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基础”作为高职院校经济管理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在课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然而，其传统教学内容理论性强、概念抽象等特点往往使教学效果不甚理想。针对高职学生的学情及高职教育的目标与要求，我们对本课程进行了有益的改革。 高职经济学教学篇1 一、教学目标 我们的教学目标是以提高学生经济理论素养和能力水平为中心，加强思维训练，注重职业素质培养，使学生增强对经济现象的关注度，提高其对经济现象的分析能力，为学习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提高全面综合素质、增强职业发展能力打下良好的基础，注重教学过程中对于学生职业素质和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本课程教学中，我们预期达到的素质目标包括：（1）通过完成项目作业和小组作业增强团队协作能力；（2）通过对周围经济现象的观察和分析，增强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3）通过完成项目作业、课外阅读、资料查找和分析任务，提高自我学习能力；（4）通过对项目作业课堂展示与交流，提高学生胆量，增强其口头表达能力。 二、教学内容 “经济学基础”课程包含了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两大部分，与52学时的教学计划相比，内容偏多且部分章节难度偏大。在多年教学经验的指导下，我们召集部分2010级的同学（去年学习过本课程）开了一个座谈会。结合大部分同学的意见并经过课题组的反复斟酌，我们对课程内容进行了适当调整，包括删减掉部分难度过大而实用性不强的内容（比如市场理论中的厂商均衡分析、总供求分析中的IS—LM模型、经济增长理论中的经济增长模型等），补充市场经济运行图等基本经济学知识等。调整后，本课程总体框架包括经济学导论（4学时）、供求均衡理论分析及运用（6学时）、消费者行为分析（4学时）、生产者行为分析（4学时）、市场及竞争策略分析（4学时）、微观经济政策分析（4学时）、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与乘数分析（4学时）、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分析（4学时）、失业与通货膨胀分析（4学时）、开放经济分析（6学时）、宏观经济政策分析（4学时）等部分。 三、教学方法 1.引导式教学 引导式教学强调教学过程中学生主体作用和教师主导作用的有机结合，重在引导学生主动参与，让学生多想、多说、多做，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与进一步探究问题的兴趣，提高其学习效率。在具体教学过程中，通常以课堂提问方式一步步地引导学生。如供求分析三步骤法教学时，会假设一种经济事件或社会事件的发生，引导学生分析该事件影响的是相关商品的需求还是供给，继而引起需求或供给的增加还是减少，相应地需求或是供给曲线怎么移动，最后确定移动后的均衡价格与均衡数量与之前相比有何变化。整个过程中主要采用集体提问的方式进行，绝大多数同学能紧跟思路，一环一环地进行分析与解答。与此类似的内容，如对总供求的变动、对宏观经济政策制定与作用机制的分析等等，整个课程教学过程中基本上都是贯穿引导式的教学方法，不仅对学生进行了逻辑思维的训练，而且也有效地激发了其学习积极性，课堂气氛活跃，教学效果很好。 2.课堂练习法 适当的课堂练习有助于提高学生注意力，让学生巩固所学知识，也可以帮助教师了解学生对上课内容的掌握情况。课堂练习法虽然是一种传统的教学方法，但是对于本课程教学中涉及的一些数学运算、画图分析等内容，还是可行的。比如微观经济学中的供求图的画法、弹性的分析、消费者行为理论与生产者行为理论中的均衡分析以及总成本、固定成本、可变成本、平均成本、平均固定成本、平均可变成本、边际成本等各类成本之间的换算等等，在教学过程中举例时均可以采用几个学生在黑板上做题，其余的在座位上答题的方式进行。此外，一些教材中的思考题若有归类分析、判断、计算等，也可采用此法。但是，课堂练习比较占用上课时间，所以在采用此法时要注意掌控进度。 3.案例教学法 为了便于学生能够比较熟练地运用实证分析方法解决相关问题，本课程在教学过程中较多地运用了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在运用时很重要的一点在于案例内容的选择。除了一些经济学经典案例，如“囚徒困境”、“破窗理论”外，我们一般倾向于选择一些贴近生活实际、实时发生的案例。如在分析供求影响因素时，以上海染色馒头事件、内蒙古土豆滞销事件等为例；在进行市场及竞争策略分析时，以学校内十足超市及校门口小店的定价为例；在学到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时，以2008年底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及当前的欧债危机作为案例进行分析。实践证明，学生不仅积极性高，兴趣浓烈，而且掌握情况良好。 4.专题作业法 专题作业通常是围绕一个主题，要求学生通过网络查询、实地走访调研等途径搜集相关资料，加以整理并撰写成报告或是制作成PPT。整个过程主要采用小组作业方式进行，即将学生分成几个小组，每组4—6人，合作完成书面作业。专题作业除了加强学生调研能力与写作能力之外，也较好地锻炼了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与组织能力。本课程布置的专题作业有要求学生调查分析某种商品（如实时的蔬菜、水果等）的市场供求变动与其价格的相关性，调查分析各种不同类型市场上商品的定价策略，搜集假日经济相关资料并运用乘数原理分析其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分析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的相关影响等。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完成这些作业之后，会在下一次课将这些成果向老师及其他各组同学进行展示，通常采用小组代表口头发言或PPT展示的形式，并解答其他组同学的提问。这种课堂展示不仅有利于同学之间对作业成果的资源共享，而且给学生创造了更多的表现机会，对于其表达能力的提高大有好处。 四、考核方式 考核方式也是本课程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传统的课程总评成绩通常是由平时成绩30%及期末考试成绩70%组成。本课程教改后注重过程性考核，加大了平时成绩的比重，占到总成绩的60%，这其中考勤30%，课堂发言、课堂练习等30%，课外专题作业与课堂展示40%。而期末考核的比重相对降低，占总成绩的40%，改变以填空、选择、名词解释及问答、论述等题型为主的闭卷考试，而是设置3—4道分析题，内容包括微观的作图分析，也包括宏观的政策分析等。考核采用开卷形式，学生可以参考教材与复习资料，但试题通常不能在书中直接找到答案，而是需要一定的思考与总结。此外，期末考核的试题中还设置了如“结合实际谈学习体会”之类的开放式题目，考查学生本课程的学习效果。这样的考核方式有利于引导学生注重平时的积累以及对知识的实际掌握与灵活运用。课程结束后，我们对2011级企管专业的189名同学做了一份关于经济学基础课程教学改革情况的调查问卷，实际回收有效问卷176份。从教学过程来看，有125人表示对本课程的教学方法比较认同（或非常认同）（占71.02%），42人表示“基本认同”，仅有9人表示“不认同”；对考核方式表示“不认同”的仅有7人，对评分标准表示“不认同”的也仅为7人。从教学效果来看，表示“对经济现象更为关注”的有151人，“逻辑思维能力有所提高”的有133人、“组织能力、表达能力、团队协作能力有所提高的”有139人。可以说，本课程的总体教改是成功的，较好地达到了预期的教学目标。当然，本次课改也存在一些制约因素，如两个班级90多人合班上课人数偏多、配套教材还有待于进一步整理与编撰等，这些都有待今后教学中认真思考与解决。 作者:吴伟萍 高职经济学教学篇2 “经济学基础”是高职院校经管类专业的一门基础课，目的在于使学生对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方法能够有比较系统的认识和掌握，并使学生初步掌握经济学的思维方法，能够运用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和原理，对现实的经济问题进行分析，提高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因为这门课本身内容比较复杂、抽象、逻辑性强，特别是对学生的数学知识、逻辑思维能力等要求比较高，而高职院校的学生又不同于普通本科院校的学生，大多学习基础不太扎实、学习方法及学习能力等存在一些欠缺，这就导致了矛盾的产生。因此，要上好这门课，实现教学目标，就必须对课程进行改革。 一、教学内容改革 （一）教学内容要进行调整 当前高职院校开设的“经济学基础”这门课的内容体系和本科院校的《西方经济学》的内容体系相似，只是在内容难度上有所下降。虽然难度下降了，但是对于高职院校的学生来说，还是太难，特别是有些数学模型、计算公式，高职学生学起来很困难。另外还有很多概念、理论内容太抽象，学起来也比较枯燥。对于这些数学模型、概念、理论等内容，笔者建议全部删掉。同时，这门课的框架也可以不按以前的体系进行设计，可以按照一种新的框架进行设计。 （二）教学内容的选择上要注重实践性 有些理论虽然很有逻辑性、很新颖，但是跟现实经济情况相距太远，跟学生的生活实际也无多大关系，我们就可以删掉不讲。而有些内容，可能就与我们的生活实际关系很密切，我们就应该重点讲、多讲，比如成本理论，可以教会学生企业产品的成本如何来计算，产品如何定价；分配理论中的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可以告诉学生用什么指标来衡量社会收入分配差距，如何来衡量社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国民收入核算理论与方法，可以告诉学生ＧＤＰ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像这些与我们的生活实际联系很紧密，学生可能也比较感兴趣的内容，我们就应该多讲。 （三）“经济学基础”课程教学内容的设计 考虑到学生的学习基础、专业学习的需要，将经济学基础课程的教学内容按照项目化课程模式设计成六个大项目，每个项目又包括若干小任务。具体内容设计如下“见表１”： 二、教学模式改革 （一）改革的思路 教学模式改革的过程中，要注意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笔者认为中国教育，包括各种类型的教育，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不高，现在仍然还是以老师为主导，像我们的教改、课改、教育技术的运用，这些措施其实都是针对老师的，很少有针对学生这个主体的改革措施。高职学生的学习基础大多不是很好，学习主动性也不够强，学生们主动预习上课内容的非常少。导致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我们的教学模式有问题。因此，我们必须进行教学模式改革，改革过去传统的主要由老师讲授的模式，要让学生动起来，让学生主动去学习。经济学基础课程按照项目化课程模式进行改革，以项目和任务为主线，按照如下思路组织教学： １．按照“以能力为本位，以职业实践为主线，以项目化课程模式为主导的模块化专业课程体系”的总体设计要求，以工作任务模块为中心构建课程体系。彻底打破学科课程的设计思路，紧紧围绕项目任务的完成来选择和组织课程内容，突出工作任务与知识的联系，让学生在职业实践活动的基础上掌握知识，增强课程内容与职业岗位的相关性，提高学生的就业能力。 ２．以行业需求引领课程项目工作任务，以课程项目工作任务选择课程技能模块，以课程技能模块确定课程知识内容。将课程基本知识、基本原理、基本技能循序渐进融入各项目之间及项目各模块之中，并通过工作任务的分析与完成，全面而合理地覆盖专业工作领域所涉及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也就是说，先获取技能，再体验知识。通过技能的学习过程，来获取必需够用的知识。其编排依据是该职业所特有的工作任务逻辑关系，而不是知识关系。 ３．依据工作任务完成的需要、职业学校学生的学习特点和职业能力形成的规律，按照“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嵌入式”的设计要求确定课程的知识、技能等内容。 ４．依据所有学习项目的课时总量以及在该门课程中的地位分配各学习项目的课时量。 ５．学习程度用语主要使用“了解”、“理解”、“能”或“会”等用语来表述。“了解”用于表述事实性知识的学习程度，“理解”用于表述原理性知识的学习程度，“能”或“会”用于表述技能的学习程度。 ６．由于这门课程的理论性比较强，因此可以选择项目化或任务驱动式的课程模式，每堂课给学生一个任务或是几个问题，让学生自己先看书、先思考，等上课时让学生给出答案，再对学生答案的正确性给出评价。 ７．我们可以利用微课等新的教育技术来提高课堂的教学效果，提高教学质量。可根据讲授的内容选择适当的教学方式，比如针对某一个课程内容寻找或制作一段短小的微课在课堂上展示给学生，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授课质量。 （二）教学方法的选择 根据学生的特点以及职业院校教学的特点，主要采取以下几种教学方法：第一，理论分析和原理应用相结合；第二，案例分析与理论分析相结合；第三，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第四，小组讨论与作业练习相结合；第五，利用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提升教学效果，为学生学习提供网上课件和授课录像等资源。经济学的很多原理和理论都非常抽象，必须结合实际的经济活动、经济案例才能让学生明白、理解。比如，在讲解需求收入弹性的时候，可以结合“薄利多销”的例子来讲解；在讲解支持价格的时候，可以结合“谷贱伤农”的例子来讲解；在讲解边际效用的时候，可以结合“物以稀为贵”、“钻石与水悖论”来讲解，等等。通过结合实际的案例来讲解，学生们会更直观、更好地理解这些知识和原理。在教学过程中，我们还要为学生的学习提供更多的学习资源、创造更好的学习条件。在现代信息技术条件下，学生们的学习方式、学习条件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因此，为了方便学生课后自主学习，我们应该把这门课程的资源（包括课程的课件、习题和答案、教学视频、微课等，还可以为学生推荐一些好的学习网站，如ＭＯＯＣ中国网、爱课程网、好课网等，还包括一些把这门课建设成为精品课程的学校网站，都可以找到供学习的相关资料）放到校园网上，或者放在学校微信平台上，让学生的学习可以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随时随地都可以学习。 （三）教学评价方式的改革 要改变过去主要以笔试和死记硬背为特点的考核方式，要采用多元化的评价方式来对学生的成绩进行评价。一是考试方式要多元化，除了笔试还可以采取口试、辩论的形式。二是考核的内容要多元化，内容要包括出勤情况、平时上课表现、作业、课堂参与情况等方面。三是评价主体也可以多元化，除了老师评价外，还可以让学生自己、其他学生参与到评价中来，每个主体分别占不同的比重。 （四）严格考试纪律，让学生重视学习 要严格考试纪律，让学生严肃对待考试。导致高职院校学生不爱学习、不主动学习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现在很多高职院校考试不严格，有的考场监考不严，有的老师提前就给学生划了考试重点，有的老师甚至直接把考试试题告诉学生，这些现象其实最后都是害了学生，学生们在心理上就不重视考试了，在考试时存在各种侥幸，这严重削弱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削弱了学生认真学习的劲头。长此以往，学校的教学质量肯定越来越低。因此，我们作为老师，一定要严肃对待考试，重视考试，让学生树立认真学习、认真考试的思想和观念，主动、认真地去学习。我们可以适当降低教学内容和考试内容的难度，但是绝不能让学生以为考试是儿戏，随随便便就可以蒙混过关。也许我们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当前的教育制度，但我们一定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认真上好每一门课，并教育学生认真对待学习和考试，将这种好的风气和理念传承下去。 三、结束语 课程的改革之路没有止境，同时这些改革还会大大增加老师们的工作量，给老师们的教学工作带来诸多困难，但是老师们必须坚定信念，勇往直前，不断学习、不断尝试、不断创新，利用最新的教育理念、教育技术、教育方法，将我们的知识、技能传授给我们的学生，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让每个学生都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作者:李建雄 单位: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经济学教学篇3 经济学基础是为培养学生经济学思维方式，解决现实经济现象与问题而设立的一门经济学入门课程，一般开设在经济管理类专业大学一年级，为学生们学习后续专业课程奠定专业基础。经济学基础有其课程特点，如经济学基础原理比较抽象，数学模型、图形解释比较多，课程内容应用性强等，高职学生在学习的主动性与自觉性上还有很大空间，高职文科类专业的数学基础相对较弱，这些都给经济学基础线上教学带来严峻挑战，通过近一个学期的线上教学，摸索和探讨经济学基础线上教学效果提升的有效途径，为课堂质量提升作铺垫。 一、经济学基础课程的特点 (一)属于专业基础课程，原理相对抽象 经济学基础是经管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课程的开设是为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奠定基础的，掌握经济学基础课程内容对其他专业课程的学习有重要帮助，该课程学习的好，对于经管类专业其他课程的学习提供思路，也有利于树立同学们的经济思维和分析经济问题的能力。经济学基础课程理论性强且理论体系完善，包括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包括了均衡价格理论、弹性理论、效用理论、生产理论、市场理论、分配理论等，宏观经济学包括国民收入核算与决定、通货膨胀与失业、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发展、宏观财政政策、宏观货币政策等。经济学基础理论内容涵盖的知识体系较大，且逻辑推理性强，理论较深也比较抽象。 (二)经济曲线和数学模型推导经济学原理 经济学基础课程采用大量的数学模型推导经济原理，如弹性理论的数学推导公式、边际效用以及消费者均衡条件、生产函数与生产者均衡的推导、消费函数、储蓄函数和投资函数、投资乘数、经济增长的模型等，经济曲线分析法也是经济学基础课程的一大特色，如供求与均衡、无差异曲线与消费可能线、等产量线与等成本线、生产曲线、成本曲线、收益曲线、不同市场结构厂商短期与长期均衡分析、菲利普斯曲线等。 (三)课程内容具有很强的应用性 经济学基础课程内容沿用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而西方经济学是以资本主义制度为研究背景的，研究微观经济学里的资源配置问题和宏观经济学的资源利用问题，研究三大经济主体(厂商、消费者和政府)在市场机制条件下的经济运行情况。开设经济学基础课程，既要保留基本理论体系，也要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体现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应用性。 二、经济学基础线上教学中遇到的问题 (一)高职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有待提高 高职文科专业的学生数学基础比较弱，理解经济学中的数学推导和模型有些困难，这就需要学生更加主动的提前预习经济学的理论知识，以期在课堂能较好的消化经济学的原理。尤其是采用线上教学情况下，学生与老师不在同一物理空间，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与自觉性尤显重要。高职学生在学习的主动性与自觉性上还有些空间，给线上教学带来了挑战。 (二)线上教学的板书功能存在弱项 经济学基础的特点是经济模型和经济曲线较多，物理课堂能够将多媒体与黑板板书有机结合，经济模型的推导、经济曲线的绘制过程，能够通过物理课堂更好的展示和检验，学生们的学习状况也能更好的把握。线上教学的板书功能受限，对学生们学习状况的检验也受到了限制。 (三)线上教学对经济学传统课时的安排提出挑战 经济学课程的理论模型与推导有难度，线上教学学生的学习效率普遍不高，给传统的课时分配带来挑战，为了完成整个教学内容而加快教学进度的方法可能会带来学生的接受度和学习效率的低下，反之，学生在传统规定的课时很难学习到相应的内容。 (四)教材内容相对较多较繁 目前经济学基础教材主要沿用本科层次的知识结构与体系，内容体系性强、内容较多较繁，包括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内容多注重原理的呈现与推导，贴近实践的案例相对较少，很难吸引高职学生的学习兴趣，经济学原理及推导理解有一定的难度，高职学生学习起来有一定困难，如果不对教材内容进行精炼取舍，不引入生活中的经济学案例，则很难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长久则学习困惑越来越多。 (五)授课方式和考核方式传统化 经济学基础线上教学授课方式主要以老师讲解为主，以知识的传授为重点，例如老师以屏幕分享PPT为主要授课形式进行经济学知识点的讲解，学生多以被动接受知识为主，对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创新性产生了影响，难以做到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创新，对高职学生的职业技能培养有待提高，也给高职学生的人才培养目标提出的挑战。课程考核主要以期末考核和平时考核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期末考核主要考核学生对经济学原理的理解和应用，平时考核主要包括课堂考勤、作业和课堂表现等。整个考核方式比较传统化，不利于学生职业能力的提升。 三、经济学基础线上教学思路 (一)精练教学内容 经济学基础在线上教学过程中，需对教材进行合理取舍，去粗取精。教师需联系现实经济现象与问题来编制教学案例，学生们更加直观的理解经济学的原理，将理论与实践结合，从而弥补教材内容相对的陈旧和滞后。将实际生活中学生关心的经济现象与问题引入到教学过程中，激发学生对生活的热爱和思考，有助于分析和解决现实经济问题。对教材内容的精炼与取舍能更好的适应线上教学的课时要求与课堂内容的安排。同时，在对教材内容进行精炼时，需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色，引入相关的案例，更好的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如可以通过线上教学平台，将课程思政融入经济学基础教学中，在供需理论的讲解时，引入农业供给侧改革、总理谈粮食补贴等案例，讲解消费者行为与选择知识点时，引入企业创新再出发和农产品创新抢商机等案例，在收入与分配章节引入我国建成社会最大保障网等案例，在失业与通货膨胀章节引入就业优先，牢筑民生之本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现实经济案例，让学生更好的理解经济学原理，解决现实经济问题。通过对教材内容的精炼，提升教学效率，体现课程内容的应用性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色。 (二)线上教学方式选取的多样性 为了提高线上教学的质量，提升学生的主动性和参与性，针对目前的在线教学情况，灵活应用直播、录播和讨论式的在线教学方式。教师通过腾讯课堂、QQ群直播等直播平台搭建简单的演播室，学生通过观看视频或倾听音频进行同步学习，可以将其看作是讲授式课堂教学的网络版，把课堂从线下迁移到网络上。直播式课堂可以实时交流互动，符合当下学生观看兴趣，学生有被教师面对面关注的感觉。针对比较难理解的经济学原理与模型，如弹性理论、生产者均衡理论等，可以采用录播式，教师先根据教学内容制作好微课、视频或者音频上传至网络平台，学生通过在线播放进行自主学习，学生可以提前观看视频，教师可以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学生答疑，可以提高相应知识体系的学习效率。 (三)利用教学平台，构建经济学基础课程体系 充分利用线上教学平台的资源优势，搭建体系性的经济学基础教学内容。同时将音频、视频资源与文案有机结合，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通过观看有趣的经济学小视频学习经济学原理，提升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如在职教云平台里构建经济学基础教学资源库，将课程的课程标准与授课计划上传到平台，让学生从整体把握课程的框架和学习要求等，把教学PPT上传到平台，让学生提前预习和课后复习，将平台里共享的教学资源进行合理利用，对各个章节的知识体系整合分类，使课程内容更加丰富。除了基本的章节知识体系外，还可以在各个章节加入拓展视频案例等资源，通过视频和案例，让学生轻松的理解经济学基础较难理解的原理和模型，更好的和生活中的经济现象和问题相联系，提升学生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的能力，如通过财经小辞典栏目，将学生不容易理解的“吉芬商品”、“边际效用”、“消费者剩余”、“需求弹性”、“边际报酬递减”等知识以有趣视频的形式呈现给学生，丰富教学资源库的同时也让学生有更好的接受度。 (四)强调实践教学环节，提升学生的参与感与获得感 教师根据教学内容，安排学生进行社会调查。学生在实践过程中，将所学的经济学原理与现实生活中的经济现象有机结合，提高学生分析经济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的沟通和实践能力，进而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如讲完均衡价格理论后，安排学生进行市场调研，了解家电行业的市场情况及家电行业的市场均衡形成过程等，在消费者行为与选择章节安排学生调研物价上涨与消费者行为，在生产者理论章节安排学生调研分析企业成本与利润，在失业与通胀章节安排学生调研通货膨胀对居民生活的影响等。学生通过社会实践参与课堂，提升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同时学生的获得感更加强烈。 (五)安排章节练习，牢固学习内容 为了在巩固课堂知识的同时检查学生线上学习的效果，教师可以利用在线教学平台构建经济学基础习题库，每章知识点讲解完即安排课后练习，教师可以精选有代表性、典型性的作业让学生课后完成，即学即练。尤其是针对弹性理论、消费者均衡理论、生产者均衡理论等数学模型较多、理解有困难的内容，通过安排线上作业可以使知识的掌握变得更加准确、灵活和充实。学生也可以通过作业了解自己学习的真实情况。老师线上查看并评分，对于具有共性的问题，会在下次课堂集中直播讲解。通过章节在线练习，即是对课堂知识掌握情况的检验，也可以牢固对知识的掌握度。 (六)改革传统考核方式，丰富考核手段 课程考核是对学生学习效果的检验方式，为了适应高职学生的特点，改变传统注重知识、图形以及数学推导的考核方式，注重对学生能力的考核，更多注重教学过程考核，如将课中安排学生的实践环节纳入期末考核范围，注重学生分析经济现象和解决经济问题的能力提升，将期末卷面测评比例缩小，融入多样化的考核方式，对学生的学习状况进行综合评价。总之，经济学基础是高职经管类专业学生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可以通过对课程内容的精练整合、学情的分析和教学手段的合理利用、强化实践、改革课程的授课方式和考核方式等，来有效的提升经济学基础线上教学质量，积极推进课堂教学改革。 作者:张丽芳 单位: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高校学生资助政策与体系不断完善，目前已经形成了以国家奖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勤工助学、校内奖助学金、学费减免、新生入学绿色通道等为主要内容的资助体系，资助制度不断完善，内涵逐渐转变，从以往单纯的保障型资助向复合化的发展型资助延伸与拓展。尽管“奖、助、贷、勤、减、补、偿”等一系列的帮扶措施较为完善，但从目前现实情况来看，资助的措施很大程度上呈现出“资助”有余而“育人”不足的局面，这与当前高校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不相适应，没有充分发挥资助育人的贡献。众所周知，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实施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高校各项育人工作的联动推动，其中学生资助工作是高校育人工作的重要部分，资助工作的成效影响着立德树人的成效。因此，在新时代背景下，优化学生资助工作具有更多的教育责任与意义，在保障学生基本经济需求的前提下，如何在资助过程中更好地实现育人目标，体现育人成效，这已经成为目前高校资助工作的一项现实课题。 一、新形势———高校资助育人是立德树人的重要内涵 党的报告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将“立德树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立身之本，科学界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办学目标，进一步明确了当前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的时代命题。立德树人，即以德立人，树人以德;树人需要立德，立德才能树人。目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关键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信息化、多元化的发展环境，对正处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关键时期的大学生来说，高校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更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资助工作对每个高校来说是一项常规事务工作，但做好资助工作，实现资助育人，促进立德树人并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立德树人与高校学生资助工作这两者具有非常相关的逻辑关系，资助工作成效如何直接影响着学校立德树人的效果，两者相互依存，贯穿于大学生成长成才的全过程，成为高校全程育人的重要内涵。当前国家对高校学生资助工作的导向，既重视资助，也重视育人，时刻体现着立德树人的价值取向。资助育人工作是实现立德树人的重要途径与方式，也能够深化丰富立德树人的内容体系。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工作是以一种雪中送炭的方式给学生以直接的经济帮助与救助，在缓解学生燃眉之急的同时，激发学生感恩国家、感恩社会、感恩母校的报国之心;在这种感恩意识的孕育下，进一步坚定学生的信仰、信念与信心，树立艰苦奋斗和自立自强的意识。在这种意义上讲，高校学生资助不仅仅能够帮助学生、教育学生，更能够不断拓展立德树人的内涵，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与时效性。 二、新挑战———高校资助育人要促进经济需求与个体需求相结合 制度化、人性化的资助管理模式是资助工作面临的现实挑战。过于单一、固态的经济资助，使困难学生在成长过程中缺乏自主意识，缺少锻炼机会，对性格养成、沟通协调、进取意识等方面形成制约因素，学生往往在入学适应能力、素质拓展能力、就业能力等诸多方面存在自身的困难，很难适应社会需求。同时，目前的资助管理缺乏人性化，更多的是站在资助工作者的角度进行，没有因材施助，忽略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作为有意识的、能动的主体性的存在，在贴近学生的力度上不够，对于困难学生的情感需求、个人诉求、家庭背景以及兴趣及创造性重视程度不够，这些都直接影响着资助工作的科学实施。可见，在新形势下高校学生资助工作应该赋予更多的育人意义。如何在资助过程中体现制度化与人性化，如何在实践操作中更好地实现育人目标，这是当前目前高校资助工作的重要任务。自主性、能动性的资助育人导向亦是资助工作面临的现实挑战。高校的核心任务是人才培养。近年来，全社会聚焦高校人才培养，一方面，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力度逐年增大，不断完善的资助体系可以让学生在经济上无后顾之忧，能够顺利完成学业;另一方面提升大学生思想素质、专业知识、生存技能和社会竞争力，培养学识渊博、人格健全、品德高尚、能力突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高素质优秀人才，这是新形势下社会对大学生群体的期许和要求，需要通过富有成效的育人途径来实现。教育需要内因与外因的结合，只有主体意识不断增强，才能促进个体独立性的形成和发展。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是一群具有独立人格和自主意识的成年人群体，让他们在资助过程中亲身参与自我管理活动，体味人生价值，正确认识、评价自我，将贫困视为激发自己成长成才的历程，从而实现自我教育的目的。因此，如何培养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自我管理意识，这是落实好资助育人工作的重要环节。 三、新路径———高校资助育人要实现学生全面和全体发展 面对新时期大学生的心理特点与行为表现，资助工作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理念，倡导自我管理、自主成长，充分发挥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积极性和参与性，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从而构建资助育人工作新的发展路径和探索方向。 (一)以社团为载体，提升能力和素养 学生社团是培养和发展大学生兴趣爱好的广阔平台，是培养大学生自我管理的有效形式，亦是高校立德树人不可替代的载体，对大学生能力和素养的提升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尤其对提升家庭困难学生所面临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组织能力和创新能力等诸多问题作用显著。社团由学生自愿成立，在培养学生兴趣和特长的同时，也反映了学生多元化的成长成才需求。通过以社团为载体，围绕学生、关照学生、服务学生，不断提高教育、管理、服务的有效性和针对性。一群有着共同兴趣爱好的人凝聚在一起，能够在社团中找到集体归属感;在获得资助的同时以社团为载体组织开展特色活动，营造相互学习、相互合作、相互提高的良好氛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二)以榜样为引领，发挥示范辐射作用 资助育人工作不仅要集中精力解决学生的经济困难，还要重视对学生的教育和引导，把经济补助和思想帮扶相结合，防止学生产生等、靠、要的依赖心理，注意培养其感恩意识、自强品质和社会责任感，使之树立敢于面对困难、克服困难的勇气与决心。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让榜样为学生所树立，为学生所信任，为学生所学习，才能充分发挥榜样的示范辐射作用和强化学生的自我教育功能。在资助育人工作中，通过选拔和树立校内各方面优秀学生典型，加强学生朋辈之间的交流，发挥优秀学生的自身综合优势，通过开展励志、为学、敬业、奉献、感恩等主题宣讲活动，配合校内媒体、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多角度的宣传手段，着力树立奋发向上、见贤思齐的氛围，激励受助学生立志成才、全面发展。 (三)打造实践平台，实现“知行合一” 实践育人是高校育人工作的重要环节，为更好地实现学生的资助育人功能，通过搭建“实践平台”作为课堂教育的延伸和升华，促进受助学生全面发展。相比起流于形式的说教，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具有时尚性、广泛性、参与性，利用假期或课余实践开展志愿服务和公益活动，更能调动起学生的积极性;在服务他人、回馈社会过程中能体会到参与感、获得感和成就感，有助于感知社会责任，塑造“积极”的人格;在潜移默化中深化了学生对自身潜能的认识，促进学生在自我教育中锤炼，努力提升专业素养、组织管理能力和创新能力，为学生最终实现“知行合一”的自我完善与成长奠定良好基础，进一步实现培养人的目标。 (四)营造校园文化氛围，体现人文关怀 学生的自我管理要以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为前提，为更好地在资助工作中实现育人目标，就要最大限度地激发受助学生的潜能和积极性，强化人文关怀及价值引领。校园文化是一种氛围、一种精神，优秀的校园文化，可以陶冶学生的情操、启迪学生心智，对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产生深远影响。坚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在“以人为本”的理念指导下，深入开展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优化校风学风，繁荣校园文化，培育大学精神，为受助学生创造有利的学习、生活环境，给予他们自我发挥的空间和自由成长的舞台，使学生自觉地将自我管理融入学习生活中，推动高校资助育人工作向更深入的方向拓展。学生工作事关民生和社会稳定，也事关学生和学校人才培养，加强经济困难学生自我管理工作的根本目标是促进他们的成长成才。资助工作中科学构建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自我管理路径，可以使其明确和肯定自身的价值，在感受国家、社会和学校关怀的过程中树立起主体意识、责任和使命意识，并为实现责任和使命而发奋求学，努力促进全面发展，达到个体成长、学校育人目标的实现，真正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营造良好的经济市场氛围成了市场经济变革所面临的必然环节，为此应当在现行环境基础上结合实际现状，采取有效措施，遏制盗版现象的扩大势头，优化产业经济资源配置，逐步实现对经济的可持续循环建设。盗版现象作前市场经济建设中存在的特殊情形，是经济实体之间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回报以及生产经营资源所采取的措施之一，行业市场发展面临着较大的经济不稳定因素，致使在行业领域内盗版现象呈现出逐步扩大趋势，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市场平稳运行，为此如何能够有效控制盗版现象，提高抵御经营风险能力，成了经济建设部门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 1.盗版现象的简要概述 1.1盗版现象的主要种类及特征 在对现行不同行业内市场经济活动考察后可以得知，盗版现象的主要内容指的是针对现行市场当中的畅销产品、技术、品牌以及设施等内容，利用其仿冒技术，对其商标、外观、样式进行二次复制所形成的经济活动。目前盗版现象覆盖面包含了书籍类，如著作权版权，技术类，如知识产权，产品类，如品牌版权等，其特征主要表现为形式的多样化、营销模式违规性以及运作方式的隐秘性，如伴随着互联网络时代的到来，由于互联网信息所表现出来的无形化、数据传递高效率，使得在处理盗版问题时不能及时有效地捕捉到侵权证据。 1.2盗版现象产生导致的风险危害 一方面，所承担的法律责任风险进一步增加，盗版的主要形式是盗用、仿冒他人的产品成果，是建立在对相关产品权属的侵犯而实现的，使得使用者和参与者之间因产品属性、质量等法律问题纠纷进逐步增多；另一方面，严重削弱不同区域产业的建设发展积极性，及较多假冒伪劣产品的出现，促使正牌行业产品利润急剧下滑，导致经营者促进自身建设发展的积极性逐步降低。 2.形成盗版现象的主要因素 2.1市场需求基础因素 从经济学角度来讲，盗版现象问题的产生其重要因素是由于在市场环境中对于产品的需求要求而决定的，消费者在购买活动中选择商品的主要依据受经济收入的限制表现为对产品价格的需求和质量的要求，在同类型产品的选择过程中，如果质量相当的基础上，而价格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则会促使消费者选择价格较低的产品，而盗版现象的目的是以类似属性的产品在市场中流通从而获得较多利润回报，其中在价格方面的优势效益获得消费者的青睐，长此以往盗版产品的数量逐步增多最终形成了较大的市场空间。 2.2市场供应基础因素 为了确保产品生产经营体系能够正常运行，确保产品质量效益，因此在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对于原材料、技术等方面的投入占比逐步增大，促使产品在营销当中指导价格保持在较高的水平范围内，而受利润与价格反比例增长的关系，其获得的利润空间也逐步会缩小。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样，经营者为了追求更高的经济收益，减少资金成本的投入，增加利润占比，往往会采取盗版的方式来实现，同时虽然在此过程中存在着较大的风险压力，但是按照经济理论中风险越大、收益约高的论述，更加坚定了生产厂家进行盗版操作。 3.盗版现象对不同经济主体产生的影响 3.1对于消费者影响方面 主要体现在消费者剩余方面，按照上述论述当中盗版市场的形式其重要因素是由于消费者对于价格因素的侧重，虽然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经济收入得到了进一步增加，但是较大的产品价格差异，以及“花钱少、办事情”的思想意识，促使社会公众逐步将购买目光投向盗版产品，这也就为盗版产品带来了更多的购买优势，消费者可以通过较少的资金投入大量的剩余资金，投入到其他商品的买卖活动内，但是随着时间不断向前推移，盗版产品在质量方面的局限性日益凸显，所产生的安全隐患会对消费者造成人身财产损失，同时盗版产品数量的急剧增加，限制了正版产品的升级换代，消费者则无法体会到新产品带来的性能优势效益。 3.2对于生产者影响方面 在短期时间范围内，较低的资金成本投入成了生产经营者进行盗版实践操作的最大的驱动力，可以通过在同类型产品的经营过程中，充分利用不断扩大的价格差异，压低生产资金占用比例，从而实现获得更好效益的经营目标，进而为生产者提供了更多的原始资本积累，致使生产者能够拥有更多的生产剩余资金。在长期时间范围内，通过技术改造、管理创新等方式产生的经济效益其周期性较长、获得的利润较少，逐步被生产者所放弃，由于通过盗版经营方式获得了大量的生产剩余，导致企业在实现创新改革、转型优化的实践操作中出现了懈怠状况，如此一来，企业生产经营后劲跟不上时代的发展步伐，最终会导致被市场经济环境所淘汰。 4.目前控制盗版现象存在的主要问题 4.1监管体制方面 相比较发达经济体国家关于版权的监管机制体系设立以及运行操作，对盗版现象的控制还处在不断的探索阶段，我国经济部门种类众多，需要进行版权维护的产品类型呈现出多样化趋势，而产品研发的高效性使得在对相关监管制度的建设较为滞后容易形成监管漏洞，生产者会利用监管漏洞进一步扩大盗版生产的规模和范围，盗版现象所体现出来的风险逐步加深。 4.2行业体系方面 从行业规范角度来讲，疏于对相关管理体系的设计与规划，造成了行业间产品技术交流渠道不顺畅，各环节信息数据传递不及时，管理制度职责划分不明晰落实不到位，维权路径阻塞等现象发生，行业防范管理体系较为混乱，特别是在正版生产厂商在遇到版权纠纷问题时，作为行业带头部门受维权运行体系不畅等因素的制约，容易出现手续烦琐、部门繁多等维权难的现象出现，从而错过了最佳的追诉期，严重制约了行业中引导保障作用的发挥。 4.3经济主体方面 受主观思想意识的引导，生产者在充分利用现有生产经营资源的基础上，都希望扩大自身的经营规模和范围，从而获得更多的效益保障，使得企业能够在长期的市场经济建设中立于不败之地，因此盗版所具备的短期效益，可以为经营主体带来更大的经营收益，这也促使生产者为追求效益而盲目追求盗版操作，致使企业自身的技术革新等方面停滞不前，进而加剧了企业间恶性竞争的激烈程度。 5.创新盗版现象防范管理的主要措施 5.1建立综合型市场监督管理机制 应当在现有可利用经济资源的基础上，对市场监督管理机制实行创新型改造，逐步强化各管理要素之间的信息流通、资源共享、制度落实等方面措施，首先，针对深入不同区域内产业经济实地进行调查研究，在进入生产企业后重点了解盗版现象对企业产品经营所产生的问题以及影响范围，为增强管理体系合理化、规范化提供坚实的数据信息基础。其次，包括司法、工商、监察等多部门进行信息资源共享，以此为基础建立对易发盗版风险的防范预警机制，同时优化维权结构，提高维权保障效率，将因盗版而造成的经济财产损失降低到最低范围内。 5.2强化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 现阶段，依法治国的治国理念在社会各界深入推广与实践，提高司法权益保障效率，有效打击盗版现象的发生，是践行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表现，为此应当逐步加强对现有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规范有关盗版法律事项条款，进一步明确生产者主体间的权责划分，对包括《著作法》《知识产权法》等在内的部门法，根据市场发展形态进行修订，重点是针对新出现的盗版形式和经济纠纷行为进行约束，为生产者提供更加充分的法律法规保障。 5.3加强经营实体自身发展 从企业自身出发，一是进一步加强生产产品的技术保障，重点提高产品的技术运用的保密性，严格管理有关版权技术信息的流通，进行信息数据登记备案制度；二是创新对产品在性能、外观的优化设计，突出产品在实践运用的独特性，例如：提升防伪标识的防伪度，优化产品内部零部件的制造工艺；三是在行业企业间逐步形成打击盗版的思想共识，逐步树立公平竞争、公平买卖的意识，构建和谐的市场经营氛围。结语综上所述，打击盗版历来是市场经济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其盗版现象的形成与扩大对于加快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起到了严重制约的作用，为此应当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对盗版现象的防范与打击力度，重点从体系建立、完善法律以及企业自身建设等方面采取措施，为构建可持续循环经济探索出新的建设路径。 参考文献： [1]王新茹.盗版的成因与治理对策探索[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5(24):31-32. [2]周琛森.基于网络盗版现象分析著作权保护问题[J].法制博览,2016(17):5-7. 作者:马莉 单位:云南能投基础设施投资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城市经济学论文:城市经济学指导下的数字化市政管理 摘要:近年,伴随着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势头,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也在加速推进,城市的数量与规模大小都呈现出猛烈增长的趋势。在这种发展形势下,以人工管理为核心的传统型市政管理的缺点也日益显露,如:相关机构各自为政,信息共享差,相互沟通少。传统型管理方法只能有效发挥市政管理的基本功能,只适用于市政设施种类少,数量小的情况。一旦市政设施类型多样化,数量激增,落后的传统型管理方法就难以满足城市市政管理的现实需要。因此,进行数字化市政管理是当务之急。 关键词:城市经济学;公共经济;城市化;可持续发展 一、城市经济学及相关概念 城市化作为社会发展不可避开的必经阶段,一方面有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也会给城市带来层出不穷的难题。这些问题牵涉范围广,会触及土地、环保、市政设施建设等诸多方面。由于学界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日益深入,人们对其的认识也日益成熟,而城市经济学也在这些问题的研究中应运而生。城市经济学是以城市综合体的经济运行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经济学分支学科,可以为公共经济资源在政府手中的分配,提高公共经济效益提供理论和决策依据。该学科的主要研究内容就包括城市土地的开发与利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等。城市规划不仅是政府的职能之一,体现了政府意志,更是涉及百姓切身利益的一项重要的公共政策。良好的城市规划是各界人士的智慧结晶,是党执政为民的政策的重要体现。时代变迁,科学技术飞跃,世界经济日益全球化以及信息时代的背景下,要想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势必需要政府运用数字化市政管理系统进行管理。城市市政管理系统具有复杂性、综合性,其主要特点如下:(1)地理分布特性。市政设施和使用者的地理位置分布呈现出显著特征,市政管理中的各项活动如管网改造、检修等,都取决于位置距离、覆盖范围、街道分布等地理因素。(2)市政设施数量多,种类多,分布广。(3)动态性。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管道管线、市政设施等也相应会增加、废弃和更新。因此,在城市管理中,新情况新决策的出现都会带来海量的信息。 二、国内外一些城市的市政管理现状 在众多欧美发达国家,以网络技术、信息技术及可视化监控管理技术等为代表的数字化技术已经在市政管理中实现了成功应用,且大幅度地提高管理效率、水平和力度,推动了城市经济向着可持续方向发展。如:美国运用GIS进行市政管理,从而实现了对部分市政设施的远程监控;加拿大通过土地信息系统,搭建起与土地有关的法规、政策性文件、档案以及申诉案件的信息库等。此外,在灾害及突发状况的应急处理上,美国、日本等果都各自利用GIS技术搭建起有针对性的紧急事故处理系统。这几年间,中国部分城市市政管理水平较高的城市也陆续建成了部分市政业务管理系统。例如,南京市政府建立的户外广告管理系统、上海出现的管线管理系统、大连市政府使用的城市路灯监控管理系统等。上述管理系统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市政管理工作的效率以及水平。下文将以广州、北京两座城市为例对数字化城市管理进行分析。 (一)广州的数字化城市管理 中国城市的数字化市政管理建设很晚才开始起步,为了实践建设统一信息平台的理念,2004年广州市园林局提出了建设“广州数字市政”的思路,即第一步是搭建一个统一的信息管理系统,并将整个广州市的市政公用园林设施都录入到系统中,从而得以实现对公用园林设施的实时的全方位的监控。此外,还可以将系统与模拟仿真技术相结合,在城市的安全保障和抗震救灾等方面为政府的管理与决策提供科学参考。这个系统要依据现实的基础条件以及实际的需求,进行分层次、分步骤的实施。该系统包括三个基本模块在内,如下所示:(1)地理信息系统(GIS);(2)业务管理系统(GIS);(3)AI人工智能辅助决策系统。 (二)北京的数字化城市管理 由于城市管理服务水平始终难以获得有效的提高,北京被迫开始走上了数字化城市管理之路。北京政府在城市管理上投入了大量资金,但“下水道井盖失踪”等问题依然存在,市民的满意度不高。因此,基于数字化基础而建立的城市公共管理服务系统在北京被投入使用。自2004年4月份起始到现在,经过理论研究以及在实践中投入运行,北京市东城区政府整合多项数字技术,建立建成了以“城市监督中心”以及“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为核心的新型城市管理制度,利用数字化技术改革发展了城市管理模式,在城市市政管理中获得了显著的效果。北京市推行“数字市政”项目的最终目标是借助北京市的城域互联网以及综合信息平台,使用移动通讯、互联网以及“3S”技术(即GIS,GPS,RSV),建立起一个结合电子政务平台、电子商务平台和信息化社区,面向政府内部和社会群众的市政综合管理服务系统。 三、目前市政管理中的问题 城市数量和规模的激增,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使得中国城市的规模结构继而产生了巨变。人口数量多的大城市数量达到了增长高峰;人口规模中等的城市的数量也持续增加,一些小城市的规模急剧扩大,成长为中等城市。而这些新诞生的中等城市,市政设施的种类、数量也大为超出原本的规模。在城市发展的形势下,城市市政管理也出现了各类问题。传统城市管理模式存在诸多弊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各大城市管理部门各自为政,职责权能划分不清,又难以统一调度。市政管理牵涉的部门众多,又由于各部门的行业和主管单位都不同,所以部门间的信息共享差,沟通受阻碍。典型例子就是，刚修好又被拆的马路、房屋等。“刚修好又拆掉”不仅会影响城市面貌和市民生活,更是对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破坏。(2)过于依赖突击式管理,缺乏切实有效的长效管理机制;(3)粗放型管理,信息获取和处理不主动不及时,效率低下;(4)未能建立起统一的工作成效评价标准以及合理的、可操作性强的监督及赏罚机制,各种监督和制约制度都难以发挥作用;(5)过于依靠人工管理。管理人员利用基础通讯设备和长时间学习积累下来的个人经验,可以大致了解城市区域的基本情况。但大规模投入使用的新市政设施就会让管理人员一时难以掌握。台风、地震、火灾等突发事件,会使得城市的各种市政设施负荷大为增加。若缺乏良好的应对之举,管理者和决策者又不能及时获取充分、真实的信息,就难以及时了解现场的实际情况,从而可能出现管理决策、应急处理上的过失,甚至给人员、财产带来严重损害。(6)规划失控,城市发展建设急功近利,官员为了政绩大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部分城市为了在数据上实现高水平城镇化,大量开设开发区、市民广场等破坏土地的项目。而且由于盲目的房地产开发,很多城市都供过于求,大量土地被破坏、房屋被闲置。巨大的浪费与现代社会倡导的“节约型社会”理念大相矛盾,也有违城市经济学中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上述种种问题层出不穷,且久久难以得到有效的处理,绝大原因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数字化市政管理平台。各个市政管理部门,各管各家,部门之间缺少沟通和统一调度。虽然很大一部分城市的市政管理相关部门已经开始重点关注上述现象,也陆续颁布了一些相应的规定或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来应对,但这些应对之举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发挥作用,产生一定的效果,治标不治本依然是最大的问题,在根源上问题依旧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只有从管理的基本制度下手,建立完善数字化市政管理系统,各个市政管理部门间才能实现良好又有效的沟通,实现部门间的市政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走出各自为政的困境。 四、数字化市政管理的意义 城市各种市政设施的正常运行、社会生活秩序的维护离不开城市市政管理。城市市政管理有着极为丰富的涵义,广义范围上的城市市政管理涵盖了城市工作的方方面面。城市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市政管理,如城市交通系统,给排水系统,通讯设施和线路,电网等。城市市政管理就是在各部门管理下,协调各类市政设施的运行、维护。但由于市政管理牵涉部门众多,而各工作部门又都有一套自己的管理体系,各自为政,互不交流,如此就导致一个看似简单的管理工作却需要几个不同的部门多次磋商,更甚者互相推诿的情况。数字化市政管理方法的使用会助推城市市政管理水平攀登到新高峰,大大提高管理效率,减少资源浪费。传统型城市管理中,各个市政部门各自为政,缺乏沟通,信息和资源缺乏共享;而使用了数字化技术的市政管理系统则可以有效地统一调度整个市政管理所牵涉的所有部门,在各部门间建立起良好有效的、及时的、高效的沟通交流机制,充分使用各部门的信息和资源。此外,因为各个市政设施和事件都有着统一的唯一性标识,全部被记录在数据库中,所以政府可以进行更精细的管理。数字化市政管理,可以大幅度地提升市政管理的工作效率。在各类数字化信息管理平台上,工作人员可以在相较之前极短的时间内找到问题所在,迅速地确定事件,快速地便捷地搜寻到所需的信息。从而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以及准确度,更及时有效地处理问题。此外,数字化市政管理对建设新型市政综合管理体系大有裨益,可以为科学合理决策提供有帮助的信息支持,并且还能够科学客观地评价市政管理的各方面水准,为市政管理的改良方向提供参考。数字化市政管理所具备的统计分析功能,能够直观地呈现出各项数据,为准确地分析问题及科学决策提供数据支撑。 五、建立数字化市政管理系统的举措 如今,数字化市政管理是时展的大趋势,搭建起统一的信息系统是信息革命的最终方向。但是由于各个城市市政公用基础保障供给领域缺少详细和集中的初始基础信息资料,想要建立起一个基础信息完善的GIS信息平台是难以一蹴而就的。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域差异大,人口众多,数据统计难度大,因此必须从实际出发,坚持“以用促建”的信息化建设方针,逐步深化完善信息内容。如今,三维可视化技术已实现了推广,众多领域中都有所应用,如城市规划、交通监测、地质勘察、气象预报、建筑设计、移动通信等大量领域。中国老百姓也能够享受到越来越精准的精确到小时的天气预报服务,开车出行也能够在手机上或者通过电台获取实时路况信息,从而尽量避开堵车地段,减少等待时间,提高出行效率。所以,一方面要避免盲目跟风地建设“统一的信息平台”从而影响实际使用;另一方面也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去欢迎不远的将来“统一的信息平台”的建成。城市公共基础保障供给行业在形成之初就产生了固定的传统管理模式,即始终由各具体行业自行管理。在这种模式下,各行业都有着一套较为独立的自我管理制度。短时间内想瓦解这种格局,强行推进信息共享方式下的统一管理难度较大,缺乏实际。而且这种变革不但与具体的技术方面、管理方式、运营模式等有关,而且更与社会文化观念的革新有关,是对信息共享理念的宣扬。在信息和资源共享的时代背景下,各地的市政设施都身处信息网络之中,就算各自为政,也会因“蝴蝶效应”导致牵一发而动全身。届时,“数字市政”将在保障城市市政设施平稳、健康、高效运行过程中发挥重大价值,促进城市经济朝着可持续方向发展。 作者:曾祥誉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城市经济学论文:城市经济学发展论文 一、城市经济学的发展现状 1.城市经济学的研究领域 城市经济学于上世纪中期成为西方工业国家社会研究的重点学科，城市功特殊功能区的划分使城市经济学开始对城市郊区化、都市化、城市发展的结构以及城市的区域特征进行研究；城市区域的不断扩大使得城市更新、城市土地利用、交通规划、对城市公共设施和城市环境建设进行研究也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的内容。到了20世纪晚期，我国开始对城市经济学研究加以重视，除了以上的城市经济学研究之外，全球城市经济学研究呈现出三个共同的特征：首先，由于城市的不断增长，由于社会生产生活造成的污染成为人类生活中的巨大问题，研究城市化和自然生态的协调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其次，城市发展使人口流动加剧，进而引起城市就业、消费和人力资源利用等问题，这也是现代城市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最后，经济全球化发展带来城市文化的交流，使国际都市的发展对比和竞争力研究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中的热点内容。 2.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科学研究需要有严谨的研究方法作为指导，才能够在研究过程中保证研究手段和研究结果的客观性，才能够使科学研究为真实生活提供指导和建议，城市经济学也是如此。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总结为两大类，一类是使用区位分析的方法，即对城市中的微观经济学的研究，例如对城市内部商业区的建设、居民住宅区的规划、城市设施建设等进行研究，此类研究常用问卷调查、访谈、个案分析、对比分析等手段进行研究；另一类是从宏观层面探讨城市经济问题，忽略城市内部的空间结构特点而将城市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例如对城市人口发展的研究、生态问题的研究、资源利用的研究等，此类研究多应用各种元分析方法对研究目的进行探讨。无论采用何种路径和研究方法，城市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原则始终是：客观、严谨、适用。 3.城市经济学研究的结论 我国城市经济学研究发展至今，在城市经济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上都得出了十分符合我国国情的结论，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在宏观的城市经济学研究中，研究城市化进程中的道路与城市圈进化问题，认为城市圈和城市发展以道路的形成主要原因，这使得我国的道路建设一度成为城市发展中的重点内容；研究城市化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发现我国经济结构发展的不均衡是导致城市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得出了“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性是建设现代化城市之根本”的结论；探讨城市化水平的测量问题，发现城市常住人口量是城市化测量的重要指标；在微观的城市经济学研究中，解释城市经营管理中的问题，所得的结论包括不同城市区域的土地使用和经营管理权力划分对城市发展起到关键作用、城市规划应遵循艺术性和科学性的原则、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对城市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进行城市生态重构、发展“城中村”等行为对城市发展的促进作用、城市建设规模失控、土地资源枯竭、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和加重企业负担会影响城市的健康发展等。 4.城市经济学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很多社会学领域都存在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脱节的问题，这也是城市经济学发展中出现的最主要问题。首先，城市经济学理论研究始终是薄弱的，很多研究结论是基于当前城市发展状况的，因此，当城市行政管理人员将城市经济学研究结果搬用到城市管理上的时候，研究结果对城市发展并不能起到十足的促进作用，对城市经济学研究结果的否定和忽视就此产生，这在城市经营当中尤为明显。不恰当的城市经营观也是城市经济学应用中的弊端：有人将城市视为超企业的经济实体，进行城市产业发展和建设发展的经营比比皆是；还有观点认为城市经营就是经营城市者通过创造、提供有价值的城市产品以满足城市消费者的需要和欲望，这成为城市经济发展和文明发展的主线，这实际上是不符合城市经济学研究结论的，“畸形”的城市也因此产生。 二、关于城市经济学的未来展望 1.城市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将进一步细化 追求城市经济学研究的前瞻性，使城市经济学研究结果具有“预测”功能，能够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起到指导作用，规避城市发展的风险，是目前城市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目的，这就意味着城市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将进一步细化。除了继续在目前的宏观城市和微观城市的研究路径中继续发展之外，探索文化发展与城市发展的内在机制，解释城市发展、文化发展、经济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是以后城市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内容。社会文化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不同城市的文化风格不同，经济发展状态不一，城市发展历程必然有区别，城市发展趋势也不相同。无论是在宏观城市经济研究还是在围观城市研究领域，将城市经济研究细化到探讨文化元素方面，将对预测城市发展以及为城市发展提供预测性建议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2.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创新 采用问卷调查、实际访谈等方法进行微观的城市经济学研究，采用对比研究、文献分析等方法进行宏观的城市经济学研究，仅能满足目前的城市经济学研究要求，在未来的城市经济学研究过程中，研究方法的创新是十分必要的。为了使城市经济学的研究结果具有前瞻性的作用，进行跟踪调查、进行不同年代的城市发展总相比对研究、探求城市发展的共性，进行空间上的横向对比研究，是模拟化的“实验研究”方法，这能够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预测性的研究结果。另外，在城市内部的不同区域进行对比性的实验研究也成为可能、进行试点性的城市发展行为研究成为以后研究的主要方法，这些创新性的研究方法的使用，都能够为城市经济学研究提供动力。 3.城市经济学研究结果作用范围更广 现代城市发展受到全球信息化和知识经济发展的影响，便捷而快速的信息交流不仅使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手段更加先进、研究更加高效，也使得研究结果的作用范围更加广泛。在信息化的支持下，针对一个城市的发展研究结果会很快被其他国家和城市经营者接收到，比对当下城市发展的状态，并采用其他国家和城市经济学研究的结果继续完善城市发展和建设的手段，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结果的作用方式之一；另外，跨国公司已经成为当前大多数城市的经济发展动力之一，这使得城市经济学的研究结果从单纯的“对政府经营城市提供帮助”逐渐发展为“为相关经济体的发展提供帮助”，跨国公司和连锁企业的发展也需要借助城市经济学研究的结果，这也是城市经济学研究作用范围扩大的表现。 4.城市经济学研究受到政府大力支持 城市经济学发展对城市发展、社会文化发展、经济发展乃至自然生态发展的重要影响，使世界各国和各级政府更加重视对城市经济学研究本身的建设。我国确定城市经济学的二级学科地位，允许全国各高等院校设立城市经济、城市管理等本科专业、大力发展城市经济学研究生教育，在条件具备的大学和城市,设立城市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将城市经济学的学科重点基地建设纳入教育部哲学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设规划中就是政府大力支持城市经济学研究的表现，随着城市经济学研究的不断发展，政府对城市经济学研究的投入将不断增多，城市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将逐渐由边缘学科向学术研究的中心靠近。 三、结语 综上所述，城市经济学研究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领域，城市经济学研究在内容、方法上都在不断发展，即使城市经济学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但研究结论已经为我国城市发展起到帮助，除了城市经济学本身的不断发展进步之外，政府对城市经济学研究的支持，终将使城市经济学发展成为我国社会科学的核心内容，城市经济学研究也将为我国乃至全球城市发展起到指导作用。 作者：李敏 单位：中国民生银行 城市经济学论文:我国城市经济学发展未来趋势 一、对城市经济学的基本概念进行分析 1.分析城市经济学的基本含义。 通常来讲，城市经济学主要研究的内容是城市在实际的生产、成长以及城市乡村融合的发展中经济关系以及规律的一个经济方面的学科。在现实工作过程中，实现经济价值已经变为城市进行发展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指标，对于城市经济学的相关研究也开始从之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研究拓展到了其他的相关领域当中，进而来对城市的相关规律以及各种活动之间的关系进行有效的发现。 2.对城市经济学研究的实际意义进行分析。 现阶段，随着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城市已经成为了社会当中非常关键的一个结构，城市的实际发展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人们的实际生活质量水平，同时还会决定环境的发展。对城市经济学进行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是对城市发展规律与生产关系进行探讨，其具体研究的最终结果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城市的发展方向。同时，其结果还可以对城市的活力进行有效的评估以及预测。除此之外，研究城市经济学的最终结果能够有效揭示城市发展当中的生活以及自然之间的关系。因此，要想对环境与生活间的发展，就一定要实行城市经济学的实际研究。 二、对城市经济学的基本发展现状进行分析 1.分析城市经济学的具体研究领域。 在上个世纪时，城市经济学就已经成为了一个重点性学科。现阶段，随着城市区域的逐渐增大以及更新的逐渐加快，在很大程度上扩展了城市经济学的实际研究范围。之后，国家开始重视城市经济学的相关研究。下面具体介绍国际城市经济学研究的三个重要的特征：第一，城市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变为城市化以及生态平衡；第二，城市当中有着逐渐加快的人口流动，造成了城市当中的就业、资源利用等各个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也就成为了城市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方向；第三，竞争力以及发展对比也成为了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 2.分析城市经济学的实际研究手段。 在城市经济学研究的实际过程当中，应该有相对比较严谨的手段来进行有效的指导，这样可以有效保证研究的手段以及结果富含可观性以及真实性。通常来讲，能够将城市经济学研究的具体手段大体分成两类，第一类是运用区位分析的研究手段，该方法主要是研究城市经济学当中所包含的微观部分。第二类是在宏观角度对城市经济学进行研究的手段，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将城市当作一个整体。 3.分析城市经济学研究的一般结论。 随着我国城市经济学研究的发展，在其研究的所有领域当中所得出的结论对于基本国情都非常的符合，具体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首先，在相对宏观的研究过程中，对城市化的城市圈以及道路的进化问题进行研究，觉得城市的实际发展主要是道路的最终形成，这就导致我国将道路建设作为重点；其次，对城市发展以及经济发展间存在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经济结果发展出现不均衡的现象会造成城市的不均衡发展。然后，对城市化水平当中的测量问题进行分析，得出城市当中城市化测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是城市当中的常住人口数量。 4.分析城市经济学在实际发展存在的一些问题。 在很多社会学的相关领域当中，经常会出现实践与理论脱节的情况，同时这也属于城市经济学在实际发展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问题。其在理论方面的研究极其薄弱，研究的基础基本都是现在城市发展的实际情况，所以，当相关的管理人员将城市经济学的研究结果运用到城市管理方面时，根本就可以起到充分的推动作用，进而就在很大程度上忽视并否定了其研究的实际结果。在城市经济学的实际应用当中，不合适的经营观念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弊端。 三、对城市经济学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分析 1.进一步细化城市经济学的具体研究领域。 通常情况下，对城市经济学研究当中所具有的前瞻性进行追求，能够保证其研究的具体结果富含预测方面的功能，可以在城市发展的实际过程中起指导性的作用，对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风险进行有效的规避，这属于是现阶段研究城市经济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需要进一步细化城市经济学的实际研究领域。这就需要城市经济学不仅仅要研究宏观以及微观的经济，还应该在一定程度上探讨城市以及文化发展的机制，对城市、文化以及经济三者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进行有效的解释。经济以及文化之间的发展属于是相互联系的，城市不同就会存在不同的文化，同时还会有不同的经济状态，必然会导致不同的发展历程以及趋势。进一步细化城市经济学研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预测城市的实际发展。 2.对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进行有效创新。 对于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来说，运用访谈以及调查的方法进行微观方面的研究，同时运用文献分析以及对比的方法进行宏观方面的研究，这样的方法仅仅能够对现在城市经济学的相关要求进行一定的满足，在之后的研究中，创新相关的研究方法是有很大的必要的。对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进行创新具有非常强的前瞻性，具体的创新方法有探索城市发展的共同点、横向以及纵向的对比、跟踪调查等，这些方法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对研究结果进行有效的预测。除此之外，城市当中的各个区域实施具有对比性的实验也会变为之后进行研究的重要方法，在城市经济性研究的过程当中进行方法的创新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为其具体的研究提供足够的动力。 3.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会有更加广泛的作用范围。 通常来讲，城市的发展会受到各个方面的影响，主要有知识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信息的全球化等，快速以及方便的信息方面的交流能够先进化城市经济学的实际研究方法，同时还会增大其研究结果的实际作用范围。在已经实现信息化的今天，对于城市发展的研究结果会非常快速的被相关的经营者进行接收，根据城市发展的实际状况，采取相应的措施来进行有效的完善，该方法已经变为现在大部分的城市经济学研究结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方式。除此之外，现阶段大部分城市经济进行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是跨国公司，这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城市经济学研究成功的作用范围，同时，跨国公司利用该结果进行有效的发展，这也属于是其结果作用范围拓展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4.政府将会对城市经济学进行大力支持。 通常来讲，城市经济的发展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城市、经济、社会以及自然的实际发展，因此会让政府对其进行高度重视。在我国，城市经济学属于是二级学科，该学科的地位能够要求城市进行本科以及研究生相关专业的设置，在教育条件足够的城市当中，还能够设置博士后的流动站点。现阶段，城市经济方面的相关研究已经在逐渐发展，这也就带动了政府对于城市经济学研究的投入以及支持力度。 四、结语 总的来讲，在社会科学的实际研究当中，城市经济学的研究属于非常关键的一个领域，其在研究的方法以及内容上都处于逐渐发展的状态，尽管现在城市经济学当中有着很多的问题，然而，其研究的结果已经有助于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能够促进城市经济学的快速发展，同时还会变为社会科学的内容，进而有效指导城市的实际发展。 作者：李枫 单位：北京空中信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城市经济学论文:城市经济学教学改革实践与探索 一、新疆财经大学城市经济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改革动因 （一）城市经济学课程特点及发展趋势的需要 城市经济学是经济学重要分支学科，是介于社会经济学科、城市科学、工程技术科学之间存在与发展起来的一门具有中观性质、边缘学科性质的应用经济学学科。城市经济学以城市为研究对象，包括宏观城市经济学、微观城市经济学和城市经济与社会管理等研究内容。城市经济学已成为经济学类专业中的核心专业课程和必修课程，其教学对象一般为经济类相关专业本科三年级及以上学生，这些学生虽然已经初步具备一定的经济学基础和分析、判断和理解能力，但缺少城市实践的社会经验，没有城市发展的概念和有关城市经济的切身体会。在实际教学中，城市经济学应体现其应用性，应面向世界、立足于国内城市发展现实，体现中国城市特色和区域特色，达到结合当前中国或区域城市经济和城市发展的实际，应用城市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和城市经济分析方法来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的目的。以此为衡量标准，目前城市经济学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步伐仍跟不上城市经济发展的进程。因此，按照城市经济自身的演变规律、发展趋势和课程特点，深入系统地进行城市经济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显得尤为迫切。 （二）调动学生积极性和提高教学效果的需要 2012年3月，通过对经济学专业民汉三个班级、90份《城市经济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改革》问卷调查发现，学生对城市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设置、教学方式方法、教学模式等方面期待很高，尤其期待对城市经济学教学理论、教学实践及通过经济学理论解决实际问题进行创新，并以此来提高利用城市经济学原理解决现实经济活动和经济问题的能力。因此，城市经济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既是完善课程建设体系提出的新要求，又是适应新时期城市经济学课程发展趋势和转变人才培养模式的需要。 （三）适应新疆民汉一体化教学改革的需要 从城市经济学教学实践看，因民、汉学生在实际接受能力方面存在着差距，同样的教学内容并配合同样的教学方法，民族班学生表现出理论接受比较困难的现象，教师在民、汉班级教学内容设置、授课模式、授课方式方法等方面必须要采取区别对待方式。然而，案例教学对民汉班级学生都很有效果，学生对此模式的兴趣也高，在课堂积极思考、积极讨论，教学效果较为明显。然而，因受多种条件的限制，目前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案例教学内容因不同教师的科研背景而有较大的差异，教学案例数量还比较有限，在教学实践方式方法还需进一步探索、改革。 （四）新疆地方经济建设和跨越式发展所需应用型人才的需要 城市经济学注重在教学观念、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创新、提高，不仅能进一步完善经济类专业课程建设，促进教学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不断提高教学效果和质量，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在教学中把中国和新疆城市化演变、城市经济发展、城市经营与管理等实际内容融入课程，能够进一步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学生专业素养和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不仅符合新疆高校的办学理念，而且是新疆当前提高办学层次、为新疆大开发、大建设、大发展储备新型应用型人才的需要。 二、城市经济学原有课程内容设置和方法应用方面存在的问题 根据调查问卷分析，城市经济学原有课程内容设置和方法应用方面仍存在以下问题。 （一）课程内容设置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是现有教材实践性不够。因现有教材偏重于理论研究，理论体系较完整，利用现有理论解决现实经济社会中的问题章节内容安排不够，存在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学生接受存在困难。二是教学内容存在差距。分别针对民、汉学生差别化教学方式，即在城市经济学课程内容安排上，民族班级授课内容要比汉族班级少，且在授课模式、授课方式方面存在差异，导致民、汉学生在知识结构、认知等方面的差异。三是案例内容较少。因受多种条件的限制，案例数量总体上还比较有限，一些教学案例时效性较差，直接影响着教学效果。四是教学研结合不够紧密。新疆财经大学城市经济学科研团队在城市经济学领域虽有一些研究成果，但受诸多原因限制这些成果未能及时补充到教学中。 （二）课程方法应用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是案例教学方法应用不均衡。目前，城市经济学教学中仅有少部分章节采用案例教学方法，大部分章节仍缺乏实践性较强的案例，教学效果有待于提高。二是多媒体教学应用不够。多媒体教学的主要作用在于扩大信息量，吸引学生注意力，提高综合分析能力。但在实际中，城市经济学多媒体教学还未充分地发挥出应有的功能，课件与教材重复性较大，信息量不足。三是教学方法需要创新。采用案例教学、启发式教学、讨论式教学、研究式教学(如鼓励学生以本课程内容为主申报课题，等)、实践教学（如参观，请社会专业人士进课堂等）和实验教学等、进一步调动学生积极性，提高教学效果。 三、城市经济学教学改革实践 根据学生反映的实际情况，2011~2012学年第二学期，在城市经济学教学内容设置和教学方法应用方面进行了改革和创新，进行了一个学期的实践，取得较好成效。一是提前预做准备。将学生进行分组，每组6~7人，在每一章讲述之前由教师提前针对该章节重点和难点问题，结合当前国内外城市经济发展的动态给每组学生布置3~4个讲课主题，要求提前查阅资料、数据，做好讲解准备。二是学生授课过程接受大家提问和监督。学生讲解要求板书讲解要点并维持好课堂秩序，每个学生讲解时间控制在15分钟，讲解中和讲解完后要接受学生提问并进行解答，如当时答不出，可以继续查阅资料进行解答，学生解决不了的问题最后由教师解答。教师在整个上课过程中可以观察学生听课状况，及时进行管理。三是教师总结。教师对本章总体内容进行进一步概括和总结，强调重点和难点，同时通过记录每个学生讲解内容及时发现问题，并提出进一步提高的意见和建议。四是作业布置灵活多样。针对教材内容，结合学生查阅和讲解的资料灵活地安排作业，有些章节以小组完成作业为主，有些章节以学生个人完成为主。五是灵活调整考试内容。在所有章节内容讲完后，各小组要针对所讲授重点和难点设置复习题，有些好的复习题被选作考试试题。 四、城市经济学教学改革实施效果 （一）课堂表现方面 通过采用互动式教学模式，发现绝大多数民汉学生能对老师布置内容进行提前准备，能在课间主动和老师交流。有些学生授课准备相当充分，能全脱稿熟练讲授内容，数据和例子恰当并能较好解释理论，获得其他学生的认可。有些学生结合教材的内容，发散性讲解自己的观点和想法，富有创新性，吸引大家的注意力。比如，经济学2009-3班留学生案例授课在学生中产生很好的效果，他用计算机将哈萨克斯坦城市化进程画成一张图表，张贴于黑板上给学生讲解，思维清晰，内容丰富，语言生动，富有吸引力，赢得学生的热烈掌声，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有些民族学生对这种教学方式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根据其他学生在课堂上提出的问题，课后及时地查阅资料进行解答。这种教学方式，一定程度上锻炼了学生的胆识和汉语表达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培养了学生主动查阅资料、主动解答提高、主动学习的能力，民族学生对这种教学模式很认可，普遍反映“获益匪浅”。从听课来看，绝大多数民汉听课学生上课时注意力明显提高，以前经常出现的课堂说话、玩手机的现象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认真听讲、认真思考、勇于提问、敢于争论，课堂气氛较为活跃，学术气氛渐浓。 （二）试卷分析方面 通过2011~2012学年第二学期城市经济学课程内容设置和方法应用改革实践，涉及民汉三个班级的期末考试成绩均为“优良”。经济学2009~1班和经济学2009~3合班（共71人）平均分为86.93分，及格率为98.59%，90-100分之间人数为41人，所占比重为57.75%，80~89分之间人数为17人，所占比重为23.94%，70-79分之间人数为7人，所占比重为9.86%，60~69分之间人数为5人，所占比重为7.04%，60分以下人数为1人，所占比重为1.41%。此外，经济学2008~2班（共33人）平均分为87.45，及格率为100%，90~100分之间人数为16人，所占比重为48.48%，80~89分之间人数为10人，所占比重为30.30%，70~79分之间人数为7人，所占比重为21.21%。 （三）学生评价方面 在学期临近结束时，经济学2009-1班和2009-3班每小组学生代表总结了城市经济学互动式教学的效果及未来进一步改进的措施和建议，学生认为教学方式方法新颖，激发了学习兴趣，锻炼了学生的胆量和表达能力，提高了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要求继续坚持下去。在经济学院教学思想大讨论会议上，学生代表发言肯定了城市经济学的教学模式，并认为这种模式给予学生更多的思考空间，调动了学生学习积极性，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五、思考和启示 受就业压力、网络文化等因素影响，传统填鸭式教学模式已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下人才培养的要求，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势在必行。针对城市经济学课程理论与实践结合要求高、授课对象特殊的实际，授课中采取教师和学生搭配，授课内容既包括教材内容，也包括课外内容，授课方法采用案例式、讨论式和启发式等方法，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自主性，实现了从“要我学”到“我要学”的转变，提高了学生听说读写能力和胆识，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又促进了师生间、学生间的互动交流，真正达到了教学相长的效果。此次城市经济学教学内容和方法改革实践取得了良好效果，该模式还需进一步完善，如在实施过程中和学生平时成绩考核紧密挂钩，加大平时成绩考核比重，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在该模式不断完善的同时可为其他应用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和方法改革提供借鉴和参考。 作者：张艳 城市经济学论文:城市经济学产业结构论文 一、选题意义 经济发展是在产业结构的变动和调整中实现的，没有产业结构的变动调整与优化升级，社会经济就不可能快速发展，经济效益就不可能迅速提高。尽管经过几十年自身的发展和调整，但是，华北区目前的产业结构并没有达到合理的状态。区域产业结构趋同、产业协作程度差等问题依然突出，制约了区域经济竞争力的提高。完善华北区产业结构，不但能提高社会发展的效率，而且对统筹全国区域发展和推动中国社会经济整体发展具有十分关键的意义。 二、华北区产业结构现状与分布 除北京之外，其余城市第二产业比例均超过50%，说明第二产业在华北区大多数城市占主导位置，而北京具有很高比例的第三产业，从产业发展阶段来看，这是因为北京已经逐渐步入了后工业化阶段，而其他几个省正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所以第二产业占比例相对较高。 依据2012年各省市统计年鉴，选取了各省的重要城市作为样本点，其中第一产业统计指标采用的是粮食生产总量，第二产业采用的是各市规模以上(注:资产总额2000万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第三产业采用的是社会零售消费总额作为参考数据，由此笔者根据统计数据里面第一，二三产业在城市发展中所占的地位将华北区城市分为“两大类，四大块”，两大类分别是资源型城市与综合服务型城市，而资源型城市又可分为农业资源型，矿业资源型，旅游资源型，对应代表分别是上面的周口市，东营市，青岛市;综合服务型城市指的是北京市，具有全面的服务功能与很大的服务范围。中国经济的发展将要或者已经进入平台期，要想继续发展中所占的地位将华北区城市分为“两大类，四大块”，两大类分别是资源型城市与综合服务型城市，而资源型城市又可分为农业资源型，矿业资源型，旅游资源型，对应代表分别是上面的周口市，东营市，青岛市;综合服务型城市指的是北京市，具有全面的服务功能与很大的服务。社会零售总额是表现国内消费需求的数据，对比两幅图可以发现，第三产业分布图以及GDP分布图之间存在很大的吻合度，说明了第三产业的附加值较大，是推动城市整体GDP增长的主要动力。同时可以发现，省会城市，交通枢纽，沿海港口的服务范围较大。 三、结语与启示 (如资源分布，区位优越度)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以及分布。在华北区中，体现为东营依靠丰富的矿产资源成了工业强市，周口依靠良好的土壤与气候条件成为产粮大市。但是从整个华北区的宏观视角来看，华北区内部的产业结构依然存在着不合理之处，以京津冀地区为例，主要表现在产业结构不协调，产业链分工不明确，内部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为此我们需要综合分析各个城市在资源、区位条件，经济发展上的独特优势，通过调整产业发展政策实现区域产业链上的合理分工，使产业结构发展达到最优化。 作者：陈智维 林漉丰 单位：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 城市经济学论文:城市经济学理论论文 【摘要】本文从城市经济学的历史渊源、发展和变迁这一视角，梳理并评价了经济学说史上有关城市经济学的演进脉络，总结了城市经济学发展进程中值得借鉴的经验和教训，并展望了未来城市经济学发展的可能的新方向。 【关键词】城市经济学经济集聚城市化 一、引言 城市经济学的历史源远流长，其发展过程可谓一波三折。早在古希腊甚至更早的时候，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们就开始从劳动分工的角度关注城市经济问题了(Xenophon,BC.427-355;Plato,BC.380;WilliamPetty,1683)；到了古典经济学的时代，城市经济学出现了一个小的研究高潮，当时不仅有城市“劳动分工”说(AdamSimth,1776)，而且还盛行另一种可用以解释城市的经济学说——古典区位理论(Thunen,1826;Weber,1909;Christaller,1933;Losch,1938;Isard,1956)。可到了新古典经济学时期以后，城市经济学不仅没有在马歇尔天才的综合之后如虎添翼，反而却经历了长时期的沉寂、徘徊。其间，虽然也曾有过多次试图推动城市经济学的勇敢的努力，但它们最终均功亏一篑，以失败告终；到了1990年代，城市经济学在经历了一番反思和调整之后，终于涌现了两股试图融入主流经济学的努力，参见图1。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在1964年阿朗索(Alonso)出版了《区位与土地利用》一书之后，城市经济学却在新古典经济学对城市经济现象无能为力的大背景下，作为一门具备统一理论基础的学科而诞生。本文关注的问题是：城市经济学的历史如此悠久，但为什么却在古典经济学之后直到20世纪60年代的漫长岁月里相对沉寂，甚至长期被排除在主流经济学之外？还有，新古典时期，城市经济学曾经出现了几次试图将城市纳入主流经济学的“努力”，为什么它们最终均以失败告终？再者，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再次试图复兴城市经济学并使之融入主流的努力，这些努力是否能成功？等等。为了对这些问题做出较为系统的回答，本文将按如下顺序组织：第二部分回顾并评价古典城市“劳动分工说”的主要内容；第三部分简评以屠能为代表的古典农业区位理论及其与城市经济学之间的关联；第四部分对新古典时期试图复兴城市经济学的种种努力进行评述；第五部分对近年来十分盛行的“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进行评述；第六部分是本文的结论以及对城市经济学未来发展的展望。 二、“古典劳动分工”说——最早的城市经济学 早在古典经济学产生以前，有关城市的研究就已经出现了。古希腊最早的经济学家之一色诺芬(Xenophon,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55年)就曾从分工的角度来研究人口集中和专业技能以及产品开发之间的关系(Gordon,1975)。人口集中无疑是城市出现的先导，而专业技能的提高和产品开发无异于专业化和产品的多样化，很显然，这已经是最早的有关城市的经济学说了。 此后，另一位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公元前380年)则遵循着色诺芬的这一思想路线，并将之向前推进了一步。柏拉图写道：“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国家——是对人的需要的一种反应……由于这种对劳务的相互交换，大量的人便聚集在一起，并聚居在我们称之为城市和国家的地方”(Plato,Republic,Ⅱ,pp.369)。柏拉图的这段话为城市产生于专业化和分工确立了经济基础，并奠定了交换理论的基础。很显然，在柏拉图那里，是专业化创造了互惠的相互依存，而互惠的相互依存又确立了互惠的交换，在这当中，城市与分工和专业化经济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城市提供了对单个商品的相当大的需求，因而，分工和专业化有了存在的基础，另一方面，城市内的分工和专业化又提高了这里的工人们的技术和生产效率。 17世纪、18世纪，“古典劳动分工”说在解释城市问题时仍然占据一定地位，比如，威廉•配第(WilliamPetty)已认识到，大城市与劳动分工的内在关联以及专业化的好处等这些问题。尽管如此，只有到了亚当•斯密那里，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对城市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思想才日臻完善。这不仅体现在他对专业化、分工经济的独一无二的一般性分析方面，而且，也体现在他将专业化和交换视作为城市乃至整个市场理论赖以建立的基础方面，“文明社会的重要商业，就是都市居民和农村居民通商……这里，分工的结果就象其他方面的分工一样……都市是农村剩余物的市场……都市的居民越多，其居民的收入愈大，农村剩余物的市场愈广阔……都市附近的农业家和耕作者，从谷物售价所得的，不仅是农业的普通利润，而且包括自远地运来出售地谷物的全部价值。此外，他们还节省了这些东西的远途运费的全部价值”。 在这里，斯密不仅对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分工好处进行了阐述，而且也对城市市场广阔对居民收入的贡献、交易费用的节约、对国民财富的贡献以及由此引发的不同国家财富的差别进行了阐述。若用希克斯(Hicks,1965，第38页)的一个简单公式，g=(k•p/w)-1，那么，斯密的上述看法则更为直观，其中，k代表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比率，p代表劳动生产率，w代表实际工资率，g代表物质增长率。很显然，在实际工资率w给定的条件下，一国或一个城市的经济或财富增长便主要取决于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之间的比率k和因分工扩大而导致的生产率p的提高。在斯密看来，k的增长是有限度的，因此，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劳动分工。由此看来，斯密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而且也是第一位系统地从劳动分工角度来论述城市经济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差别的经济学家。 古典城市“劳动分工”说的优点在于：它对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分工的好处、城市市场广阔对居民收入的贡献、交易费用的节约、对国民财富的贡献以及由此引发的不同国家财富的差别等看法均颇富创见性，但由于这些阐述比较零碎、散乱、没有模型化，因而其内部组织和架构颇为散乱，甚至根本不是以城市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因而在客观上限制了它在后世的传播。 三、古典区位理论——城市经济学的摇篮 进入19世纪以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步在当时的后发展中国家——德国——萌发，工业革命的迹象已经凸现，但农业经济仍占据德国经济的主导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屠能以他对城市周围农业地租和土地利用的精彩分析受到了当时的主流经济学一定程度上的接纳。虽然屠能(VonThunen)开创的理论(TheIsolatedRepublic,1826)阐述的是农业土地利用和地租问题，但从另外一面看，它也是一部经典的城市经济学力作。 在屠能的理论中，一个孤立的城市（镇）作为整个农业生产布局的中心事先给定，在它的周围布满了为它供应农产品的农户；同时，每一种农作物的产量和运输成本也各不相同，相应地，每一种农作物的种植密度也各不相同。假定存在着农户与土地拥有者之间的竞争，并且每一个体均追求其自私利益，那么，农户之间相互竞争土地的结果，将使地租从中心向外围由高向低依次递减，直至为零。由于每个农户将面临地租和运输成本之间的两难，并且不同作物的运输成本和产量也各不相同，因此，农作物的生产将以同心圆的形式出现。给出了屠能模型的最直观的结果。该图横轴代表距离中心城镇的距离，纵轴代表租金。图中上半部分是均衡的“竞租曲线”(bindrentcurve)，也即在任一给定的距离时农户愿意支付的最高租金。由实线组成的包络线定义了租金级差。该线的不同部分代表，每一种农作物的种植者愿意比别人出更高的地租，结果便会得到图下半幅同心圆式的种植圈层。越靠近最里层，土地的租金就越高，运输成本越省，而最外面的土地租金为零，但运输成本最高。 从上看，屠能的理论似乎仅能对很多与农业生产有关的问题给出一个简化的解释，比如，它能解释不存在李嘉图式肥沃程度差异条件下农业生产专业化的可能性，也能解释农户与市场的距离、农户售卖农产品所得的价格和租金之间的关系。然而，该模型在多方面的扩展也使得它成为现代城市经济学的一块理论基石，比如，该模型可被修改并用于考察城市的土地利用问题，这构成了后来的“新城市经济学”的主要研究素材(Alonso,1964)，又如，在更近的时期，通过建立有关集聚经济的模型，该理论又可以被扩展到探索中心城市与次中心城市的内生形成问题(Weber,1909;Marshall,1890,1920;Christaller,1933;Hoover,1937;Losch,1944;Krugman,1991a,b;Fujita,1999a,1999b,ect.)。屠能生活在典型的农业时代，当时盛行所谓“规模报酬不变”的农业经济，这也许正是他的模型能够与以竞争范式为特征的诸多新古典应用相容的根本原因所在。然而，屠能的古典农业区位理论与古典和前古典时期用劳动分工解释城市经济问题的思想格格不入，前者的根本特征是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而后者的实质则是不完全竞争和报酬递增。更为重要的是，他以城市作为一个外生给定的中心作为分析的开始，也就是说，他的模型的重心在于理解如何促使经济活动远离中心的所谓“离心力”。对于使经济活动集中的所谓“向心力”，他的模型没有也不可能提供任何解释，这样，有关城市为什么形成以及怎样形成的关键思想便被他人为地假设掉了。 在屠能之后，古典区位理论形成了两个基本分支：第一个分支是要考察：在给定所有其他“经济人”区位的情况下，如何最小化某一特定“经济人”的成本问题，也即“最小成本区位问题”。该分支主要由韦伯(Weber,1909)、艾萨德(Isard,1956)、穆斯(Muses,1958)、萨卡世塔(Sakashita,1987)、贝克曼(Beckmann,1987)、师叶和麦(ShiehandMai,1997)等继承和发展；另一分支则要考察：在给定厂商相互直接竞争的条件下，厂商们如何寻找最佳的区位，以及在需求信息的条件下控制它们的市场区域问题，也即“中心地理论”和“相互依赖理论”，该分支主要由克里斯蒂纳(Christaller,1933)、勒施Losch,1938,1940)等继承和发展。这两个分支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城市经济问题的某一方面，比如，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能够解释厂商在城市中心集聚的趋势，克里斯蒂纳的“中心地理论”能够解释城市体系在具有不同区位的市场区域上存在的原因，但是，它们在解释城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时均面临着难以克服的缺陷： 第一，它们在解释城市区位问题时大多借用了物理学、几何学而不是经济学的概念和原理，结果便在客观上限制了它们在经济学界的影响力。比如，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中运用了“物料指数”、“位置权重”和“劳动系数”三个工具来解释工业区位中的最小成本问题，但该决策问题中的决策者到底是谁，是一家工厂还是企业主？如果是厂商，它是私人厂商还是其他？韦伯对此并未给予任何交代，换句话说，韦伯所说的最小成本问题既不是关于理性决策者如何做出合理决策的问题，也不是这些决策者之间如何相互影响从而产生一个特定结果的问题，因此，严格地说，韦伯的理论与经济学理论没有多大关联（Krugman,1995）。还有，克里斯蒂纳和勒施的“中心地理论”讲述的是在权衡了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之后，生产者决定集聚在一起形成一种城市结构，为相互交错的六角形市场区域提供产品，这的确是一个关于个体相互影响的决策问题，但是，它没有给出明确的决策者是谁，也没有言明决策者决策时的市场结构或者厂商是否存在相互作用问题，因此，正如克鲁格曼所说，“中心地理论提供的是某种纲要，一种可以把你对城市系统的思想和数据结合起来的方法，而没有提供一个更深层的原因来解释观察到的结构的经济模型”。 第二，更为重要的是，城市经济中的很多变量均表现出不可分性(indivisibility)和不连续性(discontinuity)以及外部性的特征，比如，城市的人口聚居区在空间上是不连续的，大城市的人口在集聚到一定的规模后可能会停止增长并在它的周围产生出更多的中小卫星城，还有，由于外部性的影响，一定量的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可以供多倍人使用等等，所有这些均意味着城市经济活动具有非线性和报酬递增的性质，因此，成本和收益很难完全体现在商品的买卖价格上，这样，传统的边际分析方法便无能为力，而应该用专业化和分工的方法来求解。而事实上，大部分的古典区位理论均在一个轻松的假定中将城市形成以及它的重要特征剔除掉了。 总之，古典区位理论建构在完全竞争、利润最大化、完全信息、即时调整和局部均衡等原理的基础上，它所作的假定与农业经济或者不发达的小城镇经济相匹配，但是，当工业经济的发展日益走向成熟，知识、信息和技能的重要性以及城市的集聚优势日益彰显的时候，它难以对城市经济的核心——城市形成——做出解释的缺陷，便成为其致命伤。结果，古典区位理论便走进了其理论研究的死胡同。 四、新古典时期的城市经济学——无能而无奈的努力 新古典时期，城市经济学基本处于沉寂阶段，主要原因在于：新古典经济学和古典区位理论一样，均与完全竞争和最低限度的政府干预相容，这就决定了它难以对城市经济活动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有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人人理性，对价格和彼此之间的活动具有完全知识。企业被假定为规模较小、不能行事其权力的价格接受者；生产要素均在公平的市场上交易，因之生产者能为他们的生产活动支付全部费用，而消费者除非得到合理补偿，否则不会被强制地容忍污染和噪音；所有的商品完全可分，且能以极小的数量进行生产和消费；最终所有的经济活动在价格机制下均达致最优的均衡状态；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城市经济是个非常不完善的领域，也即它以广为分布的外在性为特点，因此，客观上看起来比较理智的资源分配事实上很难办到，此外，城市的投资和生产倾向于“大批量、大规模”，这很难与“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相容(参见Button,1976,pp.3-6)；更加重要的是，城市经济以空间上的集聚为主要特征，这样的客观现实均与新古典的完全竞争、报酬递减等不相符合。 另一方面，在“马歇尔综合”的时代，经济学界流行的数学方法是所谓的“微积分法”。微积分法对于处理完全竞争和商品、要素完全可分的传统新问题得心应手，可对解释地理空间、城市等具有非线性特征的问题却无能为力，而用于处理城市和空间问题的数学工具——非线性规划、库恩—塔克条件等直到20世纪50、60年代才先后出现，这样，在经济学形式化日益盛行的19世纪后半叶，新古典经济学家只好满足于现实，在现有的条件下构筑城市经济学的大厦，结果便导致了城市经济学在新古典时期沿着两个完全不同的路径演进：第一条路径主要是继承所谓的“马歇尔传统”，将城市经济问题放在“外部经济”这一黑箱中来处理，从而演绎出用外部经济解释城市经济的诸多文献；第二条路径便是对屠能的理论进行简单地扩展和修补，也就是20世纪60、70年代“新城市经济学”的工作。 （一）用外部经济来解释城市 用外部经济解释城市经济现象的始作俑者是马歇尔，他不仅最早提出了“外部经济”的概念，而且首开了运用“外部规模经济”解释空间集中和厂商相互接近的优势，“当一种工业已这样选择了自己的区位时，他会是长久设在那里的：因此，从事同样的需要技能的行业的人，相互从临近的地方得到的利益是很大的……雇主们往往到他们会找到他们所需要的有专门技能的优良工人的地方去；同时，寻找职业的人，自然到许多雇主需要像他们那样技能的地方去，因而在那里技能就会得到良好的市场”。 更一般地，马歇尔所说的同一产业的厂商相互毗邻主要有这样三个方面的好处：第一，地理上集中的产业可以支持专业化的投入品生产者；第二，雇佣同一类型工人的厂商的集中可以相互提供劳动市场蓄水池的作用，也即当一个雇佣者的经营不好时，工人可以在其他的雇主那里找到类似的工作，反之，当他经营好时，又可以雇佣到更多的工人；第三，厂商之间的地理集中可以共享某些有用的信息。然而，不幸的是，马歇尔对城市或工业集中问题的处理法，给那些试图进行正规模型化的后来者带来了一个很大的难题： 外部性是什么？它到底是技术方面的，还是金融方面的，若是前者，则它会通过直接影响个人的效用或者厂商的生产函数而实现其作用，从而它与竞争范式相容；但是，若是后者，它将影响以价格机制作为交易中介的厂商、工人和消费者，比如，厂商相互临近可以相互借债、融通资金，但是，当他这样做时，一定会与整个经济的微观机制，比如规模经济的程度、厂商垄断权利的强度和商品和要素流动的壁垒的程度有关，也就是说，金融外部性与完全竞争的范式很可能不相容(Scitovsky,1954)。事实也许正如克鲁格曼(Krugman,1995)所说，正是由于技术外部性与竞争范式相容，所以，新古典经济学家通过假定集聚来源于技术外部性，便可以回避自己面临的模型化难题，而这样做的结果却使此后的城市经济学在劳动分工之外的另一条道上越走越远。 比如，20世纪70年代，亨德森（Henderson,1974,1980,1988等）因为沿着马歇尔的外部性的思路解释城市经济问题而受到城市经济学界的重视。例如，亨德森认为，人口之所以集聚以及城市之所以存在原因在于：它能产生生产或者消费方面的技术规模经济。在城市中，存在贸易品和住房两种商品，贸易品在城市商业中心（CBD）生产，住房在城市其他地区生产，工人往来于郊区与中心商业区；这样，随着城市工业在一个城市内的集中所产生的外部经济，将与大城市的交通难、往来成本等不经济之间产生两难冲突，其结果是最优的城市规模由此给定。如图2所示，该外部经济的净效应产生的城市规模与代表性居民所得到的效用之间呈倒U形关系。但现实中为什么具有那么多不同规模的城市？亨德森争辩说，不同产业的外部经济的程度是不同的，而外部不经济的程度则主要取决于城市规模，与具体的产业关系不大，比如，钢铁产业的外部性大，故折中外部不经济的回旋余地也大，轻纺城市则相反，最终，轻纺城市的最优规模在O点，金融城市在P点，但不同类型城市的代表性居民的福利水平将达到均等化水平Uz。 亨德森模型的主要问题在于，他通过假定将产生外部经济的活动布局在中心商业区来论述城市集聚现象。也就是说，他不能真正从微观主体相互逐利的结果中揭示城市形成和增长的根本原因，而仅仅诉诸于一个人们其实并没有多少认识的黑匣子——外部性——来解决问题。比如，他在论述城市的数量和规模时，依赖一个假想的大型开发商或者城市发展商来解决问题。从现实和理论来看，发展商或城市开发商均有内部化集聚外部性的趋势，这一点肯定是对的，因为内部化集聚外部性能让开发商或者发展商获得一定的利润，但是，该大型发展商或者开发商本身就是城市外部性的受益者，那么，城市生产或消费的外部性又来自哪里？作者对此含糊其词，并没有给予多少解释。因此，尽管亨德森的模型比前几者均多前进了几步，但他在城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时犯了和屠能模型、新城市经济学模型一样的错误。 （二）“新城市经济学” “新城市经济学”(Beckmann,1957;Wingo,1961;Alonso,1964;Mills,1967等等)主要研究的是城市内部的空间结构问题。其经典模型是一个单中心模型(mono-centricmodel)，该中心被假定为建立在平原上的一座城市，该城市拥有一个事先给定的中心商业区（CBD），它规模既定，从每一个方向远离中心的交通成本相等，城市的外围是土地和居住区，居住区被假定为一维空间；该城市地区人口给定，所有的人均充分就业；唯一的交通成本发生在居住区与中心商业区之间，中心商业区内的交通成本被忽略；偏好被定义为对中心商业区复合商品的消费和土地的消费；均衡时，消费和价格使所有的人效用水平相同；结果，城市的规模由收入、偏好、居住条件、交通成本和交通时间以及农业对土地的竟租方式等内生决定，土地价格、土地利用密度、城市人口的均衡区位等均由模型内生决定。 虽然其模型在向主流经济学前进的征程上大大迈进了一步，也产生了不少的真知灼见，比如，比如，它运用了经济学中最为有力的工具——一般均衡，又将厂商、消费者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看待，又如，它的结论之一是均衡的或者最优的人口和居住密度是与中心商业区的距离的函数，而该密度问题很可能与交通体系的拥挤有关；还有，它的很多模型研究了城市市场失灵和公共政策的必要性。但是其经典模型和屠能的农业区位理论一样，研究的是一个单中心城市(mono-centric)内部的空间结构问题。另外，最为关键的是，它不能解释：在工业经济得到很大发展的背景下，每个城市为什么会存在一个中心商业区，在它的周围会形成很多居住区和农业区。换句话说，它和屠能的缺陷一样，均不能将城市的形成作为一个变量而内生决定，而中心内生这一点在工业经济时代却变得比农业时代越来越难以回避。尽管如此，1964年阿朗索的《区位与土地利用》一书成了城市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而形成的一个明显的标志。在此之前，城市经济学零星、散乱、分析工具落后、模型外生程度高、解释力差、适用面小，在此之后，城市经济学开始拥有较为完整的微观理论基础和学科体系、分析工具较为先进、模型内生程度大大提高、解释力和适用面大大扩展。很显然，城市经济学在“新城市经济学”之后作为一门具备较统一理论基础的学科而真正诞生(Mills,1998,pp.1-11)。 总之，如前所述，传统城市经济学只提供了经济活动如何在城市周围扩散开来的有关理论，而没有提供经济活动为什么会在城市集聚起来，也就是城市如何形成在哪里形成的令人满意的解释，这正构成了传统城市经济学的共同缺陷。毫无疑问，对城市形成以及集聚区位的真正原因的探讨无疑将是未来的城市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五、城市经济学发展的新方向：两股试图加入主流的努力 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各主要国家都先后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在后工业化时代，全球经济的联系和互动大大加强，这样，以研究单个厂商乃至一个行业的规模和资源配置问题为主体的新古典经济学已越来越难以适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一个以空间上的集聚、交易成本节约、分工和报酬递增为特征的城市化问题已越来越成为主载人类社会经济乃至社会发展的一股强劲动力。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个能深刻、完整地解释和分析城市内生演进的真正的新的城市经济学已成为时展的客观要求。 令人可喜的是，20世纪60、70年展起来的很多有力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工具——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在70、80年代开始应用于现实，另外，数学和自然科学中也涌现有很多新的发现——混沌理论、控制理论、耗散结构理论、新进化论等等，所有这些发展均在客观上为城市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以1977年，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DixitandSiglitz,1977)的垄断竞争模型为例，在该模型出现之前，城市经济学在“空间不可能性定理”的视野内没有多大进展，可是在该模型解决了垄断竞争条件下厂商之间的战略互动行为以后，有关厂商和消费者在空间上集聚与分散的经济问题变得可以处理了。因此，该模型对城市经济学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一)新经济地理学 “新经济地理学”(NeweconomicGeography)以福基塔、克鲁格曼和维纳保斯(Fujita-Krugman-Venables)以及他们的学生等为代表，其主要解释的问题在于城市中心的内生性，还有，为什么在特定的地区或者地点出现厂商或者消费者的集聚，而在有的情况下却出现完全相反的过程？福基塔和欧格华(FujitaandOgawa,1982;OgawaandFujita,1980,1989等)论证说，如果要使城市中的所有人的区位同时决定的话，就必须在一个没有外生给定中心的区位上进行研究。为此，福基塔等人提出了决定城市区位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其中，必须解决三个方面的关键问题：引入不可分性(indivisibilities)、报酬递增(increasingreturns)和放弃完全竞争而采用不完全竞争。不可分性意味着某些生产活动必须具备一定的规模经济，而规模经济的作用会促使生产成本的下降。报酬递增则意味着一定的投入会带来网络正外部性，这在某种程度上等于斯密所说的“分工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不完全竞争则是保证报酬递增和不可分性得以实现的必要前提，也就是说，由于不完全竞争的存在，当某个地区的制造业发展起来之后，形成工业地区，而另一个地区则仍然处于农业地区，这样，两者之间的角色就会被固定下来，各自的优势就会被锁定，从而就会形成中心和外围的关系。 更具体地说，新经济地理学所说的“城市中心的内生性”就是“集聚经济”的另一侧面。那么，集聚经济的源泉又来自哪里？福基塔(Fujita,1990;FujitaandThisse,2002,Chapter1等)解释说：第一是非市场相互作用，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换、知识的共享，这会产生区位上的外部性和“毗邻效应”(proximityeffects)；第二是垄断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其中厂商生产差别化的产品，而消费者则偏爱多样化的消费；第三，由于相互竞争的厂商在地理上的毗邻，便会产生所谓的战略外部性。正像一个铜板有两个面一样，集聚经济既是中心城市兴起的根本原因，但是，它也是城市分散化或者网络化的主要原因。城市分散化或者网络化不是人为的结果，而是由于集聚经济在产生正外部性的同时会带来两个“冲突”，第一是集聚带来的效率的提高与相应的内部运输成本的提高之间的两难；第二是一个中心城市的集聚与其他城市之间的集聚的两难。总之，当一个中心城市的集聚经济达到饱和时，它便会让位于拥挤、污染等“集聚不经济”，从而其他城市中心的集聚开始占主导，于是多城市中心或者网络化的城市体系会形成。 “新经济地理学”的模型(Krugman,1991;Krugman,1995,1996;Fujita-Krugman,1995;FujitaandThisse,2002等)主要有这样一些优点：首先，它处理了空间异质性、空间集聚与分散、城市的形成、多中心城市的兴起等关键的城市经济学核心问题，而这些问题在此以前的模型中均没有很好地解决；其次，它运用了非常坚实的微观经济学假设，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之上，他们合理地解决了报酬递增、垄断竞争与空间外部性之间的古老难题；最后，该模型的主要结论——更高的交通成本和产品更低程度的差别化与城市分散对应，而更低的交通成本和产品更高程度的差别化与集聚对应，这些结论大多已得到实践和现实的检验。然而，它也存在缺点，比如，这些模型仍然使用典型的新古典经济学消费者和生产者截然两分的分析方法，这种分析方法虽然恰当地降低了解决问题的难度，但是，因为城市经济活动中大多的人本身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的事实，而使它的解释力大大降低；又如，大部分的集聚模型集中于某一种集聚因素的研究，但城市经济很可能与多种因素的集聚相关；最后，它不能预见很多与城市化进程共生的现象（杨小楷，1998，2002），然而，由于该模型能将地理学的生产布局理论、主流经济学的规模经济和报酬递增结合在一起解释城市的出现和城市化进程，所以，它却为以后新兴古典城市经济学提供了宝贵的研究线索和参考素材。 （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 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主要有这样一些模型：YangandHogbin(1990),Yang(1991),YangandRice(1994),YangandNg(1993)，Yang(1995)，SunandYang(1998),SunandYang(2002)等。这些模型虽然数目较少，但内容丰富，且隐含了很深的政策和应用意义。 (1)从分工演进和专业化经济的独特角度解释城市经济现象。在这些模型中，新兴古典经济学家们建立了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并考虑了不完全竞争和分工经济，从而内生化了城市的出现、城乡二元结构、城市的交易效率优势、城乡低价差别以及与城市化进程相关的各种共生现象。在这些模型中，第一，专业化经济和不同于新古典的规模经济，规模经济在一定范围内是递增的，但是，超过了一定的界限则它的报酬便是递减的。而专业化经济的报酬是递增的，它不仅能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也能内生出产品的多样性。第二，每一对“经济人”之间的距离足够小时，专业化经济的增长将会引起均衡从自给自足状态逐步自发演进到生产和交易的完全分工状态。当专业化经济足够大时，城市化将能通过缩小“经济人”之间的距离而使市场均衡从自给自足状态逐步演进到完全分工状态。第三，在新兴古典城市经济框架中，市场的功能将更加复杂，其中，它最重要的功能并不是如何分配资源，而是寻找最优的市场网络规模，这个最优的市场网络规模不仅有利于城市化进程的发展，而且也有利于商业化程度、人均收入的提高。所有这些均意味着：城市的产生和发展与人类社会中不同的分工和专业化水平密切相关，而城市化本身不过是专业化和分工程度随着交易效率的提升发生变化和改进的一个表现而已，所以，交易效率越高，分工水平就越高，城市的生产效率就越高，城市的生产力就越接近生产可能性边界，正是这个正反馈机制不断推动城市和城市化的进程。 (2)这些模型的内生程度更高，解释力更强。第一，它合乎逻辑地解释了城市的出现。在城市起源说中，既有“军事防御型”城市起源说，也有“社会分工说”，还有“私有制说”和“集市说”乃至“阶级说”和“宗教说”，但是，以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相结合来解释城市的出现既能从整个社会分工网络的角度解释城市与社会分工之间的关系，又能从个人自利决策的角度解释分工和城市化背后的经济根源，因而，该说比其他的“城市起源说”更具说服力；第二，这些模型可以解释与城市化进程中相关的各种共生现象，比如，每个人以及整个社会贸易品数目的增加、在城市生产的贸易品数目的增加、城市居民对农村居民相对比率的提高、每个人专业化水平的提升、市场数目的增加、经济结构多样化程度的提升、每个人交易次数的增加、贸易依存度的增加、不同职业人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度的提高、市场范围和内生比较优势程度的提高、市场一体化程度和生产集中度的提高、人均真实收入和每种产品生产率的增加等等。福基塔—克鲁格曼等人的城市化模型虽然也能解释市场数目的增加、经济结构多样化程度的提升、每个人交易次数的增加、贸易依存度的增加，但它不能解释个人的专业化水平的提升，因为这一点在他们的模型中外生给定。 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的主要优势在于，它恢复了古典经济学中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精髓，并克服了古典经济学思想零碎模糊、体系组织性、逻辑性差、难以模型化等内在缺陷，能在一个具有严格组织体系的框架内将过去城市经济学的很多核心思想组织起来，此外，它的模型对城市化进程中很多现象能给出比其他模型更好的回答，但它也存在缺陷，比如，它的模型复杂程度较高，还有，很多人批评它的假设与现实世界相距甚远（比如，程炼，2002），另外，它的相关经验和政策分析还很少，这些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它在经济学界的传播。 六、结论与展望 一部城市经济学的历史似乎就是一连串失败的累积史。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最伟大的洞见就是劳动分工对经济发展、城市和国民财富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这么重要的思想却在马歇尔对古典经济学进行形式化的时候受到主流经济学的遗弃。同样的是，以屠能等人为代表的古典区位理论尽管十分重要，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模拟了现实，但是它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主流经济学的“漠视”；在此之后，虽然也曾有些经济学家拿着锐利的分析工具，试图为将城市问题纳入主流经济学而不懈努力，但无情的现实却将他们远远抛弃；令人可喜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过痛定思痛的城市经济学家们终于抓住了城市问题的症结，并找到了求解城市经济学的锐利武器，于是，过去几个时代的陈旧思想似乎一下子复活了，然而真正值得他们去做的也许只是记取这些经验和教训，保持一个清醒、理智的头脑。公务员之家: 首先，简洁的数学模型是所有生命力旺盛的学科的共同特点，要想使一门学科步入科学的殿堂并成为后人传承的经典，模型化也许是不多的几条出路之一。因为数学在经济学的应用不仅能为给定的理论模型提供从假设到结论的最简捷和有效率的逻辑链条，而且经济学家还可以通过多次的反复假设和检验来剔除模型中非本质的因素，并更快更准确地把握问题的本质和规律所在，更为重要的是，这样做的结果可以大大提升一个理论或者模型的严格和内洽程度，从而加速知识的积累和发展。很显然，古典以及前古典有关城市与劳动分工关系的学说尽管颇富原创性和说服力，但是由于它的概念很少进行严格的定义，且其理论没有用数学逻辑很好地组织起来，所以，它们只能是一些缺乏内部组织和秩序的理论片断的集合体，结果，在马歇尔对经济学进行形式化的时候，这一缺陷便在客观上阻碍了古典城市经济学说的发展；一个可作为反面的例子的是“新城市经济学”理论，虽然它完全是屠能模型在新古典时期的翻版，且其城市中心商业区外生给定，但是，由于它拥有较为系统、严格的微观经济学和数学基础，并且其模型均从“经济人”自利行为以及相互作用的结果推导而出，所以它反而成为城市经济学诞生的标志。 其次，一个理论或模型，不管它的目标多么宏伟，也不管它的假设是多么地不符合现实，但是，只要它能预测和解释现实，它就是一个有生命力的理论或模型。屠能生活的时代是典型的农业经济时代，农业时代流行的是所谓的“报酬不变规律”，城市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的作用不大，因此，屠能的理论虽然在解释城市形成时存在很大的缺陷，但是，它合情合理地描述了现实，因此它是那个时代最具解释力的模型；与屠能相比，“新城市经济学”似乎显得比较幸运，因为微观经济学和数学分析工具在那个时代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它没有观察到现实中最为普遍的现象——多中心城市的兴起，也没有把握住城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结果，由于它不能很好地解释现实而未受到主流经济学的重视；而笔者之所以相信“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可能有较大的发展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把握了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城市经济活动的本质特点——报酬递增——以及相应的模型化技巧——不完全竞争、专业化和相应的数学工具。 再次，城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城市经济学研究中的实质问题、根本问题，也是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城市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应该是寻找并把握核心问题，把握其规律性，但也不能完全忽视次要问题。古典和前古典经济学中有关劳动分工与城市关系的学说以及古典区位理论被时代遗弃是一个时代的必然，因为他们观察到了一个当时时代里并不重要的经济问题，并且当时城市如何形成、在哪里形成并不是当时的人们关注的核心问题；而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经济学的兴起则是时展的必然，因为当代的社会已进入一个后工业化的社会，城市已在人们的生活、生产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从而理解城市的内生形成已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和重点。同样的是，新古典时期用外部性来解释城市集聚的原因并不能有助于经济学家把握城市形成和它的区位本身，恰恰相反，它将城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放进一个人们并没有多少认识的黑箱中而试图掩饰自己对城市经济学问题的无能和无奈。 最后，当前的城市经济学的发展已进入了一个综合、调整和融合的新时期，一方面，过去的传统理论不断在新的躯体上复活，比如，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就借用现代的分析工具——超边际分析——将前古典和古典时期的城市与劳动分工的理论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框架内再现在世人面前，新经济学地理学则在屠能的地租理论、缪尔达尔“循环累积”(Myrdal,1956,1957)、马歇尔“外部性”、赫希曼的“产业关联”(Hirschman,1958,1968)等原理和概念的基础上构建新的城市经济学的框架等等；另一方面，新的分析工具和方法不断涌现，比如，新经济地理学将计算机模拟、演化经济学以及动态学来描述城市的演进等，而新型古典城市化理论则借助于非线性规划和库恩－塔克条件甚至计算机模拟等来建构起理论模型。还有，不同理论之间已经在某解关键的问题上达成共识，比如，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均看到劳动分工的重要作用。 因此，可以展望的是，未来的城市经济学理论将主要由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组成：第一，两者均有一个比较接近现实的分析框架作为支撑，前者以不完全竞争、报酬递增和集聚经济作为主要的分析框架，后者主要以劳动分工、专业化和不完全竞争作为主要的分析框架；第二，两者均拥有一个具有相当高级的数学工具作为支撑，前者以边际分析和一般均衡为工具，后者以超边际分析和一般均衡为工具；第三，两者均看到以往城市经济学理论的缺陷，同时这两个学派又均熟知主流经济学的学术规范和演进路径。因此，可以这样说，这两个城市经济学派的复兴不仅是对古典经济学分工和专业化问题的某种回归，而且是对过去的古典区位理论、新城市经济学、以亨德森为代表的用外部性对城市的解释、经济地理学经验和教训在一定程度上的总结，同时也是对过去城市化理论的某种综合和超越。 城市经济学论文:在城市经济学课程中应用案例教学法的思考 摘 要 城市经济学的教学目的是使学生在城乡规划中应用经济学的理论知识提出城市建设的对策与建议。在城市经济学教学中应用案例教学法，通过对典型案例的分析、讨论，增强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使教学更生动，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关键词 城市经济学 案例教学法 教学思考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城市建设的速度趋于稳定，社会对城乡规划人才的要求也有了一些变化，从规划、设计的技术型人才培养向研究、设计咨询的综合型人才培养转变。城市经济学是城乡规划专业本科阶段的一门专业课，是一门跨学科的课程，原来是城乡规划专业的选修课，以城市为系统研究其经济运行中经济活动的特征及其发展、演变规律，揭示城市经济活动和发展规律，为制定城市发展规划和城市管理政策提供科学依据和理论基础。 城乡规划的本质是引导与控制，对城乡经济发展有宏观调控作用。城乡规划其本质是一种市场辅助行为，旨在协调城市中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近些年，城市建设也在逐步转型，城市经济学的相关知识和理论在城乡规划设计中应用得越来越多，如对城市发展趋势、用地布局、政策制定等具体问题从经济角度分析，并应用经济学的观点提出对策、建议，因此该课程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但在该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存在学生学习兴趣低，对相关理论知识理解不够，不理解学习经济学理论也是专业知识学习的一部分，对课程重视程度不高等情况。要活跃课堂气氛，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需要对教学方法进行改革。 一、城市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城市经济学研究城市各个方面的经济问题，按内容大致可以分为6部分，即城市宏观经济体系（城市发展理论）、城市劳动力市场（贫穷、收入分配及就业的理论）、城市的房屋市场（居住结构理论）、城市运输市场（交通堵塞、污染调节的理论），以及运输对城市结构的意义、公共服务的提供（供求函数、公共财政及政府干预理论）。课程内容多且相对专业程度较高，对于没有任何基础的城乡规划专业的学生而言理解并掌握其基础理论与知识难度较大。在较少的课时中讲解大量的经济学理论与相关概念，容易变成“填鸭式”教学，使课堂枯燥乏味，降低了学生的学习热情。较难的理论知识也让学生难以理解和消化，学生易产生厌学情绪，要求授课老师在有限的课时内尽可能将晦涩的经济理论简明扼要地教授给学生。 在教学过程中，由于学生没有相关的基础知识，学习经济知识比较吃力，对城市经济学这门课程也不大感兴趣，以教师讲课为主的授课方式教学效果不太理想。城市经济学是应用型学科，教学目的是让学生在规划设计过程中运用城市经济学的知识来解决城市问题，把抽象的理论和现实中活生生的案例结合起来，使学生能综合运用城市经济学相关知识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是城市经济学教学中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必然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案例教学法需要学生从实际案例入手，研究案例、分析案例，找出一般规律性的原因并提出解决的方法，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明确了教学目标。教学中，通过案例教学法把经济学与城乡规划结合起来，在案例研究中把经济学运用到解决城市实际问题中，学生能直观地了解城市经济学与城乡规划的关系，从而愿意接受课程知识。 二、案例教学法在城市经济学课程中应用的可行性 案例教学法最早出现在哈佛大学，是哈佛大学法学院前院长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兰代尔提出的一种教学方法，最开始应用于法学教育中，后来被广泛应用于医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案例教学法是在教师选择案例，学生自行阅读、研究、讨论的基础上，教师引导全班进行讨论的教学模式，使学生从被动地接受知识变为主动学习、积极思考并尝试运用经济学和其他专业知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从而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案例教学法虽然在我国推广得比较晚，但其不同于以往的教学方式，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明确教学目标，因此案例教学法常被应用于经济学类课程的教学活动中。在城市经济学教学中适当采用案例教W法，学生通过综合运用经济学和专业知识对案例进行分析、研究和讨论等活动，逐步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课程基本的原理和概念，使学生明确教学目标，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三、对应用城市经济学案例教学法的思考 （一）案例教学法在城市经济学教学中的应用 在城市经济学的课堂上运用案例教学法，主要分为四个环节：首先，需要教师根据教学进度和教学内容精选案例，该案例应与章节内容结合紧密，能包含知识点，结合社会的热点问题并且难度适中，便于学生对真实、直观的案例进行研究。例如，在介绍城市发展战略时，可以结合近期的武钢搬迁到宜昌的案例让学生讨论武钢为什么会迁出武汉，对武汉和宜昌会产生什么影响，使学生理解梯度理论并了解该理论在城市发展中有普遍性原理。其次，要求学生在课下阅读、分析和研究案例，运用章节知识点剖析案例，形成个人观点。第三，教师组织课堂讨论，教师和学生都参与其中，相互交流观点。最后，教师归纳总结学生的观点并对这些观点进行点评，通过这四个环节，完成一次案例教学。 （二）案例教学法在城市经济学教学中的应用条件 虽然案例法能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但要很好地应用案例教学法，需要教师具有较高的经济学和城乡规划知识，有一定的实践经验和能力，能够使案例教学达到应有的效果；再次，教师只有全面深入地研究案例，才能在课堂上及时点评与引导学生的观点，对学生没有关注的部分及时提出问题，指出错误之处，这对教师的综合能力要求较高。其次，在进行课堂讨论前学生需要查阅大量的相关资料，既需要充足的时间也需要完善的图书资料。案例应提前一周下发给学生，并逐步完善图书馆的相关资料藏书量和电子资料，便于学生查找相关资料，保证顺利开展教学活动。第三，课堂讨论可采用多种形式。为避免由于学生人数多而只有少部分学生发言的情况，可以采取小组讨论的形式，集中讨论各小组的意见让学生都参与到讨论中；也可以采用辩论的形式，通过讨论、辩驳揭露对方的矛盾，使之逐步达到普遍性的认识。 四、在城市经济学教学中应用案例教学法的弊端 案例本身是有一定局限性的，难度适中与教学内容结合较紧密的案例较少，自编案例又费时费力，同时也受到教师自身学识的限制，编写的案例难与课程很好地结合；采用案例教学法不仅对教师的综合素质要求较高，也占用了教师大量的时间，增加了工作量，最好能采用团队教学的模式。其次，案例教学法要取得好的教学效果，也依赖学生课前认真准备，在课堂上积极讨论，要求学生有较高的学习自主性。但在实践中，能积极准备并参与讨论的学生较少，使教学效果大打折扣。针对这种情况，可以采取给学生分组的形式，让主观能动性强的学生带领组员共同学习，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城市经济学论文:浅谈城市经济学与城市规划的关系 摘要：城市经济学是研究城市在产生、成长、城乡融合的整个发展过程中的经济关系及其规律的经济学科。城市经济学既是一门以经济学基本理论为基础的应用科学，又是一门多学科，多层次融会综合的边缘学科。城市经济学对城市规划的贡献包括对城市增长和规模的预测，分析城市可能取得的经济资源和消费需求；对具体城市问题的分析和规划调控的对策建议等，最常见的还在于运用投资估算技术评估各类规划方案以帮助政府和投资者决策，此外还包括制定相应的经济政策以保障规划方案的实施等。因此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城市管理中应结合和合理应用城市经济学的理论，以城市经济学的理论实践指导和服务城市规划的编制、管理、实施，使我们的城市更加宜居宜人。 关键词：城市、城市经济、城市规划 一、城市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 城市经济学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是与经济理论从微观经济学到宏观经济学再到中观经济学这一发展历程一脉相承的。1965年美国汤姆逊的《城市经济学导言》问世，标志着城市经济学在美国首先诞生。虽然城市经济学作为中观经济学的重要学科之一只是经济学体系中的后来者，但它一经产生就体现出蓬勃发展的生机和对城市发展的重要指导意义。此后，城市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欧美各国、日本、前苏联得到较快发展。20世纪80年代，城市经济学在我国兴起和传播，经过20多个年头的风雨历程，城市经济学在我国已经得到长足发展，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是，从总体上说，我国城市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还远不能满足改革开放后我国城市迅速发展的需要，这与社会各界对城市经济学这一学科缺乏全面、深入的认识是分不开的，因此，认识城市经济学的性质，有助于我们更好的了解城市的规划建设、有助于我们更合理的看待城市的空间布局。 二、城市经济学的性质 （一）城市经济学是发展中的经济学 在城市快速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了一系列实际问题，但传统经济理论面对这些城市问题却束手无策。因为这些问题既不能用研究国民经济的宏观经济学，也不能用研究企业和市场的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和分析工具加以解决，城市经济发展的实践呼唤着一种全新理论的产生，并以此对城市经济的发展进行前瞻性的指导。20世纪初，一些学者开始致力于城市综合问题的研究，诸如城市土地利用与价格问题、城市交通问题、城市运输问题、城市环境污染问题、城市规划问题等，对这些问题的求解使城市经济学应运而生。此后，随着世界范围内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在各国经济发展中越来越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城市不仅是国民经济的支点、区域发展的中心，更是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纽带。与此同时，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经济问题也日趋复杂和深化，使得城市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展到城市化、城市空间结构、城市区域、城市管理、城市经营、城市文化以及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等诸多方面，城市经济学的“羽翼”不断丰满。但是，从目前国内外已经出版的城市经济学的教科书和论著来看，构建的体系自成一家，研究的范围各有侧重，尚未形成一套比较规范、完整的理论体系，对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复杂的问题，尚未给出解决的良方。城市经济学依然是一门稚嫩的学科，对城市经济学的研究还将持续地进行下去，城市经济学也将在发展中逐步成长，直到走向成熟。 （二）城市经济学是综合性边缘学科 城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为城市系统，重点是城市经济系统，而城市经济系统是多层次的，它包括微观城市经济系统、宏观城市经济系统和城市经济管理系统，研究对象的多层次性决定了城市经济学是一门内容丰富的学科，是一门边界宽广的学科。它是把许多的部门经济学应用到城市经济系统之内，并对其内涵和外延加以丰富和发展所形成的综合性学科。城市经济学的诞生，给传统的工业、商业、建筑业、金融业等部门经济注入了新的内涵和外延，使得对其研究从条条式的局部研究转入在城市这一综合有机整体下的全面、系统的研究，城市经济学将许多部门经济学难以解决的问题纳入其研究的范畴，以探求应对良策。城市经济学又与各部门经济学密切而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一门跨学科、跨部门的边缘学科。 （三）城市经济学是空间经济学 传统经济学以劳动时间作为衡量价值量的惟一尺度，将劳动价值论作为构建传统经济理论大厦的基石，认为只有劳动时间的节约才是经济的节约，而经济平衡只是价值量和实物量的平衡，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经济学是时间经济学。但是，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起作用的不仅仅是时间因素，空间因素的位置、运动和存在方式同样影响着经济的发展，“价值的创造既离不开劳动时间的延续，也离不开劳动空间的联系；经济的节约归根到底不仅在于劳动时间的节约，也在于劳动空间的节约和组合的优化；经济运行中的价值平衡和实物平衡，如果不与‘空间平衡’相结合也是难以实现的”。因此，在价值的形成过程中，起作用的不仅是劳动时间，还有空间结构。城市经济学的产生适时弥补了传统经济学对空间因素的忽视，并关注空间要素在城市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在空间范围内对城市进行综合研究，以实现经济要素在空间的合理布局，因此，城市经济学是空间经济学。城市经济学格外重视对经济要素之间的相邻效益、布局效益、网络效益和城市区域的聚集效益的研究，而这些城市空间结构效益具有比部门经济效益更深远、更广泛的意义，对空间结构的研究是城市经济学在发展一般经济学过程中所做出的重大贡献。 （四）城市经济学是公共经济学 世界范围的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使城市公共经济关系显得更为复杂和重要，公共经济对企业经济的促进和制约作用已经日益明显。城市经济学以其独特的视角， “不仅从企业角度出发，而且，更多的是从城市和区域经济整体运行盛壅塑 皇出发研究经济问题。因此，公共部门的投入产出及其政策的研究构成了城市经济学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相比之下，政治经济学、西方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及其各个部门经济学，由于出发点和侧重面不同，对公共经济的涉及和涉及程度是相形见绌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运用价值规律对生产关系进行研究，尚未涉及属于公共经济范畴的公共产品、公共投资、公共福利、公共政策和公共设施等方面的研究；西方微观经济学只对具体的生产单位进行研究，与公共经济领域几乎没有交叉；西方宏观经济学虽然涉及了对国民收入、货币、财政等公共经济问题的研究，但是，宏观经济学主要是从国家和全社会的角度来研究这些问题， 尚未深入到城市这个层面；各个部门经济学也或多或少地结合了一些公共经济学的内容，但是，那都不是完整的公共经济学，只是与那个部门经济学有关联的几个公共经济范畴；而城市经济学克服了以上各种经济学不重视城市公共经济发展的缺陷，对公共经济进行了整体的研究，由此可见，城市经济学也是公共经济学。城市经济学重点研究城市公共经济的地位、作用、内容体系，提出调控的方法和公共经济政策，如通过对城市土地的开发与利用、城市基础设施、城市文化设施、公共福利设施、公共卫生设施和住宅建设等问题的研究，为政府配置公共经济资源，提高公共经济效益提供理论和决策依据。因此，城市经济学是完全不同于企业经济学的治市经济学，是市长经济学。 （五）城市经济学是高级市场经济学 城市较之乡村具有更多的优势，使生产要素更多地集中在城市，城市经济得以迅速地发展起来。城市本身就是一个大市场，但这个大市场的经济问题不能运用传统的微观经济学来解决。因为微观经济学以价格理论为核心，研究单个经济主体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为谁生产的问题，并透过商品市场的价格决定过程，找到有限资源最佳配置的方法和途径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它是单个经济主体的市场经济学。城市则是由无数单个经济主体组成的集合体，但这个集合体绝不是单个经济主体的简单加和，它的经济关系比单个经济主体纷繁复杂得多，比单个经济主体研究的变量要大得多。市场经济学以劳动、资金、技术为因子，研究企业的投入与产出的数量、规模和比例关系，而城市经济学所要研究的变量却要比市场经济学多得多， 即使是相同的变量，在城市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下也有着更为深刻的内涵。在市场经济中，企业生产的动力和目的是实现利润最大化，而且这种经济效益是可以用货币衡量的，而在城市这一经济集合体中，绝不能片面追求经济效益，更要兼顾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而且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是不能用货币来衡量的。综上所述，城市经济学站在比微观经济学更高的层次上研究市场经济，研究由无数单个经济主体组成的经济系统的运行、形成的各种经济关系及其规律，并通过这些规律寻求城市经济资源的最佳配置途径，以实现城市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城市经济学是比微观经济学更为复杂的高级市场经济学。 （六）城市经济学是新型管理经济学 城市经济管理是城市经济学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城市经济管理既不等同于以企业为核心的微观经济管理，也不等同于以国民经济管理为内容的宏观经济管理。城市经济管理将微观经济管理和宏观经济管理有机地结合起来，“一方面，城市管理是落实国家宏观管理的重要环节；另一方面，是保证企业微观管理合理实施和充分有效的重要条件”。虽然从总体上说三者都是从事“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等活动，但城市经济管理却有其独到之处，诸如定位城市政府职能、进行城市经济社会综合规划、确定城市发展战略和目标；完善管理人才的培养、选拔和任用机制等。此外，城市经济管理的“导引、规范、治理、服务、经营”五大职能更是对传统管理职能的创新，城市导引是“对城市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进行方向性引导”；城市规范是通过法规和主动的引导对城市个体进行的有形和无形的约束；城市治理是针对城市中存在的经济、社会、环境方面的问题，采取多种措施进行“整治、矫正、调理”；城市服务是“通过制度、政策的调整和物质、文化条件的创造和改善，进行供给和帮扶的公益性管理”；城市经营是“通过城市资产资本化和市场化运作，保证城市整体和部门公共财产保值增值，从而实现经济、社会、环境效益最大化，提升城市竞争力的城市经济管理职能”。城市管理职能大大地丰富了传统管理学职能的内涵，所以，城市经济学是新型管理经济学。 （七）城市经济学是先进文化经济学 城市不仅为人类提供了生产和生活的物质环境，还为人类提供了活的文化载体。从风格鲜明的建筑物、五光十色的街景、东西南北的饮食到流行的服饰、奔驰的汽车，无不流动着城市文化的语言。城市更是文化的高地，科学技术的摇篮，人才的培育地和聚集地，城市负载着文化，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文化从其层次上说，有器物层面的文化；有制度层面的文化；还有观念层面的文化。文化从其形态上来说，有艺术形态的文化、知识形态的文化和观念形态的文化。而汇聚在城市范围内的文化则构成一个城市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魅力，不论是城市经济的持续发展还是城市管理的有效实施，都离不开城市文化这片土壤。从总体上说，先进的城市文化将有力地推动城市经济的发展，成为城市竞争力的重要决定因素，落后的城市文化也会制约、阻碍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文化对城市管理的影响，一方面体现在管理者的价值观念、价值取向、文化模式、文化素养等决定其观念、行为，进而影响城市管理水平的方面；另一方面，城市文化又通过市民的道德规范、文明程度、文化修养、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影响着城市的精神风貌，决定着城市管理措施的实效。将城市文化纳入城市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不仅又一次丰富了城市经济学，而且也使城市经济学成为先进文化的经济学。 （八）城市经济学是应用经济学 城市经济学是应用经济学而不是理论经济学。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是为了把握城市系统经济运行、经济关系及其规律，并以此来指导城市经济和城市管理的实践。研究城市发展规律，是通过对城市化基本规律的揭示，探寻城市发展的一般条件、动力及过程，这对于制定城市发展战略是有意义的；研究城市经济结构，是通过对城市三次产业结构、产业技术结构和组织结构以及空间结构的分析，以期对城市经济结构进行不断的调整和优化，这对于确定城市的发展方向、规模以及城市功能的定位是有意义的；研究城市经济环境，是通过对城市人居环境、人文环境和生态环境全面、系统的阐述，提高人们对人与自然、经济与自然协调发展的认识，这对于城市规划和建设以及城市走可持续的发展道路是有意义的；研究城市经济效益，是通过对城市经济整体效益、城市土地效益、城市规模效益或定量或定性的分析，来探索提高城市经济效益的途径和方法，这对于提高城市的综合效益是有意义的；研究城市经济区域，是通过对城市经济区域形成与发展的剖析，寻求城市与区域共同发展的机制，这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建设是有意义的；研究城市经济管理，旨在探索城市政府管理和社会管理的职能、方法、途径，这对于提高城市的水平和效率是有意义的；研究城市文化，旨在通过对城市文化与城市经济、城市管理之间关系的梳理，实施有效的城市文化发展战略，这对于提高城市的竞争力是有意义的。综上所述，城市经济学是为城市经济和城市管理服务的一门应用学科。 三、城市经济学与城市规划的关系 城乡规划，是指对一定时期内城乡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土地利用、空间布局以及各项建设的综合部署、具体安排和实施管理。该规划包括城镇体系规划、城市规划、镇规划、乡规划和村庄规划。城市规划、镇规划按照编制城乡规划的节段又可分为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 可以说城市经济学与城乡规划在诸多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城市化进程的关系 城市化或城镇化的含义，不同的学科分别依据各自的角度而有不同的理解。从经济学角度看，城市化是由农村自然经济转化为城市社会化大生产的过程。城市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实际上是由于生产力发展所导致的一系列社会经济现象的组合。 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促进了城乡规划的发展。城市化进程中城乡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比如城市人口急剧增长，城市土地资源分配及基础设施不能满足人们生活的需求等。这一系列的问题都需要城乡规划进行统筹安排与解决。 城市经济学研究城市化有一系列理论不如其动力机制为：农业发展史城市化的初始动力；工业化石城市化的根本动力；第三产业是城市化的后续动力等。 城乡规划将遵循城市经济学对城市化的一系列研究理论进行相关的统筹规划，达到城乡发展符合经济规律，促进城乡各方面的发展。 （二）经济中心与中心城市问题的关系 城市规划中城市发展的基本形式就是中心辐射式发展，城市群中以经济发达的城市为核心辐射周围的城市的发展；一个城市中由经济中心地区向周围辐射发展。 在城市经济学中经济中心的作用有以下几点： 1、工业生产中心； 2、商品流通中心； 3、交通运输中心； 4、金融中心； 5、信息中心； 6、科学技术中心； 7、文化教育中心。 而城乡规划基于经济中心与城市中心的作用于性质来进行城乡规划的统筹规划。要在格局，交通，建筑等多方面体现经济中心的作用，便于它诸多作用的充分发挥，进一步领导整个城市的快速发展，充分发挥其中心辐射作用。 （三）城镇体系的关系 城市，作为物质的生产地，不断输入各种生产资料，输出多种产品；城市又是物质的消费地，每天运进大量生活必需品，运出数以千吨的废弃物。所以城市与乡村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总是昼夜不停的进行着物质，人员，信息和能量等多方面的交换，交换频繁的地区就形成了一个有机的经济网络即城镇体系，而每个节点就是规模不等的城市。 也就是说城镇体系的形成源于经济的交流属于城市经济学研究范畴。而城乡规划则应遵循城市经济学对于城镇体系的一系列研究进行城镇体系的有机规划。 城镇体系的特征有： 1、整体性，城镇体系是由城镇，联系通道和联系流，联系区域等多个要素按一定规律组合而成的有机整体。因此城市规划在进行城镇体系建设规划时一定要着眼整体性的考虑，做到协调统一，全面发展。 2、层次性，城镇体系有大有小，随所在经济区的规模和层级而定；城镇体系内部的城镇有大有小，大的成为体系的核心，小的充当体系的基层。因此在规划城镇体系时应根据规模的大小做相应的规划，使城镇体系的建立具有层次性，无论大小各自发挥效应。 3、重叠性，一个城镇可能成为不同层级城镇体系的成员，并充当不同的角色，因此规划时应充分考虑到这一点，做好协调统一，并突出其重要的角色职能。 4、开放性，城镇体系不是一个封闭的组织，它是一个开放系统，随时都在和外界进行着物质和能量的交换。作为规划应当满足其开放性的需求，交通的规划直至关重要。 5、动态性，城镇体系形成之后并非福鼎不变，而是处于发展演化之中，外界环境与内在因素的变化都有可能使之发生形态上，规模上和结构上的演变。因此规划时一定要用可持续发展的眼光进行规划设计，满足其动态性的特点。 （四）人口经济的关系 我国是人口大国，人口在不断的增长之中，而城市人口正是生产与消费的主体，也就是城市经济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城市规划在进行城乡规划时一定注意起到引导人口流动，解决人口的就业生活等各方面问题。 （五）城市土地经济的关系 土地是极其宝贵的自然资源，是生产力的重要要读，是人类生产生活最基本的物质资料。土地的经济特性变现为： 1、稀缺性：由于土地是自然赋予的不可再生物，因此对于不断增加的人口和不断增长的需求来说，土地资源永远是稀缺的。城市规模越大，则往往供需缺口也越大，大城市商业中心地段之所以“寸土寸金”，正是因为其稀缺性而来。而城市规划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合理分配开发有限的土地资源，充分利用其相应的土地性能，达到最高利用率，不要浪费稀缺的土地资源。 2、区位效益性：决定经济活动的不同地理位置，称作区位。在城市，区位对于土地效益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城市规划在进行土地规划利用时应充分利用发挥不同土地的区位效益性，达到最大的经济效益。 3、边际产出递减性：在其他生产要素投入量不变时，某生产要素的投入量超过特定限度后，其边际产出递减性变现在，对土地的使用强度超过一定限度后，收益开始下降。因此，任何过渡开发不仅是对环境的破坏，在经济上也是不合算 的。因此在利用规划土地时一定要考虑此因素。 （六）城市住宅经济的关系 住宅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物质条件，它集生存资料，享受资料与发展资料与一体，和食物，衣服，交通工具一起，构成了人们每日不可缺少的消费品。住宅的需求与供给，建设与分配，是国际公认的重大经济与社会问题。城市住宅是城市建筑的主体，住宅建设对于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因此住宅问题解决的好与坏，关系到城市发展的长远目标。没有一个良好而稳定的居住条件，就不会有美好而持久的城市未来。而城市规划与城市住宅的建设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城市更新的脚步也越走越快，但是在更新途中住宅问题的解决并不是很理想，导致许多经济条件差的人不再拥有住宅，这是一个社会大问题，作为城市规划人员一定要着重考虑如何在城市发展更新，与人们的生活现实水平相协调。 （七）城市环境经济的关系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城市更新脚步的加快，越来越多的环境问题也凸显出来。大气污染，水污染，固体废物污染，噪声污染，热岛效应等环境问题在不断的给我们敲着警钟。环境不仅与我们的身体健康有着密切的关系，还与城市经济有着一定的相关性。起初，经济增长增加为公共服务提供的资源保障，使得环境得到改善。随着经济收入的增加，环境趋向恶化，但到达一定转折点时有缓和趋势，随着收入的继续增加，环境将继续恶化。因此我们必须提高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当环境无限污染时，我们的经济必然也无法前行。 作为城市规划，应当在城市不断更新的过程中提高对环境保护的重视，采取合理有效的方式方法改善已造成的环境污染和避免造成更多的环境污染，使我们的城市，家园逐渐恢复原有的美丽。 城市经济学是研究城市在产生、成长、城乡融合的整个发展过程中的经济关系及其规律的经济学科。城市经济学既是一门以经济学基本理论为基础的应用科学，又是一门多学科，多层次融会综合的边缘学科。它与城市规划学的研究领域互相渗透，研究成果也可以互相借鉴。因此我们应在未来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城市管理中结合和合理应用城市经济学的理论，以城市经济学的理论实践指导和服务城市规划的编制、管理、实施，使我们的城市的空间更加合理，城市的功能更加完善，使我们的城市更加宜居宜人。 城市经济学论文:浅析城市经济学的发展现状及未来展望 摘要：本文对城市经济学进行概述，说明城市经济学研究的总体状况并对城市经济学研究趋势进行探讨，希望能够为城市经济学发展提供帮助。 关键词：城市经济学；发展现状；未来展望 1.城市经济学概述 1.1 城市经济学的含义 城市经济学是研究城市在生产、成长、城乡融合的发展过程中的经济关系及其规律的经济学科。在现代社会，经济价值的实现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城市经济学的研究也从单纯的经济研究扩展到与经济相关的其他领域中。发现城市产生、成长、城乡融合的规律、探求城市经济活动中各种生产关系，是城市经济学的主要研究目的。 1.2 研究城市经济学的意义 在生产力高速发展的今天，城市成为人类社会最主要的结构，城市发展的状况不仅决定着人们的生活质量，还决定了城市环境中的个体发展的可能。研究城市经济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探求城市发展的规律以及生产关系，城市经济学研究的结果对引导城市的发展方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除此之外，城市经济学研究的结果能够评价和预测城市的“生命力”，能够为我们选择生活环境提供帮助；另外，城市经济学的研究结果还有助于揭示城市生态发展中的自然与人类生活的关系，这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目的是一致的。要探讨人类生活与环境之间的互动的发展，就必须进行城市经济学研究。 2.城市经济学的发展现状 2.1 城市经济学的研究领域 城市经济学于上世纪中期成为西方工业国家社会研究的重点学科，城市功特殊功能区的划分使城市经济学开始对城市郊区化、都市化、城市发展的结构以及城市的区域特征进行研究；城市区域的不断扩大使得城市更新、城市土地利用、交通规划、对城市公共设施和城市环境建设进行研究也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的内容。到了20世纪晚期，我国开始对城市经济学研究加以重视，除了以上的城市经济学研究之外，全球城市经济学研究呈现出三个共同的特征：首先，由于城市的不断增长，由于社会生产生活造成的污染成为人类生活中的巨大问题，研究城市化和自然生态的协调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其次，城市发展使人口流动加剧，进而引起城市就业、消费和人力资源利用等问题，这也是现代城市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最后，经济全球化发展带来城市文化的交流，使国际都市的发展对比和竞争力研究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中的热点内容。 2.2 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科学研究需要有严谨的研究方法作为指导，才能够在研究过程中保证研究手段和研究结果的客观性，才能够使科学研究为真实生活提供指导和建议，城市经济学也是如此。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总结为两大类，一类是使用区位分析的方法，即对城市中的微观经济学的研究，例如对城市内部商业区的建设、居民住宅区的规划、城市设施建设等进行研究，此类研究常用问卷调查、访谈、个案分析、对比分析等手段进行研究；另一类是从宏观层面探讨城市经济问题，忽略城市内部的空间结构特点而将城市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例如对城市人口发展的研究、生态问题的研究、资源利用的研究等，此类研究多应用各种元分析方法对研究目的进行探讨。无论采用何种路径和研究方法，城市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原则始终是：客观、严谨、适用。 2.3 城市经济学研究的结论 我国城市经济学研究发展至今，在城市经济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上都得出了十分符合我国国情的结论，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在宏观的城市经济学研究中，研究城市化进程中的道路与城市圈进化问题，认为城市圈和城市发展以道路的形成主要原因，这使得我国的道路建设一度成为城市发展中的重点内容；研究城市化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发现我国经济结构发展的不均衡是导致城市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得出了“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性是建设现代化城市之根本”的结论；探讨城市化水平的测量问题，发现城市常住人口量是城市化测量的重要指标；在微观的城市经济学研究中，解释城市经营管理中的问题，所得的结论包括不同城市区域的土地使用和经营管理权力划分对城市发展起到关键作用、城市规划应遵循艺术性和科学性的原则、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对城市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进行城市生态重构、发展“城中村”等行为对城市发展的促进作用、城市建设规模失控、土地资源枯竭、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和加重企业负担会影响城市的健康发展等。 2.4 城市经济学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很多社会学领域都存在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脱节的问题，这也是城市经济学发展中出现的最主要问题。首先，城市经济学理论研究始终是薄弱的，很多研究结论是基于当前城市发展状况的，因此，当城市行政管理人员将城市经济学研究结果搬用到城市管理上的时候，研究结果对城市发展并不能起到十足的促进作用，对城市经济学研究结果的否定和忽视就此产生，这在城市经营当中尤为明显。不恰当的城市经营观也是城市经济学应用中的弊端：有人将城市视为超企业的经济实体，进行城市产业发展和建设发展的经营比比皆是；还有观点认为城市经营就是经营城市者通过创造、提供有价值的城市产品以满足城市消费者的需要和欲望，这成为城市经济发展和文明发展的主线，这实际上是不符合城市经济学研究结论的，“畸形”的城市也因此产生。 3.关于城市经济学的未来展望 3.1 城市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将进一步细化 追求城市经济学研究的前瞻性，使城市经济学研究结果具有“预测”功能，能够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起到指导作用，规避城市发展的风险，是目前城市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目的，这就意味着城市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将进一步细化。除了继续在目前的宏观城市和微观城市的研究路径中继续发展之外，探索文化发展与城市发展的内在机制，解释城市发展、文化发展、经济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是以后城市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内容。社会文化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不同城市的文化风格不同，经济发展状态不一，城市发展历程必然有区别，城市发展趋势也不相同。无论是在宏观城市经济研究还是在围观城市研究领域，将城市经济研究细化到探讨文化元素方面，将对预测城市发展以及为城市发展提供预测性建议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3.2 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创新 采用问卷调查、实际访谈等方法进行微观的城市经济学研究，采用对比研究、文献分析等方法进行宏观的城市经济学研究，仅能满足目前的城市经济学研究要求，在未来的城市经济学研究过程中，研究方法的创新是十分必要的。为了使城市经济学的研究结果具有前瞻性的作用，进行跟踪调查、进行不同年代的城市发展总相比对研究、探求城市发展的共性，进行空间上的横向对比研究，是模拟化的“实验研究”方法，这能够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预测性的研究结果。另外，在城市内部的不同区域进行对比性的实验研究也成为可能、进行试点性的城市发展行为研究成为以后研究的主要方法，这些创新性的研究方法的使用，都能够为城市经济学研究提供动力。 3.3 城市经济学研究结果作用范围更广 现代城市发展受到全球信息化和知识经济发展的影响，便捷而快速的信息交流不仅使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手段更加先进、研究更加高效，也使得研究结果的作用范围更加广泛。在信息化的支持下，针对一个城市的发展研究结果会很快被其他国家和城市经营者接收到，比对当下城市发展的状态，并采用其他国家和城市经济学研究的结果继续完善城市发展和建设的手段，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结果的作用方式之一；另外，跨国公司已经成为当前大多数城市的经济发展动力之一，这使得城市经济学的研究结果从单纯的“对政府经营城市提供帮助”逐渐发展为“为相关经济体的发展提供帮助”，跨国公司和连锁企业的发展也需要借助城市经济学研究的结果，这也是城市经济学研究作用范围扩大的表现。 3.4 城市经济学研究受到政府大力支持 城市经济学发展对城市发展、社会文化发展、经济发展乃至自然生态发展的重要影响，使世界各国和各级政府更加重视对城市经济学研究本身的建设。我国确定城市经济学的二级学科地位，允许全国各高等院校设立城市经济、城市管理等本科专业、大力发展城市经济学研究生教育，在条件具备的大学和城市，设立城市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将城市经济学的学科重点基地建设纳入教育部哲学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设规划中就是政府大力支持城市经济学研究的表现，随着城市经济学研究的不断发展，政府对城市经济学研究的投入将不断增多，城市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将逐渐由边缘学科向学术研究的中心靠近。 结语 综上所述，城市经济学研究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领域，城市经济学研究在内容、方法上都在不断发展，即使城市经济学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但研究结论已经为我国城市发展起到帮助，除了城市经济学本身的不断发展进步之外，政府对城市经济学研究的支持，终将使城市经济学发展成为我国社会科学的核心内容，城市经济学研究也将为我国乃至全球城市发展起到指导作用。 城市经济学论文:浅析公共事业管理对城市经济学的认识 摘 要：在公共事业管理中，城市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科学，存在着跨学科的向度。城市经济学的的性质也是多方面的、多角度的。作者从了解城市经济学的性质入手进而推出了自己对城市经济学的独到见解。 关键词：城市经济学；公共政策；应用经济学；城市化；经济发展 一、城市经济学的诞生 就历史而言，城市经济学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是与经济理论从微观经济学到宏观经济学再到中观经济学这一发展历程一脉相承的。1965年美国汤姆逊的《城市经济学导言》问世，标志着城市经济学在美国首先诞生。虽然城市经济学作为中观经济学的重要学科之一只是经济学体系中的后来者，但它一经产生就体现出蓬勃发展的生机和对城市发展的重要指导意义。此后，城市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西方得到较快发展。20世纪80年代，城市经济学在我国兴起和传播，经过20多个年头的风雨历程，城市经济学在我国已经得到长足发展，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二、城市经济学的性质 城市经济学是发展中的经济学。在城市快速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了一系列实际问题，但传统经济理论面对这些城市问题却束手无策。随着世界范围内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在各国经济发展中越来越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城市不仅是国民经济的支点、区域发展的中心，更是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纽带。与此同时，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经济问题也日趋复杂和深化，使得城市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展到城市化、城市空间结构、城市区域、城市管理、城市经营、城市文化以及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等诸多方面。 城市经济学是综合性边缘学科。城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为城市系统，重点是城市经济系统，而城市经济系统是多层次的，它包括微观城市经济系统、宏观城市经济系统和城市经济管理系统，研究对象的多层次性决定了城市经济学是一门内容丰富的学科，是一门边界宽广的学科。它是把许多的部门经济学应用到城市经济系统之内，并对其内涵和外延加以丰富和发展所形成的综合性学科。 城市经济学是公共经济学。世界范围的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使城市公共经济关系显得更为复杂和重要，公共经济对企业经济的促进和制约作用已经日益明显。城市经济学以其独特的视角，“不仅从企业角度出发，而且，更多的是从城市和区域经济整体运行盛壅塑 皇出发研究经济问题。因此，公共部门的投入产出及其政策的研究构成了城市经济学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城市经济学重点研究城市公共经济的地位、作用、内容体系，提出调控的方法和公共经济政策，如通过对城市土地的开发与利用、城市基础设施、城市文化设施、公共福利设施、公共卫生设施和住宅建设等问题的研究，为政府配置公共经济资源，提高公共经济效益提供理论和决策依据。因此，城市经济学是完全不同于企业经济学的治市经济学，是市长经济学。 城市经济学是新型管理经济学。城市经济管理是城市经济学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城市经济管理既不等同于以企业为核心的微观经济管理，也不等同于以国民经济管理为内容的宏观经济管理。城市经济管理将微观经济管理和宏观经济管理有机地结合起来。城市管理职能也大大地丰富了传统管理学职能的内涵，所以，城市经济学是新型管理经济学。 城市经济学也是应用经济学。城市经济学是应用经济学而不是理论经济学。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是为了把握城市系统经济运行、经济关系及其规律，并以此来指导城市经济和城市管理的实践。 三、对城市经济学的认识 笔者认为，城市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渗透日趋活跃。我国城市经济学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中观层次和空间范畴上对城市经济问题进行了跨学科、跨部门的综合性研究。研究方式的多样化和研究手段的现代化。近年来，我国的城市经济学研究方式越来越多样化，出现了“个性化研究”的方式。与“个性化研究”方式相对应的是“群体化的跨空间协作研究”也正在兴起，出现了跨地域乃至跨国界的全球同步合作研究，这与网络化数字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等先进技术手段的应用密不可分。城市经济学研究方式的个性化、多样化，有力地促进了学科发的创新与突破。城市经济研究的对外交流与国际合作日趋活跃。 我国城市经济学发展存在一些问题。城市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存在不足，城市经济理论基本观点的表述存在不规范，城市经济理论研究与实践部分分离。城市经济学研究存在薄弱环节。对城市化问题、城市经营与管理问题的研究存在不足，对城市竞争力问题研究不足。 城市经济学基础研究。一是在重视对特定城市进行实证研究的同时，关注统领全局的城市经济基础理论研究，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快速发展的新背景下，对城市化和城市经济运行的规律性研究及城市经济学理论、方法、工具、经济模型的研究。其趋势是完善城市经济学基础理论体系，明确城市经济学的性质、研究对象、范畴、结构等问题，创建相关经济模型，提高研究的规范性和增强其实践的可操作性，规范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规范相关概念的使用。 在完善城市经济学学科体系与内容上，我们应融会多个学科的理论方法来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内涵和外延。如可探讨建立科学的城市政治经济学，包括城市及城市区域的生产系上层建筑、社会福利和行政区划等在内的问题，将制度性和社会性因素视为经济分析的内生变量，将所有权的分配、经济组织结构乃至社会政治制度结构都理解为城市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包括城市发展政策、城市产业政策、城市人口政策、城市户籍政策、城市土地政策以及城市社会治理的方针政策等。要加强以生产力为转移的城市化规律的研究、以经济发展水平为依据的发展阶段性的研究和国情与地区差异的研究。二是研究城市化进程中的具体措施，特别是政府定位及其作用的发挥。 我们要研究城市化与区域经济发展。如何抓住城市化加速发展的契机，加快落后地区经济发展，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以往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较少关注落后地区的城市化问题，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用城市发展的成本效益进行分析。从宏观的角度看，应加强对不同地区城市规模结构的发展规律、不同地区城市规模效益的发展规律、不同地区区域差别扩大与缩小的发展规律、不同地区大城市化与城镇化的研究和不同地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规律等问题的研究。五是城市化的比较研究。如发达国家许多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可资借鉴；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做法和经验也极具参考价值。 城市化不单单是一个经济过程，也是一个国民生活方式转变、文化素质不断提高的过程。因此，有必要加强城市化对国民生活观念的影响及应对措施的研究。七是城市建设的规划研究。应加强城市建设创新性与国际性关系的研究；加强民间建筑与公共建筑协调性的研究；加强城市建设方法论的研究以及城市规划法制性与指导性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 笔者认为，城市规划建设与城市管理问题研究可罗列以下三点： 一是，城市规划建设与管理中政府的职能与定位。这是城市建设与管理的首要和基本问题，相关的研究已有很多，但还不够清晰明确，指导实践的能力也不足，研究工作仍需加强。 二是，城市经营与管理过程中“三个效益”的统一问题。下一步的相关研究将集中在确立实现“三个效益”统一的原则和相应机制的形成与完善上。 三是，城市发展中的文化传承与保护。在追求所谓“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从经济学角度确立保护城市历史文化的机制，平衡城市发展与历史文化保护的矛盾。 四是，城市文化与城市文明的建设。研究精神文明与城市发展的关系；探索政治文明的推进措施；建树“伦理经济”和“道德经济”的产业文化观念；剖析城市环境的人文价值和经济价值；科学制定城市文化发展战略，积极探索发展城市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新途径。 作者简介： 徐佳琦（1991 ―），男，汉族 浙江衢州人，现为华中科技大学文华学院经济管理学部09级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学生。 城市经济学论文:城市规划专业本科城市经济学课程教学研究 摘 要 城市经济学是城市规划专业本科培养中的重要课程之一。文章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考核方式等具体操作层面，探讨了在课程教学中如何突破创新，更好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关键词 城市经济学 城市规划专业 教学 城市经济学是城市规划专业本科生的一门理论课。该课程以城市为系统研究其经济运行、经济活动的特征及其发展、演变规律的科学，被我国城市规划专业委员会列入了八门核心课程之一。①但该课程在当前我国以工科定性的城市规划专业课程中可以算是冷门课。以我校为例，该课程是专业任选课，安排在大四上学期（四年制）。我校城市规划专业教育延续了我校工科教育的传统，十分重视各种设计课与原理课，所以学生的动手能力比较强，而经济社会意识淡薄。然而在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时期，我国的城市规划正由技术性蓝图向公共政策转变。学科属性的转变对规划专业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的目标和要求，规划不再是纯粹的技术工作，不懂社会经济的规划设计人员将无法适应社会需求。②理论知识是枯燥乏味的，如何上好这门课，一直是笔者在思考的问题。 1 教学内容框架构建 1.1 针对本专业学生特点增加经济学基础的相关内容 城市规划专业目前在我国是定位为工科，由于目前的这种定位使得各高校在培养方向上特别注重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而忽视学生经济社会意识的培养。城市经济学是城市学科和经济学科相互交叉融合的一门边缘学科，要求学生掌握一定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城规专业的学生除个别有兴趣的选修过经济学相关课程外，大部分学生缺乏经济学基础。针对这样的状况，笔者在教学内容中专门增加“经济学基础”一章，内容包括：供需理论、外部性问题和公共物品等等，这些是理解和掌握后续内容的基础。 1.2 教学内容与注册考试接轨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工程建设领域开始实施专业人员注册管理的制度，注册城市规划师考试是绝大多数学生毕业后将面临的重要考验，对其个人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注册规划师考试有四个科目，《城市规划相关知识》是其中的一个科目，城市经济学是相关知识的一部分。为了使教学更好地满足学生就业后的需要，本课程在内容设置上参考了注册规划师考试大纲，基本涵盖了大纲要求掌握的内容。近几年注册规划师考试大纲内容一直在发生变化，教学内容也会适时作相应变动。 2 调动学生积极性—— 教学方法探索 2.1 教学内容实用化 城市经济学是一门实用性较强的学科，因而在教学内容的讲解中不能脱离现实社会，将学生密切关注的经济现实问题与理论知识相结合，更能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如在讲到城市交通政策时，新加坡在交通需求管理方面有很多先进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那如果把新加坡的经验完全照搬到我国是否适用呢？再比如，讲到城市公共经济一章，对于城市基础设施的经营，我国很多大城市都有一些成功的做法，当然也有的做得不太好，那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通过将这些实际问题引入到理论教学中，可以培养学生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学会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来解决实际问题。 很多学生对城市规划专业为什么要学习经济学感到疑惑。如果在教学中能把经济学与城市规划结合起来，把经济学运用到解决城市实际问题中，学生才会信服，从而愿意接受课程知识。城市规划的本质是引导，对城市经济发展有宏观调控作用。其本质是一种市场辅助行为，城市规划旨在协调城市中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经济学在城市规划中也有诸多的应用。如对城市具体问题的分析，并应用经济学的观点提出对策建议。例如针对城市交通拥挤问题，能否通过拓宽马路和修更多的路来解决？如果不能，为什么呢？经济学利用自身独特的视角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通过这些实际问题的引入，学生对课程的学习热情大大提高了。 2.2 组织课堂讨论 大四的学生已经有了一定的自主学习能力，他们不喜欢填鸭式的教学方式。对于这种理论课要能引起学生的兴趣就必须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在课堂环节下功夫。所以，笔者结合当前中国经济的现状，会有针对性地在每一章节给学生布置一个讨论题目。每次讨论题目都会在讨论课前提前告知学生，让学生课后查资料做好充分的准备。这样，就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变被动学习为主动思考。如讲到城市住宅这一章时，我们的讨论题目是当前的热点——国内房地产市场及我国城市住宅的提供问题；讲到城市土地一章时，我们关注的是中国的土地财政。这样的议题看似与书本知识关系不是十分密切，却能培养学生关心社会关心经济的意识。给学生传达一种观念：规划不是关起门来做设计，规划是政府行为，与社会经济发展关系非常密切。 当然，如何有效地组织课堂讨论也是笔者在教学改革中遇到的另一个难题。讨论题目布置下去有些学生觉得事不关己，或是对议题没兴趣，或是以考研考公务员为借口，根本就不做任何准备。为了改变这一现象，笔者做了如下尝试。一是将课堂讨论计入平时成绩，只要发言就能加分。二是分组讨论，每组选一个组长负责组织讨论。这样做一是为了防止学生在讨论时离题或闲聊其他话题。二是可以激励组与组之间产生观点的碰撞，甚至出现辩论的场面。三是学生在规定时间讨论完后，每组派一名代表发言，代表如果没有说清楚，其他同学可以补充。 通过在课堂当中增加讨论这一环节后，学生对城市经济学这门课程的兴趣大大增加，课堂气氛也更为活跃。之前上课不太认真的同学也纷纷加入到学习的行列。再则，通过对一些社会热点问题的讨论增强了学生作为社会一分子的责任心。作为城市规划专业的学生，语言表达能力非常重要。通过这样的课堂锻炼，也使得不少同学的表述能力得到了很大提高，可谓一举多得。 3 注重综合能力培养——考核方式的改革 考核方式对学生的学习方式有重要的引导意义。死记硬背的考试内容导致学生机械地记忆而不能真正理解和活学活用。为此，本课程在考核方式上做了些新的尝试。 为督促学生认真对待整个教学过程，同时引导和鼓励学生课下的自主学习与探索，本课程采用重过程的考核方式。学生成绩由以下几部分构成：上课出勤（10%）、课堂讨论（20%）和课程论文（70%）。学生的最终成绩能较好地体现其整个过程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效果。 为锻炼学生的论文写作能力，本课程在最终的考核方式上改为课程论文。论文不要求学生提出多么新颖的观点，着重锻炼学生书写论文的规范性和阅读归纳能力。课程论文结合课堂讨论的题目，学生可以挑自己感兴趣的题来写。针对论文写作中存在的问题，对学生进行一对一的辅导。通过这样的锻炼，学生基本掌握了论文的写作方法及写作的规范性。 4 结论 总之，课程安排力图实现基础理论与实际问题并重，既避免对过多枯燥理论的一般性介绍，也要实现知识结构体系的完整构建。脱胎于工科背景的城市规划专业开设城市经济学等人文科学课程无疑是值得推崇并大力发展的。 当前，正临我国经济转型时期，城市规划专业的发展也正面临转型，科学、审慎地完成课程设置与安排，对于今后城市规划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至关重要。 城市经济学论文:从城市经济学角度谈产业集群与城市化的关系 摘要：中国的城市在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很多的问题，这些都与城市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产业集群作为一种新的发展模式，显现出了它的特别优势，因此保证实现城市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就是正确认识产业集群和城市化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表明，城市化和产业集群是耦合发展的关系，城市必须在分析城市产业集群与城市化互动发展现状及其相互影响的基础上选择符合自身发展的互动发展模式，最后总结提出了城市化发展与产业集群互动发展的对策。 关键词：产业集群、城市化、影响、对策 正文： 一、概念解析 （一）产业集群的概念 又称企业集群或者产业簇群，是一组在地理上邻近的相互联系的公司或关联机构，它们又同处在一个特定的产业领域，在具有共同性和互补性的基础上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强劲、持续的竞争优势。它是产业布局中的一种形式，也是产业发展演化过程中的一种地缘现象。 （二）城市化的概念 城市化，又被称为城镇化、都市化，是由农业为主的农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程，具体包括了人口职业转变、产业结构转变、土地以及地域空间变化。 产业集群对城市化有着一定的推动促进作用。由于产业集聚本身发展的需求，会给城镇人口提供就业机会的同时，吸收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人口，所以产业集群得快速成长使得产业劳动力结构发生了本质变化，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产业和劳动力结构的相互提高，支撑了地方农村快速城镇化。总而言之，产业集群促进、影响城市化进程的要素就是是影响人口、劳动力和城市产业结构这几个指标。 二、产业集群与城市化的在全球化经济背景下的发展 （一）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星——产业集群化 在全球化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传统的区域发展模式由于空间经济结构的重组发生了重大的改变，直接致使城市与区域体系发生一系列的变化。区域因素为一个地区产业带来的国际竞争优势是无法用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以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石）来解释。如果依照这个理论来分析，那么全球化趋势应该会侵蚀地区所具有的产业比较优势，而地区优势也必将会在全球化过程中逐渐丧失，导致地方区位替代的可能性变大，但我们却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地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在空间分布上不但没有受到生产活动全球化的影响，还逐渐趋于均衡发展，预期的区域替代性不但没有出现，而且区域发展竟呈现出了高度不均衡发展的状态，那些曾因为地方自然禀赋而兴起的产业逐渐失去竞争优势，取而代之的是区域内主体之间的贸易与非贸易相互依赖程度，其相互依赖程度越高，其区域产业竞争活力越强。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那些发展较快的的城市区域成为了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新星宠儿，各种竞争资源源源不断的向这里聚集，从而进一步促进这些区域的迅速发展，逐渐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的效果。这些城市区域吸引了各行各业，例如技术领先的新型产业部门，劳动密集型产业等，不难发现，存在专业化的产业集群定位是它们的共同特征。 （二）城市化在全世界范围内发展迅速 在当今社会，城市作为世界经济大背景下的区域节点，有赖于经济全球化不断推动各行业的国际化进程，世界各国及地区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竞争必然趋势也是建立不同层次的区域城镇体系，而城镇体系的建立更是有赖于区域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城市化发展。 如今，中国已不可避免的成为世界城市化发展的主流趋向，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深入，各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重组促使国际劳动分工产生新的进展和变化——生产性服务行业不断的向大都市聚拢，形成世界性大都市；而发展中国家也是把握了其带来的发展机会——即制造业的转移，并凭借这个机会迅速崛起，进而促进了本国的城市化进程。 三、产业集群化对城市化发展的影响分析 产业集群可更好的提升城市竞争力、加速城市化进程 专业化发展的产业集群有利于企业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地缘关系接近的产业关联性较强的企业，会大大降低因企业间物质和信息空间转移费用而产生的生产成本，并逐渐产生“城市化集聚经济”效应。与此同时，产业集群内个人与企业间隐含的经验类知识的传递、扩散与积累也有赖于其地理、文化和组织的不断融合接近。城市竞争力的提高，产业集聚力变强，并不断带动生产要素的集聚，这些都能够进一步得推动相关行业的快速发展，在增强城镇吸引力和扩张城市规模以及带动城市经济增长方面起到不可比拟的重要作用。 有效降低城市化成本 在产业集群化不断加深的今天，城市生产与生活功能被有效而规律的分离开来，这有利于提高城市规划的科学性和布局合理性，并达到有效共享城市基础服务设施的目的。在上述文章中提到的集群内各要素的融合接近，也促使企业的生产成本不断降低，形成规模经济和外部范围经济，从而吸引更多的企业，再次降低城市化成本。 拓展城市地理空间 在产业集群逐渐形成的过程中，本身会因为城中地价上涨等原因，循序渐进的向城市周边地区发展，并带动其产业集群的发展，因此无形中加速城市化。而在城市周边的农村区域，某些基础的商品性特色企业集群形成后，依赖这些产业形成的进一步深加工的企业集群，也同样起到了加速了农村城镇化进程的重要作用。 推动城市群的发展形成 城市内部系统发展演化最基础的动力源是——产业集群，城镇群在区域发展中的分散趋势已逐渐成为主流，并形成了一定的大都市群体空间模式。因此，产业集群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推动城市群的发展形成。 四、二者互动协调发展的对策原则 工业化推进为主 现如今，加速推进工业化进程应该被视为推进城市化的重点手段，以工业化带动和促进城镇化，从而增强城市的经济实力。与此同时，为避免市群不良发展，甚至形成恶性竞争的后果，例如不同城市产业结构因产业同构而引起的激烈竞争，区域政府应加强宏观调控专业化及协作分工。 发挥第三产业在强化城市的集聚功能上的重要作用 就目前城市发展状况来看，城市发展的后续动力非第三产业莫属，随着生产性及消费性服务的增加，区域政府更要强化城市的集聚功能和规划优势，并加强城市规划及管理工作，为第三产业集聚发展提供良好的条件。 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在不断提升各方面产业集群构成的同时，也不能忽略社会政府在宏观调控方面的作用，我们可以通过政府行为为发展企业集群提供相应的物质基础，同时鼓励企业行为的自发组织并完善区域的产业文化，宏观把控城市化及产业集群的发展方向。 加强工业园区建设 发展工业是产业集群发展规划中的重中之重，因此需根据自身的条件及产业规划目标，培育新的区位优势，优化产业政策环境，鼓励企业之间建立不同形式的技术关联，以此来加快专业化分工协作，以便形成有效的创新集群，取得集群经济效益。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已然把城市化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为了加速城市化进程，鼓励产业集群的良性发展，作出了众多先导性尝试，并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从以往城市化发展的经验可以看出，城市化就是产业集群的发展，而其中作用较大的则是发展工业产业集群，这样城市化才有基础，诚然，其他服务性产业的集聚发展也为城市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今后发展中，政府仍需谨慎承担好宏观调控的角色，为促进城市化发展创造出良好的区域发展环境。 城市经济学论文:基于“城市经济学”的地方高校双语教学实践与思考 摘要：双语教学使学生在掌握专业知识的同时，还能够同时使用中英文两种语言进行专业学习和思考，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与国际接轨的必然趋势。双语教学在中国高校目前还处于尝试之中，为了适应这一教学模式，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必须通过实践和理论总结以探索适合各类课程的建设办法。文章以城市规划专业“城市经济学”双语教学为例，分析“城市经济学”开展双语教学的可行性，介绍了双语课程建设的实践，并对地方高校双语教学建设进行了思考。 关键词：双语教学；城市经济学；实践；思考 实施双语教学是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需要，也是高等院校紧跟时展、深化教学改革、培养复合型应用人才的需要。国家教育部分别在2001年、2004年、2007年发文要求高校开展双语教学。中国的双语教学是指除汉语外，用一门外语作为课堂主要用语进行学科教学，目前绝大部分是用英语。它要求用正确流利的英语进行知识的讲解，但不绝对排除汉语。[1]具体到不同高校不同专业不同课程情况又有差异，笔者基于在省属高校城市经济学课程上开展双语教学的实践进行探讨。 一、“城市经济学”双语教学的可行性分析 1.适应学科发展背景 “城市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以美国学者威尔帕・汤普森1965年编写的《城市经济学导论》的诞生为标志。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才引进“城市经济学”的，之后大量翻译国外“城市经济学”的著作，这门学科在我国的发展也就短短三十年左右。基于城市经济学诞生在国外，在国内发展时间短，学科的发展还在不断引进国外理论这一学科背景，开展双语教学有利于学习国外学科发展历程和发展动态。 2.符合双语教学要求 我国本科双语教学的主要目的是以原创国语言准确地学习该学科的内容，并将所学应用于国内和国外的交流中。[2]“城市经济学”在中国发展时间短，中文文献中许多基本概念、术语和原理都是从英文翻译而来，双语教学能够帮助学生使用英语更准确地理解那些原本就译自英文的基本概念、术语和原理。这也恰是双语教学的目的。 3.利用英文教材和语言优势 “城市经济学”英文原版教材语言地道、阐述详细生动、案例多，比中文教材有优势，而且要获取本领域最新的研究热点、最新的学术理论、最新的参考资料等都必须研读一些原文的专著、教材、期刊和杂志等。 基于这些方面的原因，在该课程中推行双语教学，具有比较强的可行性。 二、“城市经济学”双语课程建设实践 1.双语教学模式的选择 笔者在“城市经济学”双语教学中采用的模式基本属于“过渡模式”。所谓过渡模式，是采用外文原版教材，英语板书，教师交替用英语和汉语讲授，学生的作业、考试用英语出题，部分用中文回答。这种模式，学生比较容易接受专业知识，对教师的要求也低一些，特别适合双语教学初步摸索阶段。实践证明这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实事求是的双语教学模式，教学效果综合来讲较好。 2.教材的选定和中英文讲授的比例 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学科建设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郭鸿懋先生认为“一般的理论研究与编著城市经济学教材应有所区别。前者的任务侧重于理论创新，后者的主要任务是介绍研究成果和提供研究方法”。[3]根据郭鸿懋先生对教材编写的要求，同时考虑学生的专业、英文学习情况以及教材的可获得性，教师选定美国学者阿瑟・奥沙利文第4版英文版的《城市经济学》作为主要参考教材。这本教材分析问题结合了大量的城市现实，并有自己独到的经济学解释方法，论述深入浅出，而且语言简洁、生动、通俗易懂，英文难度和专业难度同时适合授课对象，不仅具有可获得性，而且能很好地贯彻研究型教学的思想。因此，把这本书作为英文主要参考书目。同时，以吴启焰先生的中文版《城市经济学》为配套参考书目。 根据学生英文学习程度调整中英文讲授的比例。“城市经济学”课程是开设在第六学期，学生此时已经学习了两年的大学英语，而且多数学生已经通过英语四级考试，部分学生通过了英语六级考试，初步具备了开展双语教学的条件，因此在上课时英文讲授的比例通常超过50%。为提高教学效果，实行了小班教学的形式上课。 3.教学方法与手段的运用 此前学生学习过大学英语课程，但是没有开设双语课程，这是学生初次接受双语教学，还是习惯于英语―汉语―英语的心理翻译过程，“城市经济学”是一种抽象思维较强的专业基础课，学生不可能用英语去思维较抽象的原理。所以在课堂讲授时，采用了中英文结合的方式：相关的图示、图表和较容易理解的部分，以及源自英文的专用术语、概念及对其解释的部分，尽量摘自英文原版教材及文献；而抽象和较难理解的部分，则取自中文教材，并同时提供英文翻译内容，也就是同时采用两种语言。 此外，还通过有一定挑战性的任务来激发学生用英语学习专业知识的兴趣，比如结合当前城市规划中的城市经济学问题，适当地给学生发放一些难度适中的英文课外阅读材料，安排课后的思考题，并要求学生在课堂上使用英文简单回答并进行讨论，以活跃课堂氛围、培养学习兴趣。 教学形式使用PowerPoint软件制作课件进行多媒体教学。课件中尽量多采用图片的形式，并且在课件中将“城市经济学”中的基本概念比如规模经济、聚集经济等辅以英文注释，降低学生学习的难度。这种直观形象的授课方式，使教师能够较轻松地用英文解释问题，学生也容易理解和深化记忆，并提高了学习积极性。 4.课程资源网络共享 充分把网络资源应用于城市经济学的教学中，使网络成为师生共享的资源。利用教学网络平台，免费向学生开放英文版的教学大纲、课程的主要教学内容、各章节重点习题、国内外学者介绍、最新研究进展、中外文参考资料、相关中外专业站点链接、网上教学辅导与讨论区等等，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三、“城市经济学”双语课程建设引发的思考 1.充分认识国家推行双语教学的目的，因地制宜地贯彻执行 国内对双语教学的理解是有分歧的，笔者认为高校的专业课程实施双语教学，应当是英语能力和专业知识并重的，而且以掌握专业知识为前提，专业课双语教学不是英语教学，不能本末倒置。高校双语教学的根本目的应该是通过双语教学，学生了解国外的专业体系和专业理论知识，将英语应用于专业知识的获取和交流，以专业教学来推动英语水平的提高，并将专业知识用英语来推广和交流。[4]但是基于各高校师资、教材、学生和管理政策等情况各不相同，执行国家推行双语教学的政策时，应该因地制宜。比如笔者所在的省属地方高校开展双语教学必须充分考虑到教师的教学能力和学生的接受能力，不能过分强调英语，在保证课堂信息量和教学效果的前提下，适当使用英语授课，不能盲目追求双语而忽视教学效果。当然在国家重点高校，教师使用英语的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强，而且学生接受双语教学能力也强，就应该更严格执行国家推行双语教学的政策。 2.提高教师的英语水平，保证双语课程的开设 双语教学对教师的英语水平要求非常高，教师必须能熟练使用英语进行读写与交流，而且还要能用英语表述专业知识、解析专业词汇，可以说运用英语授课的口语水平是判断一个教师能否胜任双语课程教学的标准。[5]但是目前能用英语上专业课的教师还是很少，像笔者这种经过“哑巴英语”教育模式培养出来的，词汇量大、语法好、阅读能力强，但口语差、听力差、写作能力差的情况普遍存在。因此，双语教学要求教师要努力提高自身用英语授课的教学水平尤其是口语表达能力，要尽量使用英语口语作为教学语言，用英语讲清大部分甚至所有的内容并回答学生的提问，这样才能保证双语课程的顺利开设。这就要求加大对一线教师的培训力度，在校内培训的基础上，尽量把优秀教师送到国外高校去进修学习，以提高教师的英语能力。因此，高等学校必须建立提高双语教师英语水平的机制。 3.培养学生的英语能力，提高双语教学的效果 双语教学不仅对师资有着较高的要求，同时也要求学生具备一定的从事双语课程学习的能力。比如教育部要求双语教学要使用国外原版教材，这是为了提高学生的素质，使学生掌握最新的专业知识，这就不仅要求学生具备较强的英语语言使用能力，还要求学生掌握一定的专业基础知识，即具有使用英语学习较高专业知识的综合能力。如果学生的英语水平有限，那无疑是在学生获取知识时多了一个障碍，使其无法顺利进行学习，从而违背了双语教学的初衷。因此，高等学校必须要继续深化大学英语教学改革，采取有效措施，培养学生以视、听、说为代表的英语综合能力，提高双语教学的效果。比如为培养学生的英语水平，可考虑在一、二年级实施英语分级教学，根据学生的英语基础，循序渐进地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为学生在三、四年级进行双语学习打下坚实的语言基础。为保证学生在不同阶段、不同年级进行双语教学的衔接性，可考虑为三、四年级学生开设后续英语选修课程，使学生在校四年的英语学习不间断。 4.加强教材的建设力度，保障双语教学的推广 教育部对双语课程教学的一个基本要求是使用原版外语教材，因为原版教材可以使师生接触到“原汁原味”的英语和专业知识，因此教材成为双语教学顺利展开的重要前提和保障。但有些课程找不到原版教材，或原版教材不适合学生的双语学习，而且由于原版教材在版权、引进经费等方面的限制，以及引进教材与高校课程体系设置之间因缺乏系统性规划而对接不良，再加上配套教参及辅导资料的开发滞后等原因，使得双语教材成为制约双语教学开展的瓶颈。[6]加强教材的建设包括：学校可以在教材建设上划拨专项资金，解决外语版教材经费问题；至于引进教材与高校课程体系设置之间因缺乏系统性规划而对接不良，可以考虑在双语教学过程中配以中文教材作为参考，并结合国内的特殊制度背景，对教材的结构体系进行调整，以适应学生已有的知识结构；还可以考虑编写出版双语教材，编写时邀请外籍专家参加，参考或选用国外教材的部分内容，做到语言地道，篇幅适当，符合我国学生的认识能力；还可以借鉴日本双语教学的教材建设，采取“把母语教材译成外语教材”。这种教材最大优势是，既能避免学科损伤，又能满足教学要求。总之，加大教材建设力度，通过引进教材、编写教材、翻译教材使课程设置的结构科学合理，有助于学生前后知识学习的衔接和知识体系的构建，以保障双语教学的推广。 5.采取有效的激励措施，鼓励双语教学的积极性 由于双语教学授课教师在备课和授课工作上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授课内容和方法上比非双语教学产生的工作强度大、资料取得难等，教师一般不愿意开设和讲授双语课程。而且如果学校考核体系将双语教师等同其他教师进行无区别考核，就会挫伤双语教学授课教师的积极性。因此要采取有效的激励措施，调动教师开设双语课程的积极性。学校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计算教师工作量时，可以适当考虑提高双语教学课程工作量计算的系数，笔者所在学校是2.0，吸引力不强，可以考虑定为3.0；二是在技术职务聘任时，学校可采取倾斜政策，在同等条件下，可优先聘任开设双语教学课程的教师；三是学校每年进行教学研究项目立项时拨出一定的立项指标和经费，推进双语课程的建设和研究工作；四是学校教学质量考评要区别双语课程和非双语课程，建立双语教学课程考评标准。同时，要加强双语教学课程开设资格审查和教学环节督导工作，以保证双语教学的授课质量。 6.营建语言的学习环境，创造双语教学的基本条件 从双语教学实践经验可知，双语教学的语言环境是双语教学取得成功的基本条件。[7]但是国内缺少英语环境，特别是笔者所在的省属高校，学生在校期间接触外国人的机会很少，家庭成员之间用英语交流的可能性更不大，这种不够理想的社会英语环境影响了英语学习活动的真实性和实效性。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学校营建浓郁的语言学习环境，逐步让英语成为校内师生之间、学生之间交际的手段。学校可以利用校园广播定时播放英语节目，组织学生收听英语广播、收看英语影视节目；购买和引进英语学习软件，通过图书馆的电子阅览室在校园网上为学生学习英语、查阅资料提供平台；以双语形式组织课外兴趣活动，比如英语故事会、朗诵会、演讲比赛、英语文艺演出、英语文化节等活动，强化学生的英语运用能力。总之，语言环境的创建需要多管齐下，使学生在校内拥有学习英语的语言环境，保证提供双语教学的基本条件。 四、结束语 通过在城市规划专业开设“城市经济学”双语教学的实践，笔者从双语教学的教学模式、教材选择、教学方法和手段运用以及作业考核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认为教师应该根据课程的实际情况充分考虑各方面的因素，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双语教学。笔者还对中国高校双语教学从推行的政策、师资情况、学生能力、教材建设、激励措施以及语言环境等方面进行了思考，认为中国高校双语教学还处于初级试验阶段，为达到“能够使学生用外文思想并和母语随意切换”的目标，高校要加大双语教学改革创新力度，教师要逐步提高双语教学的水平，真正达到开展双语教学的目的。 城市经济学论文: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学术研讨会(昆明)的若干建议 由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和云南财贸学院主办，云南财贸学院经济系和《中国城市经济》杂志社承办的2005年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学术研讨会，于2005年7月29～30日在昆明召开。参会代表就我国的城市化道路、农村城市化、工业化与城市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会上专家们提出了若干建议： 一、建议研究制定衡量城市化水平的科学、合理、可行的指标体系 目前许多地方存在单纯以城市化率即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代替城市化的进程和水平的倾向，忽视了城市化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由传统的农村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是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结构的城市化转型过程。并进而把城市化率的高低作为衡量地方官员“政绩”的主要尺度，通过简单的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甚至采取硬性摊派或任务包干的办法，对下属辖区、单位和个人下达城市化指标，或通过改变和调整行政区划的办法来达到提高城市化水平。专家们建议应尽快抓紧研究制定衡量城市化水平的科学、合理、可行的指标体系以指导实践。 二、建议抓紧研究目前我国工业化的阶段、特征及其对城市化的影响，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型城市化道路 城市化是工业化的空间形式，是工业化推动的社会空间结构的变化过程，走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也就决定着城市化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当前中国已进入新一轮的以重加工工业为重心的重工业化阶段，正在向新型工业化道路转变。新型工业化要求城市化进行历史性的转型。建议抓紧研究我国工业化的阶段、特征及其对城市化的影响，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型城市化道路。 三、建议理顺国土规划、区域规划、城市规划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管理体制，建立统一协调的空间规划体系 目前我国空间规划的主要工作由三个部门分头管理，国土资源部主管国土规划、国家发改委主管区域规划、建设部主管城市规划，各种规划之间缺乏协调，规划内容重复、规划空间重叠甚至各种规划之间互相矛盾、彼此冲突的情况时有发生，建议理顺国土规划、区域规划、城市规划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管理体制，建立统一协调的空间规划体系。 四、建议抓紧研究制定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切实有效的制度 目前中国普遍存在城市化的流动化和两栖化现象。进城人口中至今仍有相当部分属于流动人口，处于半城市化状态或过渡形态；许多农民工家庭“一分为二”，自己在城市，而他们所赡养的人口、整个家庭基本上仍留在农村，变成两栖居民和两栖家庭。同时还出现局部性“民工荒”。这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主要原因是制度和体制设置了障碍，农民进城的门槛过高，农民工的工资待遇过低、劳动条件和劳动环境恶化，农民工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障。这种状况不仅偏离城市化的目的，而且造成社会的不稳定，产生许多社会问题。建议抓紧研究制定促进农民进程、促进农民工转化为市民，把农民工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工人的制度措施，并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建立农民工、单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和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 五、改革现有征地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采取一次性支付补偿的形式安置失地农民，但补偿标准太低。而补偿标准与土地的市场价格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价，农民成了城市化的“无私贡献者”。在城市化进程加快的今天，农民征地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妥善解决，不仅国家经济发展会受到影响，而且也会影响到社会的安定团结。建议改革土地转用制度，缩小政府征地范围，探索集体土地流转新形式，如由土地所有者农民集体经济组织与使用土地的公司、企业、房地产经营者直接交易，政府通过征收土地使用税调控土地利用；改征地补偿为征地赔偿，合理分配土地收益；允许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建立健全农民集体土地的市场准入制度；探索我国农村土地使用权资本化的方法等。让农民成为城市化、现代化的受益者，而不是牺牲品。 六、建议开展对都市区问题的研究，开展独立于行政区的都市区统计工作 中国正在进行着世界城市化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内容最为复杂的城市化过程。城市是中国发展变化最剧烈的地区，城市统计是中国最基本的国情统计。都市区是城市化时代最能够反映基本国情变化动态的空间系统。关于中国都市区的系统研究还基本上处于空白阶段，中国迫切需要进行都市区研究，开展独立于行政区的都市区统计工作。希望国内学界对都市区问题的研究引起重视，也希望中国官方能够尽快将都市区的统计工作提上议事日程。 七、建议探索县管市体制 目前在我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县域范围内，一些建制镇、乡镇随着非农产业的发展和聚集，镇、乡政府所在地人口、经济规模超过了县政府所在地，达到了设置市建制的条件。建议在这些地区试行县管市体制。

