新闻史研究简单追随革命史走向，使本已不十分丰厚的出自本土经验的新闻史和新闻学理论更显薄弱。 以专业视野对当代中国新闻史进行中肯的评价，不仅要以大量史料来逼近历史真相，还原历史过程，还要有针对性地对中国新闻媒体的传播手段、具体业务及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进行深入细致的解读和阐释。从这个角度来看，《长编》不仅重视占有大量原始材料，在评价时还紧密结合新闻传播理论和社会历史背景，甚至把作者的切实感悟贯穿于评论当中，而且观点含而不露，论从史出，体现了一个新闻史学家严谨而坦诚的研究态度。 这部专著的“本体意识”还体现在对当代中国新闻史的断代问题上。一般而言，大部分中国新闻通史会把1949年共和国成立作为划分当代新闻史的起点。但《长编》通过梳爬重要的纲领文件，研究解放前夕中国新闻业的实际操作，提出这一分期的截点应以1948年三大战役为始。作者认为，中共中央早在1948年11月就向“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区党委和市委”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的处理办法》的通知，它对旧有新闻事业及其工作人员的评价和处理办法已提出了具体的方针和原则，有关新闻业的改造已经启动，因此，从新闻业的发展规律看，这一文件的颁布对新闻业后来的路径选择相比新中国成立更具意义。 结语 从《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所带来的启思看，“本体意识”所强调的学科独立性和专业性至少可以体现在研究立场、思路框架、个案分析和历史评论等方面。诚然，新闻史的“本体意识”需要在更广阔的领域中进行开拓，正如该书在对近10年新闻媒体体制改革以及新技术对传统媒体的影响方面仍存在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但是，这并不妨碍作品在新闻史研究中的分量和温度。刘家林教授在新闻史领域辛勤耕耘30载，他在后记中记述自己以“透支”生命来换取这部作品诞生。而这部作品的生命力也正是源自作者在中国新闻传播史的笃实积累和深刻体察，也源于他对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和执着追求。正基于此，《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乃是一部值得向同行业推荐的优秀作品。 责编：周蕾 新闻史论文:新闻史论领域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研究 [摘要] 我国的新闻教育高耗低效的现象长期存在,其主要原因是观念的落后性――我们认为新闻教学的任务就是培养学生的采写编评、摄录编播的能力,而忽视对学生创造思维、综合素质的培养。现代社会发展所需要的远不只是具有文化知识和俯首贴耳的劳动者。创造性思维教学的实施,对创新人才的培养,具有很高的效率。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科的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是培养精英人才的关键。本文借鉴国外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在新闻史论教学中探讨培养创造性思维的方法。 [关键词] 创造性思维 教学模式 新闻史论 精英人才 当今社会,创新已经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与重要源泉。随着我国教育的不断深入发展,培养学生创造力的问题得到广泛重视,而创造性思维能力是构成创造力重要因素。合理借鉴中外教育教学的优秀成果,探索一条生动活泼、主动发展及有利于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路径是目前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任务。 1941年,A•F•奥斯本出版了《思考的方法》,首创“智力激励法”(brain storming),成为创造学的创始人。创新理论发展到今天,已经涉及到了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什么样的思维是创造性思维呢?必须知道它的重要属性――新颖性和自主性。通俗的说就是能够独立地提出或解决新问题、新思想、新方法。通过这一思维,不仅能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内在联系,而且在此基础上能产生出新颖、独特的东西。