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问题的存在直接制约着我国幼儿学前教育的发展,大量实践证明,走趣活动的开展,很好的满足了当前幼儿自我独立品格教育的需要,本篇文章主要就是对走趣活动从各个方面进行的分析。 引言 2000年以来,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我国幼儿教育事业有了实质性的突破,这方面的突破主要是体现在素质教育上,这种幼儿教育不同于传统的教条式文化课教育,而是在教育的过程中融入了更多趣味性活动,注重发挥幼儿的自我独立品格,让幼儿在参与的过程中,更好的感受到社会生活的美好,从而激发自我的探求兴趣,这对于深化幼儿学前教育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方面,走趣活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走趣中,锻炼了幼儿的自我独立能力,进一步激发了学生对自己家乡的热爱,也陶冶了幼儿的情操,对于幼儿培养健康的内心品格都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 一、走趣活动开展的必要性及基本意义 1.以往的幼儿教育,主要是倾向于向幼儿讲授各种文化知识,例如,组织幼儿背诵古诗等,虽然幼儿也能记住不少内容,但是,这些内容更多的是一种机械式的记忆,随着幼儿年龄大的增长,这些记忆的内容就都会忘记,而且这些内容对于幼儿基本能力的培养作用微乎其微。如果把目光放到全球视野中,欧美不少发达国家在幼儿学前教育阶段,特别注重幼儿自我独立品格的培养,无论是家庭还是幼儿园,都会适时组织各种类型的活动,鼓励幼儿积极参与其中,幼儿在参与的过程中,很好的培养了个人自己的品格,也让幼儿为今后更好的融入社会夯实了基础。以往有不少报道,指出我们中国的学生很多是高分低能,文化知识掌握的非常扎实,实际的应用能力却非常的差,其实,这些都是与幼儿阶段自我独立品格培养是否到位有很大影响的。 2.走趣活动,在实际开展上并不复杂,只有老师进行相关的组织策划就可以组织实施,并不需要多少费用等的投入,这在组织开展上是非常适用的,同时,整天待在教室里接受文化学习,幼儿对于走趣活动自然就会表现极大的兴趣,在走趣的过程中,幼儿不仅锻炼了自己的身体,增强了身体素质,而且还在走趣过程中,充分的感受到了家长的魅力,进一步培育了他们对自己家长的深厚感情,有了这些感情的铺垫,幼儿在成长的过程中,内心就会受到更多正能量的熏陶,这些都是幼儿健康成长过程中所必需的。 二、走趣活动开展的相关准备工作 1.由于走趣活动参与对象的特殊性,幼儿园在组织幼儿开展走趣活动之前,一定要充分考虑各个影响因素,制定一个综合性的方案,加强与家长之家的沟通交流,从而确保走趣活动的顺利进行。为了确保走趣活动顺利进行,幼儿园老师应当提前对走趣活动开展的地方进行调查,与当地的相关部门取得联系,通报本次走趣活动的相关情况,包括幼儿的数量、实际的活动内容等。同时,还需要对走趣活动区域的自然地理条件等进行充分的了解和掌握,一方面,对于一些可能诱发危险的因素进行规避,另一方面,老师对这些内容进行了全面深入掌握之后,在幼儿参与的过程中,也可以向幼儿进行介绍,这对于进一步丰富幼儿的视野,增强自然认知等都具有非常好的作用。在实际活动开展前,幼儿园要与家长们进行沟通,确保幼儿家长对走趣活动有一定的了解,提前嘱咐好幼儿在走趣活动中主要注意的安全事项等。 三、走趣活动对幼儿自我品格的实际培养 1.陶冶幼儿的自我情操。老师选取的走趣活动区域,往往是幼儿园附近的家乡地区,这些地区一般都是生态环境非常好的,有山,有水,有花,有鸟……幼儿在参与的这个过程中,会充分的感受到自然美景带来的美好感受,在内心深处会感到特别放松,这是课堂学习所不能达到的,这些美好的感情融入到幼儿的身心中,对于幼儿培养健全的人格,正确的认识世界,认识人生是具有非常好的作用的。 2.培养幼儿的独立品格。在当前,许多家庭基本上都是有一个孩子,这些孩子在家里一般都是非常的受父母的疼爱,无论是吃饭还是洗衣服等许多内容都是由父母代劳,幼儿自身的独立品行没有很好的培养起来。在走趣活动中,在老师的安排下,幼儿需要自我参与到活动中,需要准备相关的饮用水等必需物品,虽然这是一些非常简单的事情,但是,对于幼儿独立品格的培养却是作用非常突出的。幼儿在参与的过程中,少了父母的疼爱和扶持,有的是必须要跟上整个班的大队伍,在这个过程中,幼儿会遇到不少问题,他们会在老师的鼓励下逐步的解决这些问题,进而实现自身的成长,同时,也会很好的增强幼儿融入今后幼儿园教育和适应社会的自信心。除此之外,在走趣活动中,幼儿之间的沟通交流会不断增多,也会进一步增进他们之间的感情,尤其是在合力解决相关问题的时候,会进一步增进团队合作意识,这对于幼儿综合品格的提升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四、结束语 在当前幼儿教育中,走趣活动的开展可以很好的培养幼儿的自我独立品格,对于幼儿的健康成长和学习进步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因此,无论是幼儿园还是家庭都要高度重视,从多个层面确保活动开展好,这样也才能充分的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儿童文学的翻译原则及策略:目的论指导下的儿童文学翻译 摘 要:儿童文学是成人给儿童的爱的礼物,是儿童成长的精神粮食,儿童文学的翻译需要遵循“功能对等”和“翻译目的论”,以儿童的需求为中心。本文运用《小王子》等几部英美儿童文学名著的不同译本为例,分析了儿童文学汉译的策略。 关键词:英语儿童文学;翻译目的论;翻译策略 1 . 引言 儿童文学是儿童了解世界的早期启蒙食粮,对儿童的成长有着深远意义和重要影响。翻译好一部儿童文学,需要译者对源语文字有深刻的见解,对原作风格的精确把握,对源语文化和目标语文化有广博的知识,了解儿童的心理世界和生理世界,并且能用一颗童心去体会,用小读者喜闻乐见、浅显易懂的儿童语言来翻译。鉴于儿童文学作品的特殊性,译者需要考虑儿童的特点和接受能力,以儿童的需求为中心。 “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理论是美国著名的语言学家翻译大师尤金・奈达提出的,是翻译理论的核心。“功能对等”中的对等包括四个方面:(1)词汇对等;(2)句法对等;(3)篇章对等;(4)文体对等。功能对等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将翻译纳入语言学的研究领域的同时,还将文化以及西方文论中的读者反应纳入到翻译研究的领域。功能对等理论以意义和风格对等为基础,强调译入语读者对译文的反应与原文读者对原文的反应基本一致。将读者客观反映作为衡量译品好坏的标准。 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于20世纪70年代在德国兴起。翻译目的论(Skopostheory)由此产生。根据这种理论,所有翻译遵循的首要法则是“目的法则”:翻译行为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即结果决定方法。“功能”二 字把翻译视为一种交际形式,着重于翻译的内容和结果,在“目的论”中,译者是整个翻译活动中最为重要的参与者和翻译活动最终的实施者,同时他还是翻译要求的接受者、原文文本的诠释者以及译文文本的创作者。 德国功能翻译理论的核心目的论为儿童文学的翻译提供了理论基础。从根本意义上说,文学作品是为读者创作的,读者是文学活动的能动主体。儿童文学的读者是儿童,译者要考虑儿童在心理生理发育水平、知识经验、文化修养、人生阅历、思想感情、审美情趣等方面的特点。 2 . 儿童文学翻译策略 儿童文学译作的目标读者是儿童,儿童有其特殊性,译者为了更好地符合儿童读者的知识水平和审美经验,在词汇选择、修辞的应用上应采用相应的策略,从而使译作充满童趣,更贴近儿童读者。本文通过对多部儿童文学作品不同译本的分析对比,研究儿童文学翻译的方法和技巧,揭示本文的主题――儿童文学翻译应在目的论的指导下以儿童为中心。具体分析了《小王子》《柳林风声》《绿野仙踪》《冠军的童年》等著作几个译本在语言、修辞、文化差异上的不同译法,明确了好的译文常常考虑了以儿童为中心的事实。根据儿童的特点和需要,译者应遵循以下几点:(1)选用口语化色彩强的词汇,化抽象为具体,少用晦涩难懂的词语;(2)注重语言的幽默性、趣味性、音乐性和节奏感;(3)运用各种修辞手段,如比喻、双关、排比等以吸引儿童的注意力;(4)在文化层面的翻译中,采取归化和异化相结合的翻译策略。儿童文学的翻译者要更加了解儿童、关注儿童的特点,以采取适当的翻译策略提高译作的可接受性。 2 . 1 语言层面 2.1.1 简洁可读 译者在翻译时,必须时刻记得具体目的是为了孩子,译本必须易于理解,符合儿童语言特点,同时必须生动,充满原文的童趣和快乐。 例1(选自《小王子》) ―“Were they not satisfied with where they were?” asked the little prince. ―“No one is ever satisfied where he is,” said the switchman.(林珍妮,2011:195) ―“他们对他们的居住地不满意?”“人总是这山望着那山高的。”扳道工说。(林珍妮,2011:83) ―“他们不满意所待的地方吗?”“人们从来不满意自己所待的地方。”扳道工说。(郑克鲁,2014:90) 林译用了中文的一句俗语,使得对话更流畅生动,避免了郑译的重复唆。翻译的时候运用小读者非常熟悉的成语来翻译近似的意思,可以起到言简意赅的作用。 例2(选自《冠军的童年》) What was certain was that Grandpa Chook and I were living on borrowed time and needed to make some urgent escape plans.(青闰、王晓平,2013:82) 值得肯定的是,我和楚克爷要苟延残喘了,因此需要做出一些紧急逃跑的计划。(青闰、王晓平,2013:83) “苟延残喘”描写了小主人公和一只鸡陷入绝境后无法逃跑、无限忍耐的情形。青闰、王晓平在译注中用到大量的四字成语,“诚惶诚恐”“形影不离”“了如指掌”“按部就班”“举棋不定”“一本正经”等,恰如其分地简化了英文原著中的修饰、描写成分,熟悉成语文化的小读者一看就懂。 2.1.2 口语化 口语化指日常对话而非正式场合的,易于接受的词、短语和发音方式。儿童文学著作应该采用以清澈透明的语言来吸引孩子,易于理解。 例3(选自《柳林风声》) ―“I’m looking,” said the Mole, “at a streak of bubbles that I see travelling along the surface of the water. That is a thing that strikes me as funny.” ―“Bubbles? Oho!” said the Rat, and chirruped cheerily in an inviting sort of way. (Grahame, 2010: 10) ―“你看,那水面上有一串泡泡正在漂动,蛮有趣的!”鼹鼠说道。 ―“哦?泡沫?哈哈!”水鼠兴奋地叫了起来,像是遇到了熟人,并发出邀请一样。(李智、杨晶,2014:22) ―“我在看一串气泡,”鼹鼠莫尔说,“我看见他们在水面上移动,觉得挺好玩儿。” ―“水泡?啊哈!”话音刚落,水鼠兰特就开始快活地叭叽嘴,那样子像是在馋什么人。(张炽恒,2014:14) 李译“像是遇到了熟人,并发出邀请一样”显得平淡无奇。张译“好玩儿”的“儿”化音是北方中国人经常在日常对话中所使用的,特别是当他们和孩子说话时,它成功地选择了孩子熟悉的语言,比“蛮有趣”翻译得好。“啊哈”“快活地叭叽嘴,那样子像是在馋什么人”,运用了象声词,语言有声有色,形象地描绘出水鼠看到水獭来分享食物时的神情,高兴至极,津津有味。语言亲切而富有感染力,使得小读者非常享受这种氛围。张译将文中的人物翻译为“獾子”“鼠仔”“蛤蟆仔”“鼹仔”,比李译的“灰獾”“水鼠”“蟾蜍”“鼹鼠”更富有情趣,充满了孩子气,适合小孩子的审美水平。 2.1.3 音乐性 如果原著中的表达听起来很有乐感,就能激发孩子的想象力和兴趣。此外,美好的旋律可以使孩子快乐和放松,在这种情况下,译者永远不能忽略原作的音乐性,而应该尽力在目标文章中改写。韵脚、重复、排比、对偶和头韵是在儿童文学中产生音乐性的一些常见方式,所以他们的译本也应如此。 例4(选自《柳林风声》) Ducks’ Ditty All along the backwater, Through the rushes tall, Ducks are a-dabbling, Up tails tall! Ducks’ tails, drakes’ tails, Yellow feet a-quiver, Yellow bills all out of sight Busy in the river! … (Grahame, 2010: 16) 野鸭谣 静静河湾碧水流, 长长水草舞纤腰, 河里野鸭做倒立, 只见尾巴高高翘。 公鸭尾,母鸭尾, 抖抖两只黄色脚, 一张大嘴不见了, 原来正在水中泡。 ……(李智、杨晶,2014:30-31) 鸭谣 沿着回水河汊, 在高高的灯芯草中间, 看那戏水群鸭, 全都尾巴朝天! 母鸭公鸭尾巴, 还抖动着黄黄的脚丫, 黄黄鸭嘴皆不见, 全都忙活在水下! ……(张炽恒,2014:23) 张译和李译都有一些押韵的音节,张译的“汊”“鸭”“巴”“丫”“下”;李译“腰”“翘”“脚”“了”“泡”,与原作有相似的效果,朗朗上口,基本满足了原文诗歌押韵的特征。但张译明显比李译要口语化,容易被小读者理解。 2.1.4 充满童趣 翻译儿童文学意味着为孩子重新创造童趣和快乐,不能将充满天真乐趣的儿童文学著作翻译为严肃的成人文本或教学元素的儿童著作。具体来说,译者需考虑到儿童读者的心理特点、观察世界认识世界的方式,通过使用幽默的风格和孩子化的语言,使孩子产生亲密感,刺激他们的兴趣和共鸣,使他们看得懂,看得有兴趣,并能充分感受原作的魅力。 儿童文学作品既然是给儿童看的,文字自然浅显,不过也有它的难译之处,就是作者为吸引或者逗小朋友,常常玩些花样,最多的就是玩文字游戏。我们只好把外文的文字游戏设法按原意变成中文的文字游戏,使我们的孩子从译文中得到外国孩子从原作中得到的同样的乐趣 。 例5(选自《绿野仙踪》) 当多萝茜带上金冠念咒语时: “Hil-lo, hol-lo, hello!” Dorothy went on, standing this time on her right foot. “Hello!” replied the Tin Woodman calmly.(青闰,2013:192) “希-罗,霍-罗,哈-罗!”多萝茜这次右脚站立着继续说道。 “哈罗!”铁皮樵夫平静地回答说。(青闰,2013:193) “黑-罗,霍-罗,哈-罗!”多萝茜接着念道,这一回她单用右脚立地。 “哈罗!”铁皮伐木人平静地应答道。(张炽恒,2014:140) 在张译中,加了一个注解“咒语中的这一小节发音与英语中的hello相同,铁皮伐木人误以为多萝茜跟他打招呼,所以这样应了一声。”通过加注的方式,使读者理解了原文中的童趣,否则读者很可能把铁皮人的回答这一细节错误理解。 2 . 2 句法层面 就英语儿童文学而言,描绘和叙述的长句并不少见,但是在中文的儿童文学作品很不同,因为一方面,中国孩子无论听说读写都习惯于短句或短语,另一方面,简洁的句子更适合孩子的短暂注意力。因此,译者将长句分解为有逻辑的短句,可以简化和重组句子结构或增加标点符号。 例6(选自《小王子》) There before me, facing the little prince, was one of those yellow snakes that take just thirty seconds to bring your life to an end.(林珍妮,2011:208) 黄蛇正仰头朝向小王子。这种蛇最毒了,三十秒钟内就能要你的命。(林珍妮,2011:94) 那儿,有一条能在三十秒钟内致人死命的黄色的蛇朝小王子树立起来。(郑克鲁,2014:105) 郑译将原文的定语从句一长串地放在“蛇”这个中心词前面,显得累赘,不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林译将这个定语从句单独翻为一个句子,表意简单清晰,小朋友易于接受。 2 . 3 修辞层面 例7(选自《柳林风声》) I’ve only broken out of the strongest prison in England, that’s all! And captured a railway train and escaped on it, that’s all! And disguised myself and gone about the country humbugging everybody, that’s all! Oh, no! I’m a stupid ass, I am! (Grahame, 2010: 161) 我不过是成功地从监狱里逃出来而已;不过是搭乘了一列火车逃避警察的追捕,并从车上跳下来而已;不过是乔装打扮了一番,骗过了想要抓住我的人而已!(李智、杨晶,2014:166) 我只是从英国最牢固的监狱里逃脱了,仅此而已!俘获了一列火车,乘着它逃亡,仅此而已!乔装打扮,在乡间到处跑,骗过了每一个人,仅此而已!(张炽恒,2014:218) 原文中的“that’s all”排比句被张译为“仅此而已”,被李译为“不过……而已……”,也都是排比句式,但张译听起来更简单易懂,而“不过……而已……”句式对小孩子来说插入成分太长,因此难于理解,排比效果不是很好。 2 . 4 文化层面 采用归化或异化的方法来处理两种不同语言文化差异的翻译。归化就是翻译尽量向目标语语言文化靠近,异化即译文尽量向源语言文化靠近。儿童文学翻译工作者必须考虑到儿童读者的文化背景,适当地采用异化和归化相结合的方法,使译文不但容易理解,而且又能展现异域文化的风采,满足读者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2.4.1 采用归化的译法 例8(选自《绿野仙踪》) They all bowed so low to the little Queen that they almost stood upon their heads.(青闰,2013:104) 它们都向小皇后深鞠一躬,头都快着地了。(青闰,2013:105) 他们都深深地向小小女王鞠躬,差一点就变成拿大顶了。(张炽恒,2014:78) 鞠躬只是单纯的弯腰这个动作,并不形象!拿大顶技巧运动,指头朝下脚向上,双手贴地,身体或倚墙或不靠任何物体,这一译法符合儿童的理解力,译文画面更形象,更具有夸张感!贴近了儿童的理解力,使读者感到亲切有乐趣。 完全采用归化会使译文缺乏情调,读者感觉不到外国文化的新鲜感,使作品缺乏艺术魅力和文化价值!儿童读者喜欢了解外部世界,因此在翻译时还需要适当的异化法。 2.4.2 采用异化的译法 例9(选自《柳林风声》) A long half-hour passed, and every minute of it saw Toad getting crosser and crosser…Nothing that he could do to the things seemed to please them or do them good. He tried coaxing, he tried slapping, he tried punching; they smiled back at him out of the tub unconverted, happy in their original sin.(Grahame, 2010: 138)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着,短短半个钟头的时间,在蟾蜍看来却是那样的难熬。无论蟾蜍怎样努力地揉搓,那些脏衣服都丝毫不领他的情,没有一点变干净的趋势,这使得蟾蜍大为恼火。(李智、杨晶,2014:140-141) 长长的半小时过去了,这期间每过去的一分钟,托德的火气就大一分。似乎无论他怎么弄,都无法讨那些衣物的欢心,把他们弄好。他哄它们,拍它们,用拳头砸他们,他们却以嘻皮笑脸来回报他,在盆中快乐地坚持着他们的原罪,毫不悔改。(张炽恒,2014:187-188) 李译没有逐字按原文翻译,只是简单地意译了一下,漏译了一项重要的文化内涵“原罪”,而张译则逐字进行了翻译,因此非常生动,把原文的拟人色彩也翻译出来了,使得衣物也具有人的思想情感,动作形态,很有情趣,而且张译将“sin”做了一个异化处理,在脚注处给出一个文化注解:“作者用基督教的原罪之说来比喻脏衣服洗不干净。原罪是人与生俱来的,洗脱不掉的罪,而衣服是可以洗干净的。这种比喻中显然有调侃的意味,表明作者的宗教思想比较积极。”张译保留了异域文化的特征,使译文充满异国情调,激发了小读者对西方文化的好奇心,为中国小读者提供了一次与世界儿童进行文化交流的机会。 3 . 结论 德国功能翻译理论的核心目的论强调儿童文学译作作者要考虑目标读者儿童的特殊性,提升译语读者的地位,为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具体实践中,译文需简单明了、口语化,利于儿童阅读、有乐感、充满童趣、保持原作的风格和儿童情趣,再现原作的思想内容、人物形象和艺术意境,使小读者通过阅读译文能得到与原文读者类似的感受、启发和教育。 儿童文学的翻译原则及策略:论儿童文学中的意识形态及对翻译的影响 内容摘要:意识形态深刻地影响着文学作品及文学译作。本文将从特里・伊格尔顿意识形态文学评论和安德烈・勒菲弗尔意识形态翻译论出发,以The Wonderful Wizard of Oz为例,探究儿童文学文本中存在的意识形态,以及意识形态对翻译作品的影响。 关键词:意识形态 特里・伊格尔顿 安德烈・勒菲弗尔 绿野仙踪 意识形态是极其抽象的哲学概念,它时时刻刻影响着人类的一切活动,这当然也包含儿童文学创作和儿童文学翻译。意识形态的各种形式起源于以生产劳动为基础的社会物质生活,在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宗教、哲学等不同侧面反映现实的社会生活。20世纪70年代英国文学理论家提出“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观点,在文学界得到了较多的认同,甚至有的学者将其规定为“文学的第一原理”。 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1943-)是当代最杰出的文学理论家之一。伊格尔顿将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运用到文学评论中,批判地继承了法国“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奠基人路易・阿图塞(LouisAlthusser)关于文学是“一种包含意识形态的文本的产物”的学说,提出了“文学作品不是意识形态的表达,而是意识形态的产物”的观点。“文学,就我们所继承的这一词的含义来说,就是一种意识形态”(Terry Eagleton, Literature Theory;An Introduction,2004)“意识形态观”是伊格尔顿文学观的基石,对当代文学理论和文学评论影响深远。 伊格尔顿认为,“文学”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文学文本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同时也是具有权力性的社会话语体系。文学与其产生的历史背景有着非常复杂的联系。文学既属于经济基础,有属于上层建筑。无论是文学作品的作者,还是读者,都带有特定的意识形态背景及局限。是特定历史背景的产物。 对于文学的界定和评论,也是受意识形态所控制。并不是所有书面的文字都可以定义为“文学”。关于什么是文学、文学的本质,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且没有结论的问题。伊格尔顿认为,“评定什么是文学的标准是意识形态所决定的”(Terry Eagleton, Literature Theory;An Introduction,2004)。曾经奉为经典的文学作品,随着时代变迁、或在其他意识形态下,就不是文学作品了。这自然会引起对于文学评论的变化,“没有任何文学作品或文学评论,是可以不加变动而被另一群读者所接受。这或许是一种不明显的过程”(Terry Eagleton, Literature Theory;An Introduction, 2004)。 伊格尔顿将文学中的意识形态分为“一般意识形态”(general ideology)和“作者意识形态”(authorial ideology)(Terry Eagleton, Ideology:An Introduction,1991)。在任何社会形式当中都存在一种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它由一套连续性的价值话语组成,反映个体从属于社会状况的经验性关系,它维持着社会的生产与生产关系,伊格尔顿称之为“一般意识形态”。“作者意识形态”是由作者本人的社会阶级、性别、国别以及宗教等因素所决定的作者本人的复杂的思想观念,它事实上是作者以自我经验“插入”当前一般意识形态的方式及其结果。因此作者意识形态和一般意识形态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两者相同时,即作家的作品符合当前的潮流,作品就被认为是“文学”甚至为经典;反之,作品表现出来的意识形态与社会主流相悖,就会遭到贬低甚至禁止出版。 从伊格尔顿的理论出发,意识形态贯穿于文学的创作、发表、阅读、评论、翻译,是文学的“本质”。 一.《奥茨国历险记》与意识形态 《奥茨国历险记》,中文又名《绿野仙踪》,是1904年美国作家弗兰克・鲍姆(L.Frank Baum)创作的幻想小说。主要讲述了主人公多萝西是住在堪萨斯州的小女孩,被一阵龙卷风吹了魔法世界奥茨国,并无意杀死了的一个恶女巫。奥茨国的居民芒奇金人十分感激她,希望她去除掉另一个恶女巫。多萝西一心想回到家乡,必须借助大法师的法术。在去找大法师的路上,主人公遇到了一个没有脑子的稻草人、一个没有心的铁皮人和一只胆小的狮子。主人公和他们结伴而行,稻草人希望大法师赐予它脑子,铁皮人希望得到心,胆小狮渴望获得勇气。一行人在路上相互帮助、战胜了各种困难,并杀死了恶女巫。大法师满足了多萝西和她伙伴们的愿望,主人公回到了家乡。 《奥茨国历险记》已经出版就深受读者喜爱。自出版至1920年左右,共推出13部《奥茨国》续集,多次被改编为电影、动画片。《奥茨国》是当代经典的儿童幻想小说。 文学中的意识形态与文学作品产生的历史背景密不可分。小说《奥茨国历险记》产生于1900年代的美国,正值美国西部大开发的末期和欧洲移民大量涌入美国的时期,正是人们寻求财富和个人价值、实现“美国梦”的时期。小说介绍了主人公和叔叔婶婶一起居住。小女孩为什么不和自己的父母住在一起?小女孩的父母又在哪里?书中并没有交代。主人公多萝西就是背井离乡的移民或者西部淘金者的形象,她善良、自立、不怕困难。美国一共有五十个州,小说将故事背景设置在堪萨斯州,作者是处于一番考虑的。堪萨斯州生产石油,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量怀揣“美国梦”的人们涌入堪萨斯州寻找石油给他们带来的财富。小说中的其他角色,稻草人需要的脑子(智慧)、铁皮人需要的心(爱心)、狮子需要的勇气,正是追寻“美国梦”所需要的精神驱动。 因此,弗兰克・鲍姆在《奥茨国历险记》中采用的传统冒险故事,表F了当时美国人的普遍愿望和社会主流价值观。作品中体现出来的作者意识形态和一般意识形态相符,在政治和经济层面上肯定了当时的社会风气,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特征。 二.《奥茨国历险记》汉译本与翻译中的意识形态 翻译实践属于人类活动之一,自然也受到意识形态的控制。翻译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历史现象,原本就是不同意识形态发生矛盾冲突的集散地,而译作是译者权衡了各种意识形态矛盾后的产物。 首先对翻译中的意识形态进行考察研究的是比利时学者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在他的论著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中,强调“在翻译的过程中,当语言学的层面和意识形态层面冲突的时候,意识形态应占主导地位”。 勒菲弗尔首先将翻译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系统放置到了社会历史文化的大系统中加以分析,并⒁鞘叫砸与翻译文学关联起来。早期的勒菲弗尔收到了英国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的影响,试图通过阐述翻译结果中词语的运用及译作对原文的改动来说明意识形态对译者策略的影响。通过意识形态考察译作文本,强调了意识形态直接参与到文化的构建中。意识形态作为“看不见的手”,影响和操控了译者的词句决策以及读者对译本的接受。 陈伯吹(1906-1997),中国著名儿童文学创作家、翻译家、教育家。毕生致力于儿童文学的创作与翻译事业。著有童话集《一只想飞的猫》、评论集《儿童文学简论》等。其翻译的《绿野仙踪》于1953年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陈伯吹的学习和创作生涯几乎横跨整个二十世纪。10岁那年,陈伯吹离开私塾,进入镇上的一所高等小学堂学习,开始接触西方思想文化。在陈伯吹求学期间,恰逢五四时期,也是中国近代儿童文学起步的阶段。教育观念和教育制度的改变,为陈伯吹日后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和翻译提供了条件。陈伯吹对尚处在幼嫩期的中国儿童文学有着切身的体会。可以说,陈伯吹是见证、并伴随着中国儿童文学一同成长的。 二十世纪的中国政治复杂多变,这无疑影响着陈伯吹儿童文学的创作和翻译。陈伯吹于30年代末,即抗战时期开始从事儿童文学的翻译。在战争年代下,陈伯吹的翻译面临着诸多困难,1944年,在《一家人都飞去了》的序中,陈伯吹写到:“正在付印的前夕,太平洋上突然掀起了惊涛骇浪,这本书就终于没有印出来……从新看过一遍之后,使得它能够和祖国的孩子们见面,实在是不胜喜悦的,并且有着说不出的感概。”关心着祖国儿童成长的陈伯吹克服政治上的困难,用文学给战时的中国儿童带来了一方宁静的天地。 将陈伯吹1953年汉译本《绿野仙踪》与2015年译林出版社童飞译本《奥茨国历险记》进行比较,可以清晰地考察意识形态对儿童文学翻译的影响。例如: 原文:"Yes, indeed," answered the little woman."But I am a good witch, and the people love me. I am not as powerful as the Wicked Witch was who ruled here, or I should have set the people free myself." (The Wonderful Wizard of Oz,Chapter2) 陈译本:“是的,真是的,”小老妇人回答说,“不过我是个好女巫,人民都爱着我,我不像这里坏的女巫那样强壮有力,不然,我早就把这里的人民解放了。” (《绿野仙踪》,少年儿童出版社,1953) 童译本:“真的。”矮个老太太答道,“但我是好女巫,人们都喜欢我。邪恶女巫统治着这地方,她法力比我强大,不然我自个儿早就让这些人自由了。” (《奥茨国历险记》,少译林出版社,2015) 陈伯吹将文中的people翻译成“人民”,将free翻译成“解放”。“人民”、“解放”这类词具有一定的政治和阶级所指。小说原文的这段话出自奥兹国一个善良的女巫口中,是一个典型的西方文化符号。一个西方的女巫,说出“人民”、“解放”这类时代感强烈的词汇,从今天的翻译理论视角,这显然容易招致诟病,但这却非常符合当年的时代特征。陈译本出版自1953年,当时我国正处于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对外进行着朝鲜战争,对内进行着、“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这种特定时期的历史大背景无疑对译者的翻译策略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如果将陈伯吹的译本置于今天的语境下加以探究,确实能够发现很多例子中所呈现的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词汇的语句,这些用法和现在惯用的儿童文学话语有着一定的差距。但是,考虑到意识形态对译作的影响,那么这种随时而来的政治倾向,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尽管陈伯吹认为应当维护儿童文学的纯洁性,但这种纯洁性不等同于与当时的时代向隔绝。实际上,他仍将政治思想性作为儿童文学教育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并试图将其用艺术的手法予以加工。或许,译者在选择其翻译策略时无法跳出时代的局限。例如,陈伯吹在《绿野仙踪》的序言中有这么一段话: 《路野仙踪》也被苏联作家奥勒科夫改写成《翡翠城的巫师》,自然,经过社会主义的苏联作家的手笔,内容必然地比原著更为精彩,思想更为正确,教育意义更为提高,是毫无疑问的。 为什么苏联作家翻译的美国作品会比原文“更为精彩,思想更为正确,教育意义更为提高”, 从这段话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意识形态对于译者的影响。1953年,朝鲜战争还在进行,或者刚结束不久,作为新中国第一批成立的出版机构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一部美国的译作,作品必然要为当时的意识形态所服务。 上文介绍了,原作The Wonderful Wizard of Oz产生的背景和表达出的意识形态是以实现个人价值为目的的“美国梦”,这种思想显然不符合陈伯吹所在的时代。当原文和目标读者群的意识形态冲突矛盾时,译者必然要在两种意识形态中做出抉择,例如: 原文:Among them was the Queen herself,who asked, in her squeaky little voice:“What can I do for my friends?" (The Wonderful Wizard of Oz,Chapter 14) 陈译本:那猴王在多萝茜面前低低地鞠躬,并且问道:“你有什么命令?” (《绿野仙踪》,少年儿童出版社,1953) 童译本:女王自己也一同来了,她用尖细的声音问:“我能帮上朋友们的忙吗?”(《奥茨国历险记》,少译林出版社,2015) 将what can I do for my friends?翻g成“你有什么命令?”显然不符合原文中的所指意义及语体用法。当然,译者不可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陈伯吹将原文中恶女巫解读成“将战俘当做奴隶供他使唤”的“反动派”,将她塑造成压迫阶级和剥削者,而善良软弱的芒奇金人视作被奴役的、渴望解放的劳苦大众。这种通过译作对原文的重塑显然有悖于“美国梦”的主旨。但却反映出那个时代的主流价值观。考虑到当时文艺界强烈的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的渗透,作为译者的陈伯吹很难真正用符合儿童心理的语言、从儿童的角度进行翻译。这是陈伯吹无法逾越的历史局限。 今天的读者再阅读陈伯吹1953年版本《绿野仙踪》会感到“奇怪”,甚至会发现更多的翻译中的问题。因为经过六十多年的变迁,现在的读者和陈伯吹处在不同的历史方位,意识形态已不尽相同。从今天的视角、今天的翻译理论来评判陈伯吹的译本,很难说得上这是一部上乘佳作,它抛弃了陈伯吹自己所推崇的“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观。童飞的版本更符合儿童的语言特征,并且较为忠实地体现了原文所蕴含的意识形态。但如果我们做一次历史的假设,如果童飞所译的版本放回到1953年,能否出版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甚至会招来更严重的政治后果。 因此,正如前文提到的比利时学者安德烈・勒菲维尔所提出翻译中的意识形态理论。当翻译中语言学层面和意识形态层面冲突时,意识形态应占主导地位。这并不以译者的意志为转移。 三.结论 首先,在文学翻译创作方面,不同的时代、不同政治实体具有自己特定的意识形态。翻译本身就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的具体实践。原文的作者、译文的译者是在处于不同的意识形态下从事文学活动, 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在所难免。译者如何理解、再现、表达原文中的意识形态将直接决定作品宏观上的基调。同时译者要处理好意识形态在两种不同语言读者群中的冲突,特别在两种意识形态大相径庭的环境下。这不仅关系到作品能否被译语读者群所接受,甚至关系到作品能否能被出版。 其次,意识形态也具有相对性,它会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文学作品及其译作亦是如此。译者受到所在时代无形的局限,翻译的作品必然会被烙上特定时代意识形态的印记。当意识形态随着历史的向前而变化,今天的读者来评论当年那些看上去有些“奇怪”的作品,这显然是有失公允的。因此,在对译作进行赏析时,理解译者所在的意识形态也是重要的考量参数。 (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 儿童文学的翻译原则及策略:接受美学环境下的儿童文学翻译分析 摘 要:本文简要分析了儿童文学的概述和其特性,对接受美学的定义展开了简单的介绍,并以接受美学为着眼点,对儿童文学的翻译原则与方法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希望可以为儿童文学翻译的有序发展贡献绵薄之力。 关键词:接受美学 儿童文学 特性 原则 方法 近年来,伴随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对儿童文学翻译的关注也日渐增多。尽管如此,但是相对于其他文学翻译而言,儿童文学翻译依然没有获得学术界足够的关注及认可,所以有待翻译学者们探究的角度依然特别多。接受美学为学者探究儿童文学翻译供给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其导入为儿童文学的翻译注入了全新的血液,对儿童文学翻译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特别大的促进作用与指导意义。 一、儿童文学概要与其特性 就中国而言,“儿童文学”一词源自时期。儿童文学即与儿童年龄特性相符,适合儿童阅读,对于儿童的身心健康有帮助的各式文学作品。 至于儿童文学的特性,则往往包括如下几部分:第一,儿童性。儿童文学的作者为成人,读者为儿童。优秀的儿童读物必须以儿童为核心,与儿童心理特征相符,其创作目的理应为助推儿童的健康成长;第二,教育性。儿童文学必须理应囊括兼具广义及无形特性的教育。比如说语言教育,价值观教育与集体思想教育等;第三,文学性。既然其名为儿童文学,那么文学性肯定是其必须具备的一个特性;第四,结构简单。与成年人相比,儿童所见的世面是特别窄小的,所以为了让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作者所描绘的画面、意境,我们在进行儿童文学翻译时理应站在儿童的角度,以儿童的认知去观看全文,以童心去阅读,以童趣去领悟原文,最后以简单的儿童语言展开翻译,以确保原文的风格与童趣。 二、接受美学 接受美学又名接受理念,抑或接受研究,系20世纪60年代后期涌现的一大文艺美学思潮,亦属于文学研究领域里兴起的新式方法论之一。德国的姚斯与伊瑟尔是接受美学极具典型性的代表人物。此理论最大的突破便是明确了读者的中心地位,帮助西方文论完成了自“以作者与作品为中心”至“以读者为中心”的巨大转变。 接受美学注重读者的主体性与创造性,重视读者的需求与审美理念对文学作品所具有的调节机制。该理论指出:就由作者、作品与读者共同组成的总体关系而言,读者并非可有可无的因素。反之,就根本意义而言,文学作品天生就是为读者而生的,读者属于文学活动的能动主体。姚斯表示:接受美学层面的读者方能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读者,此类读者真真实实地参加了作品的存在,且决定着作品的存在。一部作品是否能够拥有长久的艺术生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亦是由读者对它的接受程度决定的。作品只有在得到读者阅读后,其价值才能得以展现。 接受美学拓宽了文学探究的空间,亦为文学翻译探究带来了一场巨大的思想革命,它跳出了传统翻译理念的束缚,给翻译探究供给了崭新的理论视角及探究方法。从儿童文学翻译层面来看,接受美学的出现对于其理论与实践发展均具有特别大的指导意义。 三、接受美学环境下的儿童文学翻译分析 (一)接受美学环境下儿童文学翻译需遵循的原则 1.将儿童读者视为翻译的中心 与以前的“作者中心论”及“作品中心论”不一样,当代西方文论注重“以读者为中心”。在阅读时,读者并非被动地做出反应。恰恰相反,读者自身便是历史的能动构成部分之一。若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不曾有读者的积极参与,那么这部作品也必然无法成为优秀的作品。之所以这样说主要是由于唯有借助读者的传递过程,作品方能进入一种持续变化的经验视野里。在接受理论环境下,读者的阅读反应与创造性理论属于文学意义及文学内涵形成的基石。文学的目的即让读者接受,若读者不存在,那文学作品便无从谈起。读者并非被动地接受思想,而是积极地创造加工。此理论不仅较好地拓宽了文学作品的探究空间,并且也给文学作品翻译探究指明了l展方向。鉴于儿童文学作品的受众是儿童,所以儿童文学翻译必须将儿童读者视为核心,译者在实施儿童文学作品翻译时,理应全面了解儿童独有的特性,对其期待、视野展开分析及预测,探究他们和成人接受能力的区别,选用灵活的翻译方法,确保译作可以让儿童读者理解、接受。 2.迎合儿童的视野期待 期待视野即文学接受活动里读者已有的各类经验、心理素质与审美情趣等共同构成的对文学作品的审美期待。不管是哪位读者,不管他们欣赏的是哪部文学作品,他们在进行作品欣赏前便早已处于某种先在理解,抑或先在知识的状态了。若缺少此种先在理解和先在接受,无论是哪一类新事物均无法被读者的经验所接受。此种先在理解便属于文学的期待视野。在接受美学环境下,惟有儿童的阅读方可让儿童文学的意义具象化。 3.给予原作充分的尊重 就接受美学而言,原文作品不仅具有相应的开放性,亦存在一定的封闭性。原文开放,抑或封闭程度受作品图式化构造的影响。所以,面对各式各样的翻译文本,除了站在历史环境、译者人文修养等角度展开恰当的解释外,我们还需有一个较为固定的标准对其展开研究、对比与判断,总结出每个译本的优势与不足。原作属于翻译活动得以展开的必要前提,亦属于对译本展开评价的基准。因为历史、环境和个体的差异,译本的接受和理解度或许会和原文存在差异,不过翻译活动理当将原文视为基础,我们也应给予原作充分的尊重。 (二)接受美学环境下的儿童文学翻译方法 1.词汇 鉴于儿童词汇量特别少,生活经验不足,所以我们在进行儿童文学作品翻译过程中理应以儿童的理解、接受能力为依据挑选词汇,尽可能地做到语言简洁易懂。比方说在《Wind the Willows》里有“toad”一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并未把这一词汇翻译成“蟾蜍”,而把它译成了小孩子熟悉的“癞蛤蟆”,如此译文便极具生活趣味,同时小朋友也很容易理解。又如在《The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里有Jack-o-Lantern一词,该词的意思为“南瓜灯笼”。就西方儿童而言,他们对南瓜灯笼是特别熟悉的。然而中国儿童却显少见过此物,因此若在翻译这个词时,译者可以以中国儿童的心理特性、接受能力为依据,把它翻译为“鬼火”,如此不但可以较好地展现原著的意思,并且还有助于中国儿童的接受与理解。 2.句式 与中国文学崇尚短句不同,西方文学作品倾向于使用长句与复合句,然而此种句式对中国儿童而言不但晦涩难懂,并且十分拗口。所以我们在翻译儿童文学作品过程中理应以儿童接受能力为基础,把长句与复合句转变成简单、易懂的短句。如此不但能够为孩子们留下充分的思考时间,同是也可以有效的促进其阅读兴趣的提升。 3.修辞 为了更好地吸引读者,儿童语言理应极具生动性与趣味性。因此儿童文学作品时常选用比喻等修辞手法,以提高文本的趣味性,进而吸引更多的读者。例如在《The Lambkin and the Little Fish》的译文中,押尾韵的运用让文本极具节奏感,此种朗朗上口的文章自然可以获得小读者们的青睐。又比方说在《The Secret Garden》的译文中,译者将简短的分句、诸多修辞手法运用到了翻译里,彰显了原著的童趣。 4.归化与异化相融合 语言属于文化的载体,鉴于文化背景不一样,所以译者在实施儿童文学作品翻译过程中理应在尊重原作的基础上考虑文化间的异同。异化与归化系译者进行文学翻译时经常用到的两种翻译方法。归化倡导翻译将目的语视为核心,把异域文化转变为目的语文化,此种翻译方法就目的语读者而言通俗易懂,不过却没办法使读者感悟异域风情。异化倡导将原语文化视为核心,觉得翻译理当尽量保留原语文化特性,尽管此种翻译方法能够让读者对异国风情有所了解,不过其译文理解难度却特别大。就儿童文学作品翻译而言,我们理应从儿童的立场出发,选用以归化为重心,异化为辅助的翻译方法。比如在翻译《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时,译者可以选择将“vinegar”译成“酸梅汤”,“sugar”译成“大麦糖”,以有效地增强作品的趣味性及色彩性,促进孩子们阅读兴趣的提升。 四、结语 儿童文学翻译看上去特别简单,实际上却非常难。鉴于接受美学这一理论的出现拓了儿童文学翻译者的视野,对于儿童文学翻译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特别大的促进作用。所以我们在进行儿童文学作品翻译时理应站在接受美学的角度,对儿童文学作品展开本位翻译,同时还应时刻牢记自己的目标受众为儿童,应以儿童的独有特性为着眼点,给予儿童接受能力应有的关注,尽可能地翻译出适合孩子们读的儿童文学作品。惟有如此,我们才能创作出深受孩子们青睐的译作,儿童文学翻译才能得以可持续发展。 儿童文学的翻译原则及策略:儿童文学翻译中显化的理据 摘 要: 自从显化概念被提出来,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视角探讨了这一现象,取得了很大进展。这一概念作为翻译共性之一,在翻译界吸引了诸多学者对其探讨。文学领域没有国界,但由于儿童文学读者群体独特的认知、心理特征,以及不同语言之间的语言、文化、思维方面的差异,使得儿童文学翻译有其独特之处,译者为了吸引儿童读者,会有意无意地使用显化手段,以使其译文能被读者接受。 关键词: 儿童文学翻译 理据 显化 一、显化概念 显化, 又Q明晰化,这一术语是由Vinay和Darbelnet 作为翻译技巧最早提出来的。作为翻译技巧的显化, 是指译者在目的语文本中将源语文本中隐含的但可以根据具体语境条件推导的信息加以明示。它与增词法、增加额外的解释、直接表达出原作暗含的意思、添加连接词等技巧密切相关。显化的译作由于添加了原作不曾有的信息, 因此译作一般比原作长。Blum-Kulka对显化进行了系统研究,于1986年提出了显化假说(explicitation hypothesis),即翻译过程会使译文相对于原文更加冗长,其表现形式为衔接方式的显化程度提高(Blum-Kulka,2004:92)。此处显化概念仅指翻译过程中衔接关系明晰化程度的变化,关注的是语篇层次上的“显化”,强调“显化”与衔接和连贯在翻译过程中的转换关系。 关于显化的种类和表现形式,学界仍未达成共识。Vinay和Darbelnet将显化分为词汇显化和信息显化。Klaudy则依据显化形成的原因,将显化分成强制性显化、非强制性显化、语用显化和翻译固有显化。强制性显化包括句法显化和语义显化,使目的语文本合乎目的语语法语言规范。非强制性显化是由于不同语言之间篇章构建策略和文体偏好的差异所致,若不运用非强制性显化,目的语文本虽然合乎语法但不地道。语用显化则指由于源语和目的语文化的差异,译者常常在译文中添加解释。翻译固有显化是指翻译过程固有的显化,与源语和目的语无关。 二、显化研究现状 (一)国外显化研究现状 西方译界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有学者注意到并开始对这一现象进行研究。由于显化既可以通过对比译文与原文发现,又可以通过对比译文与目标语非译文获知,研究者有的采取了前者,有的采取了后者或两条途径兼考察显化现象。Olohan和Baker通过统计和比较英语文本和英译文本中报告动词(如say, tell)后选择性关系词“that”的使用情况,发现英译文本中“that”的使用频率要远高于其在英语文本中的使用频率。Olohna就此进一步得出结论:英译文本可能更倾向于使用显化程度高的句法形式。Puurtinen基于小型平行语料库对芬兰语原创和翻译的儿童文学作品中连接词(如关系代词、连词和具体副词)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未能充分证实显化假说,因为原文和译文均未出现频繁地使用连接词的趋势。2013 年,Margherita Ippolito出版的学术著作是儿童文学翻译研究领域的一大突破。作者依托Even-Zohar 的多元系统理论,借助语料库语言学研究工具和方法,通过自建儿童经典小说翻译语料库及儿童经典小说非翻译语料库的可比语料库,探讨了Mona Baker 提出的翻译语言的简化、显化、范化等普遍规律是否适用于儿童书籍的意大利语翻译,指出翻译儿童文学的地位、源语及译入语的关系,以及所有作用于翻译活动的文化、历史和社会环境因素决定着译者的翻译选择。 (二)国内显化研究现状 我国学者对显化也从不同视角进行了研究。在对英汉翻译的显化探讨中,贺显斌最早进行了实证研究,贺显斌以《最后一片叶子》作为实例考查,证明了英译汉中有较高程度的显化,并指出了汉语译文明晰化的主要手段包括使用增词、改用具体词、转换人称和转换辞格。柯飞指出,显化不应狭义地指语言衔接形式上的变化,还包括意义上的显化转换,即将原文隐含的信息显化于译文中,使意思更明确、逻辑更清楚。臧光亚通过自建小型汉语原创儿童文学语料库(OCCLC)和汉语翻译儿童文学语料库(TCCLC),对儿童文学翻译语言诸如“恶意欧化”等现象进行描述和解释。胡开宝、朱一凡依据Halliday提出的语言功能的划分,将显化分为概念功能信息显化、人际功能信息显化和语篇功能信息显化,并以此为依据对莎剧《哈姆雷特》的梁实秋译本和朱生豪译本中的显化进行定性和定量研究。总体看来,迄今为止,国内外显化研究最新文献,其实质都是验证显化假说的合理性。 三、儿童文学翻译中显化的理据 翻译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 其译文必须符合译入语民族的思维方式和思维习惯。英汉两民族在思维和表达上存在诸多差异,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充分考虑这些差异,并按照译入语规范进行翻译。儿童文学翻译由于读者的认知、心理等方面的特殊性,对于源语中的很多文化特有信息,译者会有意识地运用显化技巧将源语文本中隐含的信息加以明示,以提高译文的可接受性,吸引目的语读者。下文将从语言、文化、思维方面的差异,以及儿童特殊的认知、心理特征两方面探讨儿童文学翻译中显化的理据。 (一)不同语言、文化、思维方面的差异 文学没有国界之分, 但是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因而翻译不是简单的文字间的转换, 而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从历史上或从当前世界各地区、各国家来看, 儿童心理发展各阶段的顺序、 各阶段和年龄的相应关系, 以及各阶段中变化发展的顺序和速度, 大体上都是相同的。但是各国儿童后天所处的社会环境、文化氛围、传统观念及所接受的教育理念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 因而要求译者在将国外的文学作品介绍到中国的同时, 既要考虑到信息的正确性,更要注意文化的移植。翻译过程中对文化因素的处理一直存在着异化和归化之争,对于知识经验浅显的儿童读者来说, 前者虽然可以学到新的东西, 但是理解难度大, 因而容易失去阅读的兴趣;后者可以使他们容易读懂作品, 但是了解不到异域的风情, 从而丧失了翻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很显然, 鱼和熊掌不能兼得, 但是偏向哪一方面都会顾此失彼。译者可以通过添加标识或说明,这样在异化和归化之间搭起一座桥梁, 使儿童读者既能读懂文章又能了解异国的情调, 有利于他们知识的积累。 邓红顺认为在处理内在的文化意象所蕴含的意义时,应采用“异化”为主的策略体现不同文化特色,在文化意象的处理方面,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有很大的差异,又要尽量保留原文中的异质文化意象,以使儿童读者更多地了解异域文化。向儿童读者传播异域文化,考虑到儿童读者的接受能力,有时需要添加注释性文字,这就是显化在儿童文学作品翻译中频繁出现的原因之一。比如,英语的度量单位“feet, inch”等常用异化直译成汉语“英尺、英寸”,可以使儿童读者了解英语中的度量衡单位。但对中国儿童来说,他们对一英尺、一英寸到底有多长没有概念。为了保留原作中的形象,同r使译文易于理解,可以加上注释以便于儿童读者了解。 (二)儿童特殊的认知、心理特征 专门给儿童创作的适合其阅读的文学便是儿童文学,儿童文学具备丰富的价值和独特的艺术性。若是儿童文学作品比较优秀,不但能够帮助儿童更好地发展思维、提高其语言能力,还能够提高儿童的艺术审美能力、塑造正确的价值观。儿童文学的翻译是针对儿童读者的,保持儿童童趣和传递异域文化是译者面临的双重挑战。 儿童文学的读者是儿童,儿童与成人是截然不同的人,儿童与成人在认知能力、存在感觉、价值观和人生态度方面有着许多根本的区别。儿童心理学中通常把儿童期限定在6、 7~11、 12岁。这个时期,儿童的身体有了相当发展,脑的发育也基本完成, 能较自由地完成各种动作, 基本掌握了本民族的语言。儿童心理发展包括两个重要部分, 一是认知过程(感觉、知觉、记忆、思维、想象等);二是社会性发展过程(兴趣、动机、情感、价值观、自我意识、能力、人格等)。 研究表明,儿童的感知、思维、情感、意志等各个方面都有了初步的发展 (许政援, 1984:67) 。在儿童期,儿童的记忆从机械记忆向理解记忆发展,思维从具体思维向抽象思维发展。这种抽象思维在很大程度上仍带有较大的具体形象性,凡是生动、具体形象的事物,形式新颖、色彩鲜艳的对象,都比较容易引起儿童的兴趣和吸引他们的注意。但是儿童才开始认识世界,加之他们的人生经验少,因而对周围世界的认识仅限于感性的层次,即他们的思维方式仍然以具体思维――具体的形象为主。同时,儿童的语言虽有了初步的发展,但是儿童对第二信号系统――语言和文字的反映尚未完善,而且抑制力差、注意阈限较短,易受外界的干扰,不像成人那样有很强的自觉性、目的性。虽然这时期注意力正逐步从无意注意向有意注意发展,但主观的具体的事物(形状、 颜色、 声音和形象)仍比较容易引起他们的注意(林礼元, 徐胜三, 1981:41)。 儿童文学译者应该时刻考虑儿童的接受特点,选择相应的翻译策略。英国语言学者及翻译理论家西奥多・萨瓦里(Theodore Horace Savory)曾着重指出,要获得圆满的翻译效果,必须根据不同的读者要求,提供不同性质和风格的译文。也就是说,在动手翻译之前,应该首先解决为谁翻译的问题。 被誉为“东方的安徒生”的儿童文学家陈伯吹曾指出:“一个有成就的作家,愿意和儿童站在一起,善于从儿童的角度出发,以儿童的耳朵去听,以儿童的眼睛去看,特别以儿童的心灵去体会,就必然会写出儿童能看得懂、喜欢看的作品来。” 换言之,儿童文学翻译家应该用风趣幽默的笔调,用富于儿童特色的语言绘声绘色地将儿童生活、心理的各种特点描写出来,使小读者产生一种亲切感,从而激起他们的兴趣和共鸣。也就是说,儿童文学语言应该是生动形象、简洁优美的。只有生动形象的语言才能让儿童读者喜欢阅读,使他们将语言所提供的信息与自身经验很容易地结合起来,使事物之间的联系以感知的形式显现出来,以促进其对作品的理解。而要译出生动、形象的语言,译者往往得借助显化这一手段。 袁毅也持类似观点,他认为儿童文学的读者是儿童,因此儿童文学文本在词语的选择上就得为儿童所理解、所乐于接受,易于激励儿童联想有关的具体形象。