浅谈公共经济学与财政学的关系:浅谈公共经济学与财政学的关系及其发展趋势 【关键字】财政学，公共经济学 一、引言 近些年来，国内某些学者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而以“财政学”(public finance)和“公共经济学”(public economics)“公共部门经济学”(public sectors economics)等名称命名的译著和著作很多。国内的一些学者，如陈共、平新乔、张馨、高培勇、郭庆旺、杨志勇、华民等都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等学科之间的关系有比较深刻的分析。从国际上看，关于两者关系及其发展趋势的论述比较详细的主要有《公共经济学手册》第一卷，由《国际税收和财政》杂志在 1994年发起的一次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未来发展趋势的特刊及由《公共经济学杂志》在2002年的一次纪念其创刊而由一些顶尖级的经济学家关于公共经济学发展的总结分析。此外，由于引进的西方文献越来越多，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前景的认识也逐渐深入。 二、问卷的评介与分析 本人于2005年元旦前后向全球部分大学的从事财政学或公共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的经济学家就“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关系及其发展趋势”为主题进行了全球性网络调查。我的问题是：“您如何看待财政学(public finance)和公共经济学(public economics)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前景?”。本次调查受到来自这些经济学家的数十份电子邮件。这些邮件反映了他们对我所做的调查课题的认识。本文就是选取了部分代表性的经济学家的回信(见附录①)和一些经济学家发表的论文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关系和发展趋势进行了简要的评介。 詹姆斯•波特巴教授认为，财政学主要是与税收及其相关问题等筹集收入方面的问题，主要是在税收方面，而公共经济学则包括了大量的与支出政策相关的问题。他认为，医疗保健和医疗援助以及残疾人保险和失业保险都是属于公共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也是他感兴趣的问题，但这些问题不属于财政学的领域。 他附件的文章中研究了公共经济学30年(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末)的发展演变、取得的成就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公共经济学是研究政府经济角色的一门学问。因为这一角色在不断地变化着，所以公共经济学也成为一个持续演变的领域。一些核心问题被持续关注，例如对不同商品的税率结构应该如何设置；而还有一些问题，例如对发达国家老龄人口社会保障体系如何进行改革才是最优等等，最近才成为研究的中心。经济学其他一些分支领域的理论与实证进展为公共经济学提供了新的视野，推动了对其中一些长期存在问题的研究。反之，这一领域出现的问题又推动了新的理论与应用研究。 近30年是公共经济学迅速发展的一个时期。理论和经验上的重要新成果大大提高了我们对诸如各个税种的效率和归宿这样的核心问题的理解，以及对社会保障项目的经济效应以及最优的制度安排的认识。在公共经济学相关经济理论以及支持复杂政策评价的实证分析等两个方面也都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在过去的30年间，公共经济学的各个不同部分的进展有快有慢。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主要的研究进展是经济理论在次优税制设计问题上的应用。在70年代晚期以及80年代，家庭和企业数据库的出现促成了人们对税收激励以及其他因素如何影响经济人行为问题的探索。继而公共经济学的经验研究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很多应用计量经济学家也把他们的研究兴趣转向公共财政问题。90年代，实证政治经济学和相关领域的迅速扩张尤为显著。 公共经济学中的很多应用研究越来越深入，这促使了这一领域里几个二级专门学科的兴起，诸如老年经济学以及教育经济学。这些领域中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不仅关注那些广布于公共经济学范围内的问题，而且也利用其他分支领域发展起来的真知灼见和方法技巧，例如医疗经济学、人口学以及劳动经济学等。 波特巴认为，过去30年发展变化的重大成果有以下几个方面：所得课税对家庭行为的影响；社会保险项目的激励效应；资本所得税的效率和归宿；赤字和跨期财政政策；财政支出的实证政治经济学；最优所得税和税种的设计以及转移支付等。未来有前途的发展领域则包括了：环境经济学和最适次优政策；老龄经济学；私有化和政府的范围；开放经济中的税收和支出政策；最适社会保险项目的设计；征税与家庭和企业的行为；在生命周期视角中的税收和支出项目以及国防经济学等。 罗宾•鲍德威认为，“公共经济学”这个词语是在20世纪70年代被采纳来取代财政学的，这是因为财政学这个词语似乎是太狭窄了。特别是，许多学者认为财政学太多地集中在筹集收入(税收)，而公共经济学则是一个范围更加广泛的词语。公共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包括了政府在税收、支出、社会保险和管制等所有的制定政策问题。人们认为财政学这个词语太狭窄了而不能代表本领域的更广范围的研究对象。然而，这两个词语现在都被使用着。他猜测这大概是英语的一般常见问题，有很多词语都有大致相同的意思。 拉本德拉•扎哈认为，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有相当大的部分是重叠的。但是，财政学的研究范围是太狭窄了。财政学几乎是完全研究政府预算的操作(尤其是税收和支出)，而公共经济学涉及的更多的是公共部门对经济的干预，它包括了诸如管制和稳定等方面的问题。 财政学权威理查德•马斯格雷夫的《财政理论与实践》是全球各个大学本科生普遍使用的教材，是财政学的经典著作。马斯格雷夫1959年出版的《财政学原理》提出的财政“稳定宏观经济、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的三职能说成为后凯恩斯经济学政府干预经济的代表观点，是现代财政学的奠基之作。他在回信中指出，他写的《财政理论与实践》是30年前完成的著作，他尽管已经94岁高龄，仍然关注财政学的发展变化。他称，他非常后悔看到了财政体制所发生的显著转变。他那一代人还认为财政的建设性和积极作用是对市场的必要补充，应该尽可能少的干预市场。但是，马斯格雷夫一直坚持不懈地认为，公共物品、公正和有效的税制以及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稳定和增长中的经济作用是在财政学中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基本观点。他认为，“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显然是有着明显差异的。财政学仅涉及到公共政策的财政工具；而公共经济学则包括了贸易政策、反托拉斯政策和各种形式的管制等所有的工具。他也注意到，许多问题可能是需要许多工具才能解决的，所以，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可能不存在显著的差异。同时，还有通过共同的预算政策将一串财政工具合并起来的情况。 马丁•费尔德斯坦称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出现了转型。他认为自己当初入门学习的理查德•马斯格雷夫的《财政学原理》(1959)开启了财政学的新纪元，但是，计量经济学研究方面论述的不足反映了当时该领域的研究状况。同样，马斯格雷夫只是讨论了政府支出的一般原则，其经典著作没有论及政府支出的具体方面，而这也就成为以往30年中公共经济学研究的课题。在论文中，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是交替使用的。 他认为，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财政学理论方面的这些发展其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们在许多重要的财政学问题上，对庞大的专业思想体系进行了分类。尽管它们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是表明了一些早期观点的各种错误，提供了基本的分析见解。第二，他们吸引了一代优秀的大学生转向公共经济学领域；其中大部分学生并没有继续理论研究，而是完善了财政学理论基础，这种新理论的严谨性对他们的实证研究是有益的。 公共经济学方面实证研究的发展将过去30年的研究与以往所有研究区别开来。20世纪60年.代后期与20世纪70年代早期出现了高速计算机、可以依赖的经济计量软件和可读大量数据的机器。这些发展，复杂的经济计量技术和标准装备的大学生对公共经济学实证研究的革命都是关键性的。对税收的计量分析研究成果等实证研究深化了我们关于税收对个人风险影响、税收对公司融资政策的影响以及在经济增长背景下分析税收问题的意义的理解。 财政学研究这种演变的第二个主要方面，一直就是扩大研究主题的范围，它涵盖了政府支出和税收。研究焦点的转移无疑是因为受到政府支出大量增加的刺激。财政学领域因此从研究为基本的政府服务融资的税收转变到公共经济学领域，看到了更宽范围内政府支出的效果。政府支出增加的大部分是为了社会保险项目，公共经济学方面的研究正好与之呼应。社会保障养老金、事业保险、工人的补偿金、老年保健医疗和穷人医疗补助计划的增加给理论和实证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成为研究的主要对象。20世纪70年代，对稳定政策的分析已主要转向宏观领域，更加强调金融政策，而不仅仅研究通过改变预算赤字和盈余的财政刺激的各种变量。然而，财政学研究如何利用税收规定(如投资税收抵免和折旧扣除)以反周期的方式来刺激企业投资。财政联邦主义也成为了公共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即分析这些政府如何选择它们的税收政策和支出政策，更高一级的政府政策(包括地区财政补贴和匹配财政补贴)如何影响这些选择，以及税收和支出方面形成的地区间差异如何影响私人部门的为政府计划的效果。 对于未来的发展方向，马丁教授认为征税和支出问题将继续对公共经济学研究提出挑战。 哈威•罗森的《财政学》目前是全球最受欢迎的教材之一。作为马斯格雷夫和费尔德斯坦的学生，他在其《财政学》教材①的前言中写到：“财政学领域已经与上一代有很大不同了。在理论方面，财政学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将对政府开支和政府的分析用基本的经济理论更加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了。一个主要的例子就是最适税收(optimal taxation)的文献。最适税收就是试图使用标准的经济工具而不是根据一套特别的税制设计原则为政府的财政行为获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在实证方面，最为激动人心的发展就是为了理解支出和税收政策如何影响个人行为和政府本身如何制定政策而广泛应用了计量经济学的工具”。他认为“财政学的发展都是充满着歧义的”。但是他坚定地认为，财政学就是公共经济学或公共部门经济学，是分析政府征税和支出政策的一门经济学学科。 河野正道教授认为，日本的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公共经济学的父母是金融(父亲)和福利经济学 (母亲)。公共经济学研究的是次优、公共物品定价、最适税收、最适补贴和外部性等问题。公共经济学涉及的是效率和微观经济特征的问题。而财政学(日本语)则在某种意义上涉及的是宏观经济问题。按照他的理解，财政学是金融(融资)学的一部分，是日本语中很传统的财政学(日语)。现在，金融(融资)不仅仅是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的财政学，也是私人企业的财政学。这就是为什么它们使用这些词语的原因。他认为，财政学专门研究政府(公共部门)的融资活动。 此外，法国已故著名经济学家让-雅克•拉丰也认为，公共经济学是研究在经济领域中政府如何干预的一门学科。它是在20世纪50年代由财政学逐步发展起来的，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独立的学科，其标志就是1971年创办了《公共经济学杂志》。 总结几位经济学家的观点，他们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关系的认识也是存在歧义的：(1)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是一回事，都是研究政府作用的，只是题目的变化而已，“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是相互替换使用的。(2)存在传统财政学和现代财政学的区分：传统财政学主要研究政府收入，特别是税收方面，而现代财政学则更多地以政府开支为研究对象。(3)公共经济学是从财政学演变而来的，并且是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创建的；(4)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有很大不同。财政学研究政府的收支活动；而公共经济学则包括除了政府收支之外的其他方面的问题，比财政学宽广。财政学主要研究的是宏观问题，而公共经济学则侧重于微观问题。 三、借鉴与认识 国外这些学者的观点对我们国内学者认识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有很好的借鉴意义。笔者认为，当代国内的经济学范畴中，“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实际上是一回事，公共经济学和财政学是一脉相承的。首先，无论是研究内容还是在研究方法上已经大致趋同。其次，不论是章节的安排还是对问题的讨论，基本上都是对“国家(或政府和公共部门)经济活动的研究”，尽管在某些细节上有所侧重，但是，相比古典政治经济学中“财政学”仅仅研究“国家和君主的收入”来说，“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都把研究重点转向了“政府(公共部门)收入、政府(公共部门)支出、政府(公共部门)财政政策以及政府(公共部门)收支和政策对经济的影响上来”。笔者认为，当代“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都是兼容并蓄的，融合了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因此，当代“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并没有质的区别，而作为名词和概念来说，英文public economics能够涵盖更多的经济研究领域和范畴，用它代替英文public finance(公共融资)成为“研究国家(政府和公共部门)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的科学”也是经济学发展的趋势。就像早期的经济学和现当代经济学，其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也是不同的，甚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经济学”依然是“经济学”。当然，不可忽视的是，随着经济学发展的进程加速，学科之间交融、分化的现象也越来越剧烈。值得注意的是，“公共经济学”对宏观财政政策的研究越来越少，而转向微观基础的研究之中。此外，在宏观经济学中所涉及的有关政府融资问题的讨论也逐渐从“公共经济学”中脱离出去，成为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主要范畴。但是，就此否认“公共经济学”和当代“财政学”的一致性结论，笔者认为可能有失偏颇，毕竟这只是学科发展的演变过程，而没有涉及到理论上质的区别。 浅谈公共经济学与财政学的关系:财政学与公共经济学的比较分析 【摘要】财政学以及公共经济学都属于公共部门经济学的范畴，但其发展历史、具体研究内容则各有异同，只有研究其发展历史、研究方向等，才能更确切地了解这两门学科的内涵，进而对其进行深入研究。 【关键词】财政学；公共经济学；比较分析 一、财政学的发展历史 （一）古典学派与财政学 古典学派的创始人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于1776年发表了关于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五章专门论述了财政收支、税收、公债等，他把财政学融于政治经济学之中，从流通领域到生产领域，从现象到本质，揭示了财政与经济的内在联系，建立了比较系统的财政理论体系，是财政学作为一门学科诞生的里程碑式标志。 （二）德国社会学派与财政学 1872年，瓦格纳出版了财政学，建立了独立的财政学体系，核心内容：财政是以国家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共同经济。国家财政分配也应该随着国家职能范围的扩大而增加，通过对许多欧洲国家和日本、美国的公共支出增长情况的考察，1882年，他提出著名的瓦格纳法则：一国工业化经济的发展与本国财政支出之间存在着一种函数关系，随着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对社会进步的政治压力增大以及在工业经营方面因社会考虑而要求增加政府支出。 （三）凯恩斯主义学派与财政学 1936年凯恩斯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它认为经济危机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而有效需求不足是因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报酬率递减和流动性偏好陷阱引起的，凯恩斯主义对财政学发展所做的贡献体现在：1.提出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基础。2.批判古典学派看不见的手原理，提出看得见的手原理。3.倡导逆经济风向调节的财政政策。 二、公共经济学的发展历史 1959年美国著名学者理查德・马斯格雷夫出版的《财政学原理：公共经济研究》一书标志着公共经济学的形成。理查德-马斯格雷夫在这部经典著作中，第一次使用了“公共经济学”这一词语。随后，在1964年和1965年，他又以法文和英文分别出版了《公共经济学基础：国家经济理论概述》和《公共经济学》，直接把“公共经济学”用作书名，他也因此被称为“公共经济学之父”。1966年开始，又有了在公共经济学名义下召开的定期会议和阿特金森主持的公共经济学会及会刊，1972年，美国《公共经济学杂志》出刊。在此之后，公共经济学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一批高水平的公共经济学著作也不断涌现出来。 三、财政学与公共经济学的联系 公共经济学和财政学是一脉相承的。首先，无论是研究内容还是在研究方法上已经大致趋同。其次，不论是章节的安排还是对问题的讨论，基本上都是对“国家（或政府和公共部门）经济活动的研究”，尽管在某些细节上有所侧重，但是，相比古典政治经济学中“财政学”仅仅研究“国家和君主的收入”来说，“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都把研究重点转向了“政府（公共部门）收入、政府（公共部门）支出、政府（公共部门）财政政策以及政府（公共部门）收支和政策对经济的影响上来”。当代“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都是兼容并蓄的，融合了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 此外，在宏观经济学中所涉及的有关政府融资问题的讨论也逐渐从“公共经济学”中脱离出去，成为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主要范畴。但是，就此否认“公共经济学”和当代“财政学”的一致性结论，可能有失偏H，毕竟这只是学科发展的演变过程，而没有涉及到理论上质的区别。 四、财政学与公共经济学的差异分析 （一）公共经济学与财政学所处的经济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 财政学所处的几百年里，经济发展还不够完善、成熟，只需要研究有关财政收支问题就足以应付时代的要求：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发展越来越复杂，有关对市场经济研究的各学派也是层出不穷，当代市场经济更多的是体现了以市场为主导的混合经济特征，这就要求财政学研究更广泛、更深层次的政府经济活动，很显然，传统的财政学对此已显得力不从心，公共经济学则是应运新时代、新环境而生。 （二）公共经济学与财政学研究的范围大不相同 传统的财政学主要研究财政收支问题，特别是财政收入问题，而公共经济学不仅研究财政收支问题，更重要的是研究财政收支活动对经济的影响，公共经济学主要分析政府所从事的经济活动的主要后果及其与社会目标的关系。著名的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曾经指出，公共经济学的研究主要分为三类：搞清公共部门从事哪些活动以及这些活动是如何组织的：尽可能理解和预测政府活动的全部结果：评价各种政策。此外，财政学的研究只与政治学、社会学等几个学科有所交叉，但是公共经济学的研究不仅与伦理学、政治学、管理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相关，而且还广泛吸收了公共选择理论、宪法理论、官僚政治理论等等，公共经济学研究的内容、范围已经远远超过了财政学，它研究了许多财政学所不能包含的内容，例如：公共品的最优提供、外部性矫正、公共定价、宏观经济稳定等等。 （三）公共经济学与财政学的研究方法发生了变化 传统的财政学习惯用实证分析方法分析问题：而公共经济学则全面采用了现代经济分析方法，即实证分析方法和规范分析方法，前者考察政府活动的范围和各种政府政策的结果，后者试图评价可以实施的各种政策。公共经济学尤其是吸收了福利经济学的规范分析方法，如怕累托最优、契约曲线、生产可能性曲线、边际技术替代率、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社会福利函数等等，同时，公共经济学还利用了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分析技术进行定性、定量分析，使分析的结果更加准确，这些分析方法在传统的财政学里是根本看不到的。 浅谈公共经济学与财政学的关系: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与公共财政论的发展 内容提要: 中国财政学的发展趋势是在社会共同需要论的基础之上发展公共财政论。近年来，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对正统经济理论（新古典经济学）提出了挑战。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对公共财政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本文拟对此进行分析，以期更为全面地认识公共财政论。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　新古典经济学　公共财政论 中国财政学的发展趋势是社会共同需要论的基础之上发展公共财政论（杨志勇，1998）。近年来，新制度经济学（注：本文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主要限于交易费用经济学，故在下文中有许多地方将交易费用经济学等同于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对正统经济理论（新古典经济学）提出了挑战。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它必然也会遭遇挑战。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对公共财政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本文拟对此进行分析，以期更为全面地认识公共财政论。 一、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科斯和威廉姆森的贡献 新制度经济学从分析企业为什么存在入手，探讨了为正统理论所忽视的一些问题。 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山鼻祖科斯（1937）发现利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而通过形成一个组织（企业），并允许某个权威（企业家）来支配资源，新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即利用价格机制的成本）。在考察了企业出现的原因之后，科斯（1937）进一步探讨了企业规模扩大的几种情形。科斯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交易费用”这一概念，但在其论述中所指的那些成本，实际上就是“交易费用”。而在科期之前的经济理论忽略了交易费用因素，认为经济是在无交易费用的“无摩擦”的世界中运行的。科斯（1937）的理论得到真正的发展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 威廉姆森（Williamson，Oliver）为新制度经济学格局的转变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威廉姆森将纵向一体化从未在价值理论中享有牢固地位归因于传统的对竞争性市场的运行成本为零的假设。他着重分析了资产专用性投资、不完全签约等问题。他重新定义了交易费用概念，将不确定性、交换频率及投资的交易专用性程度作为描述交易的基本点。同时，他认为，经济活动的有效组织必然要求根据交易特性有区别地使用规制结构（governance structure），指出了交易费用如何和为何能以各自特有的方式于组织制度相匹配。他还重新给出经济学的行为假定。他认为，行为假定包括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 威廉姆森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主要在企业内部结构上。无论是对纵向一体化、经济组织，还是契约关系问题的讨论，都是如此。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克莱因、张五常等的贡献 克莱因（Klein Benjamin）认为，市场决定的契约关系的各种类型，较纵向一体化和市场交换简单选择的区分重要。一种根基于不完全契约存在（缘于不确定性和考核成本）的交易费用的特殊形式（套牢hold up存在的交易费用）也许是许多随意中止和排他性协商的契约安排的一个重要原因。 张五常认为，强调交易费用并非要否认从劳动分工的专业化或生产的有效协作中可能获得的收益。他指出了企业规模的模棱两可，“事实是依照某个人的观点，一个'企业‘可能小到只是两个投入要素的所有者之间的契约关系，或者如果一系列的契约允许扩散，它又可以大到包容整个经济。”（陈郁，1996）因此，说“企业”取代“市场”是不十分确切的，而应说一种契约取代另一种契约形式。 张五常的这种看法实际上蕴含着一种契约可以比另一种契约更为节约交易费用的观点。这也为我们在研究国家（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时开拓了新的视角，即从契约的角度来看待政府和市场这两种制度的安排问题。当我们想到国家观时，更容易从契约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典型的国家观有两种，一种将国家视为有机体，国家是整个社会的心脏；另一种将国家看作机械体，国家是人民的信托机构，政府官员是受托人，信托机构和受托人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设立的。后一种观点表明个人是舞台的中心。（注：罗森（1992），第4-7页。）这一种观点实际上是社会契约论的表现。这也就表明这样的国家观与从契约的角度来研究国家问题显得更为自然。 契约安排理论对传统理论提出了挑战。张五常认为，在价格理论领域中，经济学家传统上关心的是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忽略了契约安排及其对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的影响，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这种方法无法令人满意地解释现实世界。 三、新制度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不完全签约理论的兴起 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分析工具是交易，而交易是在契约的规定之下进行的。威廉姆森（1971）就对契约的不完全性作了分析。格罗斯曼和哈特在《所有权的成本和收益：纵向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的理论》（1986）（注：该文的中译文见陈郁编（1996），第270-314页。）一文中对不完全契约理论作了更为深入的分析。订立契约的成本构成交易费用的一部分。不完全契约理论是对完全契约理论的发展。 完全契约是指交易各方所订立的契约能对所有可能发生的事件都能作出相应的规定。而不完全契约不能穷尽所有事件。之所以契约是不完全的，是因为：“人们不可能事前预料到未来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或者即使预料到了，也不可能写出来；或者，即使写出来了，也由于法院无法证实和监督成本太高而无法执行。”（注：张维迎为费方域（1998）所作的序。） 格罗斯曼和哈特（1986）给企业作了定义，认为“企业由其所拥有的资产（如机器、存货）所组成。”他们提出了一种有成本的契约理论，该理论强调契约性权利可能有两种类型，即特定权利和剩余权利。“当在契约中列明所有对资产的特定权利代价高昂时，让一方当事人购入所有剩余权利为优。所有权就是购入的这些剩余权利。当一方当事人购入剩余权利时，另一方就丧失了这些权利，而且这必然会引起扭曲。”对作为供给者的被收购方的管理者而言，可能会对他们的行为造成扭曲，从而导致共同所有变得有害无益。“因此，当事人各方总是试图在契约中写明有关内容以在他们之间有效地配置剩余控制权”。（陈郁，1996） 格罗斯曼和哈特（1986）指出：当当事人一方把他希望得到的对另一方当事人的资产的某种权利详细界定的成本太高时，购入在契约中具体明确规定之外的全部权利可能是最佳的选择；所有权就是购入这些剩余控制权；纵向一体化是为了获得剩余控制权而购入某一供给者（或购买者）的资产。 他们所建立的模型强调了由于契约的不完全性所致的扭曲（这种扭曲妨碍了一方当事人通过事后获得的收益来补偿其事前投资），因此，一个企业的投资决策相对其他企业的投资决策特别重要时，一体化是最优的；当双方的投资决策都“相当”重要时，非一体化是可取的，契约的不完全性还会导致其他方面的扭曲。 他们还指出，如果由于存在交易费用或不对称信息而有碍事后重新进行谈判的话，那末剩余控制权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会影响事后剩余的规模及其分配。 哈特和穆尔在《产权与企业的性质》（1990）一文中，沿着不完全契约理论的道路继续行进，为研究交易何时应该在企业内部进行、何时应该通过市场进行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他们按照格罗斯曼和哈特（1986）的思路，依据企业财产受其所有者控制的情况对企业本质进行了识别。他们认为，一体化与非一体化之间的重要区别在于：一体化时，可以有选择地解雇企业的工人（包括被收购方）；而在非一体化时，只能“解雇”整个企业（即与整个企业中止往来）。他们利用这一思路来研究所有权的变化如何影响雇员以及业主——经理的激励。 用不完全契约理论来研究企业，是对早期有关企业的交易费用理论的重大发展。（注：钱颖一为费方域（1998）所作的序。） 四、新制度经济学对正统经济理论的挑战 交易费用经济学是对现代经济学的重要补充，摈弃了新古典经济学中“无磨擦”的假设，而专门讨论市场中“磨擦”——交易费用——对组织结构和行为的影响。（单伟建，1989） 正统的微观经济理论认为存在完全理性，这可以视为新制度经济学对传统理论的挑战。资产专用性概念的提出对正统理论的挑战表现在，对新古典交易而言，当事人的确定无关紧要，与此相反，对维持长期的有大量投资的交易——专用性资产的交易而言，当事人的确定至关重要。在新制度经济学那里，程序问题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而一般的经济学家对此几乎没有什么兴趣。这也可以视为新制度经济学对正统理论的挑战。威廉姆森认为，程度效应远较正统经济学所承认的为细微和广泛，应在特定的契约关系研究组织的程度特征。 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对正统经济理论的挑战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拓宽了正统理论的研究范围。正统理论将企业视为黑箱，而交易费用经济学打开了这一黑箱，讨论了生产的制度结构问题。第二，新制度经济学比起正统理论的假设更为符合现实（注：这并不是说符合现实的假设就比不符合现实的假设更好，一个理论的预测能力才是判断理论优劣标准。交易费用经济学在更为现实的假设之上，对正统经济学原先涉及的问题作了更深入的研究，因此前者比后者更为可取。），使经济学对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讨论更为深入。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受到交易费用的影响，这是因为，交易费用导致制度结构的选择的不同，而不同的制度结构必将对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产生不同的影响。由于正统理论忽视了交易费用，不可能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就资源配置而言，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费用理论较旧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理论最大的不同在于，后者忽略了交易的成本。事实上，交易的成本是因为交易要耗费资源引起的，由于资源的稀缺性，从而对资源配置产生影响。 而在新古典经济学那里，并没有交易费用的位置。“在那里，交易发生在空间的一个点上，并且是在瞬间完成的；参加交易的人都是具有完善理性、全知全能的人；他们之间的交易一拍即合，并且从不翻悔……新古典经济学的世界是一个零交易费用的世界。交易费用为零的假设确实给经济学的发展带来了不少便利，它使新古典经济学在形式化和数量化方面取得辉煌的进展，但同时也为之付出了代价——缺少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盛洪，1996a）“交易费用使新古典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结合了起来，它使人们可以用前者的成熟方法去实现后者的目标。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学从一个较为虚幻的世界走向了现实的世界，从市场的狭窄领域向社会的一切领域进军。”（盛洪，1996a） 第三，新缺席经济学中对不完全契约的讨论，以及剩余控制权问题的提出，使得制度安排的研究能够更加深入。 五、遭遇挑战的经济理论对公共财政论的影响 遭遇挑战的正统经济理论必将对财政学产生影响，这是由财政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所决定的。作为经济学的分支，财政理论分析与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一致的，同时它还要大量地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工具，这样，经济理论遭遇挑战，就意味着公共财政论也在所难免。 1.企业与市场的一体化理论对政府与市场的一体化理论构建的影响 财政学研究的是公共部门的经济活动。一般来说，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部门的活动范围限于市场失效领域。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公共部门（政府）的活动，也是一种交易活动。但这是一种特殊的交易活动。政府活动体现了政府和作为纳税人的个人之间的交易活动。个人向政府缴纳税款，政府为个人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这种产易必然也是存在交易费用的，这些交易费用主要包括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的费用和公共部门（政府）的运行费用等。 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虽然自研究企业和市场的替代关系起，并将替代原因主要归于交易费用。交易是在一个又一个契约的背景之中完成的。这与公共财政论中研究政府与市场的替代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前已述及，有一种国家观将国家（政府）视为人们之间签订的契约。因此，政府与市场关系，实际上涉及的也是一种契约与另一种契约相互替代的问题。我们说，政府活动应局限于市场失效领域，市场失效用新制度经济学的语言来说，就是交易费用在这些领域太高了，同时由于客观上存在着一种交易费用更低的契约，因此表现出市场失效。另外，张五常认为企业取代市场是以一种市场取代另一种市场的看法也是有启发意义的。现代社会中，由于民主化程度的增加，政府活动大致可以视为平等的个人之间在一个特殊的领域中所进行的市场交易活动。事实上，布坎南等早已将市场交易理论引入财政学。但由于布坎南对交易费用的看法所限制，以交易费用为核心的新制度经济学并没有真正得到应用。从交易费用是否增加的角度，研究政府活动，将是有利于政府活动的实证分析。 2.新制度经济学的行为假定也必然成为公共财政论的行为假定 虽然经济学上一直有行为假定是否应该符合现实的争论，但就理论的发展史来看，理论的发展总是伴随着理论解释现实的能力的不断提高。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更为符合现实的行为假定比起原先的行为假定是进了一步的，这当然需要一个前提，即在更为符合现实的假定的基础之上建立的理论，应该比原先的假定基础之上的理论更为深入，或者说拥有不亚于它的解释问题的能力。就这一点而言，新制度经济学做到了。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都是与现实一致的，能够通过现实的统计检验。有限理性是对完全理性的发展，完全理性意味着人们能够理解一切，很明显这不符合现实。人们无法获得完全的信息，即使能获得完全的信息，也缺乏处理全部信息的能力。（注：现代社会较传统社会，有着更为丰富的信息，但信息污染、信息综合症等问题也是只有在前者才可能出现，也清楚地表明了完全理性假设的不现实性。）机会主义行为假设，暗示了人们只要有机会，就想为自己谋取尽可能多的利益。虽然从传统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中也可以得出这一结论，但毕竟不如这一点直接。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假定，将有助于解释人们在公共决策中的行为。 3.新制度经济学中的资产专用性理论对公共财政论也是有启示的 公共部门的活动必然要涉及政府支出问题，如现代社会中的政府采购问题。就政府采购问题而言，与企业是选择在市场购买，还是自己生产问题有着相似之处。政府是从市场上来购买商品和劳务，还是自己生产这些商品和劳务，在这里，政府和企业就没有什么不同。这实际上表明了我们可以用新制度经济学来解释公共产品的公共生产和私人生产问题。当由公共部门来组织生产的交易费用低于由私人部门来生产时，就可以公共生产取代私人生产。有一些政府需要的商品，由于在生产上存在着资产的专用性问题，运用这一理论可以更好地解释现实问题。 4.新制度经济还还对公共部门的管理活动理论有着启示 公共部门的管理活动涉及的并不是所有权的变动，而是控制权的转移。格罗斯曼—哈特—穆尔模型对剩余控制权的强调，对公共部门管理过程中，应如何配置资源，以节约交易费用，有着直接的启示作用。剩余控制权理论是对剩余索取权理论的发展，由于后者强调所有权因素的作用，对公共部门的管理活动的启示不如前者那么明显。这一点于公共企业（国有企业）的改革有着直接的借鉴意义。新制度经济学中的有关组织理论，特别是威廉姆森等对企业内部结构的研究对于公共部门管理理论有着直接的启示。 5.新制度经济学对公共财政论中的公共选择理论的影响 现代国家基本上都是代议制国家。个人（选民）犹如市场中企业的股东，政府犹如市场中的企业，政府雇员（管理者、或官僚）就好比市场中的企业经营者。这样，就很容易将交易费用经济学应用到这里。只不过，在公共部门活动中，投票代替了货币支付。对于其他方面，则政治活动与市场活动相似。对于公共部门的活动采取了市场的研究方法，这是布坎南等开创的公共选择理论的重要内容。将公共部门的活动，也视为市场活动，是极其有利于本来是在研究市场活动中产生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在公共财政论中的应用的。 6.新制度经济学对公共财政论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深度的影响 微观财政学主要涉及的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问题，这是与正统的微经济理论（价格理论）一致的，但它缺少契约安排对这两个问题的影响的分析，这必然在财政学中得到体现。布欣南说过，经济学研究的是契约问题，而不是选择问题。这种说法存在偏颇，但它指出了正统经济学在研究契约问题上的不足。制定实际上是一种契约，缺少契约安排的研究，指的就是缺少财政制度安排对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影响的研究。正统的公共财政论研究了税收等财政制度对个人的影响，但就个人对财政制度的影响而言，则研究得很少。 正统经济学对资源配置问题作了研究，但就研究的视角而言，它还存在一定的不足。国家（政府）在市场扩张中的作用就是正统理论的缺陷之一。“国家一旦出现，就对交换的资源配置的空间扩展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盛洪，1996b） 国家的出现与交易费用的增减存在着联系。市场交换活动的正常进行需要安全保证，这种保证，如果没有国家的存在，私人只能自己保护自己，每个人为自己财产的安全，需要支付成本。这就增加了交换活动的交易费用。虽然国家的保护也不是免费，也是存在着交易费用的，个人还得为此支付费用，但若由国家来履行这一职责，由于国家保护的是全社会，因此，它可以发挥规模效应，从而节约单位交易费用。国家保护使得交易费用降低，这对社会资源配置空间的扩展是有好处的。分工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途径。分工程度越深，专业化水平也就越高。而分工受制于市场。（注：亚当·斯密早在《国富论》中就讨论了这一原理，斯蒂格勒在其论文《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中将这一原理称之为“斯密定理”。）。市场范围的狭窄是不利于分工的发展的。国家保护促进了市场范围的扩大，使得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效率大大提高，这种收益是远远超过国家保护所费的成本的。一方面，国家保护较私人保护有效率，这就节约了交易费用，增加了收益；另一方面，由于国家保护促进了市场范围的扩大，“市场半径”（注：关于“市场半径”，据汪丁丁教授所言是由周其仁教授提出的。）的延伸还会增加收益。当，这里还存在着一个问题，即国家替代个人并不见得都会减少交易费用，这就要看是什么问题，有时国家替代个人（市场）的结果甚至是交易费用的不断增加，从而对社会资源配置造成不利的影响。也就是说，国家的作用有时是消极的。这是因为“抽象的国家和具体的政府或君王是两回事”。（盛洪，1996b）国家可以建立其适应市场需要的秩序，也可以破坏这一秩序。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国家和市场的关系问题，实际上就是探讨国家替代市场是否减少了交易费用问题，至于资源配置中应该让市场还是国家发挥作用，就取决于二者对交易费用因素的影响了。 六、结束语 现在，我国提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需要的公共财政，由此，必然要借鉴公共财政论。但是，公共财政论本身也是处于不断发展当中，我们不能以僵化的观点进行借鉴。这也是本文探讨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与公共财政论的发展问题最主要的启示。

教育经济学论文:1981―西方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前沿分析 【摘 要】研究前沿是指临时形成的某个研究课题及其基础研究问题的概念组合，也是正在兴起或突然涌现的理论趋势和新主题，代表一个研究领域的思想状况。从大量的相关文献中检测那些频次变化率较高的突现词，这样不仅仅是分析频次的高低，而是依靠词频的变动频次和变动趋势来确定教育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前沿，基本原理就是统计相关领域论文的标题和摘要中词汇频率，根据这些词汇的增长率来确定研究前沿的热点词汇。本文主要通过Citespace软件分析西方教育经济学1981-2011年间的研究前沿，从而梳理西方教育经济学发展脉络。 【关键词】西方教育经济学 前沿 关键词 依据西方教育经济学基本范畴在外文数据库Web of Science 中下载4350篇文献，并从结果中剔除会议、征稿等消息类文献，将文献数据输入Citespace II 软件中，将Node type设为Term，选用突变检测法来运行数据，一共检测到5个膨胀词，节点共76个，连线共93条，产生聚类关系的文献之间会有不同颜色的填充，形成圆圈化的聚类面积，另外，启动CitespaceII中文献标题词与其出现频次功能，则图谱的各文献聚类中会进一步显示各共被引聚类文献的施引文献标题中出现的高频词汇及其频次，如图1-1所示。 结合图1-1可以看出，“经济模型”“工会”“成人教育”词频较高，在1981-1990这一时间段内显得较为突出，这与当时的年代实际情况也密切相关，自80年代初卢卡斯将人力资本概念简单定义为一般的技术水平，并且提出人力资本的获得与积聚有两个途径，一是正规教育二是在工作中训练，但是由于没有合适的变量代表后一途径形成的人力资本，自然而然也没有可用数据。通过研究发现，1981-1990年间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前沿偏向于通过构造经济模型来解决生产中所产生的与教育经济相关的问题，完整的数据和模型的成功构建对于促进劳动生产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而在1991-2000年间，“人力资本”“培训”“教育技术”“学校财政”这几个词的词频较高，较受人们关注，处在学科前沿。结合当时背景来看，西方教育经济学自90年代开始从变化着的外部环境来研究其对教学内容、理论以及生产方式的影响，为了在将来的工作中更有成效，人们必须获得良好的解决问题的技能、交流的技能和社会交往的技能。先进的教育技术正日益增加对非传统的教育内容传授的要求，经常性的学习或者说终身学习已经成为必须，学校外学习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从以上研究我们可以看出，1991-2000年间，国外教育经济学受到世界经济格局以及全球一体化的影响，研究前沿与当时的大环境紧密相关，研究从单纯研究经济模型转变为更多的考虑人力资本人文因素在经济生产中的作用，以及如何提升人力资本以适应当前大环境的挑战。 2001-2011年间，“新制度”“改革”“高等教育需求”“教育产权”“教师工资”等词汇频次和中心度较高，进入21世纪，随着教育的重要性日益增强，社会调查数据的丰富，对于教育经济学的研究起到重要的辅助和促进作用。此外占据经济学前沿地位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崛起，使得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更加拓展，尤其是将产权理论引入教育领域，对教育资源配置效率与公平问题进行制度分析，十分有助于对学校微观经营和管理的研究。学校如何在经营中节省交易成本，提高有限资源的利用效率，如何在产权明晰、权责明确的基础上建立多元化的办学体制，是当今西方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前沿问题。通过研究可以发现，21世纪的国外教育经济学大多将教育经济问题与公共政策的出台相关联，并且引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对于教育经济学的问题研究更加微观、明确。 总之，西方教育经济学由于发展比较早，学科制度结构比较完善，与经济的互动研究比较深化，相关基础研究比较充足，紧密联系当今社会实际以及全球情况，与政府公共政策也比较贴合，相比之中国教育经济学来说，发展相对较为成熟。但是国外过分的依赖经济模型和大量的实证定量研究来解决教育经济学领域的一些问题，这点还有待商榷。 教育经济学论文:教育经济学视野下硕士生资助体系重构研究 摘 要：本文立足于研究生教育收费改革的背景，基于劳动价值学说、劳动力再生产、人力资本理论等教育经济学核心理论以及当前硕士生资助体系存在的问题，从完善保障性资助方式、创新发展性资助方式、健全人文关怀性资助方式等方面，探讨资助体系重构的着力点，以及要处理好资助公平与资助效率、科研能力培养与文化自觉意识培养、经济帮扶与精神帮扶三方面的关系，以期家庭经济困难硕士生“进得来”、“读得下”、“放得了”、“学得好”。 关键词：教育经济学；经济困难硕士生；资助体系；重构 从2014年秋季学期起，所有纳入国家招生计划的新入学研究生都须缴纳学费，这无形中抬高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接受研究生教育的门槛，在他们中引起了不小的震撼。于是，研究生资助成了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理论界学者和实务工作者们认为，研究生资助体系的改革与创新迫在眉睫，纷纷从理论、实践两个层面展开研究。笔者从教育经济学的视角，探讨硕士生资助体系重构的策略，以期对改革与创新硕士生资助体系有所裨益。 教育经济学是介于教育学与经济学两门社会学科之间的新兴交叉学科。它从教育学与经济学这两门社会科学中分化出来，又在具体内容上把教育学的知识与经济学的知识予以综合，分化与综合并进，相互交叉，从而形成新兴的边缘学科，以教育与经济相互作用、教育领域内经济现象和规律为研究对象。[1]该学科的劳动价值学说、劳动力再生产、人力资本理论等核心理论的观点，对硕士生资助体系的改革与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并为其指明了重构的方向。 一、硕士生资助体系重构的理论依据 1.劳动价值学说：教育收费无可非议，家庭经济困难硕士生资助义不容辞 马克思在论述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作用时说：“这个商品具有一种独特的特性：它是创造价值的力量，是价值的源泉，并且在适当使用的时候，是比自己具有的价值更多的价值的源泉。”[2]恩格斯认为，劳动力价值中除了成长的维持生活费用、养育子女的生活费用外，还需花费一定数量的价值，以发展自己的劳动力和获得一定的技能。[3]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教育费用在劳动力总价值中的地位，将越来越重要，越来越提高；衡量劳动力的价值，主要看教育和训练费用所占的比重大小。[4]复杂的劳动需要劳动者经过一定的专门的教育和训练，具有一定的劳动技能和知识才能完成，因此复杂的劳动自然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从事复杂劳动的劳动者也就可以获得较高的报酬。可见，只有劳动力才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力，而且劳动力创造社会物质财富，是与劳动力所接受的教育程度密切相关的。在一般情况下，劳动力创造的社会物质财富多少，是与劳动力的教育程度成正比例的。[5]因此，不管是国家、社会、家庭还是个人，投资硕士生教育以形成复杂劳动力较高的经济价值，都是明智的选择。 2.劳动力再生产：硕士生教育作为劳动力再生产的重要手段，接受教育的机会理应均等 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再生产理论阐明：社会再生产是物质资料的再生产，同时也是劳动力的再生产。只有当劳动力再生产与物质资料再生产在数量、质量上相适应时，社会物质再生产才能得以良性发展。可见，社会物质资料再生产离不开劳动力再生产。研究生教育作为劳动力再生产的重要手段，它不仅可以再生产人的劳动能力，还可以改变人的劳动能力的性质和形态。 研究生教育收费改革后，如果保障性资助方式不完备，这无疑将迫使部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因筹集不到学费，而放弃接受研究生教育的机会。那么，这部分劳动力的智力、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水平等将得不到科学发展，其劳动力的性质和形态将得不到有效改变。长此以往，贫富的代际传递势必难以打破，教育方面的差异势必越拉越大，教育公平势必大打折扣，社会分层势必受到影响，甚至会引起社会的安全与稳定问题。可见，研究生教育收费改革的成功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家庭经济困难硕士生保障性资助方式完备与否。只有设置了完备的保障性资助方式，家庭经济困难硕士生的“教育机会均等”才得以实现。 3.人力资本理论：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将由人类的才智进化来决定，硕士生资助要注重效率 在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源中，创新人才被看成是最富活力和创造性的因素，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代表，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否培养和造就出一大批创新人才，特别是高科技创新人才，事关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前途。[6]人类的未来，不是由空间、能源和耕地所决定的，而是由人类的知识的发展来决定。[7]人力资本理论产生以后，它对社会实践与现实的改变带来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它促进了世界上许多国家把人力资源开发纳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以及经济发展规划或计划；它使人们认识到物力资本与人力资本的高度互补性；同时，它也有力地促进了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加强了对科学研究的投入。[8]可见，硕士生资助应该服务于科研能力的提升，着眼于创新人才的培养。因此，硕士生资助要凸显激励与导向功能，注重资助成效，提高教育经济效率。教育经济效率一般指教育资源利用效率。所谓教育资源利用效率，一般指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为取得同样的教育成果，教育资源占用和消耗的程度。[9]那么，硕士生资助的效率，可以理解为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为取得同样数量和质量的研究生教育成果，资助经费消耗的程度。而作为一种潜在的教育投资效率的硕士生的发展潜力，即硕士生在未来的实际工作中发挥较大的作用和做出较大贡献的可能性，一般在硕士生毕业后时间越久，这种资助效率也将反映得越明显。追求卓越、提高绩效也是当代教育思潮的焦点。[10] 二、硕士生资助体系重构的着力点 1.完善保障性资助方式，确保研究生教育机会均等 由于就业压力、渴望深造等原因，近几年来硕士生报考人数逐年呈递增趋势，递增人数都在10万人以上。调查显示，高校家庭经济困难硕士生的比率普遍在10-20%之间，部分地方院校甚至超过30%。因此，研究生教育收费改革后，构建的硕士生资助体系必须解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接受研究生教育的门槛问题。为此，首先要提高国家助学贷款额度，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得来”。实行研究生教育收费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教科文司、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财务司、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制订的《高等学校学生资助政策简介》中同样适用于研究生的有关国家助学贷款规定，“原则上每人每学年最高不超过6000元”，已经无法满足家庭经济困难硕士生的学费贷款需求，更别提生活费贷款了。因此，要切实提高贷款额度，保障家庭经济困难硕士生能够通过国家助学贷款解决学费和住宿费问题。其次，要加大助学金与勤工俭学岗位津贴的资助力度，保障家庭经济困难硕士生“读得下”。自2014年秋季学期起，研究生普通奖学金调整为研究生国家助学金。虽然硕士生国家助学金的资助标准不低于每生每年6000元，但这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而言还是杯水车薪，高校还得设置相应的助学金予以补充。此外，高校还要强化“三助”工作，拓展助研、助教、助管岗位，适当提高岗位津贴，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硕士生解决部分生活费问题。 2.健全人文关怀性资助方式，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硕士生降低缺陷感 以浙江省温州市高校部分在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为研究对象，共发放问卷800份，回收790份，回收率为98.75%，有效问卷为766份，有效率为95.75%。调查发现，发生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身上的生活事件位列前茅的是学习压力、人际关系和丧失，这与葛华等人的研究结果相似。[11]以月生活消费400元为一档，比较不同月生活消费学生的生活事件与抑郁，结果发现在学习压力方面，少于400元的组和401-800元的组显著高于801-1200元的组；对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而言，来自亲人患疾病、死亡与来自生活拮据的生活事件应激、缺陷感各因子与抑郁指数均呈显著正相关，具体分数如表1所示。表1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事件、抑郁与缺陷感的相关 可见，家庭经济困难硕士生的学习压力相对较大，当他们遇到来自亲人患疾病、死亡与来自生活拮据的生活事件时，对缺陷感的影响较大，甚至会导致抑郁。通过个案研究发现，当家庭经济困难硕士生发生上述生活事件时，及时给予人文关怀性的临时经济困难补助，可以有效降低他们的缺陷感，达到预防抑郁心理的目的。因此，实行研究生教育收费后，要设置完备的硕士生临时性经济困难资助方式，应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发生有关生活事件，帮助他们将这些生活事件“放得了”。 3.创新发展性资助方式，助推硕士生科研能力的提升 研究生教育的本质是科研能力培养，它是研究生教育固有的、决定研究生教育性质、面貌和发展的根本属性，是自研究生教育的产生之初便具备的，不随研究生教育的培养层次、培养类型、培养形式变化而变化的稳定属性。[12]无论是从法规、政策层面，还是从培养实践层面，各国研究生教育的培养目标，均是为了解决本专科学生科研能力不足与社会对高层次人才科研能力高要求的矛盾，将科研能力的培养放在首位，研究生教育的过程也是围绕培养科研能力展开的。[13]可见，创新发展性资助方式，助推硕士生科研能力的提升，是构建科学的学生资助体系，提高资助效率的关键。然而，目前硕士生科学研究资助普遍比较薄弱，存在经费分配不合理、资助力度不够、资助周期短、资助项目少等问题[14]，不利于硕士生的培养。因此，高校要切实加强和改进硕士生科研资助工作，既要做好硕士生具体研究项目的资助，更要做好科研能力培养过程的扶持性资助以及科研能力发展状况的奖励性资助，并且大力拓展“助研”岗位，切实提高岗位津贴，将家庭经济困难硕士生的勤工助学与科学研究有机结合，解决他们忙于生计而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进行科学研究的问题，确保家庭经济困难的硕士生“学得好”。 三、硕士生资助体系重构要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1.处理好资助公平与资助效率的关系 公平与效率是人类社会具有普适意义的价值追求和价值标准。就硕士生资助体系而言，促进资助公平实现的资助效率才是有价值的资助效率，促进资助效率提高的资助公平才是真正的资助公平。高校硕士生资助，“必须由单一强调‘教育机会均等’的公平诉求，发展至兼而强调‘教育机会均等前提下的教育收益最大化’的效率诉求”[15]，明确什么类型的硕士生资助对象采取何种资助方式，科学处理资助公平与资助效率的关系，使得硕士生资助体系更好地服务于人才培养，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因此，高校要统筹国家助学贷款、助学金等保障性资助与国家奖学金、学业奖学金、科研资助、“三助”（助教、助研、助管）岗位津贴等发展性资助，实现硕士生资助效率优先，兼顾资助公平。 2.处理好科研能力培养与文化自觉意识培养的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社会引发了普遍的“西方文明危机感”，认识到通识教育的问题比原子弹更重要，因为原子弹归根结底是要人来掌控的。[16]而人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最终是由文化自觉意识所决定的。文化自觉意识，反映出作为文化主体的人的自我觉醒和自我创造，体现出一种广阔的文化境界、深刻的文化反思、充分的人文关怀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17]资助硕士生提升科研能力，是为了造福人类，而不是对人类构成威胁。如果那些掌握高科技的人，能摧毁我们这个世界，能污染我们的地球，能组合成新的基因来生产新的生命形式，但他们只懂得如何画指数曲线，如何使用试管，而其他的一无所知，那将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世界！[18]因此，高校要创新硕士生资助的方式方法，加强教育引导，协调发展资助对象的科研能力和文化自觉意识，为实施社会主义人才强国战略输送一大批科学研究能力强、又能成为文化自觉急先锋的优秀硕士生。 3.处理好经济帮扶与精神帮扶的关系 调查发现，由于特殊的家庭经济条件和家庭环境，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缺陷感表现得较为普遍，程度上也更为严重。缺陷感体验越强烈，个体的自我效能就越差。[19]实行研究生教育收费后，高校校园内悬殊的贫富差距，将会加剧家庭经济困难硕士生的“贫困”程度，使得他们在人际交往、消费行为、社会心态等方面遭受更大的冲击，他们的缺陷感体验也将更为强烈。缺陷感从本质上讲是一种自尊体验。自尊是人们对自己的价值、长处、重要性总体情感上的评价，是自我概念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成分。[20]已有研究表明自尊对个体心理健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自尊水平越高，孤独感水平越低。[21]缺陷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消极的情绪体验，这种消极的情绪体验与个体对自我的错误认知有着密切的关联。可以预见，高校家庭经济困难硕士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将面临新的考验和挑战。因此，硕士生资助要经济帮扶与精神帮扶双管齐下。 教育经济学论文:教育经济学视角下的家教市场分析 【摘要】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上门家教吸引了越来越多望子成龙的学生家长，家教市场日益发展壮大。本文主要对教教市场的目前状况进行描述及其原因分析，分析其消费主体及主要的从业人员，最后阐述了自己的思考及建议。 【关键词】家教市场 现状分析 消费主体 从业人员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每个家庭的期望，目前中国家庭大都为独生子女，因此父母将全部的心血都投入到对孩子的培养上，并在孩子身上寄托了自己的美好愿望。为了让子女接受最好的教育，父母们不惜出巨资为孩子创造各种良好的学习条件。一个家庭储蓄的主要用途是作为孩子的教育储备基金。为了让孩子上一个好学校，家长们不惜重金买教育，甚至为了能够让孩子进入重点幼儿园投入不菲，更不用说上重点小学、重点中学了。由此，家教——出于教育和市场的交叉地带，正在日益蓬勃发展。 一、家教市场的现状 （一）现状 强大的教育市场的需求催生了家教从业者队伍，家教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熟悉的名词。 家教市场蓬勃发展，课外辅导愈演愈烈，百度数据显示，截止2010年8月底，中小学课外辅导品牌的日均搜索指数达到5.9万。 课外辅导师热门，百度数据显示，截止2010年8月底，中小学课外辅导品牌的日均搜索指数达到5.9万，在寒假过后，搜索指数呈稳定上升态势，并在暑假7月达到峰值9万。 （二）原因分析 教育体制：近几年，虽教育部提出了素质教育的口号。然而，“明减暗加”、“学校减家长补”的现象依旧汹涌。如今，虽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但在仍存在的应试教育为主，在考试成绩的高低成为学生学习水平评价的唯一标尺教育考试制度下，家教，作为学校教学的补充，是弥补学校教育“减负”的重要途径。 市场需求量大：首先，在很大程度上，家长期望决定了需求。目前，家长在教育方面给予孩子的期望值越来越高，在教育投资方面，为了孩子的前途出手尤为大方。这种汲汲的渴求心态，促使家教市场的发展。其次，需要请家教群体基数巨大。我国人口基数较大，而且，其中城市人口基数也较大。而当前家教热的情况下，家教基本成为了每个家庭不可或缺的，显然这是一个巨大的家庭教育消费群体。 消费观念：教育的投入，是每个中国家庭的重中之重。稍微明智、理性的家长，面对于日益严峻的入学考试形式，为了孩子升学，为了让孩子将来有一个良好的人生平台，更加注重孩子教育，把对儿女的教育投入当作最重要的投入。 家教行业投资风险小、利润大。育考试制度的存在、学生个性化教育的需要以及教育重要性的认可决定了课外辅导市场的稳定增长和可观利润。 请家教具有诸多好处：首先，可及时补上欠缺的知识，提高学习成绩。现在的学生的学习负担比较重，对于孩子来说，难免有一些消化不了的东西。请家教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其次，可以有针对性地单独授课。教师在课堂上，只能面对大多数同学的水平和进度授课，不可能做到关注每一位学生。相反，家教面对面地授课，针对性较强，学生在此种环境里学习，情绪会放松下来，学习的效率会提高。再次，可以增强学生兴趣和信心。家教在面对一个学生单独授课的时候，情绪相应地也十分放松，不会有紧张、急躁等情绪。学习较差的学生大多有一定的自卑心理，老师会在授课中帮助他们树立起自信心。这些都是平时在课堂上难于做到的。最后，能纠正学生的不良学习习惯，使学生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 以上是对目前家教市场的发展状况的简单描述。可以看出，家教行业发展十分迅速，已成为教育经济领域发展的一大热点。 二、家教市场消费主体及从业人员 （一）消费主体 为对家教市场的作进一步分析，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此次调查共发出六十份问卷，回收的有效问卷共41份，调查的部分结果如下： 家长在什么情况下会给孩子请家教，从调查结果可知，家长请家教主要是三方面的情况：其中学生成绩不稳定时，家长最愿意选择家教来提高学生成绩，占36.67%；另外两方面的考虑主要是由于家长很忙没有时间去照顾孩子学习而找个家教以及弥补孩子课上没听懂的部分，及时查缺补漏，各占16.67%。 结果分析：一方面，从学生群体来看，家长给孩子请家教主要是有两个原因，一是，有些工作比较忙的家长，请家教主要是为了让老师托管孩子，但更多的家长还是为了让孩子提高学习成绩。因此，请家教的学生大多都是中间的群体，学习优秀的孩子本身能力很强，不需要请家教，后进生几乎放弃学习，因此中间部分也是最多的学生群体，源源不断地成为请家教市场的消费的主体。另一方面，从家庭收入来看，由于家教消费较高，因此，中等、高收入家庭成为了成为教育培训市场的消费大军。在教育培训市场上，为了让孩子更优秀，除了学科科目的培训，各种艺术技能的培训也成为了各类学校和教育培训机构的焦点。由此，构成了家教市场的消费主体。 （二）主要的从业人员 为对家教市场的作进一步分析，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此次调查共发出六十份问卷，回收的有效问卷共41份，调查的部分结果如下： 共有41位已聘请家教的家长参与投票。通过调查发现，家长聘请家教主要有一是教育机构，约占12%左右；二是请高校的在校生，约占44%，三是在职教师约占41%。聘请的家教教育机构5（12.2%）大学生18（43.9%）老师17（41.46%）其他1（2.43%），由以上数据可以看出，现今，家教市场在职教师与在校大学生成为家教市场主力军。 原因分析：在职教师成为家教的主力军，一方面是由于大多数的家长认为在职教师有更为丰富的教学经验，能帮助孩子更好地提高学习成绩，另一方面教师工资较低，而家教市场利益丰厚，不少教师投身于家教市场。 大学生成为家教市场主力军，原因在于：首先，大学生群体受过较高层次的教育，受到广大家长的认可。其次，不少高校学子渴望通过勤工俭学，为下学期的学习生活筹一笔钱，也可以借此接近社会，锻炼自己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上的生活能力；再次，家教工作机会易获得。现今，很多的家教中介机构交费登记后就可当家教。最后，家教相对于其他兼职收入较为可观，也更为轻松。 三、结论与建议 通过本次调查，可以总结出家长们普遍对孩子的学习状况十分关心，而且多数家长认可家教的教学效果，所以家教市场的前景是很广阔的。 但是家教市场的现状，还体现出还有许多有待改进的地方：首先，整体来看家具市场比较杂乱，市场秩序较乱。教教市场家教市场已呈现出明显的信任危机。如现在很多中介机构交费登记后就可当家教，一些不规范的家教中介对来登记的从业人员不作考察，只要见钱就行，而多数家长往往看到广告后就与家教中介电话联系，对中介的情况一无所知。这种运作模式很大程度上扰乱了家教市场的运行。其次，从家长的角度来看，请家教盲目性较强。存在明显的比较现象，现在竞争那么大，别人的孩子请了家教，我的孩子也不能落后。在对老师的要求上偏重于学科知识的掌握。再次，从学生的角度来看，家教补习似乎成为了一种负担。国家虽推行减负、素质教育，但考试制度不变的情况下，课业负担任然很重，只是从课内转移到了课外。长此以往，学生容易产生厌学情绪。 教育经济学论文:浅谈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发展现状与有效策略 【摘要】教育经济学的发展现状是：西方国家以人力资本理论为基础，更侧重于教育的长远发展和教育对经济的具体意义；我国则是强调国家领导对教育的权威作用以及教育和经济的具体关系。总体而言，教育经济学现阶段需要采取的发展策略是：明确逻辑起点、夯实理论基础、拓宽研究领域和完善概念体系。 【关键词】教育经济学 发展现状 策略分析 一、前言 教育经济学是一门研究教育与经济的学科，具体的研究对象是教育，但却是从属于经济学的一门学科，教育经济学具体研究教育的功能以及其为经济带来的收益。本文将在论述现阶段教育经济学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明确教育经济学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并提供具体解决策略。 二、教育经济学的发展现状 无论是我国还是西方各国现阶段教育经济学的发展成果都主要体现在理论体系上，具体表现为不同理论在教育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所占的比重。相比较而言，我国与西方各国教育经济学的不同理论所占的比重是不尽相同的。本文将从教育经济学国内外的理论体系以及侧重点方面明确教育经济学的发展现状。 首先是教育方面，教师的教学成效与教师的数量上，西方在这两点上的研究力度要低于我国，在关于人员运用方面西方各国呈现的是持平的局面，其他方面的理论上研究要高于我国，这就是教育经济学现阶段理论体系现状的最大特点。在西方，基于教育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基础上人力资本理论，教育经济学的最高研究标准是明确教育与经济的具体关系以及教育的长远发展，并且要求教育要对经济发展起到重大的促进作用。而在我国，无论是投入力度、教学效果要求、人力资本理论的依赖程度的研究比重都要低于国际平均水平；相反的我国将教育经济学的重点放在了处理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上，于此同时更加注重的是教育的具体费用以及开支和教育的具体发展空间，这些方面的侧重点都远远的高于了国际水平。国际与国内的理论体系构成和侧重点表明了教育经济学方面，西方国家注重于资金投入与产出效果，而我国更注重教育为国民经济带来的意义。 总之教育经济学的发展现状就是：西方国家以人力资本理论为基础，更侧重于教育的长远发展和教育对经济的具体意义；我国则是强调国家领导对教育的权威作用以及教育和经济的具体关系。 三、教育经济学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具体解决策略 每一门学科在研究与发展的过程中都存在着弊端和盲点，需要不断地加以完善和补充，并通过行之有效的策略进行细化的改善，教育经济学也不例外。本部分笔者将简单介绍教育经济学存在的四点问题，并给与明确的策略分析。 首先，存在于教育经济学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教育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不够完善，并且没有一个明确的逻辑起点。无论是哪一个研究领域，都需要一个条理清晰的理论体系，理论体系的基础是逻辑起点，在此基础上要根据已有逻辑进行不断的理论延伸以及拓展，最终确定一个严密完善的理论体系。这一点的解决策略是要求教育经济学能够重新自身定位，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具体考虑，寻找一个合理的逻辑起点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教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完善。 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我国，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都是人力资本理论，但是随着教育经济学的不断发展和涉及知识面的广泛，单一的人力资本理论已经难以满足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要求，这是教育经济学中存在的又一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具体策略就是要求拓展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在原本理论基础单一的基础上再加入例如管理、统计、社会等多个方面的元素，使教育经济学学科内容更丰富，涉及内容更全面，最终达到使教育经济学不断完善和成熟并且能够更多元化的目的。 上文中强调了教育经济学中存在的两个具体问题，教育经济学的逻辑起点不明确以至于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过于单一，如果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对于教育经济学来说是基础性的，那么教育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不够广这一问题就是核心性的。教育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应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出发，本着完善本学科发展本学科的目的不断夯实学科。但是现阶段很多国家在进行教育经济学科研究的过程中，过多地注重宏观方面而忽视了微观方面的内容，另一方面还存在着在发展中借鉴的相关理论不成熟的问题。这就要求在发展教育经济学的过程中要在从宏观角度出发的基础上完善微观上的问题，具体说就是注重细节上的处理，无论是教学方式、学校教育、班级管理方面都要加大力度；另外还要求教育经济学借鉴更多领域的成熟经验，合理发展和进步。 教育经济学存在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存在于概念体系方面，无论是概念的具体定义还是概念的界定，都存在着比较大的不明确之初，另外教育经济学在经济和教育的逻辑关系上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这就要求教育经济学要将学科自身涉及到的相关概念赋予明确的定义，并且界定清楚，避免混淆。尤其是教育和经济的逻辑关系方面，要进行严密地分析并赋予结构上的层次明确。 总体而言，教育经济学现阶段需要采取的发展策略是：明确逻辑起点、夯实理论基础、拓宽研究领域和完善概念体系。 四、结束语 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国内外都较为重视的研究经济与教育的学科，一直以来都备受关注。本文明确了教育经济学的发展现状是：西方国家以人力资本理论为基础，更侧重于教育的长远发展和教育对经济的具体意义；我国则是强调国家领导对教育的权威作用以及教育和经济的具体关系，并且提供了解决教育经济学中存在的问题的具体策略。希望通过本文能够使更多的教育经济学研究者明确教育经济学，认清现状明确盲点，并积极采用文中提供的策略，完善教育经济学。 作者简介：沈广起（1963-），男，吉林长春人，本科，吉林大学出版社副编审，研究方向：经济学。 教育经济学论文:教育经济学视域下中小学教师城乡交流问题思考 长期以来，义务教育阶段的师资失衡已经呈现愈发明显的“马太效应”。为解决师资均衡配置问题，自1993年来，中小学教师交流被纳入到我国政策体系范围。到2010年时，教育部《关于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提出争取到2012年时达到区域内的初步均衡，至2020年时基本达到区域内均衡；并把城乡间的教师流动作为实现义务教育阶段资源均衡的重要途径，重点关注“健全城乡教师交流机制，推动校长和教师在城乡之间、校际之间的合理流动”；并在同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意见征求稿），其中再次强调“建立城乡一体化义务教育发展机制，试行县域内教师和校长交流制度”。目前，我国绝大多数省份和地区也把城乡教师交流作为实现义务教育区域均衡发展的重要途径，但由于政策本身触及教师、学校等主体的利益，缺乏有效的补偿措施而难以达到预期的均衡师资的目标。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教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选择？教育管理者又应当做出怎样的管理决策？本文在从教育经济学的视角分析其成本效益的基础上，提出教师的行为选择，并对其管理决策作分析和讨论。 一、教育经济学分析的可行性 教育经济学是以人类基本的教育行为为研究领域揭示经济规律的理论，它运用调查和观察等方式对人们在进行教育经济决策时的需要、动机和态度等进行研究。教育经济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个理论流派即行为经济学，是对人们在教育领域中的经济学行为进行心理分析，它与以往的教育经济流派最大的不同就是将人们教育决策时产生的异常心理现象纳入研究范围之内。从人类本性的角度考虑，还原人类的某些非理性因素，从心理学角度对决策时的异常心理问题进行科学理解和合理解释，逐渐构建成为特色鲜明的行为决策体系。前景理论作为行为决策体系的理论基础，它更加精准地解释了决策人员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所作的选择和决策行为，改变了人们采用传统的期望概率模式进行判断分析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风险条件下的决策行为理论，也很好地诠释了人们在成本收益分析状况下对风险的认识以及对个体感觉影响的大小，说明这种非理性的行为可以被人们所识别与预防，从经济理论的角度对城市和农村地区师资交流过程中非理性的行为给出科学有效的诠释。城市和农村地区教师交流存在一定的风险性，如交流教师的回城顾虑等。教师以及学校领导者并不是完全理性的决策者，他们对城乡交流过程中的成本和收益的认识，是有一定的规律可以遵循的。因此，对于城乡教师交流过程中的教师行为选择来说，教育经济学提供了一个更加准确、更加真实的方向思路和抉择过程中的独特视角。 二、教师城乡交流的教育经济学解释 成本收益理论是教育经济学中非常关键的内容，从以上可行性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它对城乡教师交流问题具有很好的诠释作用，中小学教师在城乡交流工作中会得到诸多领域的收益，如工资福利、专业能力等，但除此之外又需要支付适当的成本，主要包括直接成本、机会成本以及隐性的心理压力等。不同经济区域教师的成本收益存在着不同，其特点分析如下： 首先，难以估算成本收益结论。城乡交流教师的成本收益包含着很多方面，其中还有一些是隐性的。其次，师资流入地区的学校具体情况差异比较大，同时参加交流教师的家庭情况、专业发展能力等方面差异也非常大，因此，要得出准确数据的结论是非常有难度的。最后，从城市地区交流到农村地区的成本会超过收益。还有不容忽视的一点就是这些教师承受着非常大的心理压力。他们在交流的过程中会遇到亲情、工作等方面的多重压力：如何适应新学校，如何接受面临的新挑战以及很多意想不到的“后顾之忧”，如多数教师会有回调的担心焦虑情绪。相关研究表明，在交流过程中“照顾不到家庭生活”、“交通生活不便”、“影响了在原学校的发展”依次是教师在交流过程中所遇到的前三大困难。 从以上的经济学分析中可以获悉，教师会根据其所获得的经济利益进行理性行为选择。一般情况下，教师的理性行为选择共三种：主动型、冷淡型、被动型。当收益超过成本时，教师绝大多数表现积极，能主动与他人交流，即主动型；当两者大体相等时，教师缺少积极性，只要求基本完成任务，对交流行为持冷淡态度，即冷漠型；而当成本超过收益时，教师就会拒绝交流，逃避责任，迫于压力，教师只会选择消极性的交流方式。如：城市教师可能在工作过程中不负责任，只完成规定的教学任务，而对于隐性的提高教育教学和科研的任务则置之不理；对于农村教师来讲，如果所到城市学校的专业发展路径等方面难以保障，那这种交流就不会给他们的成长带来实质性的内容。 三、教育经济学城乡教师交流管理决策 1.加强成本补偿，做好收益平衡 亚当斯的“公平理论”告诉我们，当人们做出贡献并获得报酬时，他们不仅关心所得报酬的绝对量，而且关心报酬的相对量。因此，教育当局应当关注城乡师资交流的均衡收益，既包括交流学校内部师资的均衡收益，也包括不同经济区域之间教师的外部平衡。 要实现以上均衡收益，首先，在准备交流的学校里，可以先让消极型或冷淡型的教师感觉到一定的公平感，避免他们产生收益不平衡感；同时应该激励积极主动型教师的行为，从而引导消极型和冷淡型教师主动接受交流，因为他们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如高额的货币成本、回城担忧、环境适应能力、自我发展的压力等。其次，要做好城乡教师所在交流学校之间的均衡收益工作。虽然我们无法准确得出他们在交流过程中的具体经济数据，但根据常识，城市教师所付出的成本较大，而收益却相对较小，因而城市交流学校的教师应该获得适当的成本补偿，并且成为成本补偿的关键领域；而农村地区的教师交流到城市地区不管是从经济福利还是从教育教学能力提高均取得了丰厚的收益，而且一般是高于成本的，因此容易忽略农村学校的交流教师在经济方面的补偿。 2.确定考评机制，避免功利化行为 不管交流的师资是积极主动型还是消极冷淡型，管理人员必须考虑的问题就是怎样科学有效地对教师的交流工作进行评估，以此来避免教师在交流过程中的降低成本执行的行为，如部分执行、错误执行等，以及过分地追求交流收益的行为，如不考虑教学科研方面的交流，而只寻求交流过程中的其他优惠政策的功利化行为。因此，建议构建义务教育阶段城乡师资交流科学有效的考评制度，首先明确由谁来考核，还有采取什么样的考核方式，从而增加考评的民主性和透明度。当前的评价体制存在主体缺失的现象，多数的交流教师不管交流的时间有多长，都是由其所在的学校进行评价的，从而造成这些被考核教师游离于考核学校的规章制度之外，客观上造成了考核学校的管理空洞。在工作实践中，我们应该根据不同的交流方式和状态确定不同的考核人员和指标，如依据交流学习的时限，一年以内的短期交流培训可以考虑由教师所在学校进行考核，长期交流的可由其所在学校及当地的教育管理当局共同考评。评价指标应该由教育当局、教师所在学校和教师三方共同制定。 3.强化社会责任意识，激励教师积极交流行为 尽管以上对交流教师的行为分析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的，但教师还是一个道德人，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曾在他的著作中提出了人性不同于经济人的三个方面：同情心、正义感（合宜感）、行为的利他主义倾向。人们不应当把自己看成是某一个孤立无援的个体，而应当把自身作为世界的一份子，是巨大自然王国中的一员。这就是道德人的特性的直接体现。一般认为，教师的道德观念比常人强，社会责任意识也比较高，当然教师这一职业的工作特性是具有一定的道德性的。从以往的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到，引起教师工作行为动机的六个因素是“尊重需要、生存需要、自我实现需要、权力需要、关系需要、责任需要。它们的平均数分别为22.58、21.72、20.73、19.74、17.50、14.34”。可以看出，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是比较高的分数，可以反映出绝大多数教师是具有较强的道德观念和责任观念的。 实现城乡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完善义务教育公平理想，是每个家长和学生的期望，是中小学教师作为道德人来讲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总之，当交流的收益超过成本时会积极主动参与，反之，教师则属于被动消极型，当然也有可能做出积极性的理性行为选择，比如通过其他福利政策寻求自我满足感和收益增量。因此，对于管理人员来讲要不断及时强化这些理性的行为选择。一方面要增加成本补偿促成其获取自我平衡感和心理满足感，为交流的优秀师资特别是能深入到偏远地区的学校老师，提供充分的成本补偿来保障他们的教育和科研交流需求，促进优秀师资在交流地区及学校就相关的专业问题进行课题研究，最终改善教师的教育教学反思能力；另一方面，政府当局也要出台多种奖励措施，进一步强化和激励交流教师的这种理性的行为选择。 教育经济学论文:教育经济学理论研究文献综述 【摘要】教育经济学从起源发展至今已有快100年的历史，在国外的研究取得了举目的成果，发展了丰富的理论。文章从教育经济学的缘起及雏形、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初步发展、教育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的历史思路做一个文献综述。 【关键词】教育经济学 理论 发展 教育经济学研究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前苏联，其理论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 主要建立在以舒尔茨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所创立的人力资本理论基础之上。人力资本理论之后由贝克尔及丹尼森等学者进一步发展， 成为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核心内容。进入到20世纪70年代，由于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人力资本论受到质疑，涌现出新的理论流派。当跨入新时期，伴随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教育的不断普及， 各种全新的理论不断涌现。本文将对教育经济学主要的理论发展做一个全面的综述。 一、教育经济学研究的缘起和雏形 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具有一定的学科体系结构，首先起源于西方，而后传播到世界各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得到迅速发展并被广泛应用于生产力，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促进了世界范围内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们日益认识到掌握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要掌握科技，教育是关键。从而激发了人们对受教育的需求，因此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益提高，逐渐成为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为教育经济学的产生提供了客观条件。另一方面，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解开了剩余因子之谜，论证出教育是剩余因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刺激经济增长的十分重要的因素，计量经济学的发展也促进了教育经济学的诞生。 20世纪20年代，教育经济学以独立学科的形式最早出现在前苏联，它创建的标志是前苏联著名经济学家斯特鲁米林（C.T. Ctpymnjinh）于1924年发表的《国民教育的经济意义》，这是世界上最早用数量统计的方法阐述教育的国民经济意义的论文，被称作世界上第一篇教育经济学论文。论文系统地研究了年龄、工龄、教育程度对劳动技能的影响。斯特鲁米林认为年龄、工龄和教育程度均影响劳动技能的高低；论证了教育程度与劳动技能成正相关。 西方最早研究教育经济学的论文是美国学者约翰·沃尔什（J.R. Walsh）于1935年发表在美国《经济学季刊》上的《人力的资本观》，它被认为是西方国家研究教育经济学的第一篇论文。沃尔什主要从学生达到可以入大学的年龄算起，认为只有大学教育及其他专业教育才具有资本的特征。大学教育和专业教育可以取得收益但要付出代价，偿还代价之后可以带来利润或经济效应。[1] 到20世纪60年代，教育经济学在西方才真正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这一期间，美国的舒尔茨、贝克尔、丹尼森等代表的以人力资本理论为理论基础和核心内容的西方教育经济学成为主流派。舒尔茨（T.W. Schultz）在《人力资本投资》、《教育的经济价值》、《对人投资的思考》等系列论文中对人力资本理论进行了深化和系统化。其基本理论可概括为重视人力资本投资，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的重要源泉。他认为教育投资的最大特点是对人的劳动质的方面去衡量，而不是从量的方面去判断，即把人的劳动看作是教育装备的结果。劳动的教育装备率高，劳动生产率也就高，从而增强创造收入的能力。 与舒尔茨的宏观视野不一样的，加里·贝克尔（G.S. Becker）着眼于人力资本理论微观领域的研究，并用具体数字计算和实证研究论证了不同教育等级之间的收益率差别。他认为个人通过教育等提高能力和人力资本积蓄，由此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得到较高收入。 除了舒尔茨和贝克尔外，推动人力资本理论发展的另一重要人物是爱德华·丹尼森（E. F. Denison），他于1962年著有《美国经济增长的资料和我们的选择》。他把教育因素视为人力资本因素的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经济增长多因素分析法”，细致地计算了教育的经济价值。他的主要贡献在于具体的计算方法上更加细致和精确。 至此，西方国家提出的人力资本理论从创立起就强调了教育投资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关联性，经济要发展就要重视人力资本的投资，毫无疑问教育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源泉，所以也要重视教育投资。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人力资本理论是教育经济学产生和形成的直接理论来源。 1962年英国伦敦布鲁诺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约翰·维泽（ J. E. Vaizey）出版了第一本正式以学科命名的专著《教育经济学》，系统地阐述了教育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标志着教育经济学的产生。1963年，国际经济学学会召开了第一次教育国际学术会议——教育经济学专题学术讨论会。会后于1966年出版了一本具有一定体系结构的《教育经济学选集》，这次会议的召开以及论文著作的出版也被视为教育经济学学科诞生的标志性事件。这样，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新的交叉学科，在世界各地学术界普遍地受到了高度关注。[2] 二、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初步发展 进入20世纪70年代，教育经济学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许多发展中国家纷纷学习和借鉴西方的研究成果，有关教育经济学的著作及论文层出不穷。但此时的西方国家遭遇严重的经济危机，经济萧条。国家在教育上的投资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不景气的经济状况与教育的不断扩张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人力资本理论表现出了“失灵”，催生出了各种反人力资本理论的新理论，重新评估教育的经济价值，使教育经济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影响比较大的理论主要有三种：筛选假设理论，劳动市场划分理论，社会化理论。 1.筛选假设理论（Screening Hypothesis）。是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提出的视教育为一种筛选装置，以帮助雇主识别不同能力的求职者，将他们安置到不同职业岗位上的理论。创始人是迈克尔·斯宾塞（AndrewMichael. Spence）和罗伯特·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等。1972年，斯宾塞发表了《就业市场信号》一文，论述了教育作为就业市场上的生产力信号，以及如何发射信号。形成了严格的信号理论，也标志着筛选理论的建立。筛选理论对人力资本理论宣称的教育能够提高生产率大胆提出了质疑，极端地假设教育并不增加人力资本， 只是作为一种筛选装置筛选出生产能力较高的人。[3] 尽管筛选假设理论否认了人力资本，但它与人力资本理论并不相反。实际上它指出了教育促进经济增长的另外一条途径：促进社会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正是筛选理论让人们认清了一个被忽视的事实，即教育的筛选作用无论是给个人还是给社会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所以，筛选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正是对人力资本理论的补充。 2.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Labour Market Segmentation Theory）。在新制度经济学的推动下，许多经济学家将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政府管制等引入劳动力市场研究，形成了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着眼点是教育与工资问题的研究。主要代表人物有斯特·瑟罗（Lester C. Thurow），彼得·多林格尔（Peter B. Doeringer），迈克尔·皮奥里（Michael J. Piore）等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教育程度与工资水平成正比例关系是有条件的；劳动市场存在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分割。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和体系是为劳动力市场提供人力， 而人力资本理论把本来分割成不同部分、具有封闭等级性的市场抽象地视为完全统一的竞争性市场， 基本前提就不正确。教育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就业分配上， 在于它决定一个人在何种市场上能谋求职位。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理论的教育程度与工资水平的正相关性成立，而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上述命题不成立。[4]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并不否认教育的作用，它和人力资本理论最大的区别在于它除了将教育作为影响收入的一个重要内生变量之外，还将制度因素、雇主和雇主的工作态度因素等作为内生变量。可见，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是人力资本理论的补充和完善。 3.社会化理论（Socialization Theory）。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创始人是萨缪·鲍尔斯（Samuel Bowles）和赫伯特·金迪斯（Herbert Gintis）。1976年，鲍尔斯和金迪斯合著的《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教育改革与经济生活的矛盾》引起强烈反响。他们认为教育的经济价值源于教育的社会功能。教育的社会功能远比教育提高知识技能对经济的影响更重要，而劳动者的表现则源自自身拥有的非知识化的个性特征（即非认知能力）。而教育的经济功能便是通过各种教育途径和手段使学生社会化，使不同的学生形成经济结构所需要的各种个性特征。[5] 总的来看，以上三种主要理论表面上都是对人力资本论的挑战甚至是反对，事实上，都是从其它侧面强调了教育会带来经济效益的增长，不管是对个人还是社会。某种程度上是对人力资本论的多角度的补充与拓展。但是普遍都忽视了教育的相对独立性和与经济生活相矛盾的一面，因而带有片面性，为教育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空间。 三、新时期教育经济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随着教育的不断普及，对教育经济学的研究也逐步深入，涌现出各种新理论。比如：关注人本文化的社会资本理论、基于新制度经济的教育产权理论。 1.社会资本理论。第一个对社会资本进行系统分析的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 Bourdieu）。1980年，布迪厄在《社会科学研究》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社会资本随笔》的短文，正式提出了“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的概念。之后，美国学者詹姆斯·科尔曼和罗伯特·普特南等先后提出了社会资本理论并将其作为人力资本理论基础上的理论发展加以阐述。社会资本理论尚无统一定义， 但一般是指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内， 通过民众自由地将个体人力资本进行横向的社会组合而生成的能够促进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的社会关系结构和社会心理结构。社会资本理论从群体人力资本角度研究社会经济， 更注重一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人际关系。社会资本理论研究方法弥补了人力资本理论研究方法的不足之处：首先，它提升了人的社会地位；其次，从微观层面为主的分析扩展到宏观层面；第三，社会资本理论直接把无形资本因素（社会心理）关系引入研究。教育的作用在促进个人与社会的共同进步，不仅只是提高人力资本存量，也通过提高对社会关系的认知能力、制定合理的共享规范和合理的组织结构等社会资本存量，从而达到提高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目的。因此，研究教育经济学不能仅仅局限于人力资本的范畴，更应该通过社会资本来凝集人力资本，达到人力资本组合的帕累托最优。 2.教育产权理论。随着新制度经济学这一新的研究范式的崛起，国外学者很快将其方法的普适性运用到包括教育在内的社会分析之中。如美国学者亨利·汉斯曼（Henry Hansmann）研究发现营利企业和非营利性组织的逻辑是相同的，学校这类非营利性组织的非营利性实质是为了减少组织运行成本和交易费用的一种制度安排。新制度经济学对教育经济学领域的运用基本有两个走向：一是把新制度经济学作为一种新的视角，继而作为一种方法来分析教育中的问题；二是从新制度经济学中挖掘出与教育活动不同层面之间的联系。教育经济学中关于第一方面的研究就是运用制度变迁理论作为解释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与结构调整的理论基础。关于第二个方面的研究则是将产权理论引入教育领域，对教育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问题进行制度分析，且提出了教育产权的概念及有关问题的探讨。 新制度经济学对教育经济学的贡献在于教育制度的变迁与教育制度的创新。通过制度变迁理论可以解释我国高等教育体制乏力的根源， 从而为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管理体制改革与结构调整提供理论基础。事实证明，明确提出教育产权应该说是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巨大飞跃。 四、总结 综上所述，教育经济学的研究一直是在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基础之上不断推进。起初有过强烈的反对之音，从而催生出了筛选假设理论，劳动市场划分理论，社会化理论。看似是对人力资本理论的质疑，实质上是一种补充。新时期的学者调整了研究的角度，把人力资本理论引申到了社会资本理论和教育产权理论，使得教育经济学的研究更加符合实际需要，丰富了研究的视角。笔者认为，反观21世纪的学界，研究成果没有多大突破性，仍然是在对以前的理论反复探讨。这门学科的下一步发展需要创见性的突破，才能为现在越来越复杂的教育领域提供新的指导。 教育经济学论文:应试教育的教育经济学分析 摘 要： 教育具有经济价值，这已经是人们的共识。在任何社会中，教育的最终价值都不是为了培养考试能力强、考试分数高的人，而是造就适应社会、促进社会发展的人。本文试图从教育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应试教育的成因、弊端，并尝试在现有的条件下开拓创新，以创造一个健康的教育环境，适应现代教育的发展。 关键词： 应试教育 教育改革 经济学分析 应试教育是“以考试得分为手段，以把少数人从多数人中选拔出来送上大学为目的，片面追求升学”的教育。这种教育把考试成绩作为评价学生、教师、学校和不同地区教育质量的唯一或最高标准。我国的教育长期处于应试教育的状态，这种教育方式将导致学生的创新能力低下，而培养出的人才也适应不了现今世界激烈的市场和科技竞争，长久下来，这将造成国家创新能力低下，削弱国家的核心竞争力，给整个国家和民族带来危害。因此，我们需要进行教育改革，以求改变这一现状。 一、应试教育的经济学分析 （一）教育竞争的失控导致应试教育现象 从教育产业观出发，教育竞争是指教育生产者或教育需求者之间为了超越对方的努力，从而为增进竞争主体的利益在市场条件下所采取的行为方式。 应试教育是被没有节制的考试竞争所“异化”的教育。由于教育资源有限，而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得不通过考试竞争的方式来决定，但竞争的结果却使考试变得至高无上，教师为了考试而教，学生为了考试而学。考试不仅左右了学习的目的，而且左右了教育的目的，并最终“异化”为与教育目的相对立的活动。由此可以看出，应试教育是教育竞争机制在发生异化后产生的“症状”。也就是说，应试教育的现象是一种结果而不是原因：不是应试教育造成社会上背离教育目的的竞争，而是一些背离教育目的的竞争造成了应试教育被广泛批判的现象。也就是说，应试教育的现象其实就是教育竞争的结果。 （二）家长把追求考试成绩作为理性的选择 经济学基本理论假设认为人在一定“约束条件”之下，会作出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人们在面临教育的选择时同样也是如此。 我国的父母非常重视自己子女的教育，在目前的劳动用人制度和教育评价体制下，这种重视就转化成了对子女考试成绩的追求。当然，父母追求的不能只是考试成绩，子女的思想品德、身体素质和审美情趣等也必须在关注的范围之内。然而，学习成绩始终是大多数家长最为关心的问题。因为只有取得优秀的考试成绩，才最能保证孩子在未来的社会阶层中占据较高的地位。应试教育在我国盛行多年最重要的原因是家长对考试的态度。家长在很大程度上拥有对教育的选择权和评价权，家长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教育发展的方向和内容。家长会认为，一所学校的应试教育不成功，就很难保证自己的孩子能够升入更好、更高的学校。因此，家长会将孩子送到升学率高的学校。家庭是社会的组成细胞，家庭的选择构成了社会的整体选择，如果每个家长都重视考试成绩，那么整个社会必然也重视考试成绩。 （三）以考试成绩衡量教育质量成本最低 现今，我国的劳动用人体制非常重视文凭，许多的用人单位对职位提出了较高的学历背景要求，即使这些职位并不需要太高的教育背景。教育经济学的“信号理论”认为，雇主重视受聘者的学历是因为雇主在无法获知受聘者的全部信息（如工作能力、工作效率和忠诚度等）的情况下，雇主只能根据受聘者一些外在容易辨认的特征来挑选受聘者，而最为重要的特征则是受教育水平，于是受教育程度就成为一种说明能力的“信号”。在雇主不能获取受聘者的准确信息，即在“信息不对称”时，雇主把受聘者的教育水平作为最重要的参考指标是科学的、符合道德和法律要求的。因此，雇主通过受教育水平来衡量受聘者的能力是一种快速且成本较低的途径。 教育评价体制从学生、教师、学校和地区四个方面来进行评价。首先，我们发现要客观评价学生的真实道德水平，在教育实践中是很难操作的，也就是说“制度成本”太高。随着知识经济的来临，知识的重要性有进一步提高的趋势。所以，在考虑到“评价成本”和德智体美劳的重要性之后，当前评价学生的最重要衡量指标就是考试成绩。其次，目前在我们对教师评价的很多指标中，最重要的指标仍然是学生的考试成绩。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判断学生成绩的进步比判断品德的进步容易得多，这就致使在教育实践中，学生的考试成绩成为评价教师工作的最重要指标。最后，评价学校和地区的教育状况，实际上就是评价学校或地区范围内学生的状况。那么，这里必然的逻辑推理就是我们用学生的学习成绩来评价学校和地区的教育质量。因此，学生的成绩这一指标在教育评价体制中的使用是切实可行且成本最低的。 二、应试教育的弊端 （一）片面的教育内容 应试教育是以升学考试的需要为标准，并以此作为教育内容的依据。由于升学考试只涉及知识的积累与提取，容易造成学生在学习知识时，只是机械地复述和背诵，而不去理解知识的真正涵义，缺乏验证知识的能力。因此在应试教育中“德育是虚的，智育是偏的，体育是弱的，美育是空的，劳动教育缺失”。五育中只有智育受到重视，但是在教学中如不从启迪学生的智慧入手，就会导致学生片面地发展。 （二）与社会实际脱离 应试教育只关心学生的升学率，在教育教学上不管当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不会考虑不能继续升学的学生参加经济建设的需要，职业技能的培训也形同虚设，职业教育遭受到冷落。以应试目的为主的学校教育从根本上改变了基础教育的性质和任务，也违背了其双重目标的要求。 （三）不利于教师素质的提高 应试教育使大多数的教师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应付各种考试上，其原因是升学率成为评价学校的好坏、教师教学水平高低的标准。这样不但加重了他们身心的负担，而且使他们无暇学习进修，不利于提高教师的政治素质和教学水平。因此，学校与教师都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适应时代的变迁与发展。 （四）使学生的负担加重 应试教育会导致升学的竞争，激烈的升学竞争势必会使学生的压力增大，加重学生的负担。学生学习、复习、考试的日程每天都被排满，沉重的考试压力和学习负担使学生失去了在成长时期应该有的欢乐，既妨碍了他们的健康成长，又对他们将来的健康生活和工作产生了许多潜在的负面影响。 教育经济学论文:浅析教育经济学对大学教育的管理意义 【摘 要】教育经济学尽管是一门边缘科学，但是其却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的理论可以变革人们传统的教育观念,改变人们把教育仅仅看作为“消费事业”、“福利事业”、“行政事业”等陈旧观念,树立起教育发展、教育改革、竞争意识、效率原则等新观念,充分认识教育对“智力开发”、“智力投资”所具有的特殊意义。作为高校教师，我们有必要将其与大学教育紧密结合起来，进而将大学教育与国民经济发展适应协调起来，从而提高大学教育的社会经济效益，获得最佳的教育经济效果。本文对此进行了简单科学的阐述。 【关键词】教育经济学；国民经济；社会经济效益 前言 教育经济学是教育学与经济学的交叉科学，是研究教育与经济关系的一门学科。换句话说，就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教育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教育投资效益的一门科学。教育经济学基本的研究内容之一就是研究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教育经济学家认为，教育与经济是相互制约的。一方面，教育的发展必须依赖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所提供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教育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和智力的物化，有力的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重视社会主义教育经济学，对于从理论上把握和实践中解决我们现阶段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具有直接的现实性。所以，我们有必要将教育经济学的理念和思想与大学管理结合起来，加强关联性。 一、中国教育经济学的回顾 国际上一般把上世纪60年代初期作为教育经济学诞生的起点，主要标志就是舒尔茨正式提出人力资本的概念。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的大门开始向西方开启，教育经济学正式传人中国，其标志为中国教育经济学研究会成立。此后很多学者开始将教育与生产力、教育与经济增长联系起来。1984年10月中国教育经济学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教育经济学研究进入一个新时期，全国性学术团体的成立使教育经济学研究形成了全国的协作组织与交流台。对于教育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尔后至今，教育经济学的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全国具有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博士授予并招收教育经济方向博士研究生的单位达20家，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达到100多家，标志着教育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发展又上一个台阶。作为学科建设的重要方面，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景象。 二、教育经济学与教育管理学的关系 教育经济学是研究智力投资的社会经济功能和经济效果的科学，它侧重于从经济理论上阐明教育与经济之间的关系。而教育管理学侧重研究教育管理中的有关问题。教育经济学与教育管理学之间的关系，好像经济科学中其他分支的管理科学与理论学科之间的关系一样，反应了应用经济学与一般理论之间的关系。教育经济学与教育学存在某些重叠的问题，其主要研究智力投资的社会经济功能和经济效果，所以研究的是一般经济理论问题。然而教育管理学研究教育进行管理的相关问题，对各种教育活动进行经费的预算、计划、使用、监督和调节等，侧重于教育经费的筹集和分配问题。 教育经济学与教育管理学是相互促进的，教育经济学位教育管理学的发展提供经济学理论，而教育管理学又为教育经济学提供实证材料与研究课题，相互结合，相互渗透。逐步形成与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科学体系和社会主义教育管理科学体系。 三、运用教育经济学加强大学教育计划管理 1.宏观计划管理 加强教育经济宏观计划管理，提高大学教育的社会经济效益。为此，我们应该正确的估计与分析我国大学教育的现状和阻碍大学教育投资经济效益的因素，在教育与经济的比例结构上逐步趋向合理。同时应该做好科学人才预测，制定与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大学教育事业发展规划，避免计划的主观性、盲目性，使其具有科学的指导。 2.微观计划管理 加强大学内部的微观管理，提高大学教育投资的使用效率。这就要求我们对大学内部要科学合理地使用教育投资，努力提高其使用效率，培养更多，更好的各类专业人才。同时应进一步做好大学人才培养的成本考核与计算，克服盲目建设与购置，要调整人员结构比例和仪器设备配套，降低人才培养的成本，提高投 资经济效益，加强微观计划管理。 四、教育经济学指导大学管理的意义 运用教育经济学指导大学管理具有现实意义：首先，能使大学教育与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把大学教育的发展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教育与经济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客观联系，揭示其客观规律性，就可以使我们的大学教育的事业发展客服盲目性，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其次，可以有效的促进大学科学管理、提高大学教育投资的社会经济效益、教育投资的使用效率和工作效率，以最少教育投资取得最佳的教育经济效果，为我们的科学管理提供定量的依据；再次，教育经济学为建立科学的管理体制和领导体制提供了科学论证的重要理论依据，促使大学现行管理体制与领导体制进行改革；最后，有利于大学教育内部的结构合理和协调发展，按照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建立大学教育内部的专业设置、培养人才的层次比例和规格等方面的合理结构。 总结： 教育经济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通过它的研究成果推动社会主义教育的内部建设，促使教育体系结构调整，更好的适应社会现代化发展。为此我们一方面加强教育经济学体系自身建设的同时，应该将其思想和理念贯穿于学校教育管理中去，指导教育发展，使教育面向社会，面向现代化，完善教育体制。 教育经济学论文:四川省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教育经济学研究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对外汉语教学事业在国内外蓬勃发展。本文就这种现状，对其从教育经济学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同时提出了一定的发展建议。 关键词：四川省；对外汉语；教育经济学 语言是通向文化核心的钥匙，它能够保持国家和民族的身份，具有强烈的象征性，是一种核心符号，具有凝聚力[1]。 一、对外汉语教育的经济价值 人人力，包括知识和技能的形成，是投资的结果，掌握了知识和技能的人力资源是一切生产资源中最重要的资源。投资对经济增长正发生着深刻的影响，而人力资本的关键性投资在于教育[2]。舒尔茨在提出人力资本投资理论后，采用收益率法测算了人力资本投资中最重要的教育投资对美国1929-1957年间的经济增长的贡献比例高达33%。这一结果被广泛引用，作为说明教育对经济作用的依据[3]。 1.教育的经济价值的意义 从产品的角度说，教育属于劳务(产品)，教育又是公共产品。教育的经济价值的意义在于:教育可以提高受教育者素质，这有利于技术进步、实现经济增长，从而促进一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目标的实现。 2.对外汉语教育的经济价值分析 对外汉语经济价值的大体可以从这几个方面体现：一，利于全世界范围的文化沟通与融合，促进中国旅游等产业的发展。二，国外先进文化(包括科学技术)的引入，有利于促进我国的政治经济发展。三，利于世界各国间的国际贸易往来。四，促进国家间的政治交流和各自经济的稳定发展。 二、当前四川省对外汉语教学事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四川省对外汉语教学事业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专业人才培养的教育投入不足 教育经济学认为：“教育投入质量直接影响教育产出质量。”对教育投入环节的分析是诊断整个教育过程的质量和效益的起点。从目前各高校对外汉语教学专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师资投入和课程资源投入上存在不足。 2.对外汉语人才培养缺乏特色，人才培养的同质化使其在人力市场缺乏竞争优势 在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上，人力资本的价值实现是通过人力资本的异质性来实现的，人力资本的同质化则会直接导致人力资源的浪费。通过比较几所高校的教学计划、课程设置以及师资力量，可发现我省对外汉语教学人才培养中，存在着严重的人才培养同质化的倾向。这直接导致难以实现预期的教育产出效益。 3.对外汉语教学人才就业渠道不畅，导致人力资源的浪费 在“汉语热”的同时，对外汉语专业学生在最终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工作的却并不多。以四川大学、西南民族大学、西南师范大学外汉语专业毕业生2011年就业状况调查为例，近几年对外汉语专业学生的就业去向主要有四种： （1）高校——这主要是硕士生的就业选择。 （2）国外——去国外读研、做志愿者或者在国外的培训机构做对外汉语老师等。 （3）相关机构——国内的对外汉语相关机构，如培训班、出版社、汉办等。 （4）其他行业——超过四分之一的学生就业去向跟对外汉语没有直接关系。 这既说明对外汉语专业的学生就业面还是相当广泛的，也说明对外汉语专业现在的就业形势还是比较严峻。学生一方面不了解国外市场的人才需求，另一方面由于受到现实条件的限制，无法支付出国的相关费用而很难真正到国外从事自己的专业教学。而省内由于受到区域经济发展以及国际交流等方面的限制，对对外汉语教学人才的需求极为有限。这就造成了对外汉语教学专业学生就业的实际困难。 三、四川省对外汉语事业的发展策略 1.加强对外汉语教学的教育投入 首先，加强和保证对外汉语教学的师资投入。在师资不足的情况下，多渠道引进和聘用对外汉语的专业教师，以满足人才培养的需要。其次，对外汉语教学专业的应用性决定了在课程设置和实施中实践性环节的重要性。 2.依托地方大学，培养具有专业特色的人才 教育的需求影响甚至决定着教育的供给。因此，教育效益的实现取决于教育过程是否能够培养出满足人力资本市场需求的人才。当前，国际社会对汉语人才需求的多样化趋势不仅表现在不同国家语言文化需求上的多样性上，还表现在不同专业领域或不同人群需求的多样化等。从四川省对外汉语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看，存在着人才培养缺乏专业特色、不能满足多样化的市场需求的问题。为解决此问题，要依托地方大学，充分发挥各高校的专业特色，培养具有专业特色的对外汉语教学人才。 3.开拓人才市场，实现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的转变 从教育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学生就业属于人力资源配置的一部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人力资源配置的基本方式是市场”。因此，解决目前对外汉语教学专业的学生在就业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最根本的途径在于多渠道开拓就业市场。如积极开展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建立孔子学院，建立具有稳定人才需求的人才输出基地；另外还可以与国外各种类型的学校加强联系，为其提供汉语师资。 4.促进高等教育的国际化 合作办学是整合国际教育资源，促进教育国际化的一个最为方便和有效的途径[7]。在对外汉语教育建设中，我们应该注重当地师资的开发与培养，利用自身诸如资金、师资、生源等方面的优势资源，培养本土化汉语教师，多渠道开拓对外汉语人才市场，实现在教育领域的国际合作。 教育经济学论文:我国高等教育收费问题的教育经济学分析 摘要： 20世纪90年代，我国实行高等教育收费制度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高等教育机构资金不足问题。但也出现了收费高、“乱收费”等一系列问题。本文从教育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对我国高等教育收费制度改革、高等教育收费的合理性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对完善我国高等教育收费制度提出建议。 关键词： 高等教育收费；改革；教育经济学 0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了渐进式的高等教育收费制度改革，经历了免费、双轨制、并轨和完善四个阶段，收费标准也从无到有，从少到多，这一措施极大地促进了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2010年，我国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超过3100万人，毛入学率达到26.5%，高等教育进入了大众化发展阶段，实现了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的跨越。然而，在此发展过程中，高等教育收费中的不合理现象却长期存在，阻碍了我国高等教育的持续健康发展。因此，系统地研究我国高等教育收费问题，是教育经济学领域的一项重要课题。 1 高等教育收费的理论基础 1.1 公共产品理论 根据公共产品理论，产品可分为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对于高等教育，一方面，其消费具有较强的竞争性和排他性，在一定的高等教育资源条件下，一个人接受了高等教育就减少了他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生产的是“高档产品”，有着很高的预期价值。[1]因此，高等教育服务属于准公共产品，根据“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对高等教育收取一定的费用是比较合理的。[2] 1.2 人力资本理论 所谓人力资本，实际上是指人身上具有的知识和技能，以及在生产中所表现出来的能力。人力资本投资理论的核心就是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投资是一种生产性投资，提高人口质量的关键是教育投资，人的素质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由于一个人接受高等教育可以提高其综合素质和能力，在充满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上更容易得到较好的工作，获得较高的收入。因此，个人必须为接受教育进行必要的投入，即缴纳部分学费。[3] 1.3 比较收益理论 比较收益理论主要是从市场效率的角度出发，依据成本和收益来分析问题，指成本投资意愿受市场效益的影响。高等教育带来的收益总体上可分为社会收益和个人收益，其中社会收益主要表现在，高等教育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提高了社会文明程度等方面；个人收益表现在，通过教育增长了知识，提高了能力，能够带来更好的就业机会，提高个人的社会地位和文化修养等无形收益。因此，应由个人及其家庭承担一定比例的教育成本。 1.4 成本分担理论 成本分担理论认为，高等教育成本应由政府完全承担转向由政府、学校、社会、受教育者等多方共同分担。目前，由于世界各国对高等教育经费的需求均持续增长，成本分担理论已成为各国高等教育收费制度的主要理论依据，多渠道筹集经费已经成为高等教育主要的财政政策。约翰斯通进一步将高等教育成本分担主体分为以下四类，即政府和社会、家长、学生、社会捐助者，学生和家长主要以学费和生活费负担教育成本。[4] 2 我国高等教育收费制度存在的问题 基于以上四种理论，高等教育收费制度有其必要性，也具有科学性，在现实当中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一方面，缓解了教育经费短缺与教育规模扩张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增加了人们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使公共教育经费在全社会分配更加公平，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的稳定。[2]但是，我国实行高等教育收费制度改革以来，在实施过程中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主要表现在： 2.1 高等教育收费偏高 1989年，国家规定收取的学杂费标准为，一般地区每学年100元，高收入地区每学年300元。20世纪90年代中期，每年的学费及住宿费等基本上不超过千元。而近年来，一些主要城市高校的学费都在5000元左右，部分专业更是接近万元，再加上住宿费和其他杂费以及生活费用，一个大学生的花费每年在万元左右或更多。《2005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研究报告》显示，教育花费占中国农村和城市家庭收入的比重分别达到了32.6%和25.9%。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日常运行成本中每个学生每年分摊的比例约占45%，而国外通常在15%左右。[5] 2.2 政府的投资主体意识减弱 从长远看，考虑到高等教育对社会进步的贡献，可以说政府是最大的受益者，在高等教育成本分担中应当承担最大的责任。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例要达到4％，但目前仍未达到这一水平。从国家财政收入发展看，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不是财政支付能力不足，而是政府对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理论的认识存在偏差，即将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简单地理解为将教育的成本由国家转移到受教育者。 教育经济学论文:中国学者的教育经济学思想概述 虽然古代社会生产力低下，但是教育对社会经济发展仍然发挥着虽不明显却潜在的积极作用。对此，古代的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在其论述中曾有过火花似的表述。 春秋时期，齐国的政治家与思想家管仲（约前725～前645年）认为经济是强国之本，为此，除了国家开发资源外，还要对民有所“予”，才能有所“取”。这里所谓的“予”，当然包括教给人民生产知识和技术。 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前551～前479年）认为，人口、财富、教育是立国的三大要素。 春秋战国之际，思想家墨子（约前468～前376年）主张，要提高生产，必须施之以教。 战国时期思想家孟子（约前372～前289年）也相当详尽地阐述过经济和教育的关系，他在《孟子・滕文公上》中记述了后稷教民稼穑的传说：“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他主张“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否则“奚暇治礼义哉？”可见，孟子将君王保障民众发展生产，使之丰衣足食，与施以善教、礼义和实施政权统治、归顺民心的关系放在何等重要的地位。 可见，我国古代思想家们早已认识到教育的经济问题。近代以来，魏源、龚自珍等开始看到教育对改良社会和国家富强的作用。洋务派张之洞等人提倡“新教育”、“自强”、“求富”。康有为建议国家也应大量筹集教育经费，并“鼓励绅民，捐创学堂”。孙中山、蔡元培、黄炎培等人提出发展教育促进国家富强的主张。陶行知对教育与经济的作用、教育与生产发展等也发表了有价值的看法。 1.靳希斌主编《从滞后到超前》一书，向人们揭示了20世纪教育经济学研究在中国鲜为人知的开端，并介绍了代表当时中国教育经济学研究的最高水平的三个研究者及其著作。邰爽秋的《教育经费问题》和陈友松的《中国教育财政改造》对中国上世纪20、30年代的教育经费筹措、分配和使用问题进行了研究。邰爽秋在文章中不仅阐述了教育机会均等、广开教育经费筹措途径、统一教育经费行政等思想，而且开创性地提出了教育经费独立的八个办法，包括确定教育基金、划分教育税源、预算制度独立、加税权力独立、征收机关独立、保管机关独立、用款权力独立和审核机关独立。古的《中国教育之经济观》分析了中国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教育与生产的关系，认为当时教育与生产的关系脱节，提出要切实考虑居民的经济能力，提供适合生产需要的教育。古还采用问卷调查了中山大学本部、预科、附中、附小学生私人教育支出结构及其数量。古的研究涉及到教育的经济效率，提出教育者应当在经费、劳力、时间与机会方面谋求最小限度的浪费，在生产的效能与事物的利用方面取得最大限度的经济效果。 教育经济学研究在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曾出现过萌芽，但由于后来连年的战争，教育经济学并没有在当时的基础上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普遍的观点认为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对其系统的介绍和专门的研究在中国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出。 从20世纪80年代教育经济学学科在我国建立以来，教育经济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研究内容涉及到了教育发展和教育改革中的各方面、各层次的经济问题，其中许多成果在政府的教育管理决策中得到了运用。 2.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认为，按照考察的层面和角度，教育经济学可分为宏观的、微观的、结构的、制度的四个研究方面。宏观的教育经济学着重分析教育与宏观经济运行的关系、教育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关系、教育投资与财政收支的关系。微观的教育经济学研究着重运用教育投资的投入产出分析、成本效益分析、成本收益分析研究教育经费的合理使用、受过教育的劳动者报酬确定的依据、教育单位的规模经济、家庭教育支出的变动趋势等问题。结构的教育经济学是对教育的区域结构和各级各类学校之间的合理比例关系问题的研究。这两类结构又同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就业结构和地区经济结构的调整有关。制度的教育经济学研究着重分析教育经济方面的制度环境、制度条件，以及在制度结构上所引起的后果。 3.王善迈以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作为研究工具，研究教育中的经济问题，逐步形成了他独特的教育经济学学术思想，其中具有重要创新价值的思想主要体面在以下五个方面：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教育资源配置方式与教育体制改革、教育财政和教育财政制度、教育成本与效率、教育经济学学科建设。 在教育资源配置方式与教育体制改革方面，王善迈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运用公共产品理论界定三级教育服务的性质及其适用的资源配置方式；二是教育服务不应市场化；三是对民办学校分类管理。 在教育财政和教育财政制度方面，其主要思想如下：一是教育经费单列；二是改革高等教育拨款制度；三是建立规范的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四是探讨公共财政框架下的教育财政制度。 在教育成本与效率方面，王善迈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在国内外首次提出了在现行收付实现制的会计制度下，按权责发生制原则，将大学财务会计信息经过调整转换成教育成本的计量方法；他从高等教育服务是准公共产品这一定位出发，认为学费是高等教育服务成本的分担和补偿，学费的标准应由政府制定；他设计了人、财、物资源利用率的各单项和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提出了以教育资源投入替代产出质量的评价方法，提出和分析了教育资源投入的数量和质量、学校规模经济、教育和学校管理制度等因素对教育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同时为提高教育资源利用效率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在教育经济学学科建设方面，他提出要明确界定教育经济学的对象、方法与学科性质；他疾呼要重视教育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研究；他主张中国学者对舶来品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进行理论创新；他主张对计量模型要视其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的不同而选择不同的方法。 4.在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上，张楚廷先生反对功利地对待教育。他认为教育是人的生活必需品，“教育是自己的需要，人或人群自身的需要。”“人并不只是为‘吃喝穿住’而活着，人活着，就想让自己的本性（可获得性、可自反性、可发展性）显示出来，教育直接产生于这种本性。”“从仅仅发自人的心灵最深处的东西那里，往往看不到任何的功利，如艺术，如文学，如那些艺术般的最抽象的科学。”张楚廷先生基于人性自由发展的教育理念是否排斥市场？市场是否就意味着金钱？市场机制引入教育是否就意味着教育本真意义的丢失？ 何谓市场？为何有市场？是因为有人的需要。有市场就有人的需要；有人的需求与愿望的地方则有市场。张楚廷先生有过这样的论述：“是什么让社会感到了发展旅游的需要？是人，人需要去观赏大自然的美丽和人类自己留下的灿烂文化，人需要游览和观光。需要的人，付诸行动的人多了，人的这种感觉才让社会感觉到了，这才有旅游业。……体育怎么成了产业，广而言之，还有了文化产业，为什么？因为有了市场，实质是有了人的需求。“市场起源于人的需求。反观教育呢？同样也是起源于人的需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市场和教育不仅不相排斥，而且从起源上来说是一致的，二者相容相切。 5.潘懋元先生创造性地提出教育的两条规律（即教育的内部关系规律和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中，他将正确处理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作为教育的外部规律的重要成分之一详加论述，并以此贯穿于他的高等教育经济学理论中。他提出，“教育必须与社会相适应：一方面，教育要受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所制约；另一方面，教育对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起作用，以推动社会的进步。”在这里，他将经济置于政治、文化之前，表明了他对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与经济关系的新认识。就高等教育发展而言，“最基本的制约因素是生产力与科技发展水平的制约因素。……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与速度、专业的设置与课程的选择、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科学的教学内容、现代化教学手段的运用，无不直接受生产力与科学技术所制约。”而生产力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也离不开教育，要求教育为其服务。事实上，教育本身具有巨大的经济功能。“教育的最基本功能就是劳动力的再生产，把可能的劳动力转化为现实的劳动力，把一般劳动力培养成为具有一定的生产知识、劳动技能、有觉悟、有文化素养的特殊的劳动力，以促进生产力的提高。” （作者单位：东北财经大学研究生院） 教育经济学论文:我国2000―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综述 虽然我国现阶段尚没有专门的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机构和组织，但广大成人教育研究者对于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的步伐从未停止过，进入21世纪以来，无论是在研究深度还是内容创新上都有了较大进展。这期间的一系列著述，研究探讨了成人教育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2000―2005年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概述 1.成人教育经济学基本理论。对于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的讨论，集中于马克思教育经济思想和西方教育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人力资本理论。马克思、恩格斯整个理论学说中，有着十分丰富的教育经济思想。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国内一些学者也开始关注成人教育经济学理论与人力资本理论的关系。王显润认为，教育经济学源于“人力资本”理论，成人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即人力资本理论。李志远、朱建文著述的《成人教育经济论》，也是以人力资本理论作为成人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指出“人力资本理论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思想派别，也是成人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阐述成人教育与经济二者的关系，是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之一。经济是成人教育发展的基础，成人教育促进经济的发展，二者协调发展则是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成人教育通过培养、培训各类人才和高素质劳动力，积极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体现了其经济功能。 同时成人教育应该从更新服务观念、拓宽服务渠道、改进服务质量等方面提升其服务经济发展的能力。然而，影响成人教育经济功能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其中教 育投资、教育内容和教材教法是三个主要方面，成人教育应从“教育投资的社会性与市场性，教育内容的职业性与实用性；教学方法的多样性与灵活性”着手，最大限度地发挥成人教育的经济功能。 2.成人教育经济效益与投资。宏观教育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是教育的经济效益。成人教育的多重功能，形成了成人教育的多重效益。总体上可分为精神上的效益和物质上的效益。成人教育的经济效益又可以分为两大类：社会经济效益――经训练的劳动者，在社会生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物质财 富，增加国民收入；个人经济效益――受过教育的劳动者个人能得到更多的劳动报酬。 我国成人教育的投资机制，体现并遵循了“谁投资，谁受益”或“谁受益，谁投资”的原则，成人教育消费的主体――成人教育服务的购买者――势必成为成人教育投资和受益的主体。受教育者支付的学费已经成为成人教育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个人投资成人教育（此处的个人投资成人教育指个人为接受成人教育服务而支付的费用）收益研究，成为近期成人教育投资收益研究的创新点。利用经济模型和数据统计分析，我国高等教育的供需模型，进而分析个人教育投资收益率，虽然没有明确指出研究对象是特指个人投资成人教育的收益，但就其研究对象而言，则完全涵盖了成人教育投资收益这一部分。 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多元办学主体投资，共同开发成人教育资源的要求与趋势日渐迫切。研究成人教育的办学收益，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必然。在研究中，学者们将办学单位的经济收益称为微观效益或内部收益，指出高等教育投资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得更佳的社会效益（当然也包含了经济效益)；获取适当的经济效益对于促进成人教育发展是有益的。此外还探讨了成人教育规模与效益、质量与效益、办学成本与效益以及效益分配与成人教育发展等问题，指出应建立科学的成人教育效益观，确保成人教育在市场经济社会中的持续健康发展。 3.成人教育与社会经济结构。成人教育结构与经济结构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经济产业结构决定着成人教育的专业结构，成人教育的程度结构要适应经济部门的劳动技术结构，成人教育的管理结构要适应经济体制结构，这是成人教育内容创新发展的动力。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的主体是市场，但是，由于高等教育的准公共产品特征，其资源配置不可完全依赖市场运作，政治结构也影响到成人教育的资源配置。政府干预和市场机制促使成人教育根据供求情况，调整成人教育资源在部门与空间等之间的转移，最终实现成人教育资源合理配置的最大化。结合个案研究，有关学者对于城乡成人教育资源的科学化配置进行了研究。 4.成人教育与知识经济。进入21世纪，知识经济大发展，围绕根据知识经济发展的特点和我国经济发展略，研究知识经济时代成人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规律成为一些学者跟踪的重点。成人高等教育作为我国 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具有培养人才和促进知识增长的作用，正确认识知识经济的本质特征是研究新形势下成人高等教育与知识经济发展的基本点。 在知识经济时代加快发展成人高等教育，是以知识科技为基础的知识经济发展的需要。在知识经济时代，科技的发展，经济的振兴，乃至整个社会的进步，都取决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大量合格人才的培养。基于此，我国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了知识经济时代成人教育与经济发展相互作用的规律，成人教育与经济是怎样在辩证统一关系作用下，发挥能动作用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的。知识经济对于成人教育是机遇也是挑战，成人教育要在办学思想和观念、教学方法与方式上进行变革，树立终身教育观念，发展成人教育，服务经济建设。 现代社会科技成果的层出不穷和广泛应用，导致经济结构、就业结构、职业结构的变化，使社会流动成为一种普遍的、重要的社会过程，而成人教育是影响并促进这一社会过程的最主要、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成人教育通过使潜在的劳动能力转变为现实的劳动能力，促成各层次人才的流动，通过优化成人的人格和个性而促成成人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通过多学科、多门类、多层次、多形式的教育创设成人社会流动的条件，通过职后继续教育和培训提升成人的社会及经济价值。当前我国各类人口流动的特点和趋势，赋予我国成人教育以新的使命，成人教育将通过发挥引导各类人口流动取向、提升各类人口社会流动的智能素养、促进各类人口的有序流动、协同开展各类人口的教育培训等功能，实现并提升社会人口流动中的成人教育经济价值。 5.成人教育与现代企业培训。人力资源开发和企业教育与培训，是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特征。成人教育在参与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进行成人教育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了劳动者素质；优化人力资源配置，促进城镇失业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解决等对产业进步、企业发展及完善劳动力市场发挥着积极作用。在对成人教育是“加快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手段”、“实现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转化的重要途径”、“与普通教育形成互补，促进人力资本保值增值”等观点达成共识的同时，也探讨了成人教育人力资源开发的内容， 提出了关注女性人力资源开发和老年教育的问题。 6.远程教育经济学研究。为适应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远程开放教育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在我国组织现代远程教育工程时，对远程教育经济学研究也日益深入。一系列的研究成果，阐述了制约远程教育发展的“规模――质量――效益”关系。丁兴富在其《远程教育经济学研究的研究》中，以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为例，研究了远程教育的成本核算、投资效益以及远程教育与传统教育相应经济数据的比较。冯少舟的《远程教育经济学研究》一文，讨论了远程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也指出了远程教育经济学研究滞后远程教育本身发展的原因在于经济理论工作者和远程教育理论工作者缺乏联合。结合成本与效 益评价，提出提高远程教育办学效益的几个经济学问题。 在远程教育经济学研究上，都不同程度地采用了经济数学模型进行定量分析。 7.农村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主要论述了农村成人教育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关系，强调农村成人教育对农村经济建设的作用是农村成人教育经济研究的主要内容，指出了发展农村成人教育是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关键。农村成人教育对于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提升农村成人教育经济价值，合理调整农村劳动力资源的配置等等，担负着重要职责。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建设和谐现代新型农村，农村成人教育都将起到积极作用。 2000―2005年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的特点与缺失 归纳分析过去6年对于成人教育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围绕经济政策、经济热点、经济问题进行思考与讨论是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一大特点。沿着归纳现象――提出问题――分析原因――解决问题的基本路线，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了成人教育与知识经济、成人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成人教育培训与农村经济发展等成人教育经济学的应用研究占到绝大多数。由于成人教育经济学的特殊属性（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等），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内容比较广泛，有一些创新点，例如对成人教育培训与人口流动的论述等。从数量、宽度、创新性和实用性等要素来看，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有了较大进展。 尽管成人经济学研究在有限的时间里取得较丰硕的成果，但是理性地思考，我们会看到成人教育经济学的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从理论基础到实践应用还没有做到真正成熟，从研究内容到研究方法也不够健全，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 1.微观探讨多于宏观研究。对成人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大多基于某一点展开，结合实践进行论述，而从建立“成人教育经济”学科的广度与成人教育经济学的宏观角度的研究则较少。尚未有完全以“成人教育经济学”为题的完全意义上的研究专著出现。 2.深度研究尚待加强。在众多研究成果中，一般思辨占了较大比重，而且重复性研究也较多。能像“教育经济学”研究那样宽基础、重深度，是人们对“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的期待。 3.一部分研究成果带有“教育经济学”痕迹，因此，对于成人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尚需从实质上、根本上对成人教育与经济的相互关系、规律以及作用等方面做大量深入的探究。 4.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需要团队协作和领军机构。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快速发展，为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应该在一面旗帜统筹下协调研究方向与重点，避免低层次的重复建设。也呼唤像“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这样的机构与团队的出现，为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发展进行引领与谋划。 教育经济学论文:教育经济学进行实证分析的泥淖 1 教育经济学进行实证分析的必要性 1.1 科学客观性的要求 科学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其客观性，尽管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流行对西方现代哲学体系所崇尚的客观性形成了颠覆性的挑战，但是客观性作为科学的一种本质属性始终以主流姿态影响着科学的发展。科学的客观性不仅有利于我们确证科学的可靠性和确保实践的坚定性，而且有利于我们秉持执着的信念不至于陷入怀疑论和相对主义所宣扬的不确定性。教育经济学作为教育学和经济学两门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要努力增强自身的实证倾向，向科学的客观性靠拢，以提高教育经济学的价值、政策影响力和现实解释力。实证主义的目的就是希望建立知识的客观性，实证分析的过程也就是寻求客观性的过程，实证分析对客观性的追求和所采用的客观分析方法对教育经济学满足其客观性的需要来说无疑是最好的选择路径。 1.2 学科发展的需要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基本的理论假设和前提，并在此基础上通过逻辑推理、经验归纳或二者的结合来建立自身的理论体系。如古典经济学是围绕其“估价理论”和“一般均衡”假设为基础，综合逻辑推理和经验归纳建立其精密的理论体系的。教育经济学目前的理论多是经济理论在教育领域的迁移，且一些结论缺乏经验和证据的支持，教育经济学要想成为一门理论严密、论据充实、说服力强的社会科学就必须采用实证分析方法。实证分析要求一切以经验为依据，规律的探寻要来源于经验的归纳，还要经得起经验的检验。实证分析所体现的科学精神以及多采用的自然科学式的观察、实验方法可以为教育经济学理论提供相对合理的假设和数据支持，这将有利于教育经济学显示出更多的说服力和更小的主观性，进而促进教育经济学学科的发展。 1.3 政策制定的需要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观点，理论的价值体现在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上，教育经济学要努力进行规范分析以增强其服务实践的能力，否者就会成为空中楼阁而丧失其存在的意义。而实证分析是规范分析的前提，缺乏实证分析的理论将会导致规范分析的无力和失误。此外，抛开一门学科的理论是否有必要为实践服务的争论，教育经济学也需要进行实证分析来增强自己的信度和效度，因为，一旦欠精确的教育经济学理论被政策制定者纳入其政策分析视野之内，将会对公众的利益造成损失。 2 教育经济学进行实证分析的困境 第一，理论假设客观性的证实困难。一方面，当前公认的教育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假设和前提是教育的经济价值和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教育和经济存在影响已经得到了一定的证实，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作为教育经济价值的核心论证的人力资本理论受到了诸如筛选理论、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社会化理论等的一系列挑战。新时代，教育的经济价值需要更有力的实证支持，尤其在各影响向度的程度方面，如教育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个人就业、教育在当前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教育是否有利于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帮助实现了公平的社会收入分配等。另一方面，教育经济学的内容过分依赖经济学的一系列假设（如估价理论、外部性、一般均衡等），这就涉及到经济学假设客观性的证实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密切关注经济学在客观性方面的发展，比如经济学方法论和计量经济学的最新动态。如此，将加大教育经济学实证分析的困难。 第二，进行实验研究的困难。首先，教育（下转第59页）（上接第4页）经济学的许多变量难以做量化考察。如在教育的投入方面有：教师的经验和努力程度；学生的兴趣、情感和态度；学生之间、教师之间以及学生和教师之间的交互影响等。在教育的产出方面有：如何衡量学生的学习成果；如何区分不同学生的质量；如何量化学生所形成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在教育供求方面，制度对就业的影响如何量化；期望和性格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最终的就业选择；劳动力市场上不同质量毕业生的加权问题等。其次，教育经济学的变量难以操纵。社会科学大都涉及人的研究，人的主观能动性导致将无法准确地进行实验操作，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教育和经济的关系以及教育的经济问题，学生发展的不成熟性和教育过程的复杂性都将使操纵变量的难度增强。最后，相关变量难以控制。例如，如何排除天赋、家庭背景、文化、制度和时间选择（即期和长期）对教育产出的影响等。 第三，进行经验检验的困难，主要是收集和处理数据问题。首先，教育经济学所使用数据比较过时，数据来源的代表性、准确性差。在我国更是缺乏全国性权威机构的统计数据，研究者大都根据自己研究目的自行组织人员和策划方案来收集数据。其次，数据处理方法的选择对结果影响大。采用不同的数据处理方法，会得出迥然不同的结果。教育经济学在方法选择方面难度较大。再次，缺乏科学的态度，存在用数据证明先验观点的倾向。最后，统计数字很少能与教育经济理论中产生的概念完全吻合。 第四，经济学模型的适宜性困难。构建经济数学模型是经济学进行实证分析的主要手段之一，然而，教育经济学是教育学和经济学非线性交叉而产生的独立学科，其研究方法不能完全照搬教育学或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目前不少学者站在经济学的立场上认为，教育经济学属于部门经济学，教育经济学主要是用经济学的规律和理论，以及经济学的计算模式和方法，观察研究教育部门的经济问题、经济现象、经济规律，使经济理论和经济规律在教育部门得到具体运用和实现，不必过多地考虑和运用教育的理论和规律。①然而，将经济学模型简单地运用到教育经济学中会遇到一系列适宜性困难，盲目的套用经济学模型会遭到研究者和现实问题的责难和诟病。就那简单的供求局部均衡分析来说，将学生定为教育产品忽视了学生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学费是受教育者向学校缴纳的货币性费用，不能涵盖学生接受教育的全部成本，不能将学费简单地视为价格；最值得警惕的，经济学模型是建立在一定的假设基础这上的，这些假设在教育学领域中的适应性需要研究者保持科学的谨慎态度。 第五，理论预见和政策分析的困难。一方面，对教育产出的考察由于其滞后性和持效性需要在较长的时间范围进行，但长期的考察会又受到受教育者自身发展变化和周围各种潜在因素的影响，这使得教育经济学无法提出精确的理论预见。另一方面，无法直接测量教育经济政策和行为的一系列后果，只能从一段时间的行为变化中进行推测，这又导致了政策分析的困难。 教育经济学论文:中国教育经济学内部的冲突与平衡 1 中国教育经济学内部的冲突 1.1 教育目的和经济目的的冲突 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虽然现存的教育目的存在培养“道德理性人”、“生活自然人”和“现实社会人”等不同的价值取向，但教育的最终目的仍是培养出一定的符合特定理想目标的人。然而，经济学研究的是一个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将它们在不同的人之间进行分配。①经济的目的是如何最有效地使用社会资源以满足人类的愿望和需要。教育目的的理想性和经济目的的现实性直接促使了教育经济学内部理想和现实冲突的生成，这表现为在教育领域中追求教育公平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冲突；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与专业技术培训的冲突；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与大学自制的冲突等。 1.2 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冲突 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教育与经济的关系及教育领域内的经济现象和规律。多数国内学者认为，正因为教育经济学研究的是教育与经济相关的领域，故它的研究更多应用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②虽然目前的大数学者在具体研究方法上都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归纳与演绎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相结合的综合分析方法，但教育经济学在现有理论构建和具体研究中还是难以摆脱简单用经济学方法来分析教育问题的顽疾。教育经济学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冲突突出地表现在把教育问题或教育过程简单地看作经济问题或经济活动，进而完全用经济学方法来处理教育经济问题。 2 中国教育经济学内部冲突的原因分析 2.1 学科性质的交叉性 教育经济学滥觞于西方经济学的人力资本理论，而中国教育经济学学科的研究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从对改革开放初期对西方教育经济学的引进发展到今天以中国国情为土壤的中国特色的教育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的学科性质越来越多地从部门经济学向交叉学科性质转换。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教育学与经济学相交叉融合的学科必然面临着将教育学与经济学两门不同的学科进行交叉整合的问题，这些问题容括了从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到内容体系和具体论点的各个方面，需要对这两门学科进行非线性的交叉和综合是引发上述冲突的根源。 2.2 研究主体专业背景的差异 中国教育经济学研究和教学主体大多是教育学和经济学学者，伴随着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的设立，中国教育经济学的研究队伍的专业背景不断扩展到管理学、统计学等学科。不同学者基于自身的专业背景在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研究方法、内容体系等方面产生了较大的分歧。如经济学者认为，教育经济学属于部门经济学，应该用经济学的方法、经济学的逻辑和经济学的理论来进行教育经济学学科建设，一些学者甚至基于经济学的“显学”地位蔑视其它学者的对教育经济学的研究；而教育学者大都坚持教育经济学属于教育学的分支学科，教育经济学的研究最终要为教育服务，并抨击教育过程的经济化，提出要重视教育学在教育经济学中的价值规范作用。 2.3 学科发展的欠完善 教育经济学在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的推动下于20世纪60年代初步形成，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才被引入我国，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我国教育经济学在取得了一些成果的同时，仍面临着一些问题。比如，“研究对象和边界模糊；缺乏独立的范畴和相对严密的逻辑体系；没有较为完整、独立的理论。”③此外，教育经济学在研究过程中存在偏重定性研究、缺乏自主创新和研究不规范等问题。教育经济学学科发展的欠完善不仅造成了其内部的冲突和分歧，而且还削弱了教育经济学的学科地位和现实的解释力与影响力。 3 中国教育经济学内部冲突的平衡 3.1 研究价值取向的确立 确立正确的价值研究取向是平衡教育经济学内部冲突的基石，价值取向的关键是为谁服务的问题，正确的教育经济学研究价值取向的建立有利于平衡教育目的和经济目的的冲突。教育经济学所涉及的问题既有宏观层面教育与经济的关系和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也有微观层面学校的有效运行和学生学习效率的提高。所以，教育经济学的研究价值取向不能简单地确立为为经济或者教育服务，而是要基于相应的研究对象确立不同的研究价值取向，因此，教育经济学正确的研究价值取向是：在宏观层面的研究主要是为经济服务，而微观层面的研究主要是为教育服务，且在宏观和微观领域都要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权衡问题。 3.2 不同研究者的对话 不同学科背景教育经济学研究主体之间的对话、交流是平衡教育经济学内部冲突的主要途径。教育经济学研究队伍的专业背景的多学科性一方面加大教育经济学内部的冲突和分歧，另一方面也丰富了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研究队伍。教育经济学要想成为一门既不从属于经济学，也不从属于教育学的交叉学科，更好地为教育和经济服务，不同的学者就应该抛开其专业背景的立场和视角，真正从教育经济学的学科发展来研究教育经济学。经济学者要摒弃其用“硬科学”眼光来看待其它学科的立场，在研究注重教育规律；教育学者要抛开对教育问题进行经济学的偏见，在研究中主义经济学方法和理论的运用；其它专业研究者要努力在研究教育学和经济学的基础上结合其学科背景丰富和发展教育经济学的理论。 3.3 学科理论的创新 教育经济学学科理论的创新是平衡教育经济学内部冲突的有效手段，因为新的理论有更强的时代性和包容性，也可以给教育经济学注入心的活力。理论创新要求研究者在确立正确的研究价值取向之后，不断加强研究者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并在借鉴国外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特设社会主义的教育和经济实践，挖掘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经济思想的内核，进而以内核为中心建立和发展中国特设的教育经济学。进行教育经济学学科理论创新要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端正研究态度，改善研究方法；二是深入研究国外理论，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三是关注时代、实践话题，加强本土化建设。 教育经济学论文: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一种教育经济学视角探析 摘要：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一直是学校教学追求的目标，本文笔者试从教育经济学的角度来探讨课堂教学效率的提高问题。笔者认为，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主要从影响课堂教学效率的诸因素入手，将这些因素进行有机整合，同步推进，这样才能保证课堂教学效率的提高。 关键词：课堂教学效率教育经济学 21世纪是以信息科技为主的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飞速发展，社会的分工也越来越细，人们之间更强调一种分工合作，信息流通量加速，在这种节奏紧密的生活中，谁能把握机会，提高办事效率，往往意味着谁就能取得成功。因此，提高办事效率是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首要条件。课堂教学作为教育事业的前沿阵地，也应适应时展的要求，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要探讨课堂教学效率的提高，首先就应该考虑清楚影响课堂教学效率提高的因素有哪些？本文笔者从构成课堂教学诸因素着手考虑。影响课堂教学的因素无非涉及到人力、物力、财力三个方面，具体地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资金投入 资金投入是课堂教学正常进行的最基本的物质保障。学校只有在拥有足够的资金的情况下，才能聘请教师、购买教学仪器设备、改善课堂教学环境等。资金投入主要从三个方面影响课堂教学效率的提高：首先资金投入是否足量是影响课堂教学效率的重要因素。其次，资金投入要用在点子上。当前各种腐败现象蔓延，教育这块神圣领地也被无情地侵染。于是，在教育界各种贪污、挪用公款、滥用职权、因公肥私等腐败现象也屡见不鲜。最后，资金的管理以及流通是否合理也是影响课堂教学效率的重要因素。资金管理和流通是否合理是关系到资金能否充分、及时地利用的有效条件。如果资金不能被及时地运用，那么势必拖延教学时间，造成时间的浪费，从而降低课堂教学效率。 二、教师 教师是课堂教学组织者、实施者、主导者，其多重角色表明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可以说教师因素是影响课堂教学效率的首要因素。教师的知识能力、教学能力、学习能力以及操作能力等都会对教学效率产生重大影响。 三、课堂教学硬件设施 课堂教学硬件设施是保证课堂教学正常进行的物质资源，包括课桌、黑板、粉笔、教科书以及用于课堂教学的各种仪器设备等，这些都会对课堂教学效率产生影响。课桌、黑板的好坏，粉笔的色彩，教师面积大小、光线昏暗程度等关系到能否为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关系到能否使学生安心地投入到学习中来，这当然会对教学效果产生影响。目前，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些经济较发达的地区，中小学基本上都配备了多媒体教学设备，甚至在一些经济落后地区的中小学，随着国家教育扶贫工作的扩大和进一步落实，也都为教学工作配备了多媒体设备。然而，实际情况是绝大部分中小学只是将拥有多媒体教学设备作为学校评估的硬性指标，只是充当摆设而不能“物尽其用”。与其他的硬件设施相比，多媒体教学设备价格昂贵，耗资大，怎样才能“物有所值”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也是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 四、潜在因素 课堂教学效率的高低还受到一些潜在因素的影响，如班风、课堂气氛、座位排列方式、教学中的师生关系等。总之，对课堂教学效率产生影响的因素主要有以上几个方面，而这些因素的前提是以财力得到保证的情况下产生的。针对以上这些因素，在实践中我们如何才能提高教学效率呢？笔者认为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 保证资金的有效投入。资金的有效投入是保证课堂教学正常进行的物质基础，是提高课堂教学效率的物质保障。所以这一工作至关重要，那么，怎样才能保证资金的有效投入呢？笔者认为要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首先要多渠道地筹集资金，保证资金的足量供应。教育投资是多方面的，包括国家财政拨款、社会投资和受教育者家庭或个人投资。其次，资金要合理分配。在保证用于教育的资金足够之后，我们要将他们在教育内部进行合理的分配。最后，要对资金进行有效管理。资金的有效管理意味着在具体的教育活动中，一方面我们应该建立一套合理的监督机制，从而保证资金合理的流通；另一方面，要与一批具有较高管理素质、能高瞻远瞩的管理者，这样能使资金更加有效、合理的流通。 2、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师素质。教师是课堂教学中的主导因素，是课堂教学的“指挥师”，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发挥得如何，他们自身的教学能力如何等都会对课堂教学效果产生影响。所以，提高教师素质，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是提高课堂教学效率的一个主要途径。要做好这项工作，在现实中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各种教育资源，为教师接受再教育提供方便。 3、保证先进教学仪器的充分有效利用。教学仪器的使用主要是为了帮助教师更好地表达教学内容、使学生更好地接受并理解教学内容，从而更好地实现教学目标。教学仪器的充分有效利用直接关系到教学效率的高低。因为教学仪器设备是教育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教育投资在教育内部合理分配的结果。如果教育投入不能得到足够的产出的话，那么教学效率必然会降低。所以，一旦教学仪器设备已经具备了，那么提高效率的关键就在于将它们有效利用起来。。 4、创设一个优良的教学环境。教学环境包括多种因素：校园风气、班级风气以及课堂气氛。校园风气包括有形的诸如各种宣传栏、各种科学标语；还包括各种无形的影响，如该校辉煌历史（包括各种优秀的教学成绩）。班级风气是衡量一个班级的主要参照标准。一个团结的班级、一个好学的班级、一个活力十足的班级等等，他们的教学环境肯定是不一样的。课堂气氛主要是通过教师创设情境，激发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使课堂气氛活跃。在一个优良的教学环境下学习，学生能够更好地投入其中，将学习与生活、学习与体验更好地结合起来，这样也就更好地体现了教学的时代目标，无疑也会更好地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总之，从教育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课堂教学效率的提高关键在于充分考虑各种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将这些影响因素进行有机整合。这些环节共同构成一个整体，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缺一不可。

传媒经济学论文:经济学视角下传媒与经济安全的关系 传媒与经济有着极深的渊源，财经类传媒就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媒体，可以说传媒就是为对经济进行报道而出现的。从经济学入手，针对传媒对经济的影响进行分析，可以了解传媒与经济安全的关系，为传媒对经济安全的影响找到理论依据。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研究对于资源的有限配置问题。通过经济学的分析研究，也可以认识到传媒在经济活动中起到的作用，进而分析对经济安全的影响。 经济学 传媒 经济安全 宋萌，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河北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王丽霞，河北大学国际交流与教育学院讲师。 经济学的划分通常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由于要在经济全球化视角下对其进行分析，所以国际经济学对于现阶段认识传媒对经济安全的影响，就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微观经济学视角下的传媒与经济安全的关系 微观经济学是19世纪下半叶发生的边际革命而产生的结果。简单来说，微观经济学就是研究个体的经济单位在市场条件下运用供求关系的调整手段对市场进行配置的问题。经济活动中的4个基本要素为：生产者、消费者、市场、政府。其中政府对于市场是监管者，在微观经济学中没有涉及。所以微观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生产、 消费与市场。在这三者当中，市场又占据了重要地位，因为是市场把生产和消费联系到了一起。 在产品的自产自销阶段，人类的生活只能满足于自给自足。剩余价值的出现，导致了生产者与消费者分离的状态。生产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自己生活，更是为了其他人消费，这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性。这里所说的市场不是说商场等具体的交易场所，而是抽象意义的市场，是为联系生产与消费而产生的。实践证明，市场经济是调节生产与消费从而进行资源合理配置的最为重要的方式。 微观经济学的核心理论主要是供求关系理论，并由此理论衍生出针对生产者、消费者、市场和市场对于参与者的回报等一系列相关理论。对于这些理论，通过简单的研究也可以看出，当市场形成时，生产者与消费者发生了分离，这时对于市场的了解就需通过经济信息来完成。这也就是为什么财经类传媒是最早产生的原因。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财经类传媒至今仍是传媒产业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 换一个角度讲，经济信息保障了人们对市场的认识。由此亦可看出传媒对于市场的影响力度。传媒需对整个经济环境进行正确的认识，在此基础之上，还要信息对经济产生的影响。经济安全的保障是建立在健全的市场条件下的，且经济参与者都要有理性认知与思维，从而主动调节自身的行动。也就是说传媒反映市场的供求关系，从而影响了生产者、消费者的行为。不仅如此，传媒出来的信息也会影响到产业结构、企业行为与收入分配等。 微观经济学下，市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仅靠这只“看不见的手”来对经济进行调节是远远不够的，市场失灵也不可避免。对于市场失灵的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信息的不平衡，也即不完全信息问题。现阶段，人们对于市场的认识主要是通过传媒进行的，这一点可最大地发挥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完全竞争市场对于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能得到实现，是因为人们能够完全了解和掌握市场，在理智的基础之上作出判断。在现实社会当中，信息是不可能得到全面掌握的，大家都是凭借不完全信息在市场上进行活动，即便是在传媒如此发达的今天。 有些公司主动利用媒体为其散布舆论，从中获得利益。如全国多家报刊和互联网纷纷转载《燕赵都市报》在2002年7月15日报道的《莫忽视微波炉的危害》一文，该文称微波炉会引起人的心跳变慢、全身疼痛、睡眠被扰乱、记忆力减退，而且微波炉对食物的破坏也十分可怕，它使食物不再有任何活性维生素等。这篇文章四处传播后，当即导致我国微波炉市场两个月内的销量下滑了近40%。这时，某跨国公司推出所谓第五代微波炉新品，宣称能克服上述弊病，并在全国市场上大造声势。后经查那篇污蔑性的文章正是在这家跨国公司的操纵下出炉的。 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传媒对于市场经济的报道是否全面，直接影响着经济安全问题。市场决定了无论是消费者还是生产者，都希望夸大对自己有利的信息，减少对自己不利的信息，期望通过这些不完整的信息在市场上达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导致单纯的市场经济必定是有弊端的，是会对经济安全产生负面影响的。而传媒在这一情况下就要做到既对生产者负责也对消费者负责，从而保证市场的稳定，继而对国家经济安全产生积极影响。只有传媒对两方面都提供尽可能全面的信息，才可保证经济安全。 微观经济学由于自身的弊端，很多问题不能单纯地依靠生产者、消费者和市场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就需要政府的调控。政府调控也要遵守市场规律，不能是盲目和无限的。在这一环节传媒作用巨大，不仅要向消费者和生产者呈现一个全面的市场，也要向政府传递充分的市场信息。传媒在连接消费者、生产者、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功能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使各环节都能发出声音并得到反馈。可以看出，在微观经济环境下，传媒对于保证经济安全举足轻重。 二、宏观经济学视角下的传媒与经济安全的关系 1929年末开始的经济大危机爆发后，人们看到了在微观经济学领域不能解释的经济现象。随着罗斯福新政的实施，宏观经济学逐步确立并快速发展起来。如果说微观经济学是研究在市场条件下对于经济的均衡和要素的配置问题，那么宏观经济学就是研究整体的国民经济体系当中所发生的经济的均衡和要素的配置问题。也就是说微观经济研究的是经济个体，而宏观经济研究的是国民经济的整体。对于经济活动主体来说，微观经济更多考虑的是生产者和消费者，而研究宏观经济学更多的是为给政府提出建议并把握全国经济情况。 宏观经济学是把社会中经济活动的总体作为研究对象，进而分析国民经济当中的各种有关经济总量和变化的问题，主要研究国民总收入、总体消费、就业率、国民经济增长和其相互之间的关系。 由此看来，宏观经济学的研究似乎跟个体的关系很小，且传媒在其中能起到的作用有限。其实不然，国家制定的方针政策都是通过传媒进行的。传媒作为传播工具，传播信息是其最根本的功能，且传媒不单单是一个传话筒，在传递信息的同时，更需对信息进行解读，让每个受众都可正确认识政府的决定。宏观经济并不是单独作用的，宏观调控必然影响到微观经济，所以政府信息并加以解读是传媒的责任。正确认识并进行宣传，使之产生正面的社会影响是传媒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义务。且政府进行调控的依据不完全是政府部门作出的统计，对于就业、消费等一系列问题从某些方面来说也是由传媒报道获得的。传媒关注社会变化，通过各种手段对社会进行全方位的报道，不仅是让人民群众了解社会，也是政府部门了解社会的重要途径。只有对整个经济社会进行充分了解，政府制定的调控措施才可维护经济安全，保障国民经济正常发展。 对于在宏观经济环境下进行的一系列调控措施的实施及其效果，传媒也起到了监督与反馈的作用。政府部门所实施的一系列措施是否得到有效的实施，传媒是有监督责任的。政府的政策与措施是否得当，传媒也会把社会的反应及时回馈，使之适时作出合理的调整。可见，传媒对经济社会的报道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政府的决策，进而影响整个宏观经济调控的措施。 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传媒传递着政府、国民、社会之间的经济信息。传媒不仅为经济安全提供保障，高水平的经济报道还可促进国家经济生活进入良性循环，从而促进国民经济整体的良性发展。从这一角度进行分析就可看出，传媒在宏观经济环境下对保障经济安全的重要性。 三、国际经济学视角下的传媒与经济安全的关系 不论是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都主要考虑单一国家内部的经济问题。而经济发展的相关问题需置于全球化背景下才能有较全面的认识，所以对国际经济学有关理论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国际经济学的研究日益重要。现代的国际经济学可以说是结合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内容，在此基础之上把经济学的视角放到了国际环境下的一门分支学科。它与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都有着紧密的联系，受客观经济规律和市场的制约，也都有市场失灵和政府的干预。区别在于，国际经济学更加注重在国际范围内讨论资源的配置问题。 国际经济学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其研究的问题主要有3个方面：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经济关系即世界经济体系与经济组织。这些贸易、金融和组织的问题一旦置于国际背景下，要比在一国之内的运行复杂很多。受到各国法律、文化、制度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同时受控于国际政治、经济的变化和各国贸易、金融的国际政策，使得国际经济学看起来要比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更为复杂。 但国际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并没有脱离经济学理论，对国际经济学的研究也不能脱离生产、消费、市场、政府等因素。它只是由对单一国家的研究转向对国际整体的研究。这就使得传媒的重要性更加提高。没有传媒对整个世界的观察，保障国家经济安全也就脱离了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也就是说，当把经济安全问题放到国际化环境下时，对信息的需求更多更全面。 如上所述，国家经济安全必须以全球化视角来分析。这就要求传媒自身从规模到素质等各方面不断提高。传媒产业的发展须跟上国际环境的变化，否则就不能发挥出最大的作用，从这方面说，传媒也会影响到国家经济安全。 特别是近些年，传媒产业随着相关技术的提高和规模的扩大，产生了一些大型跨国传媒公司。这些公司主要形成于西方国家，掌握着世界问题的话语权，使得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从国际经济学的视角看，就是信息的不完整或不平衡。这也使得我国经济容易受到威胁，国家经济安全不易得到保障。西方发达国家利用雄厚的资金加上强大的传媒力量，为自己在国际贸易、金融等问题上，甚至于在国际经济组织当中争夺更大的权利。 QFII（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s）是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的简称。它的出现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境外资金的进入对国内经济是一个刺激，可起到推动作用，但伴随而来的是经济安全问题随之受到影响。 2007年5月24日，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了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格林斯潘就中国股市过热进行的分析及提出的警告。他认为中国的热潮是短期的，在以后的某个时候股市会出现大幅度下跌。这个报道出现后，国内很多媒体相继对此进行报道，其中还包括国内的主要财经传媒。 2007年5月30日凌晨，一条震撼中国的重磅新闻出现在中国的三大门户网站上。这条新闻是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由现行1‰调整为3‰。号称中国最大财经门户网站的和讯网是这样记录这一天的： 股指从5月29日的最高点4335点，一路下滑……创下了2007年中国股市暴跌之最。 B股跌幅更深。 沪市当日仅有1只B股上涨。 可以看到对于这次股市大跌的预测，格林斯潘是非常准确的。且有消息证明，QFII也的确从中国提前撤出大笔资金。这一举动和炒作房地产不同，在唱空的同时也确实是在做空。再分析一下QFII唱空做空的原因，“即由于受到资本管制等种种限制，境外资金在本轮牛市行情中并没有充分受益，并且如果大量境外资金涌入到国内以后，疯狂上涨的指数也给QFII们建仓带来了困难。所以，通过唱空来阶段性打压股市，为其自身的操作提供‘方便’，也就成为一种比较可行的选择”。 由此可以看出，外国传媒与QFII相互配合，达到了自己的利益诉求，更通过这些经济大师的话语权来左右了中国的财经报道，并成功左右了中国的金融市场。这就对中国的经济安全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同样在人民币升值、鼓吹中国房价泡沫等方面，也为大量热钱的进出大造舆论。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外国传媒在国际经济活动中是为外国的经济利益打算的。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传媒与经济安全之间的关系。伴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传媒与经济安全在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有相辅相成的关系。从根本上讲，经济发展带来一系列新的经济问题，而传媒恰恰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产生的。在这些经济问题当中，国家经济安全问题越来越复杂且越来越国际化。当经济安全的问题日益重要时，传媒在满足国家经济安全、（下转第61页）（上接第58页）促进经济增长这些问题上的作用也更加重要。从经济学层面上看，传媒是经济发展的产物，且是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经济安全问题的重要手段。而传媒想要发展也需要稳定的经济环境，这也就对经济安全提出了要求。可以说两者是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可使经济发展进入良性循环，反之则相互产生负面影响，使得国家整体发展受到阻碍。 传媒经济学论文:浅析传媒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架构 【摘 要】传媒经济学是我国新闻事业发展与新闻体制改革的必然产物，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开始研究传媒经济这门新兴学科。传媒经济学有两个核心词汇，即“传媒”和“经济”，这表明传媒经济学研究是跨越传播学和经济学两个学科的双重研究，因此，其理论体系相对来说更加复杂、多元、多面，不少学者专家都对其进行了细致全面的研究，为明晰传媒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构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关键词】传媒经济学；概念；研究对象；理论范式 传媒经济学是经济学与新闻传播学的交叉学科，是传媒文化跟随时展的最新成果。现代社会经济现象成为新闻传播业关注的焦点，促使传媒业与经济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传媒经济是传媒的信息传播活动引发的经济现象，并且越来越成为主流的社会经济现象，传媒产业也逐步成为各发达国家的支柱产业。[1]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大背景的影响，科技的发展、产业链的延伸、管理制度的升级、国家政策的调整以及传媒行业自身的转型与改革等等，都对传媒经济学的研究学提出了新的研究方向。下文从传媒经济学的概念，研究对象等方面简要介绍传媒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初步建立起传媒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构架。 一、传媒经济学的概念界定 传媒经济学理论研究跟随传媒行业的发展而兴起，上个世纪90年代，我国高等院校就将“传媒经营管理”作为新闻传播专业的必修课，开启了国内对传媒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大门。但由于传媒经济学涉及多门学科，加之其为新兴学科，缺乏充分丰富的研究材料，国内外学者对于传媒经济学的概念界定并没有统一的说法。我国真正开始关注研究传媒经济学则是近20年代的事情，随着国内经济日新月异的发展对传媒产业的新要求以及受到国外先进传媒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影响，点燃了我国对传媒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热潮，不少专家对于传媒经济的概念提出了新的看法，例如周鸿铎在《传媒经济导论》中指出传媒经济是研究人们在传播活动中所支配的各种资料物质的和非物质的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规律的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人们利用建立在高科技基础上的、以传输信息为主要任务的各种传播媒介的传播活动的投人与产出的比例关系， 以及由它所引起的各类经济活动及其运行规律。媒介经济学理论可以使媒介经营管理人员了解如何以最小的成本、耗费最小的资源来实现同样的社会效益目标， 而社会效益目标是媒介经营的一个约束条件。众多学者都对传媒经济学的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引发了人们对传媒经济学的重视，为今后全面深入地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传媒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独特性 “规定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应该遵循的原则是必须概括学科的实质，体现学科的基本理论框架，显示与相邻学科的联系与区别，简明扼要地为学习这门学问的人提供一个观察和思考问题的出发点。”[2]每一个发展的学科都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传媒经济学当然也并不例外。从传媒经济学的名称我们不难看出，概括来说，传媒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涵盖传媒学、经济学、传媒产业发展运行引发的经济社会影响等等，因此传媒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与研究方向与经济学是基本一致的，但因为传媒经济作为新兴学科的限制，以及受到时展，社会环境变化的影响，传媒经济学又具有和经济学不同的特性。 首先，无论是哪个研究学派，对经济学的研究旨在围绕“产业”来合理配置有限的社会资源，而对这种“产业”关注与研究的默认前提是承认收益与投入是成正比的，“在生产技术不变和一些投入为固定时，增加一种可变成本投入所增加的产量（边际产量）递增，但如果这种投入一直增加下去，所增加的产量就会递减，甚至成为负数。这是因为开始时，可变成本增加使固定投入得到更充分利用，但如果一直增加下去，固定投入已得到充分利用后，可变投入的效率就递减了。”[3]但是传媒产业并不适合这种默认规律，传媒产业是初始高“生产成本”，后期低生产成本行业，其实道理也非常简单，比如各种传播媒介，电视、广播、报纸等等生产成本相对来说比较高，但后期复制成本却十分低廉，特别是对网络科技发展普遍性如此之高的现代社会来说，媒体复制的成本几乎为零。 其次，一般产业要保证其健康长期有效地科学发展，就必须要求经营者或者是管理者时刻保持冷静的态度，消费者相应也会沉着思考自己究竟需不需要这种东西，购入后其使用价值是否与其价值相符，因此，一般产业的生产、管理、消费环节都极具节制性，更多关注的是各个环节的有效收益。传媒行业并不是如此，生产者与消费者对产品的价值评判经常会出现误差，比如一本专业性极强的书籍问世，可能只会有少数真正需要的人才会购买，但是对于生产者（可以使作者或是出版社）来说，这本书的发行可以改变文学的发展轨迹，或是开创某一领域的先河，其社会价值与长期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再次，一般产业的价值衡量往往是看得见的，使用材料的优劣，消费者需求的多寡等等都直接影响的产品的价值，并且体现在“价格”上。传媒行业作为一种特殊行业，价格与价值并不能完全划等号，比如一份报纸的价格并不能简单用纸张的成本作为标价标准，电视、电影、广播、网络等等的价值实现更多的是通过其“社会价值”来实现的，是可以没有价格的，“没有价格作为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直接连接，通常纪录消费者对攻击进行选择的手段就会有重要失灵”。 [4] 三、传媒经济学的理论范式 《2010 年：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根据2010 年2 月为止收集的各种数据进行统计和计算，2009 年中国传媒产业的总产值为4907.96 亿元，比2008 年增长了16.3%。[5]传媒经济学由于产生的社会背景的复杂性以及开放性，融合经济学与传媒学甚至管理学在内发展为一门综合性极强的负责学科，因此，传媒经济学可借鉴多种学科理论并结合学科特点建立起自己独有的理论体系。 1、本位研究 传媒经济学极具学科独特性，不能单一地用经济学理论或是传媒学理论作分析，我们可以多去关注传媒经济学本身的学科特征，并以此为出发点提出一些有研究意义的重要课题。 2、结合产业经济进行传媒经济研究 侧重于研究传媒经济学的经济作用，将市场，产业结构，产业融合、产业布局等等经济学理论作为分析重点，去分析市场经济下传媒经济学的独特发展状况。 3、结合传媒和管理进行传媒经济研究 传媒经济学中有充分可供研究的管理与传媒因子，比如传媒产业如何通过科学的管理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经济动荡对于传媒产业的影响、生产者在传媒行业中的经济作用等等都是可以进一步研究的重要课题。 作为一门交叉学科成长起来的传媒经济学具有丰富的研究资源，加强对传媒经济学的深入探索研究，不断规范研究方法，增设多种研究方法，为建立完善的传媒经济学理论提供有利条件，指导我国传媒产业健康茁长成长。 传媒经济学论文:浅析系统经济学视角下的传媒产业组织 摘要：目前，国内外的学者对传媒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大多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上，它的分析结构是一种比较微观的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的体系。但实际上传媒经济学领域具有一些自己独特的体系结构和产品属性，而且随着网络传媒的不断发展，这种研究方法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大。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相关学者对传媒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具有很大的争议性。本文就在系统经济学的基础之上，对我国的传媒产业组织进行相关的探讨。 关键词：系统经济学；传媒产业组织；经济系统；传媒经济 一、传媒产业在市场中的发展 传媒产业经济运行最关键的部分就是传媒企业，传媒产业的系统可以通过企业和企业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形成，所以不同的组织结构需要有不同的企业主体在外界环境的影响下形成。系统经济学认为，市场有两种含义。第一种就是产业结构内不同的个体，也就是企业之间的相互作用；第二种就是传媒产业针对外界环境的变化所形成的自组织形式。 目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和技术手段的不断进步，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我国的传媒产业也出现了巨型化、经营范围多元化和销售市场全球化的转变。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中，传媒市场在保持高度集中的同时，也面临着更巨大的市场波动。这种状况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根本就无法进行解释，因为这种理论认为企业形成一定的规模是获得最优产业结构的基础性条件，集中程度不高的市场结构根本无法实现规模生产，只有一些经济寡头和市场垄断的结构才具有规模生产的条件。但是传媒经济学的研究却表明，在它们产业结构变化的过程中，各种规模的企业都广泛存在，而且并不是越大越好，最好的例证就是时代华纳和美国在线的合并失败。所以，在这里笔者采用系统经济学理论来对此进行分析。 采用系统经济学在对传媒产业的生产系统进行分析时，只需要从系统内部成员数量的变化、内部成员性质的变化和群体数目的变化等三个方面就可以对它们的系统内部进行动态分析。从传媒产业发展的过程来看，它的宏观动态特点表现为：传媒产业的规模分布大致呈现帕累托的形态，它们具体的分布情况会随着它们产业的生命周期的阶段而有所不同。例如报纸媒体正慢慢衰退，所以很少有新开办的大型企业，但是在网络媒体这个新兴行业内，几乎每个月都有企业的重组、合并或者是倒闭。目前我国传媒企业在市场上的发展特点用系统经济学来阐述就是：由于传媒企业之间的创新能力不一样，所以当它们之间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宏观表现就是该产业的市场结构。 二、传媒产业的竞争 按照产业组织的观点来看，竞争是用来分析某个行业内公司的数量和相关产品类型的一个概念，市场结构竞争最为激烈的可以称之为完全竞争市场。在这个市场中，公司会提供大量同质化的商品。反之，竞争力最弱的则称之为垄断市场，所谓的垄断竞争和寡头垄断则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在系统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上，本文将考察传媒产业之间为抢占消费者、资金流和广告收入等进行竞争的情况。因为传媒产业的竞争不仅存在行业之间的竞争，还存在跨界之间的竞争。引入系统经济学的观念会让媒介之间的这种竞争分析由复杂变得简单。 根据系统经济学的研究，我们发现，传媒产业中存在着非常广泛的层级系统。这些层级系统是由很多子系统按照等级的关系组织起来的。在对传媒产业的竞争模式进行分析的时候，我们会按照由高级到低级的层级结构来进行分析。 （一）全球化的竞争。在全球化的竞争之中，传媒产业的竞争对象存在于世界范围内。在十几年前，联合国和联合国的科教文组织在国际性的媒介竞争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并制定了各个国家媒介竞争的相关政策。目前，这些政策已经被很多世界性或者是区域性的组织决策所取代。例如，按照世贸组织的要求，各个国家需要开放电信市场，使得中国的传媒产业受到了外来的竞争和前所未有的挑战。 （二）国营和民营之间的竞争。在这个层级中，国家的媒介政策和国家的经济状况是影响传媒产业竞争的主要因素。我国的媒介政策应该是为传媒产业发展服务的，所以应该为传媒企业设置一定的竞争参数。我国的经济状况决定了我国的传媒产业所能够使用的资源情况，媒介的所有权会对国家内部的竞争起到催化作用。最典型的例证就是美国的媒介政策，它处在两个极端中。由于1996年电信法案撤消了对媒介所有权的制约条件，所以美国的传媒产业发生了大规模的兼并和收购。反对撤销限制的人认为兼并会导致寡头垄断的产生，而支持撤销限制的人则认为这有助提高企业的个体竞争费力，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这就是两个极端，没有一个中间过渡的过程。除了媒介政策和国家的经济状况之外，国民经济的现状也是影响传媒产业的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经济环境的好坏能决定传媒产业运行的宏观经济因素。例如，在经济萧条时期，国家宏观调控的政策和传媒企业的发展形势会直接影响传媒企业广告的收入量。 （三）传媒行业之间的竞争。这个层级的主要内容就是行业之间的比较。传媒产业在进行内部竞争的同时还要面临来自行业之间竞争的压力。运用这种层级分析的方法，我们找到了一种能够分析传媒产业和其他行业进行竞争的方法。其实，竞争广泛的存在于产业之间和有很多产业所组成的群落之间。所谓产业就是一个群体或者是具有相同属性的企业结构。在这个产业之中，企业之间的相似度要高于其他产业的企业。对传媒产业来说，它是可以通过技术，尤其是生产技术来进行判断的。我们假设如果所有的媒介都是以数字化的形态呈现出来，那么用生产技术就可以让它们的每一个产业都变得非常清晰。 三、传媒产业的创新 在传统的产业组织理论看来，产业的创新只需要经过两个周期就可以完成，即知识理念的创新和生产工艺的创新。这种观点认为，当产品的形式确定之后，竞争的压力就会由产品向生产部门转移。在系统经济学的理论看来，创新的周期有四个阶段，它的基本原理是在宏观的经济系统中，产品的多元化和市场的多元化进行的一种交替演变。这种观念认为，产品的创新需要由动机、机会和方法的共同引导，如果企业管留着对生产效率的不满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就会自觉克服身上的惰性，产生创新的需要。随后，在产品市场的调查中，管理者发现消费者有新的需求，并伴有新技术的出现时，需要进行仔细鉴别，然后在企业或者个人的范围之内用各种方法进行检验，让创新的意向经过广化之后再经过不同的情景进行区分。当产品生产完成，需要进行市场推广时，管理者应该首先将创新的思路和理念从意识层面向转化为可以进行整理的知识系统。因为社会分工的不同，传媒产业的创新在广化阶段，就是要将原本比较模糊的想法使之具体化、标准化，方便进行逻辑整理。 这种模式具体到传媒产业，比较常见的标准化生产和规模生产并不意味着垄断制的生产组织形式，这是由传媒产业的产品性质所决定的。因为传媒产业的产品在进行标准化生产的过程中，允许它们之间较大的差异化，这也是传媒产业产品所特有的。例如现代各大电视台都会设立一个频道的总监制，但是每个监制如何实现对频道把控的方式是非常自由的，而且具有非常强烈的个人色彩和地方特色。整个栏目组的成员通过运用自己的知识结构、技术水平和创造力就能打造一个非常优秀的节目创意，但是这也要建立在遵守相关专业标准、保证质量的基础之上。同时，传媒企业还可以通过购买其他的创意产品来达到自己创新的目标。而且因为传媒产业的特殊性，使得它们能够充分挖掘出创新产品中的潜在价值，实现价值的突破。根据我国目前的传媒产业现状来说，进行创新的大多是一些规模比较小的企业，因为他们缺少足够的营销能力和条件，所以只能选择不断创新，让自己和大企业有更多的合作机会，并能从中获利。所以，这种价值的创新就实现了企业价值链之间的动态协调。除了价值创新之外，传媒产业的技术创新是它们获得长远发展的动力。值得注意的是，在传播创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宣传的方法，如果创意不能得到有效的扩散传播，就很可能导致该项技术创新的失败。 综上所述，传媒产业具有高技术和高附加值的特点，是信息化产业中发展潜力较大的产业之一，所以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引起了高度重视，我国已经将传媒产业的结构调整列为扶持对象。传媒产业的组织结构和变化推理都是建立在系统学经济学的基础之上的，笔者希望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为传媒产业的发展提供一个新的方向。 传媒经济学论文:浅谈传媒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探索和未来的发展领域 从我国当前传媒经济的发展情况来看，我国的传媒实践的发展优先于传媒经济理论的发展。而随着传媒产业的不断发展，也为我国还不甚完善的传媒经济学理论提出了更多的研究课题与研究方向，与此同时，还为我国传媒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从传媒经济学的相关研究方法入手，针对当前实际，提出优化当前国内传媒经济学研究的具体措施，旨在不断加快传媒经济学发展，提升行业整体水平。 传媒经济学研究方法广告购买指数 根据《2010年：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的相关资料表明，截止到2009年，我国传媒产业其总生产值已高达4907.96亿元，与2008相比，增加了16.3%个百分点。在这个大背景之下，怎样优化传媒资源日益成为了当下一门显学，但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在传媒经济领域的研究理论、方法与对象等框架上的发展也较为多样化，众说纷纭，而这种情况也促使其在固有的研究深度与广度方面都有待进一步加强，除此之外，随着当前传媒行业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断出现，而一切问题的出现，都迫使我们必须不断优化传媒经济学理论，以此促进传媒经济行业整体发展。 一、传媒经济学的相关研究方法 不同类型的学科都有其特定的研究方法。而就传媒经济学来说，其研究方法则是一般经济学方法具体在传媒领域当中的运用手段，且同时将传媒领域其特殊性引入到当中。一般而言，传媒经济学其基本的理论体系与经济理论形成的过程也是相符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确定经济变量的定义，且提出相关假设条件。第二，根据这些假设与定义，提出相关假说。且基于相关假说，提出对于未来的相关预测。第三，用事实来证明预测是否合理，如果预测与理论不相符合，那么这种假说就可判定为错误，要么进行修改，要么就放弃。 关于传媒经济学研究的独特性，其一就是不能照搬一般经济学理论的框架，我们必须要基于一般经济学理论进行分析，从而引入相关的被抽象掉的现象与因素，从而确保理论与现实相贴近。Ramstad基于架构的绩效、行为、结构、基本条件以及政策之外，还增加了媒体使用者，主要包含消费者与广告、媒体产品元素，主要包含分销过程、媒体内容与媒体形态等两大主要的要素群体，以此勾勒出更具弹性与灵活性的传媒分析框架。 传媒经济研究的特性之二就是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在研究当中的关系。一般而言，实际分析就是将价值判断摒弃，只对经济自身的内在逻辑与客观规律进行关注的一种研究策略，要解决的问题是“是什么”；而规范分析通常是将价值判断作为基础，进而提出某些判断标准作为衡量事物好与坏的标准，它要解决的问题是“应该是什么”。一般经济学领域都将规范分析同实证分析分开来进行，但由于传媒产品本身所具有的外部性，因而在实际当中很验真正将二者区分开来。一般来说，正的外部特性有益于社会发展，而负的外部性则对社会有害。因此，在传媒经济理论研究当中，在将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进行有机结合，建立一种基于规范模式之下的一种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合二为一的模式。 二、强化当前国内传媒经济学研究的具体措施 随着我国传媒产业的不断发展，当前许多高校也已开办了传媒经济理论相关的学位教育，因而，对于我国传媒经济学的研究也更趋于规范化，传媒经济的发展也将随之不断发展。为此，根据作者相关实践经验，现总结出以下对策和基本思路来加强加我国当前传媒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与发展。第一，将传媒经济学的研究现状与发展历史之间的关系厘清，这也是研究传媒经济学的基础与起点。第二依据经济学的分析模式，建立传媒经济学理论框架。并且将相关的数学研究方法与哲学研究方法与之相融。第三，在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的统一当中，不断深化对于传媒经济学的探索，这也是研究传媒经济学必须具有的战略性高度以及科学化的态度。第四，从我国传媒产业自身的发展历程，分析当前传媒产业所面临的以下问题，服务于传媒实践。首先比如信息传播去中心化的发展趋势所带来的赢利模式与传媒管理的变化。其次，随着政府不断放松的管制与数字化进程的加快，加强对组织创新与产业融合方面的研究探讨，尤其是电信与传媒之间相互融合的问题。基于营销有效性与传播认知的有效性之上，对相关的广告购买的指数进行分析，一般而言，以阅读率或者是收视率为基础的当代广告营销策略，它的依据就来自于认知的有效性。而从营销层面上来看，营销有效性更具意义，因而将传播营销的有效性作为基础的现代广告购买指数进行分析会具有更为明显的现实指导意义。第五，加大不同领域学科的整合力度，促进传媒经济学健康快速发展步伐步伐。从传媒经漳学的构成来看，它是一门经济学与传播学交叉的学科，对于它的研究，需要集合管理学、经济学与传播学等学科，因此，对传媒经济学实行交叉研究极为重要。 总的来讲，传媒经济学作为一门处于不断发展与演进的学科，它的框架应该相对较稳定，且其基本结构应该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就当前而言，对传媒经济学的研究还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各方面还不甚完善。笔者期待我国能够尽快完善当前的传媒经济学理论，不断推动我国传媒经济产业的全面发展，进一步提升传媒现代化水平。 传媒经济学论文:传媒经济学视角下的公交移动电视经营 摘要：从经济学上的定义来看，电视媒介提供的电视节目是一种经济产品，电视媒介是生产出品的生产单位。在一定的社会环境,社会生产方式下，精神产品与物质产品的生产方式是密不可分的，一般来说，两者是相适应协调发展的。公交移动电视作为电视的一种，它的产生与发展也在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体系中。它的产生体现了供需关系的相互作用，它的运营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 关键词：传媒经济学；公交；移动电视；策略 1 引言 将传媒经济学与公交移动电视的经营联系起来有利于通过把握传媒市场运作规律，准确预测公交移动电视产业的市场行为所产生的效用，并进一步指导其发展方向。在传媒经济学的视角下，讨论公交移动电视起源、发展以及产业进程中遇到的诸多问题都将具有更开阔的思维视野以探索产业经营之道。 2 公交移动电视的现状 公交移动电视属于垄断竞争市场。这一垄断竞争市场的共同特点是，市场中的参与者个数是很多的，在一定程度上是竞争性的但不存在具有绝对决定性的寡头。其次，它们向受众和广告主提供的信息产品虽然具有较高的相似性但还是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差别，因此又具有一定的垄断势力。再次，存在具有明显长期性的进入壁垒。实际上，任何情况下潜在的新的媒介进入者都需要时间和资本，这个进入壁垒的界定几乎包括了媒介的所有行动。 2.1 公交移动资源的优势分析 2.1.1 传媒资源优势 传媒所凝聚的受众的注意力资源是传媒经济的价值所在。整个受众的注意力始终处于一种“买方市场”的优势地位。能够将受众资源凝聚起来的“注意力产品”的价值只会越来越高。[1]“长尾”定律实际上是统计学中幂律(Powe:Laws)和帕累托分布(Pareto)特征的一个口语化表达。“长尾理论”认为，只要渠道足够大，非主流的、需求量小的商品销量也能够和主流的、需求量大的商品销量相匹敌。[2]那么，“长尾理论”适用于公交移动电视市场吗？ 根据中国权威调研机构在杭州、大连、青岛等地的调查数据表明，乘坐公交车的乘客，平均家庭月收入4731元。这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数据，一方面，4000~5000元月收入的家庭是构成国内城市家庭的主体，市场基数非常大；另一方面，4000~5000元月收入的家庭实际上已经拥有有每月超过2000元的可支配收入。按照“长尾理论”，就抓住这些人群，进行重点宣传，影响他们的消费选择，那么所取得的收益往往要大于由少数高收入人群所带来的收益。因此，这一模式最适合的产业是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快速消费品等品牌广告。从这一角度来说，实际上各大移动电视运营商所采用的策略是符合这一市场分析，并已取得良好反馈的。 2.1.2 广告影响力优势 媒介的影响力是媒介为了达到某种传播效果而借助某种传播手段向受众传 递某种信息而对社会所发生作用的力度。从某种意义上说，媒介的最大影响往往来自于“规模影响”媒介的规模经济效果来源于大规模地生产、传播信息产品允许使用更有效率的设备和技术、采编、经营管理人员在专业化的工作过程中也可以积累经验和提高能力，从而导致平均成本的下降。因此，同质的竞争中，传媒比拼的是各自的规模经济最优化。其次，传媒比拼的才是各自的传播效果。 据AC尼尔森在上海地区的调查，平均每位乘客在公交车上停留的时间为26.5分钟。而新生代调查机构抽样调研出来的数据是，工作日，公交乘客平均在公交巴士上停留的时间是犯分钟，非工作日，在公交巴士上停留的时间为29分钟。北京市民平均每周花费在公交上的时间为5.18个小时，年运营总人数近50亿人次。“行驶中的公交车”这一传播环境具有相对的封闭性。[3]在乘车途中收看公交移动电视节目，乘客受众是无法回避的，也没有收视选择，处于被动收视收听状态下。公交移动电视这种封闭的收视空间，强制性收视，节目内容的不可选择性有利于避免信息流失。从传播效果上说，遥控器是广告最凶恶的杀手。 与家庭电视客厅休闲性、受众手中拥有遥控的自主权相比，公交电视受众选择继续收看广告的比例高达八成。另一方面，处于封闭的公交车空间里对于被动收视的受众来说，失去了家庭电视收视的选择性。这一信息获取模式具有强制收视的特征。但同时，公交移动电视也会因为提供“单一信息网”和“被动性消费”而导致电视的非人性化的使用。 2.1.3渠道优势 在我国媒介产业的起步阶段，渠道一度成为极其短缺的资源。谁拥有了这一稀缺资源，谁就是市场追逐的对象，谁就拥有传播市场的霸权地位。即是随着传播技术的革命性进步，传播市场上的渠道资源以几何基数的增长方式爆发了。信息传播渠道的数量、规模、种类，都以令人目不暇接的速度增递。以电视传播为例，上星频道管制的进一步放松、电视直播卫星的即将升空、宽带在线视频的普及、3G的商业化应用等等。所有人们熟悉的传播影响力的产生方式以及市场盈利模式都遭遇了空前的挑战。在传播渠道大规模扩张的北京下，传统的传播管制的力度和效能会有一个平均化的递减；而过去堪比“黄金”的版面和时段等等都会因其“过剩”而逐渐变得价格贬值。从传播效果来说，无论是舆论宣传的那种“媒体联动”还是广告投放的那种“集中轰炸”，其传播效果都在明显递减。 2.2 公交移动电视经营面临的困境分析 2.2.1 传播效果问题 尽管公交移动电视在“封闭环境”下取得的强制性单向传播效果得到了市场的验证，但是对于这一效果的取得，仍然存在着一定的争议。在这一传播环境下对于电视的非人性化使用、传播过程中的噪音是公交移动电视面临的预期欠佳的传播效果。公交车到达每一站都需要报站以便乘客上下车，这样就必然会覆盖公交移动电视节目播出的声音，导致一部分无法观看屏幕“听电视”的乘客无法接受到完整的节目信息，从而造成一定的信息缺损。另外，户外广告的黄金地段,广告往往容易扎堆，挤作一团，包括车厢内的车体广告、招贴广告。严重影响了移动电视广告对于受众的到达率和记忆度，分散受众的注意程度。这些信息的拥挤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公交移动电视的传播效果。 2.2.2 内容缺失 由于政策上的限制，目前移动电视运营商不享有内容采编权，其节目内容供应采取制播分离的规定。因此各大移动电视运营商无外乎都采取两种模式。一是广电运营商模式，将移动电视接入本地有线电视网，实现电视节目的传输，由广播电视独立完成内容的制作和传输。二是合作运营模式，主要是传媒运营商与制作机构合作。这种模式采用数字广播技术，通过直播方式收看，广电部门主导运营，移动运营商提供用户管理，制作机构仍然主要以广电系统为主。前者是“背靠大树好乘凉”，以东方明珠移动电视为例，它享有众多上海文广集团旗下内容制造的资源共享优势。因此在节目内容上，东方明珠实现了当之无愧的“内容为王”。后者是市场决定需求，移动运营商需要与内容制作单位形成一定的战略合作关系，在内容提供上极大程度的依赖这一渠道供应，如巴士在线和CCTV移动电视的战略合作。 2.2.3 盈利模式单一 谈到公交移动电视，广告是不可缺少的部分。但是公交移动电视的赢利点，除了广告，还能走什么路？目前的中国公交移动电视还没有第二个选项。这就说明公交移动电视的赢利模式是单一的，是需要不断完善的。 北京北广传媒移动电视有限公司在这方面上作了一些尝试。他们制作了利用手机短信互动的娱乐节目，希望通过和移动运营商分账的方式增加收入。其实这也是传统电视媒体早已开发成熟的思路之一，而移动电视受地域限制，远远低于传统有线电视频道的收视率，这一天然缺陷，使得短信收入只能成为广告收入模式的补充。 3 公交移动电视经营的应对策略 3.1 注重实施品牌战略 ①“造星策略”形成关注度与影响力 移动电视要重视“造星”，即制造自己的明星系列，比如，适时推出移动电视自己的“首席编辑”、“首席主播”，结合栏目推出“首席营养师”、“首席导游”、“首席导购”等等。“造星策略”不仅在企业内部可以起到激励和鞭策作用，对外也可以产生很大的吸引力。这些由移动电视自己培养和打造的嫡系“明星”们以其专业素养和自身魅力来吸引受众，利用明星的亲和力来获得观众们的情感认知，同进而营造移动电视的口碑，同时这些明星所带动的品牌栏目，都会提升移动电视的品牌价值。 ②“营销策略”制造公关事件引起广泛关注度 媒介的公关是传媒与其社会公众之间全部关系的总合。它有利于传媒与社会建立并保持良好的关系，树立传媒形象，提高传媒知名度。对具有鲜明地域性的移动电视来说，可以争取主办、协办群众性大型活动和大型比赛，争取已经具有很大市场效应的大型活动的冠名权。同时，可以借助报纸、电视、网络等，向全社会征集移动电视内容的策划方案，或者举办移动电视“首席男、女主播”大赛，移动电视就可以是大赛的唯一播出平台，不但收获了主持人，聚集了人气，也取得了很高的社会价值。同时频道ID，口号的召集也可以起到一箭多雕的作用。与此同时，还要高度重视为市场客户度身定做系列性品牌活动推广方案，并有效实施，以达到最优的传播效果。 在品牌推广成功并树立起自身品牌之后。[4]公交电视可以通过自身的品牌价值，进行品牌延伸。品牌延伸是媒体完善经营的有效方式之一。著名的“迪斯尼”案例告诉我们，通过产业化运作和知识产权的延伸、保护，把形象品牌转化为商品品牌，以形象品牌的观众年龄段为衍生产品的目标消费群，通过商业模式的设定，提升出产业的最高附加值。 ③分众定位 对于公交移动电视产业来说，做好受众调查了解受众基本面的情况是很有必要的，这样有利于公交移动电视针对市场需求不断作出调整，创新和升级。也有利于提高广告客户的广告投放的有效触达率，是一个双赢的选择。数据显示，东方明珠移动电视的主要收视群体为18至40岁的社会主力消费军，占总数的52%，而月收入在3000以上的市民占总数的52%。学历为大专以上的市民占总数的78.3%，受众的男女比例为男性60.5%，女性39.5%。这群社会主力消费军，年轻充满活力，乐于追求新事物且学历高，具有一定经济基础，希望通过东方明珠移动电视获取大量资讯信息及可信赖的商品信息。[5] ④完善产业链 目前我国传媒产业的内部产业链己经基本形成，但在产品营销环节上还存在问题。以美国电影产业链为例，其产业化本土水平比较高，本土票房约占30%，海外市场约占30%，后期开发约占40%，包括游戏和各类产品的特许经营权。把每一个市场充分做足。如好莱坞的公司一直把打造链条作为自己取胜的秘诀之一。他们在市场中磨练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战略和策略:首先是打造精品；然后是广泛的放映演出或出版；接着做成相关的礼品；下一步做成游戏软件；然后给拍摄地带来旅游收入；接着做成DVD或录像带；然后再是游形象专利的有偿转让。有人把这种做法称为“滚雪球”，这其实是传媒的一种“链式”开发。 3.2 加强节目内容的优化 受众调查中所提到的缺损噪音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了移动电视节目信息的传播效果。针对这一弊端，笔者认为准确合理地使用字幕补充尤为重要。一般来说，广告外的节目都应该配备字幕播出。首先字幕可以保持信息的完整性，准确性。当受众在收看公交车上的移动电视时，公交车到达站点需要报站名，节目的声音就会被切换成报站声。这样车内电视就会出现短暂的“失语现象”。即使受众此时正在全神贯注地收看节目，信息传递就会损失一部分甚至中断。此时，字幕的重要性就凸现出来了。字幕能够弥补声音消失所造成的信息缺失，保持信息的相对完整性和准确性，维持受众的收视注意力。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声画同步时也需要字幕的参与来减少周围环境噪音带来的收视干扰。其次，可以增加字幕频道，加大信息容量。如果在电视屏幕一侧滚动播出各类字幕新闻，如气象信息、交通路况、预警信息、突发新闻、重要时事等。字幕就形成了另一个信息通道。不仅增加了信息容量，也实现了受众在公交移动电视单一频道下的双重收视选择。 一个完整的传播过程,应该包括传播者、受传者、讯息、媒介和反馈五个要素。其中，受众的反馈是不可或缺的要素。公交移动电视这种单向传播模式，忽视了受众的反馈，破坏了信息传播系统的完整性，直接影响传播效果。互动环节的缺失，是公交移动电视单向传播的缺陷。为了避免这一弊端，公交移动电视可探索多种途径，以便顺利的“倾听”来自受众的反馈。互动，是一个双向交流的过程，需要的是受众的积极参与，以达到接受传播效果的目的。因此多平台的开拓，比如观众信箱、观众投稿、公益活动等形式都可获得第一手的直观材料，以便接受反馈信息，提高传播效果。 3.3 战略合作联盟强化竞争力 媒介市场战略联盟的出现与竞争环境的演变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不论实力多么强大的媒介也很难在各个方面完全靠自己,需要借助其他丈量来实现快速的增长,增强盈利能力,从而促进了战略联盟的产生。 中国移动电视协作体是由中国境内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地级市以上的广电系统移动电视运营单位自愿组成的全国性行业组织，其成员包括中国教育台，湖南、安徽、江苏、江西等巧个省级移动电视和北京、重庆、天津、广州、深圳等18个市级移动电视。[6]各地移动电视采取异地联播、节目置换、广告互换等方式合作。在此基础上，各移动电视公司的节目可以互换，既丰富了节目源，又节约了制作成本，更重要的是，可以分销全国性广告投放。众所周知，单一的创收模式很难使移动电视产业形成霸主龙头，广告收入独挑大梁的局面逼迫移动电视公司们寻求良方，扩大传播范围，提高有效收视率，吸引广告商宝贵的注意力。用整合的办法成立协作体也许是目前最行之有效的办法之一。 传媒经济学论文:传媒经济学视域下“走转改”的效益及其实现 2011年8月，中央主管部门发出“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的倡议。然而，“走转改”并不只针对新闻战线，而是面向整个传媒产业、文化产业。因为随着当下传媒业转企改制推进，越来越多的传媒机构进入市场，在传媒产业发展过程中，如何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协调起来，打造出既能满足消费者需求又以人为本、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产品，是传媒产业重点考虑的问题。而从传媒经济学角度来看，“走基层”是通过融入基层，更好地尊重群众（即广义的受众、传媒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了解民众的生活生产和需求状况；“转作风”是要求传媒建立与受众平等的关系，努力满足受众的合理需求、维护公共利益；“改文风”意味着要提高传媒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增加优质传媒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提升其对受众和社会的效用。 “走转改”的社会效益：有助于传媒产业履行社会责任 1.沟通政府与基层社会，减少信息不对称 “走基层”不仅要求传媒机构完善传媒产品的城乡发行和销售网点，建立传媒公共服务体系，还要求记者编辑等采编创作人员“接地气”，通过在基层走访，全面了解、真实记录以及向全社会客观传播基层的发展现状以及底层民众的安危冷暖、所思所想，将存在的相关问题反映出来并传达给政府部门。这在2012年新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出的“农民工杨立学讨薪”、“农民工邵全杰春运买票”等走基层节目中得到体现。关注弱势群体、重视民生问题，“走转改”有助于提高舆论引导力，在基层社会和政府间搭建沟通桥梁，促进公共领域和意见自由市场的形成，减少信息不对称。 2.规避市场机制的失灵，降低负外部效应 传媒产品具有较强的外部效应，但外部性有正面和负面之分。正外部性体现在提供正确的舆论导向、促进社会共识的达成，传播并让受众了解政治经济生活等各方面的信息、增加社会知识存量、提高人们的知识文化水平等；负外部性则表现在错误引导舆论、传播不健康的内容、导致社会的“三俗化”等。特别是在传媒市场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市场失灵经常发生，如过度迎合消费者的不正当需求、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在市场经济下，中央主管部门提出“走转改”，是对传媒产业进行的宏观调控。通过这种政策引导，可减少市场失灵，让传媒在保持市场性的同时回归公益性，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协调起来，减少负外部性带来的不良影响。 “走转改”的经济效益：有利于传媒产业增强经营能力 1.生产优质产品，抢占稀缺受众资源 基层是传媒产品生产所需的创意的源头活水，传媒从业人员通过“走转改”，不仅能生产出独家新闻、重磅报道等有利于在传媒竞争中增加比较优势的拳头产品，也可以更真实地了解受众对传媒产品和服务的消费偏好、需求状况，进而帮助媒体调整市场定位、改善服务策略，获取更多注意力资源。譬如，2012年央视在“新春走基层”报道中风格的转变，不但强化了其社会责任，也使其收视率猛增。据统计，央视新闻频道“走基层”报道在春节期间的收视率达到0.325%，比2011年提升了17%，比2010年提升了64%，《新闻联播》相关报道的收视率也比2011年同期提升了27%。①而受众群是传媒的重要市场资源，特别是在消费者选择空间较大、媒体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受众的注意力资源是稀缺的。这种注意力资源通过二次售卖甚至多次售卖，决定着传媒的广告资源和经营收入来源。 2.拓展品牌效应，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传媒在“走转改”中积累的公信力、影响力，可转化为市场中的竞争力、品牌影响力。作为“走转改”的典型案例，央视打造的传播中华美食文化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不仅创下0.5%的平均收视率，还带来了广告、版权、海外发行等一系列收入，在出口过程中，其价格甚至卖到一分钟接近1万元，使央视纪录片的销售额比2011年增加50%。②借助“走转改”带来的“舌尖”品牌，央视还授权出版了同名图书、发行了DVD，而且还很热销。可以说，在“走转改”中，只要传媒产品质量过硬，在社会效益最大化之时，也可以带来很大的经济效益。在这方面，2012年浙江卫视的表现尤为抢眼，其“推出的《中国好声音》，是以服务基层普通群众为宗旨，以传播公益文化为特色，高扬‘走转改’精神的全新媒体实践”，“栏目之所以受到关注，得益于节目主持人、偶像导师自觉降声调、改腔调，在舞台上流露真性情，和普通圆梦人、民间音乐爱好者打成一片”。③正因为此，《中国好声音》成为2012年最卖座的电视节目之一，借助广告、版权销售实现“一亿投入，三亿收入”的经济效益。 “走转改”中传媒社会和经济效益协调发展的实现路径 尽管“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具有上述效益，但在当下“走转改”活动中，存在传媒的积极性不高、管理运作体系不完善、社会责任感仍较差等问题。要进一步发挥出“走转改”的价值，使传媒产业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政府相关部门应强化政策激励 针对一些传媒缺乏“走转改”的积极性，政府部门可进行宏观调控，建立相应的政策激励与政府监督机制。在经济手段上，新闻宣传主管部门可以联合工商、税务、银行等系统，通过制定相关的税收、信贷、产品购销等优惠政策，对那些积极服务社会发展、公共责任感强、社会效益表现突出的媒体给予倾斜，如减免税收、加大补贴、提供信贷支持、优先纳入政府采购范围等。而对那些制播违规广告、蓄意捏造和散布谣言、传播低俗内容等危害社会且屡教不改的传媒机构，执法部门应加大执法力度，视情节而进行罚款等相应的惩处。此外，还可通过树立正面和负面典型进行勉励和鞭策。 2.媒体应完善自身管理运营体系 要保证“走转改”的效果，媒体须建立和完善自身的管理运营体系。一方面应健全组织协调机制，寻找符合自身状况的运作模式，做好企业内部的组织管理和业务经营；另一方面，可实施采编创作人员的培训制度，通过定期邀请业界精英和学界专家等方式，对传媒从业人员进行业务培训，提升其职业素养和社会责任，并增强其市场意识、受众意识，以发挥出人力资本在媒体“走转改”中的创造力。同时，媒体自身还应完善绩效考评和奖励机制，通过津贴、福利激发从业人员的生产积极性。因为当薪酬待遇提高时，工作人员一般更愿意改善工作态度，激发走基层、多出精品的热情，有利于生产出更多更优质的内容产品、提高产品营销和产业化的收益。 3.社会应加强对传媒行业的监督 社会对传媒行业的常态监督，有助于传媒企业提高服务社会、承担责任的意识。应拓展公众对传媒实施监督的渠道，鼓励传媒产品的消费者和普通公民对“有偿新闻、虚假报道、低俗之风、不良广告”等行为进行揭发举报，以鞭策媒体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效益。譬如，对于那些捏造虚假新闻、播出“三俗”广电节目以及生产和传播充斥色情内容与暴力思想等危害社会风气的影视剧的传媒机构，公众应向有关部门举报反映，配合执法部门对此进行查处整治。政府部门也应通过开通举报热线、开辟投诉专区，畅通对传媒业的监督渠道，保障公民的监督权，以此督促传媒人“走转改”，肩负起服务大众、促进社会健康发展的责任。 传媒经济学论文:传媒经济学理论下的媒介认识 [摘要]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善，人们逐渐认识到，传媒业不仅有信息传播的社会功能，而且具有巨大和潜在的经济功能。传媒经济这一概念逐渐在传播学术界和传媒产业界受到重视。传媒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传媒生产以及同传媒生产直接相关的经济行为、经济关系和经济运作规律。报纸和电视是传媒产业中的重中之重，也与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传媒经济学理论的提出和完善，为媒体在市场经济体系中更好地发挥优势和取得经济利益保驾护航。 [关键词]理论 西方经济 应用传播 电视业 一、理论认识 传媒经济学在国际和国内传播学术界均被作为一门综合学科加以教授和研究，但是它作为经济和传媒的综合体并没有确凿的硬性定义，它是传媒产业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发展壮大的理论结果。有的学者侧重于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依据去定义和引导传媒经济学，有的学者则更倾向于把传媒经济学归结为应用传播学的实用范畴。传媒生产利用内容资源，通过创意与艺术活动进行创造性转换，使之成为人类所需要的思想、信息和娱乐的过程。在经济学学科分类中，传媒经济学即是研究传媒生产领域中内容资源的有效利用和配置，以及由此生产的社会生产关系和人类福利的经济学分支。它构建于不同的经济学理论和分析方法之上，致力于研究经济和金融力量如何影响传媒体系和传媒组织。 在以西方经济学理论指导下的传媒经济学理论，以及以应用传播学实用理论指导下的传媒经济学理论，我认为，这两种传媒经济学理论依据并不应该是互斥的，相反它们应该是互补的。两种理论依据都有道理，都是对传媒事业在市场经济中更好发展的有力指导武器。传媒产业既然可以称之为产业，那么它一定符合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然而它也有自己的与众不同之处。在研究传媒经济学过程中，顾名思义，既要重视其在经济学领域中的理论与实践，又要重视其在传播学领域中的理论与实践。 二、传媒产业与西方经济学 首先，在经济学要解决的问题当中，包括生产什么物品以及生产多少这种物品，怎样去生产，如何使用各种生产要素组合进行生产，生产出来的产品如何分配等众多相关问题。传媒经济学需要解决的问题可以被概括为，在传媒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以上经济学中关于产品的问题的表现形式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会有哪些特殊的现象，以及怎样去注意这些现象，从而更好地利于传媒事业的发展。经过查阅资料，本人总结出了传媒经济学较之于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的一些特殊现象。第一，一般产业遵循边际成本递增定律，而大部分传媒产业边际成本递减。所谓边际成本定律，即在生产技术不变和一些投入为固定时，增加一种可变成本投入使边际产量增加，但是如若持续增加这种可变资本的投入，将导致所增加的产量便会开始递减，甚至影响企业的生产。产量和成本有对应的关系，当随着一种投入的增加——产量递增时，其成本就递减；而当随着这种投入的增加产量反而递减时，其成本就会递增。有些学者认为，媒介产业并不一定完全符合这个规律，媒介产品属于高初始生产成本和低复制成本的产业，比如广播电台、电视台、电影、音像制品、电子等。当媒介产品不断以复制等形式被产出的时候，其边际成本非常小甚至于为零，所以产量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达到最大化，而传媒产品的“顾客”——受众会在这个范围内最大程度地获得这些传媒产品，这也是导致传媒产业大都具有“受众最大化”倾向的原因。 第二，在一般经济关系中，产品价值的实现主要通过“一元产品市场”即产品从厂商到购买者的一次销售，而大多数媒介产品的价值实现，往往可以通过“二元产品市场”即传媒的二次销售理论。媒体第一次销售的产品为有价值的新闻信息，获得特定读者群的注意力，第二次销售的是读者群的注意力，获得广告收益。媒介产出的产品，参与了两个不同的市场——产品市场和服务市场。这两个市场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产品在一个市场的表现会影响它在另一个市场的表现。传媒产业生产厂商例如报纸等，可以以低于生产成本很多倍的价格在第一个市场出售所产出的产品，但是可以在第二个市场里赚取意想不到的高额利润。通过这个二次销售过程，不但可以弥补在第一个市场里亏损的成本，而且可以使媒介赚取高利润。这种二次销售模式并不是说，除了传媒产业以外，其他产业全然没有，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没有哪一种经济产品像传媒经济产品那样明显地展现着“二次销售”的魅力。 第三，在市场经济中，一般产业遵循着价格机制。但是在传媒产业中，有些传媒产品是不一定遵循价格机制的，比如广播等。有些产业的产品价格与生产成本联系不大，比如电影、电视剧、电视节目等。经济学范畴中的价格规律是指在商品总量不变的前提下价格与供求之间的关系，当商品供大于求时，则价格呈现降低趋势，当商品呈现供不应求时，价格呈现上涨趋势。反之，当商品的价格降低，又会在某种程度上增加消费者的购买力增加消费者需求，当商品价格升高时，又会使一些消费者望而却步从而降低对该商品的需求。我认为，传媒产品的特殊特点决定了它不一定完全按照这种价格机制规律运行，那是因为传媒产品中向人们传达的多半是精神上的满足，传媒产品对于其消费者——受众来说，它的使用价值是向受众传递信息，这种信息是通过精神层面的沟通传达的。因为人的精神层面一般无法用价格高低来影响其在受众当中的需求度，并不一定是一档节目的制作成本或者广告费用低，这个节目就会不受欢迎。传媒产品作为一种商品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流通，它的需求度基于其产品的内涵是否与其受众产生精神共鸣，这是传媒产业的魅力所在，也是传媒产业不同于经济关系运行中的普通物质商品。 当然，传媒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其中也存在着微小的不同之处，传媒产业是经济运行过程中活跃的经济体，作为媒体人，在传媒产业的经济运行中，既要看到经济学知识对其的指导作用，又要考虑到传媒产品不同于一般经济商品的独特特点，我认为，传媒产品要能够满足其传递信息引领精神世界的使命，又要在经济运行过程中获得最大化的经济利益。这是作为传媒经济学研究的最好诠释。 三、浅谈传媒经济指导下我国的传媒产业（以电视业为例）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传媒事业与以往相比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的传媒事业几乎是完全为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服务，是国家和党的宣传喉舌，全天播出或报道的内容完全以国家政策新闻为主。在1991年后，我国经济进入了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加之中央对传媒媒介的“事业管理，企业经营”制度，给予传媒介在市场经济竞争环境下的生存空间，我国媒介也渐渐有了自己的话语声音，传媒产品开始丰富多彩，日渐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文化需要。与此同时，媒介作为经济运行中的个体，也获得了经济运行中的一席之地，经济利润也随之而来。 电视业同报纸业一样，是信息产业群中的一种分支产业，组建产业性广播电视的集团是我国传媒事业发展的必然，也是市场经济成熟化的一种表现。狭义的电视产业是指，以生产制作、营销、播出、传输和发射电视节目为主的企业组织，以及统一市场上的相互关系集合。在建国初期我国最先成立的电视台即为北京电视台，后更名为中央电视台。在起步之初，电视台纯粹是事业单位制度。电视产业随着改革开放以及市场经济的脚步飞速发展，先后经历了起步期、跑步期、高速期。发展至今，我国电视业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丰富的节目和播出剧目极大地开阔了观众的眼界，丰富了我国人民的生活。 在市场经济运行环境下，电视业同我国报业一样，正在逐渐发展成更新的传媒经济体，在这个关键的转型期，电视业自身也具有许多需要改进和强化的地方。为了更好地发挥其传媒功能，更好地发挥起经济作用，我认为，电视业应当更加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的发展。第一，我国电视队伍的壮大完全是在改革开放几十年内发展起来的，电视对于观众来说是接受新信息的窗户，电视产业团队中人员素质普遍中等，专业人才需求量大，如何能够更好更专业地满足观众们获得信息的需要是电视产业的首要议题。而这个议题最核心的部分即是电视产业的人力资源，只有有了好的人力，才能够创造出更多好的信息产品，满足精神需要。第二，电视产业应当更好地树立市场经济理念，营造出产业发展的新环境，具有现代市场意识、媒介产业观念、不断创新的步伐、国际化视野、强化特色的定位。第三，在传媒经济理论指导下，让电视业在市场经济中能够更加蓬勃发展，就需要改变高度垄断的电视业现状，市场经济体系中遵循自由竞争原则，如若在进入这一市场体系之初就以一种严厉的垄断作为开头，那么这是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第四，我国电视业对于资源的浪费也不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电视节目雷同，品位不高，主持僵硬等众多问题，都是影响电视业广阔发展的芥蒂。 总之，我认为，我国电视产业若想长足地发展下去，必定需要更好地发挥其传播和经济作用，要看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也要适应我国现阶段所有制的要求。在全球化信息爆炸的今天，我国媒体要努力使自身更具竞争力，应对国际传媒市场挑战。 四、总结 在充满着无限可能的今天，传媒事业蒸蒸日上。我们生活在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的年代，作为具有社会属性人的我们，每天日常的传播活动无一不与这个时代紧密相连。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传媒经济理论与媒介今日的生存发展息息相关。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二者相互作用与反作用。传播学自建立之初就把我们领进了综合学科的大门，在这里，我很感兴趣的两个范畴（经济、媒介）可以完美地结合并且指导着经济生活中的传媒发展。这使我更加热爱传播学这门学科，也是我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作为媒体人的责任是双重的，分别是：媒体人有责任丰富媒介产品，并且更好地去向受众传递更具价值的信息；与此同时，在经济社会中，媒体人也有责任将自己所处的媒介发展壮大，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获得媒体得以继续发展的利润。我想，这也就是传媒经济学所要向我们展示的传播意义。它既不能急功近利不顾内容地去传递信息获得经济利益，又不能将媒介落后于整个市场。这种博弈的均衡点，即是媒介在经济社会中发展的最优目标。 传媒经济学论文:美国传媒经济学研究的最新动态 摘要:相对来说,美国传媒经济学研究起步较早且已处于比较成熟的阶段,《传媒经济学刊》作为美国传媒经济学研究发展的重要标志,代表着这一领域研究的主流方向。本文对2004年~2008年《传媒经济学刊》所刊文章从研究主题上进行分类,确定了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传媒公司的国际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盗版问题与版权保护、市场结构与传媒表现、文化折扣与电影海外票房收入等五个相对集中的研究主题,并对这些研究主题进行分析,以期提供当前美国传媒经济学研究的最新动态。 关键词:美国 传媒经济学 《传媒经济学刊》 研究背景 近年来,我国传媒经济学研究发展迅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该领域的研究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如学科归属不清、研究进路不明、传媒经济本质存在争议等问题,①在研究方法上同国外传媒经济学研究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如何进一步推动我国传媒经济学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相对来说,美国传媒经济学研究起步较早且已处于比较成熟的阶段,其研究雏形可以追溯至1925年,当时,威斯康星大学教授杰米提出了“广播经济学”的概念,此后,广告经济学、电信经济学、电视经济学、报业经济学等概念也相继被提出,并得到了日益深入的探讨。②1987年,《传媒经济学刊》在美国创刊,并发展至今,成为唯一被SCI收录的传媒经济学杂志,它作为美国传媒经济学研究发展的重要标志,代表着这一领域研究的主流方向。 本文对2004年~2008年《传媒经济学刊》所刊文章从研究主题上进行分类,并对每一研究主题进行具体分析,以期提供美国传媒经济学研究的最新动态,并为我国传媒经济学研究提供有益线索。 《传媒经济学刊》的研究主题 2004年~2008年,《传媒经济学刊》共99篇,研究范围相当广泛,从宏观层面到微观层面,从传媒政策的制定和演进到传媒产品的定价、广告的具体投放等,都有所涉及。笔者对这些研究主题进行详细分类,确定五个相对集中的研究主题: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传媒公司的国际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盗版问题与版权保护、市场结构与传媒表现、文化折扣与电影海外票房收入。 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一般意义上,“多元化战略”是指一个企业同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行业中进行经营,而且向不同的行业市场提供产品和服务。1958年,安道夫(Ansoff)提出多元化战略,此后,多元化战略逐渐成为公司战略研究中的重点内容,其中,实施多元化战略的动机、实施多元化战略时应考虑的因素、企业多元化的绩效等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 随着研究的扩大与深入,以及传媒经济学本身的发展,多元化战略的问题进入了传媒经济学者的视野,并日益成为这一领域的研究热点所在。公司多元化战略包括产品多元化、市场多元化、投资区域多元化和资本多元化。传媒公司在实行多元化战略时是选择一种,还是选择其中几种同时进行?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是否会导致传媒经济绩效的良好表现?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同其他类型公司如制造业企业的多元化战略是否有本质上的区别?这些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 有学者研究了出版公司的多元化战略,通过选取澳大利亚、欧洲、北美的大型出版公司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这些国家的大型出版公司实行多元化战略的内容是不同的,如北美的出版公司大都集中于它们的母国市场,更多地实行产品多元化战略,而欧洲国家和澳大利亚的出版公司同时实行产品多元化战略和地区多元化战略。③相关产品多元化战略及地区多元化战略会导致传媒集团良好的经济绩效,然而,过度的多元化尤其是不相关的过度多元化战略的实施将会导致传媒集团经济绩效的下降。④ 对于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同其他类型公司如制造业企业的多元化战略是否不同,有学者认为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同其他类型公司的多元化战略在本质上是不同的。⑤也有学者提出异议,认为传媒产品在双重市场上进行二次售卖、产品本身的公共性等特点对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并无影响,因此,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与其他类型公司的多元化战略并无本质上的不同。⑥ 应该说,学者们对于传媒公司的多元化战略进行了积极而有益的探讨。但是已有的研究在样本的选取上仍存在一定的局限,如样本的选取集中于大型的传媒公司、样本的收集主要来自欧美国家等。未来的研究对于样本的选择可以更加多元化。 传媒公司的国际市场进入模式选择。国际市场进入模式是指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进入海外市场,它具体可分为非股权模式和股权模式。非股权模式包括出口模式和契约模式,而股权模式则包括合资和独资两种模式,独资可以通过新建和并购进行。⑦进入模式的不同将会影响公司进入海外市场后的经济绩效,因此,传媒公司在国际扩张时要对国际市场进入模式进行谨慎选择。 公司在选择国际市场进入模式时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可以归纳为环境因素、交易成本因素和全球战略因素。⑧有学者选择环境变量中的两个具体指标即文化距离和东道国风险,检验它们对传媒公司进入模式的影响,该研究选取1981年~2001年美国广告公司在海外市场投资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文化距离和东道国风险对美国广告公司的进入模式的选择有重要影响,当东道国与母国文化距离较大以及东道国风险较大时,美国广告公司会选择以合资方式而不是并购方式进入。⑨ 并购模式与其他进入模式相比有哪些优势?已有的大量文献认为并购可以实现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以及其他协同效应的产生,这也是传媒公司选择并购方式进入国际市场的重要动因,但是并购是否必然导致上述种种优势的产生,有学者进行了检验,该学者选取1998年~1999年11家传媒公司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与已有文献不一样的结论。⑩ 20世纪90年代初就有学者对传媒公司的国际市场进入模式进行了研究,如探索美国传媒的国际市场问题(Dupagne,1992)、跨国公司的发展问题(Gershon,1993)以及特定市场的进入问题(Holtz-Bacha,1997)。至今,这一问题仍然是学者们的关注热点。 盗版问题与版权保护。版权是否应该进行保护以及如何进行保护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有研究者认为版权保护会导致把一部分人排除使用之外,没有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因而主张不应该实行版权保护;也有研究者认为版权保护是为了保护作者、音乐家和传媒产品生产者的权利,否则就没有办法让他们进行创作,因此,尽管会出现不必要的福利损失,但还是要进行版权保护。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版权保护变得日益艰难,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变得更加紧迫和重要。有研究者认为应将传媒产品分为有形产品和无形产品,不同的传媒产品在受到非法使用时,其遭受到的经济损失是不同的,因此,该研究提出应针对不同类型的传媒产品制定不同的政策和法律。也有研究者提出应该从社会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待版权保护,版权保护的不应该只是版权所有者的权利,也应该保护使用者和渠道拥有者的权利,以使得社会整体福利最大化。 研究者在对盗版问题以及如何进行版权保护的问题上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对已有的研究来说可谓有所突破,其应用到现实的情况如何,仍需要进一步检验和审视。 市场结构与媒体表现。经济学根据不同的市场结构特征将市场划分为完全竞争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寡头市场和垄断市场四种类型,公司所处的市场结构决定公司的行为和经营,因此,传媒经济学家十分关注传媒公司在不同的市场结构下的行为表现。市场结构如何影响媒体表现?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有学者认为市场竞争与媒体表现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因为在集中的媒体市场中媒体有充足的资源去开发多元化节目。有学者则认为市场竞争与媒体表现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这些学者认为在一个集中的市场中,媒体会争取获得最大数量的受众,因而会导致节目的同质化。 市场结构与传媒表现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很多研究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却得出矛盾的结论。笔者认为,可以选取不同的传媒类型,严格控制其他可能影响传媒表现的变量,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 文化折扣与电影海外票房收入。“文化折扣”是指由于审美趣味、生活方式、价值观、语言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传媒产品在进行跨国传播时因不被他民族观众认同或理解而带来产品价值的折损,传媒经济学家对于文化如何影响媒介产品的欣赏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尽管他们的焦点是在经济变量而非文化意义上。在解释美国传媒产品为何主导全球市场时,Hoskins和Mirus(1988)发明了“文化折扣”一词:“扎根于一种文化的特定的电视节目、电影或录像,在国内市场很具吸引力,因为国内市场的观众拥有相同的常识和生活方式;但在其他地方吸引力就会减退,因为那儿的观众很难认同这种风格、价值观、信仰、历史、神话、社会制度、自然环境和行为模式。”具体到电影这一传媒产品,文化折扣和电影出口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系、不同类型的电影是否会遇见不同程度的文化折扣等,这些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 结语 通过对2004年~2008年《传媒经济学刊》发表的文章进行梳理,发现当前美国传媒经济学研究呈现以下特点: (一)研究视野开阔,研究视角多元化。传媒经济学研究涵盖的内容十分广泛,而且对于同一问题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出发,旨在检验、补充和发展已有的理论。 (二)研究范式遵循经济学研究范式。传媒经济学研究主要是理论型研究和应用型研究,遵循经济学研究范式,对于与传媒相关的经济问题进行研究与分析。 (三)研究方法有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和案例分析,其中,实证分析占多数。这5年里《传媒经济学刊》共刊文章99篇,其中,实证分析的文章有66篇,约占总体的66.7%。 (四)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向性。研究问题如传媒产品的版权保护、文化折扣与电影出口、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竞争、传媒产品的定价及付费模式,等等,这些问题无一不紧扣现实进行研究,旨在提供解决方法和可能性建议,现实指向性强烈。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在研究对象的选取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只选取《传媒经济学刊》一本期刊作为研究对象,而忽略了其他相关的研究成果,未来可以选取更多的期刊进行研究,以提供当前美国传媒经济学研究的全面图景。 传媒经济学论文:一位经济学者的传媒经营观 金碚是目前国内少数产业经济学基础厚实的媒介经济学者，在“中国经营报社社长”这个头衔之外，他还有一长串传媒人少有的身份：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委员会委员、工业经济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审委员。自2002年以来，他屡次受邀作为新闻出版总署经济顾问，由他担纲制定的中国新办报纸评估论证体系是目前国内唯一的报纸专业审核指标体系。 当前，我国传媒业发展格局呈现出诸多新特点、新变化，业界尤其是报业人士面临诸多困惑，作为经济学者和报业管理者的“双栖人”，金碚社长的观点会对我们有什么启发?本刊记者就有关问题对他进行了专访。 对报业竞争力进行第三方监测是很有必要的 《青年记者》：金社长：您好!您主要从事产业经济学的研究工作，并把企业竞争力监测的成果引入了报业领域。2004年，您领导中国经营报与新闻出版总暑一起推出了“报业竞争力监测报告”，引起了业内的轰动。您的初衷是什么?现在看，这个报告的运作是否达到了您预想的目的? 金碚：我是研究产业和企业竞争力的，2004年时使用研究产业竞争力的方法，和新闻出版总署报刊司合作开了一个全国报刊竞争力年会。在这个会的前后，对全国主要都市类媒体、报纸竞争力进行了监测，监测的结果当时影响非常大。尽管有争议，但现在回头来看，应该说我们当时的方法和监测的结果还是有相当的可信度的。 我们是基于这样一种方法，在监测之前，不和报社联系，完全是“背对背”，使用新闻出版总署和第三方监测机构，比如央视索福瑞、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提供的数据，算出来是什么就是什么。结果出来后，大多数报社都认可，但也引起比较大的争议。后来，我们又做了一年，在方法上进行了改进。我们设计了一些需要报社提供的数据，但有些报社不是太重视，就随便报了一个数；还有的认为这些数据涉及商业机密，拒绝提供。但总体来说，这种情况比较少，所以，业界对那次结果的认同率提高了很多。但也有些报社的监测结果同实际情况有差距，他们的社领导经调查后跟我讲，“很抱歉，我们报社的有关部门当时没有重视，数据报得不实，影响了监测结果，这怪我们自己。” 但是，这个事情后来没有延续下去，原因是后来新闻出版总署想把这个年会自己办起来，对监测方法也做了一些改变。这样的监测可能以学术和民间的形象出现大家比较容易认可，而一旦成了官方的评价结果，性质就发生了变化，要得到各方的认可就很不容易了。 我一直感到有些可惜，其实，对这个项目的结果有争议，本身就说明它得到了广泛重视，说明它是可以引起大家研究和思考的。我们也无法保证监测的结果和事实完全一样，如何评价都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反映客观现实，而只能尽可能“逼近”客观现实。而引起争议是有好处的，一是可以帮我们不断完善评价体系，另外，在争论中可以把数据不能够直接反映出的那些事实揭示出来。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对报社的发展有很好的促进作用。当时，还有很多报社邀请我去给他们讲课，给他们解释如何从监测结果中研究同其他报社的差距，研究如何提升自己的竞争力。 《青年记者》：如果现在再去做这样一个监测，您觉得在设计竞争力指标的时候，哪些地方是值得注意的? 金碚：设计出的指标要符合几个条件，第一，它们是能够反应现实的。第二，这些数据的可得性。第三，要考虑到提供数据的人的动机是否可能影响数据的可得性和准确性。比如，在我们的监测数据中没有用“发行量”，为什么?发行量确实很重要，但是发行量的真实数据很难获得。我们不可能在测评之前到每个报社去调查，没有这么大的力量，别人也没有动机提供。所以我们使用了“用纸量”，你印报纸用了多少纸，印厂有数据，这是很难做假的。