它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独创性――思维不受传统习惯和先例的禁锢,超出常规。二是求异性――思维标新立异,“异想天开”,出奇制胜。三是联想性――面临某一种情境时,思维可立即向纵深方向发展;觉察某一现象后,思维立即设想它的反面。这实质上是一种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举一反三、融会贯通的思维的连贯性和发散性。四是灵活性――思维突破“定向”、“系统”、“范式”的束缚。遇到具体问题灵活多变,活学活用。五是综合性――调节局部与整体、直接与间接、简易与复杂的关系,在诸多的信息中进行概括、整理。 要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首先必须转变我们教师的教育观念。在具体教学中,我们应当从以传授、继承已有基本理论和知识,知识为中心,转变为着重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创新精神。当然,我国教育在基础知识讲习、基本技能训练上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但受到的影响,对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不足。“应试教育”导致学生逐渐丧失了创造的欲望与能力。因此,只有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才能使他们拥有一套运用知识的“参照架构”,有效地驾驭灵活地运用所学知识。创造性思维是由多种类型的思维在创造活动过程中的一种有机结合。人的思维活动有自觉的显意识的思维活动,有不自觉的潜意识型的思维活动;有形象思维活动,有抽象思维活动;有经验思维活动,有理论思维活动;有周密而严格的逻辑思维活动,有不按逻辑规律的非逻辑思维活动;有精确思维活动,有模糊思维活动等。创造性思维的方向主要有发散与收敛、纵向与横向以及逆向思维等。这几种思维方向既对立又统一,相辅相成,共同完成发现问题、确定问题、解决问题以及评价等一系列创造性思维活动。 关于创造性思维及其能力培养的研究,我国新闻界以及许多教育发达的国家均有较多论著,但对于传播史论教学中创造性思维的探讨与研究成果则不多。本文尝试通过文献法、调查法和个案研究法等,构建一套较为实用的培养创造性思维能力的方法体系。 我国的新闻教育高耗低效的现象长期存在,其主要原因是观念的落后性――我们认为新闻教学的任务就是培养学生的采写编评、摄录编播的能力,而忽视对学生创造思维、综合素质的培养。往往认为,理工科可以有发明专利、数学思维是创造性等,新闻是“有闻则录”而已等,而忽略了当今新闻传播的策划、创意,栏目设置、版面编排的创造性,如:美国对丰田汽车的系列报道,其时机、力度、层次等都有极强的创造性思维的活动。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集中体现了创意=创异+创益的原则。其实,不论是理工科还是艺文科,都是在创造性思维的基础上进行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朱棣文说:“要想在科学上取得成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学会与别人不同思维的方式,”雕塑大师罗丹如是说:“艺术活动如果离开了创造,那么艺术也就不能称之为艺术。”理工科与艺文科,科技创新与文化创意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在山脚下分手,在山顶上会合”。 一般人认为创造性思维是与生俱来的,但在我的导师、大连创造学会会长王续琨及受邀来连演讲的中国矿业大学庄寿强教授的影响指导下,我们却有了不同的想法。认为人的创造性思维是可学、可练的。 在国内外,已经产生了若干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所谓教学模式是指在一定教育思想指导下,建立在丰富的教学经验基础上的,为完成特定的数学目标和内容而围绕某一主题形成的比较稳定且简明的教学结构理论框架及其具体可操作的实验活动方式。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是为培养创新人才,在创造性思维教学实践活动中,提炼出来的符合创新教育思想的教学模式。目前,主要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有:吉尔福德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帕尼斯创造性问题解决教学模式,泰勒发展多元才能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威廉斯创造性与情致教学模式等等。 