加之由于儿童文学语言是艺术语言,它必须与具体形象联系在一起,或通过词语的选择,或通过语法关系的多样组合,唤起读者的形象感,形成读者头脑中的艺术形象。因此在翻译儿童文学作品时,应该按照这一要求选择词汇,通过这个词汇唤起读者对具体形象的联想。 由于儿童读者特殊的认知能力,译者常常有意识地使用关系词以明示句和/或段子之间的逻辑关系,降低文本阅读难度,增强译本的可接受性。郑洪波用语料库方法对《海的女儿》叶君健、任溶溶的两个译本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是叶译句子较短,在翻译过程中通过较多使用谓词性指示代词使语法关系更明确,使逻辑关系更明晰。 谓词性指示代词使用频率比较――引自郑洪波(2013) 对于译者而言,儿童文学翻译要实现儿童本位的翻译,也就要求译者洞悉并欣赏儿童独有的存在感觉、价值观和人生态度,真正进入儿童独特的生命空间。唯有进入儿童独特的生命空间,在充分研究并把握儿童读者语言认知能力、独特审美能力和想象力的基础之上,把握儿童文学原作品中的特质,并将这些特质或保持或再造传入译作之中,以满足儿童的原初生命欲求和成长需要。 当然, 我们所说的显化只是一种总体性的翻译现象。不同译者具有不同的遵循程度,不同体裁的文章显化的程度也不尽相同。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一带一路”走入世界视野,中国越来越多地活跃在世界的舞台上,而在对外交流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一些文化冲击。这使我们意识到在英语教学中只教授语言知识已经很难满足对外交流和社会发展的需求。因此要迫切地培养既有英语专业知识又有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人才。 1跨文化交际教学的内容及重要性 跨文化交际(“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或“Cross-CulturalCommunication”)指拥有不同符号体系和文化认知的人与人之间的交际。简单地说,跨文化交际就是指任何在文化背景和语言上有差异的交际。一句完全正确的话,但是如果用的场合不恰当,或者不符合说话人的身份背景,甚至不符当时当地的社会风俗,那么就达不到交际的目的,甚至会造成不必要的麻烦。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对文化起着重要作用。因此,跨文化交际教学中,除了要让学生掌握基本的语言知识,如语音、语法、词汇等,更要让学生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培养学生应用外语进行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外语教学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培养学生的外语思维,了解所学语言的国家的人们是如何用语言反映他们的思想、行为、习惯,了解他们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实现跨文化交际的目的。在英语教学的过程中,除了语言知识的传授,提高学生的基本人文素养是非常重要的。胡文仲曾指出:“语言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不了解英美文化,要学好英语是不可能的。反过来讲,越深刻越细致地了解所学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以及生活细节,就越能正确理解和准确使用这个语言。”正是意识到文化知识在外语教学中的重要性,教育部在《高职高专教育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试行)》文件曾指出,“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使他们在今后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语有效地进行口头和书面的信息交流,同时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以适应我国社会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因此,高职英语教学不仅要教给学生语言知识,培养其听说读写等应用技能,还要着力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能力。”所以,在英语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已成为近年来外语教学中不断被提及的一个热门话题。 2跨文化交际在高职英语精读教学中的现状及问题 英语精读课程是一门必修的英语专业核心课程,其教学目标在于全面培养学生听、说、读、写、译等的综合语言运用的能力,培养学生用英语进行思维和表达的能力。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语言学习不能独立于文化学习之外。因此,近年来一些英语精读的教材中也越来越多地可以看到文化知识的渗透。就笔者教授英语精读课程所使用的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综合教程》为例,在这套精读教材里,除了着重培养学生的语言知识能力之外,每个单元都有文化角这个板块。其目的在于丰富学生的文化背景知识,使学生充分认识到本族语与英语及其所属文化的差异,培养学生利用英语进行跨文化交流的能力。但是经过笔者的仔细观察和分析发现,现阶段高职英语精读课程中要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的能力仍然暴露出许多明显的问题。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 2.1英语文化知识输入意识不强 在英语精读教学中,很多高职英语精读教师只重视英语语言知识的培养,忽视了英语文化知识的输入,使学生仅仅掌握了英语语言的基本表达方式,却并没有引导启发学生去了解英语语言背后真正的文化知识。同时,由于受到课时限制以及教材重语言知识传授的编排形式,教师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必须要迎合英语语言应试教育。 2.2英语教师自身文化知识的欠缺 如今,高职院校的英语教师已掌握扎实的英语专业能力,但是在英语文化背景方面,水平却参差不齐,大多数英语教师都没有丰富的文化知识的储备,在英语文化背景方面以及其文化和国内文化的差异方面,不具有相关的理论知识。因此,英语教师向学生传授的跨文化交际方面的知识将非常有限。从教学理论的角度来分析,教师自身英语文化背景知识能力的欠缺,对于在英语精读课上培养学生的英语跨文化交际能力来说,是非常不利的。 2.3教材内容未能与时俱进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高职院校所选用的英语教材也应符合趋势潮流,与热点新闻紧密结合,突显文化背景知识,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体现英语教学的时代性和先进性。但是笔者调查发现,大部分高职院校所选用的英语精读教材排版老套,文章内容过时,很多文章并没有体现英语的发展性,也未能体现出英语的时代感。而且,英语精读课程重学生语言知识培养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构建,即使有的英语教材有涉及到文化知识点的介绍,但也缺乏文化知识系统性深入性的讲解,对于英语背景文化、英语表述特征的具体介绍只是泛泛而谈,蜻蜓点水,不够深入细致,自然也就无法真正实现跨文化交际的目的。 3培养高职学生跨文化交际意识的策略 在英语精读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把英语国家的文化语言习惯和文化背景渗透到日常的英语教学中去,让学生学会用英文思维方式思考问题,使得学生在英语的实际使用过程中能够准确灵活恰当地传递信息并使交流内容更加丰富。笔者认为,要使学生能在英语精读课程中跨文化交际能力得到提升可以从几个方面着手。 3.1课堂教学中跨文化交际意识的培养 教师在日常的英语教学中应当改进教学方法,恰当地选用教学模式及合理地安排课时,提高教学效率,充分发掘和利用教材中所蕴含的文化背景知识。教材中有许多地方都有与文化背景知识相关的话题,例如,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综合教材3》第三单元是有关教育的话题。那么教师在课堂上就可以对比中美两国教育体制的不同,进行两种文化的双向对比,让学生在学习相关英语语言知识的同时,在掌握两者差异的基础上,让他们真正明白英语国家文化历史和汉语传统文化的异同,在两种语言表达思维模式下自如灵活的切换以此真正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3.2第二课堂中文化知识的输入 有限的课堂时间严重影响了学生文化知识的获取,不利于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深度和广度。而且在许多高职院校,学生甚至是英语教师都少有机会到说英语的国家去进行学习交流,身临其境地感受英语国家的文化氛围和体验文化环境,那么学生对西方社会和国家的认识主要是通过阅读相关书籍,观看视频资料等建立起来的,因此教师要充分利用和挖掘第二课堂来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创设生动有趣的第二课堂。近年来,微课、慕课等等一些在线网络课程不断涌现不仅延伸了课堂教学,更丰富了第二课堂。学生能在网络课程中随时随地地进行灵活有效的个性化的学习。教师则需积极引导学生自主学习,阅读大量的英语经典文学作品,积累相关的社会习俗、文化背景、社会文化关系等方面的知识。同时,随着科技的发展,各类文化知识的公众号、APP等都可以下载到手机,随时获取有趣又有料的文化知识。从第二课堂中大量阅读和广泛接触西方文化知识不仅可以弥补传统书本授课和课堂教学活动的不足,更能拓宽学生的视野,增加文化素养,从而提高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3.3教师能力素养的提升 英语教师是语言传播的使者,是文化沟通的桥梁。除了扎实的英语语言基础知识,高职英语教师还要有比较高的文化素养,了解熟悉说英语国家的文化成为两种文化差异之间的桥梁。这就需要英语教师自身广泛涉猎跨文化交际的各个方面的知识,例如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历史、宗教等,还要了解日常用语、专有名词、俚语、禁忌等能够反映跨文化的背景知识。因此,高职英语教师需要进行自我内涵的提升,不断学习,涉猎不同国家的文化。这就要求他们必须和学生一样,大量地阅读英语经典名著,历史书籍,视频影音等,广交外国友人,关注西方国家新闻动态,不断提高自身的人文素质,不断适应新时代下跨文化交际教学方面的要求。另外,在文化知识的教学中,教师既是文化知识的传授者,又是文化学习的引导者和示范者,是学生文化学习的重要伙伴。因此,教师在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的能力的同时,自身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也会得到相应的提升。 4结语 新时代下,文化知识的教学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在强调语言能力的训练和语言知识的传授的同时,更要掌握丰富的文化背景知识,在英语教学活动中有效地开展文化教学。从当前高职院校英语精读教学的现状来看,虽然存在着文化知识输入意识不强,教师文化水平有限等问题,但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的意识和能力仍具有较大空间和发展潜力。语言教学的最终目的是文化教学,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因此,必须不断创新和完善高职院校英语精读教学方法,注重在语言教学中文化因素的导入。
当代美术论文:美术教育中当代艺术的渗入 在当下我国现当代艺术迅猛发展,受教面越来越广,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给各个行业带来有益的、积极的长足发展。这其中尤其是教育领域受益匪浅,当然也引发了一些学者的深思和争议,这同时也是我们教育工作者所深思的,我们如何在现今教育中引入现当代艺术?现当代艺术在现今的教育教学中究竟起到什么作用?现今我国的美术教育在经历了一九五几年的苏式美术教育教学之后,表现出的科学严谨性,有着一系列的教学模式,再经过苏中关系的紧张和国内的文化运动的动荡,美术教育也就基本停滞,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我们美术教育教学也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和完善,直至今日我国的美术教育教学已经非常成熟,空前受到重视。在国外文化和传统文化的相互影响和相互融合的作用下,我国美术教育教学的思想和教学模式已经走向多元化和全面发展化。由于长期受到强调架上绘画教学、追求形的再现这种苏联绘画艺术的熏陶和影响,造成了我国美术教学一度陷入了缺乏教学创新和绘画取材单一及没有艺术风格的局面,而我们传统的点、面、线美术元素又局限着我们的艺术思维和艺术创新,这样的艺术发展中面临的窘境恰恰是当代艺术就能突破的瓶颈。我们的艺术绘画作品在取材用材上都是一致的,但是艺术家的绘画风采却是各异的,这就取决于每位艺术家的受教文化和生活感悟。进入21世纪,随着我国经济、科技、文化的不断发展,高校教育理念也正在逐步地发生改变。而对于高校美术教育来说,传统的教学已经出现了很多的弊端,例如学生的视野小、创造能力差等。而笔者认为,将现当代艺术引入到高校美术教育中就可以打破传统教学的格局,并带来新的理念和发展。而现当代艺术对于高校美术教育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以下笔者谈谈自己的观点。 一、开阔学生视野,强调开放性与包容性 随着社会不断的发展,东西方文化正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步融入到对方的领域中,而对于我国来说,西方现代艺术的引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西方现代艺术中不同性质、不同类型的艺术活动众多,创作形式也多变并且灵活多样,对我国艺术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而当代艺术本身就具备包容性和多元化的特点,它对任何艺术观点都不予排斥,并且可以共存,当代艺术还具备传统方式不具备的表现形式,例如行为方式、装置方式以及观念摄影等。但它也具备传统的绘画和雕塑方式。在绘画上,当代艺术已经开始采用新的方式进行,例如光、电、数字信息等。当代艺术告诉我们,美术正在和其他领域逐步进行融合,而美术本身的内容也在逐渐增多。现在伴随着国际间文化交流的日益加深,艺术的门类也日新月异,表现形式也呈现多元化,美术和其他艺术形式的交流也不断地融合着、创新着,给予了美术更为广阔的艺术内涵和表现形式,细分似的特点将不再是过往艺术学科的代名词了,艺术领域的相互融合、相互影响已经是当下的学习趋势。基于这一发展趋势,目前我国的高校美术教育不再如过去一样进行了细致的划分,而是朝着专业模糊、学科之间相互交叉的领域发展。所以高校美术教育必须要让学生通过了解现当代技术,从而扩宽学生的艺术视野,让学生看到以前不曾看到的广阔空间。 二、新媒材和新形式的运用可以促进创新和创造 任何艺术都需要创新和创造,只有人超越了俗世思想的羁绊,才能创造出伟大的作品。而我国传统高校美术教育中,都会以素描、色彩为基础进行教学,也就是说学生每天接触的媒材只是笔、纸、颜料等常见的材料。学生长期只接触这些单一的材料和工具,就会产生一种失去兴趣和信心的情况,学生的情感一直处于压抑的状态,对于学生的美术学习来说会产生极大的阻碍。而现当代艺术就采用了不同于传统的表现手段,现当代艺术针对材料会做到无所不用,特别是随着科技的发展,各种各样的先进科技融入艺术当中,例如激光幻影技术、摄影技术、多媒体、虚拟技术等都被现当代艺术充分地利用。现当代艺术这种利用新媒材的观念对于高校美术专业的学生来说具有巨大的影响,新媒材超越了传统的材料,将学生从点、线、面的传统元素中拉出来,让学生感受另一种充满想象力的世界。这对于学生的创造力具有积极的影响。当学生的思想不再禁锢在小小的画板上的时候,学生的思想就如脱缰的野马,可以自由驰骋。 三、从艺术的角度理解认识社会 当代艺术产生于人们时刻发展的生活中,其中包含了很多当下人群的不同理念和思想,针对不同人的生活、精神状态以及人们对社会的理解都进行了表达。由于当代艺术作品所表达的含义都容易理解,所以高校美术专业的学生在当代艺术中可以看到很多当下社会人的思想和理念、人的精神,以及人们的生活,并且当代艺术也让我们针对中国的艺术进行重新的思考。当下我们的生活已经和当代艺术紧紧地相关联,当代艺术已经深入到我们的方方面面,早已经不再只是局限在教育教学方面,美术已经变得通俗易懂,社会中人人都能被美术作品所演绎和涵盖,能够通过视觉语言给人以警示和美的享受,能够揭发社会中人们的困惑和种种压力来源。我国现当代艺术在和不同外来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上能够对中国艺术和当下种种的困惑给予新的提示和解释。 四、美术史论和教育对学生的影响 因为赋予了多元性、评判性和自身复杂性于一身的现当代艺术是现今艺术界最受关注的事件之一,这一点尤其是受到我们教育界的重视和探究。对于我们高校的大学生而言,美术知识相对匮乏,认知度低下,只停留在理论上而在实践中缺乏锻炼,可以通过如让学生完成学院举办的一些会议的宣传设计等来帮助学生增强对现当代多元艺术的理解和运用。现当代艺术不同于传统的绘画、设计,所以需要我们教育工作者来引导和培养大学生的审美能力和运用的能力,引导大学生积极向上的美学精神。这几年我们国家对教育越来越重视,各个大学、师范学院都纷纷开办美术系和美术学院,也使得学生们的受教程度在逐年上升,美术教育教学也由专业教学走向非专业教学,许多高校通过开设美术欣赏课来加强大学生的素质教育。基于现状我们每个教育工作者都应该将现当代艺术内容作为教育教学的资源,这绝对是能够充实我们高校美术教学的。 五、现当代艺术的引入可以推动艺术和教育的发展 现当代艺术不同于当代艺术,当代艺术完全反对传统技术,而现当代艺术并不是完全的否定,而是从传统艺术中积极地借鉴和融合。现当代艺术只有根植在传统文化的土壤中,才不会出现缺乏审美、苍白肤浅、盲目迎合等现象。而传统艺术也可以在现当代艺术中得以借鉴,并且针对自身进行积极的调整。排斥传统的观念正是当代艺术的特点之一,而现当代艺术却是讲究与传统文化艺术相融合,相互取长补短。这都是取决于我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现当代艺术的发展,也引导和纠正了现当代艺术的发展之路,从而避免了许多发展中的问题和困惑。新教学内容的吸纳,对于高校美术教育的观念将是一个新的挑战。所以现当代艺术的引入对于高校技术教育的理念是一次有力的冲击,这种冲击对于艺术和教育都会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我国高校美术专业的思想必须要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由此才能让学生的知识得到全方面的发展。 六、引导学生正确的艺术观 由于现当代艺术的理念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所以现当代艺术反映到教学中就出现一些问题:很多人认为新媒介、新观点就可以创作好的作品,而采取一些极端、低俗的行为,所谓的标新立异其实是在哗众取宠。所以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应引导学生正确认识现当代艺术,让学生知道大多数艺术家的作品都是积极向上的,而并不是哗众取宠、低俗不堪的。 随着我国高校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我们高校美术教育也应该打破传统的理念,将现当代艺术内容有效地引入,由此对于学生的视野以及学习都可以起到良好的影响,为学生的未来发展打好坚实的基础。这对于学生和学校来说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代美术论文:当代师范美术教育的美术学价值 20世纪中后期,很多概念型的学科出现。80年代,美术学概念被正式提出,美术学成为了一个新兴的学科,也意味着此后“美术”有根无据的现象被弱化下去,美术成为了真正独立的学科。当然,这也是邓福星先生在88年的11月全国美术理论会议上所提出的。美术学成为综合的美术学科概念化被加强,以造型艺术作品研究的对象,他的研究对象包含了美术的历史,美术批评、理论以及其他相关的学科理论,都归纳进入了美术学的范畴。在1990年之后,正式命名为“美术学”随后在各个美术学院成立了专门的“美术学”系,这个举动标志着学科在我国被全方位的确认。因而,高等师范的美术教育当中,要注重“美术学”的重要作用,美术理论基础的扎实与否,关系着高等院校所培养的美术专业的师资是否具审美能力,是否对美术学科具有科研能力,也意味着美术鉴赏的能力和评论的基本能力的高低,这些能力将影响到我国的大众审美情趣与美术素养。 一、课程的结构设置不合理的情况依旧存在 近几年,我国的高师美术教育受到重视,发展速度相对较快,在办学的规模、在专业的构建上,专业课的结构上都有了提高,但也不能忽视其中所存在问题。《中外美术史》、《美术概论》、《美学》、《美术鉴赏》等课程,目前是我国的美术教育课程的科目,但是课时量却严重的偏低,大部分的院校技法课程占据到总课时的60%以上,这种不合理设置,会严重影响高美术师资人才的素质教育与审美培养。 二、学生对美术学课程缺乏学习兴趣 我国目前大部分的师范类美术院校的学生在对待“美术学”的课程问题上的学习态度,还主要停留在理论的考试是不是能够过关作为关注点的问题上,根本缺乏学习的兴趣。当然我们也不能不看,为什么学生会对“美术学”的课程缺乏兴趣。理论课程的设置比较不合理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教师的重视也是存在的一个客观原因,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就是师范类院校的美术学生,由于过于专注于专业课的培育,忽视了文化素质的培养,文化的素养较差。尤其全国的高师类美术教育的招生环节所采取的形式是“低分录取”,我国现在美术招生已经失去了过去的意义,“低分录取”的制度对于一心学习医术,对于美术有着较高领悟的学生而言,是件好事,但是也有一些“速食班”出来的考生,他们只是为了读大学而学习美术,丧失美术学习的热情,不热爱美术的学习,为了考学而考学习美术,这成为了很多文化素质较低考生的“终南捷径”。 三、“美术学”课程缺乏专业的美术学教师,师资力量薄弱 课程的设置不够合理的教学构架之中,“美术学”的课程自然也不会受到教学组的重视。很多师范类的美术院校对于相关的“美术学”课程都是选择由艺术专业的其他教师代课性质,而非是专业教师来授课。代课性质的教师,只能是兼代,缺乏一定的“美术学”的专业基础对于美术学的课程没有全面地了解,难以形成系统地研究,也难以做出系统地课程知识传授。教师不专,学生更无心学习。美术教育一直都是把美术学科作为基础的美术教育的类别,他们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基本美术素质以及能力,是为了促进国人素质教育的全面发展;若是单纯的以技法作为的美术教育,又如何承担起这样的目标。 美术师范类的教育是培养大、中、小等学院或是学校的美术教师的主要原则,师范类的美术专业学生代表着未来的美术教育之中的教育实施者,在校所学的,所形成的知识的结构以及基本的美术素质对于之后的工作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在那种把技法的训练作为主要目的的教学,比较难培养出具完整的美术知识以及美术教师的素养。现代的师范类美术的教育其实就是把素质教育作为核心的教育,因而学校要改变过去的思路与思想,尤其是处于信息爆炸时代艺术教育,要形成我国的特色,要让艺术的课程日益走向综合性,还需要关注学生的人格是否健全还要注重发展艺术教育对于审美思想的培养,要鼓励我们的学生能够进行一定的学习,要拓展自己的艺术视野;要从传统的重技能模式中脱离出来,要把学习的中心做出转移,重视审美以及对于学生创造力的培养,同时还要注重对于学生的文化素质进行培养。 美术其实也是一种文化载体,是对于审美的认知以及对于美的表达能力的个体体现,不是简单强调技法的问题,美术表现的形式感,不再仅仅让学生知道,技法如何具体应用,是需要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是对于客观物象通过自身的理解与领悟的艺术再现,是作为了美术的主体的表现,能反映出创作主体的思想观念和艺术的追求,以及审美的理想文化的修养等具体素质。我认为,美术类学院进行教育的初衷应该不是给学生一种职业的训练,应该更注重培养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以及具有较高的文化品格的创新人才。在现代的师范美术类教育中,一方面要重视技法的训练,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学生文化素质和文化品格的培养。应该看到历史上的美术大师基本都是文化大师,首先要成为一个有思想和有精神的人,才能够成为文化教育的传播者,不可缺少文化。在这一点上,师范美术教育中开设的有关美术学的课程对促进学生的审美文化素质有着重要的作用。 四、美术学的课程改革势在必行 2001年7月颁布了新的课标,(《全日制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我国基础的美术教育现在正历经着我国自建国最为彻底的一次改革。要求我们必须改变过去的教育教学的观念,要懂得把人文主义精神融入进绘画当中,要能够为学生们建立一个较为宏大的价值观与艺术观。要改变过去的,单一的学习学科的课程设置,要教育学生掌握多一些的知识,建立起综合的学习体系。要把美术学习当成一门素质教育的一种,技法与理论一样重要,把学科的知识体系单纯的来构建课程的方法,已经不能满足现代社会的要求了,现代的社会更为关注综合性的能力展示要从广泛“文化背景”之中引导学生来关注艺术,理解美术内涵。 美术学将成为人文的学科领域中较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它有着自己的对象、自己的研究范畴、带有自己的目的性和功用,有着自己独立的品格。因而,在现代的师范类美术的教育学院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师范类的美术教育当中,对于学生教育的素养来说,不管是大学或者是中学的美术教育,所开设的美术欣赏课而言,都是建立在美术学的基础之上,要把相关的美术学基础理论课程与美术的技法训练课程协调在同一个平台上,科学的、合理的课程设置之中,才可以促进我国的美术教育事业的良性发展,同时国民的审美素质得到最大的培育。 当代美术论文:当代高校的美术教育现况研究 从美术创作与美术理论两个方面来看,各自有着不同的呈现方式,同时,它们之间也存在着互融的关系。文化底蕴的深浅成为衡量一个艺术家水平的重要标尺。对于传统文化的教育是当今美术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得以重视。 一、引言 潘天寿说过:“东方绘画之基础,在哲理;西方绘画之基础,在科学;根本处相反之方向,而名有其极则若徒眩中西哲衷以为新奇;或西方之倾向东方,东方之倾向西方,以为荣华,均是以损害两方之特点与艺术之本意。”“民族精神,是国民艺术的血肉,外来思想,是国民艺术的滋补品。”① 如今,美术的发展蒸蒸日上,这仅仅是一种虚拟的景象。在这种虚拟的美术教育发展势头的背后,却隐藏着某种隐患。出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不够,存在着文化的缺失、重视技术而轻视理论基础等问题。随着艺术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张,教育思想的发展迅速,忽视了学生的文化基础,导致招收的学生文化基础始终不过硬、综合素质也不能达标,传统文化教育在高等院校的缺失直接导致了学生对文化的忽视与无知。作为艺术本不应该有统一的标准,但一种意识形态就要应该具有一定的文化精神的偏向性。人是一定社会文化的产物,我们不能脱离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谈美术教育。因此,当代中国美术教育应着眼点于传统的、民族的文化精髓,而在教学中吸收传统文化教育,对现有的思想、教学模式进行有效的变革。在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进程中汇集了各个不同地域的思想文化、风俗习惯等,形成了与众不同的多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从审美角度而言,美术教育就是通过自然美、艺术美来陶冶情操的,而培养学生的审美情感和能力,丰富精神生活,激发对美的追求,是高等院校必须重视的一件事。中国美术教育应立足本民族文化之中,国粹之一的中国画就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马蒂斯和毕加索都曾对中国画钦服不己,并谓:“在这个世界上,谈艺术,第一是你们中国人有艺术”,②传统的中国画讲究意境、气韵、禅意”,绘画美学的一个重要看法就是“妙悟自然”,就有“心会即妙悟”。如今的中国画讲的、“思想”、“形式”、“题材”更甚讲传统,此时讲的笔墨又“非笔墨”。 当今高等美术院校应培养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使得我们的文化精神得以继续流传下去的专业人才。然而,有些美术院校的课程设置很不合理,理论课所占的比重很不高,在设置的专门的美术理论课程上存在安排得不足。回顾从前,近代中国的美术专科学校的课程设置的十分好,中国传统文化的比重相当大,使学生能够在校期间必须硬性的接受要学习的传统文化,从而使得学生的综合文化修养都非常高。因此,我认为如果要教育出优秀的人才必须提高学生的文化修养,应该开设中国文学,哲学,史学,古典诗词,艺术鉴赏等相关课程来贯穿于整个学校教育过程之中。 二、高等美术教育新型培养方式 新世纪的美术教育是以美术课程的多样性来培育学生。但是美术课程的自身所带来价值似乎被人们给忽略了,改变传统的重视技术技法的培养,忽略对人文知识的学习,强调文化内涵的重要性,注重学生的品质教育和文化教育,体现出丰厚的文化底蕴、时代精神。因此,我们要处理好以下关系,来培养美术教育的人才。 首先,教育功能的定位对学校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地位。目前学校教育似乎是以进行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为主要目标,灌输道德文化、培育学生的工作好像不是太过于重视。虽然这前者对学校发展十分重要,但是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培育优秀的学生吗?由此可见,学校应该从新定位才能更好的发展。从事美术教育时,除了具有一般教育理念,还应具备对艺术有着个人看法和观点。美术教育思想是关于向学习美术文化的人传播独道的见解。没有思想的美术教育是千人一面的被动行为,是思想贫乏和平面化的反映。一个从事美术教育的人艺术文化、艺术鉴赏等都应该有自己独特的眼光来看待以及能提出自己独到的看法等等。 其次,艺术招生考试是为了选拔一批优秀的人才来进行更高层次的培养。可是,目前的考试制度并不是这样定位的,它既不注重的对专业知识、技能的考察,又没对文化知识水平有一定的严格要求。此时,优化专业课程,突出主干课程是必经之路。尤其是在专业考试上,应该极大的需要加强对专业考试本身的倾向性,如书法一方面要注重考察书法技法水平,另一方面又要重视学生对书法理论文化水平的理解程度以及对传统文化、哲学的认识水平等知识。只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不合理的考试制度,才能更好的促使学生在一开始学习的时候就能以正确的目标前行,为将来从事艺术事业在起步阶段打好坚实的基础。 然后,现在高校对传统的研究十分的重视,但是在工业发达、科技信息更新飞快的今天来看,美术作品创作常常很快地与国际接轨,不言而喻,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也将会陪伴的高等美术院校的发展继续下去。作为新世纪的学生,对现代知识的接受程度、对西方的崇拜思想会远远大于传统,不难想象很大一部分人受高新科学技术的影响,从而对新潮事物更具兴趣去探索、去学习。但是我们的身体里始终流淌的华夏人的血液,随着思想的成熟、年龄的增大又会有极大的兴趣去探索传统。不难看出走向国际的都是十分具有民族特色、民族文化的东西,不管是中国画、设计还是其他的艺术形式。作为艺术家没有自己的独特之处,那艺术品就成了机械的产品。目前很多高等院校在设置课程的时候将中国文化传统的内容在总课程中占的比例很少,但是最起码的“如何学习传统文化”、“怎样去学习传统文化”我们应该要再学校里学会。例如:中国古代文学、四书五经、通史等等应让学生全面了解,这些基础是非常有必要的。此时,教师应站在更高的角度来教育学生文化传授精神知识,潜移默化的教会学生怎么样去看待对待传统文化和现代的知识,同时又怎么去让二者更好的相互融合,为学生将来的发展奠定基础。 一直以来很多高等院校错误的认为对学生技能培养应是最重要的,事实上培养一名优秀的学生应从培育他的人品、修养、素质等方面进行。不可否认技法的培养十分重要,但也不可轻视对学生的文化修养、道德品质的教育。如今的社会不学会与人合作、为他人服务,仅仅只懂得技法是远远不够的,同时也很难在社会上立足。一来,我们应遵守国家的号召在提高学生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下做足功夫。二来,在教育教学中应潜移默化地对学生进行思想熏陶、文化知识的灌输,如:小组形式、探讨式教学模式等。完成对学生素质的全面培养还可以通过对学分制的调节、学校规章制度、教师的教育评估等方面一起来协调发展。 三、结语 以上所提出的问题,是高等美术院校教育的观念问题,传统和现代的两种教育管理模式之间的矛盾。只有教育观念建设先进行,才能保证以上所阐述的教学理念得以实行,才能保证教学课程安排的合理调整和师资力量的全面激活。树立富于远观行的教学理念,富于艺术性的课程设置以及富于指向性的教育模式保证,是当前综合类院校教学所面临的待解决的问题。在面对此问题,我们应该做到有先进的思想意识,也就是说让学生先成为真正有思想文化的人;技法随之,使学生能够运用自己所学的技术来表达自己想法。 当代美术论文:当代职校美术教学创新 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对未来人才的综合素质要求越来越高;不断发展变化的人才市场,其就业竞争愈加激烈。在当今国家倡导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形势下,职业院校的美术专业因学生就业的广泛性,决定着职业院校的美术专业教学更应该找准市场定位,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加大实践教学的力度,研究出实践教学的新方法。作为职业院校的美术教师,为培养出具有较强实际操作能力的、综合性高素质的、适应市场需要的学生,应如何在课堂教学中有效激发学生对美术的兴趣,把学生培养成具有健康良好的艺术素质和适应市场需求的人才呢?我认为,只有转变思想,创新活跃课堂,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发挥其主体作用;只有创新教学形式,关注每一个学生,让其创作思维动起来,才会创造出无限的精彩。 一、转变思想,激发学生创作热情 在常规教学中,学生的思维力、创造力、想象力完全处于被动状态,上课认真听讲,认真模仿作画技法,甚至认真模仿作画的思维方向。按照老师的要求,做到分毫不差。在这种特设的情况下,学生的行动和思维已经完全受到限制。对此,教师要勇于冲破旧教学观念的枷锁,改变教师高高在上,学生唯命是从的不平等关系,建立一种与学生民主、平等、和谐的朋友关系,让学生的思维在这种宽松的氛围中得以解脱,能敢于质疑,自由创作。教师还应根据学生的心理特点灵活选择教学内容,力求贴近学生生活,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只有为学生量身定做的课堂,他们才会喜欢,才会乐于参加。前苏联教育家巴班斯基指出:“只有在师生积极的相互作用下,才能产生一个完整现象的教学过程。”根据学科的特点,教师的教法要灵活多样,尽量使学生动手、动口、动脑。另外,在面对反馈信息,甚至有些不着边际的作品时,教师更要灵活面对,灵活评价,不能简单地按照画的好坏严格评分,对学生的零星进步视而不见,这样会极大程度地压抑学生勇于实践、乐于创新的精神;对于学生的点滴进步,可以用简短的评语如:“构思新颖”、“色彩大胆”、“真棒!”、“你进步了!”等,指出学生的闪光点,使学生增加绘画的信心和热情,觉得自己是最好的;对于需要修改的作品,教师首先要肯定其作品的优点,增强其信心,然后以商量的语气征求学生意见,错误的地方应该怎样改正将会更好,在不违背学生创作意愿的基础上适当加以引导。只有得到老师的肯定,才能真正触动学生的心,才能给予学生探索的力量和创作的热情。 二、创新教学,激活学生创作思维 “美术”不仅是一门学科,还是一种艺术。它所表现的内容都来源于生活,所以只坐在教室里面对着课本的美术创作是停滞的,我们要适当拓宽学生美术创作的空间,把学生带出教室,走进乡间田野,自然校园,让学生们用“美术”的眼光观察创作,如阳光下的庄稼、花草,操场上嬉戏的同学。用真实的美术形体刺激学生们的眼球,激发其作画欲望;激发学生通过灵感动笔作画,没有技法指导,没有思维定向,在自由的环境中,自由捕捉真实的艺术瞬间。这样学生创作出的是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作品。而此时学生的创作思维是无比活跃的,想要禁锢住都难。其次,在教学过程中,面对学生死板的学习状态,我们可以设计多种多样的游戏活动,让学生主动探究,进行合作学习。正所谓:课堂不出彩,活动来帮忙。学生只有把学习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了,创作思维才能真正地被激活起来。此外,想让学生的注意力集中到所设计的教学内容上,首先要从导入上下工夫,环节的设置要别致新颖,让人眼前一亮。其次在课堂问题的设置上,也不能死板地局限于课本的知识上,老师提出问题,学生照本宣科地回答就行了,而应把视野拓宽,深挖教材,让学生通过各种渠道去课外寻找问题的答案,这样既锻炼了学生自主学习、分析判断的能力,又实现了培养学生脱离课本学习的目标。 三、关注学生,培养学生美术素养 关注学生,是指关注课堂上的每一位学生,美术课主张通过学生自主创作,发展个性和创造性。每个学生都是一个具有独特性、创新能力的个体,在美术活动中,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教师不能只看到少数几个“好”学生。美术课教育的目的是面向每一个学生,使每一个学生都得到全方位的发展,因此,教师要注重每一个学生的培养,不放弃任何一丝希望,为每个学生都提供平等的发展平台,给每个学生足够的展示机会,例如:提供学生当老师的表现自我的机会,让学生教学生。讲的学生认真讲述,尽力表达;听的学生更是认真思考,积极分析,甚至找出同学不足上台补充。当学生在紧张、活跃的氛围中产生发挥与表达愿望时,要趁机让学生作画,把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通过画笔画出来;当教师在巡视指导时,要特别关注基本技能薄弱的学生,鼓励他们,提出建议,和他们一起改一改,并讨论修改后的效果。时间久了,每个学生的绘画能力都会有不同程度的进步。只有这样,每一个学生才能积极地参与进来,课堂气氛才会真正地活跃起来,美术才会碰撞出绚丽的艺术火花,学生的美术素养才会不断提高。 总之,面对着新的课程改革,面对着社会对综合人才的需要,职业院校的美术老师任重而道远。只有教师不断地学习探究,改变陈旧的教学观念,走出传统的教学模式,才能提高职专美术课堂的教学效率,才能为社会培养出具有较强实际操作能力的、综合素质高的、适应市场需要的人才。 当代美术论文:当代美术教育思想升级 近几年,学校加强艺术教育已成为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共识,美术教育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势头,如今是知识化、信息化、快节奏的社会,社会需要素质全面的专业化人才,因而我们必须认识到教育观念的转变才是根本的转变,只有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才能摆脱应试教育的影响,逐步步入到素质教育的轨道上来。 一、适应社会发展变化,提高自身教育素质 作为中小学美术教育者不是以培养艺术家为目标,而是以有组织的教具为材料,以审美为核心,以进行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有设施并独具特色的育人实践活动。而现代社会发展导致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其内涵是双向的,它既面向受教育者,又面向教育者,只有高素质的教师才能教出高素质的学生,教师的素养包括文化修养、道德修养和教育教学基本能力,美术教师在如今高科技的时代,更应坚持学习,刻苦钻研,还应加强文化修养,如能准确地分析艺术作品中的思想感情、中心思想、艺术特点等,再者要加强道德修养。 二、创造性教育 儿童要进行绘画创作,首先要有浓厚的兴趣,才能激发创作的灵感和思维。音乐中的乐符,需要高低起伏、快慢相间的组合才会成为有旋律、节奏的音乐,美术也一样,不同的个体,通过变化、创造组合在一起,才会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画面。音乐是有声艺术,美术是无声艺术,在美术教学中穿插适宜的音乐,可以营造轻松、愉快、活泼的氛围,激发、促进学生想象力、创作能力的提升。 在人的逻辑思维活动中,含有想象的成分,因此抽象作品中离不开想象思维,并充满音乐性,音乐直接刺激创造想象,从音符、旋律中创造出抽象作品来。让学生从心里摆脱束缚,走上创新、创造的道路。 三“、互助互动”的学习方式低年级的美术课选择一些活泼的方式启发学生,以提高学习兴趣。中年级的学生对事物具有一定的评判能力,但比低年级学生好动;回答问题思路虽广,但不善于抓住重点,容易走 题。因此中年级美术课要善于利用学生这一个性特点,有目的地抓住教学重点展开讨论,从而使学生在合作的过程中学得更好。高年级的学生,无论是口头表达能力、小组组织能力、质疑、解疑能力方面都比较强。因此,在“互助互动”中要大胆放手,让小组通过自学课文,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在合作学习过程中,每位学生不仅要对自己的学习负责,还要对小组其他成员负责,也要为小组团体的荣誉负责,从而使学生的自学能力、合作能力及与他人之间的交融能力得到提高。 当代美术论文:美术馆当代艺术教育 1、美术馆的艺术教育功能 开办艺术教育,可以提高人的艺术审美意识和能力,可以提高其艺术鉴赏水平,促进其艺术文化水平的提高,从而促进其智力的开发。而且,艺术教育是一种情感教育,它能够挖掘人们的创造力,挖掘人的潜能,从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通过艺术教育,人的艺术修养提高了,其认识世界的能力也就提高了,其情感也会更加丰富。而美术馆的艺术教育是一种视觉艺术教育,它是利用优秀的作品潜移默化的开展艺术教育,是一种形象化的非语言的教育方式,已经广泛为社会公众所接受。而政府也在不断推动艺术教育,这也推动了美术馆的发展。 2、美术馆如何发挥其艺术教育的功能 美术馆拥有大量的艺术作品,它向社会公众展示的过程其实也就是开办视觉艺术教育的过程。在这种艺术教育中,观众感知作品传递出的艺术知识以及文化知识,从而不断提高人文修养,并逐步提高审美水平。相比美国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英国伦敦国家博物馆和法国的卢浮宫,我国美术馆的参观人数稀少,社会公众没有去美术馆参观的生活习惯,美术馆的艺术教育功能发挥有限。从我国人民的艺术修养角度来看,大部分人民群众的艺术修养偏低。很多人没有掌握基本的艺术知识,主动去美术馆中欣赏艺术作品的人少,且欣赏艺术作品的能力较低。在这种形势下,美术馆必须正确认识到其艺术教育的功能,努力进行艺术教育改革,充分发挥艺术教育功能,提高公众的艺术修养。 2.1开办形式多样的艺术活动,培养儿童、青少年的艺术兴趣儿童、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而艺术教育也要从小抓起。在儿童、青少年群体中开展艺术教育,可以促进儿童、青少年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生活观,可以引导儿童、青少年追求真善美,走向光明,可以促进儿童、青少年德育教育水平的提高。因此,美术馆应积极为儿童、青少年开办各种艺术活动,吸引更多的儿童、青少年来参加,逐渐培养儿童、青少年的艺术兴趣。比如说:在展厅开展儿童美术课活动,引导儿童去欣赏美术作品,让儿童掌握更多的艺术基础知识。最后再让儿童自己动手画画,让儿童将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践创作中,从而逐步培养其美术兴趣。 2.2开办面向成人的主题丰富的艺术教育在为成人开展艺术教育时,可以形成不同的主题,举行不同形式的艺术欣赏活动,并且在时间上配合成人的休闲娱乐时间,吸引来更多的成人。比如说:在大型艺术展中招纳一批爱好艺术的志愿者讲解员,他们在艺术展中向社会公众讲解,缩短社会公众与艺术作品之间的距离,也提高了他们自身的艺术兴趣和艺术鉴赏能力。 2.3开展艺术讲座美术馆除了开展视觉艺术教育之外,还应积极主动地为社会公众提供多种形式的艺术教育活动,努力提高社会公众的艺术基础知识、艺术欣赏意识以及艺术审美能力。对于普通社会大众而言,他们习惯了中国画、油画、雕塑等,而当代艺术则是快速发展的,夸张的色彩画很多。普通大众很难欣赏前卫的色彩作品。所以说,开展艺术讲座,不断提高公众的艺术修养是非常必要的。比如说:美术馆在开办艺术展时适当组织一定的艺术讲座教育活动,教会公众去欣赏艺术作品,从而不断提高公众的艺术修养。 3、结束语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艺术教育也在不断发展中,而美术馆是开展艺术教育的重要场所,美术馆必须正确认识自身的使命和职责,开办针对不同人群的形式丰富、内容丰富的艺术教育,提高公众的艺术修养,促进公众的全面发展。 作者:陈德军单位:常州吴青霞艺术院 当代美术论文:当代美术教育的革新阐述 一、在美术教育中利用多媒体和远程教育 在未来的美术教育中,远程教育将会成为一个重点模式。远程教育更加能够帮助学生在美术学习中突破传统的束缚,当学生在创作时遇到瓶颈,能够及时向导师提出困惑,或者接受外界新理念的引导,因而远程教育能对学生的美术学习或者美术创作提供莫大的帮助。 随着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现代远程教育资源被普遍运用于初中美术教学将成为新世纪美术教育最具特色的一道风景线。远程教育资源在初中美术课堂教学中的运用也是信息技术和教学发展的必然。远程美术教育不仅可以更好地为学生答疑解惑,还利于对学生创新能力和接受信息能力的培养,创设恰如其分的学习环境。 二、美术教育要进行思维创新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创新是设计的生命,是制胜的法宝,它贯穿于艺术创作的始终。在美术教学中,教师要鼓励学生思考、探索各种艺术表现手法,从而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社会的巨大变化会引发人们认识和观念上的变化。创新并不仅仅指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教师的思维、教育理念、教学方式也要推陈出新,我们要弃之糟粕、存其精华,同时要积极地接纳外界,将一些国外的先进理念融入日常教学。这样,教师在逐渐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的同时,也会对自己的美术教学进行良性的改变,实现一个双赢的良性循环。 三、学会利用新兴技术来改变美术教育中教学内容和方式 云计算是基于互联网的相关服务的增加、使用和交付模式,通常涉及通过互联网提供动态、易扩展且经常是虚拟化的资源。继个人计算机变革、互联网变革之后,云计算被看做第三次IT浪潮,是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将带来生活、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的根本性改变,而如今云计算依然成为当前全社会关注和使用的热点。 如今,不论是Android、IOS还是Windows等系统都基本上实现了个人程序的开发,这也是云计算带来的好处之一。特别是Android这种开源的系统更加便于操作。与此同时,开发对应的美术教育类软件也会更加方便、简洁。我们可以想象,在如今已经可以随身携带的PC端安装了相应的软件后,学生的学习空间、学习时间将更加自由。 在愉悦和放松的心情下,学生更容易提出自己的不同观点和问题,也更容易被激发出学习的好奇心、求知欲等,在这些态度的引导下进行学习,这将会使授课过程变得轻松、自然。利用高度发达的互联网技术,教师也可以将自己的课堂教育理念、心得等加以交流,用作参考,也可以学习其他学校教师的教学方式和新兴理念,从中得到新的启发。 四、结语 美术课作为对学生进行审美教育的主要手段,在中学教育体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美术作为一门艺术,不仅能够发掘学生自身的艺术天赋,更好地激发其对艺术的兴趣,也能陶冶学生的情操,提高其综合修养。但是,传统美术教育的局限性和约束性也越发明显。所以,新的教育方式改革、创新及尝试是必不可少的,希望文章可以使得广大美术教育工作者和教育界人士产生共鸣,为中华民族的美术教育事业尽心尽力。 作者:姚晓红单位:山西运城市实验中学 当代美术论文:当代高等美术教育各流派的价值 1918年,陈独秀在《新青年•美术革命》一文提出“因为要改良中国画,断不不能不采用洋画的写实精神”。1919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上的演说》中说:“甚望学中国画者,亦须采用西洋画布景实写之佳,描写石膏物象及田园风景。” 可见,当时的中国绘画所面临的选择也是走学习西方的道路。可见在20世纪初,中国美术教育中对于传统的回顾与研究,本身就伴随着对中西文化艺术的比较和分析。那个阶段的美术教育是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基本雏形,它为以后的中国高等美术教育积累了宝贵经验。其中以徐悲鸿为代表的洋为中用的改良主义、以林风眠为代表的中西调和的融汇主义、以潘天寿为代表的民族主义所创立的美术教育体系和教学思想影响深远,由此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三大主义”思想流派,并为中国美术教育开辟了一个崭新的起点。 一、“三大主义”流派的美术教育理念 (一)影响深远、洋为中用的改良主义 作为20世纪初美术改良主义领军人物的徐悲鸿先生,侧重于以西方写实主义改造中国绘画。他反对矫饰浮夸的西方现代派艺术,认为“这种形式主义之无根,对现实不诚不实,乃研究历程中的绊脚石”。同时他也非常重视吸收西方写实造型的透视、解剖、色彩、构图等方面的技巧与法则,认为艺术家对待艺术应该和科学家一样具备求真精神,要以素描为基础来研究绘画艺术。当然徐悲鸿并非是以西洋绘画来取代中国绘画的全盘西化,而是一种洋为中用的改良主义。他和康有为一样,坚决反对四王泥古不化的颓败之象,非常崇尚唐宋画学雅致和谐的写实风格。他所提出的“新七法”即为针对中国画学墨守成规的旧态进行改革的具体训练标准。徐悲鸿自谓其改良论的主旨是:“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可见,徐悲鸿的美术教育观点在于借鉴西方艺术的再现体系,改造中国美术之不足,培养新一代中国美术人才。 (二)博采众长、中西调和的融汇主义 与徐悲鸿同时留学法国的林风眠先生在1928年到1939年执教国立杭州艺专期间,同样重视素描教学,他主张用全新的写生理念医治传统的模仿抄袭对中国绘画造成的伤害。但因林风眠更倾心于艺术不问政治、不附属于任何派系的独立人格,在教学实践中他强调个人自我感受的表达,重视艺术的自律性,非常支持学校师生自由的创作。他偏爱西方现代主义绘画,对于学校教师的创作也采取宽容的态度面对,支持教师采用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其中当然包括创作现代派手法的作品,使学生在耳濡目染中了解了西方写实主义绘画,也认识了西方现代派的艺术魅力。林风眠“学校艺术教育应以促进社会美育为宗旨以学校作为艺术活动的中心;沟通中西新学,师法自然与基础训练并重;有一个臻立于新艺术教育的群体”等美术教育观点,是对蔡元培“兼收并蓄、博采众长”这样一种宽容、自由的学术主张的继承。他提倡广泛吸收西方各流派艺术之长,融汇中国传统艺术的精髓,实为20世纪初中国美术教育搭建了一个中西平等交流、互通有无的理性平台。 (三)立足于民族传统、古为今用的民族主义 潘天寿先生在1928年至1939年出任杭州国立艺专国画系主任期间主张美术教育要借古开今、古为今用,是继陈师曾之后,20世纪初中国美术教育界反对全盘西化的民族主义旗手。值得注意的是,潘天寿的“借古开今”并非以古代今、以古衡今,而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抛弃了古人画中的小我,追求的是与时代同步的大我,扫尽了明清以来风行的柔弱气质、追求蕴含民族气魄的霸悍风骨。在美术教育上潘天寿提出“继承前人是为了革新”的观点,竭力主张“站在民族传统的基础上,革新中国画,各各寻求前进的道路”。面对西画引入给中国画造型带来的种种好处,潘天寿梳理了从秦以来西方绘画流入中国的历史,得出“原来东方绘画之基础,在哲理;西方绘画之基础,在科学。根本处相反之方向,而各有其极则”。的结论。对于中国油画的教育和发展问题,潘天寿同样认为应吸取西洋艺术之精华,以丰富民族艺术,使西洋油画为我民族化。他曾说:“只要今后努力不懈深入研究民族风格,同时吸收外来营养,把中国和西洋很好结合起来,可能性常一种很好很高的民族绘画。终臻妙谛,屹立于东方和世界艺术的顶峰。”潘天寿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全新的艺术创作理念,这种力求将西方艺术技巧和精神,摄入到本民族的血液中去,从而发扬民族艺术的做法,虽然步履维艰,但无疑是让人喜出望外的。 二、对三大主义流派思想的评析及其现实借鉴意义 (一)中国高等美术教育不能盲目追求中西合璧 徐悲鸿先生推崇绘画中的“写实主义”,非常重视绘画的社会功能,这无疑顺应了当时的时代潮流,成为中国美术教育领域的里程碑式人物。但如今看来人类的视觉经验并非只有“写实”所能穷尽的,以写实服务于现实也并非美术的全部功能。这种以艺术上的“唯实论”作为衡量一切艺术的标准,形成了艺术上的“形而上学”。林风眠先生所强调的是学生自我感受的流露,重视人类深层次的感情体验,相对更好地把握了艺术创作的规律。但当时的社会环境决定了他所信奉的“美育至上”,即“美育代宗教说”与“艺术救国”之路根本无法实现。无论是“洋为中用”以西画表现客观物象的准确性来改造中国绘画,还是“中西融汇”以西方艺术的现代主义形式和中国水墨画相结合,用对物象的“单纯化”手法取代中国画写意的笔墨程式的美术教育理念,都是从一端切掉了中国文人画的写意传统,从另一端又切掉了西方现代艺术的形式传统,以西方艺术的古典性取消中国艺术的优良民族传统。这显然是不能被当今的美术教育所完全接受的。