而且，我们进行了技术处理，如果提供者有意做假，在数据处理中就可以被发现。第四，还要考虑填报人的工作负担是不是很重，如果你给他们一个很复杂的表，他就有可能不愿意填，或者很马虎地应付，所以，调查表的设计一定要考虑到让他们能很方便地填写。 这件事还可以继续做，但是由谁来做?据我们的经验，还是由研究机构来做比较合适。 公信力具有经济价值，是当前报纸最大的优势 《青年记者》：当前，在新媒体的冲击下，报业遇到了很大的挑战。具体到一张报纸，您觉得它想打造自己的竞争力，最应该注重的指标是什么?比如说中国经营报，它要达到自己理想的竞争力，如果按照核心竞争力报告的要求，它目前最需要做的是什么呢? 金碚：我们中国经营报有自己的办报理念，从现阶段的发展或者从新媒体挑战的大背景下来说，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营造公信力。现在，公信力是报纸能够发展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当然，过去办报纸也要重视公信力，但是过去的报纸还有一些其他的优势，比如说时效性、价格优势、大量提供数据和信息的特点等等，但这些优势在和新媒体竞争的时候，已经逐渐丧失。它剩下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把内容做得更精致，更有公信力。同样的一件事情，人家即使看了新媒体提供的信息，很快地了解这件事以后，还要来看一看中国经营报是怎么说的。如果这样的话，报纸就有了更高的阅读价值。 我把新媒体比喻成“自来水”，把纸介媒体比喻成“茶水”，它要精心泡制。即使别人喝过了自来水，觉得解了渴了，也不妨碍再去品茶。这样的优势在我们的办报理念里，就是要有公信力，要做得精致，这是报纸当前的生存之道。 《青年记者》：现在很多报纸已经注意到了公信力的重要性，也着力从新闻和传播的角度来加强报纸套信力的建设。比如，对新闻专业主又的培养，对职业精神、职业道德的弘扬等。悠是产业经济专家，能不能从产业经济的角度来分析一下公信力的“经济价值”? 金碚：从经营的角度来讲，你就要想，什么东西才是有价值的，什么东西是可以卖钱的。能够卖钱的东西，它有一个基本的特点是稀缺性。从提供新闻这个角度来讲，互联网极大地解决了信息稀缺性问题，使得新闻信息已不再稀缺了，所以你可以免费获得(没有稀缺性的东西是没有价格的)。那么，对于一个人来讲，他过去获得新闻，主动权在新闻信息的供应这边，所以就要花钱来买新闻。现在新闻信息已经不再稀缺了，而看新闻的时间反而成了稀缺的――我不需要知道这么多新闻，只要开了电脑、手机，就会有那么多人给我提供消息，这时就产生了另外一种需求：我的时间是有限的，我只能把我的时间配置到那个最值得看的东西上。所以，时间的稀缺性决定了他对于新闻的选择越来越重要，谁能够帮他选择，他就看谁的。 默多克最近写了一篇文章，他讲得很好，他说传统媒体不会消失，新闻是写在纸上还是写在枯树上，或者写在电 子显示器上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不能为读者提供他需要的东西。 那读者需要什么呢?特别是对于财经新闻类纸媒，面对的是主流人群，是时间价值很高的人，他需要的是信息的选择和权威性。很多老板过去自己上网看新闻，后来找秘书帮他看，看了之后整理几条给他看。政府部门的不少高层领导人也是采取这样的方式来解决时间稀缺问题。这就很典型地说明了新闻信息的供需关系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报纸经营者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一新的情况和趋势。 报纸一定还有市场空间，只是看你能不能抓住发展的关键。如果你像办新媒体一样去办报纸，那你一定会失败。你也追求内容多、时间快那一套，你多得过新媒体快得过新媒体吗?技术的发展已经决定了报纸的某些优势在减弱，但它的市场价值实际上仍然是有的，就看你能不能把这杯茶泡香了。人总不能光咕噜咕噜喝一肚子自来水，等他想起喝茶了，你就告诉他我这个茶怎么好，还能把泡好的茶香喷喷地端到他面前，你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 对大多数报社来讲，跨媒体合作是实现多媒体融合比较现实的途径 《青年记者》：在新媒体的冲击下，纸媒也在不断地探索融合之道：办网站、做手机报、开展电子商务活动等等。您对纸媒的多媒体发展有什么看法?中国经营报在这方面有什么探索? 金碚：中国经营报实际上是个周报，和日报相比，它受到的新媒体的冲击相对比较小。尽管新媒体对报纸是一种竞争、挑战，但新媒体和报纸没有绝对的界限，优势可以互补。互补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报社既办报纸又做新媒体，比如说第一财经，虽然第一财经日报并不是很成功，但是它跟第一财经网站、第一财经电视，第一财经广播、第一财经周刊一起，形成了一个多媒体平台，它的增长还是比较快的。像我们报社，也在试图向多媒体发展，比如说也有网站，但是不一定多媒体都在我这个组织内，采取外部合作的方式，同样可以发展多媒体业务。 《青年记者》：现在业内讲媒介融合，更关注的是内部的媒介融合，比如刚才说的第一财经。您现在考虑更多的是跨媒介的融合，超出纸媒自身之外的? 金碚：就是互补，合作，而不是你发展你的，我发展我的。合作对大多数报社来讲是比较现实的。因为报社自己来做多媒体，会受到投资和管理的局限。比如，你原来能管好这个报，你现在就能管好这个电视台吗?只有少数大型的媒体能走这样的路。我们要走一个内部整合和外部整合相结合的路，仍然是要实现传统媒体和多媒体，包括其他媒体的优势互补。 具体到中国经营报，有一个最大优势，就是它有自己的独特性。中国经营报和它的子报精品购物指南，还有经济管理出版社，都是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旗下的媒体。这三个载体链接着研究资源、学者资源，我们计划把它们做一个业务上的整合，使它们在中国媒体中具有高度的独特性，用这个东西来保持我们的竞争能力。 中国经营报、精品购物指南为什么能够发展?因为它们抓住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两个经济主题，一个经济主题叫“中国制造”。中国经营报实际上就是和“中国制造”的发展是同步的，一个经济主题是消费，精品购物指南是和中国消费的发展同步的。我们一定会从一个制造大国，变成一个消费大国，而且形成“中国管理”的模式和经验。在这种理念下，我们可以充分发挥两份报纸和一个出版社的独特优势，顺应市场经济发展和强国富民的历史大潮。 不断地抓住报纸所关注的领域的发展，做到有独特性，这是每一家报纸要考虑的问题。如果你没有独特性，在一个信息充分供给的环境下，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读者的时间有限，你永远要想到随着读者水平，收入的提高，他的时间价值也一定会越来越高，而他们用于接触媒体的时间总是有限的。让读者在有限的时间里获得最有价值的新闻信息，就是报纸公信力价值的经济学根据。 中国改革的一个成功经验就是不断地去试，报业改制也应是这样 《青年记者》：目前为止，媒体所实行的大都是“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对此，您在《报业经济学》一书中提出，这“实质上是规定报社一方面必须把社会利益摆在第一住，坚持编辑立场的重要性绝对高于经营目标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要求报社参与市场竞争，自收自支，自负盈亏，独立经营，自我发展……‘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必然结果是，报社在很大程度上越来越具有盈利的性质。”如您所论，现在，新闻出版业的转企改制已在进行中，根据新闻出版总署的部署要求，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将于2011年底前全部完成转企改制。那么，改制后，“企业”身份究竟会带给我们哪些变化? 金碚：事业和企业的一个很重要的差别，是企业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而事业单位客观上虽有竞争，但事实上不那么激烈。企业的竞争，优胜劣汰，残酷无情，中国报业改革的道路上一定会有一批报纸停办，或者一些报社倒闭。但是这个情况和以前会不太一样。 第一，竞争形态发生变化。以前，事业单位，一张报纸就是一个单位，报纸和报社是一体的，报纸不存在了，报社也就不存在了。将来，企业不是这个样子，报社是报社，报纸是报纸，报纸是报社的一个产品，报社是竞争主体。这样，可能会有一些报社由于种种原因，不办原来的报纸了，或者把它卖给别人，它又去办别的报纸了，这是和以前不一样的。就是说，报社和报纸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在企业化的体制下，报纸只是报社的一个产品，可以生产这个产品也可以不生产这个产品，而且它这个企业可以有母公司，有子公司，一个报社甚至只是一个公司的子公司。它的竞争就和事业单位不一样。 第二，我们判断一下，中国国有的报社，将来可能会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的看法是，现在中国报社的改革，只相当于国有企业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的改革阶段，就是刚刚推向市场。绝不要认为，改制了之后，报社的前途就铺满了鲜花，不是这样。搞成了公司不一定赚钱，不一定能够活下去，改制从一定程度上说就是让一些没有生存能力的活不下去。为什么要办社保啊?社保就这个道理，把人保了，你企业倒闭是另外一回事。中国国有企业，从1992年开始就推向市场，当时大家都认为改制了，减政放权了，就一定会赚钱了。完全不是这样。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的时候，出现了普遍的国有企业的经营困难(职工下岗)。经过了三年的脱困，国有企业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磨难，才走上了比较顺利的发展道路。报业的发展也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很多的报纸真正走向市场以后会很艰难，但是没有关系，正是在这个艰难的过程中，会训练出一批真正的办报人。在市场条件下磨炼出真正的报人，真正的报业企业家，这是最重要的。 不要以为只要一改制，从事业变成企业，日子就好过了，这不可能。这个事情，不管是报社还是政府都要有充分 的思想准备，政策上大概也应该有后备。一般来讲，地方报社的日子会好过一点，地方政府容易出台一些支持报社的政策措施，而中央则几乎不可能。改制的目的，就是把你慢慢推向市场，在市场中慢慢学会市场竞争，培育出真正有市场竞争力的报社、报纸。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国有企业都改了30多年了，现在还有很多问题。 报社在改制的过程中，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它的治理结构。公司治理结构，到底怎么改，国有企业到现在也没有完全解决，之前大家想得都有些天真和简单，以为只要政府出一个规定，搞一个统一模式，大家照葫芦画瓢就是“现代企业制度了”。而实践告诉我们，改革的过程没有那么简单。 我的主张是，让报社自己去探索，政府不要过多地干涉应该由报社自己来解决的一些问题，不要以为，政府可以搞一个统一方案来规定报社应该怎么样，报社的治理结构是什么样，董事会应该怎么样。中国改革的一个成功经验就是一一试，不断地去试，去探索，让大家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创新力，就一定可以找到好的东西，形成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报业制度。不要认为现在我们建立的就是现代企业制度，其实，全世界都没有一个统一模式的“现代企业制度”。即使是美国的企业制度与欧洲国家的企业制度也有很大的差别。 媒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主要在于软实力，而不是创造GDP 《青年记者》：如果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改制顺利，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后，会不会形成一种新兴的传媒产业?我们可不可以大胆期待，传媒产业将是国民经济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组成部分?请您从产业经济学的角度上分析预测一下。 金碚：仅仅从报社、报纸来讲，连同出版业，都不是一个能爆发性增长的行业，它过去的盈利性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其垄断性，垄断保证了它有比较好的收益。像一些行业报刊，这个行业里面就你一份，你当然行了，如果别人也能办，你还能那么容易生存吗?所以，媒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主要在于软实力，而不是创造GDP，对此不能期望过高。但是，整个传播、传媒业，甚至包括某些娱乐的相关领域等等，则有可能有一个比较大的增长空间。报纸还是一个比较精致的行业，它有发展的空间，还有很好的市场，但它并不是一个可以爆发性增长的行业，世界上也没有哪个国家把报业作为经济支柱的。 《青年记者》：通过这样的市场竞争，优胜劣汰，我国会不会出现像美国那样一城一报的现象? 金碚：我认为不会出现美国那样的业态，为什么呢?很简单，比如，按说在青岛不应该出现海尔和海信两个差不多的企业，但青岛就有两个；在顺德也不应该出现这么多相同的家电企业，可它就有。政府也希望把它们并在一起，但也并不了。中国是一个大国，城市规模也都不小，像北京有1000多万人口，而美国的城市大都比较小，都是小城，它那些报纸带有社区性质。再一个原因，投资主体各种各样，北京市办了一张报纸，那人民日报为什么不能办一个?光明日报、广州日报为什么不能办一个?而且，我也不认为一城一报对中国的报业发展是有利的。也许，在中国一个城市里面就应该有两三家甚至更多份相互竞争的报纸，这样竞争才能更有效果。 科研和传媒完全可以优势互补，比翼齐飞 《青年记者》：最后问一个比较私人的问题，您是经济学者，也是报纸的管理者，这在国内媒体中极为少见。而且，近年来您无论是理论研究方面还是报社的经营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您觉得，经济学者的身份给报社管理带来的最大优势是什么?我还注意到，您在参加会议、论坛提到自己的身份时，总是首先强调自己是一名经济学者。经济学研究比报业管理对您来说更有魅力吗? 金碚：不能这样简单地说。我来管理这个报社，就要发现我的优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我的比较优势就是我是一个经济学者，研究人员。我来办报，当然要发挥我的优势。 我的优势在哪里呢?具体说，第一，我对经济规律的把握；第二，我所在的报纸本身就是一张财经类报纸，跟我的专业贴近。第三，我是一个研究人员，所以我带着研究的心态去管理这个报社，否则可能会觉得很痛苦。管理报社很难，矛盾很多，那我怎么能够保持平稳的心态，把它看成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把它作为我研究的一个对象，发现其中的规律，探索创新的方向。这样就会使管理报社成为一件有乐趣的事情。 我们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办了一些实体和事业项目，我就跟同事们讲，你们都是研究员，不要觉得这些事情都是事务性，不值得我们这些博士、教授去做的。你们要这么想，做这件事情就跟做一个课题，写一篇文章一样，你得好好研究它，它有什么规律，怎么才能掌握，有了这种心态就会感觉比较有趣了。如果你觉得这个报社就是你的研究对象，你一边研究它，一边去管理它，也许就能很有意思。要不然，又是打官司，又是人事矛盾，你不觉得烦吗?但如果你以研究者的心态来应对，就可以发现其中的有趣之处。 《青年记者》：那您的报业管理的经验，对你的学术研究有没有启发和帮助? 金碚：有啊，而且很有意义。我会把很多研究项目放到报社来做。比如，现在竞争力的研究在国内有影响，很大的原因就是，我做了一个理论性的课题，理论性的课题怎样延续下去呢?怎样和现实接轨呢?我就在报社搞了一个竞争力研究中心，现在中国经营报有一个研究院，他们常年收集数据、联系专家、召集开会，负责竞争力研究项目的各项工作，这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哪个大学的研究人员会有我这样的研究条件啊?没有。再如举办竞争力年会，每年一次，越办越兴旺。许多顶级的企业家和经济学家，以及政府部门的高级官员都来参加。一同研讨中国产业和企业的竞争力问题。 我们还办了一份杂志ChinaEconomist(《中国经济学人》)，是一份学术性经济类英文杂志，已经创刊三年了。在短时间内就达到了很高的质量并产生了较大影响力。这份英文杂志的成功就是充分发挥了研究单位和报社双方的优势。杂志的主办单位和学术编辑部设在工业经济研究所，负责组稿，文章内容把关；后期制作的编辑部是在报社，包括翻译、校对，请外国专家进行文字润色，印制。低成本高效率运行，运作得非常成功!这样的办刊方式其他人很难做到。这也是我们科研单位和传媒单位相结合、优势互补的一个成功案例。 《青年记者》：谢谢金社长接受我们的采访。通过和您的交流，真的受益匪浅，用经济学者的眼光看报业的现状和发展，别有洞天。期盼您在经济学者和传媒管理者的双重角色中收获更多的经验和成果，并能通过《青年记者》杂志，启迪更多的传媒同行! 传媒经济学论文:世界传媒经济学术的聚焦点 5月16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中国教育报刊社五家单位共同主办的第七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在京隆重开幕。这是该学术会议第一次在亚洲举行，也是第一次在发展中国家举行。本届会议主题为“传媒产业：全球化・多样性・认同”。来自亚洲、欧洲、美洲和大洋洲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两百名传媒经济学者参加了会议。本刊特刊发本次学术会议上部分领导讲话和专家学者演讲的摘要。 传媒业发展需要认同和共识 赵启正（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这次会议将“媒介产业：全球化・多样性・认同”作为研讨的主题，其目的在于探讨全球化背景下传媒业如何实现多样性发展的问题，并力图在这一问题上寻求达到某些认同和共识。我很欣赏“认同”这个词。所谓“认同”，是指人们相互之间在心理上的身份认可，它是社会互动的结果，是人们在社会互动的过程中，通过自我关照和规范的学习而形成的。 如今世界正处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信息传播国际化成为这一时代的重要特征。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在我们会议的主题范围内，至少包括两个重要方面，一是认同存在着世界传媒经济学的共同性，二是承认各国传媒经济学的特殊性。 传媒经济学交汇了新闻学、传播学、经济学、社会学以及最新的通讯科技等许多学科，也需要充分的、可靠的基础统计资料和应用相关的数学工具。中国的多数大学并不缺乏这些学科的学者，缺乏的是跨学科的融合。我们同时注意到如果缺乏研究者和传媒行业的领导人之间的合作，也难以实现理论和实践的结合。 中国平面媒体的未来发展 石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中国的平面媒体面临着一个发展的机遇期。据了解，“十一五”期间，有三分之二的省份把文化产业作为支柱型产业来发展，在文化产业中，报刊媒体占有重要的地位。同时，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九亿农村人口被激活，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中国平面媒体的发展前景持乐观态度。 其次，中国的平面媒体在相当长时间内，仍将保持主流媒体地位。平面媒体与其他媒体相比，有人力资源优势、品牌优势和内容生产上的优势，对传播领域的权威性将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平面媒体在经济规模和公共舆论方面的主流地位不容置疑。 第三，传媒技术手段和传播方式的创新使平面媒体的发展如虎添翼。数字化为平面媒体的内容生产，带来了历史性的变革。门户网站、无线通讯、3G、博客、搜索引擎等新兴媒体和技术将进一步加快技术创新和传播创新的速度，平面媒体将借助新兴媒体开辟新的市场空间。 在传媒市场上关于如何把报刊内容转化为数字化内容，把报刊发行转化为数字化营销，把报刊受众转化为数字化受众的思路和实践越来越成熟。报刊业与其他媒体之间，相互交融的趋势在不断加快。这对中国传媒业更好的把握发展机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国新闻教育事业迅速壮大 李卫红（教育部副部长）随着传媒产业的发展壮大，中国新闻教育事业也迅速壮大。新中国成立之前，新闻教育规模很小，50所大学新闻专业培养的毕业生不超过1000人。改革开放之初，设立新闻专业（系）的学校也不过10所，在校学生大约600人。即使到了1994年，全国新闻学和传播学专业点也不过66个。最近10年来，随着中国高等教育普及率的不断提高，新闻学和传播学教育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1995-1999年，全国新闻学和传播学专业点每年增加10个左右；2000-2004年，平均每年增加70个。目前，中国设立的新闻学和传播学的本科专业点超过了660个，硕士研究生点80多个，博士研究生点10多个；在校学生超过了12万人。 传媒业的“全球化”和“多样性”问题 郑保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组织是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传媒经济学术机构，该组织的前6届会议都是在欧洲和美洲国家召开的，我们能够获得第7届学术会议的举办权，应当说是一种历史性的突破。 面对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一些学者担忧，在全球化的影响和促动下，世界文化的多样性还能够保持多久？特别是在大型跨国传媒集团不断对外扩张，并且已经成为一种难以抑制的潮流和趋势的情况下，这种多样性更是面临着巨大的威胁，那么各国政府和传媒应当采取怎样的应对策略？另外，作为信息媒介和舆论手段的传媒业又怎样在实现自身多样性生存与发展的同时，对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提供信息和舆论的支持？可以说这些问题都是传媒经济学界所应当关注的话题。也正因为此，传媒业的“全球化”和“多样性”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一直是世界传媒经济学界的热门话题，也是上几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涉及最多和研讨最为集中的议题之一。 中国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趋势 黄勇（国家广电总局副总编、规划院院长）在今后若干年里，中国广播影视产业将进入全面、快速、持续发展的轨道。其基本趋势将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内容产业市场化。随着传播竞争的加剧和节目市场需求的不断扩大，非新闻类节目将实行产播分离，并逐步走向市场，节目供求关系将加快由自产自播向市场交换交易转变。二是产业经营公司化。逐步实行分类管理，采取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的办法，将广电媒体可经营部分资产资源剥离出来，按现代产权制度和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构建市场主体，实行公司化经营和市场化运作。三是投资主体多样化。在国家投融资政策的指导下，面向市场的广播影视经营式实体，将积极吸收公有资本、非公有资本和境外资本，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广播影视公益事业和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形成多渠道资金的投入，共同推动产业发展的新格局。四是盈利模式多样化。充分发挥产业资源优势，大力开发数字电视、网络电视、手机电视的新业务，满足各种新媒体的内容需求和各类消费者的多样化文化消费需求。五是产业发展集约化。加快资源整合，结构调整和重组，发掘优势资源和潜在资源，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开发利用效益，拓展新的发展空间，增强产业持续发展能力。推进频道制和各项配套改革，推动节目栏目的创新，积累和打造特色品牌，提升广播电视的核心竞争力。 中国传媒经济在实践中的发展 周鸿铎（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在实践方面，中国的传媒经济发展，是从广告经营开始的。第一是报刊经营的收入，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不久，天津日报率先刊登了以后的首个报纸广告。从那个时候起，报刊开始有了自己的经营收入，到2005年中国大陆的报刊广告收入已经达到了469.36亿元，比2004年增长了6.59%。第二是广播电视的经营收入。1979年1月28日，上海电视台率先播出了中国大陆第一条电视广告。从那个时候起，中国广播电视的广告收入从零开始，到2005年中国广播电视广告的收入已经达到了458.63亿元。第三是网络媒介的经营收入，2005年中国大陆的网络媒介的经营收入已经达到了41.7亿元，比2004年增长了78.4%，其中网络广告收入是四年前的7.6倍，达到了31.3亿元。第四是手机短信经营收入。2005年中国大陆的手机短信的经营收入已经达到了304亿元。比2004年的数字超过40%。这是实践方面中国传媒经济的发展。 中国的媒介产业发展及其环境变化 崔保国（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从整个产值规模上来描述中国传媒产业的规模，我们测算了一下，2005年中国传媒产业的总规模是3250亿人民币。虽然我们传媒媒体公司的数量是非常庞大的，但是整个广告的总额在世界市场上一比较，我们的规模是比较小的。而且在各个媒体里，媒体的集中度在国内还是比较大的。比如以电视业来看，中央电视台是中国规模最大的电视台，CCTV的广告总收入占中国整体广告总收入的近三分之一。 在加入WTO以后的传媒产业背景下，中国传媒产业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体现为传统媒体，传统媒体的发展势头在降低、衰落。而增长比较快的是手机短信销售额的增长和网络媒体广告额的增长，速度是非常快的。中国的媒体在这样一种环境发展变化下，采用什么样的发展战略呢？ 首先是媒体的媒介企业体制转变。围绕着这种体制的转变，中国的媒体还有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开展立体化的经营，主要是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结合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中国一些发展比较好的传媒企业，现在他们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怎样发展和扩张，正确的选择就是走集团化的道路。可能在未来几年里，中国的媒体数量会减少，但是媒体的规模会不断扩大。这种集团化的发展有利于媒体企业经营的集约化。另外的发展趋势就是数字化，所有的中国传统媒体，都要有一个重要的课题――“怎样实现数字化转型”。电视实现数字化转型已经开始，特别是报纸媒体和期刊媒体怎样和数字媒体结合找到一个符合中国市场和现实的数字化转型道路，是未来中国媒体最重要的一个战略发展课题。 中国报业发展的动力 梁衡（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展望未来，推动中国传统报业发展的动力来自三个方面：一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高速成长带来的机会。中国社会经济多年来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我们相信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还会继续保持高速发展的态势。这种发展给我们传统报纸也提供了强大的经济支持。社会发展、民众文盲率的降低、文化水平及经济水平的提高，使传统报纸维系着比较庞大的数字。特别在未来几年内，二线三线的报纸可能成为拉动报业的增长点。 二是改革与创新能够释放巨大的生产力。只有体制不断改革，报业体制机制创新才能使传统报业激发出强大的动力，在与其他媒体竞争的过程中留住优势，为传统报业学习新技术、新资本创造新的优势。我们的机制体制现在回头看现在有了很大的改变。我记得当年为了一个报纸自己能不能发行，能不能自己分割一统天下的局面就争论了十几年，现在看来却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 三是对新技术的学习和利用带来了自身的转型。报业一直是新技术的积极支持者，报业发展的历史也是一部新技术的应用史，过去报纸每一次进步都利用了新技术，从黑白到彩色，从薄报到厚报时代，到开办电子版、网络版，到今天开办手机报等其他尝试，都是在不断地学习新技术，下一步传统报纸在采编印等各个环节，还有一定的技术空间可以利用。我们应该有理由相信，报业也能够通过利用新的技术，将传统报业的人才优势、文化积淀优势与内容资源优势结合起来，为传统报业开创一个新的明天。 报纸衰退期的增长战略 吴海民（京华时报社社长）我们给报纸衰退期提供的战略性方案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领先战略。报纸的市场领先者不应该放弃一个强者愈强的机会，因为衰退的市场必然会加大产业的集中度，其直接结果是给市场领先者带来更大的市场份额。在一个正在萎缩的市场上，只有更大的份额才意味着利润。 二是取舍战略。即是说有所为有所不为，才能真正有所为。产业衰退期里干什么不干什么，必须有取有舍。取舍战略有助于强化自己的明确地位，突出竞争中的优势，这也意味着为此要主动放弃一些市场。 三是收获战略，即通过多种紧缩性措施降低经营亏损，降低现金流量，提高利润水平，以尽可能地聚集资金，为未来退出或转移市场做好准备，包括停止新的投资，缩小经营规模，节省有关费用，减少各项开支等等。 四是改版战略。这里的改版绝非版面内容的简单改变，而是指报纸在目标读者、目标市场等方面的重新定位。如着眼于未来的“碎片化”进行市场细分，朝着解释性报纸、免费报纸、社区类报纸以及二线三线城市报纸的转移。 五是退出战略。对某些质量低劣、经营混乱，也丧失了改版价值的报纸来说，也许最好的选择是立即解散，退出市场竞争。退出未必就是坏事，它可以大大减少沉没成本，减少机会成本，也减少未来的退出成本。 六是合并战略。同一地域、同一领域的同质化报纸是可以合并的。特别是同一报业集团内的同质化报纸，应该予以合并，以使资源得到重新配置，运作得当的话也可能得到1加1大于2的效果，使相对劣势组合成市场强势。 七是购并战略。产业的衰退期提供了大购并的机会，并购有利于使分散的资源集中起来，实现产业的集约化经营，有利于减少竞争对手，快速实现市场领先地位，有利于掌握更多资源，特别是一些报纸的内容资源，以实现向新媒体的转型，有利于减低运营成本，也有利于完善集团的产业链。 八是换位战略。即继过去的纸介质本位向数字化本位转化，在保持纸质报纸市场地位的同时，大力研发和运用新媒体产品，在报纸的衰退期里实现报网互动，而在未来则自然过渡到新的数字化媒体。 “融合与转型”是数字时代媒体的必经之路 徐威（东方卫视总经理、总编辑）技术前进的步伐是谁也挡不住的。尽管目前在普及程度、成本、技术成熟度等各种因素的限制下，新媒体的发展还不足以撼动电视媒体龙头老大的位置，但传媒产业肯定会出现分众化和碎片化的趋势，传播信息的渠道与平台越来越多，内容市场趋向细分化，单一媒体所能获得的受众与市场越来越小。 但新兴媒体在对传统媒体构成挑战的同时，也为传统媒体提供了众多新机会。新媒体将在未来市场中占据重要地位。但从技术角度来看，新媒体是传统媒体在不同传输介质上的延伸。新媒体需要传统媒体的内容，传统媒体需要新媒体作载体。在新媒体时代日益增多的播放渠道可以看作是传统媒体的机会，一个传统媒体可以因自己的内容在不同的渠道播放,摊薄不断攀升的内容成本，获得更大的效益。 赢得受众，但最终还是需要用内容来将受众“套牢”。中国新媒体公司虽然具备先进的技术能力，但在内容制作方面力量相对匮乏，非常需要传统媒体的内容来支撑。新媒体和传统媒体有融合的趋势。传统媒体完全有可能通过开辟新媒体渠道实现再次辉煌，与新兴媒体一起共铸辉煌。在数字时代，通过自身跨媒体集团的运作或与其它媒体传播单位合作，将内容通过不同载体形式进行制作与传播，营造分享资源和影响力空间的内在机制与条件，成为未来传媒运作的基本模式。最近20年来，我们看到了美国的电视网由3个变成7个，而传统的3大电视网，全部通过兼并与收购实现了转型，它们彻底融入了新媒体革命的滚滚洪流。 传媒经济学论文:经济学家、传媒人与经济评论版 近十年来，媒体（这里主要指报纸）不时刊载经济学家的一些评论、分析文章。这种文章一般篇幅不长，多则一二千字，少则七八百字，文章的主题多是当前经济热点问题，有的甚至是当天的经济热点问题。在经济类媒体上，这类文章更是常见，有的财经媒体（不包括受众很少、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经济类同业杂志）几乎是期期（对日报来说就是天天）必有，甚至一期有几篇。 报纸刊发经济学家文章之原因及效应 这种现象似乎在我国新闻史上从未出现过，虽然上世纪上半叶京津沪报纸上也刊载经济学家的署名文章，但数量极少，难得一见。进入20世纪下半叶，国内各报几乎难觅经济学家的文章（除了经济学家们迫于形势压力所发表的“大批判”之作），直到世纪交替之时，各媒体才开始大量刊载经济学家的文章。 这种现象的产生，当然是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成为世界上最为活跃的经济实体之一的大背景有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已经形成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结构，社会上已经存在一股涉及股市、楼市、各要素市场和各实业领域的强大的社会投资力量。尤其是市场机制初步建立，使得普通百姓更深入地参与到社会经济中去。于是，人们不再需要简单的、有相当数量的信息―――由于互联网的出现，做到这一点并不难；而是需要看到对大量复杂的经济现象作有穿透力、有见地的权威分析。因此，综合类、都市类报纸每天都有此类文章，而一些财经类、经济类报纸则几乎每天都有一整版内容，以满足读者的需求。 上述仅是从读者方面来说的。当今媒体市场还不是一个完全放开的市场，有了单边的市场需求，不一定就有适当的供给。世纪之交，一批新的都市类报纸横空出世，以贴近读者、贴近市民的姿态出现，猛烈地冲击了向来板着面孔的传统报纸。在上海，由于种种原因，长期没有一张成功的、被读者认可的经济类报纸，与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大城市地位十分不相称。因此，新创办或经大幅度改版，出现了几份经济类、财经类报纸，这些报纸大量刊登经济学家文章后，传统报纸在受到冲击以后逐渐改革，也开始刊登经济学家文章，力争贴近读者。 经济学家在大众传媒上亮相，一时间吸引了受众的眼球。尤其是那些千字以下的经济随笔，似乎一下子拉近了普通百姓与专家学者的距离，听到经济学家们的真知灼见。而少数经济学家通过走出经院学府成为大众明星，传媒则在相当程度上增加了版面的“含金量”，提高了自身的档次。 然而，报纸因此而获得成功者甚少，发行量并无起色。其基本原因，除少数几篇既短小精悍又极具真知灼见，且深入浅出的经济随笔外，大部分文章读者并不爱看。有些文章可能过分专业、过分深奥，使人感到不知所云；有些文章则人云亦云，其观点早已为关心经济的读者所知，毫无新意，只不过戴了一个经济学家的帽子；而有些文章并非是“随笔”，篇幅很长，读者自然极少。凡此种种，即使经济类专业报纸也不可能亲近其设定的目标读者。 经济学家的分类和媒体素养问题 经济学家其实是分类的，经济学家的文章自然也是分类的。当然，文章和作者身份不会那么严丝合缝的对应，但基本的倾向，作者的专业特长还会在文章中显示出来。 按照通常的经济学分类，大致可分三类：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和管理经济学。理论经济学产生于人们要求有解释一般经济行为的经济理念，应用经济学产生于企业和个人在诸如生产经营、投资、理财、贸易、会计、签约等活动中需要有一定的理论指导，管理经济学则是经济组织系统、有序运转的需要。 而经济学家的分工则是根据他们各自的研究方向和治学重点来划分的。无论多么出色的经济学家也不可能对所有的经济领域都作出贡献性的研究。经济活动宽广的覆盖面以及人的精力的有限性，要求经济学这门学科必须有适当的分类。原则上经济学的分类决定了经济学家的分工，但由于社会经济活动日趋复杂和人们对经济活动的认识逐步加深，经济学家也会对经济学的分类进行适合于现实需要的调整。因此现代经济学家大致分三类：理论经济学家、政府经济学家和企业经济学家。 显而易见，从经济学分类和经济学家分工来看，一般读者包括十分关心经济的读者更感兴趣的是应用经济学和政府经济学家、企业经济学家。 理论经济学家研究的理论经济学，虽然枯燥深奥，常人不易懂，但日常的经济问题，一般的应用经济学和管理经济学都需要理论经济学作基础，企业经济学家、尤其是政府经济学家往往是由理论经济学家出身的人来担任，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政府经济学家中，有不少是有名的理论经济学家。 作为名人，读者崇敬有加，而传媒为了提高自身档次、为了吸引读者，对之竭力追捧，恨不能请他们日日在此开辟专栏，起码也是每逢大事即发表文章。 可是，理论经济学家不可能每天都出成果的，大部分理论经济学家皓首穷经一辈子，也未必出大成果。何况，理论经济学家中还有不少专治计量经济学，其研究成果，普通的读者是不会有多少兴趣的。 当然，关于政府经济学，关于公共财政政策，有些正好事关某位理论经济学家专长，那么请他在媒体上评说，无疑是恰当的，可是这样的机会能有多少呢？政府经济学家研究的大半是公共财政政策，普通读者当然关心。但是政府经济学家中相当一部分平时是在做各种数理经济模型，计算各种经济参数，以求比较严密的结论、方案，供政府参考。这样的计算、研究、模型，能有几许读者会懂？ 同样，企业经济学家也有许多是研究计算做模型的，多半服务于某个上市公司或证券公司，而上市公司则牵着万千投资者（也是媒体受众），并且众多上市公司每天都会有大量信息需要分析需要解读。在这个领域中，经济学家有大量言论要发表，而读者也有着大量阅读的需求。这就是股评大受欢迎的缘故。 然而，对于企业经济学家来说，有一个为谁服务的问题。表面来看，受雇于谁，自然为谁服务。企业经济学家受雇于企业和企业家，自然为企业和企业家服务。中国股市目前还很不规范，上市公司、证券公司黑箱操作时有所闻，一些企业经济学家跟着一起虚假的信息和误导的分析也常常发生，这就引出一个经济学家的道德问题。企业经济学家固然要忠于雇主，也要忠于社会大众，可在学术问题上，在经济学家的本身职业上，凌驾于上述两个“忠于”之上的更高的“忠于”，是忠于真理。可惜，现在这样的经济学家太少了。 道德问题不仅对于企业经济学家，对于政府经济学家和理论经济学家也同样存在。企业经济学家在为企业讲话时，人们还容易识破，因为他们所受雇的身份通常是公开的，而一些大牌的理论经济学家为某些利益集团讲话时，人们往往在事后才能发觉。而当读者发现自己被误导之后，还会对那些经济学家文章感兴趣吗？ 同时，经济学家见报的文章受欢迎，还需要执笔者的媒体素养。一个优秀的经济学家不一定是个好的媒体作者，就如同一个出类拔萃的科学家不一定是个出色的科普作家。所谓媒体素养，其实就是新闻所需要的文体。我们常说，新闻文体就是把一件事用大白话写出来，让普通读者都能读懂。媒体上的经济学家，既要有观点，又要有道德，还要有媒体素养，这简直是一种苛求了。 然而，今日之报纸确实需要大量那些切中时弊、有分析、有观点的经济随笔，这是读者的迫切需求，而且他们把希望寄托于报纸。有人说，今日报纸的竞争已经不是简单的信息竞争，而是到位的分析、深刻的思想、正确的观点之竞争。在这个意义上，这句话是对的。可是，经济学家又不可能提供那么多适用于报纸的文章。那么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笔者认为，这个任务理该由媒体人承担。 首先是其必要性。就传媒而言，读者的需要就是传媒的责任，而对传媒人来说，传媒的需要就是自己的责任。报纸上的一切文字、图片最后均由报纸的编辑、记者落实在版面上。编辑、记者理应责无旁贷地担当起责任，千方百计地满足读者的需要。 那么，一般编辑记者能胜任吗？应该是完全有可能的。 编辑记者基本上都具备一定的新闻素养，其长处是了解读者的需求、心理、阅读习惯，抓得住新闻热点、大众关注点，善于把一件事情或一个道理用浅显易懂的文字表达出来。而这些技能在经济学家那里是很少有人具备的，且在短时间内也很难养成的。 当然编辑记者的短处也是明显的，即缺乏经济学专业基础，然而这个短处并非不能攻克。一个记者、编辑的知识面应该是广博的，但不可能是“万能博士”。编辑、记者的采访面很广，不可能对采访的对象、采访的事物有很深的认识，但必须在采访前、采访中、采访后，尽量去加深理解和把握。当一个经济热点、经济关注点出现之时，编辑记者可以找适当的人、适当的事、适当的经济专家作为采访对象，从而写出适合读者胃口的经济分析、经济评论文章。另外，作为专家型的编辑记者（包括报社领导）也可以在第一时间撰写一些经济评论、经济分析。 负责经济分析、经济评论版面的编辑记者应当具备相当的经济学基础，最好具有一定的经济学学历，报社也要有意识地培养一些专家型人才，吸引并稳定一些骨干在这一领域干下去。目前记者轮换采访条线，虽然利于防止记者站在采访对象立场代表利益集团讲话（这说到底是编辑记者的职业道德问题），但不利于培养专家型人才。当然，负责经济分析、经济评论版的编辑记者也有一个职业道德问题，这就不是本文所探究的问题了。 笔者认为，作为一份经济类的大众报纸，比较理想的状态是，每期都有以一两篇经济学家亲自撰写的文章为支撑，以许多由自己撰写的文章为基础，能为读者所喜闻乐见的经济分析、经济评论版面。 （作者单位：上海商报） 传媒经济学论文: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传媒改革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传媒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在此基础上，我们不仅认识到了传媒业的经济属性，而且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支持其产业属性的充分发挥，使传媒产业真正成为带动国民经济大发展的支柱产业。但是，目前我国传媒业的发展依然面临一些制度和体制改革的深层次的难题，这关系到我国传媒产业能否进一步健康发展。本文试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出发，揭示当前传媒业改革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一些建议。 一、历史上的制度改革与制度构成 纵观中国历史可知，封建社会是统治时间最长的一种社会形态。之所以其一直处于经久不衰的地位就是因为，从公元755年到公元960年，封建社会进行了体制的转变，即由刚性体制转变为弹性体制。换句话说，也就是经历了205年的朝代的更迭，而封建制度这一最根本的社会基石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使中国在历史长河里自然而然的成为一个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国家。历史告诉我们，在同一种制度下可以有不同的体制，一种体制转换为另一种体制就可以称之为制度调整。这种制度调整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改革。 改革也有很多种，但仔细划分无非两类：激进式的和渐进式的。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可以说是激进式改革的最好代表。俄罗斯从1992年初开始了为期一年多的“盖达尔改革”即“休克疗法”。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期望在最短的时间内打破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市场秩序。这种改革忽视了制度转变中的非正式约束的影响。而中国的改革较之成功的原因就是走了不同于俄罗斯的“休克疗法”的改革道路，我国注意到了制度的构成，采取了渐进式的改革。 制度可以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又称为正式约束，它是指人们自觉地、有意识地创造出的一系列法规、政策和规则，从宪法，各种成文法和不成文法到各种政策规定、实施细则，最后直到个别交易的个别契约。非正式制度又称为非正式约束，它是指一个社会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不依赖于主观意志的社会文化传统和行为规范：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道德伦理、风俗习惯等。在新制度经济学中，若斯认为，制度变迁总是正式约束与非正式约束变化的统一的和互动的过程。也就是说，从长期来看非正式约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决定着正式制度的演变方向、演变过程和演变结果。正式制度的建立必须满足非正式约束的条件，它的建立过程必须同非正式约束即人们的价值观、道德观等的逐渐变化的速率相一致。如若不然，即使新制度建立也会因为制度突变带来的非正式约束的不适应影响新制度功能的发挥，甚至彻底失败。这就是中国较之俄罗斯改革得以成功的真正原因，我们对正式制度的建立和非正式约束的发展速度上予了更多关注。 二、对制度概念的量化解析 究竟什么是制度？到目前为止，经济学家还没有形成对制度概念公认一致的定义。现存的定义是从不同的角度阐述制度的涵义，其中较为有影响力的有以下几种：凡勃伦认为制度是一种习俗，由于被习惯化和被广泛地接受，这种习俗已成为一种公理化和必不可少的东西。康芒斯认为制度是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T.W.舒尔茨认为制度是管束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规则，这些规则设计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这些概念都是从语言文字上对制度作了详细的表述，可以说是一种定性的分析。 为了使制度的概念更加直观形象化，我们可以用数学的语言将它量化地描述出来，即制度是行为空间里的一条封闭曲线。这个定义是建立在拓扑学基础上的。所谓行为空间就是经济主体各种可能的行为共同构成的抽象数学空间。如图1所示，可以用平面图表示整个行为空间，用平面图上的小方格表示各种可能的行为。要注意，这里的每一个小方格表示的是一类行为的集合。因为各种经济主体的具体行为不计其数，从制度设计的角度看，只能把每一类行为作为制度设计的基本对象单元，不可能针对每个具体的行为都设计出一种具体制度。 制度曲线必须是封闭曲线，其意义在于能够清晰地分出制度内部和制度外部。在行为空间中，制度内部的行为就是指制度所允许的，制度外部的行为就是指制度所不允许的。在制度内外部之间还有一个制度边界，也就是科斯所提出的“制度灰色地带”。在图上就表现为封闭曲线与小方格相交的部分，如图2所示。 三、制度经济学与传媒改革 如上所述,“制度的灰色地带”就是封闭曲线与小方格的相交部分，是否利用这些相交部分以及利用多少，是判断保守型企业家和积极型企业家的标准。保守型企业家希望制度制定者将行为空间中的小方格划分的很小，尽量减小制度边界，少用或是不用相交部分；而积极型企业家恰恰相反，他们会积极主动的影响制度制定者，将网格尽可能扩大，加大相交部分的面积供其利用。 既然传媒产业具有经济属性，是国民经济产业的有机组成部分，那么制度经济学中的理论也适用于它。如何利用这些相关理论解决困扰传媒发展的制度问题、体制问题呢？ 一言以蔽之，就是从宏观整体上积极利用“制度的灰色地带”，也就是说要尽可能多地利用封闭曲线与小方格相交部分的面积。国家发文规定不得进行的活动不进行，但是如果没有明确说明的，还是可以尝试。 例如，湖南卫视举办的活动“超级女生”。国家广电部没有相关文件说明不得举办此类节目，湖南卫视就打擦边球，不仅上节目，更是将节目大众化、平民化、娱乐化，此举获得了巨大成功，很快在全国的电视节目中得到广泛“克隆”，以致节目在发展中走形，出现了一些低级化、庸俗化的东西。于是广电部在2007年初发文，严格审查此类节目的举办权。或许还有电视台期望在2007年可以举办类似的节目活动，但是广电部的政策制订者们早已将这一类行为空间中的网格细化，使得制度边界变小，缩小了“制度的灰色地带”，那些保守型的传媒企业家们也只有望“格”兴叹了。 再看看传媒资本市场。资本市场的完善程度对传媒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没有稳定的资本运营，传媒业就无法做大作强，无法与国际上的大型传媒企业集团抗衡。目前我国传媒资本市场上存在着几大缺陷，首当其冲的要算是结构缺陷。我国传媒资本市场总体是“权力嫁接”，而非“资本联姻”。传媒企业要想得到资金发展，就必须首先得到行政权力的许可，方能合法进入资本市场融资。这使得一些省级、国家级的大型传媒企业比地方上的小传媒企业更容易得到发展资金，人为地使传媒资本市场带有明显的阶级性。在股票市场上，规定国家股和法人股的股权不能流动，这使得上市传媒股本结构行政化，难以按市场信号和市场规律运营。深沪股市上对上市公司的要求苛刻，将许多中小媒体挡在资本市场外。 既然政策如此规定，那么就要积极寻找“制度的灰色地带”。除了规章制度中明确说明的涉及到传媒政治属性作用发挥的领域外，其他部门，如节目的制作、播出、售卖等环节都可以吸纳民营资本。在股票市场上交易时，传媒业都是以现货交易为主。这里也没有制度规定不准进行交易形式的创新，所以可以考虑传媒期货交易的可能性。再者，目前一种创新的金融工具――资产证券化是否可以应用到传媒产业中也是值得我们考虑的。这些方法和手段都是建立在对封闭曲线与小方格相交部分的面积即制度拓扑模型中的制度边界扩大的基础上的，换句话说，就是在小方格较为稀疏的基础上得出的。它是站在制度的利用者的角度上考虑问题的。 作为制度的制定者，其与制度利用者的立场刚好相反，他们要做的是将行为空间中的小方格由稀疏变得细密。这样封闭曲线与小方格的相交部分就变小了，即制度的边界就变小了。如图3、图4所示： 我国的传媒业最大的问题是产权不清，国有资产出资人缺失，所有者缺位，管理层缺乏长期激励机制。我国媒介机构的产权属于国家，所有权属于全体人民，政府作为人民的人行使剩余所取权，同时作为媒介经营者的委托人，行使监督权和管理权。这样，我国媒介机构的所有者实际上处于一种虚拟状态，而委托人和人却呈现出身份重叠的现象。媒介制度的制定，就是要消除这样一种不平衡的状态。在媒介机构的行为空间中，要将原来松散稀疏的方格细密化，就是要根据信息经济学和交易成本经济学中的委托――理论将存在的网格再次细分，形成清晰的委托关系，从而彻底弄清媒介产业的产权、资产管理和监督体制，使制度利用者没有多于的制度边界可以利用。 可以将媒介的委托分为三步。首先，是最高层即政府间的委托，这是国家权力机构对媒介管理权、选举权等权力的高度控制，此时非国有资本除外。也就是说，全国人大与政府的管理部门间形成了委托关系。其次，是基层政府通过对媒介财产管理等手段将政府意志设定为舆论目标，通过媒介机构实现，这称之为政府与媒介间的委托。由于法律对政府职能的界定，政府主管部门行使的是行政管理职能，而不是直接管理企业，所以按照《公司法》要求把企业的控制权委托给企业的董事会，于是出现了这第二步的委托关系。最后，是媒介内部的多层委托关系，经过第二步关系后，董事会再按照法定程序委托职业经理人对媒介运营进行监管，从而形成了媒介组织内部委托。这样，国有媒介的委托关系就成了国家――政府管理部门――董事会――经理人的三重格局。 经过委托关系将媒介行为空间的网格细分后，国有媒介的出资人缺失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即参照国有企业的监督管理办法，由各级国资委代表国家履行媒介出资人职责或是政府成立专门的特殊法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或媒介产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在明确了出资人地位的前提下，再根据可观测到的有限信息来激励处于不同层次的人，使人与委托人之间的目标函数一致。对于普通的媒介工作者，一般主要采用物质激励约束，对于媒介的组织管理者，通常采用精神激励约束和控制权激励约束相结合的方式。在控制权激励约束中，特别是剩余控制权的激励约束往往会给媒介管理者带来更大的精神满足，使媒介管理层体会到除薪酬外的其他长效激励。这样就有效地减少了媒介制度的灰色边界，可以建立高效的媒介公司治理结构。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媒体管理学院） 传媒经济学论文:从传媒经济学看公交移动电视的产生 数字移动电视是采用了先进的数字电视技术，通过无线数字信号发射、地面数字设备接收的方式进行电视节目传播的。观众可以在其有效覆盖范围内任何安装了接收装置的公交车、出租车、轮渡、轨道交通等移动载体中收看到移动电视画面。 公交移动电视作为数字移动电视中的一种，它是借助公交车的载体平台而存在的。2001年2月，新加坡TV Mobile首次在巴士上安装了数字移动电视。而上海于2002年10月开始公交数字移动电视服务。随后湖南、北京、江西、河南、南京等二十多个省市也陆续在公交车上播放移动电视。公交数字移动电视成为当前车载数字移动电视发展的主力军，在公交系统上大显身手。 公交移动电视已经成为了一种新兴的传播现象，它的盛行符合传播的时代趋势，并且它同时具有大众传播和分众传播的特点。但公交移动电视是怎样产生的？从媒介经济学的原理这一角度来分析，公交移动电视的产生与发展存在着多种动因： 1、供给与需求。供给与需求是两个重要的经济范畴，供给是指生产者向市场提供的能满足人们需要的劳动产品，它是实现商品交换活动的基础或前提；需求是消费者根据其购买能力向市场提出的对劳动产品或劳务的需求，它包括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两种类型。把供给与需求理论引入电视领域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二是电视节目已经走向了市场。目前我国虽然还没有实现完全的市场化，但是电视节目的商品性已为人所共知。特别是公交移动电视的产生，更加是市场规律特别是供需原理作用的结果。 在传媒市场上，拥有最终决定权的是消费者，也就是受众。所谓受众需要，即受众对信息、知识的不满足感和必要感。而公交移动电视的产生正是随着目标受众的生活方式和行为规律的变化而变化，跳出了与传统电视媒介的竞争蓝海。媒介形态的多元化格局为受众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受众不仅能够在自家客厅观看电视节目，在乘坐公交电视的路途中也能观看到精彩的电视节目。在这样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人们对于信息缺乏的焦虑感是无时不在的。对于这样一个存在巨大需求的消费群体，供给方公交移动电视便产生了。公交移动电视媒体呈现出领先性、多样化、融合化的发展趋势。 2、资本的逐利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资本、劳动力和成熟的产业运作经验的支持，工业文明已经积累的大量剩余资本继续寻找新的投资热点。根据国内学者的估计，2008年我国文化市场有上万亿元的市场容量。巨大的市场容量就意味着客观的产业利润和广阔的发展空间。移动电视作为高速看涨的拥有高投资回报率的媒体，已经成为为数不多的剩余市场空白点，吸引了众多资本的目光。以业界翘楚东方明珠移动电视为例，大股东分别为东方明珠集团与上海文广集团、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一个是资本运作的先行者，一个是重量级的内容制作商。这样的强势组合，可谓如虎添翼。 3、资源的稀缺性。西方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是由于稀缺性的存在而产生的。相对于人类社会的无穷欲望而言，经济物品，或者说生产这些物品所需要的资源总是不足的。经济学上所说的稀缺性是指相对的稀缺性，它所强调的不是资源的绝对数量的多少，而是说，相对于人类无止境的欲望，再多的资源也是不足的。 在传媒产业中，受众无疑是最重要的资源组成部分。受众的注意力一向是众多媒介追逐的对象。而显然受众的注意力是有限的，当公交移动电视的及时出现有利的填补了这一注意力缝隙时，公交移动电视已经能在受众注意力这块蛋糕上分得属于自己的一块了。截止到2007年7月31日，东方明珠移动电视收视终端32，000个，日均受众规模超过1056万人次。其电视终端已广泛覆盖上海8000多辆公交车，90％以上的公交线路，每天受众到达人数为889万人次，受众日均乘车45.9分钟。种种数据表明，新兴的公交移动电视正以迅猛的态势来到媒介生态圈中。新兴电视媒介公交移动电视所占有的媒介接触点与传统电视媒介相比，其受众接触的时间、地点、情景和功能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可以说，定位于差异化竞争的公交移动电视从诞生之初就拥有了先天优质的注意力资源。公交移动电视受众接触点的时间分布已经不再集中于传统意义上的“黄金时段”。根据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的调研结果显示：早晚的下班高峰期，公交移动电视拥有不同寻常的“黄金收视率”。因此公交移动电视有效的利用了传统电视媒介难以覆盖的主要时间缝隙，提高了节目到达率，占据了基数可观的注意力资源，展现了公交移动电视蓬勃的生命力。 在中国，公交移动电视已历经数载，随着以技术为核心的诸多条件的日益更新，公交移动电视的内容与形式都已经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相关研究数据表明，2006年至2008年，我国移动电视市场的平均增长率将超过50％，预测在未来的3年至5年内，公交移动电视将至少占据全国300多亿元的广告市场份额。可见公交移动的产生顺应了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丰富了媒介生态，开辟出了新兴媒介产业发展的另一片蓝海。 （作者单位：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06级研究生）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对股市暴跌暴露出来的中国经济问题 在面对经济管理问题上,中央政府更像欧盟,而我们的一个个省穷的像希腊,富的像德国 一年半前中央政府为解决经济失速,刺激经济成长和就业而出台的“四万亿计划”,似乎正成为新问题的元凶和祸首 两周来,A股连续暴跌,10个交易日刚好跌去了10%。这一轮暴跌源于4月中下旬开始的对房地产业的严厉调控(说严厉有点轻了,说不择手段地打压也没有过到哪里去)。但是五一节过后,希腊的债务危机引起欧元危机,令中国的领导人联想到中国国内类似的问题,恐怕又传导到市场上令股指加速下跌。 两年前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没有完结,人们对走出危机的信心实际上还没有建立,即使有也相当脆弱。中国国内一度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受危机冲击相对较小,抗冲击能力也相对较强。但中国资本市场近两年来的表现,却无法支持这个观点。 简单回顾一下我们曾经遭遇的各种经济问题。危机到来的第一个阶段,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强烈的“保八”目标的设定就是对“失速”担忧的体现。在这个阶段,中国的失业问题,特别是隐性失业被暴露出来,当局者甚至担心大量失去工作的农民工酿成严重的“盲流”,从而加剧社会动荡。 随后是贸易问题。伴随着全球贸易问题的萎缩,中国的出口下滑速度之快、幅度之大实在惊人。这让一度为中国经济成长增速贡献超过1/3的净出口变成了净缺口1/3,这个反差让当政者认识到中国经济如此依赖外贸的问题有多严重。要知道,中国国内一直被充斥着这样一种看法,外国人对中国出口的质疑“别有用心”——我们终于可以靠自己的劳动赚外国人的钱时,他们无法接受了。 直到危机出来时,我们才认识到“平衡”的价值,无论是经济学意义上的,还是我们的老祖宗告诉我们的盈亏转化并向平衡运动的道理。 在贸易问题上还有一个问题相当困扰,那就是人民币币值高还是低的问题。这中间有非常复杂的经济逻辑需要搞清楚,但是一个眼见的事实是,中国一度引以为荣的“成本优势”正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过低的劳动力成本致使中国国内的消费能力无法水涨船高。低工资带来的收益被外汇管制制度转换成了全球第一的外汇储备。 第三个大问题就是资产价格问题了。这其实是一个广义的问题,但现在似乎只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房地产价格”上。如果房地产价格是一个真实的问题的话,它本身只应该反映“货币和它所要标识的资产的价格关系”。也就是说,货币过多时,标识资产(当然通货膨胀问题也一定会反映到其他商品)的价格就会高;反之,货币减少,标识资产的价格自然会降低。 第四个问题,我们正在面对,那就是在中国经济中是不是也有“希腊问题”。其实这个疑问早在迪拜问题出来后就已经出来了,但对我们的当政者,恐怕希腊与欧盟更具惊吓意义。也许这个类比不十分恰当,但我坚信它是被领导人拿来运用了的,那就是在面对经济管理问题上,中央政府更像欧盟,而我们的一个个省穷的像希腊,富裕的像德国。 当欧盟不得不与世界其他经济体谈判一揽子万亿美元的救助机制时,我们的中央政府在想,如果中国的地方政府所属的“融资平台”也出现类似希腊的问题后,它会找谁商量解决这个问题。 上述问题不是当前中国经济问题的全部,但显然,它们决定了当前管理者在关键政策决策时仍然如此犹疑。比如,货币政策的加息选择。加息对经济增长以至于就业和出口的影响是显着的,我们的领导人仍然没有足够的信心认定中国经济进入上升期。但面对资产价格的升高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潜在的巨大债务,如果不以提高利息率加以控制的话,后果也是可怕的。因此,我们就会见到,无论是央行还是中央政府其他部门,采取了他们可以采取的所有“行政命令和管制式的”手段,这中间也自然包括央行运用的大量“数量工具”,来实现“调控目标”。 但我以为,中国经济能看得见的问题还都是“标”,而不是“本”的问题。我有一个疑问想提出来,不知道它是否涉及到“本”的问题。那就是,一年半前中央政府为解决经济失速,刺激经济成长和就业而出台的“四万亿计划”,似乎正成为新问题的元凶和祸首。而当前解决这些问题的做法除了难以抹去的“作秀”的色彩,却看不出它真实要达到的目的。我们现在需要更深入的答案,为什么我们的问题总是无法解决?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分析中国经济问题思考论文 摘要：文章客观地评估了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全面地分析了中国经济的基本面、隐患点和发展前景，大胆地提出了以自省为根本途径、以协作为必要条件等拯救经济的几点建议，旨在为中国经济的全面复苏提供参考。 关键词：中国经济；辩证；自省；协作 据国际清算银行第79届年会年度报告称，“目前国际金融危机尚未结束，全球许多金融机构财务状况仍未好转，走出危机的路依然很窄。”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遭遇了多年未遇的困难和考验。面对这场危机，也有人悲观失望、怨天尤人；也有人急躁冒进、病急乱投医。必须尽快对中国经济形势做出正确评估，以自省为根本途径，以协作为必要条件，依据自身实际辨证施治，迎来中国经济的再增长！ 一、辩证看待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 辩证思维方式、概率思维方式、系统思维方式是现代三大思维方式，辩证的方法、分析的方法、现象学方法和释义学方法是现代四大思想方法。恩格斯把辩证的方法规定为“普遍联系的科学”，列宁称之为“最完整深刻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关于发展的学说”。辩证的方法是我们正确评估当前经济形势的哲学依据。 从横向看，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是好的，但矛盾和隐患依然存在。依据当代经济理论和国际惯例，评估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有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4项基本指标： 第一，经济增长率。2008年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率为：中国9%、俄罗斯6.8%、美国1.4%、欧元区1.2%、日本0.5%，可见中国是最高的。但中国的国情决定经济增长率不能低于8%，而今年上半年只有7.1%，下半年“保八”比较艰巨。 第二，失业控制率。据统计，2004年中国16-65岁劳动年龄人口为9.09亿，比美、日、英、德、法、意、加7国总和还多3个亿，随着农民工人数的增加，这种压力更大。近年来，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得中国失业率不是最高，却依然是绝对数和压力最大的国家。 第三，物价上涨率。中国最近几年的物价上涨整体上属于正常的结构性上涨，但这种结构性上涨也会影响城镇居民的生活，特别是最近的粮食、猪肉价格上涨。2008年上半年中国物价上涨率在6-8%，年底开始下降，如果持续下降会出现投资者不投资、消费者不消费的问题。事实证明，适度温和的物价上涨对经济复苏是有利的。 第四，国际收支平衡状况。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出口大幅下降，但去年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依然保持双顺差；截至2009年6月底，中国外汇储备余额21316亿美元，繁荣景象的背后暗藏隐忧。 首先从纵向看，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困难是阶段性的。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是依赖物资资源的消耗，带来了一系列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的释放、认识和化解是个过程，需要一定时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其次，2003-2007年，中国经济连续5年保持两位数高增长，改革开放以来这种高增长已经出现了两轮，从全过程看，中国经济到了深度回调时期。再次，依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经济危机一般要经过危机、萧条、复苏、高涨等周期。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有着共有的特征和相同的周期。因此，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困难是暂时的、阶段性的。雨后出彩虹，明天会更好！ 总之，从辩证的观点、发展的眼光、综合的视角看，当前中国经济总体上呈现出增长较快、质量提高、结构增强的局面。但是，世界经济的前景还不明朗，外需持续萎缩；经济自主增长动力不强，一些行业、企业经营困难，产能过剩问题突出，结构调整的任务十分艰巨。为此，我们要保持清醒头脑，树立忧患意识，居“危”思“机”，辨证施治。 二、自省是中国经济全面复苏的根本途径。 孟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自省不仅是个人行之有效的德行修养方法，而且是治理金融危机的良方，这就是“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促民生”，包括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全面贯彻落实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宏观扫描这些政策和措施已经起到初步的刺激效果；微观细察“12字方针”每走一步都很艰难。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经济工作的中心是落实既定拯救方案，集中力量抓好以下“三省”： （一）一省：积极扶持中小企业。 据统计，中国的中小企业有430多万家，占企业总数的99%，创造了60%的GDP和48%的税收，提供了75%的城镇就业机会。自美国次贷危机以来，中国中小企业处境艰难，2008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已经有6.7万家倒闭，2000多万人因此失业。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基础差、底子薄、抗风险能力弱，如果失去了政府的保护，就会纷纷落入斯芬克斯的魔口。各级政府对中小企业都有一定的政策倾斜，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落实？不能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把优惠政策变成“慰问信”。 在当前金融危机之际，积极扶持中小企业是“调结构、促民生”的重要措施，这是初级层次的“自省”。政府应该从全局性和前瞻性的高度审慎思考，引导中小企业向节能环保、循环经济、绿色家居方向发展，这是宏观自省；中小企业内部加强管理、节约成本、产品升级、产业转型等是微观自省。政府对中小企业的“输血”是为了激活它们的“造血功能”，增强自身的抵抗力，不是为它们购买“养老保险”。 （二）二省：加快城镇化建设。 中国要摆脱世界金融危机的绑架，就要加重投资和扩大内需，加快城镇化建设，这是中国经济正常、健康、持续发展的根本措施，是高级层次的“自省”。现在全世界（含非洲）的城镇化率是接近50%，发达国家高达90%以上，中国是45.7%，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在当前金融危机之际，加快城镇化建设是“保增长、扩内需”根本途径。它可以吸纳更多的农民来城市，既能增加农民收入，又能整体提升国民素质；城市化率提高了，自身的代谢功能加强了，危机缓解了，社会也就进步了。中行湖北分行与武汉城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银企合作协议：未来三年内，该行将提供不少于500亿元实质性授信，支持武汉城市建设。全国都能如此，何愁危机不解！ （三）三省：打造区域经济。 打造区域经济是加快城镇化建设的展开和延伸，是更大范围的“自省”。近年来，国务院陆续出台多项措施打造区域经济，中国区域经济战略布局已全面开花，正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武汉城市圈建设是其中的一个新亮点。 武汉城市圈是2007年底国家正式批准的全国“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是以武汉为圆心，周边100公里范围内的黄石、鄂州、黄冈、孝感、咸宁、仙桃、潜江、天门黄石、鄂州等8个城市构成的区域经济联合体。圈内各市在经济、科技、教育、交通、旅游等多方面展开合作，建立以武汉为龙头的多形式、多层次、多领域的“1+8”合作机制，呈现出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武汉城市圈已成为湖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快速增长极，对全省经济发展的“龙头”作用初步显现，不仅是湖北经济发展的核心，也是中部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随着“56531”总体框架的实施，武汉城市圈必将成为一个极富有活力和竞争力的区域经济联合体。 三、协作是实现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如果说自省是中国经济走出低谷的根本途径，协作则是实现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没有协作就没有现代经济。协作，不仅包括国内各领域的内部协作，而且包括对外交流与合作。战后日本加强协作实现经济复苏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日本是地处远东的孤岛小国，人口众多，资源奇缺，发展经济面临诸多困难。经过二战重创的日本，原有的再生产结构和资本积累的条件彻底崩溃，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陷入空前的危机和混乱之中。在美国的庇护和扶植下，日本逃避了战争赔款，利用了朝鲜战争军需拉动等外部条件，形成了日本特色的履带式社会结构。日本履带式社会结构就是由个人、企业、国家组成的三个轮子，在包容和献身两条履带的传导下，朝着赶超欧美的目标，为成为世界一流强国全速驶动。不难看出，日本履带式社会结构的精髓就是协作，“三个轮子”要协作，“赶超欧美”靠协作，“两条履带”是高境界协作，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扶植战略产业和大企业，最大限度地发挥后发性利益优势等都是协作的具体表现。事实证明，战后日本正是依靠协作改变了被动局面，迎来了日本经济的新时代。1968年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西方第二经济大国。1989年日本超过苏联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实现了生产手段、产业结构、经营管理、产品质量的现代化。公务员之家 学习日本经验，首先要通过比较找出二者的异同点。中日两国国情差异很大，中国目前的经济困难与当年日本的经济崩溃性质根本不同，产生背景和特点也不一样，这就决定不能照搬日本经验。但两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紧缺，都面临着复苏经济、建设世界强国的战略目标。这说明日本经验有可学之点、可取之处，而中国的问题更多更复杂，更需要协作。 学习日本经验，必须走自己的路，发挥自己的优势和长处。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经济实力较强，有一流的战略家和现代化建设的优秀人才，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稳定的社会环境，更有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信心……诸多迹象表明，率先走出低谷的条件基本具备，全面复苏的时机已经成熟。 学习日本经验，可以节约资源、少走弯路，而一切进步最终表现为时间的节约。对于当年日本的经济政策要认真研究；对于日本政府的调控手段和刺激经济的有效措施要大胆尝试；对于日本人民认真守纪、团结协作的精神要正面宣传。对于积极采取措施自救、团结协作搞得好的经济体给予支持和奖励；对于“两眼望青天，两手捂钱包”的思想和行为要进行说服教育；对于损害国家和他人利益的行为要坚决制止，触犯法律的要依法制裁。正如《与“鬼”为邻》的作者萨苏说：“只要我们自己不放弃努力，勤奋超过得他，勇敢也超过得他”，应该再加一句：只要我们加强协作，成就一定超得过他。 信心是成功的基石，是战胜金融危机的精神动力。国务院总理多次强调信心要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只有信心才能产生勇气和力量，只有勇气和力量才能战胜困难”。我们相信，在党的领导下，一定能够实现中国经济的腾飞！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中国经济发展中区域经济问题分析 前言 自从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区域性经济在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并且逐渐成为核心经济的支撑单位。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格局，东部地区、南部地区、西部地区和北部地区是我国四大主要的经济发展区域，由于四个区域的地理位置、文化传统、人口基数、自然环境等一些因素都有所差异，因此导致四大区域经济出现了偏斜状态，并且逐渐拉大了四个区域经济发展的距离。 一、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区域经济主要存在的问题 区域经济问题与一般的社会经济问题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是由于区域经济会出现空间、时间上的倾斜，所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要将区域性经济单独列举出来，并且称之为区域经济问题。落后病、萧条病、膨胀病、迟滞病是我国区域经济最为主要的四个问题，严重影响着我国的区域性经济。 （一）落后病 落后病就是指一个区域的经济从未有发达过的区域性问题，这种问题的主要特点就是区域内的社会和经济发展过低，当地经济产业的技术水平较为落后，经济发展等各方面因素均落后全国其他区域，当地的科学、教育、文化水平都不是很高，人民收入和当地政府的财政收入较低，这种问题主要会出现在我国西部地区。 （二）萧条病 萧条病是指一个区域中的经济曾经辉煌过一段时间，但近期经济却陷入困境所患的区域病。其主要的表现为当地主体经济的地位逐渐下滑或者被取代，整体的经济框架设计不合理，经济增长速度较为乏力，生产技术水平较低、管理方式较为落后，主要的发病区域在我国东部区域的经济带。 （三）膨胀病 当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到瓶颈阶段时就会出现这种病症。病症的主要表现是一个地区的人口和产业过度集中，地区经济产业的规模逐渐膨胀，生产与生活的人均成本直线上升，从而导致区域内的综合竞争力直线下降。从我国的经济整体上来看，这种病症主要出现在我国东部地区或一些国内经济发展大省。 （四）迟滞病 迟滞病的主要表现为区域内的经济、科学、生产、教育等上升空间受到阻碍，当地现有的产业机构不适合目前的经济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提升效果不明显。我国经济已经进入了飞速发展的阶段，但是我国一些区域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从而导致当地经济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这种病症主要发生在我国的中部六省。从我国经济的整体上来看，主要的问题就是我国四大区域经济的差距会随着时间推移不断被拉大，区域经济之间缺乏互动性和交流性。 二、协调我国经济全局，优化我国区域经济问题 纵观全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格局，不同类型、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经济类型都会出现相应的经济发展问题，各国面对经济发展问题都提出了不一样的解决方案，有的提出经济改革、有的完善该国的经济体制，有的建设成熟的经济发展框架。从我国改革开放至今，相关政府部门先后制定和实施了多种经济协调方案，并且取得了较好的成效，让我国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经济有了空前的发展机会，已形成了较为良好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但是由于我国目前的区域经济状况较为复杂，区域经济的协调措施只不过是为区域经济确定了发展方向，要想改变目前的经济现状，笔者认为应该做好以下几点： （一）创建政府区域经济管理机制，增强国家政府对区域经济的控制力 1、设立区域经济相应的管理机构，在区域经济层面的基础之上为了保障区域经济健康、稳定和持续的发展，从而建立相应的管理单位，主要的工作就是为了区域内的经济发展制定相应的方案，提出具有建设性区域经济发展思路和经济布局，调整行业、企业、区域之间的经济格局，协调各经济单位之间的利益纠纷，从而保证让区域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 2、在区域内划分出标准经济的位置和问题经济的位置，我国的区域经济没有准确的标准经济和问题经济的划分，并且缺少一种目标较为长远的经济发展框架，区域经济的划分非常的笼统和简单，再加上多种要素长时间的变动，很难保证国家相关政策落实到区域经济的范围内。对于问题区域经济划分的问题，国家政府主要确定了贫困地区的界定，不存在经济萧条区域、膨胀区域和迟滞区域，因此区域倾斜政策很难制定相应的条款和真正落实到实际当中去。 （二）统筹规划问题经济区域，协调我国区域经济联动发展 根据我国四大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可以将我国四大区域经济进行发展联动，从而制定以下发展战略： 1、创建区域经济内官方协商沟通机制一个区域内的经济发展想要得到创新和重组，仅凭单一的力量是不可能做到的，需要其他区域经济的合作发展，综合联动区域经济发展才能够让本地区域经济和全国整体经济健康持续稳定的向前发展，创建区域经济内官方协商机制，就是通过沟通的形式，让区域内的各个经济个体协同发展，从而让经济利益达到最大化。在确定了单个区域经济发展的机会和自身的优势后，确定经济个体的层次，结合周边的产业分工，实现区域经济互帮互助，创建经济错位发展的机会。 2、积极探索区域经济内的合作模式根据我国区域经济未来发展和经济现状的实际情况，可以创建一些极为松散的经济合作区域，在我国已经有一些较为成功的合作典范，例如：泛珠三角经济合作区域。泛珠三角区域以“珠三角”为区域经济的核心，经济发展逐渐向周边进行辐射式的扩散，整个覆盖范围几乎覆盖了半个中国。这种松散式的合作区域的建立，我国各区域经济的发展也必然进一步得到加强，从而实现经济上的优劣互补，全面促进各区域经济之间的和谐发展。 结束语 区域经济发展是我国主要的经济发展战略，人才、科技、文化和教育是如今主流的经济发展方向，一个区域经济的发展想要得到明显的进步，必须从自身的根本出发结合国家的相关经济扶持政策，确定相应的经济发展目标，从而全面解决区域经济内的问题。 作者：张馨月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中国经济学与中国经济问题思索 60年前,王亚南先生就大力倡导建立中国经济学,并身体力行,留下了大量重要著述。①中国经济学研究是王亚南先生毕生最重要的学术成就之一。无独有偶,60年后的今天,建立中国经济学又成为中国经济学界引人注目的论题之一。在王亚南先生百年诞辰之际,重温先生有关著述,颇感诸多启迪。本文是在阅读王亚南先生的《中国经济原论》等有关著述的基础上,思考当前中国经济学讨论有关问题的读书札记。 一、中国经济学的讨论反映了斯大林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失效 理论是实践的反映,实践是检验理论最重要的标准之一。90年代中后期以来论坛上关于中国经济学的讨论,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随着国内经济体制转轨,我国经济学界逐渐认识到了既有经济学理论对现实经济运行缺乏必要的解释能力,从批判旧理论到寻找或构建新的经济学理论的思想历程。 建立中国经济学,意味着对既有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否定。在讨论中,有的论者认为并存着两种经济学研究纲领的危机,即不仅我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存在危机,以新古典学派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也存在着危机,而且后者危机的严重程度甚至超过了前者。这种说法值得质疑。因为,讨论的问题是建立中国经济学。它显然是对过去被中国经济学界视为主流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否定。众所周知,近半个世纪里,西方经济学从来就不是中国经济学的主流,因此,建立中国经济学所隐含的对中国既有经济学理论的否定,不可能是针对在80年代中期之后方在我国经济分析中引入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因为它自引进至今不到20年,至今为止,它也没有在我国取得公认的主流地位;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它对中国现实经济运行的解释能力,还未得到充分验证。而且,由于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学术中断,就整体水平而言,中国经济学界对西方经济学各种学派的理论还处在学习、消化、鉴别、吸收的阶段。对西方经济学不同学派的整个理论体系进行全面的批判,实际上超出了自己的能力。因此,建立中国经济学,所否定的是长期以来在我国占主流地位的以斯大林主持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为蓝本的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下称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在讨论中,对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是局部否定还是基本否定,有不同看法。持局部否定看法的人认为,这个理论体系毕竟对计划经济体制做了较好的描述,只是由于我国的经济体制转轨,它才不适应了。因此,可以在基本保持原有理论体系框架的基础上通过局部调整,扩大其理论内涵,延伸其分析外延。当一个研究纲领的危机来自其辅助假设时,可以通过对保护带的局部调整,扩大其基本假设的解释力,但是,如果危机来自其基本假设,那么,调整也就不可能。一种理论的基本假设规定了它最大的理论内涵和解释外延,它们不可能是无限的。与此同时,任何理论不可能没有基本假设,也不可能并存多种相互矛盾的基本假设。因此,一种理论的基本假设被改变,也就意味着它已经被另一种理论所取代。当然,这种否定,总是表现为扬弃。因此,认为可以在基本保持原有理论体系框架的基础上通过局部调整,扩大其理论内涵,延伸其分析外延的观点,实际上是认为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目前仅仅是辅助假设从而个别结论出了问题。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完全可以认为目前的讨论不过是庸人自扰。这种看法或是低估了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理论危机的严重性,或是过高估计了该理论体系的自我调整能力,某种程度上也由于隐隐地担心对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的否定会导致更大的否定。我认为: 1.正如《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斯大林在苏联20-30年代党内斗争中先后战胜了托洛茨基、布哈林等各个党内反对派之后,主持撰写的为自己正名的党史一样,斯大林主持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也具有深刻的苏共党内斗争的历史背景。①它基本上是服从斯大林的政治需要,把斯大林主张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作为理论主线。全书以描述苏联在这一理论指导下的计划经济实践为基本内容,认为它体现了“建成社会主义的共同的、基本的规律”,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政策的基础”,无视或者忽视它,就是修正主义。②20世纪20-30年代苏共党内理论与路线争论,基本上是一个新生社会的领导者们对这个社会发展方向、道路、政策的探索。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存在意见分歧在所难免。但是,在不正常的政治环境下,理论争论与党内的权力斗争搅在一起,无法形成正常的理论探讨氛围,最后党内权力斗争的胜负结果成为判别理论是非的标准。今天,当历史正逐渐恢复其本来面目时,继续把斯大林模式及其理论不加分析地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惟一正宗,显然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正确与否尽可以讨论,但是,对这一理论以及斯大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进行批判,最后得出肯定或否定的结论,都应当视为是一种正常而且必要的学术研究。 2.我国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虽然经过多年努力,已经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有较大不同,但是基本分析框架还是一样的,其基本假设:集体主义的分析基点和行为观,国家的完全理性假定,国家的最大化假定等,仍然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大致相同,因此,从理论体系上说,它只是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的一个亚种。这种理论逻辑体系的核心是论证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其最大理论半径,至多是勉强地论证了有计划商品经济存在的合理性。不改变它的基本假设,就根本无法合理地解释市场经济存在的合理性及其运行。①因此,计划经济实践的失败,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就包含了对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否定。随之而来的理论更新势必表现为研究纲领的更迭。 3.能否认为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基本上正确地分析了计划经济运行,但是目前的社会生产力未达到实现计划经济的发达程度,因此它是一个超前的而不是一个非科学的理论体系,它的失败必须由实践而不是理论本身负责?显然不能。对此,当然可以从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的诸多理论结论与现实计划经济运行情况的矛盾进行详细论证。这里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这个以分析计划经济体制形成、发展的内在规律为己任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竟然无法预见这种体制与现存生产力之间的巨大矛盾必然导致经济运行效率不断下降,最后不得不被市场经济体制取代,相反,却认为建立在既有生产力水平上的经济形态是从多种经济成分向两种公有制发展,最后过渡到单一的公有制,从商品经济到保留商品货币关系的初级计划经济再到没有商品货币关系的高级计划经济!显然,仅从预测能力来看,这个理论体系即使对现实的计划经济体制来说,也不是一个有说服力的“研究纲领”。一个号称是对计划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进行分析总结的理论体系,对该经济体系的内在矛盾及发展趋势尚且不能做出科学解释及正确预测,我们又何能期望它将来能大放异彩呢? 二、建立中国经济学无须构建新的理论范畴体系 建立中国经济学是否需要构建新的理论范畴体系?对此,王亚南先生有过很明确的看法:“经济学是一种基本的社会科学。科学上研究的诸般法则,都是有一般性的,比如经济学中的价值法则,利润法则,工资法则,乃是从现代商品货币经济关系中发现出来,无论那一个国家,只要它的商品货币关系确立起来,它就必然会有那种价值法则,利润法则,工资法则等在其中发生作用,而由这诸般法则综合起来构成的经济学,也就可以看作是这个国家的商品货币经济关系的‘说明书’。”[1](P127)王亚南先生指出,现代意义的经济学起源于英国,因而曾有人把它称为“英国经济学”,但是当继起的法国、德国、美国等先后都采取了与英国大致相同的生产方式,这些国家的经济学家在他们本国的经济运行中就都发现了与英国相同的经济法则,所以“他们就用不着再为那种经济形态下的价值,利润,工资,地租等等,去定立法则,结局,原本是产生在英国的经济学,就成为一切商品货币经济国家共同的经济学了。”[1](P128)因此,“经济学在当作科学的限内,不允许带上‘国别’的帽子,来破坏它的一般性。正犹如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理学等等,不允许带上英国,美国,法国或德国的帽子一样。”[1](P128)当今世界上,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仍然是比较落后的。在此基础上,能否超越世界上生产力水平最发达国家的现存生产关系,形成更先进的生产关系?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的回答是肯定的,尽管它与其承认的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原理之间存在难以解释的矛盾。它之所以在过去被我国等接受,是由于过去在生产资料国有制及集体所有制基础上实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制度形成了一种假象,使这种理论似乎得到了论证。然而,它最终被实践证伪了。社会生产关系是社会成员在社会生产活动中形成的相互关系,它体现在社会的诸种经济制度之中,是它的总称或集合体,因此,社会生产关系也是具体的。一个国家的生产关系发展水平在世界不同国家生产关系序列中的地位,可以通过各种具体社会经济制度的国际比较得出客观的综合评价。近20年来,我国的各项主要经济制度,如银行制度、财政制度、贸易制度、汇率制度、证券市场制度、企业制度、劳动就业与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宏观经济调节制度等等,甚至产权制度及其结构的演变,都呈现出借鉴并向发达甚至是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趋近的轨迹。在这个过程中,原本认为只发生在一般市场经济国家中的经济现象,如经济波动、通货膨胀、需求不足、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垄断与不正当竞争、失业、证券市场投机,以及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所特有的城乡二元经济,等等,也都在我国出现了。因此,如果对中国现存社会生产关系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应当承认,一个国家的生产关系确实不可能超越该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并不符合历史唯物论观点。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决定了中国经济学无须构建新的理论范畴体系。王亚南先生指出:对法国、德国、美国而言,“因为生产的方式同,生产的社会关系同,作用在那种方式,那种关系之下的运动同,于是,原来就英国经济现象研究出的经济学,一样是英国,德国,美国的商品货币经济的写照。”[1](P128)这个说法对建设中国经济学有启发意义。今天的中国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我们有理由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逐步提高,今天甚至昨天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中起作用的经济法则,也会渐次地出现在我国。因此,从分析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经济运动中总结出来的一般经济学理论范畴,可以而且必须应用于对中国经济问题的分析。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引用国外尤其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学理论分析中国经济问题,近年来成为我国经济学研究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 三、中国经济学是特殊历史阶段的中国经济问题研究 如此说来,中国经济学似无独立存在之必要。但是,有无自己独立的理论范畴体系与是否应当存在独立的中国经济学,是两个问题。例如,王亚南先生是倡导建立中国经济学的,但同时认为建立中国经济学不需要抛弃世界性一般性的经济法则,去构建独立的理论范畴体系。王亚南先生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的主要著作,如《中国经济原论》、《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研究》、《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等都是运用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研究中国政治经济问题的杰出成果。王亚南先生认为中国经济学就是运用世界性的经济学一般原理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经济学。他的《中国经济原论》就是这样的中国经济学,只是为了科学的慎重起见,才题为《中国经济原论》。[1](P126)可以说,王亚南先生不仅从理论上提出了建立中国经济学不需要抛弃世界性一般性的经济法则,去构建独立的理论范畴体系的远见卓识,并且用自己杰出的理论研究及丰硕成果证实了这一思想。王亚南先生认为,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可以形成中国经济学,不仅仅因为它是国别研究。在现代,如果不同国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相近,生产方式类似,社会经济运行规律基本相同,国别的经济研究就难以形成独立的经济学。王亚南先生曾指出,“人类社会愈在早期的阶段,他们的社会活动,愈会受制于自然条件,他们的社会,哪怕是处于同一历史阶段,会显示出各别的特殊性。反过来说,如其社会愈发达到现代这个历史阶段,它的社会劳动生产力,将愈来愈大,愈有力克服气候、地形、人种,以及其他种种自然因素的特殊性。根据这正反两面的推论,我们就似乎可以大胆作出这样的结论,说社会劳动生产力较大的甲国资本主义社会与乙国资本主义社会间所表现的差殊性,要比社会劳动生产力较小的甲国封建社会与乙国封建社会间所表现的差殊性为小,或者说,两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间所表现的一致性或一般性,要比两封建制国家间所表现的一致性为大。”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进步的生产力,曾经使世界的一致性增大。”[2](P61-62)因此,他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法国、德国、美国等,虽然因国情的不同,其经济发展有一定特殊性,也有在理论上总结的必要,“但从整个经济学的世界性一般性上讲,它们却格外显得破碎支离,从而,把它们在对英国经济理论的对立意义上,冠以国别的,或有‘德国的’,‘奥国的’,‘美国的’形容词,那不但对其现实的一般妥当性,无何等益助,且反而表现那都不过是资本制经济在它各发展阶段,在各别国家特殊条件下的有局限性的意见而已。”[1](P136)因而,这些国家没有形成国别经济学的可能与必要。国外一些学者也持类似看法。①但是中国则不同。王亚南先生之所以倡导建立中国经济学,写《中国经济原论》,是因为“资本制以前诸历史时代,既是愈向着过去,其各别民族国家,在同一社会史阶段所表现的差殊性愈大,而资本制以前诸社会阶段的经济事象,虽然愈来愈简单,但因为要就这些愈来愈会在各不同地理环境或自然条件下表现着极大差殊性的同一历史阶段的诸经济事象,研究出其一般的共同的规律,是不免愈来愈觉困难的。……如把中国这种封建制的原型,及其在现代掺杂进的混合物,加以详尽的研究,那对于广义经济学的贡献和充实,是有极大的意义的。”[2](P62)也即,在王亚南先生看来,之所以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可以成为中国经济学,是因为:(1)各国的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与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相比,有更大的差异性,只研究一般的共同的规律,难以深入地把握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全部实质;(2)当时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以及这种经济形态的过渡性,不仅具有特殊性,而且在其特殊性中蕴涵了某种一般性,对它加以详尽的研究,“对于广义经济学的贡献和充实,是有极大的意义的”。显然,王亚南先生的这个意见对今天的中国经济学建设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今天之所以仍有建立中国经济学之必要,是因为:1.中国经济仍处在前市场经济阶段。尽管市场取向的改革已经进行了20余年,把建立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目标也已经10年,但是,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还是相当低的。①而且,与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化程度低相比,有其特殊性。 2.这个前市场经济阶段无疑是一种过渡经济形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形态。这种过渡是迄今为止世界经济史上未曾出现过的,因此它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许多一般市场经济国家、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以及从自然经济或简单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所不曾提供的经济现象,而且,中国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方式至今为止在世界上也是比较独特的。 因此,对这一阶段的中国经济问题进行研究,在经济学理论发展上有其一般意义。 基于上述原因,可以认为,对这个历史阶段的中国经济问题进行研究有可能形成中国经济学。这个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中国经济问题。但是,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方法,却不必也不可能抛弃迄今为止人类文明发展的已有成果,在白纸上自创一套理论范畴、方法体系,而是要在科学分析批判的基础上,充分尊重并大胆运用迄今为止世界范围经济学研究的全部科学成果———世界性一般性的经济学法则,来研究发生在当今中国大地上的各类经济问题的来因和去向,以及隐含其中的客观规律。 四、发展中国经济学应当提倡研究纲领的竞争在《中国经济原论》中,王亚南先生还指出了由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必须有相应的研究方法创新。王亚南先生是《资本论》的译者,但是,对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的研究却不为《资本论》的研究体系所限。“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已经有马克思的《资本论》提供我们一个完整而科学的研究体系,但这个体系是不适用于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的,因为在封建社会,有关地租或租佃的生产关系,是说明全部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基础,正如利润在资本主义社会,是说明全部经济活动的出发点或基础一样。可是,到现在为止,以地租或租佃的生产关系为出发点为中心的有关封建社会经济的经济学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并且,就是建立起来了,也不能机械地应用它来说明中国现代的封建生产关系,因为我们现代的封建生产关系,毕竟已在解体过程中……对于这样一种经济构成,该当怎样安排它的各种经济范畴的叙述次第呢?我觉得,透过各种带有资本主义外观的表象去把握它的本质,既是,大体按照资本主义的那个体系来分别论证它的那些经济范畴规律的非资本主义性质,由它的不是什么而确定其是什么。……采用这样的体系,就需要借助于比较的、全面的和发展的研究方法,才能把我们这种经济形态的特质及其特殊规律揭露出来。”[2](P73)服从于把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视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庸,并揭示在该经济中各种带有资本主义外观的经济现象的非资本主义性质,解释这些性质的形成的研究目的,王亚南先生大胆地采取了与《资本论》不同的研究体系。 王亚南先生这种比较的、全面的和发展的研究方法,对今天的中国经济学研究,仍然有借鉴意义。他实事求是地根据研究的目的,大胆进行研究方法创新的理论勇气和精神则更值得今天的研究者学习。 科学研究是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因此,应当倡导百家争鸣。百家争鸣,可以是各种不同问题上的不同观点之争,也可以是不同研究纲领之争。从科学史的角度看,科学革命时期,不同研究纲领之间的自由竞争具有更根本的意义。如果说,不同问题上的不同观点之争在科学发展上的作用,主要体现为在科学常规发展时期形成知识的量变和积累,那么,研究纲领之间的竞争,则是新的更科学从而更有解释力的研究纲领取代旧的研究纲领,从而实现科学发展从量变到质变的关键。目前经济学界关于中国经济学问题的讨论,说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正在进入科学革命时期。正因为如此,研究纲领之间的自由竞争,对目前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尤其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研究纲领的好坏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整个科学研究的质量及其对现实的解释预测能力。研究纲领的优劣无法先验地判定,因此,发展中国经济学,必须大力提倡运用不同研究纲领进行探索。实践检验真理的说法,本身就隐含了对不同研究纲领相互竞争的肯定。而对研究纲领的教条主义限制,只能导致经院哲学的盛行和研究的枯萎。这已经多次为历史所验证了。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当前中国经济问题思考论文 摘要：文章客观地评估了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全面地分析了中国经济的基本面、隐患点和发展前景，大胆地提出了以自省为根本途径、以协作为必要条件等拯救经济的几点建议，旨在为中国经济的全面复苏提供参考。 关键词：中国经济；辩证；自省；协作 据国际清算银行第79届年会年度报告称，“目前国际金融危机尚未结束，全球许多金融机构财务状况仍未好转，走出危机的路依然很窄。”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遭遇了多年未遇的困难和考验。面对这场危机，也有人悲观失望、怨天尤人；也有人急躁冒进、病急乱投医。必须尽快对中国经济形势做出正确评估，以自省为根本途径，以协作为必要条件，依据自身实际辨证施治，迎来中国经济的再增长！ 一、辩证看待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 辩证思维方式、概率思维方式、系统思维方式是现代三大思维方式，辩证的方法、分析的方法、现象学方法和释义学方法是现代四大思想方法。恩格斯把辩证的方法规定为“普遍联系的科学”，列宁称之为“最完整深刻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关于发展的学说”。辩证的方法是我们正确评估当前经济形势的哲学依据。 从横向看，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是好的，但矛盾和隐患依然存在。依据当代经济理论和国际惯例，评估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有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4项基本指标： 第一，经济增长率。2008年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率为：中国9%、俄罗斯6.8%、美国1.4%、欧元区1.2%、日本0.5%，可见中国是最高的。但中国的国情决定经济增长率不能低于8%，而今年上半年只有7.1%，下半年“保八”比较艰巨。 第二，失业控制率。据统计，2004年中国16-65岁劳动年龄人口为9.09亿，比美、日、英、德、法、意、加7国总和还多3个亿，随着农民工人数的增加，这种压力更大。近年来，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得中国失业率不是最高，却依然是绝对数和压力最大的国家。 第三，物价上涨率。中国最近几年的物价上涨整体上属于正常的结构性上涨，但这种结构性上涨也会影响城镇居民的生活，特别是最近的粮食、猪肉价格上涨。2008年上半年中国物价上涨率在6-8%，年底开始下降，如果持续下降会出现投资者不投资、消费者不消费的问题。事实证明，适度温和的物价上涨对经济复苏是有利的。 第四，国际收支平衡状况。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出口大幅下降，但去年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依然保持双顺差；截至2009年6月底，中国外汇储备余额21316亿美元，繁荣景象的背后暗藏隐忧。 首先从纵向看，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困难是阶段性的。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是依赖物资资源的消耗，带来了一系列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的释放、认识和化解是个过程，需要一定时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其次，2003-2007年，中国经济连续5年保持两位数高增长，改革开放以来这种高增长已经出现了两轮，从全过程看，中国经济到了深度回调时期。再次，依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经济危机一般要经过危机、萧条、复苏、高涨等周期。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有着共有的特征和相同的周期。因此，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困难是暂时的、阶段性的。雨后出彩虹，明天会更好！ 总之，从辩证的观点、发展的眼光、综合的视角看，当前中国经济总体上呈现出增长较快、质量提高、结构增强的局面。但是，世界经济的前景还不明朗，外需持续萎缩；经济自主增长动力不强，一些行业、企业经营困难，产能过剩问题突出，结构调整的任务十分艰巨。为此，我们要保持清醒头脑，树立忧患意识，居“危”思“机”，辨证施治。 二、自省是中国经济全面复苏的根本途径。 孟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自省不仅是个人行之有效的德行修养方法，而且是治理金融危机的良方，这就是“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促民生”，包括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全面贯彻落实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宏观扫描这些政策和措施已经起到初步的刺激效果；微观细察“12字方针”每走一步都很艰难。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经济工作的中心是落实既定拯救方案，集中力量抓好以下“三省”： （一）一省：积极扶持中小企业。 据统计，中国的中小企业有430多万家，占企业总数的99%，创造了60%的GDP和48%的税收，提供了75%的城镇就业机会。自美国次贷危机以来，中国中小企业处境艰难，2008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已经有6.7万家倒闭，2000多万人因此失业。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基础差、底子薄、抗风险能力弱，如果失去了政府的保护，就会纷纷落入斯芬克斯的魔口。各级政府对中小企业都有一定的政策倾斜，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落实？不能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把优惠政策变成“慰问信”。 在当前金融危机之际，积极扶持中小企业是“调结构、促民生”的重要措施，这是初级层次的“自省”。政府应该从全局性和前瞻性的高度审慎思考，引导中小企业向节能环保、循环经济、绿色家居方向发展，这是宏观自省；中小企业内部加强管理、节约成本、产品升级、产业转型等是微观自省。政府对中小企业的“输血”是为了激活它们的“造血功能”，增强自身的抵抗力，不是为它们购买“养老保险”。 （二）二省：加快城镇化建设。 中国要摆脱世界金融危机的绑架，就要加重投资和扩大内需，加快城镇化建设，这是中国经济正常、健康、持续发展的根本措施，是高级层次的“自省”。现在全世界（含非洲）的城镇化率是接近50%，发达国家高达90%以上，中国是45.7%，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在当前金融危机之际，加快城镇化建设是“保增长、扩内需”根本途径。它可以吸纳更多的农民来城市，既能增加农民收入，又能整体提升国民素质；城市化率提高了，自身的代谢功能加强了，危机缓解了，社会也就进步了。中行湖北分行与武汉城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银企合作协议：未来三年内，该行将提供不少于500亿元实质性授信，支持武汉城市建设。全国都能如此，何愁危机不解！ （三）三省：打造区域经济。 打造区域经济是加快城镇化建设的展开和延伸，是更大范围的“自省”。近年来，国务院陆续出台多项措施打造区域经济，中国区域经济战略布局已全面开花，正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武汉城市圈建设是其中的一个新亮点。 武汉城市圈是2007年底国家正式批准的全国“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是以武汉为圆心，周边100公里范围内的黄石、鄂州、黄冈、孝感、咸宁、仙桃、潜江、天门黄石、鄂州等8个城市构成的区域经济联合体。圈内各市在经济、科技、教育、交通、旅游等多方面展开合作，建立以武汉为龙头的多形式、多层次、多领域的“1+8”合作机制，呈现出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武汉城市圈已成为湖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快速增长极，对全省经济发展的“龙头”作用初步显现，不仅是湖北经济发展的核心，也是中部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随着“56531”总体框架的实施，武汉城市圈必将成为一个极富有活力和竞争力的区域经济联合体。 三、协作是实现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如果说自省是中国经济走出低谷的根本途径，协作则是实现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没有协作就没有现代经济。协作，不仅包括国内各领域的内部协作，而且包括对外交流与合作。战后日本加强协作实现经济复苏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日本是地处远东的孤岛小国，人口众多，资源奇缺，发展经济面临诸多困难。经过二战重创的日本，原有的再生产结构和资本积累的条件彻底崩溃，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陷入空前的危机和混乱之中。在美国的庇护和扶植下，日本逃避了战争赔款，利用了朝鲜战争军需拉动等外部条件，形成了日本特色的履带式社会结构。日本履带式社会结构就是由个人、企业、国家组成的三个轮子，在包容和献身两条履带的传导下，朝着赶超欧美的目标，为成为世界一流强国全速驶动。不难看出，日本履带式社会结构的精髓就是协作，“三个轮子”要协作，“赶超欧美”靠协作，“两条履带”是高境界协作，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扶植战略产业和大企业，最大限度地发挥后发性利益优势等都是协作的具体表现。事实证明，战后日本正是依靠协作改变了被动局面，迎来了日本经济的新时代。1968年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西方第二经济大国。1989年日本超过苏联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实现了生产手段、产业结构、经营管理、产品质量的现代化。公务员之家 学习日本经验，首先要通过比较找出二者的异同点。中日两国国情差异很大，中国目前的经济困难与当年日本的经济崩溃性质根本不同，产生背景和特点也不一样，这就决定不能照搬日本经验。但两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紧缺，都面临着复苏经济、建设世界强国的战略目标。这说明日本经验有可学之点、可取之处，而中国的问题更多更复杂，更需要协作。 学习日本经验，必须走自己的路，发挥自己的优势和长处。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经济实力较强，有一流的战略家和现代化建设的优秀人才，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稳定的社会环境，更有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信心……诸多迹象表明，率先走出低谷的条件基本具备，全面复苏的时机已经成熟。 学习日本经验，可以节约资源、少走弯路，而一切进步最终表现为时间的节约。对于当年日本的经济政策要认真研究；对于日本政府的调控手段和刺激经济的有效措施要大胆尝试；对于日本人民认真守纪、团结协作的精神要正面宣传。对于积极采取措施自救、团结协作搞得好的经济体给予支持和奖励；对于“两眼望青天，两手捂钱包”的思想和行为要进行说服教育；对于损害国家和他人利益的行为要坚决制止，触犯法律的要依法制裁。正如《与“鬼”为邻》的作者萨苏说：“只要我们自己不放弃努力，勤奋超过得他，勇敢也超过得他”，应该再加一句：只要我们加强协作，成就一定超得过他。 信心是成功的基石，是战胜金融危机的精神动力。国务院总理多次强调信心要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只有信心才能产生勇气和力量，只有勇气和力量才能战胜困难”。我们相信，在党的领导下，一定能够实现中国经济的腾飞！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关于当代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最新进展 [摘要]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自2003年成立了中国经济研究项目组，在2009～2010年，该项目组共了24篇与当代中国经济有关的工作手稿，分别涉及当代中国的经济、人力资本、对外贸易等问题。通过这些手稿，可以了解到国外机构对于当代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一些新特点以及最新的发展趋势；可以在相关问题的研究中，得到比较全面的见解和看法，从多角度审视这些重要理论，在面对国内现实问题时提出更为有效的解决办法。 [关键词]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　当代中国　中国经济研究项目组 自2003年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成立中国经济研究项目组以来，各方面专家已经陆续发表了63篇相关的工作手稿。本文所要评析的是其中的25篇(2009—2010年)。在这些研究成果中，除1篇研究中国古代金融理论的发展之外，其余24篇均是研究当代中国的经济问题。其中7篇涉及中国的人力资本问题，6篇研究中国的对外贸易问题，4篇探讨中国的金融市场问题，3篇论及企业问题，另外3篇则研究中国的土地市场、行贿和受贿问题，以及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的经济与社会问题。 一、中国人力资本问题的研究 人力资本和劳动力是社会生产的关键要素，近年来国外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近两年的相关研究成果中，有关这一话题的文献差不多占1／3，与之前的研究成果相比出现了“后来居上”的现象。这也反映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即人才的竞争和人力资本的形成。目前，中国经济不断增长并面临再次的艰难转型，经济发展逐渐转变为依靠“中国创造”和扩大内需，人力资本问题就显得愈发重要，并已成为不少国内学者研究的焦点。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中国经济研究项目组近两年来发表的7篇相关论文，试图从多个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和解读。 一是从宏观上对中国人力资本总量的研究。由于中国目前还没有系统的关于人力资本估算的统计方法，之前对于人力资本的计算多数是从劳动力受教育平均年限或总体教育水平等局部特征作为人力资本的度量指标。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中央财经大学成立了专项基金，并联合中外专家开展“中国人力资本测量和人力资本指数”的研究项目，以期计算和预测出中国1985—2020年的人力资本水平。李海峥等多人合作发表的《中国的人力资本》一文，主要介绍了该项目关于1985～2007年期间中国人力资本的总量及人均人力资本量的阶段性研究报告。该报告运用并改进了国际主流的人力资本计算方法，如JF(Jorgenson—Fraume，ni)的终生收入法，认为1985～2007年中国人力资本总量增长了3倍，并以每年6.74％的增长率递增，特别是1995—2007年增长率达到7.86％。从区域发展角度分析，由于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村移民的流入和教育资源的优化等因素，城镇地区的人力资本总量则以8.95％的速度增长，高于农村地区4.19％的增长率；从时间角度分析，1995年之前人力资本总量的增长率快于人均人力资本量，1995之后这两个指标的增长率趋于一致，作者把这一现象归因于中国教育的快速发展；从性别角度分析，以性别为区分因子的人力资本差异，并没有以教育为区分因子的差异大，但男性由于退休年龄较晚(女性退休年龄为55岁，男性退休年龄为60岁)，有更多的时间在要素市场中获取收入，因而终身收入也会高于女性。报告在肯定中国人力资本总量不断增长和人均人力资本量都保持了较快增长速度的同时，也指出了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GDP)以及固定资本来说，人力资本相对比重呈下降趋势，人均人力资本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因此，作者指出，中国现在虽然已经是人力资本大国，但并非人力资本强国。与GDP的增长速度和固定资本的增长速度相比较，中国人力资本的增长速度仍较为缓慢，未来有必要增加对于人力资本的投入。 二是关于人力资本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约翰·惠利(John Whalley)和赵西亮的《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一文，把人力资本因素从全要素生产率(TFP)中剥离出来，通过比较索洛(Solow)模型和巴罗一李(Bam and Lee)模型，以及改进的舒尔茨(Schuhz)人力资本理论，从机会成本和真实工资方面分析人力资本因素对于中国GDP的贡献。与之前对中国人力资本的研究观点相比，该文认为，人力资本对于中国经济的增长至关重要。1978～1999年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43％，1999～2008年上升到54％。其中，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扩招，2003～2008年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达到59％(TFP为－6.68％)，所以固定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比例仍然达到48％，而负的全要素生产率则表明中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产出效率有待提高，固定资本和人力资本在分配过程中也存在不均匀现象。通过对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重要地位的论证，作者一方面肯定了中国高等教育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强调“中国奇迹”的背后有着强大的人才支撑；另一方面也指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更加合理地利用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优秀人才，以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的积极作用。 三是关于工资收入问题的研究。约翰·惠利和邢春冰的《中国城市不同地区的雇员技能溢酬的分配》一文，认为近年来中国内地员工技能溢酬(即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的工资差额)的地区差异性越来越大。作者运用了三个年度的重要研究报告资料，即1995、2002和2007年中国城市家庭收入情况，对中国收入分配中的技能溢酬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该文认为，1995～2002年各个地区技能溢酬的增长速度差不多，但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2002～2007年沿海地区技能溢酬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国内其他地区，这与出口经济活动以及中国加入全球化的进程有明显的关联性，而1995年和2002年各个地区技能溢酬的增长则是制度变迁的结果。从作者对技能溢酬地区差异性的深入研究中，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视角探究中国城镇职工工资不平等的变化情况。正如作者所揭示的，中国的工资和收入水平呈现出地区和行业间的不平等，这不仅仅是教育不均所导致，也是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结果。沿海地区因其具有良好的对外贸易基础和吸引了较多熟练的劳动力，所以这些地区的工资收入和技能溢酬与内陆地区相比普遍较高，而这也进一步吸引优秀人才前往沿海城市和地区就业，加剧了技能溢酬的地区差距。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试论世界经济形势和中国经济问题 摘要：“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对于一个理智的决策者，要学会防微杜渐。纵观全球，欧债危机愈演愈烈；美国经济严重衰退，“占领华尔街”高潮迭起，并不断升级；中国的经济形势不容乐观，深受“量化宽松”政策的影响；日本经济问题多如牛毛，可从首相频繁更迭中管中窥豹；韩国以出口为主导的经济战略走到尽头；俄金融领域受到欧债危机冲击。一言以蔽之：“灾难资本主义”在全球蔓延。 众所周知，2008年9月15日，以美国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为标志，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并旋即席卷全球。一石激起千层浪，美国金融市场首当其冲，银行和股市暴跌，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全球股市一度走向崩溃的边缘。作为全球金融体系巨擘，“美国一打喷嚏，全球都随之感冒”的“蝴蝶效应”凸显。距这场规规模空前的金融危机3余年后，其“并发症”不容小觑，世界经济何时复苏尚未成定论，研究并反思这场危机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关于当代世界经济形势及思考 1、虚拟资本主义的膨胀和新自由主义的泛滥及贫困 肇始于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主要金融市场，并在2008年发展升级为世界性金融危机，“灾难资本主义”在全球蔓延，自不待言。2011年9月17日，十几名美国民众高举“我们代表着99%的民众”的标语，聚集在纽约曼哈顿区，“占领华尔街”愈演愈烈并波及美国多个大城市，逐渐成为全美群众性社会运动，其导火索便是金融危机，民众控诉华尔街金融大亨的贪婪与无耻、缺乏自律，对危机负责，并督促政府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2011年初，突尼斯“茉莉花革命”掀起北非和中东反政府示威潮，随后，这朵引发阿拉伯世界革命的“茉莉花”，漂洋过海，来到英国，骚乱在伦敦蔓延开来，随后乘着西风，远渡重洋，在美国生根发芽……这些现象看似偶然，实则联系紧密，凸显了资本主义世界也经历着底层民众对政府社会职能的拷问。华尔街运动敲响了新自由主义的丧钟，是虚拟资本主义的贫困的表征。1971年，美元和黄金挂钩的制度失效，二战后确定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宣告了浮动汇率时代的来临。此后，世界货币体系开始进入到不受物质生产增长的约束时代，加上各种金融衍生品的发展，虚拟经济迅速膨胀，世界经济主体已从物质生产部门转移到非物质生产部门，由此引发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系列深刻变化。（王建 乔良《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催生“虚拟资本主义） 窃以为，虚拟资本主义以帝国主义为基础，是资本主义发展到高级阶段的特殊标志。此次危机将当代资本主义的弊病暴露无遗，向世人昭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石，只注重搞虚拟经济而忽视实体经济的发展，不可持续，终有一日会出大问题。19世纪20年代，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突显出新特征：生产和资本高度集中。列宁从全局角度分析了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得出惊世骇俗的结论：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腐朽的”、“垄断的”资本主义。然而，他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资本主义内在的调节能力。时代的局限性使然。但，如若就此否定和妖魔化列宁主义，便是和犬儒主义的行径。事实上，根本就不存在天衣无缝的理论，一切企图坐锯终极真理的地位的行为都是徒劳。2008年的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违背了《资本论》中的货币流通规律以及美国国家信用长期透支过多，体现在美国国家积累的巨额内外公债和私债上，总体规模据说在50万亿美金以上，即期应兑的规模也高达7―10万亿，这是个天文数字。（《何新：反主流经济学―主流经济学批判》，3） 2、美欧之间激烈的“货币战”，欧元面临挑战 希腊于2001年加入欧元区，而这一代价是欧洲的整体利益，欧元区被希腊绑架，希腊被高盛绑架，此后，希腊的财政赤字率不断上升，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导致了2009年的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基辛格有一句名言：“谁控制了货币，谁就控制了整个。”欧元在其诞生之日起，无时无刻不被美元排挤。截止到2012年，“欧猪五国PIIGS”未清偿的国债高达几万亿欧元。欧债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欧洲经济体制本身的弱点，其导火索却是房产泡沫，尤爱尔兰和西班牙。 3、“量化宽松”延缓世界经济复苏进程 美国针对危机所采取的多轮“量化宽松”（QE，quantitative easing）政策，无疑转嫁了国内危机，向全球输入了“通胀”。美国对付危机的手段便是发行国债，向美联储透支预借，此次危机即马克思所言的“资本主义金融信用的全球性危机―总体危机，而不是局部危机。”2012年，美国或将推行新一轮QE，将有更多的国家和经济体受到影响，给疲软的全球经济增加困难，长此以往，美国的信用将产生前所未有的危机，如此行为实在得不偿失。 二、关于当代中国经济问题及其思考 1、新自由主义泛滥成灾，金融领域乱象横生，经济软着陆困难重重 新自由主义长期主导我国经济改革，同时它也是中国社会各种丑恶现象的根源。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是自由竞争，金融自由化。纵观30年的改革开放，总体上得大于失，但问题触目惊心，主要表现为对市场的盲目崇拜和金融领域的乱象。新自由主义群魔乱舞，表现为教育市场化、医疗市场化以及养老金市场化，而我们却忽视了西方的新自由主义是建立在完善的法制基础之上，中国的法制和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随便引进市场机制，后患无穷矣！虚拟经济时代，金融领域的安危愈来愈关乎国家生死存亡。我国金融问题主要表现为金融机构经营方式总体粗放，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问题颇多，吴英案暴露了农村金融体系的混乱，金融监管力度不强，对实体经济支持不够及时，更重要的是还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表现为人民币升值，加上出口受大肆炒作的有毒食品和农产品以及玩具的影响，信誉崩溃，未来出口阻力必然增大。同时，这也增加了国内就业压力。高失业率往往伴随着高通胀，国内通胀较为严重，加之基尼系数已逾0.5（新华社研究员：中国基尼系数超0.5或致社会动乱，网易新闻，2010-5-21），超过国际的警戒线，“不患寡，而患不安；不患贫，而患不均。”既问主义，更问苍生。邓公的“先富论”绝不意味着让一部分人暴富，而让大多数人更加贫穷。 2、地产市场困局与“国退民进”，既得利益集团企图侵吞国有资产 1998年为扩大内需，刺激国民经济，推行住房市场化，由此拉开了中国房地产进入支柱产业的序幕，在随后十几年中高歌猛进，带动了钢铁、水泥、化工等行业，众多民营企业开始瓜分资本市场。盛极必衰，中国房地产市场十几年的迅猛发展，已成畸形，泡沫惊人，房价远远偏离正常轨道，“居者有其屋”显得苍白无力。随着住房的商品化，房子对于相当一部分工薪阶层而言，可望而不可即。目前，中国大部分城市出现了房价明显回落局面，但据此而断定中国地产“刘易斯拐点已经来到”，是极不科学的，这是中央宏观调控和地方博弈以及危机综合作用的结果，一旦房价在短期内出现大幅度下落，势必危及中国金融体系甚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安全。房屋不是一般的消费品，而是耐久的资本品，房地产投机的实质是金融投机，根源是金融问题，故，调整金融政策是毕其功于一役的根本策略。（《何新：反主流经济学――主流经济学批判》，42）。近期，一些别有用心者叫嚣，国企严重垄断，应加快国企股份制改革，以提高其运作效率。其居心不外乎：通过股改，实现国有资产的私有和世袭。其中，不乏外资的操纵和炒作。绝不能让国有资产沦落在一小撮人手中，改革成果理应让全民共享。 “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提振经济成为全球共识，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健康发展，需要从全局长远角度出发，坚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用政治经济学的眼光看待中国经济问题 从经济理论的角度研究中国经济,目的不是就目前的经济形势论经济,也不是就目前的股票市场论股市,而是要从表面上看起来离现实比较远的理论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的经济。这些基础的理论研究和思考对于分析当前的具体经济形势和股票市场形势是非常有用的。 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最近三十年经历的最重大的事件。我们对于开放的中国经济以及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经常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中寻找一些研究方法,有时候也直接借用一些结论。这样的研究很有价值,但远远不够。我觉得有必要有意识地探讨,研究改革开放的中国经济的一些经济学理论问题,特别是经济研究的方法论,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对于中国经济研究的适用性问题。 如何看待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在中国? 西方经济学的定义是研究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就是说当这些资源不多的时候怎样配置得最有效率。但是有另外一条,我们在什么样的框架下、体制下研究这个资源配置,这个前提和框架是需要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举个例子,国有企业需不需要改革?改成什么样子?国有企业股票卖多少?定价依据是什么?控制权要保留在什么水平?这些东西都不是简单的经济学可以解决的。经济学是在一定的前提之下研究资源配置问题,西方经济学的前提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比如说,在研究企业行为的时候,西方经济学假定企业的目标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很多人用西方经济学的方法和原理分析中国的企业,往往会忘记了―中国的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根本就不是、不应该是、也不能够是利润最大化。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前提条件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和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而我们的国有企业的制度前提是社会主义国有制度。只有把西方经济学的适用前提搞清楚了,才能够学好用好经济学知识。但是,这个前提不是现在所说的经济学能够研究的,而是要靠政治经济学来分析。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生产关系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生产关系的第一条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在我国的主体是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及其表现形式要不要改革?怎样改革?要改成什么样子?改成谁的企业?这一定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课题。 生产关系的第二项内容是人和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关系。这个企业由谁控制?谁说了算?这要考虑企业里面的管理层和员工之间的关系,同时更要考虑国资系统,也就是政府和公司的关系问题。我们现在看到国资体系里面国资委和各大企业之间是有矛盾的。这就是生产关系的问题,也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 生产关系的第三项内容是产品分配,这是利益归谁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国有企业的利润分不分?分多少?分给谁?怎么分?国有企业的高管和员工的薪酬怎么定?定多少?这些也都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东西。 用政治经济学研究改革框架,用经济学配置资源 简单地说,只有当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生产关系前提确定了或者相对确定的时候,经济学才谈得上。中国改革开放的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优化资源配置的前提。与不同的生产关系前提相对应,经济学的具体内容是不一样的。我们在学校里学的,在美欧留学的时候学的经济学,其政治经济学前提与我国的现实是不一样的。在不同的生产关系中,经济主体的行为是不一样的,不同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在类似情况下应当采取的经济政策是不一样的,同样的经济政策导致的经济后果是不一样的。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的生产关系也是不断演变和完善的,生产关系的完善本身就需要深入的政治学研究。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经济学体系,是研究中国的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与研究这一生产关系中的资源配置的经济学的有机结合。简单地讲,要用政治经济学来研究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前提大框架大趋势,要用经济学来研究这样的大前提大框架大趋势下的资源有效配置。 研究股票市场也一样,大政策、大背景就不是平常所说的基本面分析或者技术面分析所能做好的。假如在一个大框架和大前提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看市盈率是多少?哪个企业好不好?有意义吗?显然意义不大。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市场状况下我们研究股市的重点是不一样。在前提不确定的时候要首先研究前提,这个前提首先是在政策方面,政策研究至少要上升到政治经济学的层面。当大的前提不变或者相对稳定的时候,才会去研究下一步股市怎么演变,哪个行业好,哪些上市公司有投资价值。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里,我们既要研究投资学、金融学、经济学,更要研究中国改革开放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角度不一样,结论也会不一样,对于投资决策的指导意义也会不一样。 我尝试着“换一个角度研究中国经济”,就是分别从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不同角度研究当前的中国经济,特别是研究对外开放条件下的中国经济运行机制和我们所在的股票市场。从经济学的角度,我们要研究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经济的内在关系。经济的内在机制,以及出口、外贸顺差、产能、价格、利润、汇率等等,这都是经济变量的关系。但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绝对不是经济变量能够解释的,如果用纯粹的经济变量去理解,我们会犯错误。国家之间要用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要研究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要研究国家利益。因为国家利益是第一位的,是高于一切的,这在国家竞争中是毫无疑问的。美国逼着人民币升值,我们不升值,还有一大群的经济学们分别论证升值或者不升值的理由。这些东西是讲给别人听的,是为政治决策服务的。我们的政策决定了,美国人讲一大堆升值的道理,我们不会因此升值,也不应该升值。政治决定的背后是实力,如果美国让你升,你不升,美国会找一些方法逼你,压你,你有实力,就不怕,否则,只好听他们的。做经济学研究的人,研究中国的外贸,要研究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要基于这些关系制订适当的经济和外贸政策,但是一定要知道后面是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关系。 国际贸易中反倾销、国际贸易保护主义这些都是做什么用的?这大部分都是借着经济学的说法最后实现经济上的利益,实质上是要实现政治经济学的结论。我听过一个专家说,美国要征收碳关税,那么我们也要求一个人力资源的全球合理配置。碳关税听起来是经济学的问题,但实质上是国家之间的经济利益,我们以其人之道,用人力资源的经济学课题提出资源配置的要求,但背后是美国根本无法接受的政治结论。 国有经济改革的主导力量在哪里? 研究中国经济,除了研究对外开放之外,还要研究改革。改革是什么?中国改革的主题是国有经济的改革,我们用纯粹经济学的说法解释不清楚,要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我把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国有经济改革划分为1992年以前的准备阶段,1992年以后(10年)的国有经济改革以及和谐社会建设三个大的阶段。 我从改革主导力量的利益和行为来分析中国国有经济这十年的改革。中国改革的主导力量是什么呢?中国改革的主导力量是行政力量,是掌握行政权力的人,行政力量是设计、推动、主导和掌控整个改革过程的主导性力量。一个社会经济过程的主导力量一定要从这个过程中得到利益,否则这个过程就不可能进行下去。如果这个前提假设是能够成立的话,那么行政力量就一定要从国有经济的改革中获得好处。但从理论上讲,我国的改革是一个市场化导向的改革,根据定义就是行政力量不断弱化,经济力量不断强化的改革过程。行政力量怎么可能设计、推动、主导和掌控使自己不断弱化的改革过程呢?这个表面的形式逻辑的矛盾,通过实际的行政权力换经济利益得到解决。行政权力换经济利益,意味着什么?大家都很清楚。 行政力量推动改革的动力来自于不断强化的经济力量的补偿,其结果是导致权贵资本的形成。前期的国有经济改革主要地采取了国退民进的方式,实现国有中小企业的私有化。国有中小企业的问题往往通过个案处理、局部解决,由权力圈子内的少数几个人决策。这种改革以经济学的分析为理由,比如说,保留一家每年亏损的国有小企业,还不如卖掉算了,能卖多少钱都合算,哪怕是零价格,总比每年亏损要好。改革的主要途径和方式还是以产权交易为主,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市场。1992年开始的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股票市场,它是为国有企业解决资金问题服务的融资工具。我们有国家股、法人股,企业职工股,还有一些政策,国有企业要捆绑上市等等,这些都不是简单的经济现象,而是政治现象。不能按经济学的思路来理解,只能按政治经济学的思路来理解。但是,这样的改革往往缺乏在经济利益、所有制、公平公正性、对于员工的影响、对社会结构的影响等方面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使得在一定的程度上出现了改革成果的私有化和改革成本的社会化,最终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失衡。因此,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如果再不建设和谐社会,这个社会就危险了。和谐社会建设不取决于一两个人的主观愿望,而是缓解和消化前一段时间改革造成的社会失衡的必然要求,是顺应民心和历史要求的英明决断。 前面说过,行政权力推动经济改革的动力来自于经济利益的补偿。如果不允许掌握行政权力的人从改革过程中得到好处,他就不会把改革推下去。如果强行要推一个对他没有好处的措施,那么这个行政机器就要崩溃。要避免行政机器崩溃,就不能推动对他们没有好处的改革。只要你断了他的好处,改革就会停下来,要让他改就要让他得好处。因此,前段时间改革了,社会失衡了,现在不让他得好处,改革就一定停下来。所以改革一定是改改停停。改革停滞过程中,直接的经济利益得不到了,但行政权力是不会闲着的,难免会出现行政集权,权力越来越集中。这一点大家都感觉到了。在经济利益方面,财政聚财,以政府的名义,大量的收入、财力集中到财政去。同时,央企以全民所有的名义集中越来越多的经济资源。由于提出和谐社会建设,权力部门不能得到好处,导致以前的改革停顿,行政部门热衷于集权和聚财。一千个大学毕业生追逐一个公务员的名额就是行政至上的最有力证明! 国有经济的进一步改革必然要通过资本市场实现 这是一个符合辩证法的改革过程。作为对传统的行政集权计划经济的否定,是改革开放;而导致社会失衡的缺乏政治经济学论证和支持的国退民进,必然提出和谐社会建设的要求;而再次平衡的社会随着国有经济和行政干预的内在矛盾的运动,不可避免地需要进一步的国有经济的改革。国有经济的进一步改革必然要通过资本市场,要通过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市场来实现。从资本市场的发展来看,过去的资本市场是适应国有经济初步改革的要求,为国有企业筹集资金的资本市场,未来国有经济深化改革需要的资本市场,是更接近严格意义上的透明和规范的资本市场,我们今天经历的正是从前一个资本市场到后一个资本市场的过渡阶段,是资本市场规范建设和发展的阶段。以后的国有经济改革一定需要规范的、透明的、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市场,为什么呢?因为老百姓不再接受前一阶段的国有中小企业的改革模式,在前一阶段改革过程中积累了大量资本的人们也会要求强化资本的地位和作用,通过资本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资本市场的前景广阔,大家做好准备。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中国经济问题“四市” 要把今年四季度工作做好，把明年基本思路理清楚，对国民经济运行中一些重大热点问题不能回避，也回避不了。 目前，社会上对楼市、股市、债市、汇市何去何从议论纷纷。这些问题背后实际上都涉及到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问题，如果得不到很好解决，不仅“十二五”规划难以开好局起好步，甚至还有可能造成不同程度的经济社会震荡或危机。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希望有关部门高度重视，有所作为，从长计议，进一步加强系统调研、部门协调和顶层设计，尽快拿出切实有效的解决办法。 楼市问题复杂化 这背后涉及到房地产问题、住房制度改革问题、城镇化途径问题和城乡协调发展问题。 据发改委汇报，8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比7月份下降的城市增加到16个，持平的城市增加到30个。截至9月底全国城镇保障性住房开工建设986万套，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98％。经过一年时间的努力，我们把能用的行政手段几乎都用上了，到现在楼市下降或持平的城市也就46个，这还不算没有实行限购政策的众多二线、三线城市。 前几天佛山市出台了一个放宽限购的政策，不到12个小时又宣布暂停执行。安徽人大财经委提交的报告也提出，目前安徽城镇化率只有43％，对住房需求潜力较大，而且房价总体不算高，建议国家实行区域对待的房地产调控政策。 目前楼市萎靡僵持，“金九银十”变成了“钢九铁十”，有的地方“十一”期间一套房子也没有卖出去。如何打破楼市僵局，恐怕需要对过多依赖行政手段的楼市调控政策进行反思，从探索推进城镇化和城乡协调发展途径、继续完善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中寻求出路。 住房制度改革已探索20多年，上个世纪末停止福利分房，近几年来似乎彷徨徘徊，在商品房开发售租政策翻云覆雨的同时，又出现了所谓普通商品住房、政策性商品住房、限价商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廉租住房，以及棚户区（危旧房）改造住房等诸多种类，住房政策和住房体系越来越混乱。 目前，我们对高档商品房缺少有效调控手段，对保障性住房诸如政府责任边界、土地供应、建设资金、供应方式、租售和使用管理、退出机制、上市交易收益调节等缺乏制度性规定，照此下去，形势只会越来越复杂，问题可能越来越难解决。 股市问题欠改革 这背后涉及到资本市场问题、融资体系问题、金融结构和监管体制改革问题。 据央行汇报，今年2月以后股票市场逐步走低，9月末上证综指和深圳成指分别收于2359点和10292点，较上年末分别下跌16％和17.4％。前不久更有新闻报道称，1990年至今，国内A股累计融资4万多亿元，普通投资者分红总额不超过0.5万亿元，占融资总额的比率只有10％左右，不到同期一年期存款利率的十分之一。 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市以来，综合股指20年来累计上涨不到20个点。近年来，我国GDP年均增速超过10％，上市企业利润年均增速接近20％，国家财政收入年均增速接近30％，但股市走势却与经济运行和上市企业赢利状况严重背离。 正因为如此，有人把中国股市比作普通股民的“赌场”、机构投资者的“剪羊毛机”、上市企业的“圈钱怪兽”和“吸金黑洞”。我们设立股市的初衷，不仅是拓宽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完善资本市场，更是为了拓宽社会资金投资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目前，全国股民开户接近1亿，其中经常交易账户超过5000万，但股市非但没有能够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反而还剥夺了许多股民的财产。 由于股市长期低迷，商品房限购、实业投资经营艰难、银行存款负利率等诸多因素，导致大量社会资金流出银行体系进入地下投机虚拟经济领域。据央行汇报，今年1月－8月新增存款同比少增1.38万亿元，仅8月份就少增3700亿元。 与此同时，表外委托贷款、信托贷款、企业债券等社会融资新增2.22万亿元，接近银行新增贷款的50％。8月末，保险公司和金融控股公司同业存放余额为1.4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地下钱庄、抬会等民间高利贷和私募基金泛滥，具体数额无法估量，商业银行表外理财异常活跃，国内游资和国外热钱如流沙翻滚、像幽灵游荡。 近几年来，交易所建设热潮从一线城市向地、县级城市蔓延，据说全国各地目前已设立300多家名目繁多的交易所，交易品种超过百种，不仅包括稀贵金属、农副产品、医药产品、各种产权和衍生指数，就连文物、艺术品、大蒜、红辣椒都成为一些交易所的主营业务。 有形商品与无形商品、即期权益与预期收益都变相证券化、货币化、资本化，体外灰色经济、地下影子经济和虚拟经济的畸形发展，正在极大地冲击着实体经济，导致国民经济过度投机化、超前虚拟化、人为空心化。 这就要求我们进行结构调整和系统改革，从整体上构建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程度相适应的资本市场和虚拟经济，防范金融机构表外资产风险，防范金融体系之外的系统性风险。 债市问题待统筹 这背后涉及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问题、中央政府赤字和债务问题、投融资体制问题和财税体制改革问题。 据央行汇报，今年前三季度各类债券（除央票外）累计发行4.26万亿元，同比增长16.2％，相当于银行新增贷款的90％。根据审计署审计，截至2010年底，在全国2779个县级政府中，除54个县没有政府性债务外，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共计107174亿元。 这次审计出来的10.7万亿元债务，有一半是在2009年－2010年发生的。审计结果公布之后，有关部门迄今并未拿出有效措施，相反前不久还发出通知，允许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为保障性住房建设继续大举借债。 中央政府赤字和债务问题也不可小觑。2008年财政赤字只有1800亿元，2009年中央财政赤字大幅增至7500亿元，2010年为8000亿元，2011年7000亿元，三年财政赤字总规模达到22500亿元，同时还代地方发债6000亿元。 2010年国债余额实际数也增加到67548亿元，相当于“十五”期末2005年的2.1倍，其中十年以上长期国债占比达到26.8％，相当于“十五”时期的6.2倍。2011年国债余额已经超过7万亿元。另外，三家政策性银行2010年合计负债已达7.3万亿元，四家国有商业银行改制时留下的1.4万亿元不良资产迄今没有处理完毕，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还存在3万多亿元隐性债务。 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过快增长，不仅给未来留下居高不下的隐性赤字和债务负担，而且也给银行带来信贷风险。最近欧洲部分国家发生主权债务危机导致社会动荡，美国、日本政府的巨额债务也严重拖累经济复苏。 必须着手对财税体制改革进行通盘考虑并提上议事日程，调整税制、税源和税负结构，缩小政府投资的范围和责任，完善地方政府财力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财政体制，削减中央预算赤字，清理和规范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健全政府负债会计制度，加强对各级政府直接债务和间接债务、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的管理，防患于未然。 汇市问题看结构 这背后涉及到外贸结构调整问题、外汇储备资产运用问题、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和国际化问题、国际经济治理结构改革问题。 据央行汇报，9月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收于6.3549，较上年末升值4.21％。从1994年算起，我国已经进行过三次人民币汇率改革，截至9月末，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36.9％，对主要贸易伙伴的实际有效汇率累计升值58.5％，但国外很多人仍然不“善罢甘休”。 随着国际贸易摩擦增多、热钱流入、国内通胀预期，人民币面临越来越大升值压力。我们一直处在两难境地，一旦人民币升值过大，会对出口导向型产业造成损害，如果采取小幅度方式，必定带来更多资本炒作人民币汇率，影响我国金融市场稳定。 与人民币汇率密切相关的还有外汇储备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出口和引进外资迅速增长，我国外汇储备加速增加。1978年，我国进出口总额206亿美元，外汇储备只有1.67亿美元。2010年，进出口总额接近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达到2.8万亿美元。今年6月底，外汇储备余额已经超过3.2万亿美元。 据有关机构测算，因巨额外汇储备，中央银行为了对冲外汇占款，被动投放基础货币达到20多万亿元人民币，货币投放基础规模过大必然造成国内流动性过剩，成为推高通货膨胀和高房价的重要因素。 我国以资源、环境和工人健康为代价换来大笔外汇储备，主要投资于外国政府类、机构类、公司类等多种金融产品，其中很大一部分购买了美国国债。随着数量宽松政策导致美元泛滥、美元贬值、债务增加，前不久几家国际评级机构宣布降低美国信用等级，迫使包括我国在内的诸多国家再次为美国“弱美元”“低利率”政策埋单，严重威胁到我国外汇储备的安全性，严重损害了我国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 面对人民币汇率、外汇储备资产问题，我们必须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优化对外贸易结构，实现从规模扩张向提高质量效益转变。 同时还要更加积极地进行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逐步扩大汇率波动范围，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区域合作，积极推动国际经济体系和金融体系改革，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宏观经济理论与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完美结合 如何解决中国宏观经济领域内的实际问题，是许多政府部门需要直接面对的难题，同时也是研究人员需要深入探讨的课题，又是当今市场经济社会中公民所关心的事情。我国对西方宏观经济理论的研究总体起步较晚，相应的宏观管理理论和实践与国外差距较大，尚有许多重要问题还缺乏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目前已有的这方面教材，主要介绍基本的理论和方法，虽然理论性较强，但是缺乏联系实践，同时针对性不足。因此，现有教材还不能够满足高校教学和科研方面的需求，同时也不能满足对宏观经济学感兴趣人士的要求。 赵德海教授、和淑萍副教授主编的《宏观经济学》一书已于2010 年 1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目前已经是第三版。该书基于宏观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时引入大量具体的宏观经济管理案例、特别是引入了我国2008年经济危机前后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情况，以中国实际发生的经济事件为主要阐释对象，把新理论、新观点和新资料及时反映出来，有较强的可读性和实用性。该书受到了哈尔滨商业大学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的资助。它的出版无论对于宏观经济学的教学还是学科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结构清晰，内容详尽，系统性强 全书共分为十二章。第一章是宏观经济学导论，主要介绍了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宏观经济学定位、发展历程及基本研究方法。从第二章到第四章分别对国民收入核算、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和产品市场与货币市场的一般均衡三个方面对宏观经济学所包含的最基本的理论作全面的介绍。从第五章到第十一章分别就宏观经济学的核心部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总供给和总需求、失业与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等作了系统而全面的介绍。第十二章对当代西方的主流宏观经济学流派的的发展、基本观点、分歧及新近动向作了简单的介绍。从全书的目录可以看到，作者对其中每个部分的理论和实践案例部分作了若干详细划分，结构清晰。同时，对本学科每部分所涉及的核心知识点进行了深入、系统地阐述和辨析。这是此书区别于其他宏观经济学教材的一个显著特点。 二、语言通俗易懂，可接受性强 宏观经济学在进入中国的很长时间里，给人的感觉往往是高不可攀，不是一般人能够学得懂、听得明白的学科，认为那是政府官员的事情，和普通百姓生活没有关系。因此，很多的教材、专著对于宏观经济学的介绍基本上采用的是晦涩难懂的语言，让人敬而远之。读过这部宏观经济学教材后发现作者叙述的语言简练、直白，让读者看后能够感到宏观经济学并不是遥不可及的，是可以学得懂的。尤其是其中引入的案例，其语言直白、透彻，把经济中的问题用百姓的话说了出来，让人更容易接受。语言的通俗性是这本教材的一大优点。 三、反映了学科的重要进展与主流成果，具有前沿性 作者不但介绍了已较为成熟的宏观经济学基础理论，而且还加入了近期国内外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把新理论、新观点和新资料及时反映了出来。如在国民收入核算部分对当前热门话题绿色GDP的介绍，失业与通货膨胀部分对中国的通货膨胀水平分析等，这些都是目前政府关心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大量的这些前沿性研究资料的引用是本书的特点之一。有学者在讨论我国学术界的学术规范性时曾说过，判断一本学术著作或论文的价值之高低，资料来源的多寡和可靠性不能不视为一个重要的标准。从这方面来看，本书的资料是丰富、新颖而又可靠的。 四、宏观理论实践化，兼顾理论的国际化与本土化 宏观经济学真正的舞台是阐释现实中的经济问题，而这些问题本身也由于充满了理性而足以开发心智，令人乐而忘返。在对理论介绍的同时，书中在每一个重要章节甚至知识点之后，都附有相关的案例及分析。例如，为什么美国20世纪90年代末通货膨胀水平和失业率如此之低？亚洲金融危机的成因是什么？……这些案例大都分析透彻、精辟到位，能很好地体现出真实世界中所蕴涵的经济学原理。同时，书中出现的案例，大部分都是发生在中国国内的宏观经济问题，包括了一些作者对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所积累的成果。这就克服了时下不少翻译出版的国外宏观经济学著作在联系中国实际方面存在的不足。 现实中，要想从“我听说过”进入到“我懂得”的境界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翻阅《宏观经济学》一书时，给我感受深刻的是以赵德海、和淑萍为首的编写团队甄选相关案例的良苦用心。其实对读者来讲这更是抛给我们很多富有思考价值的问题。相信此书无论是对高校的本科生、研究生还是对政府工作管理人士，都将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著作。 中国经济问题论文:股市暴跌暴露出来的中国经济问题 在面对经济管理问题上，中央政府更像欧盟，而我们的一个个省穷的像希腊，富的像德国 一年半前中央政府为解决经济失速，刺激经济成长和就业而出台的“四万亿计划”，似乎正成为新问题的元凶和祸首 两周来，A股连续暴跌，10个交易日刚好跌去了10%。这一轮暴跌源于4月中下旬开始的对房地产业的严厉调控（说严厉有点轻了，说不择手段地打压也没有过到哪里去）。但是五一节过后，希腊的债务危机引起欧元危机，令中国的领导人联想到中国国内类似的问题，恐怕又传导到市场上令股指加速下跌。 两年前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没有完结，人们对走出危机的信心实际上还没有建立，即使有也相当脆弱。中国国内一度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受危机冲击相对较小，抗冲击能力也相对较强。但中国资本市场近两年来的表现，却无法支持这个观点。 简单回顾一下我们曾经遭遇的各种经济问题。危机到来的第一个阶段，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强烈的“保八”目标的设定就是对“失速”担忧的体现。在这个阶段，中国的失业问题，特别是隐性失业被暴露出来，当局者甚至担心大量失去工作的农民工酿成严重的“盲流”，从而加剧社会动荡。 随后是贸易问题。伴随着全球贸易问题的萎缩，中国的出口下滑速度之快、幅度之大实在惊人。这让一度为中国经济成长增速贡献超过1/3的净出口变成了净缺口1/3，这个反差让当政者认识到中国经济如此依赖外贸的问题有多严重。要知道，中国国内一直被充斥着这样一种看法，外国人对中国出口的质疑“别有用心”――我们终于可以靠自己的劳动赚外国人的钱时，他们无法接受了。 直到危机出来时，我们才认识到“平衡”的价值，无论是经济学意义上的，还是我们的老祖宗告诉我们的盈亏转化并向平衡运动的道理。 在贸易问题上还有一个问题相当困扰，那就是人民币币值高还是低的问题。这中间有非常复杂的经济逻辑需要搞清楚，但是一个眼见的事实是，中国一度引以为荣的“成本优势”正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过低的劳动力成本致使中国国内的消费能力无法水涨船高。低工资带来的收益被外汇管制制度转换成了全球第一的外汇储备。 第三个大问题就是资产价格问题了。这其实是一个广义的问题，但现在似乎只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房地产价格”上。如果房地产价格是一个真实的问题的话，它本身只应该反映“货币和它所要标识的资产的价格关系”。也就是说，货币过多时，标识资产（当然通货膨胀问题也一定会反映到其他商品）的价格就会高；反之，货币减少，标识资产的价格自然会降低。 第四个问题，我们正在面对，那就是在中国经济中是不是也有“希腊问题”。其实这个疑问早在迪拜问题出来后就已经出来了，但对我们的当政者，恐怕希腊与欧盟更具惊吓意义。也许这个类比不十分恰当，但我坚信它是被领导人拿来运用了的，那就是在面对经济管理问题上，中央政府更像欧盟，而我们的一个个省穷的像希腊，富裕的像德国。 当欧盟不得不与世界其他经济体谈判一揽子万亿美元的救助机制时，我们的中央政府在想，如果中国的地方政府所属的“融资平台”也出现类似希腊的问题后，它会找谁商量解决这个问题。 上述问题不是当前中国经济问题的全部，但显然，它们决定了当前管理者在关键政策决策时仍然如此犹疑。比如，货币政策的加息选择。加息对经济增长以至于就业和出口的影响是显著的，我们的领导人仍然没有足够的信心认定中国经济进入上升期。但面对资产价格的升高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潜在的巨大债务，如果不以提高利息率加以控制的话，后果也是可怕的。因此，我们就会见到，无论是央行还是中央政府其他部门，采取了他们可以采取的所有“行政命令和管制式的”手段，这中间也自然包括央行运用的大量“数量工具”，来实现“调控目标”。 但我以为，中国经济能看得见的问题还都是“标”，而不是“本”的问题。我有一个疑问想提出来，不知道它是否涉及到“本”的问题。那就是，一年半前中央政府为解决经济失速，刺激经济成长和就业而出台的“四万亿计划”，似乎正成为新问题的元凶和祸首。而当前解决这些问题的做法除了难以抹去的“作秀”的色彩，却看不出它真实要达到的目的。我们现在需要更深入的答案，为什么我们的问题总是无法解决？

浅谈宏观经济学的教学与意义: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对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影响 [摘要] 经济增长问题是宏观经济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内容。长期以来，人们对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理论和思想。这一方面反映了人们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的认识过程；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对各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及各种因素间的相互关系有着不同的看法。对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对于促进我国经济高速、稳定、持续的增长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 古典经济 经济增长 宏观经济 一、引言 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可以说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思想渊源。它的某些结论，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有用的；有些观点，如同最初出现的那样，至今仍是争论的话题。 古典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增长问题源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当时英国的政治、社会、经济环境处于一个大变革时期，工业革命已经拉开序幕。经济学家必须对工业资本主义的运行方式、基本促进因素及其发展结果予以科学的解释。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分析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在古典经济学家中，对经济增长间题论述较多的主要有魁奈、斯密、马尔萨斯、李嘉图等人。但在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真正具有代表性的是斯密和李嘉图所提出的增长理论。 二、古典经济学理论解读 亚当·斯密在其经典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最早论述了经济增长问题。其增长理论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引入了劳动分工;二是区分了“生产性”和“非生产性”两类劳动。他认为生产性劳动占全部劳动的比例，以及劳动分工引起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决定国民财富增加的主要因素。 “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最大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斯密同时强调，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因此劳动生产率与需求之间建立了互相促进的关系。对一个人劳动生产物需求的增长会提高他的劳动生产率、实际工资及他对其他人的劳动生产物的需求，这就构成了经济增长的推动力。 “生产性”劳动加在物上能增加物的价值，即可生产价值，而“非生产性”劳动则不能够。经济增长能否维持下去，取决于全部劳动者中有多少劳动者愿意从事生产性的劳动。这解释了为什么有的经济的增长能够持续下去的原因。 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中提出了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概念:报酬递减规律。他对增长理论的贡献主要有两点：一是指出经济增长最终将趋于停止，即达到所谓的”停滞状态”；二是将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说明了国民收入分配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在土地上增加投资，得到的回报会不断减少。因此得出一个悲观的结论:经济增长最终会停止。决定收入分配的力量同样也会导致经济增长最终走向停止。这是因为劳动力生产出的剩余中，资本家的份额在不断下降，这一方面减少了储蓄;另一方面，利润率的下降减少了对投资的刺激作用。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投资和积累过程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封建社会发展缓慢的关键原因在社会产品中绝大多数被用于非生产性消费，而不是生产性投资。古典经济学家所分析的经济增长过程遵循收益递减的规律，经济增长过程从长期来看将趋于停止，最终结果是一种停滞状态。但从那以后的200余年里，经济发展并没有出现停滞的迹象，这表明古典增长理论关于经济增长的描述并不科学。后来的经济学家指出古典增长理论的一个最明显的不足之处是他们关于规模收益递减的假定。他们没有观察到技术进步，只把增长过程看作是人口增长和资源消耗与资本积累和市场扩大之间的竞赛。 三、新古典增长理论 经济增长成为现代经济学中的核心问题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索洛等人建立的新增长理论，索洛(robertsolow)的《对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贡献》和trevorswan的《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奠定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由索洛最早提出的增长理论源于对哈罗德一多马增长理论中缺陷的修正罗德一多马模型的缺点之一是假定生产技术是不变的，对于一个给定的储蓄能够实现均衡的有保证的增长率只有一个惟一的数值。但是实现充分就业的稳长的条件除非特殊情形，一般很难实现。所以，即使经济能够沿着一条均衡增轨道向前发展，那么这条轨道将犹如“刀锋’，一样狭窄，一旦偏离这条轨道，增长的路径将表现为累积性的经济扩张或经济收缩。 为了克服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的局限性，索洛、斯旺、米德和萨缪尔森等经家提出了一类新的增长模型。这类模型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认为哈罗德一多型的“刀锋”式的增长路径是可以避免的，充分就业的稳定增长可以通过市场调整生产中的劳动与资本的配合比例来实现。同时，索洛等人还指出:从长远度来看，不是资本积累和劳动力的增加，而是技术进步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索洛的增长理论包含了许多重要的经济内涵，但其理论框架却比较简单而其精致。索洛等人的理论模型的核心是关于总量生产函数性质的假设，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生产函数具有下面的性质： 1.规模收益不变； 2.生产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 3.生产要素之间是可替代的。 对于当代各国而言,经济增长是一个备受政府、公众和经济学家关注的问题。各国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无一例外地将保证经济增长作为一项宏观经济指标;公众普遍认为，经济增长是经济繁荣和国民福利提高的前提，是解决其他经济疾病的万能良方。正是因为经济增长问题如此重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将注意力投入到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中。对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对于促进我国经济高速、稳定、持续的增长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浅谈宏观经济学的教学与意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论发展及其政策意义 摘要:理性预期理论极大地丰富了西方经济学理论,建立在理性预期、市场连续出清和自然率假设上的新古典经济学,从货币和实际因素中探寻经济波动的原因,并提出独到的理论以解释当时出现的滞涨状况,得出货币政策无效的命题,因而主张市场机制的自我调节。介绍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产生的背景、用理性预期观点解释的“政策无效”命题,以及主要经济政策主张。 关键词: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性预期;政策无效;自由经济 1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发展的背景、理论主张的简介 发展到现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已经经历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提出理性预期、持续市场出清的假说,并在此基础上强调了货币冲击对经济周期的作用,提出了货币与产出的相互作用中货币作为诱因的理论,并认为政府的货币政策是无效的,它并不能影响总产量的变化,而只有未被预见到的货币供给变化才能真正影响到实际总产量。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小罗伯特•卢卡斯,托马斯•沙金特,尼尔•华莱士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第二代则对卢卡斯的货币经济周期理论提出了反对意见,从实际因素方面寻找经济波动的根源,提出了完全信息下真实均衡的变动,强调了技术冲击和货币的内在性等理论,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主张。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芬•基德兰德,明尼苏达大学的爱德华•普雷斯科特,罗切斯特大学的罗伯特•巴罗等。 具体来说,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一般都接受以下四个命题: (1)私人经济是可以自身稳定的; (2)货币在长期是中性的; (3)货币在短期也是中性的; (4)凯恩斯主义积极干预的经济政策是有害的。 第三个命题意味着,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认为,短期的菲利普斯曲线也不存在。这是货币主义ⅰ与货币主义ⅱ的主要区别。 目前,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一起并列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派中的两大流派。 2“政策无效”的命题、主张以其意义 理性预期学派认为,菲利普斯曲线的交替关系即使在短期内也不存在。因为在理性预期条件下人们已经估计到货币供应量增长后可能发生的实际后果,从而采取了预防性的措施(比如预先要求提高货币工资增长率和利息率)。这样,一旦货币供应量增加,就只能导致物价的上升,产生通货膨胀的变化,而不能使工资和利息率下降。所以,政策的变化连暂时的产量增加和失业率下降的目的都达不到。赫尔姆特•费里希对此说到:“理性预期导致十分不同的意义。由于经济当事人了解这个模型的各个参数,所以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任何变化不仅引起通货膨胀率的变化,而且也引起通货膨胀率预期的变化,从而不会对这一体系的实际变量产生影响”。在理性预期学派的经济学家看来,“在货币政策的反馈规则之间做出选择对于具有合理预期的新古典主义经济中失业率的随机变化是无关的。 根据这样的观点,理性预期学派推导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即是货币政策无效性命题。该命题认为,货币供给中的可预期部分对就业、产量或其他的实际变量均无影响,其中不能被预期的部分或货币供应量意外的不规则的变动,虽然能够对上述变量产生一定量的影响,但其作用只会加剧经济的不稳定与波动。因此,政府的经济政策,无论长期还是短期都是无效,其结果都是引起通货膨胀。下面用ad-as模型加以分析。 ad 代表总需求曲线,as代表总供给曲线,yn代表与自然失业率相对应的就业率水平下的国民收入水平。假定最初 ad 与 as 相交于初始均衡点 e。如果政府认为该国民收入水平不能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决定增加货币供应量来刺激需求。那么,按照凯恩斯主义者的观点,总需求将会从ad相右上方平移,产量和物价都会上升,失业会相应减少。现代货币主义者认为,短期内货币政策将会产生效果,但是,在长期中,货币政策是无效的,失业率会回到自然率的水平,而通货膨胀率将更加严重。理性预期学派认为,人们对价格水平的预期并非固定不变或者仅仅依据过去的经验得出,而是会考虑到未来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情况。处于对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经济活动的主体会充分利用目前所得到的一切相关信息,较为准确的预期到货币政策的变化而造成的物价上升。于是,工资、利率等名义变量都会立即向上调整。结果,总供给曲线和总需求曲线分别从初始状态向左上方平移和右上方平移,新的均衡点仍然处在原来与自然失业率相一致的就业率水平上,只是价格水平因为货币政策的变化(增加货币供给量)而提高到了新的水平上。 根据政策无效命题,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即便在短期内,菲利普斯曲线也是一条位于“自然失业率”水平上的垂直线。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之间不存在任何替代关系。对此,卢卡斯说“当扩张的货币政策反复推行时,它就不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推动力消失了,对生产没有任何刺激作用。预期得到扩大,但结果却是通货膨胀,而不是别的”。 3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政策主张 由于理性预期学派的一个主要的原则就是:经济如果不反复遭受政府的冲击,就会基本上是稳定的。所以,他们认为,凯恩斯主义所主张的干预经济生活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能够生效的暗含前提是:政府可以出其不意的实行某种政策以影响经济生活。但是,政府要取得社会的支持,就不能在经济政策上对社会搞突然袭击,而要按照既定的规则和程序办事,这样,在理性预期条件下,政府的经济政策就是无效的了。 对凯恩斯主义的“积极宏观政策”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三种批评看法:? (1)他们认为,日益增多的经验和理论证据表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在产量、就业或其他经济总量方面不会取得成效。即便在某些场合,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也许在一定程度上能影响经济生活,但他们不可能克服经济周期。 (2)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经济学家认为,任何一种理论都应该明确的告诉人们经济政策的后果。政策的结果确定性越小,实施政策就要越小心谨慎,因为任何一项错误的政策都会将事情弄得很糟。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结果大部分就是不确定的。因此,政策的制定就需要从容不迫,加倍小心,决不能用那些曾经使用过的大规模的凯恩斯主义措施去刺激经济。 (3)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认为,对于许多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即使知道他们的结果,也仍然无法判断这种结果是不是符合公众的意愿。根据凯恩斯主义方法来制定经济政策的人,无法让经济中的个人去选择自己认为有良好结果的政策。他们是被迫选择这些政策的。其结果是,除非人们的偏好恰好和政策制定者的规定相配合,否则,这些经济政策很有可能是人们的处境普遍的变得更糟。 浅谈宏观经济学的教学与意义:宏观经济学教学中研究性教学的探讨 [摘要]宏观经济学具有理论的复杂性、发展性,表述方法多样性和实践多变性等特点。宏观经济学的教学目的不是仅向学生传授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能力的提高依赖于创造性思维的培养。研究性教学需以一定的创造性思维为基础,同时也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要使宏观经济学研究性教学达到目标,需以厚实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数据资料为基础,以教学团队形式和教师的科研来推动实施,要重视指导学生掌握研究经济问题的方法,引导学生学会观察问题并改变错误的认识,要关心学生学习并为之提供必要的认知条件。 [关键词]宏观经济学;研究性教学;创造性思维 宏观经济学是我国高等院校经济类和管理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是技术类、工程类、人文社科类及有关学科的专业选修课,也是国内大多数学校经济类和管理类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必考课程。它具有理论的复杂性和发展性、表述方法的多样性、实践的多变性、与经济现实的联系性等特点。国内高校在开设该课程时,一般以西方经济学中的宏观经济理论为主要教学内容,再结合中国经济实践加以分析讲解。但是,西方经济理论中的宏观经济学是在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发展起来,并用来分析这些国家经济问题的。西方国家以私有制为基础,经济结构相对完整,企业有充分的活力,对宏观经济政策反应较为敏感;商品市场、货币市场、劳动力市场等发展充分,为政策在各类市场的传导和协调,提供了较好的条件。这样,无论是以需求为导向,还是以供给为导向的政策工具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而由于机制惯性,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要真正成为具有经济性、营利性和独立性的主体,还需要继续改革。诸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会使西方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在中国的运用效应大打折扣。同时,在课序上多数专业宏观经济学课程是在低年级开设的,由于学生缺乏对西方经济社会的了解,针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学习过程中,学生往往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状况来理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经常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因此,实际上宏观经济学教学的目的不再是仅向学生传授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能力的提高依赖于创造性思维的培养。通过研究性教学,可帮助学生科学地理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和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研究性教学作为一种教学模式或教学理念,体现在教与学的全过程之中。它要求我们根据不同课程的特点,有效利用教学资源和环境,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最终实现教学的目标[1]。在宏观经济学中开展研究性教学,应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要以教学团队形式和教师的科研来推动实施 在大多数院校,宏观经济学的教学都是由若干教师同时承担的,这样就可以形成教学团队。研究性教学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如果单凭个别教师的专业知识,在指导学生的时候可能会感到捉襟见肘,因而充分利用不同教师的兴趣爱好、专业特长等资源至关重要。如有的教师对西方理论与中国经济的结合颇有研究,有的教师对宏观经济学的多媒体教学倍感兴趣,有的教师偏好于宏观经济数据的分析,有的教师热衷于对社会经济问题的认识,有的教师对计量经济模型较为精通等,这些都是宏观经济学研究性教学所必需的资源,因此,宏观经济学研究性教学要尽可能采用团队形式。近三年来,由笔者指导的学生论文,1篇论文获得全国大学生“挑战杯”比赛奖,3篇论文被评为“江苏省优秀论文”,2篇文章获得“江苏省优秀社会实践调查报告一等奖”。这些虽然形式上是导师的成果,实际上是一个团队(这个团队有研究生、年轻教师、经济管理部门的领导和专家)的成果,是由团队共同努力而取得的。因为,无论理论探讨、数据调查,还是结构分析等,都是由团队一起来完成的。特别是涉及到计量模型,往往是这个团队的教师与学生共同确定研究方法,再由一位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青年教师专门给予指导。青年教师在指导学生的过程中,掌握了更多计量模型的运用方法,个人也取得了较为优异的成果,成为一股新生的教学和科研力量。 宏观经济学研究性教学还要以教师的科研来促进学生的研究。一方面,教师要有科研,科研造诣高,教师在课堂上才会给学生更多的启迪和思维[2]。不做研究,只搞教学,只是教书匠;只做研究,不搞教学,则不是教师。近年来,笔者所在教学团队的教师主持国家、部省级、厅局级课题近30项,大多数是围绕现实经济问题而设计的。在研究过程中,笔者团队尽可能地引导学生参与课题资料收集、实地调查、数据分析、报告撰写等,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取得了一批成果。此外,要做好教学工作,还必须进行教学研究,通过教学研究课题去研究教学模式、课程体系、教学规律、教材和教学方法,等等。另一方面,要引导学生参与科研。学生参与科研训练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学生参与到教师的科研项目和研究小组中,承担部分基础工作;一种是学生自己提出项目方案,并在校内或校外自主联系指导教师。笔者在进行“经济增长理论”教学设计时,曾组织师生参与了一个地 区委托课题的调研工作,主要探讨该地区民营企业的状况,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存在的问题和进一步发展的障碍等。通过历时近一个月的调查,学生对不同类型企业的职工来源、文化程度、工资水平,企业家成长过程,企业投资选择及并购,产品生命周期,市场销售及竞争等诸方面感受很深。这份由学生完成的调查报告得到了该区区委和区政府的高度重视,为此该区还组织了广泛的学习和宣传;研究报告获得了“2006年江苏省大学生优秀调查报告一等奖”;并且,其中一名学生还利用调查中的数据完成了自己的毕业论文,获得“2007年江苏省大学生优秀毕业论文二等奖”。 二、要以厚实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数据资料为基础 研究性教学要求学生有一定的观察力,善于观察各种事物之间的联系,从而提出问题[3]。但对于刚接触专业基础课,缺乏理论知识基础和宏观经济的感性认识,又习惯于教师教学生学的被动教学模式的大学低年级学生来说,这种能力是不够的。因此,在教学中,教师既要帮助学生奠定扎实的理论知识基础,又要给学生提供一定的数据资料。 首先,开展研究性教学要为学生奠定扎实的理论知识基础。经济学学派很多,不同的学派假设条件、理论基础、分析方法、政策主张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同一种经济现象可以用不同学派的理论来解释,而同一种理论可以用来解释不同的经济现象。从理论体系上来看,如果不能让学生涉及到更多学派的理论,学生即使对现实经济进行了调查,也无法选择适当的理论给予合理的解释,从而也就难以达到教学的目标。在开展研究性教学之前,要对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主要学派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主要结论、政策主张作详细的讲解。比如,为什么现在用GDP而不用GNP作为最基本的经济总量?根据消费函数,消费决定于收入,是什么含义的收入?投资究竟是由什么决定的,是利率、资金数量,还是长期利润率的预期?劳动力市场的非均衡性表现在哪些方面,如何解决?凯恩斯反对用削减工资的方式增加就业,但克林顿担任美国总统期间却采用了低工资政策,实现了高就业,带来了美国经济的增长,对此应如何理解?等等。在教学中,笔者团队遵循“理论—问题—政策”的思路,首先强化理论模型的讲解,让学生奠定良好的知识基础。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我们还设计了“走近经济学”等经济学基础知识竞赛活动,通过竞赛,让低年级学生认识经济学的基本要求和学习中存在的问题,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也让高年级的学生看到他们在经济学基础上存在的差距,特别是给准备进行社会经济调查和考研的学生指引方向。 其次,要给学生提供中国和西方国家宏观经济的背景资料。社会实践、原型启发、问题意识和丰富的资料等,都是创造性思维不少缺少的条件[4]。考虑到该课程理论性强,分析方法独特,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流派林立,并且随经济现实的发展而发展,是一门发展变化最大的课程。对此,笔者所在教学团队研究与借鉴相结合,为学生学习宏观经济学提供丰富的理论与实践资料。近三年来,为了及时跟踪理论前沿,我们组织教师就西方宏观经济理论的新进展和新发现、宏观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变、宏观经济理论的运用等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探讨,形成研究报告近20份;为了强化西方经济理论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结合,我们组织教师对中国经济分析面临的挑战、可持续发展理想模式的探讨、新增长理论与中国经济、投资与经济增长、失业问题及其对策、经济波动与经济政策、中国的通货膨胀问题等进行了专题研究,形成研究报告10份。这些专题性教学辅助资料,为学生研究性学习提供了相对便利的条件。 三、要重视指导学生掌握经济问题研究的方法 宏观经济学有很多独特的研究方法,实证分析则是最主要的方法之一。如何让学生用这种方法去研究现实经济问题呢?第一,在课堂讲授中,要教会学生对经济变量进行科学的界定(即定义)。比如什么是经济学?经济学是研究一定制度下稀缺资源配置和利用的科学。简单的一句话,却有多层意思,首先,经济问题是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引起的,没有资源的稀缺也就不需要经济学了;其次,由于资源的稀缺带来了两大经济问题,即资源配置和资源利用问题,由此引导学生去了解和掌握这两个基本问题;再次,解决经济问题与基本经济制度有关,不同的制度之下,解决资源配置和资源利用的方式是不同的,这样引导学生去了解有哪些类型的制度及其特点;最后,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以此可以激起学生了解经济学发展历史及其演变的欲望。第二,注意假设条件。假设是一种理论所适用的条件,任何理论离开了假设可能就不成立或不完全成立了。学生在以往的学习中往往习惯于现成的答案,满足于对结果的记忆,他们并没有认识到假设的重要性。教师在讲授之前可以让学生回答一个问题:三角型的三个内角和是多少度?小学生都知道的,大学老师问出了这么简单的问题,学生很少有直接回答的,他们在思考!如此,教师的目的也就达到了(事实上,180度是有条件的,即平面上)。通过与过去知识的联系可以让学生意识到,学经济学不是背概念、原理或结论的。第三,关注理论的表述方法。一般来说,经济理论可以用文字、表格、图形或函数关系来表述。在既往的学习中,数学与经济等理论是分离的,也许一个学生数学学得很好,但在经济生活中究竟有什么意义,他可能不太清楚。比如,曲线的斜率表示什么?它表示不同变量变化之间的关系,正斜率越大,表明横坐标的变化比纵坐标的变化速率要慢,即横坐标的变化对纵坐标的变化不够敏感,或者说是缺乏弹性的。教师可让学生回忆自己所学的数学知识,并对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诸多变量之间的关系产生联想,从而创造性地用几何方法分析更多的经济问题。 四、要引导学生观察问题、改变错误的认识 培养学生强烈的问题意识非常重要。“非这样不可”、“非理解不可”、“非搞出个新方案不可”、“人家能干我也能干”,这些心理情绪使得人们爱动脑筋,这样就能排除困难和挫折,从而找到问题的答案,达到创造发明的目的。怎么去找问题呢?方法是很多的。可以引导学生参与教师的课题,或进行资料数据的检索,或进行社会调查,让学生更多地了解与所设想的事物(现象)相似之处,从而引起联想。比如,可以组织低年级学生去应届 毕业生招聘会调查,这样他们不仅能了解一个层面劳动力市场状况,还能了解社会对当代大学生的要求,从而在理论和实践上做好就业的准备。我们在讲授失业与就业理论时,指导两个苏南籍的学生在苏南地区选择典型地级和县(市)级单位各一个,分层次探讨劳动力需求结构特点;两个苏北籍的学生在苏北选择典型地级和县(市)级单位各一个,分层次探讨劳动力供给结构特点。进而合作研究了江苏农村二级劳动力市场的非均衡性,并提出了“订单教育”是解决江苏农村二级劳动力市场非均衡问题有效途径的建议。学生将理论知识准备、数据的收集整理、论文的撰写等通过合作研究形式,融为一体,最后不仅这份研究报告获得“江苏省大学生优秀社会实践调查报告一等奖”,而且这四名学生的本科毕业论文均被评为优秀。另外,教师指导的学生开展研究性教学取得成绩的时候,对以后的学生也产生了示范效应。一方面,学生研究成果的推广,丰富了教学内容;另一方面,也可以激发学生的主动性,调动他们开展研究的积极性。 在研究性教学过程中,教师还要引导学生改变以往错误的认识。如总量是反映了整个经济运行情况的经济变量,较多的经济总量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由于缺乏对实际的了解,学生学习时往往凭感觉理解理论,容易形成错误的观点。比如:A=B,能否得出A+C=B+C?这在数学中是没有问题的,但以此来解释经济现象时,就要考虑各变量之间的关系了。如果等式两边是独立变量,不受其他因素影响,上述结论是成立的。当等式两边是非独立变量时,如在左边增加C时A会增加,右边增加C时B会减少,上述结论就不成立了。由此,可以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和三种国民收入决定模型之间的关系了。再如,从现实经济运行来看,究竟是欠发达地区,还是发达地区资金短缺?学生的感觉上是欠发达地区穷,缺乏资金;而发达地区富,资金充裕。事实上,资金在发达地区投资收益更高、机会更多,从而发达地区更容易出现资金短缺;考虑到投资收益和投资风险,欠发达地区的经济系统中反而资金过剩。 五、要关心学生并为之提供必要的条件 低年级学生对研究性教学有热情,但往往把握不住重点和难点。教师在进行教学设计时,要与学生一起对主题研究的重点进行分析,并充分估计到研究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困难。采用SWOT法,根据参与学生的知识基础、性格特征等,对以往学生活动中出现的共性问题进行剖析,帮助学生做好知识和心理的准备;同时,要对主题研究的外部环境利弊进行分析,提高研究活动的针对性,减少学生在方案实施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比如,在调查过程中涉及到个人隐私或企业秘密时,如何打消被调查者的思想顾虑获得可靠的数据,这既要辅导学生有关心理学等方面的知识,又要指导与被调查者接近和交谈的方式等。此外,建立可供学生进行调查的渠道,对研究性教学活动也是很重要的。在教学设计时,要尽可能征询与主题有关的政府部门、企业和社会专家的意见,收集相关的资料信息,建立调查访谈渠道,为学生开展调查研究提供参考资料和便利条件。长期的教学工作中,笔者团队已经培养了一大批各种类型的学生,他们中很多人或在经济建设主战场上,或在经济管理部门工作中取得很大成就,邀请他们参与指导学生,或直接对他们进行调查,使得研究性教学更加经济和有效。 浅谈宏观经济学的教学与意义:探析宏观经济学教学中课题研究式教学的运用 【论文关键词】宏观经济学　研究式教学　课题研究 【论文摘要】课题研究式教学以来源于实践的真实问题为基础，通过学生的亲身体验培养，培养学生经济学分析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本文结合教学实际经验，系统介绍了宏观经济学教学应用课题研究式教学实施过程，并提出了需要注意的问题和解决措施。 宏观经济学是我国高等院校经济类专业开设的一门重要基础课程，在培养学生经济学理论知识和经济学分析能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经济学是一门学以致用的学科，具有极强的社会实践性和问题导向性，特别是宏观经济学相对于微观经济学而言具有更为突出的应用性，在西方发达国家很有经济政策的制定者同时又是著名的经济学家，例如曼昆和保罗·克鲁格曼，往往是在大学和政府机构交叉任职，这表明了宏观经济学确实是一门来源于国民经济运行和管理的实践性学科。由于宏观经济学涉及到复杂多样的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加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处于发展完善中，市场运行机制和管理模式相对于国外还不是很成熟，因此，很多经济问题不同于国外，例如房价、消费者物价指数等等，往往具有特殊的发生背景和形成特点，按照一般经济学原理理解起来比较吃力，而我国高等院校多在大学一、二年级开设宏观经济学基础课，学生的知识储备和实践经验薄弱，理解能力还有待提高，这又为宏观经济学教学工作带来了不少困难，传统满堂灌式的教学方式不利于真正培养学生们经济学思维能力以及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通过着眼于培养学生分析理解能力的研究性教学，可帮助学生科学地理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和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对培养学生的经济实践能力具有积极意义。 研究式教学尚无明确定义，一般认为研究性学习是在教师指导下，从自然、社会和生活中选择和确定专题进行研究，并在研究过程中主动地获取知识、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学习活动。我认为研究式教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研究式教学指的是一种普遍适用的研究性地教，研究性地学，并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贯穿于教学全过程各个环节的新的教学理念与方式。它的特点是适用的普遍性。狭义的研究式教学则是指就某一重大理论问题或现实问题进行专题研究，以增强学员素质，提高学员能力为目标，以研究解决重大理论问题或现实问题为导向的一种新的教学理念与方式。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人们很难将两种方式截然分开的，而是将两者有机结合在一起。 一、课题研究式教学实施过程 高等院校教学目标就是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具有一定理论基础和实践能力的现代化人才，而体现高校教学工作的直接标准就是培养出来的学生能否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创新型人才，创新性直接表现为学生的理解能力、分析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上述能力的培养都离不开在校期间扎实的以研究能力为核心的综合能力培养。下面，结合我在宏观经济学教学实践，就如何开展课题研究式教学谈谈个人体会。 1.课题选择。这里的课题选择不是单纯的学术研究，而是要充分结合教师学期内承担的宏观经济学课程，研究目标都要与你所要讲授本课程的教学内容是有关的。在教学实践中，我承担的宏观经济学课题主要有两个来源，一个是教学本人承担的研究课题，例如教师承担或参与的学校立项课题、部级社会科学基金、自然科学基金课题以及承担的委托课题等；二是要求学生自己选择当前重要的社会经济问题，例如，房价问题、人民币汇率、债务危机等。对于前者，由于教师本人自己承担的课题，熟悉本领域发展前沿和存在的问题，能够较好把握课题范围和发展方向，因此，一般也是由教师本人确定课题方向，让学生们在已有范围内自己选择；对于后者，这些课题都是学生们自己自由选择下来的，学生之间的水平和经验差异较大，影响到所选课题的水平也是参差不齐，因此，教师必须参与到最终课题的选择确定上来。我往往组织学生进行小规模的开题报告，让学生利用短短几分钟时间汇报一下自己选题的原因和想法，教师在这方面必须控制好课题难度，课题是否与课程相关、是否与学生实际水平相适应。通过上述两种方式，就可以大致确定本学期展开研究式教学所需的课题了。 2.课题调研。研究式课题以学生小组为单位展开，小组成员不超过5名。调研需要提前布置，因为在学期初已经就学生负责组织的课题了，在确定教学日历、教学进度安排、考核文件时就应该将课题研究工作结合进来。由于学生普遍缺乏基本的研究基础，经验缺乏，教师应就课题研究工作进行专题讲座，让学生了解研究工作过程、关键环节，特别是前期的文献资料搜集、资料归纳、问题提炼是必须重要讲解的。在我们的教学实践中，学生组织进行课题调研的途径包括：一个是学生利用互联网搜集与课题相关的资料，这部分资料绝大多数是与数据等实证资料；另一个是教师组织学生到学校图书馆查阅图书文献，同时到中国知网等专业性文献检索网站检索文献，也让学生们掌握基本的文献检索方法，积累初步经验，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毕业论文写作奠定一定基础。此外，根据课题的实际需要，我们还组织学生有针对性的开展实践调研，例如组织问卷调查、实地走访等方式。 3.课题讨论。课题分析讨论是课题研究式教学的关键环节，讨论的具体形式、时间安排、点评均由教师主导。在实际组织过程中，首先由教师介绍课题相关的背景知识和前沿课题发展，重点放在目前研究现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和将来可能的创新方向上，然后要求每个小组组长汇报本小组研究过程、研究内容、提出问题和介绍观点，小组其他成员补充意见，其他同学就此课题汇报情况展开讨论，教师在此阶段发言要少，把更多机会让给学生。但教师在此阶段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其作用主要有：调控学生发言，控制课堂时间，让每个人都有充分的机会表达思想，并让发言集中在学术层面；引导学生发言，启发那些在发言和表达思想上有一定困难的研究生，同时就有关背景知识可做进一步补充；发现问题。研究生在课堂上提出的技术途径一般而言都不可能是成熟的，教师应及时发现研究生所提技术途径所存在的问题，促使其做进一步的思考。讨论局限于课堂上，学生们对同一问题的不同观点交锋都可以通过网络学堂“研究式教学”专栏出来。个人的研究文章也在这个期间完成，字数可规定1000字以上。小组集体研究成果和个人研究成果均通过网络学堂“研究式教学”专栏出来。 4.课题总结。经过上面充分讨论交锋，我们发现学生对自己负责的课题显然有了充分的知识积累和信心，这是值得鼓励的，但是，课题研究最终目的还是服务于教学，因此，我们要在最后对课题研究成果进行总结，首先要肯定目前研究中已经取得了进步，特别是要表扬那些能够运用教学课程中基本原理、基本概念解决实际问题的学生，还有能够不囿于已有理论观点大胆提出自己独立见解的学生。在对学生研究成果进行总结时，必须要始终将学生的思考出发点拉回到教学内容上来，例如，我们讨论灾害影响有益还是有害时，可以归结于人们对GDP基本概念的理解，也可从中发现GDP局限性。通过由实践到原理的循环反复，让学生恍然大悟，或由于英雄所见略同而带来极大成就感，所以这些方式适合于学生感性、好奇的特点，可以让学生们更加重视对课程中基本知识的学习以及实际的应用能力。 二、课题研究式教学中注意的问题 1.加强教学团队建设。宏观经济学教学内容极其丰富，而其所联系的社会经济问题更是复杂多变，包罗万象，非常具有挑战性。因此，研究式教学对教师本身提出了更高要求，单独依靠一两个教师承担起来，是不可行的。一个有效的方法就是形成了稳定的教学团队，在团队中不同教师具有不同研究方向和科研基础，有的可能擅长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分析，有的可能更喜欢研究汇率问题，有的擅长于计量模型分析。实践证明，不同专业背景、研究经历的教师组成教学团队的效果会更好。 2.加强教师科研工作。宏观经济学课题研究式教学难度要超出一般意义上的教学方式，主要是因为它要求教师要承担起比平时更多的教学备课任务，不但要熟知教材上的内容，还要熟悉掌握本专业发展前沿问题，了解最新的研究文献，并对研究课题有一定的研究积累，对问题有自己的观点，能够从实践中发现经济学原理的根源，对学生的研究内容、分析方法、观点建议及时给予指导，引导学生按照教学要求有效开展课题研究，既要有一定的自由度和研究空间，又不能任由学生发挥，要时刻体现教学要求。显然，这对教师的科研工作提出更高要求，如果教师没有或很少承担、参与课题研究，就不可能持续关注学术前沿发展动态，深化自己的研究课题，在研究观点和研究方法上就不能有创新，就会大大降低研究式教学的实际效果，导致学生消极参与。 3.加强研究方法指导。在宏观经济学分析方法中最重要的是实证分析法，为此，我们需要在教学工作中注意三方面：第一，在课堂讲授中要求学生掌握最基本的经济变量定义。第二，注意假设条件。我们都知道假设是一种理论所适用的条件，任何理论离开了假设可能就不成立或不完全成立了。学生在学习中往往习惯于现成的答案，满足于对结果的记忆，他们并没有认识到假设的重要性。第三，关注不同理论的表述方法。一般来说，经济理论可以用文字、表格、图形或函数关系来表述。在既往的学习中，数学与经济等理论是分离的，也许一个学生数学学得很好，但在经济生活中究竟有什么意义，他可能不太清楚。比如，曲线的斜率表示什么？它表示不同变量变化之间的关系，正斜率越大，表明横坐标的变化比纵坐标的变化速率要慢，即横坐标的变化对纵坐标的变化不够敏感，或者说是缺乏弹性的。教师可让学生回忆自己所学的数学知识，并对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诸多变量之间的关系产生联想，从而创造性地用几何方法分析更多的经济问题。 4.注意激励与疏导。大学生承担课题研究，既有优势也有不足，优势体现在求知欲强烈，有热情，缺点是经验缺乏，方法不得当，有时由于遇到困难和挫折，情绪低落，缺乏耐心。还有就是个别学生性格比较内向，发言不积极，不愿意接触社会实践，只对理论学习很感兴趣。因此，这就要求教师进行教学设计和安排时，要针对学生特点和可能遇到的困难，设计实施方案和应对措施，根据参与学生的知识基础、性格特征等，对以前研究活动中出现的共性问题进行分析，帮助学生做好知识和心理的准备；同时，要对课题研究的外在环境利弊进行分析，提高研究活动的针对性，减少学生在方案实施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既要辅导学生有关心理学等方面的知识，又要指导与被调查者接近和交谈的方式等。在教学设计时，要尽可能征询与课题有关的政府部门、企业和社会专家的意见，收集相关的资料信息，为学生开展调查研究提供参考资料和便利条件，建立更多针对学生研究课题的调查渠道。 三、结论 课题式研究教学是一种将科研和教学有机结合起来旨在培养学生经济学分析能力、解决问题能力的教学方式，它突破了传统的教师为主导的灌输式教学方式，强调学生的主动参与和亲身体会以及基于目标达成的问题解决。对于教师而言，通过课题式研究教学选择教学内容作为研究课题，在过程中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社会实践能力，真正将教学活动转变为学生为主体的发展过程，以教学促进科研，以科研带动教学，实现了教师与学生、教学与科研共同促进、共同成长的良好循环过程。

公共经济论文:城乡公共经济协调发展的思路与手段 (一)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平衡城乡间各种公共产品的投入,实现城乡之间公共品结构的合理化
农村公共产品与农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存在外溢性经济效果的特性,其供给效率直接影响着农民的正常生活和农民收入的提高。公共产品数量短缺、质量不高是当前农村公共财政领域存在的两大问题。因此,应调整公共财政资源配置格局,着力解决好城乡公共产品供给结构失衡问题,建立城乡一体化公共产品供给体系。
实现教育公平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基本途径和前提,健康是人全面发展的基础,而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是社会公平与公正的体现。当前要落实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缩小城乡义务教育差距,一是尽早确定并落实农村义务教育公用经费的基准定额,不断提高预算内公用经费补助标准和教师收入水平等措施,使农村义务教育保障水平全面提高;二是对贫困、边远学校的资金扶持政策。采取多种途径加强对贫困、边远学校的经费投入,通过设立贫困、边远学校建设专项资金,做到贫困、边远学校建设资金优先安排,重点保证,努力缩小义务教育学校之间的差距。三是对弱势群体学生入学的补偿政策。
高额的医疗费用和农村薄弱的基本医疗体系成为中国农村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目前农村医疗卫生仍面临着投入不足、效率低下、保障缺乏、公共卫生薄弱等主要问题。首先,政府应增加对农村基本医疗体系的支持力度,每年增加的卫生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发展农村卫生事业,要合理安排农村卫生机构经费和建设资金。其次,农村卫生改革的核心是加大乡镇卫生院改革力度,促进农村卫生事业发展。医疗卫生乡镇卫生院是开展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主体,承担着农村预防保健、基本医疗、健康教育等公共卫生职能。三是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为主导,抓住农村基本医疗保障的突破口,重点做好建立新型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扩大新农合制度的受益面,增强新农合制度的普惠性。
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城市社会保障制度,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根据农村社会保障的构成,首先,建立和完善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其他社会保障制度相比,农村低保制度具有更加明显的贫困指向特征,是由政府直接对城市贫困人口给予“兜底”式定期定量救助。因此,实现农村贫困人口最低生活保障的“应保尽保”是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首要目标。为此,应改变主要靠地方筹集农村低保资金的做法,增加中央和省级财政的投入,保证支出需要。其次,重点加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养老保险制度。目前农村医疗保障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以农民自筹为主,财政补助为辅。客观上说,政府的投入水平还是较低,应在此基础上有所提高。通过构建这样的社会保障制度,不仅有利于实现城乡平等,促进社会公平,而且有利于协调城乡关系,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此外,应完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提高保障水平。
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缓慢,基础设施落后是重要原因。为推动农业的持续稳定发展,政府应逐步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当前要抓住新农村建设机遇,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新农村建设的有效切入点。首先,应将农村道路、供电、供水、通信等乡村公益性基础设施的投入,列入各级政府的预算支出范围,改变乡村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主要依靠向农民收费和集资来解决的现状。其次,中央和地方要集中财力,以直接投资的方式,为大中型防洪工程、灌排工程、水资源工程、水土保持工程、防护林工程等方面的建设提供资金保障。第三,推动市政公用事业市场化,带动农村环境建设。以城市供水、供气、公共交通、污染治理为主要内容的市政公用事业改革正在深入开展。要实施城市带动农村,将完善小城镇和村庄基础设施纳入目标,总结已有经验,引导民间资金投入小城镇和村庄,引导城市骨干市政公用企业引领村镇市政公用设施建设和管理。
(二)完善公共资金的投入机制和管理体制,加强对农村公共产品提供的有效监督
长期以来,农村公共资源的使用过程,往往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低下。它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资金的筹措、管理、使用缺乏规范的监督,没有实行专门统一的管理,经常被挪作他用,造成了公共资源的管理混乱;二是政府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中间环节较多,公共资金被一层一层“过滤”,公共产品被层层加价。三是在生产和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过程中,地区之间、部门之间竟相攀比,导致农村公共资源和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低下和增长无序,增加了对农村公共资源的筹集需求,提高了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成本,农民负担加重。因此,必须建立有效的公共产品供给监督机制。其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加强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资金的筹措、管理、使用的监督,实行专门统一的管理;二是减少政府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中间环节,确保公共资金提供到位,提高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三是必须及早完善农村的管理体制,确保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和维护管理,通过建立维护管理的责任制度等手段保证农村公共产品的正常管理和维护。
(三)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机构的服务质量,改善服务机构的人才结构
政府作为传统的公共产品提供者,其行为必然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产生影响。因此,政府必 须加强自身的制度建设,通过建立合理的绩效考核制度防止出现追求“形象工程”的自利短视行为,并及时完善自身的财政体制,及早落实用于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的资金。同时,政府应该加强自身的伦理道德建设,牢固树立“服务为民”的理念,深入农村,具体根据农村的现实对症下药,防止原本不足的农村公共资源的浪费。同时,通过建立各种激励机制促进高学历人才服务农村,进入乡镇工作,一方面可解决农村基层人才后继乏人,改善服务机构的人才结构问题,另一方面可提升公共服务机构的服务质量。
(四)建立农村自治体制,加强农民素质培养。
公共财政是宪法政治下的必然形式,没有民主和法治就没有公共财政。公共资源的配置如果不能体现公众的意愿,结果既不会公平也不会有效率。目前我国农民对财政财务的决策权和民主选举权基本限定在村一级,而且这样的重要权力往往把握在少数人手里。由乡政府专断运用公共支出,或按照农村少数人利益配置公共资源,进行收入分配,这样的公共财政制度效率一定很低。建立农村的自治体制,加强农村居民自治的程度,可以提高农村居民建设和维护公共设施的积极性。同时,农村的居民自治有利于完善村民对于自身需要的公共产品的表达机制,有利于村民自主选择需要的公共产品,防止公共资源的浪费。但是,农村的自治必须与政府的外部调控机制并存。农村自治体制的建立,还需加强农民素质的培养。只有通过加强教育,切实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才能充分表达自身意愿,才能真正将农村现有的公共产品利用率提高,才能真正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二、城乡公共经济协调发展的技术手段研究
(一)公共支出手段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应改变现有的国家财政支出结构,将农村纯公共产品全部纳入国家预算支出范围,由“依靠农民自身”转向“以政府为主”的模式。其支出手段是:一是合理界定各级政府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范围和责任。目前中央应主要从事跨经济协作区的大江大河大湖的治理、农业基础科技成果推广、农业环境保护、农业信急网络建设、农业基础科学研究以及与国防建设有关的民兵建设、与国民素质相关的义务教育等。地方政府应主要从事本区域内的农业基础性及社会效益较显着的项日的投资及管理。二是调整财政和国债投入结构,加大对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增加国债资金用于农业、农村的数量和比重,使农村能够获得较多财政资金,由此为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总量提供资金保障。三是政府在税收、补贴、贴息等方面对民间投资给予优惠和鼓励,以吸引民间资金投向农村。
(二)公共收入手段
提供农村公共物品的资金来源渠道包括财政渠道、市场渠道等。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财政预算内支持农村公共产品生产和建设方面的筹资作用在下降,而地方财政预算内筹资渠道的地位在增强。为此,在财权划分上,要加快地地方税制体系的建设,扩大地方财源,同时建立规范的政府转移支付制度,以平衡各地区的财力差异,实现公共产品供给的均等化。此外,可利用资本市场筹资,或成立旨在推动某项公共产品生产和建设的专项发展基金,或利用减免税收和给予信贷优惠等政策,调动经济组织增加对公共产品生产的投入。
(三)财政投融资手段
资金问题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核心问题。因我国农村地域广阔,且对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较大,仅仅依靠有限的财政投资,往往力不从心。从现实的矛盾和问题出发,统筹城乡关系的重要措施是为农民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形成一个完善的、以公共财政为主体的、多渠道融资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新体制。通观世界各国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经验,大体上有以下几种融资渠道:一是完全在公共财政的制度框架内解决,这是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供给公共产品的方法;二是由政府和私人通过谈判的方式联合供给公共产品,这种公共产品通常可以通过清晰界定产权赋予私人部分收益权;三是由私人提供政府补贴的方式;四是完全由私人或非营利组织提供。现阶段,我市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应坚持政府融资为主,引入民间资本,采取政府与私人供给或由私人供给、政府给子适当补贴的形式,多方面筹集资金,以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大量资金需求。近年来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民营化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特别是东部发达省份民营供给地方公共产品情况较好。大量的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农村公共产品的民营化供给、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率、解放了思想、扩大了供给量。但公共产品供给民营化既需要一定的范围和界限也需要完善的条件作保证。因此,我们应在广泛的推进农村公共产品民营化进程中,具体做到:一是各级地方政府要切实转变观念,拓宽民营化供给的地方公共产品领域;一是切实控制地方公共产品民营化供给的质量和数量,确保民营化供给的地方公共产品满足人民群众的要求;二是加强制度建设,保证我国地方公共产品民营化供给的规范和健康发展。
(四)转移支付手段
财政转移支付对保证农村地区基本公共需要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在实现城乡统一税制的过程中,取消农业税,减轻了农民负担,但也造成政府财政收入的减少,县乡一级农村公共财政的困难。并且,鉴于我国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因此,有必要通过中央、地方事权的重新界定,扩大转移支付的范围,增加转移支付的数量,建立针对农村基层政府的转移支付框架,促进地区间的均衡发展。目前中央对省的转移支付制度正在逐渐向规范化的目标靠近,亟待解决的问题是:进一步加大中央对贫穷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完善省市一级财政对区县的转移支付办法,从而保证基层政府有足够的财力。目前对乡镇政府的一些支出如农村教师工资应实行县级财政统筹,农村的社会保障开支实行省级统筹,以减轻乡镇财政负担;中央应加强对农业的专项转移支付。
(五)公共品提供机制的创新手段
众所周知,一方面是广大农村地区日益膨胀的公共产品需求和农村经济发展对公共产品依赖性的不断增强,一方面是税费改革后形成的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釜底抽薪”之势。目前的关键在于:尽快构筑公共财政框架下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新体制。这一新型供给体制应着眼于以下几个方面:
1、完善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
按照戴维一伊斯的观点,公共决策在本质上是关于社会价值的一种权威性分配活动。目前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多由上级政府部门根据政府政策直接决定,基本上不反映农村居民的真实需求,造成了实践中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的结构失衡问题。这种结构失衡表现有:一是一些见效快、易出政绩的短期公共项目投资建设快,如各类达标升级活动、小康工程等,而许多见效慢、期限长、具有战略性的纯公共产品不大愿意提供或提供得很少。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硬公共产品”,建设很快,而像农业科技推广、农业发展的综合 规划和信息系统等“软”公共产品却不愿提供或提供很少。农村公共产品供需矛盾反映出公共决策不合理导致的社会资源分配的扭曲。因此,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重建,必须首先解决决策权的配置问题。为保证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应采取政府与农民共同决策的模式,它包括“自下而上”的需求表达过程和“自上而下”的主体选择过程、资源配置过程和项目分解与实施两过程。其次,供给什么,供给多少,是由需求决定的。从农民自身的需求出发,保证公共产品供给的有效性,建立农民能够充分表达自己公共需求的机制,由全体村民或农民代表对本社区的公益事业进行民主表决,实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程序上的“自下而上”。既可以使农村推行的“村务公开、财政公开、民主理财”的活动真正落到实处,又可以保证公共资源或公共产品得到合理有效的使用,杜绝贪污浪费的发生。
2、公共产品供给主体选择机制