吉尔福德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特别强调知识基础、思维运作、问题解决,强调启发引导学生自己去发现。 帕尼斯创造性问题解决的教学模式强调以系统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特别是问题解决者在选择或执行解决方案之前,不断产生发散性和收敛性思维,尽可能想出多种多样的方案,最终选择最好的、最独特的、最能被接受的方案去实施。帕内斯认为创造性问题解决的教学有六大步骤:(1)发现困惑;(2)发现事实;(3)发现问题;(4)发现构想;(5)发现解答;(6)寻求接纳。 泰勒发展多元才能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强调“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具有某种才能”,教师要把它挖掘出来、愉快体验,以开放性、发现性、自由选择性以及多样性的方式进行。泰勒认为与创造性关系最密切的才能主要包括以下几种:(1)创造才能;(2)决策才能;(3)计划才能;(4)预测才能;(5)沟通才能;(6)思维才能。泰勒多元才能发展的创造性教学模式共有8个步骤:(1)呈现思考的情境或问题;(2)给予学生充分思考的时间,并列出主意;(3)提供一个分享、修改及改进主意的环境;(4)提供酝酿的时间;(5)让学生分享新的主意;(6)让学生选择最好的问题解决法;(7)让学生选择最独特的问题解决法;(8)实行该方法。 威廉斯创造性与情致教学模式提供了一种包括课程、教师行为、学生行为三维空间结构的教学模式,强调教师通过课程内容,运用启发创造性思维的策略,去增进学生创造行为,以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其中流畅的思维、变通的思维、独创的思维和周密的思维等包括了好奇心、冒险心、挑战心和想像力,关系着学生的态度、价值观、欣赏及动机等特质。能促使学生与知识、事实、资料等发生实际的联结,产生有意义的学习。 时代要求全面和谐发展的人,受到精英教育的大学生应具有更高的知识、道德、能力、技术,有更丰富鲜明的个性和情感,富有创造力,有自主、自律和团队精神,有更强的社会适应能力。这种适应能力不只是对环境和未来社会的反应性的调整和适应,而是能够极大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潜力,主动去创造环境,创造未来。国外许多研究表明:创造性思维教学的实施,对创新人才的培养,具有很高的效率。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科的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是培养精英人才的关键。 “传统教育及模式的弊端在于学生成为知识的奴隶,个性受到压抑,创造力难以发挥,绝大部分学生是有所学而无所用。现在的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远不只是具有文化知识和俯首贴耳的劳动者”,“整个学校的教学思想和气氛必须改变,应使学校引进一种开发学生创造性思维的进程。”这是《环球时报》头版头条刊载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教育提出挑战》一文所提出的主要观点。目前,伴随着我国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大学毕业生找工作困难,就业竞争日趋激烈。在新形势下,作为实施精英教育的大连理工大学,努力培养学生具有较强的创造性思维,其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不言而喻。 历史上伟大教育家所进行有效的教学,可引为借鉴。如苏格拉底的问答法,孔子的启发式,与革命初期所倡导的自学后的讨论等。我们现代的教师如若采用这几种教学方式,联合运用,则可避免注入知识的机械性,而代之以启迪思维的灵活性;所学得的知识,不仅只记忆储存,而要精选吸收,灵活运用。如此进行,学习的兴趣加浓,努力的热忱增添,自能阔步前进。 以下,笔者从具体操作层面出发,浅谈如何在比较坚硬的新闻传播史论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一、发散思维的培养 发散思维是一种定向于某个问题的答案,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途径去设想的思维方式。能拓宽思维的空间,促进创新能力的形成和提高。由于发散思维是由时间、空间、活动三维度组成的,因此可以使学生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不同方位去把握历史,不断提高运用和应变能力。