相对而言,潘天寿以“中国画要走自己的路”,“东西方绘画应有各自的高峰”坚持了中国美术教育的民族性和独特性。其“借古开今”的思想不仅适用于中国画,同样适用于其他艺术门类。 (二)借古以开今是发展当代中国高等美术教育的必行之路 世界上不同民族的社会历史、风俗习惯、审美心理等各不相同,造就了各民族不同的文化,其艺术也就有各自特点。中华民族所特有的把人与宇宙万物看成是有机联系的、整体的辩证思维模式,同西方绘画崇尚科学和逻辑思变的思想相差甚远。作品中所流露出的代表艺术家学识、阅历、人格等多方面修养的特质,从本质上讲不仅表现了一个民族的精神,更是整个人类文明的体现。通过上文对20世纪初中国美术教育史中三大主义的回顾,我们清醒地发现当今中国高等美术教育必须走民族化道路,应批判地继承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同时还要合理吸收不同民族的文化精髓。 在当今这个中西文化交汇冲突,社会环境激烈变革的大背景下,那些倡导继承传统文化的诸多艺术大师们,他们或用作品或用理论所固守的自然是那些无法隔绝的悠久灿烂的民族文化传统所赋予的人文思想与审美理念。这就需要我们深入学习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合理吸收世界上其他民族的文艺精髓,为我国的高等美术教育不断补充新的营养。这种横向的开拓定会为本民族的美术发展提供动力。同时我们要注意既定的观念仅仅是历史的观念,要根据时代与事物的不断发展而改变,不能被所谓的传统蒙蔽了视野,束缚了前进的道路。勇敢的面对、积极的吸收、广泛的接触带给我们的是更多的思考,这也正是艺术能够日新月异的动因,它将使中国美术具有无限生命力。 三、结语 美术教育制度会随着社会的前进有所改变,美术教育实践也会因为诸多现实问题而困难重重。但对于20世纪初中国美术教育的回顾,绝不是管中窥豹,而是想要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发现其中隐藏的现实意义,为当下的高等美术教育提供一个起点和路标。我们必须以历久弥新的中国传统美术为发展的基点,理性对待外来艺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地实践美术教育。即在借古开今的基础上,与西方美术互通有无,融汇交流。 作者:张若滢单位:中原工学院艺术设计学院讲师 当代美术论文:当代艺术教育中美术课程探讨 1现代艺术设计教育的美术基础角色概念 在现行的教育体系中,艺术设计教育基本上按照两种模式进行。一种是在综合性大学、专业美术院校和师范院校;另一种是在建筑、机械、轻工、纺织等工科院校。前者偏重美术理论和美术基础训练,后者偏重不同专业的工艺与专业技术训练。通过文科考试进入美术院校的学生,得不到良好的工艺与技术训练;通过理工科考试进入工科院校的学生,得不到良好的美术理论和美术基础训练。这个问题早已经在我们的社会上,即学生就业的工作岗位上反映出来。另外艺术设计教育理念处在比较模糊的状态,对于美术基础课程在艺术设计教育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常常混淆。美术基础课程在设计教育中所扮演的角色在当今设计界和设计教育界普遍存在着两大分歧。 一方面,目前我国美术和设计院校实行的一套传统的注重基础技能教学模式认为,美术基础课程是针对设计专业的特点,从造型、色彩、构图等方面对学生进行美术视觉要素的基础训练,美术基础教育被过度地强化而忽略对设计的理论和思维的训练。这在文科院校的艺术教学中比较常见。而另一方则认为,设计教育无论从“内容”到“形式”必须体现社会化、信息化、智慧化、创意化的思维训练。对于美术设计院校的教师和学生来说需要塑造的不是形式,而是思想,提倡学生直接进入设计创作,通过设计创作去综合运用个人的能力,找寻适合于自己的感受点,带动其他因素,诸如技巧、材料、载体等,而不是按部就班地从画素描开始,到三大构成等一个个基础课程后才进入到设计创作的学习,美术基础在设计教育中处于可以忽略的角色。这在我们工科院校的艺术教学中比较常见。 2美术基础在设计教育中的角色转换 我们应以科学发展的观点去看待和解决此类看似带有矛盾性质的问题。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我们在艺术教育的思维上也应该适时调整,对基础课程进行角色转换。以往在教学中总是对于素描等基础课设置了大量的课时,单纯从模仿上面进行训练,教学时也是以如何提高绘画技巧为重,而忽略了对学生在设计思维上的引导。首先,设计艺术教育中“艺术”的特殊性,决定了设计创作对于教育教学的意义和作用。艺术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参与性、操作性,艺术设计教育教学更离不开实践性。没有艺术设计的思维训练和实践体验,就不会有设计创作,也就不再有艺术的特性。这就决定了艺术设计教育在思维训练上面要加大力度。其二,美术基础的角色问题上,我们可否转变一下思维方式,在具体教学课程的设置上,打破现行的画地为牢的方法。艺术院校的设计专业要开设相关的工艺课程,工科院校的设计专业如我们学院的建筑工程装潢与装饰、电脑艺术设计、动漫设计等专业也开设更多的美术基础课程,加强学生的美术理论和美术基础训练。其三,在师资方面,美术基础教育要走艺术家和设计师结合的道路。教师要树立既强调思维教育的重要性,同时不能忽略基础教育的思想。基础是指事物发展的根本和出发点,应包含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有关事物的基本概念、基本规律的知识和技能。设计艺术的发展历程中积累了大量设计的基本知识和基础技能,如造型中的调和与对比、韵律、变形等基本方法,这些方法都是前人智慧和经验的结晶,这些基本的知识和技法会让我们在学习中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二是指贯穿于该学科各个分支的规律,能在该学科的各应用学科中起作用的课程。艺术设计学科内常提到的平面构成、色彩构成、立体构成,这些就是基础,它存在于海报设计、包装设计、装帧设计等任何应用课程中。三是无论时代、设计环境发生怎样的变化都能经常起作用的素质。所以加强美术基础的训练也是设计教育不可或缺的,是作为相对重要的角色来体现艺术设计教育的价值的。 3艺术设计教育中美术基础课的角色设定 3.1选择“基础”角色 现在我们开设的基础课程中首先存在的问题是对基础的认识不够准确,对基础的选择有误。下面以基础课程中的平面构成和色彩构成为例来说明这种现象。设计教育中基础造型的平面构成课程中,平面构成探讨的是二度空间的视觉语法,主要研究如何在二维平面中创造和美化形象,其目的在于创新思维的开发和培养,具有很强的理论性。但在现行的教学中,模仿大于创新,将这门课程上成了八股课程。在教学中忽视形式规律的理论探讨,没有从构成原理的初衷入手,学生仅停留在对已有作品的模仿上,无法真正实现艺术潜力的挖掘和设计创新能力的提高。比如在色彩构成的教学中,正如伊顿所言,色彩的魅力是要靠对比和协调来表现的,色彩构成教学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让学生掌握色彩对比与调和的方法,以此达到表现色彩美的目的。所以在教学中我们不必把本就有限的基础课时间大量用在各种色彩的推移练习上,明度推移、色相推移、彩度推移、空间混合,都不过是配色构图的方法之一,弄懂会用即可,不必花许多时间和精力作这种练习,因为它对感觉力的培养没有多大裨益。对于基础课的教学,学校和教师在教学内容、方式和方法上要做大胆改革和尝试。如采用将构成课程与视觉感觉训练相结合的方法;也可以将构成课程与电脑辅助设计相结合,以期提高基础课的教学效率,加强学生对电脑这一现代设计下基础的辅助工具用法的掌握。教师在教学中还应尽可能多地提供基础知识在专业应用中的感性实例,并分析引导、启发学生找到基础与应用的结合点,以使学生体会基础之于应用的重要性,激发学生的主动性,让学生主动学习、探索。 3.2正确区分设计基础和美术基础 设计与美术有共同之处,他们都是造型艺术,在某些审美特点和造型性上与纯艺术是相通的,但美术的造型基础和设计的造型基础还是有区别的。美术的造型基础强调对对象准确、生动的再现性表现,以使学生在将来的实践和创作中有较好的造型能力。而设计造型基础强调学生依照对象的造型规律主动性表现,包括表现角度的选择、重组和归纳,材料的选择,以人的视觉为中心的肌理等视觉感觉的表现,在基础教学阶段就强调学生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培养。以色彩基础教学为例,美术基础中的色彩训练一般以写生色彩的训练和研究为主,强调对光源色、固有色、环境色变化规律的研究及其表现技法的掌握。而设计色彩基础强调学生对色彩的归纳,强调根据主题和表现目的重组色调和重新搭配色彩,强调学生对色彩情感等特征的掌握,强调色彩的表现性训练,以使学生在将来的专业设计中不依赖对象而灵活应用。因此在设计基础的教学中,不能简单地套用美术基础的教学内容和方法,既要找到设计与美术的联系,更要对二者做出区分。设计基础教育阶段,教师要注意引导学生进行由美术思维到设计思维的角色转换。 3.3重视理论基础 设计是一门综合学科,是艺术与技术的结合,是科学与人文的结合。缺少理论知识和人文素养很难成为真正的设计师。设计不仅是一种技法行为、经济行为,更是一种文化行为。因此,在基础教学中要开足开齐包括设计概论、设计史、设计美学等基础理论课程,还要设置好提高学生人文素养的其他选修课程。现在美国大学中倡导的“通识教育”就是应人才综合素质的培养而提出的,艺术设计作为一门综合性的课程更应提倡这种“通识教育”。教师要通过理论教学提供给学生一些观念和思想性的东西,从而达到最高的教育目标。 美术基础之于设计课程而言,是随着时代、设计环境变化而变化的。其在设计教育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要随着设计课程体系和内容的变化而转换,不可成为僵化的教条。美术基础课程在设计教学中的角色定位也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设计教学成熟度的改变而转换。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对美术基础在设计教育中进行恰当地角色设定。 当代美术论文:传统民间艺术在当代美术教学中的传承 摘要:民间艺术是各族人民在生产劳动中所创造的艺术,是一代代传承下来的智慧结晶。民间美术的内容丰富、直观、易于学生们接受,是朴素鲜活的美术教材。将优秀的民间艺术与美术课堂相融合,让学生们在体验学习乐趣时逐渐体会认识到民族艺术的价值,并通过探究创新,主动地在生活中发挥传承、保护和发展民间艺术的作用,实现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活传承。因此将民间艺术引入到美术教学中去,这不仅让学生们在实践中感受民间美术独特的艺术魅力,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民间艺术的传承与发展也具有积极而深远的意义。 关键词:民间艺术;美术教学;传承;运用 如今,传统民间艺术是当代美术教学中极为重要的教育资源,对于创新和完善教学方法,拓展艺术设计课程教学内容培养学生们的创新能力,造就具有文化素养的实用型人才,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 一、传统民间艺术创作平民化与自由化有利于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开发 传统民间艺术是我国各族人民生活的智慧结晶,它与人们群众的劳动生产息息相关,并通过手工艺术品的形态,表达出人们的内心情感并且满足他们对美的追求,体现着艺术来源于生活同时又能美化生活的实用目的。然而艺术创作离不开创造性思维的开发,民间艺术在当代美术教育中的优势在于对学生们创造性思维的拓展,同时能够指导学生进行创新能力的实践。民间艺术汲取了传统文化的精髓,能很好的引导出学生研究与探究的热情,自主的进行观察与认知。因而,在当代美术课堂中,利用民间艺术特点与魅力,能充分挖掘学生丰富的情感,激发他们的创作热情,鼓励学生们自信大胆的进行艺术创作的探究,这无疑是对学生们艺术创造力和艺术发展最好的开拓。 二、民间艺术所蕴含的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在美术教学中起着重要作用 民间艺术涵盖着广泛而独特的民俗文化、传统故事等内容,学生通过学习认识传统的民族文化,有利于对传统美术教育的发展,于此同时能够激发学生们对我国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的喜爱之情,增强学生对民族艺术的认同感,从而使学生热爱祖国传统文化,振奋民族精神。我国的传统民间艺术无处不体现着古老东方艺术的特点,在中国传统民间手工艺面塑课上,我引导同学们课下搜集资料,整理面塑手工艺的发展历史和优秀作品集,从这个过程中让学生们去自主地了解和体会传统民间艺术中的文化,学生们从中总结发现,面塑手工艺的选材多来自于神话传说和古典文学名著,蕴含着深刻的传统文化,体现着当时劳动人民对生活和民族的热爱,在我的引导下学生们将中国传统手工艺面塑与西方雕塑进行对比,更加深刻地了解传统手工艺面塑的艺术形式,感受了中国民间手工艺造型特色和用色特点,体会了其中的艺术情趣。在分析和体会的基础上再而进行创作,这个过程大大地提高了同学们对面塑制作的兴趣和意义,通过这样的动手操作,让学生们真切体会到民间手工艺的乐趣和美好,加深对传统民间艺术的认知和体会。学生们欣赏、探究和动手制作的过程,也就是传承和发展祖国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具体行动。 三、重视民间艺术在美术教育教学中的作用,实现民间艺术有效的传承与创新 在当代美术教育中不仅要引导学生通过欣赏民间艺术,感悟传统美,还要培养他们对美的欣赏,让学生在艺术实践中体验审美情趣,培养他们良好的表现能力和创造能力,这将影响他们一生的文化修养。例如一次课堂上我以“年味”为主题,让学生们以民间艺术表现形式为基础,开拓思维大胆创新,进行创意思维风暴。其中就有一组学生在启发下运用民间手工艺面塑技法,结合新时代的元素,制作出了新年团圆为主题的平面浮雕挂画,这组作品中既运用了传统民间手工艺的材料和技法,又融入了当下生活中的场景,并且结合装饰画的特点,做出了平面浮雕的作品,真正的将传统民间手工艺进行了创新和发展。艺术创作的题材来自于日常生活,为了使创作出的艺术作品更加具有生活气息,更具备艺术魅力,就需要将民间艺术的内容更好的和当代美术教学相融合,在教学中让学生们接触并热爱民间艺术,不断去创新,以此来传承中国深厚的文化内涵和优秀的民间手工艺,推广传统民间艺术的美学价值。民间艺术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表现出了我国丰富的历史文化、技艺和道德理念。现如今,很多民间艺术已经被列入到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单,我们有义务将这样优秀的艺术形式传承下去,学校作为传承民间艺术的重要机构,为民间艺术的继承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同时,民间艺术对于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创新能力有着重要作用,并且能够更好地完善当代美术教育体系。 作者:钟蕾 单位:大连市烹饪中等职业技术专业学校 当代美术论文:工艺美术教育当代价值及发展方向 摘要:对于开发和传承传统的工艺美术,符合时展趋势的工艺美术教育的建立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知识普及的方面来看,工艺美术教育应该扩大其覆盖的范围;从专业教学的方面来看,实践环节的加强,提升工艺美术的产业水平,来达到优化市场环境的目的。本文对工艺美术教育的讨论,指出其在当下发展的方向和价值。 关键词:工艺美术教育;发展方向;革新趋势 在劳动人民生产生活中长期积累下来的民间工艺美术,是人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传统的手工艺包含历史、社会、民俗和艺术等具有很高的传承价值,20世纪以后,高等教育体系中有关中国传统工艺美术的内容处于长期存在的状态,在上个世纪60到80年代的飞速发展之后,与工业化生产密切相关的艺术设计专业逐渐的取代了中国传统的工艺美术专业。但是在工艺美术这个学科沉寂了十几年滞后,国民对民间工艺美术的认知兴趣却日益增加,在这样的情况下工艺美术教育的受众范围也不仅仅是高校的专业院系范围。传统的工艺美术所具备的人文价值和独特的形式,在当代的中国教育体系当中,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 一、工艺美术教育的当代价值 不管是在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都不能磨灭手工业文明曾经达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高度,每一种类型的工艺品都有其专门的加工技艺,这种精美的手工艺品可以在适当的条件保护下长久的留存,但是具有非物质化的特性的技艺,要想把这种精湛的技艺不断地传承,就需要面对很多复杂的问题。由于时代的不断深入发展,以大工业生产为主流造物的方式已经逐渐的取代了传统的手工业,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就说明了只会有一小部分人会完全依靠手工艺来谋生。从传承的角度来看,民间工艺实际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以独立的行当形式存在的,从业者不仅可以以此为生,而且还能够通过师徒相授的手段来达到传承的目的,例如制陶、漆艺、雕刻等等,另一种则带有明显的农业社会的特征,人们在获取日常的生产工具或者是生活用品方面,更倾向于自给自足的模式,只是在闲暇的时间制作和参与,并不以此为主要的谋生手段,这样也就不会有相对明确的师傅徒弟相授传承的体系,例如草编、织绣、剪纸等等。由于我国社会的形式在向现代化转变的同时,对上述两种传统的手工艺形式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大部分的年轻人都不愿意经过时间和实践的积累来进入工艺品的行业当中,更多的原本从事传统手工艺品的农村青年也由于其收益效率相当低下的原因,放弃了原来的生产生活方式。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如果不借助外力,传统工艺美术的发展和延续是很难保证的。 二、工艺美术教育的发展方向 1、工艺美术教育体系的构建,使之顺应时展的潮流 在我国目前的教育体系当中,工艺美术大致上可以分为普及型和专业型两种形式,前者包括中小学和学前教育当中与工艺美术相关的课程,例如美术课、手工课等等,以及非设计类和美术类专业的高等院校开设的人文课程。后者主要指以工艺美术作为重点攻克和学习内容的大中专类艺术教育。发展和传承中国传统的工艺美术,专业型的教学一直承担着非常重要的责任和义务,造型门类的划分实际上是我国早期的工艺美术专业的区分标准,以培养工艺美术相关的专业从业人员为目的,但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行的深入,西方大量的现代设计学的内容被引入和吸纳,原有的传统的手工艺教育被边缘化,但是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日益加深,人们逐渐清醒的认识到,这种具有民族特色的工艺美术教育是无法被取代的,同时这也是本土设计创新的根本。这种主流意识的变化,促进了广大工艺美术教育工作者的深入思考,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教学方法,使得艺术设计和传统的工艺美术资源可以实现完美的融合,由此一些高等院校推进的改革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因此,只有符合现代潮流的工艺美术教育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才能够使我国目前的传统工艺美术得到弘扬和发展。 2、专业化的实践教学需要加强 就我国目前的教育情况来讲,很少有高校可以把传统的工艺美术作为一种独立的专业的研究方向而进行课程设立,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繁多的工艺美术门类,一个专业的覆盖面是有限的,不能囊括所有的工艺美术门类,另一方面,如果将众多的工艺美术其中的一种技能单独作为专业和学习的方向,其知识技能相对单一,对日后的就业造成的一定的影响,因此高等院校有关传统的工艺美术教育不要仅仅局限于课本上的传授,而应该围绕专业化的实践化的工作室展开,不同地域的高等院校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和特点,对工作室进行合理的规划。除此之外,专业的工艺美术工作室还可以与艺术设计教学充分的结合起来,强化共性基础,打破专业限制,为长时间通过电脑进行模拟设计的同学提供可以动手操作,接触材料制作过程的机会,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不要对传统的工艺美术的操作方式进行百分百的还原,教师应该在示范和介绍的基础上,利用多媒体教学全方面的向学生展示工艺美术的资料,使之能够产生更大的学习兴趣,提高认知程度。 三、结语 在科学技术与经济文化飞速发展的当下,工艺美术教育的方法和形式也应该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而变化,一方面向大众普及工艺美术的相关知识,另一方面培养从事工艺产品设计或者是工艺加工的专业人才。传统工艺美术的发展和保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艺美术教育体系的科学性和全面性。只有当人们充分的认识到了工艺美术的文化价值的时候,带有民族元素特色的设计产品才能够在当下的市场环境中占据一席之地。只有立足传统工艺文化的精髓,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作,中国的文化创意产品和艺术设计才能够充分的体现出自身的特色和优势。 作者;刘先凤 单位:河南省工艺美术学校 当代美术论文:当代科技对传统美术抨击以及意义 多少世纪以来,在人们的头脑中,绘画、雕塑等形式是美术创作不可动摇的表现基础,是作为记录形象的最佳手段。美术与画笔从来就好比鱼水关系不可分割。西方美术史更是在很长时期把模仿客观对象的古典写实主义技巧作为表现主导。 然而,这种以笔为创作媒介的表现方式保持到19世纪却受到严重的挑战。1826年,法国人普斯用曝光法拍下了人类不用绘画而用阳光得到的第一张照片。从此,摄影像一棵大树,根植于科技的土壤,在艺术的春风雨露中发芽.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人们文化艺术观念的更新而蓬勃成长起来。照相术是社会工业化的产物。它的产生和普及对以模仿为主导观念的传统艺术无疑构成了相当的威胁.其惟妙惟肖的纪实本领远远超越了写实绘画的能力,以至于有人说:“传统绘画在对客观事物的忠实与再现上与摄影相比是何等的无力!”就连写实主义优秀作品《父亲》也不可幸免地被人评为“给人的感受不过是一张比较精彩的写实照而已”。不可否认,摄影作为l9世纪新的艺术创作载体呈现出很大的优越性。它以其丰富的造型能力成为大众手中选择美、捕捉美、塑造美、再现美的有力手段,给传统艺术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 如果说一百多年前,摄影挑战写实绘画,导致写实绘画的解构和现代绘画的兴起,那么真正造成传统艺术家们前所未有的危机感的,则是一百多年后电脑美术的诞生。 20世纪人类最伟大、最卓越的技术发明是计算机。计算机自问世以来,开辟了人类智力解放的新纪元。在短短的50年阃,它以惊人的发展速度,广泛深入到科学技术、国民经济、社会生产(当然包括艺术创作)等各个领域。电脑美术因此应运而生。电脑美术是以计算机及其外围配套设备为主要工具的一种新兴视觉艺术种类。它能取得普通绘画工具和摄影无法取得的无以伦比的绝妙色彩和魔术般变幻无穷的形式,而设计速度却较传统美术创作可提高数十倍乃至数百倍。从Photoshop到CorelDraw,从AutoCAD到3DSMax。每一种电脑制图软件的推出都为人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方便:你可以轻点鼠标将“蒙娜丽莎”的微笑随心所欲变动,也可以在几尺的荧屏前创意毕加索的立体主义;可以既不用胶片又不用冲洗得到超现实数码影像,还可以抛弃纸笔创作模式给小朋友献上精彩的《玩具总动员》……。总之,你所想表现的内容和东西,几乎都能在电脑里数字化生成。古人把对再观美好事物的愿望寄托在马良的“神笔”里,而电脑美术似乎将他们当初的梦想变为了如今的现实。因此,电脑美术一产生就广泛受到人们的重视和青睐。 正当人们沉浸于“网络伊甸园”充分感受现代科技带来的艺术创作乐趣时,一部分人却产生了忧虑和迷惘:面对“摄影昔冲写实绘,电脑今震抽象画”的现状,真不知传统艺术殿堂还能挺立几时?电脑美术日新月异的发展是否会令21世纪的传统美术工作者失业呢?长期以来形成的纯美术的各种门类是否会逐步消失而被新生的电脑美术所替换呢?这一系列问题,越来越多地困扰着当前的艺术工作者。如何正确认识和分析这些问题,这是当前美术工作者和美术教育所面临的十分重要的问题。 我们无法回避现代科技与传统艺术的碰撞,我们需要的是以一种博大的胸怀、相对的视角和发展的眼光正视这一问题。 首先,我们应当看到,电脑美术的产生给艺术设计带来了划时代的变革。它不仅大大提高了艺术设计的质量、设计效率和设计自动化水平,而且大大拓展了艺术观念和艺术表现手段,产生了全新的艺术创作效果。各种艺术设计门类——广告设计、环境设计、服装设计、动画设计、工业设计、建筑设计等一都因电脑这一媒介抛弃了传统的绘画方法和工具材料,突破了自己那门艺术表现手段的局限而大显身手,使现代艺术设计以纷繁多姿的崭新面貌出现在大众面前。艺术家可以在计算机显示屏前讨论设计方案,观察任一角度的设计效果,欲将设计方案缩小、放大或转换角度,只需鼠标轻轻一点,同时还可通过修改设计方案的各种参数来随意修改设计方案并选出最佳设计效果。英国美学家鲍桑葵说:“任何艺人都对自己的媒介感到特别的愉快,而且赏识自己媒介的特殊能力。”计算机使艺术家们如虎添翼,增添了施展自己才华的广阔天地。电脑艺术手段的运用不仅对艺术设计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且也给传统绘画带来了好处:它既可以综合各种创作素材,又可以对比各种色彩,还能够突破传统的技法。随着艺术软件的不断开发,这种影响必将越来越大。 伴随着大艺术时代来临的,是艺术院校教育方式的变革。长期以来,我们的美术教育受传统学院派绘画影响很深,就连不少设计学科也一直沿用绘画绘图为主的单一训练手法。网络艺术的兴起使我们将科学技术与文化艺术相统一的教育观作为美术教育的指导思想。李政道博士曾指出:“科学和艺术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谁也离不开谁。”新世纪将唤起人们对科学与艺术综合创造力的认识,在其相当丰富的土壤中达到美术创造探索的高峰。只有掌握了先进的表现工具和表现手段,才能不仅扩大和提高自己的艺术表现力,同时将更多的时间与精力用于创造性思维培养这一本质课题上去。因此,作为年轻一代的艺术学子,无论立志成为设计师还是纯艺术工作者,都应当学习、了解和能够运用先进的科技手段为大众文化生活服务,从而顺应时代的发展。 现代科技虽然对传统美术带来了如此巨大的冲击和影响,但是现代科技的运用,只是人在艺术创作中对工具的使用,对一种技术的掌握,而真正要创作出有价值生命力的艺术作品,关键还在于对人的艺术层次的提高。在艺术创作的整个过程中,艺术家不仅对生活的观察和体验要有深刻的认识,而且还要以艺术表现形式、表现手段和表现技巧,将深刻的艺术认识形象地表现出来,才能走到艺术创作的终点。艺术之美不仅是形式之美,而且更是人文之美。这就要求艺术家要具有较高的认识水平和较强的表现能力,要打下坚实的艺术功底,熟练掌握各种艺术技巧。如果不从根本上提高艺术修养,只是去掌握一门技术和一两种设计软件的使用,那就只能是机械性的重复或是模仿性的制作,决不可能刨作出具有艺术感染力和艺术家自己独特个性的艺术品来。 同时,我们还应看到,虽然电脑美术如雨后春笋发展迅速,但是传统美术仍然具有永恒的生命力。各门艺术都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由于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决定了艺术表现形式和艺术种类的多样性。美术史发展至今数千年.留下了各种艺术门类、各种风格流派、各种表现手法。国画讲究“皴擦点染,干湿浓淡”.西画讲究“虚实松紧、光影线面”。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传统美术形成了自身的规律和特征,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表现性。这些都是人类文明的瑰宝、艺术家智慧的结晶。没有继承就谈不上发展。无论多么异彩纷呈的当代艺术,其根与源都牢牢扎在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同时,由于人们审美观念不同,对社会生活的感受不同.因而有不同的艺术需求和爱好:有的人喜欢传统艺术.有的人喜欢现代艺术。所以我们不能提倡一些艺术门类抛弃另一些艺术门类,而应让各门艺术种类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相借鉴、互相融合,使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满足社会的各种需求和人们的不同爱好。我们相信,传统绘画只要符合当前人们的审美要求,随着人们物质文化生活的不断提高,不但不会消亡,而且一定能够成为一种高雅时髦的文化需求更加被大众所喜爱。 西方学者罗曼‘罗兰曾说过:“各种艺术都会延展,在别的艺术中得到超绝的造诣。”我国理论家谢赫也提出了“迹有巧拙,艺无古今”的著名观点。我们处在一个古今并存的新世界,成熟的艺术工作者应从各个历史时期的艺术中汲取营养。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拿当代艺术的手段去衡量传统艺术的技法.也不能拿传统艺术的典雅来评价当代艺术的纷繁。我们要适应这个“画法常新,而不废旧”的多元时代,而不是在时代车轮的面前彷徨不安。 面对现实,勇于挑战,既实且虚,既独且联;提炼精髓,开拓未来,既述且刨,既后且前——这当是21世纪美术发展的方向。 当代美术论文:小议当代儿童美术教育 每一位儿童都拥有稚嫩的童心,而信手涂鸦的色彩是儿童表示情感的语言。我国当代的美术教育被列为素质教育的核心,如何正确辅导孩子学习美术学科,是每一位美术教育者需要研究和探索的。 一、儿童美术教育中的现状 我国当前的儿童美术教育的现状由于受到应试教育以及教育功利主义价值观的影响,目标定位在知识和技能的层面,使得最具情感魅力的儿童美术教育被扭曲,儿童感受到什么、喜欢怎么表达、有什么情感等问题被忽略。 社会上各种以盈利为目的比赛、以技能技法为基础的培训蜂拥而至,使迎合和模仿的现象成为儿童绘画的标准,严重的束缚了他们的想像和创造。面对这些现状,缺少正确美术教育知识的家长和老师们选择的是:有些人选择命令的态度“教育”孩子,结果造成孩子顺从、胆小,习惯由别人来安排一切;有些人认为美术的价值仅仅在于像与不像之间,把孩子当成复印机;有些人认为获奖和考级才是证明孩子聪明才智的唯一途径,其结果可能使儿童的思维机械化,儿童的童心和独立精神不是被抹杀就是被误导了,造成了儿童个性的缺失,妨碍了孩子的个性的自由发展。 二、儿童美术教育的研究 “事实上,我们依赖艺术帮助我们实现人性的完整。我们深信了解艺术和艺术实践对儿童精神思想的健康发展是十分重要的。艺术与教育一词的含义是不可分的。长期的经验告诉我们,没有一个缺乏基本艺术知识的人能够表明自己受过真正的教育。”——阿恩海姆。 孩子的美术教育与其自身的年龄结构有非常大的联系,儿童绘画和他的身心发展一样,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个性,按自己的规律成长。适度的把握孩子成长规律,结合一定的教育方法,对儿童美术教育目的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经过多年的基础教学研究,结合一定的实践经验,我把孩子的美术学习规律大体按照年龄段分为三个阶段:八岁以前的主观想象期、八岁后的客观写实期、以及中学阶段的应试学习期。 本文主要研究儿童的主观想象期阶段的美术学习规律,这一阶段根据孩子对于事物的感受能力大体分为三个部分:两岁半以前的涂鸦期(有意识无目底地不受支配的涂画),学前的象征期(象征性的表现头脑中的印象),4-8岁的主观表现期(用主观的形象表现事物的差别)。作为教师应该鼓励孩子大胆的用不同的艺术形式表达自己的情感、理解和想像,尊重每一个孩子的想法和创造,肯定和接纳他们独特的审美感受和表现方式,分享他们创造的快乐。 三、家庭、教师与儿童美术教育的联系 对于孩子来说,家庭是第一所学校,父母是第一位老师。当他完成一幅作品时,他会迫不及待希望成人分享他的快乐。这时家长要正确的鼓励、赞扬,孩子充分感受到成功的喜悦,自信心就油然而生。所以家长要明白孩子在每个绘画年龄阶段所能够达到的能力程度,这也是家长要达到的的基本文化素养。 我们要重视当前儿童所面临的漫画卡通、时装设计、影视媒体类的工业文化环境的侵袭,这些表面上迎合人们的需要,而实际上是在潜移默化地支配人们的意识,取代人的思考和观念。作为教师和家长,需要在儿童生长和生活的环境做出仔细的观察、理智的选择。 儿童美术教育是一种隐性的、深层次的素质教育,教师的素质和意识在美术教育中有不可替代的影响,需要具备的基本素质是要学会了解、倾听儿童的创作想法;要善于抓住时机,用积极的语言,提升儿童对绘画的兴趣。 观察是美术教育的教学核心,是儿童绘画的源泉。孩子看的多,经历的多,留于心中的印象就越多,画画时内容就会丰富。观察并不是让儿童照实描绘他们的所见,而是通过观察来培养他们对生活的一颗敏感、细嫩的心灵,丰富他们的感性认识,提高认知水平。 作为教师,对自身更要有严格的要求,自己要热衷于生活中的美,保持对美术的热爱,感性的传授知识,尊重儿童的情感体验,知道他们表达的需要,选择他们所要表达的方式,发掘每个孩子身上的潜能。 四、儿童美术的最终目的 “艺术是增加感知能力最强有力的手段,没有这种感知力,任何一个研究领域的创造思维都不可能”,——阿恩海姆。 一种文化环境的产生,一种心理取向的形成,带给儿童的影响虽说是无形的,但却是永远的。儿童美术教育最终的目的不是要儿童思维模式走向统一,而是要培养儿童丰富的情感、热情的态度、生活的自信、合作的精神、审美的能力、个性的创造等方面创新思维的发展,才是美术教育最有价值的贡献,才是儿童美术之最终目的。 当代美术论文:剖析当代我国美术馆的策展实践途径 1995年前后,艺术策展人开始在中国文化现实中出现。那时,一些年轻的批评家、艺术家开始在他们组织或加盟的艺术展览中公开自称为策划人或策展人,虽然这一新兴角色的“自封”,属于国内本土美术圈的“醒目”人士对欧美当代艺术体制下策展人职业的刻意模仿和主观搬用,但是在此之后,当代艺术展览越来越活跃,并日益走向公开、走向公众社会。展览总量的放大,客观产生了大量策展事务。于是,以做艺术展览为惟一职业选择的独立策展人群体开始登场。到1999年,策展人群体已成为艺术圈内外引人注意的焦点。 他们带着一种超乎寻常的活力投入社会性的当代艺术推进工作,并逐渐走上当代艺术语境的话语权平台。他们的“鲇鱼”效应,搅动了艺术圈,让上下左右的艺术家和艺术人士都从沉寂中活动起来。2000年,国际策展人空降上海,参与了“上海双年展”的策展工作。国内土生土长的策展人也空前活跃,参与了当年几乎所有重大艺术展览和一些引人注目的艺术事件。 随着中国的社会发展,纯粹公助性的活动在总体艺术机会中的比例有所减少,社会力量对艺术的支持变得越来越重要。活跃的策展人往往主动在社会力量与艺术家之间、社会愿望与艺术行为之间起到沟通、融汇、整合的作用,而且通过有意识的筹资开源工作把规模越来越大的社会资金导入到艺术活动之中。筹集展览资金方面的经验和能力极大地提升了策展人在展览中的现实地位。2000年,中国艺术展览体制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所谓的策展人中心制在投资方、艺术家的多向选择中应运而生,成为新展览体制的核心。计划经济时代艺术体制的遗留物如展览组委会委员和主任、评委会委员和主任、秘书长等头衔,经济转型初期临时出现的艺术主持、艺术总监等职位统统被策展人的角色囊括、取代。除了展览的经营之外,展览筹办、运作的几乎所有权力和责任都高度集中到策展人身上。2000年之后的当代艺术实践表明,许多展览的主办单位不仅认同而且也接受了这种策展模式。 2003年,继上海双年展、成都双年展、广州三年展之后,拥有中国美术圈正统、主流话语权的北京国际艺术双年展也采纳了策展人机制,无疑是策展人制度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的一个缩影。 一、策展人 策展人的全部工作就是为艺术家的作品提供最优秀的展出条件。这是策展的原则和态度。具体来说,策展工作几乎包罗了展览中的万象。从确立展览主题、立项申报与预算论证、遴选艺术家到选择展览规模与形式、把握展场设计与布展工程、落实展览保持和作品安全,从撰写展览前言与学术主题阐述文本到主持展览的学术研讨,从编辑展览画册、作品导读、文献资料到展览推广、媒体、社会宣传工作,从展览资金的分配到总体负责艺术家材料费的审核与发放,甚至作品的包装、运输、保险、报关、仓储,都由策展人来承担并统筹。在策展人的服务意识中有一条准则,即艺术家是对的。首先要努力把艺术家异想天开的创意实现出来。 当代艺术事关原创,具有较为特殊的操作方式、游戏规则和价值观,有别于其他人文科学的学理逻辑,有别于当代社会其他领域约定俗成的法度和规则,有别于流行的价值观。策展的理论与实践都是为了让社会更多地认同当代艺术的操作方式、游戏规则和价值观。当代艺术的策展,指涉的是当下和未来的文化建构。所以,策展无小事,策展要求策展人适应一种事无巨细、周密细致的工作。大到让展览意义如何影响社会文化的发展进程,小到把一颗钉子如何准确地钉在墙面上,都是策展人所要关心和落实的事。一个展览是否有意义,关键是看它能否打造无愧于这个时代的卓越的精神产品。 在21世纪的中国,随着当代艺术本土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也对策展人提出更高的要求,对艺术家鲜活的艺术实践的及时了解、对视觉经验的丰富积累、对艺术动向的敏锐判断、对艺术问题的深入把握、对艺术社会内外各种规则的洞察都是策展人必备的素质。此外,筹集资金、商务谈判、艺术管理和学理思维的能力以及中英文的书面、口头表达与交流能力,也成为对一个当下国际艺术交流大环境中的本土策展人自然而然的要求。一个独立的策展人,就有条件成为一个务实敬业、实践中出真知的知识者。当代艺术的实验性,使策展人难以因循守旧,受限于既有的艺术标准和规则。策展人时时面对突发问题、不得不挑战的是自身极限。当代艺术的创新,就要求策展人不断打破审美定势,跳出路径依赖,摆脱思维惯性。策展人不得不将自己塑造成一个通才,需要将人文科学的各种知识、技能融会贯通,否则难以应对艺术家千差万别的艺术方案及其语境。只有不断超越自己,才有卓越。 二、中国的当代美术馆 当代美术馆一般是公立或私立的非营利机构,宗旨是推动国际和本地的现、当代艺术。国际上的当代美术馆大多采用“白盒子”模式,场地简单大方、朴实无华,简单要素就是白墙、水泥地、色彩低调的天花板、专业灯光。许多现、当代美术馆还打造一些挑高空间,以应对当代艺术多样化的实验特性。 其实在美术馆整体的运作规范中,这一切并不简单。白墙需要能钉上钉子挂画,需要每次展览以后重新粉刷、维护。水泥地面必要时可以改造、开掘,以营造新的空间条件。天花板横梁必要时可以悬挂一定重量的重物。专业灯光必须可以调节、重新定位。 美术馆往往是一个城市的文化名片,具有巨大的品牌效应,一直是国内外基金会和赞助机构、公司追捧的对象。美术馆的形象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美术馆的策展工作是其软件中的重要一环,是保持其形象、学术品位、文化影响力的重要基础。一旦展览质量、学术水准不到位,美术馆的形象建设则无从谈起。 当代美术馆既是一个社会与时俱进的思想前沿,又是一个追究文化问题、进行文化反省和批评的现场。美术馆自身学术形象是否鲜明,在于其独到的思想深度和独特的文化洞察力。而这一切又是通过规范化、专业化和个性化并重的制度建设来体现,其中以确立自身的学术架构为要务。 当下中国的一些开放城市,各种背景的中小型美术馆不断在浮出水面。2003年起,在上海,有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上海当代艺术馆、上海证大现代艺术馆、徐汇艺术馆等相继成立:在北京,有今日美术馆、北京皇城艺术馆、尤伦斯艺术中心、宋庄美术馆等不断登场。其中,既有各级政府设立或间接支持的美术馆,也有诸多企业和私人创办的美术馆,也还有一些由外资作主要后盾的非赢利艺术空间。中小型美术馆的建筑物一个个如雨后春笋般盖起来了,但问题也接踵而至。如何维持、如何管理、如何运作就成了所有美术馆热情创立者们所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其中的瓶颈往往是资金、管理团队和制度建设三大问题。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中小型美术馆,这种自我认识有助于中国的许多美术馆找到发展的方向和路径。继续按国际规范加强美术馆的专业性,使中国的现、当代美术馆在行政运作、展览策划、学术研究、典藏教育等方面与国际接轨,向国际优秀的美术馆规范化运作的水准看齐。同时,中国的现、当代美术馆必须确立自己的文化立场和态度,在本土文化建设和国际交流语境中形成独有的、不可替代的学术个性和学术地位,身段灵活地与本土社会互动,以历史的眼光建设打造一个真正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文化平台。 三、中国新兴的美术馆策展机制 今天国内试图按国际惯例操作的美术馆,一般都实行正规化的策展人机制。设专业策展人,长年从事策展工作。美术馆的策展工作是日常性、持续性的。 美术馆的整体展览策划与管理机制是发展中国家在艺术行政管理的学科建设中的重点,是美术馆之为现、当代美术馆的核心要素之一。现、当代美术馆不是展览馆,自身场地的展览须有学术规划,规划须有学理思考和文化建设的思路。一年或多年的策展思路不同于单一展览的策展思路,必须有长远的文化战略眼光和思想理论建设的标杆。以量取胜,频繁展出,无助于展览水准的保持和提高。而且美术馆团队疲劳应战,美术馆资源过度开采和使用,也无助于自身的充电、调养、整顿提高。运筹帷幄,有张有弛,固然是美术馆展览科学规划、规范管理的要义。但更重要的是,在策展的学术架构中推进并提升展览,让展览独具建设性。以学术理性规划全年或多年的展览,让展览少而精,不断地减少展览数量、提高展览质量,不仅是美术馆策展规划的重要理念和长远思路,而且也是在相对艰难的条件下,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现当代美术馆能够脱颖而出的不二法门。 美术馆的主流展览大致可分为自创展、合作展,引进展、交换展、征件展等几种。这样的分类便于策展人在行政操作实践中建构宏观思路和架构。经过梳理,针对不同类型的展览,采取一整套相应的应对机制和解决方案。美术馆展览的整体决策、管理思路一旦明晰,就能抓住重点,把握比重,精简具体的策展流程,提高效率。 美术馆的这几种展览都需要美术馆专业策展人不同程度的工作投入。策展人员必须制订全年展览计划。首先要策划原创展览,其次要审核合作、引进展览的申请报告,并负责实施所有展览。策展人员必须根据展览程序和国际惯例操作展览,包括签订协议、准备展览文案、全程落实展览布置和展览保持、人员接待和撤展。 自创展是指美术馆自己发起、组织、策划的学术性的原创展及具有一些其他功能特性的展览。这是美术馆确立自身学术个性的关键,美术馆必须重视的首要的创造性工作。自创展是一个推崇文化原创精神的美术馆的立馆之本,往往倾美术馆之力,把它们打造成美术馆全年展览的学术标杆和龙头。自创展一年至少应确定数个,数量可以逐年递升。也可以在两至三年之间发起一个重中之重、具备较大学术容量、但绝非国际双年展模式的展览。自创展必须有文化针对性,强调内容与形式的原创性。但强调典藏性、教育性、文献性等功能特性的自创展也是可以超乎常规,策划出新意,让美术馆成为当地社区文化生活乃至本土社会文化需求的一部分。自创展由美术馆自身的策展团队独立策划,是但凡国际著名美术馆走向成功、树立独特学术形象的必经之路。纽约的MoMA、PS1、新美术馆如此,巴黎的市立美术馆和东京宫如此,伦敦的泰特美术馆更是如此,泰特甚至有一个人数庞大的策展团队。 客席策展人制度也是一些美术馆营造自创展的有效补充。自创展邀请客席策展人譬如独立策展人、来自其他美术馆的策展人联合策划,或加盟策展团队,利在整合学术资源、开放多元视野、交换不同经验。只邀请客席策展人联合策展,同时又不邀请客席策展人独立、完全地策划美术馆自创展,是一些坚持主导立场的美术馆的学术机制。这样的美术馆往往十分注重自身的发言权和独立文化形象。 自创展完全由客席策展人策划,美术馆自身策展团队仅履行策展行政的配合和服务之职,是中国中小型美术馆强调艺术行政的一种常规打法,这种打法的诉求主要在于艺术的教育推广、典藏和社区服务。然而,致力于自身学术个性建构的美术馆,往往会慎用客席策展人以及完全由客席策展人策划的自创展。 引进展也是现代美术馆的常规展览之一。由于美术馆自身策展资源不足,引进其他美术馆的优秀展览和独立策展人策划的展览,仍不失为美术馆拓展并借力外部资源、学习并借鉴他者经验的一种方式。引进展分两种:被动引进,主动引进。 被动引进的展览俗称“接活”展,坐地观望,等待人家的展览项目打上门来,从中仔细选择质量、意义、价值超群的展览进行立项、磋商、谈判。条件成熟,即加以引进。这是发展中国家美术馆最常规、最有惰性的展览形式之一,是以往场租展的惯性延续。在操作上具有不稳定性。展览的质量、时段、策划与运作方式深受展览提供方制约。几乎每个追求卓越的专业性美术馆,都以不断削减这类展览项目为荣。以开放的、不拘一格的心态、面对全球艺术圈主动出击,遴选那种可以整体打包、移师再展的现行展览,整体移入,或精选其中一部分引进门来。这种引进展就与守株待兔的“接活”展有本质不同。这种引进展的规划由于出于主动,预设条件可以较高,挑选余地可以较大,合作的空间可以较宽,酝酿时间可以较长。在量力而行的前提下,首先可以锁定国际艺术社会和展览供求市场的高端。用“猎头”的方式在国际、国内争取学术资源和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俱优的展览 当下,中国国内的中小型美术馆安排引进展较多,有的美术馆往往全年要引进多次展览。在自创展资源不足的情形下,变主动为被动,主动引进优秀展览,是美术馆提升展览质量、确立文化建设价值取向的必要举措。 交换展是引进展的特殊方式。不仅引进,同时涉及输出。美术馆与国际上优秀的美术馆形成合作、展览交换的关系,可以用共同策划、两地交换展出的自创展进行交流,也可以在常规条件下直接交换各自的自创展。国内、国外的优秀美术馆都预设在交换合作的意向之内。交换展是不同美术馆资源和经验的互补,由此,一个新美术馆在自身提升、锻炼过程中可以大得裨益。但美术馆一旦成长起来,就会回避这类容易流于形式的学术交流。因此,一个中小型美术馆安排交换展,应着力加以递减。 征件展可以强调实验性和美术馆特色。美术馆拿出一定的空间上网征求展览提案。在一定时段内,召开美术馆策展部学术会议或艺术委员会成员的评审会,选出适合展出的优秀提案,由美术馆本着指导、支持、制约的原则辅助实施。征件展应该是一个发现、推举年轻策展人和艺术家的舞台。征件展的频率和预算应有所控制,中,J、型美术馆应以全年安排不超过六个为宜,展览预算积极寻求国内外基金会和民间赞助的支持。 巡回展可以是美术馆的自创展,在美术馆首展后出去巡回,也可以是引进展、交换展和征件展,在展出后到其他城市的美术馆或其他空间展出;也可以打包出口,到其他国家展出。巡回展既可以获得更大的文化影响力,也可以均摊展览成本、降低预算压力和资源浪费。当然美术馆作为展览原创单位的品牌行销,也会取得放大效果。巡回展必须视美术馆自身能力和馆外资源整合的能力而行,适合从一年作一次开始起跑,积累经验,再作发展。 展览的行政分类法特别有助于展览管理制度的建设。在统一管理的理念下,什么样的展览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立场来对待,配合什么样的处理方式,什么样的展览应该侧重,什么样的展览应该缩减,应该清清楚楚。方针既定,就要贯彻到制度层面的具体建设和执行。这样,策展管理才能有条不紊,井然有序。 四、中国首家现,当代美术馆的策展实践 2003年12月28日至今,作为中国首家政府背景的专业性当代美术馆,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ShanghaiDuolunMoMA)已成功运行五年多时间。五年多来,这家中小型美术馆硬件、软件建设初具特色。特别是由于一系列定位准确、文化针对性鲜明的当代艺术展览的举办,让美术馆获得了人气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其中,美术馆自创的《打开天空》、《上海酷》等注重本土平台视觉文化建设的展览,推出的《两个亚洲、两个欧洲》、《无人之境》、《Hexa计划:闪现》等较高学术定位的国际展,在国际与国内艺术圈中备受瞩目,国际媒体《纽约时报》、《南华早报》和专业媒体《ArtinAmerica》、《ArtPress》、《ArtNews》、《Artlink》等纷纷以专题多次报道了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的展览和学术倾向。这一系列以全球本土化模式举办的展览,通过本土社会视觉经验的不断刷新,致力于在纷繁复杂的艺术生态中,引导出塑造中国当代艺术主体性的全新语境。在国际视野中,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是中国自立、自为的一家成长中的小MoMA。在发展中国家的独特语境下,它不得不面对独创性、建设性乃至挑战性的美术馆工作。然而,它所打破的许多国内纪录,探索的许多前人未涉及的领域,都对中国其他中小型美术馆的制度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既然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已经积累了五年多的经验,以分析、总结的方式看待美术馆自身的制度建设问题,从实际经验出发探讨完善中小型美术馆制度建设的可能性,不但是十分必要的,而且还可提供了许多可参考的经验。以“原创性、学术性、国际性”为办馆理念的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在一年多的摸索中逐渐确立了以原创思想为文化目标、以原创展为主打展览的学术定位。从发展的角度看,这些有利条件、经验的积累可以视为美术馆推进自己,创立自己文化个性的前提。但是,如何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继续从美术馆的学术定位入手,调整在制度建设上的心理结构,确立一个可持续推进的、深具潜质的现代美术馆学术架构,是美术馆的当务之急。这也是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再次起跳,以卓越的文化建设形象真正跻身于世界美术馆之林的根本大计。 美术馆的制度建设中,自身学术架构的确立十分重要。就展览策划而言,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一反国内美术馆的常态,在开馆之初,率先设立总策展人职位和机制,并设策展部为美术馆的核心部门,就是重视策展在一个美术馆制度建设与学术架构中的重要性。通过策展的规范化管理,一个当代美术馆才能实现在中国社会转型期所不容替代的文化建构作用和不容推卸的文化反省角色,并由此体现出一种基于发展中国家之后发优势的文化原创的特色。 五、策展与媒体传播 中国当代美术馆的策展与媒体传播的互动机制,在美术馆公共推广、营销方面十分关键。原创层面的当代艺术,在生成方式上往往先拒绝商业性,仅仅依赖于传播存在。这是实验艺术能保持它的独立性、批判性和精神性的可能条件。实验艺术如果不传播,作用还是体现不出来,纸上和网络媒体的放大成为它传播的最重要方式,另一种方式是口口相传的“口碑”。恰当地处理好实验艺术与媒体的关系,实验艺术就有可能保存它的敏锐性与前瞻性。 公共传播一旦生效,美术馆动员社会赞助的号召力方能立竿见影,因此,美术馆推广、营销的这一市场环节往往在展览展出并传播之后发挥功效。公共推广、营销的成功应该是一系列优秀展览的结果,而不是动因。 当代艺术在中国国内的本土化进程中,除北京、上海以外,当代艺术也形成了对广州、深圳、南京、成都、重庆等几个媒体中心的依赖,在这几个非主流的信息传播中心,已经形成一种媒体惯性的行为力量。这种行为力量由港台地区开始,在国内得以实用,而且更加积极,更加主动。再就是,网络化的存在。以前在北京、上海做艺术活动才可能形成全国性乃至世界性的辐射。现在,把好的艺术活动在成都、南京、广州等地的美术馆或替代空间做,同样可以取得在北京、上海的效果。原因之一是当地媒体的主动参与,之二是通过网络的继续放大和媒体信息的自我克隆,自身繁殖,使当代艺术信息得到更多的传播。 美术馆的艺术展览在处理与媒体的关系上,有以下三个点:学术性批评:局限于艺术圈;报道式批评更有社会性和广泛性,尽量强调通俗易懂;媒体活动报道:兴奋热点在于新闻性,可能会造成对某个艺术事件的误导,但其对新闻的捕捉是最敏感的。在艺术策展时要考虑到这三个点,考虑到和大众的关系。 当代艺术活动的公众互动方式大体可以分几种: 中击型、灌输型和互动型。冲击型的当代艺术活动,如在一个公共空间里突然发生的行为艺术展,由于纸上和网络媒体的集团化操作,一下子辐射到全国上百家报纸。一个艺术行为,通过国内媒体竞相报道的方式进行传播,至少让公众知道有当代艺术这码事,有行为艺术这码事。他们可能会批评,但至少人们开始谈论当代艺术、行为艺术。在谈论过程中,当代艺术可以进行传递。 灌输型的当代艺术活动,如雕塑公园请艺术家在城市市区或市郊做雕塑作品和户外的装置作品。公园形成后,几乎每天有许多市民和游人参观。无论是上海张江公共艺术计划“现场张江”,还是桂林的愚自乐园等等,都以亲民的姿态,形成了当代艺术对民众灌输式的艺术教育。 互动型的当代活动,以美术馆的电子艺术、多媒体艺术展览最为大众喜闻乐见。公众在参与作品互动时,往往明白,原来美术馆里发生的这些他们“看不懂”的东西也是艺术,然后逐渐接受,或反问。这就形成了公众与当代艺术之间的互动。 如果更多的艺术界人士多依赖纸上和网络媒体的力量,多考虑怎样利用媒体使当代艺术在中国当代社会塑造成型,当代艺术将不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不再是小圈子里“鸡尾酒会”上弹冠相庆的事情,而真正变成社会公众生活中必要的存在和精神上的家园。 当代美术论文:当代电影美术色彩设计刍议 摘要:本文首先阐述了电影美术的内涵,进而介绍电影美术的作用和设计创造时涵盖的要素,最后以《英雄》为例探讨电影美术中的色彩设计。 关键词:电影,美术,色彩设计 一、引言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数字视觉开始越来越多地应用到影视制作当中,传统电影美术的制作方式和创作观念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并且,随着视觉类型电影制作方式的日益完善,传统电影美术与数字化电影美术的历史性跨越日益显著。电影美术作为电影主创之一,就其本质而言是造型艺术的一种,但从时空角度来看,电影美术不是瞬间摄取的静态造型艺术,而是运动着的立体造型艺术。 二、电影美术的内涵 电影美术是指在文学剧本的基础上,对影片的可视化形象进行创作的造型艺术。电影美术主要是通过影片总体造型设计、场景空间设计、人物造型设计等方面来表达逻辑思维进而实现形象思维,它直接决定了一部影视作品的美学表达与艺术内涵,对影视作品的造型起着决定性作用与影响。虽然,电影美术是与自己的母体美术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是美术和电影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艺术,具有不同的艺术形态。美术的艺术形态特征是物质媒介的二维或三维的空间性,电影则是时空艺术,它的形态特征是既有空间维上的造型性,又有时间维上的运动过程。美术不受物质世界的时间性约束,电影则兼有空间的二维性和时间的一维性。 三.电影美术的创作要素 电影美术是专门为影片造型进行设计和制作的一种美术创作,直接影响影片的艺术水准的成功与否。电影美术不同于一般绘画创作,美术一进入电影就改变了它原来那种独立创作的特点,而使自己成为电影这一综合艺术的重要部门。电影美术创作的过程涵盖场景设计、环境与个性的设置、气氛的营造和影调及色调的确定。 首先,电影美术师应该与摄影、演员等共同合作在电影导演的总体构思下,完成影片的造型表现。在设计构思阶段,电影美术师要寻求一种途径,一种方法和形式,最完美地将剧本中的抽象文字和导演的意念化的构思,转化为具体的形象表现出来的人,并且与导演、摄影等创作人员共同完成最终银幕空间形象化的影象。其次,电影美术师应该设计和制作出符合电影主题,具有生活气息、有时代特征的景、物和人,以使电影艺术产生情景交融的艺术效果。电影美术设计为人物的行为提供“典型环境”,交代故事发生的年代、地点、时间,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人物的身份、职业、性格和思想,显示一定的个性、习惯和爱好。当然,电影的美术造型是必不可缺的,影片中景物的个性源于两个条件:人物个性和所处的规定情境及创作者的选景态度,即怎样使它以最有力的影像浮现在银幕上去感知于观众。再次,电影美术师应该营造良好的氛围来凸显电影的主题。氛围是特定生活中弥漫于人们周围特定的空气状态,在表现银幕气氛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气氛相对环境而言是更重要的,环境只能客观地表示剧中人的所在地,却不能表现当时剧中人的心情变化,而气氛则尤能反映和烘托人物心情的变化。最后,光和色是电影造型中极重要的元素和手段。光与色是在影片的时空流动中展现其生命,并以个性显示影片造型所表达的情绪、意境和风格。影调和色调和影片的样式是密切相关的,是其具体造型的体现,当美术师出于对未来影片样式的理解,试图寻求影片造型的整体基调时,他必然思考这两方面的问题,也必须对这两方面作出艺术的安排。 四、以《英雄》为例探讨电影美术的色彩设计 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视觉型影视越来越受到观众的喜欢,在未来的影片中,美术师首先接触到的就是色彩和色调问题,他要从影片整体造型角度处置色彩使其整体上和谐统一。影片的基本色调本身就具有意义,影片的色彩也就是贯串全片的线索,下面以张艺谋导演深入人心的《英雄》来侧重探讨电影美术的色彩设计。 《英雄》影片中人物服装色彩设置上就独具匠心。秦王在影片中自始至终是单一的深重黑色,与秦王宫殿铁黑色调浑然一体。无名穿着黑装依照秦国律例至秦宫殿受封奖,与秦王“十步”之距对饮,秦王、无名、长空、秦剑客等服色在黑色纯度和亮度的设计上则依次由深重至浅淡,这种构成符合秦尚黑,并寓意黑的权威和政治影响,也暗示一种对秦政的不满与反抗。残剑、飞雪、如月的衣装色彩纯度高、色泽鲜亮,质体轻薄,虽靓丽飘逸却敌不过黑奋的威重力量。除了黑色,《英雄》中还有其他多种色彩表现。在《英雄》中,无名给秦王编造的残剑飞雪故事的基调是红色的,反映出无名潜意识中刺秦的激情,他那冷静的外表下掩盖着报仇的血性和血气,想象中即将出现的刺秦场面使无名眼中的世界充满了鲜红的像血一样浓烈的色彩,此时秦王眼中和无名看到的色调是一样的,充满了血红的仇恨和杀气。而当秦王发现了无名的真实意图时,他想象中的一切都笼盖上了寂静的蓝色,因为他所面临的绝境使他不得不极力使自己镇静下来,用理性和智慧来超越对死亡的恐惧。残剑给无名讲述的故事时,柔和的绿色成为叙述的基调,一方面它展示了残剑给无名讲述时那种超脱仇恨,回归到宁静、博爱、真朴的心境,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无名向秦王转述时悟出的那种渴望和平,不要战争的心态。 总之,电影《英雄》是一部由红、蓝、白、绿、黑等多种色调来讲述的故事,它的情节的感人之处不在于故事的大起大落,而在其细节的精致和典丽,色彩和画面的视觉统一在《英雄》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五、结语 总之,色彩在影片中,不仅是纯粹电影化的造型手段,而且还要构成电影的视觉语言形态,只有当色彩融合在影片剧作之中,形成电影剧作的色彩结构,并且本身成为剧作内容,色彩与影片的关系才达到了“化”的境界,电影色彩的意义也才能真正得以体现,色彩在影片中的生命品质才能得以存在。一直以来,影视艺术都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艺术形式,随着科技的发展,影视艺术逐渐成为一道亮丽的艺术风景,当然影视在我国的迅速发展离不开影视美术的重要贡献,更离不开众多的幕后影视美术工作人员,影视和美术的紧密结合必将带动影视产业和美术艺术形式的绚烂盛开。