目前我国农村地区各种层次的公共产品的供给应主要由省以上财政提供,地市级财政适当配套,县乡财政暂时不予考虑。这样做的理由在于:第一,分税制后的省以上财政较为充裕,尤其是中央财政的“两个比重”上升较快;第二,中央、省级机构改革较彻底,财政供养人员大幅下降;第三,县乡机构改革普遍流于形式,改革不够彻底,大多数县乡仍以“吃饭财政”为主,而且,前述分析表明,县乡财政普遍负债严重,根本没有足够的财力提供辖区内的农村公共产品,尤以中西部地区为甚;第四,以村落社会为基本特征的农村社区更不能作为社区性公共产品供给的主体,因为过去几十年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农民为建设国家已经付出的太多太多,现在该是国家建设农村、回报农民的时候了,而不能再让农民自己出资建设家园。 公共经济论文:探讨强化公共经济管理对民生关系影响 一、公共经济管理影响民生的核心作用 优质的公共经济管理,对体现社会公平、改善民生、维护公民权益能够发挥积极有效的促进作用。社会健康成熟发展的显着特征在于,不仅可以实现公共需求的优化提升,还可以做好产品与服务的合理分配。新时期,公共经济发展中全覆盖、优质共享、民生改善的实践目标逐步被重视,以政府组织为核心,全面提供优质公共产品、优化公共服务已经成为核心任务。 发展公共经济可有效满足民生需求,其内涵以及范畴伴随社会发展建设水平的全面提升,持续拓宽,由传统生存需求,逐步丰富至劳动保障、卫生服务、教育管理等综合需求层面,令改善民生逐步变为当前保护民众利益,实现社会文明和谐发展的根本。政府开展公共经济管理阶段中,需要承担优质服务、提供产品、统筹财政支出等重要职能,契合民生需要。因此应由从多层面入手,制定科学有效的服务管理策略,方能真正改善民生,满足大众需求,构建和谐社会,实现持续发展。 二、公共经济管理对民理生的影响 (一)公共产品服务可全面满足民生需求 改革开放进程的持续深入,令民众不再仅仅满足于生存水平的提升,更注重教育、福利待遇等方面的核心需求。而公共经济管理中提供的公共产品服务则较难跟上需求的扩充步伐速率。基于教育、保障服务与医疗事业呈现的外部产品特征,虽然部分内容可以通过私人经济实现,但最为核心有效的供应方仍旧为政府机构。因此,只有政府全面服务社会,优化公共产品管理,方能真正满足大众需求,改善民生。 (二)公共经济职能可推进公平发展 改善民生,并非是部分人群受益,而应是大群体、甚至是整体群众的受益,是全社会生活水平的优化提升,即体现良好的公平性。为此只有借助政府力量,做好市场资源的优化协调,方能实现优化民生。 (三)公共支出能优化市场调节 公共产品的全面供应,需要政府机构提供合理的补助管理模式。由效率以及公平的角度来讲,较为契合的是,政府组织可通过间接生产,扮演好掌舵人的角色,借助市场秩序的有效管控协调,采用有效的支出预算管理规划,对经济实现刺激影响,进而营造公平有序的公共产品管理供应环境,吸引多方参与实践活动,进而通过良好的公共支出模式,实现市场的优化调节。 (四)健全公共财政制度,实现法治化公共经济管理 为优化改善民生,公共财政制度应予以全面完善。当前显着的民生问题在于供应有限,因此应优化调节财政支出体系结构,有效缩减非公共性投入支出,使服务投资向着公共服务的模式发展,并将重点制定为公共教育服务、社会与医疗保障服务,扩充公共投入至民生范畴领域之中,全面给予公共产品服务以有效的支持,方能优化改善民生,实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为完善制度保障,应持续丰富公共事务,合理应对逐步复杂多元的公共问题。政府机构也应持续优化公共经济的实践管理效率,合理应用法律工具,实现公共经济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同时完善法规体系,组织开展规范的公共经济实践活动,将法律体系引入其中,做好公共经济实践与权责职能的明确规范,令公共经济真正的依法、守法,实现预期目标,在制度层面上全面保障民生利益。 三、强化公共经济管理,优化改善民生 为全面改善民生,保障公民利益,公共经济管理还应明确同改善民生的核心联系,并基于改善民生的核心诉求实现优化调节。政府机构应合理转变工作职能,健全公共服务模式,优化公共服务管理。政府应承担起必要的满足民众公共需求的核心职能,将公共资源有效的倾斜至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层面,进而推进社会事业的全面、持续优化与民生的良好改善。 同时,还应提升公共政策的合理公平性,实现科学决策,引入民主化管理,完善群众积极参与制定并监督决策的科学管理制度。应通过全面调研、综合评估、合理决策、有效执行、优化监督管理,通过政策保障推进社会各类资源的合理公平应用与分配。 财权向中央集成、事权下放的管理模式,将令保障事业、服务管理以及公共产品服务较多得由地方政府部门担负。基于其财政能力的限定,以及融资渠道的有限,会对公共事务产生不良影响,降低公共产品服务的整体质量与可靠性。为此,应有效提升民生工程的实效性,通过有效划分、明确权责,做好中央和地方的公共经济良好协调、优质社会管理,承担必要的权责,方能提升公共经济管理水平。再者,为维护大众合法权益,应注重群众诉求表达,拓展政务公开。应在进行公共利益管理以及事务决策制定阶段中,广泛征求民众意见,创建有效的公众表达诉求、传达信息的良好制度,发挥媒体桥梁作用,丰富舆论渠道。民生决策管理中,应真正令大众全面参与,通过开放研讨,明确各方利益需要,全面改善民生,实现科学发展。 四、结语 总之,强化公共经济管理非常重要。我们只有明确公共经济发展同改善民生的客观关系,研究民生经济的重要影响作用,方能真正地体现民意,服务大众,提升公共经济核心水平,实现共赢发展。 公共经济论文:对公共经济学在公共管理类本科中的教学研究 公共经济学作为公共管理类本科阶段的公共基础课,其在公共管理专业教学中的学科地位已经越来越重要。公共经济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它的教学对于提高公共管理类本科毕业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也为不同层次的学生理解与关注公共管理实际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思维模式。〔1〕然而,在公共管理类本科教学实践中,公共经济学的教学实践出现一些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分析与解决将直接影响其教学效果。本文针对公共管理类本科生的公共经济学教学存在的问题,对公共经济学教学问题作出基础性框架分析,可望对公共管理类的公共经济学教学产生一些有益启示。 一、公共管理类本科教学中对公共经济学的学科再认识 公共经济学脱胎于财政学,在与政治学交叉后又分支出了政府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与财政学、政府经济学、当代西方经济学、公共管理学等多个学科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同时与福利经济学、公共政策学、政治学、管理学、伦理学等也有着交叉、渗透和关联。 根据最一般的定义,公共经济学是对经济效率、分配和政府经济政策的研究。这一学科包含的主题相当分散,如应对外部性存在而导致的市场失灵、逃税的动机分析,以及对官僚决策的解释。为了涉及所有这些方面,公共经济学已经从原先仅仅注重研究政府征税和支出,演变为现在关注政府与经济互动的每一个方面。公共经济学试图同时理解政府如何以及应该做出什么决策。〔2〕 新公共管理运动以经济、效率、科学和理性作为公共部门管理的价值取向,凸显管理技术和专业管理在公共部门与公共领域的运用,认为公共部门应引入私人部门的管理方法、模式和思想。〔3〕信息不对称和经济人行为往往使得公共产品提供者抬高公共产品的提供成本,抑或通过权力寻租以谋取部门和私人经济利益,加上政府经济活动的成本软约束带来公共部门高昂的运行成本,致使公共部门效率低下。针对这些弊端,新公共管理的倡导者呼吁必须革新与再造公共管理的流程和模式,于是管理学与经济学开始强强融合,相互渗透。〔4〕基于这样的背景,公共经济学在公共管理类的教学中也因此就显得非常的必要和重要。 公共经济学是以政府或其他公共部门直接配置资源的经济活动及决策过程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经济学分支学科。〔5〕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作为公共管理类公共基础课的公共经济学学科有其特定的属性,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了解它的特定涵义:第一,它是一门经济学,但却不同于传统财政学仅着重制度描述,而注重运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第二,公共经济学研究公共部门直接配置资源的活动,不包括政府使用经济杠杆引导资源配置的间接调控行为;第三,公共经济学研究公共部门活动的决策机制,突显公共产品与公共选择理论的内容;第四,活动的主体是政府,但同时也包括公共企业和其他公共部门。 二、公共经济学在公共管理类本科教学中的问题与成因分析 公共经济学以政府为主体的公共部门的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研究公共部门从事经济活动的方式方法、主要经济效应及其与社会管理目标的关系,研究体系以公共产品和公共选择两大理论作为支柱,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公共收支、预算管理、公债管理、收入再分配和国民经济宏观调控作为主要内容。 目前,在公共管理类教学实践中,公共经济学的教学存在问题较多,如教学目标比较模糊、教学内容与专业特点衔接不够、缺乏专门针对公共管理类的本科教材、教学模式单一、学生知识背景不同造成接受程度不一、考核方式不够科学等问题,不过最突出的问题归结为一点就是公共经济学的教学效果不尽人意。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解释:从学生层面来讲,在学习过程中,公共管理类学生普遍感到这门课程理论性很强,对数学基础要求较高;而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学生文科出身较多,他们对公共经济学中出现的模型公式以及数理推导理解上存在困难,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对政府经济行为及其经济社会效应的正确理解,也因此降低了同学们对公共经济学的学习兴趣。另外,公共经济学的先修课程是西方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公共管理类本科生接受的西方经济学多是在一个学期讲完,而经济类本科生往往用两个学期来讲授,因此公共管理类学生的经济学思维训练和熏陶方面不如经济类本科生那样规范和熟练,加上公共经济学教学内容体系庞大,综合性较强,这也无形中降低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进而影响了教学效果。从教育工作者层面来讲,由于公共经济学在中国尚属一门崭新的学科,多数教师对其教学目标还不是很清晰,对教学内容体系的认识与把握尚不够清晰准确,教学方法的运用还不够科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共经济学的教学效果,阻碍了该学科合理的理性发展。这就要求公共经济学的教育工作者对以上问题进行认真思考,拷问我们现行的教学体制,建构一套完整科学合理的公共经济学教学体系,在此基础上探讨适用于公共管理类本科生的教学方法,以促进公共管理类学生的公共经济学整体教学水平的提高。 三、直面公共管理类本科生的公共经济学教学建议 笔者在高校从事公共管理类本科生公共经济学一线教学多年,从教学实践中有一些切身体会,认为公共管理类的公共经济学教学效率的提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联动: 首先,应根据公共管理类不同专业就业取向制定不同教学目标。例如, 行政管理专业学生就业取向:进入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中介组织从事人事行政管理工作与其它相关管理工作者居多,当然也有诸多选择继续深造。因此,我们可以将行政管理专业的公共经济学教学目标设计为:扎实掌握公共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了解政府在公共收入与公共支出方面的职能及其原理,学会分析政府现行的公共政策目标和原理,着重培养学生敏捷的思维、组织协调能力与良好的沟通交流技巧。公共管理专业学生的就业取向:进入文教、体育、卫生、环保、社会保险、民政、城市管理等行政事业单位从事管理工作,当然也有不少选择继续深造的。因此,该专业的教学目标可设计为:掌握公共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了解政府公共收入与公共支出职能、相关公共政策及其原理,了解政府税收制度和政府管制制度,擅长组织协调、规划及人际交流等。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学生的就业取向:进入政府机关、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民政部门、各级工会组织、大中型企事业单位、社区部门以及非政府组织等从事劳动与社会保障工作与管理,选择继续深造的学生也不少。因此,我们将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公共经济学教学目标设计为:掌握公共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了解政府公共收支职能与原理,掌握劳动与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安排与国家相关政策法规,掌握税收、预算、公债、国家管制等基本原理与制度,着重培养扎实的理论分析能力、良好的社会沟通与实践能力。当然,在总体教学目标上,还应体现多维度,使学生对公共经济学中的基本原理、基本知识及其在现代社会中的应用有较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同时学会观察公共经济问题,培养分析解决实际公共部门运转中存在问题的能力。 其次,不同专业教学内容应灵活设置,体现不同的教学重点。依据公共管理类不同专业教学目标,行政管理专业的教学重点应为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公共支出理论、税收理论、税收制度、预算管理、公共管制、政府间财政关系等内容;公共管理专业的教学重点应为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税收制度、预算管理、公共管制、财政政策等内容;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教学重点应为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公共支出理论、公共收入理论、预算管理、公债理论等内容。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综合运用基本理论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第三,公共经济学教学过程中,要注重把经济活动思维与公共管理问题结合起来。对于本科阶段的教学应该让学生掌握公共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的同时,学会应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公共管理问题。一般公共管理类的本科生都已经学过初级的西方经济学,具备一定的经济学知识,但是并未真正学会运用这些知识分析现实问题,公共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分支学科,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更要注重培养学生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分析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和思维惯性。 第四,必须合理区分公共经济学和公共财政学教学内容方式方法等的不同。我国的财政学教学往往以制度描述为主,教学的重点多是放在用经济学原理分析财政现象上。而公共管理类本科生的公共经济学教学,要凸显公共产品理论与公共选择理论,学科外延上要着重分析如何建立廉洁高效同时又兼有地方与中央两个积极性的政府公共部门,这就需要教育工作者在教材编写与选用时审慎选择。与此同时,也应在公共经济学的考试方式方法与考察重点上有所侧重。 公共经济论文:谈公共经济学与财政学的关系及其发展趋势 【关键字】财政学,公共经济学 一、引言 近些年来,国内某些学者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而以“财政学”(Public Finance)和“公共经济学”(Public Economics)“公共部门经济学”(Public Sectors Economics)等名称命名的译着和着作很多。国内的一些学者,如陈共、平新乔、张馨、高培勇、郭庆旺、杨志勇、华民等都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等学科之间的关系有比较深刻的分析。从国际上看,关于两者关系及其发展趋势的论述比较详细的主要有《公共经济学手册》第一卷,由《国际税收和财政》杂志在 1994年发起的一次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未来发展趋势的特刊及由《公共经济学杂志》在2002年的一次纪念其创刊而由一些顶尖级的经济学家关于公共经济学发展的总结分析。此外,由于引进的西方文献越来越多,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前景的认识也逐渐深入。 二、问卷的评介与分析 本人于2005年元旦前后向全球部分大学的从事财政学或公共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的经济学家就“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关系及其发展趋势”为主题进行了全球性网络调查。我的问题是:“您如何看待财政学(Public Finance)和公共经济学(Public Economics)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前景?”。本次调查受到来自这些经济学家的数十份电子邮件。这些邮件反映了他们对我所做的调查课题的认识。本文就是选取了部分代表性的经济学家的回信(见附录①)和一些经济学家发表的论文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关系和发展趋势进行了简要的评介。 詹姆斯?波特巴教授认为,财政学主要是与税收及其相关问题等筹集收入方面的问题,主要是在税收方面,而公共经济学则包括了大量的与支出政策相关的问题。他认为,医疗保健和医疗援助以及残疾人保险和失业保险都是属于公共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也是他感兴趣的问题,但这些问题不属于财政学的领域。 他附件的文章中研究了公共经济学30年(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末)的发展演变、取得的成就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公共经济学是研究政府经济角色的一门学问。因为这一角色在不断地变化着,所以公共经济学也成为一个持续演变的领域。一些核心问题被持续关注,例如对不同商品的税率结构应该如何设置;而还有一些问题,例如对发达国家老龄人口社会保障体系如何进行改革才是最优等等,最近才成为研究的中心。经济学其他一些分支领域的理论与实证进展为公共经济学提供了新的视野,推动了对其中一些长期存在问题的研究。反之,这一领域出现的问题又推动了新的理论与应用研究。 近30年是公共经济学迅速发展的一个时期。理论和经验上的重要新成果大大提高了我们对诸如各个税种的效率和归宿这样的核心问题的理解,以及对社会保障项目的经济效应以及最优的制度安排的认识。在公共经济学相关经济理论以及支持复杂政策评价的实证分析等两个方面也都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在过去的30年间,公共经济学的各个不同部分的进展有快有慢。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主要的研究进展是经济理论在次优税制设计问题上的应用。在70年代晚期以及80年代,家庭和企业数据库的出现促成了人们对税收激励以及其他因素如何影响经济人行为问题的探索。继而公共经济学的经验研究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很多应用计量经济学家也把他们的研究兴趣转向公共财政问题。90年代,实证政治经济学和相关领域的迅速扩张尤为显着。 公共经济学中的很多应用研究越来越深入,这促使了这一领域里几个二级专门学科的兴起,诸如老年经济学以及教育经济学。这些领域中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不仅关注那些广布于公共经济学范围内的问题,而且也利用其他分支领域发展起来的真知灼见和方法技巧,例如医疗经济学、人口学以及劳动经济学等。 波特巴认为,过去30年发展变化的重大成果有以下几个方面:所得课税对家庭行为的影响;社会保险项目的激励效应;资本所得税的效率和归宿;赤字和跨期财政政策;财政支出的实证政治经济学;最优所得税和税种的设计以及转移支付等。未来有前途的发展领域则包括了:环境经济学和最适次优政策;老龄经济学;私有化和政府的范围;开放经济中的税收和支出政策;最适社会保险项目的设计;征税与家庭和企业的行为;在生命周期视角中的税收和支出项目以及国防经济学等。 罗宾?鲍德威认为,“公共经济学”这个词语是在20世纪70年代被采纳来取代财政学的,这是因为财政学这个词语似乎是太狭窄了。特别是,许多学者认为财政学太多地集中在筹集收入(税收),而公共经济学则是一个范围更加广泛的词语。公共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包括了政府在税收、支出、社会保险和管制等所有的制定政策问题。人们认为财政学这个词语太狭窄了而不能代表本领域的更广范围的研究对象。然而,这两个词语现在都被使用着。他猜测这大概是英语的一般常见问题,有很多词语都有大致相同的意思。 拉本德拉?扎哈认为,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有相当大的部分是重叠的。但是,财政学的研究范围是太狭窄了。财政学几乎是完全研究政府预算的操作(尤其是税收和支出),而公共经济学涉及的更多的是公共部门对经济的干预,它包括了诸如管制和稳定等方面的问题。 财政学权威理查德?马斯格雷夫的《财政理论与实践》是全球各个大学 本科生普遍使用的教材,是财政学的经典着作。马斯格雷夫1959年出版的《财政学原理》提出的财政“稳定宏观经济、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的三职能说成为后凯恩斯经济学政府干预经济的代表观点,是现代财政学的奠基之作。他在回信中指出,他写的《财政理论与实践》是30年前完成的着作,他尽管已经94岁高龄,仍然关注财政学的发展变化。他称,他非常后悔看到了财政体制所发生的显着转变。他那一代人还认为财政的建设性和积极作用是对市场的必要补充,应该尽可能少的干预市场。但是,马斯格雷夫一直坚持不懈地认为,公共物品、公正和有效的税制以及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稳定和增长中的经济作用是在财政学中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基本观点。他认为,“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显然是有着明显差异的。财政学仅涉及到公共政策的财政工具;而公共经济学则包括了贸易政策、反托拉斯政策和各种形式的管制等所有的工具。他也注意到,许多问题可能是需要许多工具才能解决的,所以,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可能不存在显着的差异。同时,还有通过共同的预算政策将一串财政工具合并起来的情况。 马丁?费尔德斯坦称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出现了转型。他认为自己当初入门学习的理查德?马斯格雷夫的《财政学原理》(1959)开启了财政学的新纪元,但是,计量经济学研究方面论述的不足反映了当时该领域的研究状况。同样,马斯格雷夫只是讨论了政府支出的一般原则,其经典着作没有论及政府支出的具体方面,而这也就成为以往30年中公共经济学研究的课题。在论文中,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是交替使用的。 他认为,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财政学理论方面的这些发展其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们在许多重要的财政学问题上,对庞大的专业思想体系进行了分类。尽管它们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是表明了一些早期观点的各种错误,提供了基本的分析见解。第二,他们吸引了一代优秀的大学生转向公共经济学领域;其中大部分学生并没有继续理论研究,而是完善了财政学理论基础,这种新理论的严谨性对他们的实证研究是有益的。 公共经济学方面实证研究的发展将过去30年的研究与以往所有研究区别开来。20世纪60年.代后期与20世纪70年代早期出现了高速计算机、可以依赖的经济计量软件和可读大量数据的机器。这些发展,复杂的经济计量技术和标准装备的大学生对公共经济学实证研究的革命都是关键性的。对税收的计量分析研究成果等实证研究深化了我们关于税收对个人风险影响、税收对公司融资政策的影响以及在经济增长背景下分析税收问题的意义的理解。 财政学研究这种演变的第二个主要方面,一直就是扩大研究主题的范围,它涵盖了政府支出和税收。研究焦点的转移无疑是因为受到政府支出大量增加的刺激。财政学领域因此从研究为基本的政府服务融资的税收转变到公共经济学领域,看到了更宽范围内政府支出的效果。政府支出增加的大部分是为了社会保险项目,公共经济学方面的研究正好与之呼应。社会保障养老金、事业保险、工人的补偿金、老年保健医疗和穷人医疗补助计划的增加给理论和实证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成为研究的主要对象。20世纪70年代,对稳定政策的分析已主要转向宏观领域,更加强调金融政策,而不仅仅研究通过改变预算赤字和盈余的财政刺激的各种变量。然而,财政学研究如何利用税收规定(如投资税收抵免和折旧扣除)以反周期的方式来刺激企业投资。财政联邦主义也成为了公共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即分析这些政府如何选择它们的税收政策和支出政策,更高一级的政府政策(包括地区财政补贴和匹配财政补贴)如何影响这些选择,以及税收和支出方面形成的地区间差异如何影响私人部门的为政府计划的效果。 对于未来的发展方向,马丁教授认为征税和支出问题将继续对公共经济学研究提出挑战。 哈威?罗森的《财政学》目前是全球最受欢迎的教材之一。作为马斯格雷夫和费尔德斯坦的学生,他在其《财政学》教材①的前言中写到:“财政学领域已经与上一代有很大不同了。在理论方面,财政学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将对政府开支和政府的分析用基本的经济理论更加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了。一个主要的例子就是最适税收(optimal taxation)的文献。最适税收就是试图使用标准的经济工具而不是根据一套特别的税制设计原则为政府的财政行为获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在实证方面,最为激动人心的发展就是为了理解支出和税收政策如何影响个人行为和政府本身如何制定政策而广泛应用了计量经济学的工具”。他认为“财政学的发展都是充满着歧义的”。但是他坚定地认为,财政学就是公共经济学或公共部门经济学,是分析政府征税和支出政策的一门经济学学科。 河野正道教授认为,日本的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公共经济学的父母是金融(父亲)和福利经济学 (母亲)。公共经济学研究的是次优、公共物品定价、最适税收、最适补贴和外部性等问题。公共经济学涉及的是效率和微观经济特征的问题。而财政学(日本语) 则在某种意义上涉及的是宏观经济问题。按照他的理解,财政学是金融(融资)学的一部分,是日本语中很传统的财政学(日语)。现在,金融(融资)不仅仅是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的财政学,也是私人企业的财政学。这就是为什么它们使用这些词语的原因。他认为,财政学专门研究政府(公共部门)的融资活动。 此外,法国已故着名经济学家让-雅克?拉丰也认为,公共经济学是研究在经济领域中政府如何干预的一门学科。它是在20世纪50年代由财政学逐步发展起来的,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独立的学科,其标志就是1971年创办了《公共经济学杂志》。 总结几位经济学家的观点,他们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关系的认识也是存在歧义的:(1)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是一回事,都是研究政府作用的,只是题目的变化而已,“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是相互替换使用的。(2)存在传统财政学和现代财政学的区分:传统财政学主要研究政府收入,特别是税收方面,而现代财政学则更多地以政府开支为研究对象。(3)公共经济学是从财政学演变而来的,并且是在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创建的;(4)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有很大不同。财政学研究政府的收支活动;而公共经济学则包括除了政府收支之外的其他方面的问题,比财政学宽广。财政学主要研究的是宏观问题,而公共经济学则侧重于微观问题。 三、借鉴与认识 国外这些学者的观点对我们国内学者认识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有很好的借鉴意义。笔者认为,当代国内的经济学范畴中,“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实际上是一回事,公共经济学和财政学是一脉相承的。首先,无论是研究内容还是在研究方法上已经大致趋同。其次,不论是章节的安排还是对问题的讨论,基本上都是对“国家 (或政府和公共部门)经济活动的研究”,尽管在某些细节上有所侧重,但是,相比古典政治经济学中“财政学”仅仅研究“国家和君主的收入”来说,“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都把研究重点转向了“政府(公共部门)收入、政府(公共部门)支出、政府 (公共部门)财政政策以及政府(公共部门)收支和政策对经济的影响上来”。笔者认为,当代“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都是兼容并蓄的,融合了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因此,当代“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并没有质的区别,而作为名词和概念来说,英文Public Economics能够涵盖更多的经济研究领域和范畴,用它代替英文Public Finance(公共融资)成为“研究国家(政府和公共部门)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的科学” 也是经济学发展的趋势。就像早期的经济学 和现当代经济学,其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也是不同的,甚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经济学”依然是“经济学”。当然,不可忽视的是,随着经济学发展的进程加速,学科之间交融、分化的现象也越来越剧烈。值得注意的是,“公共经济学”对宏观财政政策的研究越来越少,而转向微观基础的研究之中。此外,在宏观经济学中所涉及的有关政府融资问题的讨论也逐渐从“公共经济学”中脱离出去,成为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主要范畴。但是,就此否认“公共经济学”和当代“财政学”的一致性结论,笔者认为可能有失偏颇,毕竟这只是学科发展的演变过程,而没有涉及到理论上质的区别 公共经济论文:公共经济存在的依据 [摘要]本文从需求角度出发探讨公共经济存在的依据,认为公共需求是研究公共经济的逻辑起点,是公共经济存在的根本依据。公共经济提供公共产品满足社会公共需求,并不是源于市场失效,而依赖于其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市场失效只是为公共经济的扩展和延伸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关键词]公共经济;社会公共需求;公共产品 公共经济(public economics)是随着政府经济活动的迅速扩展——从财政收支活动扩大到直接介入生产领域并形成一定规模的公共部门生产,宏观经济学与福利经济学的发展而兴起的、以政府经济行为的效率与公平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学科。传统的财政学主要研究政府的收入问题,与其相比,公共经济学不仅大大拓展了研究领域——增加了政治过程和政府行为的分析、公共支出的分析等,而且改进和完善了研究方法。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些着名的公共经济学大师如马斯格雷夫等纷纷以公共经济替代公共财政(public finance),这种改变意味着财政学科随着经济理论的发展而发展,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一、问题的提出 1.关于公共经济存在依据的两大理论 关于公共经济存在的依据,西方主流观点认为是市场失灵。该观点以福利经济学为基础,以市场失灵为逻辑出发点,把提供公共物品作为公共部门活动的基本内容,把满足社会公共需求作为活动的目的,把公共选择作为公共部门决策的政治过程,形成了以公共产品理论为基础的财政理论。从亚当·斯密开始,英国学者的传统思想认为,市场是主导,而公共部门是一种例外,只有产生特定的市场缺陷才需后者介入。如亚当·斯密认为受多种力量和动机驱使的人类,在“看不见的手”的支配下相互交往,产生合乎社会需要的结果。欧洲大陆经济学家的传统思想尤其是德国经济学家的传统思想,则是从两方面来看经济体制,认为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天生是平等的,如谢夫勒提出了“按比例满足”公共需要和私人需要的规则,但没有成为主流。凯恩斯之后的经济学主流承认现有的经济是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混合经济形式,是以市场失灵或市场缺陷为起点论述公共经济的存在。我国的当代财政学者大多数也持有这种观点,如张馨等学者就从市场失灵出发提出了要构建公共财政框架。该派观点是从供给角度为公共经济寻找理论支持,探讨如何更好地提供公共产品。事实上,市场失灵只是为公共经济的存在提供了一种可能,但并不是必然,而公共产品只是公共需要的表现形式,以其作为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是存在缺陷的,这在后文中将加以详细论述。 关于财政存在的依据另一种观点是由社会公共需求论提出的,该派学者认为财政存在的依据是社会公共需求。这一流派,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和共鸣,何振一是社会共同需要论的提出者。他指出:“所谓‘社会共同需要’,区别于生产单位、集团和个人的需要,但不是这些需要的简单加总,而是马克思所说的一般需要。它是‘社会’的共同需要而不是任意的‘共同需要’。”他认为:“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为满足社会公共需求而形成的社会集中化的分配关系,这就是财政范畴的一般本质或内涵……”社会共同需要论在80年代初期风行一时,很快就冷却下来。这是由于在当时的经济体制下,没解决财政的“公共性”与“阶级性”同一的问题,但它以“公共性”问题作为核心问题来研究,具有很重大的意义。随着市场经济在我国的逐渐确立,我国财政学者开始探寻传统的财政理论与西方公共财政论的共同点,力求找到一个最佳切入点实现双方的融合。在这种背景下,社会共同需要论又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考,有的学者认为“共同需要说实际上是建立在公共产品理论基础上的”,“90年代之后,共同需要说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有的学者则假设“在共同需要论的基础上发展公共财政论很可能是中国财政学的发展趋势”。 2.本文观点 本文认为,公共经济存在的根本依据是满足社会公共需求。我们试图从需求角度即从社会公共需求出发来分析公共经济存在的依据。基本逻辑认为:社会公共需求的客观存在是公共经济存在的依据,公共经济提供公共产品满足公共需要,而市场失效仅仅为公共经济的扩展和延伸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这里提到的社会公共需求不同于社会共同需要论的关于社会公共需求的定义——其理论基点认为财政是一种分配关系,而现代财政理论已经普遍认可马斯格雷夫的财政具有三大职能的观点,本文研究的社会公共需求是一种集体性消费,具有了新的内涵,有了新的发展。 人类社会的需要,可以分为私人需要和公共需要两大类型。前者是指作为社会公众集体中的个体对产品和服务的需要,消费者通过支付货币购买商品和服务得到满足,这种需要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我们首先采用排除法对社会公共需求进行定义,即公共需要是相对于私人需要而言的,是除私人需要以外的需要。显然这个定义忽略了公共需要源于私人需要这一特性,也没有揭示出公共需要所具有的本质特征。因此,我们对这个定义作初步地补充: 一是公共需要源于私人需要,并且是私人需要的有机合成的集合体(不是私人需要的简单加总)。 二是社会公共需求是社会公众的共同需要,与私人需要相对应,公共需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所谓非竞争性是指对于任意一个给定的需要水平,增加额外的一个消费者不会引起为满足公共需要提供的产品的成本增加,即消费者人数的增加引起的边际成本为零。非排他性是指某些人公共需要的满足并不排斥其他人公共需要的满足。 社会公共需求是指公共部门主要是政府以公共产品形式来满足的共有需求。它是共同的私人需要的集合体,通过公共产品来表现,是一种集体性消费。对应于私人需要通过私人产品来满足,公共需要通过公共经济提供公共产品来满足。它可以分为同质性和异质性的社会公共需求,前者是指拥有共同利益——根本利益和具体利益一致形成的需求共同体;后者是相对于同质而言,是指拥有共同的根本利益,不同的具体利益,多个子集团所组成的集团的需求。社会公共需求在不同社会阶段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不同,为了研究的方便,本文主要讨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公共需求。 二、满足社会公共需求是公共经济存在的根本依据 1.公共需求与公共经济 (1)公共需求与公共产品 需求是对物或服务的一种欲望,社会公共需求是政府以公共产品形式来满足的共有需求,公共产品只是公共需求的表现形式。正如前面提到的,需要一般可以分为私人需要和公共需要,产品也可以相应地划分为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私人产品是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产品。公共产品根据其范围不同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公共产品即纯公共产品,具有消费上的严格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广义的公共产品,除纯公共产品外,还包括具有不完全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或二者至少有一种存在的产品。结合公共需要的特征很容易得出私人产品不能用于满足社会公共需求的结论。 共同的私人需求的有机组合构成了社会公共需求,社会公共需求通过公共产品来表现,公共产品可以满足私人需求,但当公共产品对应于社会公共需求的满足时,其目的具有公共性,不能拿公共产品用于私人目的。社会公共需求必须由公共产品来满足。一是公共产品的性质决定了其具有满足社会公共需求的本质特征,这使得公共产品所固有的职能在于满足社会公共需求;二是私人不可能也不愿意(不含有政治目的)提供公共产品。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人类对公共产品的需求,这种公共需要的存在,才导致了政府的产生和形成。韦伯和马克思都从公共工程的组织角度阐明了政府存在的原因。边际革命发生后,人们更是逐渐意识到,政府的活动也能带来效用。萨缪尔森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中对公共产品的最优供给给出了一般均衡的解释,并指出在满足一些条件的情况下,由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可以达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 (2)公共需求和公共经济 人类与动物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在于人类社会的组织要比任何动物世界复杂得多。正如亚当·斯密强调指出 的,人类社会组织的一个显着特点是分工。经济社会以来,从来没有过私人有效提供公共产品,绝大多数公共产品是由政府提供的,相反是人类自身瓦解了公共供给方式,在私有制产生以前,共同需求——人类的根本需求和具体需求是一致的,私有制产生以后,私人需求才从共同需求里独立出来,在生产力发展到有剩余产品的时候,才产生了对某个物件的独占意识。人类社会的进步在于不断分化、分工,公共权力分散,但公共需求一直客观地存在着。 从公共产品提供的主体看,可以分为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其中私人部门即指市场,而公共部门狭义来说指政府,广义来说除政府外,还包括某些具有共同利益的集团、团体和组织,如民间组织和国际性组织。作为不同的主体,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在理论上都具有参与公共产品配置的可能,但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市场更加注重追求效率,市场不能或不愿承担的责任逐渐由政府承担,公共部门提供公共产品满足公共需要和市场提供私人产品是专业化分工所决定的,是一种自然属性,是分工规律演变使然。 2.同质性与异质性公共需求的存在形成了公共经济的多层次性 由于个人在收入、文化、信仰和地区等方面的差异,公共需求有群体性差异,难免形成利益集团,整个社会资源是被瓜分的。基于此,社会公共需求可以分为同质性和异质性的社会公共需求,前者是指根本利益和具体利益一致形成的需求共同体,体现了社会需求的公共性,其实质反映了社会全部成员的共同意志;后者是指拥有共同的根本利益而具体利益不同,多个子利益集团所组成的利益集团的需求,它源于社会需求的私人性,即社会需求首先要能够体现私人的需求。正是因为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具体利益相异,所以有必要选择一种机制去协调各种不同利益之间的冲突。暴力机制在现代社会是不文明的;阴暗机制扰乱社会的稳定,是非理性非道德的;社会机制缺乏权威性;市场机制在协调上力量不足;现代政治机制具有强制性和文明性,对少数人执行强制统治,文明的一面体现在民主机制上,在直接民主制下,各个利益集团可以直接投票表达自己的需要,这种方式适应于小范围如社区内;在代议民主制下,通过选择人代表表达自己的偏好,在既定的投票规则下协调利益冲突。可见,政治机制相对而言是最优的,但并不排除其它机制的共同使用。这表明公共需求是公共经济存在的依据。 前文已经论证公共需求是公共经济存在的依据,那么在存在同质性和异质性需求的情况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将如何分工呢?事实上,由于公共需要的同质性和异质性的存在,公共经济也具有层次性。关于公共经济的分权代表性理论有:一是蒂布特的“以足投票”模型,该理论首先从公共产品入手,假定居民可以自由流动,具有相同偏好和收入水平的居民会自动聚集到某一地方政府周围,居民的流动性会带来政府间的竞争,一旦政府不能满足其要求,那么居民可以“用脚投票”迁移到自己满意的地区,结果地方政府要吸引选民,就必须按选民的要求供给公共产品,从而可以达到帕累托效率。其实,公共产品只是表达公共需要的媒介,政府采取的行动的逻辑起点不是公共产品而是如何满足公共需要,只有需要得到有效满足,官员的选票才可能得到最大化。二是奥茨在《财政联邦主义》(1972)一书中,通过一系列假定提出了分散化提供公共产品的比较优势,即奥茨“分权定理”:对某种公共产品来说,如果对其消费涉及全部地域的所有人口的子集,并且关于该公共产品的单位供给成本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相同,那么让地方政府将一个帕累托效率的产出量提供给他们各自的选民则总是要比中央政府向全体选民提供的任何特定的且一致的产出量有效率得多。因为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接近自己的公众,更了解其所管辖区选民的效用与需求。也就是说,如果下级政府能够和上级政府提供同样的公共产品,那么由下级政府提供则效率会更高。有关公共经济分权理论的解释,除此之外,还有斯蒂格勒的“菜单”理论和布坎南的分权俱乐部理论等。 从性质上看,社会公共需求从本源上可分为同质性与异质性需求。同质性的公共需求容易推断由较高一级的政府来满足,尤其是全国性的同质性需求,由中央政府来满足;异质性公共需求的存在要求提供独特的公共产品,如果中央政府对社会公众具有完全信息,那么它就能有效满足这两种公共需求,而现实经济生活中中央与公众之间是信息不对称的,地方政府相对而言具有信息优势,更容易了解民众信息和需求,特别是在联邦政治市场,政府官员任命的程序是民众选举的,选民的意志得到了很好的表达,官员对民众的偏好比较了解,能更好的满足异质性公共需求。可见,一般而言,中央满足同质性公共需求,地方政府满足异质性需求,这就形成了公共经济的层次性。 三、市场失灵为公共经济的扩展提供了可能 1.市场失灵与公共经济 市场失灵是指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无法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情况,原因是当商品或服务的边际社会收益与边际社会成本不匹配时,市场无法或不愿意提供该类产品或服务或提供的数量不能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是一种资源的无效配置状态。一般而言,市场失灵的具体表现有四点:一是垄断;二是信息不对称;三是外部性;四是公共产品的存在。 简单来说,市场失灵一般有两个原因,即市场势力和市场的不存在。(1)市场势力,如果某些人和厂商是价格制定者,那么资源配置一般是低效率的。因为一个拥有市场势力的厂商可能会通过减少供应的方式将价格提高到成本之上,这样用于商品生产上的资源变得不充分了,帕累托最优遭到破坏,出现市场失灵。只有当消费者和生产者都成为价格接受者的时候,福利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才得以成立;(2)市场的不存在。对一种商品来说,如果市场不存在,那么很难预料市场能够有效配置资源。实际上对某些商品来说是不会有市场的(如贫困保险,因为其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由于市场的不存在而可能出现的另一类低效率就是外部性,即一个人的行为以一种现存市场以外的方式影响到另一个人的福利的情形。 垄断、外部性、信息不对称的存在,都对公众私人需求的满足形成了威胁,而这种威胁却是私人部门很难化解的,于是对于化解此类威胁的需求形成了一种较为隐晦的公共需求,它不同于作为满足公共需求直接表现的公共产品,它的需求层次更高,但却是维护整个经济体持续稳定发展,即最高层次的同质性公共需求的保证。依据公共需求而存在的公共经济,可以从某种程度上满足这两种公共需求。 2.市场失灵为公共经济的扩展提供了可能 市场存在失灵并不意味着必然要由公共经济来弥补,市场失灵下的公共需求也并非必然以公共经济的方式来予以满足。在不同经济体、不同经济领域中市场失灵的程度不同,对公共需求的满足造成的影响也不同,因此存在多种弥补方式。对于公共部门而言,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公共需求的满足可以选择通过公共经济来实现,或者通过第三部门来解决。 从市场运行的角度出发,垄断的存在破坏了市场有效竞争的机制,损害了消费者的福利,对于一个国家而言破除垄断保证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转也是对公共需求的满足,尽管此类公共需求并不像教育或者国防那样属于显而易见的公共需求,但却影响着每一个个体需求的满足。如果是市场势力形成的垄断,公共部门可以选择通过法律的形式来对其进行打击,或在保证 企业一定利润的情况下实行政府限价;对于存在自然垄断的行业,可选择由公共经济进入,或实行由公共部门生产并提供或实行市场化生产由公共部门提供这两种方式。 对于公共产品而言,其本身即直接用于满足公共需求。纯公共产品毫无疑问地要通过公共经济的方式来提供,但可以以市场的方式来进行生产。对于混合公共产品而言,就存在混合提供的问题,要视公共产品的种类和性质来确定公共经济和市场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对于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而言,情况比较复杂,既可以通过公共经济的方式来解决,也可以通过市场自由交易,如在满足“科斯定理”的情形,可以通过界定产权来解决。如外部性中最常见的污染问题,既可以通过公共经济征收“庇古税”的方式,也可以在市场交易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而信息不对称更是如此,既可以通过立法来强制披露,或保证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弱势一方的利益,也可以通过公共经济的方式收集并信息。 由此可以看出,存在市场失灵情况下,对于公共需求的满足方式是多种的,并不必然需要由公共经济来满足。换而言之,市场失灵仅为公共经济的扩展提供了可能而非必然。而公共经济本身具有的一些特点如强制性和规模优势,使公共经济满足公共需要这种可能性最大可能地变为现实性。公共经济不是替代市场,而是市场无法直接配置资源的领域和市场无效、低效的领域,是市场效率无法波及的具有市场缺陷的领域。 3.公共经济的扩展是以公共需求的扩展为依据的 100多年来在世界范围内,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机制日臻完善,近几十年里,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市场机制也在不断的发展,而同时各国公共经济的规模和范围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扩张,这并不是因为市场失灵的程度和规模日益加深,而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公共需求的规模越来越大、层次越来越复杂,使得为满足公共需求而存在的公共经济持续扩展。满足公共需求的产品[1],其需求的收入弹性大于1。也就是说,随着社会进步与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对满足公共需求的产品数量和质量的需求越来越高,而这种产品已经越来越趋于非生活必需品。当一个群体的收入超过一定水平,其公共需求就会变得越来越重要,范围也会越来越大,层次也会越来越复杂。 此外,私人部门的日趋完善,使得原有的一部分公共需求可以在市场中得以满足,但又使得一部分原来由市场满足的需求转化为要由公共部门来满足,同时伴随着私人部门的发展引致而来的公共需求骤增。公共经济的扩展也就在所难免。公共经济的扩展同公共经济的存在一样是由公共需求决定的,市场失灵只是为公共经济的扩展提供了契机,而不是公共经济存在和扩展的必然因由。 公共经济的存在、发展和扩张都是建立在满足公共需求的基础之上的。公共经济的范围以及公共经济对市场的影响程度也要以公共需求的满足为限,一方面从公共部门的历史演变来看,公共需求一直客观存在,市场失灵只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才出现的;另一方面当今的经济学研究主流是从需求角度出发,以公共需求为逻辑起点,研究如何更好地满足公共需求也成为公共经济的主题之一。可见,虽然市场失效为公共经济的存在提供了可能,但根本性、永续决定的是公共需求。 公共经济论文:论公共经济管理理论研究述评 公共经济管理是在公共经济学拓展和丰富传统财政学研究主题而形成新的学科范式、新公共管理运动掀起的管理主义浪潮在公共部门日益盛行的学术背景下形成的。它是一个多重理念、价值、工具和方法的总和，也是一个多学科交叉重叠、相互渗透的综合研究领域。公共经济管理是为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包括非营利组织、公共企业等主体对自身及授权干预的经济活动的管理。这种管理应体现对公私部门互动方式和范围的合理性考量。当前公共经济学、管理学的理论和研究路径构成了公共经济管理研究的理论来源与基本思路。公共经济管理作为一个新兴研究领域在理论体系、主要议题的问题导向性研究以及实证分析方面还有待于充实和提高。随着实践和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公共经济管理必将朝着更加成熟、完备和规范的学科体系转变。 一、公共经济管理研究产生的背景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公共经济学概念和体系形成，新公共管理运动在全球范围内兴起的时期。在经济学和公共管理学界深入探讨政府在市场中的角色、公共部门转变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方式的特定背景下，这两股学术潮流齐头并进式的发展深刻影响了政府参与和管理经济活动的模式。如果说公共经济学体系的形成拓展了财政学关于政府行为的研究范围、夯实了经济学的理论基础，那么以强调竞争和效率、“引私入公”为主要特征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则是管理主义在公共领域的强力渗透和推进。 继20世纪30年代初的大危机颠覆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信条，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又暴露出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的局限。在对两个理论极端的追从中得到教训的学者和政策实践者们，开始辩证地看待两者的功能和关系，并努力寻求它们之间的合理边界。虽然市场失灵不是政府干预经济的必然理由，政府本身也存在失灵，但在纠正市场失灵更有效的机制出现之前，公共部门是唯一可能的选择。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正如瓦格纳定律所揭示的那样，人们对公共产品和服务质量与数量的需求不断上升，而经济活动与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则日益增强。伴随着公民意识的逐渐觉醒，民众对社会价值公正分配的呼声渐高。这都导致公共部门干预经济活动的范围和程度大大超过了以往。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更是让世界各国不约而同地加强了对宏观经济的干预力度。公共部门参与经济活动和管理社会事务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展，极大地考验着政府经济管理的总体能力 ，使公共经济管理的重要性得到前所未有地加强。英国学者吉姆·汤尼森指出，在新形势下，政府的总体能力，尤其是政府的经济管理能力是一个经济体成功与否的关键。经济环境的快速变化给公共管理带来巨大挑战，包括政府在内的公共部门迫切需要建立一套有关经济管理的新理论范式，以有效回应这些挑战。 在学术背景上，公共经济管理研究的开端和发展受到新公共管理运动掀起的管理主义 浪潮的深刻影响。管理主义以经济、效率、科学和理性作为公共管理的价值取向，强调管理技术和专业管理角色在公共领域的运用，主张公共部门仿效私人部门的管理方法、模式和思想。如果把经济学对其他社会学科的普遍渗透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则管理由于其在实践中的广泛性和普遍性，也不断为其他学科提供新的理论基础和研究路径，是名副其实的“管理学帝国主义” 。新公共管理运动开创的以管理替代行政的趋势，各种以管理命名的学科如雨后春笋般兴起，还有高校里开办的数目繁多、规模庞大的管理学院，都是管理主义盛行的明证。管理已成为继土地、劳动和资本之后的“第四要素”，极大地促进了经济活动的绩效 。 管理学和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领域的两大主力学科，也出现了交叉融合的局面，且融合交叉的范围、领域、层次都有所扩展。在经济管理领域的研究大都兼有经济学与管理学的两栖性，几乎难以分清其为纯粹的经济学和纯粹的管理学 。一个简单的 公共经济论文:公共经济学在公共管理类本科中的教学研究 公共经济学作为公共管理类本科阶段的公共基础课，其在公共管理专业教学中的学科地位已经越来越重要。公共经济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它的教学对于提高公共管理类本科毕业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也为不同层次的学生理解与关注公共管理实际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思维模式。然而，在公共管理类本科教学实践中，公共经济学的教学实践出现一些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分析与解决将直接影响其教学效果。本文针对公共管理类本科生的公共经济学教学存在的问题，对公共经济学教学问题作出基础性框架分析，可望对公共管理类的公共经济学教学产生一些有益启示。 一、公共管理类本科教学中对公共经济学的学科再认识 公共经济学脱胎于财政学，在与政治学交叉后又分支出了政府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与财政学、政府经济学、当代西方经济学、公共管理学等多个学科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同时与福利经济学、公共政策学、政治学、管理学、伦理学等也有着交叉、渗透和关联。 根据最一般的定义，公共经济学是对经济效率、分配和政府经济政策的研究。这一学科包含的主题相当分散，如应对外部性存在而导致的市场失灵、逃税的动机分析，以及对官僚决策的解释。为了涉及所有这些方面，公共经济学已经从原先仅仅注重研究政府征税和支出，演变为现在关注政府与经济互动的每一个方面。公共经济学试图同时理解政府如何以及应该做出什么决策。〔2〕 新公共管理运动以经济、效率、科学和理性作为公共部门管理的价值取向，凸显管理技术和专业管理在公共部门与公共领域的运用，认为公共部门应引入私人部门的管理方法、模式和思想。〔3〕信息不对称和经济人行为往往使得公共产品提供者抬高公共产品的提供成本，抑或通过权力寻租以谋取部门和私人经济利益，加上政府经济活动的成本软约束带来公共部门高昂的运行成本，致使公共部门效率低下。针对这些弊端，新公共管理的倡导者呼吁必须革新与再造公共管理的流程和模式，于是管理学与经济学开始强强融合，相互渗透。〔4〕基于这样的背景，公共经济学在公共管理类的教学中也因此就显得非常的必要和重要。 公共经济学是以政府或其他公共部门直接配置资源的经济活动及决策过程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经济学分支学科。〔5〕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作为公共管理类公共基础课的公共经济学学科有其特定的属性，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了解它的特定涵义：第一，它是一门经济学，但却不同于传统财政学仅着重制度描述，而注重运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第二，公共经济学研究公共部门直接配置资源的活动，不包括政府使用经济杠杆引导资源配置的间接调控行为；第三，公共经济学研究公共部门活动的决策机制，突显公共产品与公共选择理论的内容；第四，活动的主体是政府，但同时也包括公共企业和其他公共部门。 二、公共经济学在公共管理类本科教学中的问题与成因分析 公共经济学以政府为主体的公共部门的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研究公共部门从事经济活动的方式方法、主要经济效应及其与社会管理目标的关系，研究体系以公共产品和公共选择两大理论作为支柱，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公共收支、预算管理、公债管理、收入再分配和国民经济宏观调控作为主要内容。 目前，在公共管理类教学实践中，公共经济学的教学存在问题较多，如教学目标比较模糊、教学内容与专业特点衔接不够、缺乏专门针对公共管理类的本科教材、教学模式单一、学生知识背景不同造成接受程度不一、考核方式不够科学等问题，不过最突出的问题归结为一点就是公共经济学的教学效果不尽人意。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解释：从学生层面来讲，在学习过程中，公共管理类学生普遍感到这门课程理论性很强，对数学基础要求较高；而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学生文科出身较多，他们对公共经济学中出现的模型公式以及数理推导理解上存在困难，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对政府经济行为及其经济社会效应的正确理解，也因此降低了同学们对公共经济学的学习兴趣。另外，公共经济学的先修课程是西方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公共管理类本科生接受的西方经济学多是在一个学期讲完，而经济类本科生往往用两个学期来讲授，因此公共管理类学生的经济学思维训练和熏陶方面不如经济类本科生那样规范和熟练，加上公共经济学教学内容体系庞大，综合性较强，这也无形中降低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进而影响了教学效果。从教育工作者层面来讲，由于公共经济学在中国尚属一门崭新的学科，多数教师对其教学目标还不是很清晰，对教学内容体系的认识与把握尚不够清晰准确，教学方法的运用还不够科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共经济学的教学效果，阻碍了该学科合理的理性发展。这就要求公共经济学的教育工作者对以上问题进行认真思考，拷问我们现行的教学体制，建构一套完整科学合理的公共经济学教学体系，在此基础上探讨适用于公共管理类本科生的教学方法，以促进公共管理类学生的公共经济学整体教学水平的提高。 三、直面公共管理类本科生的公共经济学教学建议 笔者在高校从事公共管理类本科生公共经济学一线教学多年，从教学实践中有一些切身体会，认为公共管理类的公共经济学教学效率的提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联动： 首先，应根据公共管理类不同专业就业取向制定不同教学目标。例如，行政管理专业学生就业取向：进入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中介组织从事人事行政管理工作与其它相关管理工作者居多，当然也有诸多选择继续深造。因此，我们可以将行政管理专业的公共经济学教学目标设计为：扎实掌握公共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了解政府在公共收入与公共支出方面的职能及其原理，学会分析政府现行的公共政策目标和原理，着重培养学生敏捷的思维、组织协调能力与良好的沟通交流技巧。公共管理专业学生的就业取向：进入文教、体育、卫生、环保、社会保险、民政、城市管理等行政事业单位从事管理工作，当然也有不少选择继续深造的。因此，该专业的教学目标可设计为：掌握公共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了解政府公共收入与公共支出职能、相关公共政策及其原理，了解政府税收制度和政府管制制度，擅长组织协调、规划及人际交流等。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学生的就业取向：进入政府机关、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民政部门、各级工会组织、大中型企事业单位、社区部门以及非政府组织等从事劳动与社会保障工作与管理，选择继续深造的学生也不少。因此，我们将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公共经济学教学目标设计为：掌握公共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了解政府公共收支职能与原理，掌握劳动与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安排与国家相关政策法规，掌握税收、预算、公债、国家管制等基本原理与制度，着重培养扎实的理论分析能力、良好的社会沟通与实践能力。当然，在总体教学目标上，还应体现多维度，使学生对公共经济学中的基本原理、基本知识及其在现代社会中的应用有较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同时学会观察公共经济问题，培养分析解决实际公共部门运转中存在问题的能力。 其次，不同专业教学内容应灵活设置，体现不同的教学重点。依据公共管理类不同专业教学目标，行政管理专业的教学重点应为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公共支出理论、税收理论、税收制度、预算管理、公共管制、政府间财政关系等内容；公共管理专业的教学重点应为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税收制度、预算管理、公共管制、财政政策等内容；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教学重点应为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公共支出理论、公共收入理论、预算管理、公债理论等内容。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综合运用基本理论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第三，公共经济学教学过程中，要注重把经济活动思维与公共管理问题结合起来。对于本科阶段的教学应该让学生掌握公共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的同时，学会应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公共管理问题。一般公共管理类的本科生都已经学过初级的西方经济学，具备一定的经济学知识，但是并未真正学会运用这些知识分析现实问题，公共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分支学科，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更要注重培养学生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分析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和思维惯性。 第四，必须合理区分公共经济学和公共财政学教学内容方式方法等的不同。我国的财政学教学往往以制度描述为主，教学的重点多是放在用经济学原理分析财政现象上。而公共管理类本科生的公共经济学教学，要凸显公共产品理论与公共选择理论，学科外延上要着重分析如何建立廉洁高效同时又兼有地方与中央两个积极性的政府公共部门，这就需要教育工作者在教材编写与选用时审慎选择。与此同时，也应在公共经济学的考试方式方法与考察重点上有所侧重。 公共经济论文: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公共经济政策分析 摘要　政府需要根据本国资源禀赋和产业竞争力的实际制定和执行灵活的公共经济政策，以使本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这方面，美国公共经济政策的变迁为我们提供了榜样。文化产业具有特殊战略地位，它有助于民族文化和价值观的传播与继承，符合国家长远利益的比较优势产业和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政府应通过发挥主导作用提高我国文化产业的竞争力；中央和地方政府应根据文化产业发展规律，制定文化产业发展战略。 关键词　文化产业；政治经济学；发展战略 发达国家提升国民经济竞争力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和竞争力，围绕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目标相机制定公共经济政策。他们的经验表明，适当的制度与法律、国家行政与对外政策，是在国家福利上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支持。现在，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发达国家改善国民经济结构、主导全球经济的战略产业，因此，在公共经济政策的视角下分析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非常重要。 一、公共经济政策的作用：以美国为例 在中国的经济学教科书中，普遍推崇英美的自由市场模式。因此，通过对美国在不同时期的公共经济政策的变迁(经济组织形式、经济政策和战略产业)进行回顾，可以加深我们对公共经济政策作用的认识。 (一)自由竞争时期美国的公共经济政策。最开始，作为美国雏形的十三个北美殖民地是英国的海外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殖民地在经济势力壮大后，抓住英国对北美公共经济政策的失误发起了独立战争。美国实现独立后，英国在相当长时间内对美国实行技术封锁，试图使美国继续扮演以前的角色。这时，美国南北双方对产业选择的不同导致的经济利益和政治观点的差异逐渐无法调和，于是，爆发了南北内战。之后，获胜的北方用其工商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统一了国内市场。当时美国的重点产业是钢铁、木材加工、纺织和日用工业品。美国国力、工商企业经营实力和经营范围的有限性，使得美国对外宣称“门罗主义”。在自身没有实力对全球事务进行干涉之前，试图避免其他强国对自身的潜在势力范围的侵蚀。这时，美国的工商企业组织形式是中小型的私人业主式。内战之后，随着国内市场的统一，促使企业组织形式逐渐向所有者和经营者相分离的方向发展。在这一时期，政府主要扮演“守夜人”的角色。 (二)垄断竞争时期美国的公共经济政策。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工商企业的组织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各个产业分别由寡头瓜分。寡头们通过操纵市场价格、收买政府官员、资助政治选举等方式给社会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于是，美国开启了进步时代，通过政治与行政的区分、完善文官制度、管制垄断行动，促使社会在经济发展中保持进步。在这一时期，美国大力开拓海外原料和商品市场，抛弃“门罗主义”，推行“门户开放政策”，借助日趋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参与国际经济竞争。这一时期，美国的重点产业是汽车、钢铁、化学和日用工业品。 (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美国的公共经济政策。二战后，美国累积了超强国家实力，具有了维护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实力和责任感，通过“马歇尔计划”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重组了世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美国工商企业的组织形式初步具有了现代跨国公司的雏形，主要通过国际贸易主导国际经济体系。与之相配套，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重点转向了主导国际经济组织的建立和运行，通过关贸总协定(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主导世界经济秩序。对内公共经济政策则是通过推行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和“伟大社会计划”维护社会稳定。这一时期，美国的重点产业是汽车、石化、化学、生物、军工和航天产业。 (四)金融资本时期美国的公共经济政策。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胀”使美国政策制定者认识到，国内市场和现有的国际市场体系无法满足生产能力的增长和承担社会福利支出压力。于是，一场致力于提高大型工商企业国际竞争力、减轻国内福利负担的运动被发起，30多年来备受冷落的经济自由主义被奉为新的政治经济学。这场运动就是当时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里根总统为代表的新公共管理运动。这场运动的核心是追求资源配置效率，破除国内福利政策的桎梏，为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追求效率扫清障碍。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是：基于双重标准推动开放的国际市场体系的建立，督促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运动，有选择地实现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利用资本市场确立和扩大自身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美国的国内公共经济政策是：削减社会福利支出，推动政府瘦身，在政府管理中引进企业管理的方法。这一时期，美国的重点产业是金融服务、电子信息、军工与航天、文化产业、高等教育和大众餐饮娱乐业。 二、美国公共经济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一)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在20世纪之前，主流经济学教科书并非如今的面目，多为“政治经济学”著作或教科书。政治和经济从来都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前面部分的回顾，应该说有助于我们认识到这一点。美国经济政策的变迁较为清晰地演绎了政治与经济之间的互动，通过这种互动，美国的经济组织形式、重点产业和政府的内外经济政策达到了高度的协调。我国的经济学教科书并没有为我们奉献完整的政治经济学，而是经过了选择的经济学，我们从中无法得知国家利益是否存在、是否需要维护以及如何维护。 (二)国际经济的主导权与纵向竞争优势。对“比较优势”理论的推祟，使得我们忽视了国际经济竞争中的主导权，迷失了我们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丧失了对经济安全和国家利益的敏感性。在目前的国际经济分工中，发展中国家贡献了主要的资源、市场和劳动力，分享的利润份额却与之不成比例。发达国家对高科技的封锁、品牌的占有和对国际经济组织的主导保证了他们可以用最少的资源取得最多的利润。目前的国际经济竞争实质上以纵向竞争为主，即占优势地位的国家与在产业分工中处于末位的国家进行竞争。在这样的市场开放与经济自由下，竞争的结果可想而知。发达国家控制国际经济主导权的目的就是维持和扩大其纵向竞争优势，要求发展中国家在横向竞争中为其提供廉价的原料和初级产品。因此，我们迫切需要通过战略产业的选择，突破在纵向竞争中位居下游的困境。 三、文化产业的特殊战略地位 (一)传播与传承民族文化与核心价值。文化产业是文化、经济和意识形态的统一体，文化产品绝非只具有商业消费效用，还具有传播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巨大便利。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强势国家凭借经济实力、文化与核心价值，可以彻底征服弱势国家，从而通过“锦标赛式纵向竞争”在世界上形成单一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对于处于强势地位的文化产业主导国而言，可以通过文化产业向弱势国家传播其民族文化和价值观，从而为在弱势国家谋求长远的利益奠定社会心理基础，诱导其国民的行为和偏好，配合主导国国家战略的实施，最终服务于主导国的国家利益。对于处于弱势地位的国家而言，则可以通过发展文化产业保护、挖掘和传播民族文化，维护自己的文化安全与主权。 (二)符合国家长远利益的比较优势产业。现有的关于国际经济分工的比较优势理论是一种基于经济技术实力的异化的或不自愿的分工，弱势一方往往以自然生态、巨大的社会成本为代价不自愿地参与这场分工。从经济安全的角度看，即使两国分别具有比较优势产业，也存在着占优势的一方，双方的合作博弈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进总体利益。但是，如果占优势一方进行不合作博弈，被动的还是产业技术层次低、可替代性强的一方。 从文化产业是符合国家长远利益的比较优势产业的命题而言，其原因主要是：文化产业是以民族文化为根基的，它是内容产业，是表达和传递特定文化符号的、以产业化方式使这种文化符号传播方式实现规模化、大众化和自主化的产业。相对于传统产业，每个国家都具有可以产业化的文化资源、容易具备独立的文化产业生产技术和市场体系，从而容易掌握文化产业主导权。这是因为，文化产业生产技术的国际纵向分工可以被打破，国家可以避免在国际纵向产业分工中丧失主导权，主导国可以自成体系地进行文化生产从而在国际上形成多元文化产业中心。根本原因是，文化本身就是多元的，文化产品的形态和效用也是多元的。 (三)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产业。传统的产业以经济增长为导向，因此，它追求的是通过理性地组织人力、技术、资源和资本等生产要素提高生产效率。发展中国家因为急于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往往毫不吝啬地投入大量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追求物质财富的增加，被动地参与国际经济竞争。这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对本国自然生态的破坏，无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共。正由于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处于被动地位，发展中国家往往被迫以较多的资源投入和较少的收益承担较大的市场风险，同时也承担发达国家转嫁的社会风险。 文化产业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原因是：它的生产资源往往是自然的、可以重复利用的，如旅游资源、历史剧作题材和作家的写作能力；它的生产资源往往属于环境友好型，如娱乐演出业；它的生产过程体现了以人为本。文化产业的生产主体是人，劳动者掌握了生产过程和技术，生产过程的异化程度极低；文化产业的消费和传播具有低成本和低能耗性，如娱乐节目的传播主要靠卫星信号，书籍、音像制品的复制成本极低，不需要重复性投入大量资源；文化产业是大众消费型产业，消费的外部性强，方便政府通过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保障公民的文化权利。 四、发展我国文化产业的公共经济政策 文化产业的特殊战略地位，决定了我国可以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和经济竞争力的实际，制定和实施合理的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充分利用丰富的文化资源和自成体系的产业技术在这一新兴产业中有所作为。由于篇幅所限，在此将不再赘述我国文化资源禀赋和竞争力的现状，而是根据产业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理论阐述发展我国文化产业的公共经济政策： (一)中央政府发挥总体调控作用。由于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已经实现了规模化，积累了巨大的竞争优势，尤其是雄厚的资本实力。因此，为了赢得竞争机会，我们无法完全根据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原则使文化企业从小到大发展和提高竞争力。我们可以在现有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基础上，对国有文化企事业单位进行升级和改造，将其培育为具有一定实力的、具备参与国际文化产业竞争的领航者。同时，鼓励和支持多种所有制文化企业的发展。在此过程中，中央政府应站在维护文化主权和安全的高度，对文化产业进行总体调控，制定发展战略，引导和规范文化企业自觉地实现国家的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维持产业型和事业型文化产业发展的动态平衡。 (二)实施“内部市场互补与外部市场纵向竞争”的策略。在统一的国内市场中，奉行横向竞争会造成文化生产资源的浪费，相反，根据不同区域的文化资源的比较优势或特色进行市场互补可以在维护区域文化产业特色的同时节约核心文化资源，提高我国文化产业的总体竞争力。实现这一安排需要中央政府通过制定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对生产主体进行利益整合，抑制个体利益对整体利益的侵蚀。在国际文化产业竞争中，则坚持以纵向竞争为主，通过打造文化产业品牌，提炼产品特色等手段提高文化产品的竞争力和附加值，避免在横向竞争中耗费巨大的资源而仅仅获取微薄的利润，力争通过占领市场制高点分享纵向竞争力增强带来的利益。 (三)地方政府围绕文化资源构筑多元区域文化产业格局。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文化资源非常丰富而且特色鲜明，因此，应根据不同区域的实际构筑多元区域文化产业格局，形成互补性产业分工，合理延长文化产业链，防止横向竞争。这就需要政府根据总体利益原则调动地方的积极性，诱导他们根据区域文化资源的比较优势发展文化产业。目前，湖南选择了借助深厚的历史人文资源重点发展现代出版业和传媒业，云南根据丰富多彩的旅游资源重点发展县域文化产业，深圳根据创意人力资源丰富和资本实力强的优势重点发展动漫画产业和高科技文化产业，这些都是理性的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实施多元区域文化产业战略既有助于避免资源内耗，又有助于维护我国文化产业的多元特色，还能充分发挥范围经济效应，优化对国际文化产业消费者的效用。需要指出的是，目前我国出现了“文化政绩工程”热，其深层次原因是地方政府找到了新的政绩工程增长点。从事文化政绩工程建设的社会阻力相对较小，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其负面影响不容易暴露。因此，需要上级政府和本级国家权力机关加以监督，促使地方政府将有限的文化产业资源切实用于提高区域文化产业竞争力上。 (四)地方政府为文化产业技术创新主体提供激励保障机制。品牌建设是市场主体占据主导地位和赚取超额利润的关键，而技术创新是提高文化产业核心竞争力、打造文化产业品牌的基础。现代文化产业生产的复杂性、文化企业间竞争的激烈性，使得单个市场主体难以独自进行自主创新，容易选择忽视长远发展战略，通过低水平复制和降低生产成本开展横向竞争，最终沦为发达国家文化企业的初级产品提供者。因此，地方政府应为文化产业技术创新主体提供激励保障机制，为具有正外部性的市场主体提供融资、公共研发平台建设、减免税收等方面的支持。可以由地方政府职能部门设立文化产业风险投资基金，模拟市场机制选取具有文化产业技术创新潜力的市场主体，并提供创新支持，在政府和企业间建立收益和风险共享机制，帮助有潜力的文化企事业单位开展技术创新.为打造世界知名品牌、提高纵向竞争力奠定基础。 五、结束语 政府需要根据本国资源察赋和产业竞争力的实际制定和执行灵活的公共经济政策，以使本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这方面，美国公共经济政策的变迁为我们提供了榜样。文化产业具有特殊战略地位，它有助于民族文化和价值观的传播与继承，符合国家长远利益的比较优势产业而且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政府应通过发挥主导作用提高我国文化产业的竞争力；中央和地方政府应根据文化产业发展规律制定文化产业发展战略。 公共经济论文:强化公共经济管理对民生关系影响的探讨 一、公共经济管理影响民生的核心作用 优质的公共经济管理，对体现社会公平、改善民生、维护公民权益能够发挥积极有效的促进作用。社会健康成熟发展的显著特征在于，不仅可以实现公共需求的优化提升，还可以做好产品与服务的合理分配。新时期，公共经济发展中全覆盖、优质共享、民生改善的实践目标逐步被重视，以政府组织为核心，全面提供优质公共产品、优化公共服务已经成为核心任务。 发展公共经济可有效满足民生需求，其内涵以及范畴伴随社会发展建设水平的全面提升，持续拓宽，由传统生存需求，逐步丰富至劳动保障、卫生服务、教育管理等综合需求层面，令改善民生逐步变为当前保护民众利益，实现社会文明和谐发展的根本。政府开展公共经济管理阶段中，需要承担优质服务、提供产品、统筹财政支出等重要职能，契合民生需要。因此应由从多层面入手，制定科学有效的服务管理策略，方能真正改善民生，满足大众需求，构建和谐社会，实现持续发展。 二、公共经济管理对民生的影响 （一）公共产品服务可全面满足民生需求 改革开放进程的持续深入，令民众不再仅仅满足于生存水平的提升，更注重教育、福利待遇等方面的核心需求。而公共经济管理中提供的公共产品服务则较难跟上需求的扩充步伐速率。基于教育、保障服务与医疗事业呈现的外部产品特征，虽然部分内容可以通过私人经济实现，但最为核心有效的供应方仍旧为政府机构。因此，只有政府全面服务社会，优化公共产品管理，方能真正满足大众需求，改善民生。 （二）公共经济职能可推进公平发展 改善民生，并非是部分人群受益，而应是大群体、甚至是整体群众的受益，是全社会生活水平的优化提升，即体现良好的公平性。为此只有借助政府力量，做好市场资源的优化协调，方能实现优化民生。 （三）公共支出能优化市场调节 公共产品的全面供应，需要政府机构提供合理的补助管理模式。由效率以及公平的角度来讲，较为契合的是，政府组织可通过间接生产，扮演好掌舵人的角色，借助市场秩序的有效管控协调，采用有效的支出预算管理规划，对经济实现刺激影响，进而营造公平有序的公共产品管理供应环境，吸引多方参与实践活动，进而通过良好的公共支出模式，实现市场的优化调节。 （四）健全公共财政制度，实现法治化公共经济管理 为优化改善民生，公共财政制度应予以全面完善。当前显著的民生问题在于供应有限，因此应优化调节财政支出体系结构，有效缩减非公共性投入支出，使服务投资向着公共服务的模式发展，并将重点制定为公共教育服务、社会与医疗保障服务，扩充公共投入至民生范畴领域之中，全面给予公共产品服务以有效的支持，方能优化改善民生，实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为完善制度保障，应持续丰富公共事务，合理应对逐步复杂多元的公共问题。政府机构也应持续优化公共经济的实践管理效率，合理应用法律工具，实现公共经济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同时完善法规体系，组织开展规范的公共经济实践活动，将法律体系引入其中，做好公共经济实践与权责职能的明确规范，令公共经济真正的依法、守法，实现预期目标，在制度层面上全面保障民生利益。 三、强化公共经济管理，优化改善民生 为全面改善民生，保障公民利益，公共经济管理还应明确同改善民生的核心联系，并基于改善民生的核心诉求实现优化调节。政府机构应合理转变工作职能，健全公共服务模式，优化公共服务管理。政府应承担起必要的满足民众公共需求的核心职能，将公共资源有效的倾斜至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层面，进而推进社会事业的全面、持续优化与民生的良好改善。 同时，还应提升公共政策的合理公平性，实现科学决策，引入民主化管理，完善群众积极参与制定并监督决策的科学管理制度。应通过全面调研、综合评估、合理决策、有效执行、优化监督管理，通过政策保障推进社会各类资源的合理公平应用与分配。 财权向中央集成、事权下放的管理模式，将令保障事业、服务管理以及公共产品服务较多得由地方政府部门担负。基于其财政能力的限定，以及融资渠道的有限，会对公共事务产生不良影响，降低公共产品服务的整体质量与可靠性。为此，应有效提升民生工程的实效性，通过有效划分、明确权责，做好中央和地方的公共经济良好协调、优质社会管理，承担必要的权责，方能提升公共经济管理水平。再者，为维护大众合法权益，应注重群众诉求表达，拓展政务公开。应在进行公共利益管理以及事务决策制定阶段中，广泛征求民众意见，创建有效的公众表达诉求、传达信息的良好制度，发挥媒体桥梁作用，丰富舆论渠道。民生决策管理中，应真正令大众全面参与，通过开放研讨，明确各方利益需要，全面改善民生，实现科学发展。 四、结语 总之，强化公共经济管理非常重要。我们只有明确公共经济发展同改善民生的客观关系，研究民生经济的重要影响作用，方能真正地体现民意，服务大众，提升公共经济核心水平，实现共赢发展。 公共经济论文:浅析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公共经济学 摘要：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是解决政府间社会保障财政纵向和横向失衡的重要举措，是社会保障制度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产品理论和财政分权理论是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的重要理论支点。社会保障的产品属性需要依据公共产品的特征，针对不同的保障项目进行具体分析。公共产品层次性理论是分析政府间社会保障权责划分问题的依据，也是实施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前提条件。财政联邦主义理论体现了分权的关键性特征，即从效率与政府职能的角度出发，实现公共产品的层次性与政府级次的匹配。蒂布特的“以足投票”假说提出了地区之间公共产品供给的公平性问题，中央政府只有通过社会保障转移支付来调节各地区之间的福利差距，才能保证各地区福利水平的大致均等，从而避免居民频繁流动出现的不良后果。 关键词：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公共产品；公共经济学；财政联邦主义；“以足投票”假说 一、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社会保障事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仍然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好，其中之一是社会保障的地区差异以及相关资金的分担和转移支付问题。林治芬(2002)运用财政社会保障补助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财政全部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以及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等指标分析我国社会保障的地区差异。许晓茵、韩丽妙(2006)运用1996-2004年我国31个省份离退休退职人员保险和福利费用支出的相关数据，分析了社会保障水平的地区差异。彭海艳(2007)运用ge指数分解法，分析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区域差异及贡献率，并运用gini系数分解法，分析社会保障各项支出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柯卉兵(2007，2009)分析了2005年我国社会保障地区差异的现状以及1995-2005年我国社会保障地区差异的演变轨迹。社会保障地区差异过大的主要成因是我国社会保障事业主要由地方政府来承担责任，而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直接决定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的强弱，从而引发地区间社会保障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水平的差异。同时，柯卉兵(2008)认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社会保障领域内财政关系的纵向失衡会导致落后地区的地方政府没有积极性，也无财力提供充足的社会保障公共产品。社会保障的地区差异过大的现实，是导致中央政府对地方进行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直接原因。所以，要理顺这些问题，必须研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基本理论问题。 目前，国内关于社会保障转移支付问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周顺明(2000)首次提出了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概念和原则。李珍(2001)从资金分配量、分配制度和管理体制方面指出，转移支付制度是社会保障制度安排得以实现的经济支持制度。杨良初(2003)界定了政府间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内涵与范围。刘志英(2006)对社会保障转移支付进行了分类。柯卉兵(2010)研究了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理论依据、国际经验和道路选择。 国外相关文献研究主要集中在关于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和转移支付理论与实践方面，较为著名的理论有musgrave的财政分权理论、oates的分权定理、buchannan关于分权的“俱乐部”理论、fisher的州和地方财政理论、tiebout的“以足投票”理论以及mcguire对其的补充和完善。其中，公共产品理论和财政分权理论是20世纪财政学的重大发现，它们较好地解决了政府间公共事务的分类以及地方政府公共产品的提供问题，因而是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的重要理论支点。公共产品的特性与层次性理论、奥茨和马斯格雷夫的财政联邦主义以及蒂布特的“以足投票”假说，均对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产生了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公共产品的特性与社会保障的产品属性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1954年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一文中首次提出公共产品的概念。他将纯粹的公共产品定义为“是指这样的物品，即每个个人消费这种物品不会导致别人对该物品消费的减少”。萨缪尔森从产品在消费中的非竞争性角度定义了公共产品，并进一步揭示了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是判断公共产品的主要标准。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是指公共产品在消费过程中所产生的利益不能为某个或某些人所专有，在技术上难以把不付费的人排除在外，或者说，虽然可以这么做，但是要付出高昂的成本。非排他性同时也意味着非拒绝性，“是那种不论个人是否愿意购买，都能使整个社会每一成员获益的物品”。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是指某人在消费某一产品的过程中，不会影响其他人同时消费，某人从这一产品中获益不影响其他人也同时获益。换言之，在产品的收益上不存在利益冲突，增加消费者的边际成本为零。 依据公共产品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程度大小的不同，公共产品又具体分为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两类。凡是同时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被称为纯公共产品。凡是介于纯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的产品，即只具备一个标准，或者虽然两个标准都不完全具备，但又具有外部性的产品，则属于准公共产品。那么，社会保障产品究竟是属于哪种性质的产品呢?经典的经济学教科书把社会保障定义为政府以税收作为融资来源，无偿提供给个人的福利。就这一定义而言，显然，私人机构不会生产和提供任何社会保障产品，社会保障制度具有明显的强制性和政府行为特征，对社会发挥着“安全网”和“减震器”的作用。所以，许多学者将其产品属性划为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有的学者认为，社会保障不同时具备公共产品的两个特征，因而将社会保障归为准公共产品(或混合品)。有的学者则认为，社会保障是介于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的一种产品，是宜于由政府强制提供给公民消费的优效品。 如果我们不愿意穷究概念的话，那么容忍纯公共产品与准公共产品之间存在一个模糊的界限，也不会造成太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采取一种比较模糊的处理方法，即认为政府规定的资格或条件越宽松、外部性越强，那么这项社会保障计划的公共产品属性就越强；反之，获得社会保障的资格或条件越严格、外部性越弱，则其公共产品属性就越弱。这样，从社会保障产品提供的具体项目来分析，社会保障就不能简单地归属于公共产品或者私人产品，而应针对不同的保障项目进行具体分析。 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是源于商品的不可分性，而社会保险的特点是政府从劳动者和企业(雇佣劳动者)所得的国民收入份额中扣除一部分，加上政府的财力补助，集中形成专门基金，在全体公民之间进行统一调剂。政府每年提供的社会保险支出总量是一定的，当风险发生时，每个人享受到的社会保险数量也是一定的。政府社会保险的支出总量是每个人享受到的社会保险数量的加总。可见，社会保险在消费中是可分割的，多提供一个人的社会保险的边际成本接近于平均成本。所以，社会保险是具有竞争性的。 此外，从宏观的方面来看，虽然社会保险产品是具有非排他性，如并不排斥任何人参加社会保险，因为我国宪法规定所有公民都有享受社会保险的权利，但是，其特殊性在于：只有在符合一定的条件或风险发生时，公民才能真正享受到社会保险的权利，且公民也只有先尽了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义务，才能在风险发生时获得享受社会保险的权利，强调权利和义务的对等性。如果人们不愿意事先缴纳社会保险税(费)，且又无外部影响的条件，那么就会被排斥在消费社会保险产品之外。因此，社会保险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排他性。可见，社会保险既不符合公共产品的含义，也不满足公共产品所具有的两个特征，而是符合私人产品的定义，具有私人产品的性质。 从理论上讲，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也是具有可分割性的。但是，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的最大特点在于，不需要受益与贡献的对等性。因为不论哪一个国家，只要设立这些保障项目，就意味着在符合条件的公众中所有人都可以消费这些福利或救助产品，而不需要消费者付出相应的代价。所以，这些项目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非排他性。同时，社会福利设施中的福利工厂、职业介绍所、儿童福利院和各种供人们休闲的娱乐场所以及有利于人们身心健康的环保措施等，这些福利产品多一人或少一人消费，都不会引起产品成本的变化，因而具有非竞争性。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的分配是一种纵向的再分配，是将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向低收入阶层转移，将社会普通公民的收入向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对象转移。这种收入的纵向转移可以缩小社会贫富差距，使基尼系数变小。可见，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 另外，社会保障中的社会保险是依法由政府举办的具有法制性和强制性的公共事业。凡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社会公民，不论是否愿意，都一律无条件地参加和按规定缴纳保险税(费)，具有典型的非拒绝性。但是，对于社会保障中的福利费和救济金的支取、补充养老保险和补充医疗保险以及个人储蓄性的养老保险的选择，个人有充分的自由，可以参加消费，也可以拒绝参加。 综上所述，无论从基本理论还是从实践分析，社会保障产品都同时具有非排他性与排他性、非竞争性与竞争性、非拒绝性与拒绝性，不完全是纯公共产品，而是一种准公共产品。社会保险与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是有一定区别的，社会保险具有私人产品的性质，而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因此，社会保障产品的提供不能由政府全包统揽，社会保险应由国家、企业和个人共同承担；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则应由政府全额负担，从政府预算中列支。 三、公共产品的层次性与社会保障权责划分 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是公共产品的一般特征，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同时具有两个特征的公共产品并不多，较常见的是受地理和空间因素影响而只有有限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即使同时具备这两个特征，其强弱程度也不一样。公共产品特性的强弱之分，使公共产品具有了明显的层次性。布雷顿(breton)根据公共产品提供的地理区域将公共产品划分为地方公共产品、区域公共产品和国家公共产品，其依据是受益范围和效用外溢程度的不同。全国性公共产品(national public goods)的受益范围为整个国家，受益在疆域内分布相当均匀，无论对国外还是对国内，外部性问题都可以忽略不计，其效用外溢可使全国居民从中受益。区域性公共物品(regionalpublic goods)是指某一地区的居民能够享用的公共产品，如“三峡工程”的建成将使整个长江流域特别是靠近三峡的几个省区受益。地方性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则局限于某一地区(如城镇、街道)，基本上只能让本地区居民受益，且这种受益在本地区内分布相当均匀。 公共产品层次性理论是分析地方公共经济的重要理论支柱，直接关系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各级政府间的事权、财权的划分，为分析财政体制和各级政府行为目标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行为目标、职责范围和相互之间在财政收支上的划分原则也就由此而来。不同层次性的公共产品应当由不同层级的政府负责提供，公共产品的层次性与提供该公共产品的政府层级间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对应性。全国性公共产品应当由中央政府负责提供，地方性公共产品应当由地方政府负责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则由中央政府主导并视其效用外溢程度大小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合理分担，从而实现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如果某公共产品的层次性与提供该公共产品的政府层级不相对应，则会由于产品提供与其受益范围的不一致性而导致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或“供给闲置”。 作为由政府负责提供的一项重要准公共产品，社会保障产品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责划分，是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的核心问题。社会保障产品是由众多具体保障项目组成的体系，某些具体保障项目内部又可分为不同的保障部分，如养老保险产品项目一般由全国统一的公共基础性部分、地区差别性的职业年金和补充保险部分组成。随着经济社会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居民居住自由呈不断扩大趋势，因而社会保障公共产品的效益外溢性不断增强。所以，应当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和社会保障的全局利益出发，协调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社会保障权责。凡是属于全国范围内宏观调控的社会保障事务，应由中央政府承担；凡是地区性的社会保障事务，可以由地方政府承担，如决策性、监督性权责应集中于中央政府，而具体执行管理权责应由地方政府负责。同时，根据社会保障产品中的不同构成项目和不同保障部分的不同层次性特征、地域跨度以及规模效益和外溢程度，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在社会保障中的职责范围，以实现不同层次性社会保障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四、奥茨和马斯格雷夫的财政联邦主义与社会保障转移支付 财政联邦主义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奥茨(wallaee e.oates)在1972年出版的《财政联邦主义》一书中提出来的、研究政府间财政关系的重要理论。它是一种从经济学的角度，寻求有效行使财政职能所需的财政收支应该如何最优地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进行划分的理论，并归结为一个分权定理：“对于某种公共物品来说——关于这种公共品的消费被定义为是遍及全部地域的所有人口的子集的，并且，关于该物品的每一个产出量的提供成本无论对中央政府还是对地方政府来说都是相同的——那么，让地方政府将一个帕累托有效的产出量提供给它们各自的选民，则总是要比由中央政府向全体选民提供任何特定的并且一致的产出量有效得多。”因为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接近自己的公众，更了解其所管辖区选民的效用与需求。奥茨的这个分权定理实际上给出了分税制的一个关键原则，那就是：如果低层级政府能够和高层级政府一样提供同样的公共产品，那么由低层级政府来供给会更好，中央政府只应提供具有广泛的偏好相同的公共产品。 理查德·a·马斯格雷夫和佩吉·b·马斯格雷夫在此基础上考察了各级政府的资源配置、收入分配与稳定经济三个职能。在他们看来，一个国家的财政结构安排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历史决定的，但这不是全部原因。 “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提供究竟应当建立在中央集权制基础上还是建立在分权基础上?如果是后者，那么在空间上应建立什么样的财政管理体制，才能有效地提供这些公共服务?”为回答这个问题，他们采用单一公共产品的简单模型，在社区内居民偏好与收入相同的假设下，得出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存在层次性，不同层次的公共产品由不同级别的政府来提供，这样才符合效率原则。其中，属于全国性的公共产品，需要中央政府提供；而那些属于区域性的公共产品，则应当由地方政府提供。他们认为，“财政联邦主义的核心在于，资源配置政策应该根据各地方居民的偏好不同而有所差别；而分配与稳定政策则主要归中央一级政府负责。”因为，地方政府欲调控宏观经济稳定却又缺乏充足的财力，且经济主体的流动性也严重束缚了地方政府进行收入再分配的尝试；而资源配置政策则应根据各地居民的偏好不同而有所差别，因而在这方面，地方政府也比中央政府更适合，更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改进。 财政联邦主义理论体现了分权的关键性特征，即从效率与政府职能的角度出发，实现公共产品的层次性与政府级次的匹配，这构成了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的一个重要理论支点。因为，从全国范围来看，一个国家总有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和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高，提供社会保障公共服务造成的税收负担也比较轻；而经济落后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较低，但提供社会保障公共服务造成的税收负担却较重。这显然是不合道理的。而且，如果不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改善，这种不合理状况会进一步造成地区间贫富差距的恶化，从而影响整个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此，需要对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居民的社会保障资源进行调节。显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是一项收入再分配制度，绝对不是地方政府能够行使得了的职能，而是需要一种凌驾于各地方政府之上的制度来加以强制执行，这种制度只有中央政府才有这个权力和权威来制定。 五、蒂布特的“以足投票”假说与社会保障转移支付 事实上，财政联邦主义理论还依赖一个关键的前提，那就是居民的流动带来的政府间竞争。蒂布特(tiebout)在1956年发表了《地方支出的纯理论》一文，文中讨论了有效提供公共产品的方式，以及有效运作方式所需要的条件。他认为，在一系列假设条件下，由于各辖区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税负组合不尽相同，因此，各地居民可以根据各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税负的组合来自由选择那些最能满足自己偏好的地方定居。居民们可以从不能满足其偏好的地区迁出，而迁入可以满足其偏好的地区居住。形象地说，居民们通过“用脚投票”，在选择能满足其偏好的公共产品和税负的组合时，展现其偏好并作出了选择哪个政府的决定。这就是所谓的“以足投票”假说。 一般说，个人考虑选择社区居住的一个关键要素是社区可供选择的税收(即公共产品的价格)和公共产品结构。也就是说，如果居民所得到的地方公共产品的效用能够补偿因居住在该地区而支付的税收所造成的效用损失，那么，理性的居民就会选择该地作为居住地。如果有许多居住区，每个社区所供给的税收和公共产品结构的组合不同，那么人们将通过“以足投票”选择来给予他们最大满足的社区。 该理论以最优理论为背景，充分体现了经济人假设，回答了人们为何聚集在一个地方生活或生产，即在政府与居民无法合作的条件下，居民的选择问题是其他分权理论的必要补充。但它有一系列严格的假定条件。这些假定中有一些符合现实，有一些则与事实严重不符，如理论中的一个假定条件是居民可以充分自由地流动，而我国居民的迁徙不仅受经济效用的影响，而且还会受到户籍制度、文化观念、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等的种种限制，人们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想走走不了”、“想进又进不去”等非最优状态。虽然有些假定条件与事实存在偏差，但并不影响其推论。蒂布特“以足投票”假说可以使人们认识到居民选择权的重要性。如果把公共产品的供给看作是一个公共选择的过程，那么政府约束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是居民的“用脚投票”，只有居民有退出的权利，政府的硬约束机制才有可能形成并有效运转。正如詹姆斯·m·布坎南和理查德·a·马斯格雷夫(2000)所言，蒂布特模型中的受益范围与财政辖区空间安排的配合提供了一个效率规则，也提出了一个类似市场的实施机制，解决了公共产品供给中的难题。 蒂布特的“以足投票”假说提出了地区之间公共产品供给的公平性问题，是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的又一个重要的理论支点。在一个全国统一的开放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地社会保障补助资格和水平的差异可能导致一些人的迁居，这就造成地方政府执行地区性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失效。因为，当某个地方政府实行一项收入再分配的社会保障计划时，为使本地区居民收入平均化而对富人课以重税、对穷人给予更多的补助，就会造成富人的向外迁移(为了逃避税收)和穷人的大量涌入(为了得到转移支付)，如此循环反复，就会出现“穷人追逐富人”的现象。如果许多穷人涌入到一个初始社会保障水平相对较高的地方(如农村人口向城市集聚等)，就会增加该地的人口数量，造成交通、公园、学校等公共设施的过度拥挤状况，同时会推动土地价格的上涨，从而增加目前商品房购买者或其他土地使用者的成本，而且劳动力人口的增加还将使一些工种的工资水平下降等。这些都会引起该地居民福利水平的降低或福利成本的增加，使该地区的财政状况趋于紧张，政府给予财政支持提供充足福利的愿望和能力将会减弱，最终不得不放弃该项政策。因此，随着全国统一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低层级政府对收入的再分配能力是有限的，由中央政府负责收入的再分配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中央政府只有通过社会保障转移支付来调节各地区之间的福利差距，才能保证各地区的福利水平的大致均等，从而避免居民频繁流动出现的不良后果。 六、结论 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是解决社会保障地区差异问题的现实举措，在我国这样一个区域发展极其不平衡的发展

西方经济学视角中的马克思经济学:马克思《资本论》和西方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起点理论的比较分析 摘要：马克思《资本论》的起点理论是“商品论”，西方经济学的起点理论是“稀缺法则”和“经济人假设”。两种起点理论具有两个方面的共性和五个方面的区别。马克思主义市场经济学应当融进“稀缺法则”和“经济人假设”：其一，现有马克思主义的市场经济学只有融进“稀缺法则”和“经济人假设”，才能在更深层次上阐释既有理论。其二，作为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市场经济学的研究目的理所当然地应当包含“资源的优化配置”，这就必然要求其融进“稀缺法则”和“经济人假设”。其三，作为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市场经济学，其叙述方法不能单一化为“从抽象到具体”，也应融进具有学科特色的机制机理串联方法，从而要求融进“稀缺法则”和“经济人假设”。 关键词：《资本论》；西方经济学；商品；稀缺法则；经济人假设 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西方经济学――无论是古典的还是现代的，都普遍认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是人类“自然”的“永恒”的生产方式――可以说，西方经济学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学。这样，《资本论》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有着一定的契合性和耦合性。再从国际经济发展现状和发展趋势来看，当今世界原有市场经济国家依然走着市场经济之路，而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也都告别了传统计划经济走上了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为什么现代人类、现代国家都要选择市场经济体制?对于市场经济，我们应当怎样站在时代的潮头予以客观的、科学的审视和解读?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我们进行认真研究。单就理论层面的研究来说，对马克思的《资本论》和西方经济学的市场经济理论进行比较和分析，无疑具有重大的价值和意义。这里，笔者仅就二者的起点理论进行比较和分析。 一、学术界关于两种起点理论评论的概述经济学的起点理论是“稀缺法则”和“经济人假设”(当然，作为西方经济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微观经济学还有另外两个假设――“市场出清”和“完全信息”，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则是“市场失灵论”。应当如何看待这三个假设在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地位，笔者认为，“市场出清”假设认定通过自由价格机制可以达到市场供求均衡状态，进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完全信息”假设虽然已被无数事实证明是不存在的，但它所折射的思想却是在资源稀缺的大背景下，具有经济人全部属性的社会成员渴望得到全部有关信息以实现自己最大利益的愿望，因而这一假设仍然是以稀缺法则和经济人假设为前提的。至于“市场失灵论”则是认定基于经济人动机的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行为必然造成种种外部不经济现象，因而宏观经济需要国家的“有形的手”进行有效调控――可以看出，“市场失灵论”的前提也是稀缺法则和经济人假设。总而言之，稀缺法则和经济人假设就是西方经济学的原生理论、基石理论和起点理论)。 关于《资本论》的起点理论“商品论”，学术界的认识较为一致。认为：马克思之所以从商品开始构建庞大的资本理论体系，首先，是由他的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方法决定的。其次，这样设定符合研究主体和研究对象的客观要求――如果不是这样，而是从国家、民族、利润、地租、价格等具体的现实出发，也许就不会有成功的资本理论体系了。再次，以“商品论”作为逻辑起点也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演变顺序相一致――商品既是马克思的资本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也是资本关系发展、演变的现实起点。 关于西方经济学的“稀缺法则”。把资源配置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始自19世纪70年代的新古典经济学。1932年，罗宾斯在《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一书中第一次正式地将“稀缺”引入经济学，把在稀缺资源约束下人类的行为方式作为研究的主题。此后，西方主流经济学始终将这一法则当成经济学研究的前提。在计划经济时代，正统政治经济学对稀缺法则不置可否。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特别是在倡导科学发展观、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背景下，首肯这一法则的论著多了起来，同时，深入探讨这一法则的论著也出现了。其中，孙剑平提出：如果将资源稀缺设为逻辑起点，如果把从较短时间区间来看具有一定合理性的经济学称之为资源稀缺经济学，那么，回应现代科技革命挑战，以相当一部分资源枯竭假设为逻辑起点的经济学，就可以称之为资源枯竭经济学。在资源枯竭经济学中，首先是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一起构成经济科学的规律体系；其次要特别强调自然规律对经济规律的决定作用。张俊山则对“稀缺法则”进行了批判，他指出：作为西方经济学出发点的资源的稀缺性这个基本判断是用静态的和常识性的思想方法考察和认识经济活动，因此具有很大的虚构性。 西方经济学界对“经济人假设”褒贬不一。褒者如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对其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它是经济学第一个研究“范式”；更有不少学人称《国富论》是市场经济的圣经，自1776年《国富论》问世，“经济人假设”作为支撑经济学大厦的基石，迄今无人可以撼动。贬者的观点可以概括如下：其一，美国经济学家凯里指责“经济人”“实际上不是人，而是受盲目的情绪驱策的想象的动物”，这一理论“讨论人性最低级的本能，却把人的高尚利益看作纯属干扰其理论体系的东西”。其二，德国历史学派指责“经济人假设”将人们在受到道德和情感等诸多方面动机激励下去追求的社会利益排除在外，显然不符合事实和有悖常理。在中国政治经济学界，对“经济人假设”持批判态度的观点据主流地位。除了和上述观点相类似的以外，其他有新意的批判有：曾中秋指出，从方法论角度看，“经济人假设”的缺陷在于它的个体主义方法。它赋予每个个体以先验的、一成不变的人性，却忽视了个体间复杂的相互作用，以及这种相互作用对“人性”的调节力量。赵磊指责“经济人假设”是用“心理来说明心理”，是典型的唯心主义。当然，也有学者对“经济人假设”从特定视角出发作了肯定性的评价。邓春玲认为：“经济人”是在不断的争论与反驳中逐渐成长起来的，在这一过程中，“经济人”越来越接近现实的人，如由完全理性到有限理性，由最大化到非最大化，由经济利益目标到非经济利益目标等。“经济人假设”发展的历史充分表明马克思的关于人的本质的表述――“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有的学人在评价两种起点理论的同时，还提出了自己的经济学起点理论。张建映提出：经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应该是人类生存发展需求。⑩张俊山认为：劳动应当是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和中心范畴。本文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两种起点理论的共性和区别；论证马克思主义的市场经济学应当融进“稀缺法则”和“经济人假设”。 二、《资本论》和西方经济学起点理论的共性和区别 笔者认为，《资本论》和西方经济学两种起点理论既有共性也有区别，二者的共性具体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它们在各自的理论体系中都居于始点的位置。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说，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篇的题目是“商品和货币”，第1章的题目是“商品”。马克思在第1章第1节――“商品的两个因素：使用价值和价值(价值实体，价值量)”中开宗明义指出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而就现行政治经济学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各种教科书来看，凡是论及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内容的，无不以分析商品为逻辑开端。再就西方经济学各种版本的教科书来看，其导论部分首先由“稀缺法则”发轫，阐述人的需要和经济资源的对应关系以及矛盾运动等问题；而在导论中的微观经济学概述中，所设定的最为重要的基本假设就是“经济人假设”。 第二，从形式上看，两者都覆盖了各自理论的所有内容，或者说，两者理论的所有内容都可以在“原点”上追溯到它们。具体来说，在马克思的市场经济理论中，我们从货币、资本、剩余价值、雇佣劳动关系、资本主义占有规律、资本积累、再生产以及利润、利息、地租等理论中，都可以追根溯源到原生态的“商品”。而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中，无论是微观经济学的价格基本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理论、成本与收益理论、市场理论、分配理论、一般均衡理论和微观经济政策，还是宏观经济学的国民收入核算与循环理论、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理论、宏观经济政策等，则都可以在其基石上找到“稀缺法则”和“经济人假设”的决定性致因。 笔者认为，两种起点理论的区别具体表现在如下五个方面： 第一，两种起点理论对市场经济现象所作的理论抽象不同。就马克思来说，他通过对纷繁复杂的资本主义经济现象的考察，发现资本主义的生产对象、交换对象、分配对象、消费对象虽然五花八门、难以计数，但它们却具有一个共性――都是商品。②因而，马克思概括的“商品论”是对与资本主义经济当事人相对立的经济物品的属性所作的抽象。而西方经济学的“稀缺法则”无疑是依据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前提条件进行的理论抽象；“经济人假设”则是从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动机角度(动力角度)所进行的理论抽象。就马克思的“商品论”和西方经济学的“稀缺法则”以及“经济人假设”的关系来看，显然是资源稀缺和人们追求利益的无止境性构成一对始初性的矛盾，这对矛盾的运动衍生了人类的最初经济活动，进而，又进化衍生了人类经济活动的特殊――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商品分配和商品消费，衍生了人类的市场经济制度。 至此，有的学人可能会提出：马克思概括的“商品论”是一种经济“理论”，西方经济学的“稀缺法则”和“经济人假设”则分别是经济“法则”和经济“假设”――三者不在同一个论域，不是同一个“级别”，不属于同一类问题，没有必要也无法对之进行对比分析――这就像劳动价值论可以和效用价值论进行对比分析而无法和消费理论进行对比分析一样。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固然，三种理论的属性有所不同，但它们分属于两大经济学派起点理论的地位则是相同的――正是这一点使它们具有了可比性――理论经济工作者就是要分析和阐释基于不同视角的起点理论的共性、差异性，并在此基础上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以构建逻辑严谨、科学合理的市场经济的理论框架。. 第二，两种起点理论服务的对象及其研究目的不同。显然，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目的是为了揭示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必然性。这种研究目的要求从分析资本主义原点开始――虽然，就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轨迹来看，商品经济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但资本主义却是建立在商品经济的基础之上的――因此，马克思把“商品”作为《资本论》分析的起点，并由此一步步推演，揭示建立在雇佣劳动基础上的资本关系、剩余价值规律、资本积累规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等，并论证了这一不可克服的基本矛盾的激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全面胜利。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目的则是探讨如何通过资源优化配置来达到厂商和消费者的“利润最大化”和“效用最大化”――在这之中，资源优化配置的要求显然源于资源的稀缺，或者说，资源的稀缺必然要求对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同时，厂商“利润最大化”和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则是基于经济人属性――因而西方经济学需要把”稀缺法则”和“经济人假设”作为全部理论分析的起点。 第三，两种起点理论的理论叙述方法不同。大家知道，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是不同的。《资本论》的研究方法是“从具体到抽象”，而叙述方法则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因此，在《资本论》庞大而繁杂的内容架构中，马克思设定“商品”作为理论叙述的起点。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叙述方法则是机制机理分析。西方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关系错综复杂，但其运动存在环环相扣的运行机制和机理――这种运行机制、机理在源头上就是“资源稀缺”和社会成员的“经济人”属性。正是客观存在的“资源稀缺”和主观上的社会成员的“经济人”属性的始初决定作用才导演了古今人类一幕幕经济活动的活剧。因此，西方经济学把“稀缺法则”和“经济人假设”设定为自己整体理论框架的起点。 第四，两种起点理论串联各自理论体系的方式不同。具体来说，《资本论》遵循的是“从抽象到具体”的分析路径，也就是以“从简单上升到复杂”的事物发展规律串联起自己的理论内容。首先，马克思分析商品，继而分析价值形态演变，分析货币的产生及其职能，然后解析资本――剩余价值――绝对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资本积累……”由此一步步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生产、交换、分配以及消费关系串联起来。这可以说是马克思《资本论》的整体串联方式。不仅如此，马克思在特定的生产关系分析中也处处体现“从抽象到具体”的串联方式。比如，阐述“生产”时就由粗到细地阐述生产一般、商品生产一般、小商品生产、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分析“再生产”时则首先分析再生产一般、简单再生产、扩大再生产，继而分析资本主义的简单再生产、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等等；涉及“分配”时则具体分析资本家的按资分配、雇佣劳动者的按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分配，以及剩余价值在不同剥削者之间的分配等等。而西方经济学则以“资源稀缺”作为人类从事经济活动的前提条件或日大背景――也就是说，西方经济学以共同的前提约束条件串联起各个子理论――西方经济学各个子理论虽互有差异，但它们在源头上都是因“稀缺”而生，因“稀缺”而变，“稀缺” 成了整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分析的“端口”。至于“经济人假设”，则是以人类从事经济活动的“动力源”出现在各个理论构架中，“经济人假设”是以动力机制：机理串联起各个子理论的。 第五，两种起点理论的范畴属性不同。显而易见，作为马克思《资本论》起点的“商品”是一个历史范畴――因为它只存在于商品经济(或日市场经济)社会中。而作为西方经济学起点的“稀缺”范畴则是一个永恒的经济范畴――因为稀缺是指资源和物品相对于无限的人类欲望而言的有限性。毋庸置疑，整个一部人类经济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克服短缺的资源约束而满足自己物质文化消费需求的过程，这个过程只有层次、水平的差异而没有过程的终结。至于“经济人假设”中的“经济人”范畴，传统观点认为它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因为作为特定的思想观念只能是特定社会存在的反映，具体来说，它是财产私有制这种社会存在的反映。比如，在原始社会，没有私有制，人们也就没有私有和自私意识，从而也就没有“经济人”观念。笔者认为，这种阐释是缺乏说服力的，不错，原始部落的产权是公有的，但产权公有并不能决定原始人都是大公无私的――试问，原始部落劫掠其他部落财富，杀戮其他部落成员的行为该当何论?这难道不是一种放大的在“为公”旗号下掩盖着的极端自私的行为，因而也是一种极端的“经济人”行为吗? 笔者认为，人们的“经济人”观念与行为，其本质不过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一种内在机制而已。这种机制表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表现在千千万万微观个体的生存与发展之中，倘若人类的微观个体毫无自利的观念与行为，也就是完全彻底地没有“经济人”的观念和行为，那么，他就会不吃不喝，困了不睡觉，冷了不御寒……由此以来，他也就无法在世界上存在，更谈不上发展了。显然，任何时代的人类个体都天然地具有谋求生存与发展的动机与行为，由此，“经济人”的观念与行为就会存存于一切社会形态之中，“经济人”是一个永恒的经济范畴。 倘再作进一步的考察，还可得出，经典作家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人的“自利”属性也是持肯定态度的。比如，马克思在分析流通领域劳动力的买卖时就指出：在“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边沁!因为双方(指劳资双方――笔者注)都只顾自己。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惟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特殊利益，是他们的私人利益。”马克思、恩格斯还说：“各个人的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己，不过当然是处于既有的历史条件和关系范围之内的自己”。邓小平同志则直接将否认人的自利欲求的观点斥之为“唯心论”。小平同志说：“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 笔者认为，人类具有“经济人一般”的属性，也具有“经济人特殊”的属性。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人类的“经济人”观念和行为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由“经济人”所体现的自利需求与他利、公利要求的矛盾关系也是不同的。具体来说：在原始社会，人们只有为公，才能为私――人们的“私利”寓于“公利”之中。这种状况造成了原始人仿佛没有“经济人”观念的假象(长期以来此种假象以正统理论左右着人们的认识)。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统治者、剥削者的“私利”建立在侵害被剥削者的利益的基础之上，即建立在损人利己的基础之上――显而易见，这是一种受人挞伐并最终要被进步的社会荡涤消除的极端的“经济人”的观念与行为。而这个时期的小生产者，由于处在自然经济制度下，其行为基本可以定义为利己不损人，但也并非增加别人或社会的利益这样一种类型。显然，这种类型不会遭受任何道德指责，是一种自然的、本真的且被社会广泛认可的“经济人”的观念与行为。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毋庸置疑地是为了追逐剩余价值，也就是为了个人私利而进行生产和经营的，但他们的商品生产经营活动在客观上有利于消费者，有利于社会。这可以定义为是一种“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的“经济人”类型(亚当・斯密对此有过深入分析)；同时，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的雇佣劳动者基于“谋生”劳动的性质，也必然具有“经济人”的全部属性。在规范的社会主义社会，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也就消灭了凭借生产资料私有权剥削他人的损人利己现象，但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依然是“谋生”性质的劳动，因而，即便是劳动者也必然具有利己心，这种利己心既会衍生利己利人、利己不损人的现象，也会衍生损人利己的现象，总之，会衍生所有“经济人”行为。笔者深深感到，唯有到了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人们的利己利人、为公为私才会水乳交融地统一于一体，也就是说，共产主义社会每一个成员的全面自由发展，既是为私的，也是为公的。这是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达到了极高水平，由于实行“按需分配”，每个人的物质消费必然得到充分个性化的满足，进而，社会劳动也就必然由“谋生劳动”转化为“乐生劳动”。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所追求的目标将主要升华为精神消费(这种情况就像一个学生学完了小学课程，转而追求更高级课程的学习一样)。而人最大、最高层次的精神享受就是从事创造性劳动，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作出贡献。由此，共产主义社会势必形成“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私”与“公”的良性互动。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阐述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一思想的深刻含义。这种情况就如同马克思的事业既是个人的恢宏事业，又是全世界无产阶级求解放的伟大事业一样，“私”与“公”都交融在一起了，统一在一起了。 三、马克思主义的市场经济学应当融进“稀缺法则”和“经济人假设” 马克思的《资本论》可以称为狭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理论)则可以称为狭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再加上马克思主义的简单商品经济理论(小商品经济理论)，三者的组合可以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广义市场经济学。笔者深深感到，马克思主义的市场经济学在理论架构中应当而且必须融进“稀缺法则”和“经济人假设”。 (一)现有马克思主义的市场经济学只有融进“稀缺法则”和“经济人假设”，才能在更深层次上阐释既有理论 具体来说，如下马克思主义市场经济学的既有理论必须融进“稀缺法则”和“经济人假设”。 1.在商品理论方面。如上所述，马克思《资本论》的起点理论是商品论，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1篇第1章“商品”中并没有首先给出商品的定义，而是直接分析商品的二因素――使用价值和价值。现在我们所熟知的商品定义“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不过是后来学者的概括。其实，这个定义的外延是缺失的，因为在现实生活中，非劳动产品例如自然矿藏、野生动植物、处女地等也可以成为商 品，因此，外延周全的商品定义应为：“商品是用来进行交换的劳动产品和自然产品。”但现实生活中并非所有的自然产品都能成为商品，例如阳光、雨露、空气等就没有成为商品。这说明，自然产品成为商品的前提是该产品必须是稀缺的。同理，所有的劳动产品也都是稀缺的――正是“稀缺”才使得使用价值成为商品――由此，在更深的层次上分析，马克思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商品论”应当引入“稀缺法则”。 2.在价值规律致因的解读方面。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或曰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要求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商品交换按照价值进行。那么，我们往深处问一下，商品的价值量为什么要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商品交换为什么要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来进行?传统理论没有探究这些问题。其实，往深里说，价值规律的本质不过是维护每个商品生产和经营者公平合理地获取个人收益的游戏规则而已――其背后所隐含的假设前提乃是人人都是追逐个人利益的“经济人”!否则，如果人人都是完全彻底为他人、为社会的话，那么，每个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就将只讲奉献而不求索取，从而不会去计算自己的劳动付出和个人收益，也就不需要“著名的价值规律插手其中”了!此外，这一规律也暗含了稀缺性假设。十分明显，商品购买者之所以要花费代价才能获得作为消费品的商品，那就说明，商品的生产供给不是无限的，而是稀缺的；商品生产者之所以索要等价物才让渡生产物，那是因为不索要等价物就无法弥补生产成本和扩大生产规模，今后的生产就无法进行，这说明，生产资源是稀缺的。 3.在供求关系的探索方面。就商品经济的供求关系来看，显而易见，作为规律表现的情况是：卖者总是希望把价格抬高一些――而卖价提高势必要减少买者的利益，这岂不是将自己利益的增加建立在他人利益减少的基础之上?这难道不是人的自私属性的充分暴露吗!同理，买者则总是希望将价格压低再压低――而卖价的压低，则意味着卖方利益的损失，这无可置疑同样是人的自利属性的充分暴露。这就是说，“经济人”的思想与行动事实上是贯穿于商品交易的全过程之中的。 4.在商品经济矛盾的阐释方面。显而易见，在商品经济(或日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是劳资双方的矛盾，还是企业与企业、企业与行业、企业与地区、行业与行业、地区与地区、行业与地区(所谓条条块块)之间的矛盾，抑或是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其深层原因都是各类实体的“经济人”思想与行为所使然。当然，这里的“经济人”概念应当是广义的：它既包括个体经济人思想，也包括集体经济人思想，同时，还包括国家经济人思想等。 5.在商品经济制度的解读方面。笔者认为，商品经济(或日市场经济)制度安排的出发点及其最终决定力量都无法摆脱“经济人”理念的支配。比如，产权制度安排就是如此。试问，人类经济社会为什么要建立不同的财产所有权制度?西方经济学认为这是由于财富的稀缺性所致――如果财富是无穷的，如自然界的空气、阳光就不会界定产权。这种阐释当然有道理，但还不足够深刻、全面。其实，产权的界定还与“经济人”观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试想，如果人人都没有私欲，如果人人活着都是百分之百为着他人的利益，那还要界定产权干什么!正是因为明晰的产权是实现个人利益以及其他经济实体利益的切实保障，所以才有产权制度建设，才有各种形式的产权交易制度。 总之，马克思主义市场经济学的现有理论只有融进“稀缺法则”和“经济人假设”，才能得到更深刻的阐释，才能准确地洞察它的运行机理，而在这一方面，我们的研究显然还很不够。 (二)作为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市场经济学的研究目的理所当然地应包含“优化资源配置”，进而要求融进“稀缺法则”和“经济人假设” 如上所述，马克思依托《资本论》研究市场经济，是为了揭示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灭亡的运行规律，揭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计划经济必然取代市场经济的历史必然性。由此，马克思的《资本论》就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批判色彩。然而，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必然涉及资本的运行，涉及对“资源的优化配置”的分析，比如，马克思对“协作”的分析，对“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的分析，对“资本循环”、“资本周转”、“资本游离”的分析，对“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的分析等就是如此。现在，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摒弃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走向了市场经济发展之路。有鉴于此，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必须“与时俱进”、“与实俱进”，研究市场经济运行的机制和机理，研究资源的优化配置，研究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者的利润最大化、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而要服务于如上的研究目的，就必须融进“稀缺法则”和“经济人假设”。 (三)作为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市场经济学，其叙述方法不能单一化为“从抽象到具体”，也应融进具有学科特色的机制、机理分析，从而要求融进“稀缺法则”和“经济人假设” 毋庸置疑，“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不仅仅适用于经济学，而且也适用于所有学科(包括自然科学)，因此，“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叙述方法一般。鉴于不同学科有不同的研究对象，服务于不同的研究目的，因此，不同学科除采取一般的叙述方法之外，还应采用具有自身特色的叙述方法。作为社会科学特殊的经济学，作为经济学属下的马克思主义的市场经济学，除了采用“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方法之外，还应同时采用机制、机理的串联叙述方法。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市场经济学应当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稀缺法则”和“经济人假设”的串联叙述方法。显然，这样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叙述方法融合在一起，必将使得其整体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环环相扣，更加严谨，更加深刻，更加具有解释力。 西方经济学视角中的马克思经济学: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 摘 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人类探索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积淀下来的成果，两者既非完全对立，也非完全统一，而是对立统一的。解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分歧，研究两者之间的联系和结合之处，可为中国经济学的构建提供参考。 关键词：分歧；联系；结合 作为特定历史阶段和特定发展阶段人类智慧的结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皆对客观世界和经济实践活动进行了相对正确的理论分析。两者既有明显的相互对峙、相互竞争的分歧，也有显著的相互补充、相互耦合的联系。研究两者之间的分歧和联系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结合之处，对中国经济学的构建不无裨益。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分歧 作为以公有制和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劳动的经济学和作为以私有制和效用价值论为基础的资本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具有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和主要观点，在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上具有很大分歧。 1.研究目的的分歧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揭示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为研究目的，它不仅包括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也包括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当然，前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出发点，而后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承接点。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剖析的目的在于探索、研究生产关系跟生产力结合的形式，以便于更好的促进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为分析、研究、预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并最终为使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奠定理论基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虽有反映自身经济运行特性的个别规律、特殊规律，也有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经济运行共性的普遍规律、一般规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探索、分析、揭示经济规律的科学。与此不同，西方经济学探索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运行机制，其目的在于实现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生产者利润最大化及资源效益最大化。西方经济学在以私有制和“经济人”假设作为内在规律和根本前提的基础上，利用严密的逻辑推理和严格的计量检验，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研究规范，它不仅对商品、市场、现代经济的微观机理进行了深刻剖析，也对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等宏观机理进行了研究。总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济活动分析的目的在于揭示生产关系极其变动的规律，例如剩余价值规律和两大部类协调发展规律，而西方经济学注重研究经济运行的具体过程和细致环节，其所谓建立在主观心理上的规律例如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和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经济规律。 2.研究方法的分歧 这一般表现在基础分析方法、一般分析方法和具体分析方法三个方面。在基础分析方法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唯物主义，而西方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唯心主义。例如，马克思以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为起点分析资本主义国家有效需求不足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而西方宏观经济学凯恩斯理论却以“三大基本心理规律”为起点对其进行分析。在一般分析方法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矛盾分析方法、动态分析方法、科学抽象方法、强调从分析到综合、从简单到复杂、从个别到整体的分析、强调逻辑与历史相统一，而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包括实证分析方法、制度分析方法、结构分析方法等。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西方经济学对边际分析方法和最优分析方法、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流量分析方法和存量分析方法、长期分析方法和短期分析方法等的运用明显多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总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采取从抽象上升到具体、逻辑和历史相结合的科学叙述的研究方法，客观地揭示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发展、灭亡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整个体系、内部结构的运动规律，而当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却大量运用经济计量模型对复杂的经济过程、微观经济现象、宏观经济现象进行量化分析与描述。 3.研究对象的分歧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其中生产关系包含物与物、人与物、人与人三种关系，而人与人的关系是其研究对象的本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研究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途径，也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揭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之间的经济关系，虽然它也分析经济运行机制，但其侧重点在于解剖作为生产关系总和的经济制度。而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将它们分配给不同的个人”。其重点研究的是物与物、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虽然西方经济学也涉及经济制度的研究，但其侧重点是研究在既定经济制度下资源配置的方式和经济运行机制。很明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经济关系中深层次、本质性、实质性、原始性的问题，后者研究的是经济运行过程中浅层次、对策性、操作性的问题。总之，西方经济学是在承认现实的基础上对社会经济现象进行表层分析，其理论注重解释经济现象而非经济实体的价值度量和内在运行规律。与此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考察经济发展变化时，以物质的社会关系为起点，研究经济发展规律，注重揭示其现象背后的本质。 4.研究内容的分歧 研究内容和研究对象相互联系，后者是前者的概括和总结，而前者是后者的具体化和细致化。由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分析经济问题的方法基础，着重经济关系本质的思考，而西方经济学偏重于描述和分析经济现象的表层。因而两者在许多重要问题的论述上存在观点分歧。例如：在价格和价值问题上，当代西方经济学家混淆价值和价格之间的区别，认为商品的价格取决于供求关系，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认为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价值，而价格和价值是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个概念：价值是价格的基础；价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价格围绕价值波动；价格取决于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市场规律的共同作用；供求只是影响价格的表面因素，而价值才是影响价格的本质因素。又如工资问题，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工资等于劳动的价格或劳动创造的全部价值，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工资只是劳动力的价格，工人的劳动能力创造了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而工人只获取前者，资本家得到后者。再如经济危机问题，西方经济学界有供给学派的“总供给超过总需求引起危机论”、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引起危机论”、现代货币主义的“货币供应引起危机论”等众多版本，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经济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联系和结合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等方面的显著差异，并不意味着两者无相似之处。实际上，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之间区别的目的就在于找到两者之间的联系，以此为基础找出两者的结合点，为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奠定理论基础。 首先，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联系的基础上寻求结合。西方经济学研究如何利用稀缺资源以最大化地满足经济活动主体的需要，而经济活动主体利用生产资源体现了其在经济实践活动中改造自然、控制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因此，可以说西方经济学是对生产力的分析和研究，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是生产方式和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交换关系，是一门注重研究生产关系的科学。在经济活动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生产关系能动的反作用于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又受制于生产关系的发展。其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研究生产关系时必须研究生产力，而西方经济学在研究生产力时也不能回避生产关系，因此，以生产力变化规律为研究重点的西方经济学与以生产关系变化为研究重点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可以彼此切入，进而构建一门集全面性、系统性于一体的经济学。 其次，在使用价值和效用价值相联系的基础上寻求结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使用价值是指物的有用性，这种有用性以物为载体，决定于商品本身的属性，而商品以其使用价值来满足人的需求和欲望。西方经济学认为，效用价值是物品满足人需求和欲望的能力，它具有稀缺性和有用性两个必备条件，即只有同时具备稀缺和有用的物品才具有价值。通过对比可知：使用价值和效用价值是物的有用性这一问题的两个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把使用价值和价值当作商品必备的、既相矛盾又相统一的两个因素：一方面，使用价值和价值共存于商品中，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价值的存在以使用价值的存在为前提，没有价值的物品可以有使用价值，但这只是普通的使用物品，而不是商品；另一方面，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又是对立的，相互排斥的，商品生产者要取得价值就必须生产使用价值，而购买者要想获得使用价值就必须支付相应的价值，即买卖双方都不能同时既获得商品的使用价值又获得商品的价值。这里，使用价值与效用价值和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对立统一关系为效用价值与价值和效用价值论与劳动价值论的对立统一奠定了基础。 再次，在劳动价值论和生产费用价值论相联系的基础上寻求结合。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和基石。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商品耗费的劳动决定的，而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量来决定。进一步，由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竞争和交换的市场过程中形成的，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由包括竞争规律和交换规律在内的市场规律共同作用的结果，因而可以形成这样一种逻辑：商品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由市场规律决定，而价格是商品价值量的货币表现形式。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里蕴含着市场规律决定价格的思想。主流微观经济学关于商品价格的决定问题在马歇尔对经济学所做的第二次综合里已有详细论述。马歇尔综合运用效用价值论和生产费用价值理论，说明消费者需求和生产者供给决定商品价格。其中前者体现在需求方面，后者体现在供给方面，而生产费用包括资本、劳动、土地，如此看来，劳动价值论不过是生产费用价值论的一个组成部分，马克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此点上的结合也是可能的。 最后，在平均利润论和正常利润论相联系的基础上实现结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平均利润的形成是部门之间竞争的结果。部门之间的竞争是部门内部竞争在全社会范围内的进一步展开与扩大。由于不同的部门存在着不同的资本有机构成和资本周转速度，在剩余价值率相同的条件下，不同部门的利润率存在明显的差别。竞争的手段则是资本的转移。结果是，利润率低的生产部门，资本增量很少，资本存量大量转移，生产大量缩减，产品供不应求，价格上涨，使利润率提高，而利润高的部门恰恰与其相反。资本在各个部门不断涌进涌出，直至不同生产部门的利润率大致相等即趋于平均化时才会暂时停下来，从而形成平均利润率。由此可知，从长期来看，完全竞争的市场中的企业只能获得收支相抵的正常利润，即价格等于边际成本时的利润，而不能获得由价格高于边际成本所产生的超额利润。稍微比较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平均利润和西方经济学中的正常利润是趋于一致的。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部门之间的竞争导致平均利润的形成；在西方经济学中，市场中的供求导致正常利润的形成。实质上，竞争规律和供求规律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都是市场规律的体现。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也可以在此点上实现结合。 三、中国经济学构建的定位 基于以上分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并非完全对立，在一些方面存在结合的可能，这为中国经济学的构建提供了有益的启迪： 经济理论存在的核心价值在于解释经济现实和预测经济未来。当前中国市场经济发展道路迥异于西方经济理论和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描述的道路，因此，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难以很好的解释中国出现的问题，中国必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以解释中国经济现实和预测中国经济未来，为此要处理好“既不能完全依赖西方经济理论也不能完全丢弃西方经济理论”和“既不能完全依赖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也不能丢弃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两方面的问题。之所以不能完全依赖西方经济理论，主要因为经济科学是意识形态的社会科学，而意识形态体现一定的阶级利益和诉求。众多事实表明，经济学家在分析、研究、解释、试图解决经济问题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特定的阶级立场，接受反映特定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采取符合特定阶级利益的价值判断，很少有例外。正统西方经济学是反映西方国家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经济关系并为其服务的意识形态，它极力否认资本主义剥削和力图掩盖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本质，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学。基于固有的阶级局限性，西方经济学不可能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本质进行客观、全面、深入的科学研究，而只能给予主观、片面、肤浅的解释。但是，西方经济理论虽有阶级性、辩护性、庸俗性的一面，同时也具有科学性、实用性、工具性的一面。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约翰•穆勒的第一次综合,马歇尔的第二次综合,萨缪尔森的第三次综合），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研究方法尤其是实证研究方法不断革新，这有利于对经济现实做出相对精确的研究和预测，因此，在构建中国经济学的过程中不能对其持完全丢弃态度，而应持批判性的态度。中国经济学的构建之所以不能完全依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解剖和批判的经济学，其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物质生产方式及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而且着重探讨不同阶级的行为和利益矛盾，而疏于对具体经济行为研究。另外，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论述已不相符合，难以用马克思主义现成理论解释。然而，中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国家，经济理论和实践当然也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更何况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蕴含丰富的科学内容，基本观点和研究方法都应坚持，因此，完全丢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错误的。中国经济学构建的定位应是：在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西方正统经济理论的具体研究方法，尤其是实证逻辑分析方法和经济计量方法，构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相统一的经济学分析框架。 西方经济学视角中的马克思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关系的几点认识 摘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高校经济管理类专业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但学生对二者的关系认识还存在诸多困惑。论文在辨证分析二者异同点的基础上,从发展的视角提出了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二者关系所应坚持的科学态度,以期对教学实践有所裨益。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关系 作者简介:朱黄莉,女,出生年月:1983年2月,土家族,籍贯:湖北省恩施市;学位:经济学学士,工作单位:湖北民族学院财经政法学院,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职称:助教。研究方向:国际金融。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作为大学本科专业的核心课程,学生在对二者关系的认识上往往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是,政治经济学受意识形态影响,无法解决现实问题,已经过时,而西方经济学对现实有较强的解释力,是真正的经济学。因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应以西方经济学作为指导。二是,西方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学说,是“庸俗资产阶级的经济理论”,不能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作为教授这两门课程的老师,如何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两者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的个性差异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方法、内容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 1、阶级性上的差异 从阶级性上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代表 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而西方经济学则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虽然双方都会从对方汲取对自己有益的成分,但是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各自的阶级立场和本质属性。无数的事实说明,经济学家在研究、解释和试图解决经济问题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特定的阶级立场,代表和维护特定的阶级利益,接受反映特定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采取符合特定阶级利益的价值判断,很少有例外。 2、研究对象上的差异 关于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我们可以引用 美国当代经济学权威代表萨缪尔森在他那本广为流传的教科书《经济学》里的话:“经济学研究人和社会如何做出最终决定,在使用或不使用货币的情况下,来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生产性资源在现在或将来生产各种商品,并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消费之用。”[1]简单的说,经济学是研究如何在各种不同的用途中对稀缺的资源进行配置,以最大限度的满足人类的无限多样的欲望和需要的一门社会科学。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我们可以引用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的论述:“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2]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的看法是存在差异的的。西方经济学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为既定的前提条件来研究资源的配置问题,它研究的重点是生产力而不是研究生产关系。与之相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解释的是资本主义生产背后人与人的关系,它是一门侧重研究生产关系的学科。 3、研究方法上的差异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运用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将社会发展看作是一个由客观规律决定的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过程,认为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不是永恒的、稳定的,一种社会经济形态终究会被另一种更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所代替。而西方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坚持了唯心史观和理性主义。在这种方法论的基础上,西方经济学建立了一种确定性的经济社会观,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将永恒、稳定地存在。 另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侧重于规范分析,采用抽象的方法进行定性分析,研究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经济制度的本质规定,特别是注重经济关系运动的规律性分析。而西方经济学则侧重于实证分析,对经济现象进行描述、推理、计量、检验,探索商品经济与市场的具体运行机制、运行规律、资源配置、分配制度、宏观和微观的市场调控方法,为政府和经济主体提供可选择的政策建议。 4、研究内容上的差异 (1)价值理论的差异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劳动价值论认为,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价值的大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价格不过是商品价值在货币条件下的外在表现。同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承认,商品的价格还受到供求关系变化的影响,但是,市场供求力量只是一种“干扰”性力量,它只是使价格暂时偏离价值,围绕价值波动,决定商品价格的还是商品的价值。而西方经济学的价值理论是供求均衡价格理论,认为商品的价值就是商品的交换价值,即一种商品与另一商品的实物交换比例,在货币条件下就表现为商品供求均衡时的价格,这样价值就与均衡价格完全一样了,并不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那样存在独立于价格之外,并决定价格的抽象的价值本质。 (2)收入分配理论的差异 因为将价值定义为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所有的价值都是由工人的劳动创造的,工人的工资只是工人劳动力商品价值的转化形式,资本家和大土地所有者所得的一切非劳动收入均来自对雇佣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这样,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就体现了工人阶级和资本家以及土地所有者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而西方经济学以“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把劳动仅仅当作生产要素的一种来进行研究,商品的价值是由包括劳动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该理论运用要素边际生产力理论以及供求方法分析得出,生产要素的价格是由要素市场的供求均衡来决定的,这一价格就构成了要素所有者的收入,它可以被看成是要素对生产做出贡献而所获得的报酬。这样在西方经济学的收入分配理论中,工人的工资如同利息、地租一样,都是生产要素对生产贡献的报酬,是生产要素在要素市场供求作用下的价格,是社会成员各方自发自愿交换的结果,因而并不存在对工人的剥削问题。 (3)对资本理解的差异 首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对资本概念的理解上存在着差异。西方经济学认为,“资本或资本品包括那些生产出来的耐用品,它们在进一步的生产中被作为生产性投入。”[3]由此可以看出,西方经济学将资本作为生产中不可缺少的因素,认为这种要素是和劳动、土地一样,都是生产的必要条件。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不是具体的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4]资本虽然也以物的形式存在,不断交替地成为商品和货币,相继采取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形态,并进行不断循环,但资本更多的是一种价值,是能在流通中保存自己并使自己增殖的交换价值或货币。资本的本质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 其次,在对资本作用的认识上,二者也存在分歧。西方经济学用资本边际生产力来证明资本的作用。在其它生产要素不变的假设情况下,通过增加或减少资本的投入来分析资本投入对产出和收益的影响,由此衡量资本的作用,计算资本的边际生产力。通过这种方式,西方经济学论证了资本在生产中的贡献与资本的收益是相对应的,说明企业获得收益与资本有关,资本家通过资本来获得收益不是剥削,而是正常的经济行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承认资本的生产性,认为资本代表生产力的一个方面,但是资本生产力并不是资本本身带来的,而是劳动生产力的另一种体现。资本靠对劳动的雇佣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并占有生产力提高带来的收益,资本的收益来源于对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是不合理的。 在研究内容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很多方面都有不同的理解,本文只是列举一二。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之间的共性探讨 虽然二者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是,二 者同属经济学范畴,它们之间并不是完全不同,是存在很多的共性的。 1、二者拥有共同的起源 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将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之一,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来源。而西方经济学学者也同样将古典经济学作为其来源。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中,将“通过新古典学派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而发展成目前的后凯恩斯主义主流经济学”和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比喻为由古典经济学“这棵大树”分出的“两个枝干”[5]。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拥有共同的起源,即古典政治经济学。 2、二者在研究方法上存在着共性 前文分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的差异,但不可否认的是,二者在研究方法上也存在着共性。 抽象演绎法一直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重要特征,马克思则继承和发展了因果古典经济学的抽象演绎法。 《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出版后,很多人对其进行了评论。基辅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尼・季别尔认为,“就理论本身来说,马克思的方法是整个英国学派的演绎法,其优点和缺点是一切最优秀的理论经济学家所拥有的。”[6] 另外,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在经济学的研究中,存在着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普遍的经济规律。而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规律也不可能是站在某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角度上提出来的。可见,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是一致的――存在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普遍经济规律,尽管他们在对经济规律本身的具体认识上存在着分歧。 3、二者在研究内容上存在着共性 首先是在生产力理论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很重视生产力理论。马克思非常重视生产力对整个社会发展的作用,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西方经济学也有生产力理论。例如熊彼特的创新生产力理论、贝尔等人的知识生产力论,李斯特所论述的生产力的体系。西方生产力理论注重的是生产力的技术方面。 其次是在有关市场经济规律方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英国为对象研究早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他在该书中详尽研究了以英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对市场经济的现象和规律有全面而深刻的剖析。而整个西方经济学体系,都是在市场经济的前提下进行的研究。同时,对市场经济的特征,二者有着相似的看法。他们都认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着是独立的法人,是市场的主体;社会再生产的全过程――生产、交换、分配、消费都与市场有着密切的联系,企业之间、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联系是通过商品货币关系进行的。 三、引导学生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之间的关系 作为教授这两门课程的老师,要引导学生理性地认识二者之间的关系,用科学的,辩证的眼光来看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 1、引导学生认识二者的科学性 虽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属于不同的经济理论体系,但是必须使学生认识到,二者都是现代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研究人类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活动过程及其各个环节的一般规律的经济学,都具有科学性。另外,二者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都起到了积极作用。我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站在劳动者的角度进行分析,其指导意义毋庸置疑。西方经济学分析的视角和立场虽然不一样,但是它经过几百年的发展,积累了许多优秀的成果,对我国确立市场经济体制框架、转换我国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发展资本市场,政府对资本市场进行调控等方面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2、引导学生认识到二者之间的互补性 首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重视对经济本质的揭示,而西方经济学往往注重对经济现象的描述,如果将二者结合起来,能够更好的完善经济学理论。其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注重质的分析,西方经济学注重量的分析,我们在具体研究经济问题时,不仅要注重质的分析,也要注重量的分析。再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注重规范分析方法,西方经济学注重实证分析方法。实证经济学研究了经济活动中各种经济现象间的相互关系,但是回避作出社会评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砸揭露现实经济中的缺陷和问题的同时,进一步指出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因此,把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方法结合起来,更有利于经济理论的发展和完善。 3、引导学生认识到二者之间的借鉴性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因此可以取长补短,相互借鉴。 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去我们过分侧重于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和必然被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取代的规律性,对市场经济的具体运行研究不足。而西方市场经济是发展了几百年的成熟市场经济。所以,研究西方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西方经济学,必然有许多可供我们借鉴的地方。另外,西方经济学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实现了研究方法的不断革新,这是我们在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过程中可以借鉴的。比如可以借鉴西方经济学对数学方法的运用,可以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某些研究变得更加精确。 对于西方经济学来说,同样需要吸收和借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成份。西方经济学侧重于对经济现象进行描述,对表层现象进行解释,而忽视了揭示经济发展的本质,这一点上可以借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站在历史的、发展的角度进行本质的、内在的分析。另外,西方经济学过于侧重于单纯的资源配置或者是人的选择行为,忽视了人与人之间在经济活动中的关系。而经济活动最终是人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活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不同,它始终关注人的解放,立足于研究生产关系这一主体,立足于整个社会在经济力量推动下的形态变化和结构变化。因此,在这一点上西方经济学也数需要借鉴的。 总之,在对待二者的关系上,我们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思想,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成份,建立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

实验经济学论文:计量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的若干新近发展及展望 一、引言 经济研究的方法在于总结典型的经验特征与收集数据,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相应的经济理论或经济模型。经济研究的科学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理论或经济模型的可验证性,即能否通过数据实证检验相关的经济理论与经济模型来解释事实,并预测未来的经济变动趋势以及提供科学的政策建议。计量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则犹如硬币的双面,从不同的角度为经济学的实证分析提供重要的方法论基础。计量经济学以实际经济数据的建模与分析为主要研究对象。当实际数据不可得,或实际数据过于复杂而导致因果关系不易梳理时,实验经济学则有可能从另一个角度出发,通过可控的实验数据代替实际数据,成为实证经济分析的又一个有利工具。 计量经济学是由经济学、统计学、数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交叉产生而又独立于其中任何一个学科。计量经济学产生于对经济理论的实证分析,经济系统的建模和国民经济投入产出法的计算等经济学问题,经过近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已经成为了一个成熟而且被广泛运用的学科。计量经济学可以分为理论计量经济学和应用计量经济学。其中理论计量经济学主要关注计量经济模型的建立,包括针对不同数据类型、随机实验和不可控随机误差的分布形式、经济学模型和实际问题而进行的假设,从而对该模型进行参数、非参数等的估计、统计推断和预测,并给出其具体的理论性质,例如无偏性,渐进分布、统计有效性、预测误差等等。应用计量经济学则侧重于实际问题,其内容基本涵盖凡是有数据支持的经济学理论的各个分支,并用经济数据来对经济理论进行检验,或是对某些经济变量的因果关系进行量化研究,或是利用金融数据进行风险估计等实证研究。例如对环境经济学、教育经济学、金融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经济增长理论等都可以通过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在计量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下进行计算。计量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相辅相成,对现实生活中某种类型经济数据的实证分析往往成为发现理论研究新方向的动力,同时理论研究的成果也通过计量模型被广泛应用到各种实际问题中去。 计量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可以说如果没有计量经济学,经济学理论就像纯数学理论一样只有象牙塔式的研究价值而不能被数据所证实或者应用证伪。在过去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人当中,第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授予了两位计量经济学研究的先驱弗利希(RagnarFrisch, 1969)和丁伯根(JanTinbergen, 1969),表明了计量经济学在推动整个经济学研究科学化进程中的重要性。早期因从事计量经济学研究而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还包括李昂惕夫(WassilyLeontief, 1973)、克莱因(Lawrence R.Klein, 1980)和哈维尔莫(TrygveHaavelmo, 1989)等。计量经济学的发展日益与经济学各分支学科的发展紧密结合,并反过来极大促进了经济学各分支学科的发展。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麦克法登(Daniel L.McFadden, 2000)、赫克曼(JamesHeckman, 2000)、格兰杰(Clive W.J.Granger, 2003)、恩格尔(Robert F.Engle, 2003)与汉森(Lars PeterHansen, 2013)都是因为提出新的计量方法促进了劳动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宏观经济学、金融学等相关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发展而获此殊荣。在现代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体系中,计量经济学已经成为与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并列的三大学科,成为经济学各分支学科最核心的方法论基础。 实验经济学则是最近四十余年兴起的一门新的交叉学科,结合认知心理学、神经科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相关研究方法,涵盖了决策论、经济学、金融学、博弈论、管理科学、市场营销或政治学等多个研究领域。实验经济学以模拟实体经济决策环境和验证理论模型为目的,通过仿真方法创造与实际经济相似的实验室环境,观察分析受到物质报酬激励的受试对象如何在一定规则下进行决策,从而研究人们行为决策。经济学家通过调整实验参数以及对不同参数下产生的实验数据进行整理、加工与分析来检验已有的经济理论及其前提假设,或者发现新的理论,或者为一些决策提供理论分析的基础。 实验经济学之所以产生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基于可控实验而得到的数据能够很好地避免数据的内生性问题(-endogeneity)。众所周知,因果关系研究是自然科学研究和 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核心内容。相对于现实环境下自然产生的经济决策实际数据而言,实验经济学数据是在事前已经尽可能控制了各种干扰混淆因素条件下产生的,从而数据相对比较整洁,有利于经济学研究人员发现并研究经济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实验研究方法已经成为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公共经济学、金融经济学、劳动经济学、金融学、市场学、组织行为学、会计学和管理科学等领域的核心研究方法。这些领域国际最顶尖学术期刊都会定期发表一些运用实验技术完成的研究成果。目前已有卡纳曼(DanielKahneman, 2002)、史密斯(Vernon L.Smith, 2002)和罗斯(Alvin E.Roth, 2012)三位经济学家因其在实验经济学方面的贡献而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下文中,我们首先对计量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在最近一二十年来的发展做一简单介绍。作为与实证研究和应用研究密切相关的学科,计量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的发展从来就受到两方面需求的推动,其一是理论发展与政策分析的需求,其二是数据特征与数据可得性的需求。之后,对国内计量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发展的现状做一简单评述,最后对一些亟需发展的计量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研究领域提出若干建议。 二、计量经济学的若干最新发展 (一)面板数据计量经济学 面板数据(panel data)是将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综合起来的一种新的数据类型。和单一的时间序列数据相比,面板数据能够提供不同个体在同一时点的横截面信息;和纯粹的截面数据相比,面板数据又能够提供同一个体在不同时间点的动态变化。因此,和传统的横截面模型与时间序列模型相比,面板数据模型在模型估计、假设检验和管理科学应用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国内外高质量面板数据的出现极大推动了面板数据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在宏观经济学和应用微观计量经济学等各个领域都有非常重要的应用。面板数据计量经济学的最新发展主要集中在三个部分,其一是非线性面板数据建模的发展,包括各类非参数半参数条件均值模型、条件分位数模型和离散数据模型等。函数系数模型(Cai et al.,2000; Cai et al., 2000)采取可加模型的形式,解释变量的系数可以是其他随机变量的函数(称之为光滑变量,smoothingvariable),而光滑变量的选择由经济理论决定。函数系数模型不仅能够提供更好的数据模拟能力,而且在非参数模型中融入了经济学的解释,因而近年来有不少研究将函数系数模型结合到面板数据中。其二是非平稳面板数据模型的发展,包括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与协整分析,以及包含非平稳变量和未知时间趋势的估计与检验等;其三是包含横截面相关(cross-sectional dependence)的面板数据建模。面板数据通常包含两个维度,行为个体与时间维度。行为个体可以是微观层面的家庭、个人或企业,也可以是宏观层面的国家、产业或地区。传统的面板数据建模通常假设面板数据各行为主体之间是完全独立的(横截面独立假设,cross-sectionalindependence),这就完全排除了行为个体之间可能存在的相互影响,从而导致模型估计与检验的一系列问题。横截面相关性已成为面板数据领域最为活跃的科研方向之一。目前文献中处理横截面相关的方法主要有三种:其一是通过因子模型(factormodel)描述横截面相关性,然后通过模型中可观测变量的横截面平均作为因子模型中不可观测的共同因子的变量,用以解决因共同因子不可观测性而带来的内生性问题(Pesaran,2006; Pesaran Tosetti, 2011等);其二是交互效应(interactive effect)模型,通过PCA的方法直接估计不可观测的共同因子(commonfactor)与因子系数(factorloading),通常使用的估计方法包括QMLE和最小二乘法(Bai, 2009, 2013等);其三是使用一系列距约束条件描述横截面弱相关性,不需要借助于常见的因子结构(Chen etal., 2012等)。最近几年,这一领域的发展主要集中在将横截面相关性与半参数或非参数模型相结合,研究模型的估计与检验方法,这也是目前最为活跃的研究领域之一。 (二)微观计量经济学与政策评估 因果分析与政策效应评估是经济分析最为关注的核心问题,其主要难点在于经济事件与经济政策的内生性问题,以及虚拟事实的不可观测性。社会经济系统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各类因素各种事件往往存在复杂的相互联系。由于巨大的社会成本与经济成本,社会经济政策无法使用类似于自然科学中常用的模拟实验的方法。为了解决内生性问题,经济分析通常借助于所谓的“准实验”(quasi-experiment)机会,使用工具变量方法,以及在工具变量方法上发展起来的一系列估计政策处理效应(treatmenteffect)的方法。工具变量必须同时满足相关性与外生性的要求。所谓相关性,是指工具变量必须与内生的结构变量高度相关,否则便称之为弱工具变量(weakinstruments)。所谓外生性,是指工具变量仅通过内生的结构变量影响回归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而不存在其他独立的影响渠道。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计量经济学家发现当存在弱工具变量的情况下,无论是小样本还是大样本,常见的工具变量估计方法,包括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与有限信息最大似然估计都无法得到一致性的估计量。这一时期大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工具变量质量的检验,以及存在弱工具变量情况下不同的统计检验方法。最近十年中,计量经济学家更加关注工具变量的外生性问题,讨论在工具变量严格外生性条件无法满足的情况下对统计检验的影响。目前较有影响的做法是采用再抽样(resampling;Berkowitz et al., 2012)或贝叶斯的方法校正近似外生性的影响(Conley etal., 2012; Kraay, 2012)。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计量经济学家也开始关注在存在大量工具变量的情况下工具变量的选择问题。目前主要的做法分为两类,一类是在工具变量中加入稀疏性(sparcity)假设,采用LASSO等变量选择的方法在第一阶段选择有效的工具变量;另一类是不采取稀疏性假设,通过主成分分析或岭回归等降维的正则化(regularization)方法处理估计中的问题(Hansen et al.,2008; Okui, 2011; Carrasco, 2012; Hansen Kozbur, 2014等)。 当工具变量仅是简单的二元变量时,工具变量法就和政策处理效应的一系列估计方法建立了联系,这部分是近几年来发展最为迅速的研究领域之一。倍差法(difference indifference, Card Krueger, 1994; Bertrand et al., 2004; Athey Imbens, 2006等)是最为常见的处理效应估计方法。当某一经济政策实施以后,尽管我们可以同时观察到处理组中政策前后的变化,但这个变化同时包含了具体政策的处理效应和不可观测的时间趋势的变化。如果假设时间趋势在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变化是相同的,那么我们可以采取两次差分的方式,将共同的时间趋势剔除出去,从而得到平均处理效应的估计值。倍差法的主要优势在于计算简便,可以接受某种形式的选择性误差(-selectionon unobservables),但主要问题在于处理组和对照组之间必须保持相同时间趋势的假设有时不符合现实,且较难检验。也有研究者发展一些半参数的倍差法试图放松相同时间趋势的假设(Abadie,2005)。匹配(matching,Rubin, 1973)是另一种较为常见的处理效应的估计方法。和倍差法不同,使用匹配法的一个重要假设是条件独立性(conditionalindependence或unconfoundedn esscondition),是指在控制各种变量以后,处理效应的结果不再受到是否接受处理(treatment)的影响。在条件变量较多的情况下,事实上无法做到严格匹配,倾向匹配得分(propensityscore)是用来处理降低匹配维度的主要方法,一些非参数方法也被广泛用来完成处理组和对照组之间的匹配(Heckman etal., 1997, 1998; Hahn, 1998; Hahn et al., 2000; Imbens, 2000; Lechner, 2002;Abadie Imbens, 2006等)。当是否接受处理效应的概率成为一个非连续函数时,断点回归(regressiondiscontinuity design, RDD; Trochim, 1984; Lee Card, 2008等)成为近年来非常热门的估计“准实验”政策处理效应的方法。当选择变量(-selectionvariable)与是否接受处理效应的关系是确定时,经济学家通常使用精确断点回归(sharp RDD)。当选择变量与是否接受处理效应存在随机关系时,也就是是否接受处理效应的同时受到一些不可观测的选择变量影响时,经济学家使用所谓的模糊断点回归(fuzzy RDD),这是一个类似于两步法处理工具变量的估计方法。除平均处理效应(averagetreatment effect on treated, ATET)之外,也有越来越多的文献在讨论局部平均处理效应(local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LATE,Imbens Angrist, 1994等)、边际处理效应(marginaltreatment effect, MTE)和分位数处理效应(quantiletreatment effect)等。这些政策评估方法被广泛地用于各种社会经济政策的评估,如最低工资效应、反歧视法、失业救济等。 (三)大数据(高维)计量经济学 在目前大数据时代,数据的可得性和多样性导致样本量无限增大,同时变量个数无限增多,从而对分析大数据特点的计量经济学方法有了新的要求。例如,现在流行的电子购物数据中,每个消费者在电脑前点击的次数以及内容体现了丰富的反映购物行为的信息。又例如,许多人口普查数据、政策评估调查数据等等都有非常多的变量数目。另外,变量数目即使有限,因为研究模型不一定是线性形式,许多方程变换、级数展开等等处理方式也使得变量维度增加。从文本、视频、音频中提取有用变量等等方式也成为高维度数据的重要来源。一方面,数据本身的可得性增加,另一方面,现代高性能计算机群(HPC)的计算性能和存储功能也使得处理这些大数据成为可能。21世纪是大数据的世纪,云计算、存储等争相从科技领域进入人们日常生活中。 高维度计量经济学就是研究经济变量数目非常大,有时候甚至大于样本量的情况。例如在资产定价的研究中,资产数目很大,有研究者(Fan et al.,2008)用因子模型去估计资产回报的相关性,其中资产回报的协方差矩阵的维度也随着样本量而增长,因此如何处理高维度数据在资产投资组合等领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计量经济理论在处理高维度数据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如何选择重要的变量以及如何对变量进行选择,以使得模型的预测性能更强,对模型的估计有更好的性质。在高维计量经济学建模中,一般假设真实模型只包括一部分有限的变量。高维度计量经济学包括了经典的线性和非线性非参数模型。 在很多实证研究中,一般假设模型是一个比较简单的线性形式,变量是根据经验或者共识来选择。而高维度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是通过数据本身来探究其重要性,从而进行变量选择。在经典岭回归思想的启发下,一系列带惩罚项的估计方法被提出并广泛应用在基因学、统计学、经济学等各学科中。例如套索估计量(LASSO,Frank Friedman, 1993; Tibshirani, 1996)的先驱性研究首先提出用一个惩罚项加在经典的最小二乘损失函数上,再用一个调节参数来控制惩罚的力度。套索估计量可以在变量选择的同时进行参数估计,并且在变量个数较大的情况下解决了传统模型选择方法例如信息准则等的不可计算的问题,减小了模型选择的不确定性。套索方法有很多良好的性质,其中一个就是可以用来处理变量个数超过样本量的情况,并且能够选择变量。在过去的二十年中,高维度方法有了长足的发展。继套索估计量之后,SCAD估计量、Dantzig估计量、弹性网(Elastic Net)估计量等相继发表在顶尖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期刊中。在经济学中,高维度计量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应用就是处理多工具变量选择的情况。Belloni,Chemozhukov Hansen(2012)提出了用改进的套索方法选择工具变量的方法并提供了理论依据。另外,Bai Ng(2008)用主成分分析,Caner Fan(2015)用可适性套索方法进行工具变量的估计和选择。 大数据计量经济学是一个方兴未艾的研究方向,统计学、计算机科学等其他学科的交叉发展也势必进一步推动大数据分析的发展。 (四)金融计量经济学 金融计量学主要是指对金融市场数据,包括金融市场各种交易变量(如价格、交易量、波动率等)进行相应统计分析和计量建模的学科。作为联接金融理论和实证证据的桥梁,金融计量学在现代金融学中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它可以用于检验经济学假说和金融理论,解释金融现象,并对金融市场行为建模和预测。一方面,金融计量学的发展对现代金融和投资管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又对金融计量学的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 金融计量学最早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检验金融市场的有效性,即金融市场价格是否可以被预测。关于这个问题,最早的文献甚至可以追溯到Working(1934)和Cowles(1933, 1944)。他们主要通过检验股票价格序列是否服从随机游走过程来检验市场的有效性。Fama(1970)对有效市场理论和实证研究进行了一个很好的综述,他认为市场的有效性假设有三类,即弱有效,半强有效和强有效,而对应的价格走势往往只是一个鞅过程。这样说来,检验市场的有效性就等价于检验一个时间序列是否为鞅过程。Hong(1999)提出了一个基于广义谱函数的检验方法,非常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该方法不但能够捕捉变量之间存在的线性关系,同时也能够甄别出数据中的非线性关系,因此可被推广并应用来检验经济和金融时间序列数据是否存在相关关系或者是否独立,从而为对这些数据进一步分析建模提供依据(Hong Lee, 2005, 2006; Hong McCloud, 2011; Hong Chen, 2011)。 与金融市场有效性检验密切相关的一个研究领域是提出各种模型对金融时间数据进行预测,或者是对各种预测模型进行评价。这些预测模型大多基于各种经济学理论,包括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研究人员构造了不同的预测模型来对金融市场进行预测,例如Hong et al.(2007)研究了随机游走模型是否能够对外汇走势提供更好的样本外预测。Hong et al.(2010)也检验了多种时间序列模型在分析中国的短期利率走势的有效性。 在有效市场理论检验问题之外,资产定价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投资组合理论一直也是金融计量学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自Markowitz(1952)提出了投资组合理论以来,许多资产定价模型相继被提出来,包括Sharpe(1964)针对股票市场提出的资产定价模型(CapitalAsset Pricing Model,CAPM)/:请记住我站域名/,Ross(1976)提出的套利定价模型(APT),以及Heath et al.(1992)提出的针对固定资产收益证券定价的HJM模型。将这些定价理论模型应用到实践需要对相关的模型参数进行准确估计,而金融计量学家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个最重要的估计方法即由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Hansen(1982)提出的,Hansen Singleton(1982)则将此推广应用到资产定价模型的动态广义 矩方法(Dynamic GMM)。金融计量学关注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对波动率的建模,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波动率被广泛认为是风险测度指标之一,但如何对风险进行有效管理的一个前提是对其进行准确建模。最早的波动率模型包括Engle(1982)提出的ARCH模型以及Taylor(1982)提出的随机波动率模型(stochasticvolatility model),Bollerslev(1986)进一步发展了GARCH模型。基于这些模型,一些重要问题相继得到研究,比如波动率溢出效应(Hong, 2001)、金融风险的传染(Hong et al., 2009)等。 随着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发展,交易日趋复杂,一些新的问题随之出现并急需解决。比如说在高频数据的建模中,如何处理市场微观噪音及市场由于一些突发事件带来的跳跃现象是金融计量学关注的另一个重点,相关的文献包括Chan Maheu(2002)和Ait-Sahalia Jacod(2009)。而对金融市场中一些非线性和非对称的现象进行研究也成为一个重要研究方向。比如说在考虑非线性情况下,如何检验市场的有效性,如何对资产定价模型进行稳健、准确的估计等。此外,人们观察到金融数据普遍呈现厚尾现象,正态分布不再适用于刻画这些数据,在这种情况下,评价极端风险(extremerisk)不可以再用方差来度量。所以,当分布存在厚尾时,如何来度量风险(包括系统性风险)依然是金融计量学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 (五)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的宏观计量经济学 传统实证宏观计量经济学用向量自回归等方法对总体经济变量例如总产出、总消费、总投资、失业率、通胀率等进行分析,其思想起源于凯恩斯经济学。而真实经济周期模型往往通过模型校准来描述实体经济,在量化研究方面其方法显得更为严格。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则是从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出发,从消费者、生产者、中间厂商和政府部门等的动态最优化决策过程来推导一般均衡结果。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可以增强模型的解释力和经济学含义,并使得过去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两分法问题得到解决。通过计量经济模型的估计和推断使我们对宏观变量的随机过程得以加深了解,并对模型本身的有效性进行评估。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从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出发,研究利率、失业率等宏观变量成为实证宏观计量经济学的新范式。从政策制定者的角度来说,欧洲中央银行也正式使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作为基础模型并把其预测结果作为指定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尽管在宏观经济学中,不少变量通过加总去掉了很多噪声,向量自回归等传统方法在预测性能上优于以微观基础起步的宏观计量模型,但微观结构模型方面的研究在逐渐放松假设、贴近实体经济方面也有了长足进步。目前以似然函数方法为基础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在样本外预测上的表现可以和向量自回归等方法相比较。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从个人、厂商、政府、中央银行等分别最大化其全部时间段内的效用、利润及财政、货币政策目标(例如弥补产出缺口、保持产出增长率等),得到消费、产出、利率和通货膨胀率等变量需满足的最优化条件,再由市场一般均衡的条件推导出欧拉公式,用对数线性化的方法得到简化式和状态空间形式。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通过引入外部冲击来模拟现实经济中的经济周期和日常波动。外部冲击可以有多种形式,例如生产技术冲击、需求冲击、财政支出冲击、货币政策冲击、外贸冲击等,通过这些外部冲击得到模型的随机性。另外,通过引入工资、价格粘性、消费习惯形成和投资调整成本等假设,模型也更加接近现实经济。在模型的估计方面,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多采用贝叶斯方法进行估计,由前面一般均衡条件得到的公式加上测度方程,即引入经济系统中的随机冲击,得到似然函数。首先通过把均衡条件进行对数线性化,然后用蒙特卡洛马尔科夫链抽样方法估计模型参数。根据模型参数设定的不同,可能出现为一解、无解或多解的情况,研究者要对其进行分析或者约束。近年来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在计算和引入新的冲击、放宽模型假设(例如允许厂商和消费者的异质性)等方面有很多进展。进一步放宽模型的假设,减少模型校准和更好地估计高阶非线性模型从而最终提高模型的预测能力是该方法未来需要解决的问题。 三、实验经济学的若干最新发展 (一)新类型实验数据的收集和利用 传统实验经济学产生的数据主要是经济决策变量数据,例如决策者在个体决策问题中的选项选择,在市场决策问题中的价格选择、投资决策选择和努力水平选择,在博弈论决策问题中的策略行动选择等。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实验经济学家认识到收集一些新类型实验数据有助于更好地检验不同的经济学理论以及建立更接近描述决策者行为的新经济学理论。例如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将决策者的决策过程当作一个黑箱子,只是简单地假设决策者具有特定的偏好和特定的信念并且采取最优的决策,而有意忽略决策的产生过程。最新的一些研究开始讨论决策偏好、决策信息、决策过程的形成,尤其是决策者如何思考决策问题的过程。打开决策过程这个黑箱子意味着我们将从更基本的层面来理解各种经济决策。一方面,研究决策过程所能依赖的数据类型增加了,包括决策思考时间、搜寻次序、眼球移动、生化多巴胺等新的生理学数据,从而使我们有必要通过实验经济学的方法产生这些新类型的数据来检验相关的经济学理论。另一方面,这些新类型数据和传统经济学决策数据结合在一起,有助于发现和建立新的经济学理论。例如,Gabaix etal.(2006)通过收集实验参与者的搜寻次序数据来检验有关决策者如何获取信息以及信息处理的有限理性模型;Caplin etal.(2011)则通过收集参与者在最终选择之前的所有临时选择数据来检验他们新提出的最优选择模型;Reutskajaet al.(2011)通过跟踪实验参与者的眼球移动数据来研究超市购物者的购物选择行为等。 (二)非均衡博弈论框架的建立和实验验证 策略性思考是博弈理论及其应用的基础。纳什均衡以及相关均衡的概念过去一直是描述策略性思考的核心内容,其定义为每个博弈参与者的策略都是在给定其他方策略下的最优反应。显然这种均衡的定义内在要求每个博弈参与者在决策信念上达到均衡,即每个参与者对其他方的策略持有正确的信念。在过去的研究中,经济学者通常假定均衡框架存在从而做出对参与者行为的预测。尽管在一些博弈场景下,基于均衡概念的行为预测是准确的,但在多数情况下实验经济学研究结果表明博弈参与者的行为会系统性地偏离基于均衡概念的行为预测。由于来自实验经济学数据对原有理论框架的挑战,经济学研究人员逐渐提出了基于非均衡概念的策略性思考理论框架并且运用实验经济学的方法收集数据来检验这些新理论。这些基于非均衡概念的策略性思考理论框架的核心在于继续假定博弈参与者在决策时仍然有策略性思考的因素在里面,但放弃了均衡的概念以及嵌入在均衡概念里面的很强的理性假设。目前这些在非均衡概念基础上的策略性思考理论框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认知层级博弈理论”(Nagel, 1995;Stahl Wilson, 1995; Camerer, 2004)。在认知层级博弈理论框架下,博弈论参与者被假定可能具有不同层级或者不同深度的策略性思考行为。一个毫无策略性思考的博弈论参与者被假定为没有注意到其他参与者行为的影响来进行决策。这种层级的策略性思考行为被称为第0层级决策者。进而第1层级决策者的行为表现是他们假定其对手为第0层级决策者进而做出最优反应。相应地,第2层级决策者是假定其对手为第1层级决策者进行最优决策反 应,以此类推至更高层级决策者。与过去基于均衡概念的博弈论理论研究发展相比,有一个明显值得注意的特征是,这些在非均衡概念基础上的策略性思考理论框架的每一步发展都伴随着实验经济学对其相关理论的检验。换句话说,理论的进展和实验的检验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 (三)实验经济学研究在市场机制设计和政策设计方面的广泛应用 有效的公共政策和法规会给市场参与者提供正确的激励,并有助于建立社会规范来防范诸如腐败、市场失灵以及个体或者企业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因此,政策制定者尤其需要了解个体行为和集体行为背后的动机和行为准则。近年来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分析公共政策和法规时用到的传统经济学模型存在理论假设上的弊端,这些模型的建立仅仅基于个人或集体利益最大化的偏好和行为准则之上。例如,研究表明在很多现实情境中,人们除了关注自己的所得,还会关心他人的所得和福利。另外,人们往往会采用互利互惠的行为准则。因此,当政府制定政策和法规时就需要考虑这些因素,比如限制商家向非专业的消费者推销过于复杂的产品(如结构性金融产品、住房销售合同,以及移动通信套餐等)。当政府为平衡社会各阶层收入而调整个人所得税率时,需要考虑纳税人对公平的偏好如何影响其对税务法规的遵循。 四、我国计量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的发展现状与建议 我国计量经济学的教育与研究在过去30多年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教学角度而言,国内各主要高校均已能够独立地开设从本科阶段的初级计量经济学到研究生阶段的中高级计量经济学的课程,计量经济学的教学与训练已经成为国内经济学教学体系的核心内容之一,并且日渐与国际接轨。从研究角度而言,计量经济模型与计量经济方法被越来越多地运用到经济学各分支学科的研究之中,并且极大地促进了各分支学科的研究水平。近几年来,国内高校经济学科加大了引进海外经济学人才的力度。这些年青的海归学者不仅推动了计量经济学的教学水平,而且在国内迅速形成一个从事计量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团队,而这一点在十年之前几乎还是一个空白。近几年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学部分别设置了面板数据计量经济学与金融计量经济学两个重点课题。通过重点、重大课题以及各种其他资助项目的设立,对于引导与推动特定学科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作为相对年轻的经济学分支学科,我国实验经济学研究在最近几年发展迅速。国内的许多重点大学都相继建立了经济学实验室,其他尚未建立实验室的大学也在积极进行实验经济学研究。在人才招聘方面,国内不少大学都从海外招聘了实验经济学学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了促进实验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以及加强中国实验经济学研究人员和国际同行的交流,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从2010年到2014年已经连续五年举办了实验经济学国际会议。该研讨会每年都邀请实验经济学研究领域的若干名国际一流学者前来做主题演讲、指导,并且吸引了大量国内外实验经济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参加会议。目前该年度会议已经成为国内最重要的实验经济学研讨会,有力地推动了国内实验经济学研究的发展以及国内外实验经济学研究的交流。 国内计量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任务在于,如何通过重大或重点课题的设立,引导计量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满足国家重大需求,推动经济学科整体发展水平的提高。《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是国家未来发展的重大需求。国家治理就是通过配置和运行国家权力,对国家和社会事务进行控制、管理和提供服务,确保国家安全,扞卫国家利益,维护人民权益,保持社会稳定,实现科学发展。有效国家治理的最重要的基础在于政策的制定、实施与评估。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正努力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转变(从高速增长转为平稳增长,从规模扩张式发展转向质量效益型发展)与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而要顺利实现这一转变与调整的目标,不但要明察国内外政治经济等形势的变化,把握其未来发展趋势,而且要对已实施的各项国家重要政策尤其经济政策予以正确的评估,以便发现问题、总结经验,及时调整经济政策,制定、实施新的政策与配套措施。因此,经济政策评估非常重要,是实现国家经济治理,乃至政治治理的必然要求与重要保证。但过去在这方面,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决策部门,都是对经济政策实施前景预测的多,对经济政策执行效果评估的少。换句话说,评估政策全过程中的有效性与利弊得失,从而制定与实施科学、高效的经济政策,对决策科学化与提高国家治理能力至关重要。计量经济学特别是微观计量经济学近几年来在政策评估方面取得较快的发展,同时由于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也面临更多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大数据背景下计量经济学理论与政策评估不仅符合学术发展的前沿,而且能够满足国家发展的重大需求。 和计量经济学方法相比,实验经济学则在政策设计与政策评估方面发挥重要的补充作用。在政策设计和实施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于,如果政策影响对象是有限理性的决策人或者具有各种决策行为偏差的决策人,我们该如何合理的进行政策设计来实现政策的目标或者帮助这些人改善决策质量。例如利用现实中人们的现状偏好设计养老金计划来提高他们的养老金储蓄,以及出台相应的政策法规帮助人们避免被商家误导！从而做出更符合自己利益的个人金融决策等。而且,实验经济学在市场机制设计和政策设计方面的研究应用有助于经济学家承担起经济学工程师的角色。经济学者可以在实验室实验场景下或者在实地实验场景下比较检验不同政策设计的效果。由于这是在可控条件下实现的,我们可以在大规模实施政策改革或者政策干预之前进行科学评估,从而做好理论指导准备和政策实施准备。在过去二十年里实验经济学的相关研究在国际上曾经应用在设计无线频谱拍卖机制、设计政府采购招标拍卖、中小学教学以及择校改革,以及医药健康改革等方面。其中美国实验经济学家AlvinRoth因其在市场机制设计应用方面的突出贡献获得了201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我们有理由相信,实验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也势必为政府的科学决策和理性决策做出更大的贡献。 实验经济学论文:行为与实验经济学的奠基人 长人类的决策总是这样或那样地偏离标准的经济学理性假设的行为模式。假使这些对理性和利己假设的偏离极微小，或者只是纯粹的个人癖好的结果，那么作为整体的研究将把它们忽略，经济理论对参与人行为的总体预期不会与实际偏离太多。以弗农·史密斯为首的实验经济学家对各类市场机制的早期研究，可以看作是对偏离标准经济理论的个人癖好假说的检验。如果检验的结果显示对理性和利己的偏离是系统的，那么理论本身的修订就在所难免。另一方面，以丹尼尔·卡尼曼和已故的阿莫斯·特维尔斯基为首的认知心理学家对人类的决策行为的早期研究则可以看作是对偏离标准经济理论的系统性假说的检验。 一、实验经济学基础 经济学在传统上被看作仅依赖真实经济数据的非实验科学。许多学者认为作为科学的经济学，其进一步发展受到的羁绊即在于此。如果不能进行可控实验，经济理论的检验必定受到限制。仅凭真实经济数据，很难判断一个模型是否失败，何时失败以及失败的原因所在。一般科学研究所遵循的，理论和可控环境下的观察之间的反馈路径——新的实验结果启发新的理论发现，新的理论发现又要求有用来检验其真实性的新的实验设计——在经济学中好像非常难得。 一个迅速发展的研究领域，即被称为实验经济学的经济学分支的创立，对这种观点提出了有力的挑战。在可控的实验室环境下，实验专家们要研究参与人某些特定的经济行为，要求他们在模拟的、但更简化而且具有纯粹形式的市场或其它经济环境中进行经济决策。实验构造的经济环境与真实市场在多大程度相符尚在争论之中。但是就像物理学中的小型实验的结果形成的结论（如那些支撑基本粒子和热力学的定律）深刻影响了物理理论（宇宙理论或气候学等等）的发展一样，从微观经济行为的实验结果得出的规律同样能对经济理论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经济研究中运用实验方法，其实有相当早的尝试者。不过，弗农·史密斯毫无疑问是实验经济学研究传统中的最主要人物，也是对实验经济学的早期发展做出最重要贡献的理论代表，而且至今仍是这个领域的核心。他教育了大量的实验经济学的年轻研究者，并与他们合作。这些年轻一代的实验经济学家中做出最大贡献的是查尔斯·普洛特(Charles Plott)。 （一）市场机制 弗农·史密斯最杰出的工作是有关市场机制的研究。他为这个领域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他创新了竞争市场实验，对不同的拍卖形式进行了实验检验，还设计了实验的所谓引致价值(induced-value)方法。 史密斯的第一篇实验论文(1962)是受到张伯伦(1946)的课堂实验的启发而形成的。史密斯哈佛求学时期的教师张伯伦，曾在那时组织了捉对交易的虚拟买卖市场。张伯伦将他的实验结果作为证明标准的新古典完全竞争（即市场参与者是理性的价格接受者）市场模型有错误的论据之一。 史密斯最初认为，如果将参与人所处的实验环境改造得更接近于真实市场，张伯伦的实验结果将更具说服力。他设计了一类被称作双向口头拍卖的市场实验，在这些实验市场中，参与人被分为潜在的买者和卖者两个群体。这种市场机制实际应用于许多金融和商品市场中，参与人被随机地分派买卖者角色，每个卖者得到一单位的待售商品以及这一单位商品的保留价格。如果保留价格是v，卖者则无权以低于v的价格卖出，当他以p＞v的价格卖出商品时，其所得为p-v美元。卖者的保留价格是其私人信息。相对应地，每个买者也被摊派一个私人的保留价格w，作为其购买商品价格的最高上限，以价格p＜w购入商品意味着这个买者赚到w-p美元。在保留价格的分布的基础上，史密斯勾勒出理论的供给和需求曲线，以及反映竞争均衡价格的曲线交叉点。相反，实验参与人并没有这些信息，更不可能以此计算出理论均衡价格。令史密斯吃惊的是，实验的交易结果与理论均衡价格非常趋近，因此，这个以证伪市场理论为初衷的实验，其结果支持了市场理论的理论预期。 史密斯和其他学者后来又进行了一系列类似的实验，用以检查这种与理论预期的相符是否仅仅是一种巧合。后来的实验继续验证了史密斯最初的结论。普洛特和史密斯(1978)的合作工作除得出这一通常结论以外，还得到了另一个重要结论：市场制度肯定是重要的。特别是，他们比较了允许买、卖者在一个交易时段内连续改变价格（史密斯的早期设计）和令交易者在整个时段只能贴一个标签价，这两类不同机制的结果。结果显示，在后一类实验设计下，向理论均衡价格的趋近速度较慢。相对于收集真实经济数据，实验方法的引人之处正在于此：即可以保持“市场环境”（保留价格的分配）不变，而以可控的方式变化“市场机制”（此例中的价格调整规则）。 在几乎所有市场实验中，对所探讨的理论假设清楚地进行检验都要求控制参与人的偏好。由于买卖行为都会受到参与人对得失的个人估价的影响，而这种估价又不能直接为研究者所观察到，所以控制偏好是最困难的事。张伯伦(1948)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且指出可以通过付给参与人“恰当”的金钱刺激的方法来解决。史密斯(1976)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所谓的“引致价值方法”。而今，这种方法已经成为实验经济学的标准工具。 为了说明这种方法，首先规定一个参与人作为某同质产品市场中的买者，假设实验专家想要他表现出一个特定的需求函数D。也就是说，在任一价格p下，这个买者应该是想要购入确切的数量q=D(p)。但实验专家不知道他的真实效用函数u(w)。史密斯的方法是通过给予价格p购买q单位的买者R(q)-pq美元，（其中R是一个适合的回报函数）来导出想得到的需求函数。通过经济学原理，这个买者将选择一个数量q，以使增加q所得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也就是一个数量R'(q)=p。只要未知的效用函数u是增函数和凹的，需求函数就是如此，条件是对于任何价格，报酬函数的反函数与需求函数相等，也就是对于任意p，如果(R′)[-1](p)=D(p)。与此类似的各种方法从此在实验经济学的文献之中得到广泛运用。 （二）拍卖理论的检验 拍卖理论是在微观经济理论和博弈论领域中得到最成功发展的理论之一，自20世纪60年代初出现在经济学之中。已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William Vickrey对拍卖理论的研究得出了大量有关各类拍卖机制的理论结果，后来，一批年轻的经济学家也参与到这个领域的研究之中。史密斯首创了检验这些拍卖理论定理的实验，并通过实验得到了很多不同的结论。同时，史密斯还最早提出了将可控实验作为新的拍卖设计在运用于实际前的“风洞”检验方法。 按照通常的理解，“拍卖”这个术语似乎对现实经济生活没什么实际意义。然而，对拍卖形式由简到繁的探讨，已经加深了我们对真实市场结构的认识 。即使是理论研究中一些相对简单的拍卖形式也会在实践中有广泛的应用，尤其是涉及到对那些自然垄断行业的管制和私有化，公共物品的获取，以及政府债券的出售等问题。 史密斯拍卖实验的核心思想是要建立一种理论，预期出售单位物品的特定拍卖机制的结果。这些拍卖在传统上分为四类：第一类是英国式或升价拍卖，买者以价格递增的顺序喊价，直到再没有更高的出价为止。第二类称为荷兰式或降价拍卖，由卖者提出一个初始的最高价，再以固定的价格单位按固定时段降价，直到有买者喊出“接受”为止。这两类拍卖通常都是口头式的，而交易价是最后的（或第一个）喊价者的出价。另两类拍卖形式，所有的竞拍者同时将报价密封，标被卖给最高的出价者。在第一价密封拍卖中，竞拍者以出价得到标；而第二价密封拍卖中，中标者只付出价第二高的竞拍者报出的价钱。 微观经济理论也将拍卖分为私人价值拍卖和共同价值拍卖两种拍卖形式。两种类型的拍卖中，个人对标的估价被认为是随机变量。在私人价值拍卖中，估价在统计上是与潜在的竞标者无关的，也就是说任何买者的估价都是其对标的物价值的纯粹个人评价。而在共同价值拍卖中，竞争买者的估价中存在一个共同部分，即二手市场上的价格或一些相关品市场上的价格情况（例如谱系拍卖或电信市场）。 对于私人价值拍卖，经济学者以下三条理论预期：(1)英国式拍卖和二价拍卖在中标者和预期的标的价格上是等价的。这个结果的前提是个体理性（更确切地说，是假设竞标者不会采取弱占优策略）。(2)荷兰式拍卖和一价拍卖是等价的，前提是存在更严格的纳什均衡意义上的行为假设，即个体理性还要加上相互一致的预期。(3)在风险中性假设下，四类拍卖都是等价的（也就是说，参与者认为参加一次公平的抽奖机会和保证你直接拿到期望的抽奖奖金额之间没有区别）。 史密斯做了大量的实验（实验的设计还是控制供需条件，变化市场机制），对这些理论预期以及其他的理论预期进行检验。为了在实验中得到私人价值，每个竞拍者被随机独立地安排一个v值作为其私人信息。如果竞拍者以价格p赢得标，则他赚取到(p-v)的钱。对于上面提到的预期(1)，史密斯发现英国式拍卖和二价密封拍卖确实能得到相似的结果。对于(2)，荷兰式拍卖与一价密封拍卖并不能得到相同的实验结果，这与理论不同。对于(3)，他发现假设人们具有相同风险偏好的模型不能被证伪。除此之外，英国式拍卖和二价密封拍卖的平均拍得价格比一价密封拍卖的价格要高，而一价密封拍卖的最终平均拍卖价格又高于荷兰式拍卖的均价。 这些结论中，最出人意料是得到了荷兰式拍卖与一价密封拍卖不等价的实验结果。为解释这种差异，两类理论被提出。一种理论认为，效用不仅取决于货币收入，还与荷兰式拍卖过程中的“等待悬疑”有关，另一种理论认为竞拍者往往低估荷兰式拍卖过程中逐渐增加的风险。史密斯(1999)分析了这两种理论以及另外一些理论解释。 （三）将实验作为“风洞” 史密斯与普洛特，最早将“风洞”（一种用来检验飞机样机性能的实验装置）方法引入实验，检验为官制、私有化和公共物品供给设计的制度机制的表现。通常这些机制都太过复杂，以至于难以给出确切的理论预期。而实验方法的运用在此却能发挥特别的效用。史密斯的一系列实验研究论述了公共物品供给的适宜激励机制的设计。史密斯检验了经济理论中提出的机制效果以及他自己提出的机制效果。史密斯的其他实验工作还涉及以计算机辅助市场实验方法分析私人机场候机机制以及对能源市场上的组织结构的研究。 （四）实验方法论 除在市场理论和拍卖理论上得到一些独创性结论之外，史密斯的实验研究工作还有巨大的方法论意义。他的影响深远的文章，刊于《美国经济评论》上的“实验经济学：诱致价值理论”(1976)提出了一种用于指导实验室经济学实验设计的详细的可行方法，并进一步归纳出运用这种方法的基本原理(1982)。 史密斯发展的实验方法与心理学中的实验方法大相径庭。实验方法强调给予参与人足够的金钱激励的重要性，因为足够的金钱方能避免决策成本导致的行为扭曲。史密斯还强调实验设计中重复尝试的重要性，因为这样才能让参与人清楚并理解实验环境。 与心理学实验方法相比的许多差异往往就是问题的焦点所在。心理学家感兴趣的主要问题是个人行为，史密斯构造其实验的初衷却主要在于分析市场结果。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理解人类行为的两类不同方式。 史密斯的方法为实验科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可能给不同于经济学的其他社会科学以有益的启发。例如，普洛特等(1978)对议会中决策行为的实验研究基本上遵从的是史密斯的方法，却导致政治科学研究中的大量文献开始报道相关的实验研究成果。 二、行为经济学基础 大约半个世纪之前，爱德华兹(Edwards,1954)将决策问题引入心理学研究，为未来的研究框架勾勒了轮廓，而西蒙(Simon,1956)也曾提出了一种基于有限理性的信息加工和决策理论。不过直到卡尼曼和1996年去世的特维尔斯基发表了他们关于判断和决策的研究发现之后，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方开始盛行。尽管卡尼曼的研究工作一贯坚持认知心理学的传统，但他仍经常被作为经济学家对待。他的许多文章都发表在经济学杂志上，其中的一篇文章(Kahneman Tversky,1979)甚至成为被认为最有声望的经济学杂志—《计量经济学报》中被引用最多的文章。如果说传统学科之间的交流存在着壁垒的话，可以说已经有相当多的工作投入到铺架经济学和心理学研究之间的桥梁上。当今，这两个学科之间实际上存在两座桥梁—一座围绕着实验方法建造，另一座沿着理论建模方式铺设。两类工作都是行为经济学现今发展潮流的基础。下面先粗略地谈一下决策概念在经济学和心理学中的区别。 （一）经济学中和心理学中的决策 经济学家典型的观点是，市场行为主要受物质激励的推动，利己心和理性是经济决策的基础。这里，理性意味着决策者能够以逻辑的和系统的方式利用可得信息，并在给定可选集和可得目标中做出最优选择。同时，理性也表示一种向前看的决策方式，即决策者可以考虑到决策行为在未来会导致的一切后果。总之，影响经济行为的是外在激励。 在心理学领域，尤其在认知心理学领域，人通常被看作是以有意识的、理性的方式组织和解释可得信息的系统。但是，其他一些下意识的因素也可以系统地影响人类行为。就是这种相对复杂的观点—内在刺激也会影响人类行为—使认知心理学最近的发展逐渐集中于经济理论之上。 传统上，经济学家将决策者在可行集上的偏好定义为给定不变的，并且认为决策者是对环境状态和自身行为结果做出概率估计或预期后，依统计原理处理可得信息的。更确切地说，标准的经济理论是建立在期望效用最大化方法之上的。这种方法由冯·诺伊曼和摩根斯坦(1944)提出的，萨维奇(Savage,1953)进行了扩展。这里，假定每个决策者都有一个定义在相应收入集合x=(x[,1],x[,2],…x[,i])上的真实估价函数u，如果在任何以概率p[,i]得到x[,i],（其中i=1,…I）的行动a和另一种以概率q[,i]得到相同结果的行动b之间进行选择，则决策者（严格）偏好a＞b，当且仅当这一“效用函数”u的统计期望价值，在a行动下比b行动下大。正式地，选a的标准为 附图 所以，给定市场条件，定义好决策者面对的可行选择集，认知过程就简化为期望的形成和最大化问题了，决策者的行为就像是在正确地赋予相关随机事件的概率之后，选择最大化其期望价值或最终效用的行动。 与此相对，认知心理学家认为决策是一个交互式的过程，可以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按自身法则发挥作用的感知(perception)，用以解释其发生条件的信念或心理模式。内在动因，像感情（emotions，指决策者的心理状态）或态度（attitudes，即某环境下，对某一相应现象的强烈心理趋向）都可能影响决策。而且，对以前决策及其结果的记忆(memory)也会对当前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并构成特定的认知方程。这一复杂观点将人类行为看作对给定环境的适应过程。行为是典型地适应性的；是以对因果关系的判断和短暂的知觉条件为基础做出的。 心理学和传统经济学的这些差异也表现在研究方法上。经济学实验强调对环境进行抽象，包含货币报酬和重复尝试的运用。心理学家关注内在动机和对特定环境的心理调整过程，并将之定义为决策问题的架构。 卡尼曼和其他人通过调查和实验收集到大量广泛的证据，并对经济理性假设提出质疑，认为至少在复杂的决策环境下理性行为假设值得怀疑。大量研究已经揭示出了与传统理性经济行为模型的颇多的偏离。例如，真实世界里的决策者并不总是以概率法则来估计不确定的未来事件，决策行为也经常违背期望效用最大化原则，下面讨论卡尼曼对不确定性下的推断和决策理论的主要贡献。 （二）不确定性下的推断：经验推断和偏差 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发现，不确定性下的推断系统地偏离于传统经济理论提出的理性类型。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的早期工作基于这样的基本观点：总的来说，人们通常没有能力对环境做出经济学的和概率推断的总体严格分析。人们的推断往往靠的是某种顿悟或经验，所以经常导致系统性偏差。 一类基本偏差是人总是倾向于运用小数法则，认为小样本和大样本的经验均值具有相同的概率分布，其实这违反了概率理论中的大数原则。例如，在一个著名的实验中，参与人认为某一给定时间在大医院内诞生的婴儿有60%是男孩，则一家小医院内情况必定相同。通常，人们好像都认识不到随着样本规模的扩大，随机变量的样本均值的方差减小的有多快。 更准确地说，根据统计学的大数法则，独立观察某随机变量的一个大样本，其均值的概率分布集中体现这一随机变量的预期值，随着样本规模的变大，样本均值的方差趋近于0。 但是，按照人类心理的小数法则，人们确信随机变量期望值的分布也会反映在小样本的样本均值之中。这导致对短序列的独立观察值做了过度推论(overinference)。 小数法则的案例之一是，当投资者观察到一位投资经理在过去两年表现好于其他人，就总结说这位经理水平要高一些，而这一结论的统计含义太弱。另一个相关的例子称为“赌博者谬误”：许多人都经常预期一个随机赌局的第二轮会得到与第一轮相反的结果，而实际上，每一轮在统计上都是独立的。如果一项投硬币游戏前若干轮出现太多的“头像”，那么许多参与者确信下一轮便应该是“文字”了。 小数法则还与相似性(representativeness)相关，这种相似性是形成推断的重要因素。特维尔斯基和卡尼曼在一些精美的实验中表述了这种经验推断方程。参与人被要求以已知的描述为基础将人进行分类，如区分销售人员或议员等。对于一个给定群体中随机抽取的某个人，当给他的描述是“对政治感兴趣，乐于参与辩论，渴望出现在媒体上”时，许多参与人判断说是议员。即使这个群体中，销售员更具备这种特征。特维尔斯基和卡尼曼(1973)深入地考察了这种经验推断式的思考方式，在他们的实验中，一些参与者得到有关群体构成的确切信息。一类设计中群体由30%的工程师和70%的律师组成，另一类设计中群体构成比例相反。实验的结果是这种差异对参与者的推断不会产生真正的影响。 经验推断也会令人们相信两个事件的联合概率高于其中的事件之一发生的概率，这与概率理论的基本定理相悖。例如，某实验中的参与者就认为如果Bjorn Borg闯入温布尔登决赛，则相对于输掉第一盘的结果，他输掉第一盘而赢得冠军的结果更可能出现。 Shleifer(2000)的回顾行为金融理论的文章认为，小数法则和相似性推断可以解释金融市场中的某些反常现象。例如，对股价变动的过分敏感可能是投资者对短期利好信息的过度反应的结果。 