对同一事件或同一人物进行不同评价。如曹操、梁启超。 二、收敛思维的培养 收敛思维是指思路把众多的信息引入逻辑序列之中,最后得出一结论。收敛思维的思维方式与发散思维相反,是从不同角度,不同方向将思维指向中心点,以达到解决核心问题的目的。 在史论教学中,收敛思维主要用于培养学生在历史时空框架结构中正确地实现知识定位,进行分析、判断与评述,避免孤立地掌握历史知识和分析历史问题的现象。如对于“西安事变”与《大公报》,提出问题:“如何处置”通过分析,学生明白了“西安事变”为什么需要并能够和平解决。 三、逆向思维的培养 逆向思维即是突破思维定势,从对立的、颠倒的、相反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辩论中,我鼓励学生大胆地质疑问难,标新立异,自圆其说,对学生提出的不同观点不过早地下结论,而是以主持人和参与者的角色出现。其创造性思维能力在充满生机活力的逆向思维的教学氛围中,得到了积极的训练和显著的提高。如为什么说是新华社最好的记者等。 四、多向思维的培养 多向思维是一种综合性思维,它要求多种思维形式的并列和联结,对事物进行多角度、多方面、多因素、多变量的系统考察。由于历史的多维性决定了必须注重横向联系。发挥联想,才有利于培养思维的广阔性,提高多向思维能力。 学生的联想越丰富,对历史知识的理解就越有创见。例如,洋务运动,采取中外对比联想,在此前后,日本明治维新,德意志统一,美国南北战争,俄国废除农奴制改革,通过分析异中求同,同中找异,学生思维由发散到聚合,认识到亚洲只有日本成功的原因。而洋务运动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对当前作出思考。 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和创新品质的完善缺一不可。使学生建立起永不熄灭的创新欲望和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品质同等重要。美国心理学家斯坦伯格在描述创造性人才的个人品质时说过,伟大的创造者总是关心自己在做什么而不是考虑将要得到什么。建立平等、民主的师生关系。同时这种民主的教学,应有一定的原则,既不是自由放任的,也不是“独断专行的气氛”。同时,赏识评价是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的保证。著名作家冰心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墙角的花!你孤芳自赏时,天地便小了。” 提高教师个人的创新素质,对学生的表率作用十分突出。前苏联著名教育家沙塔洛夫指出:“教师的创造性是学生创造性的源泉”,“学生思维能力的强弱与教师创造性教学的水平,直接联系,互为反馈,相得益彰”。由此可见,教师创造性思维教学是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前提。我们教师与学生还应同时追求想象能力与思维的辩证综合能力培养。爱因斯坦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严格地说,想象力是科学研究的实在因素。”丰富的想象力是智力活动的翅膀,也是创造能力的基本因素之一。另外,任何创造性活动不可能是一种与前人或他人没有任何联系的“全新”活动,只能是在前人和他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见解,产生新的突破。所谓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是综合利用前人和他人的思维成果。因而辩证综合能力的强弱就成为创造性思维的决定性因素。这种辩证综合能力最主要的:一是思维统摄能力,或称分析综合能力,就是把大量散在的、星星点点的概念、“知识单元”,以及观察和掌握到的事实材料综合在一起,在思维中进行加工整理,作科学的抽象,由感性到理性,由现象到本质,由偶然到必然,由特殊到一般;二是思维辩证能力,能够客观地、全面地、辩证地思考和分析问题,不但要分析事物的正面,而且要分析事物的反面,进而把握事物的本质与必然。 最后,关于小组与个人思维效应的比重,也是教学中值得研讨的问题。脑力风暴着重集体思考,认为当一个成员提出观念时,便会刺激组内所有成员的思想,而引出各自的观念。不过,据不少的研究发现,高度创造性的人皆系独立思想家,他们的成就,多系独立思考出来的结果。这一点,也是我们具体教学实践中,应包容顾及的内容。