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高等职业院校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改革 摘要:构建高职院校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既要以切合社会发展需求、区域经济建设需求及行业用人需求为主导,又要充分体现职业教育理念,凸显职业教育特色。本文针对高职院校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传统培养模式对学生应用能力培养不足等问题,结合专业实际,探索以技能培养为重点、以就业导向为核心、以“双师型”师资建设为保障的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并对该模式实施的初步成效进行分析与评价。 关键词:高等职业院校;工商企业管理;人才培养模式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人才竞争日趋激烈,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亦呈现多元化趋势。中国人才发展报告(2009)指出:预计到2020年,我国专业技术人才需求总量将达到8127万。面对巨大的专业技术人才需求,高等职业教育承担着培养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的主要任务。因此,只有加快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创新的步伐,才能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实现人才培养模式与市场需求的紧密衔接。 一、高等职业院校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传统人才培养模式的局限性 1.注重知识体系培养,忽视地区、行业、企业需求,导致人才培养目标不够精准。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仅仅从管理学科的角度对学生需求进行分析,忽视了地区、行业、企业对人才的实际需求,不能有效地将地区、行业、企业的技术要求转化为人才培养目标要求,导致社会需求与学校供给严重错位。高等职业教育必须充分认识管理活动的特性,彻底摆脱单纯的学科教育教学模式,以地区、行业、企业需求为核心,构建应用性管理人才培养的新模式。 2.注重理论教学,缺乏岗位适应能力训练。传统的工商企业管理教育在教学中通过理论知识传授、教学案例讨论等教学方法传授给学生企业内部运营管理的知识,却忽视培养学生岗位实际操作能力和对企业外部环境变化的敏感性和应变力,导致学生专业技能欠缺,岗位适应能力不足。学生只有在职业情景中,通过完成相应岗位的工作任务,体验岗位的工作环境,才能逐渐获得和提高岗位适应能力。 3.教师企业实践经验不足,缺乏实践教育技能。由于种种原因,大部分企业对教师到企业内部调研、学习和锻炼未能积极支持,关键技术、关键岗位和生产流程不愿对教师开放,人为地将教育与生产隔离开来;高职院校工商企业管理专业教师所选择的科研课题以研究型为主,很难转化为实践成果,教师参与企业管理活动的机会较少;工商企业管理专业师资来源主要以高等院校应届毕业生为主,虽然专业基础理论知识扎实丰富,但缺乏实践经验,特别是在各类企业中的实践及管理经验,因此在培养合格的应用型人才方面缺乏必要的师资保障。 二、高职院校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改革 “高等职业教育作为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一个类型,肩负着培养面向生产、建设、服务和管理第一线需要的高技能人才的使命”,高技能人才即通常所说的应用型人才,应用型人才的基本特征是具有较强的专业技能、岗位实践和适应能力,高职院校应从培养应用型人才和就业岗位的需要出发,通过多种途径提升学生的专业实践技能。 (一)服务区域经济,切合行业需求,注重专业技能培养 1.改革和创新人才培养方案,从教学过程确保技能型人才培养落到实处。呼和浩特职业学院地处内蒙古呼和浩特,随着呼包鄂区域经济的迅速崛起,中小型企业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不断增长。工商企业管理专业自2004年开始招生以来,教学计划亦不断进行调整,2008年根据学院要求,实施学分制改革,制定2008级工商企业管理人才培养方案,在之后三年的实施过程中,发现存在专业课程设置不够清晰,部分专业课程理论性太强,技能训练型课程缺乏等问题。2011年,结合“国家标准、企业实际要求和学生就业需求”以及学分制三年实施经验,对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进一步修订,理论教学坚持适度、够用的原则,增加学生实训、实践、实习的机会,实践教学课时占总课时量的比例达到50%。在课程设置上充分听取行业专家意见,紧扣企业需求,按照“职业岗位群—综合能力模块—能力要素—课程体系”构建教学计划体系,增加了人力资源管理综合实训、ERP原理与应用、创意思维训练、SYB(创建你的企业)等技能训练课程。另外,针对工商企业管理专业口径宽泛、专业性差的问题,借鉴国外高校“模块式”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将专业方向进行细化,设置人力资源管理和企业管理两个模块,每个模块包含5门专业限选课,学生可以根据自身的兴趣及优势等因素选择相应模块的课程,增强学生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克服了以往工商企业管理专业学生知识宽泛,但技能不专的弊端。 2.拓展各种渠道,提升学生专业及实践技能训练。(1)建立并实施“双证书”培养制度。双证书教育是目前中国职业改革方向之一,职业院校在进行专业知识教育的同时,强化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双证书”培养制度一方面是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重心,同时也凸显高职院校毕业生的就业优势。在2011级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将学生考取助理人力资源师、助理营销师、秘书等职业资格证书纳入专业教学计划,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提升学生的职业综合能力及就业竞争能力。(2)开发校内实训资源,深入开展实战模拟教学。呼和浩特职业学院作为高职高专院校,始终以提升学生实践技能为目标,在实践教学资源方面予以极大的支持。工商企业管理专业设立了ERP综合实训室,配备了企业经营电子沙盘软件和手工沙盘模型,学生在实训课程中模拟企业经营管理角色,承担相应的管理职位,同时与其他模拟企业进行竞争对抗,培养学生的决策能力、组织能力、沟通能力及团队协作能力。通过实训模拟教学,提高了学习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学生能够将理论知识与管理实践相结合,为未来就业奠定扎实的基础。(3)鼓励并指导学生参加各类实践技能比赛。为培养学生的创新素质和创业能力,学院实训中心及工商企业管理教研室努力为学生创造条件,提供机会,派出具有丰富经验的专业教师团队指导学生参加企业经营模拟竞赛和创业竞赛,并取得了优异成绩。工商企业管理专业2009级学生在2011年“E路通杯”全国高校网络商务创新应用赛中,荣获商务创新应用模式一等奖;2010级学生在2012年“挑战杯”内蒙古自治区大学生创业大赛中,荣获一等奖。通过参加各类实践和创新竞赛,极大地提升了学生的专业知识水平及实践操作技能。 3.通过毕业设计和顶岗实习,提高实践操作及岗位适应能力。(1)改革毕业设计形式,提升实践操作技能。依照传统的教学实践模式,工商企业管理专业的毕业设计形式为学生撰写毕业论文,老师负责辅导论文,其特点是注重理论研究,缺乏实践能力培养。为提高毕业设计的有效性,学院以2009级毕业生为改革试点,对毕业设计进行形式与内容的创新,以创业技能课程培训(SYB)取代毕业论文撰写,通过15天的创业技能培训,学生能够基本掌握创业基础知识、政策及相关技能,经考核合格后获取创业技能证书,并可获得免息小额贷款等各项优惠政策。毕业设计改革受到学生的广泛欢迎,同时为学生自主创业提供了理论指导与实践平台。(2)通过顶岗实习,提高岗位职业技能。顶岗实习即到企业顶岗实践,实地体验职业环境及职位要求,亦是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主要途径。目前,工商企业管理专业已建立多个实习基地,行业涉及生产制造、人才服务、商业贸易、房地产等各个领域。学生依据自身职业规划选择实习单位进行顶岗实习,在顶岗实习过程中,学生亲身体验企业管理环境和工作氛围,培养认真严谨的职业道德和职业规范,提高职业能力及社会适应能力,进一步明晰自身的职业生涯目标。 (二)以就业导向为核心,实现应用型人才培养 1.重视职业规划,为学生明确专业方向。自2011级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实施起,在秋季新生入学教育中,将专业发展前景及职业规划作为迎新教育的内容由教研室主任及专业教师介绍给新生,同时将职业规划与就业指导作为公共基础课纳入教学计划并形成课程体系,包括大学生职业规划、创业指导及就业指导三门课程,分别设置于第二学期、第三学期及第五学期。除采用课程讲授的形式外,还聘请企业领导和行业专家对就业需求和岗位要求举办讲座,为学生选择职业方向出谋划策。 2.积极推荐就业,为学生顺畅就业提供渠道。首先,依托地区行业协会在校园举行专场招聘会,为学生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其次,充分利用学校招生就业信息网络资源,完善毕业生就业信息平台,为学生提供各类就业信息及求职渠道。 (三)依托实习实训基地,加强“双师”型队伍建设 工商企业管理专业围绕应用型人才培养,以实习实训基地为依托,加强“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注重提高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和社会服务能力。目前,呼和浩特职业学院工商企业管理专业有10专职教师,其中2名具有企业相关实践经验,其余8名均为院校毕业分配至学院的教师,虽然具有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但缺乏企业实践管理经验。为满足实践教学的需要,学院要求青年老师选择到企业挂职锻炼,直接参与企业的实践管理工作。具有企业实践经验的教师,每年也要利用假期或其他机会,参与企业的培训及招聘工作。此外,加强产学研合作,与企业开展课题的研究与转化,协助企业解决经营中的实际问题,提升教师的科研水平和实践技能。 三、高职院校工商企业管理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深化改革设想 自2011级学分制教学计划实施以来,工商企业管理专业实现了由传统的“大而全”向“小而专”的转变,总结工商企业管理专业培养模式两年来实施的成效及不足,在未来的工商管理人才培养规划中,对人才培养模式深化改革提出如下设想: (一)积极推进校企合作模式改革,探索“订单培养”模式 综合运用学校和企业资源优势对人才进行培养,“量”企业的需求之“体”,“裁”学生的培养之“衣”,推进教学与实践零距离,构建用人单位与学生零间隙,寻求毕业与就业零过渡的有效方式。“订单培养”模式更利于学校有针对性地进行人才培养,用人单位可以稳定地得到事业发展所需的人才,学生获得稳定的就业保障,实现用人单位、学生及学校的“三赢”。 (二)加强综合实训基地建设,打造具备教学、科研、文化三位一体的综合实践教学基地 目前工商企业管理专业校内实训主要通过ERP实训室进行电子及手工沙盘模拟,实训手段单一,实训内容很少将相关行业各岗位上下游之间的业务有机地串联起来,综合性和设计性内容不足。为实现综合型、设计型、体验型课程开发与科研相结合的整体建设格局,打造具备教学、科研、文化三位一体的综合实践教学基地,学院拟与用友新道科技有限公司进行深度校企合作,引进“虚拟商业社会环境VBSE”实训平台,学生通过在多类社会组织中从事不同职业岗位“工作”,训练在现代商业社会中从事经营管理所需的综合执行能力、综合决策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感悟复杂市场营销环境下的企业经营,学会工作、学会思考,从而培养自身的全局意识和综合职业素养。 社会对人才培养的要求始终处于动态发展中,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模式也应与时俱进,只有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就业为导向,对人才培养模式不断进行优化和变革,才能够实现教育教学改革的终极目标。 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高职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探讨 【摘 要】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管理的变革对工商管理类人才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学生的创新能力、学习能力、沟通能力、承压能力、团队协作精神等成为现代企业十分看重的个人素养。而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弊端,培养出的工商管理类专业人才与现代经济的发展和现代企业的需求差距甚大。 【关键词】工商企业管理;人才培养模式;模块融合;探讨 1 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基本模式 1.1 基本模式描述 工商企业管理专业的培养模式可以概括为:以知识为基础、能力为核心、素质为保证、走产学研相结合道路的模块融合式人才培养模式。 在人才培养模式上充分体现高职教育就业导向、能力本位的思想,体现以职业素质为核心的全面素质教育培养,并贯穿于教育教学全过程;按照突出应用性、实践性的原则重组课程结构,更新教学内容。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以专业理论知识为基础,以掌握专业技能胜任岗位要求为出发点,以培养毕业生的专业技术应用能力为主线来构建课程体系。做到了融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素质教育于一体,课内课外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实施过程中要做到以下四点: 第一,在进行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过程中,注意加强思想政治素质培养,尤其是职业道德与创新精神的培养,主要是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进行有针对性的体现,从灵活多样的显性和隐性课程进行培养。 第二,实施课内教学和课外实践活动相结合的职业能力培养模式,课内加大实践教学内容,减少理论教学课时,开设独立实践课和综合实训项目;课外的实践活动强化动手能力和综合能力,突出产、学、研相结合的特色。 第三,实施因材施教的教学模式,在培养学生专业能力的同时,充分发挥和培养学生的其它兴趣与特长。 第四,为促进工商企业管理专业的发展,学校在多家知名企业设立了专门的实践基地,学生在第一学期至第四学期期间,每学期都安排一定的时间到企业实践基地进行相关见习,第五、第六学期到校外实习基地进行顶岗实习,将在学校所学到的理论知识与实际工作很好的结合起来。 1.2 内容方法体系 本专业教育内容主要包括两个体系、三个模块,即理论教学体系和实践教学体系,三个模块是素质模块、知识模块和能力模块。素质教育作为基础贯彻“三全”原则,即“全过程、全员、全方位”。本专业的职业素质教育的改革措施和执行过程包括: 第一,学生入学后入学教育和专业教育;学生的军训教育。 第二,在教育计划执行过程中,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各种社会公益活动,对参加各种社会公益活动的学生给予德育加分,锻炼学生吃苦耐劳、爱岗敬业、谦虚好学的精神。 第三,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过程中,应该注意加强思想政治素质培养,尤其是职业道德和创新精神的培养。 第四,学校鼓励学生利用业余时间,尤其是假期参加社会实践,实行课内教学和课外活动相结合的素质教育培养模式,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各种形式、各种层次的社会实践以及各种社团活动,在培养学生专业能力的同时,充分发挥和培养学生的其它兴趣与特长。使他们能进入社会、了解社会、融入社会。这样不但培养了学生的自学能力,并为今后的就业和从业做好准备。 1.3 保障体系 第一,师资队伍建设:为了保证教学内容的实施,工商企业管理专业重视师资队伍建设,本专业专、兼职教师年龄结构合理,并重点优化教师的职称结构、年龄结构,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提高教师的教学、实践能力。 第二,实训基地建设:为了强化学生的职业能力训练,本专业配备有校内实验室和校外实训基地,校内实训室主要满足学生课内实验、综合实训项目和独立实验课程的教学要求:校内实验室采取开放式管理,学生在课余时间尤其是技能大赛期间,实验随时得到实践训练。校外实训基地主要满足学生感性认识、岗位技能和毕业实习的教学要求。 第三,教材建设:工商企业管理专业重视教材建设,本专业所选教材一是积极采用获得广泛认可的优秀的高职高专教材,二是积极组织、鼓励教师自主编写或者参与编写反映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的教材或者讲义。本专业教学所选教材基本是高职高专规划教材、教育部统编教材,教材选用合理,保证了专业的教学质量。 第四,教学管理:本专业的教学实行校系两级管理,除了学校的相关教学管理规章制度以外,系部还要针对本部门专门制定相关的教学管理监督办法,职责清晰、规范明确,制度完善。 第五,教育评价:在教学过程中,根据不同类型的课程,采取灵活多样的考核、考试形式,着重考核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如基础课程主要采用理论知识考试为主,闭卷、开卷、笔试、口试相结合;专业课程采取理论考试和实际课题相结合;实训课程采取实验成绩为主,测试考试为辅。通过考核方法改革使学生牢固掌握所学的理论知识,学以致用,重视职业能力培养。 2 课程体系设计 2.1 专业课程体系设计 高等职业教育是以“面向市场、立足岗位、重视素质、突出能力、强调应用”为根本,适岗与变岗、综合与应变、产学结合、职业技能培养作为工商企业管理专业教育课程体系的基本特征。这是一个含职业综合发展能力、素质与知识结构的复合概念,体现了“能力本位”的高等职业教育的指导思想、基本要求和课程能力观。 在课程设计上,突出以“应用”为主旨的原则,围绕专业培养目标,不断修订和完善专业教学计划,合理增减课程和课时,一切围绕培养学生的理论素质、职业能力,强调学生发展的后劲。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专业选修课、全校任选课及实践课六个模块之间,建立起一整套学时比例恰当、课程体系设计合理、课程内容新颖、教学大纲科学、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较为合理、先进的课程体系。 2.2 实践课程体系设计 实践教学体系与理论教学体系,既相对独立又相辅相成,针对培养学生技术应用能力,以实践技术岗位应用性技能人才为培养目标来建立实践教学体系。 在教学体系建设中要重视实践教学环节的设置,把实践教学环节与理论教学环节并重,使两者有机结合,相互渗透。根据市场对人才的需要,通过由基本技能到专业技能循序渐进的实践教学训练,培养学生的预测与规划能力、运营管理能力、组织协调能力、拓展能力。从专业人才培养对职业能力的要求,实践教学体系主要包括理论实训项目、独立实践课项目和专业综合技能训练三个部分,以专业技术应用能力为“一条主线”,理论实训项目训练是对独立实践课项目与专业综合训练的基础与支撑,专业综合训练培养管理技术应用能力。实践教学体系主要有综合沙盘对抗、操作、演示、设计和参观等方面。 2.3 就业实践设计 为帮助学生深入了解企业,养成良好的职业素质,提高专业技能水平,就业时更快地适应企业的生产和管理制度,要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与地方企业的合作,将顶岗实习课程化,分两阶段安排学生到相关专业实训基地进行顶岗实习。 第一阶段――职业素质与专业技能顶岗实习:主要以提高学生“专业技能”,并进一步提升学生“职业素质”为目的顶岗实习。这一阶段顶岗实习主要将学生安排在商品采购、销售、人力资源、市场开发等相关部门,让他们在企业参与技术性较强的工作,将所学的专业知识用于实践,进一步提升专业技能,并在工作的过程中锻炼学生与企业领导、基层管理人员及员工相互之间的交流沟通能力及团队协作能力,并学会自主解决日常企业管理中的实际问题,最终实现能力的全面提升。通过学生亲身体验企业的生产环境、企业生产组织形式,感受企业文化,从而促使学生养成良好的职业行为规范及职业道德,形成良好的时间、纪律观念及安全责任意识、环保意识,以便更好地理解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目标及学习要求,提高学习的积极性。 第二阶段――预就业顶岗实习:主要以企业“准员工”身份的顶岗实习,这一阶段的顶岗实习,要求学生完全按照企业生产要求进行工作,经过“师傅带徒弟”的形式,让学生在较短的时间实现独立工作,完成企业的工作任务,从而真正地融入到企业日常的生产管理中,实现“零距离”人才的培养。 2.4 职业技能竞赛设计 职业技能竞赛是本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的重要环节,通过专业技能大赛,一方面,促使教学与职业资格(证书)能力要求有效衔接,使教学更贴近企业需求,贴紧职业岗位要求,并促使学生形成团队合作、勤于钻研、开拓创新的优秀品质,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积极性;另一方面,通过技能竞赛,检验教学成果,发现教学中存在问题,并及时改进;第三,为学生提供一个充分展示自我的舞台,对表现突出的学生,安排他们参加省市级和国家级的职业技能大赛,从而达到“以赛促学、以赛促教、赛教结合”的目的。 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国际视野下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讨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对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人才的需求不断提升,从国际视野来看,我国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人才的培养还存在诸多的问题,难以全面发挥人才对工商企业发展的推动作用。本文在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全面优化国际视野下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人才的培养模式。 关键词:国际视野;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 一、引言 在全球化视野下,管理专业人才培养对工商企业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人才战略是企业在国际贸易过程中取得核心竞争优势的关键。从国际视野来看,我国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还存在诸多的问题,比如人才培养缺乏战略性和长远性、过于重视理论层面的教育培养、企业的参与度不足等问题都限制了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人才的培养,对企业的全球化发展带来了诸多的不利影响。因此,必须要从当前的问题出发,创新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人才的培养模式。 二、国际视野下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1.人才培养缺乏战略性和长远性 当前我国对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人才的培养基本是照本宣科,没有根据全球经济贸易的发展建立起人才培养的规划,对关键人才的培养缺乏战略性和长远性,使得现有模式下培养的人才还缺乏实用性、战略性,对工商企业发展的带动作用较小。不管是企业还是高校,在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面都存在短视性,所以使得我国工商管理专业人才虽然数量较多,但是整体的质量还有待于提升,因此难以引导企业实施人才发展战略。 2.过于重视理论层面的教育培养 与一般性人才培养模式相同,国际视野下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人才的培养也过于重视理论层面的培养,缺乏实践教育,其掌握的理论知识较为丰富,但是还缺乏必要的实践能力,使得其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培养与教育,因此使得人才培养的成本不断提升。同时,由于缺乏实践教育,使得人才的实用性大大降低,其关键作用也得不到有效的发挥。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拖慢了全球化背景下工商企业的发展步伐,也使得我国人才培养模式受到了较大的冲击。 3.企业的参与力度不足 传统模式下,我国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人才主要是依赖于高校进行教育和培养,企业的参与力度较小。随着全球经济贸易的不断发展,工商企业对管理专业人才的需求不断变化,而由于高校人才培养模式较为固定,因此其所培养的人才难以准确满足企业的发展需求,使得全球化背景下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人才需求缺口得不到有效的弥补。同时,由于缺乏企业的积极参与,使得高校所培养的人才与企业的真实需求存在较大的差异,进而降低了人才的应有作用。 三、国际视野下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进措施 1.树立人才培养的战略性和长远性 国际视野下,工商企业的发展要具有战略性和长远性,因此其管理专业人才的培养必须要同样具有战略性和长远性。要根据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现状,制定和实施人才培养的规划,改革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将人才培养纳入到企业和高校发展的战略中,通过不断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培养思维,改革培养路径等,全面提升对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人才的培养效果。 2.实施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综合培养 单一化的理论培养已经难以适应工商企业对人才的需求,因此必须要全面加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人才培养,要根据全球经济贸易发展的实际情况,以最新的理论作为支撑,将企业的发展融入到教育教学过程中,并重视实践操作方面的教育和考评,使得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人才不仅要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还要具备较强的实践操作能力,提升人才的综合能力和对工商企业发展的促进作用,为人才战略的实施提供有效的保障。 3.加强校企合作培养人才的力度 校企联合是当前我国教育改革的重要趋势,也是工商企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必要保障。高校应该与企业合作搭建其人才培养的平台,整合校企之间的优势资源,在接受高校理论教育的同时,要引导工商管理专业人才深入企业内部进行实践和学习,并为其提供有效的实践教育指导。同时,要逐渐加大企业在人才培养方面的主导作用,使其根据自身的发展需求,制定和实施培养计划,并与高校进行联合培养,在现有的基础上全面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四、总结 国际视野下的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是促进工商企业全面发展的重要基础和保障,在这一过程中必须要正视管理专业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从本文的研究来看,应该从树立人才培养的战略性和长远性、实施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综合培养、加强校企合作培养人才的力度等方面出发,全面优化人才培养模式,促进工商企业在国际视野下的健康长期发展。 作者:韩红蕾;黄乃文 单位: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教育史论文:美术教育史教学与研究体会 我国源远流长的美术教育发展史在我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近些年来,美术教育史的研究日益为美术教育界重视。不言而喻,研究美术教育史的意义是重大的,尤其对于师范美术教师教育来说更是如此。但我国美术教育史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以往学术界对此领域虽也有过一些涉足,但缺乏系统的整理与研究。时至今日,没有一部较系统的“中国美术教育史”专门著作出现。其实,我国美术教育史的研究与我国美术教育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不相称的。 面对中国伟大的美术文明与现代阵容庞大、发展迅速的中国美术教育现状,对我国美术教育史进行研究是一项非常必要、非常紧迫的任务。从我国师范美术教育来说,按照2005年“教育部关于《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美术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课程设置指导方案(试行)》的通知”,美术教育史作为必要的基础理论课程进行开设,但目前最缺的是教材和相应的研究资料。另外从阵容庞大的中小学美术教师来看,他们职前教育就缺乏这门必要的知识。教师工作中要进行教学研究,参与教学改革,研究、思考问题是不能缺乏教育史知识平台的。古今中外教育史中蕴含着先贤宝贵的经验,有着深厚精辟的理论,体现着美术教育与社会关系的规律,是他们思考发展和改革我国美术教育不可缺少的知识资源。 我国美术教育史涉及美术教育观念、教育理论、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各个层面,我国美术教育发展史蕴含着美术兴邦的历史经验。通过展现美术教育的历史,有助于深化人们对中华美术多方位的总体认识,对美术教育事业发展与社会进步将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具体体现为:第一,能为正确认识美术教育的性质、特点和教育实践提供理论思考依据。第二,是改革我国美术教育与我国美术教育学科理论体系建设的必要因素。 研究我国美术教育史要在深入挖掘和大量占有历史资料的基础上,深入探讨美术教育从传统走向近代的各个层面的深刻变革过程,探讨美术教育的产生、发展与社会转型的内在联系,展现我国美术教育走过的辉煌历程。我国美术教育史不仅要勾勒出我国美术教育的总体发展面貌,并要史论结合,概括出各个时代的特点,找出规律性和特殊性。美术教育史研究必须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为指导思想,研究各时期的美术教育现象、教育形式与教育思想的社会政治文化历史关系。紧密联系社会背景进行分析,并广泛吸收学术界科学研究的成果,对我国美术教育发展的历史作出在宏观上把握教育思潮流向的前提下,对具体的教育制度、教育经验进行剖析和梳理。美术教育史研究紧密联系着历史学、社会学、美术史、美术学等,美术教育史研究要思路开阔,在综合其他学科史学研究的成果上建立新的美术教育考证方法,借鉴教育史研究的一切具有科学意义的成果和方法,博采众长,努力以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在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中研究美术教育发展的历史。 美术教育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它继承和发展着人类的文明成果,传播、保存、融合、发展着民族的文化,是民族形成、生存及发展的生命机制。美术教育作为一种精神生产,对人们的社会心理、风俗习惯、道德规范、文化传统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成为整个文化建设的基础。 谈到美术,我们可能会想到绘画、雕塑、建筑、工艺美术(或者现代人说的艺术设计)。谈到美术教育,我们可能会想到美术本体的传承教育,这显然是不全面的。那些流传在民间的属于造型艺术的现象,其实也都属于美术现象。这些美术现象是劳动者的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体现着他们的情感、理想、审美和造型观念,具有较高的美学价值和典型的美术文化特征。那些被称作“美术”的作品,发展中既有明显的承传性,又在不断地翻新。这些美术在民间传承与发展的过程,属于美术教育的范畴,美术教育在其中的作用是特殊而意义重大的。 不同的美术教育形式对应不同的社会阶层,一般来说美术教育史研究包括三大类:一是专业美术教育。“专业美术教育”在传统中的主要教育方式是:父子相传、师徒相授、图样临习等。在现代社会“专业美术教育”一般在学校实施,如美术学院、职业技术学院和其他各类学校的美术专业学科。这种教育以培养专业美术人才为主要目标,教育目的是美术文化本体的传承与发展,最终指向是以创造的产品为社会提供精神的与物态的艺术,促进社会发展。二是人文素质美术教育。“人文美术教育”的主要教育方式是:作品认知、社会活动与信息接受等方面中的教育,主要指为教化国民素质而言。在现代社会的“人文素质美术教育”一般指幼儿园、中小学和大学中的通识教育,教育目的是公民素质教育。三是社会美术教育。“社会美术教育”包括家庭与社会生活、活动等方面的美术现象对人的影响与教育,内容丰富多样,主要有家庭与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建筑、影视、网络、工业产品、宗教美术、政治美术、商业美术;生活活动的器具、婚丧嫁娶与礼仪活动中美术参与的运用等。这些美术文化随时随地对公民起着教育的重要作用。 美术教育作为人类社会所特有的社会现象,其本质是对应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它贯穿于人类历史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促使人类社会得以延续和发展。美术教育将人类积累的丰富的经验和知识加以整理、保存、传递和发展,它与人的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有着广泛、普遍的联系。从原始社会到今天,美术不仅是广大民众生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也是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仔细研究美术教育史我们会清楚地看到,美术文化以及其传承发展对于社会意识与社会文明进步产生着重要的影响。美术文化是人类社会生产与生活的产物,但同时又是人类生产和社会生活得以继续进行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对我国美术教育历史现象进行梳理,立足现展角度进行研究,是学术研究的必要,是美术教育实践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美术教育和其他各行业一样迅速进入一个繁荣发展的黄金时期,中国美术教育的指导思想、教育观念及教育内容、教育方法、评价标准都需要新的创立。美术教育工作者有必要了解美术教育的历史,研究美术教育规律,思考美术教育的发展。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加强美术教育学科的教育理论研究,推进美术教育学科建设与发展,美术教育史的研究成为摆在美术教育界紧迫而重要的一项任务。 教育史论文:口述史在农村教育史研讨中的运用 一、口述史的特点 口述史作为历史学独特的研究方法,笔者认为将它引进到农村教育的研究领域中,这与它所具有的独有特点是分不开的。 第一,研究内容的客观真实性。一方面,口述史研究采访的对象都是某一事件的亲历者,他们把自己对该事件的所见、所闻、所感用通俗的语言或者方言叙述出来,这样的描述最接近历史事实的本来面貌,具有较强的真实性。另一方面,研究者毫不保留地将受访者录音转换成文字稿,甚至连体现受访者心情的语气词都会记录下来,这样得来的口述史料不会掺有研究者本身的主观感受,具有一定的客观性。正如英国口述史学家塞缪尔所言:“口述证据是接近最可靠、最自然的历史事实的最佳途径,因为日常经历在某种意义上说不受思想回顾的影响……而历史实际上就是从最初的直接经历中建立起来的。” 第二,研究视角平民化。法兰西学院思想史教授米歇尔•福柯认为,所有的知识、思想及信仰,实际上都是和权力有关系,话语如果没有权力,话语就不能构造事实,只是耳旁风。在中国亦如此,知识代表统治阶层的利益,发言权只掌握在权力精英手中,只有他们才会发出“有价值”“有力量”的言论,而且经过历史的记载,我们所能看到的是王侯将相、豪门权贵等特权阶层的历史。而对广大平民百姓来说,因为他们没有“话语权”也就无法给历史留下任何记录,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口述史研究方法的使用可以让普通百姓发出自己的声音,将历史恢复成普通人的历史,并与现实密切联系,由此获得的口述资料便多了几分平民色彩。 第三,研究范围的广泛性。口述史采访的对象是各种历史事件的各类亲历者,因此,它所涉及的研究范围相当广泛。从纵向研究来说,口述史可以涉及明末清初、民国时期、建国时期、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时期等长达400多年的不同时期不同专题的研究。从横向研究来说,口述史的研究对象不仅包括社会上层、精英人物,也逐渐开始向社会下层、普通百姓拓展,它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范围。 二、用口述史来研究农村教育成为必然趋势 为什么要用口述史的方法来研究农村教育呢?这与农村教育的研究现状以及口述史研究方法的微观视角是分不开的。从研究成果来看,目前教育界在宏观层面上对农村教育的研究成果颇丰,这些研究更多的是在上层社会或者精英文化的层面上进行叙述和分析,而对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乡村民众是怎样看待农村教育的,他们的生活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农村教育的影响,这些社会微观的问题却很少有人涉足,从而造成对中国农村教育实态研究的缺失。将口述史研究方法引入教育史研究领域中,为我们拓展教育史研究的微观视野,构建出更具“现场感”的农村教育图景,探寻农村教育对于广大民众的真实意义提供了可能性。从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来看,教育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和人口等社会因素的制约,又对这些因素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但这种关系是通过民众生活这一中介间接实现的。一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政治经济制度、风俗习惯等因素首先体现和落实在民众生活中,并通过民众的观念和行动来影响农村教育的实施。 另一方面,教育是通过塑造民众的综合素质,并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他们原有的生活状态来实现对社会的反作用。所以,在教育和社会之间,民众生活是一个“中间环节”。我们要了解近代中国农村教育的实际状况,就必须将研究视角下移,让民众讲述自己的教育故事,从乡村民众的真实生活中去考察。因此,通过把握民众生活来理解近现代农村教育,是教育史研究的基本路径。从乡土的视野来看,近代学校教育到底给民众的生活带来了什么,是讨论教育如何在适应民众生活的基础上改造民众生活的前提条件,这也应该是教育史研究的一个重大任务。教育史学科经过20余年的发展,已经构建出了一个由各种通史、专题史和地方史构成的宏观图景,但是欠缺基于微观实证研究所提供的图景。正是微观视角的欠缺才导致国家对农村教育始终难以准确把握,使得近代以来历次教育改革的设想与实际的执行之间相距甚远。口述史研究方法就是提倡从民众底层视角出发来研究农村教育,给中国“沉默的大多数”一个发出自己声音的机会,讲述属于他们自己的受教育经历,以及因接受学校教育而获得的生活变化情况,正是他们丰富多彩的教育故事和教育生活,才能让我们清楚认识到农村教育历史的真实面貌,同时,可以使国家教育政策和制度的制定与落实密切联系现实,更符合百姓的心声。 三、用口述史研究农村教育的注意问题 口述史研究最重要的部分就是通过访谈来搜集声音资料。做访谈就要提出问题,提问问题的方式多种多样,既有正式的、严谨的提问方式,也有非正式的、聊天式的提问方式。优秀访谈员可以灵活运用各种提问方式,取得更多更好的访谈效果,同时也要关心、尊重受访者,理解受访者的观点,静心聆听受访者的表述。第一,访谈之前要做好充足的准备。 1.收集背景信息,仔细准备提问方式,既要防止死气沉沉的高度结构化的访谈,又要防止变成琐碎闲聊的无拘无束的对话两种极端。对于健谈的受访者,只需要掌掌舵、特别提示一下表述不清楚的地方;对于说话简练的受访者,要提出范围广、没有限制的问题,并及时补充、提示。访谈提纲中的问题要通俗易懂、简明扼要、直截了当,避免使用引导性的问题。 2.访谈前认真检查录音设备,麦克风应该离谈话者嘴边一英尺左右的距离,保证录音的音调正合适,提高录音质量。同时,也可以准备各种辅助记忆的物件。比如你要了解老年人的私塾经历,可以随身携带一本旧《三字经》,受访者看到它就可能不自觉地讲述自己当年读私塾的经历。类似这样的东西也有可能促使受访者拿出旧信件、日记、简报、照片等,成为访谈中最有价值的副产品。 3.访谈地点最好设在受访者自己家里,这样受访者感到自在便会畅所欲言。如果访谈是私下进行,会营造彼此充分信任的氛围,双方可以更坦率。 4.制定切实可行的访谈计划,在使用过程中要有灵活性和想象力。同时,要在访谈开始前简练地解释一下研究的目的和访谈的用处。第二,访谈过程中要保证受访者不被打扰可以完全自由的讲话,访谈员尽可能地不要插入自己的评论和经历,要给予受访者充足的思考时间,当然,聆听对方讲话时也要给予适当的回应,保证访谈是在相互合作、信任和尊重的基础上进行。访谈员需要保持敏捷的记忆力和高度集中的注意力,避免提出已经得到的信息。同时,将那些可能唤起受访者痛苦回忆的问题放在访谈的最后,当受访者有所芥蒂时,千万不能对他施加压力,要尊重受访者的主观意愿。最后,用轻松的口气结束访谈,针对所获得的信息,向他们表示热忱的谢意。 作者:沙莉莉 单位:山西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教育史论文:高等教育史与高等教育的行政化 一、从古至今我国高等教育行政化的表现 我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外部管理行政化。清末时期,全国当时还没有管理新学堂的专门机构,各省学堂事务就由京师大学堂管理,为了保证高等教育走在符合封建统治需要的方向上,当时京师大学堂最高领导管学大臣下设教学和行政两套班子。国民党时期,以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后,教育更是成为高度重视、严密监控的领域。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高等教育肩负着振兴中华的历史重任,国家对高校内部管理体制也是几经调整,大致经历了建国初期的校长负责制,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20世纪70年代党委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20世纪80年代的校长负责制,直至1998年颁布《高等教育法》才明确规定高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从而逐步稳定下来。我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充分表明,行政化因素在我国高等教育历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二、高等教育行政化的不良后果 1.不利于调动教育主体的积极性 高校的主体本来应该是教学、科研人员,行政人员,促进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也需要通过发挥教师的教学和管理的积极性来实现。但是高等教育的行政化使得行政人员成为支配学校的核心,教学科研人员成为行政系统中的“被管理者”,在行政系统运作中缺乏主动性,没有独立自主发展的可能和起码的主人翁感,结果,教学科研人员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大受挫伤,行政系统制定的规章也不易得到教师和研究人员的积极配合。没有遵循教育发展规律的管理必定是舍本逐末,可能在短时间内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不利于高等教育自身的长期发展。 2.导致机构膨胀 由于教育资源按行政权力的大小和权力涉猎领域来分配,于是人们的精力投向千方百计地机构升级上。收到利益的驱使,大量人员跻身于行政和后勤系统中,机构庞大,系统人满为患,从而导致效率低下,人浮于事。 3.不利于科学研究的发展 高等教育的行政化容易导致学术与权力的界限模糊,很多高等教育机构中颇有成就得研究者和学者都是高等教育系统中的领导者,权力的拥有和行政职责会分散学者的精力,从而导致其在学术上的研究能力下降,故不利于科学研究的发展。 三、我国高校行政化的历史原因 对于高校形成行政化现象的历史原因,下文将从我国传统教育管理体制、国家体制传统和文化心理意识三个方面来分析。 1.我国传统教育管理体制的影响 中国古代教育体系尤其是高等教育中的官学具有明显的“学在官府”、“政教合一”的特点。秦统一中国后,“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设置有“吏师”制度和博士官制度,从而形成了以国家法统宣教天下的局面。汉代统治者继承西周以来“天子视学”的传统,皇帝经常亲临太学视察,至东汉光武帝时期,乃成定制。隋唐时期,设立了专门管理学校的机构“国子监”,设祭酒专管教学事务。清朝时期,设国子监管理太学,祭酒、司业为国子监正副首长,另有监丞、博士、学录、典籍等各司其职,地方官学则有府、州、县学,与中央官学一起构成了完整的官学体系。及至近代,国家为救亡图存而创设了高等教育,从外部宏观管理体制到内部微观事务,都可见国家政府干预的踪迹。时至今日,中国可以说仍然是一个行政权占主导的“人治”(实为“官治”)型的国家,“官师治教”传统根深蒂固,这就使得各级官员尤其是地方官员在潜意识中有了治理一切事务的观念;而在现实中我国政府管理的制度设计又为此提供机会,因此,各级官员也会不自觉地插手教育事业。 2.国家行政权力相对集中的政治体制 中央集权制度是我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核心,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对中国的文化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秦汉以来,历朝历代无不在强化中央集权,国家权力的触角无处不在。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模式”计划经济体制对我国的深刻影响也使的我国逐渐形成了高强度的中央集聚资源和分配资源的“集权型”体制,教育体制也以计划的形态运行。尽管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央对高等教育的管制有所放松,但政府仍然在高等教育的人事、财政、招生、教学和科研等各个环节中有所涉及。 3.传统文化意识是高等教育行政化的摇篮 不可否认从文化意识的角度来讲,中国仍然是一个“传统型社会”的国家。从中国传统制度与社会环境两个角度上来说,几千年来,中国就是一个官治主导、伦理至上的国家,在传统文化意识里,民众早已习惯于个人服从国家、政治权力一元,所以高等教育管理权的高等集中于中央能够存在。传统文化意识里不乏有“中庸”等这样的意识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他们认为一国如同一家,以安定为上。因而人民的权利意识极其淡薄,在心理上也习惯于服从,这为行政行为的高效运转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四、结语 通过回顾我国高等教育在各个不同时期的表现,本文论述了高等教育的行政化与我国传统教育管理体制、国家体制传统和文化心理意识不无关系。就像是一个人个性的形成脱离不了成长环境的影响一样,我国的政治体制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就决定了我国的高等教育会与行政权力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这些因素也只是一个从高等教育史的角度分析的,因此,对于我国高等教育行政化的原因的分析还有很大的空间,只有充分分析了高等教育行政化的原因才能够在肯定高等教育行政化所起到的历史作用的同时,进一步反思这种高等教育模式的缺陷和不足,从而为高等教育的发展寻求更合理的发展道路和方式。 