概率推断中的另一种常见偏差是可利用性(availability)偏差，指人们通过不费力地回想出的例子来进行概率推断，结果导致赋予那些易见的、容易记起的信息以过大的比重。比如，人们总是在亲身获知某人在一座城市中被谋杀时，高估这座城市的犯罪率。认知心理学通常认为，与不熟悉的信息相比，熟悉的信息更容易被忆起，也更让人相信其真实性和相关性。熟悉和可得性于是成为真切和相关性的暗示。 （三）确定性下的决策：前景理论 有证据证明，不仅推断，而且不确定性下的决策行为也都与传统的经济理论有系统的偏差。特别是，许多不确定性下的决策行为偏离于期望效用理论的预期。 对“冯·诺伊曼－摩根斯坦－萨维奇”期望效用理论的偏离最早由198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莱(1953)提出，他提出了所谓的“阿莱悖论”（另一个相关悖论见Ellsberg,1961）。例如，在获得3000美元定额机会和有80%的概率得到4000美元而20%空手而归这两种机会之间进行选择时，许多人选择前者；而他们中的一些人宁可选择20%的概率得4000美元的抽彩机会，却放弃25%的概率得到3000美元的机会。即使事实上这两类选择方案中所得的客观结果受相同因素（即概率）的影响。这种表现出来的偏好，违背了期望效用理论所谓的替代性公理。卡尼曼提供了偏离期望效用理论的大量证据。 一个令人吃惊的发现是人们经常对区别于某种变化着的参照水平（如现状）的结果更敏感，而对结果的绝对水平不敏感。这种对相对变化比对绝对值更多的关注可能与认知心理学的某些已有法则相关，心理学认为人们对外部环境的相对变化比对其绝对水平的反应更大，比如温度或光照。 而且，以某参照水平为标准，相比于某一数量的收入，人们似乎对等量的损失更加反应强烈。特维尔斯基和卡尼曼(1992)估计，人们对一个适量损失的估价可能两倍于对等量收入的估价。也就是说，人们的偏好具有（局部的）损失厌恶的特征。小风险下，他们通常更偏好稳定状态，而不是一半对一半的机率赢12美元或输10美元。在大风险下，发现了明显的风险偏好行为，也与传统的风险厌恶假设不一致。例如，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1979)就发现，实验中10个人中有7个更愿意参与有25%的概率输掉6000美元的赌局，而不愿参加50%的概率输掉2000美元或4000美元（各25%的概率）。因为这两种抽彩的预期值应该是一样的，第一种只不过是第二种抽彩平均预留的变化形式，所以实验结果是与传统的风险厌恶假设相悖。 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的工作不仅限于这 类批评，他们还在其影响深远的文章“前景理论：风险决策的一种分析方法”(1979)中提出了一种替代的模型框架。与期望效用理论的公理式形式不同，他们的前景理论是描述式的。这一理论引自实证的观察结果，而不是由一套漂亮的逻辑的公理推导而出的。后来，特维尔斯基和卡尼曼认为实际可以有两种理论：期望效用理论用来定义理性行为，而用如前景理论这样的理论描述真实行为。期望效用理论可以对某些简单清楚的决策问题中的选择作真切的描述，但现实生活中更多决策问题却复杂繁乱，更复杂的行为模型是必须的。 两个模型有三点差异。首先，在前景理论中，决策者并不关心财富本身的最终价值，而是关心那个相对于参照点的财富量的相对变化w。这个参照点经常是决策者当前的财富水平，决策者以此来定义与现状相对比的得失。但这个参照水平也可以是某个欲求水平：参与人在给定现有财富和预期条件下，想努力获得的财富水平。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认为一个决策问题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要“编辑”，以便建立一个面对决策的参照水平，这样就可以给决策结果“编码”了：当结果大于参照点，就是赚了；小于参照点就赔。“编辑”阶段之后，就是估价阶段，当然是以方程(3)为标准。 与期望效用理论的第二个差别是价值函数v。这个函数除了定义在财富变化之外，还具有特殊的S形状。因此，在盈利的部分是凹的，在损失的部分是凸的，而且在向两端发展时，其敏感性在逐渐消失。这条曲线在0处有一拐点，这使得相对曲线的小的盈利部分，小的损失部分更加陡峭。而期望效用理论中的函数u的形状则总是平滑和凹的。 第三点差别在于决策的权重函数，它是客观概率p或q的一个函数。这个函数是单调递增的，并且在0和1两处不连续。因此，这个函数系统上赋予了小概率以过高的权重，而赋予大概率以过低的权重。 正是这些差异，使前景理论的预期可以与前面所提到的实验事实相符。由于人们对存在风险下的未来的估计是建立在与某一参照水平相关的财富变化的基础上的，所以对“编辑”阶段作适当假设，会使模型更加与以下观察结果相符：即人们总是因面对结构不同的问题，而做出不同的选择。价值函数由参照水平决定了一个拐点（这一点导致了曲线的小损失部分比小盈利部分更陡峭），这暗含一个结论，就是选择行为符合损失厌恶理论。而函数v的两端对客观概率变化的边际敏感度逐渐减弱消失，将导致决策者对盈利有风险厌恶（即过低地估价盈利可能）和对损失风险喜好（即过低地估价损失可能），这也与实验事实相符。而且决策权重函数对小概率的高估和对大概率的低估的事实也可以用来解释阿莱悖论。 前景理论也可以用来解释某些似乎背离传统经济学的行为规律。例如人们在购买家电时，总是倾向于购买昂贵的小额保险；他们也总是乐意为了省几毛钱驱车去很远的商店买些零七杂八，却不肯花费同样的精力购买能得到同比例折扣的贵重物品；他们在收到对其一生收入不利的消息时，又从来都抗拒做出减少消费的决定。 总之，卡尼曼及其他学者的实证研究显示出了不确定性下选择问题的许多规律，而前景理论为解释这些规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卡尼曼的研究结论为经济学家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观察视角，也促进了后来的模型建构工作。前景理论的一个扩展—累积的前景理论(Tversky Kahneman,1992)对原有观点进行了一些弱化。特别是，累积的前景理论考虑到了对大量的结果的预期，这与随机支配的原理相符。 前景理论及其扩展模型比期望效用理论更能真切地描述风险下的个人行为，并且已经在这方面贡献卓著。可以说，前景理论已成为风险决策领域应用性实证工作的基石。 三、总结 卡尼曼运用认知心理学讨论“回答问题－形成推断－做出选择”思维过程时的一些观点，帮助我们理解人类是如何进行经济决策的。在这条路上，其他的心理学家也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对不确定性下决策行为的研究工作影响最大，也最为出类拔萃。对行为经济学的其他领域，卡尼曼也做出了许多早期贡献。其中一例是他和Knetsch、Thaler(1986)对于“考虑公正”的重要性的研究工作。这一领域已经成为相当有活力的研究领域，其他研究者做了大量的后续实验研究，研究的结果显示许多市场行为的形成可能是出自公正和互惠的考虑。通过这些工作使卡尼曼成为了现代行为经济学和金融学蓬勃发展的始作俑者之一。他的研究也对其他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其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以及医学领域受到广泛地引用。 史密斯是在经济研究中创造推行实验这种实证方法的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与卡尼曼不同，史密斯的研究工作并不是从向理性决策这一传统经济理论挑战开始的。他检验了有关市场表现的替代假设，尤其是不同市场机制的重要性。卡尼曼的调查和实验工作主要针对个性行为者的决策讨论展开，而史密斯的实验则专注于特定市场环境下，参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同时，史密斯还强调方法论讨论，发展了可行的实验方法，并且提出了构成一个好实验的必备标准。其他的研究者对这一传统继续深化研究。特别是普洛特的一些重要论文，不仅进一步发展了实验方法，还将实验方法拓展到其他新的研究领域。不过，经济学家们大多是通过史密斯的工作成果，才认识到实验室实验可以是经济研究的重要工具。 现今，心理学和实验经济学传统上相互重合的领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研究工作。这种新的研究工作对经济学和金融学的所有领域都有潜在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特定的心理现象（如有限理性、有限的利己动机或不完全的自控力等）是隐藏在一系列市场结果之下的重要因素。行为理论通过艰苦的发展，理论预期逐渐与这些实验事实相符，并最终取代传统经济理论中的某些元素。金融经济学中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就是确定市场套利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清除系统非理性对资产价格的影响。 实验经济学论文: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与应用 [论文关键词]实验经济学　实验环境　实验方法 [论文摘要]实验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跻身于主流经济学之列，引起了经济学家们的极大兴趣。本文系统阐述了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及其与传统研究方法相比独具的两大优点：可复制性、可控制性；并介绍了它在理论与实际中的应用。 一、引言 实验经济学是研究如何在可控制的实验环境下，对某一经济现象，通过控制实验条件、观察实验者行为和分析实验结果，以检验、比较和完善经济理论或提供决策依据的一门学科。它是对传统经济解释方法的拓展，与传统的研究方法相比它具有两个优点：可复制性和可控制性。可复制性是指其他研究人员可以复制实验从而具有独立验证结果的能力；可控制性是指操纵实验室条件以使观测到的数据足以用于评估各种理论。利用实验条件的可操纵性防止了各种与之相伴的不可观察因素的变化，这样就可得到比理论验证更纯粹更有效的数据。 二、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1.实验的设计 在实验经济学中，经济理论的实验不可能完全复制现实经济的运行过程，因此我们构造的是与实际环境相似的实验室环境，让实验者在模拟的经济环境中做出反应。普洛特认为，实验经济学通过简单的实验来比较和评估各种相互竞争的理论，这种比较和评估并不因简单实验没有完全模拟现实经济而影响其效力。高鸿桢教授也说过，试图在实验室中完全实现现实环境的复杂性是无益的。因此，“简单性”正是经济学实验的长处。 实验设计的一般步骤为：确定实验目标，选择合适的交易制度，选择被试，确定被试报酬的支付方案，编写实验指导用语，实验方案的审定。 实验室交易制度的设计。无论实验的类型或研究的焦点是什么，都必须规定交易规则和其他环境特征。在实验设计中是交易规则的细微改变可能对观测的行为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实验经济学中的交易制度设计是相当重要的。 被试的选择。实验经济学的实验是精心设计的，然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特征，在实验中有时可能出现我们所不希望的行动，所以在选择被试时，要尽量注意减少被试的差异，或选择被试差异与实验目的无关或影响极小的被试。 报酬的支付。支付给被试现金或其他奖励作为报酬，支付的多少与被试在实验中的表现密切相关，这是实验经济学与调查问卷的根本区别。支付报酬要遵循所谓价值诱导理论。绝不可故意欺骗被试。 2.实验结果的分析方法 (1)比较和评估。实验结果的有效性，所验证的理论的真实性都要通过比较与评估的方法得出，因此，实验经济学高度重视比较与评估的方法的应用。一是将“效率”作为比较标准。普洛特和史密斯将效率定义为被试的报酬总和与最大可能报酬的比率，并把它作为比较分析互相竞争理论的依据，探讨如何改进理论模型标准的问题。二是采用独立自动变量。实验中独立的变动每个自变量，获得每个自变量对因变量作用的最确切数量。三是评估结论建立在概率分布的基础上。被试并不能总是处于理性状态，非理性会使人的行为出现变异，因而经济理论的实验数据呈概率分布状态，所以评估出结论不是运用概率密度的乘积来表示。 (2)运用行为和心理理论来解释实验结果。许多实验结果与理论预测出现差异，其原因是理论假设行为人是理性的，而被试的行为却是理性和非理性的统一。因此，只有运用了诸如展望理论、心理间隔理论等行为理论，来分析被实验者的非理性行为，才能很好地解释实验结果。将心理学实验和经济学实验相结合是近年经济学实验的一种发展趋势。 三、实验经济学的应用 实验经济学在理论领域广泛应用于两个方面: 1.检验理论 实验能对不同的理论的优劣进行检验。他有一些与众不同的优势：在简化的实验室环境下，实验者能对实验环境进行良好的控制，从而能比非实验方法更好的确定各个实验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2.发现新规律 在不存在理论时，经过反复的实验，我们往往会发现新的规律。比如人在博弈中的学习行为，这为研究者根据实验数据和现象建立新理论提供了可能。 在现实中，实验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如查尔斯·普洛特和费农·史密斯（1978）用实验方法发现了标签价格机制。在日本，实验经济学已在市场研究、谈判、投标、环保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果，如西条辰义等人将实验经济学应用在“温室效应气体排除权交易的机制设计”方面，取得的成绩备受关注。不只是在经济领域，实验经济学也广泛应用于政治法律管理等方面。 (1)实验经济学为制度设计提供依据。传统上，制度评估必须在制度实施以后才能做出，这可能导致制度无法挽回设计失误。当使用实验经济学方法以后，制度设计、政策设计甚至管理学中的一些策略设计都可以在可控的实验环境下借助实验室完成，这会改变制度设计因依赖于理论而造成的盲目性。(2)实验经济学为企业经营管理提供指导。如某公司在确定如何对其新产品进行包装之前可以设计一个恰当的实验，考察被试对可供选择的方案的反应，根据实验结果提供的信息帮助确定最优的包装方案。(3)实验经济学应用于公共政策、国际关系、竞选等方面，通过建立模拟环境进行仿真实验，使我们做出最优决策。“总统股票市场”就是实验经济学在政治学上应用的一个成功的例子，该实验成功的预测了1988年美国总统选举中布什领先的百分比，其准确度超过了任何民意调查结果。 实验经济学论文:关于实验教学在经济学课堂教学中的应用 论文摘要：实验教学作为一种新的课堂教学模式正逐步在国内理论经济学课堂中应用。该教学模式对于提高知识结构的稳定性、增强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创新意识、提升学生的整体素质有着积极的意义。加强实验教学的推广与应用应当成为高校理论经济学教学改革与教学方法创新的重要内容。 论文关键词：理论经济学；实验教学；构想 一、实验教学进入经济学课堂的意义 经济学“课堂实验教学”是指将实验引入课堂，让学生在亲身体验中学习经济学原理，通过参与者和观测者的双重身份，激发学生对于经济事件的好奇心，并鼓励学生利用经济学原理思考解释现实世界的一种教学方法。 1.提高知识结构的稳定性。理论教学作为课堂知识传授的一种古老方式，将前人的研究成果和学科知识的历史积淀系统地传授给学生，有利于学生在短时间内迅速形成本课程较为正确的理性认识，从而达到知识增长效益的最大化。然而，由于缺乏直接经验的铺垫和感性认识的积累，这种知识体系难以形成稳定的、长期的理性认识和体系构架，不容易产生内化效应（张革华，彭娟，2009）。实验教学使学生在课堂获得知识的途径更具直接性和直观性，在更清晰地理解抽象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系统稳定的知识结构。 2.激发学生课堂学习的主动性。实验教学最大的魅力在于学生对于教学过程的积极参与和主动探索。实验教学改变了传统教学中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结构，着重开发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主体作用，通过师生的参与与互动，使经济学课堂更具活力。另一方面，实验教学模式进入课堂，增加课堂教学模式的多样性，活跃课堂气氛，增加课堂的吸引力，从而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3.增强学生的创新意识。中外大学生素质的比较研究的结论中，创新意识的缺乏始终是中国教育的不足。实验教学鼓励学生寻找问题、发现问题、提出问题，通过理论指导实践并解决问题，不断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为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提供源泉。可以说，实验教学在大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创新精神的培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更是提高整体教学质量的根本保证和有效途径。（孙文彬，2006） 4.有利于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在实验教学中，学生参与教学的各个环节，包括设计课程体系、准备教学条件、记录过程、撰写报告、汇报结果，完成作业，这一系列的课前、课堂及课后的活动，不仅有助于学生充分掌握实验相关的理论知识，而且使学生的其他能力得到锻炼，为学生整体素质与综合能力的提高创造条件。 二、国内实验教学发展滞后的原因 1.经济学学科性质与学科定位的制约。经济领域的复杂性，参与主体的多样性使经济实验困难重重，加上经济理论的高度抽象性，更难用简单的实验进行演示或论证。另外，专业基础理论平台课的定位也决定了该学科教学过程中倾向于选择直截了当的灌输式课堂授课模式，舍弃理论的探寻过程，从而忽略学科自身建设和学科内容的创新与发展。 2.师资缺乏以及教师考核体系与教学脱钩现象严重的制约。目前国内创新型教学模式的推广师资欠缺，大部分经济学教师一直处在高校环境中，本身就是在传统理论教育中成长起来的，很少有机会接触社会，缺乏对现实经济世界的感性认识，实际问题的解决能力不强。另外，由于目前中国高校教师的考核体系和晋级制度普遍偏重于科研环节，对教学能力和教学创新的要求达到可以忽略的地步，这种机制的导向性决定了任何理性的个体都会忽视教学的创新，因而，理论经济学实验教学不能取得突破就不足为奇了（李军军，黄茂兴，2011）。 3.实验教学的各方面条件不足的制约。首先，授课班级规模的制约。1999年后高校大规模扩招导致大班授课成为大部分基础理论课程主要的授课方式，这严重制约了课堂实验教学的尝试与推广，很难想象在讲座式的课堂展开课堂实验。即便教师有尝试的欲望，也很难在此教学条件下安排和操控课堂实验的有序进行。 其次，教师及教辅团队建设的制约。课堂实验需要教师对课堂的管理和实验过程各个环节的指导。国外高校助教制度较为普遍，通常由助教辅助完成实验各环节。国内高校授课环节很少出现教学团队。这种“单打独斗”式的授课方式很难完成较为复杂的实验教学。 最后，课时与考核方式的制约。经过多次的课程体制改革，许多高校理论课程的课时不断地被压缩，赶进度、完成教学计划成为教师授课的重要目标。另外，在加强档案管理，规范考核制度的要求下，闭卷统考往往成为专业理论必修课选择的考核方式。在此指挥棒下，相对灵活但较难规范的实验环节很难进入课程考核体系，于是缺乏激励成为课堂实验开展的又一大制约。 三、加强实验教学在经济学课堂教学中应用的构想 由于实验环节的欠缺，我国高校经济管理类专业普遍存在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脱节的问题。加强实验教学在经济学课堂教学中的应用成为当务之急。 1.逐步展开，在实践中积累经验，稳步提升课堂实验的质量和效果。课堂实验教学需要经验的不断积累和内容的随时更新，开设时间的长短对教学效果有直接影响。因此我们倡议经济学课堂尽快展开实验教学的尝试，从无到有，从尝试到推广到普遍应用，从模仿到创新，从简单实验到复杂实验，在教学实践中积累并交流经验，稳步提升我国经济学课堂实验的整体质量和教学效果，注重创新，形成自我鲜明、符合中国特色的课堂实验教学模式。 2.加强师资建设，鼓励教师间的合作与教学团队建设。在师资建设上采取引进与培养并举的方式。一方面通过引进海外人才，利用这些人才在海外接受的教育，尽快完成课堂实验的效仿与尝试。另一方面加强现有师资力量各方面素质的提高，组建教学团队，鼓励教师间的合作与交流，共同分享实验结果。各高校还应积极鼓励和支持科研活动对教学环节的“反哺”，将科研活动积累的实践经验和教学素材应用于课堂实验教学，丰富实验教学内容。这也可以成为实验教学创新的良好途径。 3.灵活多样的激励机制，吸引学生积极参与到课堂实验中来。灵活多样的激励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调动学生的参与积极性。可以学习国外教授的一些做法，给与实验的优胜者颁发一定的小奖励作为纪念，既活跃了气氛，又在课堂中增添一定的竞争意识。奖励的力度可依实验的难度和表现的差距来定。 4.加强必要的配套设施建设，包括网络技术和仿真技术等。实验教学质量的提高，研究内容的拓展还可以借助各种技术手段，包括软件技术与网络平台的应用。例如利用Excel、Matlab、OriginPro等软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将经济学中的变量、曲线、模型在给定条件下自动生成，使学生对经济理论有更加直观的认识，这也可以成为经济学课堂实验的一个思路。 应当强调的是，就目前的情况而言经济学实验教学只能是课堂理论教学的一个补充，不可能成为课堂教学的主导形式。由于课时有限，只能适当地穿插安排，且特别强调实验课前的充分准备。只有教师和学生的共同努力，课前充分准备，课上积极参与，内容精心组织，细节细致安排，就能成就一堂效果理想的经济学实验课！ 实验经济学论文:实验经济学：兴起、应用与意义 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美国经济学家弗农·史密斯，以表彰他在实验经济学领域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实验经济学对于中国经济工作者仍是一个比较陌生的领域。本文将对实验经济学的发展过程、基本方法及主要特点作简单介绍。 一、实验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 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是在可控制的实验环境下对某一经济现象，通过控制实验条件、观察实验者行为和分析实验结果，以检验、比较和完善经济理论或提供决策依据的一门学科。 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始终固守着经济理论难以实验的思维定式。 弗农·史密斯教授敏锐觉察到实验经济理论的作用，并首次付之于实践。他在亚利桑那大学十一个班级进行了长达六年的实验，验证了竞争均衡理论。据此实验所撰写的论文《竞争市场行为的实验研究》在1962年的《政治经济学杂志》发表，标志着实验经济学的诞生。此后，实验经济学开始运用于验证市场理论和博弈理论，并取得了一定进展。例如，弗农·史密斯的“口头双向拍卖市场实验”提出了市场参数完全有可能影响均衡产出收敛性的结论；赫伯特·西蒙根据博弈实验结果分析了存在性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和程序性理性（Procedural Rationality）的区别。五六十年代的实验经济学主要局限在市场理论和博弈理论领域，原因有两方面。 一方面是理论自身的缺陷影响可实验性，研究过程往往是从假设前提出发，然后运用复杂数学推导出相关命题。由于假设前提的高度抽象，无法在实验室里得到证实，因而相关命题也就无法实验。 另一方面实验技术的不成熟也制约了经济理论的实验。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经济学的主导理论体系发生了变化。一般均衡理论、工业组织理论、社会选择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将经济研究的假设由抽象拉回到现实。行为理论的成熟和合理预期理论的出现为实验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此外，计算机的广泛运用使得复杂经济现象的实验成为可能。实验方法越来越广泛应用于公共经济学、信息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等诸多经济领域。 目前，实验经济学迅速发展，逐渐科学化和规范化，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学分支。越来越多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杂志不断刊登实验经济学论文，实验经济专刊、专著和论文集陆续出版。实验经济学已从美国传播到法国、英国、德国、荷兰、西班牙、意大利、挪威、瑞典、加拿大、尼日利亚、日本、韩国、印度等许多国家。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弗农·史密斯，标志着实验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已步入主流经济学的舞台。 二、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和运用 经济理论的实验与物理、化学实验一样包含实验设计、选择实验设备和实验步骤、分析数据以及报告结果等环节。由于实验对象是社会中的人，需要验证的是行为命题，经济理论的实验需要运用有别于物理、化学实验的方法，主要有： 1.模拟和仿真 经济理论的实验不能刻意复制出现实经济的运转过程，而是要模拟出允许不同人类行为存在的环境，以便于实验者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观察人们不确定的价值观及其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查尔斯·普洛特认为：“实验室建立的经济与现实经济相比可能特别简单，但是却一样地真实。真实的人被真实的金钱所驱动，因为真实的天赋和真实的局限，作出真实的决策和真实的错误，并为其行为后果而真实地悲喜”。弗农·史密斯采用只有三个网络节点的模型来模拟电力系统，其实验结果基本上能反映现实电力系统运行中发电企业和电力交易商的行为类型和特征。 此外，实验经济学还通过一些仿真技巧来提高实验结果的可信度和可重复性。 一是采取“随机化”方法，被实验者的选取、角色的分配均随机产生； 二是保密实验意图，十分小心地讲解实验，不出现暗示性术语，以防止被实验者在实验前对行为对错已有判断； 三是使用“价值诱导理论”（Induced Value Theory），诱导被实验者发挥被指定角色的特性，使其个人先天的特性尽可能与实验无关。 2.比较与评估 实验经济学高度重视比较和评估的方法。通过比较和评估，判断实验本身的好坏，分析实验失败的原因，验证理论的真实性。 首先，将“效率”作为比较标准。查尔斯 #8226；普洛特和弗农·史密斯将实际付给被实验者的报酬总和与最大可能报酬的比率视作实验的“效率”，并把“效率”作为比较分析相互竞争理论的依据，探讨如何改进理论模型。甚至在没有现成理论的情况下，根据效率来提出和验证新的理论。 其次，方法上采取独立变动自变量。实验关系到两个或两个以上变量时，容易出现变量之间的混合作用。因此实验中应独立地变动每个自变量，获得每个自变量对因变量作用的最确切的数据，为比较和评估提供非偶发事件资料。 第三，评估的结论建立在概率分布基础上。现实生活中的人并不始终处于理性状态，非理性就会使人的行为出现变异，因而经济理论的实验数据呈概率分布状态。所以，评估出的结论不可能按照形式逻辑的模式，只存在真或伪两种结果，而是用结论与其概率密度的乘积来表示。例如，弗农·史密斯在电力市场竞争实验中得出的结论之一是高峰负荷时期电价提高的概率密度较小，而不是一定不提价。 3.行为分析和心理研究 经济理论的实验是把社会中的人作为被实验者，所要验证的是人的行为命题，自然就需要借助行为和心理分析的方法。 一是运用行为理论来完善和改进实验。例如针对行为人对重复行为有厌烦的心理，在实验设计中运用价值诱导方法，并把实验时间控制在3个小时内。 二是运用行为理论来解释实验结果。许多实验结果与理论预测出现差异，其原因是理论假设行为人是理性的，而被实验者的行为却是理性和非理性的统一。因此只有运用了诸如展望理论、后悔和认知失协理论、心理间隔理论等行为理论，来分析被实验者的非理性行为，才能很好地解释实验结果。 三、实验经济学的意义和局限 实验经济学的兴起标志着经济学方法论上的重大变革。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模仿自然科学的信念十分坚定，实证方法始终是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其范式是提出理论假设并力图避免和消除人类行为或经济关系中的不确定因素，然后在理论假设上建立数学模型并推导出主要结论，最后对理论结果进行经验实证并由此展开深入的理论分析。 不可否认，这种假说演绎方法有科学合理的方面，但同时也有不少缺陷。例如，理论前提假设和数学推导排斥了人类行为或经济关系中的非理性和不确定因素。又如经验检验具有被动性和不可重复性的缺点。实验经济学继承了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传统，弥补了经济学实证方法的缺陷。 首先，实验经济学以可犯错误、有学习能力的行为人取代以往的“理性经济人”假说，用数理统计的方法取代单纯的数学推导，解决以往实证研究的高度抽象和简化与现实世界不一致的问题。 其次，实验经济学家可以再造实验和反复验证，用现实数据代替历史数据，克服以往经验检验的不可重复性。 最后，在实验室里，可以操纵实验变量和控制实验条件，排除了非关键因素对实验的影响，从而克服了以往经验检验被动性的缺陷。 实验经济学的兴起促进了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 首先，实验经济学拓展了经济理论的研究范围，将人类决策行为当作研究对象，把经济运行过程纳入到研究领域，从而发现更符合现实的经济规律。 其次，实验经济学还催生出新的经济学科。实验经济学的发展把心理学和经济学有机联系起来形成行为经济学。 再者，实验经济学构建了连接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桥梁。宏观经济理论的实验建立在微观行为的基础上，而对微观经济论的实验也常常验证了宏观经济理论。例如查尔斯·普洛特模拟市场机制既验证了市场价格收敛于一般均衡，同时也考察了货币供给增加对产出的真实作用。 实验经济学的发展仅有短短的五十多年。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它还有一些不完善的方面。主要表现为： 实验参与者的主观性影响到实验的有效性。实验者在设计方案时无法完全排除个人偏好和主观猜测，被实验者在实验时有可能考虑与实验者的关系而有意识地完成实验期望。这些主观因素对实验的可重复性提出挑战，造成许多相同实验由不同的实验者设计或者由不同被实验者执行就有可能得出不同的研究结论。 此外，目前实验经济学取得的主要成果还局限在微观经济理论，如何拓展其运用领域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实验经济学论文:从进化与实验经济学的观点看道德的由来 [论文关键词]利他行为；亲缘选择；互惠；实验经济学 [论文摘要]人类社会中的道德，一般而言大多意味着牺牲自己的利益帮助别人。也即广义上的利他。但是这样一种特征，似乎与进化论中残酷的生存竞争相矛盾。人类道德是怎样起源的?利他行为如何能在自然选择中保存下来?文章阐述了动物行为理论中有关利他行为的解释，以及国外实验经济学中与人类行为模式相关的结果，探讨了人类道德的内涵，可能的进化上的优势以及进化的途径。 大约从幼儿园开始，老师、父母就谆谆教导我们要做一个讲道德的人，拾金不昧，乐于助人，我们从那时起就有这样的概念：一个有着崇高道德水准的人，一个乐于无私奉献的人，在社会上将受到人们的尊敬和喜爱。道德不同于法律，它并不是一种被强制执行的行为准则，而是人类社会中一个无形的标准、一种制度。道德，在我们心目中似乎与这个世界同时产生，只有遵守它才能受人尊敬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游戏规则。 然而，当我们接触到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了解到自然界残酷的自然选择时，一个小小的声音在我们心里不安地说：“道德，遵守它往往意味着牺牲自己的利益来帮助别人，有着这样行为的个体，为什么能够在生存竞争中生存下来呢?” 如果我们把道德视为社会制度的一种——人类社会本可以有着不一样的社会制度：所有的小孩可以从呱呱坠地起被灌输的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们以自私自利为美德，只有那些一心只为自己追求利益的人才得到人们的尊重……——我们的社会完全可以是另一副模样。那么，我们禁不住想知道：道德，或者说广义上人类的利他行为，是怎样在自然选择中被大自然的金手指所垂青的呢? 一、来自生物界的声音 说起利他行为，生物界中的例子数不胜数，或许来自这些比人类低等、简单的生物的例子，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什么是人类的道德。 (一)亲缘选择的力量：自私的基因 亲缘选择的利他行为。是指发生在亲族间的利他行为。典型的例子如一些膜翅目昆虫：蜜蜂，蚂蚁。蜜蜂中的工蜂没有繁殖能力，它辛辛苦苦劳作一生，只是为了养育蜂王以及蜂王的后代。事实上，工蜂与蜂王往往是同胞姐妹，从平均概率上来说，享有3／4共同的基因，它的这种利他行为，虽然不利于自己的繁衍，但是有利于它与蜂王共享的那部分基因在整个蜜蜂种群中的增加，并因为这种基因的增加而使得利他行为闯过自然选择的剪刀，稳定地持续下来。Dawkins在他的著作《自私的基因》中详细描述了这种行为，并提出基因不但是遗传的单位，也是自然选择的单位。 也许亲缘选择的力量的确在人类身上发挥着作用，是道德行为的动力之一：百万富翁为自己的家乡人民捐款；人们在异乡看到自己的同乡人感到格外亲切并乐于帮助他们。这点点滴滴的道德背后，是那自私的基因，那存在于利他行为的施与者和接受者身上的共同的基因，在悄悄地发挥作用吗? 人类的行为。或多或少地受到细胞中所携带的基因的控制。一张熟悉的脸庞，一口亲切的乡音，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就触发了你细胞里那段表现型与之相同的基因，而这个自私的基因，为了帮助它自己的另一个复本，在你的身体里引发了一系列变化，诱导了你的利他行为。也许这就是道德的本质，而人。只不过是自私的基因帮助它的一个复本的工具而已。 但是，亲缘选择并不能解释人类道德的全部。亲缘选择的适用范围仅仅是人类为亲属或部落谋福利的利他行为，这与人类道德这个复杂的社会标准比起来，不过是九牛一毛。人类对于那些素不相识的人的帮助，比如拾金不昧，又当如何解释呢? (二)基于互惠的利他行为 这是一种期待回报的利他行为，经典的例子是动物界里的吸血蝙蝠，当某只蝙蝠没有吸到血又非常饥饿时，吸到血的蝙蝠会吐给它一点血，靠着互助，蝙蝠就能克服个体不时遇到的捕食失败。 如果我们把这种理论用到人类身上，也就是说人类的利他行为是期待他人的回报的：拾金不昧的人可能希望能够得到失主的奖励；同事的小孩考上大学了去送礼，是因为日后自己家的小孩金榜题名时人家会有回礼；中国人请客喜欢一人买单，是因为下一次聚会时可以白吃，别人请客。这些可能是基于互惠的利他行为，也许就是人类社会中的“伪君子”的来历，这种理论，看来的确能帮助我们理解一些所谓的“道德”。 诚然，互惠利他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它依赖于特定的条件：小而稳定的团体，具备识别对方的能力等等。不过人类识别自己同伴的能力在动物界的确是独一无二的。生物学家很早就注意到在人的大脑皮层中，负责控制面部肌肉的部分大约占去了近1／2，因此人类有着丰富的表情，如眼神、微笑等。曾经有学者在120个实验者中开展最后通牒实验，每一次实验前向实验者展示其实验伙伴的照片，有些照片上是一张笑脸，而另一些照片上的实验者表情平淡。结果表明，那些看到对方笑脸的实验者会提出更加公平的分配方案，而且进一步的实验表明，人类面部的各种细微变化，如是否显得真诚友好，是否有些阴沉郁闷，对实验者提出的分配方案都有影响。生物学家常常为人类如此丰富的社交工具，如表情和神态，感到惊讶，而也许正是因为人类有如此丰富的社交工具，才使得人类能够识别那些愿意合作的人和不愿意合作的人，从而让互惠利他的行为在人类中获得了发展。 但是，互惠利他仍然不是道德，互惠只能存在于小而稳定的群体中，这种理论无法解释人类社会，如此大的一个群体中的利他行为：当你在公交车上让座给一位老奶奶时，你是在指望日后她或她的后代的回报吗? 二、来自实验经济学的启示 在学者Ernst Fehr和Bettina Rockenbach进行的一次公共物品试验中心，他们对原来的实验进行了改进，在每一次实验开始以前，所有的试验参与者都被要求在带有惩罚机制的试验和不带惩罚机制的试验中进行选择、每一个试验参与者完成选择之后，所有人按各自的意愿分为两组，分别进行带惩罚机制和不带惩罚机制的试验，一次试验结束以后，每个参与者将有再次选择的机会。他们的试验结果非常有意思：一开始，大约有2／3的人选择了没有惩罚机制的试验，但随着试验次数的增加，愿意进行无惩罚机制的试验的人越来越少，到最后，几乎没有人愿意进行这样的试验。而那些自愿选择了有惩罚机制的人们严厉地惩罚了搭便车的人，并在最后几次试验中进行了很好的合作，每个人对公共物品的贡献都很大。值得注意的是，在公共物品试验中，合作的确是使人们的收益最大化的选择，只是这种合作很难实现，特别是在一个比较大的、互不相识的群体中，但是，在这个引入了惩罚机制的公共物品试验的最后，参与的人越来越多，大家互不相识，可是合作依然进行得有条不紊。 于是，笔者禁不住产生了这样的疑问：道德，会不会就像公共物品试验中这种惩罚制度一样，虽然它牺牲了个人的利益(为了惩罚别人，个人要付1元钱)，但是由于它达成了人类群体的稳定的合作，而获得了自然选择的青睐?这种猜想为一些经济学家所认同，如叶航认为，在原始人类与大自然的艰苦斗争中，合作的法则比霍布斯的“丛林法则”更有效率，而道德正是一种有利于合作的精神或行为规则。 如果道德的确是因为它可以使人类社会达成稳定的合作而在进化上被保留下来，那么道德最初起源于什么?或者说，道德，作为一种人类社会的行为规范，是怎样进化而来的呢? 三、道德的进化：一种可能 就像我们在生物课上讨论长颈鹿的脖子如何变得那么长一样，我们也可以试着来讨论一下人类的道德是如何进化而来的。 在我们祖先生存的那个遥远的年代，社会生产力极为低下，自然环境非常恶劣，人类时时刻刻面临着饥饿和死亡的威胁。在这种环境下，合作，无疑能够增加每一个个体生存下去的可能，但是，在这种关键时刻，合作的回报变得非常不稳定，因为这个群体能否生存下去，特定个体能否生存下去，都是难以预测的未知数。于是，当一个群体最需要利他的心理，最需要合作的时候，基于互惠的合作，由于群体的不稳定，在进化中遭遇了无情的淘汰。 根据人类学家的观点，人类社会首先是根据人们之间的血缘关系而构成的，根据地缘关系而构成的区域性社会是后来的产物，而我们今天面对的以国家为核心的社会形态，它的历史只有5000年左右。既然如此，那么最初由血缘关系的远近构成的社会中必然存在的亲缘利他行为，是不是会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而扩散到了后来由地缘关系构成的区域性社会，以至今日的国家呢? 生物学家对于一些鸟类和昆虫的研究似乎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这种猜想。他们发现，许多鸟类中的雄性个体在哺育后代时并不会区分鸟巢里的孩子哪些和自己有血缘关系，它们会对巢里所有的小鸟给予同等的爱护，尽管其中有些并不是自己的孩子。另外在一种蜜蜂中，有时蜂王会与另外的蜂王合作建立蜂巢，于是最终建立起来的蜂巢会由几个蜂王共同领导，不过这时，蜂巢里的工蜂并不会偏爱那些与自己有着同一个母亲的幼蜂(它们之间实际上是姐妹关系)，而是对整个蜂巢里的所有幼蜂都一视同仁。对于这些现象，生物学家的解释是：区别与自己并没有亲缘关系的个体带来的成本比收益大，比如工蜂在这种辨认的过程中浪费了时间和精力，从而降低了整个蜂巢的工作效率。另外，由于所有的幼蜂从小就在一个蜂巢里，彼此的气味也很相近，这使得工蜂在辨别自己真正的姐妹时也很容易出错。所有这些原因使得那些严格遵守亲缘利他原则的群体在生存竞争中处于劣势，而那些将亲缘利他行为扩散到所有同伴的群体将被自然选择保留下来。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随着社会的不断扩大，原来的一个家族慢慢增加到两个、三个甚至更多，在这样的一个大家庭中，亲缘利他的扩散完全可能由于同样的原因而发生。也许，当人类对亲族与非亲族的伙伴给予同样的帮助时，最原始的道德，就在人类社会中萌芽了。 而道德一旦出现，拥有它的群体中的每一个人都将因之而获利，因为群体中的每一个人都要无条件地遵守道德准则，人们彼此之间将达成稳定的合作。 当你在午夜空荡荡的十字路口等红灯时，你当然不是希望这时候交警会给你奖金之类，但是，正是因为司机对交通规则的遵守，白天熙熙攘攘的公路上，车辆才能井然有序地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人类道德的内容之一——它所带来的合作，使所有人的效用都得到了提高。这就是拥有道德这种社会制度的群体在进化上所具有的优势。回到前面的例子上来：当你在公交车上让座给一位老奶奶时，你并不需要她日后的回报。事实上，由于你的行为(还有许许多多像你一样的不求回报的纯粹的利他行为)，“照顾老年人”这一道德标准得以在人类社会中稳定地延续，所有人都会自觉遵守这个规则，人类在照顾老年人这一点上实现了全社会的一种合作。于是，当你白发苍苍的时候，你也会享受到这种道德带来的好处，更好地度过晚年。 这就是道德的力量，拥有这种力量的群体，将在艰难地与大自然的斗争中保持稳定的合作，从而获得比其他群体更多的生存机会。 这种社会制度——道德，之所以能够在进化中保留下来，是因为它使得群体内部的合作成为进化上稳定有利的行为，它提高了群体内合作的适应性。有着这种社会制度的群体能更好地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下来，而正是这样，道德——人类的秘密法宝，也才能在进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记得小时候听过一句这样的诗：“我们都是只有一只翅膀的天使，只有相互扶持，才能飞向天空。”人类道德所倡导的利他行为，从来在我们心目中就是那么美好，也许，道德是我们的祖先在千万年与大自然的搏斗中积累下来的财富，告诉我们一个社会应该有怎样的标准和法则。人类只有合作才能生存，而道德。就是让合作稳定进行下去的制度基础，是让我们各自的翅膀能够协调一致地飞翔的口令。 实验经济学论文: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与应用 [论文关键词]实验经济学　实验环境　实验方法 [论文摘要]实验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跻身于主流经济学之列，引起了经济学家们的极大兴趣。本文系统阐述了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及其与传统研究方法相比独具的两大优点：可复制性、可控制性；并介绍了它在理论与实际中的应用。 一、引言 实验经济学是研究如何在可控制的实验环境下，对某一经济现象，通过控制实验条件、观察实验者行为和分析实验结果，以检验、比较和完善经济理论或提供决策依据的一门学科。它是对传统经济解释方法的拓展，与传统的研究方法相比它具有两个优点：可复制性和可控制性。可复制性是指其他研究人员可以复制实验从而具有独立验证结果的能力；可控制性是指操纵实验室条件以使观测到的数据足以用于评估各种理论。利用实验条件的可操纵性防止了各种与之相伴的不可观察因素的变化，这样就可得到比理论验证更纯粹更有效的数据。 二、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1.实验的设计 在实验经济学中，经济理论的实验不可能完全复制现实经济的运行过程，因此我们构造的是与实际环境相似的实验室环境，让实验者在模拟的经济环境中做出反应。普洛特认为，实验经济学通过简单的实验来比较和评估各种相互竞争的理论，这种比较和评估并不因简单实验没有完全模拟现实经济而影响其效力。高鸿桢教授也说过，试图在实验室中完全实现现实环境的复杂性是无益的。因此，“简单性”正是经济学实验的长处。 实验设计的一般步骤为：确定实验目标，选择合适的交易制度，选择被试，确定被试报酬的支付方案，编写实验指导用语，实验方案的审定。 实验室交易制度的设计。无论实验的类型或研究的焦点是什么，都必须规定交易规则和其他环境特征。在实验设计中是交易规则的细微改变可能对观测的行为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实验经济学中的交易制度设计是相当重要的。 被试的选择。实验经济学的实验是精心设计的，然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特征，在实验中有时可能出现我们所不希望的行动，所以在选择被试时，要尽量注意减少被试的差异，或选择被试差异与实验目的无关或影响极小的被试。 报酬的支付。支付给被试现金或其他奖励作为报酬，支付的多少与被试在实验中的表现密切相关，这是实验经济学与调查问卷的根本区别。支付报酬要遵循所谓价值诱导理论。绝不可故意欺骗被试。 2.实验结果的分析方法 (1)比较和评估。实验结果的有效性，所验证的理论的真实性都要通过比较与评估的方法得出，因此，实验经济学高度重视比较与评估的方法的应用。一是将“效率”作为比较标准。普洛特和史密斯将效率定义为被试的报酬总和与最大可能报酬的比率，并把它作为比较分析互相竞争理论的依据，探讨如何改进理论模型标准的问题。二是采用独立自动变量。实验中独立的变动每个自变量，获得每个自变量对因变量作用的最确切数量。三是评估结论建立在概率分布的基础上。被试并不能总是处于理性状态，非理性会使人的行为出现变异，因而经济理论的实验数据呈概率分布状态，所以评估出结论不是运用概率密度的乘积来表示。 (2)运用行为和心理理论来解释实验结果。许多实验结果与理论预测出现差异，其原因是理论假设行为人是理性的，而被试的行为却是理性和非理性的统一。因此，只有运用了诸如展望理论、心理间隔理论等行为理论，来分析被实验者的非理性行为，才能很好地解释实验结果。将心理学实验和经济学实验相结合是近年经济学实验的一种发展趋势。 三、实验经济学的应用 实验经济学在理论领域广泛应用于两个方面: 1.检验理论 实验能对不同的理论的优劣进行检验。他有一些与众不同的优势：在简化的实验室环境下，实验者能对实验环境进行良好的控制，从而能比非实验方法更好的确定各个实验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2.发现新规律 在不存在理论时，经过反复的实验，我们往往会发现新的规律。比如人在博弈中的学习行为，这为研究者根据实验数据和现象建立新理论提供了可能。 在现实中，实验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如查尔斯·普洛特和费农·史密斯（1978）用实验方法发现了标签价格机制。在日本，实验经济学已在市场研究、谈判、投标、环保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果，如西条辰义等人将实验经济学应用在“温室效应气体排除权交易的机制设计”方面，取得的成绩备受关注。不只是在经济领域，实验经济学也广泛应用于政治法律管理等方面。 (1)实验经济学为制度设计提供依据。传统上，制度评估必须在制度实施以后才能做出，这可能导致制度无法挽回设计失误。当使用实验经济学方法以后，制度设计、政策设计甚至管理学中的一些策略设计都可以在可控的实验环境下借助实验室完成，这会改变制度设计因依赖于理论而造成的盲目性。(2)实验经济学为企业经营管理提供指导。如某公司在确定如何对其新产品进行包装之前可以设计一个恰当的实验，考察被试对可供选择的方案的反应，根据实验结果提供的信息帮助确定最优的包装方案。(3)实验经济学应用于公共政策、国际关系、竞选等方面，通过建立模拟环境进行仿真实验，使我们做出最优决策。“总统股票市场”就是实验经济学在政治学上应用的一个成功的例子，该实验成功的预测了1988年美国总统选举中布什领先的百分比，其准确度超过了任何民意调查结果。 实验经济学论文:关于实验教学在经济学课堂教学中的应用 论文摘要：实验教学作为一种新的课堂教学模式正逐步在国内理论经济学课堂中应用。该教学模式对于提高知识结构的稳定性、增强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创新意识、提升学生的整体素质有着积极的意义。加强实验教学的推广与应用应当成为高校理论经济学教学改革与教学方法创新的重要内容。 论文关键词：理论经济学；实验教学；构想 一、实验教学进入经济学课堂的意义 经济学“课堂实验教学”是指将实验引入课堂，让学生在亲身体验中学习经济学原理，通过参与者和观测者的双重身份，激发学生对于经济事件的好奇心，并鼓励学生利用经济学原理思考解释现实世界的一种教学方法。 1.提高知识结构的稳定性。理论教学作为课堂知识传授的一种古老方式，将前人的研究成果和学科知识的历史积淀系统地传授给学生，有利于学生在短时间内迅速形成本课程较为正确的理性认识，从而达到知识增长效益的最大化。然而，由于缺乏直接经验的铺垫和感性认识的积累，这种知识体系难以形成稳定的、长期的理性认识和体系构架，不容易产生内化效应（张革华，彭娟，2009）。实验教学使学生在课堂获得知识的途径更具直接性和直观性，在更清晰地理解抽象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系统稳定的知识结构。 2.激发学生课堂学习的主动性。实验教学最大的魅力在于学生对于教学过程的积极参与和主动探索。实验教学改变了传统教学中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结构，着重开发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主体作用，通过师生的参与与互动，使经济学课堂更具活力。另一方面，实验教学模式进入课堂，增加课堂教学模式的多样性，活跃课堂气氛，增加课堂的吸引力，从而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3.增强学生的创新意识。中外大学生素质的比较研究的结论中，创新意识的缺乏始终是中国教育的不足。实验教学鼓励学生寻找问题、发现问题、提出问题，通过理论指导实践并解决问题，不断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为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提供源泉。可以说，实验教学在大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创新精神的培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更是提高整体教学质量的根本保证和有效途径。（孙文彬，2006） 4.有利于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在实验教学中，学生参与教学的各个环节，包括设计课程体系、准备教学条件、记录过程、撰写报告、汇报结果，完成作业，这一系列的课前、课堂及课后的活动，不仅有助于学生充分掌握实验相关的理论知识，而且使学生的其他能力得到锻炼，为学生整体素质与综合能力的提高创造条件。 二、国内实验教学发展滞后的原因 1.经济学学科性质与学科定位的制约。经济领域的复杂性，参与主体的多样性使经济实验困难重重，加上经济理论的高度抽象性，更难用简单的实验进行演示或论证。另外，专业基础理论平台课的定位也决定了该学科教学过程中倾向于选择直截了当的灌输式课堂授课模式，舍弃理论的探寻过程，从而忽略学科自身建设和学科内容的创新与发展。 2.师资缺乏以及教师考核体系与教学脱钩现象严重的制约。目前国内创新型教学模式的推广师资欠缺，大部分经济学教师一直处在高校环境中，本身就是在传统理论教育中成长起来的，很少有机会接触社会，缺乏对现实经济世界的感性认识，实际问题的解决能力不强。另外，由于目前中国高校教师的考核体系和晋级制度普遍偏重于科研环节，对教学能力和教学创新的要求达到可以忽略的地步，这种机制的导向性决定了任何理性的个体都会忽视教学的创新，因而，理论经济学实验教学不能取得突破就不足为奇了（李军军，黄茂兴，2011）。 3.实验教学的各方面条件不足的制约。首先，授课班级规模的制约。1999年后高校大规模扩招导致大班授课成为大部分基础理论课程主要的授课方式，这严重制约了课堂实验教学的尝试与推广，很难想象在讲座式的课堂展开课堂实验。即便教师有尝试的欲望，也很难在此教学条件下安排和操控课堂实验的有序进行。 其次，教师及教辅团队建设的制约。课堂实验需要教师对课堂的管理和实验过程各个环节的指导。国外高校助教制度较为普遍，通常由助教辅助完成实验各环节。国内高校授课环节很少出现教学团队。这种“单打独斗”式的授课方式很难完成较为复杂的实验教学。 最后，课时与考核方式的制约。经过多次的课程体制改革，许多高校理论课程的课时不断地被压缩，赶进度、完成教学计划成为教师授课的重要目标。另外，在加强档案管理，规范考核制度的要求下，闭卷统考往往成为专业理论必修课选择的考核方式。在此指挥棒下，相对灵活但较难规范的实验环节很难进入课程考核体系，于是缺乏激励成为课堂实验开展的又一大制约。 三、加强实验教学在经济学课堂教学中应用的构想 由于实验环节的欠缺，我国高校经济管理类专业普遍存在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脱节的问题。加强实验教学在经济学课堂教学中的应用成为当务之急。 1.逐步展开，在实践中积累经验，稳步提升课堂实验的质量和效果。课堂实验教学需要经验的不断积累和内容的随时更新，开设时间的长短对教学效果有直接影响。因此我们倡议经济学课堂尽快展开实验教学的尝试，从无到有，从尝试到推广到普遍应用，从模仿到创新，从简单实验到复杂实验，在教学实践中积累并交流经验，稳步提升我国经济学课堂实验的整体质量和教学效果，注重创新，形成自我鲜明、符合中国特色的课堂实验教学模式。 2.加强师资建设，鼓励教师间的合作与教学团队建设。在师资建设上采取引进与培养并举的方式。一方面通过引进海外人才，利用这些人才在海外接受的教育，尽快完成课堂实验的效仿与尝试。另一方面加强现有师资力量各方面素质的提高，组建教学团队，鼓励教师间的合作与交流，共同分享实验结果。各高校还应积极鼓励和支持科研活动对教学环节的“反哺”，将科研活动积累的实践经验和教学素材应用于课堂实验教学，丰富实验教学内容。这也可以成为实验教学创新的良好途径。 3.灵活多样的激励机制，吸引学生积极参与到课堂实验中来。灵活多样的激励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调动学生的参与积极性。可以学习国外教授的一些做法，给与实验的优胜者颁发一定的小奖励作为纪念，既活跃了气氛，又在课堂中增添一定的竞争意识。奖励的力度可依实验的难度和表现的差距来定。 4.加强必要的配套设施建设，包括网络技术和仿真技术等。实验教学质量的提高，研究内容的拓展还可以借助各种技术手段，包括软件技术与网络平台的应用。例如利用Excel、Matlab、OriginPro等软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将经济学中的变量、曲线、模型在给定条件下自动生成，使学生对经济理论有更加直观的认识，这也可以成为经济学课堂实验的一个思路。 应当强调的是，就目前的情况而言经济学实验教学只能是课堂理论教学的一个补充，不可能成为课堂教学的主导形式。由于课时有限，只能适当地穿插安排，且特别强调实验课前的充分准备。只有教师和学生的共同努力，课前充分准备，课上积极参与，内容精心组织，细节细致安排，就能成就一堂效果理想的经济学实验课！ 实验经济学论文:实验经济学：兴起、应用与意义 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美国经济学家弗农·史密斯，以表彰他在实验经济学领域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实验经济学对于中国经济工作者仍是一个比较陌生的领域。本文将对实验经济学的发展过程、基本方法及主要特点作简单介绍。 一、实验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 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是在可控制的实验环境下对某一经济现象，通过控制实验条件、观察实验者行为和分析实验结果，以检验、比较和完善经济理论或提供决策依据的一门学科。 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始终固守着经济理论难以实验的思维定式。 弗农·史密斯教授敏锐觉察到实验经济理论的作用，并首次付之于实践。他在亚利桑那大学十一个班级进行了长达六年的实验，验证了竞争均衡理论。据此实验所撰写的论文《竞争市场行为的实验研究》在1962年的《政治经济学杂志》发表，标志着实验经济学的诞生。此后，实验经济学开始运用于验证市场理论和博弈理论，并取得了一定进展。例如，弗农·史密斯的“口头双向拍卖市场实验”提出了市场参数完全有可能影响均衡产出收敛性的结论；赫伯特·西蒙根据博弈实验结果分析了存在性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和程序性理性（Procedural Rationality）的区别。五六十年代的实验经济学主要局限在市场理论和博弈理论领域，原因有两方面。 一方面是理论自身的缺陷影响可实验性，研究过程往往是从假设前提出发，然后运用复杂数学推导出相关命题。由于假设前提的高度抽象，无法在实验室里得到证实，因而相关命题也就无法实验。 另一方面实验技术的不成熟也制约了经济理论的实验。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经济学的主导理论体系发生了变化。一般均衡理论、工业组织理论、社会选择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将经济研究的假设由抽象拉回到现实。行为理论的成熟和合理预期理论的出现为实验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此外，计算机的广泛运用使得复杂经济现象的实验成为可能。实验方法越来越广泛应用于公共经济学、信息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等诸多经济领域。 目前，实验经济学迅速发展，逐渐科学化和规范化，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学分支。越来越多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杂志不断刊登实验经济学论文，实验经济专刊、专著和论文集陆续出版。实验经济学已从美国传播到法国、英国、德国、荷兰、西班牙、意大利、挪威、瑞典、加拿大、尼日利亚、日本、韩国、印度等许多国家。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弗农·史密斯，标志着实验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已步入主流经济学的舞台。 二、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和运用 经济理论的实验与物理、化学实验一样包含实验设计、选择实验设备和实验步骤、分析数据以及报告结果等环节。由于实验对象是社会中的人，需要验证的是行为命题，经济理论的实验需要运用有别于物理、化学实验的方法，主要有： 1.模拟和仿真 经济理论的实验不能刻意复制出现实经济的运转过程，而是要模拟出允许不同人类行为存在的环境，以便于实验者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观察人们不确定的价值观及其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查尔斯·普洛特认为：“实验室建立的经济与现实经济相比可能特别简单，但是却一样地真实。真实的人被真实的金钱所驱动，因为真实的天赋和真实的局限，作出真实的决策和真实的错误，并为其行为后果而真实地悲喜”。弗农·史密斯采用只有三个网络节点的模型来模拟电力系统，其实验结果基本上能反映现实电力系统运行中发电企业和电力交易商的行为类型和特征。 此外，实验经济学还通过一些仿真技巧来提高实验结果的可信度和可重复性。 一是采取“随机化”方法，被实验者的选取、角色的分配均随机产生； 二是保密实验意图，十分小心地讲解实验，不出现暗示性术语，以防止被实验者在实验前对行为对错已有判断； 三是使用“价值诱导理论”（Induced Value Theory），诱导被实验者发挥被指定角色的特性，使其个人先天的特性尽可能与实验无关。 2.比较与评估 实验经济学高度重视比较和评估的方法。通过比较和评估，判断实验本身的好坏，分析实验失败的原因，验证理论的真实性。 首先，将“效率”作为比较标准。查尔斯 #8226；普洛特和弗农·史密斯将实际付给被实验者的报酬总和与最大可能报酬的比率视作实验的“效率”，并把“效率”作为比较分析相互竞争理论的依据，探讨如何改进理论模型。甚至在没有现成理论的情况下，根据效率来提出和验证新的理论。 其次，方法上采取独立变动自变量。实验关系到两个或两个以上变量时，容易出现变量之间的混合作用。因此实验中应独立地变动每个自变量，获得每个自变量对因变量作用的最确切的数据，为比较和评估提供非偶发事件资料。 第三，评估的结论建立在概率分布基础上。现实生活中的人并不始终处于理性状态，非理性就会使人的行为出现变异，因而经济理论的实验数据呈概率分布状态。所以，评估出的结论不可能按照形式逻辑的模式，只存在真或伪两种结果，而是用结论与其概率密度的乘积来表示。例如，弗农·史密斯在电力市场竞争实验中得出的结论之一是高峰负荷时期电价提高的概率密度较小，而不是一定不提价。 3.行为分析和心理研究 经济理论的实验是把社会中的人作为被实验者，所要验证的是人的行为命题，自然就需要借助行为和心理分析的方法。 一是运用行为理论来完善和改进实验。例如针对行为人对重复行为有厌烦的心理，在实验设计中运用价值诱导方法，并把实验时间控制在3个小时内。 二是运用行为理论来解释实验结果。许多实验结果与理论预测出现差异，其原因是理论假设行为人是理性的，而被实验者的行为却是理性和非理性的统一。因此只有运用了诸如展望理论、后悔和认知失协理论、心理间隔理论等行为理论，来分析被实验者的非理性行为，才能很好地解释实验结果。 三、实验经济学的意义和局限 实验经济学的兴起标志着经济学方法论上的重大变革。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模仿自然科学的信念十分坚定，实证方法始终是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其范式是提出理论假设并力图避免和消除人类行为或经济关系中的不确定因素，然后在理论假设上建立数学模型并推导出主要结论，最后对理论结果进行经验实证并由此展开深入的理论分析。 不可否认，这种假说演绎方法有科学合理的方面，但同时也有不少缺陷。例如，理论前提假设和数学推导排斥了人类行为或经济关系中的非理性和不确定因素。又如经验检验具有被动性和不可重复性的缺点。实验经济学继承了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传统，弥补了经济学实证方法的缺陷。 首先，实验经济学以可犯错误、有学习能力的行为人取代以往的“理性经济人”假说，用数理统计的方法取代单纯的数学推导，解决以往实证研究的高度抽象和简化与现实世界不一致的问题。 其次，实验经济学家可以再造实验和反复验证，用现实数据代替历史数据，克服以往经验检验的不可重复性。 最后，在实验室里，可以操纵实验变量和控制实验条件，排除了非关键因素对实验的影响，从而克服了以往经验检验被动性的缺陷。 实验经济学的兴起促进了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 首先，实验经济学拓展了经济理论的研究范围，将人类决策行为当作研究对象，把经济运行过程纳入到研究领域，从而发现更符合现实的经济规律。 其次，实验经济学还催生出新的经济学科。实验经济学的发展把心理学和经济学有机联系起来形成行为经济学。 再者，实验经济学构建了连接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桥梁。宏观经济理论的实验建立在微观行为的基础上，而对微观经济论的实验也常常验证了宏观经济理论。例如查尔斯·普洛特模拟市场机制既验证了市场价格收敛于一般均衡，同时也考察了货币供给增加对产出的真实作用。 实验经济学的发展仅有短短的五十多年。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它还有一些不完善的方面。主要表现为： 实验参与者的主观性影响到实验的有效性。实验者在设计方案时无法完全排除个人偏好和主观猜测，被实验者在实验时有可能考虑与实验者的关系而有意识地完成实验期望。这些主观因素对实验的可重复性提出挑战，造成许多相同实验由不同的实验者设计或者由不同被实验者执行就有可能得出不同的研究结论。 此外，目前实验经济学取得的主要成果还局限在微观经济理论，如何拓展其运用领域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实验经济学论文:从进化与实验经济学的观点看道德的由来 [论文关键词]利他行为；亲缘选择；互惠；实验经济学 [论文摘要]人类社会中的道德，一般而言大多意味着牺牲自己的利益帮助别人。也即广义上的利他。但是这样一种特征，似乎与进化论中残酷的生存竞争相矛盾。人类道德是怎样起源的?利他行为如何能在自然选择中保存下来?文章阐述了动物行为理论中有关利他行为的解释，以及国外实验经济学中与人类行为模式相关的结果，探讨了人类道德的内涵，可能的进化上的优势以及进化的途径。 大约从幼儿园开始，老师、父母就谆谆教导我们要做一个讲道德的人，拾金不昧，乐于助人，我们从那时起就有这样的概念：一个有着崇高道德水准的人，一个乐于无私奉献的人，在社会上将受到人们的尊敬和喜爱。道德不同于法律，它并不是一种被强制执行的行为准则，而是人类社会中一个无形的标准、一种制度。道德，在我们心目中似乎与这个世界同时产生，只有遵守它才能受人尊敬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游戏规则。 然而，当我们接触到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了解到自然界残酷的自然选择时，一个小小的声音在我们心里不安地说：“道德，遵守它往往意味着牺牲自己的利益来帮助别人，有着这样行为的个体，为什么能够在生存竞争中生存下来呢?” 如果我们把道德视为社会制度的一种——人类社会本可以有着不一样的社会制度：所有的小孩可以从呱呱坠地起被灌输的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们以自私自利为美德，只有那些一心只为自己追求利益的人才得到人们的尊重……——我们的社会完全可以是另一副模样。那么，我们禁不住想知道：道德，或者说广义上人类的利他行为，是怎样在自然选择中被大自然的金手指所垂青的呢? 一、来自生物界的声音 说起利他行为，生物界中的例子数不胜数，或许来自这些比人类低等、简单的生物的例子，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什么是人类的道德。 (一)亲缘选择的力量：自私的基因 亲缘选择的利他行为。是指发生在亲族间的利他行为。典型的例子如一些膜翅目昆虫：蜜蜂，蚂蚁。蜜蜂中的工蜂没有繁殖能力，它辛辛苦苦劳作一生，只是为了养育蜂王以及蜂王的后代。事实上，工蜂与蜂王往往是同胞姐妹，从平均概率上来说，享有3／4共同的基因，它的这种利他行为，虽然不利于自己的繁衍，但是有利于它与蜂王共享的那部分基因在整个蜜蜂种群中的增加，并因为这种基因的增加而使得利他行为闯过自然选择的剪刀，稳定地持续下来。Dawkins在他的著作《自私的基因》中详细描述了这种行为，并提出基因不但是遗传的单位，也是自然选择的单位。 也许亲缘选择的力量的确在人类身上发挥着作用，是道德行为的动力之一：百万富翁为自己的家乡人民捐款；人们在异乡看到自己的同乡人感到格外亲切并乐于帮助他们。这点点滴滴的道德背后，是那自私的基因，那存在于利他行为的施与者和接受者身上的共同的基因，在悄悄地发挥作用吗? 人类的行为。或多或少地受到细胞中所携带的基因的控制。一张熟悉的脸庞，一口亲切的乡音，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就触发了你细胞里那段表现型与之相同的基因，而这个自私的基因，为了帮助它自己的另一个复本，在你的身体里引发了一系列变化，诱导了你的利他行为。也许这就是道德的本质，而人。只不过是自私的基因帮助它的一个复本的工具而已。 但是，亲缘选择并不能解释人类道德的全部。亲缘选择的适用范围仅仅是人类为亲属或部落谋福利的利他行为，这与人类道德这个复杂的社会标准比起来，不过是九牛一毛。人类对于那些素不相识的人的帮助，比如拾金不昧，又当如何解释呢? (二)基于互惠的利他行为 这是一种期待回报的利他行为，经典的例子是动物界里的吸血蝙蝠，当某只蝙蝠没有吸到血又非常饥饿时，吸到血的蝙蝠会吐给它一点血，靠着互助，蝙蝠就能克服个体不时遇到的捕食失败。 如果我们把这种理论用到人类身上，也就是说人类的利他行为是期待他人的回报的：拾金不昧的人可能希望能够得到失主的奖励；同事的小孩考上大学了去送礼，是因为日后自己家的小孩金榜题名时人家会有回礼；中国人请客喜欢一人买单，是因为下一次聚会时可以白吃，别人请客。这些可能是基于互惠的利他行为，也许就是人类社会中的“伪君子”的来历，这种理论，看来的确能帮助我们理解一些所谓的“道德”。 诚然，互惠利他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它依赖于特定的条件：小而稳定的团体，具备识别对方的能力等等。不过人类识别自己同伴的能力在动物界的确是独一无二的。生物学家很早就注意到在人的大脑皮层中，负责控制面部肌肉的部分大约占去了近1／2，因此人类有着丰富的表情，如眼神、微笑等。曾经有学者在120个实验者中开展最后通牒实验，每一次实验前向实验者展示其实验伙伴的照片，有些照片上是一张笑脸，而另一些照片上的实验者表情平淡。结果表明，那些看到对方笑脸的实验者会提出更加公平的分配方案，而且进一步的实验表明，人类面部的各种细微变化，如是否显得真诚友好，是否有些阴沉郁闷，对实验者提出的分配方案都有影响。生物学家常常为人类如此丰富的社交工具，如表情和神态，感到惊讶，而也许正是因为人类有如此丰富的社交工具，才使得人类能够识别那些愿意合作的人和不愿意合作的人，从而让互惠利他的行为在人类中获得了发展。 但是，互惠利他仍然不是道德，互惠只能存在于小而稳定的群体中，这种理论无法解释人类社会，如此大的一个群体中的利他行为：当你在公交车上让座给一位老奶奶时，你是在指望日后她或她的后代的回报吗? 二、来自实验经济学的启示 在学者Ernst Fehr和Bettina Rockenbach进行的一次公共物品试验中心，他们对原来的实验进行了改进，在每一次实验开始以前，所有的试验参与者都被要求在带有惩罚机制的试验和不带惩罚机制的试验中进行选择、每一个试验参与者完成选择之后，所有人按各自的意愿分为两组，分别进行带惩罚机制和不带惩罚机制的试验，一次试验结束以后，每个参与者将有再次选择的机会。他们的试验结果非常有意思：一开始，大约有2／3的人选择了没有惩罚机制的试验，但随着试验次数的增加，愿意进行无惩罚机制的试验的人越来越少，到最后，几乎没有人愿意进行这样的试验。而那些自愿选择了有惩罚机制的人们严厉地惩罚了搭便车的人，并在最后几次试验中进行了很好的合作，每个人对公共物品的贡献都很大。值得注意的是，在公共物品试验中，合作的确是使人们的收益最大化的选择，只是这种合作很难实现，特别是在一个比较大的、互不相识的群体中，但是，在这个引入了惩罚机制的公共物品试验的最后，参与的人越来越多，大家互不相识，可是合作依然进行得有条不紊。 于是，笔者禁不住产生了这样的疑问：道德，会不会就像公共物品试验中这种惩罚制度一样，虽然它牺牲了个人的利益(为了惩罚别人，个人要付1元钱)，但是由于它达成了人类群体的稳定的合作，而获得了自然选择的青睐?这种猜想为一些经济学家所认同，如叶航认为，在原始人类与大自然的艰苦斗争中，合作的法则比霍布斯的“丛林法则”更有效率，而道德正是一种有利于合作的精神或行为规则。 如果道德的确是因为它可以使人类社会达成稳定的合作而在进化上被保留下来，那么道德最初起源于什么?或者说，道德，作为一种人类社会的行为规范，是怎样进化而来的呢? 三、道德的进化：一种可能 就像我们在生物课上讨论长颈鹿的脖子如何变得那么长一样，我们也可以试着来讨论一下人类的道德是如何进化而来的。 在我们祖先生存的那个遥远的年代，社会生产力极为低下，自然环境非常恶劣，人类时时刻刻面临着饥饿和死亡的威胁。在这种环境下，合作，无疑能够增加每一个个体生存下去的可能，但是，在这种关键时刻，合作的回报变得非常不稳定，因为这个群体能否生存下去，特定个体能否生存下去，都是难以预测的未知数。于是，当一个群体最需要利他的心理，最需要合作的时候，基于互惠的合作，由于群体的不稳定，在进化中遭遇了无情的淘汰。 根据人类学家的观点，人类社会首先是根据人们之间的血缘关系而构成的，根据地缘关系而构成的区域性社会是后来的产物，而我们今天面对的以国家为核心的社会形态，它的历史只有5000年左右。既然如此，那么最初由血缘关系的远近构成的社会中必然存在的亲缘利他行为，是不是会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而扩散到了后来由地缘关系构成的区域性社会，以至今日的国家呢? 生物学家对于一些鸟类和昆虫的研究似乎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这种猜想。他们发现，许多鸟类中的雄性个体在哺育后代时并不会区分鸟巢里的孩子哪些和自己有血缘关系，它们会对巢里所有的小鸟给予同等的爱护，尽管其中有些并不是自己的孩子。另外在一种蜜蜂中，有时蜂王会与另外的蜂王合作建立蜂巢，于是最终建立起来的蜂巢会由几个蜂王共同领导，不过这时，蜂巢里的工蜂并不会偏爱那些与自己有着同一个母亲的幼蜂(它们之间实际上是姐妹关系)，而是对整个蜂巢里的所有幼蜂都一视同仁。对于这些现象，生物学家的解释是：区别与自己并没有亲缘关系的个体带来的成本比收益大，比如工蜂在这种辨认的过程中浪费了时间和精力，从而降低了整个蜂巢的工作效率。另外，由于所有的幼蜂从小就在一个蜂巢里，彼此的气味也很相近，这使得工蜂在辨别自己真正的姐妹时也很容易出错。所有这些原因使得那些严格遵守亲缘利他原则的群体在生存竞争中处于劣势，而那些将亲缘利他行为扩散到所有同伴的群体将被自然选择保留下来。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随着社会的不断扩大，原来的一个家族慢慢增加到两个、三个甚至更多，在这样的一个大家庭中，亲缘利他的扩散完全可能由于同样的原因而发生。也许，当人类对亲族与非亲族的伙伴给予同样的帮助时，最原始的道德，就在人类社会中萌芽了。 而道德一旦出现，拥有它的群体中的每一个人都将因之而获利，因为群体中的每一个人都要无条件地遵守道德准则，人们彼此之间将达成稳定的合作。 当你在午夜空荡荡的十字路口等红灯时，你当然不是希望这时候交警会给你奖金之类，但是，正是因为司机对交通规则的遵守，白天熙熙攘攘的公路上，车辆才能井然有序地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人类道德的内容之一——它所带来的合作，使所有人的效用都得到了提高。这就是拥有道德这种社会制度的群体在进化上所具有的优势。回到前面的例子上来：当你在公交车上让座给一位老奶奶时，你并不需要她日后的回报。事实上，由于你的行为(还有许许多多像你一样的不求回报的纯粹的利他行为)，“照顾老年人”这一道德标准得以在人类社会中稳定地延续，所有人都会自觉遵守这个规则，人类在照顾老年人这一点上实现了全社会的一种合作。于是，当你白发苍苍的时候，你也会享受到这种道德带来的好处，更好地度过晚年。 这就是道德的力量，拥有这种力量的群体，将在艰难地与大自然的斗争中保持稳定的合作，从而获得比其他群体更多的生存机会。 这种社会制度——道德，之所以能够在进化中保留下来，是因为它使得群体内部的合作成为进化上稳定有利的行为，它提高了群体内合作的适应性。有着这种社会制度的群体能更好地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下来，而正是这样，道德——人类的秘密法宝，也才能在进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记得小时候听过一句这样的诗：“我们都是只有一只翅膀的天使，只有相互扶持，才能飞向天空。”人类道德所倡导的利他行为，从来在我们心目中就是那么美好，也许，道德是我们的祖先在千万年与大自然的搏斗中积累下来的财富，告诉我们一个社会应该有怎样的标准和法则。人类只有合作才能生存，而道德。就是让合作稳定进行下去的制度基础，是让我们各自的翅膀能够协调一致地飞翔的口令。 实验经济学：兴起、应用与意义 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美国经济学家弗农·史密斯，以表彰他在实验经济学领域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实验经济学对于中国经济工作者仍是一个比较陌生的领域。本文将对实验经济学的发展过程、基本方法及主要特点作简单介绍。 一、实验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 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是在可控制的实验环境下对某一经济现象，通过控制实验条件、观察实验者行为和分析实验结果，以检验、比较和完善经济理论或提供决策依据的一门学科。 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始终固守着经济理论难以实验的思维定式。 弗农·史密斯教授敏锐觉察到实验经济理论的作用，并首次付之于实践。他在亚利桑那大学十一个班级进行了长达六年的实验，验证了竞争均衡理论。据此实验所撰写的论文《竞争市场行为的实验研究》在1962年的《政治经济学杂志》发表，标志着实验经济学的诞生。此后，实验经济学开始运用于验证市场理论和博弈理论，并取得了一定进展。例如，弗农·史密斯的“口头双向拍卖市场实验”提出了市场参数完全有可能影响均衡产出收敛性的结论；赫伯特·西蒙根据博弈实验结果分析了存在性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和程序性理性（procedural rationality）的区别。五六十年代的实验经济学主要局限在市场理论和博弈理论领域，原因有两方面。 一方面是理论自身的缺陷影响可实验性，研究过程往往是从假设前提出发，然后运用复杂数学推导出相关命题。由于假设前提的高度抽象，无法在实验室里得到证实，因而相关命题也就无法实验。 另一方面实验技术的不成熟也制约了经济理论的实验。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经济学的主导理论体系发生了变化。一般均衡理论、工业组织理论、社会选择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将经济研究的假设由抽象拉回到现实。行为理论的成熟和合理预期理论的出现为实验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此外，计算机的广泛运用使得复杂经济现象的实验成为可能。实验方法越来越广泛应用于公共经济学、信息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等诸多经济领域。 目前，实验经济学迅速发展，逐渐科学化和规范化，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学分支。越来越多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杂志不断刊登实验经济学论文，实验经济专刊、专著和论文集陆续出版。实验经济学已从美国传播到法国、英国、德国、荷兰、西班牙、意大利、挪威、瑞典、加拿大、尼日利亚、日本、韩国、印度等许多国家。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弗农·史密斯，标志着实验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已步入主流经济学的舞台。 二、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和运用 经济理论的实验与物理、化学实验一样包含实验设计、选择实验设备和实验步骤、分析数据以及报告结果等环节。由于实验对象是社会中的人，需要验证的是行为命题，经济理论的实验需要运用有别于物理、化学实验的方法，主要有： 1.模拟和仿真 经济理论的实验不能刻意复制出现实经济的运转过程，而是要模拟出允许不同人类行为存在的环境，以便于实验者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观察人们不确定的价值观及其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查尔斯·普洛特认为：“实验室建立的经济与现实经济相比可能特别简单，但是却一样地真实。真实的人被真实的金钱所驱动，因为真实的天赋和真实的局限，作出真实的决策和真实的错误，并为其行为后果而真实地悲喜”。弗农·史密斯采用只有三个网络节点的模型来模拟电力系统，其实验结果基本上能反映现实电力系统运行中发电企业和电力交易商的行为类型和特征。 此外，实验经济学还通过一些仿真技巧来提高实验结果的可信度和可重复性。 一是采取“随机化”方法，被实验者的选取、角色的分配均随机产生； 二是保密实验意图，十分小心地讲解实验，不出现暗示性术语，以防止被实验者在实验前对行为对错已有判断； 三是使用“价值诱导理论”（induced value theory），诱导被实验者发挥被指定角色的特性，使其个人先天的特性尽可能与实验无关。 2.比较与评估 实验经济学高度重视比较和评估的方法。通过比较和评估，判断实验本身的好坏，分析实验失败的原因，验证理论的真实性。 首先，将“效率”作为比较标准。查尔斯 #8226；普洛特和弗农·史密斯将实际付给被实验者的报酬总和与最大可能报酬的比率视作实验的“效率”，并把“效率”作为比较分析相互竞争理论的依据，探讨如何改进理论模型。甚至在没有现成理论的情况下，根据效率来提出和验证新的理论。 其次，方法上采取独立变动自变量。实验关系到两个或两个以上变量时，容易出现变量之间的混合作用。因此实验中应独立地变动每个自变量，获得每个自变量对因变量作用的最确切的数据，为比较和评估提供非偶发事件资料。 第三，评估的结论建立在概率分布基础上。现实生活中的人并不始终处于理性状态，非理性就会使人的行为出现变异，因而经济理论的实验数据呈概率分布状态。所以，评估出的结论不可能按照形式逻辑的模式，只存在真或伪两种结果，而是用结论与其概率密度的乘积来表示。例如，弗农·史密斯在电力市场竞争实验中得出的结论之一是高峰负荷时期电价提高的概率密度较小，而不是一定不提价。 3.行为分析和心理研究 经济理论的实验是把社会中的人作为被实验者，所要验证的是人的行为命题，自然就需要借助行为和心理分析的方法。 一是运用行为理论来完善和改进实验。例如针对行为人对重复行为有厌烦的心理，在实验设计中运用价值诱导方法，并把实验时间控制在3个小时内。 二是运用行为理论来解释实验结果。许多实验结果与理论预测出现差异，其原因是理论假设行为人是理性的，而被实验者的行为却是理性和非理性的统一。因此只有运用了诸如展望理论、后悔和认知失协理论、心理间隔理论等行为理论，来分析被实验者的非理性行为，才能很好地解释实验结果。 三、实验经济学的意义和局限 实验经济学的兴起标志着经济学方法论上的重大变革。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模仿自然科学的信念十分坚定，实证方法始终是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其范式是提出理论假设并力图避免和消除人类行为或经济关系中的不确定因素，然后在理论假设上建立数学模型并推导出主要结论，最后对理论结果进行经验实证并由此展开深入的理论分析。 不可否认，这种假说演绎方法有科学合理的方面，但同时也有不少缺陷。例如，理论前提假设和数学推导排斥了人类行为或经济关系中的非理性和不确定因素。又如经验检验具有被动性和不可重复性的缺点。实验经济学继承了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传统，弥补了经济学实证方法的缺陷。 首先，实验经济学以可犯错误、有学习能力的行为人取代以往的“理性经济人”假说，用数理统计的方法取代单纯的数学推导，解决以往实证研究的高度抽象和简化与现实世界不一致的问题。 其次，实验经济学家可以再造实验和反复验证，用现实数据代替历史数据，克服以往经验检验的不可重复性。 最后，在实验室里，可以操纵实验变量和控制实验条件，排除了非关键因素对实验的影响，从而克服了以往经验检验被动性的缺陷。 实验经济学的兴起促进了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 首先，实验经济学拓展了经济理论的研究范围，将人类决策行为当作研究对象，把经济运行过程纳入到研究领域，从而发现更符合现实的经济规律。 其次，实验经济学还催生出新的经济学科。实验经济学的发展把心理学和经济学有机联系起来形成行为经济学。 再者，实验经济学构建了连接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桥梁。宏观经济理论的实验建立在微观行为的基础上，而对微观经济论的实验也常常验证了宏观经济理论。例如查尔斯·普洛特模拟市场机制既验证了市场价格收敛于一般均衡，同时也考察了货币供给增加对产出的真实作用。 实验经济学的发展仅有短短的五十多年。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它还有一些不完善的方面。主要表现为： 实验参与者的主观性影响到实验的有效性。实验者在设计方案时无法完全排除个人偏好和主观猜测，被实验者在实验时有可能考虑与实验者的关系而有意识地完成实验期望。这些主观因素对实验的可重复性提出挑战，造成许多相同实验由不同的实验者设计或者由不同被实验者执行就有可能得出不同的研究结论。 此外，目前实验经济学取得的主要成果还局限在微观经济理论，如何拓展其运用领域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药物分析论文:论药物分析实践教学的革新 一、实验部分 1更新实验内容 在实验教材的编写中,我们精简了实验技能训练,增加综合性、设计性训练,提高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的比重。同时为了顺应本科生对专业英语的需求,增加双语实验。药物分析基本操作技能实验,如药物理化性质的验证、真伪鉴别、纯度检查和有效成分含量测定。其目的是通过以学生为主体的基本技能训练,培养学生熟练的实验操作技能、严谨的科学态度和良好的实验习惯。基本操作技能训练内容,由简单到复杂,由单一到多个技能同时训练。如,学生开始接触药物分析实验时,训练他们完成单项的杂质检查、含量测定等内容,之后,可以鉴别、杂质检查和含量测定同时完成,收效甚好。 药物分析的综合实验将药物作为一个研究的整体,在完成单项基本技能兼顾药学的相关专业课程的学习。例如《阿司匹林的含量测定》的学习,是在学生们亲手完成了阿司匹林原料药的合成和片剂的制备之后,利用4个学时完成阿司匹林含量测定的原理、方法与技术要点的学习、讨论,并随后由学生们亲自完成自制阿司匹林片的定量分析,完成检验工作报告;《黄连提取物中盐酸小檗碱的鉴别》项目,是在学生们完成了黄连药材的鉴定和其盐酸小檗碱成分的提取训练后,完成运用薄层色谱法鉴别中药目标成分的方法学习,同时学会其鉴定技术的应用。设计实验是同学们根据已学过的理论知识,设计老师所给的实验题目,让同学们根据有关理论进行实验设计,例如《对乙酰氨基酚片的质量分析》实验前将任务布置下去,要求每组同学写一个实验方案,实验课上进行讨论,最后以实验小组为单位,原则上一组3—5人,实验小组成员经合理分工后主动带着问题到图书馆或上网查找相关资料和文献,根据所学过的知识和理论设计实验方案。 他们经过讨论形成小组成员认可的方案后,每个实验小组选派一名同学,在班上汇报,由全班同学展开讨论,实验老师全程参加,经过充分交流后,根据老师和同学的意见和建议,在查阅相关资料进一步完善实验方案。之后,各实验小组根据自己的实验方案向实验室提交实验用品清单。在具体实施实验方案时,实验老师只提供清单中所需的实验用试剂和仪器,具体实验用试剂有学生自己配制,仪器的校正和调试也有学生自己动手完成。最终由每位学生独立完成相应的原始记录和药检报告,使学生比较系统地学习药品检验工作的具体方法和基本程序,熟练掌握实用的、先进的药检工作技术,为今后就业和继续深造奠定坚实基础,并培养学生们胜任药品检验一线岗位实际工作的自信心。双语实验的实施,使学生做实验的同时了解了质量标准的英文标示方式,巩固和加深了专业术语的学习。 2改革教学方法,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 在教学中,改变单纯通过讲解和示教的讲解方法,引入多媒体教学,将一些实验基本操作技能和因条件限制无法在实验室完成的实验项目,制作成视频资料,学生可随时观看实验视频教学资料,复习基本操作技能并对完整的药品检验过程有全面的了解。同时,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要求学生课前充分预习实验,明确实验目的,了解实验所需的仪器药品,把握仪器的操作要领、每一操作步骤的作用以及实验成功的关键所在;实验中学生严格按操作规程操作,认真记录原始实验数据;在心中有数的基础之上,认真思考实验中出现的问题,教师在课上不再讲解具体的操作步骤,但对实验的关键步骤和注意事项进行讲解,并全程巡视,随时为学生答疑解惑,使学生养成主动探究问题的习惯,具备分析问题及实验操作的动手能力。学生在完成实验后,提交实验报告,报告包括实验内容和实验结果及分析讨论。每次实验报告教师都认真批阅打分,并将其中问题集中点评,让学生明白在实验及报告完成的过程中哪里做得好,哪里做得不好、不对,为什么不对,尽可能使收获最大化。 3实验考试的改革 药物分析实验单独考核。实验考核成绩由平时实验操作与实验报告、实验考勤和期末实验考核3部分组成。其中平时实验操作与实验报告占30%,期末实验考核成绩占70%。平时实验操作和实验报告占30%,使得学生对实验基本操作技能训练和实验结果分析更为重视,在平时的实验中和书写实验报告时有意识的加强基本功的练习,而不是仅仅满足于测得几个实验数据,实验基本操作技能有很大的提高。期末实验考核以药品检验工作项目为内容,以考核工作能力为主,以接受任务到完成项目的工作为考核标准,由学生随机抽签接受任务,任务仅写明具体检查项目,如检查维生素C注射液的含量,其余不做提示,现场提供全套药典,学生需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质量标准的确定、需用主要试剂配制方法的确定,并提交,之后进行现场仪器和试剂的选择,实际检测,记录数据,计算结果,并给出结论,当场提交检验工作报告。 二、结果与讨论 药物分析实验教学改革的实践表明:通过药物分析实验教学的改革,调动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学生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和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在2009—2012年度本科论文答辩中,有8篇药物分析相关论文获得优秀,并发表。 三、结论 在实施教学改革的过程中,我们也深切地体会到要提高教学质量,教师必须根据本专业的特色,制定出合适的教学方案,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教学处于良性循环中,从而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当今科技发展迅速,各种分析技术日新月异,层出不穷,药品的质量标准及检测手段也不断地与时俱进,教师在教学中必须关注学科进展,自身也要培养创新意识,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地尝试和探索。随时改进自己的教学理念和方法,大力推进教学改革,不断积累经验,培养出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合格药学人才。 药物分析论文:神经内科抗菌药物应用调查及相关因素的研究和分析 抗菌药物目前在临床上对控制、预防和治疗各种感染性疾病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但同时也出现了因不合理的应用而导致细菌耐药性。了解和掌握临床抗菌药物的使用情况和变化趋势,对抗菌药物的供应管理及指导临床合理用药具有重要意义[1]。为了解我院神经内科抗菌药物用药现况,特对我院2012年1~12月神经内科965例出院患者抗菌药物的使用情况进行回顾性调查分析。 资料与方法 1.资料来源 从我院感染监测数据库中,收集整理2012年1~12月神经内科出院的965例患者在院期间使用抗菌药物的数据。 2.方法 根据WHO推荐“限定日剂量”(DDD值)作为药物使用指标。DDD值:指药品应用于成人主要适应证的每例平均剂量。计算抗菌药物的使用强度(AUD)和抗菌药物的用药频度(DDDS)。DDDS反映该药在临床的地位,DDDs值越大,表明该药的使用频度越高。抗菌药物使用强度:指每100天消耗抗菌药物的DDD数。抗菌药物使用强度越低,说明用药的合理性就越高。 结 果 1.抗菌药物的使用率 2012年1~12月神经内科出院患者共计965例,每月抗菌药物使用率均不超过30%;上半年标本送检率均大于30%,而下半年患者标本的送检率均大于60%。见表1。每月抗菌药物使用强度均低于40 DDD,总体呈现下降趋势。见封四图1。 2.DDDs前10位的抗菌药物 2012年1~12月中我院神经内科使用抗菌药物共40种,其中 DDDS排序前10位的抗菌药物主要为头孢类、喹诺酮类、青霉素类、氨基糖苷类、碳青霉烯类,其中β内酰胺类有6种,喹诺酮类有2种,氨基糖苷类有1种,碳青霉烯类有1种。见表2。 作者简介:何小群(1976-),女(壮族),广西田东县人,主管药师,药学学士。 3.抗菌药物使用费用 2012年神经内科二病区患者使用抗菌药物共计54.35万元,占药品总费用的10.76%。其中头孢菌素类抗生素24.86万元,占抗菌药物费用45.74%;其他依次为碳青霉烯类和糖肽类药物11.90万元,占21.89%;青霉素类抗菌药物8.84万元,占16.26%;喹诺酮类药物2.86万元,占5.27%;其它抗菌药物5.89万元,占1084%。详细来看,神经内科抗菌药物费用支出主要在头孢菌素类,碳青霉烯类费用次之,喹诺酮类药物费用较少。详见封四图2。 4.抗菌药物每月人均费用 2012年神经内科患者抗菌药物每月人均费用以1月份最低为555.50元,以12月份最高为1161.04元,见表3。神经内科患者抗菌药物每月人均费用变化不大,基本平稳,只是11月份和12月份呈快速上升之势。见封四图3。 讨 论 抗菌药物作为预防和治疗感染性疾病的主要药物,在医院中的应用非常普遍,但不合理使用的情况严重。近年来,随着国家对抗菌药物的监管力度和宣传力度不断加强,抗菌药物的临床应用有了好转的趋势。《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规定使用抗菌药物前,应尽量做病原学检查和药敏试验,作为合理选用抗菌药物的依据。感染性疾病患者的病原学标本送检率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抗菌药物合理使用的情况。我院神经内科使用抗菌药物患者的标本送检率均 30.00%,达到卫生部的要求。标本送检率几乎呈逐月上升趋势,是否行标本送检与医师重视程度和患者经济状况及其它患者不配合治疗因素有关。 本研究结果显示,我院神经内科2012年1~12月各月抗菌药物使用率达到卫生部对医疗机构住院患者抗菌药物使用率 2012年1~12月我院神经内科抗菌药物DDDs排序中第1位的是头孢曲松钠,该药为第三代头孢菌素类抗菌药物,具有抗菌作用强、耐酶、临床疗效高、毒性低、不良反应较青霉素类药物少,且对多种β内酰胺酶稳定,对革兰阴性杆菌的抗菌活性强等特点。头孢曲松钠对颅内感染、肺部感染、泌尿系统感染等具有良好效果,且该药半衰期长,用药频次少,肾功能异常者不须调整剂量等特点,在神经内科应用广泛。头孢呋辛酯片排名第二,该药为第二代头孢类口服药物,按照能口服就不静滴原则选药,降低患者输液次数,且院外继续治疗,降低用药风险,增加患者用药安全性。喹诺酮类药物使用频度亦不少,该药亦对多系统的感染有良好效果,其对头孢类过敏患者,可选用喹诺酮类药物。随着抗菌药物在临床的广泛应用,细菌对该类药物的耐药率也逐步增长。研究表明,一定范围内抗菌药物使用种类和使用量的变化可以导致病原菌整体耐药水平以及耐药病原菌感染率的相应变化[3]。 碳青霉烯类药物是神经内科重症感染患者常使用的药物。神经内科脑卒中合并重症肺炎,在药敏结果支持下,可选用三线抗菌药物,如美罗培南等,该药广谱,抗菌作用强,价格相对贵些。图2所示,抗菌药物人均费用年底较前偏高。抗菌药物费用受疾病类型、感染程度及患者体质、药品类型等影响。重症感染患者使用抗菌药物级别 高,费用亦相对高些,且规格相关的药品,进口药品比国产的贵。抗感染治疗过程,尽量首选国家基本药物,同时,抗生素人均费用偏向,说明医师可能偏爱应用广谱、价格昂贵的“高端”抗菌药物[4]。针对这些现象,应进一步细化管理措施。 综上所述,我院神经内科抗菌药物利用基本合理。神经内科的住院患者以脑梗死和脑出血为主,且多为发病急、病情严重、基础疾病多,常合并意识障碍,因此容易发生各种类型的感染[5],因此,应高度重视抗菌药物的合理应用,避免产生细菌耐药。 药物分析论文:对药物经济学费用控制分析 一、药物经济学 (一)定义:药物经济学(pharmacoeconomics)是指药物治疗对卫生保健系统和人类社会所付出的成本和产生效果的描述和分析。具体地说,药物经济学应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手段,结合流行病学、决策学、生物统计学等多学科研究成果,全方位地分析不同药物治疗方案、药物治疗方案与其它方案,如手术治疗以及不同医疗或社会服务项目,如社会养老与家庭照顾等的成本、效益或效果及效用,评价其经济学价值的差别。药物经济学的服务对象包括医疗保健体系的所有参与者:政府管理部门、医疗提供单位、医疗保险公司、医生以及病人。药物经济学目前已发展成为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受到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重视。 (二)研究方法:药物经济学研究的方法主要有4种:最小成本分析(costminimizationanalysis,CMA),成本效果分析(costeffectivenessanalysis,CEA),成本效用分析(costutilityanalysis,CUA)和成本效益分析(costbenefitanalysis,CBA)。1.最小成本分析:最小成本分析是在临床效果完全相同的情况下,比较何种药物治疗,包括其它医疗干预方案的成本最小。它首先必须证明两个或多个药物治疗方案所得结果无显着性差异,然后通过分析找出成本最小者。由于它要求药物的临床治疗效果,包括疗效、副作用、持续时间完全相同,应用范围较局限。2.成本效果分析:成本效果分析是较为完备的综合经济评价形式之一,比较健康效果差别和成本差别,其结果以单位健康效果增加所需成本值即成本效果比值表示。其特点是治疗结果不用货币单位来表示,而采用临床指标,如:抢救病人数、延长的生命年、治愈率等。成本效果分析的比值通常采用两种表示方法:(1)成本与效果比值法:成本与效果比值,即每产生一个效果所需的成本。(2)额外成本与额外效果比值法:是指如果给予一额外成本,是否能产生额外效果,成本效果分析虽然受到其效果单位的限制,不能进行不同临床效果之间的比较,但其结果易于为临床医务人员和公众接受,是药物经济学研究的常用手段。3.成本效用分析:成本效用分析是成本效果的发展,与成本效果有许多相似之处。从某种程度上讲,两者均用货币来衡量成本,并且测量结果也都采用临床指标作为最终结果的衡量参数。所不同的是成本—效果为一种单纯的生物指标,如延长寿命时间、增加体重、降低的血压数等。相反,成本效用分析中的结果却与质量密切相关,注意到病人对生活质量的要求,采用效用函数变化,即常用单位是生活质量调整年(qualityadjustedlifeyears,QALY),而非健康结果变化。可以进行不同疾病药物治疗措施的比较,是近年来受到推崇的药物经济学研究方法。然而,不同疾病影响病人生活的不同方面,通用的生活质量指标不能反映疾病的特殊性,因此,药物经济学研究界对于成本效用分析的合理性尚有争议。4.成本效益分析:成本效益分析是一种成本和结果均以货币单位测量的经济学分析方法。与成本效果分析所不同的是结果以货币形式表现出来,它不仅具有直观易懂的优点,还具有普遍性,既可以比较不同药物对同一疾病的治疗效益,还可以进行不同疾病治疗措施间的比较,甚至疾病治疗与其它公共投资项目,例如公共教育投资的比较,适用于全面的卫生以及公共投资决策。然而,许多中、短期临床效果变化,例如患病率、死亡率、残疾状态难以用货币单位衡量,有关长期效果的数据资料很少或者很不全面,而且经济学家以外的临床医疗人员和公众很难接受以货币单位衡量的生命、健康的货币价值。所以,成本效益分析在卫生经济学以及药物经济学研究上的应用远远少于成本效果分析。 (三)实施步骤:药物经济学分析的实施需要10个步骤来完成:(1)明确药物经济学研究的问题;(2)确立研究的观点;(3)治疗方案和结果的确立;(4)选择恰当的药物经济学方法;(5)结果的货币价值;(6)资源的区分;(7)确立结果事件的概率;(8)决策分析;(9)进行成本兑现或敏感性或增量成本分析;(10)结果表示。必须明确药物经济学所研究的问题和研究观点。药物经济学的观点可来自于社会、付费方、机构、部门、病人、任何或所有这些方的一个结合。其次,必须区分治疗方案和与它们相关的积极或消积的后果。选择药物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将其治疗结果用货币价值来表示。药物获得成本与医疗成本包含在与临床效果直接相关的成本之中,也可来源于文献或者历史记载,也可以将其建立在合理的假设基础之上。 二、药物经济学研究在控制药品费用上涨方面的作用 药物经济学不仅注重药物治疗的成本,同时也关注药物治疗的结果,因而在控制药品费用方面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可接受性。药物经济学的作用主要通过下面几个方面来体现。 (一)指导新药的研制生产: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中,商品的需求取决于商品的价值和质量。药品虽作为一种特殊商品,但其仍具有一般商品的特征,其需求同样的取决于药品的价值和质量(效果)。药品的成本效果(效益)越大,其需求量也越大。因此,对研制生产药品的厂商来说,必须尽可能研制生产出成本—效果好的药品,从而获取所需的利润。药品生产厂商可根据药物经济学研究结果,作出是否生产某种药品或在遵循药品价格制定原则的前提下适当降低药品的价格以提高药品的成本效果。 (二)用于制定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用药报销范围:目前我国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主要是根据临床医疗需要来考虑的,即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经济因素、价格因素考虑较少。该药物名录适用于全民,主要是指导和规范临床用药行为。基本医保医疗用药核销范围的药物遴选是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为基础形成的。用药核销范围既考虑临床需要,又考虑经济等综合因素。其经济因素主要指药物的疗程价格,它没有考虑药物治疗过程中的其它费用,如检查化验费、住院费等;它也不考虑药物的成本—效果比或成本效益比,因而存在着一定的缺陷。目前国外如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在确定药品报销范围时,除了要求厂商提供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数据外,还要求厂商提供该药与国内治疗同样疾病的最常用药物或以适当的非药物治疗措施作为对照比较物的药物经济学结果,国家指导委员会将参考药物经济学的结果来作出是否给予报销的决定。 (三)帮助 医院制订医院用药目录、规范医生用药:目前我国许多省市为了控制医疗费用的迅速上涨,开始实行“总量控制、结构调整”政策。其基本思想是提高医务人员的劳务价值,降低医院的药品收入,使药品费用的增长幅度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这一政策的推行,对医院的药品使用提出了新的要求。它要求医院尽可能使用疗效好、价格低的药物,即成本效果好的药物,将成本效果好的药物纳入医院的用药目录中,以便药物费用的增长幅度控制在政策规定的范围内。药物经济学的研究结果有助于医院将那些成本效果好的药物选进医院用药目录中。同时,医院用药目录的制订可规范医生的用药行为,阻止不合理用药。 (四)确定药物的适用范围:任何药物都不是万能的,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对患某种疾病的某一人群有效的药物对另一人群不一定有效,其成本效果也是低的。例如,降胆固醇药物用于治疗具有一定危险因素的高胆固醇血症病人,是公认成本效果好的治疗措施,而用于单纯高胆固醇血症病人,则成本效果不佳。若将降胆固醇药物用于治疗许多没有危险因素的单纯高胆固醇血症病人,则不但不能降低医疗费用,相反将引起医疗费用的上涨。药物经济学研究的是特定人群特定疾病药物治疗的成本效果,因而其针对性较强,目的比较明确。 (五)帮助病人正确选择药物: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提高以及医疗体制的改革,病人的自我保健意识将逐步增强,医疗服务市场的特殊性也将因此有所改变,不会纯粹是医疗服务的供方市场,尤其是药品服务,越来越多的病人将会自己到医药商店选择和购买药品。因此,病人对有关药品信息的需求将会增加,尤其是药品的价格、效果和成本效果。病人希望得到成本效果比较好的药品,药物经济学研究可满足病人这方面的需求。药物经济学可从多方面来控制药品费用的迅速上涨,在我国开展药物经济学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必须给药物经济学在控制药品费用中的作用以一席之地。目前,我国的药物经济学研究还刚刚起步,许多人对其还不了解,知之甚少,国家在制订《公费医疗用药报销范围》没有完全考虑药品的药物经济学特性。因此从现在开始必须大力开展药物经济学的宣传和研究工作,并象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国家一样将药物经济学研究纳入有关的规定中,充分发挥药物经济学的作用。 药物分析论文:米菲司酮配伍前列腺药物终止早孕的分析 1 资料和方法 药物为上海华联制药厂生产的全合成米非司和米索前列腺药物序贯合并使用,终止早孕的流产效果。自2010 年8月30日—2011年8月30日在城关区第三医院妇科进行药物流产的样本500例。 1.1 对象选择 确定为宫内妊娠(从末次月经第一天到四十九天以内)资源要求使用终止妊娠的健康妇女,高危人工流产对象,对手术流产有恐惧心理者。排除使用米非司酮和米索前列腺禁忌症者或距离医疗单位较远不能及时就医者。 1.2 方法 1.2.1 操作者 具有妇产科或妇幼医师资格的医疗工作者,严格掌握其药物抗孕的知识和刮宫手术技术。 1.2.2 治疗方法 用要钱详细咨询、询问病史、体检、妇科检查有关的化验金叉,B超检查确诊胎丕在宫腔内,符合药物流产者,填写登记表,确定服药日期随诊单和注意事项。 药物流产者必须在空腹或进食2小时服药,首次米非司酮在医生指导下服用,其余药片医生说明用法同随诊单带回家按时自服,服药后开始记录服药后反应。服药者于第三天或第四天在医生规定的日期到医院加服前列醇药物后留观6小时,严密观察血压、脉搏、腹痛、出血、有无胎丕排出等情况。 药流者观察期间未见胎丕排出者,于用药第八天到我门诊就诊,并带排出物备查,留院观察虽胚丕排出,出血多于月经量,于用药第十五天到原用药医院就诊。 2 分析评价 完全流产:用药后胎丕自行完整排出、或未见完整排出,经作B超检查未见妊丕图象,阴道出血自行停止,尿HCG阴性,子宫恢复正常大小。 不完全流产:用药后妊丕排出不完全或随诊过程中因出血过多或时间过长而施清宫术者。 流产失败:用药8天后未见妊丕排出,继续妊娠或胚胎停止发育需手术终止妊娠者。 流产效果与孕天关系 由于胎丕排出时间,流产后出血量无可比性故未作统计学处理。 从表中可看出,流产效果与孕天的关系,经卫生统计学处理P 0.05,没有明显差异。 3 分析结论 药物流产同样的剂量,不同的服用方法,不同的孕天,可取得同样的效果,其副反应以呕吐,腹痛为主,一般无须特殊处理,其次手麻,腹泻等均无特需处理。药物抗早孕可选用米非同酮配伍米索前列腺,其价格低廉,易保存,不需冷藏设备,运输方便,特别是不经阴道操作给药,深受医务人员及广大妇女欢迎。 药物分析论文:香港青年药物滥用与社会政策分析 【内容提要】药物滥用是当今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早在上一世纪五十年代末,香港便将药物滥用视为“一项最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并在1959年和1974年发表问题白皮书决心根除药物滥用问题。[1] 尽管成绩不小,但药物滥用问题、尤其是青年药物滥用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彻底的根治。近年来,中国内地青年药物滥用问题呈增长趋势。本文将在回顾香港青年药物滥用现象及其政策的基础上,探讨其原因及应有的社会政策取向,以期对我们制止青年药物滥用及其政策制定起到借鉴作用。 【摘 要 题】青少年社会调查 【关 键 词】香港青年/药物滥用/社会政策分析 【正 文】 一、香港青年药物滥用现状 广义上说,药物指的是所有能够改变人类身体功能的物质。[2] 但是,从社会问题的角度出发,药物又特指那些直接影响人类大脑和神经系统、并造成习惯性依赖的物质。或者更确切地说,药物指的是那些能够影响人的心理功能、情绪、感觉和意识,具有被错误使用可能,并对使用者和社会造成危害的化学物质。而所谓的药物滥用,则是指使用不被社会认可的,或过量、不合适地使用社会认可的药物,并导致生理、心理和社会伤害的情形。[3] 以国际公认的标准来看,具有被滥用可能性的药物范围比我们以往关于概念的界定更为广泛。它既包括非法的大麻、海洛英和可卡因等,也包括通常被社会认可的香烟、酒精饮料和部分处方药品。尽管它们的社会认可程度不一,但对人的伤害程度却有一致性,许多研究甚至认为香烟和酒精饮料的危害程度远远超过某些。[4] 在香港,被认为具有滥用可能性的药物包括麻醉镇痛剂、迷幻剂、抑制剂、兴奋剂、镇静剂和包括烟酒等六大类。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非法药物分别为海洛英、氯胺酮(俗称K仔)、亚甲二氧基甲基安非他明(俗称摇头丸)和大麻,它们在滥用药物者中的比例分别为74%、17%、9%和8%。[5] 对于21岁以下的青年,经常被滥用的药品主要为氯胺酮、亚甲二氧基甲基安非他明、大麻、甲基安非他明(俗称冰)和海洛英,其2003年的人数分别为1099、599、499、136和114。[6] 而学生的情况又有不同,根据2000年的调查,除了海洛英,主要滥用的精神药物为亚甲二氧基甲基安非他明、大麻、氯胺酮、止咳药、有机溶剂和甲基安非他明,其比例分别为45.6%、41.7%、36.5%、26.1%、23.2%和16.0%。[7] 那么,香港药物滥用者的数量究竟有多少,其变化趋势如何?根据香港药物滥用资料中央档案室的汇总统计,1997~2004年药物滥用者分别为17635、16992、16314、18335、18512、17966、15708和14714人。按年龄组别计算,其中20岁及其以下青少年药物滥用者占总数的比例分别为1997年17.9%、1998年16.7%、1999年15.2%、2000年21.9%、2001年21.1%、2002年16.8%、2003年14.0%和14.4%。[8] 尽管中央档案室汇总统计的青年滥用药物者人数及比例有所下降,但与90年代末相比绝对数字还是较大。并且,由于滥用药物人数往往呈现周期性的波动,因此我们难以对未来青年滥用药物的趋势作出过于乐观的估计。例如,2004年因触犯罪行被捕的青少年人数上升,同年因严重罪被捕的青少年505人,而上一年仅474人;因轻微罪行被捕的青少年979人,上一年为739人。[9] 近年来青年学生滥用药物问题不容乐观。根据刘德辉等人的研究,尽管学生服用某些药物的人数较少,但在另外一些药物上却呈增长趋势。例如,尽管吸烟的学生人数从1992年、1996年的26.8%、23.7%下降到2002年的22.2%,但同期饮用酒精饮料者的比例则由73.9%上升到79.7%。尽管与1996年相比,2000年使用大麻、止咳药和有机溶剂者的比例明显下降,但服用亚甲二氧基甲基安非他明(摇头丸)、甲基安非他明(冰)和海洛英的比例则上升;而其中使用摇头丸和冰的青少年比例更是分别从5.2%和10.3%上升到45.6%和16.0%。在1996年的调查中俗称K仔的氯胺酮还没有引起研究者注意,但2000年滥用者的比例则达到36.5%。[10] 当然,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香港药物滥用的问题并不是最为突出的。根据联合国药品控制和犯罪预防处(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Drug Control and Crime Prevention)的研究,世界各大洲几乎都受到药物滥用问题的困扰。在亚洲,药物滥用问题比较突出的地区为中亚和外高加索、东南亚、南亚以及中东和西亚的一些国家。与上述国家和地区相比,在鸦片、可卡因、安非他明和摇头丸等药品上,香港滥用者的百分比或者在中等水平以下,或者没有排上名单。[11] 2001~2002年期间,全球非法药物滥用人数为2亿,占总人口比例为3.4%;[12] 而在香港,2002和2003年滥用药物的人数分别为17966和15708人,[13] 而这两年的人口分别为678.7万和680.3万,[14] 药物滥用者的比例仅占总人口的0.26%和0.23%,远远低于全球的比例。然而,药物滥用不但对本人及其家庭具有重大消极影响,而且还常常与犯罪等现象纠缠在一起,演变为复杂的社会问题。因此,作为国际化大都市,香港的药物滥用问题不可轻视。事实上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政府一直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值得我们借鉴。 二、香港青少年药物滥用问题的社会政策 药物滥用问题的严重性,使得各个国家和地区政府,以及国际性、地区性和地方性的非政府组织,都将铲除这一社会毒瘤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问题作为自己的重要课题。在这方面,政府组织承担着特殊的使命。在香港,政府在保安局设立了由禁毒专员领导的禁毒处这一具有统筹性质的专职机构,与其他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协同处理药物滥用问题。其职责涉及的领域包括立法和执法、预防教育和宣传、戒毒和康复治疗、研究和对外协作。同时,政府还设立了禁毒常务委员会和问题联络委员会。前者属于非法定的政策咨询组织,由1名主席、17名社会工作、 社区服务和其他方面具有专门知识和实践经验的非官方专业人士以及禁毒专员和卫生署代表2名官方代表组成,下设由禁毒常务委员会常委任主席的禁毒教育及宣传、戒毒治疗及康复和研究等三个小组。后者则是政府与各志愿组织之间起沟通作用、鼓励社会参与的机构,包括戒毒治疗和康复界的代表、药物教育专家、青年团体和机构代表,以及政府有关部门的代表。[15] 有关药物滥用问题的对策涉及范围十分广泛,其划分方式也各有侧重。在西方一些国家,有的将其区分为防范(prevention)、治疗(treatment)和法制(leagal repression and decriminalization)等方面,[16] 有的区分为防范控制(control strategies)和立法执法(law enforcement)等,[17] 甚至有更为具体的划分;[18] 但总的来说包括事先的防范教育和事后的惩治矫正两个方面。香港政府关于药物滥用的社会政策也基本相同,下面着重从宣传教育、立法与执法、治疗和康复服务以及研究等四个方面作简要的介绍。[19] 首先,关于宣传教育。由于青少年阶段是初涉药物的关键时期,因此借助宣传教育和预防工作帮助他们了解的危害、促使他们远离显得十分重要。香港政府在教育机构、新闻界和其他组织的协助之下,着重在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两个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在学校教育宣传方面,教育署出版了《学校行政手册》和《中学学生辅导工作》,规范学校处理药物滥用问题的机制并为教师和社工提供指导。教育署还多次组织中小学教师培训,提高学校的药物教育水平。此外,教育署还将有关教育内容融入到小学常识、中学社会教育、经济及公共事务、宗教、科学化学和通识教育课程之中,使得药物知识教育制度化。禁毒处也与教育署合作,通过举办讲座、组织各类课外活动和派发药物教育教材的途径,促进青少年的药物教育工作。 在社会教育方面,政府每年一度组织全港性禁毒宣传运动,派发各种宣传资料,制作播放各种电视宣传教育片和公益广告,开通禁毒咨询热线,广泛宣传有害的思想,告诫人们远离。在这方面,政府近年来一个比较大的举措便是建立了永久性的“药物资讯天地”展览馆,作为进行各种宣传教育活动的基地。该展览馆由香港赛马会赞助,2002年完工,2004年6月正式启用。展览馆占地900平方米,除了一般的展览以外,还设有互动影院和图书馆等内容。2002年“药物资讯天地”第一期为3300余人举办70多项教育活动,招募会员1900人。2004年6月启用以来,“药物资讯天地”的参观者已达到18689人次。 除了自身组织的大量活动外,政府还通过参与、协助和资助等手段,调动非政府组织的力量,极大地扩展了宣传教育活动的覆盖面及其数量。像社区药物教育辅导会、明爱乐协会、启励扶青会、香港戒毒会和香港善导会等组织机构,都在这些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第二,关于立法和执法。香港在与违禁药物的斗争中,逐步确立了比较完备的法律制度和执法体系。通常,香港由禁毒处提出建议,交立法会讨论通过完成相应的立法程序。至于执法,则由警务处和海关负责。此外,卫生署在管制药物的医用管理、药剂的进出口以及可供用作制造或违禁药物的化学制品原料进出口方面也承担了相应的责任。 香港在违禁药物管制方面的基本法律是《危险药物条例》。它对危险药物的认定、贩运、制造、占有、经营、供应和惩罚等作了具体规定。政府根据药物滥用情况的变化以及非法贩卖的趋势,定期对该条例加以修订。除了《危险药品条例》,相关的条例还包括《药剂业绩毒药条例》、《进出口(一般)规例》、《化学制品管制条例》、《2002年公众娱乐场所条例(修订附表1)规例》、《2002年公众娱乐场所(豁免)令》、《跳舞派对主办单位经营守则》、《2002年贩毒及有组织罪行(修订)条例》、《贩毒(追讨得益)条例》和《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等。 根据上述法律,执法部门近年来持续对滥用和贩卖精神药物的现象进行了严厉的打击。2004年,警方便缴获海洛英35.74公斤、“摇头丸”类药品283568颗、大麻草154.89公斤、甲基安非他明15.67公斤、可卡因55.53公斤以及其他一些违禁药物。2004年因触犯罪行而被捕的人数为8295人,其中因制毒、贩卖或占有大量等严重罪行者2807人,因占有危险药品供个人吸食等轻微罪行者5488人,分别比2003年的8652、2827和5285人有所下降。1995年以来,尽管犯罪人数在2000年略有反复,但总体上呈持续下降水平。 此外,香港还加强了打击方面的国际和地区性合作。在香港出任上述特别组织主席一职期间,史无前例地召开了5次全体会议;加强了与内地和澳门之间以及与海外禁毒机构的合作。 第三,关于治疗和康复服务。除了立法执法和宣传教育,治疗和康复服务也是消除药物滥用问题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这方面,特区政府采取强制与自愿相结合、矫正与康复相结合以及政府主导与非政府组织参与相结合的多元化服务方式,对于解决药物滥用问题起着重要的作用。尤其值得借鉴的是香港的戒毒服务通常都与治疗者重返社会、回归正常生活相联系。为此,他们往往动员家庭等力量参与治疗,并为一些治疗对象提供文化教育和职业培训与经历方面的服务。特别是所谓的中途宿舍(halfway house),更是为成功接受戒毒服务者与正常社会生活之间架起了桥梁,对于从根本上实现治疗目标起着重要作用。 政府推行的治疗和康复服务根据其对象、目标以及实施者的不同,主要有强迫戒毒计划、自愿住院治疗和康复计划以及美沙酮治疗计划等三种形式。其中由惩教署负责的强迫戒毒计划适用于法院裁定的轻微违法者并适合这种治疗的药物依赖者。惩教署分别设有接受不同性别犯人的两个戒毒所。一旦犯人经法院判定接受强制戒毒治疗,根据戒毒进展的不同,时间通常在2~12个月。犯人康复后必须接受强制监管,如果再犯将被重新送回戒毒所治疗。2004年进入戒毒所的人共1324人,比上一年度减少3%。自愿住院治疗和康复计划与美沙酮治疗计划的对象都是上述接受强制戒毒计划以外的药物依赖者,分别由非政府机构和卫生署提供,其差别在于接受戒毒服务者是住院集中治疗还是分散“门诊”式服务。香港接受政府资助提供住院戒毒服务的非政府组织数量较大,其中包括部分专门提供青少年治疗和康复服务的机构,如明爱黄耀南中心、基督教得生团契、基督教互爱中心、基督教正生会等。对于这些非政府机构的戒毒和康复服务,政府通过《药物依赖者治疗康复中心(发牌)条例》进 行资格审查管理,并借助政府拨款进行引导和鼓励。由卫生署推行的美沙酮治疗计划又分为代用治疗和戒毒治疗两种。前者以替代海洛英抑制毒瘾为目的,而后者通过逐步减少美沙酮剂量达到完全消除毒瘾为止。截至2004年全港共有美沙酮诊所20间,年内求诊者2485324人次,比2003年减少了3.5%。当然,美沙酮治疗也是一个有争议的模式,其使用受到严格管制,所有求诊者必须在配药人员面前服用。 第四,研究工作。药物滥用不仅是心理学、社会学和犯罪研究关注的重要内容,而且对制定相应的社会政策也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因而受到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高度重视。香港政府关于药物滥用问题研究的指导和资助工作主要由禁毒常务委员会下属的研究小组委员会负责。它由禁毒常务委员会委员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医疗卫生界、社会工作界、教育界、法律界、戒毒治疗和康复服务界、地区组织以及政府部门的代表。从1993年到2000年,该小组共资助有关药物滥用整体趋势、药物滥用者特点、戒毒和康复治疗以及预防教育等方面共31项研究。2002年拨款资助的项目有5项,其中包括三项新立课题和两项原来已经进行中的项目。2004年资助的研究项目有四项。 三、青少年药物滥用及社会政策分析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药物滥用问题的形成具有其自身的发展过程。相应的社会政策要想取得成效,必须针对社会问题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和特点,采取相应的对策。伦纳德(Peter Leonard)曾经分析了社会问题的形成和发展的前提(pre-conditions)、原因(causes)、结果(effects)和后果(consequences)等四个环节,并提出了三级干预的策略。就药物滥用而言,初级干预(primary intervention)的重点是改变社会的总体环境,从而消除导致药物滥用因素的积聚;所谓的二级干预(secondary intervention),则是将重点放在药物滥用的原因及其结果之间,试图通过相应的对策阻止结果的产生;至于三级干预(tertiary intervention)则是一种事后的范围,也就是尽量减小或消除药物滥用对个人和社会的消极影响。[20] 根据上述思想,要想针对青年药物滥用制定有效的政策,就必须深入分析社会问题形成的各个环节及其形成机制。为此,下面我们首先回顾学术界关于药物滥用的一般理论研究,然后具体分析当前国际背景下香港青年药物滥用的具体原因,最后探讨相关的社会政策。 1. 关于药物滥用的一般理论 关于药物滥用的原因,西方理论界主要有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三个方面的解释。[21] 药物滥用的生物学分析可以追溯到意大利早期犯罪学家隆布罗索等的研究,其特点是强调越轨行为与行为主体生理特征(如头颅形状、体形和染色体组成等)方面的关系。[22] 具体到药物滥用及其行为主体生理特征之间的关系,西方一些学者通过对酗酒者的研究发现,同卵双生子比异卵双生子更可能同时成为酗酒者,两者的比例分别为65%和25%;即使被非酗酒家庭收养,那些父母酗酒的孩子成为酗酒者的比例仍要比一般的人高6倍。一些学者认为这是一种具有一致性的病症,[23] 也有一些研究人员认为造成这一现象可能与个体对酒精的新陈代谢能力有关。[24] 然而,光从生理的角度出发并不足以解释全部的酗酒行为,更是难以解释其他更多的药物滥用现象。研究表明,60%~70%的酗酒者并不具备上述遗传方面的生理特征,而某些具有上述遗传特征的人也只有在特定的场合才成为毫无节制的酗酒者。[25] 心理学研究注重药物滥用行为形成的心理机制以及人格特征的差异。行为主义者否认药物滥用的生理学结论,倾向于从后天学习的角度来解释这些现象。一些研究认为,人们滥用药物是因为他们发现服用药物可以给他们带来正向的激励作用;另一些学者则指出,用药成瘾有助于某些人摆脱消极的感受。尽管这些研究对于药物效应的认识不同,但是它们都将药物滥用行为的形成与某种经历的体验及其对其需要的满足相联系,将药物滥用视为这两种关系相互促进的结果。与行为主义注重外部因素不同,人格理论则倾向于从个体的内部特征出发解释药物滥用行为。但是,究竟那些人格特征决定了个体对药物的上瘾,目前的研究并没有一致的结论。较为普遍的看法是药物滥用者具有被动、缺乏进取和自尊较低等人格缺陷,倾向于借助药物来逃避现实中遇到的问题。尽管人格无疑在药品成瘾的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但上述理论也受到其他一些学者的指责,认为他们只不过是日常生活中对于研究对象偏见的翻版,并得到实证研究的证实。[26] 当今对于药物滥用问题较为全面分析源自于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传统社会学关于越轨行为的研究为认识药物滥用提供了一种指导,像失范-压力理论(anomie-strain)、差异交往理论(differential association)以及标签理论(labeling theory)和亚文化(subculture)理论等,[27] 都对我们认识药品成瘾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是从有关的介绍来看,上述这些关于药物滥用问题的理论似乎缺乏实证研究基础。[28] 此外,澳大利亚学者摩尔(David Moore)评论指出,目前关于青年人药物滥用的研究对社会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还重视不足,并且缺乏这方面的综合性研究。[29] 对于青年药物滥用现象的分析,笔者以为,青年社会学关于青年文化和亚文化的分析具有特别重要的指导意义。按照结构功能主义的观点,青年必须通过社会化掌握社会规范才能获得成人资格。当代社会的发展对青年人的社会化提出了更高和更新的要求,造成了社会化时间延长的趋势。在这一转折过程中,青年的地位被边缘化,处于成年人以及各种社会组织和制度的控制之下。青年文化为处于这种状态下的青年人提供了一种稳定的价值取向和行为依据,为青年人缓解各种压力提供了可能。然而,由于社会不同阶层利益的冲突性,某些社会阶层的青年并不能借助主流文化实现其需要。青年亚文化往往为这些青年实现其目标和需要提供了选择,只不过这种亚文化的价值目标或其实现手段往往存在着背离主流文化的可能性。[30] 事实上,这种亚文化对主导价值目标及其实现手段的背离并不一定存在于下层青年,它也可能存在于大学生这样的天之骄子;只要其实现社会主导文化的价值目标的行为受到挫折,便存在着亚文化在价值目标或手段上替代的可能性。[31] 2. 香港青年药物滥用的社会分析 上述理论对于我们认识青年的药物滥用现象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具体到香港的情形,笔者以为应该注意如下几个方面的背景问题: 首先,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新特点。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使得大量资本从原来一些发达地区转移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区,从而影响到资本输出地区的经济发展,并产生了大量劳动力的结构性失业。[32] 这种新的形势下的失业具有新的、被称之为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的特点,那些社会弱势群体往往面临着失业、贫困以及其他社会问题的综合性困扰,表现为被全面排斥于正常社 会生活领域之外。[33] 就香港的情形而言,经济的全球化,包括中国内地的改革开放以及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对其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带来了挑战,大批工厂北迁导致失业人口上升。失业对那些弱势群体的青少年发展无疑有着极大的负面影响。青少年遇到的这种社会排斥及其相伴随的前途失望,无疑增加了失范现象的可能性。 其次,亚洲金融风暴对于香港经济以及青年的特殊影响。1997年,香港遭遇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这一事件对于原本面临转型的香港经济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负资产人士数量大幅度上升,失业人口急剧增加。尤其需要指出的是,1999年青年失业率猛增到4.7%,远远高于总人口的2.9%。[34] 与此同时,香港社会服务联会组织的社会发展指数测定也表明,青年已经成为社会中少数社会发展指数倒退的弱势群体之一。[35] 因此,90年代末香港青年药物滥用人数的增长绝非偶然,它是香港社会发展面临挫折的真实写照,是青年人在这种情景下对前途迷茫的一种反映,是以一种扭曲的形式追求其价值的表现。 第三,它是当前药物滥用国际化在香港的反映。在当前全球化的背景下,药物滥用从制造、流通到消费等环节来说都有国际化的趋势,世界上很难有哪个地方能够完全幸免于难,更何况香港这样高度国际化的大都市。随着香港与内地联系的加强,药物滥用问题出现跨境的新特点,这也给禁毒工作提出了新的课题。[36] 社会的高速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强烈竞争,总是会使得部分青年在其成长过程中遭遇某种程度的挫折,因此,作为一种亚文化形式,药物滥用现象必然长期存在并常常反复出现。 3. 应对药物滥用的政策分析 应该说,香港政府在对付青年乃至整个社会的药物滥用是卓有成效的,它的制度健全、执法有力、教育与打击并行、政府与非政府组织通力合作,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工程,在许多方面值得我们内地学习借鉴。但是,诚如上面分析指出的,药物滥用问题有着广泛的社会背景和复杂的影响因素,因此光靠事后的防范以及简单的宣传教育是难以奏效的,尤其需要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环境的改善,需要为青年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机会。应该说,我们已经看到了许多喜人的迹象。在中央的鼎力支持和香港各界的齐心努力之下,去年以来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有了明显的起色。同时,政府的社会救助正改变以往简单的济贫性思路,试图为综合社会援助对象和其他社会弱势群体提供自立自强的跳板(springboard)。[37] 教育统筹局的“毅进计划”等措施,也为中五毕业生及21岁以上青年的进修和就业提供了大量培训和鼓励措施。[38] 笔者以为,这代表了一种正确的方向。由于药物滥用问题的特点,尽管我们不能说香港青年的药物滥用不会出现任何反复,但今年来总体上其人数和比例在下降。这也是一种正确的政策思路的反映。 考虑到青年药物滥用问题的亚文化原因及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原因,笔者以为,药物滥用问题的对策应该注重对青年各种形式的投资,通过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资产的积累等措施,促进青年的自立自强。[39] 我们要改变传统矫正性的单一工作思路,更为强调社会政策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对青年的各种投资性政策,确保青年获得更好的发展环境和前途,从而从根本上杜绝因各种挫折而产生对社会价值目标及其实现手段的偏离。包括以药物滥用这种不被认可的手段追求虚幻的、社会价值的替代性目标及其体验的可能性。 药物分析论文:高职高专药学专业药物分析课程的教学 摘要: 药物分析是药学专业中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一门课程。笔者结合高职高专类院校的实际情况,对近几年的教学实践加以总结,从药物分析的理论教学内容、实训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和考核方式四个方面进行讨论,以培养出符合高职高专教育要求的高级技术人才。 关键词: 高职高专;药物分析;教学探讨。 《药物分析》作为药学专业的一门核心专业课程,旨在培养学生具备强烈的药品全面质量控制的观念及相应的知识技能,能够胜任药品研究、生产、供应和监督管理过程中的分析检验工作,并具有解决药品质量问题的基本思路和能力[ 1 ] ,是一门研究药品及其制剂的组成、理化性质、真伪鉴别、纯度检查及其有效成分的含量测定等内容的学科。其主要运用化学、物理化学或生物化学的方法和技术研究化学结构已经明确的合成药物或天然药物及其制剂的质量控制方法以及有代表性的中药制剂和生化药物及其制剂的质量控制方法。学习过程中学生大多难以把握药物分析的特点和规律,无法提高学习水平,有的甚至难以入门。如何帮助他们消除这些障碍,全面提高药物分析的学习水平和教学质量,是值得教师认真研讨的问题,笔者结合自身教学实践,对药物分析教学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和改进,现将体会报道如下。 1 理论教学内容。 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培养面向基层的高级技术人才[ 2 ] 。学生应在具有必备的基础理论知识和专门知识的基础上,重点掌握从事本专业领域实际工作的基本能力和基本技能,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在此目的指导下笔者根据学生专业的特点、接受能力,选择难易适中、先进实用的教学内容来保证良好的教学效果,在授课时以分析化学的各类方法为主线,在介绍各种常用分析方法的基本原理、操作、测定条件等知识的基础上,选择一些简单的、学生较为熟悉的药物供学生讨论。 并在教学过程中围绕全面提高药品质量的主题,抓住药品质量控制的鉴别、检查、含量测定三方面的基本规律,紧扣各类药物结构的特点与分析方法之间关系,突出剖析具有特性的方法,尤其重视同一分析方法在不同类型药物分析中的异同点比较。此外笔者还结合国家执业药师资格考试应试指南,把药典知识、药品全面质量控制、药品管理、药品质量标准以及药品检验工作的基本程序等方面的内容也作为讲授的重要内容,使学生尽可能多地了解一些药物及药物质量管理有关的知识,在课堂和实训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授之于鱼不如授之于渔”。在具体地讲授过程中,药物分析教材中各类药物基本上是以化学结构进行分类的,所以笔者在教学时紧紧抓住“结构- 性质- 检验(即鉴别、检查、含量测定) ”这条主线,并结合药物化学、分析化学等相关课程的知识,引导学生从剖析药物结构入手,分析其相应的理化性质,介绍所采用的分析方法。在传授学生知识的同时,也教会学生怎样学习这门课程。 2 实训教学内容。 实验教学是高等医药院校最基本的教学形式之一,对培养学生科学的思维方法、创新的意识与能力,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有着重要的作用[ 3 ] 。高职高专教育中,实训课所占比例较大,这就要求在学生掌握理论知识的同时,还要提高实验技能和动手能力。 为拓宽学生知识面,笔者对药物分析实验内容进行改革。 首先,笔者设计一些基本技能实验对学生进行基本技能、基本方法以及基本仪器设备的训练与应用,培养学生动手能力。例如通过对盐酸普鲁卡因、葡萄糖及其注射液等一些不同类型的药物原料或制剂的性状观测、真伪鉴别及纯度检查实验,使学生能够熟悉并掌握药物分析中常用的性状观测设备及性状描述术语,了解并掌握药品真伪鉴别的物理和化学方法,熟悉药物纯度检查的常规项目及限量的计算,并能熟练规范地进行检查操作。 其二,笔者还增加了综合性实验,主要使学生应用所学知识进行药品质量控制,培养学生分析、思维能力。实验内容主要综合药物分析及其相关学科知识,对实验中出现的问题要求学生进行总结、分析。 如通过对牛黄解毒片及阿司匹林肠溶片等制剂的质量全检验实验,学生能熟悉并掌握药物分析检验工作的程序、项目和过程,为其独立进行药品质量的检验、药品质量标准的研究和制定等工作积累技能。 另外,笔者根据药物分析方法学的要求以及药物分析在实际工作总的发展趋势,安排的七次学生实验涵盖了旋光法、薄层色谱法、容量分析法、紫外- 可见分光光度法和高效液相色谱法等常用药物质量控制方法,最大限度地利用笔者的最大教学资源来使学生真正掌握实际工作中将会用到的操作,提高动手能力。 3 教学方式。 药物分析课程是一门理论紧密结合实践,操作性、应用性强的学科,学生普遍反映比较难学。学科的特点决定了在教学中注意利用多媒体教学方式,把传统教学中难以表达、难以理解的抽象内容、复杂的变化过程、严格的技术动作、细微的结构等,通过动画模拟、局部放大、过程反复演示等手段予以解决,不但在教学中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且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大大提高了教学效率和质量。 另外,在学生掌握了有关基本知识和分析技术的基础上,笔者根据教学目的和教学内容的要求,运用具体生动的典型案例,将学生带入特定事件的现场进行案例分析,引导学生参与分析、讨论、表达等活动,通过学生的独立思考或集体协作,让学生在具体的问题环境中,进一步提高其识别、分析和解决某一具体问题的能力。例如:结合目前假药劣药给人民群众健康造成重大损害并受到法律追究的实例,近年来接二连三出现的严重药品事故:广西半宙制药集团第三制药厂生产的“梅花K黄柏胶囊”非法搀入过期的四环素,致湖南株洲中毒58人;安徽华源生物药业有限公司未按批准的生产工艺进行生产,生产记录不完整,从而导致欣弗(克林霉素膦酸酯葡萄糖注射液)集中出现患者过敏性休克、肝肾功能损害等不良反应80多例,死亡9例;齐齐哈尔第二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亮菌甲素注射液”因使用了强毒的工业溶剂二甘醇原料,导致多名患者肾衰竭等。假药劣药给国家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 失,也给患者与家人带来无尽的痛苦,最终生产厂家受到了法律的严厉制裁。实践证明,在教学中恰当地运用案例教学法能使课堂教学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4 考核方式。 为避免“高分低能”现象,笔者对考核方式和成绩评定进行改革。期末总评成绩包括2部分:一是平时成绩,占30% ,根据学生实验课表现及实验报告、讨论分析的情况作出综合评定。二是期末考试成绩,占70%。在理论课试卷设计上,着重主观题的分量,着重考查基础知识、基本理论掌握情况和学生知识面。这样,试卷不再是成绩的最终结果,学生学习积极性得以保持,既保证了学生理论知识的学习又真正提高了学生的实践技能,避免了平时不学习、考前突击现象的发生。 总之,药物分析课的教学探讨是一项系统工程,既涉及教育思想及观念的转变,又涉及教学管理体制的变革;既涉及更新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又涉及平衡传授知识和培养能力的关系。笔者希望通过与同仁们的不断探讨,达到共同提高教学效果的目的。 药物分析论文:药物联合心理治疗青年学生社交焦虑症的观察分析 为探讨心理治疗对青年学生社交焦虑症的治疗作用,笔者对26例青年学生社交焦虑症患者采用了心理治疗联合药物治疗,并与单纯药物治疗的26例社交焦虑症患者作比较,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05年1月—2007年1月在我院进行心理咨询和治疗的青年学生52例,均符合CCMD2R诊断标准,且排除其他的器质性病变和严重的躯体疾患,年龄18~25岁,病程3个月~2年。随机分为集体心理治疗加药物治疗组(试验组)和单纯药物治疗组(对照组),每组26例;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病程及诊断等方面无统计学差异,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选择抗焦虑、抑郁药物——米氮平治疗,2周后逐渐加至有效治疗剂量;试验组用药物种类及给药方式与对照组相同,同时给予集体心理疗法,每周1次。集体心理疗法的主要步骤[1]:正确认识自我,了解自我,纠正患者错误认知;冥想放松训练;正确面对自我,主要以病人为主体,要求进行相互交流,加深对自身疾病的认识,积极讨论和参与自己面对的问题,如生活方式,集体活动等;投入活动,释放自我:用游戏或集体活动,激发和调动他们的参与兴趣。以此激发他们积极向上的心态,增强自信心,敢于面对现实,正视自我,重新确定自己的社会角色与地位,并自觉的调整自己的情绪和行为方式。两组患者分别于就诊时、治疗第2、4、6、8周末利用汉密顿焦虑表(HAMA)评分[2]评定疗效。 1.3 疗效判定标准 以HAMA减分率计算。痊愈:HAMA减分率≥75%;显着进步:HAMA减分率50%~74%;进步:HAMA减分率30%~49%;无效:HAMA减分率 1.4 统计学处理 实验数据采用t检验,P 2 结果 2.1 两组治疗6周后疗效结果对比见表1。表1 治疗6周后试验组与对照组疗效对比 2.2 HAMA评分比较见表2 治疗第2、4、6、8周末两组HAMA评分检测值均与治疗前比较有极显着性差异,P 3 讨论 社交焦虑症是个人对可被他人观察到的公众场合,预先感到的一种持久的、非理性的恐惧,害怕自己会做出令人难堪的举止。其意识到了这种恐惧其实是多余的,没有理由的,但还是逃避恐惧所控制,要逃避那些可能有公众监视的场合。其发生与心理和社会因素有密切关系[3]。心理治疗可以在短时间内消除社交焦虑症的常见心理问题,并促进成功应对方式,掌握自我调节方法,提高心理承受能力。对于药物治疗该症,就是抗抑郁、抗焦虑治疗,氯氮平、氯丙咪嗪、米氮平等药物对该症均有一定的疗效。药物治疗结合集体心理疗法,对社交焦虑症的治疗效果显着,总有效率和显效率均显着高于单纯药物治疗。HAMA评分治疗后第2、4、6、8周末试验组较对照组均有统计学意义。 药物分析论文:对303例药物不良反应报告分析 【摘要】 目的 了解黑龙江省大庆市人民医院药物不良反应(ADR)发生的情况及一般规律。方法 对本院2005年1月至2010年6月上报的303例ADR报告,按患者的年龄、性别、给药途径、药品类别、ADR累及器官或系统及临床表现等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303例ADR报告中涉及的药品共12类68种,其中抗微生物药引发的ADR最多,有131例(占43.2%);其次是中药注射剂52例(占17.2%);静脉给药引发的ADR例数最多,有251例(占82.8%);以皮肤及其附件损害最为常见,有144例(占44.3)。结论 临床应重视和加强ADR监测和上报工作,以减少或避免ADR的发生,促进临床合理用药,保证患者用药安全。 【关键词】 药物不良反应;报告;分析;合理用药 广义的药物不良反应(ADR)是指合格药品在正常用法用量下出现的与用药目的无关的或意外的有害反应。ADR的监测是加强药品使用管理,确保人们用药安全的重要措施。为全面了解我院ADR发生的情况,现对2005年1月至2010年6月共303例ADR报告进行统计与分析,希望能为临床安全用药提供参考,促进临床合理用药,保障患者用药安全论文。 1 资料与方法 收集本院2005年1月至2010年6月上报的ADR报告303例,其中医师上报255例(84.2%),护士上报30例(9.9%)、药师上报18例(5.9%)。按照患者年龄、性别、给药途径、药品种类、ADR累及器官或系统及临床表现、患者ADR史、ADR因果关系评价及处置等方面进行分类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发生ADR患者的年龄与性别分布 在303例ADR报告中,男147例,女156例,分别占ADR总人数的48.5%和51.5%,男女患者发生ADR比例相近;在各年龄段患者分布中,60岁以上患者发生ADR比例最大,占37.3%。 2.2 引发ADR的给药途径分布 在303例ADR报告中,共有3种给药途径,依次为静脉给药251例(82.8%)、口服给药42例(13.9%)、肌肉注射10例(3.3%)。 2.3 引发ADR的药品种类分布 根据《新编药物学》(第16版)的药品分类方法,将引发ADR的药品进行分类统计。303份报告共涉及12类68种药品,其中抗微生物药引发的ADR最多,占43.2%;其次是中药制剂,占17.2%。 2.4 引发ADR的抗微生物药分类 由表2可知抗微生物药引发的ADR最多。发生ADR的抗微生物药共有25种131例,其中以盐酸哌拉西林/他唑巴坦钠、左氧氟沙星、克林霉素、头孢哌酮/舒巴坦钠所占比例最大。 2.5 ADR累及器官或系统及其临床表现 在303例ADR报告中,由药物所致的器官或系统损害,临床主要表现在皮肤、消化系统、神经系统等方面,其中以皮肤及其附件损害最为常见,占44.3%。 2.6 患者ADR史统计情况 303例发生ADR的患者中5例(1.7%)有家族ADR史,110例(36.3%)家族ADR史不详,188例(62.0%)无家族ADR史。30例(9.9%)既往有ADR史,98例(32.3%)既往ADR史不详,175例(57.8%)无既/！/往ADR史者。 3 讨论 在60岁以上老年人ADR发生率明显高于其他年龄组。这是由于老年人的组织器官功能减退,对药物代谢的半衰期延长,加之可能患有多种疾病,服用多种药物,增加了ADR的发生率,故用药需谨慎。从给药途径看,静脉给药引发的ADR比例最高。静脉给药,药物直接进入血液,作用迅速而强烈,静脉注射液的pH值、渗透压、微粒、内毒素等都成为可能诱发ADR的因素。临床医师应根据患者的病情选择合适的给药方式,可以口服、肌肉注射给 药达到治疗目的的,原则上不静脉注射给药,从而降低ADR的发生率。引起ADR的药品以抗微生物药最多,占43.2%;中药制剂次之,占17.2%。抗微生物药引发的ADR高发生率与抗生素的广泛使用有关,且多使用注射剂,更增加了发生ADR的概率。中药注射剂ADR的高发生率与其所含成分复杂,无统一质量标准有关。临床使用中应严格掌握适应证,改变中药比西药安全的观念,慎用中药注射剂。抗微生物药引发的ADR中β-内酰胺类所占比例最大,占54.2%;喹诺酮类次之,占22.9%。这与这两类药物的广泛使用有着必然联系。临床应严格按照《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执行,需要强调的是喹诺酮类药物不应用于预防感染用药,谨慎联合应用抗菌药,降低抗菌药应用级别,保护特殊使用抗菌药物,减少细菌耐药性的发生。在收集的ADR报告中,临床易于观察的ADR上报量较多,如皮肤及其附件损害(44.3%)、发热、头痛、恶心、呕吐等。而一些潜在的、隐蔽的以及慢性的ADR上报率较低,对此应加大监测力度,在用药过程中仔细观察。临床医师用药前应详细咨询患者的ADR既往史及家族史,制定合理的给药方案,减少ADR的发生。通过对本院2005年1月至2010年6月共303例ADR报告进行统计与分析,希望能为临床合理用药提供依据,促进临床合理用药,保障患者用药安全。 药物分析论文:药物对临床医学检验结果的影响分析 引 言:现代临床医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使得医疗机构对临床检验中药物干扰问题加深了认识。由于药物本身及其代谢产物引起的人体多方面变化使得检验结果受到影响。由于采集标本受药物影响而发生变化造成了检验过程中出现假阳性、假异常值、检验值偏高或偏低等情况。从而使得检验结果缺乏足够的准确性。而现代医学检验与诊断中由于缺乏对药物干扰问题的研究与应用,使得检验结果直接影响了医生对患者病情的诊断与治疗,造成误诊、漏诊等情况的发生,严重者将危及患者生命。针对这样的情况,加快药物对临床医学检验结果影响的研究与分析已经成为现代医学领域中的重要课题。 1 药物对临床检验的干扰分类 药物对临床检验的影响主要分为对检验方法的干扰和对检验标本(人体代谢)的影响两类。由于药物的使用使得人体代谢受到影响,从而改变了标本的原有条件,使得在检验过程中影响了检验结果的准确性。而药物代谢不完全,造成标本中残留药物也会对检验试剂产生影响,影响检验结果。了解药物对临床检验的干扰分类对科学分析药物对临床检验结果的影响有着重要的意义。 2 药物对临床医学检验结果的影响分析 2.1 生理病理过程的影响:当病患服用镇痛消炎药物后其血、尿中所含的淀粉酶会大幅提升;当病患服用量稍大的维生素C其尿中所含“葡萄糖、胆红素、隐血、亚硝酸盐”则会呈现假阳性;当病患服用维生素A、D、蛋白同化激素其胆固醇检验值则会偏高,当病患服用甲状腺素卡那霉素其胆固醇检验值则会偏低。 2.2 特定组织的亲合影响:当病患服用一些药物后,药物对病患体内特定的组织具有特殊亲合力而导致其组织受到损害。当病患服用抗凝药肝素药物后因其能够有效促使病患体内组织脂蛋白酶的释放而导致血液甘油三酯验值偏低;当病患服用青霉素与红霉素弱酸性药物后因其会竞争尿酸分泌部位而导致血液尿酸浓度验值偏高。 (1)抗菌药物:一些抗菌药物等抗生素能增加血液中尿酸浓度;比如服碘胺药后,尿胆原检查出现混浊,影响结果的判断。用磺基水杨酸法测尿蛋白时,头孢类、丁胺卡那霉素、磺胺类药物、左氧氟沙星可使尿蛋白呈假阳性。一些药物如氯霉索,可抑制骨髓细胞的有丝分裂,而使白细胞减少,退热的药物如瑞芝清,能使白细胞数严重降低。 (2) 镇痛消炎药物:镇痛消炎药物可导致淀粉检验产生变化,比如吗啡、可待因、杜冷丁、平痛新和消炎痛等药物,能使总胆管开口处的奥狄括约肌痉挛,而导致血、尿中的淀粉酶会明显升高,在用药后3-4h影响最大,24h后消失。 (3) 激素类药物:激素类药物可导致血脂、血糖代谢障碍,引起血小板和红细胞数量减少。水、钠潴留和低血钾症及血钙、血磷偏低,且血糖明显增高,临床上常误诊为糖尿病。 (4)利尿剂药物:利尿剂可导致低血 、低血容量、低氯,长期使用后可出现氮质血症和高尿酸血症;抗癌药对造血系统有抑制和毒害作用;抗癫痫药和抗结核药损害肝功能;抗糖尿病药使用后会出现低血糖,肝损害后出现黄疽、谷草、谷丙转氨酶等增高。 (5)抗糖尿病药物:胰岛素使用后会出现低血糖症,这已为大家所熟知。其他抗糖尿病药可损害肝功能,使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天门冬氨酸转移酶升高,出现黄疸,血细胞减少等。 (6)抗癫痫药物:如苯妥英[:请记住我站域名/]钠因抑制叶酸的吸收,常见巨细胞性贫血。因轻度抑制骨髓,故使血细胞(尤其是白细胞和血小板)减少,偶有再生障碍性贫血的报道。卡马西平可致粒细胞、血小板减少,长期应用损害肝功能,导致胆红素、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升高。 2.3 干扰检验程序与方法:药物对检验程序与方法的干扰可分为两大类。 (1)药物产生的药理学效应:比如半胱氨酸可干扰硝基盐试验,导致血中酮体的假阳性。酚酞可干扰酚磺酞排泄试验,使尿液变成品红,同时使酚磺酞排泄变快。吡嗉酰胺可与硝基氰化物作用使尿变为红棕色而影响尿酮测定。青霉素类可使红细胞非特异性结合IgG和白蛋白。 (2)药物或其代谢物对检测方法直接产生干扰:服苯琥珀后尿呈桔红色;服氨苯蝶呤后使尿呈蓝绿色,如维生素可使尿液变成黄色。口服酚酞药物后,只有很少一部分被吸收,且主要由尿排出,如果尿液呈碱性时,尿液变红色。呋喃妥因可使尿液呈棕色。呋喃唑酮可使尿液呈橙棕色。利福平口服后在肝脏分解成乙酚基代谢物,呈橙红色,可使尿液以及粪便、痰液、泪液、汗液呈橙红色。 3 防范药物干扰临床检验结果的措施 3.1发现与临床症状不相符合的可疑结果,根据病人的用药情况,共同分析有无药物影响的可能性,尽力将干扰降到最低程度,为临床诊疗提供更为可靠的依据。药物对临床医学检验结果的影响最多方面的,往往导致实验结果与临床症状严重不符。为减少药物对检验结果的分析干扰,检验工作者应该熟悉可做检验项目详细的操作程序,对有药物干扰的实验方法,应该用特异性好的方法或作实验方法的改进。 3.2组织开展应急检验工作。药品在临床使用过程中出现异常反应,紧急从技术上找出内在原因,或者确定用药质量,是药检机构经常面临的检验任务。一方面加强应急检验的组织管理,加强对应急管理工作的组织领导,及时有效地处置好突发事件。另一方面应加强应急演练,为应急药品检验开通紧急绿色通道,全力以赴做好应急药品技术监督的保障工作。 3.3抓实验室能力建设,提高检测能力。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各项管理制度,确保检验检测工作质量;要开展技术比武等多种形式能力实验,营造良好学习氛围,提高检验人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要加大实验室建设,加大设备投入,尽快提高检验能力和水平,适应药品检验工作的需要。 3.4药品检验工作与信息查询相结合,充分利用全国各地公布的假劣药品信息资源,对药品质量不稳定、质量公告频次较多的企业和品种进行跟踪检验;药品检验工作与快检技术相结合,充分发挥快检技术的初筛作用,对发现质量可疑随即检验;药品检验工作与临床用药相结合,确定重点单位、重点品种,做到检验工作有的放矢。 4 结束语 总之,药物对临床医学检验结果的影响极易发生诊断与治疗的延误、危及了患者生命安全。为排除药物对检验结果的干扰,有效提升检验结果的准确性,相关人员要忠实履行职责,密切配合,通过药学专业知识保障检验结果,真正反映病患病理的变化,从而真正为临床诊断治疗提供有效保障。 药物分析论文:中国抗高血压药物市场分析 高血压是最常见的心血管病，也是全球范围内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流行病学研究显示，目前全球有高血压患者6亿人，高血压患病率约为10%，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的患病率为20%。根据中国医师学会提供的数据，我国1991年普查高血压患病率为11.26%，与1980年相比，10年间发病率增加了25%。2002年的普查显示，我国高血压的患病率已经增加到了18.8%，患者人数超过了1.6亿，与1991年相比，患者人数增加了31%。 如此庞大的患者群体和高增长率，使得抗高血压药物市场增长势头非常明显。全世界抗高血压药物市场规模已超过311亿美元。到2008年，市场容量预计将超过520亿美元，年增长率基本保持在7％左右。而中国抗高血压药物市场增长更为明显，2001年，中国抗高血压药物市场总量为39亿元人民币，2002年为42亿元人民币，增长了8.3%；2008年，市场容量达到了53亿元，较2002年增长了26.3%，市场增长之所以突然加速，是因为有大量外资品牌涌入中国市场。 外资品牌的"半壁江山" 钙拮抗剂通过减少钙内流而扩张血管，达到降压目的，是传统抗高血压药物的重头产品。传统的二氢吡啶类药物舒张血管平滑肌作用显著，长期使用有效，但不良反应较多。新的第二代、第三代钙拮抗剂有高度的血管选择性，扩张冠状动脉，并改善侧肢循环，维持时间长。目前国内此类产品市场基本是外资产品的天下。其中辉瑞公司的络活喜占有最大的市场份额，约占有钙拮抗剂市场的30%。此外，阿斯利康公司的波依定和拜耳公司的拜新同也拥有此类产品相当的市场份额。 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ACEI)，可用于各种程度的高血压，特别适用于伴有心力衰竭、左室功能异常、心肌梗塞、糖尿病和肾病的患者。此类药物由于对高血压的靶器官保护作用比较好，销售上升势头明显，2008年中国抗高血压药物市场上此类药物较2002年增长了13.8%。其中，诺华公司出产的洛汀新占据了此类药物最大的市场份额，超过了30%。施贵宝公司出产的梦诺，由于治疗心力衰竭的效果比较好，也占据了10%左右的市场。 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AT1拮抗剂)具有ACEI作用，该药不良反应少，不引起咳嗽，降压作用逐渐产生，无首剂低血压反应，对肾脏也有保护作用。近年来用量增长很快，在中国市场上，此类药物2008年较2002年增长了43%。有专家分析，此类药物今后有可能成为主要的抗高血压药物。自1994年DuPount/Merck公司研发的第一个此类产品洛沙坦钾在瑞典上市以来，沙坦类药物发展迅速，到目前为止相继有缬沙坦、坎地沙坦、依贝沙坦、依普沙坦、他索沙坦、替米沙坦等多个单方和复方制剂批准上市。在国内，默沙东公司和诺华公司的科素亚和代文先后于1998年7月和8月正式上市，并于同年进入上海市公费医疗药品报销目录。从2008年的销售来看，科素亚占有一半的市场份额，代文占有超过20%的份额。但价格比较昂贵是这类产品面临的主要问题。 β受体阻滞剂是治疗高血压合并心绞痛的首选药物之一，对治疗高血压冠心病等引起的快速心率失常有效。近年来该类药品的销售额增长率较快，并非完全代表在其抗高血压药物中的情况，临床上也较多地应用于心律失常、心绞痛等。阿斯利康出产的倍他乐克是此类药物的代表，该药1992年通过FDA批准，1999年的销售额已达5.31亿美元，2008年销售收入达12.8亿美元，是世界心血管药物市场上销路最好的β受体阻滞剂。倍他乐克在我国医院用药中具有较强实力，常作为心肌梗塞二级预防治疗用药，能改善心功能和溶栓再灌注，提高心血管病人存活率，本产品是无锡阿斯特拉制药公司的支柱药品之一。从国内心血管临床用药看，倍他乐克主要用于抗高血压、心绞痛、室上性心律失常，在抗高血压市场中占3%～4%的份额，该药在广州抗高血压药品市场排名首位。据有关人士透露，今年年底，该产品的一个新剂型将在中国上市。 国内产品的“一半天下” 30多年来，利尿剂一直是抗高血压的主要药物之一，其价格便宜，可以单用或与其他抗高血压药物合用，该品类市场基本由国内产品把持。天津力生制药出产的吲达帕胺（寿比山）应用较广泛，兼有利尿和钙拮抗作用。由于其价廉，适用于轻、中度高血压，有降压及利尿作用。临床主张用于老年高血压及糖尿病、高血压患者。此类药物的缺点是如长期大剂量用药可使血钾轻度降低，严重肾衰及活动性肝脏疾病患者及孕妇禁用。利尿剂约拥有抗高血压药物10%的市场份额。 国内沙坦类原料药生产能力较强，以浙江华海药业的产量最大，目前该公司已能生产依贝沙坦、缬沙坦等3种产品，并有稳定的外销渠道，拥有年产20吨沙坦类原料药的生产能力。 其实，真正让国内企业在抗高血压药物市场上分得一杯羹的，并不是一线的抗高血压药物，而是针对高血压并发症的一些预防和治疗药物，主要包括银杏叶等天然药物。 众所周知，高血压对人体最大的危害是由其引起的各种并发症，因此针对这些并发症的预防和治疗药物也非常多，很多国内品牌跻身其中，占有不小的市场份额。据统计，高血压的并发症预防和治疗药物，占据整个抗高血压药物整体市场的47%。 这类产品的特点是，产品品牌和生产企业众多，但缺乏领导品牌，其中比较著名的，有舒血宁注射液、金纳多片等，它们由从银杏叶中提取的有效成分制成的，用于治疗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的并发症等。 高血压是慢性病，需要长期甚至终生服药，目前占市场主导地位的合资或外资产品价格大都较贵，中国的患者应该根据个人经济的能力，考虑选用不同种类、不同品牌的药物。但是，从总体来说，为了减轻医药费用和患者的负担，国内制药企业只有全面介入一线抗高血压药物的研发与生产，才能从根本上降低中国高血压患者和国家对于高血压治疗的负担。 药物分析论文:影响药物流产后清宫的相关因素临床分析 【摘要】 目的 探讨影响药物流产后清宫的相关因素，以指导临床有效地预防药物流产后的并发症。 方法 回顾性分析2448例药物流产者的临床资料，观察年龄、经期、子宫位置、婚姻状况、孕产次、剖宫产史、孕囊大小与清宫术的关系。 结果 清宫率7.6%，导致药流后需清宫的相关因素:年龄≥35岁、既往有剖宫产史、孕产次数超过3次、孕囊直径≥2cm、子宫后倾及后倾后屈位者、经期≥5天者、未婚。 结论 药物流产清宫术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严格掌握其适应证，对存在上述危险因素者，尽量减少药物流产，同时严密观察，发现异常出血及时清宫。 【关键词】 药物流产；清宫；相关因素 米非司酮(Ru486)配伍米索前列酮(PGE)的药物流产是避孕失败后安全有效的 非手术补救措施，实验及临床研究均取得显著的进展，已被广泛用于终止早孕，具有相对痛苦小、经济、方便的优点，终止早孕成功率达90%以上［1］，但存在药物流产后阴道出血量多、持续时间长等并发症，须进行清宫术，而 且清宫术作为并发症的最终治疗也没有特定的标准。为此，本文对本院2001年1月～2005年12月收治的2448例药物流产的治疗情况进行调查及追踪，探讨影响药物流产后的清宫相关因素，以指导临床有效地预防药物流产后的并发症。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01年1月～2005年12月在我院就诊的非病理性原因自愿要求终止妊娠者共2448例，均经妇科检查、尿妊娠试验、B超诊断为宫内早孕，停经≤49天，无药流禁忌证。查血常规、尿常规及白带常规正常并愿意接受随访者。药物流产方案:Ru486 50mg po qd×3d， PGE 0.6mg po第4天晨，均服药2h后进食。药物流产后的清宫指征［2］：(1)阴道出血量≥200ml(2次月经量)应立即清宫；(2)8h后仍未见绒毛膜排出者，应立即清宫；(3)绒毛排出后，阴道出血量 200 ml，7天内复诊，B超检查，如发现有组织残留，应立即清宫；(4)2周内血β-HCG没有下降到正常亦应行清宫术。 1.2 方法 回顾性分析2448例药物流产者的临床资料，统计清宫术发生率；观察年龄、经期、子宫位置、婚姻状况、孕产次、剖宫产史、孕囊大小与清宫术的关系。 1.3 统计学处理 组间发生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 2 结果 2448例药流妇女中完全流产2228例，220例流产不全及失败，其中186例清宫，清宫率7.6%。导致药流后需清宫的相关因素：年龄≥35岁、既往有剖宫产史、孕产次数超过3次、孕囊直径≥2cm、子宫后倾及后倾后屈位、经期≥5天、未婚。具体见表1。 表1 药物流产清宫与相关因素关系 （A组完全流产不需清宫，B组药流后需清宫注：两组比较 χ2=58.8、17.1、14.3、18.9、13.9、6.5、10.36，P＜0.05 3 讨论 药物流产时Ru486是一种受体水平的抗孕激素药物，可竞争性地与孕酮受体结合，主要作用于蜕膜，使血管充血、水肿，从而使滋养细胞变性，导致体内HCG急剧下降，黄体溶解，蜕膜变性［3］；PGE可引起子宫平滑肌收缩和宫颈纤维组织软化、胶原降解，对药物流产妊娠物的排出、产前促宫颈成熟、流 产及产后加强宫缩、减少出血有重要的临床价值［4］，终止早孕的完全流产率已达到90％以上，但仍有7.9%～15.6%的不全流产率和失败率［5，6］。本文为9.0%（220/2448），与文献报道一致，其中186例因妊娠物残留致药物流产后出血进行清宫，清宫率7.6％，具体原因：（1）剖宫产后子宫形成疤痕及粘连，致使宫腔形态和子宫位置发生改变，从而影响子宫的节律收缩，致使胚胎组织不能及时顺利排出；（2）孕产次数越多，子宫内膜的损伤越重，细菌侵入宫内膜引起炎症可能性越大，导致宫内膜复旧差，再次妊娠后蜕膜发育不良致胎盘粘连，药物流产时蜕膜不易彻底排出；（3）孕囊经线越大，妊娠物受体越多，米非司酮的受体拮抗作用相对减弱，在孕囊排出后常有不等量的蜕膜残留；（4）子宫解剖上的异常(后倾后屈位)使宫腔的最低点低于宫颈内口水平，易造成宫颈盲端形成，给胚囊排出造成障碍；（5）经期≥5天者易引起子宫内膜炎，致使蜕膜排出缓慢及子宫内膜修复障碍；（6）未婚妊娠妇女不论采取哪种方式终止妊娠均存在较多的心理负担，加上不能充分休息，亦引起子宫内膜修复不良；（7）孕妇年龄偏大，适应证掌握不严，在一定程度上清宫率也较高。 综上所述，药物流产作为计划外妊娠的补救措施虽日趋完善，但仍不可避免有一部分早孕妇女(7．6％)宫腔操作，给患者带来不必要的痛苦，增加医疗费用，甚至引起医疗纠纷。因此在临床工作中，要加强育龄妇女的避孕意识，药流除严格掌握其适应证外，具有清宫危险因素者，应加强与患者的沟通，尽量减少药物流产，以防止医疗纠纷；同时严密观察，发现异常出血，及时清宫，以避免由于长时间阴道流血所导致的生殖器宫感染。

应用经济学论文:浅谈循环经济学再认识及其在区域创新规划中的应用 论文关键词：广义循环经济学 新循环经济学 区域创新 区域规划 论文摘要：本文主要探讨了循环经济的新视角，即广义循环经济学与新循环经济学的区别和联系及其研究对象，并将此思想运用到区域创新和区域规划中，以期对该理论的未来发展提供借鉴。 在新循环经济学中，有学者提出发达国家正在实施的循环经济(即后工业经济)是知识经济的第一阶段。笔者认为，在知识经济时代，由于高技术的污染远比传统意义上的污染复杂，在生产、消费和消费后废弃等阶段都对环境产生影响；第三产业也会产生一定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因此，应该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循环型知识经济是循环经济的最高阶段。 广义循环经济学概念的再认识 空间结构是广义循环经济学与新循环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新循环经济学的核心是5R原则(包括再思考、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再修复)，强调区域协调发展原则和生态工业园的建设。广义循环经济学也重视生态工业园的建设。但总体上看，二者对空间结构较少涉及。主流经济学忽视空间结构研究的缺陷已经为学者们所认识，因此，作为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新模式，广义循环经济学与新循环经济学必须将空间结构作为重要研究内容，以研究空间结构为核心的地理学应该是广义循环经济学与新循环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一，建立和发展循环经济地理学将是地理学和循环经济学发展的重要方向，但这一点还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循环经济地理学可分为通论循环经济地理学、区域循环经济地理学、部门循环经济地理学(包括农业循环经济地理学、工业循环经济地理学、第三产业循环经济地理学等)和公司(企业)循环经济地理学。 有学者认为，广义循环经济有其特定的内涵，不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筐”，凡有产业联系的都要往里“装”。例如，电-高耗能产业耦合、资源的深加工等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自发进行的产业活动，不存在上游废物变成下游原料的关系，不应是循环经济。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片面的，理由如下：尽管目前循环经济的发展需要依靠政策来推动，但循环经济与市场经济在根本上具有一致性，市场经济是建立循环经济的基础，因此，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自发进行的产业活动排除在循环经济之外是不合理的。在一定的制度和技术条件下，废物如废钢铁就是资源，二者并没有本质的区别，电-高耗能产业耦合、资源的深加工与垃圾发电-高耗能产业、废物如废钢铁的深加工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不能因为不存在上游废物变成下游原料的关系，就认为不是循环经济。狭义的循环经济更多地关注生态效益，忽视经济效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难以实现的。如电-高耗能产业耦合和资源深加工尽管不存在上游废物变成下游原料的关系，没有形成完整的循环经济链，但只要遵循5R原则，就是循环经济链的一部分，可以通过区域分工，共同建立完整的循环经济链，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广义循环经济学比目前广义循环经济学的内涵更丰富。 广义循环经济学与新循环经济学的区别和联系 新循环经济学的主要创新在于提出新循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经济、科学技术与自然生态三个大系统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增加了再思考与再修复的新理念，把原3R的理念进行了延伸与拓展，强调和谐社会的形成(包括区域协调发展原则和消除贫困原则)、知识经济与循环经济的融合、循环经济方程、新循环经济国民经济统计指标体系是新循环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循环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P 广义循环经济学的主要创新在于强调广义循环经济包括经济、自然环境及社会三个方面的相互作用及相互衔接，涵盖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态环境三个方面，追求三个系统之间达到一种理想的优化组合状态。广义循环经济理论不仅关注工业系统、社会系统内部循环经济体系的建设与发展，更重要的是把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等因素纳入循环经济理论体系，构建完全意义、具有广泛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的循环经济理论体系。并探讨了广义循环经济的生态学基础与模式转换、广义循环经济的经济学基础与经济学范式的转换、广义循环经济的技术支撑体系和社会运行机制与社会治理，推进了循环经济的发展。 从以上分析可知，二者的主要共同点在于强调社会系统、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构成的复杂巨系统是循环经济的研究对象，追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是循环经济的目标，3R原则是循环经济的重要原则，与狭义循环经济相比更强调社会效益以及生态经济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协调发展，是在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学思想指导下对循环经济理论的创新。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研究内容的侧重点不同，对循环经济原则认识的深度不同，对科学技术系统重要性认识的不同。但从学科视角看，二者的研究对象和目标是一致的，本质上是一致的，都属于可持续发展学。 新循环经济学和广义循环经济学是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不能仅以经济效益为目标，也要追求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要研究社会经济系统、科学技术系统、自然生态系统三大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但重点应是其中的子系统即经济系统，否则，新循环经济学和广义循环经济学就等同于循环型可持续发展学，也就是说目前的新循环经济学和广义循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太过宽泛。广义循环经济学和新循环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应是在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学思想指导下，根据5R原则和三循环理论(良性自然循环、良性经济循环和良性社会-经济-自然复合循环)等对传统线形经济学进行改造，以循环型市场经济为基础，并将空间结构作为重要研究内容，是更新和更广义的循环经济学，可称为循环型可持续发展经济学。 循环经济与区域创新 区域创新网络是指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各个行为主体(企业、大学、研究机构、地方政府等组织及其个人)在交互作用与协同创新过程中，彼此建立起各种相对稳定的、能够促进创新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关系总和，结点主要包括企业、大学或研究机构、政府等公共组织机构、中介服务组织以及区域金融机构等。在可持续发展背景下，循环经济必然是区域创新的理论基础之一，区域创新网络将转型为区域循环型创新网络。其中的企业将变成循环型企业，既包括传统企业的循环经济改造，也包括资源再生企业和生态恢复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要研究循环经济技术，并通过教育、培训以及成果转化等方式，有效地促进循环经济知识、信息、技术等的扩散或市场价值的实现。循环经济信息服务中介组织、循环经济社区协调中介组织、双轨制回收中介组织和民间环保社团成为循环型中介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应积极营造区域循环经济发展的创新环境，如建立和完善循环经济制度，促进区域循环型创新网络的形成与发展。区域金融机构要支持区域循环经济的发展。以上各循环型结点之间的物质(含“废物”)联系和循环经济知识、技术、信息、人才等的联系成为区域循环型创新网络中的重要关系链条。由于我国的循环经济制度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目前应充分发挥政府在区域循环型创新网络中的重要作用。区域循环型创新网络的基本特征除包括传统的动态性、系统性、非中心化和本地化外，还应包括遵循5R原则和公平性，以实现可持续的区域创新。 根据循环经济理论，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将是区域循环型创新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如良好的生态环境有利于吸引人才，优质的自然资源有利于循环型产品的生产)，传统的社会政治环境、法律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社会服务环境和基础设施必须根据循环经济理论进行创新，如加强企业之间相互利用“废物”的运输通道和“废物”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制定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和制度，倡导循环经济文化。 根据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以上理论必须在循环经济理论指导下进行创新，才能成为区域循环型创新网络的理论基石。规模循环经济理论要求既考虑经济成本也考虑社会成本和生态成本，既考虑经济效益也考虑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范围循环经济理论要求在由动脉产业和静脉产业构成的循环经济产业内进行专业化分工与合作。循环经济交易成本理论要求传统交易成本“绿色化”，包括“废物”信息成本、绿色市场信息成本、循环经济技术信息成本、谈判成本、监督管理成本等。环形网络创新理论要求由线性创新模式或非线性创新模式转变为由环形创新模式与传统网络创新模式融合创新形成的新模式。区域循环经济竞争优势理论要求重视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要素、绿色市场条件、基于产业生态联系的相关与支撑条件等的作用，既考虑经济优势也考虑生态优势和社会优势。 循环经济与区域规划 新的区域资源观。一方面，在传统的区域资源观中，区域资源包括自然物质资源、知识、信息和制度等无形资源，但在循环经济背景下，许多“废物”成为资源，如垃圾发电。另一方面，传统的认为知识和信息资源等无形要素逐渐取代自然物质资源而成为决定区域发展关键因素的观点的合理性在于强调了知识经济的影响，但忽略了自然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的稀缺性在逐渐加大的事实。 新的区域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已成为指导区域发展的主流发展观，但在传统的线形经济模式下，有很大的局限性，循环经济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效的途径，因此，基于循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观将是指导区域发展的理想发展观。 新的区域市场观。在循环经济背景下，绿色市场将逐渐取代传统市场，同时，由于循环经济制度在我国还没有建立起来，必须加强政府的作用，政府调控与市场导向共同促进区域循环经济发展。 为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将成为区域规划的新理念，区域循环经济理论将成为指导区域规划的新理论，区域规划要遵循5R原则，重视社会公平(如区域协调与区际协调)和生态恢复，以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为目标。 区域循环经济研究方法即物质流分析方法、生态效率方法、情景分析法、循环经济系统论方法、循环经济信息论方法和循环经济控制论方法等将进一步丰富区域规划的研究方法。 在城市地区规划(都市区规划、都市圈规划和城市群规划)中，要根据循环经济原则，统一布局基础设施，加强城市之间、城乡之间、不同圈层之间的循环经济联系包括资金、循环经济技术、循环经济信息、循环经济知识、循环经济人才以及“废物”等的联系。 总之，不能孤立地发展循环经济，要在城市地区甚至更广阔的范围内，合理布局产业，根据集聚循环经济效益原则，发展循环型产业集群；要充分利用农村的生态功能，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考虑到城市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要重视发展高端循环经济，积极发展循环型高新技术产业和循环型第三产业，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级化和生态化。目前，可利用循环经济提供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就业优势，减轻城市贫困，并大力发展城市循环经济文化，促进城市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应用经济学论文:浅谈民族地区高校辅导员双语应用能力的经济学分析 论文关键词 双语　思政教育　民族地区高校　经济学分析 论文摘要 本文在阐释民族地区高校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双语”应用作用与意义的基础上，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利用“双语”开展工作的问题，并就提高民族地区高校辅导员“双语”应用能力，探索性地提出几点策略与建议；以期对工作的科学开展有所启示。 何为“双语”？简单地说，凡是使用两种语言的都可以称为双语；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学校工作中都普遍存在；本文所探讨的“双语”，是指汉语和民族地区少数民族语言两种，可谓“民汉兼通”。使用“双语”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教学和工作早已兴起，现正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新模式。笔者欲结合科研与工作实践就民族地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辅导员“双语”应用能力问题作初步探讨。 1 民族地区高校思政教育工作“双语”应用的作用与意义 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中，“双语”应用已不仅仅是熟练地掌握两种语言，培养“民汉兼通”、全面发展的新型人才，其在促进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高地区人民文化素质、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有重要作用。 第一，“双语”应用是少数民族地区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教育方针，体现民族、语言平等的重要内容。少数民族语言是区别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重要标志之一，积极地使用少数民族语言开展工作是承认民族平等的一种具体表现，也是当前快速提高少数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效果的有力手段。 第二，“双语”应用有利于少数民族文化继承和发展，也有利于汉文化传播，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少数民族教育中应用“双语”教学，是继承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与学习汉文化的客观需要；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科学技术迅猛发展，要让少数民族地区快速接受汉族先进文化，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必须借助地区母语，“双语”应用必不可少。 第三，“双语”应用有利于开发少数民族学生智力，提高民族素质。语言具有工具效能，是学生心智活动的重要工具；“双语”应用者拥有两套交际手段，可以通过灵活应用两种语言来教授不同民族知识，学生掌握“双语”的过程也意味着个体智力的发展、民族素质的提高。 2 利用“双语”开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经济学分析 经济学中有关于消费影响因素的阐述，如：偏好、效用、收人与时间约束、机会成本、替代效应、边际效益以及价格弹性等；语言也是如此，有相关的影响因素，如使用人数、社会开放度、学习难度、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等，随之而体现出来的是成本与收益，如学习、机会与心理成本、经济、心理、代际收益等，这些都可以基于经济学来分析，是本文“双语”经济学分析的前提。山东大学宁继鸣博士着重探讨了语言成本收益的一些重要影响因子及其关系，认为语言成本与收益间有如下基本关系：政策决策与实施成本Cp、语言的学习成本Cs、语言学习的机会成本Co，个体所有语言的收益总和Rb、促进交流与贸易的收益Rt，语言代际收益Rg、语言民族文化收益Rc、语言心理收益Rm、语言政治收益Rp等等；总体研究证明，使用相近或相同的语言交流会拉近彼此的关系，提高工作效果。上述研究为使用“双语”开展少数民族地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在少数民族地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工作效果高度依赖语言交流的顺畅与深入程度，使用地区语言交流能获得更多的感情与信任回报。 以本文中提及的语言成本C与交际收益R进行关系考量不难发现，在时间一定的前提下，二者呈反比关系，即C=T/R。也就是说，在思政教育工作中，当交流时间一定时，语言成本越低，交际收益越高；语言成本越高，交际收益越低。而语言成本的高低又取决于语言应用能力，即语言交流能力越强，语言成本越低，语言沟通不畅则会提升交际成本，影响沟通的效果（收益）。因而从推进民族关系的进一步和谐和融洽发展，以及促进少数民族地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效开展的角度来看，辅导员“双语”应用能力的提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 提高民族高校思政教育工作者“双语”应用能力 3.1 科学开展“民汉兼通”双语教师培训工作 （1）放慢速度，缩小规模，延长时间，调整结合。首先，校本培训不能操之过急，无论是对汉语教师少数民族语言水平的提高，还是少数民族教师汉语水平的提高，速度都很慢，应该选拔有一定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基础的教师优先培训，并缩小规模有针对性地开展培训；其次，延长培训时间，可以将培训计划时间延长至一年或更长时间，避免因时间短流于形式；第三，将双语教师培训与考核评优结合起来，切实提高教师学习“双语”的积极性。 （2）从培训对象选择上下功夫，严把入口关。严格审查制度，首先杜绝汉语水平不达标的教师参加少数民族语言培训；其次，挑选适合从事辅导员工作的年轻教师进行培训，提高双语教师队伍建设速度与质量，避免培训资金浪费；第三，合理分配双语教师培训名额，重点向汉语水平较差的少数民族教师倾斜。 （3）调整培训内容，改进教学方法，确保培训质量。适当增加听说、公文写作等实践课程；多采取听、说方法开展教学培训，避免过多的理论讲授；适当增加培训实习机会，让培训教师深入到少数民族学生群体中开展工作，切实提高培训质量。 （4）加强对双语培训教师的跟踪管理。建立双语教师培训监督与信息反馈机制，对培训完返回工作岗位的双语教师的“双语”使用情况予以跟踪考察，保证受训教师切实发挥“双语”作用，并将其实际工作情况纳入到绩效考核之中，对“双语”应用不力的教师予以通报批评，并安排重新培训学习。 3.2 选派优秀“双语”青年教师充实双语教师队伍 进一步拓宽民族地区高校辅导员的入口渠道，严把质量关的同时，优先录用与聘请具有双语能力的汉族或少数民族优秀青年大学毕业生担任工作继续实施教育对口支援计划，充分调动大中城市毕业生到少数民族聚集区基层支教、锻炼，锻炼其“双语”能力，对实习支教完成、愿意回到学校工作的毕业生优先安排到高校从事辅导员工作。 3.3 设立专项资金，聘用优秀人员，解决双语教师缺乏问题 为解决民族地区高校辅导员缺额问题，保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因教师缺额受到影响，同时考虑到当前少数民族教师汉语基础差、培训无效果，汉语教师少数民族语言能力难以在短时间内提高的实际情况，建议高校管理部门设立专项资金，从兄弟高校或基层中学选聘优秀双语教师，充实高校辅导员队伍，促进工作的开展。 应用经济学论文:药物经济学在中医药评价中尚未得到应用的主要原因 药物经济学是药物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一门边缘学科，在西方发达国家已有近三十年的历史，已逐步被临床服务提供者、卫生决策者、医疗保险管理机构、药品生产企业所接受，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应用。相较之下，我国的药物经济学实际应用还处于初始阶段，尤其是在中医药领域，基本上还是空白。 一、药物经济学在中医药评价中尚未得到应用的主要原因 第一，药物经济学在中国起步较晚，仅有十几年的历史，药物经济学理论方法的引入和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在实际应用上，主要还是在临床合理用药方面的研究报道较多，而且是进入21世纪以后才逐渐增多起来。应用最多的是抗微生物用药研究，其次是用于循环系统、消化系统和抗肿瘤等药物，基本上也是以西药应用为主。 第二，在方法应用上，主要还是以成本－效果分析为主，产出指标是以生化医学和疾病指标为主，极少见到有关生存和生命质量的研究结果。而中医与发源于西方的现代医学理论体系的不同，恰恰造成了其在很多情况下对疾病和治疗疾病疗效的判断不是以生化指标为依据，从而使得药物经济学在中医药评价中应用起来比较困难。西方现代医学是以还原论为基础，以实验加推理为主，它把复杂事物分解为基本组成单元来研究，把人体还原为各个器官，又把器官还原为很多细胞组成的集合，细胞又有细胞壁、细胞质，更进一步，细胞还可以还原成dna的双螺旋结构；对于导致疾病的因素也是无限分化，无论是细菌还是病毒都要找出来消灭它。这就使得许多生化指标都可以比较容易成为现代医药的产出评价指标，也使得最初的药品经济学比较容易在现代医药研究中得到应用。 与现代医学不同，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基础之上的中医，是侧重于把复杂的事物作为整体来研究，是以归纳和实践检验为主。它不仅将人作为一个整体，甚至将人与环境、自然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强调天人合一，强调强身固本。在对待疾病上，中医主张把人的身体机能调整到最佳状态来抵抗外毒侵袭，强调邪不压正，在很多情况下，采用中医药治疗，病人能与病毒或肿瘤共存，但不发作，病人的生命质量不错，存活时间比预期增加，这种情况在中医药治疗艾滋病病人、肿瘤病病人的实践中我们会经常看到。但如果非要使用生化指标来衡量，就很难评价中医的疗效。因此，在效果这个层面上中西医的疗效是无法用同样的标准来评判的。然而，当我们使用成本?效用分析方法时，我们就找到了二者的共同点。因为，以生命质量年作为效用指标是符合中医药的疗效判定思想的。也就是说，当我们站在更高的水平上来看待中西医的产出时，我们就会得到殊途同归的结果。但是，在现阶段广泛地采用质量生命年作为中国药物经济学评价的主指标还存在着技术和方法上的困难，这不仅是对中医药进行药物经济学评价的困难，也是我国药物经济学在更高水平上的应用的困难。 第三，中医药的不可分割性和中医辨证个体化诊疗的难以规范性，也是药物经济学在中药药物评价研究中的难点。 第四，药物经济学研究在获得政府支持、药物申报注册、医疗保险偿付和定价决策上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这是我国药物经济学还没有充分发展的一个政策层面上的原因。医学教育网搜集整理 第五，由于没有强制性要求，绝大多数的中国制药企业特别是中药企业也还没有意识到开展药物经济学与企业利益的相关性，故而其参与药物经济学应用研究的动力不足，未能成为药物经济学发展的重要的参与力量 二、药物经济学在中医药评价中应用前景广阔 对中医药做药物经济学评价应当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但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一，国际经验表明药物经济学评价在原研药、创新药的评价中是最有用的。我国真正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原研药、创新药实际上极少，而建立在中医理论基础上开发的中药才是最有可能获得较多自主知识产权的。因此，尽早在中医药领域内开展药物经济学的评价研究与实践较之晚开展对国家更为有利。 第二，从中医药行业的自身发展来说，开展药物经济学和卫生经济学的评价也十分必要。我国的基本卫生政策是中西医并重，但在实际上，中医药并没有在各级政府及相关管理部门得到与现代医药同样的重视，一些中医政策还没有落到实处。要发展中医药，得到政策的支持，就要说清楚自己的优势到底在哪里，要说清楚为什么支持中医药发展是对国家、对民族有利的事情。这就需要用数据说话，用事实说话，当然也就涉及到了评价问题。无论是中医，还是中药，只有证明了治疗同样的病人，长远看疗效是好的，而且经济上花费也较少，群众是接受和满意的，拿出过硬的数据，才能说服政府及相关管理部门给予政策支持和投入。而只强调中医是国粹需要保护，中医条件差，政府投入少，这样要求支持就显得理由不够充分。我们应该建立起可以在同一平台上进行比较的标准，并且采用公认的可行的方法，这就是药物经济学和卫生经济学的方法。 第三，要让药物经济学得到广泛的应用，首先要让人们认识到药物经济学有用。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相当多的前期研究工作，这是一项需要大量投入的工程，而在没有完成这个工程之前，人们还无法真正认识到药物经济学的作用，这又反过来影响了药物经济学的发展，使之落入一个两难的境地。要完成这个工程需要一大批有远见的学者、政策决策者、企业管理者。而药物经济学的研究与发展，不能只限于学者、院校和科研机构，还应当扩展到企业和决策者的层面。在学科发展和相关研究人才资源尚不完全的情况下，单纯的研究者推动是难以使药物经济学得到快速发展的。在药物经济学的起步阶段，应当有一些大的医药企业，特别是要有中医药企业做出公益性质的支持，并培养出一大批专业人员。只有得到企业的关注和政府的重视与支持，药物经济学才能在中国得到更快的发展。 三、中医药领域开展药物经济学研究的人才问题 对于我国药物经济学的人才培养需要院校做出更多的努力，而对于药物经济学如何在中医药方面应用，也需要中医院校做出积极的开拓。从目前全国中医院校的总体情况来看，基本上还没有独立开设药物经济学课程。但药物经济学常用的基本方法（成本-效果分析、成本-效益分析、成本-效用分析）作为重要的课程内容之一在卫生经济学里占有较大篇幅，主要面对卫生管理专业的学生讲授，该课程通常也有部分中医、中药专业的学生选修。目前，中医药院校还没有充分重视药物经济学教学的原因大致有两个：一是社会需求没有达到一定水平，上至院校的有关管理者，下至普通教师对药物经济学还几乎没有认识，对开设这个课程人们还有疑问，要改变这种状况就需要一个说服与提高认识的过程；二是要开设药物经济学课程就需要有能教授这个学科的教师，当前在国内还很缺乏这方面的师资，系统开展药物经济学研究的机构与研究者更少，而进行中医药药物经济学研究的人员更是几乎没有。因此，加快对熟悉中医药问题的药物经济学人才培养，启动相关研究，是将药物经济学尽快引入中医药领域的先决条件。 房耘耘1982年1月毕业于黑龙江大学数学系数学专业。现为北京中医药大学管理学院院长。 中国卫生经济学会理事、中国卫生经济学会中医分会副秘书长、常务理事； 中国医学健康国际促进会卫生经济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中医药信息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市卫生经济学会专业常务理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行业信息统计及咨询服务工作负责人。 主要研究领域：卫生经济政策与中医、中医资源与中医服务、中医医疗服务成本与成本核算。2000年以来，主持主要研究项目有：国家“十五”攻关课题“农村卫生适宜技术推广模式研究与评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政策研究项目3项；主要参与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非营利性医院财务信息体系的构建与监督评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课题3项。 应用经济学论文:药物经济学在我国药品注册中的应用研究 【关键词】 药物经济学;药品注册;必要性;可行性;建议 【摘要】 本文从优化配置药物资源、提高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发挥政府的引导职能和有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四个方面分析药物经济学在我国药品注册中应用的必要性。从技术基础、机构基础和思想基础三个方面分析药物经济学在我国药品注册中应用的可行性。最后提出建立药物经济学评价专家库、数据库、评价标准和开展教育培训四个方面的应用建议，促进药物经济学在我国药品注册中的合理应用。 【关键词】 药物经济学;药品注册;必要性;可行性;建议 药品是一种用于预防、治疗和诊断人的疾病的一种特殊商品，长期以来，药品的研究开发、生产、供应和使用的监督管理侧重考虑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可控性，却往往忽略对其经济性的分析和评价。由于我国是一个政府主导型社会，药物资源和政府的总体卫生投入均有限，而药品注册是对拟上市销售的药品给予注册审评和审批的过程，也是政府首次对药物资源进行配置的过程。因此如何建立一个安全、有效、质量可控且经济的药品注册审批管理体系是保证药物资源合理配置，保证药品安全、有效、质量可控且经济的为卫生事业服务的关键。 1 药物经济学现状 药物经济学是一门为医药及其相关决策提供经济学参考依据的应用性学科，其常用的分析方法有最小成本分析、成本效益分析、成本效果分析和成本效用分析。它最早出现在美国，用于控制药品费用的过度增长，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进入我国，1995年，我国的一些学者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药物经济学研究，2002年开始相继建立相关的学术平台，如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药物经济学评估中心、北京大学中国药物经济学研究中心等。当前，药物经济学评价方法已日益成熟，我国政府也逐渐认识到其应用的重要性，并已开始在全社会范围内应用实践，如在2009年4月向社会公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1]中明确提出“对新药和专利药品逐步实行定价前药物经济性评价制度”。 2 药物经济学在药品注册中应用的必要性 2.1 药物资源需要优化配置 药物经济学的研究目的是让有限的药物资源实现健康效益的最大改善，提高药物资源的配置和利用效率。药品注册是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根据药品注册申请人的申请，依照法定程序，对拟上市销售的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质量可控性等进行审查，并决定是否同意其申请的审批过程[2]，也是对药物资源首次进行配置的过程。由于我国人口多、药物资源有限，人均药物资源占有量相对较少，而人们对健康的需求却是无限的。因此，在药品注册中增加药物经济学评价，使其类似药物的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可控性评价，作为药品上市的第四个审评标准，将有利于从整体的角度实现药物资源的优化配置，让有限的药物资源实现健康效益的最大改善。 2.2 企业需要提高抗风险能力 新药研发具有高投入、高风险和高产出的特点，一个新药的成功上市要求其具有技术上的先进性、临床上的可行性和市场上的经济性。药物经济学研究在新药研发中的提前介入有助于研发企业科学的评价药物的成本与效益的关系，及早获悉所研究开发的药物的经济性，并努力从技术、市场、政策等方面降低药物的研究和生产成本。同时，还可以借助药物经济学评价结果决定是否进一步追加投入，避免不必要的研发和注册造成的资源浪费，提高企业研发药物的抗风险能力和上市成功率。 2.3 政府需要发挥科学引导职能 近年，在新药研发中应用药物经济学研究的制药公司的比例逐年增加[3]，而在我国仅有少数大型的制药企业在企业内部开展了药物经济学的研究，更多的制药企业尚未给予其足够的重视。由于我国是一个政府主导型社会，因此，在药品注册申请中要求企业提交药物经济学的研究资料，并在注册审评时开展药物经济学评价，能促进药品生产企业在注册申报前开展药物经济学研究，收集药物经济学数据，对药物的研发风险与上市价值进行评估，有效避免重复研发或逆方向研发造成的资源浪费，提高我国的药物研发水平，优化配置药物资源。 2.4 历史遗留问题需要科学有效解决 药品生产企业多、小、散和同品种的药品批准文号过多不易管理的现象是我国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新颁布的《药品技术转让注册管理规定》[4]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品结构的优化，但它尚不能彻底解决药品批准文号过多的问题，且不能在同品种间筛选出质佳效优且价廉的药品。因此，将药物经济学评价引入我国的药品注册，在药品再注册中开展药物经济学评价，通过对已批准上市的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质量可控性和经济性进行评价。在满足社会需求的前提下，设定不同类别药品单位效益所需的参考成本，对不高于该参考成本的药品给予再注册审批，淘汰经济性水平差的品种，促进药物资源有序整合。 3 药物经济学在药品注册中应用的可行性 3.1 技术基础 我国已建立了中国医师协会药物经济学评价中心、复旦大学药物经济学研究与评估中心、药物经济学专业委员会、中国药科大学药物经济学博士点等药物经济学研究组织。同时，药物经济学评价方法正日趋完善，《中国药物经济学指南》的编撰工作正在有序地进行，用于药物经济学评价的临床诊疗数据网络、保险支付数据网络和医药产业与研发生产流通的信息网络等已逐渐投入使用，药物经济学评价系统的研究与开发也日趋明确。同时，《中国执业药师》和《中国药物经济学》等杂志开设了药物经济学专栏，为药物经济学在我国的应用与发展提供了广泛的交流平台。总之，以上诸方面为药物经济学在我国药品注册中的应用提供了技术支持。 3.2 机构基础 我国现行的药品注册以企业申报、两级管理的形式进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主管全国药品注册管理工作，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委托，对药品注册申报资料的完整性、规范性和真实性进行审核。国家药品审评中心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委托对申请注册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可控性进行技术审评，并给出审评意见，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综合技术审评意见作出同意审批与否的决定。由此可见，我国已具备了相对完善药品注册的管理体系，为使药物经济学成为与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可控性同等重要的又一个药品上市评价标准提供了机构基础和运行参考。 3.3 思想基础 经过几年的发展，我国已有部分高等院校开设了药物经济学课程，国内的某些大型的制药公司也设定有专门的药物经济学评价部门。2009年4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向社会正式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发〔2009〕6号)[1]中明确提出对新药和专利药品逐步实行定价前药物经济性评价制度，表明我国政府已给予药物经济学高度的认可。综上所述，药物经济学在我国高等院校、企业和政府决策中的应用为其在我国药品注册中的应用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4 药物经济学在药品注册中的应用建议 4.1 建立药物经济学评价专家库 将国内有较深造诣、熟悉本专业国内外情况，具有一定知名度和权威性的药物经济学专家充实到审评专家人才库中。并在情况允许的条件下对专家库的专家进行细化分类，建立专家细化分类标准，让专业的专家去评审专业的药品，使药品的价值和专家的价值得以更好的体现。在开展药品技术审评中，对被审评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质量可控性和药物经济性做出科学的评价。通过在药品审评中增加药物经济学评价，引导新药、改剂型和仿制药品的研发和生产得以科学合理的安排。 4.2 建立药物经济学评价数据库 建立药物经济学数据库，用计算机软件管理药物的经济学信息。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内组建国家药物经济学评价中心，由国家药物经济学评价中心负责具体工作，对所有上市前进行药物经济学评价的药品及上市后开展药物经济学评价的药品的药物经济学数据录入数据库，并建立该库与药物流行病学数据库等相关数据库之间的关联，为药品研发、药品注册审评、药品定价及国家基本药物筛选等提供数据支持。 4.3 建立药物经济学评价标准 药物经济学评价标准是使药物经济学评价得以规范的基础和前提，因此应及早组织国内外具有知名度和权威性的药物经济学专家，根据最新的药物经济学研究进展和不同类别药物的情况，规范不同类别药物的药物经济学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的选择方法，建立药物经济学评价标准，并出台中药、天然药物、化学药品、生物制品等的药物经济学研究技术指导原则，使药物经济学研究在全国范围内规范有序的进行。 4.4 开展教育培训 药物经济学人员的数量、水平与素质是药物经济学在我国药品注册中的应用得以顺利开展的关键。因此，应制定药物经济学在高等院校和药品企业中的教学和培训计划，提高药品从业人员对药物经济学理论和评价方法的认识，提高人员的药物经济学专业技能水平。并通过教育与培训形成专业的药物经济学技术人员队伍，突破未来药物经济学发展所面临的人力资源的瓶颈障碍，促进药物经济学在我国得到科学合理的应用。 应用经济学论文:论统计学与经济学的管理应用 1.统计学与管理的作用 统计在经济与管理领域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能够反映社会发展的基本状况，通常反映的是国家或地区的资源状况、发展阶段、主要的经济成果等等指标；二是揭示了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性质，通过分配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统计资料来说明；三是反映社会、经济现象的发展规律，比如两个现象间的依存关系、比例关系、结构变化以及因果关系。统计信息的充分利用，不仅能对事物本身进行定量和定性的分析，还可以针对不同事物之间的联系进行比较的分析，无论从纵向还是横向，统计学都有用武之地。 这些企业的营销管理中无处不渗透这统计学的知识。统计学作为收集信息、处理信息的一门科学，恰能在市场营销中的市场策划阶段的各个方面发挥科学决策的关键作用。 在市场营销活动中，要想做到策划准确，必须要广泛的收集信息，科学的处理信息，以便结果准确、决策科学。统计学作为一门收集信息、处理信息的科学，无论是在收集信息阶段的市场调查之调查问卷设计与调查样本的确定，还是在处理信息阶段的数据甄别和数据分析，都可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市场分析实际操作中，主要包括统计整理与统计分析。 2.统计分析 "统计分析"是将统计调查和统计整理的结果通过各种对比，通过动态数列，指数指标分析等方法进行深入的总结，分析。形象的显露事物变化的规律。从质的角度剖析事物数量的变动方向和变动程度。通过分析，与既定的指标指数相对照，从而得出内在联系或结论。以此为依据进行工作调整，达到统计的最终目的。在市场营销之市场策划活动中，要想做到策划准确，必须要广泛的收集信息，科学的处理信息，以便结果准确、决策科学。统计学作为一门收集信息、处理信息的科学，无论是在收集信息阶段的市场调查之调查问卷设计与调查样本的确定，还是在处理信息阶段的数据甄别和数据分析，都可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3.当今的经济管理发展 当代的经济管理中，提倡以人为本的导向使管理方法进一步由定性向定量方向发展，而这一切都离不开统计方法的使用。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调查，我国税制的绿色化程度近年来是后退的，这就需要国家加大对生态经济的投入、对环境的保护也要加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管理是件庞大的事情，国家也不可能把全部的调查报告放在一起查看，那么如何更清晰、直观的表达出很长一段时间内的经济情况，就需要统计学的加入。经济管理不是单一程序，这个过程中需要很多不同的因素来共同完成，统计经济学可以简洁、清楚的表达出经济的现况，统计分析也是统计学在经济中的一个很大作用。然而统计科学就它的实质来说，应该是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并且可以认为是被应用于观察资料上的数学。同一公式可以同样地适用于绝对不同类型的具体对象，这是统计学的一个特征。经济应用统计学研究社会经济现象的数量特征和数量关系，必然要利用数学方法。 在经济管理中，经济现状的分析、随即现象的概率、每个变量 总体的影响等都与数学不可分割。把数学中特有的、严密性的特性结合到统计中，为经济管理提供论证和计量方法。运用好数学知识，在一定条件下，对大量事物的观察数据加以综合汇总、计算各种综合指标，从而较好的反映出现象的规律性，可以把管理工作做的更好。随着经济的发展，统计学将会在经济与管理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国民经济管理，还是企业管理以至于个人的生产、经营和决策，都要依赖于统计分析的应用。经济、管理类在现实中更注重于实际应用能力。在工作中通过列表、图示和加减乘除等初等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可以对数据表达的总体有直观的了解，帮助人们解决问题。根据不同的位置，需要统计的事物也并不相同，所以我们也要灵活的运用统计学。 4.统计学的基本三方面 统计学在管理中面临最多的，基本有三个方面：营销中的统计。管理营销常常要统计一个阶段或一部分单位的销售情况、顾客的满意情况、市场的需求情况等，通过这些统计，分析出各个环节的正常与否，针对问题具体解决。例如通过统计图表，顾客不满意或供过于求时，那么企业收益会减少；人力资源管理中的统计。众所周知，人力资源对经济发展可以起到巨大的作用，企业中对于人力资源的把握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员工对企业的满意程度、对现在工作的意见以及对企业管理者的建议等都是企业统计的一个重点。如何更完善的做好人力资源培养和调度，使企业发展中的消极因素减到最低，也是统计学在管理应用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审计实务中的统计。审计抽样的分层及其样本的确定。在审计抽样中，每一个样本的单位的重要性都是不同的，这就要求在抽样过程中，对于不同重要程度的单位应有不同的抽中概率，利用好数理统计学在审计实务统计中，采用最优分层及最优样本容量分配，可以大幅度的提高估计的精确度。 应用经济学论文:互动式教学模式在“环境经济学”课程中的应用探索 一、引言 “环境经济学”是一门应用性非常强的学科，它是人类在解决实际环境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的一门综合性非常强的新兴边缘学科。它将环境科学和经济学有机的结合起来，并通过经济学的独特视角，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基本研究方法对环境问题进行深层次的解析，进而提出可能的解决方案方案，现在各国都非常重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因此“环境经济学”也成为环境科学与环境工程专业本科生的必修课。通过该课程的学习，旨在使学生了解一切环境问题的本质，环境科学与经济学相互作用的一般规律是怎样的？培养同学如何运用经济学的理论解决和分析实际环境问题的能力，同时使学生理解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协调发展的理念，进而激励和提升同学保护环境和爱护环境的意识。 二、互动式教学模式浅析 传统教学模式大都是老师在讲台上“讲什么”，学生在台下就被动“听什么”。尤其对于一些“枯燥”的经济学基本原理，可能教师费了很大的心血，换来的还是“课堂上的呼呼大睡”。并且很多时候老师较难了解学生是否已经听懂，除了课堂讲述的内容学生还想知道些什么，他们感兴趣的点在哪里，对当前国际、国内存在的一些环境问题他们是不是也想发表一下的自己的观点。因此笔者认为在保证课程教学内容质量的前提下，积极地与学生沟通，在课上和课下与之产生良性的互动就显得尤为重要。即在“环境经济学”的课堂授课中引入“互动式教学模式”。“互动式教学模式”是指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两个过程互相作用的整体性动态过程。具体应该表现为教师的主导施教和学生的主体认识相辅相成的课堂活动过程，即“教”和“学”不但不脱节还要成为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有序发展的整体。同时这种良性的互动过程也可以调节师生关系，使教师不但可以是“良师”，也完全可以成为“益友”，进而形成和谐的师生互动、生生互动，以及学习个体与教学中介的互动，强化人与环境的影响，以产生“教”和“学”共赢的状况，最终达到提高教学效果的一种教学法。在“环境经济学”的互动教学环节下，让学生动起来，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在绪论部分，可以先给同学们讲述一系列环境问题的危害，列举一些国际上曾发生的严重“环境公害”事件，这些国家和地区是通过怎样的途径解决这些严重的环境问题，“经济学”在这其中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一步一步地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2.在具体内容的展开方面，可以举一些具体案例的办法与学生达到互动的目的，例如在讲授“环境影响的费用效应分析”和“环保政策”等章节；可以列出环保部门审批或关停一些污染企业的过程说所采用的费用效益评价的方法，使学生既加深了对概念和理论的理解，又学会了运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思考现实经济问题，提高了学生经济学思维的直觉能力。 3.巧妙布置作业。结合课堂的理论教学部分，在课下可以有针对性地给同学布置一些环境调研的任务，根据任务的要求组织学生以小组形式进行调查、分析，并对观察结果利用所学知识进行分析讨论，做成ppt，课上进行发言交流。例如在讲授“循环经济”的章节，可以组织同学调查周边的小区、学校、家庭等垃圾回收及再利用的情况。 4.高质量的备好每一节课。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教育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教师授课其实是“生产过程”，学生上课则是“消费过程”。为了使生产的知识能够适合和满足学生的需求，即使“互动教学模式”更好地服务于学生，教师的课前准备过程就显得尤为重要。由于“环境经济学”是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国际、国内的环境形式时刻在发生着改变。因此在“备课”的过程中，除书本知识以外，还应该时刻关注媒论文联盟体的最新新闻，及时修改自己的教学内容，以便适应与时俱进的发展要求。课前可以通过网络、杂志等各种传媒手段，搜集最新、最准确的信息，利用多媒体视频课件等手段，把一些课外知识融入到书本内容中，以拓展学生的视野。 三、结语 笔者在大量的教学实践中发现，“环境经济学”的教学既要区别于一般的专业知识教学，又要有区别于实验性很强的专业基础课，因此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引入了“互动教学模式”这种愉快的教学方法。其特点就是充分体现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原则，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理解能力、归纳应用的能力、思维想象的能力以及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提高同学的学生成绩也使教学达到较好的效果。 应用经济学论文:浅析西方经济学多媒体教学应用问题探讨 论文关键词:西方经济学　多媒体教学　传统教学　教学手段 论文摘要:经济学教学方法与手段的应用与创新是西方经济学课程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本文从西方经济学的课程特点出发，从多媒体教学与传统教学相结合的角度提出西方经济学多媒体教学的应用原则与注意问题，以期保证教学质量、提高教学效率。 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在市场经济制度条件下如何配置和利用稀缺的社会资源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需要的科学。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及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西方经济学中对于市场经济运行环境、运行方式、调控手段的理论对我国市场经济的运行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与指导意义而成为我国高等院校财经类各专业的最重要核心专业基础课。由于西方经济学在学术规范上采用数学模型研究经济现象，提出经济理论，是最偏重于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其繁琐的假设条件、抽象的概念与内涵、复杂的数学推导和几何图形、使得老师和学生普遍感到这门课程难教难学，因而在西方经济学课程建设中重要的问题之一是在西方经济学教学内容进行深入梳理保证其基础性与前沿性的基础上，重视对西方经济学教学手段与方式的改革与创新，以实现教学内容与教学手段的完美结合，多媒体技术的应用为我们在这方面提供了效果良好的解决路径。 多媒体技术是利用计算机把文字、数据、图像、声音等多种媒体合成处理并组成一个交互系统的技术。把多媒体技术引人课堂教学之中，使我们得以突破传统教学中“黑板+粉笔”的局限，在增强教学内容的表现力的同时调动学生的多种感觉器官参与教学活动，可以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现已成为高校教师包括经济学教师普遍应用的教学模式之一。要想使多媒体教学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表现优势、取得理想的教学效果，我们需明确一个关系、遵循两个原则，注意一个问题。 一、明确多媒体教学与传统教学方式的关系 多媒体教学凭借广泛的集成性、灵活的控制性和信息的多维化等特色，成为一种现代化的新型教学手段的典型代表，从根本上突破了传统教学的“一支粉笔、一本教案、一张嘴”的模式，有着传统教学无法比拟的效果。然而无论多媒体教学的效果多么优越，也不能取代传统的教学模式。因为多媒体教学不是万能的，其优势在于信息的大容量与影音图像的动态表现力，但也不可避免的具有局限性，其最大的不足是由于使用事先设计好的课件进行教学而产生教学过程机械化、教学内容固定化的弊端，对教师的思维是一很大的束缚而难以发挥教师的主观能动性。因此在运用多媒体教学方法的同时不应忽视传统的教学方式的使用。多媒体教学与传统教学手段之间是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多媒体教学课件仅是辅助性的工具，无论多媒体技术如何先进、功能如何完善，它也只是一种辅助性的教学工具，是对传统教学方式的补充与完善，不可能也不应该取代传统教学，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中尤为如此。西方经济学的课程特点是内容广泛、理论抽象，有大量的数学推理和图形分析，单纯依靠多媒体教学很难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只有两者充分结合、优势互补，方能提高教学质量与教学效率。 二、多媒体教学应用原则 多媒体教学与传统教学作为两种不同的教学方式，两者是春兰秋菊，各有千秋，在应用时不能绝对化，应注意遵循两大原则。 1.内容决定形式原则 多媒体教学只是一种教学辅助手段，是一种形式，而内容决定形式。用不用课件什么时候用课件是由教学内容的需要而定。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根据其内容的不同，大体可以分为四大模块，基本经济理论的文字演示、数学公式的推导、图表变化的演示和教学案例的播放，构成了两大内容体系:一是以文字为主的理论体系(包括案例)，二是以数学公式和几何图形为主的模型体系。内容的差异决定了可供教师选择的教学手段也应有所不同。 (1)理论内容课件具有教学优势 多媒体教学在文字性的教学内容时具有不仅具有信息容量大、节约时间提高教学效率的效果，更能通过文字、影音、图像的有机结合使抽象、枯燥的教学内容变得更为直观、形象、较之传统教学更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有利于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学习积极性。在课件设计上，首先，内容要简明扼要，重点突出，不能把教科书搬到课件上，其次课件层次要清楚，能反映教师的教学思路西方经济学特点之一是内容广泛且前后内容关联性强，因而在课间制作时要充分利用计算机的超链接功能，实现各内容板块的适时转换，实现逻辑结构的清晰。再次，课件设计应追求简洁明快，色彩要搭配合理，既增强视觉刺激，要避免课件太花太过凌乱分散学生的注意力而影响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与把握。 (2)模型部分板书具有教学优势 数学模型的推导与几何图形模型的演示方面板书具有相对优势，如果教师的板书功力较高的话，可以通过一遍讲解一边书写、画图的形式带动学生跟着老师的思路走，最大限度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如用多媒体，教师一定要在课件设计上下功夫，使其服从于教学需要。例如在利用图形讲解某一内容时，最好是对图形进行几何分解，讲一条曲线，就现“画”一条曲线，一边“画”，一边讲，这样将一幅图分解完成，同时也将分析问题的思路展示给学生，效果会比较好。 2.以人为本原则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是主导、学生是主体，因而在教学中要注意贯彻以人为本为本的原则。 (1)注意节奏，忌放电影模式，跟着课件走 新教师在应用多媒体教学中最容易犯的错误之一是完全借助多媒体课件进行教学，在教学过程中机械地点击鼠标完成所有工作，教师的思维限制于课件中。教学过程是老师与学生的双向沟通、互动过程，如果在教学过程中学生面部表情呆板茫然、说明学生没有理解领会该部分内容，教师就应该调整教学节奏、必要时重复梳理教学内容，不注意这一点，即使课件做得很新颖，效果亦未见得好。 (2)充分发挥教师得主观能动性 如果说备课、制作课件是一次创作过程，那么讲课就是教师的二次创作过程。在教学过程中通过教师与学生的沟通、交流会有即兴激发的灵感与火花进发出来，这是传统教学过程优于多媒体教学的最大优势。因此运用多媒体课件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既要重视课前备课的作用，更应充分发挥教师在课堂上的能动性与创造性，注意与学生的互动交流让整个教学过程形成一个思路连续清晰、课堂气氛活跃的有机整体，如此方能实现多媒体教学与传统教学的完美结合。。课堂教学即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其科学性体现在教学过程本身尤其内在的规律性，教师必须遵循教学规律的前提下发挥其主管能动性;艺术性表现在每一堂课都是教师知识积淀的展现与个性的张扬，正如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么正如一千个人教师就有一千种西方经济学。 三、注意多媒体教学手段与其它教学方法的匹配问题 多媒体教学方法作为一种教学手段，还有其他许多教学方法，如案例法、讨论法、实验法、双语教学法的匹配问题。西方经济学课程与其它课程一样，力求将探究式、讨论式、案例教学、经济学实验等各种先进教学方法与多媒体教学手段融为一体，用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将教学内容贯穿在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提高之中。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使它们在教学中产生1+1 2的效果，也是我们今后应着力研究解决的问题。 应用经济学论文:无关关系 及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 摘要：一种新的价值论学说，认为市场经济存在一种内在的无关关系，这种无关关系导致均富机制的发生，其中行业与行业之间的关系和工资与利润之间的关系是无关关系，前者引导价格体系及其变动，后者同步利润和工资。 关键词：“无关关系”；效用开关说；均富价格 一、“无关关系”对“世界是普遍联系的”观点的修正 有史以来，世界普遍联系的观点深入人心，自然科学可以看成揭示事物之间联系的学问，辩证法提出了世界是普遍联系的观点，混沌论更是把事物之间的联系推向极致，一枚铁钉毁掉一个国家，一只蝴蝶引起一场龙卷风，这些都是对联系着事物的正确认识。 但是虽然事物之间总能找到联系的影子，比如物质都是由原子组成的，在成分相同方面存在着客观的联系，但是如果我们把联系定义为函数关系，即一个事物的变化引起另一事物的变化这个层次，那么除了联系这种关系外，还存在诸多的“无联系”，即事物之间还存在互不影响对方的发生发展和消失的两件事物的关系，我们可以把这种关系称为无关关系。比如，一种新的钢铁冶炼技术的发明，不能对水泥生产产生影响，那么钢铁生产技术和水泥生产技术之间的关系是无关关系；比如服装生产价值链中，汽运提高到空运带来的货运速度的提高，影响不到缝纫机的转速，那么货运技术和缝制技术之间是无关关系。无关关系既然是事物无关，似乎没有应用价值，实则不然，正是无关关系的忽视使经济学从它开始那一天就迷失了方向。 经济学的研究所以要强调事物之间的无关关系，是因为虽然经济因素之间的联系是许多经济现象的本质，但是与自然科学不同的是，无关关系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许多经济学现象不能很好地利用目前的经济学概念予以解释，很大的原因是忽略了无关关系的作用。虽然各行各业充满联系，比如几乎所有行业都用电，所有行业都用土地，所有行业都有人在劳动，所有行业都需要货币，所有行业都用数学，但是恰恰是他们之间那些具有无关关系的因素界定了不同行业或者价值链不同环节间的不同。这些因素包括不同的天然资源，不同的设备，不同的专业人员，它们互不影响彼此的发生发展。 经济学关系的价格分析几乎可以看成存在无关关系因素的两个系统的关系，那些能够通过量纲计算联系上的有关关系只是经济学的一个方面。市场经济的客体之间的无关关系使市场经济的主体之间具有了称之为“所有权平等”的机制，进一步的推论是行业间和劳资间的利益攀比成为交换比例和工资劳动比例形成之动力。 二、交换双方交易后生活水平趋同决定交换比例 生活水平趋同的交换机制是市场经济的规律，推理如下：互不影响对方的发生发展和消失的两件事物的关系，我们可以称为无关关系；两种不同商品的生产必然存在无关关系因素；所有者不能通过改变己方具有无关关系性质的生产因素的质和量控制对方生产因素的质和量，从而影响对方的交换行为；“互相不能控制”使得所有者有了随意定价的权利，消耗或者贡献不能转化为交换的权力，这使得交换意志有了发挥的机会；交换意志是用尽可能少的己方商品交换尽可能多的对方商品，而交换后的利益是可以比较的，并成为价格唯一动因，我们可以称之为交换后利益驱动的唯物论；如果交换是意志平等的，试错的结果是交换后双方生活水平相同；所以交换双方交易后生活水平趋同决定交换比例既价格。 关于生活水平和效用的关系：人人对某种商品都有必要需求量（自然单位或功能单位），效用相等实际上是必要需求量都满足时的状态，本文基于“交换趋同于效用相等”的理论实际上是说交换后都满足交换意志的意思，这里有个两个人有不同的必要需求情况下的交换公式：交换比例取决于对对方商品的必要需求量和己方的商品所有权人数之乘积。实际上商品社会中的家庭交换边界导致的家庭人和生产者需求差异化减弱等原因使得上述需求的差异变得不重要，重要的是下面的思想，对交换起作用的不是需求的不同既效用的比较，而是人类需求的相同既效用的相同才是价格的引导力量。 往往有错误的认识，交换的是不同的商品，所以在不同的商品身上找等价物。虽然交换的是不同的商品，然而这些商品起到的作用是弥补交易双方的不足，弥补过后双方消费品的不同变成了相同，劳动价值论和效用论的不科学之处即在于试图使不同通分，而实际上商品交换过程存在“相同”，那就是人类的几乎相同的生活内容。商品化社会的实际情况相当于大家分别生产不同的商品，堆放在一起，然后平分为相同内容的很多份，然后按照赖此行业而生活的人数领走自己的份额，这是行业和行业间的分配规律，也就是价格的实质。 三、从众需求的概念 无关关系使得持有不同所有权的人不能以持有的商品数量和商品效用作为交换的砝码，这种物之间的“无力干涉”使得“人”成了价值唯一，也就是说使得所有者具有了随心所欲定价的可能性，但是接下来的约束条件使得这种可能性不能实现，它使随心所欲的定价权收敛于下面将要论述的一种利益均衡，即交易双方生活水平趋同是交易发展的趋势。生活水平利用“从众需求”来表达，从众需求是指人们的当下生活水平。人对商品的欲望是历史性的，人的生活都被时代所左右，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生活水平和内容，在时序上虽然存在需求的差异，但是在截面上需求的差异是微弱的，也就是说这里提出了“时代人”的假设，人不能脱离时代而生存。 以往的经济学强调人和人之间需求的不同，但是本文认为人们需求的相同才是价格形成的力量。虽然不同行业和价值链环节对商品具有不同的所有权，具体分工带来了身份的不同，但是他们的从众需求是一样的，需求相同导致价格产生，“交换后”决定“交换前”，无关关系使得不论持有的商品如何先进或者落后，如何在数量上存在差异，交换中的人都具有了相同的权利即人人有意志满足自己的从众需求，价格的本质是“等生活水平”交换，如此而已。所谓等价交换即等生活水平交换或者均富交换，也就是说凝结在商品中的交换权力是“时代生活水平”，这里的思想不再是经典经济学的要素决定论，而是交换后利益决定论，否定了以贡献论价值的经典经济学逻辑，建立了价格是大同之力量的市场经济认识论。 四、效用的开关学说 效用的作用一直让人们迷惑不解，有的学说对效用置之不理，有的学说把效用的力量推向了极致，实际上效用在经济生活中只不过起到了价格的开关作用。 商品的用处有大小，有缓急，效用只能决定买或者不买以及买多少，也就是说效用决定购买的数量，从而决定引导供给量。至于以什么价格买，不以消费者的意志或者说消费者对商品的用处大小的评价为转移，实际上价格受制于以上介绍的所谓卖着均衡。 效用因人而异，“交换后交易双方效用趋同”是最终规律，是对效用最大化思想的否定，本文不强调最终规律，而是强调“交换后交易双方趋同于从众需求”，是因为个体需求差异综合到行业后实在微乎其微，因而效用趋同可视为趋同于从众需求，因而效用完全可以在价值论的学术层次上忽略不计，而只视为购买数量的开关。如果论述效用或者供需矛盾之于价格作用的话，这种作用形成可以称之为“小数点后的价格”的供需价格或者波动价格。价格由两部分组成：基础价格和波动价格，基础价格是价值论的主体，供需形成的价格是次要的。 “家庭人”的概念：经济学的基本消费单元是家庭，交换的界限以家庭和社会而划分，也就是说“不通过交换的财富流动”只发生在家庭层次，或者说市场经济的商品交换只发生在“生人”之间，这里的原因在于效用判断或者消费后的效果之差异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性别对商品的偏好，二是年龄段对商品的偏好。因为家庭成员的不交换事实，“个性需求”和商品产地和品质一样不再有价值论上的意义，人站在家庭的中心和社会发生联系，个性需求服从于家庭需要。“家庭人”和“时代人”两个概念使我们有理由忽略效用或者使用后果的差异而倾向于采用从众需求，进而认识到效用开关学说在方便认识市场经济方面的价值，当然严格的经济学，有可能在某些领域，把“交换后交易双方效用趋同”作为规律也有其必要性。 五、边际替代不科学的理由 人类交换特性是由使用工具的特性决定的，其一，工具种类越来越多复杂程度越来越高，生命的有限性使得个人掌握一切工具的使用方法是不可能的，其二，一种工具的商品产量越来越大，工具存在最小规模性质，也就是所有的工厂都没有缩小到家庭使用的规模的可能性；其三，生产线不能随心所欲的改变，不能随意被改造成需要的机器从而生产需要的产品，橡皮泥的童话同样和微小工厂一样因为技术的原因不能实现。 以上三个方面说明了人类社会的交换行为必然发生，用一句话解释的话那就是“工具使用的分工、协作、具体三个要求”决定了人类社会是交换社会，而且随着生产率的提高，商品的交换会越来越专业。以上事实也使得自产和交换的边际替代价格论失于客观，是在方法论方面走入了歧途，不能发生的事情不能假定发生并作为论据。 六、均富价格公式 上面我们说了，“交换后的交易双方效用或者效果趋同”或者“交换后交易双方趋同于相同的生活水平”是价格的本质。这个结论的逻辑思路来自于下面的推理：交易双方生产中如果存在无关关系的因素，则不能使交易的一方通过生产因素的调整影响到对方的价格，从而使交易双方的意志成为掌控价格的唯一因素。 无关关系发生在不同的行业和不同的价值链环节之间（同类商品不存在无关因素，物的因素可以互相牵制价格），这个事实使得交易双方都有了定价的自由权，而交易是利己行为，所以交易双方都有定价自己的商品为无穷大的趋势，假如两个生人交换商品，交换的自由性，双方都努力使交换后使自己的生活水平比对方更好，继续推论下去价格的奥秘就会豁然洞开，怎样的交换才能使双方满意？对一方而言，是用尽可能少自己的商品换回更多别人的商品。双方都这么想，也这么做，最后一定是交换后双方的品种和数量一样多，这是问题的唯一解。 如果是理想的二人交易行为，无论交换前双方私有的商品有多少，效用大小如何，交换都会以每种商品“对半分”的分配方式完成交易，在这里价格起到均富的作用。所谓价格的均富作用是交换后不产生贫富差距的交换意志决定交换价格，而这种意志由于无关关系的存在成为可能，价格的均富作用是价格随供求变动的主要原因。 本文的格言：交换后的平等决定怎样交换，这既是价格的“均富机制”，价格是贫富均等的力量，而非拉大贫富差距的市场信号，下面从数学方面描述价格均富机制。 实际的交换总是“不对等所有者人数”，交换比例被交换后“不同行业从业人员的平均生活水平趋于相同”的机制引导，这是均富机制的标准定义，由此推论出交换关系： pi/pj=（ni/qi）/ （nj/qj），其中，p是价格，q是产量，n是从业人员，i和j是行业区分符。 上面的公式称为价格形成公式，商品的价格与产量成反比，与从业人数成正比。其中的p=n/q 称为价格因子，两种商品的比价等于其价格因子相除。因为效用起着开关作用，公式中省略了效用对价格的影响（效用的开关作用可以表示为0和1）。 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价格因子其实是生产率的倒数，所以均富价格论的另一种说法是：“价格等于生产率的倒数”，这里的生产率定义为“相对从业人数”的生产率，相对从业人数这个概念，等到分析“资本利润和劳动工资的关系”时才能理解。价格被依赖此商品而生存的人数和当下生产技术水平所决定，依赖此商品而生活的人数越多，价格越高，生产技术水平越高，价格越低。 价格讲的是行业和行业之间的关系，价值链上各环节之间的关系也遵循“从业人员均富”的价格机制，每个环节的增值公式与行业价格公式相同： pi/pj=（ni/qi）/ （nj/qj），p是增值的意思，i和j是价值链的环节区分符。 以上是本文的价格公式，反映了均富交换的思想。 此公式说明不同商品的效用决定商品以“自然单位”为单位的供给数量，在商品饱和的情况下，不同商品的供给数量之比值是固定的，所以说效用决定商品生产规模。动态分析是消费者利用价格的波动手段引导生产规模，也就是说p=n/q种的q是由消费者引导的，所以市场经济具有引导供应量的内因，这个内因使得劳动和资本在不同商品生产中有效地得以配置，达到供需平衡，而技术引导从业人数，也就是价格公式中的分子。需求量和生产此商品的从业人数具有从动关系，价格则是这种从动关系的体现（生产率的倒数），因此交换前双方私有商品数量的不平衡只能导致规模和劳资分布的同步变化，此论断的重要性在于很好的沟通了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联系，它们对经济参数分别有各自的作用，前者决定行业产量，后者决定相对从业人数，两者综合决定价格。 七、均富机制引导利润和工资同步变化 通过对市场经济的观察我们可以发现，财富从生产到消费的流动包含三种方式：（1）不同行业之间商品的交换，通过交换财富分流到个人；（2）行业内劳资对行业产出的分割，通过工资和利润分流到个人；（3）通过行业内企业规模的差异和劳动技能的高低，也就是通过具有“有关关系”要素的比较分流到个人。前面我们大篇幅的谈了交换，下面论述分配的第二种方式，即劳资利益分割的规律。 “利润和工资”的关系和前面讨论的行业关系一样是“无关关系”，与行业关系不同的是，“利润和工资”的关系的无关性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他们分别属于两个独立的市场，利润来自资本市场，工资来自劳动力市场，而这两个市场没有互相制约的机制，即在分配之前是无关关系；二是它们通过生产发生联系，但是系统元件的贡献具有不可比性，也就是说资本和劳动作为企业的两个系统组件，他们的作用是没有重要性之分的，即重要性无关，企业的运作不能让利润和工资发生联系。以上两个原因决定了利润和工资的关系是“无关关系”，这种无关关系的分析只能用事后利益，也就是分配后的利益的比较才能进行，因此对一个社会来说有了以下公式： m/nc=w/nl（或者：m/ w = nc /nl ），其中， m利润，w工资，nc投资者人数，nl劳动者人数。在这里利润工资比也称为资本折算系数。 含义：依赖投资生活的人和依赖劳动生活的人，他们生活水平趋于相同的市场机制引导利润和工资的关系，均富机制引导利润和工资同步盛衰。 从这个公式可以理解第一节提到的“相对从业人数（n）”的含义。 n=nc +nl，也就是劳动者人数和投资者人数之和。 本质上资本是使用工具之人类特性赋予人的可以与主体分离的劳动能力，使不劳而获成为可能，因此赋予资本以价值是对人类使用工具的肯定，利润导向是肯定人类使用工具的特质的表现，是顺应进化的要求。 从劳资同步的原理可以看到一般利润和工资的存在，一般利润等于纯粹依赖资本而生活的人所需要的“时代生活水平”，工资水平也是同样的道理，等于纯粹依赖劳动而生活的人们所需要的“时代生活水平”，工资和利润是随动关系。经典经济学常建议降低利率挽救萧条，其实零利率放贷只能造成工厂“投了拆拆了投”的虚假繁荣，同时抑制工资的上升，无论是投资者还是劳动者都得不到生活水平的实质性提高，所以劳资均富机制告诉我们，贫困还是富裕取决于实质性的劳动以及资本积累。 资本和劳动的重要性虽然是相同的，但是生产进化的方向告诉我们，人类追求的是资本取利而非劳动取利，美好的一天是劳动淡出生产舞台，比如8小时工作制进化为4小时工作制，大量采用资本的劳动，谋得大量的消费品。资本的壮大也就是充分发挥利用工具的人类特性，这就需要资本作为价值进行方向引导。 但是资本的积累就目前的信贷制度和财产继承制度而言是“非机会平等”的，也就是说存在着改革的必要性，私有制在资本获得途径和管理方面有诸多理论和实践上的误区，需要深入认识和制度创新，关于解决这个问题的设计之一是所谓的公民天然产权法和货币发行公民账户法，这些对市场经济历史成果的反思采用“特区试验法”经济学试验也是必要的，“特区试验法”是社会取代斗争哲学的进步。 如果我们把公平定义为“谁创造谁收获”的话，那么“无关关系”带来的均富机制，即价格对公平的作用是逆动作用，那么均富机制是对公平的否定，它唯“大同”是瞻，不问贡献。一个企业的生产率提高，其“创造”的价值并不能完全私有，因价格的传导作用会被全社会共享；一个企业的生产率下降，其不幸会因价格的传导作用会被社会共同分担。因此市场经济内在的拉平生活水平的机制告诉我们一个真理，这个世界并不完全按照“付出多回报多”的公平原则运行，从积极的意义上说市场经济有着固有的机制让一切个人的贡献造福于全体。 八、价格跟随曲线 在技术和资源等不变的情况下，商品之间的比价是稳定的，只有在某商品生产率发生了变动的情况下，商品的比价才发生变动。关于价格水平问题提出个新概念：“价格跟随”，意思是一商品的价格变化必然带来其他所有商品价格的变化，以维持比价的不变。维持比价不变的动力出自交易后的生活水平趋同，但是商品和货币的问题会导致某一行业的商品的价格变动，起因也许是偶然的一次成交价提高或政策性的价格调整或时尚需求的拉动，但是无论是什么原因导致某种商品的价格变动，其他商品的价格迟早都会跟上，直到比价恢复到原来的水平。这里存在一个价格跟随曲线的问题，一种商品的价格提升，其他商品的价格跟随会是瞬时的吗？没有实证的猜测是，其他商品的价格跟随有个跟随曲线，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商品的价格跟随曲线由三段组成：“迟钝期的水平段”，“起飞期的斜线段”，“比价恢复期的水平段”。起飞段的斜率是跟价敏感性，倒数是跟价黏性，其斜率对经济周期和波动烈度的分析应该是个重要参数，比如需求的淡旺季的跟价黏度不同，竞争激烈程度与跟价黏性成正比，零黏性商品增长率为零，跟价黏性大的商品往往意味着起飞段的开始，但是跟价黏性带来的行业贫富差距是有限的。 九、“有关关系”拉大贫富差距 上面论述了具有“无关关系”特征的行业间关系和劳资关系，其中的交换比例和劳资分配被均富机制引导，是社会财富平均化的两种力量；下面是加大贫富差距的两种力量，行业内竞争和劳动力竞争，他们均具有“有关关系”的特征。“有关关系”使得人的意志不起作用，从而形成“分配不由人”的分配规律，企业规模差异和劳动技能高低通过“有关关系”要素的比较产生贫富差距。 “有关关系”表现为生产同一种产品的企业间彼此被“同质”的资本技术劳动以及价格联系着，要素可以量化比较，从而可以左右双方的利益关系进而导致利润的差异和工资的差异，“贡献见差异”也就是常说的竞争机制，需要提醒的有如下三点：（1）收入不都是完全用来消费的，作为人类的一员有投资的义务，因为收入的一部分转化为资本是人的第一特性的表现，资本获利是分内的义务，为了人类的进步，资本积累的意识不能削弱只能加强。（2）自然资本做到“生而有份”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包括土地矿藏以及前人的有形遗产，达到使公民出生即得到基本的资本武装，零起步的人生经济法会逐渐被淘汰。（3）用十字架比喻的话，横轴的左右代表着行业均富和劳资均富机制，纵轴的上下代表劳动竞争和资本竞争，福利是十字的中心圆，中心圆的扩张意味着福利的加强，完全的球形是一种不劳而获的未来。（4）在维护人类整体利益方面，存在个人“不作为”甚至损害集体利益的问题，因此资本或者劳动差异性的获利行为有其副作用，因此经济法规的指导思想是消除竞争的负作用。 十、结论 本文阐述一个观点，市场经济自身的运行并不完全按照贡献论分配，市场经济本身存在着固有的均富机制，这个机制引导价格体系的变动方向，使得行业间或者价值链环节间的人均收入趋于相同，同时使工资和利润同步变化，这其中的动力是无关关系带给交换和劳资分配的交换意志和对利益的同步诉求，其中的效用起到交易开关的作用。如果承认“无关关系”的存在，那么人们对经济社会的认识无疑将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对经济发展和公平进步的制度设计也会出现许多令人鼓舞的新途径。 应用经济学论文:应用型人才经济学教学要用经济理论解释现实生活 引言 经济学是经济管理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学生学习的好坏不仅会影响到后续课程的学习，对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也会有着直接影响。由于经济管理类专业大多是以招收文科考生为主，数学基础比较差，对经济学有些难以理解。有时候，尽管老师在讲台上讲得天花乱坠，学生听起来却觉得干巴巴的、索然无味，像是过眼烟云，很难有好的教学效果。作为科任老师，我们可以改变自己的教学方法，用经济理论解释现实生活，用现实生活说明经济理论。现结合我自己多年来教学的经验，谈谈我对应用型人才经济学教学的一些看法。 1 善于挖掘日常生活中的事例作为教学案例 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资源的配置与利用的科学，而生活中处处都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选择，这就涉及到经济学。生活中处处都有经济学，从起床到睡觉，从穿衣到吃饭，从睡眠到读书、游戏、身体的锻炼以及购物、聊天、休息，从生活起居到谈情说爱，都存在着资源配置与利用，存在着经济学问题。经济学的问题比比皆是、俯首可拾，比方说，我们通常会遇到这种情况：一个人在外面走路，会感到孤单，甚至有时候会有一种不安全的感觉，于是，见了陌生人他也可能会跟对方主动打招呼聊天、一起走一段路。经济理论很容易就可以解释这些事情，因为跟他人聊天可以增加自己的效用，两个人走路跟一个人走路相比，两个人走路可以打发寂寞时光、可以增加安全感，从而增加他们的效用，这也是一个帕累托改进。用这些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情，来谈经济学，学生容易接受，也容易引发学生的兴趣。带着兴趣与没有兴趣来学习同一门课程，其效果将是天渊之别。 2 善于用经济学知识解释日常生活中的现象 生活中虽然处处都有经济学，但要利用经济理论解释它们却需要我们经常去思考。例如，关于物质与爱情之间的关系问题，一般人认为，物质是基础，但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之后，物质和爱情何者更加重要，他们的关系如何，这可以用经济理论来分析。 我们可以用u表示效用，m表示物质，l表示爱情，a、b、α、β、γ为不为零的常数，它们的关系式可以表示为：u=amα+bmβlγ。这个式子就较好的描述了一般人的物质与爱情的关系的观点。当m=0时，不管l是否为零，u都等于0，说明物质是基础，没有物质基础爱情也不能当饭吃。β、γ的大小代表物质与爱情孰轻孰重，当β γ时，更加看重物质；当β γ时，说明他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之后，更加注重爱情。物质与爱情到底各占多大比重的问题，是一个效用最大化问题。 只要我们用心的去思考，就可以发现日常生活中存在太多的现象可以用经济理论来解释。