这些问题的存在直接制约着我国幼儿学前教育的发展，大量实践证明，走趣活动的开展，很好的满足了当前幼儿自我独立品格教育的需要，本篇文章主要就是对走趣活动从各个方面进行的分析。 引言 2000年以来，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我国幼儿教育事业有了实质性的突破，这方面的突破主要是体现在素质教育上，这种幼儿教育不同于传统的教条式文化课教育，而是在教育的过程中融入了更多趣味性活动，注重发挥幼儿的自我独立品格，让幼儿在参与的过程中，更好的感受到社会生活的美好，从而激发自我的探求兴趣，这对于深化幼儿学前教育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方面，走趣活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走趣中，锻炼了幼儿的自我独立能力，进一步激发了学生对自己家乡的热爱，也陶冶了幼儿的情操，对于幼儿培养健康的内心品格都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 一、走趣活动开展的必要性及基本意义 1.以往的幼儿教育，主要是倾向于向幼儿讲授各种文化知识，例如，组织幼儿背诵古诗等，虽然幼儿也能记住不少内容，但是，这些内容更多的是一种机械式的记忆，随着幼儿年龄大的增长，这些记忆的内容就都会忘记，而且这些内容对于幼儿基本能力的培养作用微乎其微。如果把目光放到全球视野中，欧美不少发达国家在幼儿学前教育阶段，特别注重幼儿自我独立品格的培养，无论是家庭还是幼儿园，都会适时组织各种类型的活动，鼓励幼儿积极参与其中，幼儿在参与的过程中，很好的培养了个人自己的品格，也让幼儿为今后更好的融入社会夯实了基础。以往有不少报道，指出我们中国的学生很多是高分低能，文化知识掌握的非常扎实，实际的应用能力却非常的差，其实，这些都是与幼儿阶段自我独立品格培养是否到位有很大影响的。 2.走趣活动，在实际开展上并不复杂，只有老师进行相关的组织策划就可以组织实施，并不需要多少费用等的投入，这在组织开展上是非常适用的，同时，整天待在教室里接受文化学习，幼儿对于走趣活动自然就会表现极大的兴趣，在走趣的过程中，幼儿不仅锻炼了自己的身体，增强了身体素质，而且还在走趣过程中，充分的感受到了家长的魅力，进一步培育了他们对自己家长的深厚感情，有了这些感情的铺垫，幼儿在成长的过程中，内心就会受到更多正能量的熏陶，这些都是幼儿健康成长过程中所必需的。 二、走趣活动开展的相关准备工作 1.由于走趣活动参与对象的特殊性，幼儿园在组织幼儿开展走趣活动之前，一定要充分考虑各个影响因素，制定一个综合性的方案，加强与家长之家的沟通交流，从而确保走趣活动的顺利进行。为了确保走趣活动顺利进行，幼儿园老师应当提前对走趣活动开展的地方进行调查，与当地的相关部门取得联系，通报本次走趣活动的相关情况，包括幼儿的数量、实际的活动内容等。同时，还需要对走趣活动区域的自然地理条件等进行充分的了解和掌握，一方面，对于一些可能诱发危险的因素进行规避，另一方面，老师对这些内容进行了全面深入掌握之后，在幼儿参与的过程中，也可以向幼儿进行介绍，这对于进一步丰富幼儿的视野，增强自然认知等都具有非常好的作用。在实际活动开展前，幼儿园要与家长们进行沟通，确保幼儿家长对走趣活动有一定的了解，提前嘱咐好幼儿在走趣活动中主要注意的安全事项等。 三、走趣活动对幼儿自我品格的实际培养 1.陶冶幼儿的自我情操。老师选取的走趣活动区域，往往是幼儿园附近的家乡地区，这些地区一般都是生态环境非常好的，有山，有水，有花，有鸟……幼儿在参与的这个过程中，会充分的感受到自然美景带来的美好感受，在内心深处会感到特别放松，这是课堂学习所不能达到的，这些美好的感情融入到幼儿的身心中，对于幼儿培养健全的人格，正确的认识世界，认识人生是具有非常好的作用的。 2.培养幼儿的独立品格。在当前，许多家庭基本上都是有一个孩子，这些孩子在家里一般都是非常的受父母的疼爱，无论是吃饭还是洗衣服等许多内容都是由父母代劳，幼儿自身的独立品行没有很好的培养起来。在走趣活动中，在老师的安排下，幼儿需要自我参与到活动中，需要准备相关的饮用水等必需物品，虽然这是一些非常简单的事情，但是，对于幼儿独立品格的培养却是作用非常突出的。幼儿在参与的过程中，少了父母的疼爱和扶持，有的是必须要跟上整个班的大队伍，在这个过程中，幼儿会遇到不少问题，他们会在老师的鼓励下逐步的解决这些问题，进而实现自身的成长，同时，也会很好的增强幼儿融入今后幼儿园教育和适应社会的自信心。除此之外，在走趣活动中，幼儿之间的沟通交流会不断增多，也会进一步增进他们之间的感情，尤其是在合力解决相关问题的时候，会进一步增进团队合作意识，这对于幼儿综合品格的提升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四、结束语 在当前幼儿教育中，走趣活动的开展可以很好的培养幼儿的自我独立品格，对于幼儿的健康成长和学习进步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因此，无论是幼儿园还是家庭都要高度重视，从多个层面确保活动开展好，这样也才能充分的发挥其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