作者:李妍单位:四川大学中美大学战略规划研究所 教育史论文:中外教育史对比分析 一、设置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方向的初衷 当我们研究教育问题时,我们无法将一个个教育问题封闭起来,孤立地就事论事,我们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历史的深处,追根溯源,去探寻那些导致今天教育现状的种种因素;我们也无法将我们的教育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教育割裂开来,闭门造车。因为历史的、别国的教育都对我们今天的教育产生着潜移默化的、不容忽视的作用。“任何出色的真实有效的教育都是民族生活与特点的写照。它根植于民族的历史中,适应于它的需要”[1](P65)。忽视我们自身的历史传统,我们的教育将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丧失生存的土壤。同时,“以正确的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研究国外教育制度的作用”,以便“促使我们更好地研究和理解我们自己的教育制度”[2],使本国人民意识到自己教育制度中的优势、缺陷,尤其是“对照别国,发现本国的弱点,并予以改进”[1](P63),这同样是不可或缺的工作。所以,当我们研究今天的教育时,不可能回避历史的和别国的经验。“古今贯通,中西融汇”,将古今中外的教育历史融于一炉,对其进行比较鉴别,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既吸取我国教育历史中的精华,又借鉴国外教育历史中的优秀成果,并结合当前教育面临的实际问题,建立起一个既具有中国特色又有现代教育意识的教育史研究新体系,这是我们在硕士生阶段教育史专业设置中外教育史比较方向的初衷。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一)再发现———促使学生提高思维能力的重要路径 从事高等教育的人都清楚一个事实:硕士阶段的教育不同于本科阶段的教育。相对而言,硕士教育阶段更侧重于对学生思维能力的训练和科研能力的培养。那么如何锻炼学生的思维,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呢?美国著名教育家、心理学家布鲁纳关于引导学生发现和再发现的主张给予我们很大的启发。布鲁纳认为,人类的全部活动中的最独特之点,在于人类能够亲自发现,人不是一个被动的有机体,人掌握概念、解决问题都是一个主动的过程。发现是教育学生的主要手段,教师向学生提出有关问题,引导学生搜集、钻研有关资料,通过积极思考,自己体会,从而“发现”概念和原理。按布鲁纳的话来说,发现学习就是以培养探究性思维的能力为目标,以基本教材为内容,使学生通过“发现”与“再发现”的步骤来进行的学习。这里特别引起我们重视的是,布鲁纳指出学校中的发现学习不局限于对未知世界的发现,更重要的是引导学生凭借自己的力量对人类文化知识的“再发现”,其实质就是把“现象重新组织或转换,使人能超越现象进行再组合,从而获得新的领悟,包括寻找正确结构和意义”[3](P465-470)。具体在教育史研究领域,设置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方向的目的首先就在于使学生从历史上已有的教育现象出发,通过自己的探究性学习,深入体会造成此种教育现象的社会历史原因,并通过对中外教育史的比较研究,发现中外教育历史中被遗忘的或尚未发现的新的研究领域。但更为重要的是,设置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方向的目的在于促使学生对已有的史料、史实、知识结构和教育问题进行再发现,使这些教育现象在学生的头脑中重新组合,从而获得新的体悟,寻找出教育的真谛。这种发现和再发现的过程是一个相当艰辛的过程,甚至是一种痛苦的、需要付出巨大精力的劳动过程,但也确实是使人意志受到磨练、思维得到升华的过程。因此,通过中外教育史的碰撞与比较,着实可以使学生走出仅从中国教育史着眼或仅从外国教育史入手研究教育问题的局限,促使学生从比较的视野重新审视以往对教育问题的看法,积极思考中外教育的异同,“发现教育问题,探讨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其在特定背景中的解决办法,以及发展教育的原理或原则”[4](P436)。 (二)宽视野———拓展学生知识面的有效手段 在教育史领域,以往学生看问题,仅仅从自身所主攻的研究方向的角度出发。研究中国教育史的学生,埋头于钻研中国教育史方面的知识和史料,虽能达到一定深度,但对外国的教育历史知之甚少,思路难以拓宽;而研究外国教育史的学生,虽然对外国的教育研究得比较到位,但却缺少对中国教育历史和现状的应有了解,因而难以很好地对外来教育制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而事实上,中外教育在历史上是互相借鉴、互相融合的。“我们的祖先不仅曾以印刷术和指南针推动世界文化的历史车轮前进,更曾以儒家思想和考选制度有功于各国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的建树”[5](P4)。而随着西学东渐的深化,西方的近代学制直接影响了中国现代型学校诞生的进程,为中国近代学制的完善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借鉴。可以说,“我国既是文化教育的输出国,又是文化教育的输入国”。“妥善地把东西方教育史沟通起来和妥善地把中外教育史挂起钩来”[5](P4),有利于拓展我们的视野,使我们认识到人类教育历史的整体性。因此,设置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方向,意在弥补硕士研究生培养中以上两种偏向的不足,拓宽他们的视野,丰富他们的知识面,教会他们以比较的眼光和辩证的思维来看待中外教育发展中的史实,使其知识体系既植根于中国教育的肥沃土壤中,又能充分吸收外来教育中有益的成分为我所用。 (三)相碰撞———为教育改革寻找切实的借鉴 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世界的文化教育都不是绝缘体”,“世界文化总是通过彼此接触而向前发展的”,“当各国在战火纷飞的时刻,他们的教育文化常常是和平相处或互相取长补短的”,“当今各国的学校都是混血儿”[5](P3)。随着亚历山大的东征,客观上使得东西方文化教育第一次发生了大规模的碰撞,产生了闻名遐迩的文化教育之城———亚历山大利亚城,将当时世界各国的先进文化教育集于一堂,哺育了欧洲文化教育几千年,成为“人类文化教育前进的渊源”[5](P4);在我国宋代,富有历史使命感的理学大师们将外来的佛教、本土的道教引入到儒学中来,使它们发生碰撞,最终形成了以儒家为主体,融合佛、道的新儒学———理学思想体系,并成为封建社会后期统治思想的主干,影响中国文化教育事业达千年之久。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文教事业的进步,世界各国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到一起,任何国家的教育事业都无法脱离其他国家而单独存在,也不能脱离历史传统来研究教育问题,而应从各国历史的经验教训出发,使它们与当前的教育改革发生激烈的碰撞,在碰撞中发现真理的光芒,使其成为我们切实有力的借鉴。如:我们当前的基础教育改革,就在相当程度上借鉴了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的思想,意在充分发挥儿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也参考了新传统教育派的主张,以便通过教师有计划、有组织的“课堂教学”,使学生学会“人类积累的知识”,掌握某些人类历史上“永恒不变的要素”[6](P236);而且,还主张发挥中国教育的优良传统,对学生“言传身教”、“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建构以“情”为根基的主体发展观[7]。实践证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确实可以促使中外教育在现实的基础上发生碰撞,为我们的教育改革提供切实的借鉴。 (四)融多元———当代教育发展的呼唤 当谈及世界教育史时,人们关注更多的是以欧美为中心的强势国家的教育,似乎世界教育的历史只有西方的历史,或仅仅是欧美几个强势国家的历史。而事实上,“历史从东方开始”[8](P160),人类教育的发达以东方为先。亚述、巴比伦、埃及、印度、中国等东方国家的教育是早于欧洲的希腊、罗马而兴起的,其在教育内容、方法以及管理上,在当时堪称是相当完善的。各个国家和地区及其不同时期的教育各有其特征,人类文化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就世界教育的肇端和进步来看,多元论恰是正确的。很多现在看似弱势的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教育,都在历史上作出过贡献。如,古代阿拉伯的教育曾经为人类文化教育,特别是西欧文化教育的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阿拉伯人在公元7世纪兴起之初,其文化教育是相当落后的,但是由于推行开明的文教政策和尊师重教、鼓励学术研究的有力措施,在继承东、西方文化成果的基础上迅速发展了自己的文化与教育,从而建立了“一种融合了犹太文化、希腊———罗马文化和波斯———美索不达米亚文化传统的混合文明”[9](P360)。阿拉伯伟大的数学家花剌子模创立了代数学,他编写的《积分和方程计算法》于12世纪传到西欧,一直到16世纪还是大学使用的教材。通过学习他的著作,西方懂得了使用阿拉伯数字。阿拉伯的医学家伊本•西那被誉为“医中之王”。他的《医学原理》一书讨论了传染病、寄生虫病、皮肤病、精神病等广泛的医学问题,记载了七百六十多种药物,因而有“医中圣经”之称,该书在12世纪至17世纪一直是西欧大学医学科教育的主要教材。阿拉伯哲学家伊本•路西德对亚里士多德著作所作的注解、提示和摘要在西方流传了几个世纪,对西欧重新认识古希腊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3](P153)。阿拉伯的赫克迈大学是中古和近代的第一所大学,当波伦亚、巴黎、萨勒诺、牛津、剑桥还没有出现大学的时候,赫克迈大学已经将学术上的火炬高高地举起了。阿拉伯的文化教育成果,传入处于基督教统治之下几近陷于愚昧的欧洲,使那些久已忘记希腊学术的士子耳目一新,从阿拉伯的译著中重新发现古希腊文化教育的辉煌;使那些长期以来被基督教控制的学校从繁琐的宗教论证和枯燥的教条记诵中解放出来,获得新的学科内容和方法,这不仅给予欧洲学术文化以生机,更为中世纪大学的兴起准备了条件,为文艺复兴作了先导[5](P53)。可以说,“欧洲的文艺复兴是在底格里斯河一带预备的,不是在顿河、泰晤士河、莱茵河、第聂伯河一带预备的。迈蒙、易斯哈格、萨顿姆、花剌子模和其他阿拉伯学者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而佩特拉克、但丁、伊拉斯谟等,便是沿着这条路径走去的。文艺复兴既蒙阿拉伯人的引导,则人类文化应当感谢阿拉伯人的盛意”[5](P81)。因此,应该将东方古国教育史放在和西方古国教育史同等重要的地位,因为它们共同构成了多元化的世界教育,组成了世界教育史的框架。到了当代,世界的文明范围进一步扩大,各个国家之间的交往和联系更加紧密,各国都必须不同程度地面对多元化的世界。如何正确地认识处在多元化中的世界各国的文化教育及其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消除彼此之间的文化偏见,增进对自己文化的自尊和对他国文化的尊重与理解,是摆在当今世界各国面前的一个共同的议题。以历史的眼光、比较的视野积极思考每个国家的文化教育存在的原因和价值,以及各种文化在一起互惠的益处,从而在世界各国不同文化教育之间进行积极的交流,使它们互相融合、吸收,取长补短,这是教育的使命,也是当代世界教育的呼唤。 (五)新领域———教育史研究的探新与拓展 用比较的方法研究中外教育史,近些年来,在国内除了少数几所学校为硕士研究生开设此研究方向外,其他学校少有涉及。从目前的研究成果上看,虽然也有不少学者在研究中自觉不自觉地采用过这种方法,发表了一定数量的论著,但较有影响的还是张瑞幡、王承绪二先生主编的《中外教育比较史纲》,其中对中外教育历史的发展与演变有较为系统的论述和比较,对后人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启发性。但可能由于篇幅所限,该书对很多教育问题仅作了一般性的论述和比较,尚缺乏更细微的、全方位的探讨和更深入的学理性分析。除此之外,在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方面,很难找到更为系统、全面的论著。可以说,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是一项具有开拓性的工作,既是对中国教育史研究的拓展,也是对外国教育史研究的拓展。我们从2002年开始招收第一届该领域的研究生,至今已招收六届,其中已毕业三届,在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方面进行了艰辛但卓有成效的探索。 二、近年来的探索实践 (一)筚路蓝缕———师生同下真功夫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左丘明:左传•宣公十二年),这正是我们在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这条崎岖的山路上艰辛探索的真实写照。我们企盼摸索出一条对我们今天的教育改革能提供有效借鉴的路径。为此,我们刻苦钻研、身体力行,师生同下真功夫。首先,导师以身作则,在招收第一届研究生前已经在该领域探索了多年,数年如一日地埋头于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并与本校和兄弟院校的同行积极探讨教育教学中的问题,努力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力求做到“经师”与“人师”的结合。与此同时,历届学生也以导师为榜样,刻苦钻研学问,广泛涉猎书籍,在此基础上,根据自身的专业积淀和兴趣爱好,初步确定自己的主攻课题,并细心钻研有关资料,其中既包括古文献资料,也包括外文资料,为自己的进一步深入研究积累有益的素材。如:对教育家的思想感兴趣的学生,平时就注意搜集并钻研有关资料,不仅仅只是教育方面的史料,而且包括与之相关的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科技等各方面的资料;对宗教文化与教育的关系感兴趣的学生,平时就注意钻研宗教和教育方面的书籍和史料,包括宗教的产生、传播以及对教育的影响和教育对宗教信仰的反作用等。在广泛积累的基础上,殚精竭虑,深入进行比较思考。此外,学生们还注重自发组织读书报告会和举办专业范围内的学术讨论会,交流思想,提高思维,互相取长补短。与此同时,在导师的鼓励下,积极地参加专业领域内的各种学术会议以吸取学术营养;踊跃向专业学术期刊投稿,,将自己零星的想法通过这些学术交流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内化为自身的独特体悟。就这样,师生一心,伏下身去,埋头于中外教育史的浩瀚海洋中,下真功夫开创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的新局面。 (二)深思熟虑———把握选题,剖析研究的可行性、创新性与价值 硕士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写作与答辩可以说是硕士生阶段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它直接反映着硕士研究生培养的成果。而把握选题,又是整个毕业论文写作过程的重中之重。为此,在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的选题上,我们紧紧围绕中外教育史比较的有关问题,从严要求,认真剖析研究的可行性、创新性与研究的价值,务使每位学生的毕业论文具有较高的质量和水平。下面仅以2004级(即2007届)硕士研究生王亚辉同学的选题为例来说明我们是如何把握选题的。王亚辉同学的选题为《“信仰”与“理性”的交织和互动———宗教视域下的宋代书院与中世纪大学之比较》,它的可行性在于宋代书院和中世纪大学是中西方高等教育史上两颗璀璨的明珠,而且在办学时间上也大致相近,具有可比性;前人又曾从两者的形成机制、办学精神、教学管理、藏书功能等方面进行过比较,这可以为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但是,从宗教的视域对两者进行比较,国外还没有此方面的论著;国内只有彭岚同志2000年在《北京科技大学学报》上发表的《宗教对中国书院与欧洲中世纪大学影响之比较》的一篇文章。文中阐述了宗教对两者的影响关系,但该论文是把儒学当作宗教———儒教来与基督教进行比较的,而把儒学作为宗教,在目前仍很有争议。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国内外还没有真正从宗教的角度去研究宋代书院和中世纪大学之间关系的论著。而佛教、道教对宋代书院的影响和基督教对中世纪大学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历史事实,对二者的比较研究既有现实意义,又有一定的深度。王亚辉同学利用自己几年来对宗教和教育的研究积累,较深刻地探讨了佛、道对宋代书院影响与基督教对中世纪大学影响之异同,这成为他的这个选题的创新之处。至于这一选题的价值,则在于它从客观历史的角度去进行宗教对两者产生影响的共性及差异性的比较,透视中西方文化和教育,反思信仰和理性的关系,文章有个性、有深度,从而有助于加深思考,并有助于解决当前教育中出现的一些现实问题。 (三)初显成效———探索取得了理论与实践成果 数年来的探索使我们积淀了较为丰厚的研究基础,在中外教育史比较方面产生了一批有分量的学术成果。如:导师先后承担并高质量完成了国家教育部《中西方道德教育思想与实践比较研究》、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会《中外德育比较研究》、国家留学基金资助《中俄教育比较研究》等课题;出版了《人性:存在与超越的省视———中西方道德教育思想与实践比较研究》、《大起大落的命运———杜威在俄罗斯》等著作;在专业杂志上发表了《文理学科的相互渗透与结合———当代中外高教改革面临的共同问题》(《高等师范教育研究》)、《中西方道德教育思想与实践之差异及其成因》(《教育理论与实践》)、《中西方德育比较概论》(《河南大学学报》)、《基础教育的中国特色:建构以“情”为根基的主体发展观》(《河南大学学报》)等比较方面的论文,并在社会上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研究生们经过学术上的磨练,也在中外教育史比较的体悟方面上升到了新的高度,一篇篇研究成果脱颖而出,如:《伦理的政治化与伦理的哲学化———孔子与苏格拉底的教育目的及其践行过程之比较》(王娟华)、《传统的反叛:中西方现代教育的思与行———欧美现代教育运动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教育革新之比较研究》(于书娟)、《“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教育视野下张之洞与福泽谕吉西学思想之比较》(周娜)、《洪堡德与蔡元培大学改革思想与实践之比较》(徐晓飒)、《“道法自然”与“以天性为师”———中西方自然教育观之比较》(王文礼)、《返于自然与超越历史———卢梭与梁启超“贤妻良母”女子教育目的观之比较》(李琳琳)、《“信仰”与“理性”的交织和互动———宗教视域下的宋代书院与中世纪大学之比较》(王亚辉)、《裴斯泰洛齐和晏阳初乡村教育理论与实践之比较》(张爱梅)、《中美高师生教育实习发展之比较》(常艳丽)、《中英教育督导制度发展之比较》(王为民)、《中美高等教育评估中介机构发展之比较》(杨婧)、《余家菊和森有礼国家主义教育思想之比较》(王雅芳)等,这些论文从不同视角、不同历史时期进行比较研究,虽在某些方面尚显得有些稚嫩,但毕竟对教育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在此过程中学生也感到收获颇多。 三、探索中的体认与感悟 (一)难度之大,不容否认 如前所述,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只能在借鉴有限资料的基础上“摸着石头过河”。而且中国教育史、外国教育史两者任通一史已是颇有难度的。就中国教育史来说,“中国教育的发展源远流长,涌现出了众多的教育思想家和实践家,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形成了许多独具的特点和优良的传统”[10](P1)。如此丰富的教育内容,若要精通,必须深入钻研,充分占有史料不可。而中国古代的史料可谓是浩如烟海,并且大都是不符合现代人阅读习惯的、较艰涩的文言文。而外国教育史的内容也是极为广泛的,“从纵向而言,它涉及从原始社会直到如今的人类教育的产生和演变的全部过程”;“就横向而言,它涉及除我国之外所有国家和地区的教育的发展”[5](P1)。这么宽广的范围、浩繁的内容、庞大的体系,即使原始材料全是现代汉语,研究起来也是颇有难度的,何况原始材料大都是用各国自己的民族语言或被翻译成国际通用的英语语言来书写。要将中外教育史两者结合起来,时兼古今、地兼东西,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它非要我们有“坐冷板凳”的精神,几十年如一日地潜心研究不可。然而,对中外教育史的比较研究无论难度有多大,却是一件很有意义、值得做的事情。中外教育的历史源远流长,其中蕴含着无穷无尽的宝藏,有些宝藏必须通过我们比较鉴别才能发现它的现实价值。“教育史学家说,研究物质变化的自然科学,如物理学、化学等等,要在实验室中进行;作为社会科学的教育科学则不尽然,虽则许多比较具体的课题可以通过实验取得答案,但许多具有理论性、根本性和久远性的重大课题是无法着手实验研究的”[5](P1)。要论证或判断这种课题,继续借助历史发展的往事并在比较中来反思和解决是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美国教育家杜威说,教育史不啻是教育科学的实验园地。那么我们可以说,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是其中的一棵生命力旺盛的幼苗。 (二)知难而进,融通中西,寻找教育的真谛 “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也;不为,则易者亦难矣”([清]彭端淑:为学)。面对困难,迎难而上,知难而进,追求学贯中西,是每一位杰出的教育家的人生态度。例如,被誉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的陶行知,把教育事业作为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的武器,为争取民族和人民的解放而奋斗一生,为改造中国的旧教育、创造人民的新教育而奋斗一生。陶行知先后就读于家乡私学、南京汇文书院、金陵大学、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伊利诺斯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曾以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孟禄为师,并取得博士学位。他先后担任过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员、教授、教育专修科主任、教务主任,东南大学教授、教育科主任,《新教育》杂志主任干事。按照这样的发展趋势,他完全可以得到高官厚禄,但是他却放弃优越体面的生活,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投身于广大平民的新教育、广阔农村的乡村教育的开拓中去。他轻视那种只是争权夺位的“政客式的教育家”,认为“第一流的教育家”“要敢探未发明的新理”,或者“敢入未开化的边疆”,“做个边疆教育的先锋”[11](P119)。怀着对民族、对劳苦民众、对儿童的深挚感情,他先后开办了晓庄师范学校、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等教育实验学校来实践他的教育救国的理想;在此期间又撰写了《行是知之始》、《教学做合一》、《在劳力上劳心》、《生活即教育》等文章,论述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教育观点,将他所学的中西方教育理论贯穿起来,应用于当时中国的教育实际,最终形成了其独树一帜的人民大众的生活教育理论,他本人也成为我国现代教育史上伟大的教育家[12](P1)。大师的境界也许不是我们这些平凡的学者所能达到的,但是他们为我们树立的榜样,却是可以令我们追求的。面对困难迎难而上,追求学贯中西,以比较的眼光,分析研究各个历史时期人类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实际状况和发展进程,总结教育发展的历史经验,体察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寻找到教育的真谛,为解决当前教育问题提供启示与借鉴,是笔者数十年来所孜孜以求的。生命不息,追求不止。 教育史论文:教育史 统计结果与分析 1.刊载论文的数量在1999年1月至2004年12月期间,(教育史研究)杂志(共24期)刊发论文总计517篇(平均每期21.5篇)。其中属于外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论文132篇(平均每期约为5.5篇),占全部论文数的四分之一左右(25.5%)。各年论文数量具体情况见表1。 由上表可见,从1999到2003年,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其中2003年的增幅最大,比前一年增加10篇,比1999年增加了19篇。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在全部论文中所占的比例也由1999年的16.7%逐年上升,到2003年,这一比例已攀升至36.3%。这表明,外国教育史研究领域在近几年的(教育史研究)杂志中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学科地位有逐渐提升的迹象。2004年《教育史研究)杂志上,外国教育史类论文篇数虽有所回落,但仍高于外国教育史年均论文25.5%的比例。 2.论文的选题分布 论文的研究选题体现了研究者的研究志趣,其总体情况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该领域中的研究视域和研究方向。对(教育史研究)论文选题的归类和分析可以让我们比较直观地了解外国教育史领域近些年来研究主题的分布情况。我们将教育史研究分为四大领域: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教育理论与思潮、史学研究(在归类时,我们将涉及某个具体人物及其思想的论文归为“人物与思想”,将概括性讨论某种理论、思想或思潮的论文归人“理论与思潮”。由于后3类中个别也包含有具体的人物,因此在归类时有6篇文章进行重复归类)。通过对132篇论文的逐个归类,取得了相关数据,结果显示,近6年来,《教育史研究)刊发的论文中,对人物及思想的研究占外国教育史论文总数的43.2%,对教育制度与实践的研究论文占41.?%,两者合计占84.9%,对理论与思潮以及史学研究的文章分别占10.6%、9.0%。可见,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是我国外教史学者的重点研究领域,这与美国教育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学术刊物之一——《美国教育史期刊)(AmericanEduca-tionalHistoryJoumM)表现出相同的研究趋向,《美国教育史期刊)有关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的论文占全部论文的90%[1]。不过,相对于美国72%的“教育制度与实践”论文比例,我国学者似更倾向于对“教育人物及思想”的研究。 根据论文题目所包含的信息,我们还对外国教育史类论文所涉及的具体研究领域进行了统计,统计结果显示,论题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部分研究领域论文数量相对密集,形成了热点研究领域。具体情况见表2。 由表2可知,高等教育、基础教育、教育改革与发展、课程与教学是教育史类论文研究最集中的问题领域,教育法制与政策的研究次之,教师教育再其次,接着依次是职业教育、宗教教育和道德教育。除此之外,论文涉及的研究内容还包括女子教育、农村教育、公民教育、家庭教育、扫盲教育、种族教育、成人教育、农村教育以及文化与教育的关系等方面,这类题材的论文通常都是2篇或2篇以下。 (1)教育人物及思想。从论文涉及的外国教育史的具体人物看,6年来共计38位,古代部分有苏格拉底、柏拉图、德谟克利特、西塞罗4人;近代部分包括夸美纽斯、卢梭、福禄贝尔、裴斯泰洛齐、蒙田、赫尔巴特、凯兴斯坦纳、纽曼、阿诺德、马克思、康德、孔德、杰斐逊等13人;现代部分包括杜威、苏霍姆林斯基、林曼德、蒙台梭利、赫钦斯、马卡连柯、马斯洛、布里克曼、爱因斯坦、甘地、约翰逊、穆罕默德·阿里、戴尔、贝林、克雷明、克伯雷、库恩、斯昔林、罗杰斯、雅斯贝尔斯、博耶等21人。古代、近代、现代人物在全部人物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10.5%、34.2%和55.3%。 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对“人物及思想”的研究还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对杜威的研究是人物与思想研究的重点。研究杜威的文章最多,几年来一直没有中断,共计11篇,分别探讨了杜威的知识观、环境观、素质教育观、教育目的论、教学思想、生活教育思想、杜威对教育家的影响、杜威与中国近代教育的关系等问题。一方面表明杜威教育思想仍然对当代教育发挥着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人们对杜威教育思想的研究正往纵深方向发展。 第二,一些以前没有或较少被研究的人物也进人了教育研究者的视线,比如埃及教育改革家穆罕默德·阿里、美国心理学家戴尔、古希腊哲学家德漠克利特、美国政治家杰斐逊、印度政治家甘地等都成为学者们研究的对象。对这些人物的研究表明外国教育史在人物及思想研究方面正在开拓新的领域。 第三,将历史人物的研究与社会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在人物与思想研究论文中,有些论文较为注重从教育改革的现实问题去挖掘历史素材,从历史人物的思想叙述中寻找现实变革的思想源泉。例如,寻找杜威的教育思想与素质教育观的联系、挖掘马斯洛的教育思想与主体性学习的关系、展示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思想与自我教育机制的关联等等。 (2)教育制度与实践。教育制度和实践是一个包含范围十分广泛的领域,这一领域6年来共57篇,根据上述论文所涉及的论题,我们将内容相近或同一论题的论文归为一类,统计其篇数,发现在这一领域中,仍然是高等教育、教育改革与发展、课程与教学、教育制度与政策等方面的内容占有比较大的比重。 除此之外,也有大量其他题材的研究,涉及的领域也十分广泛。非正规教育领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家庭、教会、妇女、民族等教育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教育制度与实践层面上得到研究的。例如,有关家庭教育的(19世纪英国公学的家庭伴读现象);有关宗教与教育的(基督教在西方教育发展中的历史作用);有关民族教育的(英国的种族问题与种族教育)等等。 (3)教育理论与思潮。对教育理论和思潮的研究在全部论文中占10.6%,高于(美国教育史期刊)的9%[引。对教育思潮的研究主要包括后现代主义、要素主义、古希腊教育思想和日本明治前期的教育思潮等;对教育理论的研究主要涉及对教育功能、西方学术自由、人的学说与教学、美国大学理念等理论问题的历史考察。 (4)外国教育史学研究。对史学本身的回顾与反思是学科不断走向成熟的标志。近6年来外国教育史研究加强了对外国教育史学的反思,学科反思类论文占论文总数的9.0%,远高于(美国教育史期刊)的1%[1],这表明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发展正处于师范教育转型给基础学科带来冲击的阶段,这一时期对教师学科自身的反省远比转型早已完成的美国要频繁、深入得多。外国教育史学的研究关注学科的研究对象、范围、目的、功能、作用、方法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近年来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单纯的学科教材教法的研究取向。 3.研究主题的时间和空间范围 (1)研究的国别范围。从空间上看,可包括全球或世界范围的研究,也可以是包含了若干国家在内的地区范围的研究,还可以是国别研究。本文主要从国别研究的角度进行统计。统计显示,论文涉及的国家主要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苏联、意大利、捷克、印度、埃及、刚果等。其中对美国的研究达36篇之多,占总数的27.3%。对英、法、德的研究论文数量也有相当的比例。尽管不乏(穆罕默德·阿里与埃及世俗化教育改革)、《东南亚五国华文华人高等教育论略)、《刚果共和国教育发展历程)等一类的论文,但研究中的欧美中心倾向依然如故。 (2)研究内容的时段分布。我们将研究时间划分为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四个阶段,由于有些论文内容所涉及的时间是横跨上述年段的,因此,根据论文所涉时间的实际情况,增补了“通史”和“近现代”两个时间段。论文内容的时段分布情况详见研究内容时段分布一览表。 可见,在研究内容的时间取向上,主要还是以近、现代为主,两者合计占总数的72.7%。对古代和中世纪的研究所占比例较低。与(教育史研究)杂志中国教育史类论文研究内容古代、近代和现代分别占22.7%、27.8%和49.5%相比[2],外国教育史对古代和中世纪的研究是较为薄弱的,而相对于 美国教育史期刊)对古代、欧洲影响初始阶段、殖民地阶段研究的零记录来说[3],我国对外国教育史的古代研究还是有所涉及。这一状况反映了中美两国不同的文化历史传统和研究的价值取向,也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在此两者间的折衷倾向。 4.论文合撰程度 论文作者合作度是考察科研水平和研究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合撰程度指标是指论文总样本中合撰论文的比率,合撰指数表示的就是论文总样本中论文作者数与总论文数的比例。本次统计显示,论文作者总人次为147人,合撰论文数为15篇;2篇以上的作者数为16人,3篇的有3人,发表4篇的有1人,论文合撰指数为1.11,合撰程度为11.4%。也就是说,合作撰写的论文仅仅只有总数的十分之一多一些,绝大多数作者都是单枪匹马搞研究的,几乎没有跨校或跨单位的项目研究成果,这与外国教育史的论著编写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外国教育史的许多著作,特别是通史类的著述都是由众多学者联合攻关、合撰而成的[4]。对此台湾学者也作过专门的阐述,认为“集体合作是大陆教育史研究的特色之一,”[3],这种现象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作为专著或史料编译,一般可以把它或按时期或按地域或按人物在参与撰写的研究人员之间进行分配,这是一种教材编写的分配模式,反映出外国教育史的研究在教材编写方面是倾向于合作的;而研究论文的撰写不同于教材的编写,研究论文更具有研究的性质,通常需要以项目或专题的方式展开研究,在研究的深度上通常要高于教材,学者们在项目或专题的研究上反而不倾向于合作,这说明教材编写式的研究对我国研究者的影响根深蒂固,并制约了外国教育史富有深度的问题或专题取向的研究。这种教材取向的研究模式是亟需改变的。 5.引文文献情况 篇均引文的多少是作者信息意识的表现,也是吸收利用已有成果能力的表现。6年来,全部116篇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共有引文1807条(包括注释和文献),引文运用率为90.9%(132论文中120篇有引文)。引文最多的为41条。篇均引文为13.7条,这个水平与JCR(《期刊引证报告》)对2000年收录的45种中国期刊和抽样统计的45种国际期刊的篇均引文数的统计结果相比,接近中国的期刊篇均引文14条,但与国际篇均引文的28条还有很大距离,本项研究还对论文所引文献的语种和类别进行了分析统计: 近年来外国教育史的文献引文语种主要是中文和英文两类,中文1442条,占79.8%,英文349条,占19.30,6,其它语种的引用很少。在引文条数上大体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2003年为340条,达到最高点。 在引文类别上,主要是论著书籍,论文类的次之,还有的引用互联网上的资料,但比较少。引文资料的来源,主要是教育史学论著以及宗教、历史、文学等方面的资料。 统计显示,近年来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在引文方面的意识有了很大提高。尤其是在英语语种的引用上。但引用语种还较为单一,英语居多,其它语种如日语、德语、法语较少,使得外国教育史的研究首先在语言上就难以突破“欧美中心”。 6.研究方法 所统计的论文在研究方法上以采用比较法、历史法和文献法者居多。比较法在研究历史人物及思想方面较为常用,既有横向对比,又有纵向对比,既有同国比较,又有中外比较。例如,颜元与洛克教育思想的比较、孔子与苏格拉底的“道德可教性”思想比较、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与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比较、杜威“生长目的论”与罗杰斯“自我实现目的论”比较、杜威与苏霍姆林斯基论教育环境思想比较、夸美纽斯与卢梭“适应自然”教育思想比较,福禄倍尔与蒙台梭利思想比较等等。在历史事件或过程的研究中,历史法应用较广,主要侧重于对事件或过程的定性描述。文献法是大多数研究采用的方法,这从 教育史研究)接近我国期刊篇均引文率便可窥见一斑。总体来讲,外国教育史研究方法还比较单一,田野调查法、考古学、人种志以及新史学的一些方法在论文中几乎没有出现过,这既是受研究条件和环境限制的结果,也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对新的史学方法的认识和使用还处在较低级的阶段。 教育史论文:外国教育史考察 [摘要]以我国(教育史研究)杂志近六年刊发的外国教育史类论文为研究对象,就这些论文的数量、选题分布状况、刊载论文作者单位和地区分布、论文合撰程度、引文文献情况以及研究方法等进行分项统计,展示了我国当前外国教育史研究的焦点和热点问题,并从这一角度探讨了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近六年发展的基本动向。 [关键词]外国教育史;研究近况;相关论文;量化分析 教育史是我国教育领域最早取得博士学位授予资格的专业领域,也是拥有博士点数量较多的专业领域之一,该领域的专业杂志——(教育史研究)(季刊)是全国中文核心刊物,1989年始由全国教育史学会发行。作为这一领域的唯一专业刊物,《教育史研究)刊发的论文,其选题大体代表了我国教育史领域研究的基本方向,其研究程度基本体现了这一专业领域的研究水准。本文试图通过对该杂志近6年刊发的相关论文的统计分析,对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现状作一基本描述。 一、分析对象与方法说明 我们从刊登在(教育史研究)1999—2004年的论文中,选出所有外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论文,就这些论文的数量、选题分布状况、研究主题的时间和空间范围、论文合撰程度、引文文献情况进行分项统计,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分析。被统计和分析的论文时间跨度为6午,共含24期杂志。采用的方法主要为统计与分析。 二、统计结果与分析 1.刊载论文的数量在1999年1月至2004年12月期间,(教育史研究)杂志(共24期)刊发论文总计517篇(平均每期21.5篇)。其中属于外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论文132篇(平均每期约为5.5篇),占全部论文数的四分之一左右(25.5%)。各年论文数量具体情况见表1。 由上表可见,从1999到2003年,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其中2003年的增幅最大,比前一年增加10篇,比1999年增加了19篇。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在全部论文中所占的比例也由1999年的16.7%逐年上升,到2003年,这一比例已攀升至36.3%。这表明,外国教育史研究领域在近几年的(教育史研究)杂志中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学科地位有逐渐提升的迹象。2004年《教育史研究)杂志上,外国教育史类论文篇数虽有所回落,但仍高于外国教育史年均论文25.5%的比例。 2.论文的选题分布 论文的研究选题体现了研究者的研究志趣,其总体情况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该领域中的研究视域和研究方向。对(教育史研究)论文选题的归类和分析可以让我们比较直观地了解外国教育史领域近些年来研究主题的分布情况。我们将教育史研究分为四大领域: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教育理论与思潮、史学研究(在归类时,我们将涉及某个具体人物及其思想的论文归为“人物与思想”,将概括性讨论某种理论、思想或思潮的论文归人“理论与思潮”。由于后3类中个别也包含有具体的人物,因此在归类时有6篇文章进行重复归类)。通过对132篇论文的逐个归类,取得了相关数据,结果显示,近6年来,《教育史研究)刊发的论文中,对人物及思想的研究占外国教育史论文总数的43.2%,对教育制度与实践的研究论文占41.?%,两者合计占84.9%,对理论与思潮以及史学研究的文章分别占10.6%、9.0%。可见,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是我国外教史学者的重点研究领域,这与美国教育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学术刊物之一——《美国教育史期刊)(AmericanEduca-tionalHistoryJoumM)表现出相同的研究趋向,《美国教育史期刊)有关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的论文占全部论文的90%[1]。不过,相对于美国72%的“教育制度与实践”论文比例,我国学者似更倾向于对“教育人物及思想”的研究。 根据论文题目所包含的信息,我们还对外国教育史类论文所涉及的具体研究领域进行了统计,统计结果显示,论题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部分研究领域论文数量相对密集,形成了热点研究领域。具体情况见表2。 由表2可知,高等教育、基础教育、教育改革与发展、课程与教学是教育史类论文研究最集中的问题领域,教育法制与政策的研究次之,教师教育再其次,接着依次是职业教育、宗教教育和道德教育。除此之外,论文涉及的研究内容还包括女子教育、农村教育、公民教育、家庭教育、扫盲教育、种族教育、成人教育、农村教育以及文化与教育的关系等方面,这类题材的论文通常都是2篇或2篇以下。 (1)教育人物及思想。从论文涉及的外国教育史的具体人物看,6年来共计38位,古代部分有苏格拉底、柏拉图、德谟克利特、西塞罗4人;近代部分包括夸美纽斯、卢梭、福禄贝尔、裴斯泰洛齐、蒙田、赫尔巴特、凯兴斯坦纳、纽曼、阿诺德、马克思、康德、孔德、杰斐逊等13人;现代部分包括杜威、苏霍姆林斯基、林曼德、蒙台梭利、赫钦斯、马卡连柯、马斯洛、布里克曼、爱因斯坦、甘地、约翰逊、穆罕默德·阿里、戴尔、贝林、克雷明、克伯雷、库恩、斯昔林、罗杰斯、雅斯贝尔斯、博耶等21人。古代、近代、现代人物在全部人物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10.5%、34.2%和55.3%。 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对“人物及思想”的研究还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对杜威的研究是人物与思想研究的重点。研究杜威的文章最多,几年来一直没有中断,共计11篇,分别探讨了杜威的知识观、环境观、素质教育观、教育目的论、教学思想、生活教育思想、杜威对教育家的影响、杜威与中国近代教育的关系等问题。一方面表明杜威教育思想仍然对当代教育发挥着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人们对杜威教育思想的研究正往纵深方向发展。 第二,一些以前没有或较少被研究的人物也进人了教育研究者的视线,比如埃及教育改革家穆罕默德·阿里、美国心理学家戴尔、古希腊哲学家德漠克利特、美国政治家杰斐逊、印度政治家甘地等都成为学者们研究的对象。对这些人物的研究表明外国教育史在人物及思想研究方面正在开拓新的领域。 第三,将历史人物的研究与社会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在人物与思想研究论文中,有些论文较为注重从教育改革的现实问题去挖掘历史素材,从历史人物的思想叙述中寻找现实变革的思想源泉。例如,寻找杜威的教育思想与素质教育观的联系、挖掘马斯洛的教育思想与主体性学习的关系、展示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思想与自我教育机制的关联等等。 (2)教育制度与实践。教育制度和实践是一个包含范围十分广泛的领域,这一领域6年来共57篇,根据上述论文所涉及的论题,我们将内容相近或同一论题的论文归为一类,统计其篇数,发现在这一领域中,仍然是高等教育、教育改革与发展、课程与教学、教育制度与政策等方面的内容占有比较大的比重。除此之外,也有大量其他题材的研究,涉及的领域也十分广泛。非正规教育领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家庭、教会、妇女、民族等教育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教育制度与实践层面上得到研究的。例如,有关家庭教育的(19世纪英国公学的家庭伴读现象);有关宗教与教育的(基督教在西方教育发展中的历史作用);有关民族教育的(英国的种族问题与种族教育)等等。 (3)教育理论与思潮。对教育理论和思潮的研究在全部论文中占10.6%,高于(美国教育史期刊)的9%[引。对教育思潮的研究主要包括后现代主义、要素主义、古希腊教育思想和日本明治前期的教育思潮等;对教育理论的研究主要涉及对教育功能、西方学术自由、人的学说与教学、美国大学理念等理论问题的历史考察。 (4)外国教育史学研究。对史学本身的回顾与反思是学科不断走向成熟的标志。近6年来外国教育史研究加强了对外国教育史学的反思,学科反思类论文占论文总数的9.0%,远高于(美国教育史期刊)的1%[1],这表明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发展正处于师范教育转型给基础学科带来冲击的阶段,这一时期对教师学科自身的反省远比转型早已完成的美国要频繁、深入得多。外国教育史学的研究关注学科的研究对象、范围、目的、功能、作用、方法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近年来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单纯的学科教材教法的研究取向。 3.研究主题的时间和空间范围 (1)研究的国别范围。从空间上看,可包括全球或世界范围的研究,也可以是包含了若干国家在内的地区范围的研究,还可以是国别研究。本文主要从国别研究的角度进行统计。统计显示,论文涉及的国家主要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苏联、意大利、捷克、印度、埃及、刚果等。其中对美国的研究达36篇之多,占总数的27.3%。对英、法、德的研究论文数量也有相当的比例。尽管不乏(穆罕默德·阿里与埃及世俗化教育改革)、《东南亚五国华文华人高等教育论略)、《刚果共和国教育发展历程)等一类的论文,但研究中的欧美中心倾向依然如故。 (2)研究内容的时段分布。我们将研究时间划分为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四个阶段,由于有些论文内容所涉及的时间是横跨上述年段的,因此,根据论文所涉时间的实际情况,增补了“通史”和“近现代”两个时间段。论文内容的时段分布情况详见研究内容时段分布一览表。 可见,在研究内容的时间取向上,主要还是以近、现代为主,两者合计占总数的72.7%。对古代和中世纪的研究所占比例较低。与(教育史研究)杂志中国教育史类论文研究内容古代、近代和现代分别占22.7%、27.8%和49.5%相比[2],外国教育史对古代和中世纪的研究是较为薄弱的,而相对于 美国教育史期刊)对古代、欧洲影响初始阶段、殖民地阶段研究的零记录来说[3],我国对外国教育史的古代研究还是有所涉及。这一状况反映了中美两国不同的文化历史传统和研究的价值取向,也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在此两者间的折衷倾向。 4.论文合撰程度 论文作者合作度是考察科研水平和研究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合撰程度指标是指论文总样本中合撰论文的比率,合撰指数表示的就是论文总样本中论文作者数与总论文数的比例。本次统计显示,论文作者总人次为147人,合撰论文数为15篇;2篇以上的作者数为16人,3篇的有3人,发表4篇的有1人,论文合撰指数为1.11,合撰程度为11.4%。也就是说,合作撰写的论文仅仅只有总数的十分之一多一些,绝大多数作者都是单枪匹马搞研究的,几乎没有跨校或跨单位的项目研究成果,这与外国教育史的论著编写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外国教育史的许多著作,特别是通史类的著述都是由众多学者联合攻关、合撰而成的[4]。对此台湾学者也作过专门的阐述,认为“集体合作是大陆教育史研究的特色之一,”[3],这种现象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作为专著或史料编译,一般可以把它或按时期或按地域或按人物在参与撰写的研究人员之间进行分配,这是一种教材编写的分配模式,反映出外国教育史的研究在教材编写方面是倾向于合作的;而研究论文的撰写不同于教材的编写,研究论文更具有研究的性质,通常需要以项目或专题的方式展开研究,在研究的深度上通常要高于教材,学者们在项目或专题的研究上反而不倾向于合作,这说明教材编写式的研究对我国研究者的影响根深蒂固,并制约了外国教育史富有深度的问题或专题取向的研究。这种教材取向的研究模式是亟需改变的。 5.引文文献情况 篇均引文的多少是作者信息意识的表现,也是吸收利用已有成果能力的表现。6年来,全部116篇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共有引文1807条(包括注释和文献),引文运用率为90.9%(132论文中120篇有引文)。引文最多的为41条。篇均引文为13.7条,这个水平与JCR(《期刊引证报告》)对2000年收录的45种中国期刊和抽样统计的45种国际期刊的篇均引文数的统计结果相比,接近中国的期刊篇均引文14条,但与国际篇均引文的28条还有很大距离,本项研究还对论文所引文献的语种和类别进行了分析统计: 近年来外国教育史的文献引文语种主要是中文和英文两类,中文1442条,占79.8%,英文349条,占19.30,6,其它语种的引用很少。在引文条数上大体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2003年为340条,达到最高点。 在引文类别上,主要是论著书籍,论文类的次之,还有的引用互联网上的资料,但比较少。引文资料的来源,主要是教育史学论著以及宗教、历史、文学等方面的资料。 统计显示,近年来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在引文方面的意识有了很大提高。尤其是在英语语种的引用上。但引用语种还较为单一,英语居多,其它语种如日语、德语、法语较少,使得外国教育史的研究首先在语言上就难以突破“欧美中心”。 6.研究方法 所统计的论文在研究方法上以采用比较法、历史法和文献法者居多。比较法在研究历史人物及思想方面较为常用,既有横向对比,又有纵向对比,既有同国比较,又有中外比较。例如,颜元与洛克教育思想的比较、孔子与苏格拉底的“道德可教性”思想比较、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与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比较、杜威“生长目的论”与罗杰斯“自我实现目的论”比较、杜威与苏霍姆林斯基论教育环境思想比较、夸美纽斯与卢梭“适应自然”教育思想比较,福禄倍尔与蒙台梭利思想比较等等。在历史事件或过程的研究中,历史法应用较广,主要侧重于对事件或过程的定性描述。文献法是大多数研究采用的方法,这从 教育史研究)接近我国期刊篇均引文率便可窥见一斑。总体来讲,外国教育史研究方法还比较单一,田野调查法、考古学、人种志以及新史学的一些方法在论文中几乎没有出现过,这既是受研究条件和环境限制的结果,也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对新的史学方法的认识和使用还处在较低级的阶段。 三、结语 通过对(教育史研究》6年来刊发的外国教育史类论文的统计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外国教育史研究渐趋活跃,研究内容和领域都有一定的拓展,对学科自身建设的反省工作虽未达到像中国教育史研究领域那样出版相关专著的阶段,但对学科反思的初步思考已经形成,并有向纵深发展的倾向。本项研究显示,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重点关注外国近现代教育史的研究,在研究中试图通过对教育历史资源的挖掘,为现代教育改革提供参考借鉴,在研究中注意历史资料的引证,所有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外国教育史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例如,研究领域仍然较为局限、研究人员的语种单一、缺乏专题性研究的合作攻关、与国外的交流和合作过少、研究方法较为陈旧、信息素养有待提升等。