甚至我们所说的一些在理的话，都包含了经济学原理。例如，在电视连续剧《乔省长和他的女儿们》的大结局中乔省长有一句台词：“如果一个人有了害人之心就不可救药了。”用经济理论如何解释这句话呢？经济学有一个经济人假设，人总是在谋求自己的利益，有害人之心的人总是把别人情况变好当作是件使自己效用减少的事情，为了增加自己的效用水平，在自己情况不能变好的情况下，他只能通过损害别人利益来提高自己的效用水平。 3 善于用经济学知识解释社会现象 经济理论不仅应该解释日常生活中的现象，而且要解释社会现象。几乎所有的社会现象都可以用经济理论来解释。最常见的社会现象如失业、通货膨胀、经济增长、房产问题、三农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经济危机、欧洲债券危机等等，这些典型的经济现象无一不是经济问题，都可以用经济理论来分析。有些社会现象，看起来不是经济问题，但也可以用经济理论来解释，如很多人在感叹物质文明取得长足进展的同时，惊呼道德沦丧问题。著名的经济学家加利·s·贝克尔（gary s·becker）就因把经济分析方法推广到人口增长、家庭、教育、犯罪和处罚、歧视等社会问题研究领域，在1992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同样地，经济理论还可以解释我国的文凭热、证件热、国考热、宰客门，甚至可以解释考生的作弊现象；也可以解释日本因地震而造成核泄露后中国出现的“抢盐风波”，甚至可以解释为什么我国反腐倡廉将是一件长期而艰巨的工作。有人对城乡居民的幸福因子做过调查，结果显示：生活条件差得多与收入低得多的农村居民比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更高。这种结果让常人难以理解，但在经济学里面，解释这种现象却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正如常人所说的“幸福不是你拥有的多，而是你计较得少”。 4 善于用经济学理论解决生活中存在的问题 经济理论不仅可以解释日常生活中的现象和社会现象，而且，还可以用于指导解决生活中存在的问题。经济理论不仅来源于实际，而且自产生之日起，就是用来指导并解决“经济”问题的。因此，经济理论也可以用于解决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比方说，有的同学不能正确处理好恋爱与读书、打工与读书、游戏与读书、锻炼与读书等关系问题。有的同学甚至产生厌学情绪，这部分人来到学校忘记了读书就是自己的天职。对他们可以用机会成本理论、消费理论来教育他们好好读书，让他们算一算自己来到学校读书的机会成本，不要以高昂的代价借入明天的钱用于今天的消费。 大学生中还存在着另一类极端的观点：有一部分同学认为，只要读书读好了，其它方面都可以不必考虑。这部分人是学习至上主义者，他们可以忘我的读书，而不顾自己的身体承受能力。还有一种人，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即使是损害他人利益，甚至伤天害理也在所不惜。这种情况可以用产出函数来说明。我们知道有个这样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alαkβ。y表示产出；a表示技术，在这里可以具体化为所学的知识或者本事。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a与普通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稍有不同，a的符号可正可负，当它是用来造福人类的时候，a 0；当它是用来破坏他人幸福、损害他人利益的时候，a 0；l表示劳动；k表示资本；指数α、β为常数。这个式子说明，如果不好好锻炼身体，身体搞垮了，使得l=0，产出y也将等于0；如果思想道德品质败坏，尽做一些损害他人利益的事情，他的产出将是负数，也就是危害社会的“产出”。因此，我们不仅要学习好，而且要锻炼好身体，尤其是要保证思想道德品质不要出现问题。 5 善于应用经济理论正确引导学生为人处世 经济理论不仅可以解释日常现象和社会现象，而且还可以引导学生为好人、处好事。前面的产出函数就是一个引导学生做人的非常好的例子。其实，经济理论中有很多知识可以与为人处世联系在一起。比如生产与消费的外部性问题教导学生不要做那些对社会、对他人有不利影响的事情，要多做一些好事情，至少不要做对他人造成不好的影响的事情。如某人生日party，寝室几个人一起在寝室里唱歌跳舞猜拳饮酒，彻夜狂欢、好不快乐。可是，他们的行为却具有很强的外部性，他们影响了别人正常的生活与休息。为了减少甚至消除他们的行为的外部性，他的生日party可以不要开得太晚，以免影响他人的正常休息，或者找一个不会影响他人的地方做他的生日party，如在酒店或娱乐场所。另外，可以用博弈论中囚徒困境的知识来分析为什么要构建和谐社会、为什么要与人为善、为什么要懂得尊老爱幼尊师重教、为什么要懂得感恩等等。福利经济学的社会效用函数知识告诉我们，公交车上把座位让给老弱病残孕的乘客可以增进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洛伦兹曲线与基尼系数的知识告诉我们应该关心弱势群体，以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理论从经济学的另一个角度告诉我们，社会经济平等也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 6 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也涉及到经济学 知识是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要提高学生素质，就要让学生掌握更多的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知识。学生综合素质提高的问题也可以归结为一个经济学问题，可以看作是固定成本下的产出最大化问题，但这个问题与普通的投入产出问题有所区别。首先，人的综合素质是有很多方面决定的，我们不妨把每一个方面也称为一种素质；其次，每一种素质的培养又需要一定量各种“要素”的投入，同时，在培养这种素质的同时，其它素质也会发生变化。如果用z表示综合素质，yi表示n个素质中的第i方面的素质，xj表示m个要素投入中的第j种要素的投入，假设第j种要素的价格为pj，总成本c为常数，用f和g表示某种函数关系。我们同样可以将它们的关系用函数表示： z=f（y1，y2，y3，…，yn）=g（x1，x2，x3，…，xm） x1p1+x2p2+x3p3+…+xmpm=c （1）式有两个方程，后面的等号表示m种要素的投入，有n个方面素质的产出，这是一个投入产出方程；前面的等号表示人的综合素质是由y1、y2、y3……yn几个方面的素质决定的，z为综合素质，可以看作是由于获得y1、y2、y3……yn所得的好处或者效用，因此，前面的等号可以看成是效用函数。（2）式为约束函数，表示资源的有限性。因此，如何使得学生综合素质最大化，就可以归结为有限资源如何配置的问题，这就是典型的经济学问题。 7 经济理论来源于生活，也可以且应该回归于生活 有的人认为，经济学中有很多知识点很难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可以用来举例说明的例子。经济学从她产生开始就没有离开过现实生活，她来源于现实生活，并随着现实生活的变化而完善。因此，她也可以而且应该回归于现实生活，用于指导我们的实践。只要我们好好的想一想，经济学中的任何一个知识点，在现实生活中都会有例子可以说明它。 总之，生活中处处都有经济学。在经济学教学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用经济学的知识来解释现实生活，而且要用经济理论引导学生正确处理好生活中的各种关系，努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为社会输送社会需要的合格人才。 应用经济学论文:生态经济学理论在环境恢复与重建中的应用 生态学是由德国生物学家赫克尔于1861年首次提出,并于1886年创立了生态学这个学科。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包括植物生态学、动物生态学、微生物生态学、进化生态学、地理生态学、生理生态学、应用生态学。生态学不仅是生物资源开发利用的基础学科之一,而且与农、林、牧、副、渔、医都有密切关系的应用基础学科之一。从研究的对象来看,生态经济学是生态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 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规律及其应用科学的总称。包括理论经济学、技术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经济数量分析和计量方法、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生态经济学是从生态学系统来看待社会经济问题,研究生态变化的经济因素。包括部门生态经济学、理论生态经济学、专业生态经济学、地域生态经济学。是研究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复合系统—生态经济系统的矛盾运动发展规律及其应用的经济学分支。 生态学与经济学两个名词同源于希腊字母(oikos)。分别是指有关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问题与管理。生态经济学是一门跨生态学和经济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交叉、渗透与有机结合形成的一门新兴的交叉边缘科。具有综合性、整体性、战略性和实用性特点。在中国它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至今只有20多年,在此期间,生态经济学在中国有很大的发展,旨在整合生态与经济系统,提供新的思考方向,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许多有远见卓识的经济学家和生态学家及时投入这一崭新的学科研究与应用。研究成果中部分内容。在推动建立全民生态意识和用生态经济理论指导中国现代化建设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取得令人瞻目的成就。 生态经济系统是由生态系统和经济学系统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相互耦合而成的复合系统。在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之间有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与此同时,还存在着价值流循环与转换。生态经济系统划分范围可大可小,从层次上看,有由地球表层的生物圈和经济界复合而成的生态经济系统、国民经济总体生态经济系统、部门生态经济系统、行业生态经济系统。按地域大小分:有国土生态经济系统、区域生态经济系统、庭院生态经济系统。生态经济系统组成包括人口、资源、环境、科技四大要素。 “现代生态经济系统是由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不可分割的生态经济统体,因而现代社会是一个由经济社会和自然生态融合而成的生态经济有机整体。按照这个理论,中国现代经济不是个封闭系统,而是建立在生态系统基础之上的巨大开放系统,这个开放系统就是生态经济的有机整体”。生态经济学包括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理论、生态经济有机整体理论、生态经济全面要求理论、生态经济生产理论、生态经济价值理论、生态经济循环理论。生态经济学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生态学理论为基础,运用现代系统理论的分析方法,从结构、功能、平衡、效益、调控高度揭示生态经济系统这一客观实体的运动发展规律。 应用经济学论文: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应用 我们改革二十年的成功就是制度的变化造就的。二十年的成功在中国的历史上，在世界的历史上都是一个了不起的成果。在座的同学都是二十来岁，在你们出生时，还是一个老的制度，现在已完全变成一个新制度，而且变化还没有完，还在继续变。如果没有这些变化，我们今天的成功是不可能取得的。如果我们还是在斗私批修，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那我们还是老样子。二十年以前，一般家庭连黑白电视机都没有，现在大多数家庭都有了彩电，我们的生活大大改善了，教育得以普及，国人平均寿命延长了。变化的取得是靠共产党的领导，全国人民的参与。回顾变化的成果使得我们现在非常有信心，而且我们还会沿着这个方向继续改革。所以，今天讲的题目就是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应用。 一、价格很重要 我曾给《北京青年报》写过一封信，其中写到首都机场一杯咖啡卖88元，我和几位朋友在那里喝过，一看账单，觉得非常不合理，不应该这么贵，于是就给《北京青年报》写了封投诉信讲这个事。我们在机场与服务员辩论起来，这位女服务员不慌不忙，彬彬有礼地与我们讲道理。可以看出她很有经验，经过这种事不止一次。可她为什么愿意受这份气，她明明知道这件事不对，却仍要辩护。这种事的原因要做制度分析后才能看出道理，我们可以猜想她是有某种方式分成的，这就是制度，表面上看不出来。这个例子说明，我们要从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关系，从表面看到背后的制度。不仅是服务员，飞机场与这个咖啡店也有利害关系。88元一杯咖啡，飞机场肯定知道，但允许它存在，我猜想是飞机场用很贵的价格出租柜台给咖啡店，同时默认咖啡店可以乱收费。这些说明经济现象后面是人的利害关系，而人的利害关系决定了人的行为。制度经济学就是研究在经济现象表面后面的控制人和人关系的学问。 我再举个例子说明制度怎么和日常生活有关。德国的一些城市，如柏林、法兰克福，它们的地铁使用自动售票机，买完票以后直接上车，无人或机器检票。北京的地铁有人在进口处检票。其他一些地方，如香港、华盛顿、新加坡，都是机器检票。但柏林、法兰克福没有任何检票设备，如果你不买票也能上车，一般车上也没有查票的。我在柏林呆了一个月，天天坐地铁，也没碰上查票的。这个制度能在那里行得通，如果北京地铁采用同样制度，估计行不通，恐怕大部分人都不买票。但是德国人老老实实买票，这就使德国地铁省了检票员和机器，成本降低了，其结果是每个柏林人享受到较低的票价。靠每个人都遵守规则，这样每个人也都从中得到好处，这种好制度在中国行不通。举一个反例，大连是一个沿海城市，但非常缺水，大连市政府规定每家每月只许用3 吨水，水价为1.6元／吨。超过3吨用量的水价是每吨16元，即涨10倍。显然一天一百公斤水很不够用，于是很多家庭偷水。自来水公司于是请大学教授商量对策，大学教授提出设计一种精密水表，滴水时也能走字，让所有家庭安装，但水表很贵，即使不偷水的人家，也得装这种水表，这样会使所有人都倒霉。这问题该怎么解决？它的毛病出在水的价格不合理，你应把价格定在水的成本上。因为得到水有很多办法，大连可用海水淡化的办法，一吨水据资料反映约需3元，那水价定到3元／吨，问题不就解决了？老百姓有足够的水可用，自然就不偷水了，按3 元价格调整自己的用水量。这就是经济学解决的办法，即价格等于成本。 成本在经济学上讲应是边际成本，经济学要求的最有效率的价格应该等于边际成本。p＝mc，p就是price，m就是marginal，c就是cost。这是经济学里非常重要的一个道理，这样一个价格使得社会资源配置效率最高。我拿一样东西上市场上卖，我知道进货成本或生产成本，但卖时，在成本上加我的利润，这时我报的价一定会高于边际成本。你有什么办法让卖者报出成本价？这是个制度问题。用什么办法使供应商亮出底线？超市就报了价格底线，因为商品都是明码标价，而且不能讨价还价。超市为什么不能加一价码？因为有别的超市与它竞争。如果只有一家，做不到价格等于成本。但有好多家，价格通过竞争可降低到边际成本上，谁也不敢把价格定得太高。由此可知超市对改善资源配置起非常大的作用，它减少了交易费用，特别是把价格底线亮出来了。如果到国外买东西，又怕吃亏，那么上超市，保证不会吃亏，超市一定是真实成本价格。超市如果价格等于成本，赚不到钱，谁还干？超市一般不容易赚钱，但不赔本。所谓等于成本，并不是等于进货价格，而是再加上管理费用。超市管理费用很高，头一个是偷窃，还有复杂的仓库管理。超市如果在管理上想出新办法，比别人强一点，节省了劳动力，降低了库存，又有保证供应就会赚钱。总而言之，通过创新、竞争有一个平均水平，但它比别人管理费用低，它就赚钱。中国有些超市比外面的价格还高，这是因为超市正在发展之中，有些管理、进货、配置问题还没解决。像美国超市是最便宜的，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薄利多销，厂家、消费者均得到好处。超市被迫把自己价格底线亮出。价格是重要的。 大连的例子说明定价错误造成资源的浪费，所以定价准确可节省资源，价格不能扭曲，否则会造成资源配置的错误。所以，我们要追求好的价格，能达到供需均衡的价格。在经济学里，有一条往下倾斜的需求线和往上倾斜的供给线，两线交点决定商品价格。商品供不应求，价格上升，供过于求，价格下降。供需均等，是好的价格（商品均衡价格）。一个商品达到均衡，叫局部均衡，所有都达到的均衡叫一般均衡，此时不仅在数量上达到一个均衡点，而且市场起到质的变化，即任何一个商品均可买到或卖掉。这时，钱变成度量价格的单位，它代表价值。一般均衡价格就是价值，二者没有任何区别。甲商品可以换成乙商品，甲价是乙价的两倍，卖掉甲可买两个乙，甲乙价格比是2：1。一般均衡理论是惟一的价值判断，它的道理是实际证明的。2元票子只可买2元东西。任何人创造的价值理论不论多深奥，多复杂，如果不同于一般均衡价格，都是错误的，因为它在市场上是行不通的。一般均衡理论彻底解决了经济学里最根本问题 #0; #0;什么是商品的价值。 我们生活在地心引力里，谁也不觉得它的存在，但地心引力不但存在而且很重要，就像我们生活在价格里并习惯价格，也就感觉不到价格重要。没有价格，无从判断什么东西值钱，什么东西稀缺。而价格给了你非常准确的度量。如发电可有很多办法，用煤、用油、用原子能，要根据当地情况计算，选择成本最低的。你在比较时要用到一系列商品的稀缺性。建一电厂，要用各种投入，都有稀缺性，要计算发电要用多少社会稀缺性。不同商品有不同度量单位，本来无法相加，但在经济学里只要是商品都能加。一尺布和一斤铁可价格相加。建电厂，什么东西都可相加，这样就可以比较。结果同样一度电，消耗最少社会财富的成本最低，没有价格你就会决策错误。价格重要性在于保证我们用最少投入得到产品。大连海水淡化3元／吨是通过方案比较得出， 没有理由再去用4元／吨方案。所以一个方案比较，离不开价格。 计划经济失败的最根本原因是没有价格，没有均衡价格（市场保证的）。从价格重要性可推断人类社会离不开价格，计划经济行不通，因为没有价格。“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个结论是对的。但是以有一般均衡价格为前提，这种“科学”必须能赚钱，否则，不能减少稀缺性。它是否能创造新的财富，用较少投入得到更多产出，只能通过价格比较。因此，一定要有价格。人类越来越面对稀缺性。美国比我们富不止十倍，但人们也不满足。人只要是追求物质，就总需要价格。人对物质追求可能会减少，但不会永远不需要。回到原始社会，挖个洞住在山洞里，不会有这个可能性。到那时，科技也无用，人都披一块兽皮，住在山洞里。 二、价格产生的制度安排 价格万岁，人类社会离不开价格，这是一个科学的结论。不管社会怎么变，必须产生价格，必须有产生价格的各种制度安排。价格每天都在变，去菜市场可以看出，早上和下午价格不一样。西瓜价格与纽约股票市场价格产生道理差不多。由于价格重要，所以产生价格的机制和相应的制度安排是必要的。 比如在市场上，不管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有进入和退出的自由。进入自由指本来不买这个东西现在买，或本来不是生产这种产品现在从事这种产品生产，退出则反之，还要有选择的自由。你限制某人必须到哪儿买，价格就扭曲了。不但如此，而且要有信息交换的自由，我在这儿买东西，还要知道那边用什么价格成交。东京股市和纽约股市必须联网，如果割断信息沟通，股市价格就会扭曲。 1、谈“私心” 价格是人关心自己利益讨价还价形成的。只有在人关心自己利益时供不应求才会导致价格上涨，你不关心，就没有。它的背后是个利益问题。因此，我们放弃利益，就没有价格。我在《中国人的道德前景》里一开始就讲：人必须追求自己的利益，人不追求自己的利益，就没有价格，这个社会是非常危险的。为什么我们大家敢于坐飞机？因为你知道驾驶员是一个追求利益的人，他对自己的命是很在乎的。如果驾驶员像恐怖分子一样，连命都不要，你还敢坐飞机吗？我们以前天天批“私”，提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批判“私字一闪念”，说“私”如何如何坏，其实，这个“私”还帮了我们大忙。没有私是非常可怕的，现在所有制度设计都是按照“人有私心”来安排的。 讲到人的私心，它有坏的一方面，也有好的一方面，而且好的大于坏的。当它侵犯别人的私时，就变得有害，如果它不侵犯还成就了别人的私，那就是好的。从古至今，从中国到外国，很多哲学家认为“私”是万恶之源，所有世界上坏事都是私造成的，把私除去，世界就太平了，这种看法是很肤浅的。他没有看到把“私”抛去后，世界将更不太平。而且世界之所以丑恶，并不因为有私，则是因为侵犯了别人的私。如果我有私，而且知道你也有私，那么我们一起想个办法，大家都得到好处，使各自的私都得到满足，这个世界将是很好的社会，利人利己。可怕的是，我虽然知道你也有私心，但我的“私”膨胀到侵犯了你的私，这就变成了坏事。要使我们社会安定，就要让每个人追求利益，同时不侵犯别人利益。这句话非常重要。柏林人也有私心，但他们懂得我的私心不能侵犯别人的私，所以我要守规矩。这就是一个国家老百姓有无教养的差别，懂得我的行动不能侵犯别人的私。我们每天都能看到很多人侵犯别人的私。我们在马路上走，把人家道给挡了，这是最普通的事，我们天天都能看到的。在国外，这样的事很少。规规矩矩遵守交通规则最能体现老百姓的素质，这也是个学习过程。慢慢地，我守规矩对所有人都有好处。有时，我也走，你也走，堵在一起，谁也走不动，对谁都没好处。好象地铁，谁也不买票，最后地铁关门了，大家都坐不上了，对谁都没好处，所以强调私的界限。我们不要盲目地反对私，利用私的主要特点，不要侵犯别人，而且要帮助别人实现他的私心。孔子讲“君子成人之美”。人家有个愿望，你帮他实现，你就是好人，是君子。 2、扭曲价格回归为均衡价格 在一个一般均衡价格引导下，人按照自己利益做出的选择是符合社会目标的。我们回头再讲制度经济学，我说价格的扭曲会造成资源配置的错误，或者说人人按照价格来追求利益时，这个价格才是不扭曲的，才是一般均衡价格。人按照自己利益来行动时，他的选择是符合社会目标的，也就是说他做的事对国家对社会都是有好处。这个道理经济学老祖宗亚当·斯密就看到了，就是“看不见的手”，但他没有证明，到现在他的《国富论》发表200多年了，他的理论现在已得到严格证明了。证明了人出于私心，按照价格所引导的来行动的话，对整个社会是有好处的。因此对个人选择不要加以干涉，让他们选好了，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学家大多主张自由，道理就在这里。它是最基本的公理，就像我们学几何一样，欧式几何有五个公理，有了这五个公理，几何各式各样的定理就推出来了。经济学一样，也有几个公理，所谓公理是没法证明的，只能承认他是正确的。有了这几条公理，经济学的大厦才得以建立，成为一个理论体系。经济学公理第一条就是“经济人”假定，假定人都是追求利益的，人是有私心的；还有一条就是边际效用递减，这没有办法证明，只能当成公理。有这样两条经济学才得以建立，所以真正懂经济学要义的人都是自由主义的或信奉自由主义的。因为他知道在价格不扭曲的情况下，每个人追求自己利益才符合社会目标。 那么我现在仍要问一句，如果价格扭曲的话，你按照扭曲的价格追求利益，是不是符合社会目标呢？不是的。但是这个事情奥妙就在这儿，当你按照一个扭曲的价格来行为时，如果这个制度允许价格调整的话，价格会恢复到均衡状态，除非你不允许它进行调整，政府管制了，我们能常常看到一个情况，政府能管制一个价格，这个价格就扭曲了，于是许多人从中得到了许多不该得到的利益，使社会受损，从前的价格双轨制就是这么一个现象。但是如果政府不管制价格，当人们按照扭曲的价格追求利益时，价格会自动调整的，调整到一个均衡价格，这也就是均衡价格的存在性，这在经济学里是可以证明的。存在的均衡价格是如何达到的？就是通过人追求利益达到的，所以我们按原来讲的，一般均衡价格下，追求利益符合社会目标，退一步哪怕不是一般均衡价格下，人追求利益也是符合社会目标的，因为在人追求利益的过程中，价格会恢复到均衡状态，这个证明就是一般均衡存在性的证明。而且它还证明这个解不但存在而且是稳定的。稳定的意思就是说它不会发散，它会收敛，收敛过程不会有震荡发生。在经济学领域里，过去认为这个理论证明是没用处的，但中国改革正好就应用了这个理论。我们原来的计划价格是一片混乱，后来通过逐渐的开放才理顺。大家有选择的自由，政府对价格的干预越来越少，通过开放，价格逐渐调整到了均衡价格，现在价格90％都达到了均衡，但是未达到一般均衡。一般均衡我刚才讲了它不仅仅是一个数量上的问题，它有质量的变化。因为任何一个商品价格的变化，都会影响其他的所有商品的价格，价格是互相牵连的，只要有一个商品价格不均衡，其他商品价格就不是真的均衡。而一般均衡，所有的商品都均衡，价格才是真正的均衡价格。所以我们现在有许多价格不均衡，它影响到一大片，它造成了我们整个价格系统还有相当程度的混乱，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资源配置效率还不够高。 3、自发秩序 我讲了自由选择的重要性，在供应和需求都是充分竞争的条件下，自由选择是最优的。但是许多商品不具备竞争性，比如说公共产品的价格。公共产品就是指社会服务产品，如道路、公安、警察、国防、天气预报等，这些产品都是公共产品，它不能通过竞争来实现均衡价格。另外还有外部性，有些交易牵扯到第三方的利害，叫做外部性。比如说养蜜蜂，就是有外部性的，因为养蜂的同时，附近的农作物是能够增产的。还有一种外部性就是生产中产生污染。第三个是垄断，就是一家提供产品，铁路部门就是，垄断使这种产品达不到一般均衡价格，不能自动实现，要有人去管他。 因为有外部性，有公共产品，有垄断这些原因，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政府来管价格，政府就是要管公共服务的价格，有外部性的价格，垄断产品的价格。但同志们不要认为有了政府管，问题就解决了。我最近写了篇文章批判韩愈的《杂说四》，韩文一开始就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他是什么意思？它说好的马是很多的，但是你认不出来，只有伯乐才能辨别千里马，因为没有伯乐，这千里马就不被人赏识了。可是谁是伯乐呢？同样是一个难于解决的问题。韩愈开了个大玩笑，他用解决一个更难的问题来解决一个较容易的问题，找伯乐比找千里马更难。我们往往都有韩愈同样的错误想法，把一件事交给一个智者（伯乐）来解决。可是谁是智者，谁也不知道。刚才我讲了因为有公共产品，有外部性，有垄断问题，所以要请一个政府这个智者出来，政府是智者吗？政府跟我们一样，只不过它当了一个公务员，就变成了一个政府了，它能解决的好吗？与市场失灵一样，政府也有失灵的时候。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要用到哈耶克的理论，他提出了“自发秩序”理论，反对人为安排的秩序。所以说是不是千里马让它们出来跑一跑，你就能发现谁是真正的千里马了。判别千里马，不是靠伯乐，而是靠实践。所以，我们的很多习惯想法（如韩愈这篇文章）构成中华民族文化一部分，但非常误导人。他与哈耶克“自发秩序”理论唱反调。我们改革的成功，就成在“摸着石头过河”，其实就是自发秩序。不是先设计好一条路，哈耳克就反对这个。我们改革成功不是谁设计哪年哪月干什么东西，而是走一步看一步，这就成功了。这里肯定有学费和错误，但它没有出大问题，在小问题上错了赶紧回头就是了。总之，个人选择是自发秩序的基础，自发秩序的形成靠每个人按照追求个人利益且不侵犯别人利益的原则在里面活动。 4、“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 每个人都有自由的一种愿望。如何实现你的自由？那就是不要有人干涉你的自由。你周围每一个人都不干涉你的自由，你作为周围人的周围也不要干涉别人的自由。所以，最简单的办法是每个人都不干涉别人的自由。当你周围人都不干涉你的自由时，你就得到最大的自由。另外一个人也得到最大的自由，因为你不干涉他的自由。每个人既是自己，又是别人的环境，别人的别人就是我。我要得到自由，我希望别人不干涉我。我成为别人的别人时，我也不能干涉别人。所以，不干涉别人的自由就能得到自由。每个人约束自己不干涉别人的自由，这时每个人就得到最大的自由了。我最近写了一本书，书名就是《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因为每个人都会爱一些人，但你爱的方法要对头，你可不能干涉别人自由。虽然你因爱出于好心，但可不能干傻事。有时，父母会干涉子女婚姻、选什么专业，找什么工作。当然父母的劝告是必要的，可是劝告归劝告，自由是另一回事，不能干涉。“人民政府爱人民”，你就要给老百姓自由。信仰是自由的，谁也不能干涉。不但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也要给你不爱的人以自由。自由是人的权利，你有什么权利去干涉人家自由。干涉了势必造成很多麻烦。互相干涉自由就是，互相斗个没完。所以，也要给你不爱的人以自由，因为你要尊重人家，自由是人天生的权利。也要给敌人以自由。这里的敌人是指因你不给他自由而成为你敌人的人。他本来是你的朋友，但因你干涉他的自由，他变成了你的敌人，并不因为别的。当然，日本入侵中国，这个敌人我们要反对。但有很多所谓敌人并不是那么回事，因我们干涉了他的自由，他才反对我们，你一旦给他自由，他就会成为你的朋友。现在世界上大部分矛盾缘于干涉别人自由，你得尊重人家。这个道理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国家。 5、尊重人权 产生价格的制度中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制度安排就是所有权，财产的所有权。因为市场经济或产生价格是靠交换的。交换的前提是要有所有权，所谓交换只不过是所有权的交换。一个物的所有权从一个人转移到另一个人手中，可能这个东西没移动，但交换已完成。所以，无所有权就无交换。所有权不能保障就会使交换无法进行。所以，发展市场经济要有交换，要有讨价还价，保护人的私心，保护人追求利益的权利。最重要的一条是保护财产的所有权。我们知道，人都是追求利益的，得到利益有两种途径：一种是侵犯别人的利益。另一种是不侵犯别人利益，通过劳动、与别人合作、创新，也可得利益。如果有机会侵犯别人，满足自己的私心，就不会去劳动。所以如果一个社会的制度安排允许一部分人去侵犯别人的话，这个社会将会是争权夺利的社会，大家都不希望通过劳动得到利益，而希望通过依靠权力侵犯别人利益得到利益，这个道理极其重要。人类社会生产力之所以会发展，就是因你侵犯别人劳动果实越来越困难，还不如自己去生产。在财产的所有权得到保护时，你侵犯别人利益，就不容易。所以保护财产所有权关系到一个社会的进步。如果侵犯别人代价高，他就选择自己劳动。但一直到市场制度逐渐建立，人权才被逐渐尊重。在这以前，人类社会每个阶段都有特权阶级，拥有特权者可侵犯别人利益。中国过去是个皇权专制社会，不重法律，皇帝的话就是法律，因此，谁都想当皇帝，皇帝最害怕的就是有人把他赶下台。 改革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人权对每个人都极端重要，随便侵犯你的权力，你就无安全感。从来的革命，都是穷人造富人的反，无权无势的人造有权有势人的反。造反，首先破坏所有权，建立一个新社会。但穷人造富人的反，连富人的所有权都得不到保障，穷人的所有权能得到保障吗？所以，革命、造反的结果只是破坏所有权，穷人还是穷人。只有当穷人的所有权得到保障时，这个社会才有可能进步。我们说要保护财产所有权，往往以为这对富人有利，富人有钱，才需要保护，这是很大的误解。一般而言，富人财产的所有权比之穷人更易得到保护。富人之所以富难道是财产得不到保护才致富吗？我们说财产保护主要针对穷人。穷人自己要明白，我要尊重一切人的所有权。首先，富人的所有权你得尊重，连有钱有势人的所有权都得不到保障，哪穷人还有什么保障呢？现在农民的所有权得不到保障，他们的负担变成了一块橡皮泥，一会儿减少，一会儿加大。因为农民财产得不到保障，何以减轻其负担？一个农民到北京打工，弄不好就被收容遣返，路费自己出。 人权得不到保障是个大问题。只有无权无势的农民的权利得到保障，我们这个社会才会进步。因为你不可能通过侵犯他们得到利益，那只有自己劳动、创新、发明得到利益。我们虽已取得很大进步，但仍需走很长一段路。现在农民可以进城找工作，虽然受到鄙视，找工作受限制，只能干粗贱的活，但总归比以前有很大进步。 事实证明市场经济是一个效率最高的经济。全世界真正市场经济的国家都是富国。当然，有很多国家认识到市场经济的好处，想搞市场经济，但做不到，因为它们缺少平等和自由。印度有四个种姓，人与人很不平等，财产分布差异很悬殊，男女也不公平，每年要烧死好几千女的，因为她们出嫁时嫁妆太少。印度虽号称是一个民主的国家，但民主搞得非常糟糕。不要以为一个国家民主了就能解决问题，不那么简单。但保障人权确实能解决问题。人与人权力差别很大。农民与全国人大代表的权利差得太远了。人与人很不平等。要作到人与人平等，很不容易。美国算是一个比较自由、平等的国家，但美国这方面问题也不少。大家知道美国前两年有一个辛普森案，一个人把他离婚后的妻子和她的情人给杀了，最后作案的血手套从那个人寝室搜出，但他有钱，请了一个很好的律师为他辩护，最后无罪释放。一个普通穷人是无法做到的。但美国社会有一好处，这件事谁也瞒不住。所以后来他在民事诉讼里败诉了，民事诉讼判定他杀了人，对他进行民事处罚。一个人不能逃脱法律制裁。所以，这个社会虽然有很多问题，但它制度上比较懂得自己存在的问题，而不是掩耳盗铃。 应用经济学论文:试论计量经济学在国际贸易领域应用的文献综述 论文关键字：计量经济学；国际贸易；文献综述 论文摘要：对于对外贸易迅猛发展的中国而言，人民币汇率波动的贸易效应受到了学术界广泛关注和思考，本文将对相关文献按照总体和区际分类的角度的进行评述。 1．人民币汇率波动与中国总体贸易效应研究评述 近年来，由于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关于人民币币值汇率波动对我国总体贸易影响的讨论一直十分激烈。纵观这些成果的研究结论，大致可以分为三种观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有着正面影响；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有着负面影响；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影响不大。 1．1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有正面影响 魏巍贤早在1997年发表于《统计研究》的《中国出口与有效汇率的关系分析》一文对此有比较详细具体的实证分析研究，最终笔者得出结论：从长期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出口总量的不断增大与有效汇率的持续贬值密切相关，因此这意味着两方面内容，一是我国以促进出口增长为目标的汇率政策是长期有效的，改革以来的汇率贬值确实起到促进出口长期增长的作用；二是我国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不尽人意，长期的出口增长过分依赖于汇率的贬值。临时眭政策因素在短期内也百弱f起出口总量的变化使之脱离它与有效汇率的均衡关系水平。 另外，李海菠2003年在《世界经济研究》发表的一文《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的关系》根据1973—2001年的年度统计数据，采用与魏巍贤相类似的方法．即用单方程协整分析检验调整后的实际汇率arer、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出口额和进口额的协整关系。加之eg两法估计它们之间的长期关系，最后使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等实证分析方法，研究了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也得出了相类似的结论，即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并且笔者还证实了实际汇率可以改善短期内中国的对外贸易状况。 通过检索文献发现．该类文献的数量相对而言比较少，原因应该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事实与该理论有所不一致。 1．2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有负面影响 郑恺2006年发表于《财贸经济》的一文《实际汇率波动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基于sitc比较》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有负面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简要综述如下： 根据有关的国际贸易理论，决定对外贸易通常有3个变量。第一是外国收人大小，第二是相对于外国商品的贸易条件，第三是货币比价即汇率大小。由此，为了度量汇率波动对贸易的影响，必须控制以上3个变量。但由于gni不存在月度统计数据，笔者采用美国的工业生产指数来代替gni或gdp数据，此外由于我国不存在进出口价格的完整时间序列数据，因此可以利用实际汇率进行替代。在构造实证模型时，笔者将波动率作为外生变量，在存在协整的情况下，相应采用var的扩展vec模型来估计估计短期内波动率对贸易波动的影响。其构造的模型为： 其中，ex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数量的自然对数值，i表示为不同的行业，ipf为美国工业，生产指数的大小，r表示人民币兑美元的实际汇率的自然对数值，v表示实际汇率的波动率，ecm为误差修正项，反映了贸易变化的长期趋势。j表示变量滞后阶数。 笔者运用了以上var的扩展模型进行分析，由于var可以解决不平稳数据造成的不稳定性以及内生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因此可以更好的估算出汇率波动对贸易的影响，他研究了自1994年以来中国对美国按sitc出口贸易与实际汇率波动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的一些行业受汇率波动的负面影响较大。 此外，李建伟、余明2003年在《世界经济》发表的《人民币有效汇率的波动及其对中同经济增长的影响》一文也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围总体贸易有负而影响”这-fq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笔者利用的是1995年1月一2003年6月的季度数据，与郑恺使用的方法不同．李建伟、余明两位学者运用的是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的十日关关系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是影响中国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的重要因素，从而他们认为人民币有效汇率大幅度波动会对中国经济增长形成巨大负面冲击。 1．3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影响不大 曹阳、李剑武于2006年在《世界经济研究》发表的《人民币实际汇率水平与波动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一文基于1980—2004年的年度数据，首先用ak—garch模型测算出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波动率。最后采用engle—grnager两步法，进行了协整分析，从而对“实际汇率波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进行研究，笔者发现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增加对我国的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不显着。 强永昌等2004年于《世界经济研究》发表《有关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对外贸易分析》一文．笔者通过对我国1990—2001年各种价格研究了1990年以后的人民币汇率和中国对外贸易的关系。首先分别构建了出口方程以及进口方程，根据1990—2001年的样本数据，用eview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最终得出了中国对外贸易出口额、进口额与人民币实际汇率之间存在的弹性关系不大，相关性较弱的结论。 综上所述，以上三类文献分别从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的正面影响、负面影响和影响不大三个方面进行了实证研究。 2．人民币汇率波动与中国区际贸易效应研究评述 刘巍、郭友群2003在《国际经贸探索》发表了《对人民币汇率与广东省进出口额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一文，笔者运用广东省1987-2001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人民币牌价汇率变动1个单位，广东省的出口额就同方向变动o．15亿美元．人民币牌价变动1％，广东省出口额就同方向变动29％。这个结论说明，人民币贬值有利于广东省出口的增长。得出同样结论的有关研究文献是戴世宏2006年发表于《上海金融》的《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上海市贸易收支的影响》一文，笔者采用adf检验，对上海1993—2004年度的gdp、进口额及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进行研究．发现人民币汇率贬值有力地促进了上海市出口贸易的增长，这种促进作用随着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而不断增强；进口方面，人民币贬值对上海市进口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以上两篇文献主要是基于实际汇率与进出口量的关系分析，而陈志昂2001年发表于《商业经济与管理》的《人民币汇率与浙江出口变动的实证研究》一文则是分别考虑了实际汇率和名义汇率对贸易的影响，在泰米姆·贝佑米估计的贸易方程的基础上，利用浙江省1990-1998年的相关数据，建立了以汇率和贸易国国内生产总值为变量的长期和短期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分析得出结论：人民币名义汇率对浙江出口正相关，实际有效汇率对浙江出口负相关，但汇率弹性较低。 所以，结合以上文献总的来看，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各省对外贸易的影响的不同结果符合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中国制造”和“世界加工厂”逐渐形成的事实，并且市场规模的出口效应大都分布在中国的沿海发达地区，基本与经验判断一致。 3．结论 以上各类成果因研究方法、样本时间段和采用变量的不同，因而使得其结果也截然不同。这可能也是一直以来学者们在汇率波动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上无法达成一致、稳健的结论的原因之一。 应用经济学论文:实验经济学：兴起、应用与意义 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美国经济学家弗农·史密斯，以表彰他在实验经济学领域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实验经济学对于中国经济工作者仍是一个比较陌生的领域。本文将对实验经济学的发展过程、基本方法及主要特点作简单介绍。 一、实验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 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是在可控制的实验环境下对某一经济现象，通过控制实验条件、观察实验者行为和分析实验结果，以检验、比较和完善经济理论或提供决策依据的一门学科。 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始终固守着经济理论难以实验的思维定式。 弗农·史密斯教授敏锐觉察到实验经济理论的作用，并首次付之于实践。他在亚利桑那大学十一个班级进行了长达六年的实验，验证了竞争均衡理论。据此实验所撰写的论文《竞争市场行为的实验研究》在1962年的《政治经济学杂志》发表，标志着实验经济学的诞生。此后，实验经济学开始运用于验证市场理论和博弈理论，并取得了一定进展。例如，弗农·史密斯的“口头双向拍卖市场实验”提出了市场参数完全有可能影响均衡产出收敛性的结论；赫伯特·西蒙根据博弈实验结果分析了存在性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和程序性理性（procedural rationality）的区别。五六十年代的实验经济学主要局限在市场理论和博弈理论领域，原因有两方面。 一方面是理论自身的缺陷影响可实验性，研究过程往往是从假设前提出发，然后运用复杂数学推导出相关命题。由于假设前提的高度抽象，无法在实验室里得到证实，因而相关命题也就无法实验。 另一方面实验技术的不成熟也制约了经济理论的实验。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经济学的主导理论体系发生了变化。一般均衡理论、工业组织理论、社会选择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将经济研究的假设由抽象拉回到现实。行为理论的成熟和合理预期理论的出现为实验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此外，计算机的广泛运用使得复杂经济现象的实验成为可能。实验方法越来越广泛应用于公共经济学、信息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等诸多经济领域。 目前，实验经济学迅速发展，逐渐科学化和规范化，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学分支。越来越多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杂志不断刊登实验经济学论文，实验经济专刊、专著和论文集陆续出版。实验经济学已从美国传播到法国、英国、德国、荷兰、西班牙、意大利、挪威、瑞典、加拿大、尼日利亚、日本、韩国、印度等许多国家。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弗农·史密斯，标志着实验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已步入主流经济学的舞台。 二、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和运用 经济理论的实验与物理、化学实验一样包含实验设计、选择实验设备和实验步骤、分析数据以及报告结果等环节。由于实验对象是社会中的人，需要验证的是行为命题，经济理论的实验需要运用有别于物理、化学实验的方法，主要有： 1.模拟和仿真 经济理论的实验不能刻意复制出现实经济的运转过程，而是要模拟出允许不同人类行为存在的环境，以便于实验者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观察人们不确定的价值观及其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查尔斯·普洛特认为：“实验室建立的经济与现实经济相比可能特别简单，但是却一样地真实。真实的人被真实的金钱所驱动，因为真实的天赋和真实的局限，作出真实的决策和真实的错误，并为其行为后果而真实地悲喜”。弗农·史密斯采用只有三个网络节点的模型来模拟电力系统，其实验结果基本上能反映现实电力系统运行中发电企业和电力交易商的行为类型和特征。 此外，实验经济学还通过一些仿真技巧来提高实验结果的可信度和可重复性。 一是采取“随机化”方法，被实验者的选取、角色的分配均随机产生； 二是保密实验意图，十分小心地讲解实验，不出现暗示性术语，以防止被实验者在实验前对行为对错已有判断； 三是使用“价值诱导理论”（induced value theory），诱导被实验者发挥被指定角色的特性，使其个人先天的特性尽可能与实验无关。 2.比较与评估 实验经济学高度重视比较和评估的方法。通过比较和评估，判断实验本身的好坏，分析实验失败的原因，验证理论的真实性。 首先，将“效率”作为比较标准。查尔斯 #8226；普洛特和弗农·史密斯将实际付给被实验者的报酬总和与最大可能报酬的比率视作实验的“效率”，并把“效率”作为比较分析相互竞争理论的依据，探讨如何改进理论模型。甚至在没有现成理论的情况下，根据效率来提出和验证新的理论。 其次，方法上采取独立变动自变量。实验关系到两个或两个以上变量时，容易出现变量之间的混合作用。因此实验中应独立地变动每个自变量，获得每个自变量对因变量作用的最确切的数据，为比较和评估提供非偶发事件资料。 第三，评估的结论建立在概率分布基础上。现实生活中的人并不始终处于理性状态，非理性就会使人的行为出现变异，因而经济理论的实验数据呈概率分布状态。所以，评估出的结论不可能按照形式逻辑的模式，只存在真或伪两种结果，而是用结论与其概率密度的乘积来表示。例如，弗农·史密斯在电力市场竞争实验中得出的结论之一是高峰负荷时期电价提高的概率密度较小，而不是一定不提价。 3.行为分析和心理研究 经济理论的实验是把社会中的人作为被实验者，所要验证的是人的行为命题，自然就需要借助行为和心理分析的方法。 一是运用行为理论来完善和改进实验。例如针对行为人对重复行为有厌烦的心理，在实验设计中运用价值诱导方法，并把实验时间控制在3个小时内。 二是运用行为理论来解释实验结果。许多实验结果与理论预测出现差异，其原因是理论假设行为人是理性的，而被实验者的行为却是理性和非理性的统一。因此只有运用了诸如展望理论、后悔和认知失协理论、心理间隔理论等行为理论，来分析被实验者的非理性行为，才能很好地解释实验结果。 三、实验经济学的意义和局限 实验经济学的兴起标志着经济学方法论上的重大变革。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模仿自然科学的信念十分坚定，实证方法始终是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其范式是提出理论假设并力图避免和消除人类行为或经济关系中的不确定因素，然后在理论假设上建立数学模型并推导出主要结论，最后对理论结果进行经验实证并由此展开深入的理论分析。 不可否认，这种假说演绎方法有科学合理的方面，但同时也有不少缺陷。例如，理论前提假设和数学推导排斥了人类行为或经济关系中的非理性和不确定因素。又如经验检验具有被动性和不可重复性的缺点。实验经济学继承了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传统，弥补了经济学实证方法的缺陷。 首先，实验经济学以可犯错误、有学习能力的行为人取代以往的“理性经济人”假说，用数理统计的方法取代单纯的数学推导，解决以往实证研究的高度抽象和简化与现实世界不一致的问题。 其次，实验经济学家可以再造实验和反复验证，用现实数据代替历史数据，克服以往经验检验的不可重复性。 最后，在实验室里，可以操纵实验变量和控制实验条件，排除了非关键因素对实验的影响，从而克服了以往经验检验被动性的缺陷。 实验经济学的兴起促进了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 首先，实验经济学拓展了经济理论的研究范围，将人类决策行为当作研究对象，把经济运行过程纳入到研究领域，从而发现更符合现实的经济规律。 其次，实验经济学还催生出新的经济学科。实验经济学的发展把心理学和经济学有机联系起来形成行为经济学。 再者，实验经济学构建了连接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桥梁。宏观经济理论的实验建立在微观行为的基础上，而对微观经济论的实验也常常验证了宏观经济理论。例如查尔斯·普洛特模拟市场机制既验证了市场价格收敛于一般均衡，同时也考察了货币供给增加对产出的真实作用。 实验经济学的发展仅有短短的五十多年。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它还有一些不完善的方面。主要表现为： 实验参与者的主观性影响到实验的有效性。实验者在设计方案时无法完全排除个人偏好和主观猜测，被实验者在实验时有可能考虑与实验者的关系而有意识地完成实验期望。这些主观因素对实验的可重复性提出挑战，造成许多相同实验由不同的实验者设计或者由不同被实验者执行就有可能得出不同的研究结论。 此外，目前实验经济学取得的主要成果还局限在微观经济理论，如何拓展其运用领域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经济学理论论文:近代英国经济学理论下的国民教育思想 摘要：近代英国的国民教育思想，主要见于经济学理论中。威廉·配第第一个提出了国家应拨款发展教育的观点。之后，亚当·斯密以劳动分工论为逻辑起点，论述了强制教育的必要性；马尔萨斯则从教育与贫困的关系着手，揭示了国家之于教育不可脱卸的责任；倡导功利主义的穆勒父子、剑桥学派创始人马歇尔也分别提出了发展国民教育的主张。这些国民教育思想对英国国民教育体制的形成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英国；经济学理论；国民教育 国民教育系指国家以立法和行政手段为本国公民办理的、可以平等享受的学校教育，一般指小学教育和初中教育。教育由国家管理的思想和做法由来已久，古希腊城邦即已存在。但漫长的中世纪里，在教会的控制下，教育成为慈善事业。而近代国民教育思想的产生则与宗教改革和民族国家的兴起紧密相关。随着国家权力的增强和民族意识的强化，教育领域也开始发生重大转变。国家管理教育的呼声日高。由于近代各国文化传统和社会发展背景的差异，国民教育思想也呈现出迥异的特点。迥异于法德，英国近代的国民教育思想更多从经济变化和发展的角度，强调国家应承担起开办国民教育的重任，最早体现于经济学家的睿智思想中。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和亚当·斯密先后提出国家应发展教育的主张。其后，在经济学界引发了热烈讨论。马尔萨斯、詹姆斯·穆勒、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马歇尔等经济学家自陈己见，论述国民教育之利，对英国国民教育体制的形成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 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 1623-1687）生于英国汉普郡一个小业主家庭。由于家境贫寒，14岁起便不得不外出谋生。先后做过水手、家庭教师、医生、教授。1649年被牛津大学授予医学博士学位。1651年起任爱尔兰总督亨利·克伦威尔的侍从医生并深得信任，后由于其才能卓越，改任爱尔兰土地分配总监。1658年当选为爱尔兰国会议员。因其《赋税论》、《献给英明人士》、《政治算术》、《爱尔兰的政治解剖》、《略论货币》、《关于促进学问的某些特殊部分的建议》等著作而蜚声世界。马克思对之尤为推崇，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1。威廉·配第不仅在经济思想上对后世影响深远，还在英国近代第一个提出了国家应该拨款发展教育的主张。 在威廉·配第看来，社会问题以及经济问题都是可以数字、重量、尺度来衡量的，其对教育问题的分析也是以这种方法论为基础和指导的。他主张要对全国进行必要的教育调查，从而确定教育机构的类型、数量、生源、专业设置等，然后确定具体措施。并从经济学角度提出了发展教育的理由。认为，财富的最后源泉，终归是土地和劳动。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的生产物是通过劳动生产出来的，科技和劳动者的素质才是最终的决定条件。在此基础上，他强调教育不仅应为国家政治和经济发展服务，而且坚持认为，教育是国家的、公共的事物，国家的公共经费除“军事费”、行政官吏俸禄而外，“公共经费的第三项，就是为拯救人的灵魂，启导他们的良知所需的经费”。2这些经费的受益者显然是宗教组织，而宗教组织在其时正承担教育的主要职责。故虽未直接提及教育一词，却是把兴教育看作国家的基本义务。他特别强调指出：“也许有人认为这种经费是关于另一个世界的，……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逃避人类的法律、干犯找不到证据的罪行、捏造证词、曲解法律的意义等等行为是多么容易，那么，我们就会认为有必要缴纳一种公共经费，用以使人们通晓神的戒律。神的戒律能看到邪恶的意念与企图，而且更能看到隐秘的行为，它能在另一世界中对在人世只能加以轻微惩处的邪行作永恒的惩罚。”3为此，他主张，“现在担任这种公务的人所拿到的俸禄，也必须相应的优厚。不仅如此，即使在这人世的生活中，他们也必须具备能够用某种报酬来吸引世人的资力”。4期待国家尊师重教之思想赫然入目。更为可贵的是，威廉·配第提出，国家不仅应加强对宗教组织的资助，还要承担“各种学校以及大学，特别是当它们教给上面那些人诵读、写作和算术的时候所需的经费”5。认为，“学校或学院这些机构，目前大多数是某些特殊人物所捐献的，或者是某些特殊人物为追求他们私人目的而花费金钱和时间的场所。但是，如果它们的目的是在于给最优秀而有天资的人提供一切可以想象得到的帮助，使其从事于探求自然界的一切运行规律，那无疑是一种善举。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所需经费也应当算是公共经费。”6国家对这些学校或学院的拨款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 威廉·配第从国家发展的需要出发，以经济学的视角，提出教育是国家和公共的事物，教育经费应列为国家公共经费开支，反映了其睿智和远见卓识，也代表了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要求。遗憾的是，他对教育的价值问题，并未做深入论述。在探索资本主义经济范畴的内在联系，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隐秘结构中，英国历史上另一位卓越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看到了教育在增加国民财富、提高劳动生产力中的巨大作用，揭示了教育与经济的内在关系，在教育思想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 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出身于苏格兰一个海关职员家庭。14岁便入格拉斯哥学习，三年后被推举到牛津大学。毕业后先后在爱丁堡大学、格拉斯哥大学任教。1764年，他辞去教授职务，充任布克莱希公爵的私人教师，陪同公爵去欧洲大陆旅行长达两年，考察了法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并结交了大批法国知名人士，对其思想影响颇大。1767年，他回到故乡专心于写作。几近十年之功终于完成了洋洋大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起因的研究》（亦称《国富论》）。此书一经问世便引起欧洲各国重视。马克思甚至评价：“在亚当·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7《国富论》虽始终围绕如何促进国家财富的增长这一主题展开，却对国民教育有着独到的见解。他坚持认为，国家必须明确自己所承担的基本职能，应提供面向全体国民特别是劳动阶级的教育，并提出了强制性教育的观点。这为义务教育的法制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劳动分工论是亚当·斯密整个经济理论的逻辑起点，因而也是其教育思想的理论前提。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以及社会各个企业和各个部门的生产者之间的分工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国民财富的同时，斯密也承认，分工也对人的智力发展产生了极大伤害，故产生了国民教育的需要。他指出，“一个人如果把他一生全消磨于少数单纯的操作，……没有机会来发挥他的智力或运用他的发明才能来寻找解除困难的方法，……他自然要失掉努力的习惯，而变成最愚钝最无知的人。”8所以，“政府如不费点力量加以防止，劳动贫民，即大多数人民，就必然会陷入这种状态。”9而“在自由国家中，政府的安全，大大依存于人民对政府行动所持的友好意见”，10“这般人民有了教育，国家可受益不浅呢。在无知的国民间，狂热和迷信，往往惹起最可怕的扰乱。一般下级人民所受教育愈多，愈不会受狂热和迷信的迷惑。加之，有教育有知识的人，常比无知识而愚笨的人，更知礼节，更守秩序。”11 为此，他继承了威廉·配第的国家职能观，坚持将教育经费列入国家的基本开支，用于普通人民的教育，因为在文明的社会中，普通人民“更需要国家的注意”12。斯密认为，仅靠社会力量是难以实现教育目标的，国家应在各教区各地方，设立教育儿童的学校，负担教师的部分薪酬并为鼓励学业优良却家境贫寒的儿童提供奖赏。斯密还认为，国家应有相应的制度以强制全体人民接受最基本的教育。他明确提出，任何人在加入某种职业团体或获得某种职业资格前，必须接受国家的考试或鉴定。这种强制教育的思想触及近代国民教育的核心，在其时代独树一帜，影响深远。其观点自然也引发颇大争议。亚当·斯密之后，众多的经济学家们围绕国民教育展开了激烈讨论。马尔萨斯、詹姆斯·穆勒、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马歇尔等都提出了发展国民教育的主张。 二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 1766-1834）是英国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他早年在剑桥大学学习神学和哲学。1798年发表了著名的《人口原理》。1805年受东印度公司聘请，在赫福州的海里堡学院任近代史和政治经济学教授，并相继出版《地租的性质与发展的研究》（1815年）、《政治经济学原理》（1820年）等政治经济学著作，奠定了英国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基础。马尔萨斯的思想虽然颇多争议，却是旗帜鲜明地赞成政府干预教育的著名经济学家之一。 在《人口原理》中，马尔萨斯指出，“人口增殖力和土地生产力天然地不相等，而伟大的自然法则却必须不断使它们的作用保持相等。我认为，这便是阻碍社会自我完善的不可克服的巨大困难”。13为避免社会冲突和其它恶劣后果，必须采取措施控制人口增长。基于此考虑，马尔萨斯对当时英国的济贫法制度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从总体来看，实施济贫法给社会带来的利益远远弥补不了其所导致的社会损失。当时所实施的救济制度表现出一种削弱储蓄的倾向，并容易导致对社会负责行为的损害。为此，他建议不再向穷人拨付救济款，而代之以除提供未耕种土地、建立储蓄制度外，还应推行教育计划，使穷人真正认识到其贫困的真实原因，并掌握改变自身生活境遇与提高自身社会地位的知识与技能。 他毫不客气地批评英国政府已经“在穷人身上滥花巨额资金……但在他们的教育上，……却严重匮乏。它无疑是民族的极大耻辱，把下层人民阶级的教育仅仅留给了一些‘星期日学校’……”。14而政府推脱责任的做法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致使教育效率低下，不能快速的培养国家所需人才。马尔萨斯坚持认为，提供“普通人的教育”毫无疑问是政府的责任，是任何其他机构都代替不了的。一个政府如果没有教导它的公民，应当把其幸福或痛苦的主要方面仰赖于自身，那么说明这个政府没有实现其目标，不能为他们自己思考，社会的受教育成员就无法作出正确的决定。由此马尔萨斯强调，任何社会体最终由分享其资源的人们的数量决定，教育，尤其“突出强调下层阶级的真正状态的一般说明……如果受人口原则影响一样”15是社会健全的关键。马尔萨斯写道：“只要政府提供普通人的教育，这个政府能臻于完美。”16并且，“教育非常有助于人们从公民的自由和政治自由获得的一切好处。没有教育，确实不能把公民的自由和政治自由看成是完美无缺的。”17而自由和政治自由是有助于鼓励社会的下层阶级养成谨慎习惯的所有原因中最主要的原因。18 马尔萨斯从教育和贫困的关系的角度论述了开展国民教育的重要性。通过发展教育，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来最终摆脱贫困的观点在英国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其后的另一位经济学家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 1773-1836）也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他在1813年1月的“爱丁堡观察”杂志上提出：“如果他们的教育委托给政府，或者受政府捐助的个人，——我们只能说，虽然我们尚未想到危险性的大小，但使娴熟的读和写教授给全体人民仍然大有益处，我们应当愿意为得到它而冒巨大的危险，或甚至大大加速那种获得的进程。”19显然，这位功利主义大师愿意为国家提供基础教育而牺牲他的联想原则思想。他评价说，初等教育对生活如此重要，以致对任何政府把它改变为恶性教育几乎是不可能的。其子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深受他的影响，对英国国民教育体制的形成影响尤大。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是英国著名哲学家、经济学家、逻辑学家、功利主义的集大成者。于1848年发表了《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应用》。其在作为英国下议院议员的三年任期内，曾就教育改革在议会中作过许多重要讲演，呼吁实施初等义务教育。并把教育看作改善劳动人民习惯的两种方法之一。他认为，自由放任有许多例外，尤其不适用于初等教育。“从原则说，就应该由政府向人民提供教育”。20政府可以运用自己的权力，规定父母在法律上负有使子女接受初等教育的职责。因为儿童的父母或抚养他们的人即便有能力使儿童得到初等教育，但却未能这样做。他认为这些父母或抚养者既没有尽到对孩子本身的职责，也没有尽到一个社会成员的职责。他指出，一般社会成员也会因为其同胞缺少教育而遭受严重损害。认为，“民间教育的数量现在是远远不够的，以后很可能也仍将是远远不够的，而其质量虽然显示了某种改进的趋向，但现在除极少数情况外，却很差，而且一般说来是糟糕透顶的，简直是徒有虚名。”21所以，“政府有义务弥补这一缺陷，资助初等教育，以使穷人家的所有孩子能够免费或以微不足道的费用接受初等教育。”22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又认为，“一般说来，如果国内不乏有资格能在政府维护之下举办教育事业的人士，只要法律规定实行强迫教育，国家又支付贫寒子弟的助学金，以保证办学不致得不到报酬，那么，他们就会能够也会情愿根据自愿原则办出一种同样良好的教育的。”23也就是说，国家只要决心要求每个儿童都受到良好教育，并帮助家境比较困难的儿童支付学费，对完全无人负担的儿童代付全部入学费用，就足够了，并不必自己去操办。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折衷主义的调和论教育观是他整个经济调和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穆勒看来，政府在法律上或在事实上完全控制教育，是令人不能容忍的。著名的《1870年初等教育法》确立的“填补空缺”——以公办学校填补教会学校之不足——原则，就和这种思想紧密相关。其后，剑桥学派创始人艾尔弗雷德•马歇尔则吸取前人成果，以生产费用论为立足点阐述了国民教育的重要性。 三 艾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 1842-1924）曾在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读书，1883-1884年任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讲师，1885-1908年任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1887年任布里斯托尔大学学院院长。1891年任皇家劳工委员会委员。其政治经济学学说是资产阶级经济学不同庸俗学派论点的折衷混合物。企图把生产费用理论和所谓边际效用论结合起来。其剑桥学派的经济理论被视为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正宗。以《经济学原理》一书而享誉世界，并著有《工业经济学》，《经济学精义》，《工业和商业》等。其中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马歇尔对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并概括为资本积累和投资、科学技术和企业组织、教育、规模经济等几个方面，指出了发展国民教育的价值。 马歇尔认为，“资本大部分是由知识和组织构成的——知识是我们最有力的生产力．它使我们能够征服自然，并迫使自然满足我们的欲望”。24由于科学的发展及其在农业中的运用，差不多阻止了报酬递减的倾向。故发展改良教育，培养熟练的有技术的丁人．对于财富的增长也具有重要作用。虽然有许多种类的工作，没有知识的工人也可以做好，而且教育的高等学科，除了对雇主、工头以及比较少数的技术工人之外，没有什么直接用处。但是，它大大刺激工人的智力活动；使其养成善于研究的习惯；并使其在日常工作上更为聪明、更为敏捷和更为可靠。而且马歇尔还特别指出，手工劳动阶级的人数，比其他一切阶级加在一起多许多倍，所以，一个国家中所生下来的最优秀的天才，一半以上会属于劳动阶级。对于可能是出身低微的天才，任其消磨于低级工作而置之不问，实在是一种最有害于国家财富增长的浪费。所以，把公私资金用于教育之是否明智，不能仅以它的直接结果来衡量。教育仅仅当作是一种投资，使大多数人有比他们自己通常能利用的大得多的机会，也将是非常有利的。因为，依靠这个手段，许多原来会默默无闻而死的人就能获得发挥他们的潜在能力所需要的开端。而且，他进一步指出，一个伟大的工业天才的经济价值，足以抵偿整个城市的教育费用，而且在许多年中为大多数人举办高等教育所花的一切费用，如果能培养出像牛顿或达尔文、莎士比亚或贝多芬那样的人，就足以得到补偿了。主张国家投资教育的思想可见一斑。 当我们考察近代以来英国教育思想的发展轨迹时，不难发现，居支配地位的莫过于“绅士教育”的倡导者洛克、“性格形成论”的创造者欧文和“知识价值论”者斯宾塞了。但当法德等国的学者们在激辩国民教育之必要性时，英国岂能无动于衷？与欧洲他国不同的是，英国国民教育思想闪现于睿智的经济学家头脑中。从而在教育国家化的世界潮流之下，铸就了自己别具一格的特点。遗憾的是，经济学家们多半只是希望国家能对教育投资，帮助无力支付学费的孩子完成学业，并不要求国家对教育的严格管理。即使主张强制教育的亚当·斯密也强烈反对国家过分干预，仅法律规定就可以了。思想常常是行动的先导。英国国民教育制度建立的迟缓也就不足为怪了。1833年方有第一个议会教育拨款法案的通过，1870年才颁布第一部初等教育法，初等义务教育制的确立则到20世纪初，中等教育的国家化更是若干年后的事了。 经济学理论论文:解读莫里斯 多布经济学理论 摘要:莫里斯·多布的经济理论主要涉及劳动价值、剩余价值、经济危机、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等问题,具有深刻的理论见解和极强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在他的经济危机理论体系中,更是较为全面地揭示了根植于资本主义内部的深层诱因:消费不足、结构不成比例和利润率下降。在“后危机”时期,重读莫里斯·多布的经济理论,审视经济波动后的中国经济脉络,保持适度的谨慎和必要的反省是不可或缺的,而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内需并优化政府经济职能是当下之中国在经济领域内的重点改革方向。 关键词:莫里斯·多布;经济学理论;经济危机 在一年多前,以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美国为中心爆发的金融危机,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波动。时至今日,金融危机的阴影已渐渐散去,经济复苏的苗头已日趋明显,全球贸易量亦开始了新一轮的上升。然而,在当下“后危机”时期,保持适度的谨慎和必要的反省仍是不可或缺的。 立足现实,回眸历史,此时重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著作,仍能从这些经典中,感受到先贤们的智慧和深刻。其中,20世纪英国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之一的莫里斯·多布,更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深入研究,梳理出了其较为全面的诱因。 一、莫里斯·多布及其主要著作和经济学理论观点 莫里斯·多布于1900年出生在英国伦敦郊区的一个小商人家庭,1918年投身英国劳工运动,并开始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1919年进入剑桥大学学习经济学,1922年获得剑桥大学文学士学位,在年底时加入了刚成立不久的英国共产党,后来一直是该党的主要理论家之一。1924年以《论资本主义企业的历史和理论》的学位论文,获得伦敦经济学院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到剑桥大学并长期任教。 1976年8月17日在剑桥逝世。 莫里斯·多布和斯坦福大学的保罗·巴兰是二次世界大战前仅有的两位在西方主要大学里从事教育工作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可以说他对于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在英国的扩展,起到了“创榛辟莽、前驱先路”式的推动和贡献。 在其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里,著作等身。早期的有《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1937),在该著作中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论、经济危机理论、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等问题,且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他指出,经济研究不能仅只是看到市场的浅表,更应该将隐身于市场浅表层之后的人与人间深层的、基本的社会关系,纳入研究视野当中。并且企图通过理论衔接,来消融、缝合马克思和李嘉图之间的理论分歧,试图形成一套条理扎实的马克思—李嘉图主义经济体系,使马克思和李嘉图的中心思想,主要理论,分析方法以及预想蓝图在重建的经济思想体系中得以充分体现。这显示了莫里斯·多布对马克思一些经济理论的透彻认识和坚决支持。为当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方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了极大且富有成果的努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莫里斯·多布致力于经济学研究,1946年出版《资本主义发展问题研究》一书。该书探讨了导致封建制度危机及瓦解的封建生产的“运动规律”,驳斥了那种认为不断发展的交换和贸易的外在力量才是其原因的论点。该理论的分析坐标界定在,对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内在因素的强调上。正所谓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莫里斯·多布认为,封建主义的崩溃必须溯源于它本身内部的一些基因。封建主义衰弱最初是起因于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缺乏效率,加之伴随着统治阶级对收入的需求日益增长。久而久之,随着这种境况的发展,就必然导致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封建主义衰弱、“原始积累”发展、“自由的”劳动者集团壮大,进而强制性的剩余榨取就有了可能性,接着资本主义也就产生了。这部著作,亦决定了其他学者在后来发表的著作中所提出的问题。 莫里斯·多布之著作除了上述外,主要的还有《论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1955),当中收入了莫里斯·多布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西方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核算问题的论战中,表达其既反对否定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具有可能性与现实性的观点,也反对 “市场社会主义”观点的一系列论文。《论经济增长和计划》(1960),在文中提出了经济计划和重工业的发展在改变不发达国家经济现状中的重要作用。《社会主义计划若干问题》(1970),其间探讨了市场与计划的关系以及生产资料的生产与消耗资料的生产之间的适当平衡的问题。《亚当·斯密以来的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1973),是莫里斯·多布的最后一本著作。该书以经济思想史的发展脉络为切入点,去探寻李嘉图、马克思和斯拉法等人的价值和分配理论。尝试着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观点,重新去考察经济思想史上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演化过程及其实质。以及耗费五年时间协助斯拉法出版了11卷本的《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1951—1955),使得莫里斯·多布可以有机会、有途径去纠正其他经济学家对李嘉图理论的一些普遍的误解,从而将李嘉图理论,以一种较为客观的面貌、持续地运用到自己的经济思想体系当中。 二、莫里斯·多布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 莫里斯·多布毕生从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最突出的命题,毫无疑问是劳动价值论。但与此同时,也应看到其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思考和诠释,同样具有极强的理论穿透力和现实指引力。 在莫里斯·多布看来,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过程和性质的分析,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运用于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而当我们着眼于宏观经济层面来观察,也定会发现莫里斯·多布对经济危机理论亦是有很多独到的见解。其理论大厦之框架主要包含这样三个方面的问题:消费不足、结构不成比例、利润率下降。 1.消费不足。20世纪30年代中期,源于当时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推崇和呼吁,影响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以致他们习惯于把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解释成“消费不足”的理论。而莫里斯·多布则是从一开始,就不赞成这种过于简单地将“大众消费不足”界定为引起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他主张对经济危机和“消费不足”两者之间的理论关系作出更为严格的分析和区分。对此,莫里斯·多布首先肯定性的表达了,马克思从来没有认为,“消费不足”是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但同时,也指出马克思亦从来没有认为,对利润的实现具有重要杠杆作用的消费,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只是一种微不足道的因素。 莫里斯·多布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指望消费能同劳动生产率一样按比例的增长……劳动生产率和消费之间的冲突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一个方面,是在这个制度的周期性崩溃中表现出来的矛盾的一个因素。然而,它仅仅是危机的一个方面;马克思明确地认为,生产领域中的矛盾才是……这一问题的本质。” [1] 另外,在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中,基于资本品部类的资本品更换周期和自主的技术进步,也是会为消费品部类产品的需求滞后提供了强大的“抵消效应”。因此,离开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这一主要方面的因素,一味强调消费因素的重要性,过于强调“消费不足”在引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的作用,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是存在根本性偏差的。 2.结构不成比例。对于资本积累,莫里斯·多布经过认真、严密的分析后,清晰地指出,资本主义无计划的生产和交换的特征,表明任何使经济不稳定的因素都根植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深处”。即: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利润,而不是为了社会利益。同样,资本家天性中的趋利本能,亦促使他们在对其剩余价值资本化的选择上利字当先,更多的倾斜于回报较高的领域。那么,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状态下,进行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势必会呈现出无政府状态,其后果就是导致社会的产业结构不成比例。 莫里斯·多布更是通过对《资本论》的研究和考证,延续了马克思的相关论点,即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不发生危机是须有一些必要条件做基本的保障性支撑,可是要满足这些基本条件,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是极其不可能的。进而,莫里斯·多布认为,经济危机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决定的。 3.利润率下降。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是通过其对总利润量(利润总和)的影响,进而导致普遍的危机——即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会逐渐削弱投资的刺激,而随着资本积累的下降,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负效应就逐渐的开始超过正效应,直到在某一阶段利润总和出现停滞。那么,危机也就在这一阶段开始出现了,虽然,表现形式要受具体制度和社会因素的制约。但其都是资本主义经济由均衡走向均衡被破坏,经济波动,最后走向危机的驱动力量。 而在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利润率趋向下降的关系问题上,莫里斯·多布不止是简单的维护了马克思的观点,“去尽力运用马克思本人对‘抵消因素’的分析,包括资本要素的跌价、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进口廉价的原材料。”[2]更是把这种理念,放置到观察资本主义“一般运动”的内在机能之高度,阐释了关于资本有机构成是否存在一个上升趋势而使剩余价值率上升、利润率下降的问题。对三者之间在经济效果上的影响与作用关系,其提出了两个看法:第一,剩余价值率的上升存在着一个由工作日长度所决定的上限问题;第二,不能机械的由马克思的范畴,来固执的推定是否会发生利润率的下降(资本有机构成的上升)。 三、莫里斯·多布经济危机理论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在贸易全球化的今天,经济危机的辐射已呈现出跨越和触动所有社会形态的趋向。即危机的发生地与波及地,并不是简单的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而都是整个危机链条的组成部分。况且,现在很多时候,经济危机已不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经济现象,而是被看作市场经济的“生理现象”。自然,在实行市场经济的中国,也是存在着发生经济危机的现实可能性。那么在应对、化解其过程之中,所采取的任何一套经济政策的背后,必然都会一些共通的经济理论作支撑。在此历史背景之下,审视莫里斯·多布的经济危机理论,从中我们仍可获得,抵御、消退“经济危机病菌”的能量。 1.调整产业结构。在感慨和赞赏三十多年来,中国着力推进的市场化、全球化和现代化改革所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改革所付出的代价。是否能以逐渐“规范化”的改革模式来取代现有的、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错法”改革[3],在经济一体化越来越紧密的背景下,更具现实意义。 产业结构调整是一个国家根据资源禀赋、区位优势、国际竞争等因素,不断优化生产要素利用方式,提高生产要素利用效率的过程。那么,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如果不能根据新的情况及时和正确地调整产业结构,经济增长就会受到资源配置不合理的束缚,产业结构就会阻碍经济增长。相反,若能根据新的情况,及时和正确地调(下转170页)(上接40页)整产业结构,就会释放出经济增长的潜能和空间,进而通过改善资源配置去克服不利的因素。 对此,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从之前的低水平的循环中跳出来,走向高水平的平衡。通过这一调整后,会使我们的经济提升建立在结构优化的健康基础之上,大大的增强我们应对经济波动的免疫力。 2.扩大内需。在出口、投资、内需这三股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强韧动力中,内需的影响力和作用力越来越突出。基于此,我们刺激内需的政策要以更为基础的、普遍的消费需求为重点。唯有这样,我们的经济才能更有保障、更安全地在既定轨道上良好运营。 而消费需求的扩大,是要以综合的政策和渠道,全方面多层次的予以辅助。第一,充分就业。这是个世界性的难题,更是以扩大内需为手段促进经济发展的基础性环节。只有确保劳动者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内需才能真正被激活。第二,社会保障。中国是个高储蓄率的国家,因而要降低储蓄率,扩大内需,必须解决居民的后顾之忧,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第三,城乡一体化。只有让农民与城市居民一样,充分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实现城乡共同富裕,才能使中国的“内需框架”更大更坚强。 3.优化政府经济职能。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可是,市场经济本身并非是万能的,它潜伏着先天缺陷、存在着失灵区域。因此,在现代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过程中,既要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又要恰当引入政府监管。 在市场经济发展中,政府的主要经济职能应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维护市场信用和秩序,为市场活动提供制度和法律保障。第二,提供公共产品并通过转移支付实施第二次分配,改善社会公平。第三,运用宏观经济政策维持国际收支平衡和汇率稳定、平抑经济波动,防止通胀和通缩以保持经济平稳增长、实现充分就业。 由此可以看出,在尊重和遵从市场机制的基础要素和基本原则之平台上,用好那只悬在市场上空的政府监管之“看得见的手”,才能使中国通向更成熟、更规范,更富有创新精神的市场体制之路。 经济学理论论文:试论再思发展经济学理论 摘要:人类的期待日益增加是我们时代的一个普遍性特征，人们的期望增加超过了社会满足期望的能力几乎是一条人类行为的规律。如我们所知道的，现代性的一个伟大的理智转折就是用进步的观念取代了社会变迁的周期性的观点。人类进步被设定为：如果不是不可避免的，至少是高度可证实的；它同时还被设定为总是有条件的，并且也是连续的。 关键词: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发展 正文：解释经济发展的最着名理论是经济自由主义、经典马克思主义和不发达学说。经济自由主义和经典马克思主义都赞成世界经济二元论，他们把世界经济的发展看作为经济增长从发达国家向传统经济国家转移的过程；欠发达国家被纳入到扩大中的世界经济里，通过贸易技术和投资的流动，从传统经济改造为现代化经济。 一、自由主义对经济发展的观点 按照自由主义者的观点，世界经济是经济发展中的有益因素，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往往有利于后者；通过贸易、国际援助和外国投资，欠发达国家经济获得了出口市场、资金和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技术；影响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是本国经济的有效组织。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来说，经济发展要求排除政治和社会对市场体系的功能和效率的阻碍，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许多要素已从世界经济中发达的中心地带扩散到外围的欠发达国家，这种扩散的速度和方向取决于下面一些因素：经济要素的国际流动；对外贸易的数量、条件和构成；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从长期看，市场力量的运行会使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经济水平、实际工资和要素价格趋向同等；而经济发展的基本障碍在于欠发达国家内部：仅能维持温饱的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重太大，技术教育不足，储蓄倾向低下，财政制度薄弱以及最重要的是政府政策的效率低下；一旦这些障碍消除，市场开始有效地运行，那么一国经济就会开始摆脱落后状态。 阿瑟•刘易斯认为，假如一国的经济具备三个简单的成分——足够的雨量、中等教育体系和敏锐的政府——就可以发展。问题不在于穷国为什么穷，而是像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所说的，为什么若干国家已经克服了发展的障碍，改造了自己，并且通过适应变化中的经济条件使自己富裕起来。已有的答案是，卓有建树的国家使市场的发展不受政治干预的妨碍。政治腐败、寄生性社会结构和官僚结构、偏向城市和奉行经济民族主义孕育了不适当的公共政策。 二、经典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发展的观点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是世界范围的一种动态性、扩张型经济进程；通过帝国主义扩张，它最终会包容整个世界，使所有社会采用它的商品生产方式。而当社会过渡和资本积累的任务完成后，资本主义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将让位于它的继承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 当马克思把注意力从欧洲大陆转向亚洲、中东和其他地方时，他发觉他的理论不适用于欧洲以外的国家；在人口高度密集的地方不存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各阶段，而且，这些文明社会似乎缺乏社会变革的内部机制。马克思认为，它们在历史上是停滞的，没有能力向前发展；尽管帝国主义是邪恶的，马克思认为它也是一种进步力量。 列宁认为，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是它发展了世界，而不是使世界不发展；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扩张时播下了自我毁灭的种子，从而破坏了自己的地位。 三、不发达理论的观点 所有不发达理论的实质性内容是：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井然有序地运转着，使欠发达国家经济畸形和得不到发展。黑非洲、亚洲、中东和拉丁美洲大多数国家在经济上和技术上继续处于依附地位；他们继续出口商品和原材料以换取工业品，许多国家已遭受到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渗透。这些国家中有一些不是进入更高的经济发展阶段，而是实际上在食品、资金和现代技术方面增加了对发达国家的依赖。不发达理论把这种形势归咎于外部世界经济，而不是归咎欠发达国家本身。 一个正在建立中的神话不是一个可验证的命题，它是一种传说，一种历史哲学，是寻求提供一种框架。如果我们要想取得有意义的进步，那么我们必须把主导性的神话置于重要地位，并要公开地检验这些神话，而不是把它们藏匿于一种非实在的、科学性的掩饰之后。 关于现代世界的基本传说早在19世纪中叶就已经建立起来了。这个基本的传说就是：很久很久以前，欧洲曾是封建社会，处在黑暗的岁月。绝大部分人使农民。绝大部分农民受拥有很多土地的地主的统治。通过一些进步，中间阶层出现了，并成为市民。新观念出现或者再现了。经济生产在扩大，科学技术在繁荣。最后，这一切带来了一场“工业革命”。伴随着巨大的经济变化的是政治变化。资产阶级在进步的扩展中、在自由的氛围中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了贵族统治。所有这一切变化是一起来的，然而它却不是在每个地方同时发生的。一些国家较其他国家率先实现了发展。长期跑在前面的英国是受宠的候选者；世界经济中受英国霸权的保护得以发展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另一些国家较为“落后”或欠发达。但是，既然给定了这一基本的乐观主义态度，那么就没有必要绝望，因为落后的民族只要模仿前面的或进步的民族，就能够品尝到同样的进步果实。 留意19世纪知识界的几大争论，那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这些争论包括：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争论、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争论等等。所有各方都将上述基本传说作为可信赖的事情予以接受；他们仅仅是出于政治行动的考虑，才对这个精心组织的神话及其各种涵义有所争论。自由主义者是那些对作为人类自由使者的中产阶级的崛起表示庆祝的人，他们提倡将人类进步的福利扩展到那些被认为是落后的群体和国家中去。保守主义者是那些对贵族统治的衰落表示遗憾的人，他们争辩的是个人主义不等于自由，只不过是对巧取豪夺的一种许可。自由可在传统和权威的复原中找到。马克思主义也相信中产阶级的崛起和贵族统治的衰落。他们赞同自由主义关于资产阶级是人类自由的使者，但同时也论证了，如保守主义所说的那样，资产阶级的自由是对巧取豪夺的一种许可。 当我们谈到一个历史系统中的危机，不是指系统内的一个危机性困难，而是指系统的结构扭曲如此之大，以至于仅有的可能的结果就是系统的消亡。什么是这个历史系统危机的结构渊源？概括地说，我们可以称之为：经济挤压、政治挤压和意识形态挤压。 经济挤压可以还原到作为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的两大基本矛盾。其一为：一面是每位业主竭力通过减少成本，使竞争极大化来获得利润；另一方面则是如果存在非充足有效的世界需求，那么就有在一个扩张和竞争的世界经济中实现利润的不可能性。第二个矛盾是由生产的无政府主义所引起的，其结果是对于一个给定的、作为竞争者的业主，其投资往往陷入他或他作为一个阶级成员的对立方向上。当然，两个矛盾是直接相关的。 经济挤压必然也要产生一种政治挤压，将在不论是国家间的还是国内的上层中产生激烈的内在矛盾。这种局面还被如下的事实所恶化，即因为“在上层”分配的增加，那么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强烈的恳请者会进入世界人口的那部分之中，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来分享世界的剩余价值。 如果像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主导意识形态所宣称的那样，差别的鸿沟已消除是真实的，那么，大家就很难理解世界上还存在什么反体制运动的群众基础。人们关注的事实是：增长率并非如此之快，而是如此之慢。结果是大家所熟悉的。 经济学理论论文:发展经济学理论发展纵览 摘 要 现代经济发展理论，兴起于20世纪40年代。二战后，伴随着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如何从不同的研究对象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用于指导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成为经济学界的一大任务。发展经济学应运而生。 关键词 发展经济学 发展中国家 经济发展 发展经济学是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研究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指导的一门新兴学科。其发展历程大致如下： 一、早期萌芽 经济发展思想伴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而发展起来的，早期有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创始人威廉·配第提出的从事农业的人数伴随着经济的增长比起从事工业的人数会相对的减少的“配第-克拉克命题”。亚当斯密对社会财富和产出的严格界定和针对性的提出经济增长的前景等，这些都可以视作发展经济学发展的肇始。 二、奠基、发展与兴起 虽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了200多年，但是发展经济学真正受重视却是二战以后。1948年对于发展经济学来说是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哈罗德和多马提出将短期的、静态的凯恩斯经济周期学说长期化、动态化为经济增长模式，被人们认为开当代经济发展理论的先河，是发展经济学的第一个里程碑。 三、演变阶段 自上个世纪40年代以来，就主流发展演变阶段来说，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中期，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惟资本化、惟计划化和惟工业化。在这一阶段，发展中国家发现发达国家拥有的最大共同点是普遍实现了工业化，因此众多发展中国家将实现工业化作为提高商品劳务生产水平、改变在国际分工贸易中不利地位、提高国民收入水平的必由之路。 第二阶段，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因为上一阶段极力推行工业化，忽视农业发展导致在这一时期部分负面效应显现。上阶段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将全部身心倾注于工业化的问题，所以“绝对贫困”问题未受到重视。这一阶段，“人类的基本需要”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这一看法被广泛接受。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伴随着美国里根政府的上台和英国撒切尔夫人为代表的保守势力执掌政府，新古典主义和倡导自由市场经济力量的经济理论政策又重新被提倡。在这种背景下，前一阶段的经济发展问题可以归咎于不完善的市场结构和不当的价格政策，过于活跃的政府干预和死板的计划经济政策等。 第四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世纪末。伴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当今世界日益全球化，生产力极大地提高。然而，发展中国家虽然纵向相比获得了很大的进步，可是横向与发达国家相比，其差距反而是越拉越大，在高新技术方面表现的尤为明显。 第五阶段，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在这一阶段，又出现了对上一阶段的经济发展政策的反思和修正，以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为指导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改革和发展中遭受严重失败而使得新自由主义备受质疑。 四、体系形成 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苏联解体这一标志着市场经济完胜的事件，发展经济学遭受了近20年的悲观论调。然而，经济问题的出现总是促使经济学家去探寻问题的解决之道。在这一阶段，发展经济学的外部环境以及学术领域发生了以下几个变化： 首先，人们对于经济发展的态度和看法发生了改变。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后，人们开始反思在以前阶段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对于传统的将经济增长作为衡量发展的唯一标志，人们进行了彻底的反思和评判。这时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核心是既满足当代人的发展，同时也要不损害后代人发展的能力。这种发展是建立在经济、生态环境和社会持续能力的基础上，旨在追求长期永续的发展。 其次，新制度经济学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人们原有的发展观中极度强调市场经济的作用，不顾一切追求高的经济发展速度。然而事与愿违，那些片面追求高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末也遭遇了经济发展停滞或不尽理想的境地。这时，部分经济学家提出鉴于经济的外部性和信息的不完全性，经济中不光存在着政府失灵、计划失灵的问题，同样还会出现市场失灵的问题。以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强调一切依靠市场来解决问题的思路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中的制度实际上包括一系列制度规则、规则发挥作用时的特 点，以及在执行过程中人们相互作用的行为规范。 再次，内生增长理论在发展经济学中的应用。其核心思想是认为经济能够不依赖外力推动实现持续增长，内生的技术进步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正是有这些新理论的指导，广大发展中国家又找到了一条新的发展路径与方法。这些新理论在发展经济学中的运用，标志着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成熟。纵观整个发展经济经济学发展史会发现，在发展经济学成熟后期，一定程度上可以将发展经济学看作是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的应用。 如今无论是理论发展，还是分析方法，发展经济学都有着进步和发展。理论方面如竞争性均衡的经济增长理论，新贸易理论等；应用方法和分析技术方面，如均衡方法、经济计算和平衡分析及实证研究等。发展经济学至此已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指导学科，同时也变成了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进行指导和研究的科学。 经济学理论论文:经济宪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交融的历史启迪 内容摘要：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宪法是法治的基石，市场体制的孕育成长需要宪政制度的协调配合。将视野局限于政治宪法、过于注重定性分析的传统宪法学理论显然不能适应经济建设与宪政建设同步发展的要求。在西方学术界，正式将经济学和法学结合起来研究的努力，始于本世纪20年代的制度经济学；到70年代美国法学家波斯纳吸收经济学家科斯等人的成果，创立了法律经济学；从宪法的角度研究经济发展，把经济学与宪法学联系起来研究，则始于以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回顾宪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交融的历史，有助于宪法学关注经济宪法，借鉴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研究宪法问题，实况宪法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与研究方法的更新，走向经济宪法学。 关 键 词：宪法学，经济宪法，经济学 经济学关注政治、法律问题，法学注重相关经济因素，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学术传统。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紧密关联，学科理论高度综合化的条件下，总结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交融的历史过程，对于更新宪法学理论与方法，实现经济宪法学理论创新，是很有意义的。 一、法学与经济学交汇中的宪法理论 把政治、法律和经济联系起来思考的最初尝试，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管仲、墨翟等古代先哲。到了近代，亚当。斯密率先结合政治和法律制度分析经济发展，从而开创了古典政治经济学［1］。美国实用主义法学家霍尔姆斯大法官在19世纪末曾预言：未来的法律属于研究统计学和经济学的人们［2］。这些早期探索已经昭示着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交融的前景。 在法学与经济学相互融合的过程中，经济学家在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方面充当了理论先导。法学家则提供阵地扮演了组织者的角色，并将两个学科的结合引向系统化。 （一）旧制度经济学的领域拓展 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全面暴露了市场体制的缺陷，动摇了人们对“看不见的手”的信念。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使经济活动与法律事务的关系更加密切，经济学开始向法学渗透，形成了以美国经济学家康芒斯等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 制度经济学主张“法制居先于经济”，明确地将财产权和法律制度纳入经济学范围，宪法在其中也受到重视。康芒斯认为，法院对经济利益冲突的调节“系根据宪法上关于合法程序、保护财产和自由以及平等的法律保障这几方面的条款来行动的”，制度经济学试图把“法律制度配合到经济学里面，或能配合美国司法机构所采取的这种根据宪法的路线”[3].制度经济学虽然通过把宪法和法律纳入经济学范围实现了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但由于未能更新研究方法。以致法律与经济的结合显得随意而松散，宪法问题也未得到充分的研究。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更新 根据研究法律制度的需要更新经济学方法的任务。是由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学派完成的。1960年科斯在《法与经济学杂志》发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提出后来被称为“科斯定律”的基本思想：如果市场交易是无成本的，则权利的界定对经济效率没有影响；但事实上市场交易是有成本的，因而权利的初始界定必然影响经济制度的运行的效率[4].新制度经济学以交易费用为理论基础，以财产权为逻辑起点，全面考察制度安排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为对法律制度进行经济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更新了经济学研究方法。该学派对宪法与政治已有一些探讨，以道格拉斯。诺斯和哈罗德。德姆塞茨的分析最有代表性。 诺斯在研究制度变迁时十分注重作为基本制度规则的宪法，认为宪法的“目的是通过界定产权和强权控制的基本结构使统治者的效用最大化”[5].其目标是：建立财富与收入分配方式；为竞争界定一个保护体制；设立执法体制的框架以减少经济部门中的交易费用。诺斯指出：“离开产权，人们很难对国家作出有效的分析。”[6]他运用产权理沦研究国家，提出了“新古典国家理论”，认为国家决定产权结构，因而应对产权结构造成的经济增长、衰退或停滞负责。国家有三个特征：一是为取得收入而提供“保护”和“服务”作为交换；二是为使收入最大化而为每个不同的集团设置不同的产权；三是面对其他国家或国内潜在统治者的竞争。因而国家有双重目的，既要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又要降低交易费用使社会总产值最大化以增加国家税收。这两个目的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对抗，就成为国家兴衰的原因。 德姆塞茨用科斯定律研究民主政治，指出：“当政治竞争的功能完好无缺时，个人对从事政治活动的偏好不再与民主制度有较大的关系”[7].但是，了解政治和候选人情况需要信息费用，投票者个人不能决定政治结果，因而不愿进行政治投资。所以民主是不完全的，其中“少数人有权力去影响政治结果”［8］。这就为政党、政治投机、利益集团和政治垄断提供了一种解释。但新制度经济学忽视法律的自身价值，把研究的侧重点放在财产法、契约法和侵权法方面，对宪法的研究显得粗略。正如美国国际开发署经济政策与制度发展问题专家诺曼。尼称尔森所说：“宪法秩序还是制度分析中关于运行改进的对策中最不清晰的一块。”［9］ （三）法律经济学对宪法的经济分析 与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几乎同时出现的法律现实主义运动，直接导源于实用主义法学，其重要倾向之一就是“强调经济学”［10］。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率先为法律专业的学生开设经济学课程，聘请经济学家执教。1958年，经济学家迪莱克特教授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创办《法与经济学杂志》，从而为新制度经济学和法律经济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但是，直到70年代以前，法学家们在法学与经济学的交叉领域并无很大的理论建树。 1973年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波斯纳的巨著《法律的经济分析》问世，才从根本上改变了局面，标志着法学与经济学进入了全面系统化的双向融合阶段。波斯纳的经济分析不仅包括了普通法中的财产法、契约法、侵权法和刑法，也包括了政府调节市场、商业组织与金融市场、收入与财富分配等方面的法律以及程序法，宪法和联邦制也成为经济分析的对象，从而形成了法律经济学的庞大体系。 在对宪法所作的经济分析中。波斯纳认为：“宪法解释比一般法规的解释更灵活这条原则，表明变更宪法的成本要高于变更一般法规的成本。”［11］宪法在州与联邦之间、联邦政府内部分权，是为了提高改变宪法条文的成本，而对个人权利的宪法保护与此不同，是为了增加剥夺权利的成本。在谈及普选制、代议制和分权制时，波斯纳认为，对任何群体选举权的剥夺都会引起该群体的财富向选举中实力强大的集团再分配，选举权的普及将增加财富再分配的难度；由于昂贵的信息费用使民众通过直接民主形式不可能作出明智的决策，代议制可以节省信息费用：“分权制的目的就在于防止对国家强制性权力的垄断”［12］，这种垄断形式的成本可能高于其他一切垄断形式。此外，波斯纳还就经济正当程序、联邦制的经济属性、种族歧视、思想市场等宪法问题作了专章阐释，颇有新意。 以波斯纳为代表的法律经济学对宪法问题的分析虽然比新制度经济学更加具体深入，但仍谈不上全面、系统和深刻的研究。而且，波斯纳以财富最大化目标和效率价值取代宪法的其他重要价值，因而据此得出了一些错误的结论。如在种族歧视问题上，波斯纳针对著名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一案提出，法院应该要求南部各州为黑人教育提供更多经费作为保留学校种族隔离的条件。从而把种族歧视视为可以通过支付一定成本后，如何阻止它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运用其经济和政治权力损害公众？“［13］ 对此，公共选择派的答案有两个：其一是从政治上回归18、19世纪的立宪主义立场。布坎南声称，自己的理论是“18、19世纪传统智慧精华部分的表达和再现［14］”。公共选择以社会契约论和个人主义为政治信条。崇尚民主、平等、自由、公平和个人权利的宪法价值观，认为宪法须适应民主的要求，民主应有宪法保障。其二是，从经济上复兴亚当。斯密倡导收支平衡的政治经济学传统，把“限权政府”的要求重点放在限制政府经济权力方面。布坎南批评凯恩斯主义把家庭肆意挥霍的愚蠢行为当作国家理财的明智之举，主张国家和家庭一样需要节俭和量入为出［15］。因此。公共选择学派主张制约政府征税、财政和货币方面的权力，实行预算平衡。 公共选择自60年代出现以来，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实践和理论影响。自70年代开始，布坎南等人亲身参与倡导、草拟和讨论宪法修改建议，展开了宪法改革运动，在部分州获得了成功。到80年代，平衡预算与限制征税的宪法修正案草案得到了里根政府持续的支持，通过了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审查并被提交国会两院审议。该草案虽然于1982年秋被国会否决，但它在公众中的影响仍然长期存在。已有一些州吁请召集制宪会议，考虑限制政府的财政支出。从理论上看。新制度经济学，法律经济学的宪法与政治分析乃至一般宪法学和政治学理论，都受到公共；选择的影响，正统的西方经济学家也不得不承认它的地位。应当承认，公共选择学派对宪法价值的重视、对宪法克服政府缺陷的功能分析、对集体行动的研究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一定的实际意义。但在运用理性经济人假定和主观价值论时则走向极端，甚至把公平税赋与个人或群体脱离共同体的自由联系起来，则是不可取的。而且，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具有高度的综合交叉性，包括了财政学、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和宪法学等诸多学科，在内容上相互交错，并没有一个完整、系统而一致的“宪法经济学”体系。 三、挑战与回应：走向经济宪法学 经济学在宪法领域的开拓和渗透，法学对经济学方法的吸纳，已经对传统宪法学理论形成挑战。宪法学不得不面对挑战。创新理论，走向经济宪法学。 （一）宪法学对经济研究的初步尝试 有人考证，“经济宪法”问题是由德国宪法学家f.伯姆最先提出的。目前，在德国、法国、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家，“经济宪法”已经成为学者们公认的宪法学范畴，并受到专门的研究，经济宪法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正在形成［16］。 在我国，宪法学理论一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对宪法和法律的基本观点就是经济的观点，对宪法的经济研究本应成为我国宪法理论的优势，但遗憾的是，马克思主义对宪法的经济观被教条化。宪法的经济研究长期不受重视。直到1992年以后，宪法学界才对宪法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财产权的宪法保护、恢复罢工自由等与经济关系最为密切的宪法问题进行探讨，有的学者还提出了经济宪法的概念，开始运用经济学方法研究宪政和公民权利保障［17］。这些探索显然是很有价值的，但还只是初步尝试，总的说来，表现出泛泛而论甚于深入具体思考，感性认识多于理性分析的弱点，尚未进入拓展研究领域、更新研究方法的阶段。 （二）经济宪法学：宪法学的视角转换、领域拓展和方法更新 首先，要正确估价并利用经济学与宪法学各自的相对优势。经济学面对生产、交换和分配领域内普遍存在的数量关系，成功地将数学工具运用于人类行为与制度分析，因而“获得了其他社会科学无与伦比的技术上的优势”［18］。经济学利用这种优势完善了实证分析方法。构造许多理论分析模型，因而得以向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扩张、渗透和入侵，人们形象地称之为“经济学的帝国主义”。有趣的是，“经济学的帝国主义”倾向在部分法学家身上表现得比经济学家明显得多。这些法学家不仅全面采信经济学，而且以效率概念取代正义概念，试图把传统的法律概念从法学中剔除掉，波斯纳代表了这一极端。另一方面，“不少传统的法学家瞧不起分析法律的经济学家的工作，却又因之忐忑不安。他们常常还没有弄懂经济的方法就试图反驳经济方法”［19］。著名法学家德沃金代表下全面否定经济分析的另一极端，［20］他的“法律帝国”与波斯纳的“经济帝国主义”适成对照。 笔者认为，对经济学在技术与方法上的优势视而不见。简单拒绝它们对宪法的分析价值，或者全面采信经济学来替代宪法学，都是不可取的。前者可能使宪法学丧失自己的阵地，失去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力；后者忽视宪法价值，终将削弱宪法对社会经济关系的调节能力。因此，经济宪法学应当正视经济学在研究方法和技术上的优势，并予以吸收和采纳，使宪法学面向宪政建设、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实践，研究社会经济关系的宪法调整，摆脱单纯的条文注释和把目光盯在书面宪法上的局限性。同时，宪法作为根本法，是法律价值的集中体现，系统地确认了秩序、公正、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和人权等法律的基本价值，宪法学在对这些价值的规范研究方面具有优势。应继续拓展和深化这种研究，弘扬宪法的理想。可以说，经济宪法学就是要在坚持宪法理想的前提下，促使宪法学的视角从书面宪法向现实宪法转变。 其次，拓展宪法学的研究领域，在市场、个人与国家的动态关系中把握宪法。宪法是民主制度的法律化，“市场与民主的联系，从多方面估量，乃是一个惊人的历史事实［21］。 同样，平等、自由、人权、法治既不是个人主观愿望的结果，也不是来自政府掌权者的恩赐，而是内生于市场的价值机制、竞争机制的供求规律之中。不理解市场经济与宪法的关系，就不能理解市场，也不能理解宪法。 布坎南曾把当代社会面临的挑战说成是政治和制度方面而不是经济方面的挑战，是不全面的。美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林德布洛姆的看法更为中肯，他说：“在世界上所有的政治制度中，大部分政治是经济性的，而大部分经济亦是政治性的。［22］传统宪法学理论把宪法视为公法，宪法学眼中只有政治宪法，应当说是片面的。事实上，宪法不仅授予并制约公共权利，同时也确认、保障并限制私人权利，我们只能把宪法视为一切法律的母法。 因此，在经济学把政治、宪法作为自己研究领域的同时，宪法学也应向经济方面拓展。研究市场关系、市场机制及其对宪法的影响，形成经济宪法的理论。 再次，更新宪法学的研究方法。传统宪法学的研究方法单一而片面，只讲定性分析和规范分析，忽视定量分析和实证分析，定性分析被简化为揭示宪法的阶级性，规范分析被局限于宪法条文注释，因而难以说明复杂的宪法现象。 经济宪法学应继承和发展宪法学的现有研究方法，同时采纳经济学提供的新的研究方法与技术。定性分析应从宪法多层次的属性着眼，说明宪法的经济属性以及经济属性与法律属性和政治属性的关系，阶级性只是政治属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宪法领域也存在着大量的数量关系，选举制度、个人与集体、重大利益与一般利益等等都需要进行定量分析。经济宪法学应从经济学中借鉴定量分析的方法与技巧。在运用规范分析方法时，应摒弃简单的条文注释。在对宪法现象进行价值判断时，必须把宪法价值与市场经济的机制联系起来分析。同时。宪法具有特定的经济功能，能够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宪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要运用实证分析方法来说明。实证方法不等于实证主义，实证主义思潮的势头在当代已开始衰退。但实证分析方法并不因此而丧失其运用价值。此外，经济宪法学应广泛运用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资源的稀缺性和外部效应等基本假定，引入成本收益分析；均衡分析等经济学基本方法。以及效率价值，全面研究宪法及其与经济的关系，着重考察经济制度、经济权利和经济权力等经济宪法现象。 总之，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依法治国，必须注重宪政建设，在理论上“注重对宪法进行经济学论证或者说对经济进行宪法学论证”［23］。经济学与宪法学对各自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使它们之间的相互渗透、交叉与融合已经成为大势所趋。经济宪法学的产生乃是这一历史过程的逻辑结果，是宪法学对经济学挑战的积极回应。 经济学理论论文:基于“行为经济学理论”的旅游者行为分析 摘 要：传统的旅游者行为分析方法，主要是进行定性的分析，将各个因素进行框架分析，而对旅游者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深度不够。借助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和分析方法，从旅游者的心理活动角度入手，注重旅游者的心理变量分析，应用前景理论和心理账户分析旅游者行为，充分考虑了情境因素和体验因素，使得关于旅游者的行为分析更加细化和接近现实生活。 关键词：行为经济学；旅游者行为；前景理论；心理账户 所谓旅游者行为，是在旅游者意识支配下产生的，是旅游者心理活动的外在表现。而旅游者行为贯穿整个旅游活动的全过程，反映了旅游者购买和消费旅游产品的心理过程和特征[1]。因此，要正确分析和预测旅游者行为，必须对旅游者的心理活动进行相应的分析。 旅游者行为是由旅游者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所决定的，要受到许多因素的作用和影响。因此，在分析旅游者行为时，必须充分考虑影响旅游者心理的各种因素及其各自的影响程度。传统分析方法过度强调旅游者的理性，对于一些旅游者行为的解释不准确。这就需要在研究旅游者心理决策过程中更注重情境因素和体验因素，关注对旅游者心理变量的分析[2]。 一、传统的旅游者行为分析方法的缺陷 （一）传统旅游者行为的分析方法 1.国外的旅游者行为分析方法 国外传统的旅游者行为分析的理论是建立在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上的，一般采用定量分析，所采用的分析方法是利用研究自然科学和人类行为合理性范式的实证主义的模型。这种方法到目前为止仍然在旅游者行为研究方面占主流，具有代表性的是：克朗普顿模型，莫提荷模型和伍德塞德模型[2]。这些模型是将旅游者的行为过程进行概括，绘制行为流程图，从而将概念框架简化为更具操作性的旅游者行为模型。 2.国内的旅游者行为分析方法 国内旅游地理学学者对旅游者行为的研究是定性分析了感知环境、最大效益原则和旅游偏好是如何影响旅游者决策行为的[4]。在研究分析方法上，运用普雷德的旅游者决策矩阵分析了城市居民对旅游目的地的感知机会和可达机会[5]；利用旅行距离决策模式分析了中国城市居民到访率在空间上的分割[6]。 国内旅游经济学学者认为，旅游者行为的基本模式是旅游者行为的刺激—反应模式。这一模式是描述旅游者行为在各种刺激因素的作用下，通过旅游者“黑箱”的中介作用过程，产生一定反应行为的全过程，并应用无差异曲线及预算线，建立旅游者效用分析模型进行分析和比较旅游者行为[1]。 （二）传统旅游者行为分析方法的缺陷 传统旅游者行为分析模型是进行定性的框架分析，难以论证一些诸如情绪和感觉的作用等重要问题，只能进行影响旅游者行为因素种类和影响方式的分析，不能明确具体因素影响旅游者行为的程度。而且传统分析方法认为影响旅游者作出决策的某些因素是可以替代的。这些问题使得我们需要引入一种更注意情景因素和体验因素的观点，不仅要关注对旅游者心理变量的分析，而且还要注意到旅游者是怎样形成认知、情感判断、意图、实践和游后评价。 二、行为经济学及其行为分析方法介绍 （一）行为经济学的基本思想 行为经济学是以人类行为作为基本研究对象的经济理论， 借助心理学的分析方法，它对个体和群体的经济行为特征进行规律性的研究。它有效借助于可控试验、调查等方法以现实为基础来构造理论，在对主流经济学的假设现实化的基础上提出人的行为的非理性，通过实证方法验证传统理论的有效性，同时建立能够正确描述人类行为的研究框架和经验定律[7]。 （二）行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1.前景理论 前景理论认为，在人们的选择过程中存在两个阶段：初始阶段描绘和刻画行动，结果和可能性，随后是评价阶段。在决策的描绘和刻画阶段，人们会运用各种各样的编辑方式来简化问题，合并事件或结果，并去掉那些共同的部分等等[8]。 2.心理账户 按照经济规则，金钱不会被贴上标签，它具有替代性。但在心理账户中，金钱却被归于不同的账户类别，不同类的账户不能互相替代[10]。所谓心理账户就是人们在心理无意识地把财富划归不同的账户进行管理，不同的心理账户有不同的记账方式和心理运算规则。由于心理账户的存在，使人们在行为决策时常常偏离基本的“经济人”理性原则。 心理账户对人们的决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由于心理账户的影响，人们在决策时，常常在心理上为各种活动划出一个名义界限，虽然界限是名义上的，但界限相互之间的内容通常是不能代替的。如果目前的决策与沉没成本归于同一账户时，人们就会考虑沉没成本[10]。 心理账户提供了一种事前和事后不同方向的分析[10]。因此，在分析行为的时候，要充分考虑情境因素。 三、行为分析方法在旅游者行为分析中的应用 （一）应用前景理论分析旅游者行为 旅游者在进行旅游之前，会对这次旅游有一个预期的期望值，在旅游者进行决策的描绘和刻画阶段，这个预期的期望值就构成了前景理论中的参照点。由于旅游者收集的资料及其本身的因素影响，每个旅游者最后形成的期望值是不一样的，因此各自的参照点的选择也是不同的。 旅游者在决策的描绘和刻画阶段中，会分析和比较几个备选的旅游目的地各自的期望效用，然后同旅游者预期的期望值进行比较，得出具有最大效用值的那个目的地作为最后的旅游选择。例如，两个旅游者，小王和小李，小李喜欢自然风景，因此在香港和九寨沟的选择比较中，九寨沟就是对于小李具有最大效用的选择。而小王喜欢城市景点和购物，则香港对于小王来说是更好的选择。 在旅游结束后，即评价阶段，每个旅游者的真实旅游感受是不同的，将其感受与参照点相比较，可以准确地得出其价值函数是获利还是损失，算出其感受程度，进行定量分析和横向比较。比如，小李和小王都去了香港，因为小李更喜欢自然风光，因此就对这次旅游期望不高，而香港的城市风光给他很好的印象，他玩得很愉快，相对于他的参照点，他赢利了，因此他对这次旅游评价很高。小王却乐于城市景色和喜欢购物，对这次旅游期望很高，由于在旅游过程中安排的购物活动不是太贵就是物品没吸引力，她没买到合适的商品，相对于她的参照点，她亏损了，所以她对这次旅游评价不好。这就充分地解释了不同旅游者的同一次旅游对同一旅游地的不同的旅游感受。 （二）应用心理账户分析旅游者行为 旅游者作出旅游决策时，旅游者本人的收入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行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认为，来自不同心理账户的收入，对其作出旅游决策的影响是不相同的。由于不同的账户的边际消费倾向是不同的，这将影响旅游者所作的决策。在实际研究中，应考虑不同的边际消费倾向，使研究更贴近实际。 心理账户导致了人们在评估收益和损失时，是依据相对值而不是绝对值。假设游客小张准备游览一个景点，他花30元钱买了票，没马上进去，而是去买饮料了，等他回来准备进景区时，发现票掉了，他会再买一张票进去吗？此时，小张有很大可能就不会再买一张票了。而假设小张是在到景点门口的时候，发现自己刚刚掉了30元钱，他还会买票吗？此时小张是有很大可能会买票的。这是因为在前一种情况下，买第二张门票的30元钱与第一张票的30元，被记入同一账户，这导致成本变成60元，多数人认为成本超过预算太多变得不可接受。相反，在第二种情况下，现金的损失没有被记入游览账户，而记入另外一个账户，因此，只是导致多数人认为自己穷了一点，而不会感觉到看风景的成本过高。 四、结论与讨论 在研究旅游者行为这一问题中，利用行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充分考虑了旅游者在决策过程中和旅游后评价过程中的体验因素和情境因素，把心理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有效地结合起来，将旅游者的理性趋利性和价值感受性统一于正常个体当中，可以定量的分析旅游者的心理感受，使得研究细化，有助于解释旅游者行为中的复杂现象，使结论更加贴近现实生活。 由于行为经济学本身的发展还不充分，理论和研究方法有待进一步完善，在研究中还有各方面的问题，利用这一分析方法解释旅游者的行为得出的结论还应该再进行检验。行为经济学方法中的主观的因素过多，进行重复实验也不好掌握，利用这一方法得出的结论的解释力度有欠缺。 总之，借助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分析方法，对旅游者的行为研究是一个促进，为旅游者的行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研究中充分重视旅游者的心理感受。随着行为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完善，用其来对旅游者行为的解释必将更加准确。 经济学理论论文:经济宪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交融的历史启迪 内容摘要：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宪法是法治的基石，市场体制的孕育成长需要宪政制度的协调配合。将视野局限于政治宪法、过于注重定性分析的传统宪法学理论显然不能适应经济建设与宪政建设同步发展的要求。在西方学术界，正式将经济学和法学结合起来研究的努力，始于本世纪20年代的制度经济学；到70年代美国法学家波斯纳吸收经济学家科斯等人的成果，创立了法律经济学；从宪法的角度研究经济发展，把经济学与宪法学联系起来研究，则始于以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回顾宪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交融的历史，有助于宪法学关注经济宪法，借鉴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研究宪法问题，实况宪法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与研究方法的更新，走向经济宪法学。 关 键 词：宪法学，经济宪法，经济学 经济学关注政治、法律问题，法学注重相关经济因素，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学术传统。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紧密关联，学科理论高度综合化的条件下，总结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交融的历史过程，对于更新宪法学理论与方法，实现经济宪法学理论创新，是很有意义的。 一、法学与经济学交汇中的宪法理论 把政治、法律和经济联系起来思考的最初尝试，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管仲、墨翟等古代先哲。到了近代，亚当。斯密率先结合政治和法律制度分析经济发展，从而开创了古典政治经济学［1］。美国实用主义法学家霍尔姆斯大法官在19世纪末曾预言：未来的法律属于研究统计学和经济学的人们［2］。这些早期探索已经昭示着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交融的前景。 在法学与经济学相互融合的过程中，经济学家在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方面充当了理论先导。法学家则提供阵地扮演了组织者的角色，并将两个学科的结合引向系统化。 （一）旧制度经济学的领域拓展 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全面暴露了市场体制的缺陷，动摇了人们对“看不见的手”的信念。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使经济活动与法律事务的关系更加密切，经济学开始向法学渗透，形成了以美国经济学家康芒斯等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 制度经济学主张“法制居先于经济”，明确地将财产权和法律制度纳入经济学范围，宪法在其中也受到重视。康芒斯认为，法院对经济利益冲突的调节“系根据宪法上关于合法程序、保护财产和自由以及平等的法律保障这几方面的条款来行动的”，制度经济学试图把“法律制度配合到经济学里面，或能配合美国司法机构所采取的这种根据宪法的路线”[3].制度经济学虽然通过把宪法和法律纳入经济学范围实现了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但由于未能更新研究方法。以致法律与经济的结合显得随意而松散，宪法问题也未得到充分的研究。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更新 根据研究法律制度的需要更新经济学方法的任务。是由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学派完成的。1960年科斯在《法与经济学杂志》发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提出后来被称为“科斯定律”的基本思想：如果市场交易是无成本的，则权利的界定对经济效率没有影响；但事实上市场交易是有成本的，因而权利的初始界定必然影响经济制度的运行的效率[4].新制度经济学以交易费用为理论基础，以财产权为逻辑起点，全面考察制度安排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为对法律制度进行经济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更新了经济学研究方法。该学派对宪法与政治已有一些探讨，以道格拉斯。诺斯和哈罗德。德姆塞茨的分析最有代表性。 诺斯在研究制度变迁时十分注重作为基本制度规则的宪法，认为宪法的“目的是通过界定产权和强权控制的基本结构使统治者的效用最大化”[5].其目标是：建立财富与收入分配方式；为竞争界定一个保护体制；设立执法体制的框架以减少经济部门中的交易费用。诺斯指出：“离开产权，人们很难对国家作出有效的分析。”[6]他运用产权理沦研究国家，提出了“新古典国家理论”，认为国家决定产权结构，因而应对产权结构造成的经济增长、衰退或停滞负责。国家有三个特征：一是为取得收入而提供“保护”和“服务”作为交换；二是为使收入最大化而为每个不同的集团设置不同的产权；三是面对其他国家或国内潜在统治者的竞争。因而国家有双重目的，既要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又要降低交易费用使社会总产值最大化以增加国家税收。这两个目的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对抗，就成为国家兴衰的原因。 德姆塞茨用科斯定律研究民主政治，指出：“当政治竞争的功能完好无缺时，个人对从事政治活动的偏好不再与民主制度有较大的关系”[7].但是，了解政治和候选人情况需要信息费用，投票者个人不能决定政治结果，因而不愿进行政治投资。所以民主是不完全的，其中“少数人有权力去影响政治结果”［8］。这就为政党、政治投机、利益集团和政治垄断提供了一种解释。但新制度经济学忽视法律的自身价值，把研究的侧重点放在财产法、契约法和侵权法方面，对宪法的研究显得粗略。正如美国国际开发署经济政策与制度发展问题专家诺曼。尼称尔森所说：“宪法秩序还是制度分析中关于运行改进的对策中最不清晰的一块。”［9］ （三）法律经济学对宪法的经济分析 与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几乎同时出现的法律现实主义运动，直接导源于实用主义法学，其重要倾向之一就是“强调经济学”［10］。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率先为法律专业的学生开设经济学课程，聘请经济学家执教。1958年，经济学家迪莱克特教授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创办《法与经济学杂志》，从而为新制度经济学和法律经济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但是，直到70年代以前，法学家们在法学与经济学的交叉领域并无很大的理论建树。 1973年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波斯纳的巨著《法律的经济分析》问世，才从根本上改变了局面，标志着法学与经济学进入了全面系统化的双向融合阶段。波斯纳的经济分析不仅包括了普通法中的财产法、契约法、侵权法和刑法，也包括了政府调节市场、商业组织与金融市场、收入与财富分配等方面的法律以及程序法，宪法和联邦制也成为经济分析的对象，从而形成了法律经济学的庞大体系。 在对宪法所作的经济分析中。波斯纳认为：“宪法解释比一般法规的解释更灵活这条原则，表明变更宪法的成本要高于变更一般法规的成本。”［11］宪法在州与联邦之间、联邦政府内部分权，是为了提高改变宪法条文的成本，而对个人权利的宪法保护与此不同，是为了增加剥夺权利的成本。在谈及普选制、代议制和分权制时，波斯纳认为，对任何群体选举权的剥夺都会引起该群体的财富向选举中实力强大的集团再分配，选举权的普及将增加财富再分配的难度；由于昂贵的信息费用使民众通过直接民主形式不可能作出明智的决策，代议制可以节省信息费用：“分权制的目的就在于防止对国家强制性权力的垄断”［12］，这种垄断形式的成本可能高于其他一切垄断形式。此外，波斯纳还就经济正当程序、联邦制的经济属性、种族歧视、思想市场等宪法问题作了专章阐释，颇有新意。 以波斯纳为代表的法律经济学对宪法问题的分析虽然比新制度经济学更加具体深入，但仍谈不上全面、系统和深刻的研究。而且，波斯纳以财富最大化目标和效率价值取代宪法的其他重要价值，因而据此得出了一些错误的结论。如在种族歧视问题上，波斯纳针对著名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一案提出，法院应该要求南部各州为黑人教育提供更多经费作为保留学校种族隔离的条件。从而把种族歧视视为可以通过支付一定成本后，如何阻止它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运用其经济和政治权力损害公众？“［13］ 对此，公共选择派的答案有两个：其一是从政治上回归18、19世纪的立宪主义立场。布坎南声称，自己的理论是“18、19世纪传统智慧精华部分的表达和再现［14］”。公共选择以社会契约论和个人主义为政治信条。崇尚民主、平等、自由、公平和个人权利的宪法价值观，认为宪法须适应民主的要求，民主应有宪法保障。其二是，从经济上复兴亚当。斯密倡导收支平衡的政治经济学传统，把“限权政府”的要求重点放在限制政府经济权力方面。布坎南批评凯恩斯主义把家庭肆意挥霍的愚蠢行为当作国家理财的明智之举，主张国家和家庭一样需要节俭和量入为出［15］。因此。公共选择学派主张制约政府征税、财政和货币方面的权力，实行预算平衡。 公共选择自60年代出现以来，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实践和理论影响。自70年代开始，布坎南等人亲身参与倡导、草拟和讨论宪法修改建议，展开了宪法改革运动，在部分州获得了成功。到80年代，平衡预算与限制征税的宪法修正案草案得到了里根政府持续的支持，通过了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审查并被提交国会两院审议。该草案虽然于1982年秋被国会否决，但它在公众中的影响仍然长期存在。已有一些州吁请召集制宪会议，考虑限制政府的财政支出。从理论上看。新制度经济学，法律经济学的宪法与政治分析乃至一般宪法学和政治学理论，都受到公共；选择的影响，正统的西方经济学家也不得不承认它的地位。应当承认，公共选择学派对宪法价值的重视、对宪法克服政府缺陷的功能分析、对集体行动的研究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一定的实际意义。但在运用理性经济人假定和主观价值论时则走向极端，甚至把公平税赋与个人或群体脱离共同体的自由联系起来，则是不可取的。而且，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具有高度的综合交叉性，包括了财政学、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和宪法学等诸多学科，在内容上相互交错，并没有一个完整、系统而一致的“宪法经济学”体系。 三、挑战与回应：走向经济宪法学 经济学在宪法领域的开拓和渗透，法学对经济学方法的吸纳，已经对传统宪法学理论形成挑战。宪法学不得不面对挑战。创新理论，走向经济宪法学。 （一）宪法学对经济研究的初步尝试 有人考证，“经济宪法”问题是由德国宪法学家F.伯姆最先提出的。目前，在德国、法国、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家，“经济宪法”已经成为学者们公认的宪法学范畴，并受到专门的研究，经济宪法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正在形成［16］。 在我国，宪法学理论一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对宪法和法律的基本观点就是经济的观点，对宪法的经济研究本应成为我国宪法理论的优势，但遗憾的是，马克思主义对宪法的经济观被教条化。宪法的经济研究长期不受重视。直到1992年以后，宪法学界才对宪法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财产权的宪法保护、恢复罢工自由等与经济关系最为密切的宪法问题进行探讨，有的学者还提出了经济宪法的概念，开始运用经济学方法研究宪政和公民权利保障［17］。这些探索显然是很有价值的，但还只是初步尝试，总的说来，表现出泛泛而论甚于深入具体思考，感性认识多于理性分析的弱点，尚未进入拓展研究领域、更新研究方法的阶段。 （二）经济宪法学：宪法学的视角转换、领域拓展和方法更新 首先，要正确估价并利用经济学与宪法学各自的相对优势。经济学面对生产、交换和分配领域内普遍存在的数量关系，成功地将数学工具运用于人类行为与制度分析，因而“获得了其他社会科学无与伦比的技术上的优势”［18］。经济学利用这种优势完善了实证分析方法。构造许多理论分析模型，因而得以向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扩张、渗透和入侵，人们形象地称之为“经济学的帝国主义”。有趣的是，“经济学的帝国主义”倾向在部分法学家身上表现得比经济学家明显得多。这些法学家不仅全面采信经济学，而且以效率概念取代正义概念，试图把传统的法律概念从法学中剔除掉，波斯纳代表了这一极端。另一方面，“不少传统的法学家瞧不起分析法律的经济学家的工作，却又因之忐忑不安。他们常常还没有弄懂经济的方法就试图反驳经济方法”［19］。著名法学家德沃金代表下全面否定经济分析的另一极端，［20］他的“法律帝国”与波斯纳的“经济帝国主义”适成对照。 笔者认为，对经济学在技术与方法上的优势视而不见。简单拒绝它们对宪法的分析价值，或者全面采信经济学来替代宪法学，都是不可取的。前者可能使宪法学丧失自己的阵地，失去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力；后者忽视宪法价值，终将削弱宪法对社会经济关系的调节能力。因此，经济宪法学应当正视经济学在研究方法和技术上的优势，并予以吸收和采纳，使宪法学面向宪政建设、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实践，研究社会经济关系的宪法调整，摆脱单纯的条文注释和把目光盯在书面宪法上的局限性。同时，宪法作为根本法，是法律价值的集中体现，系统地确认了秩序、公正、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和人权等法律的基本价值，宪法学在对这些价值的规范研究方面具有优势。应继续拓展和深化这种研究，弘扬宪法的理想。可以说，经济宪法学就是要在坚持宪法理想的前提下，促使宪法学的视角从书面宪法向现实宪法转变。 其次，拓展宪法学的研究领域，在市场、个人与国家的动态关系中把握宪法。宪法是民主制度的法律化，“市场与民主的联系，从多方面估量，乃是一个惊人的历史事实［21］。 同样，平等、自由、人权、法治既不是个人主观愿望的结果，也不是来自政府掌权者的恩赐，而是内生于市场的价值机制、竞争机制的供求规律之中。不理解市场经济与宪法的关系，就不能理解市场，也不能理解宪法。 布坎南曾把当代社会面临的挑战说成是政治和制度方面而不是经济方面的挑战，是不全面的。美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林德布洛姆的看法更为中肯，他说：“在世界上所有的政治制度中，大部分政治是经济性的，而大部分经济亦是政治性的。［22］传统宪法学理论把宪法视为公法，宪法学眼中只有政治宪法，应当说是片面的。事实上，宪法不仅授予并制约公共权利，同时也确认、保障并限制私人权利，我们只能把宪法视为一切法律的母法。 因此，在经济学把政治、宪法作为自己研究领域的同时，宪法学也应向经济方面拓展。研究市场关系、市场机制及其对宪法的影响，形成经济宪法的理论。 再次，更新宪法学的研究方法。传统宪法学的研究方法单一而片面，只讲定性分析和规范分析，忽视定量分析和实证分析，定性分析被简化为揭示宪法的阶级性，规范分析被局限于宪法条文注释，因而难以说明复杂的宪法现象。 经济宪法学应继承和发展宪法学的现有研究方法，同时采纳经济学提供的新的研究方法与技术。定性分析应从宪法多层次的属性着眼，说明宪法的经济属性以及经济属性与法律属性和政治属性的关系，阶级性只是政治属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宪法领域也存在着大量的数量关系，选举制度、个人与集体、重大利益与一般利益等等都需要进行定量分析。经济宪法学应从经济学中借鉴定量分析的方法与技巧。在运用规范分析方法时，应摒弃简单的条文注释。在对宪法现象进行价值判断时，必须把宪法价值与市场经济的机制联系起来分析。同时。宪法具有特定的经济功能，能够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宪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要运用实证分析方法来说明。实证方法不等于实证主义，实证主义思潮的势头在当代已开始衰退。但实证分析方法并不因此而丧失其运用价值。此外，经济宪法学应广泛运用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资源的稀缺性和外部效应等基本假定，引入成本收益分析；均衡分析等经济学基本方法。以及效率价值，全面研究宪法及其与经济的关系，着重考察经济制度、经济权利和经济权力等经济宪法现象。 总之，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依法治国，必须注重宪政建设，在理论上“注重对宪法进行经济学论证或者说对经济进行宪法学论证”［23］。经济学与宪法学对各自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使它们之间的相互渗透、交叉与融合已经成为大势所趋。经济宪法学的产生乃是这一历史过程的逻辑结果，是宪法学对经济学挑战的积极回应。 经济学理论论文:民族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流派、学术渊源和当代代表 内容提要:国际政治经济学是近年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最重要内容之一。本文以吉尔平的分类,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三大理论流派理论来源和近期的一些理论特点进行了论述。作者认为三大理论的分野在于:在政治与经济关系上谁是决定性的,分析的对象是国家、个人还是阶级,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本质特征是什么(是否具有内在冲突性)。文中对目前三大理论流派的主要代表性理论,如吉尔平、克岑斯坦,约瑟夫·奈、基欧汉、卡多佐、考克斯等人的理论进行了一定的介绍。 关键词:民族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 随着人类经济活动拓展到民族国家之外,经济活动的主体从个人发展到民族国家与跨国的经济和社会组织,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已经不再是民族国家之内的问题,而是一种国际的政治经济现象。对这一问题的系统研究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 传统意义的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从一般的政治经济学中发展而来,都是力求探讨社会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和联系,并吸纳一般政治经济学的众多理论与研究方法。但国际政治经济学所关注范围更大,“尽管不是完全地,(但)主要是集中于国际行为体(国家、全球公司、国际组织、社会运动等等)间的活动”①。国际政治经济学又不完全拘泥于国际与国内的界限,因为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国家内部的政治和经济活动也可能影响到国际间的政治与经济关系,国际政治经济活动也对国家内部的政治与经济产生作用。但国际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行为主体主要是民族国家体系内的国家等国际行为体而不是个人,因此,国际政治经济学有着不同于传统意义上政治经济学的特殊性。 国际政治经济学融合了经济学与政治学的众多内容,但它不是两者的简单结合,而是在两者基础上的新综合。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国际经济学与国际政治学的交叉学科,它主要是研究国际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关系,但其中的政治、经济因素不同于国际政治或经济中的纯国际政治或经济因素,还包括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因素,甚至是文化的因素。 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自60年代末出现后,近年来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由于这一学科的交叉性,它的理论来源的多样化,研究的角度既有宏观又有微观,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最新的发展还包括文化因素)相混合,其理论分类较为多样。但目前最为人们广泛引用的是吉尔平的分类,即:民族主义(也称重商主义、现实主义或国家主义)、自由主义(也称全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①。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一部分,吉尔平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分类应该说是以国际关系理论分类为基础的,与国际关系理论主流分类相一致②,具有相对的包容性。但其自身由于研究内容不完全等同于以政治为主要特征的国际关系理论,因而这一分类也有一些自己的特点。 一、民族主义理论传统及其当代代表 1 理论渊源。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主义理论是诸流派中最具历史传统的理论。从政治经济学上,它可以追朔到16世纪以来的重商主义思想,在政治思想上,它源于修昔底斯、马基雅维里等人确立的政治现实主义传统(这一思想传统由于文章篇幅有限和已有很好文章论及③,这里不再赘述)。另外,韦伯的国家社会学中的许多思想也是民族主义理论重要来源之一。重商主义传统　古典重商主义是最早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进行研究的思潮和向当权者提供的政策建议。古典重商主义者如博丹、柯尔培、托马斯·孟等人的思想本质正如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所归纳的那样,是使所有经济活动服从于当权者的国家利益④。古典重商主义者吸收了如马基雅维里和霍布斯等人的思想,认为正式的权威如果不能节制自我利益的追求,其结果将是残酷的“天然状态”。因此,必须用公共权威来使个人利益转化为普遍利益⑤。古典重商主义是顺应建立现代世俗国家要求的。因而在欧洲新型民族国家初创的一百年间它得到了普遍采纳。但由于它对财富认识上的缺限和在实践中的矛盾性。到了18世纪,受亚当·斯密等人严厉批判;加之推行自由贸易政策英国成为世界最大的霸主,一时重商主义似乎失去了昔日的光采。 19世纪初前后,重商主义思想又以一种经过改造的面貌出现。汉密尔顿和李斯特是代表。两人都主要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论述贸易保护主义的必要性的。汉密尔顿把国家的经济建设与年轻美利坚的生存和发展联系在一起,强调经济活动的布局与国家的生存息息相关。为此国家必须要“拥有一切必需的供应品”①。这种“进口替代”发展战略思想的雏形不久又影响了李斯特。李斯特不仅从政治还从经济上较科学地阐述了其重商主义思想。首先他认为自由主义论点是一种静态和短视的学说,忽视了长期的和动态的比较优势和经济利益。其次,李斯特认为自由主义者漠视了国家具有不同于个人这样的经济主体的利益特殊性,国家所处的现实环境和它的历史发展程度决定了国家间的对外经济政策也不可能也不应该一致②。汉密尔顿和李斯特及其以后重商主义思想在西方学术界(主要是经济学)并不占主导地位,但在国家的决策者中却有着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后起的工业国。 经济学家维纳对重商主义这种带有强烈经济民族主义色彩的理论总结如下:财富对国家来说是实力的基础,不论为了防卫还是为了侵略;实力是国家获取财富并使之成为必要和有价值的手段;财富和实力是国家的两个根本目标,从长远看两者是统一的,但在某些时机为了长远的经济繁荣,国家有必要作出某种经济牺牲③。韦伯的国家社会学对国际政治经济民族主义理论的影响　韦伯的国家社会学中也体现了一定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尽管韦伯不否认市场的效能和社会阶级的力量,但国家在韦伯思考的政治经济关系中处于中心地位。他认为政治与经济存在着互动关系,在领土范围内合法强制手段的垄断使那些当权者具有对敌对社会力量的明显优势;所以,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既能支配市场又能控制社会阶级,而现代国家的发展依赖于相对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市场不能脱离国家而存在,国家产生于市场,经济过程又不能远离社会与政治的过程,而是两者相互关联和相互依赖,两者的关系是一种复杂的、历史的具体结合④。韦伯的政治经济思想与以往的重商主义在两个方面是相似的,第一,认为民族主义是经济活动的推动力量,经济国际化是民族主义情绪的强化与外化;第二,把经济活动放入到一个社会和政治是某种限制性或决定性因素和环境中来分析的。另外,韦伯的“理性”现代官僚的概念对国家经济利益的决定对后来的民族主义理论微观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2 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学民族主义理论的特点和代表。 特点　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主义理论虽继承了16世纪以来的重商主义传统和政治现实主义传统。但当今民族主义理论的根基是已经演进的并更加系统化的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他们认为国家对权力与财富的执着追求来源于人的政治动物本性(这一观点最早来自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摩根索在其《国家间政治》中把它作为国际权力斗争的最终决定因素)或者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哈斯是较早论证了这一点的,后来沃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中将此作为国际政治结构理论基础)。因此,民族主义论者强调国际关系的动力来自于这种国家的政治动物本能或国际政治的独特结构,这也自然地反映到国家经济关系之中。所以,他们认为国际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是政治环境和政治结构决定经济关系,或更简单地说是政治决定经济。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主义论者是从以下三个假设来思考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第一,民族国家是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主要行为者和分析对象。主权国家是其行为的最高判断权威;其他行为者服从于主权国家,它们之间的相互交往的基础受制于国家权威。同样,在国际经济关系中也服从这一法则。第二,民族国家是权力最大化的追求者。权力对国家来说既是目的又是实现其他目的手段。这是国家的政治动物本性或国际政治结构的自助性决定的。第三,民族国家是理性。以成本 收益法则行事,但这种收益不是绝对收益而是相对收益。因此,由于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国家之间对权力与财富的追求不是平行的和相等的,民族主义者认为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关系是一种互为消长的“零和游戏”,具有相互冲突性①。此外,民族主义论者还认为国际权力分配格局是决定国际经济关系形式和状态的因素。由于民族主义论者以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基础来思考国际经济,他们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前途大多是持悲观态度的,强调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现状维护和管理。 在民族主义理论中有两种研究角度。一种强调国际关系权力分配格局或国际政治结构是国家对外经济政策和国际经济关系的基础,它与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理论的联系较为密切,是一种宏观的研究;其理论核心是所谓的“霸权稳定论”②。这种研究具有浓厚的实证主义和历史循环论的特点。另一种重视国内的官僚制度、政治体制、政治特征和利益分配关系对国家对外经济关系的作用,它的一些研究方法受一般政治学和行政学中的理论影响,如被称为“官僚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受到两方面理论的影响,一是韦伯的“理性”现代官僚概念,二是美国组织理论中“非理性”官僚概念③。后一种研究可称为微观研究。这两种研究并不是完全没有联系的,只是各有侧重,宏观研究中也有一定的国内政治因素作用,微观研究中也是以国际政治结构为前提的。宏观理论的主要代表有吉尔平、克拉斯纳等,微观理论的代表有克岑斯坦、艾文斯等。由于微观理论多从国内政治特点来分析国家的对外经济关系,往往带有比较政治经济学成分。 代表作品　在宏观理论中,吉尔平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的《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堪称宏观国际政治经济学民族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在此书中,吉尔平从政治经济不平衡发展规则出发,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是一种动态的循环过程,国际权力政治的现实决定了国家间在国际政治经济竞争中总是追求“相对领先”,由于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后起的经济强国必然要利用发展起来的经济力量要求获得政治上相应的权力,而衰微的强国必然利用旧的制度权力竭力阻止新兴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上的崛起,维持其原来的政治经济特权,这种新旧势力的较量最终可能是战争,结果是建立新的权力分配格局和新国际经济体制,这种现象周而复始推动国际关系的发展④。 在微观理论中,克岑斯坦的《权力与充裕之间》是较有影响的一本书。书中通过对6个工业化国家国内结构的解释来试图弥补宏观理论过多注重国际和跨国因素而较少触及国内因素的缺限。克岑斯坦认为在面对世界经济的共同挑战中,民族国家的内部结构是产生不同反映的主要原因,离开这一因素,就不能理解国际相互依存与政治战略的关系,国际环境和国内结构共同作用决定着国家的经济对外政策,但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如霸权衰落时,国内的政治结构在决定国家的对外经济战略上显得尤为突出①。 二、自由主义理论渊源与当代代表 1 理论渊源。 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讲是国际政治自由主义理论的经济解释。它是从经济的角度解释国家间合作可能性和必要性。它的理论主要来源于亚当·斯密开创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凯恩斯的政治经济思想。古典政治经济学　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鼻祖当推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斯密从个人理性出发,认为以绝对成本差异为基础的国际分工在不受政治因素的干扰下将最终导致个人和社会效率的提高、福利的最大化和社会的和谐,从而增进国家的实力和国家间的和平。因此,自由贸易是人类理性的最佳选择,经济不应该受政治机器的干预②。在亚当·斯密之后,李嘉图、穆勒等人发展并改进了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李嘉图以相对成本法则来代替绝对成本法则,这使自由贸易理论更适用于一般的条件,更具普遍性。其次,亚当·斯密的理论在研究方法上是哲学的和整体性的,把政治经济学放在一个道义的和历史的背景下,而李嘉图把理论注意力缩小,但使理论更具说服力,把经济问题和政治与社会问题更明显地分开并提出更为精炼的解释;虽然亚当·斯密的研究主体是个体,但李嘉图比亚当·斯密更明确地为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建立了方法论个体主义(methodologicalindividualism)的基础,使之可以应用于各种条件下的个体,如国内经济中个人、集团和国际经济中的民族国家经济,并为后来的经济学一直所沿用。 尽管古典政治经济学没有在其理论中用其自由经济理论来详细阐述国际政治经济的关系,但从其理论的内在涵义中可以看出其国际政治经济观:经济自由主义相信贸易与经济合作是和平的源泉,因为分工贸易下的国家间经济关系是一种“双赢”的游戏,并由此产生了一种国家间相互依存的互惠权利,有助于巩固国家间的合作关系,从而对国际间的政治和平与稳定起促进作用③。凯恩斯经济思想的影响　凯恩斯与马克思一样,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与消费存在着失衡,并且这种失衡是市场力量所不能解决的,必须依靠政治力量。这不仅在国内政治经济中有着重要意义,对国际政治经济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凯恩斯又一次把“纯经济学”带回了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凯恩斯认为,优先考虑充分就业在一个开放的经济条件下,既受国际经济的影响又影响国际经济。实现充分就业方法之一是扩大出口,但各国都以扩大出口来解决就业问题就又回到了重商主义的道路。如何解决竞争与国际和平这一矛盾,凯恩斯在反思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中各国在贸易上采取“以邻为壑”政策所造成的政治经济恶果后,提出了以国际经济合作和政策协调来解决这一问题。这样,凯恩斯在国际经济领域中从某种意义上引入了经济宏观管理和协调的思想,他认为在无政府的国际结构下,建立类似政府在国内经济中所起作用的国际制度是在竞争中促进合作有效途径。这一思想对70年代以来的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特别是相互依存理论有着很大的影响。 2 当代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特点及其代表。 特点　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在思维上与国际关系中的理性主义思想是一致的。一般都承认国际无政府状态,但他们更重视与这一状态并存的还有有序的国际交往;强调国际关系中各国的共同利益、共同价值观和共同规范对国际社会存在所具有的聚合作用和由此带来的和谐性。因为这是人的内在的理性本质使然,人的这种内在理性本质使人能按照自然的法则,在合理保存和造福自我的同时发挥其固有的群体秉性①。自由主义理论正是从经济上阐述这一思想的,其核心是比较优势法则。自由主义理论按照这一法则,认为国家间的经济交往的加深以及由此产生的相互依存关系在总体上对民族国家的“自治”有着一定的削弱作用;并且国家间经济相互交往的加深在利益上造成的“一荣俱荣、一毁俱毁”状态可以促使各国在经济竞争中寻求政策的协调,良化竞争,而不是回到重商主义的“以邻为壑”的相互残杀之中。这种协调可以用一定的制度加以保证和促进,如当今世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贸组织等。因此,自由主义者在国家与市场的矛盾关系问题上,更多地倾向于市场的力量,认为国际经济交往与相互依存关系的存在可以改造传统的权力政治特性或消融国际政治的冲突性,发展国家间的经济交往是实现世界永久和平的重要途径。这种经济决定政治或改造政治的观点是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最重要的本质。 自由主义理论也是从三个基本假设出发的。第一,个人是政治经济学分析的主要出发点和行为角色,尽管国家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占重要地位,但社会经济活动的目的最终要归结到个人。第二,个人是理性的和功利(而不是权力)最大化的追求者。因为个人这种功利是主观自我满足的最高价值水平,是“两利相较取其重,两弊相较取其轻”的选择的绝对利益的增加,而不是民族主义者的相对利益的领先。第三,个体间的这种利益机会成本间的选择是促进彼此间合作的重要手段,因为这种条件下的经济交往不再是一种“你得我失”的“零和游戏”,而是一种“双赢”的互利。另外,自由主义论者尽管认为国家力量在经济生活中应越少越好,否则会干扰市场的作用和回报,但也主张国家提供某些“公共商品”来为维护市场的自由竞争创造必要的条件,或阻止市场失败②。因此,自由主义论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发展是持乐观态度。因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国家的利益认定不是现实主义者的权力增加,经济交往的结果是彼此经济和福利的增进,进而对国际关系的和谐有积极的作用。 自由主义理论内部在具体的研究上也有一些特点。一种是宏观的自由主义观点,强调世界经济的发展对国际政治的改造作用。在宏观理论中有极端主义的观点,认为民族国家在世界经济一体过程中已经让位于市场,国家主权受到了一些巨治结构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中正在逐步过时,并将其权力转让给更能适应新的国际环境的跨国组织,声称技术和市场的发展使经济消融政治已不可避免①。但更占主流的是吸收国际政治现实主义思想的相互依存理论。另一种是微观理论,它把研究的侧重点放在了国际经济关系对国内政治的改造上,注重世界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的发展对国家内部政治关系的作用上。这种研究也同样具有一定的比较政治经济研究的色彩。但与宏观理论(应该说宏观理论中也有对国内政治的分析,但研究的重点是国际政治特征)相比,影响力较小。 自由主义理论与其他两个理论在研究方法上不同的是,它更多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而不象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以历史—哲学的研究方法为主。 主要代表著作　自由主义理论最有影响的理论是相互依存理论。这一领域进行最早研究的是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库珀。他于60年代末所写的《相互依存的经济学:大西洋共同体的经济政策》是依存理论最早作品,并使相互依存这一概念普及化。库珀在此书中认为技术进步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经济的条件,更重要的是,传统的比较成本的差异似乎正在消失,贸易利益明显地来自竞争优势;而且全球经济一体化可能阻止了世界市场的均衡,在常规的周期内,未来的国际收支不平衡较之以往可能更加频繁,而且规模更大,鉴于此,库珀采纳了凯恩斯的经济合作思想,提出国际政策协调是在依存世界中唯一能实现各国经济目标的途径,重商主义既会引发失败的竞争又为目前的国际制度所限制②。但他和凯恩斯一样,较少考量国际政治条件是否能促进还是阻碍国际协调,只是假设各国领导应从功利“理性”出发摒弃自私政策,进行政策的协调。 约瑟夫·奈和罗伯特·基欧汉在70年代中期推出的《权力与相互依存》是相互依存理论中最具影响作品之一。他们认为当今世界相互依存的现实已经使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现实主义解释部分失效,应该用一种新的、更全面的理论来补充或替代现实主义理论。这一理论就是他们称之为“复杂相互依存理论”的理论。这是带有现实主义色彩的自由主义理论,但却深入地分析了相互依存的现实对国际权力政治的改造。在书中,奈和基欧汉认为现实主义理论的三大假设在相互依存的条件下已经不再绝对化了。因此,在相互依存的条件下,传统的一元化领导不可能有效,需要国家间多层次政策协调,使各国特别是弱国都认同国际制度的合法性③。奈与基欧汉此书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理论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对后来的相互依存理论研究起了极大的影响。但它也存在这两个方面的不足。第一,南北关系中的合作基本涉及很少;第二,国际制度的建立和维护论述不够充分。80年代中期由基欧汉所写的《霸权之后》,就是对国际制度的建立和维护进行进一步深入论证的专著。此书是较典型地采用科学研究方法,用博奕理论论证了自私者之间从理性出发也可以在竞争中的进行合作,并认为合作的程度取决于制度的功能①。同样这一著作对南北关系也关注很少。 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及其当代的研究 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治经济学观。 以政治经济学对国际关系进行研究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研究的基本方法,这一研究的理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尽管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一些观点上有所不同,但唯物史观作为这一流派研究的理论指南并没有很大的变化,而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分析得出的一些重要结论如剩余价值理论也一直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学研究中重要基础。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的理论　尽管马克思没有对国际层面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进行过系统的表述,但他的思想中也具有一定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成分。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是对剩余价值的无限制追求,其造成的社会政治结果是:社会再生产的不断破坏和贫困人口的加剧。另外,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也是外向扩展性的,随着商品和资本的输出,资本主义在改造世界面貌的同时也带来了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不对称的依赖关系和全球性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统治,并且促进了世界性的阶级联系和发展了世界性阶级对抗的政治结构,这种阶级结构关系使马克思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以推翻资本主义,而且这种革命的物质条件也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准备好了。 列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列宁的政治经济学观应该是一种真正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它是在马克思的理论基础上并结合了当时世界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现状建立起来的,其中吸收了罗莎·卢森堡、希法亭和布哈林等人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观。列宁的理论集中地体现在《帝国主义论》这部著作中。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列宁从资本主义垄断时期的五大政治经济特征出发论证了其对外政治经济扩张的必然性,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各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它们在国际上或暂时进行妥协或进行争夺经济资源的战争;无产阶级可以在战争中从最薄弱的资本主义环节夺权,进而实现世界性革命的成功。因为资本主义社会这时不论从政治上、经济上还是社会生活中已经腐朽和没落。列宁的理论在很长时期一直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政治经济研究的主导理论。 2 战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②。 特点　当代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尽管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着不同见解,但在一些最基本的观点上仍然与经典作家保持着一致。如:认为资本主义创造了财富的两极分化,并且否认个人之间的交换关系必然的导致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这样自由主义的观点,相信资本主义体系作为一个具有内在冲突的体系应该也必然地要被社会主义所取代。因此,尽管在革命的道路和方式问题上有一定的分歧,但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否定旧制度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合理性,要改造这一体系,建立新体系的革命性没有变化。从具体上讲,战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以下几点体现自己的特色: 第一,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仍然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上,占主导地位仍是经济决定政治。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上,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本质决定了资本的扩张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格局,这种经济格局又决定着世界的政治面貌。第二,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认为政治经济学的主体和分析单位是阶级,或者资本和劳动。中心与外围的世界经济结构划分就表现了国际阶级划分色彩。第三,他们认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阶级的行为是为了本阶级物质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第四,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本质决定了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不可能是一种和谐的关系,而且在经济成果上必然“你得我失”,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是“零和”的①。 战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集中反映在三个领域:一是对第三世界的贫困和持续不发达的研究;二是对全球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研究;三是对不断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工人运动命运的研究②。第一方面是以“依附理论”为主要特征,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既有第三世界的一些学者,也有一些西方的持马克思主义观政治经济学学者;第二方面是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理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葛兰西学派”为代表。第三方面的内容主要是对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工人的权利和对资本流动的反应与斗争策略的研究。最后这一内容的研究不如前二个方面研究有世界范围的影响(所以下面不做介绍)。战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基本上是以宏观为主,除“依附理论”和西方工人运动研究中有些对具体国家和地区的个案研究外,绝大多数都是侧重整体研究。 代表性观点　西方发达国家资本输出并没有导致不发达国家工业化程度的加快,是“依附理论”研究的起点。1957年保罗·巴兰在其《增长政治经济学》中首先提出这一问题,并认为:资本从亚非拉地区榨取剩余价值后,并没有把剩余价值用于开发第三世界,而是返回到发达国家,从而造成这些地区的发展停滞③。在这位“依附论之父”的观点基础上,其他学者后来进一步提出各种“依附理论”④。其中现在较有影响是卡多佐的理论。70年代起,随着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发展,针对这一现象,卡多佐认为:在一些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存在所谓的“历史结构”条件时,即外来资本、本国资本和本国的政治统治处于一种相互有利的关系状态下,外来资本引入可能导致资本主义的发展,但这种发展不同于早期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而是一种联系性的依附发展(associated depen dentdevelopment)①。 “世界体系论”关注的是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结构。除沃勒斯坦外②,蔡斯 邓也是“世界体系论”有影响的学者,他认为:世界体系是由两个互补的亚体系(世界经济体系和以军事力量平衡为特征的政治体系)所构成,尽管经济体系对政治体系有着决定性影响,但政治体系为世界市场提供了政治背景,主要国家间的均势阻止了单一国家拥有压倒优势的政治权威来改变国际生产和交换,而资本的积累过程是导致国际政治体系长期力量平衡的关键,尽管经济不平衡发展有时有利于一些国家,但长期而言这种优势是暂时的,因为技术的全球扩散给其他国家提供了新的机会,这样经济动力防止了一个国家成为永久的世界帝国,从而维护了具有竞争关系的国际体系③。 在“葛兰西学派”中,罗伯特·考克斯是一位较有影响的代表。他的《生产、权力与世界秩序》和“社会力量、国家与世界秩序”等论著都常为有关国际政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论著所引用。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思维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先驱———葛兰西理论的影响。葛兰西对民族社会构成(尤其是对意大利)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国家和市民社会(实质是政治经济学)分析和对领导权(hegemony霸权)基础的分析都被考克斯等人引申到国际领域中④。考克斯认为:历史结构是行为框架,特定的历史结构是由不同的思想、物质和制度三种力量组合而成,这三种力量相互作用影响着社会集团的行为,决定着国家的结构和世界秩序;并且社会力量、国家与世界秩序也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世界霸权是一种世界秩序的相对稳定状态,它是建立在物质力量,普遍的公众对世界秩序的意念和一整套制度三者内在结合基础上的⑤。 经济学理论论文:西方主流白痴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迟暮 西方主流白痴经济学理论源远流长，笔者尝试从中华文化的“整体协调”角度，并结合中国的经济现实来重新解读之。笔者所指称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不限于一个时代，包括被西方主流思想目为“极端和激进学派”之外的、一切曾经在西方占据过主流地位的经济理论样式，这些理论在本质上都是从“个人至上”的角度和不变的精英主义立场出发的。 一、 经济发展过程的资源基础 迄今为止，所以经济发展过程的历史，都是对自然资源利用规模扩大的历史。而且可以预料，在“物质不灭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被有效突破之前，那么以后的经济发展过程仍然是资源利用规模扩大和资源耗竭速度加快的过程。 迄今为止，经济发展对资源利用，还停留在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大规模利用上。1995年，世界能源消耗的97.5%依赖矿物能源。中国的可再生资源利用的比例要高出一倍多，但是也只有5.9%的水平，1996年中国工业产值的71.3%是来自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加工和利用。1995年，西方七国总人口为6.73亿，消耗能源59.96亿吨标准煤，以占世界11.77%的人口消耗世界能源消耗量的51.16%。这一年中国的消费总量为13亿吨，人均能源消费量1083公斤，约为世界平均水平2055公斤的一半；其中以美国人均能源消耗11312公斤，加拿大10913公斤最为突出。 在当今世界上，一国对资源利用的水平越高，人均消耗的资源数量越巨大，则其经济发展水平也就越高；反之，对资源利用数量越少，其经济发展水平就越低，人民生活水准就贫穷。1995年，中国人均消耗能源按标准煤计算为1055公斤，美国的相应数字是11312公斤，与此相对应中国就穷而美国是世界头号富国。如果以中国庞大的人口达到美加两国的水平，则相当于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超过原来数量的十倍达到130亿吨以上，该年度世界能源总供应量117亿吨不够中国一个国家之用。富裕和现代化不是不需要资源支持的，也不是中国精英主义者所宣称的---是“优良制度”的结果和巧妇的“无米之炊”。 二、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迟暮 自从“边际革命”开始，西方主流经济学日益脱离经济资源的加工利用和分配过程，日益成为一种经济数据的解释学，所关注的中心话题是诸如多和少、增加和减少、总量和增量等等。虽然把资源稀缺性作为一个分析前提，但是完全忽略稀缺资源的经济流转过程，尤其是谁能获得和依据什么获得稀缺资源，使自身欲望先于其他人得到满足这个关键问题。 发展到今天，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所谓“科学性”日益被证伪，其作为精英主义意识形态的功能却日益彰显。当代所有的重大社会经济问题，如环境生态、人口压力、资源枯竭、贫富分化等等，都无缘进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视野，不能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重点研究对象。因为这些问题都涉及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深入分析和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足以颠覆西方主流经济学大厦的基础。 中国人均资源短缺，人口分布密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压力大，资源分配的部分倾斜就足以导致对弱势阶层基本的生存条件的破坏，因此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经济现实面前尤其经不起检验。目前中国的三农问题，实质上就是中国“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最集中的体现，这个问题的解决只有在“整体协调”的层面上来解决，没有任何修修补补的局部措施能够奏效，这在西方“个人至上”的精英主义经济学立场上没有任何可行的解决方案。 下面试图解读中国精英主义经济学宣传家们的一些理论基石： 1、 “经济人”在现实中的存在范围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流转过程中，却日益表面化，甚至是诉诸常识和感觉。例如作为西方经济学分析的基石“经济人假定”，中国高人就把资本家追逐利润与小孩子吃奶的欲望放在一起做类比，把基于人的自然属性的本能和从属于社会属性的经济人假说蓄意混淆起来，为资本家的行为方式寻找普遍意义的注解。正是在这样的本质问题上，暴露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心虚和反人道本质，因为正当的行为和正义的事业是不需要借口和遁词的。 在社会现实中，最适合成为经济人的是学校里的学生，因为每个学生都面临在一个竞争的社会里寻找自己位置的问题，学习已经被界说和接受为个人在社会上立足的唯一途径，因此学习显然就是为了将来的个人利益的投资，因此学习对学生而言，即使不是唯一的经济人目标也会是最重要的经济人选择目标。而且学习具有天然的平等适合于个人努力的性质，不受工艺分工和等级关系的制约，具备最理想的经济人成立条件。因此经济人假说下的学生学习应该都是竭尽所能地努力，为将来在社会上扬名立万、追利逐益做铺垫。但是实际中学生努力学习的比例甚至称不上很高，这只有一个原因：即学生在决定自己的行为方式时是违反经济人假定的。因为在实际上，每一个人都是“协调人”，即个人的行为除了基于经济利益（理性）之外，还要为许多非经济目标所制约。一个学生可能乐于花时间去享受恋爱的滋味，或者是按照目前生活比较舒服的某种方式来处理生活和学习的关系，学习目标在许多目标中既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学生的行为方式最终就是在多个目标的相互协调和中和的实践结果。 在西方经济生活的实际中，真正的经济人只有在资本主义兴起时代，当时的资本家阶层是比较接近所谓的经济人假定的；在今天的世界上，只有那些巨型跨国公司才是符合经济人假说的法律实体。经济人从来不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假说，以后也一样永远不会有改变，把个人原子化或机械化的努力过程在西方持续了接近300年，到今天也仍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成效，恐怕永远都不会取得完全成功。 2、 竞争和市场带来效率的谎言 竞争和市场能够带来效率，最终能够使蛋糕做大，注重效率在结果上有利于所有人，从而具有结果公平的性质。竞争和市场发挥作用的前提被认为是私有产权的绝对化，所以其等价命题是私有制将最后有利于所有人，从而把私有制作为追求“结果公平”的不可动摇的过程和手段，过程和手段高于结果，这就是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的逻辑。 作为一个必不可少的反面例证，精英们乐于证明公有制是如何不利于市场和竞争规律发挥作用，从而不利于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在白痴经济学理论那里，中国产品几十年一贯制就是技术落后，缺乏技术进步动力的结果，而不与低水平的消费尚未被充分满足的现实发生联系；要求产品高档和现代化不是出于精英阶层的消费主义而是全民（包括穷人）的需要，在精英主义者那里，根据理论需要穷人永远是做白日梦好高务远的阶层，不满足“人是理性的”这个基本经济学前提（林毅夫），不知道自己的需要将如何被满足而只知道越先进越好，这与精英阶层的消费理念完全一致，而不是从自己的生活现实出发选择“有比无好”。中国人均产品量少生活水平低，经济学精英们说唯一的原因是企业效率不高，而完全不与中国经济底子薄和人均资源少的现实发生联系。 3、 个人激励决定作用的谎言 在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家那里，唯一重要的激励手段就是与其劳动相对应的报酬，除此以外，再也没有任何可以整合社会前进的价值了。但是与精英主义者断言的完全相反，最近中国20年的观念变化和严重的社会行为失范，恰恰证明了一个真理---在实际中没有道德自觉精神的个人是无法予以有效管理的。 与此相联系，现代的知识精英愿意把科学文化知识说成是唯一重要的东西，是求生谋职和回馈社会的基础。实际上知识如何任用取决于个人的意愿，可以正用也可以反用，可以为善也可以用来为恶，驾御知识任用方向的只能是个人的主动选择。由于一个人的创造力有限，同时他的破坏力却要高出数倍甚至十百倍，而完全监督一个人的行动往往十个人还不一定管用，因此社会监督并没有一个在低成本上实现的方法，无论是民主还是法制都没有低成本实现方法，所以个人行为不能不主要归结于个人的自主选择，道德的重要性是无可替代的。 管理的一个铁律是：必须要取得多数人的主动认同。否则管理是无法进行下去的，因为成本因素就足以使管理目标落空。个人的报酬只是个人生存和发展的一个基本要求，物质激励措施在利益关系互为消长的前提下不仅难以确立合适的尺度，而且也完全不能保证个人对管理目标的认同，认同的建立决不是一个激励措施所能够解决的，而是需要在利益格局上进行真诚的协调和让步。无限制地高估激励作用最终是服务于一个理论目标就是---抨击集体主义精神，为私有化正名和开道。中国革命艰难困苦的成功历程，恰恰说明了物质激励因素作用的荒谬和局限性，最后革命的结果就是---以被物质充分激励的精英阶层的彻底垮台而告终，中国的精英阶层理应从这样的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而不是试图忘记血的教训或者想方设法丑化之，最理想的状况是精英阶层自己认识到：“批判的武器”比“武器的批判”好。因此在优势还没有用完的时候，就应该开始注意避免“武器的批判”这样一种结局，学会并真诚地与弱势阶层做好利益协调，向弱势阶层的基本生存利益让步就是向精英阶层自己的长远利益让步。 三、 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热门人：以北大林毅夫博士为中心 林毅夫先生在台湾长大，在美国芝家哥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北大任教授。据称“可能是在国际经济学界最知名的中国经济学家”，据称“他至今仍十分推崇芝家哥大学的经济学研究方法”。 1、 所谓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和技术创新理论 在垄断价格的盘剥之下，打破技术垄断的价值有多大？技术能力仅仅靠购买专利就能够获得？开发的投入与技术能力的形成，加上垄断价格被打破的价值几何？ “如果从成本的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技术变迁靠引进技术与靠发明来做，成本是根本不能比较的。引进技术最贵的方式就是买专利，所要付的成本也不过是原来人家发明成本的三分之一，而且我们买了专利，一定是成功的专利才买。这样算起来的话，如果靠引进技术来取得技术变迁的话，这个成本与自己做RND来比的话，连百分之一都不到。”“假定说我们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一半，美国对我们非常的警惕，那么美国不愿意把他们最先进的技术转移给我们。到那时候的话，我们人均收入美国的一半，我们的经济规模是美国的2.5倍，假如说美国拿出2％的国民生产总值来搞RND的话，我们也拿出我们自己国民生产总值的2％来搞RND的话，我们RND的规模是他的2.5倍。你创新的速度就快，到那时候我们技术创新的速度比他还快。”按照林毅夫博士的说法，今天的美国还是相当情愿地把技术转让给中国的，而不是在执行技术封锁政策。另外不知道西方跨国公司的垄断地位是靠什么支撑的，如果是靠技术支撑的话，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傻到培养竞争者，以至于丧失垄断地位、垄断价格和垄断利润。要西方企业发扬雷锋精神大概需要林毅夫博士改行去当牧师，到西方去传经送宝。建议林博士还是不要呆在北大，去西方的神学机构供职比较好，这样才能够造就“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条件。 “关于技术变迁研究，我的两个贡献是：（1）对拉坦－－速水假设做了扩展，证明了诱导技术变迁的主要动因是要素的相对边际生产率，由于要素的边际生产率不受要素市场的影响，因此即使是在要素市场受到限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其它发展中国家，技术变迁的方向仍然会受到资源相对稀缺程度变化的诱导，这一工作大大扩展了诱发性制度变迁假说所适用的范围。（2）在资源禀赋决定的技术变迁理论中引入市场规模，即当技术类型相同时，技术变迁将首先发生在市场规模比较大的技术中，这是因为如果一个技术的市场规模比较大，那么技术创新的收益也就比较大，这就会使更多的资源被用于该项技术的研究，因而这项技术的创新概率和速度也就比较大。”根据中国的市场规模，按照林毅夫博士的估计，不知道还有没有发展技术的必要空间。不过我个人还是非常赞同林博士的这一高见，中国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丰富，所以劳动力节约型技术不能占据优先发展地位；中国人均资源短缺，所以中国应该优先发展资源节约型技术；中国资源分配应该首先向多数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倾斜，高档消费品不能在社会生产资源分配中占据优先地位。 “一个就是各种投入要素的积累。比如说劳动力的增加，自然资源的增加，资本的增加。如果这些能增加的话，经济就能增加。当然我们知道，土地一般是不能增加的，不像十八世纪、十九世纪，如果觉得土地太少，还可以到国外拿个殖民地，现在是不行的。再就是劳动力会增加，但是受到人口增加的限制，所以劳动力增加的速度也是比较慢的。一般来讲，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能不能快的因素，最重要看资本积累速度是不是快。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如果你有同样的土地，同样的劳动力，同样的资本，如果你能够改变生产结构，把这些要素从一个生产率比较低的部门转移到生产率比较高的部门的话，那这样经济也可以增长，所以第二个是经济结构转移。第三个是技术变迁、技术创新。同样的劳动力，同样的资本，同样的生产结构，假如我能用比较好的生产技术的话，那么经济增长的速度也会比较快。所以，我们要看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潜力，其实只要看这三方面。但这三方面当中，最重要是技术创新。因为如果技术不创新的话。我们读经济的人都知道，技术不创新的话，不断积累资本就会面临所谓边际效益递减。在这样的状况下，到了一个程度，以后你即使增加资本也不能增加生产，也不能增加产出。所以，这样的状况下，积累的积极性就很低，资本增加的速度就很慢。 资本增加的速度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技术变迁的速度。同样的情形也在生产结构中。假如说技术不变化的话，就不会有新的产业部门，而且在同一个产业部门里面，也就不会有生产力比较高的环节。要看一个国家产业结构变迁的可能性，其实主要看技术变迁速度是不是快。归结起来，如果我们要了解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潜力，最重要的就是看这个国家技术变迁，技术创新的潜力有多大。”因为已经遇到资源短缺，已经是土地报酬下降而且农业成本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根据林毅夫博士的高见，中国农民是不是还有必要继续种田。 “所谓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是指任何国家和地区都具有自己的比较优势（资源上的或经济上的），借助于发展这种优势，就可以追求到一种持续、稳定、快速的经济发展。日本、亚洲‘四小龙’等经济发展比较成功的国家和地区采用的就是这种战略。我国近10年来的改革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是因为在产业发展上较好利用了我们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劳动力。他说，改革与曾推行多年的‘赶超战略’相配套的宏观运行机制，使我们的经济发展能够尽快进入充分利用比较资源优势的良性循环，应该成为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世界市场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永远不会供过于求，或者说在中国劳动力充分转移之前是不会破坏市场均衡条件的，否则的话供应的增加会导致收益的实际下降，因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弹性并不高。林博士是依据什么断定这一前提可以成立，现实的情形是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一头撞上了“西墙”，受到西方国家非常不公正的“反补贴”和“反倾销”管制。而且西方发达国家早就声称劳动密集型产品是所谓的“敏感型产品”，认为对国内就业冲击很大，与西方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目标---充分就业---相冲突，早就签署了诸如“多种纤维协定”之类的戒律，对中国最具有竞争力的纺织品和服装进行出口数量限制，又不知林毅夫博士有什么样的高招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使得“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得以执行下去。 “林毅夫指出，近年来我国农村改革陷入停滞状态，农业上问题丛生，农民负担十分沉重。他认为要解决中国的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特别是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差距越拉越大的问题，必须既有利于东部发达地区的发展，又不能增加国家的负担，用多给不发达地区补贴和把发达地区的财力转移到不发达地区的办法都不合适，应该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推进农村改革，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他认为，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后，其比较优势及其产业结构随着资金积累和劳动力价格的提高而发生变化。有了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这个地区就会将它的部分产品市场让给其它地区，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东部资金、技术相对丰富，重点发展资金较密集的产业；中部土地资源相对丰富，重点发展农业；西部自然资源相对丰富，重点发展矿业、畜牧业。东部缺地，粮食生产成本高，有了统一市场，自然会增加对中部地区的粮食需求，粮食价格就会上升，使中部农民得到增产增收的好处；东部地区经济越发达，对西部资源的需求就会越大，随着资源产品的价格上升，西部地区人民的收入也会上升。这样一来，东部的发展将成为中西部发展的动力，东部和中西部可以在统一市场中共同发展。”因为中国农业成本高居不下，根据林毅夫博士的推演，这是需要贸易保护的条件下的一种发展前景，但是林毅夫博士实际上是坚决主张自由贸易以便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的，林博士的铺子既出售“无坚莫陷”之矛，又能提供“物莫能陷”之盾，实在是了不起。 2、 农业问题是劳动投入不足？ 根据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劳动力过剩的经济学意义是劳动的边际产出为零。中国在1978年农村人口已经突破8亿出现严重的劳动力过剩，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知道林毅夫博士是凭什么断定有效劳动投入的增加，是农业产出增加的决定性原因的。 “传统的农业合作社理论认为集体生产中社员得到的激励很高；而经验观察则表明，改革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下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很低，我认为这是由于传统模型忽略了集体生产中对劳动监督的必要性和监督的成本。在《中国农业家庭责任制改革的理论与经验研究》一文中，我把劳动监督和监督成本引入了模型中，发现在生产队中，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同监督的准确程度和监督的难易程度密切相关，监督越准确、越容易，则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就越高。而在农业生产中，由于对劳动的监督非常困难，监督的准确程度很低，结果当时的分配制度实际上导致了平均主义，因而对劳动的激励低下，从而扼杀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导致了传统农村经济体制的低效率。因此，要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重要的是要建立一种与农业生产过程相适应的生产机制，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越性在于农民为自己生产，因而生产的积极性也就高。进而我用经验资料检验了上述理论模型，经验结果与理论预期基本一致。” 在时代不到30年的时间里，中国农民在列祖列宗留下2亿亩梯田的基础上，又新修了2亿亩梯田，并使中国耕地的灌溉比例提高到40%，修整了近20万公里的堤防，使得中国农业抵抗水旱灾害的能力大为提高，农业生产条件出现根本进步，并一举扭转了在历史上延续了近800年的“南粮北运”态势。1950年之前的50年，中国处在大江大河下游的大城市都被淹过，哈尔滨于1923年被淹，天津于1939年，武汉南京于1931年，广州于1915年；而1950年之后的50年，所有的大城市都没有被淹过。黄河在公元前602年至1938年的2540年间，溃口的年份有1590次，改道26次，平均而言是“五年三溃口，百年一改道”，而1950年之后已经有50年没有溃口了，根据西方白痴经济学理论生发出来的“林氏理论”，这样的成就竟然是中国亿万农民在毫无积极性和消极怠工的条件下取得的。 “1958年公社化以后，社员退社的自由被剥夺，结果社员无法惩罚他人的偷懒行为，‘自我实施’的合约不能得以维持，导致劳动积极性下降，生产率大幅度滑坡，由此造成了这次危机。”根据林氏理论，只要是不影响农民的积极性，就永远不会发生饥荒。可是根据历史记载，自公元前206年至1949年的2155年间，中国发生过比较大的水灾1096次，比较大的旱灾1056次，都是平均两年一次，其中1786-1788年的特大旱灾，在旱灾的中心地带人口饿死比例高达80%，由于没有统计数字，详细的饿死人数永远都不可能清楚，在各地的地方志中，“饿死者相望于道”的记载，少的也有十多条，而且越到北方地区这样的记载就越多，根据林氏理论哪个时代的农民积极性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他们的收益与自己的劳动成果是完全挂钩的---在缴完地租和国家税负之后完全归自己。在1949年之前，不要说饥荒的年景不要说穷乡僻壤，就是诨名“十里洋场”的上海这样的现代化都市，哪一年没有“路倒”哪一年不饿死人。 中国处于季风气候的控制下，水旱灾害比较频繁，分散的小农无法集结足够的力量来应付和改善这样的自然条件，只有以集体的力量才有可能取得成功。在时代的农业体制下，农民被严密地组织起来，能够实现力量动员来进行大规模地改善农业条件的努力，而且在集体经济条件下，在工程需要的利益协调和成本分摊上也相对容易得多，实现管理目标得成本也极为低下，这才是中国农业条件改善在30年内超过3000年积累成就的根本原因。 人们常常说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但是在精英主义的有色眼镜之下，才是真的没有什么事实可言。不过妖魔化社会主义的成就，明显是呼应了“历史终结”的著名论断，与“新自由主义”思想保持了一致，根据实用主义“流行就是真理”的理论，“林氏理论”明显也具备成为真理的条件，但是那是西方的真理与中国人没有关系。 3、 监督困难是制度不良所致？ 如果仅仅因为监督困难就断言管理制度需要变更，那么除了小国寡民的时代，就不可能再有任何应该存在的经济制度了，精英主义制度尤其如此。 林毅夫博士说道“关于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我认为，由于农业生产的分散性和周期性，对农业劳动的监督十分困难，一个农业合作社或公社的成功，只能依靠社员间达成一种‘自我实施’的协议，在此协议下，每个成员承诺提供同他为自己劳动时一样大的努力，但这种自我实施的合约只有在重复博弈的情形下才能维持，而一个合作社的性质是重复性博弈还是一次性博弈，取决于社员是否拥有退社自由，1958年公社化以后，社员退社的自由被剥夺，结果社员无法惩罚他人的偷懒行为，‘自我实施’的合约不能得以维持，导致劳动积极性下降，生产率大幅度滑坡，由此造成了这次危机。” 根据笔者所见到的资料，日本企业中比较具有敬业精神的员工大约不到1/3，另外有1/3的员工能够在管理之下顺利完成作业任务，另外还有1/3的人是始终比较消极的。这样的企业就已经是非常好和具有竞争力的企业。根据林毅夫博士的说法，中国农民是基于“绝对公平”原则才能组织的，否则他们必定会因为“无法惩罚他人的偷懒行为，‘自我实施’的合约不能得以维持，导致劳动积极性下降，生产率大幅度滑坡”，最后必定要恶性发展到粮食极度短缺并大量饿死的地步。 “传统的农业合作社理论认为集体生产中社员得到的激励很高；而经验观察则表明，改革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下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很低，我认为这是由于传统模型忽略了集体生产中对劳动监督的必要性和监督的成本。在《中国农业家庭责任制改革的理论与经验研究》一文中，我把劳动监督和监督成本引入了模型中，发现在生产队中，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同监督的准确程度和监督的难易程度密切相关，监督越准确、越容易，则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就越高。而，结果当时的分配制度实际上导致了平均主义，因而对劳动的激励低下，从而扼杀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导致了传统农村经济体制的低效率。因此，要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重要的是要建立一种与农业生产过程相适应的生产机制，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越性在于农民为自己生产，因而生产的积极性也就高。进而我用经验资料检验了上述理论模型，经验结果与理论预期基本一致。”如果“在农业生产中，由于对劳动的监督非常困难，监督的准确程度很低”，那么世界还有什么行业监督是不困难的，从而监督的准确程度是很高的？农业劳动监督需要成本，那么在什么行业的监督成本和效率能够更好？林毅夫博士能够随心所欲地得出和证明这样的结论，试问天下还有什么结论是林博士不能证明的！ 作为社会学上一个公认的结论，农村社员由于长期共处在一个稳定的社区环境里，个体比较注重以长期考虑来调节自己的行为，非常注重自己在乡里的声誉，在调节相互关系时，无经济成本的舆论监督对个人行为的约束是最为有效的。只有在远离这样的社区条件下，人们的行为才开始脱离自律，转而以他律为主要约束条件。这是在城市和工商业机构的个人行为模式，与农村社区个体行为模式构成根本区别的主要原因所在，在城市和工商业机构里，人们开始主要依赖法律和契约来调整相互关系，舆论调节的作用下降，管理和监督的成本急剧上升。 4、 西方白痴经济学中国人的主要特征 作为一个具有一般意义的特点，中国对西方白痴经济学的信奉者，都是自觉和不自觉的精英主义者。在学术特征上主要表现是：对欧美日的了解远远多于对中国的了解，对纯粹理论的兴趣远远多于对经济现实的兴趣，对理论上能够自圆其说比对照现实应用来检验更为看重。总而言之，承接了西方主流右派意识形态工作者的一切优点和长处，唯一的目的在于建立一种“有说服力的说法”，为精英主义化的制度建立和维护其稳定而“忘我”工作。经济学方面的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按照明显的梯度理论分布，在国内的高人主要是抨击“旧体制障碍”，香港高人张五常直接指斥“公有制不行”，海外的魏京生之流则直接诉求“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不行”。 这些人精英主义经济学宣传家不是经济学家，而是精英主义意识形态工作者。因为中国人对“成名成家”有非常高的标准，能够在人类智慧发展历程中占据一席之地的，才能称为“家”；在时代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三条标准，“家”成为代表理智与良知相统一的一个指标，是对知识精英摆脱精英主义惯性倾向平民主义的奖掖，从而具有褒扬和接纳的双重涵义。 美国白人民兵小布什称中国是“竞争对手”，人人都清楚最理想的对手是越愚蠢越好。林毅夫博士在西方极受欢迎，号称是“在中国以外最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此外林毅夫先生主持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也非常受美国有关机构的青睐，“目前，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美国商会等海外民间机构相继给予中心资助，一些国内企业也提出了捐赠意愿。林毅夫为筹集资金及招揽人才做了很多工作，到目前为止已筹得资金近百万美元。”根据西方人的说法，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美国相关机构当然也不会无缘无故地欣赏原产台湾的高人林博士。 只有糊涂的失败者，绝对没有糊涂的成功者，成功者作为一个共有的特点是具有高度的自觉性和计划性。林毅夫博士非常清楚“如果我留在国外，充其量会成为一名教授、学院派学者，而在国内却可能成为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产生影响的人物，并有机会成为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但是作为一个学者，从影响层面来说，我想在北京大学影响会大得多。”林毅夫的能耐不是没有代价的，不过不由他本人来承受而已。至于说到“有机会成为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我个人的想法是中国一定会产生那种人，中华学术的复兴也一定能够为全人类做出应有的贡献，并在人类智慧发展历程中占据相应的地位，但是我决不相信这样的大师级人物会在“炒别人的剩饭”过程中产生，“炒别人剩饭”的人永远只能是二流的匠人，是可能成为大宗师的。 四、 中国在西方经济思想指导下的发展过程回顾 在最近20年内，中国的发展战略指定和经济活动进行，基本上是在西方经济学思想指导下完成的。对这个过程中的一些关键问题进行简单回顾，能够获得一些有益的启迪。 1、 资源报酬递减所发生成本如何摊平 中国农业以7%的耕地养活22%的人口，在土地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下，中国达到世界人均粮食产量水平的成本，必定高出世界平均水平。40%的灌溉耕地生产70%的粮食，40%的灌溉比例高于一切非干旱地带的国家，这只是增加土地生产力的成本之一，化肥的大量使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显然也是成本之一。 由于人均资源的短缺，资源开发的成本也一定会高出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石油开采成本，高出世界平均水平40%以上，比中东高出5倍。中国铁矿石95%以上是贫铁矿，而且伴生共生矿多，选冶成本高企。 如果不使用中国的资源，改而进口，那么世界资源市场的供求平衡关系迅速被打破，在价格急剧上升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在没有垄断地位的情况下，如果进行成本顺利转嫁？还有资源长距离输送成本如何在竞争性价格中被补偿？ 所有的精英主义经济学宣传家们，都对此一根本问题视而不见，装聋作哑。 2、 工业技术的边缘化 中国工业无法获取正常利润，低水平重复是一种典型的技术边缘化的生存状态，与依托技术垄断形成的市场优势地位的西方跨国公司形成鲜明的对比。对于中国企业在边缘化生存状态下的处境，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们，一贯是予以极度蔑视加极度污蔑，并以此作为制度不行的证据。 在边缘化状态下生存的企业，是无法实现工业化的社会目标的，因为这样的企业其产品在市场上既不可能获得垄断利润，甚至不可能获得剪刀差，只能在“低成本运营方式”中苦苦挣扎。笔者曾经反复指出，“低成本运营方式”是中华文化的三大思想渊源之一，正因为确有如此根据，那些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反而底气十足地宣称，是“中华落后文化”妨碍了企业经营思想的进步，而不是中国企业被人为推进“低成本运营方式”的困境，这种倒果为因的研究方法是精英主义者的主要法宝之一。 我国国有企业建立明显带有“备战备荒”年代的深刻烙印，是基于“有比没有好”“分散比集中生存能力强”的战备观念下的产物。中国企业规模小竞争力低下，并不是什么极端精英主义者所鼓吹的那种中国人什么都不行，企业技术落后和管理观念陈旧，而是企业当时所服务的目标与今天的和平时期有根本不同。把这样的企业盲目按照所谓的“国际标准”完全推入市场，再加上旧负担与政策性税负不均，结果在短短的10年之内，国内市场上就发生明显的政策选择效应，国企市场份额急剧下降，丧失生存能力。而在国际市场的表现上，问题就表现得更为突出。中国企业规模小，多数没有国际市场经营能力，只能成为跨国公司的转包工厂。世界上最大的照明灯具生产商荷兰菲利浦公司，采用包销等手段，极力压低中国国内灯具工厂的产品出厂价格，利用中国工厂的成本优势打败欧洲的同行，然后再在欧盟提起针对以前的中国供货方的反倾销诉讼，试图以此把中国竞争者赶出欧洲，制造自己的优势地位，追求垄断利润。陷入这种边缘化生存状态的企业，不仅仅有国有企业，而且一大批沿海地区的私营企业。 正是由于中国企业规模小没有独立的国际营销能力，实际上无法实现我们的工业发展目标。盲目发展所谓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最后是利用中国的人力物力大量投入，成为作为跨国公司的转包工厂，为跨国公司建立垄断地位撮取高额垄断利润服务。实际上由于谈判地位的不对等，产品出厂定价完全由外方控制，经营结果不仅没有正常的利润，而且对工人也无法提供安身立命的衣食住行条件，在免税政策的关照下对国家也没有履行相应的纳税义务，投资者也无法实现正常的资本积累和增殖。在沿海的打工仔永远没有安身立命的机会，主要还不是因为资本家的贪婪，而是所服务的企业本身处于国际分工的边缘，企业、个人包括国家（不能不执行免税政策），都不能从这些企业乃至行业兴起中获利，虽然这些外向型行业的总产值规模已经极其巨大。 中国投入的大量人力物力，最后获得收益的却是西方的跨国公司，完全无法体现我们的民族发展目标，最后由于跨国公司的叛卖行为，国家和社会还要承受工厂关门工人失业的后果，再接再厉发扬雷锋精神，为跨国公司擦屁股。这样的后果却被精英主义者当做成就来吹嘘，天底下有比这更荒唐的笑话奇谈吗？这就是为什么出口比例越高，发展的前景反而越模糊，人们对未来反而更加缺乏信心的根本原因。 当然这样的依附性经济还是有必要的，顺差更是必不可少，1990年代初期，中国每年的外企利润汇出为几十亿美元，到今天已经达到200亿美元之巨，再过5-10年就可能达到500-1000亿美元的数字，如果没有这样的血汗工厂，中国拿什么来支付外企的利润呢？ 3、 门槛价格对国民生产总值的缩减作用 目前，外资企业在国内采用各种方式排除市场竞争者，追求垄断地位和垄断价格。垄断价格与竞争性价格不同，具有一种稳定不变的特征---成为一种门槛价格，这种门槛价格依据的是企业自身的最大利润和理想的市场份额，不与市场的潜在需求和发展的普及化目标相联系，排除和消减了市场的潜在容量，排除了大多数人最后具有消费能力的可能，成为国民生产总值达到潜在水平的决定性障碍，兼且与社会发展目标背道而驰。 联合利华公司旗下的和路雪，进入上海冰淇淋市场后，因为做不过本地工厂，所以索性出高价收购了那家工厂，以消灭竞争者，在获得垄断地位后，再以垄断高价在消费者身上把收购成本捞回来。美国百威和法国达能在收购武汉的中德和东啤后，武汉市场啤酒的加权批发价格竟然上升4倍之多。取消竞争维持或明或暗的垄断价格同盟（即卡特尔），其结果是消费者利益受到巨大损害，中国就是这样成为跨国公司“发洋财”的乐土。 在1995年，广州宝洁公司的利润率高达50%，而且是在巨额广告投放，在管理、市场营销、人员高薪等这一切大手大脚政策下的成果。这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竞争力和成本优势所能够解释的，这是地地道道的垄断地位带来的垄断利润，是以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前提下实现的，这是违反保护消费者权利的公平交易法则的，是受到所有西方国家法律严厉管制的价格不法行为，也理所当然应该受到中国法律的管制。 西方企业在中国市场的经营成功，不是因为技术先进，更不是管理得法提高了效率和成本控制好制止了浪费，而是恰恰相反在大手大脚下的成功，这是韩非所说的“长袖善舞、多财善贾”，说穿了就是主要得益于在资金实力上的优势发挥。跨国公司能够集中足够的资金来排除竞争者，无论排除竞争者的成本多大，需要的时间多久，它们都有能力筹集足够的资金耐心等候竞争对手消失的那一天，等到垄断优势地位的建立之后，再消费者身上捞回当初的“竞争排除成本”，坐收垄断利润。中国的精英主义制度宣传家们不是不清楚这些，但是他们与这些企业具有天然的利益联系，他们的名牌精英地位也是跨国公司所看重的，例如著名的林毅夫博士就曾经为可口可乐公司充当吹鼓手，费心研究“可口可乐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这一类高级高薪问题。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经营成功，是以中国竞争者消失和中国消费者利益受损，国家经济规模达不到潜在规模为外在条件的。 4、 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失败 1987年的“国际大循环”理论，就是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演示版，今天这个战略的实施结果是一头撞上了“西墙”。中国耗费大量的土地、资本和人力资源，结果是促使国际市场上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的持续下降，拉开了国际市场原本就存在的垄断价格和竞争性价格的鸿沟，极大地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下文还将涉及这一问题。 五、 在人与自然相协调的基础上创建中国的适度发展经济理论 全人类最终都需要走与自然相协调的发展之路，中国必须第一个走这一道路，因为中国最缺乏资源的支持，同时技术的掌握和使用已经迅速逼近自然资源所能够容许的限度。 西方的主流白痴经济学理论，不仅回避人与自然在整体上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问题，而且刻意回避人与人关系的协调问题。一味地张扬个人的欲望和自私，并编造“私恶即公利”的谎言，为精英主义制造社会分化寻找借口和说辞。以管理困难来否定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讳言在“人是理性的”或者在“经济人”前提下，社会管理没有根本出路的事实，以管理困难来反对非精英主义经济制度，是一种典型的“因噎废食”的逻辑。 1、 社会管理没有根本出路 社会管理是没有根本出路的，人们必须长期不断地和自己的欲望搏斗，主动与他人的利益相协调，以求避免最坏的社会局面出现。其中精英阶层具有第一责任，尤其不能放任自己的欲望和私心，需要主动地向弱势阶层协调和让步，以追求社会整合的实现，并在社会整合的基础上开展社会教化，建立起普遍的社会目标认同，在认同的基础降低管理的困难和成本。 管理的无奈在于：在社会财产私有制的态势下，要调和分异(分离和异化)的利益主体去为一个非平等的目标努力。丛林法则导致的利益分化，不管是道德法则还是丛林法则，都很难予以消灭。所以管理不可能有所谓终极的和先进的模式，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同一信条，这是一条在“必然王国”里没有尽头的回环往复之路。美国管理大师哈罗德-孔茨提到“管理学的丛林”，管理不仅是处在他所说的学术学理的丛林之中，而且在现实里，也确实还处在一个看不到出路的丛林里。学术毕竟不能不反映现实，而现实的矛盾也不可能不投射到学术世界里。 管理是推动人们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共同努力的手法，管理的成效最终需要有结果来检验，所以只要是效果不错，“朝三暮四”的必要性显然存在。而管理的目标却是文明演进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管理手法和艺术可能收效于一时，却不能收效于一世，正如中国农民的谚语所言“按下葫芦浮起瓢”。 世界上最著名的管理学大师，十个就有九个出自美国，并不是美国特别喜欢标新立异和无病呻吟，而是管理在不停地提出新问题需要新答案。这样的新问题永远不会被穷尽，代表的是体制内的异化主体对管理目标不认同的意志力量，这是一个对管理目标和手段的永恒挑战，是所谓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管理困境的解脱，也许需要文明回到它的源头，回到失落的道德自觉时代。除了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理想之路，我个人看不到任何其他的光明。毕竟，有谁能够把道德自律、克己与相互关怀的人类理性精神，进行条分缕析的量化管理，并把它与经济利益和司法威慑建立起挂钩关系，用低到可以承受的社会成本来加以管理，除非有“全能、全知和全在”的上帝存在，谁又能为人类自己掌握这样的公正天平。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老子》一书，开宗明义指出“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也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也。”外在的人为的制度和法律，无论多么完善和高明，如果不通过人们的自觉遵守来起作用，仅仅依靠外在的监督和管理手段来应付，其成本必定是社会所承受不起的，看一看克林顿道德失律的监督成本就知道了。诚如老子所言，对于典章制度的迷信是靠不住的，而法制的产生正是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出现深刻分化后的权宜手段，国家暴力机关的产生正是出于强制管理的需要，国家暴力的存在就是社会管理没有根本出路的真实写照。 今天欧美日的企业环境，远远比中国好，是因为技术垄断地位决定的资源垄断地位所带来的，全世界的资源对欧美日来说都是予取予求，所以欧美日社会比较富裕，人均购买力强市场容量也大，成功机会多，所以有比较普遍接受游戏规则的愿意。中国企业正道成功的机会少，普遍有“穿墙打洞”的冲动，笔者在企业工作多年，见过许多港台老板素质极低但是却成功，也见过国内人士创业的艰辛和困难，到头来却是灰头灰脸，并不是智慧和努力不够，确实是成功的机会太少。中国企业要实现资本积累和发展过程，不仅外部竞争环境差而且自身实力不足，也缺乏基本的辅导和保护，最致命的是没有良好的金融体系支持，所以成功的背后需要非同一般的支持，最容易和最可能得到的就是政治权力。腐败和权钱交易决不是一个单纯的体制问题。而且政治权力和金钱的结合确实也是民主的一种经典过程，这一点无须讳言。 实际上在西方企业管理上存在一种“伪道德效应”，即在经济成长迅速的时代，在资源优先集中的少数地区，多数人都能够享受到发展的成果，所以容易造就一种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阶层利益的协调也比较容易。这在实际上是以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来缓和人与人之间的深刻矛盾，是以中心地区与外围关系的利益输送的扩大化，来弥合中心地区的深刻社会阶层分裂。反过来，在萧条时期，就必然引发以邻为壑的举动，1930年代的大萧条，就引发金融战和贸易战，最后发展为世界大战，这一段历史所有的精英主义者想必都不陌生。中国社会上精英们与民众协调差，主流媒体长期妖魔化农民，就是因为资源有限利益不够分的缘故，既没有人与自然关系相缓和的出路，也没有外围地区可以转移矛盾。所以中国精英面临着空前的自觉协调使命，否则一味地鼓吹精英主义化听任目前的趋势发展是非常危险的，实际上就是走老蒋“制造革命形势”的老路。 2、 超越诉求现代化和民主的精英主义预设立场 由于技术的进步，今天人们能够在相当程度上用人力来营造居住和生存环境，以空前舒服的状态生活，达到一个前人所难以想象的富裕和发达程度。但是这种生存环境是以消耗不可再生的资源为营造和运行代价的，发达的程度越高每单位个人所消耗的资源也愈多，以地球有限资源所能够支持的富裕人口就越少。现代化观念的核心和魅力在于：肯定人们欲望应该得到技术所能够达到的最高水平予以满足的正当性。现代化观念本身就是“感觉第一”的消费主义和“追求老子天下第一”的精英主义的肯定性前提，这个前提符合人们的最原始欲望，全面否定了人与自然是否应该协调，人与人要不要和谐相处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化是一种价值而不是科学，是一种无须证据和证明的基于人类欲望和感觉的价值。 所有的民主都不可能不是“代议制民主”，代议制民主的民意代表不可能是普通工人和农民，只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们，代议制民主无疑是要求广大民众对精英主义政治制度的各种施政策略进行“票决”，对何种不同利益集团的精英主义执政集团进行选择，而永远不可能依仗票数优势选择出那样的平民主义者和平民政策，因而也不可能在任何程度上进行有利于平民的制度变革，所以民主不过是精英阶层需要的对精英主义制度的合理性进行全民追认的政治形式。所以现代化和民主的预设立场并不难予以解读，这种预设立场在国际关系上是符合西方国家利益的，不仅是有利于在全球推广精英主义制度，而且精英们将会在这个制度中对西方国家的国家利益予以优先确认。 其实西方的成功道路和富裕现实，仅仅是独特的案例并没有普遍意义，仅仅是因为中国精英们的主观意愿，才被说成是普遍的成功道路。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是以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的贫困为条件的，否则维持富裕的生活所需要的物质资源支持的基数，远远超过地球所能够应付的极限，西方七国1995年人口为6.8亿，以不到世界人口的12%，但是所消耗能源占世界总量的51%，富裕和发达不可能不以物质资源的消耗为基础，毕竟“物质不灭”和“能量守恒”规律还不能被突破。也许可以这么说，适度发展是“中国困境”的唯一解决方案，在中国精英阶层“超英赶美”现代化的热望下，自然没有留给中国人任何机会。实际上也没有给世界上大多数人口以任何实现富裕和发达的机会，因为“只有一个地球”。 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是基于在地球资源分配上的优势地位，这种优势地位就是建立在垄断价格的基础之上的，而第三世界在国际市场上以竞争性价格出售产品，则是一个不能动摇不容更改的前提。正是在这样的国际贸易体系中，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才得以维持，正如前联合国秘书长所言“发达以不发达为基础，少数人富裕以多数人穷困为条件”。现代化在资源制约之下，永远只是一部分人的价值，缺乏普及到全人类的物质基础，是精英主义者所能够实现的梦想，这个梦想以破坏多数人的基本生存条件为前提。所以现代化这个无须证明的价值，是彻头彻尾的精英主义价值。 从来也没有一个时代象今天这样，把技术进步无限制地用来建立和维护少数人独占资源的优势地位，多数人被蓄意地排除在技术进步的受益范围之外。这是西方以丛林法则为基础和核心源流的文化，所与生俱来的不可克服的致命伤。这不仅导致人与人之间不可协调的根本矛盾，而且也造成人与自然的空前矛盾，这在根本上违反了中华文化的协调准则。而且这两大矛盾的恶性发展，还导致对资源的争夺和对技术进步的封锁。西方文化在其本质上是一种“物本位”的“工具理性”，正是这种工具理性在资本主义兴起时代，曾经是加速技术进步的主要动力，但是今天工具理性的合理性可以说是荡然无存。战后世界在美国的主导下把有限的不可再生资源，大量用来进行军备竞赛和建立并运行足以毁灭全人类的威慑力量，追求技术进步的目标竟然主要不是为人本身受益而进行。 由于计算机和智能技术的进步，富人将有可能不依赖于剥削穷人的劳动成果而过活，所以“两极分化”的和平共处也已经受到质疑和挑战。因为在工农业剪刀差时代，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和索取还是有限的，在垄断利润时代，西方为了造就“伪道德效应”成立的条件，对资源的索取已经危及自身的生存环境和后代的生存利益。因此“文明的冲突论”甚嚣尘上，核战争和历史上曾经被西方人广泛采用的种族灭绝政策，越来越走近人们的视野，是不应该感到奇怪的，美国的TMD和NMD计划就是为此做准备的。姑且不论美国在技术上有没有成功的可能，其它人有没有有效的反制手段，单是这样的“最后的疯狂”计划，就应该引起全人类的良知反省了。 3、 确立适度发展理论 全人类最终都必须放弃征服自然的狂想，实现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与自然资源相适应的基础之上来安排生活水平；要真正做到与自然和谐相处，必须放弃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少，尤其缺乏实现富裕和发达的资源条件，大概必须在全人类中第一个放弃富裕发达的梦想，率先采用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适度发展”之路。 “适度发展”的概念与可持续发展有根本不同，可持续发展的思路是一种对自然资源有限性的一种被动体认，只涉及人与自然的被动适应关系。而适度发展则不仅是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主动选择，而且也需要在社会上克制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明确在适度发展战略中，富裕和有优势的阶层具有第一责任---首先克制自己的欲望。最终需要以“人与人的主动协调发展”保证“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不可能在一部分人富得流油，同时另外一部分人穷得叮当响的情况下，还能搞成什么“适度发展”实现什么“人与自然的主动协调”。 适度发展战略的落实，需要适度产品和适度技术与之相适应。中国最近20年盲目的与国际接轨和向洋人看齐，实际结果就是在社会上带来消费层次和就业上的鸿沟，促进和扩大了两极分化和畸形发展，社会整合和协调程度下降社会矛盾激化。在最近的二十年中，中小城市和县城整体趋于破产，工业向大城市集中，全国工业向沿海集中的趋势非常明显，而且上海明显又有那种“十里洋场”的味道，重新获得西方垄断大企业占领中国市场的跳板地位。 改革开放一个最重要的预想政策后果，就是会带动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并提升中国的自主技术能力，从而实现现代化。在二十年后，我们不能不遗憾地看到，西方跨国公司正是依靠技术垄断地位才获取垄断利润的，所以关键技术和核心加工能力是不会转移的，而且由于中国地方政府的地方利己主义，一味地以增加产值带来税源为主要目的，实际上连产业政策和环境政策目标都无法坚持，更何谈争取真正的技术能力关注。最明显的是天津摩托罗拉公司，虽然曾经许诺在中国销售额达到多少以后，将在中国投产芯片工厂，今天销售额早已超出数倍，芯片工厂仍然连影子都没有。所以在中国政府和外资企业的互动中，是外资企业实现了自己的目标，而我们的政策目标完全落空了。 在中国的时代，曾经确立了一些“适度发展”的主要原则，如反对两极分化（收入平衡）和畸形发展（地区平衡），注重适用技术的推广和应用（非高科技的适度技术），注重技术工人的培养，在工业产品结构上注重大多数人口的最基本需要（适度产品战略），刻意减少利益纠葛（公有制是一个得力的制度安排）增进整个社会发展的可协调性等等。不过这些都成为后来改革开放的对象，被错误地认为是妨碍现代化和进步的旧体制因素。实际上在时代后期中国实行有效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是人类在资源的压力之下，第一次与自然的主动妥协，在人口规模上进行自觉控制以与自然相适应。 中国自然资源不足，改善民众基本生存条件实现真正的小康，需要在生物资源增长上想办法，这个办法在时代曾经大力推行，就是减少自然灾害的影响增强土地的生产力。目前容易做的工作已经不多，需要使用大规模的调水工程，来解决水资源和土地资源不匹配的现实，因为有增产潜力的土地都在缺水的北方，这需要建设规模庞大的调水工程，需要集中全民族的力量。要尽可能实施矿产资源节约的政策，如加强农村的秸杆还田减少化肥使用，有意识地抑制个人的资源密集型消费如小车消费等等。 所以适度发展是基于道德主义这个中华文化的核心源流，是从整体协调出发的，是排斥西方文化的核心源流---丛林法则和精英主义的。适度发展具有三个层次上的意义：第一个层次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需要采取适度产品和适度技术方针，高档消费品和节约人力型技术不能占据优先地位，这是经济发展战略问题；在第二个层次上追求“人与人关系的协调”，要求精英阶层承担实现社会整合的第一责任，放弃无限制地追求优势地位的努力，这是政治问题；第三个层次是“中国与外国关系的协调”，由于中国能够在适度发展上实现社会各阶层的协调整合，因此必然能够达到孙子所说的“上下同欲者胜”的境界，在贯彻国家战略意志上能够实现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局面，可以用无形资源弥补有形资源的不足，改善国家的安全态势。这实际上就是同志所主张的“人民战争”成立的先决条件，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可以采取“国土防御”战略，以收敛的态势来应付外来的政治和军事压力，来解决今天美国战略东移以后，中国所承受的战略压力加大的问题，这是国防和外交问题。 不仅中国人不能指望普遍的富裕和发达，其他的人口大国印度也不能存有此种指望，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也一样无法建立起资源利用上的优势地位。所以西方的“普世价值”终归不过是少数人的价值，本质上是“白人种族主义”的一个变种，对这种普世价值的接受和模仿导致四重重大后果：在经济上使西方获得以竞争低价格购买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品的好处；在政治上促使第三世界因利益竞争态势造成政治分裂；在文化上树立第三世界对西方的自卑；在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由于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的分裂统治基础弱化，将无力应付西方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给推行新殖民主义提供可乘之机。时代中国人选择的道路，才真正能够对世界人口的大多数提供有益的借鉴。最近20年中国对西方的拙劣模仿，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教训比经验更宝贵更深刻---微观经验特殊案例不能用来指导绝大多数人前进。是经验和教训共同促进了人们认识的提高。 正是因为不可逾越的自然资源限制和现实要求，所以不论是西方“征服自然”的狂妄企图，还是中国古人“人定胜天”的殷切希望，都是没有根据的。人类最终必须回到和自然和谐相处，为此人们也必须协调好人与人的关系。由于中国的人口基数巨大，而且在世界市场也没有西方扩张时期那样的地位，所以中华民族在全人类中，也许必须第一个主动放弃西方的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走适度发展之路。有中华民族榜样力量的作用，更主要的是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并没有别的现实可行道路，最终也会走适度发展之路，在绝大多数人口选择适度发展之后，西方的精英主义者就会被空前孤立，所以中华文化的未来一片光明。