外国教育史的研究只有在对自身研究状况和水平有较为清晰准确的认识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向前发展,希望本文的统计分析工作为推进外国教育史的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能够发挥绵薄之力。 教育史论文:儒家教育史学科未来 摘要:教育史学科的未来,是与教育史学科百年历史和学科现实状况密切联系的,我们必须从学科的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出发,对教育史学科进行历史总结和理论建设,加强教育史学科的基础建设,重视教育专史的研究,确立教育史学科的基础地位,同时注意教育史研究的国际化,从而进一步增强自主研究的能力,以推动教育史学科的发展。 关键词:教育史;教育史学科;教育专史;儒家教育思想 教育史学科的未来,是与教育史学科百年历史和学科现实状况密切联系的,我们必须从学科的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出发,去考虑和推测学科未来发展的问题。我个人近来曾在这一方面进行了一些思考,现把所想到的几个问题提出与大家共同商讨,以利于集思广益,为学科未来的发展,预做一些必要的思想准备。 一、教育史学科的基础建设需要更加坚实 教育史以教育发展的历史过程为其考察研究的对象,掌握真实而充分的教育历史资料,是开展研究工作最基本的条件,所以教育史资料(包括文献、文物、档案、图像、录音、访问记录、调查报告等等)的广泛收集和整理,是一项不可忽视的学科基础建设工程。有些研究者对此有较深刻的认识,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投身于教育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编纂,或是汇编成专题性历史资料,或是汇编成断代历史资料,先后出版,公之于众,为学科的实证研究创造条件,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方便,既节省了宝贵的时间和经费,也提高了研究工作效率,他们无私的贡献不可低估,应该向他们学习。 教育史基础建设是一项规模较大、时间较长的工程,只有小部分先觉者的努力显然不够,还需要较多的志愿者参加,使这一工作系统化、全面化、持久化,有一定的组织、有一定制度来加以保证,努力为后人留下完整的真实的教育史资料。至今为止,古代、近代、现代教育史在资料搜集、整理、编纂方面都分别做了一定工作,成果颇为可观,但还不完整,与目标还有相当一段距离。现代教育史部分因条件限制,只能提供已公开文件的汇编,档案没有开放,事情具体的因果发展过程未能了解清楚,进行研究有很大局限。所以教育资料还要进一步扩展挖掘,汇编成多种专题史资料,为教育史研究建立坚实的研究基础。 教育史基础建设虽不能一时就成功完事,但必须从思想上加以重视,逐步推进,终归会接近预期目标。相信有了坚实的学科基础建设,以后中青年从事学科课题研究,就不会像过去那样辛苦,工作效率会更高,出成果会更快,达到的水平会更高,因缺乏历史资料观在没有条件谈的问题,后人会有条件谈,现在未能有结论的事,后人会得出应有的结论。 二、要进行教育史学科的历史总结和理论建设 在中国,教育史学科的存在已有百年的历史,百年来学科设置和学科研究相互推动,有了学科设置,首先就需要教材,进一步还要充实教材内容,这就促进了学科研究,并有了一些研究成果,可以用于丰富和更新教材内容。由于各历史阶段行政当权者对教育史学科价值的认识和利用程度不同,研究者的专业素养和认识深浅不同,思想控制放松之时,内容选择、分析、评论的自由度大些;思想控制收紧之时,内容选择、分析、评论的自由度就受到一定的限制,在多方因素影响下,学科发展的道路比较曲折。随着形势的变化,文教领域出现不同的潮流:如保持中华文教传统、主张思想信仰自由、提倡民主与科学、宣传阶级斗争理论、实行兴无灭资、开展文化革命等等。随着这些潮流的更替,教育史学科也大大改变面貌,既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也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值得加以认真总结。 有些研究者对教育史学科的现状感到不满,认为虽然研究成果不少,但理论水平不高,重要的原因是缺少理论指导。这一批评是很中肯的,促使人们加以反思,呼唤加强教育史学科的理论建设。有些研究者有志于改变教育史学科的现状,并且开始行动起来,对教育史学科的有关理论问题开展逐个研究,有的已写成论文公开发表,引起了较广泛的关注和共鸣。教育史学科的理论建设,需要一个由探索、逐步加深认识、总结理论、形成体系的过程,比较可行的是两途并进:一方面是借鉴和运用现代人文社科等学科新理论来研究教育史;另一方面是认真总结教育史学科的经验与教训,研究教育史基本理论问题。两途结合的结果是形成教育史学,确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方法。教育史学既是教育史学科发展的历史总结,它反转过来又对教育史学科研究发展起一定的规范作用。 我们期望教育史学的创建,它将成为教育史研究者入门的必读书,借以提高专业素养,这将有助于提高教育史学科整体的研究水平,对于评估教育史学科的研究成果亦将会有共同的标准和尺度。 三、确立教育史学科的基础地位和扩展生存空间 在高等教育中,教育史学科不像外语或政治理论,成为本科不分专业的公共必修课,也不像教育学成为师范专业的公共必修课,它只是师范专业之一的教育专业的基础课程,通过这门课程的教学,传授教育史的基本知识,形成历史发展的教育观,养成热爱教育事业的奉献精神,这门课程在培养教育专业人才方面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不可替代的。 现在高等师范学校的各级领导,因专业素养不同,对教育史学科在师资培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存在差别,在教育改革中对教育史学科就有不一样的态度:有的采取压缩教育史学科的措施,一年的课程缩短为半年;有的把中国教育史、外国教育史两门课再合并为一门,为的是腾出时间用于增开引进的技术性、实用性的新课程。在全国性高师改革浪潮中,教育史作为教育专业基础课程地位不稳,往往成为改革试验的牺牲品,到了阶段检查整顿时,又要求恢复原样,待到下一轮改革时,教育史再次成为主要对象,又压又砍,造成肢体残缺不全。教育史的基础课地位动摇,生存空间因减少课时而缩小,学科的特色难于体现,学科在培养专业人才方面的作用不能发挥,这种状态实在让人担忧。 造成教育专业教育史课程地位发生重大变化,有其现实的原因,我国对外开放之后,教育改革就倾向学欧美,向欧美看齐,唯恐学得慢,欧化美化不够,改革中注重学习实用技术,忽视人文学科,淡化民族文化,放弃中华教育精神,用实用标准衡量教育史学科,视教育史为无用,作为被改革的重要对象。 要消除高师课程改革中忽视教育史课程的作用所发生的偏差,只有期待高师领导提高认识,端正指导思想,才有条件进行矫正。教育史研究者要自强不息,不懈地争取教育史学科在高师教育专业中确立基础课程应有的地位,并尽可能开设选修课,扩展教育史学科的生存空间,教育史学科的作用才能得到发挥,才会有光辉的前景。 四、重视教育专史的研究是教育史学科发展的重要策略 教育史学科的发展不能脱离社会现实,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与教育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现实中存在许多问题,因此希望总结历史经验,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以期对解决现实的教育问题有所启示。这种需求不是局限于领导层对宏观教育策略历史经验方面,而是各个阶层各种职岗的人对教育历史知识经验都有需求,但具体需求则因职岗的实际需要而不同,这种多方的要求,是多卷本教育史满足不了,也是高师教材教育史或教育简史或教育史纲要满足不了的,这一现状势必促使教育史学科更细、更专业化,分化出更多二级、三级分支学科,使各级各类学校教育都有专史,教育的各组成部分、各方面的关系、各种重要问题也都有专史。各种职岗的人希望教育史结合他们专业需要,研究和编纂出分门别类的教育专史。专史不是小项目,但也不是大型项目,从规模来说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中型项目,与上下都有密切的关系。重视专史,就会带动与专史内容有关的个案研究、专题研究,这类研究成果,会丰富专史的内容,实际上这是专史的基础。专史能形成系列,又为系统的全面的教育通史进一步再提高创造了基本条件。专史的研究有较大的灵活性,联合三五志同道合的研究者协作也可,个人自愿独立承担也可。专史由于规模不是很大,参加人员不太多,较易于调度,也可能在一定时限内见其成效。专史是由“术业有专攻”的专业研究者来参加撰写,是专家写专史,保证研究是专门又是深入,具有自己的专业特色,能经受较长时间的考验。教育史学科的发展,需要有更多研究者投入专史研究,为教育史学科整体水平提高创造条件,这有待于教育史研究者的继续努力,不断贡献。 五、对儒家教育思想需要再评价 儒家思想是数千年中华文化的主流,而百年来成为批判的主要对象,这就影响了教育史学科对人物学派的评价。教育史存在着如何评价儒家教育思想的问题,从20世纪延续到21世纪,想回避这个问题总是回避不了,今后还得对儒家教育思想再作评价。 儒家创始人是春秋末期鲁国孔丘,儒家是在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转变这一社会大变革时期主张走社会改良路线的一个学派,很重视教育的社会作用。虽然依靠私学传授扩大社会影响,也只是百家争鸣中的一个学派,并未居统治地位。但儒家对促进私学兴起,文化下移,宣扬民本主义,主张仁政德治,重视农民生活,建立社会秩序,有重要贡献。有人抹煞儒家对历史发展有积极贡献的一面,而抬高道家的自然无为思想,或以赞扬佛学而贬低儒学,说儒学只讲伦理政治,哲学理论粗陋,不如佛学精细。这些评价因脱离历史实际,存在一定片面性。 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对儒家有不同的认识和对待。秦朝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曾对儒家实行专政,进行严厉打击,儒家被迫潜伏以求生存。西汉初,儒家虽可恢复活动,实际上还是受冷落。直到汉武帝时,国家达到相对富强,才由“无为”转为“有为”,利用儒家学说,为巩固中央集权服务。以儒家为统治思想加以利用,因人而殊,并非持久一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儒家曾多次受到冲击,几度起伏,这是政策变化造成的,要利用就加以尊崇,不利用就加以打压。二千多年来,经受无数的批判,结果是批而不倒,或倒而不亡,在民间继续流传,待时变境迁,重新振作,再登统治地位,受到罢黜和受到尊崇相互更替,这就是儒家在古代的经历。 20世纪的中国,在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斗争中发生重大的社会变革。每一次重大变革过程中,儒家思想包括教育思想总是争议问题之一,不同地位不同立场的人,对儒家思想有不同的认识和主张,归纳起来,有三种主要态度:一是完全否定,资产阶级西化派和无产阶级文化派对儒家都持否定态度,认为儒家是旧时代的产物,不能适应新时代,应该批判并抛弃,彻底决裂;二是基本否定,认为儒家对社会历史发展功不抵过,负有历史罪责,因它重德轻智,忽视科学技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过于保守,不能创新,阻碍社会进步,造成中国落后,要加以贬责;三是有否定也有肯定,认为儒家历史上曾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主流,虽在近代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应该加以扬弃,但也有些宝贵的思想可以继承改造,在现实生活中,既要发扬优良传统,也要适时创新,以服务于现代社会发展需要。 百年来,儒家的处境多变,由受批判被否定到受尊重再被利用,曾有几度反复。之后,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面临不少问题,都与中华文化传统有关联,如普及教育、因材施教、尊师重教、做人诚信、修养道德、以德治国、民族团结、社会安定、国家统一,都继续利用儒家思想的积极因素,这说明儒家思想不是一批了之,我们应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儒家教育思想进行再评价。 六、面对教育史研究的国际化,中国要有独立自主的研究 教育史学科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最初设置学科时,依靠引进的教材。1905年开始,中国人有了自己编写的《中国教育史》,虽然内容仅是先秦教育,但已经有了开头。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研究本国教育史的学者渐渐增多,王凤喈、陈青之、陈东原等先后有着作出版,并被用为高师教材,外国人虽也有重视中国教育史研究的,但毕竟外国人代替不了中国人研究中国教育史。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半封闭的条件下,只与社会主义国家有部分往来交流,国际社会很少了解中国,研究中国教育历史则更少,唯有日本人例外。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经济建设迅速发展,让世界各国刮目相看。外国学者由研究中国经济建设成就进而研究中国文教事业的发展变化,逐渐成为新潮流,有人称之为中国教育的国际研究。外国学者并不对中国教育进行系统的全面研究,只是对中国近现代教育问题感兴趣,有选择地做专题研究,较多的是采用比较法,如中日教育比较、中西教育比较,以尽快抓到中国的教育特点。外国学者对中国教育史的研究,受到我国一些研究者的注意,并积极加以学习,吸取其观点和方法,以作为先进的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国内的教育史研究,以改变国内教育史研究的状态。 在经济全球化成为时展趋势条件下,中国教育史的国际研究迟早也会成为现实,我国既实行开放政策,自然欢迎外国学者研究中国教育发展变化的历史,相信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考察,会提出一些与我们认识有所差别的新看法,值得我们加以关注和吸取。另一方面,我也认为外国学者研究中国教育史,也会有他们的局限,他们没有长时间生活在中国的社会环境里,对中国教育并未全面了解,也未参加中国的教育实践。他们只是根据他们利益的需要,站在他们的立场,用他们的思维方式,来选择和思考中国的教育问题,并提出他们的结论,对这些结论,我们不能一翻译过来就相信、就崇拜,我们不能跟在别人的后面,成为别人的思想附庸。我们应学习外国正确的观点和科学的研究方法,研究本国教育史,本国人比外人条件更充分。中国的社会是我们长期的生活环境,参加教育实践,对教育现象有所见,对群众的教育呼声有所闻,对教育问题的认识更深,所以我认为“不能依靠别人为我们提供结论”,要交流而不崇拜,要知情而不照搬,取其所长,为我所用。我们要立足中国,独立研究,教育史学科建设的责任在肩,外国人无法替代。 教育史论文:美术教育史教学体会 我国源远流长的美术教育发展史在我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近些年来,美术教育史的研究日益为美术教育界重视。不言而喻,研究美术教育史的意义是重大的,尤其对于师范美术教师教育来说更是如此。但我国美术教育史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以往学术界对此领域虽也有过一些涉足,但缺乏系统的整理与研究。时至今日,没有一部较系统的“中国美术教育史”专门著作出现。其实,我国美术教育史的研究与我国美术教育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不相称的。 面对中国伟大的美术文明与现代阵容庞大、发展迅速的中国美术教育现状,对我国美术教育史进行研究是一项非常必要、非常紧迫的任务。从我国师范美术教育来说,按照2005年“教育部关于《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美术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课程设置指导方案(试行)》的通知”,美术教育史作为必要的基础理论课程进行开设,但目前最缺的是教材和相应的研究资料。另外从阵容庞大的中小学美术教师来看,他们职前教育就缺乏这门必要的知识。教师工作中要进行教学研究,参与教学改革,研究、思考问题是不能缺乏教育史知识平台的。古今中外教育史中蕴含着先贤宝贵的经验,有着深厚精辟的理论,体现着美术教育与社会关系的规律,是他们思考发展和改革我国美术教育不可缺少的知识资源。 我国美术教育史涉及美术教育观念、教育理论、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各个层面,我国美术教育发展史蕴含着美术兴邦的历史经验。通过展现美术教育的历史,有助于深化人们对中华美术多方位的总体认识,对美术教育事业发展与社会进步将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具体体现为:第一,能为正确认识美术教育的性质、特点和教育实践提供理论思考依据。第二,是改革我国美术教育与我国美术教育学科理论体系建设的必要因素。 研究我国美术教育史要在深入挖掘和大量占有历史资料的基础上,深入探讨美术教育从传统走向近代的各个层面的深刻变革过程,探讨美术教育的产生、发展与社会转型的内在联系,展现我国美术教育走过的辉煌历程。我国美术教育史不仅要勾勒出我国美术教育的总体发展面貌,并要史论结合,概括出各个时代的特点,找出规律性和特殊性。美术教育史研究必须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为指导思想,研究各时期的美术教育现象、教育形式与教育思想的社会政治文化历史关系。紧密联系社会背景进行分析,并广泛吸收学术界科学研究的成果,对我国美术教育发展的历史作出整理。在宏观上把握教育思潮流向的前提下,对具体的教育制度、教育经验进行剖析和梳理。美术教育史研究紧密联系着历史学、社会学、美术史、美术学等,美术教育史研究要思路开阔,在综合其他学科史学研究的成果上建立新的美术教育考证方法,借鉴教育史研究的一切具有科学意义的成果和方法,博采众长,努力以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在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中研究美术教育发展的历史。 美术教育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它继承和发展着人类的文明成果,传播、保存、融合、发展着民族的文化,是民族形成、生存及发展的生命机制。美术教育作为一种精神生产,对人们的社会心理、风俗习惯、道德规范、文化传统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成为整个文化建设的基础。 谈到美术,我们可能会想到绘画、雕塑、建筑、工艺美术(或者现代人说的艺术设计)。谈到美术教育,我们可能会想到美术本体的传承教育,这显然是不全面的。那些流传在民间的属于造型艺术的现象,其实也都属于美术现象。这些美术现象是劳动者的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体现着他们的情感、理想、审美和造型观念,具有较高的美学价值和典型的美术文化特征。那些被称作“美术”的作品,发展中既有明显的承传性,又在不断地翻新。这些美术在民间传承与发展的过程,属于美术教育的范畴,美术教育在其中的作用是特殊而意义重大的。不同的美术教育形式对应不同的社会阶层,一般来说美术教育史研究包括三大类:一是专业美术教育。“专业美术教育”在传统中的主要教育方式是:父子相传、师徒相授、图样临习等。在现代社会“专业美术教育”一般在学校实施,如美术学院、职业技术学院和其他各类学校的美术专业学科。这种教育以培养专业美术人才为主要目标,教育目的是美术文化本体的传承与发展,最终指向是以创造的产品为社会提供精神的与物态的艺术,促进社会发展。二是人文素质美术教育。“人文美术教育”的主要教育方式是:作品认知、社会活动与信息接受等方面中的教育,主要指为教化国民素质而言。在现代社会的“人文素质美术教育”一般指幼儿园、中小学和大学中的通识教育,教育目的是公民素质教育。三是社会美术教育。“社会美术教育”包括家庭与社会生活、活动等方面的美术现象对人的影响与教育,内容丰富多样,主要有家庭与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建筑、影视、网络、工业产品、宗教美术、政治美术、商业美术;生活活动的器具、婚丧嫁娶与礼仪活动中美术参与的运用等。这些美术文化随时随地对公民起着教育的重要作用。 美术教育作为人类社会所特有的社会现象,其本质是对应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它贯穿于人类历史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促使人类社会得以延续和发展。美术教育将人类积累的丰富的经验和知识加以整理、保存、传递和发展,它与人的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有着广泛、普遍的联系。从原始社会到今天,美术不仅是广大民众生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也是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仔细研究美术教育史我们会清楚地看到,美术文化以及其传承发展对于社会意识与社会文明进步产生着重要的影响。美术文化是人类社会生产与生活的产物,但同时又是人类生产和社会生活得以继续进行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对我国美术教育历史现象进行梳理,立足现展角度进行研究,是学术研究的必要,是美术教育实践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美术教育和其他各行业一样迅速进入一个繁荣发展的黄金时期,中国美术教育的指导思想、教育观念及教育内容、教育方法、评价标准都需要新的创立。美术教育工作者有必要了解美术教育的历史,研究美术教育规律,思考美术教育的发展。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加强美术教育学科的教育理论研究,推进美术教育学科建设与发展,美术教育史的研究成为摆在美术教育界紧迫而重要的一项任务。 教育史论文:幼儿教育史研究开展思考 幼儿教育史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然而长期以来,幼儿教育史研究不仅鲜有人问津,似乎也无问津的必要。事物向来如此并不意味着就应该如此、只能如此。本文在对当前认为没有必要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之“不合时宜说”和“替代说”回应与批判的基础上,进一步就现实中如何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进行了思考,权作一家之言,愿就教于方家。 一、没有必要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吗? 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值得倡导与落实。然而现实中,当前仍有不少人认为没有必要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为此,在具体论述如何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之前有必要先澄清是否有必要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这一前提性问题。盘点起来,当前认为没有必要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之观点主要有“不合时宜说”和“替代说”两种。 (一)目前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不合时宜吗? 现实中有不少人都认为,当前幼儿教育需要关注与研究的问题很多,如幼儿教育公平问题、幼儿教育制度建设问题……这些才是目前幼儿教育亟待研究的问题,而幼儿教育史研究虽然必要,但现阶段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尚不合时宜。初看起来,“不合时宜”说似乎很有道理,毕竟现阶段幼儿教育还有很多根本性、关键性问题亟待研究,而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貌似真的不合时宜。其实,进行史学研究常常会遭遇是否合时宜这一困惑,就连科学史之父的萨顿都曾质疑过自己对科学进行史学研究是否合时宜,其在《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一书中曾如此这般问自己:“为什么要考察过去?为什么不让过去的事过去算了?为了前进,甚至只是为了生存,有那么多要做的事,有那么多实际问题需要立刻得到解决。”[1]是啊,现在有那么多问题亟待研究解决,为何要追溯过去呢?对此,或许有人会说:“未来模糊不清,现在沉重不堪;只有毫无生气的、完结了的过去才适合于思考。那些观察它的人活得比它长久——他们是它的产物及其征服者。因此,人们对历史的关注不足为奇。渴望了解过去发生了什么,以及渴望理解历史的进程,这些是人类共同的特征。”[2]然而,“关注过去是一种普遍的人类特性,这或许是真实的,但是这并没有解决问题”[3]。那么我们为何要关注那些离我们如此悠远的过去呢?事实上,“不管进入历史的事实多么悠远,实际上它总是涉及现今需求和形势的历史,那些事实在当前形势下不断震颤”[4]。“只有借助现在,我们才能理解过去,也只有借助过去,我们才能充分地理解现在。使人们理解过去的社会,使人们增加掌握现在社会的能力,这就是历史的双重作用。”[5]具体来说,“历史虽然已经过去,但却不会完全消逝,它还以潜在的形式存在于我们周围;如果了解了中国教育史,再看当今的教育问题,就会意识到在现实社会中随处都能看到历史的影子,而且有些还在起作用。历史经验和教训对我们具有现实意义,这并不是说历史经验可以简单地移植或套用到现在,但认识到有些问题并非今日所独有,当有助于观察和理解现实问题”[6]。“通过对过去教育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思考和解决当代教育问题;有助于为现实教育改革的决策提供服务;有助于阐明现在和将来教育发展的可能趋势;有助于认识现存的不同文化背景下教育的特点和相互影响的重要性。”[7]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常说:“教育史是教育理论的源泉,这是无可争议的。”[8]由此可见,幼儿教育史研究不管是对当前幼儿教育的理论建构还是现实践行都是十分重要、宝贵的,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非但不是不合时宜,反而是非常迫切和需要的。 (二)历史研究和学前教育史研究可以替代幼儿教育史研究吗? 具体来说,关于历史研究是否可以替代幼儿教育史研究这一问题有以下两种情况:一是历史研究能否直接替代幼儿教育史研究,二是基于史学视角来审视幼儿教育是否可以替代幼儿教育史研究。对于前一个问题很好回答,我们都知道历史学是很少关注幼儿教育这些“小问题”的。实际上,不仅不关注似乎还有些不屑关注。纵使有极为少数的历史学家在其言谈著作中涉及那么一点点幼儿教育的问题与思考,那也仅仅只是基于个人经验或感觉的随意之谈,是十分不充分、不成系统的,故企图用历史研究替代幼儿教育史研究是行不通的。既然历史研究不能直接替代幼儿教育史研究,那么基于史学视角来审视幼儿教育能否替代幼儿教育史研究呢?对此,我们说这是不合适的,同时也是存在很大隐患的。幼儿教育与历史的联姻并非一种“1+1=2”的机械凑合,更不是把现行占统治地位或主流的史学理论看作是一种“既成的”、先于幼儿教育活动的存在,一种具有普遍性、绝对性的原则应用于幼儿教育活动的结果。倘若诉诸史学视角审视幼儿教育,则史学是以外在于幼儿教育的状态进驻幼儿教育的,史学不是作为“幼儿教育问题”而出场,而是“为了”幼儿教育而被邀的,史学前来是为了“启蒙”幼儿教育,而不是“分享”。史学是高居于幼儿教育之上的,先知般的诱导者。这种高姿态割裂了与幼儿教育的血脉相连,史学的立场是空置的,导致人们容易采用一种“理论-应用”的思维模式来看这个问题,将历史视为高高在上的、完美的理论,而幼儿教育仅仅只是历史学的应用之域。幼儿教育史研究其实是幼儿教育和历史研究的有机组合,而不仅仅是基于历史来审视、考量幼儿教育的,历史高高在上,幼儿教育匍匐在地,如此以后,幼儿教育史研究将丧失其教育学立场,这是很糟糕的,不仅异化了幼儿教育史研究,同时亦异化了幼儿教育。综上可见,历史研究不可替代幼儿教育史研究。那么,学前教育史研究可以替代幼儿教育史研究吗?对此我们的回答依然是否定的。虽然目前学前教育史体系较为完善,但当前学前教育史大多关注的是学前教育制度、学前教育思想这些较为宏大的话语体系,虽然其间已有关涉幼儿的,但毕竟还是很少、很不系统的,可以说幼儿教育史仅仅只是个脚注而已,故学前教育史研究依然替代不了幼儿教育史研究。 二、如何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工作? 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不仅必要而且必须,那么我们该如何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呢?这既是务实之举又是当务之急。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是个系统工程,限于篇幅在此将不系统阐述,仅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初步展开。 (一)明确幼儿教育史研究之研究对象 明确研究对象是开展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倘若没有正确且明确的研究对象,就算投入再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研究也往往事倍功半、徒劳无益,甚至非但无益反而有害。故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对于一项研究来说,生死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明确自己的研究对象。那么幼儿教育史研究之研究对象是什么呢?关于幼儿教育史研究对象这一问题,似乎无须多问,甚至有些明知故问,幼儿教育史研究研究什么?顾名思义肯定是研究历史上的幼儿教育问题了。这固然没错,但倘若就这么将幼儿教育史研究对象界定为历史上的幼儿教育,则不免简单、抽象。问题是研究的对象,但还仅仅只是一个抽象的结论而已。为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追问幼儿教育史研究到底都研究历史上幼儿教育的哪些问题。唯有如此具体的思考,方能把抽象的结论具体化,从而较为精准地回答幼儿教育史研究对象这一问题。一般来说,幼儿教育史研究主要研究历史上幼儿教育的事实性问题和价值性问题。具体来说,所谓历史上幼儿教育的事实性问题主要是指历史上幼儿教育的缘起、发展、演变以及性质样态等客观性问题,如幼儿教育是如何缘起的,其又是如何发展演变的,每个时期阶段的幼儿教育又有什么性质等等。而历史上幼儿教育的价值性问题主要关涉历史上诸种幼儿教育价值主张的竞争、排序问题,通过对历史上幼儿教育价值问题的关照,人们将能更为透彻地了解和把握历史上对幼儿教育所秉持的价值观。在此有必要强调的是,上述两类问题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常常纠缠着共存于幼儿教育问题中的,只是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常常将其区分开来介绍而已。 (二)澄明幼儿教育史研究之研究价值 事物的价值是实然存在的,但价值的发掘与发挥却仰赖于人们主观上对其的了解与认识。并且,对于事物价值的描述,既是对其客观存在的一种事实性揭示与显露,同时亦是对现实中该价值彰显的一种可能性敞开与导向。“教育史研究的功用或价值是教育史学科的关键问题。它既涉及教育史研究作为一个专门学术领域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同时也关系到对教育史研究的目的、任务的认识,关系到对具体的研究方向和问题的确定、选择,关系到教育史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基本方向。”[9]此外,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具有一种‘求价意志’(WilltoValue),是一种‘价值’动物。人类的任何活动都打上了价值的烙印。从理论上说,人类不会去从事那些自己认为没有价值的事情。这也就意味着,人类对自己所从事活动的价值认识得越清晰、越深刻,就越能够克服种种困难,追求并最终实现活动的目的。“追求价值作为人们活动的一般目的,它直接规定和影响着活动的性质和方向。”[10]“价值对于活动的意义和力量还在于它使人产生一种强烈的意志、情感,即强烈的活动意识。正确的和正义的价值目标反映在人的意识中,便产生了人们对价值目标的信念和渴求,强烈的渴求便形成意志、情感,使人们在活动中表现出极大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是人们进行任何有目的的活动都不可缺少的一种强大的精神动力。这种动力的保持与丧失,不仅对活动的持续进行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在关键时刻决定着活动的成败。”[11]教育史研究价值历来存在求真与致用之争,实质上,求真与致用二者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可以统一且必须统一的。幼儿教育史研究既要求真又要致用,求真是致用之前提与基础,但求真往往以致用为旨归。所以在幼儿教育史研究中,我们要树立求真达于致用的幼儿教育史研究价值观。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主要是通过中外幼儿生活,地位和价值认识的变迁,幼儿教育发展过程的展示和幼儿生活场景的再现,幼儿教育规律的揭示和把握以及幼儿教育思想的演进,揭示出中外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幼儿教育的特殊规律和一般规律,为现实中国幼儿教育理论建构和实践提供历史资料和启示。 (三)在坚守叙事研究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幼儿教育问题研究 任何一门科学要想成为真正的科学,除了必须十分明确并坚持它的研究对象外,还必须采取科学的研究方法,两方面缺一不可。只讲方法而不讲对象,就可能南辕北辙,相去愈远;只讲对象而不讲究方法,就无异于海市蜃楼,望洋兴叹!那么我们该采取什么研究方法来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呢?“叙事原是历史著作最早形式中的常用模式之一(如修昔底德、波里比乌斯、李维、塔西佗的著作)。”[12]“叙事乃历史本身所固有的。”[13]“所有历史都有不可化约的叙事元素”[14]。叙事研究是历史研究的主要方法。而“长期以来,受史学传统的影响,教育史研究主要是叙事研究。叙事研究被看作教育史研究的基本功和主要的研究方法”[15]。那么教育史中是如何开展叙事研究的呢?所谓的叙事研究主要强调教育史研究要如实地描述过去的教育实践,尽可能全面、客观、详尽地将教育史叙事清楚。事件是怎么缘起、发展的,又是如何结束的。可以说叙事研究是比较重视教育事件的分期、时段以及发展演变的。公允地说,叙事研究之于教育史研究是十分必要、重要的,教育史研究的求真价值也主要源于叙事研究。但这种研究方式在效力于求真的同时无益于致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致用。为此,教育史研究方法有必要进一步丰富与创新,恰如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张斌贤教授强调的那样:“教育史学科要不断地发挥它的固有的社会作用。在研究方法上,也应当不断改革和创新,与时代共同发展”[16]。为此,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积极诉诸问题研究来开展教育史研究。这里提出通过问题研究来开展教育史研究绝非随意,其也有学理上的考量与因循。比如在历史学研究中,法国年鉴派学者(主要以费弗尔和布洛克为代表)就提出:“传统史学只是叙述历史上发生的事情,这种史学毫无益处。‘历史只有从叙述的变为解释的,它才能成为一种科学’”。因此,他们认为“历史学家必须提出问题,必须用对问题的分析来取代对事实的平铺直叙”。[17]当然,这里提出要在教育史研究中积极开展问题研究并不是说不要先前的叙事研究了,对叙事研究简单否定、扬弃了,而是说我们要在坚守叙事研究的基础上,积极开展教育史的问题研究,以期对彰显教育史研究的致用价值有所裨益。故在幼儿教育史研究中,我们要在坚守叙事研究这一传统教育史研究方法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幼儿教育史问题研究。 (四)现实中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工作需要注意的常见问题 上面仅从研究对象、研究价值以及研究方法这三方面初步探讨了如何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实际上,幼儿教育史研究工作还远不止这些,然限于篇幅在此不能系统阐述。下面将简要谈谈现实中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需要注意的几个常见问题,旨在从另一方面补充、完善幼儿教育史研究工作。首先,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要坚守教育学立场。所谓坚守教育学立场主要是指我们在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时,要注意其历史之维,但不能过于沉溺于历史。我们关注历史上的幼儿存在、发展等状况,但一定要注意其中的教育学意蕴。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把幼儿教育史研究缩水为幼儿历史研究了。虽然幼儿教育史研究是历史与幼儿教育史之联姻,但现实中人们在具体研究时往往会把其践行为幼儿历史研究,遗忘或遮蔽了其中的教育学意蕴,丧失其教育学立场。其次,在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时要有大视野。这里所谓大视野首先是指我们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时,不能只关注与研究我国幼儿教育史,同时还要关注与研究外国幼儿教育史,幼儿教育史实质上应该包括中外两大部分,我们不能只研究中国幼儿教育史或外国幼儿教育史。此外,这里所谓大视野还意指我们在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时不光要像传统教育史研究那样关注制度或思想,还要关注幼儿的存在、生活的问题。最后,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要处理好其与教育史、学前教育学研究的关系。俗话说,大树底下好乘凉,有学前教育史、教育史这些较为成熟的研究前例,开展幼儿教育史研究可以说有所依托。但我们在欣喜“大树底下好乘凉”的同时,也不要忘了“树在树下难成材”。因为有前例在,我们难免会模仿与借鉴。当然,这里并不是说不要模仿与借鉴,只是我们不应在模仿与借鉴中迷失了自己,迷失了自己的方向,丢弃了自己的研究对象,这些都是需要注意的地方。毕竟幼儿教育史和学前教育史、教育史不同,否则的话,也没有必要再单独进行幼儿教育史研究了。当然,以上仅是对幼儿教育史研究的一点初步构想,欲切实有效地推动幼儿教育史研究还需要不断进行自我反思,不断开拓新的资源,增强自我创新的能力,使幼儿教育史研究在现实中在更好地认识幼儿发展、促进幼儿教育方面有更多更大的作为。 作者:张睦楚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教育史论文:教育史学异同辨析 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是两个比较年轻的学科。具有近代意义的教育史研究始于18世纪后半期,而比较教育诞生于19世纪初,20世纪末两门学科又不同程度地进入了“学科危机”时代。美国比较教育学家康德尔认为比较教育是延续至今的教育史[1],我国学者贺国庆教授认为外国教育史和比较教育原本就是姊妹学科[2]。教育史学与比较教育学究竟是怎样的学科?二者又存在哪些区别和联系?厘清两者的关系对于深入认识这两门学科及加强两门学科的基础理论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的学科性质 (一)教育史学的性质教育史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由于其发展历史比较短,学界对于教育史的概念及其基本特性尚未形成统一的界定和看法。不过,只要是一门学科就应该有自己的基本界定,虽然这一界定需要不断完善,但这对于教育史无论是作为一门科学研究还是作为一门课程设置来说都是十分必要的。笔者认为,教育史是以历史法为主要方法,研究教育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揭示教育发展的真相和规律并为当代教育改革提供参考经验的与历史学相交叉的教育学科。教育史学科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教育现象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既包括外国教育史也包括本国教育史,由此通常又可以划分为外国教育史和本国教育史两个不同的方向。关于教育史的学科性质,国内学者经过不断探索基本上取得了渐趋一致的看法,那就是教育史是一门教育学和历史学的交叉学科,具有双重的性质。一方面,它具有教育学的基本特征,是一门教育学的基础学科;另一方面,它又是一门历史学科,是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3]虽然教育史具有双重特性,但笔者认为,至少在我国,教育史应该归类于教育学科,教育学科是其母学科,教育史学主要是一门教育学分支学科,教育史的教育科学性质是主要的方面,并具有实践性和历史性的特性。教育史学科与教育学科所有的分支学科一样,都以回答现实的教育问题为己任,只不过教育史是通过历史的方法来观照现实问题的。[4]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教育史有其自身的学科目的和学科功能,而学科的主要目的和功能往往是相互联系的。张传燧教授主要从学术功能和社会功能两个方面分析教育史的功能。他认为,教育史的功能具体有四种:一是展现性功能,重在描述和再现教育历史的过程及其发展状况;二是思辨性功能,重在论述和寻求教育历史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三是应用性功能,重在发挥对当代教育实践的借鉴与指导作用;四是人文性功能,重在发挥教育史学蕴涵的育人作用。[5]总之,可以将教育史的功能概括为认识功能、借鉴功能、教育功能等。学习和研究外国教育史,可以扩大眼界,增长见识,并且加深对本国教育的认识;学习和借鉴外国教育史也可以为当今的教育改革和实践提供借鉴和指导;教育史也可以通过课程的开设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比较教育学的性质比较教育学也是一门新兴的学科,1817年朱利安发表《比较教育的研究计划和初步意见》标志着比较教育学科诞生至今尚不到二百年的历史。关于比较教育的学科性质等问题的探讨也还处于不断地摸索和完善之中,笔者根据冯增俊主编的《当代比较教育学》将比较教育学界定为“比较教育学是指以整个教育领域为对象,对当代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教育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探讨教育发展规律及特定表现形式,借鉴有益经验,推动本国或本地区的教育改革和教育研究的一门教育科学”。这一概念首先明确了比较教育学是一门教育学科,揭示出了比较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整个教育领域,研究的范围是各国教育或一国内部不同区域之间的研究,其最主要的研究方法是跨文化比较法,同时也指出了比较教育学的研究目的是揭示教育的发展规律,总结教育的基本形态和特征,借鉴他国教育经验,推动本国教育研究和教育改革。比较教育学的主要功能是与其目的紧密联系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认识和促进现代教育的发展,这是比较教育学的认识性功能。比较教育通过比较世界各国和不同区域内的教育,为人们提供丰富多彩的教育信息,为人类进一步认识和了解教育现象、把握教育发展的实际状况提供基础,对教育学的发展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二是借鉴外国教育经验,促进国际教育交流,这是比较教育学的应用性功能。比较教育诞生之初就源于借鉴的需要,是为促进本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服务的,这是比较教育的最为初始和直接的目的。比较教育研究主要是以国家为单位而进行的研究,这种跨文化的比较可以增进各国教育之间的理解,促进人员和学生之间的交流,对教育的合作也产生积极的影响。三是揭示教育发展的规律,这是比较教育学的学术性功能。比较教育的研究不应仅仅局限于各国和各区域教育的描述,还应该从各国教育发展的具体考察中,通过相互之间的比较揭示各国教育和各区域教育所具有的共同规律和特征,以此来深入探讨教育的基本规律和认识。四是提高学习者的能力和素质,这是比较教育学的教育性功能。比较教育学课程可以对教育学院学生进行专业训练,丰富学生的知识,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教育史学与比较教育学的融通 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认为,学科的所有分野和划分相对来说是次要的和肤浅的。我们不是某学科而是某问题本身的研究者。[6]由于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研究问题的交叉使得这两个姊妹学科具有了更多的相似性。康德尔认为,为了理解、体会和评价一个国家教育制度的真正意义,有必要了解该国的历史与传统,比较教育就是“延续至今的教育史研究”;英国比较教育学家马林森认为“比较教育学要以理解、欣赏外国文化、风俗为基础。比较教育的学生必须首先是一个历史文化学家,了解某一国家人们的生活方式、哲学态度、思维模式、宗教、政治背景”[7]。瞿葆奎教授在其主编的教育学科分支学科丛书的教育科学分类框架表中将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划分在同一类的直接分析教育活动的学科,揭示了二者之间的更为密切的联系。从学科属性上来看,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同属于教育学科,都是教育学科的二级学科。虽然教育史学既兼有教育学的学科特性又兼有历史学的学科特性,但归根结底教育学特性是其根本性的特性。比较教育虽然也由于美国比较教育学家安德森等人的研究导致了比较教育学科与社会学的混淆,但比较教育学界普遍认为比较教育属于教育科学,而非其他的学科,即使是关于比较教育学科的危机问题也是关于其研究对象和方法的独特性问题的争议,而非是否教育学科的争议。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虽然在研究的具体目的上有一些不同和侧重,但是从其最终研究目的上来看仍然是一致的,都是通过研究教育现象,揭示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及其相互关系,探寻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科学,目的都在于促进现代教育的发展,促进国际教育交流,为本国当前的教育改革和教育实践提供思考与借鉴。教育史和比较教育虽然在研究时间维度上差异明显,但也有一些相同的部分。例如,教育史的现代教育史研究与比较教育主要为“二战”以后的研究在时间上是交叉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的教育史研究一般很少关注现代的、当代的教育,认为尚未形成定论,变化莫测,不能盖棺定论而难以研究。随着教育史学科的发展,教育史研究的时间下线已经开始延伸到了现在,“过去的都是历史”的看法逐渐开始获得广泛认可。教育史的博士、硕士论文选题已经延伸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甚至21世纪初,教育史学科也开始带有一定的时代特色。从研究对象及内容来看,教育史和比较教育的研究对象和内容都极为广泛,它们都以整个教育领域为研究对象及内容,研究教育的各种问题,教育学所关注的问题都可以成为教育史和比较教育所关注的问题。外国教育史的现代教育部分与比较教育在研究对象上基本是一致的。尽管教育史的研究注重的是教育发展的过程,即纵向的发展,而比较教育则对当代教育的某一个点进行横向的解析和剖析,但是由于教育史也可以采取横向比较、纵向比较及综合比较的方法,比较教育也采用历史研究方法而使得二者在研究对象上的相似性大大增强。近些年,由于比较教育的研究单位发生了新的变化,一个国家的省、市和特定区域的教育现象也成为比较教育的研究对象。从研究方法上来看,虽然教育史主要以历史法为最主要的研究方法,比较教育以比较法为最主要的研究方法,但是这两个学科还是借鉴使用了彼此的主要研究方法。教育史也常常使用比较的研究方法,比较法的运用可以使得史学的研究更为深入和精确,为教育史学的研究带来了全新的不同视角。教育史可以采用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两种研究方法,或者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综合比较研究。同样,比较教育也使用历史研究法。比较教育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现代,但是教育的发展是有着必然联系的,为了阐明当代教育现象发展演变的由来,比较教育需要用历史研究法对当代以前的教育现象做一追述。需要注意的是,比较教育的历史研究往往是研究的背景,而不是研究的主要内容。除了二者互相借鉴彼此独特的研究方法之外,作为同为社会科学的学科,两个学科还共同使用了许多相同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例如,观察法、文献法、调查法、统计法、行为研究法、历史研究法、分析法、实验法、个案研究法,等等。从研究的相关学科来看,二者也具有一些共同的相关学科。同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两门学科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如社会学、哲学、历史学、文化学等的关系都比较密切。尤其是教育史中的外国教育史方向,由于与比较教育有着更多的共通性,在关联学科上更为接近,所要求的基本学科素质也更为相似,如二者同样对外语素质有着很高的要求。 三、加强科际交流与彰显学科特色教育史学与比较教育学是教育学科中关系最为紧密的两个学科。二者既有太多的交叉和融通之处,又有各自差异明显的领域和特点。二者的共通性决定了两者之间要加强科际合作与交流,而二者的不同之处又要求它们厘清自己的学科边界,不断创新学科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完善各自的学科基本理论,凸显自己的学科特色。 (一)借鉴研究方法,加强科际交流教育史学科与比较教育学科应该加强合作和交流,谋求共同发展。外国教育史应加强和比较教育学科的合作。[8]加强两个学科之间的交流和合作,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尝试。 1.相互借鉴研究方法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各有自己主要的研究方法,教育史学擅长于运用历史研究法,而比较教育则善于运用比较研究法。在长期的发展进程中,这些研究方法伴随着自身学科的发展不断得以成熟而日渐体系化,借鉴彼此的优势研究方法可以发挥优势互补的作用,更好地促进两个学科的共同发展。教育史学科应该借鉴比较教育的比较法。事实上,一门新兴的比较历史学已经兴起,受其影响比较教育史学研究也日渐多见。“美国历史学家需要一种跨国、跨界的视野,加强比较历史研究。没有这样的比较的证据,充分评价教育对社会的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9]我国一些比较教育学和教育史学的学者都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张瑞璠、王承绪主编的《中外教育比较史纲》将历史研究法和比较教育方法相结合,为教育史学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比较教育史学的新领域,而比较教育学老前辈王承绪先生的经典之作《比较教育学史》则是运用历史研究法研究比较教育学科发展史的经典著作。这些成果属于学科交叉领域的研究成果,弥补了学科研究的空白,同时也促进了教育史学科和比较教育学科的共同发展。比较教育研究也应该关注历史、借鉴历史。历史主义的分析方法曾经是比较教育发展史上因素分析时代的基本研究方法,随着比较教育进入社会科学方法时代,比较教育研究方法日益丰富和多元,传统的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在比较教育研究中受重视的程度有所下降。历史主义方法在比较教育发展史上曾作为一个时代的主要研究方法存在并不是偶然的,是历史分析法与比较教育研究的必然联系和密切关系使然,不应该因为大量的新的社会科学方法的诞生与运用,而完全抛弃历史分析的方法,使得比较教育的研究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2.互相补充研究内容比较教育的时代性学科特性决定了其关注的重点在现代,研究的是一种最新的教育现象,但是却往往无暇顾及更为深入的研究。一种教育现象的探明仅仅局限于当代是不可能的,某种新型教育制度、教育思潮、教育活动的结果怎样?成功还是失败了?有何经验和教训?呈现一种怎样的规律和普遍意义?这些都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才能最终回答的问题。比较教育以其鲜明的时代性学科特性在拓展最新研究成果和及时总结和交流人类研究成果方面发挥着先锋的重要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其对问题做更为深入的进一步的研究,因而,这些课题需要教育史学者做更进一步的完善和深化。而对于一些不是两个学科共同关注的、各自独特的研究领域和内容,则更是一种相互补充和支撑。