那些奴隶贩子和鸦片贩子的后代，在被空前孤立之后，最终主动放弃丛林法则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经济学理论论文:浅谈构建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建议 浅谈构建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建议 一　可持续发展的提出和研究现状 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普遍认可的定义是在1987年42届联大“环境与发展会议”上提出的，即“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要的能力的发展”。笔者认为，可持续发展可被定义为“既满足包括人类物种在内的当代生物圈的需要，又不损害未来生物圈满足需要的能力的发展”，这样才能把发展的观念与理论拓宽到人的世界和自然的世界，从代内延伸到代际，达到全方位的“时空”的有机统一。这是可持续发展本应体现的本质内涵，是可持续发展的真谛。 在国际上，有关“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方面的著作主要有由美国著名的生态经济学家、研究环境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的专家赫尔曼·戴利（herman. e. daly） 所著的《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1996），戴利先生在该书中强调指出：“可持续发展的整个理念就是经济子系统的增长规模绝对不能超出生态系统可以永久持续或支撑的容纳范围”，该论点准确地揭示了生态可持续性这个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问题。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于1996年出版了《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另一本分析可持续发展经济的重要著作为欧洲工商管理学院经济学、管理学和环境科学教授罗伯特·艾尔斯于1998年所著的《转折点——增长范式的终结》。 在国内，有关“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方面的著作主要由贾华强先生所著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导论》（知识出版社，1996年6月），由潘家华先生所著的《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由刘思华先生主编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 （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 和由洪银兴主编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0年10月）等。这些著作的出版，可以说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体系正式产生的标志。 二　存在的问题 自从可持续发展理论提出以来，国内外理论界就进行了热烈地研讨，但目前仍然停留在逻辑思辨的角度，缺乏实施层次的研究。从经济学角度的研究情况来看，虽然也出现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但是整个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缺乏一个统一的理论基础，没有抓住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问题。 此外还存在包括定义不规范、内涵的模糊等方面的问题。 三　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理论框架构建的建议 （一）区分三类不同的经济发展成本 “由于生态环境问题不完全是外部性治理问题，因而可持续发展的实施不完全是治理外部性”。所以，在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下，要围绕着发展成本的最小化这一理论基础来减少经济发展的代价，在这一过程中要区分资源成本、环境成本和生态成本三类不同的经济发展成本。由于生态成本是由代际累积和转移而形成，难以像环境问题那样可以通过对责任主体进行征税来予以补偿。所以在可持续发展的实施过程中，应当把重点放在生态成本的降低上，通过实施系统管理，建立和实施生态经济制度，把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相对接，把经济增长方式与生态系统相对接，把技术选择与生态系统相对接，通过实施生态经济制度来降低生态成本。 （二）强化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安排 生态环境问题是由人的行为而造成的，制度安排的激励与约束性可以对人的行为起到规范作用。因此，强化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安排，发挥制度的激励与约束作用以解决生态问题及代与代之间的生态成本累积和转移，从而降低经济发展成本。制度安排的强化应从正式制度安排与非正式制度安排两方面着眼。在正式制度安排方面主要着眼于三方面：一是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在资源利用中引入价格机制，通过市场机制作用的有效发挥来合理利用资源；二是加强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一方面维护市场秩序性，另一方面建立健全法制和行政规制方面的制度安排，强制性地促使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去保护生态环境；三是完善市场制度，建立健全资源环境市场，为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创造条件。在非正式制度安排方面，要加强观念的转变和伦理道德的建设，树立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观，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环境等多项指标的协同来衡量经济发展。同时改变传统的对待自然的态度，“在保护自然、尊重自然，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过程中来实现经济发展”。 （三）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机制。 加强政策引导，促进可持续发展从理论向实践的转变。生态环境保护政策是按照国家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以减免、补偿、鼓励、优先等形式，直接或间接地鼓励经济主体保护环境，并对环境破坏行为起到约束的经济政策。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包括经济发展、能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人口控制等多方面内容的新发展观。可持续发展的实施意味着一国经济模式的转变，而这种转变需要通过政策机制的引导来实现，要通过政策的引导和协调作用来促进可持续发展。 经济学理论论文:熊彼特以来的演化经济学理论发展综述 熊彼特对创新过程的研究，使得演化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分支出现。熊彼特开辟了用“演化”方法研究资本主义长期发展的先河，他把创新看作经济变化过程的本质，认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动态演进的过程。他的很多观点都与同时期的其他大多数经济学家不同，以致他去世之后数年内，他对其他经济学家观点的有见地的评论被记住，但是他自己的观点却被人们遗忘。直到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放缓，熊彼特的思想和著作才被重视起来：演化经济学领域内的专业文献逐渐增多；一个以熊彼特名字命名的专业团体——国际熊彼特协会成立；1991年专业期刊——《演化经济学杂志》问世等等。这一系列现象表明，演化经济学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将回顾自熊彼特以来演化经济学的相关研究，力争重现演化经济学的发展轨迹，以期对未来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熊彼特的演化理论 熊彼特的著作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历史学和新古典主义学派的复合体。他是一个多元方法论者，相信用不同的方法能够解决不同的问题。他从马克思的著作中了解到动态观，从经济历史学了解到历史的特殊性（关于技术、产业、制度等），从新古典主义学派那里学习了微观基础方法，即通过个体的相互作用来解释演化。演化经济学能够作为一个独立的分支出现，要归功于熊彼特对创新过程的研究。熊彼特的演化思想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 技术竞争 熊彼特深受马克思的动态观的影响，同时借鉴了马克思提出的资本主义的演化是由企业之间的技术竞争驱动的观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主义企业保持竞争力的主要途径是引进新的、更有效的机器来提高劳动生产率，那些成功引入新的、有效技术的企业竞争地位得到提高，而那些失败的企业将无利可图，最终退出市场。这意味着资本积累和生产力提高将会齐头并进。”熊彼特采用了这一观点，并使其成为他解释动态演化的核心。熊彼特认为：“这种类型的竞争是资本主义竞争的本质，它不是人们普遍认为的竞争，而是新产品、新技术、新原料、新组织类型的竞争，它并没有消减企业利润和组织新企业出现，而是决定了它们的基础和活力” (schumpeter,1943)。显而易见，熊彼特通过引入一个更加广泛的创新概念扩展了马克思的观点。除了马克思提到的新机器（即工艺创新），熊彼特的观点中还包括了新产品开发、原料或中间产品的新类型、新市场建立、商业组织的新形式出现等等(schumpeter,1934,1943)。熊彼特认为，创新和模仿之间的相互作用影响着经济增长。一个成功的创新被大量模仿者追随，这意味出现该创新的产业在一段时间内将迅速成长，同时对相关领域也会产生影响，一个创新很可能会诱导其他创新出现(schumpeter,1939)。但是，熊彼特同时也指出，这种集群增长迟早要放缓，直到下一个成功创新的出现。届时将会出现集群循环发展的趋势，这种循环模式可能会导致“商业周期”长度的不同。 （二）创新和企业家精神 通过发展创新是如何建造的理论，熊彼特脱离了马克思。他提出了创新的定义，他认为创新是现存资源、设备等等的“新组合”(schumpeter,1934)。这种“组合”被他贴上了“企业家职能”的标签。熊彼特的早期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到，执行“企业家职能”非常艰巨，因为现有的知识、习惯、信念必须发生作用，“惯例”之外的每一步都异常困难(schumpeter,1934)。根据熊彼特的观点，个人、团体、社会层面存在很多要素，使成功创新成为一项非常有挑战性的工作。问题不在于新思路的多少，而在于如何成功地执行。熊彼特认为，超常的管理能力是十分必要的，他在经济发展理论中将这种“特殊品质”与企业家联系在一起。在资本主义社会，创业的成功是与经济回报相联系的，那些成功的人可以获得丰厚的回报。他还指出了成功企业家的心理属性，例如“建立一个私人王国的梦想”、“建立属于自己的朝代”，或“想要战斗的冲动，证明自己比别人强”最终“获得快乐”等等。他认为其中隐含的意义就是，在创业原则上，受其他“社会安排”的影响要比受其所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影响大的多。熊彼特指出，如何做到这一点已经超出了他研究的范围，但是“并非无法解决，至少可以在给定的时间和地点，通过对创业心理的详细观察来得出结论”。 20世纪40年代末，他加入了哈佛大学的创业史跨学科研究中心。这期间，他在论文里提出了关于资本主义演化中企业家职能的宏观的、历史的观点：“企业家职能不需要用自然人表现，尤其是单个的自然人。每一个社会环境都有满足企业家职能的方法……其次，企业家职能往往是充满着合作的。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以下观点显然非常重要：没有个人的联合就不可能造就企业的个性”(schumpeter,1949/1989)。比较熊彼特早期的观点，该观点显然更加全面，但是他却没有像发展单个企业家精神理论那样发展联合企业家精神理论。相反，他提出在经济演化过程中，理解企业家精神最好的方法就是将历史和理论方法相结合，正如他同期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到的那样。“详细累积分析历史案例是揭示这些事情的最好方法，这为理论家们提供了战略假定和驱逐口号”(schumpeter,1947/1989)。从他坚持理论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思想深受“德国历史学派”的影响。 （三）资本主义演化：从竞争到托拉斯 熊彼特的早期著作经常被攻击为典型的“赞颂”企业家个人。尽管他极力否认，但是他在这些著作中确实主要强调了企业家个人，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企业家精神”和大企业的组织创新。熊彼特建议，应该对两种资本主义制度加以区分，即“竞争的”和“托拉斯的”资本主义，前者反映了传统的企业家领导动态，他在早期著作中进行了分析；后者则指的是一个新兴的体系，创新主要是受到“大企业”的照顾，在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schumpeter,1939)。尽管他经常呼吁历史工作和案例研究，但是他本人并没有对创新如何在大企业中开展进行深入研究。 熊彼特指出了资本主义的这种演化可能会影响政治和宏观经济的性质，同时他的观点在维持和发展民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熊彼特并不认为大企业对于竞争来说是一种威胁，例如，他在《商业周期》一书中指出，尽管经济份额往往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大企业中，但是目前还没有任何一家企业强大到在一个国家内称霸。他进一步指出：“即使在大企业的世界里，也不断地有新企业上位，旧企业退出。创新仍然主要出现在‘年轻’企业中。与此同时，‘老’企业普遍显示出一个症状，我们委婉地称之为保守主义。”因此，在熊彼特的观点中，是期望企业之间的技术竞争能够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 （四）熊彼特的贡献 熊彼特是公认的最具影响力的演化经济学家。通过运用古典政治经济学，他把演化的视角引入到技术、组织和制度的共同演化中，并且运用早期新古典主义分析方法来进行微观分析。他最成功的工作之一是发展了创新的概念，他认为创新在经济和社会变迁中起着重要作用，是专门的个体与“一切如常”的惰性社会环境之间的斗争。在竞争理论中他认为，竞争不仅从时间上看是一个动态过程，而且从内部结构上看也是一个演进的动态过程，从内容上看则是一个创新的竞争过程。熊彼特的这种关于竞争的分析，将创新内生化于经济增长中，把经济增长过程描述为一种动态的非均衡过程，这成为了演化经济学的一个主题。 然而，熊彼特的研究也存在一些缺陷：他忽视了一个现象，即创新在其他团体和组织中是不断扩散的，这意味着创新理论必须包括组织层面，尽管熊彼特后来承认了这一点，并且强调有必要对大公司中的“合作型”企业家精神进行系统的研究，但是没有进行过多的纠正。熊彼特研究的另一个缺点是，他忽视了持续学习（小创新）对经济和社会变革的作用。 二、应用领域的演化研究 熊彼特去世后的几十年，曾经是演化经济学研究的低谷。经济学家们逐渐采纳了熊彼特崇尚的正式的、数学平衡的方法，但是发现该方法对理解经济演化的价值并不大。尽管几乎没有人明确表示在做演化基础方面的工作，演化思想却很快出现在应用研究中。演化经济学应用研究的重点集中在观察事物的发展变化上，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技术、增长和贸易的动态 20世纪60年代，一些学者（posner,1961;hirsch,1965;vernon,1966）发现，国际贸易的实际模式似乎偏离了预测的均衡，而正是创新不断地破坏了这种均衡。这些学者认为，现有的国际贸易模式不是某种特定的自然或人为资产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分配，而是反映了全球范围内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之间的互动。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大量的实证研究都在关注创新、技术扩散、各部门和各产业之间的贸易。 对熊彼特思想的研究最早开始于苏塞克斯大学的科学政策研究中心（spru），这个研究中心成立于1965年，由christopher freeman领导。随后的几十年中，科学政策研究中心（spru）试图对技术、增长和贸易动态(dosi和soete,1983; fagerberg,1988;dosi, pavitt和soete,1990)开展更全面的理论研究，同时基于研发和专利统计方面的数据开展实证研究(pavitt,1982; soete,1981,1987)。这些研究都是基于熊彼特定义的创新，认为创新是经济变革的推动力。创新被视为专业化模式、贸易和经济运行之间的长期差异背后的主要因素。一些相关的“传统”因素被降级到次要地位、或被假定为只具有短期性质。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应用研究大受欢迎，其中的一些有了强烈的“演化”味道。经济史学家gerschenkron(1962)研究欧洲经济追赶过程时提出，对于先驱者，增长应该被看作是内源性与路径依赖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对于后来者，为了适应这一动态不得不在政治、制度、经济方面有所改变。在他看来，政治和经济的追赶对企业来说要求是非常高的。这种观点得到很多人的赞同，包括abramovitz的关于跨国增长的长期运行分析(abramovitz, 1979,1986,1994)，cornwall（1977）提出的内生增长和“转型”过程及配置资源的能力（投资）等等。还有一种研究暗含了更多的凯恩斯主义的味道，该研究主要用国际市场的需求和收入弹性来衡量一个国家的进出口增长。但是，kaldor(1981)指出，这种弹性并不是真正的外生因素，制造业的创新能力和适应能力需要重点考虑。 虽然这些学者多次强调了创新，他们建立的模型和实证研究却并没有明确地将创新（或研发）包含在内。为了纠正这一错误，fagerberg(1987)提出了一个基于熊彼特思想的实证模型，包含了创新、模仿以及其他与经济增长相关的商业性技术开发。他认为这个模型是非线性的，“社会能力”低的落后国家有“被困”的风险。另外，学者们也在尝试运用交叉学科进行研究，不断地提出创新、增长和贸易方面的新见解。 （二）技术和体制变革之间的长波互动 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表现为一系列的“工业革命”，特别是技术和体制变革之间的互动作用。他认为重要的创新不是随机发生的，而是往往聚集在一定的时间段内和特定的经济部门中，这通常会引起一个不连续的“长波”增长模式。这个观点当时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但在随后的几十年未受到关注。然而，随着20世纪70年代大萧条来临，该理论再次流行起来。mensch在其1979年出版的著作《技术—创新克服大萧条的僵局》中，采用了与熊彼特一样的观点，即根本性创新会以集群形式出现，它们会引起长期的持续增长。同时，mensch还指出，由于对新事物的抵触增强，主导产业进一步增长的潜力渐渐缺失，随之整体增长放缓，最终，萧条出现了。萧条的影响之一是削弱了公众信任旧格局反对新事物的想法。mensch认为，这种对西方经济历史的解释与创新活动中观察的高峰和衰退是一致的。 然而，这种解释遭到了freeman,clark和soete(1982)的质疑。尽管这些学者承认创新是以集群形式出现的，并且发生在繁荣和衰退期，他们批评mensch研究中隐含的假设因果关系，认为对经济影响而言，重要的不是根本性创新，而是创新扩散，其往往会推迟十年以上，直到盈利能力更清晰，或相关社会发生变化。freeman等学者还特别强调了系统创新的视角，创新扩散过程不再被视为一个被动的、机械的过程，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影响过程。 在创新过程中，技术很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并且诱发其他相关的创新。这种“技术系统”并不一定导致“长波”，但如果一个系统非常大，持续时间长，或者几个不同系统共同作用在一起(freeman, clark和soete,1982),就有可能导致长波。perez建议(1983,1985)，用演化的视角来解释这种几个系统共同发生作用，这一观点得到了广泛关注。perez研究的基本假设是一个关键“因素”的出现，以普遍适用及成本迅速下降为特征，并且可以用在许多经济部门，从而产生广泛影响。 通过不断的试验和纠错，管理和组织新技术的“常规”方式出现了。perez使用术语“新技术风格”或者“新技术经济范式”来形容这些管理和组织经济生活的新方式。然而，新的管理和组织风格，很可能与现有经济活动的组织和管理方法相冲突，这可能会大大延迟新关键因素的扩散，减缓经济增长。因此，freeman等(2001)建议，从科学、技术、经济、文化、政治五个不同体系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分析资本主义的演化，每个体系都有自己的动态，这为相关的一系列问题研究铺平了道路。 freeman等学者的研究为演化经济学做出了重要贡献。首先，它开辟了创新的系统研究，并且将其应用到历史进程中，使人们对技术体系更新换代的动态有了更好的理解。第二，首次尝试将技术动态与社会、组织和制度特点联系起来，尽管熊彼特倾向于将这些作为约束条件。freeman指出，社会、组织和制度因素实际上使创新成为可能，并且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是随时间变化的。最后，创新系统方法为创新政策和技术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个理解创新系统间差异及识别政策影响行为者的有利工具。 （三）创新系统 20世纪80年代，随着学者们对“长波”研究的兴趣逐渐消退，很多学者开始接受熊彼特提出的“创新过程和技术扩散都有很强的系统性特征”的观点，同时，熊彼特提出的“创新的特点是累积效应和路径依赖”(dosi,1988)也引起了很多学者的浓厚兴趣。通过创新应用领域的研究发现(kline和rosenberg,1986)，创新过程的各个阶段倾向于形成一个具有反馈回路的网络（而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一系列关于创新扩散、社会、制度和政治因素的系统性关系研究开始出现。尽管一些社会性、制度性和政治性的因素可能是全球相关的，但是在实际研究中多数与国家或区域紧密关联。因此，将社会性、制度性和政治性的因素进行整合，创新扩散的维度自然就形成了。 可见，这类文献的中心思想就是如何将技术和该技术领域的动态演化联系起来。这些文献重点关注国家层面的“国家创新系统”，将其定义为“公共制度的网络，内部各部门之间相互作用，对创新进行开始、引进、修改和扩散”(freeman,1987)。在实践层面，这些研究大多针对一个特定的国家，确定和描述影响r d和创新的行为主体、机构和制度。不过，根据freeman(1995)的研究，第一个使用“国家创新系统”一词的学者是lundvall(1988, 1992)。在国家创新系统的研究中，freeman和nelson采用了宏观的观点，并且重点强调了r d的国家参与行为。相比较而言，lundvall的观点则更加“微观”，主要研究“学习”是如何在经济系统内发生的。尽管熊彼特提出创新应该被视为一个不同来源的新知识的组合(lundvall,1992)，lundvall则认为没有理由只强调“大创新”，“小”的根本性创新的积累作用同样也很大。此外，熊彼特主要强调执行新组合的人和经济环境的反馈，lundvall则特别强调了不同组合中各种知识的作用。lundvall认为，这些知识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企业和其周围环境之间，特别是客户与供应商之间的互动。因此，按照lundvall的观点，一个经济系统的特点就是企业、客户及供应商之间的密集程度和持久关系。 为什么这些创新系统是国家性的呢？lundvall给出了至少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历史性的。一个国家经济结构的演变是随着时间缓慢进行的，如果一个国家的主要工业和企业由于历史的原因紧密结合在一起，就像很多发达国家那样，那么该国创新动态具有国家性的概率会很高。第二个理由与文化、语言和制度等因素有关。这些因素方便了企业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的互动，所以对学习有积极的影响。虽然有很多国家的实例能够验证这两点，但是也存在不少相反的例子。例如，一些国家由于历史的原因与相邻国家的经济连结成一体，还有些国家可能是多语言的，有文化分歧的，或是一个联邦结构，在体制和政策上允许相当大的差异等等。显而易见，创新是否具有国家性是由国家的“一体化”程度决定的。实际上，fagerberg(1995)在这种“一体化”方面作过研究，发现各国在这个方面有显著的不同。例如日本、北欧国家非常适合这一理论，但是一些欧洲国家（特别是澳大利亚、法国和英国）却不适合。 这就引出了如何定义系统边界的问题。事实上一些学者指出，系统边界不能假定为遵循国家边界(carlsson和stankiewicz,1991；cooke等,1997;edquist,1997)，学者们普遍认为创新系统的领域会因技术领域的不同而不同。因此，学者们更倾向于使用“技术系统”这一概念，将其定义为“一个特殊的经济或产业领域的主体间相互作用的动态网络，在一个特定的制度基础下，参与一代技术的推广和使用。”他们的研究更加强调行为主体的“经济竞争力”，经济竞争力是“稀缺资源的不公分布”，关键取决于扩大“经济机会集”的能力，发挥将已有网络转变为一个全面的“技术系统”的潜能。他们认为，这样的系统经常会具有空间维度，有时是国家的，但经常是区域的。 创新系统的研究快速发展并产生了很大影响，颠覆了“创新线性模型”（基于“生产函数”的研究），成为政策制定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学者们拥有了更加全面的视角，将研究重点放在（创新）系统内各种商、组织、机构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以及经济系统将新技术应用能力和各种行为主体整合创建新技术时的交互能力方面。尽管有这些优点，创新系统的研究只是理论假设和实证总结的混合体，尚未形成理论或方法，在系统实证工作方面还未得到充分的发展。可以说，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要对系统如何工作进行更加精确的理论分析。一个可能的方法就是与更加正式的演化理论进行学科交叉，这正是下文中将要详细介绍的内容。 三、演化模型 建立经济演化模型的尝试要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nelson和winter的研究，他们在1982年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中进行了总结，这部书是演化理论的重要著作。nelson、winter与熊彼特研究的共同点是将技术竞争看作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nelson和winter的模型中，企业将利润用于新技术或设备的再投资，成功者将获得高额利润回报，并且比其他企业发展得快，而那些失败者将有可能完全被淘汰。另外，nelson和winter的研究也与熊彼特有着重要的区别。第一，nelson和winter认清了生物演化理论和他们自己的演化理论之间的区别，公开反对将生物学分析用于他们自己的理论，或者是用于建立一个适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般演化理论。而熊彼特则试图将自然科学理论运用到经济学中。第二，在早期simon等人的基础上，nelson和winter基于“程序性”或“有界性”的想法增加了对企业行为更加详细的理论分析。第三，nelson和winter允许企业行为（战略）及行业特点的多样化，允许企业技术活动及实际活动产出之间存在明显差距（他们认为其中存在很大的随机因素）。最后，他们淡化了经济演化中主要间断点的重要性，尽管熊彼特认为这点很重要。可以说，nelson和winter的研究更具有“渐进”的意味。 （一）建立演化的认知基础：“有界性”或“程序性” 为了建立研究的微观基础，nelson和winter接受了传统的新古典主义理论的观点，认为人类根本无法预料行动的所有可能结果，这个世界太复杂，信息量过大，人类的认知能力（甚至大型计算机）太有限。按照该观点，人类实际能够做的就是选择简单的并且要求较低的决策类型，采用所谓的“满意度”的行为。“满意度”行为即只要一个行为规则导致了令人满意的结果，行为主体就将坚持这个规则，直至行为主体开始寻找其他出路。 这个方法已经以不同的方式被利用。cyert和march(1963)在他们的《企业行为理论》一书中从这个角度来分析企业内部的决策。alchian(1950)在他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演化和经济理论》中研究了企业之间的竞争分析。nelson和winter(1982)遵循alchian的观点，将“有界性”视角应用于企业的行为分析。一般来说，nelson和winter往往将企业（或组织）看作是相当“保守”（抵制变化）的(nelson和winter,1982)。 企业假定遵守既定的规则（或“日常活动”）。日常活动决定行为（与环境冲击联系在一起），这是遗传的，也是可选择的。不过，尽管nelson和winter强调了惯性，日常规则仍然可能改变。根据cyert和march(1963)的观点，nelson和winter（1982）试图引入一个规则的层次体系，其中较高层次的规则控制较低层次的规则，并采用了“搜寻”和“规则引导”、“规则变化过程”等术语(nelson和winter,1982)。 （二）nelson和winter模型 尽管大多数企业满足于他们自己做事的方式，一些企业还是无时不刻地寻找新的、更加有效的规则。寻找的结果是不确定的，并不能保证找到比原来更加有效的规则。相比之下，只有发现更大的优势，企业才可能应用新的规则。企业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寻找，从退出（创新）中开发新规则或者应用已有的规则（模仿）。创新比模仿需求更强烈，同时也更有价值。这两种方式下都存在搜寻成本，其中最典型的是r d费用，成本随着搜寻难度的增加而增加。找到一个更好的规则取决于企业r d的投入和其他的搜寻成本。 企业在搜寻过程中的投入取决于搜寻规则的特点、企业的能力、以及投资的意愿。企业的搜寻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利润，nelson和winter的模型中假设这些投资来自于企业的留利。大企业能够比小企业投入更多的r d资金，因此能够找到更好的规则。大企业能够更容易地引入新的、更好的规则，因为他们有较高的生产量（新规则可以应用）。因此，nelson和winter认为大企业更有优势。为了抵消这一趋势，他们假设，大企业（更具市场力量）具有更高的利润指标。最终大企业会“遏制”小企业的发展。winter提出保持竞争的另一种方法是，允许“外界”的企业进入。同时，nelson和winter的模型通过模拟动态研究得到了更好的发展。其中用了很多关键的参数来反映不同国家、工业、企业和时期内的不同假设；并且，列出了不同的模拟数列，其中一个使用solow（1957）的数据来研究美国经济的长期增长，能够很好地校准及重现历史数据。 nelson和winter为演化经济学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nelson和winter运用“惯例”、“搜寻”、“演化环境”、“创新”等演化思想的概念，取代了新古典主义理论的概念体系，把经济的演化过程描述为一个“惯例的”学习过程。 第二，对企业行为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特别是企业内部知识的作用。nelson和winter分析了日常活动、技巧、“组织记忆”、隐性及显性知识，这些是学术界公认的贡献；同时，也对他们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三，nelson和winter对模型进行了改进，通过主要的分析方法阐释了演化的核心机制：演化动态的核心是规则，选择过程会提高群体的平均能力，即使没有新的注入，既定环境中行为主体的表现会同样优秀。这导致了一系列的研究演化动态的模型，例如，iwai(1984), conlisk(1989),metcalfe(1994,1998)和andersen(2001)等。 第四，nelson和winter的研究解释了不同类型的“制度”的产业或部门之间的动态。在《技术制度变迁中的熊彼特式的竞争》一文中，winter(1984)提出了模型的一个新视角，即解释熊彼特的“企业家精神”及“惯例”两种创新模式之间的区别。将这两种区别模式化时，winter允许新企业的进入（很大程度上需要外部知识）以及企业创新战略的（小的，适应性的）转变。他提出，这两种制度之间的差异是外部和内部技术（或知识）哪个起主要作用的差异。前者（导致大量的加入者）在“企业家精神”制度中起主要作用，后者（有利于产业集中和进入壁垒）“规则”制度起很大的作用。 （三）其他演化模型 其他的演化模型以各种形式扩展考虑了创新的要素，例如产品创新、需求、劳动力市场、某些生产部门、优质资本、金融部门、学习等。saviotti(1996)在pasinetti(1981)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新的研究框架，纳入了产品创新和需求。继silverberg之后，possas等（2001）提出了在模型中如何增加新投资。dosi和orsenigi(1988)将“干中学”来补充nelson和winter提出的搜寻过程。silverberg和verspagen(1994)提出的关于创新和学习的代表性研究是，在反馈意见的基础上允许企业改变他们的r d战略。这表现为连续的“发展阶段”，以不同的市场结构组合、r d强度和增长为特征。silverberg和lehnert(1993,1994)强调了投资时机（优质资本）对演化模型的重要性。 演化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演化结果通常是不确定的，可能出现很多不同的结果，最后实现哪种结果（被选择）取决于具体的情况（包括初始条件）。特别是如arthur (1994)所说，收益增加时，初始条件中无论是r d投资差异、干中学，还是外部网络等因素，均可以导致长期结果的差异。任何技术、企业开始时得到的初步优势，收益增加时，这些优势也随之而逐步增强，而那些处于不利地位的企业就有可能被边缘化或逐出市场。即使技术、位置较佳的企业也有可能会发生失去竞争优势，被逐出市场的结果。因此，即使收益递增，也无法确定市场力量“选择”方案在任何意义上是不是“最佳”的。 虽然arthur用来证明其观点的一些实例被证实是有争议的，但他的一个正确的观点是，强调了收益增加时的多个平衡点、初始条件和历史条件的重要性，最优性观点一般不会在演化经济学中起作用。此外，如andersen(1994)的观点，只要不存在变化，行为主体“将永远持续一个特定（最优—次优）的行为”。因此，按照andersen所说，不需过多解释可能“锁定”的一个特定路径以及这种路径依赖过程如何变化。 （四）演化模型的贡献 经济演化模型有什么贡献呢？虽然经济演化模型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初，但是20世纪70年代经济演化模型才开始出现。由nelson和winter于1982年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是一个里程碑。在随后的几年中，该领域的文献有了新的增长。但是，尽管这一领域的研究出现在美国主流经济学期刊上，该领域的学者们还是认为，他们的工作难以被主流经济学接受。因此，结果就是演化模型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尽管对主流的、核心的经济学家们来说（尤其在美国）并不受欢迎。但是，这些经济演化模型文献帮助澄清了演化的几个问题。 第一，明确了演化研究的重点是理解经济现象的“种群思想”。它有别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旨在通过推断整个群体内的“代表性行为主体”的特点，来了解宏观现象。演化经济学包含了多种多样的社会和经济互动的行为。可以说，我们观察到的很多经济现象可能会比参考所谓的“代表性行为主体”的特点，更好地帮助理解这种互动的进程。 第二，有助于表明经济演化多样性的重要作用。该领域内的一些研究表明，多样性是演化模型增长的来源。但是，选择降低了多样性。因此，除非系统内有新的多样性注入，（内生）增长将会消失，系统将趋于静止状态。这在本质上是对“锁定”和“路径依赖”等备受争议的现象的解释。如果没有新变化，或者选择变得“太强大”，建立变化则“太弱”，该系统将被锁定到特定的路径或状态。因此，新变化即创新的建立对经济的演化绝对是至关重要的。 第三，揭示了与新变化密切相关的问题，即行为主体如何思考、学习和行动。nelson和winter最早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作出了贡献。他们运用“过程合理性”和“行为满意度”，从最初研究个人行为，到研究整个企业的行为。企业的行为，包括搜寻新的或改进的规则，以及基于惯例的规则。并且按照他们的说法，企业行为的惯例理论实际上是为解释产业演化服务的。但是，这些有目的的行为是否会因为内部成员的怀疑，而存在对“规则打破者”的偏见？在这种情况下，新变化的一个重要资源可能被忽视。这将是今后演化研究中的另一个重要课题。 四、结束语 本文以演化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为主线，对熊彼特以来的演化理论发展过程中较为重要的文献作了回顾。演化经济学与居于主流地位的经济学之间既是相互竞争的关系，也是相互补充的关系。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演化经济学的研究主要基于以下四个论点：第一，认为创新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是经济更具活力的根本保障；第二，演化过程具有国家性特点；第三，规律性创新的作用，即一个重要的创新打开了“机会”之窗，并导致了创新集群的产生，与之相关的是演化过程中学习的重要作用，以及创新环境在诱导、改进和选择创新方面的重要作用；第四，行为主体在演化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尽管演化经济学仍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学科，但是近几年的发展趋势已表明，演化经济学理论已经成为分析复杂经济现象的重要方法，动态演化的思想已得到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的认可，对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经济学理论论文:有关产业经济学理论发展的探讨 一、关于产业组织理论历史 我们所研究的产业组织它的基本内容是西方产业经济理论基础性理论内容。它的历史可以起源于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其著名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表述的重要原理：首先就是市场竞争理论，其次的重要理论就是劳动分工。我们可以看到理论的提出都是研究竞争的体制我们作为市场主体的竞争经行为，这个理论对现代的经济学组织理论的产生、发展都有着十分关键的作用，也为理论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目的性。在这个理论中它进一步论证了结构对市场行为、主题绩效的关键作用，故而我们通常意义上称之为结构主义学派。与此同时我们发现产业组织理论也在进一步的完善之中，其在政府产业决策之中逐渐发挥不可替代作用，然而理论本身存在的问题，其弊端也逐渐在社会实践中日渐显现，这就是很多专家、学者越来越持批判态度。持不同意见者认为，理论并没有重视企业之于市场结构的反作用力，与此同时理论研究中过于的静态、单一的研究方法也饱受批评。这就是要求我们的理论研究工作者进一步丰富完善理论内容，针对理论自身存在缺陷加以研究。新的理论研究工作者更加重视企业行为的研究，这就是这一批的研究者获得了行为主义学派或厂商主义学派的头衔。随着学者对于这一理论研究的深入才使理论逐渐的完善，逐渐成长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且在实践中得以检验。 二、理论的产生及其发展历程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产业经济学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它是研究产业之间的关系以及演化的规律。我们的研究主要分为：首先我们探讨的是广义上来研究产业间的关系；其次从狭义的产业概念出发研究产业之间的关系。在这里我们提出了三个产业的划分，农业、工业和第三产业。在三产业理论的研究中我们需要着重研究的是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g．g．clark），在对众多国家的三产业发展的深入研究之后，最终得出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之间分布和转移的规律性，这就是我们确认的关于产业的理论性研究配第—克拉克定理。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w．g．hoffmann）最先开始在工业经济中开展理论研究。其理论主要集结在《工业化的阶段和类型》论著中，其研究的重要成果是划分 消费资料产业、资本资料产业和其他产业，在这个基础之上通过研究得出结论消费资料产业净产值与资本资料产业净产值的比例会随着工业化的进程而不断下降，与此同时通过研究还得出结论消费资料产业比重逐步减少，资本资料产业比重逐步上升。这一理论更加深入的阐释了产业理论，更加深入地解释了产业中的关系。丰富和发展了西方经济学的产业理论。 三、产业布局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我们最开始对专门论述所产生的布局问题的理论，都是把农业区位论和韦伯工业区位论为最经典的代表和最古典的区位论。古典区位论其实一直处于单一的立足于企业或者是单一的立足与企业中心，古典区位论一直是以最低成本和最省运费的理念，古典区位论不对市场的销售量的问题和消费因素而考虑，所以我们通常将这种区位论称之为西方区位理论的成本学派。我们由于社会的变化市场的发展和劳动者的生产成果的不断提高，使得第二与第三产业的不断的提高，逐渐的将农业给取代了，从而第二和第三产业会逐步的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部门，与此同时我国随着社会的发展交通运输与网络的迅速发展，运输不会在是对我国生产造成一定的影响，反而市场的销售量等问题却成为我们产业能否成为我们产业盈利与生存的主要关键问题。我国现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区位理论逐渐的将古典区位理论的弊端逐渐改进为近代区位理论市场学派，由于古典区位理论一直是处于单一的立足于企业或者是单一的立足于工厂当中，从而我们将古典区位理论转变成可以立足于城市或者可以立足于地区的理论。由于我们必须以最低的成本和最省的运费我们才能满足市场的发展和市场的最大需求。 四、产业政策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通过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可以得知长夜经济理论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他对产业起着重要的主导作用，他就是产业政策理论。在没有产生政策概念之前我们对于政策概念的思想和实践已经有了一定的理论，但是产业政策的概念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产生的结论。 五、结语 我们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全球经济迅速的变化，产业经济学理论作为新兴的科学我们可以广泛的应用创新，产业经济学理论有这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是在传统意义上完整的产业的控制权并不复存在，这也是各国所关注的最现实的问题。因而产业安全概论体系的形成是与产业经济学理论息息相关的最新创新与发展。 经济学理论论文:教育经济学理论研究文献综述 教育经济学研究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前苏联，其理论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 主要建立在以舒尔茨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所创立的人力资本理论基础之上。人力资本理论之后由贝克尔及丹尼森等学者进一步发展， 成为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核心内容。进入到20世纪70年代，由于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人力资本论受到质疑，涌现出新的理论流派。当跨入新时期，伴随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教育的不断普及， 各种全新的理论不断涌现。本文将对教育经济学主要的理论发展做一个全面的综述。 一、教育经济学研究的缘起和雏形 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具有一定的学科体系结构，首先起源于西方，而后传播到世界各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得到迅速发展并被广泛应用于生产力，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促进了世界范围内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们日益认识到掌握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要掌握科技，教育是关键。从而激发了人们对受教育的需求，因此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益提高，逐渐成为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为教育经济学的产生提供了客观条件。另一方面，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解开了剩余因子之谜，论证出教育是剩余因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刺激经济增长的十分重要的因素，计量经济学的发展也促进了教育经济学的诞生。 20世纪20年代，教育经济学以独立学科的形式最早出现在前苏联，它创建的标志是前苏联著名经济学家斯特鲁米林（c.t. ctpymnjinh）于1924年发表的《国民教育的经济意义》，这是世界上最早用数量统计的方法阐述教育的国民经济意义的论文，被称作世界上第一篇教育经济学论文。论文系统地研究了年龄、工龄、教育程度对劳动技能的影响。斯特鲁米林认为年龄、工龄和教育程度均影响劳动技能的高低；论证了教育程度与劳动技能成正相关。 西方最早研究教育经济学的论文是美国学者约翰·沃尔什（j.r. walsh）于1935年发表在美国《经济学季刊》上的《人力的资本观》，它被认为是西方国家研究教育经济学的第一篇论文。沃尔什主要从学生达到可以入大学的年龄算起，认为只有大学教育及其他专业教育才具有资本的特征。大学教育和专业教育可以取得收益但要付出代价，偿还代价之后可以带来利润或经济效应。[1] 到20世纪60年代，教育经济学在西方才真正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这一期间，美国的舒尔茨、贝克尔、丹尼森等代表的以人力资本理论为理论基础和核心内容的西方教育经济学成为主流派。舒尔茨（t.w. schultz）在《人力资本投资》、《教育的经济价值》、《对人投资的思考》等系列论文中对人力资本理论进行了深化和系统化。其基本理论可概括为重视人力资本投资，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的重要源泉。他认为教育投资的最大特点是对人的劳动质的方面去衡量，而不是从量的方面去判断，即把人的劳动看作是教育装备的结果。劳动的教育装备率高，劳动生产率也就高，从而增强创造收入的能力。 与舒尔茨的宏观视野不一样的，加里·贝克尔（g.s. becker）着眼于人力资本理论微观领域的研究，并用具体数字计算和实证研究论证了不同教育等级之间的收益率差别。他认为个人通过教育等提高能力和人力资本积蓄，由此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得到较高收入。 除了舒尔茨和贝克尔外，推动人力资本理论发展的另一重要人物是爱德华·丹尼森（e. f. denison），他于1962年著有《美国经济增长的资料和我们的选择》。他把教育因素视为人力资本因素的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经济增长多因素分析法”，细致地计算了教育的经济价值。他的主要贡献在于具体的计算方法上更加细致和精确。 至此，西方国家提出的人力资本理论从创立起就强调了教育投资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关联性，经济要发展就要重视人力资本的投资，毫无疑问教育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源泉，所以也要重视教育投资。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人力资本理论是教育经济学产生和形成的直接理论来源。 1962年英国伦敦布鲁诺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约翰·维泽（ j. e. vaizey）出版了第一本正式以学科命名的专著《教育经济学》，系统地阐述了教育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标志着教育经济学的产生。1963年，国际经济学学会召开了第一次教育国际学术会议——教育经济学专题学术讨论会。会后于1966年出版了一本具有一定体系结构的《教育经济学选集》，这次会议的召开以及论文著作的出版也被视为教育经济学学科诞生的标志性事件。这样，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新的交叉学科，在世界各地学术界普遍地受到了高度关注。[2] 二、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初步发展 进入20世纪70年代，教育经济学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许多发展中国家纷纷学习和借鉴西方的研究成果，有关教育经济学的著作及论文层出不穷。但此时的西方国家遭遇严重的经济危机，经济萧条。国家在教育上的投资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不景气的经济状况与教育的不断扩张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人力资本理论表现出了“失灵”，催生出了各种反人力资本理论的新理论，重新评估教育的经济价值，使教育经济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影响比较大的理论主要有三种：筛选假设理论，劳动市场划分理论，社会化理论。 1.筛选假设理论（screening hypothesis）。是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提出的视教育为一种筛选装置，以帮助雇主识别不同能力的求职者，将他们安置到不同职业岗位上的理论。创始人是迈克尔·斯宾塞（andrewmichael. spence）和罗伯特·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等。1972年，斯宾塞发表了《就业市场信号》一文，论述了教育作为就业市场上的生产力信号，以及如何发射信号。形成了严格的信号理论，也标志着筛选理论的建立。筛选理论对人力资本理论宣称的教育能够提高生产率大胆提出了质疑，极端地假设教育并不增加人力资本， 只是作为一种筛选装置筛选出生产能力较高的人。[3] 尽管筛选假设理论否认了人力资本，但它与人力资本理论并不相反。实际上它指出了教育促进经济增长的另外一条途径：促进社会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正是筛选理论让人们认清了一个被忽视的事实，即教育的筛选作用无论是给个人还是给社会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所以，筛选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正是对人力资本理论的补充。 2.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labour market segmentation theory）。在新制度经济学的推动下，许多经济学家将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政府管制等引入劳动力市场研究，形成了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着眼点是教育与工资问题的研究。主要代表人物有斯特·瑟罗（lester c. thurow），彼得·多林格尔（peter b. doeringer），迈克尔·皮奥里（michael j. piore）等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教育程度与工资水平成正比例关系是有条件的；劳动市场存在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分割。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和体系是为劳动力市场提供人力， 而人力资本理论把本来分割成不同部分、具有封闭等级性的市场抽象地视为完全统一的竞争性市场， 基本前提就不正确。教育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就业分配上， 在于它决定一个人在何种市场上能谋求职位。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理论的教育程度与工资水平的正相关性成立，而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上述命题不成立。[4]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并不否认教育的作用，它和人力资本理论最大的区别在于它除了将教育作为影响收入的一个重要内生变量之外，还将制度因素、雇主和雇主的工作态度因素等作为内生变量。可见，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是人力资本理论的补充和完善。 3.社会化理论（socialization theory）。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创始人是萨缪·鲍尔斯（samuel bowles）和赫伯特·金迪斯（herbert gintis）。1976年，鲍尔斯和金迪斯合著的《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教育改革与经济生活的矛盾》引起强烈反响。他们认为教育的经济价值源于教育的社会功能。教育的社会功能远比教育提高知识技能对经济的影响更重要，而劳动者的表现则源自自身拥有的非知识化的个性特征（即非认知能力）。而教育的经济功能便是通过各种教育途径和手段使学生社会化，使不同的学生形成经济结构所需要的各种个性特征。[5] 总的来看，以上三种主要理论表面上都是对人力资本论的挑战甚至是反对，事实上，都是从其它侧面强调了教育会带来经济效益的增长，不管是对个人还是社会。某种程度上是对人力资本论的多角度的补充与拓展。但是普遍都忽视了教育的相对独立性和与经济生活相矛盾的一面，因而带有片面性，为教育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空间。 三、新时期教育经济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随着教育的不断普及，对教育经济学的研究也逐步深入，涌现出各种新理论。比如：关注人本文化的社会资本理论、基于新制度经济的教育产权理论。 1.社会资本理论。第一个对社会资本进行系统分析的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 bourdieu）。1980年，布迪厄在《社会科学研究》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社会资本随笔》的短文，正式提出了“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的概念。之后，美国学者詹姆斯·科尔曼和罗伯特·普特南等先后提出了社会资本理论并将其作为人力资本理论基础上的理论发展加以阐述。社会资本理论尚无统一定义， 但一般是指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内， 通过民众自由地将个体人力资本进行横向的社会组合而生成的能够促进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的社会关系结构和社会心理结构。社会资本理论从群体人力资本角度研究社会经济， 更注重一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人际关系。社会资本理论研究方法弥补了人力资本理论研究方法的不足之处：首先，它提升了人的社会地位；其次，从微观层面为主的分析扩展到宏观层面；第三，社会资本理论直接把无形资本因素（社会心理）关系引入研究。教育的作用在促进个人与社会的共同进步，不仅只是提高人力资本存量，也通过提高对社会关系的认知能力、制定合理的共享规范和合理的组织结构等社会资本存量，从而达到提高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目的。因此，研究教育经济学不能仅仅局限于人力资本的范畴，更应该通过社会资本来凝集人力资本，达到人力资本组合的帕累托最优。 2.教育产权理论。随着新制度经济学这一新的研究范式的崛起，国外学者很快将其方法的普适性运用到包括教育在内的社会分析之中。如美国学者亨利·汉斯曼（henry hansmann）研究发现营利企业和非营利性组织的逻辑是相同的，学校这类非营利性组织的非营利性实质是为了减少组织运行成本和交易费用的一种制度安排。新制度经济学对教育经济学领域的运用基本有两个走向：一是把新制度经济学作为一种新的视角，继而作为一种方法来分析教育中的问题；二是从新制度经济学中挖掘出与教育活动不同层面之间的联系。教育经济学中关于第一方面的研究就是运用制度变迁理论作为解释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与结构调整的理论基础。关于第二个方面的研究则是将产权理论引入教育领域，对教育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问题进行制度分析，且提出了教育产权的概念及有关问题的探讨。 新制度经济学对教育经济学的贡献在于教育制度的变迁与教育制度的创新。通过制度变迁理论可以解释我国高等教育体制乏力的根源， 从而为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管理体制改革与结构调整提供理论基础。事实证明，明确提出教育产权应该说是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巨大飞跃。 四、总结 综上所述，教育经济学的研究一直是在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基础之上不断推进。起初有过强烈的反对之音，从而催生出了筛选假设理论，劳动市场划分理论，社会化理论。看似是对人力资本理论的质疑，实质上是一种补充。新时期的学者调整了研究的角度，把人力资本理论引申到了社会资本理论和教育产权理论，使得教育经济学的研究更加符合实际需要，丰富了研究的视角。笔者认为，反观21世纪的学界，研究成果没有多大突破性，仍然是在对以前的理论反复探讨。这门学科的下一步发展需要创见性的突破，才能为现在越来越复杂的教育领域提供新的指导。 经济学理论论文:行为经济学理论的延伸及借鉴 [摘要]行为经济学由于对传统经济学的基础提出了挑战,在兴起之后就一直受到关注,频频被用于解释相关的现实问题。有鉴于此,本文就从介绍行为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及主要观点出发,进而论述行为经济学的相关延伸理论,并展示了行为经济学被借鉴来解释现实中一些传统经济无法合理解释的问题。 [关键词]行为经济学 理论延伸 行为金融 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假设及相关原理与现实的偏离,催生了行为经济学这一新兴分支学科,有力地推动了当代经济学的发展。行为经济学对理性人效用最大化和均衡产出等标准经济理论内容构成了挑战,近年来行为经济学在市场竞争行为、劳动经济和金融等领域获得广泛应用,有利于解释很多复杂的社会现象。 一、行为经济学发展历程的回顾及其主要观点综述 行为经济学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它对传统经济学的基础,即假设人的行为准则是理性的,不动感情的自我利益,提出了挑战。在这种思维方式下,人类对外在事物的认识是清澈了,但是把人、人的行为、人的精神等非理性方面则舍弃了,并把其简化为一个个的点或一条条的线。人也成为了“扁平的人”。但是,不少经济学家的研究发现,这种以完全理性人假定搭起的优美的理论大厦无法通过检验科学的方法来检验与研究人的内在本性,也无法观察到现实中人的经济行为,因此更无法来解释许多人的经济行为之谜。这种局面到20世纪90年代才得以转变。莱布森等美国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种名为“行为经济学”的经济理论新流派思想,向主流经济学提出了质疑和挑战。 行为经济学是一门试图将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融入标准经济学理论的科学。行为经济学尝试对非理性行为进行研究,打破了主流经济学的界限及视域,在现实人的基础上发展了主流学派的经济人概念。行为论者并没有抛弃主流理论,而是赞同其注重理性的,维护自身利益的行为。但是,他们坚持对这一理论加以修正。他们认为,经济人也对具有偏见的推理,自我沉溺、自我毁灭的行为和种种其它人类缺陷和长处做出反应。行为经济学理论还关注公平、互惠和社会地位等许多其他方面,因此,行为经济学试图对传统假定进行修正。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马修•拉宾(mattew rabin)及已故著名行为经济学家阿莫斯•特维尔斯基(amos tvesky)是行为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富有创见,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家。概括来讲,行为经济学主要就是:预期效用理论;偏好的一些典型特征;偏离理性的特征分析这三类代表性观点。 二、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延伸范围及领域 行为经济学之所以盛行,不是因为其敢于对传统经济学提出挑战,更因为是行为经济学能够自圆其说,其一些假设和理论观点能够更好地解释现实,能让大多数人更容易理解和接受。行为经济学在现实中的理论主要延伸到以下领域: 1.当今市场竞争行为的心理特征 标准经济理论描绘的市场供求关系和价格需求规律的适应条件非常有限和严格。而向当今全球市场新格局和竞争合作新特点,许多高新技术产品、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产品、符合民族和地域特色的文化产品,以及电信市场、网络产品市场、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和文化产业等,引起了消费选择行为新的变化,频频表现出明显的偏离价格需求规律的现象:降低价格未必能保住市场占有率,屡屡奏效的一些非价格竞争策略和手段越来越受到重视,尤其是在中国市场供应和秩序、收入和社会则富分布、消费观念和习性、生产力和科技创新水平处于相对落后和低下的情况下,消费选择行为与标准的理论描述相距就史远。无论是消费行为、企业经营行为和投资行为等,市场竞争行为选择中心理因素的影响特征非常明显。 2.劳动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非自愿失业——为什么一部分人找不到工作(不包括自然失业率和工作变动时的摩擦失业)?原有理论对此给出了一个“公认”的理由,假定工资是在市场出清水平上预先给定的,以此为标准若劳动力过量供应,就会造成失业。但工资为什么要定那么高,而且还是刚性的呢?为什么有人频频跳槽,而另一些人则愿意终生厮守一个单位?这些不是能用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简单解释的。“有效工资理论”、阿克洛夫(2001)的“交换礼物”等都试图给出合理的解释。理论和实践似乎证明了在工资和努力水平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性,并且在长期内是很稳定的。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表明,现实中劳动力市场并不是简单地遵从工资水平提高、劳动力供应增加这一规律。如出租汽车司机并不只是由每人收入的高低来决定工作时间的长短;老师让一些学生参与科研课题,学生们不会仅根据报酬或津贴的高低做决定;幼儿园制定罚款制度是为了让父母亲及时地接孩子,但结果是适得其反。这些是因为当工资与价格变化的行为中包含道德和情感成分时,标准经济理论中的价格交换效应就应予以修正。因为劳动者对劳动与休闲的价值判断是因人、因行业、因时点不同而异的。另外,行为经济学还研究指出,承担风险、经营管理等活动也是一种类型的付出和劳动。 3.行为金融学 行为经济学在金融投资领域的应用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在金融学中,有效市场假设的作用是奠基性和举足轻重的。资产定价的标准均衡模型假定投资者仅仅关心资产风险,并利用公共信息尽可能准确地预测股票收益。这些假设在某些时候确实能做出确切的预测,但当价格变化的自相关性近似为0时,证券市场上却出现大量异常现象。这些不规则现象促使研究具有有限理性假设的资产投资者的“行为金融” ( behavioral finance)论应运而生(baker, etal.,2004)。金融学中一个重要的异常现象是“股票收益之谜”:股票的平均回报要比债券收益高得多,为什么高收益对应高风险,并没有令人信服的实证研究支持这一理论。为了说明其中的缘由,行为经济学假定投资者具有损失规避的行为偏好,这能更合理解释风险与收益之间的对应关系。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还发现经验不足的经纪人的反应如何迟滞,而长期操盘手的反应为何又过于敏感。行为经济学还通过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的年成交率的实例来研究资本市场规模问题,关于个体股票交易行为的数据表明,部分投资者的盲目自信一定程度上会导致股票市场规模的极度膨胀,股票市场上的许多现象都与投资者的心理活动和行为有直接的联系。 行为金融学的迅速发展,是由于金融理论把“宝”都压在“有效市场假设”上了:投资者有充足的理性以至能够观察和利用历史资料。有人曾将有效市场假设美誉为:社会科学中认识最完善的一种规律性,然而,股票价格波动太捉摸不定了,以至不能反映内在的真实情况。行为经济学发现了一种基于人心理活动的过度反应效应,客观、深入地研究一系列异常现象,有助于用事实更精确地检验市场有效性假设。当然,从发展的眼光来看,行为经济学也迫切希望尽可能地减少心理学的内容,正在努力探讨用一种统一的方式来解释金融市场上的异常现象。 三、行为经济学在实际中的应用 1.民工短缺的行为经济学分析 沿海地区的“民工荒”打破了我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神话,引起了企业界和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理论界纷纷对此问题发表看法,并对民工短缺的成因进行了分析综观这些分析,人多是运用市场、结构、信息、制度等分析力一法,基本没有涉及民工的心理与理性,民工是该劳动力市场的主体,在分析民工短缺的成因时,不能完全不考虑主体对劳动力市场的相关要素以及劳动环境的认知而采取的相应的经济行为。 经济学理论论文:改革开放与经济学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理论取得了重大创新和发展。其主要原因是：改革开放的实践为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不竭源泉，促进了思想解放，营造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快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的进程，最重要的是改革开放进程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为理论创新的思想保证和强大动力。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宝贵经验是：解放思想是先导，坚持方向不动摇，坚持创新不止步，关键是要建设一支高水平的理论研究队伍。时代和实践的发展无止境，改革开放实践呼唤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要在若干重大方面取得进一步突破，必须继续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解放思想，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继续加强队伍建设。 关键词：改革开放经济学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一场伟大革命，创新是经济学理论发展的灵魂。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不仅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而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又为改革开放开辟了道路，提供了强有力地支持。本文拟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作简要回顾，并对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进行展望。 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的新进展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实践的发展，我国经济学理论实现了一系列重大创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创新，概括言之，有如下十个主要方面： (一)关于改革方向、目标、道路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强调“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是“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推动力”的同时，曾经论及社会主义改革。恩格斯指出，“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主义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但是，对于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特别是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如何改革，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可能做出明确的回答。 以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宝贵成就和经验，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奠定了基础，但也没有解决社会主义如何进行改革的一系列理论问题。 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伟大革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理论实现了一系列创新和完善，这些理论不仅包括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必然性，改革的性质、目标，而且包括改革开放的内容、道路、方略，由此形成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体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学说。 (二)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人类发展一般规律和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得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论断，但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他们只是作了一些原则性的预测。列宁在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不仅肯定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如公有制、按劳分配和人民政权等，而且根据俄国的实践，形成了对社会主义特征的进一步认识，如：实行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合作经济；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具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建立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权及其民主制度等。但对于未来社会主义究竟怎样，列宁又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态度。他认为，社会主义将来是个什么样子，什么时候达到完备的形式，这些只有未来建设者才能具体描述。 改革开放前，我国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经历过反复的过程，有重大的进步也有曲折甚至失误。我们曾经肯定社会主义就是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率，因此致力于生产力发展并取得重大成就；曾肯定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因此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并使人民生活有极大的改善；曾经肯定要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所以使生产关系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生产力发展。但是，我们也曾经过分强调生产关系的变革而忽视发展生产力，过分强调生产资料越公越好而脱离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过分强调经济增长而忽视人民生活的改善。 改革开放的实践，不仅使我们认识到社会主义不意味着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而且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同时认识到，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要求。这些认识反映在经济理论上包括三个相互联系的重要方面：一是促进社会和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目的。二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要求。三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根本手段。很显然，这些理论是在实践基础上的重大创新，使马克思主义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在原有的基础上前进了一大步。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社会主义发展要不要划分阶段、如何划分阶段，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从其产生、发展到成熟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除了要经过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外，还要经过两个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列宁曾依据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实践，指出在向共产主义前进的过程中会出现若干重要阶段，并提出了“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发达的社会主义”、“完全的社会主义”等概念。但是，这些思想也仍然是一般的构想，当时还缺乏足够的实践经验来做出科学的概括。所以，面对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列宁不拘泥于已有的结论，而是主张“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 新中国建立之初，我国对国情问题进行了探讨，成功地渡过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一些宝贵经验，但其后也走了一些弯路，在某个特殊时期，甚至脱离国情，超越发展阶段，实行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政策和措施，给社会主义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危害。在几十年社会主义探索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我们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范畴，并作出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这是依据我国的基本国情提出来的。我们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特指在我国生产力水平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阶段，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就我国的社会性质来看，它已经足社会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这与过渡时期有着本质的区别。第二，就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成熟程度来看，它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我们必须认清这一点，决不能超越这个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这两层含义是相辅相成的。社会主义是基本前提，初级阶段是发展程度。我国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是对长期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确立，初步解决了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所面临的新课题，为进一步科学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为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提供了根本依据。 (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提出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所决定，我国不可能实行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而必须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时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确立，指明了现阶段中国经济制度的根本性质和特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可靠的理论基础。 (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基础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主要包括：一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二是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原则；三是坚持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既反对平均主义，又防止收入差距过大，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四是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五是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个人靠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个人要帮助后富的地区和个人，最终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的成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理论，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对调动劳动者积极性，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其著作中有许多关于商品经济的分析，这些分析如果抛开资本主义的制度因素，其揭示的许多一般规律对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预测未来社会时，曾以在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为前提，设想社会根据需要，有计划地调节生产，不需要价值插手其间。后来有人把经典作家的这种对特定前提下的预测变成教条，不管现实社会主义的条件如何一概排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从而严重束缚了社会主义活力的发挥。 社会主义建设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不但不能取消反而必须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了这样的认识为基础，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相容的问题、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手段等重大理论也都取得了突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也随着改革的深化逐步明晰。所有这些，打破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桎梏，使马克思主义关于商品经济的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新的发展和创新，成为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指导理论。 (七)社会主义微观经济理论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长时期内，企业是政府行政机关的附属物，不是独立的法人。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企业没有生产经营的自主权，也就没有足够的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和活力。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使我们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个人和农户家庭都是微观经济主体，同时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企业理论和企业改革理论，包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独立的法人，拥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生产经营权；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深化垄断企业改革，引入竞争机制；推进集体企业改革，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合作经济；推进公平准入，改善融资条件，破除体制障碍，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等。社会主义微观经济理论的形成，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微观经济理论，为我国的企业改革提供了理论指导。 (八)经济发展理论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关于发展的根本思想。在改革开放中，我国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发展思想的同时，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集中广大人民的智慧，汲取世界各国在发展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提出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它明确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赋予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发展问题上的集中体现。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形成了实现科学发展的一系列理论，包括：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理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理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理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理论；区域协调发展理论等。这些理论为我国国民经济的科学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导和保证。 (九)开放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国际分工和世界贸易的一些论述，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开放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的相当长时间内，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的封锁，也由于当时缺乏经验，所以我国的对外开放遇到很大困难，具有很大的局限。 1978年以后，我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对外开放逐步扩大，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系列对外开放理论，包括：一是统筹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二是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进程，具有二重性，要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三是转变贸易方式，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注重防范国际经济风险；四是要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在这种对外开放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十)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丰富的宏观经济理论，如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有计划发展理论等等。我国在改革开放前的长时间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也积累了宝贵的综合平衡等宏观管理经验。这些理论和经验都是进行国民经济宏观管理的宝贵财富。但是对于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究竟如何管理，则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继承马克思主义理论，借鉴西方经济理论，并将这些理论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创新形成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宏观经济理论，包括：计划与市场关系理论，国民经济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经济分析理论，国民经济结构分析理论，宏观调控模式、目标、手段理论，政府职能及其转变理论等。这些理论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理论，为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和保证。 二、改革开放的实践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 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取得如此理论进展，主要原因是： (一)改革开放的实践为经济理论创新提供了不竭源泉和动力 经济学理论本质上是实践的理论，实践是理论创新和发展不竭的源泉。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提出了强烈的需求，为经济学的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源泉，推动了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创新。同时，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在推动了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为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三十年来，我国gdp以年均将近10％的速度增长，总量由1978年的3645.2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246619亿元，跃至世界第四。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4元增长到2007年的1378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增长到2007年的4140元。年末居民储蓄存款余额2007年达到172534亿元，是1978年的819倍。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两千多万，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使之丰富多彩，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为认识世界提供了手段。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信息经济的发展，网络的出现，为人类认识瞬息万变的经济社会提供了条件。此外，改革开放的实践还不断检验已经形成的理论，使实践证明不符合实际的理论不断遭到淘汰或矫正，使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不断地得到完善和发展。 (二)改革开放促进了思想解放，营造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理论的创新需要优良的学术环境。改革开放是一场空前的思想解放，经济学理论工作者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改革开放的实践，感受改革开放的脉搏，跟踪改革开放的步伐，总结新经验，研究新问题。而整个社会在改革开放中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百家争鸣的氛围，为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学术环境。经济学理论创新是一种复杂的创造性的劳动。全社会尊重这样的劳动，努力营造生动活泼、求真务实的学术环境，提倡不同学术观点、学术流派的争鸣和切磋，提倡充分的批评与反批评。这种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学术氛围，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学工作者的积极性，使他们的创造性迸发出来，成为经济学理论创新的生力军。 (三)改革开放加快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和借鉴国外经济学的进程 经济学是科学，而科学揭示的真理是没有国界的。随着中国经济日益开放、融入世界经济，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也日益引起世界的关注，大批的中国学者登上世界各国的讲坛，进行学术交流，使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在交流中得到传播和发展。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使国外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也日益广泛，这为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提供了极大的可能。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吸收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的一切优秀成果，尤其是在批判地继承、吸收人类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合理成分的基础上，总结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和工人阶级斗争实践，创造了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也在认真借鉴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理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理论、苏东国家的经济理论研究取得的进展，得到进一步创新和发展。 (四)改革开放加快并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由此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根本思想保证和强大动力 改革开放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化的过程，在改革开放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继思想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伟大成果，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经济学理论创新一方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贡献，另一方面又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这就保证了经济学理论创新既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而不误入歧途，又使经济学理论创新具有科学的方法论指导。这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所在。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学理论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最重要的是： 第一，解放思想是先导。解放思想是改革开放的先导，也是理论创新的先导。只有不断解放思想，才能不断推动改革开放实践的发展，进而实现经济学理论的创新。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取得的一次又一次创新无不是解放思想的成果，而每一次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又进一步推动了改革开放的深化和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实践证明，解放思想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宝，也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强大思想武器。过去三十年我们坚持不断解放思想取得了改革开放的成功和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丰硕成果，今后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实现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创新，一定要继续不断解放思想。 第二，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改革开放而言，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动摇，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就经济学理论创新而言，坚持方向不动摇，就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改革开放服务的方向不动摇。积三十年之经验，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必须在任何情况下坚持方向不动摇，在改革顺利的情况下，坚持方向不动摇，在改革遇到困难、发生问题时尤其要坚持方向不动摇。坚持方向不动摇，要反对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当遇到困难和问题时就怀疑甚至否定改革的必要性和取得的成就，动摇深化改革的决心，甚至试图把改革拉向后转；另一种倾向是，只强调坚持改革方向而忽视改革遇到的问题，甚至以坚持改革的方向而不去正视和解决改革进程中遇到的问题。经济学理论要始终不渝地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出谋划策，提供科学的支持和指导。 第三，坚持创新不止步。创新是理论进步的灵魂，创新无止境。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沧取得的突破和进展无不是创新的结果。要创新就要坚持科学研究无禁区，学术争鸣要鼓励；要创新就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重视对国情、世情的调查研究，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尊重人民的创造精神；要创新就要妥善处理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充分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关系，既坚持正确的导向，又大胆吸收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先进经验；要创新就要倡导科学严谨的学风，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第四，关键是要建设一支高水平高素质的理论研究队伍。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理论创新取得的成就，得益于建立了一支数量宏大、素质较高的理论队伍。这支队伍总体而言，拥护改革开放、拥护社会主义，具有较广阔的视野、较渊博的专业知识和高尚的敬业精神，是值得信赖的队伍。今后经济学理论创新，还必须继续加强队伍建设，充分发挥这支队伍的作用。 三、改革开放实践呼唤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 实践的发展是无止境的，理论的创新也不应该停止在一个水平上。毋庸讳言的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我们仍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和问题。这些挑战和问题有的来自国际的，有的来自国内的。在国内的这些问题中，有的属于由改革开放的深化触及到的一些深层次矛盾，有的则是具有阶段性特征的问题。不管哪些问题的克服和解决，都呼唤着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在当前，经济学应该着力研究和创新的主要领域及问题有： 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问题研究。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科学发展观的经济学阐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科学发展的理论研究；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机制问题研究；以及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经济学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研究将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包括：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模式研究；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研究；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研究；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研究；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研究等。2009年将迎来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道路及其经验教训，也是经济学理论创新义不容辞的责任。三是深化改革开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研究。包括：今后中长期深化改革开放战略研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经济制度和健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研究；深化财税、金融等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研究；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府监管体制改革研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研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研究；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研究；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等。四是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和改善民生问题研究。包括：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研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研究；区域均衡发展和区域竞争问题研究；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研究；扩大就业的理论和对策研究；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理论和政策研究；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研究；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理论与对策研究等。五是开放进程中抵御世界各种危机影响维护国家安全研究。包括：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研究；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与中国经济金融安全研究；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理论和对策研究；灵活审慎的宏观调控政策研究；对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进一步评析和研究；全球经济调整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开放条件下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研究等。六是中外经济史重大问题研究和中外经济思想史重大问题研究。 要实现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就需要： 一是继续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之所以必须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因为，我们要进一步创新的经济学理论，必须是对实践有指导作用，能够引领实践健康发展的理论，而这样的理论只能从实践经验中总结，并在实践中受到检验和发展。书本的知识，前人的经验和理论成果是重要的，没有这些知识和理论，一切从头开始，也很难实现进一步创新，但这些知识和理论只是已有的理论，它可以为我们进一步创新经济学理论提供基础和借鉴，但却代替不了理论的进一步创新。所以归根结底，理论的进一步创新只能源于实践并随实践的发展而深化。 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一切从实际出发，首先是要进一步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我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特殊的文化、特殊的国情、特殊的经济制度，只有对这些“特殊”吃准吃透，才可能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我国正在进行的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开放和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只有投身这样的实践并善于不断从这样的伟大实践中吸取营养，才可能总结出伟大的理论，实现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而这一点，几乎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所无法比拟的。中国的经济学工作者，处于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国家，得天独厚，应该为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作出世界性的贡献。基于此，我们应该多一些自信和自豪，而完全不必凡事跟在别人后头跑，甚至妄自菲薄。当然，强调首先是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并不排斥从世界的实际出发。我们处于一个开放的时代，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是世界发展的潮流，在这样的时代，不了解世界，也就不能很好地研究中国，所以一切从实际出发，也要从世界的实际出发。 二是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创造性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要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因为这是已为实践证明非走不可的必经之路，舍此不能达到我们预定的目标。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多年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带领全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建没和改革的卓越成就。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定要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否则马克思主义不能发展，中国的问题也不能有效解决。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理所在。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指导，联系国际国内的实际，去观察和分析问题。我们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总结过去，客观地分析现实，努力实现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创新。要坚持和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一方面，要防止和反对教条主义，另一方面，也要反对形式主义和实用主义。教条主义是本本主义，照本宣科，简单地、机械地套用“本本”和字句，形式主义只做表面文章，这只能使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停留在一知半解的水平；实用主义则往往断章取义，为己所用，给马克思主义附加一些不正确的东西，甚至肢解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们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一方面要认认真真、老老实实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另一方面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解决我国的实际问题，在分析解决实际问题中创新发展经济学理论。 三是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之所以要继续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不仅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而且善于吸取人类文明中的一切成果，具有开放性。在今天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竞争、合作的条件下，我们更应该善于充分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包括西方经济学的文明成果，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 当前，一个客观事实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发育程度、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程度比我们高，综合国力比我们强。西方经济学作为对这种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理论概括，包含了一些科学的对我们有用的成分，也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有分析地借鉴这些科学的成分，为我所用，对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益的。当然，必须明确，西方经济学有其非科学性，主要是：将资本主义作为永恒的、美好的制度是不符合实际情况和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将市场看作是万能的已为实践证明是不正确的；排斥和否定对经济的干预也是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正因为西方经济学有这些非科学性甚至是根本性的缺陷，所以它不可能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在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时候，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有取有舍，有用有弃，而决不可照抄照搬。 四是继续加强队伍建设。要坚持高标准，按照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要求，造就一批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学贯中西的思想家和理论家，造就一批理论功底扎实、勇于开拓创新的学科带头人，造就一批年富力强、政治和业务素质良好、锐意进取的青年理论骨干。关键措施是要高度重视对哲学社会科学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建立能够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人尽其才的良好机制，形成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 试论邓小平经济思想主题内容及其对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论文关键词：邓小平经济思想；经济体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论文摘要：邓小平经济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极其重要组成部分，对邓小平经济思想的研究，首先就要从整体上把握这一思想主要层面。本文从理论、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提出邓小平经济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关系及其规律的研究。揭示了邓小平经济思想包含了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三个层面及其内在联系，对我们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中国怎样建设、巩固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 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作为我们党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而邓小平经济思想是邓小平理论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邓小平经济思想正是在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史上百年探索的重大时代课题，及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问题的探索中，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理论观点。展示了这些理论观点的联系及其体系，同时也把社会主义经济学推到新的发展阶段。 一、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的历史发展中，科学地理解和把握邓小平经济思想的主题 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科学探索，起始于l9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l9世纪70年代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拓展了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研究的理论视野，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对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如何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作了最初的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以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不失时机地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一方面走出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奠定了新中国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强调向苏联学习，基本上按苏联既有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形成由国家集中统一领导的计划经济运行模式。到1956年春，经过经济建设的实践，以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已经察觉到苏联模式的弊端，提出要以苏联为戒，正确学习苏联的经验。一是苏联的办法中的许多是错误的，已经给苏联经济发展造成危害，这些东西我们不要学；二是即使苏联对的东西，也有许多不合乎中国实际，不能生搬硬套。由此开始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在实践上取得了一些成就，理论上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其表现在在1956年4月撰写的《论十大关系》和1957年6月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及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所提出的一些重要理论观点。但是，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由于受到“左”的思想干扰，并没有沿着正确思路继续下去，使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遭到了如“”这样的严重挫折，特别是“”，更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遭到灾难性的破坏。 20世纪70年代未以后，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自身经济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态势和矛盾作出了正确的分析，并作出了科学的判断，科学地探讨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和发展的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从而在社会主义经济学史上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解决了象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二、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制度基本特征的探讨，是邓小平经济思想的基础性内容，这一探讨深化了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本质及其特征的理论 邓小平经济思想的主题，决定了它在理论上的主体内容，可以概括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三个层面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 第一，对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内容的分析 总结我国建国以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分析现阶段我国的基本国情，邓小平认为，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所制结构只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并存共同发展。为了坚持公有制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中的主体地位，并发挥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邓小平还从理论上阐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有关系，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兼容性；结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对公有制在现实经济中的实现形式作了探索；强调选择承包制、租赁制、股份制等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是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也是有利于体现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基本要求的。 第二，对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制度的基本内容分析 依据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现实出发，邓小平坚持认为，按劳分配同公有制一样，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内容，它们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区别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原则”。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所有制结构相适应，邓小平对社会主义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经济方式并存的结构作了探讨。他还对按劳分配实现过程中，体现在收人分配上的“先富”和“共富”关系作了理论的与实践的探索，提出了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的“大政策”。同时提出了“三步走”发展战略和“两个大局”思想，“两个大局”思想即“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富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一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 第三，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的概括 认识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是搞清楚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和现实的前提，邓小平以他对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长期思考和探索，并根据现时代世界与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实际，把社会主义本质高度概括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揭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与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完善社会主义经济的内联系，极大地丰富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视野。 三、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探讨，构成邓小平经济思想中最富有创造性的理论层面，展示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新课题和新领域 经济体制是一定经济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和管理形式。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理论分析，集中体现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的科学论述 党的十一届中全会召开不久，邓小平指出，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改革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问题，对这一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作了充分的估计，他认为“为了有效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认真解决各种经济体制问题，这也是一种很大规模的很复杂的调整”。反思50年代初期以来我国经济体制的形成及其演化，邓小平清醒地分析其基本特征和弊端，认为原有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就是国家运用指令性计划，直接掌握和控制人、财、物资源，权力主要集中在中央，所有的活动都在计划规定的范围内运行。这一经济体制虽然也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注意利用经济杠杆的作用，并且在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期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逐步开展，也暴露出不少弊端，如“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④等，为此，“如果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当时，邓小平就已经清楚地认识到。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我们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中，“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三方面的问题”。 第二，对建设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创造性的探索 在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最初十年实践的反思中，邓小平强调创造良好的环境对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意义，提出与当时所开展的治理整顿相关的经济体制目标模式，只能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当经济体制改革进人全面深化阶段时，邓小平审时度势，在总结我国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及时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对人们在改革中一直非常关注的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作了新的概括。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他把计划、市场经济机制同社会经济制度“剥离”开来，把计划和市场都看作经济手段，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他又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角度论述了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关系，说明两者是有机统一的。这一理论从根本上破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是社会基本制度的传统观念，诊治了我们在市场和市场经济问题上常犯的“恐资病”，为我们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极为重要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四、对经济运行及其机制的探讨，构成了邓小平经济思想的富有特色的内容，拓展了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的视野 人类社会经济形态足一个在一定的经济作用下运行和发展的有机整体。经济运行机制简称经济机制。它是一定经济肌体内各种构成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制约关系及这种关系对经济的调节功能，通过经济运行机制系统自动而稳定的运转，推动社会经济正常发展，调节社会资源的有效分配。邓小平非常重视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研究，对社会主义发展不同时期如何运用计划和市场的运行机制，以及运用计划和市场的经济运行机制的重要性等问题作了深入的论述。他认为，“在调整时期，我们可以加强或多一点计划性，而在另一个时候多一点市场调节，搞得更灵活一点”计划和市场作为经济运行的机制，运用得适当，就可以提高社会生产力，更为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优越性。“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决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 邓小平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分析，首先表现他对保持中央权威问题的论述上。他明确指出，中央权威是指中央领导集体的权威，保持中央权威就是中央能令行禁止，说话算数；掌握足够的财力是保持中央权威的物质前提，科学地制定政策是保持中央权威的重要基础。其次，表现在他探讨了政府作为宏观调控的主体在宏观经济运行中的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他认为，政府职能必须由直接调控为主转向间接调控为主．由微观调控转向宏观调控，由搞项目审批、分钱、分物转向利用经济手段搞规划、协调、监督和服务，政府机构必须由臃肿重叠转变为精干、高效，只有这样，社会主义市场机制才得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才得以充分发挥和体现。再次，表现他分析宏观经济运行中的调节手段，如财政调整手段、金融调节手段、法律调节手段、行政调节手段等。此外，邓小平还对国民经济的速度、比例、效益之间的关系，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发展战略问题，以及我国的对外开放等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 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分析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对农业生产方式作了“两个飞跃”的概括。邓小平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第二，在国有工业企业管理方式的变革上提出了“要来个革命”的思想。在企业体制改革的不同时期，邓小平提出了建立和加强以“责任制”为特点的企业管理方式．实行以“承包制”为特点的企业管理方式，以及以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为落脚点的企业管理方式。第三，对发展企业所需要的技术和人才问题作了较为深刻的论述。邓小平强调发展企业所需要的技术可以采取“引进”的办法，对引进的技术不能只是“学会”，还必须“创新”。使企业拥有更高的技术水平。同时，先进的技术要有先进的管理方法，发展企业所需要的人才靠的是“培养”，对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必须是在“很好地使用”中进行培养。 五、对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整体关系和过程的研究，构成邓小平经济思想的主体内容，展示了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广阔前景 以往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较多地注重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研究，而忽视或轻视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的研究。这种研究取向的产生，一方面与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对象理解的偏误有关，往往把对生产关系的研究误解成仅仅是对基本经济制度特征的研究，对经济体制、对经济运行的研究易于被排斥在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范围之外；另一方面也与长期存在的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有关，现实中单一经济体制模式窒息了对这一体制及其运行研究的活力，从而使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脱离了生动的，丰富多彩的经济实践。邓小平在形成和发展其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过程中，果断地摒弃了社会主义经济学专注于经济制度研究的偏误，使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研究由对经济制度的研究扩展到对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运行及其内在的联系的研究范围。这不仅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新见解，而且也是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必要前提和重要的条件。 在经济关系整体中，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运行三个层面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邓小平既注重对三个层面的统一性的研究。在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中，经济制度决定着经济体制的基本性质和职能，经济体制则遵循并实现着经济制度给定的基本经济关系，作为经济制度的具体存在形式。邓小平在论述发展经济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改革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必要性的同时，也看到了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的统一性。他认为，我们既要看到改革经济体制的目的就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也要看到：“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经济体制只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具体存在形式，而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经济运行也是在一定经济制度下发挥作用的，一定的经济制度同样会存在不同的经济运行机制。邓小平在对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分析中，既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计划机制、市场机制、竞争机制、价格机制作了分析，也对计划机制、市场机制与经济制度之间的关系作了较为透彻的分析，使人们从计划、市场等同于经济制度的思想束缚下解放出来。在经济体制与经济运行机制的关系上，邓小平强调了我国原有经济体制的“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从而说明一定的经济体制中总是存在着与之相适应的经济运行机制，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就是对经济运行机制进行选择或实现经济运行机制的转换。

管理经济学论文:边际分析法在管理经济学中的运用研究 摘要：运用管理经济学进行企业经营决策的分析方法有多种，但是就整个学科来看，最具学科特色并贯穿于整个管理经济学始终的是边际分析法。但是到目前为止较少有研究者着力于系统分析和研究边际分析法在管理经济学中的具体运用，故本文主要从消费者行为分析、企业生产规模决策、产品价格策略、企业投入要素组合、企业产品结构等几个方面对边际分析法在管理经济学中的运用进行研究、探讨和总结，希望能给相关研究者及企业管理者带来一定的参考和启迪。 关键词：边际分析；研究；管理经济学；运用 在西方经济学中，把研究一种可变因素的量的变动会对其他可变因素的变动产生多大影响的方法，称为边际分析方法[1]。由此概念引出边际效用、边际替代率、边际技术替代率、边际产量、边际收益、边际成本等一系列相关的经济学概念和理论[2]。依据这些概念和理论，企业可以进行一系列的生产经营决策。 管理经济学所关注的是与企业资源合理优化配置有关的决策问题，亦即企业怎样优化配置有限的经济资源从而使企业成本最低、利润最高的决策[3]。而在此决策过程中，都能运用到边际分析法这一分析工具。可以说，边际分析法贯穿于管理经济学的始末。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和总结边际分析法在管理经济学中的运用，以便给相关研究者及企业管理者带来一些启示和提供一些参考与借鉴。 一、运用边际分析法进行消费者购买行为分析 分析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有利于企业在规划和安排生产经营活动时做出科学合理的决策，而边际分析法是分析消费者购买行为的一个常用理论框架。 首先，按照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原则，任何一个消费者在消费任何产品的过程中，其所获得的消费满足感都会随着所消费的产品数量的增多而逐步递减；其次，运用边际分析法可以分析消费者对各种商品的购买组合决策。按照边际分析理论，只要消费者将其有限的货币收入花费在购买各种商品数量上并使其对各种商品数量的消费所获得的满足感相等时，就可以实现消费者总的最大程度的消费满足[4]，即当购买的各种产品的边际效用（MU）与其价格（P）之比通通相等的时候，消费者购买各种商品数量的组合所带来的消费满足最大化，结合效用的计算公式MU = ΔTU / ΔQ，可以理解消费者将会怎样做出购买决策，从而把有限的收入分配到购买各种商品的数量组合。 二、运用边际分析法确定企业生产规模 由于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中，必须确立恰到好处的生产规模才能使企业的利润最大化。边际分析法可以帮助企业确定使其利润最大化的最佳生产规模，具体为：企业管理者可以预先分析和计算出本企业每增加一个单位的产出规模所带来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再根据公式π=MR-MC（其中，π代表边际利润，MR代表边际收益，MC代表边际成本）计算出边际利润，进而根据边际利润的情况来确定企业生产的最佳规模，即： 如果边际利润等于零（亦即π=0时），企业达到最佳生产规模，因为此时企业每一个单位的产品生产所获得的边际收益与其边际成本都相等，故这种情况下的企业生产不需扩大生产规模也无需削减规模；如果边际利润大于零（亦即π 0），则企业可以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因为此时增加企业的产品生产所获得的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故对企业而言应该扩大产量规模以获得更多收益和利润，并且产量规模的扩大直至边际利润等于零时为止（亦即π=0时）以实现最佳规模产量；而如果边际利润小于零（亦即π 三、运用边际分析法进行企业产品价格决策 价格决策正确与否直接影响着企业的竞争力及其盈利能力。而产品价格制定必须充分考虑到该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这实质上也是通过边际分析理论进行的，具体如下： 首先，运用边际分析法可以判定企业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即：将某种商品在一段时期内的需求量变动的百分比除以其价格变化的百分比（即Ed=（Q/Q）/（P/P），这里Q 表示某种商品的需求量，P 表示该商品的价格，Q表示该商品的需求量变动值，P表示该商品价格变动值，Ed表示价格弹性系数）。 其次，运用边际分析法对商品的价格弹性进行分析，即可确立某种商品是否应当提价、降价或保持价格不变。即：如果某种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系数等于1（即Ed=1时），意味着此类商品的价格变动不会增加或减少市场总收益；而如果某种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系数大于1（即1 四、运用边际分析法确定企业生产中合理的要素投入组合 企业的生产过程，是将各种生产要素进行投入和组合而共同起作用的过程。运用边际分析法可以帮助企业管理者分析和确定生产过程中最佳要素投入组合。 从短期看，企业生产投入要素大致可分为不变要素和可变要素。根据边际分析理论，某一种可变要素的最优投入量具体取决于其边际收益（MR）和边际成本（MC）的比较，当每增加一个单位的这种投入要素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这一要素的投入量达到最优化[5]。而如果每增加一个单位的某种投入要素的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即MR MC时），则企业增加此要素的投入还可以增加收益；反之，如果每增加一个单位的某种投入要素的边际收益小于边际成本（即MR 从长期来看，企业生产的各种投入要素在较长的时间段内均是可以变动的。因此，当各种投入要素的边际产量（MP）与其各自的价格（P）之比都纷纷相等的时候，即当MPx/Px=MPy/Py=……MPz/Pz时（这里的X、Y、Z代表不同种类的投入要素），各种投入要素之间的组合比例达到最优，收益可达到最大化。而如果边际产量与某个要素相应的比值（MPz/Pz）大于其他要素的比值时，则企业应该增加这个要素的投入直到其比值等于其它要素的相应比值，从而获得更大的收益。反之，如果边际产量与某个要素（例如Z）相应的比值（MPz/Pz）小于其他要素的比值（例如MPy/Py）时，则企业应该减少这个要素的投入才会使各种投入要素比例最优化。 五、运用边际分析法优化企业产品结构 在企业生产多种产品的情况下，各种产品的产量怎样确定才能实现企业的利润最大化？这就是各个产品的生产量比例问题，亦即产品结构问题。不同的产品结构将导致企业的总利润也有所不同，运用边际分析方法可以确定企业生产的最优产品结构决策，其原理是：企业产品结构合理的充分必要条件是使相同的资金增量投入到各个产品的生产时，所能产生的边际效益相等，则这个企业的产品结构就是可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合理结构。而如果相同的资金增量投入到各个产品生产时所产生的边际效益不相等，则其中必定有某种产品生产因其边际效益大于其它产品的边际效益而值得扩大这种产品的生产比例，或者必有某种产品生产因其边际效益小于其它产品的边际效益而值得缩减这种产品的生产比例，从而实现企业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确定企业利润最大化的产品结构。 六、结论与展望 从以上几个方面的阐述可知，边际分析法的运用贯穿于管理经济学的始末。以上的分析还带来一些启示：企业管理者如果本着利润最大化的原则进行决策时，不能简单地依据它的全部成本或全部收益进行测算，还应该更多地依据边际分析理论这一管理经济学的核心分析工具，才能制定出更为科学合理的决策。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经济学的众多理论流派和分析工具中，边际分析理论作为一个理论流派当然不能全面反映和解释世间经济现象，而边际分析法作为一种重要的分析工具也不可能独立地全面解决管理经济学中的所有经营管理决策问题，因此对边际分析方法的学习、应用和研究自然也应该带有一定的批判思考和选择，并与其它经济学理论相结合进行实践和验证，才会更有利于研究者和企业管理者进行开拓创新。 作者简介：张贵祥，博士，贵州民族大学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创新管理，经营哲学。 管理经济学论文:管理经济学视角下的企业成本管理 【摘 要】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经营的主要目标就是获取高额利润，使企业价值最大化，因此也使得成本管理日益重要，但目前我国企业的成本管理工作还存在着许多弊端，成本管理的方法还相对比较落后。本文以管理经济学的视角对成本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以帮助企业解决其成本管理中的问题，建立战略成本管理制度，从而在竞争中获得优势，使企业自身得到发展。 【关键词】管理经济；成本；成本管理 一、企业成本与成本管理 企业成本就是指企业为了达到利润最大化的目的，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消耗，其实质是以货币表现的，为生产产品所消耗的物化劳动的转移价值和活劳动的转移价值之和。企业的成本管理是指将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费用，通过预测、决策、核算、分析、控制等一系列的科学管理工作，以使其降低成本，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二、企业成本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现今的企业成本管理中主要存在以下五方面的问题：（1）成本管理范畴过窄，只注重对产品的制造成本进行管理，忽视对企业整体经营成本的管理；（2）成本管理观念落后，成本降低是有条件和限度的，在某些情况下控制成本费用，可能会导致产品质量和企业效益的下降；（3）成本管理方法陈旧，目标成本法实施的效果仍停留在初始阶段，目标成本管理的进一步改进和推广任重道远；（4）成本管理手段相对落后，企业成本管理水平能否随形势发展而提高，经营能否顺利进行，很大程度上取决对成本的管理手段。（5）企业内部成本管理主体确立失误，把成本管理作为财务人员、少数管理人员的专利，成本意识淡漠。 三、强化企业成本管理的对策 企业为了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必须进行成本管理的变革，变传统的被动式成本核算管理为主动的战略成本管理，把成本管理贯穿于生产经营的整个过程。（1）成本管理范围应由生产领域向企业整体价值链扩展。通过将成本管理范围外延供应商层面和顾客层面进行价值链分析，可以有助于企业降低材料采购成本、提高供应商供货的及时性，为企业实现零存货和及时有效的进行生产（JIT）提供担保，同时不定期的进行顾客调查，以发掘市场的潜在需求和顾客对企业产品的满意程度，有助于实现企业的战略目的。（2）树立成本效益观念。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经济效益始终是企业管理追求的首要目标，企业成本管理工作中也应该树立成本效益观念，实现由传统的“节约、节省”观念向现代效益观念转变。企业的一切成本管理活动应以成本效益观念作为支配思想，从“投入”与“产出”的对比分析来看待“投入”（成本）的必要性、合理性，即努力以尽可能少的成本付出，创造尽可能多的使用价值，为企业获取更多的经济效益。（3）现有成本管理方法的改进及先进管理方法的引入。标准成本管理作为一种先进的成本管理方法，其在成本差异分析上的优点是其他成本核算方法无法比拟的，同时用标准成本法进行业绩评估和成本定价仍有一定效果的。只是企业必须根据公司价值最大化的目标精心设计标准成本制度。这方面，我们有必要借鉴西方企业“学习曲线”应用的实务经验，来提高我们制定标准的质量和水平，真正发挥标准成本制度的积极作用。 四、结语 市场经济下，企业只有采取措施是利润最大化，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这就要求企业建立良好的现代企业制度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而良好的成本管理制度是企业获得竞争优势、获取高额利润的前提条件。只有持续地改进自己成本管理工作，以先进的成本理念来指导自己的成本管理工作，建立战略成本制度，企业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拥有优势，获取高额收益。 管理经济学论文:企业管理中管理经济学的应用 摘 要：管理经济学的指导和启示直接决定企业运作管理，企业负责人可以按照管理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对企业发展做出科学合理的决策。本篇文章直接叙述了管理经济学在企业运作中的作用，探索和阐述管理经济学对企业运作的启示作用，同时还对管理经济学理论知识在企业决策中的指导作用进行全面详细的分析。 关键词：企业；运作管理；管理经济学；指导作用 管理经济学中将厂商行为作为市场活动中主要研究对象，同时还将管理经济学中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应用在企业运作中，全面分析和探究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各类问题。若是一个正在运作的企业能够成功把管理经济学理论应用在企业运作中，那么对于企业发展来讲是十分必要的。该文就经济管理学理论在企业运作中的启示作用进行了全面分析，具体内容如下。 一、我国企业现在面临的状况 1.错误的决策 企业负责人不了解目前的企业经营情况，对企业组建结构不明确和获取的信息不健全。 2.管理模式混乱 企业负责人为了个人的利益，违法公司的管理制度，直接跨部门管理，将企业的工作运行程序置于一种十分混乱的情况，影响工作人员的工作情绪和工作效率。 3.高层之间关系不和谐 企业合作者之间的职责权利划分不明确，影响公司的最终决策，导致工作人员工作情绪不佳，工作效率降低。 4.企业管理者对企业员工不信任 企业管理者不能够充分地信任工作人员，导致员工的工作情绪和对工作的热情降低。 5.决策负责人不根据工作程序办事决策 企业决策者违反企业制度进行企业管理，严重影响了企业的发展。 二、管理经济学在企业运作中出现的问题 1.生产对象 经济学研究者追求的目标是利用最少的现有资源来生产人们需要的生活产品，实现最大利润化。因此如何利用有限的成本资源来生产出最大量的生活产品，同时这些生活产品还能被消费者最大限度的应用和接受，这些都是经济学研究者主要研究的问题。 2.生产方法 因为技术水平和生产结构不同，使得企业在生产方法上的选择也不一样，而生产方法的选择会直接影响到资源在生产中的使用率。所以企业想要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必须根据具体情况来选择生产方式，提升自身的科学管理技术。 3.生产计划 根据具体的市场情况来制定企业生产计划，生产的产品太少，会出现供不应求，满足不了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生产的产品太多，容易出现产品堆积，造成企业现有资源浪费。所以，制定生产计划应该以市场需求为基本核心。 4.产业的分配 产品的分配方式直接决定产品消费者的选择，若是产品分配方式不好，不仅会无法满足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还会导致产品堆积，造成现有企业资源闲置。 三、管理经济学所面临问题的解决措施 一是，为了彻底解决管理经济学中出现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计划这两方面的问题，企业一定要制定好合理的产品配置方式，在生产过程中合理配置现有资源，使得资源既不会过分浪费，也不会满足不了消费者的使用需求。除此之外，资源配置还应该结合经济市场需求，然后制定出科学合理的选择方法。目前，在资源配置过程总，最先考虑的发展内容是充分利用现有的生产资源，提升资源在企业运作中的使用效率。 二是，企业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最先考虑自身的组织模式和生产方式，通过科学合理的分配，增强企业管理者和上下员工的主观能动性，全面提高工作人员的工作激情和利用资源的积极性。另外，企业还应该提高生产方式的科技水平，重视科技学术在生产中的应用。 四、管理经济学对企业运作的启示作用 企业发展追求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在实际的企业运作中，产品的设计工作和研发工作都需要立足于成本角度进行考虑，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的同时努力降低生产成本，获取产品在价格方面的最大优惠，让产品在价格方面得到消费者的青睐。企业为了提高在经济市场中的地位，不仅需要掌握产品价格在市场中的主动权，还应该重视产品生产成本，以低价的方式占领市场份额；另外，如何将管理经济学运行到企业管理中是企业管理者必备的专业素质，企业管理者可以按照管理经济学中的基本理论知识来促进产品销售，从而实现产品利润最大化。 利用降低产品成本来提高市场地位在操作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降低产品生产成本并不是说生产成本越低越好，而是以管理经济学的企业作为为指导，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提高产品的研发效率和生产环节。经济管理学对企业运作的启示作用主要是指企业管理者在相同的条件下追求最高的产品利润，或者是在利润一样的情况下，追求产品成本最低化。所以说，在企业具体运行过程中，通常将如何运行管理经济学理论知识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促进企业在经济市场中的发展，引起企业管理者对管理经济学理论知识的重视。 五、管理经济学在企业运作中的运用 管理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是提高企业管理者在企业经济管理中的理性思维，使得企业管理者可以全面整体的分析问题，帮助企业管理者树立以经济概念和经济发展规律为核心进行企业发展的思维方式。理性思维主要是指企业管理者以客观的态度来思考和分析问题，帮助企业管理者在实际决策中树立理性思维，同时还高效执行理性思维下的决策方式。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企业才可能在有效的决策中朝着正确的方向全面发展。培养企业管理者的理性思维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1）管理经济学的启示作用主要是指全面应用生产函数，通过利用生产函数来降低产品在企业中的生产成本，同时还提高企业的生产产量。短期生产函数：Q=f（L，K0），保证K0不变，产量会随着L的增大而提高，例如某知名企业中实行的“劳动三人组”这种特殊的生产工作模式，最终结果表明这种工作模式的生产效率远远大于流水线，保证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每位员工的产量都提高了25%左右。 生产成本的降低可以通过边际产量原理来表示，其主要是指在生产条件一样的情况下，某种可变因素的变化会引起总产量的变化，表达式为MPL=Q/L，MPL是可变的，除此之外，从该公式中也可以看出，在总产量不发生变化的同时，减少劳动者数量会提高边际产量数量。所以企业必须要重视管理经济学理论的启示作用，通过合理应用生产函数来降低产品生产成本。 （2）对产品价格进行合理定位。企业管理者通过正确的价格策略来实现产品利润最大化，制定价格之前了解产品在市场中的价格弹性，按照价格弹性来确定产品的价格变化幅度，对产品价格弹性的预测是制定产品销售方案最重要的步骤。通常情况下，企业在进行产品的定价过程中，首先制定较高的价位，然后根据市场产品的价格逐步减价，这种减价方式是产品销售中经常使用的手段，因为产品最大利润化一般出现在价格弹性充足的情况下。所以说，通过管理经济学原理进行理性思维对企业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 （3）企业管理者除了要明确产品的价格弹性之外，还需要了解不同产品之间的交叉弹性，通常产品需求的交叉弹性值是正值，数值越大，其竞争关系越明显；相反若是数值为复制，则表明产品是互补产品。只有全面了解产品之间的交叉弹性之后，才可能消除产品销售市场上互补品和替代品对企业产品销售的影响。除此之外，企业产品的生产计划也与消费者的实际需求有关系，时刻关注消费者对产品的喜好变化，通过制定合理的措施来提升消费者对产品的价格需求量。 六、结论 由上可得，管理经济学的运行原理对养成企业管理者的管理思维和做出正确决策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管理经济学理论对企业的运行起到指导和启示作用。而企业负责人应该充分认识和利用这种企业指导作用，把管理经济学中的理论知识全面应用到企业管理经营中去，同时根据企业的具体情况，创建高效的发展策略，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管理经济学论文:基于管理经济学视角的“丰年伤农”现象分析 【摘要】“丰年伤农”这是在我国流传已久的一种说法，它描述的是一种经济现象：在丰收的年景，农民却因为农产品的销价低或者无适销市场而苦恼。时至今日，仍然会从新闻上看到诸如“菜贱伤农”、“果贱伤农”等报道。 【关键词】经济学 农民 经济学中的弹性理论和均衡理论可用来解释“丰年伤农”。弹性指当经济变量之间存在函数关系时，作为因变量的经济变量的相对变化对于作为自变量的经济变量的相对变化的反应程度。大多数农产品通常是缺乏需求价格弹性的商品，当供给增加时，供给曲线向右移动，均衡量增加但均衡价格下降，且价格下降幅度远大于需求量增加的幅度，致使因价格下降造成的收益减少远大于因销量增加而带来的收益增加，使农民处于增产不增收的尴尬境地。因为农产品生产周期较长，考虑时间因素，采用“蛛网模型”进一步解释，通过对不同时期的需求量、供给量和价格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分析来摸清“丰年伤农”这一现象背后的意义。“蛛网模型”的前提是生产者总是根据上一期的价格来决定下一期的产量，上一期的价格成为生产者对下一期的预期价格，进而成为生产者预期收益下的产量决策依据。结合大多数农产品需求弹性较小、生产趋同、小规模经营及上市时间相对集中性等特点来看，属于“发散型蛛网”。即当上一期价格较高时，农民会增加下一期的产量以增加预期收入，造成下一期供过于求，价格下跌，农民受损；理性地在下下期减产，结果引起供不应求，价格上涨，又会使生产规模扩大，跌入下一次价格下跌的怪圈，形成“种什么，什么跌；不种什么，什么涨”的尴尬局面。 农产品作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具有必要但需求相对稳定、风险大但回报低、易变质等特点。结合以上三大特点具体分析，造成“丰年伤农”的原因如下： 一、产销信息不对称，个体农户“随大流” 农户生产农产品面临的风险较大，如农药化肥涨价风险，农产品销售的市场风险，洪灾、旱灾、虫灾等自然风险。同时农产品市场供需矛盾转化快，价格波动难以预测。而我国农户居住分散、分布范围广，虽然我国初步形成了一个以农业部门为主，其他涉农部门和社会力量为补充的农产品市场信息体系，但是由于缺乏信息资源共享机制，目前我国并没有一个统一、全面的农产品信息平台，因此农户无法对行情做出准确判断，加上农户平均受教育程度较低，缺乏了解和把握全局信息的动力和欲望，使他们在生产行为的选择上习惯按部就班，随大流，不善于捕捉一些有利于农业生产与销售的信息，由此导致的信息不对称，产品价格上涨，销售顺利时，作为个体的农户的理性选择便会选择来年增加要素投入，扩大生产规模，但是一旦多数的农户对此做出同样理性的选择时，便会导致群体的非理性，供给总量增加，价格必然面临下跌的趋势。 二、农产品市场集中度低，没有形成规模经济 在我国，农产品基本都是由一家一户式的传统小农经济生产，农户零星分散、生产规模小、专业化和集约化程度低、同质性较强，没有形成规模经济来降低成本。农产品市场近乎是完全竞争市场，根据市场结构理论，完全竞争市场的商品价格由市场决定，每一个单个的生产者只能是市场价格的被动接受者，单个生产者的供给量变化难以影响整个市场的均衡价格。个体农户既不能形成统一的品牌和技术标准，共享集中储藏、运输和销售的低成本优势；也不能在讨价还价中发出强有力的议价声音。在信息交换方面，单个农户难以向有关机构反映现状，相关机构也很难了解农户的真正处境，因此难以制定针对小农户的对口扶持政策，农户也很难从中享受到优惠。 三、生产投入相对于收入水平高，政府相关政策的不健全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于农产品的安全和质量要求越来越高，农户的生产投入变大，相对于收入水平太高。同时面临较多的风险，却不能得到相应的回报，而且这些风险一旦发生，将给农户造成巨大的损失。农户的投保意识不强，通过权衡成本较高的保险支出与增长并不太多的收入，他们大多只能选择与风险博弈，低投保或不投保。在市场化的风险保障缺失后，政府并没有制定相应完善的公共风险管理政策，也没有利用及时引导农户生产，制止跟风行为。由于相关的农业风险管理的法律法规不健全，资金、技术、人员投入不到位，使得农户面临风险后，致贫返贫的程度更加严重。 解决“丰年伤农”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实行规模化经营 改变一家一户的小规模农户经济，实行集约化、规模化生产，享受规模效应带来的成本降低等优势，提高产品的竞争力。比如说，可以通过租赁的方式把原来属于每个农户的土地集中起来，实行规模化生产与经营。出租土地的农户就在农场就业，这样既可以收到租金又可以领取工资，既规避了自己耕作所面临的自然风险，同时又不用担心农产品销售的市场风险。 （二）发挥农产品差异化竞争优势，发展特色经济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市场需求的多样化给农户带来了新的商机，我国各地农村的气候、土壤等条件各不相同，农副产品的品种也有很大差异，发挥差异化生产的竞争优势，因地制宜，发展当地特色农业，实现“多赢”。 （三）大力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增加需求弹性 农副产品与原粮相比，其弹性要高得多。鉴于农副产品保鲜期短、易变质的特点，必须大力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增加需求弹性，延长产业链条，增加农产品附加值。当然这是需要政府、农户、技术人员多方配合，保证加工的农产品为市场所需。 （四）积极建立完善、统一的信息平台，扩展销售平台 丰年伤农很大程度是因为信息不对称。对我国传统农业进行信息化改造，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手段。通过建立完善、统一的信息平台，增强农户的抗风险能力；利用网络通讯技术，让农民及时获取信息，依据市场需求状况来决定种植品种和数量，从而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农户可以将线下销售扩展为线上线下结合销售，利于淘宝、微信等电商平台，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树立品牌，提升农产品的竞争力。 管理经济学论文:基于人事管理经济学的视角探讨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摘 要：尽管现在企、事业组织开始意识到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重要性，但是我国广大企、事业组织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方面还是存在很大缺陷，提升企、事业组织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水平是关系到企、事业组织竞争力提升的重要因素。良好的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离不开人事管理经济学的思想作为支撑，但是我们国家现在很多中小企、事业组织缺少这种管理意识和理念，导致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水平落后，需要通过实践进行进一步探索和提高。文章分析了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以及人事管理经济学的内涵，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活动中人事管理经济学的作用与基于人事管理经济学的视角提升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水平。 关键词：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经济学 劳动关系 一、人事管理经济学概述 人事管理经济学研究对象是劳动关系以及劳动经济，人事管理经济学不同于古典经济学或者新经济学派，更多的是接近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属于一个交叉的学科范畴。当前在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之下，人事管理经济学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劳动力的再生产（包括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以及劳动力的扩大再生产）、劳动力就业（就业宏观经济目标、就业与生产率、就业的培训）、劳动力结构、劳动力管理（宏观的劳务市场体制以及劳动力合理流动的管理；微观层面主要是劳动分工协作管理以及劳动环境和人体保护）、劳动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以及养老保险等等）。人事管理经济学当前研究的范围涉及了劳动力有关的方方面面，同时也关系到社会整体经济的宏观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与国际上相比，我国人事管理经济学的研究起步比较晚，所以导致研究水平相对比较落后，国内专门从事人事管理经济学研究的机构和个人不多，所以目前人事管理经济学的发展还不够成熟和完善。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我们需要不断提升对于人事管理经济学的研究投入，不断地促进人事管理经济学的研究发展。这对于我国劳动经济市场具有重要作用。 二、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概述 现代化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体系由六个模块组成，分别是人力资源的招聘、人力资源统筹规划、人力资源绩效管理、薪酬福利、人力资源培训及开发、劳动关系管理。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是企、事业组织或者其他组织通过科学手段管理人力资源，促进其发挥最大潜能的管理，也是当前企、事业组织管理者，尤其是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部门工作人员必须要掌握的技能，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水平关系到企、事业组织的发展。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研究起步于上个世纪80年代，在不断地实践探索当中成熟，目前已经被广大企、事业组织认同和接受，并且慢慢脱离于传统的人事管理制度，尤其是最近兴起的战略性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研究更是成为现代化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理论的重要内容，推动了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理论的深入发展。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组织、协调企、事业组织内部的各项资源，以保证使得员工人力资本最大化，充分发挥他们的主观创造力。最基本的指导思想其实就是源自人事管理经济学当中，以人为本，充分保障员工权益，并且营造一个良好的工作劳动环境，激发员工创造更多价值。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目标是需要满足企、事业组织整体的战略需要，并且保证组织整体以及员工个人目标都可以得到实现。 三、现代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当中人事管理经济学的运用 现代企、事业组织发展过程中，人力资源作用不断提升，现代化的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核心就是以人为本，将人力资本作为企、事业组织的核心，企、事业组织想要取得发展需要保持一定的竞争力，就需要不断提高人力资源水平。但是目前我国企、事业组织，尤其是中小企、事业组织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存在很大的问题和缺陷，导致了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效率十分低下，而且人力资源存在很大的浪费。企、事业组织不了解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方法以及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我国广大中小企、事业组织依旧处在产业链的低端。 1.人力资源雇佣当中的人事管理经济学运用。人事管理经济学的理论当中，每增加一个劳动力产生的费用（也就是该工人的工资以及福利的综合值）称作劳动力的边际费用，将投入一个劳动力得到的收益称之为边际收益。企、事业组织生产周期当中，资本的投入一般相对固定，但是对于劳动力的投入就存在很大的流动性，企、事业组织需要获得高的投资收益，就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改变工人的雇佣数量。如果劳动力的边际费用超过了劳动力的边际收益，那么企、事业组织就应该缩减劳动力规模，反之如果劳动力的边际收益超过了劳动力的边际费用，那么企、事业组织就应该扩大自身的劳动力规模。如果一个企、事业组织可以在一定的时期控制好自身的边际成本以及收益的比例，不断实现资本和劳动力的替代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和资本的不足，并且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 2.人力资源培训开发当中人事管理经济学的运用。人力资源培训开发对于新入职员工具有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可以快速熟悉掌握业务技能，另一方面也可以培养对于企、事业组织文化的认同和对企、事业组织的忠诚。因此，人力资源培训和开发环节是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重点之一。人事管理经济学的视角下，人力资源的培训可以量化。人力资源培训可以分为一般性的培训以及特殊的培训，一般的培训只能等量的增加一个员工对于多家企、事业组织的产出，特殊培训内容比较深入专业，仅仅是针对唯一一家企、事业组织员工业务的培训，对于提高员工生产率有作用。所以企、事业组织为员工选择培训的方式也需要考虑很多的因素。如果企、事业组织给员工提供一般的培训，培训费用假设为300元一个人，培训前员工边际收益是1000元，培训后边际收益是1400元，培训前假设员工工资等于边际收益1000元，那么培训之后员工工资应该达到1400元，但是由于企、事业组织花费了时间和费用，所以希望支付的工资仅仅是1300元，稍低于边际收益。这个时候员工和企、事业组织会存在一个博弈关系，员工可能完成培训之后，去其他企、事业组织寻找工资更高的工作。如果企、事业组织提供的是自身企、事业组织量身定制的培训方案，那么无论是何种支付方式，企、事业组织最后都可以获得利益。但是目前我们国内的劳动力流动性一直很强，主要原因就是企、事业组织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水平不高，而且缺乏自身特色。我们国内企、事业组织需要根据自身企、事业组织的文化以及特色打造一套独一无二的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以及员工培训开发制度体系，同时利用人事管理经济学的理论指导人力资源的培训和开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地减少员工的流失，增强企、事业组织内部的人员结构稳定性。 3.人力资源薪酬管理中人事管理经济学的运用。薪酬管理也是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重要环节，一套有效的薪酬管理方案可以有效地激发员工热情，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员工积极性和忠诚度。薪酬管理主要和人事管理经济学当中的替代效应以及收入效应有关。人事管理经济学当中提到的替代效应，员工收入不变，员工工资的上涨就会导致闲暇价格上升，这样一来员工就会尽量减少自己的闲暇时间，增加工作时间。一个是收入效应，收入增加，工资保持不变，那么理想的工时数就会减少。所以企、事业组织在制定具体的薪酬管理方案时，需要强化替代效应，弱化收入效应，这样可以进一步激发员工努力工作的主动性。 四、基于人事管理经济学理念改善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1.运用人事管理经济学理论进行人力资源招聘和选拔。人力资源的招聘和选拔环节是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基础，需要企、事业组织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部门给予充分重视。但是目前我国很多企、事业组织人力资源的招聘和选拔方式缺少足够的科学性，尤其是中小企、事业组织体现得更加显著。企、事业组织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思想没有问题，但是具体的方案选择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最为理想的就是降低成本，而工人的工资一般占据很多企、事业组织的成本支出的很大一部分，企、事业组织要想减少成本支出，就需要合理的进行员工招聘。按照人事管理经济学的劳动力和资本的替代效应来分析，对于新兴企、事业组织有很好的借鉴意义，但是我国中小企、事业组织没有很好地利用这一点。 2.运用人事管理经济学进行人力资源的培训和开发。人力资源培训和开发是企、事业组织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重要环节之一，而且具有一定的持续性，人力资源培训和开发包括新入职员工以及老员工。在一定程度上面都有助于提高新老员工对于企、事业组织文化和企、事业组织价值认同，并且不断培养员工的忠诚度。企、事业组织在选择员工培训的方式和具体内容时，需要参考人事管理经济学当中有关于培训边际效益和边际成本的分析，并且通过分析员工和企、事业组织的博弈关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员工的流失。 3.运用人事管理经济学进行薪酬福利制度的设计。薪酬福利管理是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六个模块当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最开始的人事管理经济学对于人力资本投入研究基本上就简化为研究劳动力的工资支付效率问题，但是在当前我国市场经济日渐成熟的情况下，需要进一步完善对于薪酬福利内容的设计。企、事业组织在进行工资制定时，人事管理经济学考虑的主要就是工资支付的效率，需要考虑工资变化的收入效应以及替代效应，这关系到企、事业组织的员工积极性。前文已经分析工资收入效应以及替代效应对于员工积极性的影响，因此工资水平直接影响到员工工作的积极性，企、事业组织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部门和财务部门设计员工薪酬福利时需要考虑企、事业组织的现状，效率与平等是一种取舍关系。企、事业组织要想员工保持高水平的工作效率，就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员工薪酬福利制度设计的科学性，这样一来，就可以促进企、事业组织整体效率的提升。 结语 人事管理经济学研究的是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市场相关的问题，而企、事业组织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则是企、事业组织对于劳动力资源进行优化配置的过程，两者密不可分、息息相关。企、事业组织需要不断地运用人事管理经济学的理论进行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活动，这样可以有效地促进人力资源配置的优化，从而推动企、事业组织整体的发展，也可以满足每一个劳动者的职业价值实现需要。 管理经济学论文:基于管理经济学视角的淘宝“双十一”成功分析 摘 要：网络时代的到来，人们的消费方式由传统的现实交易转变为网络交易。在众多的网络营销中，淘宝“双十一”的巨大成功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本文基于管理经济学的角度，分别从成本、需求和消费心理三个方面剖析了淘宝“双十一”取得成功的内在原因。进一步阐述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管理经济学对于现代企业管理者的启示。 关键词：管理经济学；淘宝商城；双十一 一、研究背景 淘宝“双十一”购物狂欢节始于2009年，此后的每年11月11号，都呈现一番全民狂欢的景象。从2011年到2014年，每年的11月11号的淘宝商城的交易金额分别是33.6亿、191亿、350亿、571亿，这个数字的激增可谓十分惊人。这一方面使广大消费者得到实惠，另一方面也使淘宝商城得到飞速发展。 二、从管理经济学角度分析“双十一”成功的原因 1.成本分析 淘宝商品的低价格主要是原因是低成本导致的，主要体现在： （1）商家无需缴纳高昂的店铺租金。商家每年只需要向淘宝网缴纳一定的服务费，这跟实体店高昂的店铺租金相比相当于是冰山一角。 （2）低廉的人工成本。淘宝商家只需要雇佣几个网络技术人员和客服人员就可以实现经营运作，人工成本低；而实体店铺需要结账、销售、卫生、仓储等人员，人工成本较高。 （3）税收制度不完善。目前，电子商务的税收问题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因此，在税收方面可以节约一大笔成本支出。 2.需求分析 （1）收入提高，需求增加。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者的购买能力增强，导致了消费者对正常商品的需求增加。这是推动“双十一”现象产生的客观原因。 （2）电子商务的出现为快速消费提供契机。网络的快速普及使得中国网民迅速增长，同时电子商务消费模式的出现架起了一座沟通网购消费者和商家交易的桥梁，促进了网络营销的快速发展。 （3）快递物流业的飞速发展。近几年来，由于电子商务的流行，快递物流业也得到了共生发展。现代物流的业务需求量明显增加，运作效率也显著提高，为网络营销的健康发展提供重要保障。 3.消费心理分析 （1）低价格吸引策略。前面的成本分析中提到了淘宝的商家具有低成本的优势，使得淘宝的同质商品的价格绝大部分是低于实体店的价格的。因此，消费者趋向于选择去淘宝购买。而在每年的11月11日，淘宝会推出一年当中最低的折扣，商品的价格只是平时的1/2或1/3。甚至有时候是采用0元、1元、9.9元秒杀的方式来吸引消费者的眼球。这只是以牺牲小部分利益为诱饵，来赚取巨大的销售量来获得更多的盈利。 （2）消费从众心理。在“双十一”即将到来之际，淘宝商城通常通过网络、电视等媒体多方面、全方位的宣传促销活动，刺激消费者的消费欲望。在这种浓烈的购物氛围中，淘宝的忠实消费群体十分容易冲动购买，不理智的消费者也会跟着盲目购买。这种从众消费心理是每年淘宝“双十一”巨大交易额形成的强力催化剂。 三、管理经济学对现代企业管理者的启示 1.降低经营成本，占据市场主动 经营成本的高低，是企业能否占据市场主动的一个关键因素。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是企业经营成本的两大构成部分。如果企业能够降低这两部分的成本，那么其商品的单位成本就非常具有竞争力。通过低价首先占据市场份额，如果竞争对手无法做到价格跟进，那么企业就占据了市场主动权。前面我们分析过淘宝成功的成本原因，把较低的店铺租金视为较低的固定成本，把低廉的人工成本和税收的缺失视为较低的变动成本。这就使得淘宝商家可以采用低价格定价策略来吸引消费者，最终取得成功。 2.分析需求规律，抓住市场机遇 经济学当中的需求规律为：其他条件保持不变，当价格上升时需求量下降；当价格下降时需求量上升。企业管理者还应该充分理解需求价格弹性和收益之间的关系。通常，对于需求价格弹性小于1的市场紧俏商品，企业可以大胆适当提价，这样不仅不会降低需求量，反而能够增加利润。对于需求价格弹性大于1的商品，其替代性较强，企业应该降价销售，以低价快销、薄利多销来争取销售量的增加。淘宝商城就是成功地利用了这一点。 3.把握消费心理，赢得市场先机 消费心理，即对消费者偏好的把握。消费者对某种商品的偏好越强，其对该商品的需求就越大。低价格策略就是抓住了消费者对低价商品偏好的心理，最终达成交易的促销方式。因此，商家和企业应该注重分析和把握消费心理，才能在市场竞争中把握先机。 四、结束语 淘宝商城“双十一”的巨大成功，以及实体商铺经营环境的日渐恶化，我们找到了淘宝成功和实体店铺失败的原因。企业成败的关键就在于能否透过经济规律来分析和思考问题。作为一个企业管理者，应该培养从整体、系统的角度分析和思考问题的能力，建立依据经济规律来进行管理决策的思维方法。通过理性的思维来制定科学的计划并有效实施。这样才能使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管理经济学论文:从管理经济学角度谈对理工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 摘 要：素质教育倡导的是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素质教育培养的结果可表现为一种生活态度、一种认识问题角度、一种解决问题方法或者一种做人做事的基本能力。文中结合反映经济与社会的股票市场案例分析阐明了大学生如何选择就业；论述了管理经济学中的边际分析法在理工大学生情感生活方面的应用；分析了对大学生企业经营管理能力的培养有助于他们毕业后实现自主创业；最后指出管理经济学应用在实际生活中可以提高每个人的生活品质。 关键词：管理经济学 综合素质 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4）03（b）-0220-02 对进入21世纪以后通过大学教育培养出来的理工大学生而言，虽然在专业知识及技能方面有较强优势，但在理解和解决当前社会所面临的一些实际问题，特别是具有较强的综合性问题时表现出相当的局限性[1]。通常素质是指在人的先天生理基础上经过后天教育和社会环境的影响，由知识内化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心理品质，素质教育是一个融培养学生健康人格、强烈生活责任感、人际交往能力及良好协作能力为一体的复杂系统工程，而素质教育的开展有助于大学生从多学科角度综合解决自己学业或工作中所面临的实际问题[2]。所以，深入探讨素质教育选修课程学习对理工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具有非常重要地社会现实意义。 1 结合反映经济与社会的股票市场案例谈理工大学生如何选择就业 众所周知，规范运作的股票市场是一个接近完全竞争的市场，在这样的市场里股票价格能比较充分地反映企业价值，它能够对人们在国民经济中有效地分配投资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3]。不过现实生活中股票市场里大户的存在和不同程度的欺诈和操纵股价的行为也会损害到股民在股票市场中的正当竞争，削弱市场在配置资本资源方面应起的作用。一般来讲，股民炒股的目的是为了通过股市交易使自己拥有的资金财富最大化，炒股手段会因人的性格及思维方式的不同而异，显然良好的心理素质是炒股成败的关键；另外企业为了融资而上市，进而通过股市交易来实现经营的扩大再生产。 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导致资源间有一定程度的可替代性，从而使人们的经济选择成为可能，当股民和上市企业面对股市进行各自具体的经济选择时，依靠的是价格信息，当供求平衡时也就实现了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政府允许股市的存在是为了把社会上闲散资金通过股市进行优化配置，从而进一步消除垄断，真正地引导股市向健康方向蓬勃发展。 实际上若理工大学生毕业后发现自己不适合于在理工专业上发展，那么可以考虑选择自己的特长方向发展，及时对自己的人生做慎重地调整。例如如果有志于做企业经营或金融投资方面的工作，不妨通过素质教育选修课“管理经济学”的系统学习，充分将所学经济分析方法运用于社会实践中，并深入地了解以上所述的股市行情及经济运作规律，以帮助自己进一步了解社会、适应社会、立足社会，为毕业后实现顺利就业做好充分准备。 2 边际分析法在理工大学生情感生活方面的应用 现在理工大学生在上大学青春期一般也面临如何处理同学友谊、爱情等情感问题，当面临一段新的恋情时，不妨应用管理经济学中的“边际分析法”可做出正确地人生情感选择[4]。使用边际分析法具体决策时，即把因决策引起的边际收入与边际成本相比较，看看利润（净效益）是增加了还是减少，这种分析方法的精髓在于判断一个方案是否可行取决于采用方案前后净效益的变化，而不管采用方案前成本或效益曾是多少，它体现了向前看的管理决策思想，并且很容易与数学上微分学相结合而成为解决相关最优化问题的方便工具[5]。据此我们的判断是：过去自己所有的情感经历都属于沉没成本，毫无疑问它的确是人生的一笔重要财富，但现在正确的情感决策是面向自己未来幸福人生的，所以只要自己与新恋情交往对象的爱情源自于两个人内心深处的彼此欣赏、相互信任与相互理解，并且珍惜两个人生命所赋予的不可替代的刻骨铭心的生活体验，共同构建心灵深处的海市蜃楼，即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那么就一定可以走出自己过去情感经历的阴影，这样的情感生活最终会步入婚姻殿堂，共同生活到永远的！ 3 对理工大学生企业经营管理能力的培养有助于他们毕业后实现人生自 主创业 现实中的企业运作涉及到多方面实际问题的解决，其中包括：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的综合利用及优化选择，还有关于产品的技术创新突破，以及委托问题的处理等等。因此，下面想通过对企业基本运行机制及规律的分析谈谈对理工大学生企业经营管理能力的培养，以满足他们毕业后有志实现自主创业的实际需求。 3.1 宏观分析企业经营状况 企业的经营与发展受到内外环境因素的影响，内部主要解决综合管理问题，外部需要考虑如何实施供应链管理，运用公共关系加强与其它企业的相互合作，充分利用企业所拥有的一切资源来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以促进企业的长足发展。尽管企业实际面临的管理问题复杂程度不同，但一般都遵循这样一种基本模式：确定实现既定目标的不同方案，然后选出以最节省资源的方式实现目标的方案，同时要考虑到相互影响的竞争决策者的可能行动与反映。 3.2 企业亏损原因及扭亏为盈的解决途径 例如：武汉重型机床厂属于国家大型企业，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面对市场的激励竞争，由于跟不上市场变化，所以武汉重型机床厂1996年至1999年期间出现了连年亏损，资产负债率达到92.41%，最终成为武汉市的严重亏损企业。企业扭亏为盈的解决途径：（1）把企业在资本市场上卖掉，让大企业兼并，大鱼吃小鱼；（2）宣布破产，其好处在于可逃脱一切债务，坏处是影响企业形象及品牌，以致于在重整企业经营时面临更大困难，没办法找到更好的合作企业，自己的信誉受到影响；（3）利用减员增效来处理企业亏损问题，使企业留有的人员与机器设备保持最佳比例，这样做符合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具体定量裁员可结合多种投入要素最优组合原理的计算来实现，即保证企业中各种员工的MPL/PL值相等，此时各种员工间的比例就达到了最优，从而为企业创造出更多地财富。 3.3 企业生产经营中面临的规模经济问题的解决 另外，企业的生产经营中还需要解决其他各种问题，例如规模经济问题，当企业生产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必然降低了产品制造成本，这说明企业生产存在一个最优规模，即长期平均成本与短期平均成本线相切其切点对应的产量而形成，利用这一点可精明指导企业进行有效经营生产，以提高其经济效益。 由此可见，管理经济学的系统学习可帮助理工大学生通过分析反映经济与社会的各种案例来了解社会，并培养其企业经营管理的实践应用能力，这有助于理工大学生毕业后实现自主创业并成功立足社会打下良好的基础。只有活学活用管理经济学的基本知识，并掌握以上所述的企业生产运作的基本管理与经济规律，才可以帮助理工大学生实现自主创业的梦想。 4 管理经济学知识在每个人实际生活中的应用 管理经济学中的机会成本概念指资源用于其他的、次好的用途所可能得到的净收入，大学生生活中是否上网也是一种生活决策，是否上网选择的依据之一就是上网的机会成本大小[6]。例如：大学生目前正在准备期末考试，此时学校可能会限制大学生上网，因为上网要占用学习时间，而时间是稀缺资源，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资源的用途要有所选择，即资源配置优化问题―― 将有限资源使用在最有价值的地方，所以，虽说大学生可以把时间用于多种不同的用途上，但同一时间段内上了网就不能复习功课，从而导致学业成绩下降，这就是上网的机会成本。另外，人们选择上哪家网站还取决于所选网站资源内容的精彩程度，不同网站在同一时段内有新闻、娱乐、足球赛等不同的内容，并且被不断地刷新，所以通常人们会选择受益最大的网站内容浏览来愉悦地满足自己学习与生活上的精神需求，以不断提高自己的生活品质。 又如一名本科毕业生如果准备报考研究生，他要考虑的成本不仅包括学费、生活费，而且还要考虑如果读研究生就将放弃的直接就业会给他可能带来的收入。实际上他应该将读研究生视为一种人力资源投资，以长期人生规划的观点来进行个人生活决策。 综上所述，机会成本可以较准确地从全社会角度来反映有限资源用于某种经济活动或个人生活所实际付出的代价，从而迫使人们比较合理的分配和使用自己已经拥有的各类不同资源，真正学会选择如何用最小的实际付出获得最大的生活技能与财富积累，把所学经济知识融入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以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 5 对理工大学生人才培养而言素质教育的重要性及实用性 素质教育选修课程开设的意义在于满足大学生不同学习需求，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增强学生的文化底蕴，培养多种技术及生活技能，以培养和提高理工大学生的综合素质[7]。所以，教师在素质教育选修课堂上需要有意识的将书本知识与实际生活相联系，重在启迪学生的心智，从而培养学生的文化素质，其终极追求在于促进学生个性的自由发展、能力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心灵世界的完善。 课堂教学内容的丰富性既体现了学科交叉、相互渗透的发展趋势，更体现了创新人才综合素质的培养。因此，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应把管理经济学的基本内容和企业经营社会实践相结合正确引导学生积极思维，从而逐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及解决管理经营问题的实际能力。对理工大学生而言，4年大学生活是人生经历的一笔重要精神财富，只要大学深造期间能把心灵沉寂下来，专注地做一些有价值的事情，并且珍惜已经拥有的大学生未来职业发展的自由天空，就可以走出实现自己完美人生的成功之路。 管理经济学论文:管理经济学在企业管理决策中的应用 摘 要：管理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在企业管理决策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通过经济分析的方式来处理企业的不同经营管理问题。 关键词：管理经济学；企业管理；决策；应用 一、引言 企业管理中牵涉的决策问题较多。例如，财务决策、销售决策、组织决策、人事决策等等。管理经济学关系到企业资源合理配置的经济决策。管理经济学是独立的经济学应用学科，虽然发展时间并不长，但是由于有很强的指导意义被广大管理者所接受，对未来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二、生命周期管理 生命周期管理源于产品的生命周期理论，包括定义、技术以及规程的较为灵活的综合性结构，生命周期管理属于产品的管理系统，目标是把一个组织的产品以及产品结合的所有生命周期以及价值链所引发的环境负荷及社会经济影响的最低化。同时对企业的产品研发及投放周期有重大的参考价值，进而影响到企业的基业长青。 三、战略管理（宏观经济） 战略管理是指对企业战略的管理，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这就要求高级管理层具备相关的能力及素养。宏观经济管理是政府将国计民生作为目标，透过不同的政策、制度、法律，对市场经济运转的总量与结构进行协调，把控活动的综合。而外延包含了所有国民经济、地区经济、城市经济、部门经济、县区经济、乡镇经济的结合。管理者对宏观经济的理解、把握决定着企业的生存环境和发展方向。 四、管理经济学与企业管理决策之间的关联 管理经济学指的是对企业在一定宏观及微观环境下的研究可以发现，面临如环境束缚等问题应当怎样把有限的资源更加良好的进行运用，来实现既定企业目标。身为应用经济学的一个分界点，管理经济学主要包含了企业决策的经济环境、研究决策最优化的问题。[1]可是，面对企业决策人员来讲，大型繁琐的理论系统可能并非具有实用价值，可通过理论里抽象的一些原则或方法，就能够让管理人员在企业决策里快速掌握重要的事件。只有将原则和方法进行渗透，才可以养成良好的管理习惯，而且把这样的思维方式以及习惯的使用在企业生产、运营决策的考量当中，才可以完全感受到管理经济学。 五、投入产出同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 所有物质资料的生产，都需要将一定数量的劳动对象、劳动方法、劳动力融入生产过程当中，令其结合，从而就会生产出一定数量的物质产品。所有部门的产品通过用途能够分成中间产品以及最终产品。所有部门在投入和产出方面具有非常紧密的关联。这样的关联还可以从实物形态和价值形态方面的联系进行分析。因此，也被称之为技术经济性关联。 六、管理经济学在企业生产管理决策中的作用 首先，真正感受需求规律，有效运用企业产品统治市场。可是，企业只是依照以上方法来降低产品的固定成本和简单掌握一般商品的需求规律是不充分的，应当对变动成本进行把控，令其产品单位的平均成本具有竞争力，如此就能够缓解价格弹性及收益之间的关联，并将其使用在需求规律中为企业提供应有的服务。 其次，透过管理经济学里的科学成本分析，能够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来提高生产的规模，加快生产处在规模报酬攀升的阶段，以此来构成规模经济的优势，将低成本和推销方法有效结合。 最后，运用管理经济学原理进行理性的判断。在系统方面，欠缺对企业经营的指导，进而令企业构成特有的经济学理性思维的意识，对问题进行思考，并以此对企业的经营进行指导。 管理经济学为经营决策提供了一种系统而又有逻辑的分析方法，这些经营决策既影响日常决策，也影响长期计划决策的经济力，是微观经济学在管理实践中的应用，是沟通经济学理论与企业管理决策的桥梁，它为企业决策和管理提供分析工具和方法，其主要理论在需求、生产、成本、市场等方面为决策提供重要指导作用。 七、设计管理经济学的框架 （1）管理经济学的重新界定体现出应用管理经济学的技术、理论以及方法。企业必定是市场经济里具备独立且完整决策权的企业。社会经济是现代市场经济，企业是具备清晰产权的现代企业，政府行政干预应当压缩到最低限度，企业、市场、政府经济行为的法律基础要非常完善。 （2）面对我国企业急需处理的规模不够经济、经营不是集约化的现实问题，将规模经济、集约经济的内涵进行阐述，并提出实际应用的方法，来处理我国企业的两大问题。 （3）汲取了系统管理学特有的权变管理学派的理论精华，并提出系统权变决策的理论，进而以境遇权变决策来取代传统管理经济学。 （4）为了提升处理不同企业经济决策问题的能力，新框架不断涉及设备投资方案的决策、设备更新方案的决策、生产和库存决策的方法、定价决策、人力资源配置、广告决策等范畴。 八、管理经济学在企业管理决策中的应用 （1）深刻感受需求规律，有效运用企业产品的需求价格空间，快速掌控市场。对于普通商品的需求规律而言，一切其他条件不变，价格降低，需求量提高。价格提高，需求量降低。可是，身为企业只是掌握普通商品需求规律是不充分的，应当对需求价格弹性以及收益的关系给予理解，并将其运用在企业的战略服务当中。 （2）科学的成本分析能够降低成本，提高生产和销售，构成规模经济的优势。产品研发过程中，一旦可以有效运用标准技术来降低成本，对集中力量提高产品特色的整体设计十分有利，保证产品质量，对企业的组织结构进行分析，删减多余劳动力，只要处理得当，就能够较为明显的提升企业效益。转变劳动组建方式，有效运用设备、人才以及生产环境。 企业有效运用规模优势，不但降低供货商的进货成本，还会由于规模的构成降低自身的生产产品部件的成本，令其生产的产品性能持续攀升，价格却明显降低，提高了竞争力，进而积极扩大生产，把长期平均成本掌握在U形的前半部分，令规模经济的整体效应能够达到最优。[2] （3）企业领导应当有效运用管理经济学原理进行理性判断。企业在决策之前应当对市场进行透彻的分析。对市场的需求量、产品的价格弹性进行分析，来判断产品的定价。企业的领导应当透过价格策略来转变企业的境况，一定要了解产品的价格弹性，如果弹性不足就应当涨价，弹性充足就应当减价，不然，就是自取灭亡。价格弹性的预测成了制定营销计划的重中之重。企业的营销部门应当透过价格促销、交易折扣、兑奖券等不同形式，让收益达到最大化，一定要了解不同顾客群的喜好以及商品的价格弹性。[3]掌握不同商品给企业战略策略带来的作用。并且企业应当通过成本原理，为企业的生产能力建立清晰的认识。 九、结束语 由于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市场机遇的不断成熟，市场的不断变化给企业管理人员的决策能力提出了挑战。经营者只有把管理经济学的精髓融入个人思想，建立积极的思维习惯，并不断在实践中进行应用，才可以在竞争如此激烈的环境中挣得先机。 管理经济学论文:从管理经济学看电商对传统商业冲击 摘 要：电商兴起对传统商业的冲击是无庸置疑的，本文从管理经济学的角度辨证分析了电商对传统商业冲击，阐明企业之间要从非理性的竞争回归到商业的本质。 关键词：电商； 传统商业； 冲击 2012年，对于电商与传统商业来说都是不平静的一年，先是由8.15的电商大战，后是“双11”的网购，还有“双12”电商促销节。 本来，电子商务作为一种模式、工具，传统商业企业一样可以使用，因为在美国，电子商务一开始都是由传统商业企业发起的。无可否认，电子商务给传统零售渠道带来巨大的冲击。 但是，不管是媒体、企业、消费者等，对于电商的认识似乎陷入了一种误区，要么全盘否定电商模式，要么全盘否定传统的商业模式。最明显的就是马云说的一句话“要么电子商务，要么无商可务”。他认为，就像狮子会吃掉羊，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新模式将是“对于传统商业生态系统的一次革命性的颠覆。” 一、问题的提出：电商模式是“猛师”吗？ 被策划为“光棍节”的“双11”，成了商家的又一次商机。而对于2012年的“双11”却又意义非同一般，因为这一天“光棍节”，倍感凄凉的不只是那些单身男女，还有那些门庭冷落的百货公司，尽管不少商场在显眼处也应景地打出了“迎双11优惠”的海报，但与天猫商城“双11”当日销售额达132亿元的战绩相比，人气实在是天差地别。除了天猫，当当、苏宁易购、国美网上商城等电商网站“双11”促销活动也成绩裴然。似乎只要借到了“双11”购物节的东风，电商网站都不愁没有顾客，定能赚得盆满钵满。但事实是否如此美好？ 二、“双11”网购沸腾的原因 1、电子商务的价格便宜、运输快捷、选择广泛等因素带来的优势是明显的，已吸引部分消费者改变其购买习惯，特别是年轻的一代消费者。 2、“双11”电商的“5折”口号，更是将消费者的消费需求集中释放。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尽管“双11”促销活动的销售纪录是一天内创下的，却并不能把这个销量单纯地看成是一个单日销量，实际上是透支了后面两个月乃至三个月的消费力达成的，因为顾客的预算就这么多，有可能这一次他们就把半年的预算用光了，一次消费完后，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再购买，这种规模不是常态，换句话说“双11”并没有更多地创造增量需求，它创造的是人为的销售洪峰。这从随后进行的“双12”电商促销节出现“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惨淡景象就可以看出。 三、从管理经济学角度剖析电商对传统商业的冲击 （一）无论是传统商业还是电商，都要以满足消费者需求来创造利润 所谓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是指消费者在一定时间内和一定条件下愿意并且能够购买的商品或劳务的数量。有许多的因素影响着人们的需求，如：商品的价格、相关商品的价格、消费者的收入、广告支出、预期价格变化、市场消费者的人数等。从本次“双11”电商促销活动来看，消费者的需求是巨大的，根据阿里集团提供的数据显示，在11月11日“光棍节”网购当日是，天猫和淘宝的支付宝的销售额达到191亿元，这不仅是中国单日零售的最高纪录，中国也成为全球网购单日销售纪录拥有国，原因就在于： 1、商品的价格 （1）相对于传统商业来说，电商企业的部分商品在价格上的优势是明显的 电商企业省却了店面租金、压货积压、人工费用等，避开了传统零售业的通道费用、物业出租利润、投资收益、预付卡沉淀等痼疾。所以在同样的商品条件下，网购的价格优势吸引着消费者的需求。有《羊城晚报》的记者在“光棍节”前进行体验调查，比较网购与实体店购买哪个划算？这位记者欲购的是某品牌的瑞士时尚腕表，此品牌在广州各大商场都有连锁店，标价统一。记者看中的那一款红色腕表实体店标价810元，没有折扣。而在淘宝某网店，此款手表也在售，价格600元不到且包邮。 （2）商品需求的价格弹性 不难发现，在本次“双11”电商促销战中，销售额最高的前两名是鞋子和服装、家电等商品。这些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是比较大的。所谓需求价格弹性是在一定时期内消费者对一种商品或服务的价格变化的反应程度。需求价格弹性越大，表明价格的下降对需求量的增加会加大，特别是在本次“5折”口号的促销价格刺激下，消费者的需求被电商有效调动，造成销售额的激增。 2、市场消费者的人数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电商的兴起，离不开网商的迅速成长，到2011年，我国网商规模已经突破8300万人，光是淘宝网卖家已经超过600万家。而相对应的成为网购消费者的数量则更多，据阿里集团提供的数据显示，在网络参与人数中，支付系统共2.13亿UV（独立访客），这也导致了网购市场需求量的上升。 （二）这是电商与传统商业模式的一种博弈 8.15的电商大战，主要是京东商城和苏宁、国美等家电零售巨头的一种竞争。目前，中国的家电零售行业已形成一种寡头竞争市场结构，所谓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是指少数几家企业控制整个市场的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的这样一种市场组织。我们知道，形成寡头垄断市场结构的主要原因是企业的规模式经济性，在家电零售行业，规模经济性显著，国美与苏宁就是凭着连锁经营的模式，通过规模经济，用较低的价格，较低的成本，占领着较大的市场份额。在京东商城之前，国美与苏宁经过多年的发展，已成了线下的家电零售连锁巨头，逐渐取得了家电渠道控制权，两大寡头虽有竞争，但更多的是非价格方面进行竞争，也就是从广告、产品质量、市场策略上进行竞争。随着电商的发展，作为电商的家电零售巨头京东商城不断发展壮大，当然这种发展壮大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的，因为京东商城2011年亏损近12亿元，毛利率仅为5%。由于寡头垄断市场企业之间的行为相互依存性，因此，一家企业在作决策时，必须考虑竞争对手对自己的决策可能做出的反应，具有一些博弈的特征。 而2012年的8.15电商大战是京东商城自恃电商的低价优势，向电商方面仍然较弱的苏宁和国美两家电零售巨头发起价格大战，想取代传统的家电零售业，取得家电的渠道控制权，也即是对供应商的控制权。京东商城的CEO刘强东说，“没耐心陪着苏宁10元10元地降价了，上午11：00-12：00直接发放“满2000减300”和“满3000减500”的大家电优惠券，相当于每件便宜300-500元，一步到位！”由此引发苏宁和国美均宣称其线下门店加入促销大战，国美华南大区总经理高集群甚至喊出“奉陪到底，干掉京东”。电商的价格战全面引入线下，国美宣称从8月17日起，国美电器全国1700多家门店调整价格，直破网价；苏宁广州地区管理中心总经理范春燕也称，苏宁电器线下1700多家门店将于8月17日起启动全国大规模促销活动，最高降幅达到50%，承诺价格最低。不过，根据新浪微博发起的调查显示，超过七成五的网友表示由京东发起的此次价格战就是一次“纯忽悠”。因为据第三方的报告显示，京东、苏宁、国美这几家网站超过10万件的商品中，直正价格下降的不足10%，京东大家电在广州地区的库存更是被爆平均缺货率高达6成。京东商城没有认清寡头市场的共有特征，也即是它降价，它也不会获得整个市场，在调整价格后，销售量的增加或减少还取决于它的竞争方的反应。 本次电商大战，还受到了供应商的强烈反弹。海尔与京东商城停止合作，海信电器营销副总胡剑涌表示，坚决反对任何渠道单方面没有原则地打价格战。深康佳副总穆刚也质疑：“京东商城是在经营企业吗？是在毁灭社会财富！中国企业家如果浮躁张狂而不尊重对手，在不久的将来必败无疑！” 四、结论 （一）电商对传统商业模式的冲击是无庸置疑的，但电商应当放弃以价格战为噱头的非理性竞争 一是消费者不那么容易上当了，尤其担心虚假促销和售后服务；二是电商大佬们也开始反思价格战这种非理性行为，开始回归商业本质。不赚钱的生意是做不下去的，低价买入，高价卖出是永远不变的法则。 （二）通过价格战建立起来的用户规模不过是昙花一现 因为消费者最终认可的并不是京东、苏宁或天猫，他们认可的只是价格，万一出现比你低的商家，他立刻跑掉了，这样的规模有什么用？千古以来，商业的本质从来没发生变化，电子商务不过是一个新的经营模式，并不构成核心本质，但愿未来的“双11、双12”不再只是拼价格，更多的应是拼品牌、拼创意、拼服务，拼品质。而传统商业在体验营销、商品质量、销售网点、配送能力、售后服务方面所具有的优势也依然有自己的生存空间，当然最好的方式是，电商与传统商业模式相结合，各取所长，协同发展。 管理经济学论文:经济学理论的不足与管理经济学的补充 摘要：通过我们长期研究，本文首先指出了资本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数理经济学的理论严重不足，它们最终都成为“黑板经济学”。本文从管理角度出发，首先提出了四要素的观点，并对国际体育竞赛效果进行简单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三不依赖”的经济管理思路，总结创新了《公平竞赛办法》，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崭新视角，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作和管理提出了一套全新的思路。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资本主义经济学；数理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平竞赛办法》；管理四要素 一、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严重不足 资本主义经济学（也称西方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数理经济学三大思想体系，各有其客观性和合理性。它们各自的逻辑结构，从公理化方法看，也是自成一体，都能自圆其说。三大思想体系在实践当中，之所以运用起来都不尽人意，原因主要在于各自要求的前提条件都有不切合实际的问题。 资本主义经济学思想及其对应的办法是市场经济，用于实践，其有效运转需要“人人自由平等”的社会环境为前提。这就好比拳击比赛，进场时的运动员只有同一重量级，通过自由击打得出的结果才谈得上公正合理。可是现实生活中，平等是少见和相对的，不平等则是常见的。因而西方经济学及市场经济的适用性就受到局限性。市场价格并非像西方经济学所说的那样，在大数定律的意义上公正合理、不偏不倚，这就是亚当・斯密所指“市场好比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的结果。 这只看不见的手到底是什么呢？马克思主义者一般认为是价值规律在经济生活中发生作用，我们认为更直接的原因是“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在发挥作用。资本的本性是贪梦和自私，马克思关于资本贪梦自私的描述揭露了资本的本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胆壮起来；有10%的利润，它就会到处被使用；有20%，就会活泼起来；有50%，就会引起积极的冒险；有100%，它就会不顾人间的一切法律；有300%，它就敢冒绞首的风险”。 在商品经济社会中，市场价格的形成，大多数情况下都偏向有钱有势者，市场价格形成过程中也会“嫌贫爱富”，成为市场两极分化的重要原因，我们称之为“财富磁场效应”。认识不到这一点，盲目依赖市场机制，难免派生出种种匪夷所思的怪事和有悖常识的奇谈。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思想及其对应的办法是计划经济，用于实践，其有效运转需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崇高觉悟”做前提。形象地说，其参与者或至少各级领导人员，应当具备矍鲁巴、、、白求恩、焦裕禄那样的觉悟，否则难免出现以权谋私、官僚主义、或懒、慢、差、费等现象。 现实中，具有“崇高觉悟”的人是稀缺的，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有自身利益诉求。即便在特殊时期和特殊历史条件下，如斯大林同志讲的那样“我们共产党人是具有特种性格的人，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也是难于持久的。计划经济在各国最初的实践中之所以鼎盛辉煌，是因为长期革命战争造就的，一大批公而忘私的无产阶级战士是其重要支柱。若干年后，随着“老领导”的逐步谢幕，新领导的逐步接班，和平时期个人利益渐成主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运作中也就弊病迭出。日趋严重的官僚主义、不断降低的工作效率，致使社会到了缺吃少穿、精神禁锢的地步。仅仅强行依靠思想教育或改造，反倒派生出种种很不正常的怪相和假话成风的奇观。同时，计划经济最大问题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变化在抛弃计划，这也成为计划经济的重要弊端之一。 数理经济学的思想及其对应的办法是数学模型。用于实践，其有效运转需要“具有特定要求的完备数据”作前提。形象地说，好比一顿盛宴，不仅取决于烹调技术和餐具，还需要各式精美的原料，否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可是现实经济生活中，既有的经济统计数据，很不健全甚至误差惊人。即便重要而又“成熟”的一些基本数据，不同权威机构算出结果差别之大也令人惊诧。虽说建立健全数据库的工作各国政府和专家一直努力不懈，但时至今日仍谈不上根本性的改进。深究其里，发现深层次的困难并不在统计工作本身。理论上看似相当美妙的数学模型，实践起来作用就很有限。勉强借用现有统计资料运算，得出的结果常常带有相当的游艺色彩。 理论上假设前提条件的欠缺，使得对应的办法应用起来效果大打折扣。这就使我们理解了，为什么崇拜市场经济的某些人喜欢多党制，不厌其烦地呼吁所谓“民主”。与其说这是一种出于正义的呼声，不如说面对市场失灵在作思想上的补漏之举，或者企图把出现纰漏的责任寻找一个替罪羊。这也使我们理解了，计划经济年代为什么要竭力宣讲“大公无私”，不厌其烦地“改造思想”。与其说这是一种政治需要，不如说深层次的动因在于管理工作，在于不断地落实和校正经济运转所需要的前提条件。同理，搞数理经济学的人，最大的期盼和梦想，就是有朝一日统计部门能够提供全面而可靠的统计数据。 为求得实践有效，立足于经济学三大理论体系，以往都在设法使各自所需要的前提条件尽可能完备。可是不遗余力的结果总是事倍功半。在经历了无数次挫折和说不尽的焦虑后，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反其道而行之，提出一种新的经济学思想，使对应的办法适应既有的社会现状呢？ 萨缪尔森在《经济学》有一段话说得很坦率，“喜欢讽刺的人对于完全的市场经济所说的话，可能正和萧伯纳对于基督教所说的一样：唯一的毛病是从来没有被实施过”。这就是说，完全的市场经济其实只是一个乌托邦。由此联想到，完全的计划经济也是一个乌托邦，也从来没有实现过。只要不迷信以往的所谓经典理论，不难看到，实践过的所谓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都是一种与理论描述有所不同的，或很不相同的变形体。所有的经济实践或浅或深地表明，对市场经济的原教旨或计划经济的原教旨均不可过于依赖。无论哪一个，如用政权的力量强力推行，严格照办，带来的都是教训甚至灾难。反之，在变通实施的情况下，效果反而相对好些。在美国，这被说成是“混合经济”（萨缪尔森）。在我们这一代人熟悉的语言中，这被表达为一句很巧妙的话：“把经济理论同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二、经济管理要素与管理结构探索 （一）管理四要素 无论是社会管理，还是经济管理，无一例外是对人和物的管理。管理的过程也无一例外是由管理标准、管理决策、管理执行、管理监督组成，我们称之为管理四要素。管理四要素通俗的讲就是做什么、谁来做、怎么做、怎么样。 管理标准是对管理对象提出要实现的目标或要实现的目的，与管理指标紧密联系，又相互区别。管理标准的制定一般遵从国际、国内相关行业标准和管理对象的具体特点而制定。 管理决策是对实现管理对象既定目标的方案的选择过程，我们也称之为“信任推定”，信任推定又可以分为两种：可信推定和不可信推定。类似于司法认定的有罪推定和无罪推定。有罪推定：若不能证明无罪，则推定为有罪。无罪推定：若不能证明有罪，则推定为无罪。 管理执行是在采纳决策方案的基础上，对管理对象进行相应的生产经营管理和社会活动。 管理监督是对管理对象在管理标准制定、决策、执行过程进行全程监督，而不至于管理偏离既定管理方向和目标。 管理四要素的有机结合就形成一个完备的管理框架，管理框架的每一个环节都置于阳光下运作，各司其职，而不会打着机密的旗号暗箱操作，弄虚作假。 （二）经济管理结构发展创新 社会主义有两个根本任务，一是发展生产力；二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简单地说就是“公平与效率”问题，既要公平，又要效率。自改革开放以来，打破了公有制计划经济的藩篱，开启了市场经济的大门，但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市场经济，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有待于社会科学研究者通过研究和实践相结合给出答案。 社会主义经济的“公平与效率”的要求决定了社会主义最理想基本模式――公有制市场经济。原因在于公有制会有效兼顾公平正义和统筹社会分配，能更好地引导社会实现公平正义，有效控制两极分化，因为所有权决定分配权；市场经济才能更有效调动社会资源的分配和调动社会积极性。传统计划经济模式公有制所有权人没有真正起到对宏观经济和企业经营实施有效管理和监督的作用。 第一，要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市场经济，必须解决政经、政企分离问题，宏观经济管理必须在党中央和人大领导下，独立于政府之外，制定相关经济管理政策，政府作为社会经济的服务和执法机构，维护经济秩序，服务经济建设，为市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第二，企业人才选拔必须由通过市场选拔，与传统人才任免制划清界限，不能任人唯亲、行政派遣、行政任免，否则，违背市场经济基本准则。 第三，形成严格企业管理模式：标准、决策、执行、监督相互配合与制约。 第四，明确公有产权与公共管理分配的关系，把经济建设交给人民自己做主，党和政府做好公共服务和依法管理，不要包办。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方法的三不依赖构想 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经济学所依赖的是“人人平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依赖的是“高度觉悟”，数理经济学所依赖的是“精准数据”。三种经济学理论都是在一定假设条件下，有其合理性，也能自成一体，自言其说，但是一旦走向实践，假设条件并不成立，甚至大相径庭，我们的理论都会变得千疮百孔，不堪一击。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从来就没有摆脱过贫富分化和周期性经济危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从来没有在常规环境下真正实践过；数理经济学更是黑板经济学，在实践中根本没有实践上的意义。原因是市场从来就没有“人人平等”，共产党员也从来不是“人人具有高度觉悟”，统计数据也从来没有精准过。 我们想有没有更好的办法不依赖任何前提条件的经济学方法呢？ 奥运会是全世界公认的公平的体育赛事活动，长期以来得到全世界一致认可。他们既不依赖人人平等，也不依赖高度觉悟，更不依赖精准数据，他们依靠的就是“公平竞赛”。历年的高考一样，不依赖任何前提条件，标准统一，各显神通，能者优先。从这两个事例中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到一些启发呢？经过长期研究思考，张敢明教授为首的研究组首先提出了《公平竞赛办法》的轮廓，后经不断完善补充发展成为一套系统完整的经济管理方法。 《公平竞赛办法》其要点为：一套管理标准、一项审核程序、两个基础概念、三大职能分设结构、五条基本原则，曾俗称“一一二三五办法”。 一是一套管理标准（效益标准）和一项审核程序（信任推定）；二是两个基本概念（效益标准和效益指标）；三是大职能（决策、执行、监督）分设，五是五项基本原则（生产资料公共性、按劳分配、计划管理、能者优先、分级调控）。其有效结合了历史的和现代的多项优秀思想和优秀成果。比如，将管理四要素引进企业管理，形成企业“咨询（顾问）、调节（决策）、执行、监督”的公开透明的管理机制；将法学中的无罪推定法引进到企业管理中来，形成企业管理信任推定规则；将招标投标工程中标的方案引进到企业人才选拔的竞赛中，形成效益最优选择规则。更有意义的是张敢明教授受物理学中的温度与摄氏度的启发，在企业管理中形成了“效益标准和效益指标”两个基本概念，可以说这纯粹是一项具有创造性的工作，正是这项创造性的工作，改变了企业管理中单一的计划指标模式，可以有效地将企业效益标准和效益指标区分开来，将企业所有权与企业经营权有机结合，完成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换。 《公平竞赛办法》实施步骤可以优先小企业、大国企和事业单位，甚至国家基层行政机构人才选拔和考核，采取循序渐进的办法逐步推广到社会各个领域。 （作者单位：中国集体经济杂志社） 管理经济学论文:人本管理经济学探索 摘要：人本管理经济学顺应后工业化及网络数字化时代组织管理人本化大趋势，立足于强调主体意义及价值理性的人本主义视界，遵循方法论的个人主义逻辑思维范式，借鉴利用现代经济学有关人类行为的经典及最新理论和方法，以研究并回应组织管理中人的问题为基本宗旨和任务，特别聚焦于组织成员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的战略性激励相容问题主题，以“职场就业—战略规划—目标导向—投资开发—人际整合”人本管理运作主线，分别沿着竞争—合作（人本组织激励管理基本矛盾）与规矩—方圆（组织人本激励相容两个层面）两大人本管理经济问题导向线索展开相关学术研究而形成的一门应用经济学新分支。 关键词：人本主义；人本价值论；组织人本激励管理；人本管理经济学 一、问题提出：直面历史现实的理论演化脉络及跨学科整合走势 大而言之，主体欲求的无限性与环境资源的稀缺性，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基本矛盾、共同困境和永恒主题。为此，人类在长期历史演化中自发形成两种基本应对机制，即市场交换与组织管理；相应地，在学术上分别直面聚焦回应这样两大实践的理论范式就是经济学与管理学。 要缓解这个基本矛盾和困境，人力在主观“用力”上无外乎两个基本方向：一方面，依托“情商”（人文伦理及宗教信仰）努力节制欲求或抑制需求；另一方面，凭借“智商”（人类理性或科学技术）尽力有效利用既有资源并进一步开发利用新资源。其结果，以工业化为标志使人类历史发生了一种“非对称性突变”：工业化以前，人类情感在漫长演化的市场自然扩展秩序中占了上风；而市场运作和发展到一定阈值或拐点，引发了工业化革命性突变，结果使人类理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释放或解放，发展到后来甚至达到登峰造极的无知之狂妄程度。 所谓现代社会，乃工业化及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而正是这种轰轰烈烈、声势浩大的现代社会经济实践活动，才孕育出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和管理学。正是基于大机器工业生产的需要，以及在此基础上由发达市场机制链接而形成的社会化大生产体系，才使人们集结在一个个具有开放系统性、内在合作性和外在竞争性的命运（利益）共同体中；所谓组织，就是这些命运（利益）共同体随着时间推移不断稳固化、巨型化发展的结果，并随着市场秩序不断向外自然扩展而在空间上广泛存在于社会各个领域。特别是进入20世纪，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完成工业化，其市场经济进入高级发展阶段以后，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被普遍地“扭结”在特定的社会组织中；同时，以工商企业组织、非营利性组织和政府公共组织多元鼎立为基本格局的现代组织网络体系，逐渐演变成为每一个现代人时时刻刻生存其间、必须直接面对和积极适应的基本生存情景或社会生态环境。结果，市场与组织并肩而行、互动发展，不仅促成了无比繁荣昌盛的现代社会经济实践，而且促成了现代经济学与管理学的大融合大发展。 虽然从现代社会经济实践源泉来看，关注市场的经济学与聚焦组织的管理学可以算作孪生兄弟，但在启蒙与集大成发展的时序节奏上，经济学可以大致算作管理学的兄长。早在1776年，现代经济学鼻祖斯密就在其开山大作《国富论》中，富有远见地奠定了主导经济学理论研究基本发展方向和主流趋势的学科信条和理论范式，即建立在每个人追求自利基础上的自由市场机制乃国民财富根本源泉及和谐社会赖以建立的基石。其后，经由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的集大成诠释，以及凯恩斯主义的宏观拓展，到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宏微观新综合，经济学基本上是围绕市场资源配置基础功能主题一路拓展开来的。 相对于经济学来说，管理学实现集大成并蓬勃发展步伐稍有滞后。虽然早在18世纪末英国工业革命所开创的工业化新时代，大规模、高密度、商业性和社会化的工业组织（企业）形成了对管理前所未有的特殊需要和要求，并激发了欧文等一大批工业管理专家及管理教育先驱相继辈出，但尚未形成一组逻辑清晰的学科信条和一套完整成型的理论范式。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展到巅峰的欧美工业化社会经济、特别是企业制度化管理实践，才孕育出以法约尔特别是以泰勒为代表的一代管理大师级人物，他们在其经典论著中《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1916年）和《科学管理原理》（1911年）正式提出并清晰阐释了现代组织管理学的基本信条和理论范式，从而使管理学以科学的面目正式登上学术大雅之堂，并在其后近百年的历史中衍生出葱郁茂盛、五花八门的管理学派丛林[1]。 无论是经济学还是管理学，最初的元问题都是属于或为了回应人的问题，即：如何有效开发、配置和利用稀缺资源才能满足个人、组织或社会等特定主体的目标和需要？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在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现代工业化大生产体系中，本来是主体、目的和本源意义的人，却在自己所创造的器物工具中被异化，最终被沦落为器物、工具和手段。好在大自然自有自组织平衡协调机制，两极轮回，物极必反，随着后工业化时代的来临，近百年来的经济学与管理学研究主题都明显地呈现出一种人本化的回归趋势（如图1所示）。 图1人本管理经济学的实践背景及学术源头 按照传统经济学范式，市场是由厂商、居民户、政府和国外四个主体之间进行产品和劳务及劳动力交换，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机制或方式，至于四个主体各自内部是什么状况又如何运作则不属于其研究的范围。在这四个主体部门中，厂商是经济学最原本、最主要的聚焦点，其他三个则相对有些辅助性或衍生性；也就是说，回答厂商内部组织管理问题，相对来说显得更为迫切、更为重要、更可以纵深发掘，由此衍生出一门管理经济学分支学科。传统管理经济学，由私人厂商拓展到公共及非营利组织，其实就是将微观经济学特别是市场与厂商理论基本原理运用于组织资源配置及管理决策而形成的一整套具有现实操作性的程式、技术和方法。例如，在国外众多管理经济学教科书中，由麦圭根、莫耶和哈里斯三位教授合著的《管理经济学：应用、战略与策略》以其内容丰富、结构清晰、紧跟前沿、贴近实际等具有显著代表性。他们在最新的第8版中是这样界定管理经济学研究主题的：“管理经济学研究的是在经济中的私人、公共和非营利部门内，由分析人员、经理人员和咨询人员所制定的资源配置战略、战术策略。管理经济学的各种方法力求以最有效率的方式实现组织的目标，同时考虑对实现目标的洼陷和内含约束条件。本书围绕两大主题组织内容：私人部门企业的产品线竞争和股东财富的最大化。此外，管理效率问题为所有组织做出资源配置决策提供了一个共同基础”[2]。可见，管理经济学总的理论基点、基调和着重点还是在强调工商企业、非营利性组织的市场逻辑及其对组织决策者的宏观政策约束及技术经济条件限制。 经济学真正从市场偏在视界走出将企业等科层组织正面纳入其研究视野，并将它看做与市场对等并在交易成本大于零的现实世界替代其发挥经济职能的一种特殊资源配置方式，在期间发挥了转折点或里程碑性关键作用的，是1937年科斯等发动关于“交易费用的概念革命”以及由此引发的“新制度经济学”浪潮。由此开始，经济学理论研究逐渐回归人本轨道，一大批研究者越来越关注组织、组织中人的（契约与非契约）关系、组织制度架构及演化，特别是聚焦于组织中管理者（雇主）与员工（雇员）这个基本矛盾，借鉴心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学科研究新成果，将研究对象和重点逐渐指向组织（中人的）行为及其激励问题，拓展衍生出行为经济学、组织经济学、实验经济学、契约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等诸多新分支，进而与当代组织管理学中的劳动关系学派、人事管理学派和人力资源管理学派渐次对接起来，以致在理论发展和学科建设上提出了构建人本管理经济学的现实目标和任务。 近年来，作为传统管理经济学的理论变革和疆界延伸，英美等国一大批对组织经济学问题感兴趣的学院派学者开展了一系列探索性研究工作，他们试图在企业等组织层面以人的行为及激励问题为焦点构建一套逻辑自洽的理论范式和框架。这方面具有集大成代表性的最新标志性著作，大致可以举出如下几部：一是2002年英国白金汉大学组织经济学教授利科特的《企业经济学》，该论著以科斯定理及企业的契约理论为立论基点，讨论了企业及非营利组织的制度结构，以及企业管理者等利益相关者的激励和环境约束问题[3]；二是199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米尔格罗姆与罗伯茨所著《经济学、组织与管理》，该论著对传统管理经济学范式进行了革命性变革，总结了半个世纪以来经济学在组织合约、协调、驱动、雇佣、激励管理及变革领域发展起来的新思想、新理论和新方法[4]；三是2003年亨德里克斯所著《组织的经济学与管理学：协调、激励与策略》，该论著基于博弈论、科斯定理及信息经济学最新研究成果，围绕如何协调与激励组织中策略互动着的人们这个核心主题，对组织中有关决策、匹配及商业策略问题进行了新的诠释[5]。 与此同时，近百年来，随着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特别是网络数字化新技术革命的推动，组织管理学越来越呈现一种不断软化和人性化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关于组织行为与人力资源管理实践领域的相关研究课题，迫切需要依托一套以组织中的人为中心、以既自成体系自圆其说又逻辑严密思路清晰的经济学理论框架做支撑，为组织管理者特别是人力资源管理工作者提供一整套既可以证伪又易于操作的经济学思想方法、思维方式和分析工具。为此，中外学者在学科建设上也做出了一系列相关努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的拉奇尔教授在1998年出版的《人事管理经济学》，该书围绕招募与雇佣、人员流动、精简、工作效率、团队、年功报酬、考核、福利、职权和任务分派等人力资源管理主题，系统地介绍了一系列相关经济分析技术和方法，其目的是为组织管理者及人力资源管理者权衡相关利益关系、提升决策水平和降低管理成本提供相应的经济学理论支撑[6]。在该领域国内学者也做了有益探索，近年来国内图书市场上也陆续出现了若干部有关人力资源经济学或人力资源管理经济分析[7]教科书，探索性地将经济学、劳动经济相关的原理与方法依照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模块串联成体系，试图形成一个独立学科。 但是，既有相关研究成果尚有不少缺憾及存疑之处，大致说来有三：一是没有在人本主义意义上给出具有硬核性质的学科概念和核心理念，使相关经济学分析方法缺乏坚实可靠而又逻辑自洽的理论根基。二是对有关经济学概念、原理与方法的转述，没有从学科视角分歧、学术流派渊源及交叉整合脉络上给出应有的清算梳理，使相关内容虽然围绕组织管理或人力资源管理职能模块组合在了一起，但在经济学理论逻辑体系上显得十分零碎零散，不能形成逻辑清晰、前后连贯的统一体系，往往研读起来使人有些不得要领。三是由于在理论逻辑上不能自洽成体，相关问题研究没有可支撑的对接点，因而在学科建设和发展上缺乏应有的成长性和可持续性。 笔者数十年来由宏观而微观、由经济学而管理学，游走于国民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与企业管理学等多门学科教学与科研活动之间，但在研究方向和主线上万变不离其宗，长期始终如一地聚焦于人本发展与管理问题。2006年，笔者将自己多年累积的相关成果汇集成著，以《人本发展经济学》名字推出[8]；经过又七年在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学术累积，并基于现实咨询管理和科研教学需要，特别是依托两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资助，认为是该推出其姊妹篇人本管理经济学（二者类似于宏微观经济学之的关系）的时候了。本文乃该著之导论，现将自己初步构思和粗略观点先行公开发表，以求教于同行专家。 二、研究范式：人本管理经济学的理论视界、方法论及主题基线 人本管理经济学是立足于强调主体意义及价值理性的人本主义视界，严格遵循个人自由主义方法论的逻辑思维范式，借鉴利用现代经济学有关人类行为的经典及最新理论和方法，以研究并回应组织管理中人的问题为基本宗旨和任务，特别聚焦于组织成员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的战略性激励相容问题的研究主题和主线，并由此形成的一门应用经济学新分支。 1人本管理经济学视界：强调主体意义及价值理性的人本主义 关于人本主义（Humanism），源于人如何实现自己的自由意志这个最基本的元哲学命题。虽然人是有自由意志的特殊物种，但人类毕竟也是大自然的造物，人类文明自从诞生的那天起就面临着一个无法摆脱的现实困境，那就是18世纪法国思想家卢梭所说的两难悖论：自以为自由的人类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类到头来往往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9]。 自然科学是人类理性超越自然束缚而客观认识外部世界的产物，西方科学主义最初正是源自古希腊的理性主义文化传统，那时的人们普遍崇尚用自己的智慧、勇敢和正义去观察思考大自然奥秘的精神意志。但是，进入中世纪（公元500—1 500年），这种理性主义精神在大自然强大的力量压迫下被扭曲为基于宗教信仰的神学，一开始一些传教士还试图运用古希腊理性主义文化去解说基督教义，随后在经院哲学那里理性主义异化为论证基督教永恒真理的工具，这样，西方理性主义文化传统伴随着日益盛行的基督教经院哲学而得以保留和传承。