教育史学科是对教育现象产生和发展过程进行的研究,这就决定了它的研究要有一定的时间和空间的距离,但对当代的动态性很强的现象它却很难给出一个定论,这是教育史的“求真”特性所决定了的。因此,教育史可以广泛吸收比较教育的开拓性研究成果,补充其不足,解决其未能解决的问题,还历史之本来面目,从学术性上发挥自己的优势,做更深入的、理论性的、规律性的探讨。3.加强研究人员交流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的关系十分密切,早期我国老一辈的教育史学家和比较教育学家是不分家的,两个学科原本就是一个学科,只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科领域的不断分化而逐渐形成了两个独立的学科。因此,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应该加强研究人员方面的交流和合作,密切两个学科之间的联系。教育史学研究工作者要关心和研究一些比较教育问题,比较教育学研究工作者也应该关注教育史问题,要注意彼此吸纳对方研究人员开展共同研究,以拓展研究思路和研究视野。在教育史和比较教育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培养中也应该加强教育史和比较教育导师队伍的合作;研究生培养课程中也应该相互开设彼此的课程,教育史侧重于历史,比较教育侧重于现代,两者有机结合才能使学生具有更为完整的知识结构,才能获得更全面、更广阔、更深入的思维时空。 (二)厘清学科边界,彰显学科特色 1.完善学科理论教育史和比较教育无论关系多么密切,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学科。这就要求我们在加强合作和交流的同时要认真厘清两个学科的边界,搞清教育史和比较教育的不同。教育史学和比较教育学的边界在哪里?两个学科的性质、目的、对象、功能和方法是什么?对于这些基本学科理论问题还需要做进一步深入的探讨。教育史在自身学科理论建设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虽然教育史学的产生历史比比较教育学要长,但是,教育史学的学科体系和基础理论问题研究却远远落后于比较教育学。20世纪90年代,随着“史学危机”的出现,我国教育史学界开始关注学科自身理论建设问题,虽然也有一些论文和专著发表,但整体来看,关于学科建设的研究成果仍然十分薄弱。我国比较教育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左右就开始了相关学科理论问题的探讨,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虽然关于学科基本问题的探讨尚未也不可能取得完全一致的认识,但在争论的过程中,比较教育的基本理论问题已经取得了许多渐趋一致的看法和成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比较教育研究及学科建设成绩喜人,比较教育学者在国际交流、扩大学科领域、探索研究方法上,都取得了较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10]比较教育和教育史学要获得更大发展都必须要加强学科基本建设,完善学科基础理论体系。 2.创新研究范式方法论或曰分析框架是一个学科赖以存在的学科基础。科学在不断发展,社会在不断进步,一个学科要保持学科的生命之树长青就需要与时俱进,勇于探索,尤其要进行学科方法论方面的创新,探索独特的学科研究方法,并以此彰显本学科的特色和优势。教育史在研究方法的演变历史上明显表现出“借用”和“依附”的特征,主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尚未形成自己独特的概念、范畴、研究方法,更谈不上自身理论的建构,一直不能与哲学、史学、文学、美学、经济学等学科媲美。[11]一个学科发展的根本在于对学科研究对象认识的不断更新和为此目的而进行的研究方法与“范式”的不断变革。[12]创新是21世纪外国教育史学科建设的关键,唯有创新,教育史学科才能摆脱当前的危机,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创新的途径在于加强史料建设和引进新的研究方法。[13]显然,教育史要创新关键在于学科的方法论体系和研究方法的创新。教育史学者要不断借鉴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例如,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比较研究方法、量化研究方法、系统论的研究方法,甚至是一些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也应该拿来为我所用。实际上,教育史学科自身有顽强的生命力,一百多年的教育史学科由诞生到壮大的历史本身就证明了这一点。恰恰是在学科的不断融合和交流中,教育史才获得了新生,才更突显了自身学科的特色和优势,当然这也是社会的多元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不断创新,不断开放,建立具有本学科特色的理论分析框架也是比较教育学目前的迫切任务。比较教育学科分析框架在发展过程中,既有来自于学科自身发展起来的内生型的框架,也有吸收引进其他学科观点的外生型框架。目前比较教育学界的许多理论框架都是外生的,比较教育学者更多的是借助于影响比较教育的“外部”理论,例如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人力资本理论、世界体系理论、文化相对主义理论等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理论来研究比较教育的基本问题,但源自比较教育学科“内部”的理论框架却不是很多。 比较教育学需要深入学科内部,深入挖掘比较教育的学科特性、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学科历史等深层次的比较教育的理论问题,这是建构比较教育理论和独特分析框架的基础;比较教育还需要广泛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将之纳入比较教育研究中来,从而生成跨边界的新的比较教育的研究理论和框架,使之成为比较教育进一步成长的生长点;比较教育还要走不断创新之路,不抛弃传统、不囿于传统、突破框架、勇于尝试新的观点和新的方法,使比较教育获得永不枯竭的发展动力。 教育史论文:高等教育理论建设剖析教育史研究重要性 高等教育史是高等教育学科领域的组成部分,是高等教育学这一学科的分支学科,更准确地说,是高等教育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高等教育研究理应包括高等教育史的研究。但更深的含义是:高等教育理论建设,有赖于高等教育史研究的支持。 在史学研究上,有“论从史出”之说。这本来是说史论与史实、史料的关系。史论必须从史实以及反映史实真象的史料出发,概括引申出来,而不应先构想史论,再找史料来“小心论证”。但这句话也可以用来说明理论研究与历史研究的关系。高等教育史是高等教育理论建设的源泉之一。 教育理论的源泉有三条渠道:第一条是教育史研究,第二条是比较教育研究,第三条是现实的教育实践经验的总结与提高。这三条源泉在实质上是一致的。历史的与外国的,是借鉴前人和国外的经验及其所总结的理论,而现实的经验总结,是根据当前我国教育实践或研究者个人的教育实践所总结提高的。这三条源泉的价值比较,可以说第三条最为重要。历史的、比较的所获得的经验、理论,必须结合当前的实际,通过实践经验,才能被确认而体现它们的社会价值。但是,一个国家或一个人的实践经验有局限性。这些经验可能包含某些必然性的规律,也存在许多偶然性的现象。坐井观天,视野狭窄,很难看得深远,往往被许多表面现象所困惑、干扰。而历史与比较研究,可以从纵横两个维度观察教育的发展过程和发展趋势,视野开阔,又能集古今中外无数前人的智慧结晶和国外学者在不同情况下所提出的一些精辟见解,使我们能够站在他们的肩膀上攀登。 如果对这些智慧结晶、精辟见解,不能很好地吸收,我们现实的理论研究,不但视野狭窄,以偏概全,流于肤浅,而且往往要重复历史上或外国已经历过的错误,在指导教育实践上难免不发生误导,这种教训是很多的。例如,“”前和“”中,所谓“教育革命”的某些理论和措施,除了政治原因之外,就教育本身来说,主要是对实用主义教育的精华与糟粕的无知,把实用主义教育在理论和实践上已被证明为糟粕的东西充作“革命”的货色,强行推广,造成教育秩序的混乱和教育质量严重下降。 因此,在处理教育理论、教育实践与教育史的关系上,我们要批判。在50年代末的“教育大革命”中,有一种权威性的谬论,认为教育史所讲的是奴隶主、地主、资产阶级的教育,从这样的教育中找出来的是剥削阶级的教育规律。社会主义教育规律,只能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教育实践中总结出来。以致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教育史的研究被迫中断,严重影响了教育理论的发展与提高。 这样说,是不是高等教育史的研究,就只是为了服务于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教育理论研究无裨于教育史研究呢?恐怕不能作如此理解。教育理论研究,有赖于教育史研究的支持;教育史研究,也有赖于教育理论研究的支持。 史学研究上,还有“以论带史”的说法,如果说的是先有史论,再找史料来论证,作为史学研究方法,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但如果所指的是以新的科学观点与方法来指导历史研究,无疑是正确的、必要的。高等教育史的研究,必须在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理论的基础上进行。如果没有充分掌握教育理论,教育史的研究只能做到史料的罗列,很难从教育的历史演变中探讨教育规律,对教育现象和教育思想做出深入、正确的评价。当前高等教育许多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研究,还不成熟,往往使高等教育史的研究感到困惑。例如,研究高等教育发展史,首先遇到的就是高等教育的起源问题,包括高等教育为何产生,如何产生以及何时产生等问题。就何时产生来说,外国高等教育史就有五、六种说法,最远的说法可以追溯到古埃及、古印度和中国古代,最近的只承认欧洲中世纪大学为高等教育的起源;中国高等教育的起源,也有多种说法,最远的可以追溯到西周甚至夏商,最近的只承认始于清末按照西方模式建立高等学校。为什么如此分歧,究其原因,是由于对高等教育这一基本概念大家的理解很不一致,需要有一个明确的、为大家所确认的界定。至少不要看到“大学”、“太学”一词就理所当然地比附为高等教育。在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源上,也有不同的说法。一般说是源于中世纪大学,理由是中世纪大学已经具有近代大学的某些特征。例如,它是按几类需要高深知识的职业或行业来进行分科教学的。但中世纪不是近代,高等教育不可能超前于时代几百年。那么,中世纪大学如何、何时演变为近代大学?却很少有人进行深入的研究,至今还是高教史上的一个“黑箱”。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源,也同样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明清的书院就是近代大学了,一般则是从1862年的京师同文馆算起。把1862年作为中国新学校的开端,也作为近代高等教育的开端,倒也顺理成章。但如果近代高等教育的特征是按照近代科学分化来设置分科课题,则我宁愿认为,1866年的算学馆才算得上近代高等教育。 其实,高等教育史的研究,总要接触到许多高等教育的理论。例如,高等教育的功能、高等教育的基本特点、高等教育发展的动力、高等教育的运行机制、高等教育与科技的关系,以及人才观、质量观等等一连串理论或原则。至于对历史上高等教育思想和思想家的评论,就更需要高等教育理论作为依据。所以,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与高等教育史研究之间,是相互支持的。 在当前,我们特别希望高等教育史研究,尽可能结合高等教育改革的需要,带着问题研究高等教育史。历史与现实是不可能割断的,要解决当前教育改革的问题,差不多都要了解其历史渊源、历史经验与教训,纵观历史发展的趋势,即所谓“观今宜鉴古”。在当前高等教育改革中,有许多问题,弄不清它的历史根源和发展过程中的得失,需要通过高等教育研究来弄清楚。例如,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的关系,教育观的演变,人本主义教育思想的产生、发展、作用与影响,大学在创造与发展文化上的作用,大学在促进科技发展上的作用,通才教育观的演变,学分制的演变及其在各国实施过程中的得失,各国高等教育的学术性与职业性的消长,各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演变,中国留学教育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与经验,世界和中国私立高等教育的演变,等等。正因为如此,每一本高等教育理论著作,差不多都要有专章作历史叙述,每篇较完整的论文也要作历史回顾,但一般都不够系统深入。 教育史研究结合教育改革的需要,它的作用也是双向的。一方面,“古为今用”,为当前教育改革服务;另一方面,在“古为今用”中,教育史研究也能较好地体现其现实的价值,使研究工作富有活力与生机。当然,不应把“古为今用”作狭隘的实用主义理解,更不能要求每本书、每篇论文都要直接针对实际问题来写作,更不是像有人所误解的那样,要求教育史研究给处理具体问题提出什么方案。相反,教育史解决教育现实问题应当站在历史的高度,在深层次上使人通过历史演变更好地认识教育规律及其作用。总之,高等教育学科建设,函需高等教育理论工作者和高等教育史研究下作者的合作。这就是这次会议的实质性的意义。 高等教育史作为教育史的组成部分,应该说,旱已有所研究。每部中国或外国教育史专著,都有高等教育的专门章节(主要是制度史);单篇论文,也早已屡见之于报刊。但作为高等教育史专著,据我所知,最早的一本是蔡克勇的《高等教育简史》(1982),其后有熊明安的《中国高等教育史》(1983)。值得高兴的是近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史又出版了许多部。如高奇的《中国高等教育思想史》(1992)、曲士培的《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1993)、余立与郑登云的《中国高等教育史》(1994)等,以及曹拒生翻译出版格·芦茨的《中国教会大学史》(1988),熊明安的《中国高等教育史》也出版了修订补充本(1988),还有刘海峰和我合编的《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高等教育卷》(1993)。至于外国高等教育史,公开出版的似乎只有国别史,如陈学飞的《美国高等教育史》(1989)。倒是湖南教育出版社陆续出版了《世界著名学府》丛书约50本,提供了不少重要的历史资料。这些高等教育史专著,各有各的特点。相对地说,中国高教史较多,系统的外国高教史专著尚未见到;从内容看,制度史较多,思想史尤其是外国高等教育思想史研究者较少,以致谈起教育思想和教一育家,就只有大家所熟悉的几位教育家的思想,见不到在高等教育历史上起重大作用的高等教育家的思想。希望大家在重视中国高等教育史研究的同时,也重视外国高等教育史的研究,尤其是外国高等教育思想史的研究。 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就是编写高等教育史就要写成高等教育史。突出高等教育,而不是大量转抄一般教育史资料。这在开始时,由于高等教育史料不足,研究工作刚刚展开,高教特点不突出,大量资料是从一般教育史摘抄来的,势所难免。随着高教史研究的逐步深入,我相信这个间题是能够解决的。 我是从事高等教育理论工作的,对于高等教育史只有一知半解,只能从高等教育理论建设的角变,提出问题,提出希望。希望高等教育史专家和高等教育理论工作者,紧密合作,为高等教育学科领域的繁荣而共同努力。 教育史论文:教育史诗的生命教育探讨 一、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是生命教育的起始。在传统的家庭教育中,父教是根本,母教是重要补充。《歧路灯》塑造了许多误入歧途的形象,他们虽性格各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在家庭教育中缺少了父教。在以父权为主导的封建中国,父教的缺失就等同于家教的缺失,其结果就会“少调失教”。小说在家教问题上对比塑造了两个典型形象,一个是谭绍闻,一个是娄朴。他们同从一师,资质相仿,外人对其评介也相当,说他们是“玉堂人物,……将来都是阁部名臣。”事实上,二人后来的发展却相差甚远,究其原因,父教的缺失与否正是关键。缺了父教的谭绍闻走上了歧路,父教严格的娄朴功成名就。对父教的重要性,谭绍闻本人也有清醒的认识。他在老师娄潜斋家曾被师伯训诫,随后,娄朴与其有段对话:“家伯年老,未免语言重些,世兄只领略家伯的意思罢。”谭绍闻道“:咳!我若常有这位老人家说重话,未必不与世兄并驱,何至到这上不上下不下地位。只因先君见背太早,耳少正训,遂至今日与世兄相判云泥。”昔日同窗“相判云泥”,“只因先君见背太早,耳少正训”。在这段对话中,父教的作用以主人公之口表达出来,意义非凡。 父教很关键,母教也很重要。在家庭教育中,父、母的教育,本质上就是在诠释“礼乐”思想。笔者认为,父教体现出一种“礼”的意识,而母教则体现为“乐”的功能。关于“礼乐”的关系,荀子说“乐合同,礼别异”。就家庭教育来说,父亲是让子女积极进取,并让其因发现与父亲之间的差异而生敬畏之心;母教是要在父亲与子女的不平等关系中达成一种协调,以和谐家庭关系。这是一种理想的家教分工,但事实上,由于父教的严厉,常常让母教陷入溺爱和娇惯。这可能是母亲弱化父亲意识的一种手段,也可能是源于女性一种本能的母性意识。但母亲的这种意识,常成为家教开展的障碍。 在《歧路灯》中,谭绍闻母亲王氏对儿子的溺爱娇惯就是这种作用的最有力诠释。王氏对儿子谭绍闻的败落是负有全责的,她“溺爱”、“无知”,用作者的话说就是:“王氏本因溺爱而不明白,又由不明白而愈溺爱”。王氏中年得子,溺爱孩子也是情理中的事情,但她却溺爱到了无知。她担心孩子受委屈,为孩子请来了只知道献媚学生家长、谋取教资的老师侯冠玉。侯先生当着王氏的面对绍闻说“:不出二十二岁,必中进士。后运且俱系佳境。………看来这是一二品之命,妻、财、子、禄俱旺,更喜父母俱是高寿”。王氏听完,认为“这样先生,天上少有,地上难寻”,因而“心满意足,喜的欲狂”,并且“几恨相见之晚”。王氏仅因侯老师的一番蜜语甜言便将其视作了儿子人生路上的一盏明灯,而对侯老师的人格、学识不做任何调查,就做出相见恨晚的慨叹,着实叫人可叹、可笑、可惜。对王氏在教育问题上的无知,谭绍闻的父亲常为此气恼得大动肝火:“妇人坏事,如此可恨!”小说对王氏概括得很精辟,说她:“是一个昏天黑地的母亲”,而“谭绍闻是个信马由缰的儿子”,小说将这样两个对立的矛盾形象置于同一个教育环境中,在紧张的矛盾冲突中,为我们诠释了母亲在家庭教育中应有的素养和应当注意的一系列问题。简单来说,作为母亲,我们不能对孩子过分溺爱,即使是有一定程度的溺爱,也应该明辨是非曲直,不然,无知的溺爱不仅不能教育好孩子,反倒是将其推向歧途的幕后推手了。总之,家庭是子女出生后最初的教育场所,父母作为最初始的家庭教育元素,常常是子女成才与否的关键。 二、社会教育 社会教育是生命教育的保障,在小说中,作者通过“用心读书,亲近正人”这八个字的诠释表达了他对社会教育的理解,而这八个字也是贯穿整部小说的核心理念。对青年人来说,“用心读书”是成才的基础,“亲近正人”是成长的保障。从这一意义上说,在人的一生中,健康的成长比成才更重要。当然,如果既能“用心读书”,又能“亲近正人”,便是两全其美之事。不过,若不能好好读书,那能否做到“亲近正人”,便是生命教育的全部了。李绿园在《歧路灯》中对这一问题作了明确的判断,他说:“子弟宁可不读书,不可一日近匪人”,明确推崇了“亲近正人”在生命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歧路灯》对“亲近正人”重要性的诠释也是从正反两个方面展开的:在谭绍闻父亲活着的时候,年幼的谭绍闻交往的都是正经人,谭绍闻能依照家长为他设计好的目标用心读书。但在父亲去世后,他跟宦门浮浪子弟“换贴结拜”。在交往中,绍闻“竟把平日眼中不曾见过的,见了;平日不曾弄过的,弄了;平日心中不曾想到的,也会想了”。并最终在“匪类”的诱惑下,“有了邪狎之心”,以致弄出诸多丑事,染得一身恶习。《颜氏家训》中说“:人在年少,神情未定,所与款狎,熏渍陶染,言行举动,无心于学,潜移默化自然似之”,说的正是这个道理。《歧路灯》对教育理念的诠释是正反两个方面的,小说在谭绍闻浪子回头之后借他自己的话现身说法,再度强调:“古人云,不可一日近小人,真金石之言。”可以说,《歧路灯》对社会教育问题的关注是很迫切的,这一点对当下的社会教育来说也有启发意义。 三、学校教育 李绿园做过老师,谙熟教育之道。在小说中,他借故事人物道出了许多至今还有重要作用的求师之道、教育规律、教育方法等问题,很有借鉴意义。 (一)师德师才 小说认为师德是教育成功与否的关键:“俗语说,拜师如投胎”,因此,强调延师要慎重,要选择有良好的“师德师才”之人。小说中,谭绍闻先后师从了四个老师,但其结果却大不一样:第一次“延师”娄潜斋,他“端方正直博雅,尽足做幼学楷模”。他的教导为谭绍闻后来学业的继续及浪子回头奠定了基础。第二次“延师”侯冠玉,侯老师喜谈阴阳风水,看戏、饮酒、赌博,让谭绍闻“落得快活,脸上一点书气也没有”。这个侯老师是谭绍闻步入歧路、家庭出现变故、人生发生转折的关键。第三次“延师”惠养民,这位先生“心底不澈”,课堂上把谭绍闻讲得“像一个寸虾入了大海,紧紧泅了七八年,还不曾傍着海边儿”。这是一次不关痛痒的经历,但对谭绍闻而言,浪费了光阴。第四次“延师”智周万,他“博古通今,经纶满腹”。结果“谭绍闻沉心读书,童生取了第三名,单候学宪按临,指日游泮”。对比前两次的教学效果可见,师者的品德与才能,对学生的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教材与教法 除了对师德问题的关切外,李绿园在小说中也表达了对教材教法的关注。作为教师的李绿园曾采用戏剧的样式编写了《四谈集》(即谈《大学》、《中庸》、《诗法》、《文法》)作为他的教学读本,将儒家的经典理论用戏曲形式传递开来,寓教于乐,显现出了积极的开拓意识。在小说中,他对类似的启发式教学也是赞叹有加。小说写智周万善于启发、诱导和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将启发学生悔过自新的思想工作揉合到知识的传授之中。譬如他给谭绍闻出了一道“为善思贻父母令名必果”论的作文题,将“为不善,思贻父母羞辱必不果”的思想巧妙地传达给学生。因谭绍闻深有体会,言之有物,得到其极力夸奖,在表扬和肯定之后,智老师见水到渠成,便因势利导:“尔文如此剀切。可以想见令先君家教。但昨日众先生俱言尔素行不谨,是何缘故?”谭绍闻这才向老师敞开心扉,真诚请求老师的帮助。智周万针对谭绍闻行动和思想上的弱点,写就一篇戒赌箴铭,使得谭绍闻“沉心读书。考试童生,取了第三名,依旧文名大振”。而对惠养民的教法,作者认为他“终日口谈理学,公然冒了圣人之称”、读死书、言行不一,批评这种策略是难以达成教学效果的。李绿园透过故事人物表达了他的教学思想及策略,强调只有“育人有道”,教育才能成功,对我们很有启发。 四、结语 总之,《歧路灯》作为一部有关生命教育的小说,用主人公的家族兴衰诠释了作者的教育理念,从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等方面展示了影响人生健康成长的积极或消极因素,对当下生命教育的开展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作者:孙振杰单位:平顶山学院 教育史论文:外国教育史 [摘要]以我国(教育史研究)杂志近六年刊发的外国教育史类论文为研究对象,就这些论文的数量、选题分布状况、刊载论文作者单位和地区分布、论文合撰程度、引文文献情况以及研究方法等进行分项统计,展示了我国当前外国教育史研究的焦点和热点问题,并从这一角度探讨了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近六年发展的基本动向。 [关键词]外国教育史;研究近况;相关论文;量化分析 教育史是我国教育领域最早取得博士学位授予资格的专业领域,也是拥有博士点数量较多的专业领域之一,该领域的专业杂志——(教育史研究)(季刊)是全国中文核心刊物,1989年始由全国教育史学会发行。作为这一领域的唯一专业刊物,《教育史研究)刊发的论文,其选题大体代表了我国教育史领域研究的基本方向,其研究程度基本体现了这一专业领域的研究水准。本文试图通过对该杂志近6年刊发的相关论文的统计分析,对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现状作一基本描述。 一、分析对象与方法说明 我们从刊登在(教育史研究)1999—2004年的论文中,选出所有外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论文,就这些论文的数量、选题分布状况、研究主题的时间和空间范围、论文合撰程度、引文文献情况进行分项统计,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分析。被统计和分析的论文时间跨度为6午,共含24期杂志。采用的方法主要为统计与分析。 二、统计结果与分析 1.刊载论文的数量在1999年1月至2004年12月期间,(教育史研究)杂志(共24期)刊发论文总计517篇(平均每期21.5篇)。其中属于外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论文132篇(平均每期约为5.5篇),占全部论文数的四分之一左右(25.5%)。各年论文数量具体情况见表1。 由上表可见,从1999到2003年,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其中2003年的增幅最大,比前一年增加10篇,比1999年增加了19篇。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在全部论文中所占的比例也由1999年的16.7%逐年上升,到2003年,这一比例已攀升至36.3%。这表明,外国教育史研究领域在近几年的(教育史研究)杂志中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学科地位有逐渐提升的迹象。2004年《教育史研究)杂志上,外国教育史类论文篇数虽有所回落,但仍高于外国教育史年均论文25.5%的比例。 2.论文的选题分布 论文的研究选题体现了研究者的研究志趣,其总体情况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该领域中的研究视域和研究方向。对(教育史研究)论文选题的归类和分析可以让我们比较直观地了解外国教育史领域近些年来研究主题的分布情况。我们将教育史研究分为四大领域: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教育理论与思潮、史学研究(在归类时,我们将涉及某个具体人物及其思想的论文归为“人物与思想”,将概括性讨论某种理论、思想或思潮的论文归人“理论与思潮”。由于后3类中个别也包含有具体的人物,因此在归类时有6篇文章进行重复归类)。通过对132篇论文的逐个归类,取得了相关数据,结果显示,近6年来,《教育史研究)刊发的论文中,对人物及思想的研究占外国教育史论文总数的43.2%,对教育制度与实践的研究论文占41.?%,两者合计占84.9%,对理论与思潮以及史学研究的文章分别占10.6%、9.0%。可见,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是我国外教史学者的重点研究领域,这与美国教育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学术刊物之一——《美国教育史期刊)(AmericanEduca-tionalHistoryJoumM)表现出相同的研究趋向,《美国教育史期刊)有关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的论文占全部论文的90%[1]。不过,相对于美国72%的“教育制度与实践”论文比例,我国学者似更倾向于对“教育人物及思想”的研究。 根据论文题目所包含的信息,我们还对外国教育史类论文所涉及的具体研究领域进行了统计,统计结果显示,论题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部分研究领域论文数量相对密集,形成了热点研究领域。具体情况见表2。 由表2可知,高等教育、基础教育、教育改革与发展、课程与教学是教育史类论文研究最集中的问题领域,教育法制与政策的研究次之,教师教育再其次,接着依次是职业教育、宗教教育和道德教育。除此之外,论文涉及的研究内容还包括女子教育、农村教育、公民教育、家庭教育、扫盲教育、种族教育、成人教育、农村教育以及文化与教育的关系等方面,这类题材的论文通常都是2篇或2篇以下。 (1)教育人物及思想。从论文涉及的外国教育史的具体人物看,6年来共计38位,古代部分有苏格拉底、柏拉图、德谟克利特、西塞罗4人;近代部分包括夸美纽斯、卢梭、福禄贝尔、裴斯泰洛齐、蒙田、赫尔巴特、凯兴斯坦纳、纽曼、阿诺德、马克思、康德、孔德、杰斐逊等13人;现代部分包括杜威、苏霍姆林斯基、林曼德、蒙台梭利、赫钦斯、马卡连柯、马斯洛、布里克曼、爱因斯坦、甘地、约翰逊、穆罕默德·阿里、戴尔、贝林、克雷明、克伯雷、库恩、斯昔林、罗杰斯、雅斯贝尔斯、博耶等21人。古代、近代、现代人物在全部人物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10.5%、34.2%和55.3%。 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对“人物及思想”的研究还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对杜威的研究是人物与思想研究的重点。研究杜威的文章最多,几年来一直没有中断,共计11篇,分别探讨了杜威的知识观、环境观、素质教育观、教育目的论、教学思想、生活教育思想、杜威对教育家的影响、杜威与中国近代教育的关系等问题。一方面表明杜威教育思想仍然对当代教育发挥着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人们对杜威教育思想的研究正往纵深方向发展。 第二,一些以前没有或较少被研究的人物也进人了教育研究者的视线,比如埃及教育改革家穆罕默德·阿里、美国心理学家戴尔、古希腊哲学家德漠克利特、美国政治家杰斐逊、印度政治家甘地等都成为学者们研究的对象。对这些人物的研究表明外国教育史在人物及思想研究方面正在开拓新的领域。 第三,将历史人物的研究与社会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在人物与思想研究论文中,有些论文较为注重从教育改革的现实问题去挖掘历史素材,从历史人物的思想叙述中寻找现实变革的思想源泉。例如,寻找杜威的教育思想与素质教育观的联系、挖掘马斯洛的教育思想与主体性学习的关系、展示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思想与自我教育机制的关联等等。 (2)教育制度与实践。教育制度和实践是一个包含范围十分广泛的领域,这一领域6年来共57篇,根据上述论文所涉及的论题,我们将内容相近或同一论题的论文归为一类,统计其篇数,发现在这一领域中,仍然是高等教育、教育改革与发展、课程与教学、教育制度与政策等方面的内容占有比较大的比重。除此之外,也有大量其他题材的研究,涉及的领域也十分广泛。非正规教育领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家庭、教会、妇女、民族等教育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教育制度与实践层面上得到研究的。例如,有关家庭教育的(19世纪英国公学的家庭伴读现象);有关宗教与教育的(基督教在西方教育发展中的历史作用);有关民族教育的(英国的种族问题与种族教育)等等。 (3)教育理论与思潮。对教育理论和思潮的研究在全部论文中占10.6%,高于(美国教育史期刊)的9%[引。对教育思潮的研究主要包括后现代主义、要素主义、古希腊教育思想和日本明治前期的教育思潮等;对教育理论的研究主要涉及对教育功能、西方学术自由、人的学说与教学、美国大学理念等理论问题的历史考察。 (4)外国教育史学研究。对史学本身的回顾与反思是学科不断走向成熟的标志。近6年来外国教育史研究加强了对外国教育史学的反思,学科反思类论文占论文总数的9.0%,远高于(美国教育史期刊)的1%[1],这表明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发展正处于师范教育转型给基础学科带来冲击的阶段,这一时期对教师学科自身的反省远比转型早已完成的美国要频繁、深入得多。外国教育史学的研究关注学科的研究对象、范围、目的、功能、作用、方法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近年来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单纯的学科教材教法的研究取向。 3.研究主题的时间和空间范围 (1)研究的国别范围。从空间上看,可包括全球或世界范围的研究,也可以是包含了若干国家在内的地区范围的研究,还可以是国别研究。本文主要从国别研究的角度进行统计。统计显示,论文涉及的国家主要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苏联、意大利、捷克、印度、埃及、刚果等。其中对美国的研究达36篇之多,占总数的27.3%。对英、法、德的研究论文数量也有相当的比例。尽管不乏(穆罕默德·阿里与埃及世俗化教育改革)、《东南亚五国华文华人高等教育论略)、《刚果共和国教育发展历程)等一类的论文,但研究中的欧美中心倾向依然如故。 (2)研究内容的时段分布。我们将研究时间划分为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四个阶段,由于有些论文内容所涉及的时间是横跨上述年段的,因此,根据论文所涉时间的实际情况,增补了“通史”和“近现代”两个时间段。论文内容的时段分布情况详见研究内容时段分布一览表。 可见,在研究内容的时间取向上,主要还是以近、现代为主,两者合计占总数的72.7%。对古代和中世纪的研究所占比例较低。与(教育史研究)杂志中国教育史类论文研究内容古代、近代和现代分别占22.7%、27.8%和49.5%相比[2],外国教育史对古代和中世纪的研究是较为薄弱的,而相对于 美国教育史期刊)对古代、欧洲影响初始阶段、殖民地阶段研究的零记录来说[3],我国对外国教育史的古代研究还是有所涉及。这一状况反映了中美两国不同的文化历史传统和研究的价值取向,也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在此两者间的折衷倾向。 4.论文合撰程度 论文作者合作度是考察科研水平和研究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合撰程度指标是指论文总样本中合撰论文的比率,合撰指数表示的就是论文总样本中论文作者数与总论文数的比例。本次统计显示,论文作者总人次为147人,合撰论文数为15篇;2篇以上的作者数为16人,3篇的有3人,发表4篇的有1人,论文合撰指数为1.11,合撰程度为11.4%。也就是说,合作撰写的论文仅仅只有总数的十分之一多一些,绝大多数作者都是单枪匹马搞研究的,几乎没有跨校或跨单位的项目研究成果,这与外国教育史的论著编写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外国教育史的许多著作,特别是通史类的著述都是由众多学者联合攻关、合撰而成的[4]。对此台湾学者也作过专门的阐述,认为“集体合作是大陆教育史研究的特色之一,”[3],这种现象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作为专著或史料编译,一般可以把它或按时期或按地域或按人物在参与撰写的研究人员之间进行分配,这是一种教材编写的分配模式,反映出外国教育史的研究在教材编写方面是倾向于合作的;而研究论文的撰写不同于教材的编写,研究论文更具有研究的性质,通常需要以项目或专题的方式展开研究,在研究的深度上通常要高于教材,学者们在项目或专题的研究上反而不倾向于合作,这说明教材编写式的研究对我国研究者的影响根深蒂固,并制约了外国教育史富有深度的问题或专题取向的研究。这种教材取向的研究模式是亟需改变的。 5.引文文献情况 篇均引文的多少是作者信息意识的表现,也是吸收利用已有成果能力的表现。6年来,全部116篇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共有引文1807条(包括注释和文献),引文运用率为90.9%(132论文中120篇有引文)。引文最多的为41条。篇均引文为13.7条,这个水平与JCR(《期刊引证报告》)对2000年收录的45种中国期刊和抽样统计的45种国际期刊的篇均引文数的统计结果相比,接近中国的期刊篇均引文14条,但与国际篇均引文的28条还有很大距离,本项研究还对论文所引文献的语种和类别进行了分析统计: 近年来外国教育史的文献引文语种主要是中文和英文两类,中文1442条,占79.8%,英文349条,占19.30,6,其它语种的引用很少。在引文条数上大体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2003年为340条,达到最高点。 在引文类别上,主要是论著书籍,论文类的次之,还有的引用互联网上的资料,但比较少。引文资料的来源,主要是教育史学论著以及宗教、历史、文学等方面的资料。 统计显示,近年来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在引文方面的意识有了很大提高。尤其是在英语语种的引用上。但引用语种还较为单一,英语居多,其它语种如日语、德语、法语较少,使得外国教育史的研究首先在语言上就难以突破“欧美中心”。 6.研究方法 所统计的论文在研究方法上以采用比较法、历史法和文献法者居多。比较法在研究历史人物及思想方面较为常用,既有横向对比,又有纵向对比,既有同国比较,又有中外比较。例如,颜元与洛克教育思想的比较、孔子与苏格拉底的“道德可教性”思想比较、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与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比较、杜威“生长目的论”与罗杰斯“自我实现目的论”比较、杜威与苏霍姆林斯基论教育环境思想比较、夸美纽斯与卢梭“适应自然”教育思想比较,福禄倍尔与蒙台梭利思想比较等等。在历史事件或过程的研究中,历史法应用较广,主要侧重于对事件或过程的定性描述。文献法是大多数研究采用的方法,这从 教育史研究)接近我国期刊篇均引文率便可窥见一斑。总体来讲,外国教育史研究方法还比较单一,田野调查法、考古学、人种志以及新史学的一些方法在论文中几乎没有出现过,这既是受研究条件和环境限制的结果,也反映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对新的史学方法的认识和使用还处在较低级的阶段。 三、结语 通过对(教育史研究》6年来刊发的外国教育史类论文的统计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外国教育史研究渐趋活跃,研究内容和领域都有一定的拓展,对学科自身建设的反省工作虽未达到像中国教育史研究领域那样出版相关专著的阶段,但对学科反思的初步思考已经形成,并有向纵深发展的倾向。本项研究显示,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者重点关注外国近现代教育史的研究,在研究中试图通过对教育历史资源的挖掘,为现代教育改革提供参考借鉴,在研究中注意历史资料的引证,所有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外国教育史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例如,研究领域仍然较为局限、研究人员的语种单一、缺乏专题性研究的合作攻关、与国外的交流和合作过少、研究方法较为陈旧、信息素养有待提升等。外国教育史的研究只有在对自身研究状况和水平有较为清晰准确的认识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向前发展,希望本文的统计分析工作为推进外国教育史的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能够发挥绵薄之力。
中医高等教育篇1 近年来,随着中医队伍出现人才不足,名老中医递减,中医中药在临床应用减少,人们开始反思中医教育。于是,从上至下进行轰轰烈烈的中医教育改革,研究教学方法,进行教学改革。我们看一下这些教学方法的改革,不外乎案例式教学、分段式教学、网络教学等,这些改革都没有触及到中医教育成败的根本问题。中医教育教学的改革不是某个教师、某个学科的教学改革,需要职能部门从体制上进行彻底的改革。建国以前,中医教育一直以家传或师承与自学结合的教育模式为主。那个时候,名医辈出,百姓也相信中医,事实证明师承或家传与自学相结合的教育模式符合中医教学规律,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建国以后,学校式的中医教学模式成为主流,各省中医学院相继成立,使得中医教育得到普及与重视,国家的初衷是好的,希望大力发扬中医,造福人类,可事实却是名医越来越少,我们可以调查一下,各个中医院校前10期的学生在中医临床方面是主力军,他们的中医基本功比较扎实,这和当时的教育有关,学校式教学初期,邀请了国内当时的名医授课,教学内容以中医为主,外语、计算机课等开的很少,不追求高学历,不考硕士、博士,学生人数少,带教老师认真,重视中医基本功的传授,所以这几批学生培养得比较成功。再往后看,学生的中医水平一年不如一年,我们去各省的中医院走一圈就会发现,会辨证开方的医生很少,大部分人是运用西药和中成药。毕业生就业难,临床技能低,人们对中医产生怀疑态度。是中医无用,还是我们没有学好中医?笔者认为,大部分人属于没有真正学透中医,只是一知半解,临床疗效不好,因此而得出中医无用的结论。其实这结论很偏激。如何学好中医,除了自身的努力,教育的模式极大地影响着教育的成果,以下几个方面对中医教育改革很关键。 1生源问题 笔者认为,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学中医,学中医需要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和对中医的热爱,建立在直觉思维之上的“悟性”非常重要。目前中国的基础教育弱化了传统文化,从小学习数理化培养出来的学生逻辑性、概念化思维方式较强,对中医很难有“悟性”,因此不爱学习中医,排斥中医。笔者从事中医教学10年,经常发现有非常聪明的孩子考试不及格,甚至拿不到学位,原因在于不喜欢中医。学好中医需要矢志不移的心态,耐得住清贫,坐得住冷板凳,踏踏实实,不计名利,安下心来做学问,历史上有许多虔诚的中医学者,四处游学,拜访名家,矢志不移,最终成为一代名家。 2思维方式的培养 中医有其自身独特的思维方式,气血、阴阳、藏象、经络是中医理论的核心,望、闻、问、切是中医诊病的主要手段,辨证论治和遣方用药是治疗的核心。培养中医,就是培养中医的思维方式,使医生能够按照中医的思维方式入手,诊疗疾病。可是,我们的教育体制培养出来这样的中医了吗?中医院新毕业的学生有几人会诊脉并能仔细望、闻、问诊?即使有诊脉,也只是形式,大多数医生会让病人做大量的西医检查。在医院候诊室经常听到有患者抱怨,专门来看中医,不给号脉,只开西医的检查项目,与其这样,还不如去看西医呢。如何培养中医的思维方式,是教育工作者应该深思的问题。笔者认为,集中强化中医思维方式的培养,排除一切干扰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即在一段时间内让学生仅仅接触中医,不学西医,不用西药,完全辨证用药,待中医学成后再学一些西医知识,以利于中西互参。 2.1教材:教材是知识的载体,载有大量的资料供学生学习,同时教材也具有导向作用,可引导学生解决学什么,如何学的问题。因此,对于教材的要求应相当高,内容的准确性、深度、广度,以及留给学生和老师想象的空间,都要经得起推敲。我认为,现行中医教材的设置与内容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一是远离经典,象《神农本草经》、《濒湖脉学》、《难经》等经典根本不开课,全靠自学,学生很少有人自觉去读,即使已开的经典课,也作了很大的删改,不以原文为主,而是妄加注解,让学生读不到原汁原味的经典文献,因此基本功不扎实。二是中西结合,中西结合的前提是中医、西医都学得很透彻,在此基础上对二者进行取长补短,比较分析,中西互参,从而有利于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可是对于初学的学生来说,中西医课同时开的结果则是一塌糊涂,中医没有学好,西医只是一知半解。现行中医教材中掺杂了许多牵强附会的西医理论诠释,甚至一段中医理论,一段西医理论,这样把根本无法融合的两门学科混杂一处,老师无法授课,学生无所适从。当然我并不是要全盘否定现行中医教材所具有的合理性与积极意义,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原始资料要比二手资料更有价值,尤其是当你对某一中医问题做深入研究时,你必须首先明确中医典籍对此问题的原本描述。 2.2教学进程问题:一种是先上中医课程,再上西医课程,或为我们现行的体制,中西医课程同时进行。其实这是非常关键的问题,现行的教学安排,中西医课程同时进行,学生容易接受西医,西医学属于公式化、规范化的知识体系,学生易于掌握,而中医学则是建立在古代唯物论和辩证法基础之上,以气的一元论和阴阳五行学说为方法论的理论体系,具有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蕴含着深刻的哲学思想,不易学习,初学者很难深入进去,导致越来越不爱学,逐渐丧失了学习的兴趣。笔者认为,应该先上中医课,强化学习,强化训练,培养兴趣,进入状态后,即中医基础打好之后再学西医知识,尚不为晚,这就是先入为主。其次是中医课程开的过少,一个中医学生不先学好自己的主业,而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学外语、学计算机、学西医课程,结果是杂而不精。现在社会需要的是专业的人才,而不是样样通、样样松的“通才”。所以中医毕业生就业难,去西医院水平赶不上人家西医院校毕业生,去中医院又不会开中药方,中医理论水平也不行,这是深刻的教训。 3师资问题 目前很多中医院校讲授中医的教师多数不参与临床实践,没有临床经验,讲课只能是照本宣科,望文生义,脱离临床实际而机械、教条的授课。中医本来就是实践医学,来源于实践,并回到实践中去,因此也应该在实践中学。所以授课者应该具有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这样才能理论实践相结合,讲授起来灵活,可信,生动。 4实习问题 中医临床实习是学习中医非常重要的一环。医学本身就是实践科学,只有亲身亲历,与所学的理论加以结合,才能培养出真正的中医人才。所以早临床、多临床已经成为公认的学好中医的必要环节,教育部门一定要给学生提供较好的实习环境。目前我们的实习环境不容乐观,所谓的教学医院都是以盈利为主,而不是以教学为主,老师很难做到“教”,学生也很难学,大部分时间是雾里看花,没有学到实质性的知识。笔者认为,理想的教学实习环境应该是教学医院以教学为主,限制患者人数,医生和实习生对每一个病人都能仔细望闻问切,辨证分型,遣方用药,并认真讨论分析。中医教学改革,不是一人一时所能做到,需要职能部门政策的支持及改革,需要各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任重而道远。人民期待中医教育改革硕果累累,谱写新篇。 作者:张丽艳 中医高等教育篇2 加强中医药传承和创新,推进中医药现代化和国际化,是中医药面对新形势的紧迫任务。在中医药事业创新发展的进程中,教育具有基础性、先导性作用。但当前我国中医高等教育存在创新意识不足,成为中医药人才培养的障碍。为适应现代医学技术和理论不断创新的发展趋势,中医高等教育需要转变观念,进一步加强创新性思维的研究和培养。 1中医高等教育创新性思维的内涵 创新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高等教育也需要不断创新,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在于激发大学生求真务实的责任感、使命感。以知识和技术创新为基础,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高等教育理念已被广泛接受。创造力和创新性思维业已成为人才素质的重要内涵,研究创新性思维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中医高等教育的创新性思维,必须以传承和弘扬中医文化为目的,遵循中医文化发展的自身规律,并尊重高等教育的规律,孕育创新性思维的文化氛围,创立中医药研究的新思维、新概念、新技术,培养中医人才创新性思维素质,发展现代中医理论和技术的教育新思维模式。中医创新性思维不能仅停留在培养“创新精神”阶段,还要引导学生把新思想转化为解决问题的能力,引导他们将思想转化为某种形式的思维“产品”,提高中医学人对中医理论的应用能力和中医事业改革发展的“实践能力”,使创新和创效有机结合,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医教育的创新性思维为中医创新精神加中医实践能力,它包含几个基本点: 1.1在继承传统基础上的创新。继承和创新应成为中医教育创新性思维的基本内容。中医几千年来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稳定的思维模式,即突出人与自然和谐、部分与整体相互联系,既重视整体内部相互联系、又重视整体与外部的有机联系,并自创了中医急诊、内、外、妇、儿、针灸、骨伤、养生等全面的医疗科目和技艺,形成了中医自身完整的体系,奠定了稳固的社会地位。因此,中医文化要坚持唯物辩证法扬弃的思想,去除糟粕,取其精华,成为中医持续发展的创新动力。 1.2在中西医对话基础上的创新。有人担心在西医全景式包围现代医院的背景下,中医前景堪忧,遂将中西医对立起来。自上个世纪初,中医地位囿于西医的长驱直入而不断弱化,但在新中国建立后逐渐受到国家的重新重视和扶持,使中医事业在秉持传统中不断创新发展。西医对同一种病证的处理规范有余,灵活不足;而中医则同证多法,可外用膏药、可内服汤药、亦可针灸推拿、饮食调补等,从中收到最佳疗效。由此,中医学人如何扬中医之长,如何取西医之长补中医之短,使中西医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将成为中医高等教育创新性思维的重要关注点。 1.3在博采众长基础上的创新。中医自古传道以师带徒,尊师敬师奉为古训。各家学说也重在培养本家衣钵传承者,门户之别成为中医的一个特色。毋庸置疑,各家学说的特色诊断和医药方剂独具特色,中医要可持续发展,各家学说需要打破门户之见,相互联系继承发展。有如温病学是在伤寒论基础上发展完善的,攻下派发展了寒凉派,补土派发展了易水学派[1],这些古代名家均知道传习和超越是保证技术愈久弥香的不二法门。因此,渗透一种创新精神,不惧怕各家之说的争锋,不回避自家理论之短,实现兼容并蓄、有序竞争将成为中医高等教育创新性思维的重要内容。 1.4以提高医疗疗效为目的的创新。传统中医特别强调临证的重要性,大量临床经验造就了中医卓有成效的临床奇功。但面对西医“短、平、快”的诊疗模式,中医如何更新诊疗模式、方法、手段等,突破疗程长、疗效慢的窠臼,在不丢失传统的微观辨证,应用生物化学、药理量化分析学等知识,激励学生探究和解决中医药诊断、草药的量化难题,将现代医学诊疗手段纳入现代中医学教育“治病求本”、“扶正祛邪”的范畴,是中医高等教育创新教育追求的目标。 2当前中医高等教育创新性思维缺乏的归因 长期以来,囿于中医历史自成一体,中医药文化难与其它医学文化简单融合,加上中医高等教育与研究的相对滞后,致使中医高等教育创新性思维不足。 2.1中医学人的科学精神不足。科学精神体现科学的哲学和文化意蕴,包含丰富的内涵。一是以人文科学为主体展示的科学文化深层结构中蕴涵的价值和规范;一是以自然科学为主体展示的人类认识世界和认识自身的求真务实的活动[2]。在古希腊哲学中,“至善”不仅是哲学,而且也是人类一切知识追求的最高目标。“求知”不过是人的“爱智慧”本性的体现,是人自我完善、通向自身真正的存在目标。哲学存在的意义就是引发你思考,促使你去提问,指引你去思辨。传统中国文化尊崇儒家,过于倚重和谐,忽略了自然科学强调的挑战和质疑精神,缺乏一种反思能力和批判精神,致使创新乏力。在中医学院校里,真正愿意谈哲学的人不多,认真研究哲学并将其用于医学者甚少,科学知识求真务实的作用在高等中医教育长期不受重视,加之当下对科学意蕴的解读和应用又失之偏颇,缺乏浓烈的哲学思辨,维护多于更新,巩固多于创造,必然造成理论创新的意识和动力严重,创新性思维滞后,这既是忽视哲学社会科学的间接后果,又是科技主义盛行的直接产物,从根源上阻滞、抑制了中医人才的思维品质和创新能力。 2.2中医学人的中医信仰弱化。中华文化和科学素养是全面理解中医起源、创新中医思维、坚定中医信仰的基础。现代中医药大学逐步被现代西方文化所浸润,一个从小就与数理化、计算机分分不能脱离的现代教育体制已经严重改变了中国学生的文化兴趣和思维习惯,他们对传统文化已在不经意间产生了陌生感和疏离感。没有了信仰也就奢谈执着、发展和创新[3]。尽管20世纪50年代全国相继成立中医院校,但从中毕业的学生已经缺少了中医先辈们的那份虔诚。尤其是“80、90”后入校的学生,不少对中医感到茫然,对其科学性不置可否,结果是渐渐失去了信任中医,仰慕中医的文化和土壤变得贫瘠,中医人才对中医信仰的缺失严重制约了中医创新和发展。 2.3中医药文化传承渠道不畅。传承是创新的基础,创新是传承的提升。而今年轻的中医师更多持退守为攻的防御心理,维持步步为营的被动局面,失去了对中医浓厚的好奇心、想象力、洞察力和注意力[4];老的中医药专家诸多学术思想和经验得不到弘扬,一些特色诊疗技术、方法濒临失传;中医药科研开发能力囿于资金、技术、设备等限制,学院派中医人才惯于困守大城市大医院,脱离了广大的基层医疗市场,传承创新中医药技艺的渠道变得狭窄。放弃敢于担当的勇气和精神,弱化医学服务于大众的朴素而神圣的济世感,将失去中医高等教育创新思维的内在精神动力和基础。 2.4中医教育的全球观念淡薄。传统中医学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开放包容、吸收创新的产物。历代中医药学都曾广泛吸取外来医药知识,唐代、元代均吸取了印度、阿拉伯医药知识,丰富了中国医学,促进了中医药的进步。当下学界提出一种新说法叫国际理解教育,即培养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拥有理解和接受不同文化差异的教育观念,这就更加强调教育过程的开放、民主、多元、法制、竞争和契约意识等。从中医人才培养的模式和效果看,我们的全球化观念仍然淡薄,这严重影响了中医创新发展的人才基础。 3高等中医教育创新性思维的培养途径 加强中医高等教育创新性思维,需要强化中医科学精神,倡导中医自主创新,拓展中医人才的视野,逐步增强中医文化的自信和自觉。 3.1尊重中医文化,弘扬中华医学精神。中华医学精神既包含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积淀形成的医学文化和医学道德智慧,又包含从异族吸收的优秀医学道德思想,以及广受国际认可的医学原则和人道主义精神。正像“科学人文主义”主张的那样,在今日的大学建立一个深深地建立在科学-人性化的科学之上的文化,它将赞美科学所包含的人性意义,并使它重新和人生联系在一起。它使科学家、哲学家、艺术家和圣徒结合成单一的教派[5]。中医高等教育首先应该让中医学生充分尊重民族文化,开好开足哲学社会科学课程,以广阔视野和实现文化复兴的远大理想来激发中医学生的求知欲。如开好中国哲学史、中医发展史、中国古代文学和科技手段等课程,以科学学习、训练、研究、传播将创新性思维的特质,既内化为科学的心智结构、思维习惯和良心,又外化为人的科学态度、科学道德与科学的社会风气,促成传统思维科学的聚合性与科学发现的开放性相结合。其次,始终不忘大学宗旨是培育“全面的人”,坚守文化传统的基本内核,建筑中医学子独特的中医思辨特质、价值取向和精神气节。 3.2潜心基础研究,培养原创性思维和批判性精神。中医药基础研究是高等中医教育创新性思维的基点。首先要加强中医药古籍文献、名家医案和名老中医的学术思想、临床经验和技术研究,启发学生的中医原创思维,批判性地继承中医文化的科学精髓。古老中医曾创造性地开辟了中医思维科学新领地,如中草药名趣说趣闻,以趣味性吸引习医者的注意力和亲近感。到今日辅以文学口诀式和音乐歌曲式强化记忆医学《三字经、百家姓》、中药方剂歌和经典原著,这些中医教育原创思维值得继承和发扬[6]。其次,要启发激励中医学子的批判精神。中医一方面要坚持自我解剖的批评精神,彻底改变人们冠以中医药从业者“经验医学者”的观念,确立现代科学体系和中医学自信;另一方面要提倡质疑的精神。中医高等教育创新性思维需要经验和实践的逐步融合,才能达到证伪去伪的目的,这并非以西医标准规范中医诊疗的简单替代[7]。 3.3更新观念,培育中医学人的全球视野。首先中医高等教育要树立从治学到课程建设全方位的国际意识,变固守为开拓。凭借中国经济发展取得成就的大好时机,主动向国际输出中国人的卫生健康观,输出中医文化的整体论和方法论,争取世界理解中医,接受中医。在课程建设上,不以大量西医课程置换中医基础理论内容,但也不能完全不了解西医。放弃中医理论转而以西医为重,这本身就向世人证明中医不如西医,对中医支离破碎的解读也加速了中医的衰败。只有跨学科间的相互启发,跨国界的相互弥补,输入和输出都以创新和发展中医为目标,中医才能发展。其次造就中医药国际型人才。中医高等教育要创造更多的对外交流的机会,通过课程教育和对外交流培养理解中医又兼具外语能力的人才,为对外输出中医医疗理念、诊疗技术和药理标准提供语言和人力资源保障;第三,培养懂国际法、经济法的医事法律人才。中医教育走在医学和法学密切关联的时代里,还需要培养医学经济学人才,积极争取金融界的支持,为中医药界培养具有大视野远景式的领军人物,才能够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敢于竞争,善于竞争,创造中医自我生存和发展的机遇。 3.4注重教学各环节,培养中医学人坚定的中医信仰。信仰可以激发思想,激励创新。维柯曾说过:“当一个国家在文教上最为繁荣之时,也就是这个国家在战争荣耀上最为显赫、在统治权力上最为强盛之时。”[8]要让更多的人信仰中医,首先要让更多的人信仰民族文化。文化的自信又和国家的政治、经济、综合国力密切相关。中医高等教育创新性思维的培养,必须强调教师的综合素质和实践环节。治学态度严谨、学术造诣深厚、创新思维活跃的教师能极大地影响和带动学生创新性思维的形成和发展。因此,强调教育者的责任心、创新意识,用教学科研相结合的方式启发习医者求知的内在动力,增进学习的思维的深度和广度,把科研工作的创新性作为教师核心素质加以考核[9]。实践包括教学实践和临床实践。教学实践是教师教你研习理论,直至纯熟应用理论,是中医高等教育产生创新性思维的重要阶段。教师在传授理论时,要启发学生的好奇心、包容质疑心,这是创新性思维的种子。教学模式可以不拘一格,真正体现大学的恰当作用就是用充满想象力的方式获取知识。[10]临床实践亦是检验理论的标准,临床疗效是医学价值和尊严的最直接体现。中医临床实践要突出中医临床思路,而非以西医临床思路主导临床实践,真正实现教学与实践环节相辅相成。 作者:刘捷 单位:福建中医药大学思政部 中医高等教育篇3 高等中医教育起源于上世纪中叶,发展到今天,在校学生人数,办学规模,固定资产,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高等中医教育已经有了很大发展,并为我国培养了大批中医学专业高等人才,从这一点看高等中医教育是成功的。但是,从目前中医临床专业学生毕业后的就业情况来看,并不太理想。目前的就业情况是:西医院基本不录用中医学专业毕业生,一部分中医院也不愿录用中医专业毕业生,更有甚者,宁可录用西医院校本科毕业生,而不录用中医院校临床硕士研究生。为什么一个中医临床硕士研究生没有西医院校一个本科生有竞争力?中医专业毕业生的劣势在什么地方?换句话说,中医教育失败在什么地方?就我的看法,这缘于很多中医专业毕业生进入医院工作,临床工作能力不强,病房管理能力及急诊能力差,不能为医院创造效益。与同期被医院录用的同样经过五年西医院校教育的临床专业毕业生进行比较,临床工作能力存在较大差距。就是已经走上临床工作岗位的中医师,工作后也要花费很多时间来补习西医课程。对录用人员,医院经过比较,当然会选择能给医院带来最大效益的人员,而且还会为以后的录用工作提供一个参照标准。由于更多的中医专业毕业的学生不能被医院录用,不能从事对口的临床工作,影响到中医从业人员的数量一直得不到提高,中医临床阵地萎缩。从中医教育对中医临床事业的发展来看,非常有限。因而,培养和提高中医临床专业学生的临床工作能力是中医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 1树立教育服务理念 随着教育的产业化,中医院校实行收费教育,学生付费上学以来,大学生不仅是受教育者,同时也是教育服务的消费者。随着“教育服务,教育消费”成为一种理念,人们开始思考自己所付出金钱、时间与所接受的教育服务是否等值、有没有效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学生既是教育消费者,又是教育的产品。产品质量的好坏必须由毕业生是否受到社会欢迎,为社会所接纳来检验。如中医学专业五年在校教育,毕业后能否被医院这个市场认可?能否从事对口的临床工作?五年的中医学本科教育投入,毕业后能否有一个好的发展平台?针对这种情况,中医院校应该确立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服务理念,以优质的服务来吸引更多的中医教育消费者,满足消费者合法要求,维护学生的利益,同时也推动学校朝着更符合市场经济需求的方向变革,真正使学生学有所长,学有所用,学有所值,真正成为合格的中医教育产品。 2维持适度的规模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招生和就业成了中医院校发展的两个重要的瓶颈,高校为谋求发展,努力扩招。虽然扩招促进了学校发展,但是对医学院校来说,扩招带来了诸多问题。学生数量增加了,而原有的教学资源却不能同步增长,师资力量有限,教室、实验设备、网络设施、后勤保障等处于一种超负荷运行状态。符合临床教学要求的临床教学基地和临床教学床位严重不足,学生临床实习机会减少,缺乏正确的指导和规范化培训,基本技能和动手能力差,实践能力不强,劣质产品源源不断地流入医疗市场。中医学院毕业生的就业多是面向中医院,目前国内很多中医院的发展举步维艰,规模较小,就业缺口小。而中医院校的大量招生,导致培养的学生质量下降,学生毕业后不能从事临床,更谈不上发展中医。因此,招生应该根据市场需求,临床教学基地的规模,确定中医学教育的办学规模。因为没有充足的临床教学资源,就不能保证学生基本的临床实践活动,直接影响临床医学人才培养的质量。 3以市场为导向 中医学本科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完成医学基本训练,培养具有初步临床能力、终身学习能力和良好职业素质的初级医生,为学生毕业后继续深造和就业奠定必要的基础。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才市场也随之迅速发展。高等中医院校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大学生如何面对人才市场的选择,由市场来决定人才的培养和供应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认同。中医教育的效果最终体现在社会需求上,对人才就业市场进行调研,明确市场所需,使高等中医院校办学理念、发展规划、培养目标、专业设置和质量标准真正符合市场需求,是我国高等中医教育改革的必然趋势。要改变现行高等中医教育专业课程设置的陈旧与社会需求的脱节,使其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相适应。由于中医学在当今社会的从属地位,自身市场竞争能力不强,中医教育必须适应医院的模式。为此,高等中医教育要为医院与医生的生存和发展服务,要主动适应医院的建设需要,要与时俱进。适应医院的模式,即是适应市场的模式,就是适合学生的模式,也是适合学校的模式。中医人才市场需求多来自中医医院,我国中医医院数量有限,大多数效益不理想,人才需求有限。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到来,中医院面临着巨大的生存与发展的压力,医院的工作始终要围绕社会与经济效益这两个中心进行,这就要求医院的所有医生,不管你是中医师或是西医师,都要能胜任门诊、病房、急诊工作,还要能保持和发展自己中医的特色与专长,以促进医院的建设发展。在现代医疗体制下,一个只具有中医临床能力的毕业生,是很难进入医院从事临床工作的,而一个具有西医临床能力的人,可以进入西医院、也可以进入中医院从事临床工作。从中医师的成长历程看,低年资中医师很难有中医市场,中医临床能力需要厚积薄发,很多中医师都是人到中年才有所成。从培养目标的可行性和市场性来说,高等中医教育培养的目标应该首先是一个具有西医临床能力的临床医师,其次才是一个具有初步中医临床能力的初级中医师。世易时移,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片面强调是中医院校,一味强调加强中医课程,固守学科传统是不明智的,必须使学科与市场需求相结合,学科如果不被市场所认可,就不可能得到发展,最终可能走向湮灭。我们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社会、用人单位的需求和学生就业需要出发,从中医学和高等中医教育发展大局出发,在保证中医药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同时,对中医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进行优化、组合,加强现代医学知识的传授,积极培养现代医药学知识。 4加强临床能力的培养 医学生的临床工作能力主要表现为临床思维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这两个方面。在临床医学教育中,应注重学生临床思维能力和临床实践能力的培养。临床教学作为人才实战能力培养的关键环节,是整个中医教育的重中之重,也是目前中医教育全程中的瓶颈,可以说,中医学生与西医学生的差距很大部分是在实习这一年形成的,实际上这也是由于中医院与西医院的差距造成的。为此,在毕业实习这一临床实践教学过程中,高等中医院校应该重视临床教学基地的建设,应根据高等中医教育的要求选择教学医院,不降低标准,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培养与提高中医专业学生的临床工作能力,使之符合用人单位与社会的需要,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 4.1规范临床带教医师的技能教师在中医教育事业中应处于优先发展的地位,教师是中医教育的第一资源。所谓名师出高徒,带教老师应加强自身修养,在业务上精益求精,规范操作。制定临床实践技能培训目标,在临床医疗活动中注意培养学生。通过教学查房、管理病人、病例讨论,以问题为中心的讲座等培养学生的临床思维,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积极创造条件和机会,让学生亲自动手,培养他们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能力。 4.2中医临床实习中医学的生命力在于临床疗效。历史上,传统中医师基本上均是以师带徒的方式培养的。部分院校倡导的本科生导师负责制值得推荐,能让学生早临床,多临床,提前实现中医理论与实践结合,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效益,培养中医临床能力。 4.3西医临床实习作为一个现代中医本科毕业生,必须具备西医临床能力,要能胜任医院的病房工作和急诊工作,才能得到用人单位的认可和接纳。面对社会和用人单位的需要,面对医院临床工作的实际,必须培养中医学生的西医临床基本功。中医学生与西医学生临床能力的差距,就我个人的看法,很大部分是由于实习医院的差距造成的。综合性西医院在病源、病种、诊疗方面,比中医院具有优势,学生临床机会多。有条件者,如能设立西医院临床实习基地,使其与医科院校的实习生共同实习,一定对西医临床能力的培养大有裨益。 4.4建立临床技能模拟训练中心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仿真技术不断完善,接近于真实的模拟教具将被广泛应用。中医院由于本身的综合实力不强,竞争力差,医疗的开展不尽人意,学生动手的机会不多。这方面的弥补学校应根据学生实习需要,建立临床技能模拟训练中心,配置心肺听诊、肝脾触诊、复苏和智能模拟人等系统,建立模拟诊室、模拟医院、模拟病人,以及小型的教学诊室、门诊、医院,供学生临床见习,尤其是解决有创伤性的技能操作训练,弥补临床实践的不足,给学生创造反复练习的机会,培养学生规范化操作技能和临床思维能力,为进一步的临床实际操作奠定较好的基础。 4.5设立严格的教学质量监管机制教学质量是学校的生命线,医学教育更是如此。任何医学院校的教育质量的最终判定都要看其毕业生的素质,所以素质保障工作就显得十分重要。在各临床教学点设立相应的教学监督管理机构,建立具有可操作性的严格的考核制度,形成管理部门、科室、实习小组、带教老师等多级管理网络,逐级承诺,层层落实。建立在科考勤和出科考核制度。严格出科考核,内容包括病历书写、回答问题、操作技能等。管理部门按时督促检查,缺勤或考核不合格者不予出科。 5结语 中医事业的兴衰全系于人才,而人才的优劣则决定于教育。在现行中医学教育发展的学生-学校-医院各个链条中,培养目标与市场脱节,很多学生临床能力差,毕业后不能进入医院工作,利益得不到保障,学校为保证自身利益,大量招生,教学质量得不到保证,最终损害的是整个中医药的发展,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中医临床阵地萎缩。考虑学生的需求,从用人单位的需求设置培养目标,学校的发展和社会需求相适应,中医教育和中医临床之间协调发展,中医教育为临床输送合格的人才,中医临床得到很好的发展,才能为中医教育提供更大的就业缺口,带动中医教育的发展,打破“中医人才的低能-就业困难”这一恶性循环,中医教育事业才能步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作者:安祯祥 单位:南京中医药大学
茶文化融入高校英语篇1 茶学是我国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之一,是人们待客、交友的首选方式,亦是人们修身养性、颐养身心的重要方式,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高职英语课程,承担着开阔学生的文化视野、涵养学生的文化品格、培育学生的文化交流能力的重要责任,将茶学思想导入高职英语课堂教学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教师应加强对高职英语课堂教学现存问题的研究,采用行之有效的教学手段,提升英语课堂教学的效率与质量,将茶学思想不留痕迹地融入到英语课堂教学的方方面面,在提升课堂教学效果的同时,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1高职英语课堂教学中融入茶学思想的意义 1.1茶学渊源 茶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我国重要的传统文化之一,目前已经全面融入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之中,成为了一笔重要的文化遗产。茶学之所以能够在历史长河中留存下来,一方面是因为它具有优良的可传承性与传承价值,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它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浓重的民族色彩。茶学在我国的起源非常之早。早在先秦时期,茶学就已经形成,后来逐渐演变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种饮食文化,饮茶也逐渐成为了人们待客交友的首选方式。有些精品的茶叶,在历史长河中,甚至经常被人们看作供奉皇室的贡品,同时也可被看作进行货物交换的媒介来使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后,饮茶的风气在民间已经十分盛行,隋朝以后,这种风气进一步扩散到了神州大地,唐朝后,民间茶馆越发增多,很多文人墨客都会将饮茶看作一项重要的待客、交友方式,以品茶、喝茶为乐,文人陆羽甚至专门写了《茶经》用来总结唐朝的茶学,这部著作,至今仍是人们研究茶学的重要参考资料之一。我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不同地区的人民对茶学的理解,往往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异性,这为茶学的内容,赋予了更多的多元化色彩。同时随着各地区、各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盛行,茶学在发展历程中,逐渐具有了兼容并包、博大精深的特点,吸纳了中华大地上多地区、多民族人民的智慧,这无形之中,更提升了茶学作为文化瑰宝的价值。在世界范围内,我国是茶文化的源头,我国的茶文化有着极为明显的地域文化特色,彰显着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历史积淀与文化风骨,受到了世界人民的喜爱。其中尤其是普洱茶、龙井茶等知名茶类,在世界范围内的销售态势十分可观,我国的茶学、茶文化亦随着这些商品的销售,汇入了世界各地,为世界人民的饮食、文化生活带来了增色。在茶学的理论知识体系中,饮茶礼仪算是一项关键性的内容。五千年来,我国人民的饮茶礼仪随着茶学的发展,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变革,“精致”很大程度上成为了饮茶礼仪的代名词,例如很多人饮茶都讲究“面面俱到”,甚至有很多当代人,将饮茶礼仪与西方国家的下午茶礼仪结合在一起,实现了对饮茶礼仪的创新,使其更具有精致性特点。与此同时,茶学在现代人日常生活中的参与度也越来越高,在各类休闲、会客场合中,茶元素的存在感都很强,显现了茶文化的精神寄托性,这也是茶学的重要价值之一。 1.2茶学价值 唐朝文人陆羽在《茶经》中提出“以茶待客、以茶代酒”,显现了茶学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价值。到了现代,茶学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价值,变得更为丰富。例如,以茶健身、以茶促贸、以茶起舞等活动,就显现了茶学的多元化价值。因此,我国茶学在世界范围内,亦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很多人认为,茶学之所以吸引人,不仅是因为茶叶具有健身、养生、待客等多方面的功能,更是因为茶学包括茶道、茶德、茶文化等多元化的内容,在陶冶品茶者的情操、修养品茶者的身心上,具有极为良好的效果,例如茶文化体现的坚韧不拔、勤俭节约的精神,就对当代人具有明显的启示作用。总之,茶学既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亦是世界人民的文化瑰宝。在高职英语课堂教学中,导入茶学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学生能够在学习茶学的过程中,领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获得文化视野的开阔,形成强烈的民族文化认同感,同时亦能够在对比学习西方茶文化的过程中,感受到茶文化的兼容并包,形成一定的传播、发扬中华民族茶学的意识;另一方面,教师亦可发挥茶学的德育功能,陶冶学生的身心,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缓解信息时代、现代社会为学生带来的浮躁心理,让学生早日成为符合社会需求的新时代进步青年。 2高职英语课堂教学现存问题分析 研究茶学与高职英语课堂的适配性,必须先研究高职英语课堂的现存问题,经实践教学,笔者认为高职英语课堂目前存在如下两方面的问题: 2.1课堂教学内容单一 目前有很多高职英语教师,受到传统教学理念、教学模式的影响过于严重,在进行课堂教学的过程中,过于依赖传统的“灌输型”教学方法,为学生传授千篇一律的英语知识,久而久之容易降低学生对英语学科的学习兴趣,不利于促进学生的进一步发展。 2.2学生主体地位得不到体现 近年来现代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学生是课堂的主体,教师是课堂的组织者、参与者与引导者”的教育理念,逐渐得到了广大英语教学工作者的一致认可。但当前还有很多高职英语教师,在进行课堂教学的过程中,未重视对学生主体性的发挥,将自己视作课堂教学的主导,盲目依据自己的思路进行教学,导致学生的学情、学习需求,与教师提供的课堂教学的契合程度不佳,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得不到激发,学习质量自然得不到保障。由此可见,将茶学引入高职英语课堂教学,利用博大精深的茶文化,丰富课堂教学内容,开阔学生的知识视野、充实学生的知识储备,借助茶文化的趣味性、生动性、多元性,唤起学生的主动学习意识,对推动学生自主学习,提升其学习效率与学习效果,具有重要的意义,应得到教师的重视。 3高职英语课堂教学中导入茶学思想的实践策略 3.1转变教学观念,革新课堂设计 教师的教学观念先进与否,直接影响着学生对英语知识点的吸收效果,影响着课堂教学的效率与效果。因此,为真正将茶学思想导入到高职英语课堂中,发挥茶学的价值,实现对课堂教学质量的提升,教师需加强对先进教学观念的学习,与时俱进革新自己的教学思路,对课堂教学活动进行创新性设计,为学生带来源源不断的有效教学,从而取得更为良好的教学效果。教师应做好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首先,重新审视自己在课堂中的角色定位。教师应正确认识到,现代化课堂中,学生才是课堂的主体,教师是课堂的组织者、参与者与引导者,对学生的学习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但这不意味着教师就可以肆意为学生灌输枯燥的知识点,以说教的方式督促其学习英语知识。教师应结合现代化教育理念,重新认识学生在课堂中的主体地位,对课堂教学手段做出改良,保证学生的个性化特点能够在课堂中得到充分的发挥。其次,教师应加强对创新性教学方法的学习与应用。这是因为将茶学思想引入高职英语课堂教学,本就是一项创新之举,教师应加强对情境教学法、小组探究教学法、翻转课堂教学法等更为先进的教学方法的应用,将茶学深刻融入到英语教学的方方面面,融合到学生对英语听、说、读、写的学习之中,发展学生的综合能力,进一步提升课堂的教学效果。最后,教师应加强对茶学实践活动的组织与开展。例如,教师可提前为学生推荐一些与茶文化有关的课外书籍,让学生全面了解茶学的变革历程与历史文化价值,之后组织学生开展茶学读书会,引导学生分享自己在学习茶学的过程中取得的收获。教师亦可联同校方,开展针对英语、茶学的更大规模的校园实践活动,例如可举办文化交流活动,让学生充分利用自己在英语课堂中学到的口语技巧,将茶文化传播给外国友人,增强学生对茶道精神与茶学内涵的体会,培育学生的文化交流意识与文化交流能力,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3.2利用茶文化,丰富课堂教学内容 为切实解决传统高职英语课堂中,教学内容单一带来的多种问题,教师应加强对课堂教学内容的优化,将茶学思想,不着痕迹地融入到课堂教学内容的方方面面,为学生带来更具多元化特色的文化知识教育,丰富学生的知识储备,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在备课阶段,可通过互联网、图书馆等渠道,搜寻与英语教学有关的茶学素材,深挖茶文化的教育价值,将其体现于对学生的英语词汇、语法、篇章教学之中,为课堂教学带来一丝文化上的增色,提升课堂教学质量。例如,在教学与“文化交流”有关的单元内容时,教师可在课堂导入环节,引导学生以小组为单位,探讨茶学,利用智能设备查找一些与茶文化有关的谚语,分享给其他同学,增强学生对本节课知识内容的兴趣。如“Greeninsummer,redinwinter,flowersinspringandautumn.(夏季饮绿茶,冬季饮红茶,春秋两季饮花茶)”、“Medicineisthemedicineofdisease,teaisthemedicineofalldiseases.(药为各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等等,都是与茶学有关的经典谚语,教师可鼓励学生,将这些谚语运用到与外国友人的交流中去,实现对本民族文化的弘扬。此外,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也应加强与学生的互动,将茶学思想导入到课堂教学的方方面面。例如在教学一些与“异国文化”有关的知识内容时,教师可适当为学生传授一些与西方茶文化有关的知识。例如,英国等西方国家的饮茶习惯,是喝早茶、下午茶、晚茶等等。教师可为学生介绍与英国下午茶有关的知识,如人们会在有重要宾客的宴会上安放矮脚桌子等等,教师亦可告知学生下午茶的英译是“lowtea”,进一步增强学生对中西方茶文化的认识,让学生更为地道地交流茶学知识。除此之外,教师亦可在课堂中开展对中西方茶学思想的对比教学,引导学生仔细分析中西方茶学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教师可提前搜集资料,包括与中西方饮茶知识有关的图像、视频、音频资料等,制作为精美的课件,在课堂中展示给学生,引导学生仔细分析、积极发言,讲述中西方茶文化究竟在哪些方面具有差异,这些差异为我们带来的启示是什么等。教师可引导学生从经济、政治的角度,对形成中西方茶文化差异的原因展开思考,鼓励学生在课下,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对这一问题的调查探究,通过互联网、图书馆、博物馆等渠道搜集资料,编写调研报告。在下节课中,选派小组代表为全班同学做出分享发言,营造一种乐于分享、取长补短、共同进步的学习氛围,在增强学生对茶学思想的了解的同时,培育学生的实践能力,增强学生对英语知识的应用能力。 3.3加强对“互联网+”教学模式的应用 近年来,信息技术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不断有先进的信息化教学设备,被引入到高职英语课堂之中,为教师改良课堂教学提供了诸多的帮助。教师在将茶学思想引入到英语课堂教学的过程中,应积极加强对“互联网+”教学模式的应用,挖掘互联网中的教学资源、教学素材,加强对互联网教学平台的应用,实现茶学思想在英语课堂中的深度融合。例如,教师可利用互联网渠道,搜集丰富的茶学知识,包括我国不同地区的茶文化特征、茶学礼仪、茶道等等,将其整合制作为精美的多媒体课件。在课堂中,利用多媒体设备,展现给学生,引导学生更为全面、更为细致地领略茶文化的风采。在课堂教学结束后,教师亦可将这些课件,上传到学生的微信群中,以及其他网络教学平台之中,让学生在课下,结合自己的学习需求,自主学习这些内容,增强学生对茶文化的认识与了解,让学生更好地领会茶文化的精神内核,得到文化素养的提升。此外,教师也应加强对微信群、QQ等互联网交际渠道的开发与应用。例如教师可将茶学视作一项长期的学习内容,组建专门的微信学习群,定期为学生发放一些与茶文化有关的学习资料,学生亦可在这一微信群中,上传一些自己学习茶文化的资料与成果,分享一些经典的茶文化知识,给班集体中的其他学生。在学生分享茶学知识时,教师应重视对“引导人”作用的发挥,在微信群中,为学生带来不遗余力、不失时机的点评,增强学生分享、传播茶文化的信心,鼓励学生保持对茶文化的学习习惯,在未来获得更为优秀的学习成绩。在学生参与文化交流活动的过程中,教师亦可通过这些互联网交际渠道,为学生带来有针对性的指导,提升学生的文化交流能力、文化传播能力,引导学生积极地将茶文化,介绍给学校以及社会上的一些外国友人,扩大茶文化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实现对学生文化品格的培育。除此之外,教师亦可在开发互联网教学渠道的基础上,加强对近年来十分流行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应用。例如,教师可提前录制与茶文化有关的微课视频,将其通过互联网教学平台,发送给学生,让学生自主学习,撰写学习笔记。在这一前提下,英语课堂成为了学生交流茶学知识、教师为学生答疑解惑的场所,学生真正成为了学习的主人,这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育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上,有着极为良好的裨益。在学生讨论茶学的过程中,教师可在班级中不断巡视,观察学生的讨论情况,对于学生产生的一些新颖的想法,应给予鼓励,对于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产生的困惑,也应及时提供有针对性的指导,如此便可进一步发挥“互联网+”的优势,在传承、弘扬茶学的过程中,培育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4结语 综上所述,茶学作为我国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之一,其应用于高职英语课堂教学,可发挥出良好的课堂激趣作用、文化知识教育作用与德育作用。教师应加强对茶学的研究,挖掘其中适合被引入到英语课堂中的部分,为学生带来有效的茶学教学,开阔学生文化视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作者:张晓娜 单位: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茶文化融入高校英语篇2 我国高校有着各种各样的学习实践活动,对于英语学科的学生而言,英语角的活动是最受欢迎的实践活动之一。英语角被称为是英语学习的第二课堂,在英语角的活动之中,师生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将变得更加的自然与流畅。学生在英语角实践活动中,可以促进英语表达能力的提升,进而激发其英语学习的兴趣。因此加大对英语角实践活动的举办,可以有效的促进英语教育水平的提升。英语角是一种文化交流性质的活动,而茶文化又是我国杰出文化的代表,英语角活动中对茶文化的充分引用能够实现英语角活动的多样性的同时,又能营造出和谐的英语学习氛围。以全新的角度对英语角的创建进行研究,需要对茶文化内涵进行充分的运用。 1高校英语角概述 1.1高校英语角的作用 高校学生英语学习过程中,作为教师必须善于采取不同种类的措施激发高校学生英语学习的兴趣。不但如此,还应积极营造各种有利于英语学习的氛围。也正是在这些营造氛围之中,师生之间的交流才会变得更加的流畅与自然。教师可以一改传统教学过程中过于偏重理论教学的现状,使口语的表达得到同等的重视,所以英语角实践活动常常被看作是英语风采展示的第二课堂。在我国大多高校之中,教师鼓励学生开展各种形式的英语角活动以及英语沙龙,集聚了大量同等兴趣的英语学习爱好者,从而提高了学生英语口语的交际能力。 1.2高效英语角的特点 重复训练高校学生英语表达的能力,是英语角活动的主要特点。通常情况下,英语角的举办都被安排在课外业余时间,对正式的英语课堂起着补充的作用。当然也可以将英语角活动看作是英语学习兴趣的实践。英语角的活动时间通常是课堂学习后进行,此时学生精神状态完全放松。从而可以更加投入的参与到英语的实践中去。英语角实践活动中虽然也有教师参与的情况,但此时的教师不再是课堂上严肃的面孔,而与学生是一种朋友的关系。因此学生将更有勇气与老师谈论学习上的问题。在英语角活动中,教师应充分关注每一个学生、尊重他们的想法、共同探讨英语学习的问题。因此英语角应营造一种轻松和谐的氛围,努力促进师生之间的交往,对频率最终促进学生英语表达能力的提升。1.3高校英语角活动的创新要求在高校的英语教学中,英语教学已然成为了教学活动的主要辅助形式。但对于不同的学校来说,有的活动举办较为火热,而有的活动举办较为冷清,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决定了英语角的举办应与实际需求相符合,并实时进行调整与创新。也只有如此,才会得到更多英语学习兴趣者们的支持。在英语角活动的创建过程中,必须充分利用相应的要素,教师必须引导学生认识到英语角对提升英语学习的重要性,从而提升学生的接受度与认知度,应对学生进行充分的思想工作。英语角平台具有对外开放性的特点,针对英语水平的高低没有特别的要求。因此活动举办必须“一视同仁”,营造友好、和谐的英语学习氛围。每一主题下的英语角活动都有其特定的文化氛围,因此不同主题的英语角实践中,学生可以获得不同体系的文化知识,因此应丰富英语角活动的话题。而茶文化的融入,可以使英语角活动的价值得到充分的发挥。 2茶文化的历史进程以及思想内涵 我国茶文化的发展历史悠久,根据权威考证,我国茶文化最早应出现于神农架时期,当时的茶文化仅属于小众的王公贵族。直到汉朝时期,民间才开始流行起真正意义上的茶文化,并逐渐发展起来,最终成为人们日常最热衷饮用的食品之一。与此同时,与茶有关的诗词歌赋也开始大量涌现,并且得到越来越多文人墨客们的追捧。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茶文化逐渐走向成熟,并对社会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经过几千年的发展,由最初的只属于王公贵族的小众文化逐渐发展成为人们所喜闻乐见的大众文化。并且在对国外贸易不断扩张的背景下,我国的茶文化在海外广为流传,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的茶文化已然成为传统的文化代表的亮丽名片以及传统文化的瑰宝。我国的茶文化与儒家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尤其以人为本的思想理念上,虽然茶文化在中国的历史上有着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但是这一根本性理念却从未改变,并且在茶文化很多方面都有体现。茶文化中的人为本的思想,其核心只促进人的发展,以人为核心,尊重其切身利益,倡导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从而推进个人价值的实现。我国茶文化和谐理念中的以人为本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人文方面的原因。茶是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是从古至今中国人最常用的饮品之一。茶叶品种的分类极其丰富,中外远近闻名茶叶也不在少数。在消除疲劳的同时,又可以净化心灵。我国古代众多文人墨客都以茶作为素材进行创作,因此我国历史上引用茶的名作不胜枚举。也正因为如此,才说明了我国茶文化具有广泛的群体基础与社会基础,因此广大人民群众才成为了我国茶文化首要推动者。修身养性、关注民生、重视人的价值是人的日常饮食过程中经常谈论到的话题,也因此成为饮茶民众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不但如此,茶文化比较讲究礼仪,茶道就是最为典型的例子。而茶道正是对茶文化的最好诠释,茶道具体内容可以包括自茶,检茶等环节。每一环节对应流程一般都比较严谨,都有其特定的规则。茶道品尝人可以慢慢品味茶的艺术,感受个体与个体间的信任与尊重,亦可以体会质朴的传统美德。通过茶道可以充分感受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茶经》是我国著名的茶文化典籍。重视顺应自然,按自然规律生活。各种茶叶制品是茶文化的载体。茶叶的实质便是农作物生产制作而来的。对于饮茶者来说,饮茶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修身养性就是要尊重、顺应自然,然后按照自然规律办事。 3高效英语角活动的问题分析 3.1活动内容比较单一 英语角活动开始时,教师以及相关负责人应主动承担其丰富活动内容的任务。在每次英语角实践过程中,主要负责人严重忽略活动内容的丰富性,从而导致了英语角实践内容过于单一。还在主体上也没有太多的变化,不利于学生参与热情的调动,最终导致英语学习兴趣的降低。活动任务的单一性还可以体现在受限于传统框架之中,难以给学生创造一种轻松、自由的英语表达的平台,缺少对英语角的精心设计。在茶文化盛行的时代背景下,学校在举办英语角活动进程中却没有将茶文化渗透到英语角实践活动中去,没有充分体现茶文化的精髓,严重影响了实践活动的开展。如果英语角活动仍然受限于传统的交流方式,则很难体现出那种轻松自由的交流状态,整个活动过程就会显得格外的生硬与晦涩。 3.2管理力度的不足 学校英语角活动的举办,要想收到预期的效果,就必须分配专业的负责人,强化对英语角活动的管理。制定规范的英语角活动参与、活动开展相关制度,从而强化对参与者的支持、管理以及约束。而在实际的英语角实践活动中,通常情况下学生自行进行管理,由于管理效率较低,直接导致了整个英语角活动过程的散漫性。并且一般情况下,学生本身就缺乏英语角管理方面的经验,从而很难实现对英语角活动的科学管理。不止学生,很多教师也缺乏对茶文化内涵的了解,从而使得学校举办的英语角活动越发平淡无奇,最终丢失了自身原有的特色以及价值。 3.3参与度的不足 在英语角的活动中,虽然大部分的参与者是学生,但是在大多数学校的英语角活动中,学生的参与度普遍偏低,因此直接导致了活动成效的不足。从学校英语讲活动的实际情况出发,活动举办的水平逐渐走低,很难吸引英语水平较高的学生的参与,进而对较低水平学生的吸引力也在降低。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多数参与者都会放弃英语角的学习方式。而在茶文化融入的英语角活动中,因为茶文化融入的程度较低,很难体现我国茶文化的本质内涵,并且在具体的英语角活动中师生之间信赖关系的严重缺乏,也给英语讲的的活动带来了严重的阻碍。 4高校英语教活动的创新策略分析 4.1英语角策划工作的创新 从我国搞笑的教育现状来看,大多高校都设置了的英语角组织,但对各校构建的第二课堂的作用效果却成千差万别。导致这一问题的直接原因在于,很多高校并没有形成完善的管理体系,尤其在针对规范化的条件下,很难形成有效的约束。为促进英语角活动优势的充分发挥,从而构建规范的第二课堂,进而发挥其核心的作用,必须实现系统化的管理。例如在对相关负责人员进行管理过程中,英语角负责人必须具备较高的英语文化素质,从而在组织活动过程中充分发挥其组织所具有的服务意识与责任意识。在对相关人员进行筛选过程中,可以聘请专业的英语教师作为评委,围绕英语角活动参与者这一核心,全校范围内进行选拔,从而确保相关负责人员设置的科学性。同样在具体的活动举办过程中,教师应积极引导学生互提意见。在对整体活动进行规划的基础上,帮助学生创建更为规范性的英语角活动。在具体的英语角运行过程中,必须对细节进行相应的补充,并针对内容进行适当的调整,从而确保应与角的规范化管理 4.2英语角活动内容的创新 英语角是我国各校常设组织之一,其目的旨在为学生提供一个轻松、自由的英语学习平台,让参与者在宽松的语言交流环境中,锻炼英语交际的能力。通常情况下,在以茶文化为话题的英语角举办过程中,相关负责人对茶文化内涵的理解,仍然停留在一个浅薄的层面,不但严重忽略了茶文化系统中核心要义的融入,就连最基本的茶文化内涵完全被忽略。因此学校的英语角活动必须以茶文化为中心点,并以参与者们的英语水平以及口语交际水平的高低创建具有针对性,茶文化高度融入的英语角实践活动。杜绝将茶文化生硬的添加到英语角活动中去。英语角活动设计过程中,也可充分的与茶文化相关风俗、习气相结合,通过相关茶风茶俗的融入,举办具有经典性质的英语角活动,并在此基础上大量举办茶文化英语歌唱比赛、茶文化英语演讲比赛以及茶文化英语知识竞赛。邀请相关专业英语教师作为评委,对参与竞赛的学生英语口语表达能力进行点评。在促进活动效果提升的同时,激发学生英语活动参与的兴趣。 4.3英语教师生参与机制的创新 通常情况下,高效的英语角活动是由参与者以及相关负责人自主创立的,由于其缺乏一个合理组织结构的运作体系,使得这样的组织经常形同虚设,进而导致的英语角活动对学生英语学习的推动作用在不断减弱。虽然经过调整后的英语角活动也对茶文化的精神内涵进行了积极的融入,然而如若根本性的问题依旧没有得到解决,管理的极度混乱以及核心领导的缺乏,都将直接给英语角的良性发展带来严重的阻碍。因此学校英语角活动在积极引用茶文化过程中,必须先组建一个相当成熟的英语角组织,挑选较为优秀的英语角学习者作为组织的核心成员,让其能够以百分百的热忱之心参与到英语角活动的策划与运营中来,从而实现对茶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学校的英语角活动还应加强教师对整个活动过程的积极引导的作用,促进英语角活动与课堂教学之间的联系,让教师积极参与到茶文化高度融入的英语角活动中来,推动师生之间的内在交流。总而言之,学校必须促进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充分利用教师的影响力以及号召力,引导广大学生积极参与到茶文化英语角的活动中来。 4.4英语角影响作用的创新 英语角属于“二次课堂”的一种特殊形式,是校园活动中常见的学习形式之一。在对英语课堂辅助教学过程中,应促进应于角在全校范围内的影响力以及知名度,从而对更好的参与者带来正确的影响。例如高校英语角的塑造自身品牌的过程中,积极的融入茶文化的元素,凭借公众号、海报以及校园广播等平台,引起更多英语爱好者的关注。与此同时,还应积极与各种校园活动相结合,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举办更多英语类型的活动,使参与者加入活动的互动中来,从而促进英语角活动影响力的增强,最终扩大“第二课堂”的教学意义。针对英语角活动过程的设计是影响英语角活动效果的关键性因素,因此在具体英语角活动的开展的时间与地点上,必须进行精心的设计,从而为“第二课堂”的创建提供必要的条件。例如在我国高校英语角的策划过程中,为了实现英语角活动的教学价值,应以半个月为一周期。这样既确保了学生在轻松环境中学习,又保证了参与者连续性英语角活动中锻炼。除此之外,在场所的选择上,可根据大多数参与者的实际情况来进行考量。 5结语 英语角与茶文化貌似毫不相干的两个词语,但在文化内涵上却有共通之处。茶文化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代表,其无论文化教育方面,还是行为意识方面,均有着较高的教学价值。所以茶文化在学校英语教育中可以看做是一种重要的研究内容,对英语角的策划不断进行优化,不断丰富英语角活动的内容,并对师生参与机制的进行调整,最后扩大英语角的影响作用,以茶文化融入的形式实现英语角活动的创新,从而激发参与者学习的热情。另外茶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内涵,将其充分融入到英语角的实践活动中去,从而创造一个娱乐、轻松、自然的氛围,在耳濡目染的过程中,提高学生对具体活动中参与者的积极性。最后在茶文化视域下,将茶文化与高校活动相结合,从而形成一种创新型的发展思路。 作者:申艺芳 单位: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茶文化融入高校英语篇3 随着时代的发展,信息技术与新媒体技术在我国教育领域得到了普遍应用,加强了茶文化在英语教学中的深刻融入,在全面提高学生英语水平的同时,满足素质教育的根本要求。大学生在今后的工作与生活中,具备良好的跨文化交流能力,能够在全球化经济贸易往来的发展背景下,促进中国优秀茶文化的宣传与推广,高职院校的英语教师在英语教学设计阶段,要寻求合适的传统文化传播路径,打破传统课堂教学模式的限制,掌握茶文化礼仪、深刻了解茶文化思想,丰富当代学生的知识内涵和文化素养。 1茶文化在高职英语教学中的作用与意义 1.1作用 通过英语知识的学习,能够帮助学生更加深入的了解西方文化背景,将中国传统文化在英语教学中进行有效应用,能够通过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对比分析,让学生明确中国历史文化源远流长,茶文化在西方国家的宣传与推广取得了重大进步。西方的茶文化在继承与发展过程中,逐渐显现出新的特点,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当代社会文化建设中享有重要地位,蕴含着独特的物质文化意义,对学生精神文化建设有着深远影响。英语课堂中茶文化的融入,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中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发展,有利于学生在今后的工作与生活中,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推向世界,履行文化传承的义务和责任。 1.2意义 茶文化是中国的文化瑰宝,蕴含着中国独有的风俗人情,在英语课堂中融入茶文化知识,能够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教师要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让学生结合中西方的文化背景,分析西方国家的风土文化,在语言词汇学习的过程中做到事半功倍。 2东西方茶文化的特征的分析、比较 2.1礼仪 茶文化经过几千年的传承与发展,与国外本土文化进行有效融合,逐渐衍生出与中国传统茶文化相似却不完全相同的茶文化内涵,从茶文化礼仪的差异性分析东西方茶文化的主要特征。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茶文化发源地,茶礼仪经过长时间的演化发展,形成了独特的艺术体系,目前我国广大人民群众在饮茶时间安排上不存在特殊规律,根据个人发展需求确定是否需要准备茶饮,世界各地的饮茶习惯多种多样,我国在每日的饮茶次数上不作特殊限制。结合中国茶文化相关的历史典籍分析,古代文人墨客将饮茶作为一种日常普遍的行为,根据调查结果表明,我国具有饮茶爱好的群众数量不断攀升,传统的沏茶技艺和茶礼仪得到了广泛发展,茶文化在我国的发展趋势十分理想。西方人的茶文化礼仪修养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融合了西方古典文化礼仪的基本内涵,在一定程度上其规范性和严谨性超过我国,在英国有特定的品茶时间,根据时间进行饮茶类型划分,一部分西方国家会根据当地的作息规律,不定期举办茶会。与中国饮茶方式相比,有更多的文化交流实践机会,但毋庸置疑茶文化的基本内涵在世界各国受到了广泛欢迎,并以不同的方式进行传承发展。 2.2习惯 东西方的茶文化发展存在明显差异,饮茶习惯各不相同,当代中国的饮茶方式会受到民族特色区域文化的影响,例如:汉族人们偏爱清淡的茶饮,采用开水浸泡茶叶这一传统的饮用方式,保留茶叶原始口感;一部分少数民族在饮茶过程中受到饮茶者习惯的影响,在茶水中添加牛奶、水果等其他食品,不同的饮茶方式可以满足不同地区人民的饮用需求。西方国家的饮茶习惯偏向味道香甜的红茶,在饮茶过程中添加方糖与奶制品,调节茶饮的口感,更加适合当地人民群众的食用习惯,一些西方国家还尝试在茶饮中添加酒精、食用油等材料,茶叶的适配性能够满足世界各国人们的口味需求,目前在世界流通的茶品类型多种多样。 2.3精神 茶文化的精神内涵是广大人民群众在茶文化传承与发展过程中总结出的人生哲理,以不同的行为特点展现出来,我国传统茶文化的发展丰富了文化内涵和精神内容,蕴含着具有一定教育性的人生哲理和处事原则。在英语教学过程中融入茶文化的精神内涵,能够帮助学生了解到东西方思想观点的不同之处,中国茶文化传达出集体主义精神和优秀的民族传统美德,西方茶文化所具有的精神内涵主要反映在饮茶品茶的过程中的仪式感,将饮茶行为作为高贵身份的体现,在英语教学设计阶段可以通过东西方茶文化精神的对比,了解到东西方人们思想观念和社会背景的差异。 3高职英语教学中融入茶文化的路径探析 3.1改变传统教学观念 高职院校英语教学设计的过程中,教师想要转变传统的教学理念,在新课标教育发展背景下,明确现代化人才培养的个性需求,转变当前高职院校英语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坚持与时俱进的发展原则,明确学生的主体地位。只有认清自身的角色定位,才能够充分发挥出高职院校英语教学过程中教学指导者的作用,制定出具有针对性的教学计划,高职院校教师在教学方法创新的过程中,要融合新教学内容,明确学生综合能力与道德素养提升的重要性,在英语写作教学、口语教学、实践教学等多个环节融入茶文化教育内涵,提高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以茶文化作为教学指导培养学生综合素养,进行茶艺师职业技能视频演示,让学生了解茶艺师的工作流程,明确未来职业发展规划,通过与茶文化知识的有效融合,全面提高课堂教学成效。教师可以向学生推荐与茶文化相关的书籍,引导学生了解中国悠久茶文化发展历史,感受茶文化所具有的深刻精神内涵,开展以茶文化礼仪为主题的英语故事讲解活动,要求学生围绕茶艺师的工作内容,以英语的形式对茶文化教学重点进行精准表达,提高学生的英语口语表达能力。 3.2丰富英语教学内容 为了改变传统高职英语教学课堂设计存在的教学内容单一化问题,需要丰富课堂教学资源,通过网络融合丰富多彩的茶文化英语教学内容,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以茶文化为主要媒介挖掘茶文化教育本质,将茶文化与语法、词汇、口语等多方面教学内容进行有效融合。通过小组合作、交流实践的教学形式,探究英语词汇组成的基本规律,将中国经典与茶相关的谚语,通过英语组织的形式进行精准表达“Greeninsummerredinwinterflowersinspringandautumn.”(在学习过程中掌握春、夏、秋、冬一年四季的表达方式,了解颜色词语的应用技巧,掌握英语句式的组成规律),制定出适当的教学引导方案,营造一个良好的教学氛围。例如:在茶艺师职业技能培养的过程中,加强师生间的有效互动,渗透中西方国家茶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并了解中西方饮茶品茶的主要风格差异。在接待不同宾客时尊重对方的茶文化习俗,对制茶、烹茶和茶礼仪有更深层次的认识,通过中西方茶文化之间的差异对比,要求学生以小组探究的形式,挖掘中西方文化背后所具有的语言体系。 3.3构建网络教学平台 当前高职英语教学工作开展的过程之中,存在着科学技术水平较低的问题,导致教学模式过于单一,而且教师仍然采用传统的课堂知识传授方法,学生逐渐丧失对英语知识探索的兴趣,信息化教学手段在高职英语教学体系中的深度融合,能够通过多元化教学方式成立第二课堂。利用碎片化的教学时间,引导学生通过视频演示掌握重点教学内容,在教学视频设计阶段,可以为学生播放与茶文化相关的实践内容,将茶艺师工作过程中需要掌握的基本知识点,作为视频播放的重点,引导学生了解茶文化的主要特征,分析茶文化礼仪背后的特殊内涵,形成属于自己的茶道思想。在教学开展前要围绕重点英语知识,为学生布置实践任务,学生能够通过网络学习平台完成教学资源的搜索,扩展学生的视野,明确茶文化传播的重要意义,让学生在实践探究的过程中,感受茶文化的独特魅力。通过第二课堂的建立,加强线上线下教学模式之间的有效融合,全面提高高职英语教学成果,通过茶文化完成素质教育能力培养的基本教学任务,为社会输送高素质技能型人才,茶文化在高职英语教学中的有效渗透,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增加对茶文化的正面认识。 3.4阅读中西茶文化文学 想要在高职英语教学设计的过程中,合理地融入茶文化思想,教师可以结合东西茶文化优秀文学作品,要求学生自主进行茶文化文学作品阅读,在阅读过程中感受茶文化的艺术魅力,主动接受文化熏陶,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和茶道思想。教师要结合学生的生活实际,以及茶艺师这一职业的主要工作技能,向学生推荐英汉互译版本的茶文化作品,让学生在阅读过程中能够自主完成英汉翻译,结合文学作品中优秀的茶文化教育素材,提高学生的英语语言理解能力,扩展传统的教学内容,对英语语法中涉及到的句式和句型有深刻的了解。英国许多文学作品包含着饮茶、品茶的场景,有助于教师引导学生了解西方人们的饮茶习惯,分析中西方茶文化之间的异同,提取出文学作品中优秀的茶文化元素,为英语教学流程设计提供理论依据,全面提高学生英语阅读能力、英语文章理解能力,引导学生形成优秀的文化素养。 4茶文化与英语教学的融合发展趋势 4.1茶文化思想教育 将茶文化与高职英语教学进行有效融合,首先需要做好茶文化思想教育,茶文化具有浓厚的艺术色彩,经过几千年的传承与发展,茶文化的文化形式十分健全,茶文化思想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能够约束人们的道德行为,茶文化与高职英语的有效融合,促进学生之间的文化交流,全面提高英语教学质量。在教学设计的过程中融入采茶、制茶的技术工艺,建立茶产品营销专业性教学场景,加强学生对英语文化知识内容的掌握,充分发挥出茶文化对英语教学的推动作用。新媒体发展背景下,茶文化的思想内涵呈现出个性化的发展特点,高职院校英语教师需要在英语教学设计阶段,引导学生通过英语对话交流,针对茶文化内涵进行深入思考,在实践中掌握英语单词和句型的组成形式。丰富学生个人的精神思想,提炼出传统茶文化的哲学概念,运用信息技术构建第二课堂,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将复杂的英语知识通过音视频播放直观地展现在学生面前。 4.2运用新媒体教学工作 新媒体教学工具是打造第二课堂的重要手段,英语作为一门语言类学科,学生之间的交流互动能够丰富教学流程,提高教学质量。因此,茶文化与高职英语教学之间的有效融合,要在实践教学流程设计与文化交流之间建立密切联系,将茶文化内涵作为教学切入点,明确在全球化发展背景下,职业岗位工作中文化交流的重要性,通过传统文化内涵的输出与推广,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近年来,英语语言文化教学设计的过程中,传统文化的有效融入能够紧跟时代的发展潮流,通过多媒体技术的有效应用构建第二课堂,引导学生掌握传统茶文化的宣传推广形式,采用茶礼仪教学实例,要求学生自主翻译传统茶文化代表的作品,加强学生对英语知识的理解,提高对茶文化精神的认识,满足素质教育的根本需求。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改变了人们传统的生活方式,在多个国家贸易往来的过程中,促进传统文化的融合发展,能够加强国际间的文化交流,高职英语教师在教学内容设计的过程中,需要充分发挥出东方传统茶文化的语言文化教育优势,潜移默化的渗透茶文化思想内涵,提高学生英语知识应用能力。养成继承与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习惯,加强学生对英语语言文化内容的了解,在赋予学生传统茶文化精神的同时,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 参考文献: [1]邓敏.高职基础英语教学中茶文化的融入研究[J].福建茶叶,2021(03):116-117. [2]姜灿.茶文化视角下高职院校英语教学现状与创新改革思路研究[J].福建茶叶,2021(06):112-113. [3]徐利.高职英语教学中融入茶文化的创新路径研究[J].福建茶叶,2020(11):174-175. 作者:屠俊 单位:建东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