后来，当传教士堕落行为被揭穿、经院哲学越来越走向玄虚而逐渐远离现实生活被人们所唾弃时，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的启蒙者们，将科学理性主义从传统经院哲学中抽取出来，以人本主义面目出现而成为反对神本主义的有力武器，由此滥觞并迅速演化成为西方主流价值文化。 也就是说，人本主义作为一种西方价值观和哲学思想文化传统，是自欧洲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后，经历代思想家发展、完善逐步形成和传播开来的。最初，人本主义是特指16—17世纪的一种文化思潮，即对古希腊罗马文学、语言、科学及其他人文学科的热衷，对宗教、神权和经院哲学的扬弃和批判，对个人主义、世俗主义、理性至上和科学实证精神以及人权和人的自由价值之复兴或弘扬等；但是到了18—19世纪，以人本主义为表现形态的理性主义发展到极致，终于孕育出了工业革命和工业文明，在工业化的过程中理性主义逐渐走向现代科学理性主义极端，在这种理性主义思潮涌动下，导致德国哲学家尼采所说的上帝死了之象：科学技术开发出来的物质机器逐渐将人性异化，本来是生产目的和主体的人反而被异化为生产的工具和手段，物质享受几乎侵蚀人们所有的心灵空间，物质性的工具理性代替了终极关怀意义上的价值理性。 20世纪，可以说是人类在社会变革特别是科技革命中涅槃重生的世纪。随着大机器工业化的登峰造极和人类科学理性主义的泛滥成灾，人们逐渐看清并感同身受地体验到主体异化和工具理性带来的一系列不快乐、不幸福乃至痛苦或灾难，人们在大自然一场场惩罚性的灾害面前越来越感到一种无可奈何的无力感，不得不生发出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敬畏感。于是，以人为本，回归大自然、回归人本性、回归人的主体性和价值理性，成为从市场运作到组织管理、从经济学到管理学研究的共同取向。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提人本主义就具有对立于科学理性主义的新意义，而回归人性，反思科学价值、解构理性标准、呼唤终极关怀、重塑心灵美德，也就成为当代人本主义精神的基本内涵及主流倾向。这也是人本管理学应持有的认识论视野。 2人本管理经济学方法论：遵循现代经济学逻辑思维范式的“个人自由主义” 在方法论上，人文社会科学相对于自然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研究者本身就是参与其研究对象中的一分子，很难在“局外”用条件控制的试验方法对社会活动或人类行为做观察。尽管目前一些社会科学，例如经济学在研究技术上已经发展到很像自然科学的状态，对个体微观行为也已开始用实验方法进行研究，但就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总体状况来看，这也仅是作为一种辅助性的经验检验方法来使用，其主要研究方法还是以理论实证为基本特征的。 关于理论实证研究方法，其基本套路无外乎：从大量的客观社会现象或人类行为中分析、归纳和概括出一些基本的理论假定，也就是借助理论思维将客观对象抽象为韦伯所说的“理想模型”，以此作为逻辑分析的起点；然后，在这些基本假定基础上进行逻辑演绎，推导出一系列理论结论，并通过逐步放松有关假定，把原来抽象掉的不同层次的非本质的东西追加进去，使理论联系（契合）实际，以达到理论实证社会经济现实的目的。这种社会科学方法，在马克思那里就叫做抽象法，其前一过程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方法，而后一过程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方法；而奥地利经济学派代表人物米塞斯则称之为“假想结构法”，并认为“经济学的独特研究方法就是假想结构法”[10]。 经济学对于人类行为的研究同样或更需要依赖这样的抽象法，但从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分工协作关系来看，经济学则有其独特的角度和方法。其独特之处就在于：任何人类个人的行为，在经济学看来都是一种在稀缺资源环境约束下来追求个人自身预期收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行为。其中包括三层基本含义：一是自利动机，即追求自身利益是人类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和基本目标。二是环境约束，即追求自利目标是在稀缺性资源条件和社会制度规则约束下进行的。三是理性选择，即人们总会设身处地地权衡自己的处境和所追求目标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最终找到一条均衡的、恰如其分的最佳方式或路径，使自己所费成本最小而获得收益最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人，无论在家里，还是在政府或私人的办公室里，无论在教堂里，还是在科学活动中，简言之，无论在哪里，永远是效用最大化者[11]。这就是所谓理性人假定，是经济学方法论的硬核，是任何经济学包括人本管理经济学必须操守的。 自斯密以来，经济学之所以成为市场主义的誓死捍卫者，按照米塞斯在《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中的论述，就是因为它认定：“市场经济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进行劳动分工的社会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每个人都代表他自己的利益，但是每个人的行为都既是为了满足他人也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每个人在行为时都在为他人服务，另一方面每个人又都是在接受他人的服务，每个个体都既是手段又是目的——他自身的最终目的以及使他人获得满足的手段”[10]。也就是说，“市场将个体活动引向能最好地服务他人的渠道”[10]。“市场不会直接阻止某一个体随意伤害其同伴，但市场会对这种行为进行处罚。”“市场上，强迫每个人都尽力服务他人并克制自己的随意和恶意的，不是因为宪兵、刽子手和陪审团的高压统治和强制政策，而是因为个人利益。契约社会的成员之所以自由，就是因为他服务别人就是服务自己。限制成员的只有不可避免的自然资源稀缺现象，至于其他部分，所有成员在市场范围内都是完全自由的。”所以，“没有一种自由可以与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自由相媲美。在极权的霸权主义社会中，个体所应有的唯一自由，也是无法剥夺的自由，那就是自杀”[10]。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经济学的任务主要是分析市场上交换的物品和服务的价格决定。”但现实中“人们总是同时面对‘物质的’和‘精神的’东西，他们要从不同的替代品中进行选择，不管这些东西是被归为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在价值的天平上，物质的和精神的东西是混合在一起的。即使我们能够在物质的与精神的考虑之间划出明确的界限，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每一个实际的行为要么是为了同时实现物质的与精神的目的，要么是物质与精神的东西之间选择的结果。”因此，为了完成特定研究任务，经济学“必须从人类行为的综合理论开始研究”，其研究对象要超越有关利用货币进行交换的“市场现象”而涵盖所有人类行为[10]。在米塞斯看来，市场中人与人的竞争是“想在合作的制度里取得更优秀、更杰出的成就。竞争的功能就是，给整个社会体系里的每一个成员都安排一个最适合他的位置，从而使他能够最好地服务于整个社会，服务于社会里的其他成员。从这个角度来看，它就成为一种把最称职的人安排在最适合的岗位上的有效方法”[10]。因此，由市场链接起来的社会是“联合的行为和合作，其中的每一方看待对方的成功就像是自己的成就。”只有这样的社会才是真正“伟大的社会”[10]。 尊重并弘扬每个人的个性和自由，由他们各自为了自身利益而自主自由地做选择，整个组织或社会才能和谐发展。这是经济学在认识论上不可更变的核心理念和基本精神，也是无论什么经济学（流派或分支）都必须传承和操守的价值判断和学术信念。基于此认识论立场，将研究视野从市场运作拓展到组织管理层面而且特别强调主体意义及价值理性的人本管理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必然要严格坚持个人自由主义立场，即不承认一个超越个人之上的所谓公共利益或集体利益，一切选择和决策归根结底都是源于组织成员或利益相关者的个人理性行为。正如美国学者博兰指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是这样一种观点，在社会现象的任何解释中，它认为只有个人才能成为决策者”[12]。 从此观点出发，将个人（及其利益和行为）看做是任何社会活动的基本单元和基础，并且认为一切集体的行动、群体的互动、社会的活动以及政治的程序或过程都是一种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总结果，而任何超越或凌驾于个人利益之上的所谓集体利益是不存在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定，分析人类行为或研究社会活动（包括我们所关注的组织管理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观察个人基于理性的选择行为表现来达成，这应该成为人本管理经济学最恰当或最有效的方法论。 基于方法论的个人自由主义原则，人本管理经济学在研究组织中人的行为及其管理问题，自然离不开经济计算、在约束条件下求极值以及基于边际的成本—收益分析等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方法，但鉴于传统新古典主义滥用数学的恶劣倾向，而现实组织中的人不是物理原子式的无生命个体，而是有自由意志并由此支配其行为的主体人，而且随着社会进步人的自由意志及其表现行为越来越个性化、多元化和非线性化，因而人本管理学研究不能沉溺于基于大数定律的统计学方法去寻找所谓规律，必须对传统经济学计量分析方法在扬弃中有所发展。 关于经济学分析滥用数学的倾向，正如米塞斯所批评的那样：由于数学家的自觉不自觉误导，“本可以用几句话和平凡的语言来表达的意思却用一种大多数人不熟悉的术语来表达，因此这种语言很快得到了人们的尊敬。人们甚至认为这些令人迷惑的公式有着某种未被传授以隐藏起来的很重要的启示，认为存在一种赌博的科学方法，而数学的神秘学习可以教会人们赢得胜利的钥匙”[10]。应该清楚：“无论用哪种定量的方法去分析经济学的问题，都存在一个基本的缺陷，那就是：我们忽视了一个事实，即在我们说的经济变量之间没有常数的关系。在各种商品交换比率的形成和评估中也没有任何的不变性和持续性可言，每一个新的数据都会导致整个价格体系的重新组合。相反，理解，通过力图抓住事件所涉及的人的头脑中的所思所想，可以很好地预测未来情况的变化。我们可以说这个方法不是令人满意的，而且实证主义者们也鄙视这种方法，但是这种武断的判断根本不会、也不可能会遮盖一个事实，即理解是唯一一种用以处理未来不确定因素的恰当的方法”[10]。近年来，这种故弄玄虚、自娱自乐的研究倾向在管理学界也司空见惯，一些学者不直面回应现实问题，而是沉迷于数学的精细美妙，甚至喜欢“用玄妙深奥的理论辞藻来粉饰论文”，例如“一头会说话的猪”用晦涩的学术语言表达成“家畜与人这两类不同物种成员发出的听觉信号之异质同形性”，但这并不能解决“凭常识显而易见”的现实问题[13]。对此，人本管理经济学研究必须力戒之。 3人本管理经济学主题：组织管理中“人”的战略性激励问题 百余年来，现代组织管理呈现出“人性渐凸现”的历史趋势，大致可以分为几大阶段：19世纪末20世纪初，基于古典管理（特别是泰勒科学管理）理论的劳工管理时代；20世纪中叶，基于组织行为与人际关系理论的人事管理时代；20世纪末21世纪初，基于人力资本和战略管理理论的人力资源管理时代。近年来，在技术网络数字化、市场经济全球化和社会发展人本化的新时代背景下，以人为本，战略性激励成为当今世界各类经济社会组织为获取并保持战略竞争优势、实现长程可持续发展的共同指向和必然选择。这也应该成为人本管理经济学研究并回应的核心问题。 关于以人为本，在历史的与逻辑的相统一的方法论意义上，大致有两个层级的提升：一是从把组织中的人看做人力成本，到把人看做能够创造价值的人力资源、人力资产或人力资本；二是在此基础上，将人从手段或工具意义上剥离开来，进一步提升到将组织中的人看做是具有生命终极价值目标意义的主体，即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情有感的现实人。基于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现代组织管理的基本目标和核心任务，就是战略性激励，即通过人力资源战略管理以获取和保持核心竞争力和比较优势。以人为本，战略性激励是组织管理特别是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任务，也是人本管理经济学关注和研究组织经济问题的基线。 简言之，以人为中心，紧紧围绕以人为本的两级提升，以及组织激励基本矛盾在理念、机制和方法上的互补辩证平衡关系，为组织获取可持续发展的比较战略优势为基本目标和任务，逐渐展开相关经济学理论和实际问题的研究，就构成人本管理经济学的主题主线。 三、初步构想：人本管理经济学的理论基点、主体架构和内容体系 在组织管理问题的研究中，始终以人为中心，将人作为有血有肉、有情有感、活生生的主体在价值理性意义上来看待，而不是仅将人视作客体（劳动要素、劳工成本、人力资源、资产或资本）在工具理性层面打转转，此乃人本管理经济学独特的理论视野和基点。 价值论是经济学的理论基石。正如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石，效用价值论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石，人本价值论是人本管理经济学的理论基石。沿着新古典主义聚焦于市场的学术传统，劳动经济学主要关注与产品（或服务）市场相对应的要素市场中不同于（物质）资本市场的劳动（力）市场运行及其结果[14]，其隐含的基本假定就是劳动（力）是一种生产要素、一种稀缺资源，它在由雇主作为需求者与雇员作为供给者构成的劳动（力）市场上借助工资这种价格信号引导实现有效配置，由此展开并形成整个学科主线、理论体系及政策含义。同样，传统组织管理学及管理经济学，包括与人事管理及人力资源管理问题直接相关的经济分析，往往也主要是将员工的劳动力或知识技能视作生产要素在成本管理、资源配置和价值增值层面打转转，而无意忽视或有意漠视组织成员（管理者及员工）的主体价值和工作本身的内在激励意义。与传统价值论有所不同，人本价值论不仅关注人作为劳动力、作为人力资源、人力资产或人力资本在生产要素意义上的外在价值，而且更加关注人作为组织成员在主体、主人翁意义上的主观能动性和内在驱动力，以及如何通过工作本身的内在价值激励去实现组织及其成员个人的成长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人本管理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内容体系应该搭建在这样的人本价值论基石之上，沿着“人本价值论：从劳动价值论到工作价值论”—“组织人本激励管理基本矛盾：个人竞争目标与组织合作目标”—“组织人本激励相容两层面：制度契约激励与管理策略激励”的逻辑层次循序展开。 1人本价值论：从劳动价值论到工作价值论 如果说，劳动是描述前工业社会以及所有不发达或发展中状态下每日挣扎在生存死亡线上的劳苦大众群体生态的过时语；那么，工作就是关于工业化乃至后工业化的现代社会组织中职场人士特别是白（领）骨（干）精（英）群体生态状况的流行词。关于劳动的外在谋生手段意义，从普通百姓到学术精英，似乎都能感同身受。例如，古典经济学特别是传统劳动经济学乃至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都想当然地认为，劳动对人来说意味着一种外在的苦难，因而假定劳动是一种给人带来负效用的东西，人们都是为了谋生而不得不劳动。应该承认，如果历史地看问题，这是有其合理性乃至科学性的；但逻辑地瞻前顾后辨析问题，可能会发现这是一种局限于特定历史条件和物本功利观点而形成的极其表象化、非常肤浅的偏见，即使用劳动价值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来看，也是一种很不实事求是的看法；如果从正在走向后工业化、已经步入网络数字化时代的当今社会经济实际情况出发来前瞻性地审视问题，那么，这种观点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极端不合时宜、不负责任的想当然假定。总之，基于人本主义观点，关于劳动价值或工作意义的一个精确表达就是：烦人的苦工是工作意义的结果而不是工作本身带来的结果。技术永远不能消除苦工，但正确的社会关系却能办到[15]。为此，人本管理经济学应该本着马克思历史的与逻辑的相统一的方法论，条分缕析地梳理经济学如何从工业化背景下的劳动价值论，逐渐摆脱人被异化为手段和工具意义上的劳动要素、人工成本或人力资源之理论局限，走到当今以后工业化为时代大背景的工作价值论，直面现实讨论关于作为主体的人在组织中通过工作实现自我价值和组织目标的内在激励意义，以及由此引致的现代组织学习型变革趋势及革命性意义。 2组织人本激励管理基本矛盾：个人竞争目标与组织合作目标 从组织角度来看，所谓激励意味着一个简单而复杂的问题，那就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开发、调动、鼓励或强化与组织目标相契合的个人行为。任何组织都是由人组成的。一些各有目标和行为动机的个人，最初可能来自五湖四海，但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他们之所以要加入组织，成为组织一员去干事，就是因为想干那些他们自己单个干不了的事情，这种事情就构成了他们的共同目标，这也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一个组织之所以存在并进一步发展下去的基本使命和战略目标。但是，加入组织的个人成员其最初动机和最终目标，可能并非就是为了达成组织目标，他们可能各有各的打算，各有各的特殊利益和目的，因而在实际工作中可能有种种行为表现。这些行为有些与组织目标相一致、相融合，有些可能与组织目标不一致、不协调，有的甚至相矛盾、相对立。针对组织合作目标与个人竞争行为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组织人本激励管理的核心意义和基本任务就是，要强化、鼓励、奖励那些与组织合作目标相契合的竞争行为，弱化、调和、协同那些与组织合作目标不一致的竞争行为，矫正、规制、惩戒那些与组织合作目标相矛盾、相对立的竞争行为，使每个组织成员的个人竞争行为与组织合作目标契合在一起。在实际中，这个基本矛盾的两个方面即组织合作目标与个人竞争目标具体体现为绩效与薪酬两个焦点职能之间的关联。绩效体现的是组织合作目标，薪酬体现的是组成成员的个人竞争目标，组织目标与个人行为的一致协同要求，就表现为绩效与薪酬在制度设计理念和具体制度安排上的相容性，以及二者在运作管理机制层面的契合性。这正是人本管理经济学所特别关注和着力研究的焦点问题，其他管理模块相关的经济学问题都可以由此向外展开并涵盖其中。 3组织人本激励相容两层面：制度契约激励与管理策略激励 组织人本激励机制的设计和运作，必须立足于这一基本事实，即组织成员都是在既定的外在环境条件约束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但是，面对这样一个基本事实，经济学和管理学各有其侧重的抽象视角、理论解说和政策含义。经济学看重环境条件对人们行为的限制和影响，因此侧重从制度层面研究激励机制设计问题，由此可以引申出相关的组织激励原理，我们称之为制度契约激励；而管理学则更加关注人们追求自身利益的特定动机和具体情景，因而注重从日常管理策略上研究有效激励实现问题，因此可以引申出相关的组织激励原理，我们称之为管理策略激励。制度形成及变革，更加强调基于组织成员自主选择权利的民主互动，一旦形成和确立，则要求所有成员必须严格操守；而制度的具体实施和执行，又往往需要组织管理者以某种科层性的、行政性的、非对等性的程序和方式，来策略性地、变通性地体现进而实现制度所内含的民主性质及人本化要求。相对而言，制度契约激励就是“立规矩”，管理策略激励就是“寻变通”。制度契约激励是组织需要建立的一种长期稳定的根本性激励机制，它是管理策略激励的基础或前提；而管理策略激励则是一种动态权变的日常性管理策略，它是制度契约激励的具体实现形式。二者一体两面，合起来才能完整解说组织激励相容的基本原理及现实运作机制。这样，可以将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新制度及契约经济学理论、人力资本产权变革、公司治理及股权激励理论、经济激励机制设计理论、心理学、组织行为及行为经济学等领域有关研究的最新成果[16]-[19]，一一经过适当改造纳入并有机整合在人本管理经济学之中，形成一种具有全新视野、逻辑自洽、问题聚焦且内容完整的学科体系。 总之，人本管理经济学以人本价值论为理论基石，以“职场就业—战略规划—目标导向—投资开发—人际整合”人本管理运作主线，分别沿着“竞争—合作”（人本组织激励管理基本矛盾）与“规矩—方圆”（组织人本激励相容两个层面）两大人本管理经济问题导向线索，形成自成体系的研究主题、内容、原理及方法。当然，人本管理经济学要真正屹立于管理学及经济学丛林，尚需国内外学界同仁合作协力做出一系列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 管理经济学论文:面向普研的管理经济学课程建设与改革探索 摘要　本文通过对普研学生的基础不同与实践性缺乏特点的研究，提出管理经济学课程建设与改革的必要性。在分析原有教学内容体系的缺陷下，突破传统，用情景扮演的形式重新构建管理经济学的教学内容体系。 关键词　管理经济学　普通全日制研究生　教学内容体系　再构建 0　引言 管理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应用学科，产生于西方，其诞生的标志是1951年美国学者乔尔·迪安教授的著作《管理经济学》的问世。在我国，作为管理学专业的学科基础课程，国内知名高校的商学院和管理学院均开设了这门课程。但管理经济学目前在我国依然处于引进吸收阶段，因此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如教学体系导向偏差，理论框架和内容体系陈旧，教学观念滞后、教学手段单一，多形式的实践教学不足，中国本土的教学案例缺乏。 1　面向普研的管理经济学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 1.1　授课对象的不同专业背景导致教师无法掌握基本知识讲授程度 一般来说，管理经济学面向的教学对象主要为管理类的普通全日制研究生（以下简称普研）和MBA学生。作为管理类的普研学生，其本科来自不同专业，一部分学生本科就是经济管理类专业的，这些学生对微观经济学十分了解，另一部分学生则来自其他专业，如数学专业、电子信息专业，这些学生大部分没有系统学过微观经济学。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总处于两难的境地，如果照顾本科来自其他专业的学生，必定要补充很多微观经济学的知识，由于课时所限，不可能大量补充讲解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知识，同时，对于那些本科是经济管理类的学生来说，他们也不愿意再学习一遍原本很熟知的知识。 1.2　普研学生缺乏工作实践性，使得管理经济学的教授缺乏实践依托性 管理经济学是将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与经济学分析方法用于企业管理决策实践的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它需要受众学生有一定的企业管理实践基础，至少能够了解企业管理决策的流程及模式。但是，普研学生大部分直接从本科升入，不具备企业管理实践的基础，因此对课程中与实践的结合部分内容往往感觉无从下手。 2　面向普研的管理经济学课程建设与改革的必要性 （1）管理经济学是连接经济学和管理学的重要桥梁学科，能充分培养学生从经济理论到管理实践研究的转换能力。众所周知，经济学是管理学的基础，任何管理课程都应该有经济学理论指导，但现在很多管理学的研究生对经济学不太了解，或是孤立的去了解经济学理论，缺乏把经济学理论应用到管理学的能力。翻遍管理学科的所有课程，能够把经济学与管理学联系在一起的课程非常少，管理经济学是其中结合管理学和经济学最为显性的课程。它可以培养学生案例分析能力，数学分析能力和整合分析能力。 （2）管理经济学课程建设能提升学校管理大学科的发展层次。管理经济学是专属于研究生层面的特色课程，是融合三门基础课程的综合性高端课程，是所有985院校经济管理类研究生必选的课程，该课程建设可以提升学校管理大学科发展的层次。 （3）管理经济学课程建设受益学生多，辐射范围大，影响面大。管理经济学的受众面较广，不仅面向企业管理和管理科学与工程的学生，还面向MBA，应用数学、工业工程等其他学院学生，该课程建设的效果面大，辐射范围广，受益学生较多。 3　面向普研的管理经济学教学内容体系的构建 纵观各种管理经济学经典著作，发现大部分管理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内容体系都在重复西方经济学，它几乎被经济学压得透不过气来，只在需求估计、成本估计、广告决策等几个小小的领域显示出管理经济学与经济学有不同的色彩。同时，企业管理决策实践是丰富的、多彩的，　但管理经济学却过多地偏向或者说更靠近经济学原理，　而不是贴近管理决策实践，在教学内容体系上往往与经济学相似，只是在每章最后结合管理实践讲一些案例。许多管理经济学的书（如克里斯多弗·R·托马斯和S·卡利斯·莫瑞斯合著的《管理经济学》），其内容体系如图1所示，其内容主要包括原理部分和数理分析部分，原理部分的内容体系与微观经济学相似，而且有的比微观经济学内容还要多和难，数理分析就是将预测、运筹学、计量经济学的内容应用在经济学中。这样的体系使得学过经济学的学生没有新鲜感，而没学过经济学的学生面对经济学理论又感到很难理解。 在这里，本文突破传统，用情景扮演的形式重新构建管理经济学的教学内容体系。《管理经济学》面向的对象实际上是企业中的高层及中层经理们，是教授经理们如何用经济学的工具解决企业决策问题。因此，本文就以经理们所关注的视角来构建《管理经济学》的教学内容体系（见图2）。经理们关注的维度是对外——产品定位、投融资问题，对内——成本核算问题以及对上、对下的委托问题。该教学体系是由问题引出相关经济学理论和理论指导下的决策，比如经理们要知道企业产品的定位，首先要了解产品所在的市场结构是什么，不同市场结构就会有不同的管理决策，然后是在该市场结构下产品该如何定价等等。除了这些一一对应的决策，还有一些决策是涉及到多个维度的，如物资采购与供应决策，不仅涉及到对外也涉及到对内。在新的教学内容下，原来那一套“如果……就要……”下的“目的——手段”教学模式要改变，改为“境遇——手段——目的”的新教学模式。 尽管普研学生不是经理们，但是这样的视角会让他们觉得既新鲜又有实践感。并且在教学中要紧贴实际，切忌把管理经济学中经济学理论讲得过深，这样会使毫无经济学基础的学生学习起来相当吃力，也就失去了学习的兴趣。理论内容只讲最简单，最重要的部分，更多的教学时间安排在该理论下的管理实践。 管理经济学论文:管理经济学中案例教学问题的思考 摘要：管理经济学是企业经营决策的有效工具，但其学科体系构建是建立在对现实经济世界的简化和抽象基础之上的，结合案例教学能极大提高学员的学习质量。文章结合哈佛的案例教学模式，提出在管理经济学教学中加强案例教学效果的一些个人方法。 关键词：管理经济学、案例教学、互动教学 《管理经济学》是MBA教育指导委员会所规定的十门核心课程之一，也是许多高校MBA教育的必修核心课程。由于管理经济学是一门工具类的理论课程，它主要以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为基础，借助决策科学、数理统计等学科的各种方法和工具，制定和实施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经济决策。目前大多数MBA学员为工科背景，如何提高工科背景的MBA学员对管理经济学的理解和学以致用的能力，一直是本人授课时思考的重点。2007年我参与哈佛大学案例教学项目（PCMPCL）后，结合哈佛的教学经验，尝试结合《管理经济学》课程特点，在教学中对原有的授课方法作大的修改。 一、哈佛案例教学模式的特点 哈佛大学的PCMPCL项目（全称：Program　on　Case　Method　and　Participant-Centered　Learning）是哈佛商学院针对中国内地、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地商学院举办的高级师资培训项目，旨在推广哈佛商学院以学生为中心的案例教学方法。哈佛的教学模式是以案例教学为中心以及学员为中心的教学方式。这种案例教学模式不死板的灌输相关理论，入学的第一堂课以案例研讨开始，课程结束仍以案例研讨终结。每次上课之前，每位学生都要精心准备自己的案例，以备讲解及回答教师、同学的发问。在哈佛，每门课程至少备有二三十个案例。学生每人每天要分析二三个案例。在为期两年的学习期间，须分析和研讨800个案例。哈佛案例库有约5万个案例供学生使用。 哈佛商学院的这种案例教学模式，通常其案例基于具体的企业运作实例，有人物有情节，其中隐含有待解决的问题，学习者在案例教学中能达到“亲历其境，感同自受”，化间接经验为直接经验，化死知识为“活知识”。其宗旨在于：“把通常需要多年工作实践方能获得到的经验浓缩到两年的课 程里。” 当然这种案例教学的中心环节是案例研讨，PCMPCL项目中，哈佛商学院请来了教学质量好、能调动学员情绪的教师来给我们作授课示范。哈佛的老师特别注重教学过程中的互动，要求我们这些教师身份的学员也提前预习案例材料、准备发言提问，课程问不停的有讨论提问环节和小组辩论环节，课堂气氛特别热烈。这种互动教学很容易达到“激发思考，集思广益”之效。对学生来说，要当好“演员”，即根据案例提供的事实，置身“现场”，进入角色，踊跃发言，提出分析和处理意见。以教师而论，好比“导演”或称“导游”要善于组织和引导，巧加评论和指点。这种教学模式要求学生：个人准备；小组准备和观点验证；全班就话题和材料展开讨论；个人思考并将新的知识整合到个人的框架内。事实上，作为相关课程的授课老师，我们知道这种教学模式既要求讨论热烈，鼓励学生的参与，又要求突出需教授的知识点，其实对教师的引导能力、讨论话题的驾驭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二、管理经济学的课程特点 管理经济学这门课程的学科定位，是以微观经济学基本原理为基础，以数理分析为工具，将实际问题简化成一个个有最优解的数学问题，通过求解这些数学问题，实现最佳经济效果的。具体说来就是：首先，管理经济学利用边际分析、需求弹性、最佳组合等经济学原理，对企业在需求预测、生产分析、成本决策、市场分析、风险分析等领域展开分析，指导企业决策，以寻求最佳经济效果。其次，管理经济学试图将企业在生产经营各领域内与决策有关的问题抽象成为一个个数学问题，以便利用数理分析的办法求得最优解。 这样管理经济学的学科体系构建便是建立在对现实经济世界的简化和抽象基础之上的，但这种过于简化和抽象给我们讲授时带来很多难题：如何与微观经济学这门课程区分开来；大量的数学公式及其推导，让学生很难接受；管理经济学教科书中的内容，如生产函数、成本函数这类概念，离现实的企业实践 太远。 这导致管理经济学的课堂上，教师在讲台上讲得虽头头是道，学生听得却索然无味。因为从教师而言，是从理论到理论，对学生而言，既无亲身体验，对教学又缺乏参与热情，整个教学过程完全是“空对空”。造成目前的学生对管理经济学的课程内容不感兴趣，大大影响了教学效果和质量。 三、对管理经济学课程中案例教学问题的思考 哈佛大学商学院的MBA课程设置中并没有管理经济学这门课程（20世纪90年代还有这门课，但后来取消了），通过咨询哈佛商学院的教务人员了解到，管理经济学作为基础课程，哈佛是要求学生自学或要求入学前就掌握的，还有一个原因是哈佛的课程都以案例教学形式展开，管理经济学里面有较多的理论，不可能单纯以案例教学的形式来讲授。事实上哈佛的案例教学模式并不是所有的课程都适用，也不是所有美国知名高校都在采纳，比如与哈佛一河之隔的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就仍开设管理经济学课程，也并没有所有的课程都完全以案例讲授的形式展开。 结合管理经济学的学科特点，以及大多数学员都是工科背景，并没有经济学基础的特点，有必要强调要求学生掌握相关理论，这部分理论知识只能通过课堂讲授和课后的习题强化学生对相关知识点的理解。虽然管理经济学不能完全以案例授课的方式展开，但为提高课程的生动性，提升教学质量，仍需要加入案例的要素，除了在课堂教学中结合相关章节，在弹性理论、定价理论、博弈论、成本理论中都穿插了大量案例之外，我们在多轮教学实践后，采用了如下方法： （一）分组作案例报告，调动学员的积极性，提高学以致用的能力 管理经济学较多的章节内容与企业决策密切相关，通过课程学习要求学生思考相关理论对企业决策的指导意义。在近几届的管理经济学教学中，我将学员分成小组，要求他们结合课程讲授的弹性理论、生产理论、成本理论、定价理论、市场结构理论，博弈论等相关理论，通过小组讨论，以PPT汇报的形式讲述相关理论在所在企业的应用，老师和其他学员都参与提问和讨论。这种互动式的教学方式极大提高学员学以致用的能力，也让学员了解到其他行业的应用经验。一些好的案例甚至可以直接作为下届学员讲授相关理论的教学案例。 （二）重视案例报告中的互动讨论 每次的小组案例讨论之前，我都要求学员提前通读其他小组的PPT报告，围绕案例中的问题，每位成员提供各自的分析，当然组内各成员对某一问题分析的角度、方法甚至结论可能不相一致，由于不同学员的文化背景、知识结构等各不相同，在对共同问题的讨论中实现相互间知识与能力的互补，这是传统教学方式所无法达到的效果，而这正是案例教学的诱人之处。在讨论过程中，每位学员不仅是知识的接受者，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须扮演知识提供者的角色。为了强化这一特色，我在课程总成绩中，赋予课堂参与情况相当大比重，这部分被我形象地称为“课内 贡献”。 （三）走出去、引进来，加强对管理经济学相关理论的感性认知 管理经济学是一门研究怎样作利润最大化经营决策的学科，理论教学中强调成本函数、生产函数等量化的概念，但目前国内的很多中小企业决策仍缺乏数据支撑，拍脑袋的主观决策居多。为扭转学生这种理论和实践脱节的感知，我们在授课时我们邀请企业管理人员参与到课程教学中，讲授企业成本数据收集对企业生产决策的影响，讲授弹性在企业定价决策实践的应用，极大的提高了学员对成本理论、定价理论等相关知识的感性认识。以后的教学中，我们会继续发掘相关企业资源并引入到教学实践中，提升教学效果。 当然，保证案例教学最基本的条件就是要有足够的所需案例，目前国内商学院并没有将案例写作提升到与科研同等的高度，我们也期待伴随哈佛案例教学理念的推广，国内商学院能制定相关的晋升与教职标准，承认并奖励可用来开展学员中心式教学的，原创和创新的课程材料，在对教师的业绩考核中将高水平案例与其他科研论文同等对待，这样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教师从事案例创作的积极性。 管理经济学论文:怎样提高EMBA“管理经济学”课程教学效果与效率 摘 要：如何提高管理经济学课程教学的效果和效率是各校EMBA教学中普遍面对的一个难题，迄今为止国内外大学教学研究对此尚缺乏专门探讨。本文基于校企知识转移这一新的理论视角，重新审视和分析了EMBA“管理经济学”课程教学，指出其实质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校企间高效的知识转移，并构建概念框架，据此提出了提高EMBA“管理经济学”教学效果与效率的四种基本策略及其具体措施。 关键词：EMBA教育；管理经济学；教学；效率 EMBA是英文Executive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的缩写，特指针对企业中高层高级经理人员的工商管理硕士教育[1]，当今世界上几乎所有EMBA项目均十分重视“管理经济学”教学，普遍将“管理经济学”设置为一门不可或缺的核心必修课程。新近，全国工商管理硕士教育指导委员会对EMBA毕业学员的调查显示：“管理经济学”是EMBA毕业生认为最有帮助和最应该开设的课程之一，排名第五[2]。然而，多年来“管理经济学”实际教学中，EMBA学员普遍反映这门课程是最难学的，同时任课教师们也普遍感觉教学难度较大。事实上，“管理经济学”是以西方经济学中的微观经济理论为基础，结合决策科学中的某些工具和方法，指导企业经理人员进行决策的一门应用经济学，它涵盖和整合了经济理论、优化方法和管理决策三大部分内容[3]。而如此广泛、艰深的内容目前却限定在4天EMBA教学活动中加以展开，教学效果与教学效率时常并不理想。那么，在4天教授一门课程的现有教学体制下，如何提高EMBA“管理经济学”教学效果与效率呢？ 令人遗憾的是，目前国内外大学教学研究中探讨EMBA教学的文献尚十分稀少，即使是相关文献也完全忽视了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例如，学者王英虽然专门探讨了怎样提高MBA“管理经济学”案例教学效果[4]，但并没有触及EMBA教学；又如，刘延平、郭雪萌和郭婧娟等三位学者虽然提出并系统论述了EMBA课程整合式教学模式[5]，但这一模式并非针对“管理经济学”教学；再如，李国津教授虽然较早就系统地论述了MBA“管理经济学”教学改革，明确提出要正确定位、合理选择内容、提高教学效率与效果等等[3]，但尚未建立一个理论框架更深入地剖析EMBA“管理经济学”教学实质；谭宏和唐朝莉等学者虽然正确指出知识转移是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核心，提出了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中知识转移的研究框架[6]，但是这一框架也未触及EMBA教学。 本文试图以EMBA的管理经济学为例，专门探讨EMBA教学效果和效率提高问题，从而为现有大学教学研究中尚显薄弱的EMBA教学文献做出一些补充和拓展：第一，利用校企知识转移这一新的理论视角，剖析EMBA 管理经济学教学实质，构建一个提高EMBA的管理经济学教学效果与效率的概念框架；第二，在此基础上，提出提高EMBA的管理经济学教学效果的四种基本策略及具体措施。 一、EMBA“管理经济学”教学的实质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校企间高效知识转移 什么是EMBA“管理经济学”教学的实质？现有的研究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相关的研究主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展开讨论。宏观层面主要是探讨EMBA教育的实质，有代表性的观点有：EMBA是针对已经担任中层以上管理工作、具备承担更多管理责任的企业中高层经理人员的工商管理教育[1]；EMBA教育是商学院如何更好地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出更多的创新型优秀企业家[7]；EMBA教育在于向企业高级行政人员提供管理的基本知识与技巧，以增进学员的分析力与判断力来适应全球竞争时代的要求[8]。微观层面主要是从EMBA课程教学的不同侧面透析教学的实质，有代表性的观点有：EMBA课程教学是一个由模块化知识体系、递进式案例分析、对立式情境模拟、独立式专题讲座和组团式师资队伍等多种教学元素系统集成的整合式教学模式[5]；EMBA课程教学活动是由教师和学生双主体所构成的“师生契合”教学模式，具体视不同教学情境可采用灌输式、咨询式、启发式和参与式等教学方式[9]。 仔细阅读以上文献，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对EMBA教育教学探讨主要是基于高等教育学的分析。不同于这些传统分析，本文采用知识管理学中校企知识转移理论这一新的理论透镜，以“管理经济学”为例，重新审视和探讨了EMBA课程教学的本质属性和具体的教学策略。我们认为，EMBA“管理经济学”教学的实质是以高校教师为代表的知识发送者通过各种知识转移渠道、在一定的情境下向以企业高管人员为代表的知识接受者转移管理经济学科学知识体系的一种特殊类型的校企间高效知识转移活动，其最终目的是提高企业高管人员的个人竞争力和企业整体的自主创新能力。 我们提出以上论点的论据是：首先，现有EMBA教育教学文献已经提出了诸如“向企业高级行政人员提供管理的基本知识”、“模块化知识体系”、“由教师和学生双主体所构成”、“视不同教学情境”、“培养出创新型优秀企业家”等EMBA关键教学要素，我们的论点继承、发展和整合了这些关键要素；其次，按照校企知识转移理论，校企知识转移是一个由知识发送方高校、知识接受方企业、知识转移渠道、知识转移情境和要转移的知识构成的一个有机系统，是企业通过与大学的互动获得所需要的知识并加以判断、吸收、应用与创新的过程，是高校所创造的知识、技术、成果转移到社会与商业上，完成高校知识的流动与应用并实现其市场价值[10][11]。我们的论点正是建立在这些科学的理论之上；再次，目前国内外学术界主要集中研讨校企间技术转移及其效率提升问题 [12]，认为高校通过技术许可、合作研究、人员交换、技术咨询关系、技术创业等校企合作形式和渠道向企业转移技术知识[11]。显然，校企合作除了技术创新以外更常见的是合作教育，而合作教育中的知识转移已开始被我国学者探析[6]。我们认为，EMBA教育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校企合作，“管理经济学”教学实际上不是高校技术创新成果转移而是经济学科学知识及其分析思维方法的转移。正如清华大学管理学院院长、著名经济学家钱颖一教授所言：“在我的（EMBA）课程中……你们将学到的是一种思维方式——获取对中国当前问题及未来挑战的认识，运用现代经济学的视角和方法思考中国！” [13]。最后，校企知识转移的关键与核心是知识转移效果与效率提升[10][11][14][15]，我国现有EMBA的4天一门课程教学体制是比MBA教学更短的研究生学位教育，而MBA“管理经济学”特别要求提高教学效果与效率[3]，由此EMBA管理经济学课程教学必须是更加有效的和高效率的；另外，我国EMBA教育的基本任务是提高现有企业家的素质与培养更多具有创新素质的企业家[7]，EMBA学员作为我国新一代企业家是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核心和灵魂。我们的观点涵盖了这两个反映我国EMBA教育现实国情特点。 如果说EMBA管理经济学教学的实质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校企间高效知识转移，那么，提高其效果与效率的概念框架应该是怎样的呢？按照组织间知识转移效果和效率理论框架[16]：（1）高效知识转移包括四个维度：理解程度、有用性、速度和经济性，其中，理解程度指知识接受方理解被转移的知识的程度；有用性是指转移的知识对知识接收方工作的重要性和相关性；速度是指转移知识的快慢程度；经济性是指因转移知识所耗费的资源较少、成本较低。（2）知识转移效果和知识转移效率是两个不同的专业术语，知识转移效果（Knowledge Transfer Effectiveness ）是指知识转移实现转移目的的程度，包括两个维度：理解程度和有用性；知识转移效率（Knowledge Transfer Efficiency）是指知识转移过程的投入与产出之比，也包括两个维度：速度和经济性。我们认为，既然EMBA管理经济学教学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校企间高效知识转移，属于组织间知识转移，理应满足以上知识转移效果和效率的理论框架。结合本文前面提到的“校企知识转移是一个由知识发送方高校、知识接受方企业、知识转移渠道、知识转移情境和要转移的知识构成的一个有机系统”的构架，我们提出了一个提高EMBA“管理经济学”教学效果和教学效率的概念框架，见图1。 图1 提高EMBA“管理经济学”教学效果与教学效率的概念框架 图1的概念框架突破了传统大学教学的传统框架，抓住了EMBA“管理经济学”教学活动限定在4天完成这个根本特点，凸现了单位时间内最大限度转移“管理经济学”系统知识的客观要求。图1深化了以往EMBA教学对教师、学生、师生教学关系的研讨[9]，集中并明确地反映了本文的新观点：EMBA“管理经济学”教学的实质是高效转移经济科学知识体系，提高EMBA“管理经济学”教学效果和教学效率就是高效转移知识，高效与否是通过转移知识的被理解程度、转移知识的有用性、知识转移的速度、知识转移的经济性等四个维度加以衡量，这四个方面同时也构成了提高EMBA“管理经济学”教学效果和教学效果的四种基本策略，而实现每一种基本策略的着力点应该是组成知识转移系统的五个基本要素：教师（知识发送者）、学员（知识接受者）、要转移的知识、知识转移渠道和知识转移的具体情境。我们提出的这一框架，不仅为解决现实中教学效果与教学效率时常并不理想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概念框架，而且也能从更一般的视角和层面提炼出提高EMBA“管理经济学”教学效果与教学效率的基本策略及其具体措施。 二、提高EMBA管理经济学教学效果与效率的四种基本策略及其具体措施 依据图1的概念框架，借鉴和继承学者们的相关学术观点，以及结合我们多年EMBA“管理经济学”的实际教学成功经验，我们在此提出提高EMBA“管理经济学”教学效果与效率的四种基本策略及其具体措施，具体如下： 1.提高管理经济学知识被理解程度的策略 按照图1，提高EMBA“管理经济学”教学效果就是努力提高知识转移效果，其中提高管理经济学知识被EMBA学员理解的程度是一种基本策略。针对目前EMBA教学时数太少、教学内容太多、学员背景差异较大的现状下学员普遍对管理经济学知识理解不全、不深和不透等突出问题，我们特提出如下主要措施与建议：（1）任课教师首先应受过严格的经济学专业训练并具有优秀的教学素质，熟悉管理学院（商学院）教学体系、教学风格和教学要求，在管理经济学知识体系的讲授中能够做到居高临下、游刃有余、深入浅出和通俗易懂。（2）要正确定位管理经济学的知识体系。教师在课程第1讲中就应明确提出“管理经济学”是专门针对管理学院开设的一门应用微观经济学[3]，明确课程的教学目的是使学员们系统学习经济学的理论知识、分析方法和思维方式去辅助分析求解企业面临的各种管理问题，并按企业运行过程将管理经济学知识体系明确划分为需求、生产、成本、市场结构、政府管制（含政府与企业关系）等基本理论，使得EMBA学员在课程一开始就对管理经济学的知识体系有一个很好地整体理解与把握。（3）要给每位EMBA学员配备世界上著名的管理经济学教材（国内市场上已有很多流行版本），以及其他等文字、影像等的配套教参材料，便于EMBA学员能够在课前、课中和课后反复学习和正确理解这些显性知识（也称编码知识，是可以通过语言、书籍、文字、数据库等编码方式传播并容易被人们学习的知识）。至于管理经济学隐性知识（指那种我们知道但难以言述的知识），学员可以通过问题求解、案例分析、情境模拟等“干中学”的方式获得认知、理解和掌握（如经济分析工具在管理决策问题上的运用技巧）。（4）在教学组织上要指定课程组长、构建教师教学团队，同时在课堂中组建学员讨论小组。教师教学团队可以按同校、跨校两种方式组建，如组建由理论主讲教师、案例引导教师、专题讲座教师构成的师资团队[5]，实现讲授知识体系的互补、深化与扩展。学员通过课堂小组讨论、教师点评可以加深知识理解。（5）在EMBA学员较为繁忙的现实情况下，应严格学员课堂考勤，不断增强学员的知识学习意愿和知识吸收能力，可将课程的基本理论知识点融入课程考试题，可以将最后一天的课程考试改为课后大作业，让学员课后通过通读教材、阅览报刊、查阅资料和小组研讨来完成这份大作业，不但能节约出最后一个下午的时间，而且能帮助学员更加深入地理解、更加全面地掌握管理经济学知识。（6）采用模块化的课程知识体系设计[5]，将管理经济学知识体系分成需求理论及其应用、生产与成本理论及其应用、市场结构理论及其应用、政府管制理论及其应用等四大知识模块分别布置在四天的课程教学活动中，每一天的完成一个知识模块，每个模块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知识教学单元。（7）依据不同教学内容和要求，分别选用最适用的知识转移渠道。多年的教学实践告诉我们：每天上午师生精神饱满，宜采用灌输教学方式着力教授各模块的基本理论与分析工具；而当天下午师生较为困乏，宜安排案例讨论、情境模拟、教师点评来复习、加深上午所学的理论，提高学员运用经济分析工具解决实际管理问题的能力。教师理论讲授应做到概念准确、层次分明、逻辑清晰和理论联系实际。反之，教师全天“唱独角戏”、满足于灌输教育，学员过度疲乏和困惑，都会严重影响知识理解和教学效果。（8）鉴于目前EMBA教学普遍使用学校、宾馆的多媒体教室或会议室，要努力营造有利于知识学习与理解的氛围，应避免发生幻灯片模糊、白板上字迹太小看不清楚、音响时断时续、教室灯光昏暗等问题。鉴于近年EMBA“全英文教学”中学员普遍存在理解障碍、教学效果差，今后应慎用“全英文教学”。 2.提高管理经济学知识有用性的策略 按照图1，提高EMBA“管理经济学”教学效果的另一种基本策略就是提高转移知识的有用性。针对目前EMBA学员往往感觉管理经济学理论高深、难学、缺乏实用性等常见问题，我们特提出如下主要措施与建议：（1）对于教师，应该将管理经济学教学与微观经济学教学加以区别对待，时刻牢记EMBA学员学习管理经济学是为了运用经济学的视角和方法思考中国现实、能够利用经济学理论及其分析工具解决实际管理问题、不断提升企业的竞争力。教师应该注重所教授的知识对学员现实需求的满足，一方面，课堂讲授应集中在管理经济学的核心知识上，不应将有限的时间耗费在与课程无关无用的知识上，诸如名人趣事、社会杂谈等；另一方面，也要避免过于理论化的讲授而导致曲高和寡。每次教学，应该给学员提供经济学原理对应的最新经济管理新闻报道材料，使学员理解经济学原理与现实之间的紧密关联。（2）对于学员，应该带着管理问题上课，在学习各种管理经济学基本理论及其分析工具的同时不断寻求和尝试求解手头上困扰自己的实际管理难题，并且在求解中亲身体验经济分析的有用性，明白其局限性。（3）要对管理经济学知识进行合理筛选，突出那些对EMBA学员最有用的管理经济学基础知识。例如，课堂上集中教授需求、生产、成本、市场结构、产品定价、政府管制等主要理论要点，对于需求函数估计、生产函数估计、成本函数分析、线性规划等统计和最优化定量分析技术仅用Excel加以演示、点到为止即可，不必花时间阐述需求法则背后的效用理论（无差异曲线分析）；又如，更多引入一些当前中国转轨经济条件下的热点问题及其经济分析，诸如公司治理问题、食品安全问题、房地产价格走势问题、人民币升值与企业进出口销售问题、欧美经济衰退对中国企业影响问题、中国通胀下企业管理问题等等；再如，应不断拓展传统管理经济学理论知识边界，可以穿插介绍时下新兴的“新管理经济学”中一些前沿理论成果，诸如组织经济学、行为经济学、人事经济学、企业伦理、公司社会绩效、制度经济学等方面的有用知识[17]。（4）要善于组合各种知识转移渠道与方式更有成效地转移管理经济学有用知识，实实在在展示经济理论有用性，提高学员满意度。例如，在教授供求决定价格的理论时，可以首先放映中国房地产价格调控的新闻报道材料、引发学员的思考，接着采用灌输方式讲解需求、供给和均衡价格决定理论，然后采用启发式教学让学员分组对中国房地产价格调控案例（文字资料）展开讨论、从供求两个方面找出影响房地产价格水平的各种因素、预测未来几个月房地产价格走势，利用咨询式教学引导学员给出房地产价格调控难题的解决方案，最后通过幻灯片展示中央政府历次出台的房地产调控“国十一条”、“新国十条”、“新国八条”背后存在一个共同的框架——供求决定价格理论，解开中国房地产价格之“谜”。（5）教师可以有意营造一种增强管理经济学知识有用性的教学情境。例如，首先选取新近发生的双汇集团“瘦肉精”危机作为分析案例，然后让学员分组分别扮演双汇“瘦肉精”危机中各个利益相关组织对案例文字资料展开情境模拟讨论，引导学员对中国转型时期企业目标的探究，最后通过学员分组汇报、教师介绍厂商目标理论、总结等教学过程，促使学员眼见为实地了解到转型经济下猪肉产业链上养殖户、猪贩子、屠宰企业、大型肉制品企业、商场、检疫部门、地方政府等组织的现实目标，帮助学员切身体会到厂商利润最大化目标理论在分析中国当前食品安全问题上的理论作用和实用价值。 3.提高管理经济学知识转移速度的策略 按照图1，高效知识转移是知识转移效果与效率的统一体，在不断提高EMBA“管理经济学”教学效果的同时，也要持续提高EMBA管理经济学教学效率。按我们的观点就是首先要努力实现单位时间最大数量地转移管理经济学有用的科学知识，由此一种基本策略就是提高知识转移速度。针对目前EMBA教学中常见的教学拖堂、教师言它而偏离了管理经济学知识传授、教学时间利用效率不够高等问题，我们特提出如下主要措施与建议：（1）教师应精心而周详地安排讲课进度、讲课内容和其他教学活动，设计详细的教学活动时间表，在课前详细编写并打印出课程教学讲义、对应的幻灯片、案例及其讨论方案、影视文字材料、课外读物、考试试题及其参考答案等，在课前就应该把学员分组并组织起来，将全部相关教学材料提前分发给每一位学员，课堂教学活动应遵循教学计划，控制各项教学活动的进度、节奏与时间（特别是讨论及其发言时间），避免“跑题”与“脱轨”。（2）EMBA学员应该提前预习上课的教学材料，按时到课并积极参与各项课堂教学活动，认真进行小组讨论，撰写言简意赅的发言稿，控制发言时间。（3）尽量将管理经济学分析方面的隐性知识显性化，提高知识的可传播性。因为，显性知识便于师生相互交流，可以缩短知识转移时间。例如，聘请领域专家学者、政府官员等来课堂上开展专题讲座，请他们对中国当代热点管理经济问题进行专业剖析与独特解读，促使他们原本高度个人化的经济分析隐性知识，诸如分析问题的经验、视角与观念、洞察力、分析等，通过学术交流而最大限度地转化成显性知识而被EMBA学员学习吸收。（4）充分利用各种现代化教学手段，节省教学时间，加速知识转移。例如，把管理经济学的重点和难点内容，特别是各种图形、表格和公式，做成PowerPoint幻灯片，不但能够提高教学效果还能大量节约在板书、画图和说明上花费的时间[3]；又如，运用Excel软件编写管理经济学模型，展示与说明决策问题求解过程与动态模拟结果[3]；再如，通过剪辑电视新闻、专题经济报道、著名经济报刊网站上文章，制作文字和视频教学材料，让学员能够迅速了解中国新近经济热点问题分析、把握经济大势。（5）讲究管理经济学知识交流的时效性，避免因高校与企业文化差异而产生的冲突，建立师生双方在教学活动中互相学习、真诚互动的伙伴关系，创造知识共享、加速知识相互交流的文化氛围。 4. 提高管理经济学知识转移经济性的策略 按照图1，提高EMBA“管理经济学”教学效率另一种基本策略就是提高知识转移经济性，即在保证转移知识容易吸收理解、有用性高和转移速度高的前提下，要适当减低知识转移所耗费的各种相关资源的耗费。鉴于此方面目前尚缺乏学术探讨而教学实践上又很重要，我们特提出如下主要措施与建议：（1）根据学校EMBA学费收费的水平及其增长状况，不断优化教师教学团队。在选择国内外、校内外专家学者授课时，在同等教学水平和质量下，可以少聘请国外学者和校外专家，搭建以国内教师为主、本校教师为主的教学团队。当然，如果本校教师教学阵容超强，也可以完全由本校教师构成教学团队。（2）对于学员学习，在众多国内外著名的管理经济学主流教材中，应该选择那些质量上乘而又价格不贵的教材[18] [19] [20]。（3）要充分利用各种教学基础设施与资源。在同等条件下，尽量利用本校教室、会议厅开展教学活动，可以聘请恰好正在本校访问交流的经济学者为学员专题讲座，也可以聘请那些为本校博士生授课的海内外校外著名经济学学者在教学规定课时之外为EMBA“管理经济学”授课。（4）在一些特定的情境和条件下（比如开展班级间集体交流活动），可以考虑并班上课。但一定要确保教学质量，不断提高教学服务满意度。（5）要树立高效转移管理经济学科学知识、分析思维方法的理念，处处讲究费用节约，并将节约的费用全部用于不断改善教学条件和教学设施上，持续提高EMBA管理经济学教学水平和服务质量，实现教学资源最佳配置。 管理经济学论文:管理经济学的教改实践与总结 摘 要：基于多年对管理经济学的教学经验，介绍了关于管理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的实践。改革的内容主要包括：编写适合的讲义与教材，改革作业、考试与成绩评定的方式；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加强对学生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改革案例教学方式，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升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改革教学手段，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和效率。 关键词：管理经济学；教学实践；改革 管理经济学是以西方经济学中的微观经济理论为基础，结合决策科学中的某些工具和方法，指导企业经理人员进行决策的一门应用经济学。这门课程对于培养经济管理专业学生的经营理念，掌握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经济决策的过程与方法是非常有用的。因此，在国外经济学院或管理学院和商学院中，管理经济学是一门不可或缺的必修课程。目前，管理经济学是我校精品课程，也是我校经济学、管理学相关专业、MBA专业的主干课程。 一、问题的提出 管理经济学作为一门应用经济学，其教学目的，一是为企业的管理决策实践提供经济理论和经济分析的思维框架；二是使学生了解企业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地位与市场配置资源的基本规律，使企业的经营决策能够更好地适应于市场体系。管理经济学的总体教学目标是以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为核心，通过课堂教学和实践训练，使学生把握经济活动的基本规律和特点，能够应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工具，实现管理活动的理性思考与理性创新。在长期的教学过程中，我们发现存在以下问题。 （一）教材内容趋同于微观经济学，考核评价方式落后 在多年的教学中我们发现，国内出版的《管理经济学》教材绝大部分内容与《微观经济学》教材的内容重复，从而导致两个问题：一是对已具有微观经济学基础的我校经济管理类学生，再学习管理经济学已难以使其知识增进；二是对实践问题，限于篇幅又几乎没有涉及，使其难以更好地成为分析企业经营决策的工具。学生作业、考试与成绩评定的方式比较古板，多数为按时完成课后作业，期末闭卷考试为主，学生缺乏学习积极性 （二）教学方法比较固定，学生缺乏学习主动性 大多数教师采用课堂讲授+启发式教学+案例的教学模式。一般先从经济和管理现实中提出问题、定义问题、开发解决思路、推导解决理论和方法，最后讲明其实际作用，并应用案例来结束。虽然这种教学方式相对于以前按照教材顺序逐一讲解概念、定义的教师以讲授为主、学生以听为主的教学方式有了很大的改进，但是在与学生讨论和沟通交流、课程的教学效果和质量的提高、培养学生的兴趣、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新性方面还显得不够。 （三）部分教学案例陈旧，案例教学方式不够灵活 管理经济学以课堂讲授和案例教学相结合，管理经济学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案例教学对于提高学生的实际应用和管理能力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一点已为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所证实。因此，在管理经济学教学中注重讲授和案例教学相结合，以丰富学生的知识，积累学生的经验，也是素质教育的重要体现。但在管理经济学教材中出现的案例有些较为陈旧，需要老师在讲课过程中不断补充新的案例。 （四）多媒体教学手段大量运用，有时效果欠佳 进入2l世纪以来，伴随着信息产业的高速发展，高校教学模式不断改革和创新。多媒体教学作为一种现代科学技术的产物，凭借广泛的集成性、灵活的控制性和信息的多维化等特色，改变了传统教学中陈旧的、缺乏创新的教学观念和僵化模式，使传统教学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但是要做出一份和教学内容吻合，信息丰富的多媒体课件也非易事。此外，过多使用多媒体教学有时也会分散学生注意力，教学效果反而不佳。 二、教改实践与总结 多年的教学实践证明，教学必须面向新的人才培养要求。在分析了该课程的教学在经济与管理类院校的特殊性、存在的难点及其原因的基础上，我们从教学思想、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等方面提出对该课程教学改革的思路，包括对管理经济学课程给予正确的定位；根据管理经济学学科的最新发展与中国实际情况对课程内容进行合理的选择；采取恰当的现代化教学手段，提高教学效率与效果；加强案例分析、讨论与写作，突出理论联系实际等。总之，对我校的管理经济学课程在教学思想、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上进行全面的更新和改造。 （一）编写适合的讲义与教材，改革作业、考试与成绩评定的方式，促进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综合提高 首先，我们组织富有管理经济学教学经验的老师编写了适合我校特点的《管理经济学》讲义，提高教学水平和质量，促进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综合提高，取得比较好的教学效果。该教材突破了以往对管理经济学研究教学的某些局限性，拓宽了管理经济学研究教学的领域，特别是吸收了战略管理、市场营销和产业组织学等方面的知识，丰富了管理经济学研究教学的内容。教材中精心选编大量现实案例。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突出管理经济学的应用性质，用实例说明如何在管理决策实践中运用经济学原理，提高读者分析实际问题和从事管理决策的能力，充分体现了管理经济学作为决策工具的真正价值。 其次，坚持进行作业、考试与成绩评定的改革。（1）在作业改革方面。主要根据课堂教学的重点问题组织学生分组进行课堂专题研究讨论，学生不但有充分的机会各抒己见，而且可以与老师直接对话和探讨问题，在此基础上形成各组对同一问题各具特色的看法和结论，再由全组同学共同参与在课堂上进行的公开演示与交流。（2）在考试改革方面。坚持教考分离，建立了较完备的练习库和试题库。试题质量高，成绩呈正态分布，及时进行成绩分析和教学总结，积极探索考试内容、方法改革。采用开卷和闭卷相结合、平时小测验和期末考试相结合、学生自我评价和教师评价相结合的综合考核方法。 （二）改革教学方法，灵活采用多种方法，加强对学生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教学方法就是在教学中为完成一定的教学目的、任务所采取的教学途经或教学程序，是以解决教学任务为目的的师生间共同进行认识和实践的方法体系。我们在管理经济学的教学中突破传统的教学方法的局限，引入了“案例研究法”、“实地考察法”与“模拟训练法”。 1.“案例研究法”强调案例分析和决策理论。教师负责编选真实公司的案例，印发给学生。学生在课下阅读材料和参考资料。教师在课堂上不讲课，只简单介绍情况，主要让学生发言讨论。教师对学生发言的见解、风度、能力等作记分考核。讨论案例时，尽量争取有关实际部门也派代表参加，由此可以让学生彻底摆脱书本的局限性，而真实了解到经济生活的实际运作流程。 2.“实地考察法”是一种通过实地考察促进学习的方法。每一次实地考察都由一名教师领导，学生积极参加，提出研究报告。所需费用或由学院负担，或由目标企业负担。这种实地考察的教学方法，对学生未来的工作很有帮助。 3.“模拟训练法” 通过模拟现实经济生活中各类问题的解决方式，使学生学到书本上不易学到或根本学不到的技能。通过这种演习，学生们能够学会如何将那些似乎大得无边的问题分成可以处理的小问题，如何分别处理后再将其重新组合起来。通过这种演习，学生们可以直接感受世界的复杂性，弄清理论与实践的差别，懂得学者的弱点，增长实干家的才能。我们还经常向学生作个别调查和召开学生座谈会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倾听学生意见和建议，检查教学效果，以便及时改进教学方法。 通过在实际教学中应用以上改革的教学方法，避免学生们的恐惧厌烦心理，减小了学习的压力，学习兴趣被极大的激发起来，能够积极参与案例讨论、资料查询、小组讨论及各种课堂与实践环节，学生的感性认识经过提炼上升到理性认识，满足了不同学生的发展需要，学生独立学习能力和创新意识大大加强，有效缩小书本知识与企业实际的距离。 （三）改革案例教学方式，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升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案例教学是一种“经验式”的教学方式。案例将企业带入课堂，让学生走入市场，投身竞争。学生自己通过对案例的阅读与分析，以及在小组中的共同讨论，促使学生进入特定的管理情景和管理过程，建立真实的管理感受和寻求解决问题的可行方案。通过案例教学，学生不仅向教师学习，而且也向同学们学习，甚至教师也能从学生中学到或获得一定的知识和信息。在案例教学中，教师更像是“导演”或“指挥”，学生的基本素质、对案例的熟悉程度、参与度以及教师的作用，一起构成了教学质量的要素，而不是传统的教师单向传授。案例教学的主要功能就是培养学生创造性地思考问题的能力、严密的推理能力、判断能力、表达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综合能力、领导才能和企业家精神。案例教学极大地丰富了学生关于各行各业的背景知识，强化了课堂教学知识的运用和掌握。 引入案例教学的基本原则是：第一，以管理经济学专业教科书为主干，在重点讲授基本理论的同时，每章节配备相关典型案例；第二，案例的选择兼顾典型示范、应用实战、现实新颖、适合国情，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第三，提供案例重在讨论、思考和学生的积极参与，案例本身可能并无统一答案，教师对每个案例只作简单提示性思考建议，将讨论和参与的空间留给课堂教学。 对于案例教学的组织与实施，我们的做法是：第一，明确教学目标，即学生通过案例学习所应达到的能力水平及对学生进行测验的手段和标准。第二，选择好教学案例，即在明确教学目标的基础上，要选择适度、适用的教学案例。第三，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氛围。一是需要学生内在的学习动力；二是需要学生外在的学习激励。第四，把握好案例教学的4个环节。案例教学的4个环节指的是：阅读案例，个人分析；小组讨论，形成共识；课堂发言，全班交流；总结归纳，消化提升。 本课程组教师常常及时地介绍与分析当前国内外经济理论与经济实践中的热点、焦点和难点问题。这样做不仅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经济学的兴趣，而且也可以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提高学生分析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四）改革教学手段，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和效率 以计算机技术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使远程教育、多媒体教学等教育技术更多地进入并深刻地影响着教学过程。现代教育技术的手段通过直观、形象地再现客观事物，有助于在具体的教学中充分调动学生的视听感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从而激发其求知欲；有助于在教学中突出教学的重点、难点，促进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有助于培养学生良好的实验技能等。因此，积极探索教学手段的改革，更多地借助现代教育技术的成果，促进教学手段现代化是人才培养质量上台阶的必由之路。我们在讲授管理经济学时使用多媒体技术进行教学，从而节省了教师在黑板书写的时间，丰富了教学内容，增加了信息量，清晰的图形，鲜明的色彩，栩栩如生的动画，动静结合，生动有趣，大大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我们也认识到虽然应用多媒体课件进行教学具有很多的优越性，但在应用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由于信息量大、信息呈现速度快，学生不能完全理解和接受，而且长时间观看屏幕眼睛容易感到疲劳，从而影响了听课效果等。所以，我们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起到积极作用，组织好教学的内容与节奏，除了常和学生交流之外，还必须辅以传统的教学手段。我们采用的现代化的教学工具与传统的教学手段的有机结合，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西方经济论文:关于瑞典学派对西方经济学理论贡献的思考 [摘要]瑞典学派是现代西方经济学派之一,其宏观动态经济理论、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和混合经济理论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因此有必要就瑞典学派对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贡献进行评述,并对成因加以分析。 [关键词]瑞典学派;宏观动态经济理论;生产要素禀赋理论;混合经济理论 瑞典学派又称北欧学派或斯德哥尔摩学派,是对当今西方世界尤其是北欧有重要影响的经济学流派之一。该学派起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于20世纪20～30年代。当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统治已经建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十分尖锐,又爆发了给资本主义世界以毁灭性打击的1929～1933年大危机。面对长期的经济萧条和严重失业,传统的新古典理论既不能在理论上给予解释,又不能提出相应的对策。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瑞典学派形成了,并且在战后得到迅速发展。瑞典学派的创始人是威克塞尔、卡塞尔和戴维森,为该学派的真正建立做出贡献的代表人物是缪尔达尔、林达尔和俄林,作为后继者的第三代主要代表是林德伯克。瑞典学派既不同于新古典学派,也有别于凯恩斯学派,有自己独特的理论特色。该学派最具影响力的理论有宏观动态经济理论、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和混合经济理论,它们是瑞典学派集体智慧的结晶。 一、宏观动态经济理论 瑞典学派的宏观动态经济理论起源于威克塞尔的积累过程原理,后经林达尔和缪尔达尔等学者不断加以修正和完善,为瑞典学派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成为瑞典学派鲜明的理论特色。 瑞典学派的创始人威克塞尔(1851～1926年)所处的年代周期性经济危机频繁发生,严重困扰西方世界。威克塞尔通过研究发现经济危机与经济周期性波动总是与价格和利息率的波动相伴。于是他提出积累过程原理,试图通过对利息率和价格运动的研究,给经济危机一个合理的解释。 威克塞尔的积累过程原理是在批判旧货币数量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他首先将利息率分为货币利息率和自然利息率,前者指借贷资本的市场利息率,即实际利息率。后者指在假定没有货币参加的实物经济中,借贷资本的供求相一致时的利息率。其次,威克塞尔认为自然利息率和货币利息率的差异对价格起着渐进的和累积的影响。当货币利息率低于自然利息率时,由于生产资料的需求和生产扩张、信用膨胀、投资大于储蓄、货币所得增长,从而导致物价水平累积性上涨的经济扩张过程。反之,则出现物价水平累积性下降的经济紧缩过程。当自然利息率与货币利息率相一致时,经济处于均衡状态,此时的自然利率也称正常利率或均衡利率。因此,只有使两种利率保持一致,才能实现物价稳定和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最后,威克塞尔认为货币利率对于价格变动的影响要大于自然利息率,因此主张政府应通过利息率的调整来干预物价变动和经济波动,从而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和政策依据。 当然,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积累过程原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只强调货币因素对经济周期运动的影响,完全忽略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矛盾这一根本因素的作用,因此,无法对经济危机的根源加以科学的解释。其次,受传统经济学的影响,将充分就业作为假设前提,进而把经济危机看作是价格波动,而不是就业和产量的波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针对威克塞尔理论的上述缺陷,林达尔(1891～1960年)和缪尔达尔(1898～1987年)不断对其加以修正,为宏观动态经济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瑞典学派的真正建立做出了贡献。(1)林达尔在把失业均衡当作“特例”的前提下,进一步发展了总量分析法。他一方面指出消费品的总需求和总供给之间的变化决定物价水平的变化,另一方面还考察了物价、就业、产量和利息率等的一些社会经济总量及其相互关系。虽然林达尔并未试图解释产出和就业的变化,但他的综合分析所取得的成果对当代西方宏观经济学具有重要意义。(2)将时间因素引入经济分析中,将静态均衡理论发展为动态均衡理论。缪尔达尔提出了时点和时期分析方法。他认为时点分析是围绕一个均衡点展开的分析,它对于研究静态均衡是重要的。时期分析是对两个时点之间的间隔的分析,它着重研究的是动态发展问题。缪尔达尔还提出了“事前”和“事后”的概念,从而为解决西方经济学中的许多纷争提供了简单的途径。很多人认为,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所提出的储蓄与投资相等之所以令人费解,就是因为凯恩斯没有明确说明储蓄与投资虽相等,但必须经过一定的时间间隔,才能达到事后均衡。后来,林达尔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序列分析法,使经济分析更接近于现实。(3)进一步提出新的货币政策目标。林达尔认为威克塞尔的货币政策目标不易实现,他主张将调整物价使其与生产力的变动成反比作为货币政策目标。缪尔达尔认为应该将完全消除或者最少是缓和价格、产量和就业等经济因素的波动作为货币政策的目标,这是从否定威克塞尔的充分就业假定得出的必然结论,标志着瑞典学派宏观政策的新发展。 瑞典学派的宏观动态经济理论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1)传统经济学把货币视为覆盖在经济活动之上的“面纱”,将货币因素排除在实际经济运动的分析之外。威克塞尔将货币利率的变动和经济均衡联系起来,将传统的经济理论与货币理论融为一体,弥补了传统理论的缺陷。(2)瑞典学派注重时间因素在经济分析中的重要作用,克服了静态研究的局限性,使经济分析更接近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现实。但其动态均衡理论仅注重经济运动扩张、收缩时序先后的数量分析,忽视对运动过程质的分析,这是片面的。(3)传统经济学信奉“萨伊定律”,认为总需求永远等于总供给,因此只注重研究微观静态均衡,无从建立宏观经济均衡体系。威克塞尔的积累理论认为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失衡以及价格的震荡是常态,从而将微观静态均衡分析转为宏观动态均衡分析。但由于威克塞尔的宏观分析只说明了生产的扩大和收缩的趋势问题,没有阐述总产量和就业量的变化及决定问题,因此只是建立了现代宏观经济体系的雏形。(4)在经济自由主义思潮占主流的条件下,瑞典学派主张国家干预经济,这是难能可贵的。 二、生产要素禀赋理论 1890年以后,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已取代劳动价值论成为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但劳动价值论仍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占支配地位。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就是为迎合这种“改革”的需要提出来的。俄林在综合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约翰.穆勒的相互需求理论、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和陶西格的比较成本学说的基础上,在老师赫克歇尔(1879～1952年)的鼓励下,创立了生产要素禀赋理论,该理论又称作赫克歇尔—俄林定理。俄林也因此而获得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生产要素禀赋论理中,俄林认为贸易的首要条件是商品在地区间存在价格差异。这种价格差异从需求的角度讲,由消费者的欲望和生产要素所有权(这影响消费者的收入)来决定;从供给的角度讲,由各地生产要素的生产规模决定。在各地对商品的消费偏好相同,需求状况不变和各地的生产技术水平相同,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下,俄林认为区域贸易的‘充足’条件是生产要素禀赋的不平等。由于每一地区的出口商品中含有较大比例相对丰裕而廉价的要素,从而这些要素变得比以前稀缺了。而进口中包含着很大比例的稀缺要素,从而这些要素就变得不那么稀缺了。因此区域贸易的后果是使商品价格均等化,生产要素的价格也有趋向均等化的趋势。 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开辟了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的开端,后来很多经济学家对要素票赋理论不断进行验证和发展,出现了里昂惕夫之谜和林德尔的需求相似理论。 (一)里昂惕夫之谜 根据生产要素禀赋理论,美国应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里昂惕夫运用投入产出法对此进行了验证。他于1947年和1951年先后两次借助于200个行业的投入产出表,对价值160万美元的出口商品和进口替代商品所需要的资本和劳动的比率进行比较,结果发现美国出口商品的资本/劳动比率低于进口替代商品的资本/劳动比率,即出口商品是劳动相对密集型的,进口替代品是资本相对密集型的,与俄林的理论正好相悖,这被称为里昂惕夫之谜。里昂惕夫认为矛盾的根源在于美国劳动者素质较高,单位时间的劳动是其他国家的若干倍,若经一定的折合计算,结论应与俄林的理论相符。里昂惕夫之谜引发了人们对人力资源问题的广泛关注。凯南根据这一理论对美国进出口商品的资本与劳动的比率重新进行计算,结果发现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完全正确,里昂惕夫之谜根本不存在。 (二)林德尔的需求相似理论 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虽可以解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初级产品的贸易格局,但无法解释战后工业品贸易主要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的格局。林德尔从需求的角度出发认为,人均收入水平相似的国家需求结构也相似,成为贸易伙伴的可能性较大,因此,战后工业品的贸易主要在人均收入水平相似的发达国家之间展开。林德尔的需求相似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俄林只从供给角度解释国际贸易问题的不足,但林德尔只从需求的角度或者说仅从人均收入的角度来说明问题也是有失偏颇的,因为一国的需求结构,除了受人均收入的影响,还受风俗习惯,产业结构和生产的技术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此外,美国的经济学家弗农还提出了生命周期理论,该理论放弃了俄林学说中关于各国生产技术水平都相同的假设,从动态的角度考察了技术进步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进一步发展了俄林的学说。 生产要素禀赋理论的提出对西方经济学的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俄林继承和发展了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李嘉图认为最有效和最合理的贸易原则是各国只生产自然条件较为有利、成本较低的商品并进行交换。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进一步说明了为什么各国的比较成本具有差异,在理论上有所发展和创新。其次,俄林认为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弥补了各国在生产要素方面的先天不足,使双方在贸易中获利。这一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贸易保护主义的蔓延,促进了国际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俄林的理论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国际和国内市场均处于自由竞争状态、各地对商品的消费偏好相同、需求状况不变等假设与现实相距甚远,使理论不能真正地解释现实世界;只强调供给因素,忽视需求的作用,导致该理论无法解释二战后出现的工业品的贸易格局,降低了该理论的应用价值。 三、混合经济理论 瑞典混合经济最根本的特征就是以私有制为主体,实行部分国有化。瑞典学派从威克塞尔到林德伯克都十分注重对混合经济理论的研究,林德伯克的研究尤为深入。 林德伯克的混合经济理论是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当时美国出现了对资本主义现实进行批判的新左派思潮。林德伯克站在维护资产阶级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立场上,首先从经济制度的分析开始,对新左派思潮进行评论。林德伯克反对把经济制度划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传统方法。他将经济制度定义为为完成生产、投入和消费决定而实行的一整套的机制和组织机构。林德伯克之所以放弃传统的经济制度的划分方法,而将经济运行的方式,即经济模式称为经济制度,将瑞典的混合经济模式称为混合经济制度,目的在于从更深的制度层面为瑞典的“第三条道路”寻找理论依据。 林德伯克根据上述标准,将所谓的经济制度(实际是指经济模式)划分为三种类型:以瑞典为代表的西方混合经济模式、以原南斯拉夫为代表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和以原苏联为代表的中央集权经济模式。林德伯克对混合经济模式表示赞同。他的混合经济理论主要内容有:(1)保持权力分散化和集中化两者平衡的决策结构。(2)保持市场调节与中央计划结合的资源配置机制。(3)坚持以私有制为主体,实行部分国有化。(4)强调经济刺激与行政命令相结合的激励机制。(5)各个不同决策单位应保持竞争与垄断同时并存的关系。 混合经济理论对瑞典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该理论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在私有制占主导地位的基础上实行部分国有化。这一理论是国家作为资产阶级总代表为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的自我调整和完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瑞典在50、60年代摆脱了贫困落后,并一跃成为西方“福利国家”的典范就印证了这一点。但是也应该看到,混合经济理论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矛盾和社会矛盾,瑞典70年代出现的“瑞典病”即高通胀、高税收和低效率就是明证。 四、瑞典学派理论贡献的成因初探 瑞典学派的三大理论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也为瑞典学派成为当今西方世界主要经济学流派奠定了基础。瑞典学派为什么能在经济学理论上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呢?本人认为主要有以下原因: 第一,重要历史事件的出现和时代潮流的发展呼唤新理论的出现。瑞典学派的宏观动态经济理论是在新古典学派面对频繁发生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而无能为力的条件下创立和发展起来的。俄林的生产要素理论是在均衡价格论已成为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但劳动价值论仍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占支配地位的条件下,为迎合“改革”的需要提出来的。混合经济理论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不展开说明。总之,正如戈登所言:历史事件的结果常常向理论家提出挑战,并将理论推翻,从而导致新理论的出现和发展。 第二,瑞典具有特殊国情,为瑞典学派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瑞典经济对外高度开放,国际贸易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很大。当世界性经济危机或国外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时,瑞典经济在劫难逃。宏观动态经济理论和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就是为应对这些对经济发展不利的因素创立起来的。同时瑞典又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传统浓厚的国家,工会、雇主协会和政府是瑞典三大权力中心,同时作为长期执政党的社会主张经济平等和民主,致力于消除贫富差距。这些为瑞典推行混合经济模式,即以私有制为基础,实行部分国有化提供了前提条件。 第三,瑞典学派注重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三大理论的创立和发展无不集中了几代人的智慧和努力,使得理论的研究具有继承性,也可能向纵深推进和有所创新。宏观经济理论的创立者是威克塞尔,林达尔和缪尔达尔对威克塞尔的理论从假设到分析方法都加以修正,尤其是对动态分析方法的不断完善,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有巨大影响。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是在对瓦尔拉斯-卡塞尔模型加以修正的基础上提出的。林德伯克也是在继承瑞典学派传统理论的基础提出混合经济理论的。 第四,瑞典学派重视与政府部门合作,使彼此理论和实践优势互补。他们注重从理论分析中引出政策建议,供政府部门参考,其主要成员还直接参与瑞典政府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工作,从而实现了理论和实践互动的良性循环。 瑞典学派理论成就的取得对我国的理论发展不无借鉴意义。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迫切需要科学的理论来指导。加之中国国情复杂,人口众多,经济发展很不均衡,这些既给理论创新带来挑战,也给理论发展带来机遇。希望经过中国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创立在世界上有影响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派和经济理论。 西方经济论文:西方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学生道德理性的培养 大学教育，从本质上说，是为了提高公民的综合素质，包括道德素质和专业素质。对于大学生道德素质的培养，不是单纯凭高校德育课程的教学就可以实现的，而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大学生在掌握德育课程上所授道德行为标准的基础上，综合利用大学所授各科人文课程理论，结合自身经历体会，形成道德理性，自觉做行为道德的人。 西方经济学是大学经管类专业学生的主要基础课之一，同时也成为许多高校面向所有专业开展的素质选修课。本课程不但给予学生进一步学习其他经济与管理专业课程提供理论基础，还能帮助学生建立经济理性以指导日常行为选择。通过教学过程中的正确引导，让经济理性与道德理性一致，将使道德教育事半功倍，而如果让学生形成道德行为不符合经济理性的认识，道德教育将前功尽弃。 一、当前高校道德教育的现状与问题 大学生是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他们最终将成为社会各部门的中坚力量，他们的思想道德水平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我国高校高度重视大学生道德教育，在大学入学第一个学期就为学生开设了思想道德教育课程，并且是作为必修课。大学第一个学期是学生从中小学的应试教育向大学的能力教育的转折点，是学生在高考指挥棒下的被动学习向社会就业导向下的主动学习的转折点，是学生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点。高校期望大学第一学期的思想道德教育课对大学生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产生积极的引导作用，但效果并不理想。大学生对思想道德教育课态度消极，思想道德教育课成了逃课重灾区，即便教师采用点名、随机提问、留作业等方式将学生强留在教室，学生听课并不认真，至于将思想道德教育课上灌输的道德理念深入思想内部并指导自己的日常生活则更无从谈起。 在国家教委颁布的德育大纲中，德育基本上都是以培养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使他们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为目标的，这种目标离大学生的现实生活太遥远，无法让实现这种目标成为大学生的自觉行为，这使得大学道德教育很难实现其既定目标。 科尔伯格指出：道德教育的根本目的既不是灌输特定的学校、教会和国家的固定习俗，也不是向学生传递道德相对论，而是为了促进道德判断的发展及其与行为的一致性。道德认知、道德判断、道德推理能力的培养应成为学校德育的关键，也就是促进学生的道德判断和道德推理朝更成熟的方向发展，以实现对普遍公正原则的明确而清晰的理解[1]。但目前国内高校开展道德教育的主要方式是教师经由课堂教学讲解教材内容，关于什么是道德行为是由教材给定的，至于为什么书上给定的行为就是道德行为，或者为什么书上认可的行为才是合适的行为，学生很难自己找到答案，自然很难从内心深处接受书上的道德指引。 “人的道德行为不是人的本能性的适应活动,它必须以一定道德认识为基础”，[2]这种道德认识需要大学生结合自己成长过程中形成的各种认知共同支撑，要使道德行为成为大学生的自觉行为就必须让学生认同道德行为是理性行为。道德教育和所有教育一样，需要遵循人的身心发展规律，大学生的智力发展与道德发展，决定了大学道德教育更应该侧重道德理性的培育[3]，而学生道德理性的形成无法单凭思想道德教育一门课程的教学实现。 二、西方经济学理论对大学生道德行为选择的影响 经济（economy）一词来源于希腊语oikonomos，它的意思是“管理一个家庭的人”。经济学家研究如何让人们作出决策，试图告诉人们什么样的选择是正确的，这也包括该不该去帮助一个人，该不该为了别人更多的利益部分牺牲个人利益。 关于如何选择首先要给出选择的标准，西方经济学里选择的标准是个人利益最大化，也就是经济学最基本的关于市场行为主体“经济人”的假设：人是有理性的、利己的，人从事经济活动的目标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这常常被肤浅地简化成“人是自私的”，也因而常常被人诟病，“利己自私的人性假设解释不了现实生活中的利他行为”，以此为基础，人的道德行为也就成了非理性行为。一些经济学教师在授课过程中面对这样的疑问选择回避，蒋满元、唐玉斌将此解释成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建立在资本主义唯心分析基础之上，在我国社会主义唯物基础上并不完全成立，[4]这样的解释如同思想道德教育课堂上将书本上认同的道德行为灌输给学生，并不能让学生从心底接受。如果关于“经济人”假设的理解需要区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基础的话，西方经济学的其他理论又该如何取舍？许多西方发达国家的慈善行为并不比我国少，如何解释？这将使学生陷入更深的困惑中。将 “经济人”假设 跟道德行为统一起来是西方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西方经济学里效用理论是解释人的理性行为选择的重要理论，用来解释人们如何分配有限的收入以获得最大的效用，在这里效用被定义为消费者消费一定数量的商品或服务所获得的满足感，理性的消费者在分配自己的收入时应该满足消费者均衡的条件：消费者在花掉其全部收入的情况下，使花费在每一种商品上的最后一单位货币所提供的边际效用都相等，即mux/px= muy/py =muz/pz=……。消费行为选择只是人们生活中要做的无数行为选择的一种，但消费行为理论很容易延伸到其他行为，几乎所有行为的目的都能够归结于为了获得满足感。依此理论，诸如捐助之类的道德行为看上去是非理性的，因为人们无法从捐助行为中直接获得效用。教师在教授消费行为理论时需要作出适当的解释让学生认同诸如捐助之类的道德行为在一定层面上符合经济理性。 博弈论是经济学学科新拓展的领域之一，几乎所有的经济学教材在编排博弈论的内容时都会提到经典的囚徒困境模型：两个嫌疑犯曾经共同犯过一次大罪，因为一次小的犯罪被抓，警察对他们犯过大罪只是怀疑但没有证据，警察决定将两人分开审讯，如果两人都抵赖，则因证据不足每人各只判1年徒刑，如果一人坦白一人抵赖，则坦白者免罪释放，抵赖者被判8年徒刑，如果两人都坦白则两人都判3年徒刑，两人都不能确定对方会如何选择。 在该模型里面，理性的两个囚犯的最佳选择都是坦白，结果是两人都被判3年有期徒刑，但很显然，两人都抵赖是比都坦白更好的选择。人们在采取道德行为时同样面临这样的情景，每个人都很清楚，如果大家都能无私助人的话，这个世界会变得更美好，但是如果自己无私助人，在自己需要帮助时却得不到应有的帮助，那自己的无私助人就是非理性的了，道德行为受到严峻的挑战，经济学教师在讲解博弈论时必须对此做出回应。 三、经济理性与道德理性的统一 经济理性与道德理性完全可以统一，但对于初学经济学的大学生来说，他们并不能自觉认识到这一点，需要经济学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做出正确的引导。通过经济学的教学不但帮助学生掌握基本的经济学理论框架，还能引导学生在经济理性的基础上建立道德理性，在生活中自觉实施道德行为。 对“经济人”假设的诟病，根本的原因是武断地将“经济人”假设所说的“个人利益”物质化，忽视作为社会人的人们，生活中除了物质利益之外，还有精神利益。“经济人”假设里的“经济人”是对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所阐述的商品提供者所具有的自利特征的高度概括。但亚当·斯密也承认：“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个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自己的事　情”[5]。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人们在“关心别人的命运”时自己感觉更好，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获得了精神利益，实施诸如帮助他人之类的道德行为跟“个人利益最大化”并不矛盾。通过在课堂上让学生对“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展开讨论，在理解“经济人”假设里所说“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考虑精神利益，能够让学生明白实施诸如帮助他人之类的道德行为是符合经济理性的。 钟生根在《群体意识与经济人利他行为选择》一文中考虑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利他行为并提出用“价值”来衡量不同利他行为使行为人“变得更好”的程度，人们在实施道德行为时自己内心会得到充实，这种充实跟人们在消费某种商品或服务一样能给人们带来满足感，这时我们能够相应地得出人们在决定生活中如何分配自己所拥有的资源时遵循的原则是“个人价值最大化”，也就是“个人满足最大化”，[6]通过这样的延伸，使学生能够理解道德行为同样是符合理性的。在课堂上，通过向学生提出“列举自己生活中实施的一些道德行为”，并要求学生对“为什么会这么做”展开讨论，强化学生对道德行为的认同，并能够充分意识到道德行为的合理性，帮助大学生建立道德理性。 博弈论囚徒困境模型之所以出现损人损己的结果是因为模型完全没有考虑人性，事实上如果该情景出现在现实中，结果并不必然是两人都选择坦白。笔者在课堂上实施了一个情形类似但更接近学生生活现实的调查，结果显示道德本性存在于多数同学心中。 调查模型设计如下： 调查一：假设你是一个七人小组的成员，成员互不相识，小组每人拥有600元人民币。如果你选择将你的600元捐出去的话，其他6个人将因为你的这个行为每人增加200元收入，你将失去这600元。当然如果其他成员也选择将他们钱捐出去的话，每有一位成员捐出，你将增加200元，如果其他6位都捐出的话，你将增加1200元收入。你选择捐还是不捐？ 对模型的分析显示：如果大家都捐，每个人的收入都达到1200元；自己不捐，其他人全捐将使自己收入达到最大的1800元，其他人的收入1000元；而如果自己捐，其他人都不捐，自己将一无所有，别人的收入达到800元。如果决策时完全不考虑别人的收入变化，每个人都有足够的激励不捐，博弈的结果是每个人的收入都维持在600元，这个结果比大家都捐更糟糕。 调查的结果显示，67%的同学选择不捐！结果跟模型预测的基本一致。 当把模型条件稍作改变，结果出现巨大变化。 调查二：在调查一的基础上附加一条件，假设被调查学 生知道另外6人当中有一个是需要资助的贫困学生，结果65%的同学选择了捐！ 这说明同学们的本性中是愿意帮助别人的，也就是说只要别人有需要，自己可以冒着面临损失的风险去帮助别人，这恰恰是人们实施道德行为时需要具备的基本特性。实施道德行为通常要付出一定的代价，道德行为通常会对别人、对社会带来好处，但这种付出并不必然收获有形的回报。 当把调查模型里的条件改成其他6人都是需要资助的贫困学生时，选择捐的同学没有显著地增加，仍然有大约30%的学生选择了不捐。这表明不是每一个人内心深处都愿意冒着自己遭受损失的风险去帮助别人，这也充分说明实施道德意识引导的必要性。 通过在课堂上实施这样的调查，并当众统计、公布调查结果，让学生意识到道德意识是多数人心里都拥有的。一方面，强化具备道德意识的同学的这种意识。另一方面，也能够唤醒部分同学内心更深处的道德意识。让同学们在掌握经济学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建立道德理性。 经济学课程因为理论分析的需要，不能考虑到现实人性，让人浅显地认为人的道德行为不符合经济理性，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必须将人的本性还原到经济理论中，从而让学生充分认识到道德行为是符合经济理性的，经济理性和道德理性在本质上是统一的，从而培养道德理性，自觉实施道德行为。 西方经济论文:当代大学课堂教学模式的新探索：以“西方经济学”教学为例 当代大学课堂教学模式的新探索：以"西方经济学"教学为例 一、 引言 当代大学教育范畴主要体现在课堂教育与实践教育两个维度上。而大学课堂教育作为大学生学习通识知识与专业知识的主要方式，其课堂授课质量的好坏对于大学生接受、领悟及熟练掌握这些知识及技能具有极其关键的作用。此外，由于中学授课模式多体现为低参与的被动授课方式，这种授课方式对于学生而言往往体现为被动接受知识、机械性记忆以及潜意识的学习抵抗。大学生初入大学阶段，往往需要重新适应大学课堂的授课模式。而如果大学课堂教学不能有所创新，将很难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造成其对本专业的怀疑甚至排斥。因此，高校教师应当从学生立场出发，有机结合其所授课程的内容，不断探索出一条从适合形式到理念上吸引大学生聆听、主动接受知识的课程教育新模式。 二、 教学模式的新探索 "教育以人为本"作为高等院校培养大学生的根本标准，应当契合当代大学教育主体的合理诉求。当代大学生作为朝气蓬勃、活跃积极的人群，有着对新知识及新鲜事物的无限渴望及探索求知欲。大学生人群在经历了青春期叛逆的阶段，对于其在中学时代所熟知的"满堂灌"式的授课模式具有一种先天性的抵触及心里反抗。因此，如果在大学课堂教育中仍旧沿用这种落后的授课模式，则很难达到预定的授课目的及取得相应的授课效果。因此，以人为本的教育模式探索应当从大学生的视角出发，深入了解及倾听大学生对于知识学习过程中的诉求，通过借助各种教学手段不断摸索创新大学生教育新模式。 （一）创新教学手段 随着高等院校教学硬件的不断提升，多媒体教学作为一种高科技的教学手段，不断得到了高校教职人员的青睐。多媒体教学可以有效避免因黑板书写、教学音量等方面的先天限制所导致的对课堂教学质量的影响，此外高校教职人员还能通过多媒体教学，从声、图、视频等多种教学素材纳入课堂，很好地调动大学生的听课积极性，提升教学品质。然而，多媒体教学的弊端也是存在的。比如教师一成不变地使用相同教学课件可能导致课堂生动性及知识的传播效率受到影响；大量图像、影音等生动性教学元素的运用将引致喧宾夺主的负面效果，从而影响教学质量的提升。 本研究认为，积极探索多媒体教学的新模式并非是在授课中过量地运用各种多媒体手段，相反应当借助这种先进的教学工具，通过多媒体恰如其分地向学生展示教学内容，从而实现活跃课堂气氛、实现授课生动化的主旨，有效调动大学生的听课积极性。 （二）革新教学方式 本研究认为大学授课质量的高低与大学生的课堂参与度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相比于中学教学模式的低参与率甚至零参与率，从被动接受知识转变为主动搜寻学习知识是当代大学课堂教育所应达到的主要目的。高校教职人员应当通过拓展与革新教学方式，从而提升学生在课堂的参与度。这样不仅能够使得课堂气氛得到活跃，而且也能够很好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让大学生在寓教于乐的过程中实现其对课堂知识的深入了解及掌握。 笔者曾在大学课堂上讲授《西方经济学》课程，通过亲身实践，总结出了一些活跃课堂气氛、提升学生参与率的方法。比如，通过在课堂上组织以小组为单位的讨论发言及小组之间关于某一经济问题的不同理解进行辩论，从而提升大学生的课下自主学习能力，实现其对相关知识的深入认知和深刻记忆。笔者作为裁判，会依据学生各自的课堂表现奖励以相应的课堂平时成绩，从而很好地激励和调动了学生们的发言积极性，使得课堂气氛异常活跃。此外，笔者也曾借鉴现如今电视传媒节目中广泛运用的智力问答题节目形式，通过组织学生在课堂上开展相互计分问答的游戏竞赛，从而敦促学生在课下积极学习课程知识的基础上，学会利用图书馆资源学习本门课程的相关知识。 （三）教学与时俱进 作为知识的传授者，大学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应彻底摒弃那些陈旧的观念及说教方法，在认真备课的基础上通过不断强化自己对新事物的认知及当下潮流的把握，结合自身所授课程的相关知识，不断更新授课内容，从而更好地使自己从教与学的对立面，真正转化为学生的良师益友，走进学生的内心，成为他们的授业导师、人生导师。笔者在课堂讲授《西方经济学》的效用论，则会完全摒弃教科书中黄油与大炮的经典例子，而会以ipad和iphone作为效用论中消费选择集的例子。此外，笔者会从西方经济学的市场均衡讲解大学校园恋爱的匹配度，从博弈论的角度阐述大学生作弊与监考老师反应的问题。这些细微的教学改变能在很大程度上拉近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距离，使得学生在听课过程中逐步放下抵抗，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从而实现高校课堂教育质量的不断提升。 三、 教学新模式的探索前瞻 总而言之，大学课堂教学模式并非是要求教师一成不变、年复一年地照本宣科，也并非要求教师在课堂上标新立异、舍本逐末地吸引学生注意力。在不断探索创新高等院校教学模式的过程中，始终需要保证"一切为提升教学质量"服务这一原则，高校教职人员则应根据各自学科的特殊性，结合当地教学资源，因地制宜地探索和拓展其教学模式，以期实现我国高等教育水平的不断提升。 西方经济论文: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矛盾冲突与特点分析 一 可以说，在关于经济人的理论中，功利主义思想包括了，自由、平等、效率和自由放任的思想，这是近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主要遗产。而当代西方的经济伦理思想又主要是在上述思想的社会实际运用过程的矛盾冲突中发展和衍变的。具体地说，在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中，表现出以下突出的矛盾。 （一）经济人假设的立论基础——“利己”与“利他”、“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的矛盾 经济人假设的历史背景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文明的出现。这一假设首先肯定了两个伦理前提：一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正义性，因而肯定人们遵守这一制度是所谓理性的表现。二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合理性、正义性，因而肯定人们在道义上追求自身满足的天性。 在古典经济学那里，“经济人”假设下的“利己”准则与“利他”，个体效用最大化与社会整体效用最大化是统一的。到了二十世纪，人们开始对经济人出于自私的利益最大化追求问题提出质疑。反对者认为，追求最大利润这一假定既不符合实际，也不可能实现。1947年，西蒙在《管理行为》中对经济人的假设提出更强烈的批评，他认为，与其说经济人的自私出发点和理性规定是人们真实行为的写照，还不如说它只是“具有很大的智慧和美学魅力”（注：［美］赫伯特·西蒙：《管理行为》，杨砾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8页。）的形而上玄想。 自从七十年代琼·罗宾逊宣布“第二次经济学危机”以来，在重建经济学基础的争论中，经济人的立论问题又引起人们的关注。保罗·斯诺维克(paul slovic)和萨拉·利切坦斯泰因(sarah lichtenstenion)，通过“偏好颠倒”(perference reversals)企图证明即使在最简单的人类行为中，也不存在任何最优原则。尼尔森和温特提出了有限理性的概念，阿马蒂亚·森则在八十年代指出，如果重新考察亚当·斯密讲述的屠夫和面包师的故事，就发现古典经济学从未单独把自利作为经济人的立论假设，他说：“亚当·斯密恰恰明确地站到了另外一边，他并没有满足于把经济拯救建立在某种单一的动机之上。”（注：［印度］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王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8页。） 由经济人的争论还衍生了制度经济学关于人们接受经济伦理规范的个人主义或整体主义的方法论基础的争论。所谓方法论个人主义，是指人类个体行为是社会行为的前提和出发点，所有社会或集体现象，诸如制度，都有待内生制度和制度变迁。与此相对照，整体主义关注对个人行为发生的社会影响。个人被看成社会化的人，已经将自己身处其中的社会规范和价值内生化。整体主义者集中考察社会“力量”（制度、社会惯例）如何制约个人行为。方法论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将个人行为摆在第一位，而后者认为社会或制度整体高于一切。 尽管波普尔通常被看作是个人主义者，尽管他对整体主义的其他方面也有批评，但他仍指出，“社会群体大于其成员的单纯加总，也大于其任何成员任何时刻存在的诸多个人关系的简单总和……成员的个性可能对群体的历史和结构产生很大的影响，但这并不妨碍群体有它自己的历史和结构。也不妨碍该群体对其成员的个性产生强烈影响。”（注：［美］马尔科姆·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陈建波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35页。）这种方法论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的争论是十分激烈的，塔尔科特·帕森斯声称：“个人主义者”“要么根本不承认，要么从未公正对待过”下列事实，即经济行为发生“在一整套规则框架之内，不依赖于签约各方直接的个人动机。”（注：［美］马尔科姆·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陈建波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而海萨尼则反驳道，帕森斯的立场意味着“放弃根据个人目标和社会个体成员的利益来解释这些社会规范自身存在的任何可能。”（注：［美］马尔科姆·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陈建波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当然，这种方法论的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区别也不是绝对的，布坎南曾说：“在作为一种推导出社会组织原则的方法的个体主义与作为这种组织的一个描述性特征的集体主义之间，不存在任何逻辑上的不一致。……给定一些有关人类行为模式的基础性假设，以及一种特定的道德伦理立场，即可以根据个人选择的计算而将集体主义的政治经济秩序理性化。”（注：［美］詹姆斯·m·布坎南、戈登·塔洛克《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陈光金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8页。） （二）功利主义与非功利主义的诸正义形式伦理的矛盾 功利主义是经济学说史中最重要的伦理基础。熊彼特曾指出：“首先，它是一种人生哲学，展示了有关‘最终价值’的图式。……功利主义，特别是边沁的功利主义，是某种新东西，与旧体系是根本对立的。……其次，功利主义是一种具有强烈法律倾向的体系。……在这一原则中，平均主义要素与幸福要素同样重要。”（注：［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朱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版，第204-205页。）在熊彼特那里，功利主义受到了批判。他说，“第一，功利主义的假设对于解释经济史，对于解释经济的推动力毫无价值。第二，功利主义的假设对于解释所有涉及实际动机的问题，例如对于解释遗产的经济影响问题，要比没有价值更糟糕。第三，功利主义的假设实际上只对经济理论的一部分即通常所谓的‘福利经济学’具有根本性的意义，……第四，在最狭义的经济理论领域内，功利主义的假设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有害的。”（注：［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朱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版，第206-207页。）熊彼特对功利主义的批评并非是全盘否定福利主义的经济伦理观念，而是认为这种功利主义过于工具理性化，并没有明确指明一种社会形态的合理的经济伦理理想。 功利主义最显著的特征之一表现为集合理论。为了使总体行为正确，不同的个人利益必须以产生全体人员的最大幸福或满意为目标而叠加到一起。功利主义者时常指出这一点作为其理论优越性的一方面。它所运用的是一种实践合理性的简单模式，由于这种模式是我们在个人层次上自然而然地接受的，所以可以恰当地转换到社会层次上来使用。 但是，批评者认为这种推论是荒谬的。罗伯特·诺齐克指出，“因为并不存在为它自己的利益而愿承担某种牺牲的有自身利益的社会实体。只有个别的人存在，只有各不同的有他们自己的个人生命的个人存在。”（注：［美］诺齐克：《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何怀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1页。）如果一个人决定牺牲某些自己的利益，那是因为他能够从中受益，因此这种牺牲可以被证明是合理的。然而，在功利计算中被弃之不顾的个人的利益只是一种牺牲，牺牲者往往得不到任何补偿。“人类”或“社会”并不是做这种决定的单一行为者，不是牺牲或受益的承受者。这样决定的结果只是一些人受损而另一些人受益。用罗尔斯的话来说，“功利主义观点的突出特征是：它直接地涉及一个人怎样在不同的时间里分配他的满足，但除此之外，就不再关心（除了间接的）满足的总量怎样在个人之间进行分配。”（注：［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3页。）以罗尔斯一贯的观点，他认为功利主义无法最大限度地弥补社会个人由正义原则导致的差别，功利主义的最大幸福论既损害了社会正义的本质，又损害了个人的利益。 从功利主义与非功利主义的矛盾冲突中，还衍生了对福利经济伦理观点的批判。福利主义经济学并非没有确立伦理的基本出发点，问题在于福利目的的伦理出发点，反而损害了与经济学的结合，并由此忽略了伦理学，影响了自身的发展（注：［印度］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王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89页。）。 尽管福利主义思想受到抑制和批评，但它却还在顽强地发展和发生影响。其中帕累托学派的福利经济伦理思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取得了重要的地位（注：［荷］汉斯·范登·德尔、本·范·韦尔瑟芬《民主与福利经济学》，陈刚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3-34页。）。然而，即便是在适合帕累托最优实现的条件下，这一支撑福利经济学的重要概念，也忽视了公平。因为这里不考虑收益在社会成员间的分配状态，更不涉及公平与效率间的相互作用。正是这种传统与公平目标之间发生着深刻的冲撞。 （三）自由放任与国家干预的矛盾 1926年，凯恩斯发表《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一文，批判了古典经济学自由放任主义的哲学基础——“看不见的手”的理论。他在批评自由放任的经济伦理原则的同时，又提出了国家干预的新主张。他说，“在我看来，资本主义在高度有效的管理下，与我们目前为止所看到的任何别一制度比较，的确能够更加有效地实现经济目的；不过就这一制度本身看来，有许多方面是极端要不得的，是应当反对的。我们的问题是，如何努力设计出一个社会组织，与我们所满意的生活方式的观念既不致发生抵触，而效能则可以尽可能地提高。”（注：［英］凯恩斯：《劝说集》，谢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42页。）除了凯恩斯之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也津津乐道着这样的一种理性假设：即“由于私人市场经济呈现不完善的特性，所以从效率的意义上说，中央计划经济能够对资本主义做出改进。”（注：［英］j.r.沙克尔顿、g.洛克斯利编著：《当代十二位经济学家》，陶海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01页。） 尽管自凯恩斯以来，国家干预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但是它却受到哈耶克、斯蒂格勒等人的强烈反驳。哈耶克提出，“中央计划者没有得到必不可少的信息。为有效地配置各种资源所需要的价格和成本信息，只有通过市场过程本身的运转才能获得。实际上，在奥地利学派‘市场过程’模型中，‘成本’是主观的东西：它不是用来生产某种商品的看得见的货币支出，而是被放弃的从同样的资源的其他可选择的使用中生产出的价值。但是很明显，在经济过程中，只有行为者才知道这种选择。竞争市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优点在于，在这样的市场上，每个人仅须意识到影响他个人的事情；而从个人行为中产生出来的‘制度’不带有任何个人的意图，这种市场制度是未经设计而产生的社会制度的典范。”（注：［英］j.r.沙克尔顿、g.洛克斯利编著：《当代十二位经济学家》，陶海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02页。） 信奉国家干预者的理由是，一切完美的经济秩序必定是设计的产物，是理性合理化的过程。哈耶克则反驳说：“如果我们想取得进步，我们就必须为不断改进我们的观念和理想留出空间。”（注：［英］迈克尔·h.莱斯诺夫：《二十世纪政治哲学家》，冯克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00页。）进步是不能事先进行计划的（能够进行计划的信念，正是理性主义狂妄态度的极端事例），一个不断进步的社会，肯定也是一个建立在自发秩序上的自由社会。 （四）经济公正与政治公正的矛盾 人类社会是一个由各种各样的规范、制度和原则构成的契约组织。这些规范、制度和原则中包含了法律的、经济的、文化的和道德的要求，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人类的传统、历史和发展。所谓公正，是指等利（害）交换的行为，公正一开始就是与人类的经济活动相关联的，是人们经济利益分配的基本要求，罗尔斯反复强调：“社会正义原则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是一种合作体系中的主要社会制度安排。我们知道，这些原则要在这些制度中掌管权利与义务的分派，决定社会生活中利益和负担的恰当分配。”（注：［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0页。） 经济学家往往就事论事，他们所言公正和平等，可以是一次经济活动中的交易价格和交易机会，或者是由此在统计上归纳出来的制度和规则。但是哲学家往往反驳道，把公正定义为等利（害）交换，岂不将公正局限于经济领域，因而定义过窄？公正作为人与人平等的一个原则，只有当他得到他应得的、或别人欠他的，或他有权利索要的东西时，才算公正。 关于经济公正与政治公正的矛盾冲突，可以从罗尔斯和诺齐克的理论中窥见一斑。根据罗尔斯的看法，“社会是一种对于相互利益的合作的冒险形式，它却不仅具有一种利益一致的典型特征，而且也具有一种利益冲突的典型特征。”（注：［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不平等在任何社会的基本结构中都不可避免”（注：［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问题在于明确这些不平等怎样才算是公正的，或是否能够做到公正。罗尔斯认为绝对的平均是对效率的极大损害。但是他苦心积虑建立的公正原则，是想在一般经济公正的基础上设定一些特殊的或优先的或称之为差别原则的前提；罗尔斯认为虽然经济不平等不可避免，但是公正的不平等则可以做到。因此，只有当更有能力的人也让更不幸的人获益时，他们从这种能力中获益才是公正的。 诺齐克则对罗尔斯公正的不平等提出质疑，他认为：“任何国家制定的外在的规范必然侵犯人们的道德权利，因此，本质上说是不道德的。”（注：［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3页。）他反对那怕是最小国家(minimal state)实行富人对穷人的再分配，认为那样侵犯了个人的权利。他的论证可以称之为经济公正论(the theoy of economic justice)，也称之为“资格理论”(entitlement theory)（注：［英］迈克尔·h.莱斯诺夫：《二十世纪政治哲学家》，冯克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39页。）。诺齐克从维护自由的伦理原则出发，强烈反对罗尔斯的正义补偿的预设性伦理原则。与罗尔斯相比，诺齐克的观点，表现了对资本权利和效率的更多的维护。 二 如果说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作为学科形式的经济伦理学在欧美诞生，它的研究范围基本界定在经济学意识到在经济行为的伦理、文化的观点消失之后，因市场失灵而带来的道德限度问题，那么，二十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企业伦理的社会契约论的问题，经济主体的超规范和道德自由限度，全球化和普世伦理的可能性、现实性，生态伦理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扩展了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理论研究范围，使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固有矛盾冲突得以在更宽泛的社会现实背景下展开。 总体来说，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在上述矛盾与冲突中体现了如下突出的特点： 首先，上述矛盾冲突更明显地体现在企业这个经济主体层次上。在经济主体问题上，西方经济学作了拓展研究，由对狭窄的人、集团、阶级的研究发展到企业的研究。就企业而言，经济伦理学指的是为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交换过程中的适当行为确立界线的原则。作为经济主体，企业的伦理特性可以从两个方面表现，一是在社会契约中显示的独立性和主体性；二是企业的道德自由空间的限度。这一经济主体的拓展不仅仅带来固有矛盾范围的变化，同时也带来相应的道德冲突问题。许多经济学家发现，要想出一种能够明确地解决企业的伦理两难问题的办法十分不易。 其次，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矛盾冲突在更宽泛的背景下展开，常常与法律、政治、文化的冲突交织一处。最近几十年，西方探讨经济伦理思想的矛盾冲突往往在综合的背景下展开，如贝克尔对家庭、婚姻、性别歧视等问题的经济学分析，布坎南的立宪民主的经济学研究，制度经济学对经济学中的伦理规则的研究和方法论基础的研究，伦理学家对伦理法的研究，罗尔斯、诺齐克等人的政治伦理思想在经济活动中的拓展研究，西蒙、福山等人对文化因素、管理因素在经济伦理思想冲突中作用的研究等等。尤其是文化沟通与文化信任问题，日益成为跨国公司的经济伦理战略组成。企业家和学者们都认识到文化差别造成经济主体遵守信用以及其展示道德自由空间的方式上的差别，例如弗朗西斯·福山看出，一个社会中的信任水平与积聚资本和有效地发展技术之间存在一种关系。他论证说：“由于不信任而造成分裂的社会，以阶级、种族、亲属或其他因素为基础，在采取新的组织形式时会遇到额外的障碍。”（注：［美］托马斯·唐纳森、托马斯·邓菲：《有约束力的关系》，赵月瑟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4页。）值得一提的还有经济伦理思想与法律的相关影响的研究，正如法律对伦理行为和道德准则的进化有明显的影响一样，有关道德的态度也可能经常间接地、有时甚至直接地影响法律准则的进化。 第三，虽然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矛盾冲突，但仍运行着社会普遍遵循的经济伦理规范。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些普遍经济伦理规范之上，在经济政治全球化的视野之下，西方社会有一种强要发展中国家认同的超规范理论倾向。而这些超规范说白了，就是所谓跨越主权的人权思想以及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等。比如说关于剥削，西方经济学家仍然回避或淡化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结论，他们对于贫困线和贫困度量的研究，只是用人的生命权、自由权等抽象概念做一些超规范的警示。再比如效率超规范，它被用来指导现代企业面对的诸如环境问题、知识产权问题以及贿赂问题等，其中最明显适用的一个是环境问题。历史上对环境关怀感觉迟钝的企业，被保罗·斯泰德尔迈耶称为“前生态经济主义”，其特征在于相信技术，以及认为在生态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无法解决的冲突。这种态度把生态放在第二位考虑，显然与效率超规范的含义不符。前生态经济主义认定的正是效率超规范正式驳斥的东西，即效率仅仅根据国内生产总值的高度来衡量。相反，效率超规范意味着，在我们把供不应求的自然资源的价值计入经济大方程之前，我们对社会效率的衡量都是不充分的（注：［美］托马斯·唐纳森、托马斯·邓菲：《有约束力的关系》，赵月瑟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1页。）。换言之，效率不仅仅要置于公正及一定社会的经济发展和伦理规范的权衡之下，而且要在更宽范的超规范的普世伦理及可持续发展的视野之下。 三 从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的角度来分析，首先，西方当代经济伦理思想依然具有为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经济利益辩护的基本特性，马克思对庸俗经济学的批判依然适用于当代西方经济学，马克思说：“庸俗经济学所做的事情，实际上不过是对于局限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中的生产当事人的观念，教条式地加以解释、系统化和辩护。”（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23页。）资产阶级企图用一种超越性的同一关系解释经济伦理关系，似乎已有的伦理关系已经天然合理了。马克思批判道，“堕落的最新经济学，……它企图证明，经济关系到处都表示同一些简单规定，因而到处都表示交换价值相交换的简单规定中的平等和自由。……这种归结法是把包含着发展的差别抛掉，使一切都归结为一种现实的经济关系，单从这点来说，它至少在形式上也是不科学的；何况它是时而抛掉这一方面，时而抛掉那一方面，以便时而从这一方面，时而从那一方面来制造同一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02-203页。） 其次，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方法论有着明显的形而上学倾向。马克思虽然认为，在商品经济中，买卖双方只顾自己，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唯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私人科益；但是马克思反对经济人的假设。在他设想的未来社会所有制形式下，人们之间的经济生产活动根本不受这种利欲之心的驱使。无论是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还是整体主义，制度经济学的一个理论基本点是，由约束、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活动和交往关系等组成的制度是社会变迁的根本原因，这与韦伯将资本主义宗教伦理精神看作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一样，都有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中反复批判的“头脚倒置”的嫌疑，与马克思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有着根本不同。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往往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过是体现一种“历史主义”或“经济决定论”；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7页。）恩格斯的话告诉我们，任何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和经济制度的产生及形成，不仅有经济发展本身的因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观念以及道德文化传统等也是促成其变化的重要原因。 第三，当代西方经济伦理的终级关怀和理想，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李普森曾说：“这两个理想是我们的基本观念，其重要性凌驾于其他任何理想之上。将生气勃勃的精神注入我们的民主政制，使它具有独一无二的特征以及使它与其他制度不同的，主要就是这两种价值观。如果要将民主制度的特征以最简单的话来概括，可以这样说：民主制度就是尽可能使其人民同时获最多的自由和最多的平等的政治制度。”（注：［美］李普森：《民主的基本原理》，引自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522页。）马克思经济伦理理想并未排斥自由、平等，但与资产阶级相比，前提是不同的。马克思的经济伦理理想是建立在“重建个人所有制”基础之上的人的全面发展，这是自由、平等的新的社会经济制度基础。不揭示自由、平等的阶级立场，其图景必然是迥异的。 西方经济论文:西方经济学辩论教学中教师任务角色谈 摘要：辩论式教学法是西方经济学课程的良好教学方法。要使该方法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任课教师应该履行自身的任务角色：辩题确立者、技巧传授者、过程点评者和成绩评定者。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辩论教学；任务角色 运用恰当的教学方法是取得西方经济学课程良好教学效果的关键。作为一名任教多年的西方经济学教师，笔者一直在不断探索和思考辩论教学方法。多年的教学实践使我明白，教师在辩论教学中至少应该充当如下四个任务角色： 一、辩题确立者 确立科学的辩题是一场辩论赛取得成功的前提和基础。科学性是辩题的生命力。“科学性”的内涵应该包括： 一是辩题内容的针对性。西方经济学原理很多，可供选择的辩题很多。在选择辩题时，要尽量选择针对性强的辩题。它们应该是针对某些经济学原理而设计的，不能偏离学科体系。例如，笔者曾经设计过辩题：中国是否应该抵制日货。该辩题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辩手可以运用经济学中的国际贸易原理展开辩论。教师在确立辩题的时候，应该思考辩题是不是能够找到经济学的辩论根基。 二是辩题内容的时代性。经济学是一门时代性很强的学科。时代性要求教师在确立辩题时，尽量选择那些热点问题作为辩题，避免那些与实践相差太远、理论性太强的辩题。试对比如下两个命题：“中国是否应该抵制日货”与“国家是否应该大力发展国际贸易”。从时代性要求出发，后者比前者略逊一筹，前者更适合作为西方经济学课程的辩题出现。 三是辩题内容的可辨性。要尽量避免选择具有明显“正误性”的辩题，而应该选择有“辩点”的辩题。辩点越多，则可辨性越强，辩论的价值越大。举个例子。如果教师确立如下辩题。正方：国际贸易分工主要是出于比较优势原理；反方：国际贸易分工主要是出于绝对优势原理。该辩题的可辩性不敢恭维。因为经济学界基本认同国际贸易分工是基于比较优势原理的基本事实。面对可辨性的要求，任课教师应该仔细思考：辩题是否具有显而易见的答案？正反双方可以从哪些方面去展开辩论？只有当辩题并不具备明显的正误性，可以从很多角度展开辩论的时候，它们才是可辨性强的辩题。 二、技巧传授者 西方经济学课程一般被安排在大一和大二。此阶段的学生绝大多数没有参加过辩论赛，对辩论的技巧了解甚少。任课老师有必要就辩论过程中的基本技巧向辩手做简单交代和传授。这些技巧包括： 一是开篇阶段和总结阶段的陈词技巧。正规的辩论赛都有开篇陈词和总结陈词。开篇陈词主要是构建己方的逻辑框架，相当于建筑房屋时给整个房屋打根基。根基不牢，地动山摇。很多学生由于缺乏技巧，不知道如何去构建自身的逻辑框架。其后果就是，不但评委抓不住其逻辑要点，而且对方辩友也不好寻找自身的逻辑错误。所以，教师应该举具体的例子，联系具体的辩题，教导辩手应该从哪些方面构建自身的逻辑框架，如何充实每一个子框架，使逻辑体系有血有肉。至于总结陈词阶段，教师要告诉辩手，这是一个对对方辩手的逻辑错误做出总结，重新提炼升华自身观点的阶段。教师应该教导学生如何去归纳对方的逻辑错误，如何升华自身的观点。这些技巧的学习有很大的难度，教师在辩论赛展开前应该悉心教导。如笔者在辩论赛前，先设计几个辩题，要求每个同学起草一份开篇陈词稿，收集起来后，对那些有代表性的稿件做出评价。 二是提问和回答问题的技巧。提问和回答问题是辩论赛中不可回避的，两者的基本要求是简洁、有力、巧妙。简洁，亦既不能给人一种懒婆娘的袜子又臭又长之感。有力，亦既要切中对方问题要害，不能隔靴捎痒。巧妙，亦既能四两拨千斤，避其锋芒。这些要求是辩论实践中提问和回答问题所必须具备的，初学者不容易把握。教师应该通过适当的方式引导学生往正确的道路上前进。如笔者在西方经济学课程辩论中，针对辩题“中国目前是否应该全面放宽二胎生育政策”，要求学生思考两分钟后提出三个有价值的问题。然后针对每个问题，谈谈它是否是一个有价值的提问。针对那些有价值的提问，再指定学生如何回答。通过多回合的实践，笔者发现学生的提问技巧和回答技巧都有了显著的提升。 三、过程点评者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在辩论过程中，辩论态势 息万变，作为身处其中的辩手往往应接不暇。面对这种局势，作为评委和旁观者，任课教师理应对每场辩论赛的完整过程进行全方位的点评。 一是对学生角色的点评。很多学生根本不知道自身在辩论赛中应该充当什么样的角色，没有强烈的角色意识。这种情况大多发生在四辩身上。不可否认，四辩的主要任务是最后总结陈词。许多学生对它的理解过于狭隘，认为四辩就是最后出场做一下总结陈词。在这种角色意识指引下，他们在自由辩论阶段，摆出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姿态。直到辩论快结束的号角吹响的时候，才姗姗出现，做一个要么不伦不类、要么事先准备好的所谓总结陈词，真是大煞风景。这是对四辩角色的误解。每当遇到这种情况，笔者都会对四辩手进行点评。几乎每次辩论赛，笔者都要针对辩题的要义、针对对方的弱点、针对自身的逻辑等告诉四辩手应该如何做出点评。实践证明，笔者的点评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让许多学生茅塞顿开。 二是对整个辩论环节的逻辑体系进行点评。辩论最讲究逻辑的严密性。教师应该仔细倾听整个辩论的逻辑构建。气势庞大、内容丰富、条理清晰的逻辑框架是取胜辩论赛的首要前提，而这个任务是由开篇陈词来完成的。但许多学生都没有明白这个道理，在构建自身的逻辑框架时，显得条理混乱、乏力。不但评委抓不住他们的逻辑要点，也会令对方辩友不知道从哪里着手与他们展开辩论。当出现这种情况时，教师应该在事后全面指出这种逻辑乏力的弊端。例如，在辩题为“中国目前是否应该放开二胎政策”的课程辩论赛中，正方辩手能够从人口老龄化的危害性、计划生育对人权的侵犯、人口红利的消失等几个方面提出自身的观点，每个小的论点都有恰当的论据作为支撑。这是很成功的例子。但面临同样的问题，有一些辩手显得手忙脚乱，层次不清，看上去有血有肉，实质上貌合神离。当出现这种情况时，教师应及时纠正错误。 四、成绩考核者 为了调动广大学生参与课程辩论的积极性，应该将辩论表现与课程成绩挂钩。教师应该设计相对完善的辩论成绩考核体系，并严格执行。作为成绩考核者，教师应该在两个方面完成自身的任务角色。 一是辩论成绩评定方案的设计。在辩论成绩评定上，笔者任教的西方经济学课程具体考核方案是：辩论环节占整个平时成绩分数的30%，约12分。每个学生的具体占分视其辩论表现而定。胜方的最佳辩手得满分，即12分，其他辩手在8～10分之间。负方的最佳辩手得10分，其他辩手在6～8分之间。 二是辩论成绩评定方案的执行。在方案执行上，为了尽可能公平地评定辩手的成绩，笔者一贯坚持发扬民主作风。每场辩论赛中，我都会指定班级学习委员到高年级同专业兄弟班级邀请两位有经验的学长和我组建评委团，严格按照正规辩论赛的评分要求逐项打分，再根据平均分确定胜负结果。为了尽可能完美地完成自身的任务角色，教师应注意倾听学生的心声，发扬民主的作风，做到公开、公平和公正地评分。 总之，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辩论教学是一种很好、很受学生欢迎的教学方法。要最大限度地发挥这种教学方法的教学优势，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教师一定要发挥自身应有的作用，完成自身的任务角色。这些任务角色包括辩题确立者、技巧传授者、过程评价者和成绩评定者等。 西方经济论文:西方经济学本科教学改革探讨 摘要：西方经济学是经济管理类本科专业的基础性必修课程，其教学效果的好坏直接影响学生对其他相关课程的掌握程度。然而当前一些本科院校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效果并不理想。如何对该课程进行科学革新，更好地发挥其基础性地位，进而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专业知识，是本课程教学改革的主要目标。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本科；教学改革 一、西方经济学课程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西方经济学因其并非中国土生土长，而是引自西方国家而得名。它是对西方发达国家二百多年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一般性概括和抽象式描述。20世纪80年代，西方经济学被引入中国，至今已有近三十年的历史。发展到今天，西方经济学已经成为教育部指定的财经类专业核心课程之一，在全国各个本科院校的财经类专业课中普遍开设。它不仅是经济管理类学生学习其他专业课程的理论基础；同时还是服务于其他专业的经济学相关理论学习的有力工具 [1]。 二、西方经济学本科教学应实现的几大目标 西方经济学本科教学的目标，除了让学生掌握书本知识以外，还应着重实现下述目标： 1.帮助学生形成经济学的思维习惯。西方经济学的教学目的之一就是希望通过教学使学生在掌握专业知识之余，能够做到活学活用。而要达到这一目标，首要的是教师自己要养成经济学的思维习惯，并在授课过程中通过采用适当的方法让学生了解经济学思维习惯的优点以及经济学思维习惯的形成方法。帮助学生在生活中日积月累，最终学会用专业思维去看待和分析问题。不仅有助于他们更好地掌握经济学及其相关专业知识，也是保障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落实的有效手段。 2.引导学生主动接触前沿热点问题。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主动接触前沿热点问题是西方经济学本科教学的一个重要方面 [2]。时代在发展，知识在更新，我们的教学内容和方式也应做到能够与时代并进。引导学生主动接触前沿热点问题，不仅可以帮助教师在教的过程中获得自身水平的提升，也能帮助学生开阔视野，从而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 3.帮助学生实现专业课程间的融会贯通。西方经济学与其他专业课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共通性。经济学的基础性地位更加说明了在这种共通性之中，经济学知识的掌握和主动向其他课程渗透是首要的。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有意识的穿插引入其他课程的某些元素，如可以引导学生用经济学的方法去解释其他课程学习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可以用其课程的知识和观点来解释经济学课程学习中的一些问题等。这些都有利于学生灵活掌握其所学的各门课程，做到活学活用融会贯通。 三、西方经济学本科教学中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 1.理论性强导致趣味性不够。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课程，其中包括大量的概念、定律、原理的阐述，常常会用到大量的图形和数学论证。对于初学者和数学基础不太好的学生来说，会存在学习和理解上的困难。较强的理论性也使得课堂教学过程充斥着资料性信息，导致课堂气氛的轻松性不够，也减少了教学过程中的师生互动。令教师无法及时得到学生学习效果的反馈，不利于其对教学方式的及时调整。学生大部分时间都在被动接受知识，无法与教师进行很好的交流，导致教学过程变得枯燥乏味，从而严重影响了学生的学习热情。 2.数学化倾向导致理解力不够。西方经济学知识阐述的一大特点就是要借助大量的图形、表格、数据、数学公式及西方经济学专业术语。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容易感到抽象枯燥和难以掌握。近年来，经济学界有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就是越来越注重实证分析。实证研究能够增加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逻辑严谨性。然而，复杂的数学公式和推导很容易令人忽视现实经济生活的复杂性和牵连性。在西方经济学本科教学中，不应因数学方法本身而强调数学方法，而应加强对基础理论的定性分析。因为数学的方法只是西方经济学的一种表达方式，并不是它的全部。 3.理论联系实际不够。从当前西方经济学界研究的实际情况看，中国的经济学理论中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成分比较多见。目前中国选用的西方经济学教材版本大都以主流经济学为主。如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内容来源于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早期版本，宏观经济学来源于凯恩斯的理论观点。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中出现的许多新现象和新问题，未能在西方经济学教材中得到反映。教材中还缺乏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特殊问题的分析。即使学生课堂上能够记住一些抽象的理论、模型、案例、图表和专业术语，但由于现实性不够，学生不仅不能将所学知识牢固掌握更不能实际运用 [3]。 4.教学手段单一导致教学效果不佳。目前在西方经济学本科课程教学中，由于受到多种条件的限制，教学的主要方式局限在课堂，教学实践活动普遍缺失。学生大都是被动地听，而没有主动地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来，因而无法活跃学生的思维，使得学生“三大能力”，即自主学习的能力、分析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创新思维的能力的培养成为一句空谈。而随着多媒体设备的普及，一部分教师在教学中完全抛弃课本和教案。少数教师甚至跳过了备课环节，直接从互联网下载教学课件，上课时对着课件“照本宣科”，时常出现讲授思路不清、逻辑混乱、知识点错误等情形，直接导致了教学效果不佳。 四、西方经济学本科教学改革的有效途径 1.增强教学方法及手段的适宜性。教师应充分发挥多媒体教学法的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优势，将图、文、声、像高度集成于教学活动之中，改善课堂教学内容的表现力，提高知识传授的效率，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也应注意教学方法的多样化，如可将传统讲授法、启发式教学法、案例教学法、参与式教学法以及其他教学方法与多媒体教学法相融合，充分发挥多种教学方法的集合优势。例如在教学中适当使用黑板板书介绍关键概念或推导重要数学模型和公式，有利于加深学生的记忆，强化教学效果，或采用参与式教学法以激发学生主动参与教学的兴趣和增强学生分析经济问题的能力。 2.增强理论与现实的贴合度。在教材使用方面，应尽量选择精练易懂、所举实例符合中国现实的教材。有条件的院校可以自主编写适合本院学生的西方经济学教材。在教学过程中，要切实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从学生感兴趣的问题入手，帮助学生深化对书本知识的理解。在课堂教学之外，应注重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为西方经济学教学提供必要的实际操作条件，帮助学生将理论应用于实践，激发他们的学习和实践热情。 3.增强教学体系改革的有效性。西方经济学内容纷繁复杂，流派林立，观点各异。容易令学生把握不清其基本知识体系。教师要把握住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这两条主线，通过两条主线将各知识点串联起来，帮助学生从整体上把握住西方经济学的内容体系。如微观经济学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而宏观经济学的中心问题就是总供求的平衡。在讲授时，应针对不同专业的学生调整侧重点。如对数学基础较差的学生，可适当简化模型化的经济理论的阐述，着重培养其思维方式。 4.增强教学内容的前瞻性。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进一步推进，经济理论界对知识的时效性越来越注重。一些不合时宜的理论在时代的变迁中被淘汰，一些新的思想和理论在时代的呼唤中应运而生。西方经济学教学不能忽视现实经济的这一重大的时代特征，在教学中必须加强对前沿理论的研究，促进教学内容的及时更新，授课教师也应加强自身的理论学习，紧跟经济学界的最新研究动态，适时向学生介绍经济学理论发展的重大前沿问题和热点问题，帮助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 西方经济论文:浅析西方经济学多媒体教学应用问题探讨 论文关键词:西方经济学　多媒体教学　传统教学　教学手段 论文摘要:经济学教学方法与手段的应用与创新是西方经济学课程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本文从西方经济学的课程特点出发，从多媒体教学与传统教学相结合的角度提出西方经济学多媒体教学的应用原则与注意问题，以期保证教学质量、提高教学效率。 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在市场经济制度条件下如何配置和利用稀缺的社会资源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需要的科学。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及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西方经济学中对于市场经济运行环境、运行方式、调控手段的理论对我国市场经济的运行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与指导意义而成为我国高等院校财经类各专业的最重要核心专业基础课。由于西方经济学在学术规范上采用数学模型研究经济现象，提出经济理论，是最偏重于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其繁琐的假设条件、抽象的概念与内涵、复杂的数学推导和几何图形、使得老师和学生普遍感到这门课程难教难学，因而在西方经济学课程建设中重要的问题之一是在西方经济学教学内容进行深入梳理保证其基础性与前沿性的基础上，重视对西方经济学教学手段与方式的改革与创新，以实现教学内容与教学手段的完美结合，多媒体技术的应用为我们在这方面提供了效果良好的解决路径。 多媒体技术是利用计算机把文字、数据、图像、声音等多种媒体合成处理并组成一个交互系统的技术。把多媒体技术引人课堂教学之中，使我们得以突破传统教学中“黑板+粉笔”的局限，在增强教学内容的表现力的同时调动学生的多种感觉器官参与教学活动，可以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现已成为高校教师包括经济学教师普遍应用的教学模式之一。要想使多媒体教学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表现优势、取得理想的教学效果，我们需明确一个关系、遵循两个原则，注意一个问题。 一、明确多媒体教学与传统教学方式的关系 多媒体教学凭借广泛的集成性、灵活的控制性和信息的多维化等特色，成为一种现代化的新型教学手段的典型代表，从根本上突破了传统教学的“一支粉笔、一本教案、一张嘴”的模式，有着传统教学无法比拟的效果。然而无论多媒体教学的效果多么优越，也不能取代传统的教学模式。因为多媒体教学不是万能的，其优势在于信息的大容量与影音图像的动态表现力，但也不可避免的具有局限性，其最大的不足是由于使用事先设计好的课件进行教学而产生教学过程机械化、教学内容固定化的弊端，对教师的思维是一很大的束缚而难以发挥教师的主观能动性。因此在运用多媒体教学方法的同时不应忽视传统的教学方式的使用。多媒体教学与传统教学手段之间是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多媒体教学课件仅是辅助性的工具，无论多媒体技术如何先进、功能如何完善，它也只是一种辅助性的教学工具，是对传统教学方式的补充与完善，不可能也不应该取代传统教学，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中尤为如此。西方经济学的课程特点是内容广泛、理论抽象，有大量的数学推理和图形分析，单纯依靠多媒体教学很难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只有两者充分结合、优势互补，方能提高教学质量与教学效率。 二、多媒体教学应用原则 多媒体教学与传统教学作为两种不同的教学方式，两者是春兰秋菊，各有千秋，在应用时不能绝对化，应注意遵循两大原则。 1.内容决定形式原则 多媒体教学只是一种教学辅助手段，是一种形式，而内容决定形式。用不用课件什么时候用课件是由教学内容的需要而定。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根据其内容的不同，大体可以分为四大模块，基本经济理论的文字演示、数学公式的推导、图表变化的演示和教学案例的播放，构成了两大内容体系:一是以文字为主的理论体系(包括案例)，二是以数学公式和几何图形为主的模型体系。内容的差异决定了可供教师选择的教学手段也应有所不同。 (1)理论内容课件具有教学优势 多媒体教学在文字性的教学内容时具有不仅具有信息容量大、节约时间提高教学效率的效果，更能通过文字、影音、图像的有机结合使抽象、枯燥的教学内容变得更为直观、形象、较之传统教学更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有利于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学习积极性。在课件设计上，首先，内容要简明扼要，重点突出，不能把教科书搬到课件上，其次课件层次要清楚，能反映教师的教学思路西方经济学特点之一是内容广泛且前后内容关联性强，因而在课间制作时要充分利用计算机的超链接功能，实现各内容板块的适时转换，实现逻辑结构的清晰。再次，课件设计应追求简洁明快，色彩要搭配合理，既增强视觉刺激，要避免课件太花太过凌乱分散学生的注意力而影响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与把握。 (2)模型部分板书具有教学优势 数学模型的推导与几何图形模型的演示方面板书具有相对优势，如果教师的板书功力较高的话，可以通过一遍讲解一边书写、画图的形式带动学生跟着老师的思路走，最大限度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如用多媒体，教师一定要在课件设计上下功夫，使其服从于教学需要。例如在利用图形讲解某一内容时，最好是对图形进行几何分解，讲一条曲线，就现“画”一条曲线，一边“画”，一边讲，这样将一幅图分解完成，同时也将分析问题的思路展示给学生，效果会比较好。 2.以人为本原则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是主导、学生是主体，因而在教学中要注意贯彻以人为本为本的原则。 (1)注意节奏，忌放电影模式，跟着课件走 新教师在应用多媒体教学中最容易犯的错误之一是完全借助多媒体课件进行教学，在教学过程中机械地点击鼠标完成所有工作，教师的思维限制于课件中。教学过程是老师与学生的双向沟通、互动过程，如果在教学过程中学生面部表情呆板茫然、说明学生没有理解领会该部分内容，教师就应该调整教学节奏、必要时重复梳理教学内容，不注意这一点，即使课件做得很新颖，效果亦未见得好。 (2)充分发挥教师得主观能动性 如果说备课、制作课件是一次创作过程，那么讲课就是教师的二次创作过程。在教学过程中通过教师与学生的沟通、交流会有即兴激发的灵感与火花进发出来，这是传统教学过程优于多媒体教学的最大优势。因此运用多媒体课件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既要重视课前备课的作用，更应充分发挥教师在课堂上的能动性与创造性，注意与学生的互动交流让整个教学过程形成一个思路连续清晰、课堂气氛活跃的有机整体，如此方能实现多媒体教学与传统教学的完美结合。。课堂教学即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其科学性体现在教学过程本身尤其内在的规律性，教师必须遵循教学规律的前提下发挥其主管能动性;艺术性表现在每一堂课都是教师知识积淀的展现与个性的张扬，正如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么正如一千个人教师就有一千种西方经济学。 三、注意多媒体教学手段与其它教学方法的匹配问题 多媒体教学方法作为一种教学手段，还有其他许多教学方法，如案例法、讨论法、实验法、双语教学法的匹配问题。西方经济学课程与其它课程一样，力求将探究式、讨论式、案例教学、经济学实验等各种先进教学方法与多媒体教学手段融为一体，用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将教学内容贯穿在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提高之中。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使它们在教学中产生1+1 2的效果，也是我们今后应着力研究解决的问题。 西方经济论文:浅谈 西方经济学 考试内容与考试方法的思考 论文关键词：考试内容　考试方法　改革 论文摘要;作为经管类专业基础课的《西方经济学》在考核时，往往侧重于对学生记忆力、对教材内容、对学生试卷成绩的考核。在对其考核内容和方法进行改革时，应注重考核学生对知识的运用和创新能力及实践能力，通过多样的考核手段和统一的考核标准，全面考查学生的整体素质。 考试是教学过程的重要环节，也是测量和监控教学活动效果的重要工具。它通过对学生知识、技能、能力和素质水平等方面的测量，甄别和评价教学效果。考试的内容和考试方法的选择将影响学生学习方式、行为方式，最终影响培养人才的能力结构综合素质。因此考试必须基于人才培养目标的需要，服从于教学目标的实现。对经管类本科学生而言，《西方经济学》通常包含微观部分和宏观部分，分两学期授课，属于经管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以下将结合黄河科技学院自身做法，对《西方经济学》的考试内容和考试方法进行探讨。 一、常用的考试方法和考试内容 1、闭卷考试 闭卷考试是我国高校大部分课程主要采用的考试方法，也是《西方经济学》课程最常用的考试方法。它着重检验学生记忆知识的数量和理解知识的程度，侧重于考察学生的知识掌握程度，注重知识的再现水平而忽视了学生应用知识能力的考查，具有命题简单、阅卷准确方便、易于组织考试等优点。 2、开卷考试 开卷考试是允许学生带与该课程相关的资料进入考场，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试卷的考试形式。开卷考试不要求学生死记硬背，考试内容多为理论联系实际的开放性试题，这种考试方式主要考查学生应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考查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应用能力。 3、闭卷考试与开卷考试相结合考试方式 闭卷考试的内容与开卷考试的内容各占一定比例。考试时先做开卷考试，然后收开卷部分答案，再做闭卷部分试题。闭卷部分侧重考查学生对基本知识的掌握情况，开卷部分侧重考查学生利用基本理论分析问题的能力。 4、撰写小论文 这种考试形式要求学生写出一篇学科论文，题目既可自拟也可由教师出题，教师根据学生书写的论文质量评定成绩。有时在学生完成论文之后，还可以组织学生进行答辩。书写论文不仅要求学生理解掌握书本上的知识，还要求学生利用网络、图书馆等资源查阅大量资料，对知识进行理解吸收，并加以分析、综合，所以这种考试方法不仅是对知识的综合考查，也是促进学生增强分析能力、表达能力的～种有效手段。 5、实验操作考试、技能操作考试 这种考试形式要求学生进行实际操作或技能操作，其考查的重点是学生实际动手能力，包括在实验过程中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西方经济学》课穗现行考试体系中存在的问题 1、重记忆，轻运用 从我校该课程的考试内容看，主要侧重于考核学生对基本概念、基本理论的掌握程度和理解程度，题型上多为名词解释、判断、选择、简答、计算和论述。前5种题型应该是检验学生对概念掌握的准确程度和综合应用能力的，但经常所命题目在课本上能找到现成答案，学生只要背下来即可。而论述题重点体现的是学生运用知识分析问题的能力，但在实际命题中所占分值也不高，最高只有10％。因此，从整体上看。对学生运用这些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分析和解决现实中问题的能力缺乏有效的考核。而实质上，我校采取的这种考试模式，考查的是学生的记忆能力，谁的记忆力好，谁的成绩就好，使学生形成了考前背一背就能顺利通过考试的习惯，很难将学生学习的优劣真正的区分开来。 2、重教材，轻就业 尽管《西方经济学》课程是经管类专业考研的必考科目，但结合我校实际情况来看，考研率和录取率比较低，更多的学生在毕业后走向工作岗位。因此，在考试内容上，应该注重与人才培养目标、就业岗位相联系。但从我校该课程的考试内容上看，主要侧重于对教材内容的考核，尚缺少对技能和能力的考核。目前我校《西方经济学》课程在开设时设置6个学时的实践课时，但这种实践并不能体现于就业方向的联系。在就业日益困难的今天，若所学内容和考试内容若仍局限于教材和课堂教学中教师讲授内容，就会与人才培养目标、就业岗位相脱节，影响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如何将该课程与学生今后的就业联系起来，仍然需要进行深入探讨。 3、重卷面成绩考核，轻素质考核 在我校，该课程的考核主要通过闭卷考试，以成绩来衡量优劣。卷面成绩一般占学期总成绩的70％；平时成绩占学期总成绩的30％。卷面成绩主要依据期末考试成绩，平时成绩主要通过平时作业来衡量。这种相对单一的考核形式使得学生不注重平时学习，依靠考前背一背，作业抄一抄来获得成绩，考试的导学、促教功能难以发挥，学生上不上课与期末考试学业评价的关系不大，导致学生缺课、逃课，甚至忽略学习的规律，造成知识的掌握不牢，基础不稳，也难以全角度、全方位地考核学生的知识、技能和能力。 4，重结果，轻过程管理 在我校，由于《西方经济学》课程是经管类专业的必修课，涉及到多个专业，通常是多名教师共同承担教学任务，使得在过程管理中存在着对学生考核标准不一致的问题。不仅是平时成绩的考核项目、评分标准不一致，在卷面成绩和平时成绩所占比例也出现不一致。这种过程管理的不一致，使得很难真正公平的考核学生。 三、《西方经济学》考试内容与考试方法改革 1、由注重理论考核向注重知识的运用和创新考核转变 《西方经济学》的考试不应该仅仅是对书上某些问题的照抄或者照搬，也不仅仅是对学生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的掌握情况的考核，而是要在考核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的基础上，考查学生对当前相关经济现象或者经济热点的分析能力，体现出学生对知识的运用能力和创新能力。在出考题时，要把握以下原则：一是适用性的原则。考试的内容要贴近学生学习的实际，符合培养运用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基本要求；二是可操作性的原则。无论在考试的内容上或手段方法上，都应既有科学性，又简便易行，便于操作，以反映和掌握学生的真实能力和水平为目的。 2、由注重知识考核向注重实践能力考核转变 尽管《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较强的基础课程，但在注重知识考核的同时，应该注重对学生实践能力的考核。实践的形式可以是多样的：(1)做社会调查，形成调查报告。调查的内容选择应满足以下要求：能引起学生的兴趣；是书本知识的拓展；能锻炼学生。(2)组织课堂讨论。就书上某个知识点或者经济现象进行讨论，既锻炼了学生的口头表达和语言组织能力，又体现了学生对问题的分析能力。在具体操作时，可以采用事前准备或者即兴发挥两种方式。事前准备给学生较长的准备时间，主要考察学生利用查询到的信息全面分析问题的能力，即兴发挥则侧重考察学生自身学识素质、语言组织及逻辑分析能力。(3)撰写小论文。可以采用自由选题或者指定选题的形式，借助于资料的查阅，通过自我的理解、吸收和分析，形成一篇小论文。通过采取多种形式的实践，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体现出对学生实践能力的考核。 3、由相对单一的考试向多元化考试形式转变 《西方经济学》课程的考核在期末采取闭卷考试的同时，要尽量丰富平时成绩的考核形式。对平时成绩的评定除了将作业作为一个考核项目外，还可将出勤、课堂讨论、撰写小论文、平时测试、调查报告等作为考核项目。此外，提高平时成绩在总评成绩中的比例，不以一次考试的优劣来评判学生，将对学生的考核在一个过程管理中体现出来，全面反映学生的整体素质。 4、考核标准由相对随意向统一性考核转变 对学科性质和地位基本相同的《西方经济学》的考核，应该采用统一的考核标准。(1)统一命题。打破谁上课谁命题、同门课程不同专业各自命题。(2)统一平时成绩的考核标准。组织该课程的所有任课教师进行讨论，确定平时成绩的考核项目、评分标准。(3)统一卷面成绩和平时成绩的分值比例。任课教师共同确定两者之间的适当比例。(4)集体阅卷。保证阅卷过程中的公开性和公平性。 作为经管类专业基础课的《西方经济学》，如何能够真正的实现对其考试内容和方法的改革，需要在教学过程中进行不断的实践和探索。 西方经济论文:浅谈在大学西方经济学课程中渗透环境教育的重要性分析 [论文关键词]西方经济学　环境教育　必要性 [论文摘 要]西方经济学作为大学经济学及相关专业的主要必修课程之一，始终博得人们的广泛关注。但随着人口数量膨胀与资源稀缺之间地矛盾锐化，其所蕴含的传统经济学理念无法跟上时展，更无法对现在盛行的循环经济体系给出合理解释，呈现出一种与生态文明渐行渐远的趋势。而环境教育的多学科渗透特性可以弥补传统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弊端。因此，在大学西方经济学课堂中渗透环境教育是十分必要。本文在阐述目前大学西方经济学概况的基础上，指出在大学西方经济学课堂中渗透环境教育的必要性，并给出几点建议。 一、西方经济学概述 西方经济学被西方国家誉为“社会科学的皇后”，其受重视程度可见一斑。我国各高校的经济学专业一直将此课程设置为专业必修课，管理类专业也纷纷将其视为专业基础课。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无论从实践还是理论研究的角度，此门课程受重视程度都逐步提高，有越来越多的专业开设了本门课程。 对于西方经济学的介绍，国内出版过多种图书。在大讲意识形态的年代里，介绍西方经济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批判，因此在介绍时，一般是为树立批判的靶子，甚至断章取义，改革开放之初，虽然我们开始强调有批判地借鉴西方经济学，但由于从主导思想上否定市场经济，所以对可供借鉴部分的分析很不充分。80年代中后期，随着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忽视国情、盲目照搬西方经济学的倾向又有所抬头，一些在西方国家也存在很大争论的理论和主张，诸如凯恩斯主义的用高消费和高投资及温和的通货膨胀刺激经济发展的主张等，被不加具体分析地应用到中国经济的研究和实践之中，造成了认识上的混乱，并给实际的经济运行带来许多消极影响。 我国大学现行的西方经济学课程使用的课本极其多样化，但均由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两大部分组成。目前我国大学广泛使用的西方经济学课程经过以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为代表的“家计管理学”以及早期重商主义者安·德·蒙克来田、亚当·斯密主张的“政治经济学”逐步演变而成。西方经济学的诞生是以19世纪微观经济学从经济学的阵营中独立出来为标志，并由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一书中综合宏观和微观经济学，最初形成西方经济学的完整体系。此后西方经济学学术成果辈出，并对整个世界经济格局起到不可忽视的影响。 二、在西方经济学课程中渗透环境教育的必要性 在环境问题日益恶化的今天，如不符合自然发展规律，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就会日陷浅滩。为此，在大学西方经济学课程中渗透环境教育是十分必要的，具体表现在： （一）弥补课程自身缺陷 西方经济学课程的自身缺陷，总的来说就是传统经济学理念的缺陷。从经济理论来看，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只有进入市场体系的资源才是真正的经济资源，才具有经济分析意义。那些市场上难以计量的东西，如环境服务、自然资源、生态功能等即使很重要，但由于无法通过价格机制进行配置，就无法进行经济分析，也就当然被排除在经济理论考察范围之外了。这种观念从斯密、李嘉图开始一直延续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之中。在研究现代经济增长的许多有影响的经济学家的观点中，他们无不忽视资源与环境的地位和作用。他们只是根据报酬递减现象进行表面化的经济分析，只注重对资源与环境可以纳入市场核算的经济价值部分分析，从未深究报酬递减的原因是什么。事实上，对土地等自然资源要素的过度使用超过环境承载力，导致边际报酬递减现象。[1]而自然力服务并非是通过狭隘的经济核算就可以完全计量的。很显然，在西方经济学狭隘地崇尚市场机制的视野内是无法看到自然资源与环境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的。为此西方学者埃尔斯曾经形象地比喻道：“看不见的手，没有绿拇指”。[2]因此在西方经济学课程中渗透环境教育，能有效促进新时期课程发展。 （二）促进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是“指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要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的发展。[3]如果人们的过度生产、消费超出环境承载力，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遭到破坏，就会威胁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不经济”。为此，西方经济学的覆盖范围应从原有的人与人扩大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利益平衡，也就是偏重于循环经济、稳态经济研究。循环经济是指物质、资源的循环利用，以达到节约资源成本目的。稳态经济是循环经济发展的完美境界，指物质、能量能够得到无浪费的充分再利用。 在21世纪，这个提倡生态文明、发展循环经济的时代背景下，应将环境教育融入到西方经济学课堂中，使学生懂得人类如果过度破坏、利用环境，就会造成人类发展的不可持续。 三、在西方经济学中渗透环境教育的建议 西方经济学课程分为微观、宏观两大部分，其中微观经济学中主要讲授关于供给与需求、消费者行为、生产、成本、生产要素定价等理论问题。宏观经济学则主要介绍国民收入核算、国内生产总值、宏观经济政策、经济增长等理论问题。那么如何在这些复杂的经济问题中渗透环境教育，使新型的西方经济学可以弥补对于解释循环经济、自然环境与资源稀缺性等方面的缺陷？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从微观经济学层面渗透 微观经济学主要研究单独个体之间的经济关系，研究内容主要分为两个层面： 1．企业层面，西方经济学主要介绍供给需求、生产、成本等内容。教育者可以以一个企业为例，将循环经济的清洁生产观介绍给学生。比如丹麦的瓦伦堡工业园区的建设：这个工业园区的主体企业是电厂、炼油厂、制药厂和石膏板厂，以这四个企业为核心，通过贸易方式利用对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和副产品，作为自己生产中的原料，不仅减少了废物产生量和处理的费用，还产生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形成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良好循环。通过对瓦伦堡工业园区的建设以及一系列具体数据的换算，学生可以轻易的得出哪种生产模式更节省成本、更环保。从而让他们受到很好的环境教育。 2．个人消费层面，传统的西方经济学所介绍的消费者行为强调“拼命生产、拼命消费”的理念。而通过渗透环境教育，我们则要求学生理解适度消费、层次消费理念。从而使学生建立起一种新的消费观念，这种消费观念应该是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绿色消费观。 （二）从宏观经济学层面渗透 宏观经济学研究整体经济学现象，主要包括gdp、经济政策两方面内容。 1．关于对待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了解应更上一个层次。不能凭借传统的思路，一味的追求gdp的盲目增长。在传授与其相关的经济学理论的同时，引用绿色国内生产总值ggdp概念，使学生在接受传统经济理念教育的同时可以认识到它的非决定性。 2．关于宏观政策方面，可以联系下新制度经济学的内容，让学生们在了解传统的经济政策同时，也能了解些关于政府改善生态环境，坚持循环经济的决心与方针政策。 西方经济论文: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西方经济理论分析 哈罗德—多马模型及资本形成分析 哈多模型强调资本的重要性。这种模型由于忽视技术进步、知识与教育的重要性，特别适合落后地区。此时，资本内含了技术，机器设备与经过培训的人力相结合，就可以生产出技术含量高的产品。落后地区缺少技术、人才、资本，必须吸引外来资本与人才，营造生产要素良性聚合机制（赢利企业）。资本形成，即实业投资，是人力资本、先进机器等的集合。 对于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存在着后发劣势。类似德国崛起、日本崛起等以重工业崛起为特征的后发优势，在知识经济时代已经不存在。例如，在软件业领域，核心技术一直掌握在美国手中，我国的应用软件开发一直跟在美国的后面；钢铁、水泥、重化工等产业现属夕阳产业，污染高、能耗高、产能过剩、利润空间少，且对环境影响大。后发地区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都存在劣势，且经济资源外流，还要面对强大的竞争对手。如果这些地区不找准、不培育自己的竞争优势，地区发展将不可持续。我国西部地区的主要优势是矿产资源优势和旅游优势，主要劣势是市场容量不大，人口不多，人力资本不足，资金、技术不足等等。 总之，从资本形成角度来看，我国西部地区实现持续发展的难度相对较大。在先期大规模投资的基础上，最终经济能否实现腾飞及可持续发展，取决于前期投资的利用率和区域竞争优势的培育与保持。 索罗-斯旺模型及分析 模型分两种情况：一是当不考虑人口增长与技术进步时，主要结论有：人均储蓄率越高，人均投资越高；人均投资越高，人均收入越高，但人均收入随着人均投资的增加边际递减；投资越高，折旧越高；存在一个最佳的投资规模，此时，长期可持续性消费水平达到最大化。二是考虑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时，主要结论有：人口过快增长降低了人均资本，从而降低了人均收入；在人均gdp不变的情况下，经济达到稳态时，人口增长带动产出总量增长，这也是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资本需要更高的产出率（折旧率与人口增长率之和）才能维持可持续的最大消费能力；技术进步是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源泉。 索罗-斯旺模型存在诸多不足。一是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假设。在该假设下，穷国应该比富国增长得快，这个推理结论与现实并不符。穷国比富国增长快是有条件的，必须打破穷困恶性循环、低水平均衡陷阱、循环积累因果效应，或者对多个互补的部门（主要是基础设施和轻工业）在政府主导下同时“大推进”（p.n.rosenstein rodan，1945），并要达到“临界最小努力”（利本斯坦，1957）。二是模型忽视了市场问题。西方经济学普遍忽略市场问题，似乎生产出来的产品可以自动销售出去。实际上，市场是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英国、德国、日本的崛起都是从国内市场保护开始的。中国对外开放市场，只是因为这个市场非常大，容纳了大部分华商企业、欧美跨国公司，还有国内的中小企业。 索罗-斯旺模型告诉我们：一是在人口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的情况下，人口增长是经济总量增长的促进因素。人口密度低的我国西部地区要制定一系列人口政策，想尽办法吸引外地人口与优秀人才，重视利用市场手段笼络社会稀缺人才。二是技术进步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故应利用金融、财政甚至非经济手段，促进技术进步。三是对应于长期最大可持续性消费的资本存量有一个最优值。 另外，也要注意市场问题，注意通过配套政策与机制、投资驱动等来打破穷困恶性循环、低水平均衡陷阱、循环积累因果效应。主要方法有：培育外部市场，通过人口政策培育内部市场。 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起因于经济学家不满足于索罗-斯旺模型将技术、储蓄等作为外生变量而提出的一整套思想。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开放、劳动分工、技术进步、知识溢出、边干边学、人力资本投资等有利于经济增长。它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所有地区和国家最终经济增长率趋同的思想。由于人力资本等要素的引入，改变了过去资本边际收益率下降的传统经济学假定，知识具有递增的边际生产率。 内生知识增长理论强调教育投入和专利技术发明的重要性。对于基础性研究，由于需要更大、更长期的投入和更高智商的人才参与，越来越呈现被发达国家垄断的局面。发达国家占据了知识的源头，发展中国家在知识下游有所作为的难度越来越大。即使日本模拟技术在20世纪60-80年代风光过，90年代在数字技术上也无法与美国抗衡。 根据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规律，军事科技往往是技术革新的源头，美国新技术的起源就在于军事技术革新转民用。对于中国来说，加大军事科技立项和支持力度，是哺育民用技术的一条综合效用很高的道路。科技研发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影响因素众多的系统工程，难以短期见成效。这种情况下，我国西部地区引进国际人才，特别是留学人才归国创业，是比较现实可行的路径。我国重大科技发明创造，如导弹、芯片都离不开归国的留学人才。 要争取研发基地、国家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和人才落户到我国西部地区的省会城市。对于落后地区来说，技术引进和消化是最好的选择。此外，大力发展教育、开发新技术、提高管理水平，都是促进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选择。 经济地理学与区域经济学 国际贸易与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者克鲁格曼2008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反映了经济地理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西部地区经济与金融发展的理论研究自然要考虑到经济地理的作用。经济地理在地理学里与政治地理、城市地理等学科同处于人文地理学的范畴（见图1）。 经济地理学与区域经济学各有侧重。区域经济学更加理论化、抽象化，经济地理则更加实用化、个性化；区域经济学涉及到的学科主要是经济学，经济地理学则涉及到多个学科，如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地理学等。经济地理学的地理思维过程大致是：针对具体区域，从具体条件出发，深入分析研究诸地理条件，再结合经济思维，从而形成对区域的正确认识。 西部地区的经济地理特点：旅游资源丰富。矿藏资源丰富。长期被边缘化，一直是发达地区的原材料产地、劳动力来源和市场。一般有广大的山地为腹地，盛产水果、中药、林木等。生态脆弱，如果被破坏，恢复困难。 鉴于上述经济地理特点，我们认为：一是与发达地区存在协作的可能，例如，可以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国家要把东部地区的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向西部地区转移，避免在东部地区内部转移。二是因本地市场空间不大，西部地区的产品主要应销往内地、珠三角或国外。此时，市场将成为巨大制约因素。三是西部地区初期应主要依靠本地优势资源发展经济。四是应注意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渔业产品的深加工，很可能会由于沿海钢铁产业带来的污染而受到重创。新经济地理学强调3r原则（即减量化reduce，再利用reuse，再循环recycle）的小区域循环经济。因此，钢铁产业、镍加工产业要遵循循环经济的原则，不可破坏环境。五是经济起飞过程中，投资规模、产业规模、集群规模都要达到一定的临界值，才有可能实现规模报酬递增。没有发达的工业，就不可能有现代服务。要在现代工业的基础上，配套现代服务业，如金融、教育、高科技、研发、咨询、销售等。 增长极理论及分析 增长极理论主要分为三个学派：一是“法国学派”，其主要观点是在落后地区建立大型推进型工业，以此作为“增长极”来推动周围地区的经济发展；二是“美国学派”，其主要观点是区域发展计划应围绕着城市之建立来进行，以使城市成为所在区域的“增长极”；三是“联合国学派”，其主要观点是，增长极在区域发展中不应仅起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而应起综合性的发展中心的作用。实际上，法国学派推崇的是增长极的产业涵义，美国学派推崇的是增长极的空间地域涵义，联合国学派则重点强调的是增长极的作用，三者并不矛盾。 增长极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是增长极作用机制的两个方面，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技术的创新与扩散。二是资本的集中与输出。三是产生规模经济效益。四是经济集聚效果。西部地区要关注中心城市和产业园区的技术创新与扩散、资本集中与输出、规模经济效应以及经济集聚效果，这是增长极的核心思想。要从这四个维度去培育增长极，力求避免“拉郎配”。 产业集群的区域实践、转移及升级产业集群的发展需要政府为之提供一系列的良好的区域发展环境。区域发展环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完善的集群基础设施，如道路、供水、供电设施、通讯设施，以及其他一些配套的生产生活服务设施。产业集群之所以能比单个企业节约成本，关键的一点就在于各企业的集中，可以共享集群中的各项基础设施。地方政府在为产业集群提供服务时，要着力于提高集群内基础设施等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的建设水平；二是完备的信息咨询等服务设施，政府要支持和鼓励集群内信息服务组织和网络的建设，为企业提供尽可能完备的产品供求、政策导向、新技术的更新等最新消息，减少企业在这些方面所付出的搜集成本；三是培育和规范社会中介组织，当集群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一些公证、仲裁机构、会计师事务所、人才交流中心和各种机构就可以在某些方面代替政府发挥作用；四是健全的产业配套体系，包括政府为企业举办的贸易交流会、与国外市场互动的交流访问等。 我国第一产业集群如云南的花卉产业集群、普洱茶产业集群、山东寿光的蔬菜产业集群等。而分布最多、最广的是第二产业集群，特别是制造业，并且绝大部分都为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中低端的生活消费品产业集群，产品附加值不高，且主要集中于轻工产业领域的化纤纺织、服装、机电、家具等和重工业领域的交通运输设备产业集群等。这些产业集群的产品主要是最终消费品，其中与居民生活紧密相关的纺织产业集群数量最多、分布最广，且主要都依靠低廉的劳动力来获取竞争优势。而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只分布在几个高科技园区，规模和数量都十分有限，发育比较滞后。第三产业的产业集群主要集中于金融、物流、文化创意产业集群，但发展情况不理想。如文化创意产业等，现在还只分布在较少的一部分城市中，如北京、上海、广州、长沙、深圳等。金融服务业集群虽然这几年也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但也仅分布在北京、上海、深圳等经济发达城市，数量较少。 原来的一些劳动力和土地密集型的纺织服装、家电、陶瓷水泥等产业集群，包括一些具有一定技术含量和资本需求但劳动力和土地成本在收益结构中仍占主要比重的产业集群，如电子制造、机械制造等相对成熟的产业集群，开始向劳动力和土地成本较低的中西部地区转移和辐射。但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不足、融资能力差、资本积累不足、缺乏规模经济、信誉不高，转移较为困难。 这种转移要积极主动地完成，否则，可能会造成东西部双输的局面。第一，由于欠发达地区收入增加缓慢，消费结构的变化缓慢将减缓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第二，发达地区较早地享受到了政策优惠，现在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的期望如果得不到尊重，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矛盾将会加剧，同时落后地区的产业结构与发达地区将更加雷同，整个国家的产业布局效率下降甚至出现紊乱。 在发达地区将过去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等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同时，本地产业要进行产业升级，包括过程升级（生产过程更加效率）、产品升级、功能升级（改变价值链中自己的位置）、价值链升级等。 其它经济发展理论 （一）经济增长阶段理论 该理论研究经济的起飞准备阶段和起飞阶段。其主要方法是在投资驱动下，主导部门实现规模经济，提高生产率，产生新产业，扩大出口，并在投资乘数作用下带动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的发展。如广西北部湾产业规划通过钢铁、冶炼等巨型企业的引入，配套基础设施，带动配套企业发展，从而带动地方就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及其它产业的发展。这种规划是合理的、可行的。这种投资的主要特点是生产对先进设备的高度依赖，技术蕴含在设备和生产流水过程中，对工人和管理层的创新能力要求不高。但是，其前提条件是发达地区对该产业的主动放弃。对于北京、上海等城市，经济已经到了服务业占主导的阶段。但是，对于大多数东部地区的城市来说，轻工业与重工业都不发达。中部地区，如安徽也在吸引水泥、核电等大型企业入驻。 （二）二元经济理论、三元经济理论 二元经济正视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并存的经济现实。传统部门包括自给自足的农业，简单的、零星的商业、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很低，边际劳动生产率接近零甚至小于零，是维持生计的产业，主要存在于农村地区。现代部门包括技术较先进的工矿业、建筑业、近代商业、服务业、容纳的就业劳动力较少，劳动生产率较高，工资水平较高，主要存在于发达地区。传统部门工资低，现代部门工资高，剩余劳动从传统部门流向现代部门。三元经济理论引入了知识经济的概念。传统部门要么主动升级，要么被挤占或淘汰。 （三）大卫·李嘉图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 李嘉图坚持认为报酬递减规律约束了利润增长，从而制约了投资增长。边际报酬规律只有人力资本或者技术革命能够打破，技术革命能将边际报酬放到另一个轨道上，实现报酬递增的飞跃。按照这种规律分析，美国现在如果能够领导高科技革命的话，就不会发生金融危机了。 世界性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在于世界经济结构失衡的现实与原有世界秩序发生了矛盾：中国在现代工业领域进步太快了，而美国的高科技革命所提供的动能却相对不足。美国的国策似乎就是制约中国这种快速发展势头，以给美国高科技更多的缓冲时间。因为信息技术只是知识经济的敲门砖，美国从信息技术中获得的利益并不足以维持目前的世界旧秩序，其地位相对于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来说，已经衰落了。而基因技术、海洋技术、现代医学技术的巨大市场空间将远远超过信息技术，美国还觉得自己很有希望。美国未必愿与中国一战，但是使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放缓符合它的利益。中国要摆脱在目前世界格局的不利局面，技术上一定要后来者居上。同时，我们要强调，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处在中国大发展的背景下，一旦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发生变化，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必然受到涉及。因此，可以说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仰仗于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 （四）新制度经济学 gdp不仅要有量的增加还要有质的内涵，即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政治制度创新要在坚持党的领导的情况下，有所思考和创新。电子政务与网上监督、政策公开、投诉解决机制等结合起来，执政水平还可以上一个台阶（北京经验）。新制度经济学的公共品供给、寻租、法的经济学分析、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有限理性等概念与思想对我们有一定启示。但是，要在私有化基础上解决我国公共产品（如医疗和教育）供给的问题，是注定要失败的。我国构建现代社会所需要的道德元素目前主要来自美国等西方国家，培育了国民的自私自利、破坏规则、没有道德底线等性格。“物欲横流”的西方文化风格与中国国家整体利益不合拍。中国要成为世界超一流强国，“文化力”、“制度力”、“管理力”必不可少。 （五）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指导金融与经济关系理论的基石 在2008世界金融危机中，中国损失最小，是与中国正确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等分不开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在金融与经济关系上，经济始终第一性的，金融则是由经济所决定的，并为经济服务的。因此，在本部地区发展经济与金融的过程中，一方面，必须把发展实体经济放在第一位，并以实体经济的发展带动金融业的发展，否则，金融的发展将成为无源之水；另一方面，也应当充分重视金融在当代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大力发展金融业，为实体经济提供资金支持和金融服务。 结论 （一）西部地区的人口、资本、市场都依赖外部环境 人口数量与质量是本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移民政策、人口政策、人才政策、教育政策是解决劳动力质量与数量的一揽子政策。西部地区必须借助外来资本，因而资本净流入是经济腾飞的前提条件。西部地区产业发展的市场往往在外地，因为本地市场规模容纳不了大规模产业投资所对应的市场扩张。 （二）扬长避短、扎实推进 以重大军事科技立项、军用技术转民用、归国留学人才创业等手段来推动知识内涵式增长。西部地区往往拥有一些国家重要的军事工业，须做大做强，以点到面，带动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这个切入点要比笼统地投资高科技产业园区更加可行。以地产为驱动力的高科技园区建设，与高科技的内在规律恰恰是矛盾的。这是我们的高科技园区不“高科技”的内在原因。 经济在起飞准备阶段需要主导工业部门实现规模经济。要把自然资源密集型产业办成技术密集型产业，延长产业链，并争取形成具有一定特点的垄断优势。西部地区发展自然资源密集型产业有优势，但前提条件是不能污染环境。旅游业季节性明显，且难以维持长期稳定的增长率，故可以惠民，但难以富民。 （三）相关方法、原则和条件 “大流通、大工业、大市场”以信息社会为背景，是解决小农社会意识与生产方式的重要武器。产业集群的软硬基础设施需要政府进行投资，巨额的资金缺口迫使政府不得不调动民间私营部门的积极性。政府对私营部门要真诚，讲信用，互利多赢。西部地区要从技术创新或扩散、资本集中与输出、规模经济、经济集聚等维度培育经济增长极。规模报酬递增的科技革命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关键，决定了中国今后几十年的走向。它必须能够控制源头性创新，并能够不断衍生新技术应用。 西方经济论文:简析西方经济学素质教学改革 【论文摘要】素质教育是指依据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以全面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为根本目的，以尊重学生主体性和主动精神，注重开发人的智慧潜能，注重形成人的健全个性为根本特征的教育。实施素质教育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需要，它体现了教育的性质、宗旨与任务。提倡素质教育，有利于遏制目前教育中存在着的“应试教育”的倾向，有助于把全面发展教育落到实处，从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和面向未来的要求看，素质教育势在必行。本文从西方经济学教学工作上方法与手段的创新入手，以转变教学角色、教学观念、教学模式、重视课堂讨论和案例教学法为切入点，论述了素质教育的重要性和实施办法。 【论文关键词】素质教育；西方经济学；大学生；改革；实践 素质教育作为一种全新的教育改革思路和方向，已经越来越多地为人们所接受和认同，正在逐渐影响渗透到教育领域的各个方面和各项活动中，缓慢然而深刻地改变着固有的一切观念、体制和行为，中国的教育正孕育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如果只在家里闭门造车，而不下去接触实践，就不可能有如今的素质教育思想不断丰富和发展。根据素质教育的要求，为使素质教育进人主阵地，如何以全新的视野、从新的角度、在新的经济学背景下更好地运用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政策与操作实务来加强对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如何把“两全”落实到每个教学岗位，使课堂教学成为实施素质教育的主渠道，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一、提高大学生素质教育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罗诞铖老师说，现在的大学生由于从小学到高中的“被安排”与“被考试”，绝大部分学生已将考试作为奋斗目标，将“被安排”作为常态，失去了独立发展思想的能力与意识。到了大学，突然面对一个相对“不被安排”和“不被考试”的环境，对生命与人生的追问被迫来到眼前。很多大学生迷惘了！面对这样的问题，在授课的准则就是让学生自己提出问题，自觉学习。学生学会自觉地学习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学生是学习的主人，教师的教不能代替学生的学，应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学生如果没有学习兴趣，就谈不上学到知识，更谈不上创新。 另一方面我还发现当前部分大学生对认知思想道德理论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排斥心理。其原因：一是由于社会浮躁情绪和功利化趋势的影响，导致大学生不愿意静下心来学习思想道德理论，探索理论真谛，而只热衷于对浅层次的“技巧性”知识的掌握，存在着“理论无用论”的倾向；二是社会舆论对思想道德理论教育不加区分的一些负面评价，把思想道德理论教育等同于脱离实际、等同于“假大空”、等同于枯燥的说教，这种先入为主的评价，导致了部分学生对思想道德理论的逆反心理。 二、为了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在西方经济学教学工作上方法与手段的创新 《西方经济学》课程从其结构体系可分为三大部分：即理论知识、管理和实践。理论部分主要有：供求价格理论、消费者和生产者理论、市场理论、分配理论、国民收入决定理论、ad—as曲线和国际收支理论等。管理部分主要有：市场失灵管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失业和通货膨胀治理等。实践部分主要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业务、资本证券业务、金融衍生业务、外汇业务以及国际结算等。这种结构体系要求有不同的教学方法与手段完成教学内容，从而较好地实现教学目的。 1.转变教学角色。学生是学习的主体、课堂的主人。大学生思维活跃，个性张显，渴望表现自我，展示自我，更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可，这就要求我们教师要破除师道尊严，努力创设一种民主、和谐、宽松的教学氛围，把课堂的主发言权归还给学生，为学生搭建一座展示自我的舞台，让学生大胆发言、踊跃发言，勇于提出不同的见解与主张，让他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尽量做一位忠实的听众，尊重学生，相信学生，不惟我独尊，允许不同见解的存在，更要欢迎独到见解的出现。当然我也要发表个人的见解评论，不要强人所难，要以理服人，与学生平等对话，共同探讨，努力与学生达成共识。当问题较难时我还采用定向点拨、转换点拨、启发思维、联系迁移、挑战诱导等方法，力求实现由“教师”向“导师”转化。只有这样学生才会有一个发展的空间，用他们自己的理解，自己的审美观，自己的表达方式去掌握知识。 2.转变教学观念。面对第四版的新教材，需要在备课上花不少时间，充分掘展教材资源。因此我觉得教师必须学会解放自己，不要再把主要精力放在让学生对某一点知识的逐一过关上，学习的过程不仅仅是直接接受书本知识，纯粹被动的接受、记忆的过程，这种学习窒息人的思维和智力，摧残人的学习兴趣和热情。教师注重的应该是学生学习方法的培养，学习过程的探究，充分用好课堂50分钟。知识在成倍增长，现在即使背了不少知识，日后不一定就会用到，但教会学生的学习方法却能让他们终生受益。有这么一则故事：一位仙人会点石成金，他遇到一位牧童，要送一些礼物给牧童，随手点了几块石头变成了金子送给牧童。牧童不肯要，仙人问他想要什么，牧童想了想说：“我想要你的那根手指。”这个牧童很聪明，他知道金子很快就会花完，如果拥有了仙人的手指那财富就会无穷尽。作为升达的一名教师，我不会吝啬于给学生那根”手指”。 3.转变教学模式。教学不仅是知识的再现，而且是时代精神的生动展现，是人类智慧与创造力的结晶。科学的教学方式绝不能仅限于科学知识的传播与灌输，更重要的是让学生了解科学知识演变发展的历史过程，把握科学知识的时代内涵，领略科学探索者的人格魅力，从而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启迪学生的科学创造性。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构建充满生命力的课堂教学运行体系，新课标下的化学课堂教学主要体现这样的教学模式——⑴创设问题情境：上课时尽可能给学生提供一个熟悉的情境，这样学生就不会觉得陌生，学习积极性也会大增。例如联系2010年中国实际gdp和人均gdp的具体数值是学生更好的理解国内生产总值；⑵安排活动探究：教材中有不少很有价值的活动与探究栏目，我们可以选择性的开展探究活动，让学生亲身体验体知识的生成过程，既启迪思维，又加深记忆，当然不能为了探究而探究，盲目探究，也不能因为探究耗时就不探究，有时过程比结果更重要。例如可以在学生学习了简单的国民收入核算以后去探究均衡国民收入的产生及意义。 4.重视课堂讨论。上课是整个教学活动的中心环节，要提高教学质量就必须上好课。课堂讨论作为课程的一部分，对提高教学质量也是很重要的。自如驾驭课堂讨论课的教学进程，需要较高的教学水平和教学能力。教师在课堂讨论课的教学中，必须满足一般课堂教学的基本要求：即目的明确、内容正确、方法恰当、结构紧凑。 5.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课堂教学方法。在每一章的教学中.寻找结合教学内容的真实事件进行分析解释，并引导学生思考和讨论，训练学生分析和解释问题的能力。案例教学是西方经济学教学的一个十分有效的工具经典的“大炮与面包”等案例已深入人心。案例教学能把生活中一些活生生的事实摆在学生面前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加深对经济理论的理解。但是，仅仅分析那些西方经典案例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把西方经济学与中国本土经济相融合，适当地引进一些现实中的案例以及贴近现实生活的经济现象进行分析解释，这是因为学习西方经济学的最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学会运用所学的原理来分析解释实际生活中的经济现象，并帮助解决现实中的经济问题或者提出一些前瞻性的政策建议。 素质教育观念已深人人心，并从感性上升到理性；素质教育实践已从宏观走向微观，深人到课堂教学领域等诸方面。教学改革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有许多课题需要研究。我们正处在一个知识经济已见端倪，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时代，对劳动者的素质有了新的要求。西方经济学作为高校一门重要的课程，更需要加大改革力度，既要突出其基础理论的地位，又要避免其内容越来越宠杂的倾向。要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学生主动学习和独立思考、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了解基本理论对现实的指导意义，这应是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的努力方向与目标。这就对教育工作者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不断务实，探索。既不能脱离实践，也不能离开理论的指导。这样，才能真正实现《面向21世纪振兴教育行动计划》。 西方经济论文: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兼评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定义 【内容提要】 政治 经济 学 涉及的对象是物质生产。在马克思已经严格区分了物质生产一般和物质生产所采取的特殊 社会 形式的今天，重新混淆二者，把生产关系淹没在生产力合理组织中，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今天应主要放在生产一般和社会 市场 经济一般上，那在理论上就是一种倒退了。要讲“选择”，必须包括两个方面的选择，即资源在不同人们之间的分配和资源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配置，二者缺一不可。 【关 键 词】物质生产/生产力/生产关系/选择 【 正 文 】 在我国建设有 ，认为 政治 经济 学 的研究对象今天应主要放在生产一般和 社会 市场 经济一般上，那在理论上就是一种倒退了。 马克思把社会生产关系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开辟了揭示人类 历史 发展规律的新天地，使人们有可能自觉地按照客观规律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有在与生产力的紧密联系中对社会生产关系的深刻研究，才能揭示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特殊性和它的经济运动规律，这当然有助于人类自觉地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如果更多的人掌握了这一科学思想，必将大大加快社会的进步，使全人类受益。恩格斯曾说过，马克思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人类历史因他的存在而缩短了。这一评价得到历史的印证，也得到了全世界无偏见的学术界的认可。在本世纪末的1999年，英国广播公司（bbc）于9月举行了一次网上选举“千年”最伟大思想家的投票活动，马克思列在爱因斯坦、牛顿、达尔文等之前，高居榜首，被选为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 三、资产阶级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由英国资产阶级古典学派的杰出代表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奠定基础的。他们把政治经济学看作是研究如何增进国民财富和发展 资本主义 生产力的。凡是影响和破坏国民财富增长和生产发展的，他们都反对，凡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力增长的，他们都勇敢地加以维护。他们确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最能推动财富增长的。 由于他们生活的时期还属于阶级斗争尚不发展的时期，这时还允许这些资产阶级的代表无顾忌地科学地涉及资本主义社会各方面经济关系并进行客观研究。他们创立了劳动价值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出各个阶级之间利益上的矛盾和冲突。马克思指出：“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6页。） 随后一个时期，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夺得统治地位，阶级斗争也采取日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具有威胁的性质。这时要求资产阶级客观地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运动和发展已不可能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就敲响了。问题已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一直发展到只偏重于在不危及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探索如何促进物质生产的发展、效率的提高以获得最大的利润。 这样，政治经济学从斯密、李嘉图以来向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着，一是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批判地继承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古典学派的科学方面，即劳动价值理论和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的内部结构的深入研究，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指出了它的发展趋势和历史局限性。二是由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开始，经过马歇尔、凯恩斯到当代的萨缪尔森，是研究财富生产一般的自然规律和现代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穆勒1848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是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走向庸俗化和教科书化的时期的标志。因为这个时期资产阶级与工人队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资本主义经济虽尚未爆发重大危机，但社会问题已相当严重，批判资本主义弊病的空想 社会主义 思想也相当流行了。穆勒为维护资本主义的利益，企图把这两种对立的利益加以调和。 穆勒首次按照生产、分配、交换这样的顺序安排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它的根本缺陷就在于把斯密和李嘉图开创的研究社会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转为研究物质生产一般，把生产关系撇开了，把生产看作是决定于一般的自然规律，与社会形式无关。他把生产与分配割裂开来，认为生产决定于一般自然规律，与社会经济关系无关，分配不是由生产决定的，而是由社会 法律 和习惯决定的。从穆勒开始的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一直支配着以后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当代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合著的《经济学》（第12版）中对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是这样表述的：“经济学是研究人和社会如何进行选择，来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资源以便生产各种商品，并在现在或将来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以供消费之用。”这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主流派的具有代表性的教科书的观点。从他们对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规定来看，与19世纪的约翰·穆勒的表述基本是一致的，从内容上看，基本上属于生产一般或市场经济一般，都是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殊性隐蔽起来。 我们看一看西方经济学所规定的研究对象“如何选择”问题。这种说法的缺陷的根本方面，仍然在于它只局限于属于物质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的如何选择上，而回避了资源在人们之间分配的“选择”，即生产资料的归属问题；而这个方面同样是物质生产得以发生的根本前提，没有这个方面，物质生产就像一只缺腿的蚂蚱，是跳不起来的。没有生产要素在人们之间一定的分配这个前提，资源在各类生产间的配置是不能实现的，也就不会有物质生产。 例如，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他的《经济学》中提出的选择：“为什么曾经被用来种庄稼的土地又用来造工厂？为什么在仅仅几十年间，用来造马车的资源又用来生产汽车？为什么自动机床代替了铁匠？”（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上，11页，北京， 在 资本主义 社会 里，一切关系都表现为一种商品关系，一切联系都借助 市场 联系起来。 社会生产关系还表现在再生产过程中的各个环节中，有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消费关系等。社会生产关系还包括生产部门、商业部门、 金融 部门、 农业 部门等等之间的关系。社会生产关系的所有这些方面的总体形成生产关系的总和，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 经济 结构，即有 法律 的和 政治 的上层 建筑 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社会生产关系既然在生产和社会发展中有着这样重要的地位，因此，今天的政治 经济学 仍然应当遵循《资本论》指出的研究方向。这不仅对深入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一切事物是必要的，对我国建设有 西方经济论文:高职西方经济学教学探析 摘要：本文在分析高职西方经济学偏离其应有定位的原因的基础上，提出，高职西方经济学教学必须紧扣高职人才培养目标要求，因材施教，要注重发挥考核评价的全面衡量和激励功能，充分运用好讲授教学、案例教学、任务驱动教学等方法，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 关键词：高职教育；西方经济学；教学方法；教学探讨 “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实施，需要一大批高素质技能型人才作为支撑。这对于高职院校来说，不仅是极好的发展机遇，更是要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崇高使命。但目前，我国的高职教育在人才培养方面，还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重专业/职业技能的训练、轻素质的培养的现象十分普遍。在德国，高职教育不仅有专科、本科和硕士层面，甚至联合培养博士；也不单单培养操作技能型人才，还要求学生具备一定的科研和技术开发能力，能够进行新工艺、新技术的引进、研发、优化等。发达的高职教育成就了德国的制造强国，一点也不夸张！因此，高职院校在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培养上，既要抓专业技能的培养，又要抓专业理论教育和综合素质的培养；既要满足当前就业需要，又要充分考虑学生的持续提升和全面发展。显而易见，较为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和全面素养是不可或缺的。西方经济学是财经类专业的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都比较强的专业基础课，对于学生专业理论基础的构建，以及专业思维能力、专业知识应用能力和专业素质的培养，在专业基础理论的支持下不断更新专业知识和技能，促使学生在专业上可持续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在一些高职院校，由于教学定位模糊、课程地位和作用不被重视，西方经济学在专业技能型人才培养上的作用也显得无足轻重。本文结合笔者的教学实践，从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培养的视角，探讨高职西方经济学的教学方法，以求教于同行。 一、高职西方经济学教学定位不准的成因分析 (一)缺乏对高职人才培养特色的准确理解，致使高职西方经济学课程定位偏低，其地位和作用被弱化 高职西方经济学教学基本沿用理论和推理的一套做法，授课方式以讲授和练习为主。而高职课程设置标准是根据技术领域与职业岗位任职要求，参照相关的职业资格标准，来确定课程教学目标和内容的。显然，目前的高职西方经济学课程目标和所培养的能力，在职业岗位上难以体现，其地位和作用很容易被忽视。与其同时，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目标和方案上非常重视基本操作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尽力把人才培养方案、专业课程体系建设与职业岗位标准匹配起来，主动满足行业和职业岗位对人才培养的要求。但是，作为专业基础课，西方经济学很难简单地与职业岗位的技能相匹配，因此，在专业课程体系建设上，经常遭遇“课程可有可无，课时可多可少”的尴尬。此外，专业课程体系建设采用模块化教学，更加注重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和技能训练，但高职西方经济学很难进入模块化教学的设计之中，课时被压缩很难避免，这必然影响到高职西方经济学教学的质量，进而不同程度地影响财经类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 (二)缺乏对高职学生基本情况的准确把握，因材施教没有落到实处，致使高职西方经济学教学效果欠佳 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向是稀缺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用，理论性强，加之有大量的数学推导、计算以及配合模型的解释和应用，课程内容较难理解。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目前我国的高职学生属于专科层次，数理基础较弱，逻辑推理和分析思考能力远不及本科学生。尽管他们对于该课程的重要性深信不疑，但面对数理分析和模型，常有畏难情绪，得过且过，不求甚解。此外，西方经济学知识点多、涉及面广，需要高职学生具有较强的自主学习能力。但据笔者的抽样调查，清楚表明，高职学生习惯选择记笔记并课后整理、认真观察和思考记忆、认真做作业等学习方法。而课前预习、使用工具书、自学、寻求新旧知识的联系、关注专业咨询等，很少被采用，而这些方法恰恰有利于自主学习和研究的。可见，高职学生仍以被动型学习为主。西方经济学课程对学生的信息处理能力、学习悟性、举一反三能力有较高的要求，而被动型学习方式致使他们不善于总结，缺乏独立思考以及学习的系统性和逻辑性，更谈不上触类旁通，因此，在理解经济原理、分析经济现象和讨论经济问题时，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因此大受挫伤，学习效果往往不佳。 二、高职西方经济学教学法初探 基于以上一些浅显的分析和思考，笔者在高职西方经济学教学的过程中，开展了一些新的尝试，在此做一简要的梳理。 (一)高职西方经济学教学法实施的基本要求 1.要依据高职人才培养的目标要求，对西方经济学课程进行合理定位，确定其课程培养的能力和目标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创新体系日益完善，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目标和方案也在不断调整和完善，经历了技能操作型人才，到复合型技能人才，再到目前的知识型技能人才培养等几个阶段，根本目的就是适应行业/企业和职业岗位对技能型人才需求不断变化和提高的需求。知识型技能人才就是目前高职院校所要培养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一方面，作为知识工作者，必须自我管理，自主确立目标，不断创新，不断学习，对自己的工作负责；另一方面，不仅掌握技术，而且了解技术背后的理论，适应岗位和技术更新的需求。知识型技能人才要注重通用能力的培养，为学生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要注重创新能力的培养，因为许多创新都来源于一线生产和作业的灵感，一线技能型人才是十分重要的创新力量。 西方经济学教学目的是让学习者能够运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看待个人与社会，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它注重研究个体和社会如何管理稀缺资源，包括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通过掌握和运用经济规律来指导个人生活和企业的经营；通过对宏观经济数据分析来预测未来的经济发展趋势，提前做好风险防范等，在此过程中，分析人们如何权衡利弊和对激励做出反应等。可见，高职西方经济学教学对知识型技能人才的能力培养作用不容小视。但是，西方经济学内容面广点多，高职学生完全掌握有一定的难度，且部分内容更偏重于研究型人才的培养。因此，要根据高职人才培养的目标要求，确定西方经济学培养目标和能力，以够用为原则，对内容和知识点合理取舍，将知识点和现实的经济现象联系起来，让学生更好地掌握和运用。同时，通过知识点的任务设计，促使学生运用知识点解释和讨论经济现象和现实问题，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决策能力、解决问题能力、沟通能力、学习能力以及工作责任感。 2.考核评价既要准确衡量，更要激励学生按要求完成课程的培养目标合理的考核评价可以有效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考核指标设置得当对于学生完成课程目标有事半功倍之效。比如，适当提高平时成绩的占比；灵活运用课前预习、小组作业、辩论赛、课堂发言、课堂讨论、专题报告或论文等形式，促进学生及时消化所学内容，激励学生更加主动、更有目的、更有效率地完成学习计划，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考核评价要尽可能对每一位学生进行全面考核，可从四个方面入手，一是教师对学生总结评价，包括对学生完成任务的情况给予建设性意见。二是学生自评，以认识自己的优势、不足和潜力。三是组长评价，要客观反映小组成员各自分工、完成任务和配合情况。最后是组内成员互评，包括参与程度、合作沟通能力、贡献率等。 (二)教学法的具体实施 1.采用讲授与案例教学相结合。高职学生数理基础较为薄弱，社会经验和阅历相对缺乏，在学习和理解西方经济学中大量的数学模型、计算、图形以及抽象的现象分析时难度不小。在教学过程中，要适当补充数学基础知识；导入案例教学，包括中西方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个体和总体应用经济学相关理论的成功与失败的实例。案例教学有助于将理论知识点和难懂的模型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既增强学生对经济学理论的理解和现实感受，又提高学习西方经济学的信心和兴趣。一般分为三步实施： (1)课前准备。提前把相关资料发给学生，引导学生对整个学习目标和学习计划做好准备。各章节讲授的案例在授课前一周印发学生。案例紧扣学习目标，并布置思考和讨论的问题，推荐相关的参考材料，要求学生课前整理成简单的脉络，以便课堂讨论和分享。课前小组交流讨论，不同观点的碰撞可以加深对经济现象的理解，增强对知识点的认识，为课程教学提供铺垫。 (2)课堂讲授和案例教学法相结合。系统讲授概念、原理和数学模型推理，并结合课前案例导读，有助于高职学生对复杂抽象的经济学理论的理解和掌握。案例分析过程中，针对重点、难点及热点问题，提出富有启发性的问题，引导学生带着问题听课，步步跟进，深入思考，以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与分析的能力。教师可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组织案例讨论和辩论，让学生学会运用所学的经济学理论，分析和解决案例所涉及的现实问题，把课本知识与现实生活对接起来。 (3)巩固知识。相关章节讲授结束后，教师应根据教学内容，结合当前时事经济热点问题，选取适当的案例，并给出分析思路和查找资料的路径，通过有效方式，对所学的知识进行回忆，帮助学生理解、消化和吸收知识点，并检验学生对其掌握的程度，达到巩固知识的作用。小组成员讨论、分析，在课堂上演讲，并当场解答同学们提出的问题，教师给予现场点评；以及学生根据相关知识自拟题目，完成课程小论文等，都是十分有效的形式。 2.引入任务驱动教学法。它是以任务为出发点，通过小组合作，并在教师指导下，学生带着任务目标主动探究、分享思路、归纳总结，使重点、难点问题的把握更为直观，更易理解。完成任务的过程充分体现学生的主动性和能动性，有效建立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自信。任务驱动教学法特别注重学生的分析能力、决策能力、解决问题能力、沟通能力、团队合作能力，以及工作责任感的培养，对于高职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专业工作能力和素质十分有效。——任务驱动教学法中教学模块构建和设计。应考虑三个要求： (一)模块的选择要考虑课程体系的系统性和完成性。 (二)西方经济学知识点必须具备可以转化为实践性的任务，适合模块内容的构建。 (三)模块内容构建必须考虑高职学生实际水平，包括认知能力和理解范围。 在教学模块内容(任务)设计方面，每个模块内容都有一一对应的实训任务和课程培养目标。任务的内容和环节设计必须具备实用性、适应性、时代性和趣味性：任务的内容和完成过程的思路与处理方法，贴近现实生活和工作，使学生能在工作岗位上运用这些经济学知识；任务的操作过程所需要的调研、讨论、合作、分析、计算、报告都在学生的能力范围内，容易产生激励，驱动学生自主学习；任务内容能反映现实的经济社会生活的问题和发展趋势，让身临其中的学生更容易理解和感受，激起学生的好奇心，以及乐于迎接挑战的心情；学生在完成任务的每个环节中，这些任务环节的要求参照职场的标准，包括工作态度和工作完成的质量，让学生尽快适应职场的工作模式和素质要求，增强高职学生的就业竞争力；此外，任务内容趣味化，结合一些有趣的案例和事件，引起学生学习的兴趣，让学生主动学习。 ——任务驱动教学法中模块和对应任务实施的过程与目标的控制。首先，学生必须明确任务及所要达到的培养目标。任务要有明确的操作指导书，教师要指导学生阅读，让学生明确完成任务所需要的理论知识，完成任务的要求、工作流程和方法；任务所要达到的目标，考核重点与评分点。其次，教师对于任务的每个重要环节要把关。要因材施教，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适当调整模块任务的内容和难度。同时要对任务中每个环节的进度和质量进行把关，主要做法是：每个小组推选一个组长负责督促完成任务，保证每个学生在自主学习外通过小组合作的束缚和压力参与到实训任务中去。教师对组长工作进行进度和质量把控，在每个重要环节上都要求组长在规定的时间内上交任务完成成果，汇报小组的工作进度和每个成员具体工作情况。对于偏离任务目标的小组，教师将针对具体问题进行适当引导，使之回归正确方向继续完成任务。最后，尽可能让每位成员有机会代表小组发言、回答同学的问题等，通过此举，教师可以把握每位同学在任务完成中的基本情况，并给予相应的指导和建议。 总之，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培养，除了技能的锤炼以外，夯实专业理论的基础是不可或缺的，否则，高职学生的不断提升和持续发展终究是一句空谈，如此下去，也必将影响到高职教育自身的持续发展。因此，有必要准确理解高职教育“理论知识够用为度”的真正意涵。 作者：卢秋欣 单位：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西方经济论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 【摘要】经济学研究范式作为研究经济学领域的一种独特概念范畴和分析方法，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种不同的范式。对于具体经济现象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采用的研究方法各有不同。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差异性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方法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以“解释现代社会的经济运行规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规律，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在《资本论》中得到了完整而系统地显现。第一，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恩格斯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个自然史的过程”，他认为，“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么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深入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机制，揭示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的历史规律。第二，抽象分析的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经济学不同于自然科学，不可以用化学或物理实验去研究，不能靠单纯地感性直观，只能借助思维的抽象力去分析。马克思的抽象分析方法不是一种先验的或纯粹思辨的，而是历史的，他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性、历史性和暂时性，深入分析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一般规律。第三，研究与叙述相统一的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到：“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种研究与叙述相统一的方法和抽象与具体相统一的方法又是统一的，研究的方法就是从感性具体上升到思维抽象；叙述就是从思维抽象到思维的具体，这两种方法在形式上有差异，但在本质上是统一的。第四，逻辑的与历史的相统一的方法。逻辑的方法是从最简单和最抽象的概念范畴出发，在思维中具体化，即就是从抽象到具体；历史的方法是从事物的实际发展顺序去研究，把握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逻辑与历史是相统一的。 二、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 西方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稀缺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研究个人、厂商、政府或其他组织如何进行现实生产的选择，使得资源高效利用，以较少的投入获取最大化的回报。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哲学基础是科学主义，在实际的经济学研究中主要采用的方法有以下几种。第一，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的分析方法。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法是西方经济学的最基本的研究方法，规范经济学是以价值判断为基础，研究经济活动“应该是什么”，在具体的经济活动行为过程中会依据价值判断来做出理性的经济行为选择。实证经济学是采用像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把经济现象之间的关系看作是具有一定数量关系的函数关系，构建一定的经济模型，通过这种模型进行一定分析来证明经济活动选择的可行性。第二，均衡分析法。在西方经济学中，均衡分析法分为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局部均衡分析是假设其他条件不变，去分析某一时间点、某一特定市场中的某一商品供给与需求达到均衡时的价格决定；一般均衡分析是分析所有商品和生产要素的供给与需求同时达到均衡时的所有商品的价格决定。考虑到分析方法的可行性，在现实经济活动分析中常采用局部均衡分析法。第三，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静态分析是分析经济现象的均衡状态，完全抽调时间及其相关的变动因素，静态地进行经济现象的分析；动态分析法与静态分析法相反，是对经济活动变动的过程进行分析，比如分析某一时间内有关经济总量的变动以及相关经济总量在变动过程中的相互关系。第四，经济模型分析和边际分析法。经济模型分析法就是运用经济现象中的数量关系来建立一定的经济模型，然后去分析经济量之间的相互关系。边际分析法就是运用微积分方法去分析经济活动中的某一经济增量的变化，用以说明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变化过程，其结果可以用因变量的变化率与自变量的变化量的比率来表示，可以分析出不同经济变量之间的依赖程度。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差异比较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是两种不同的经济学研究范式，它们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都各不相同，也是两种不同阶级的经济学说，本质上是为不同的阶级服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无产阶级在经济领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无产阶级服务；西方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学说，为资产阶级服务，使得资本家利润最大化。第一，本质研究与现象描述的差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一个重大的不同点，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善于通过对经济现象的分析，深入到经济现象背后去探索事物的内在本质，把握事物的内在联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象背后本质的分析，最终得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暂时性和必然灭亡性，并且通过对资本家的具体的生产过程的分析，最终发现资本家所获得利润本质上是对劳动者的剩余劳动的榨取；然而，西方经济专注于对经济现象的分析和描述，而不探究其生产过程的内在本质，不考虑为谁生产，只考虑怎么生产和利润最大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着重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维度去考察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去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是一种本质意义上的研究；而西方经济学企图通过对资源配置、需求满足或效用性的分析来掩盖资本主义的本质，这就是两种研究范式最大的不同。第二，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注重对经济现象的性质分析，用科学的抽象方法对经济现象进行抽象，抽象出一般的概念范畴，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说明整个经济活动的内在规律和活动性质。例如，马克思发现了抽象劳动，用以说明劳动的二重性质，抽象劳动创造价值，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当然，西方经济学也进行了一些定性分析，比如投资、消费、供给、需求等概念，用以说明经济活动主体在具体经济活动中的行为选择或经济现象中数量关联。西方经济学注重实证分析和定量分析，运用经济模型、边际分析和量化分析等方法去研究经济活动过程中不同数量之间的关系，为如何做出经济选择提供参考。当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采用了一定的定量分析，例如在对剩余价值、平均利润和社会再生产等环节的分析就广泛地运用了定量分析。但是，从总体上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采用的是定性分析法，而西方经济学主要采用的是定量分析法。 作者：张启森 单位： 西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西方经济论文: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心得浅谈 【摘要】西方经济学是经济类学科的专业基础课程，也是高校经管类学生的必修课程之一。在教学过程中，有一些共性的方面可以参考。一是需要深入理解经济学中的重要概念和理论；二是在教学方法上可以采用案例教学方法，将理论与实际问题更好地结合起来；三是要引导学生从模型的角度来理解理论知识。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经济理论；教学方法 西方经济学作为经济类学科的专业基础课程，是经管类学生的必修课程之一。如何把这门课教好学好，让学生真正掌握经济学的相关知识，对学生以后进一步的学习至关重要。西方经济学是对西方几百年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概括和总结，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要运用大量图形、表格、数据、数学公式以及经济学专业术语，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容易感到抽象、枯燥难懂并难以掌握。通过几年的教学工作，以及在教学过程中的总结，并结合与其他相关老师的交流，提出在讲授该门课程中的一些体会和心得。 一、深入理解概念和理论 西方经济学是经管类学生在大学期间较早接触的经济类课程之一，其中的很多理论甚至概念都是初次碰到。对于这些理论，不能采用死记硬背的方式，而是要理解，这是关键的问题。在教学过程中，很多同学认为它与其它一些纯粹文科课程一样，通常背背其中的内容就可以。但是这样下来，往往很快就忘记了。在每个学期的讲课过程中，总会有同学反映，很多概念自己能听得懂和看得懂，但是题目做不出来。究其原因，就是没有把这些知识真正转化为自己理解的东西。比如，在微观经济学第一章的需求部分，有两个概念需求的变动和需求量的变动。需求的变动指的是由商品本身价格之外的其它因素的变化，带来的对该商品需求数量的变化；而需求量的变动指的是由于价格变化引起的对该商品需求数量的变化。尽管只是一字之差，但是引起变化的原因却有本质差异。在做一些题目，很多学生无法正确区分它们。因此，在教学过程中，需要注重对概念的解释，力争让每个同学都能理解并接受。同时，在课堂上及时讲解相关的一些题目，通过这种方式让同学感受如何把概念所描述的内容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从而巩固对概念的理解。 二、适当地采用案例教学方法 案例教学是在学生掌握了有关知识和理论的基础上，根据教学目的和教学内容的要求，在教师的指导下将学生带入典型案例的特征事件中，从而进行案例的分析。通过学生的思考，进一步提高他们分析和解决某个具体问题的能力。案例教学能有效地体现经济学的基本知识作为一种分析工具或思考方法，是如何来分析具体问题的。它不仅能够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对于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强化学生的经济学功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然，在案例教学的过程中，有几个方面需要注意： 1.案例的选择要从简单到复杂，循序渐进 如果在刚开始的阶段就选择比较复杂的案例讲解，教师需要解释很多相关概念和理论，而学生听起来也会比较吃力，容易使学生产生烦躁的感觉，反而会影响教学效果。 2.要正确处理理论教学与案例教学的关系 在经济学教学中，理论的学习在课堂中仍占主要地位。如果教学过程过多强调以案例为主，会造成学生对某些具体问题的理解比较到位，但知识的掌握缺乏系统性。案例教学作为对传统教学方式的有益补充，可以起到传统教学很多起不到的作用。 3.与实际相结合 西方经济学理论是与西方的历史、文化以及经济等背景紧密相关的。在此方面，我国的情况与它们相比有很大的差异。因此，一方面要引用西方国家的现有案例，弃其糟粕、取其精华、洋为中用。另一方面，也需要收集以我国经济发展为背景的本土经济学的成熟案例，更多地关注我们改革开放中出现的热点、难点和重点问题。这样，才能较好地将经济学原理与我国的经济实践相结合。 三、经济模型的使用 经济学的一个主要特点是通过模型进行理论分析。其中，图形就是一种常见的使用方式。与数学方程以及文字对相关理论的描述一样，图形也是表达模型思想的一个重要手段。但是在日常的教学中，很多同学对于教材中大量出现的图形感到恐惧，不愿意进一步随着教师的分析思路走下去。比如在宏观经济学中，在分析产品般均衡并推导IS曲线时，如果从数学表达式来推导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当把这个过程用图形来表达时，很多同学觉得不好理解。对于这些图形，只要具备一定的经济数学知识，比如高等数学中的微积分、导数的概念，应该是不难理解的。当然，还需要同学具备一定的英语水平，因为这门课实际上研究的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运行情况的，尤其在图形中大多数是使用英文符合来表示。具备这两个方面的基本知识后，接下来的就是如何结合相关的理论知识来读懂图形。教材中的大部分图形是在二维坐标上表示的，需要知道坐标的两个轴分别代表什么，哪个是自变量，哪个是因变量。如果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关系颠倒了，则结果是不一样的。总的来说，只有从图形的演变过程中深入理解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才可能对基本的经济理论有深刻的掌握。最后，在掌握了相关经济理论后，需要把现实的经济现象及经济问题联系起来。也就是说，需要把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用理论来解释我们现实中的经济问题，这才是我们学习经济学的最终目的。 作者：李怀建 单位： 江苏师范大学商学院

宏观经济学论文:自主学习教学宏观经济学论文 一、宏观经济学教学范式改革的具体实践 （一）尝试教学 尝试教学是一种让学生在旧知识基础上先来尝试练习，引导学生进行讨论的教学程序结构。其基本特征是“先试后导、先练后讲”。尝试教学法能充分发挥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主体作用，改变传统的注入式教法。例如，宏观经济学中投资这个概念对初学者来说很容易造成困惑，而投资问题在宏观经济学中十分重要。对投资的正确理解，是掌握宏观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关键。在教学中，如果教师讲、学生听，学生还是难以把握投资这一概念。因此，笔者在教学中用尝试教学法，先一开始要求学生进行尝试练习，使学生处于主动的地位。一旦学生在尝试练习中遇到困难，发现投资与日常生活中投资的含义不同，学生便会主动地自学课本或寻求教师的帮助，学习便成为学生自身的需要。然后教师导入新课，在新授课过程中使学生把握投资与资本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投资与日常生活中投资的含义不同，懂得经济学中的投资是指厂商购买资本或对资本的需求，是厂商增加或更换资本资产的支出，明确要从资本的角度来理解投资。最后，教师再次进行课堂作业并给予课堂小结，以此巩固对投资的理解。采用尝试教学的关键是两次尝试题的设计，达到“温故知新”的效果。尝试题以发散型的多元思考题型呈现，与课本或学习材料的例题相似，便于学生藉以自学课本或学习材料，共同讨论和尝试解决问题。进行第二次尝试练习时，可配合课本的题目来进行，利于学生巩固所学知识。 （二）自学辅导教学 自学辅导教学强调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自学教材内容，自己练习、检查并改正错误，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自学辅导教学的具体步骤包括：启发引导、阅读课本、自做练习、知道练习结果、教师小结。自学辅导教学模式打破了传统的满堂灌，把教学从着重灌输知识、技能转变为着重培养学生独立的阅读能力、审题能力、思维能力和操作能力。例如，宏观经济政策的实践这章内容，理论性强，没有什么数学模型，同时对学生来说并不是全新的内容，如果在教学中采用满堂灌的方式，教师讲、学生听，课堂教学必定显得枯燥乏味、学生缺乏学习主动性。因此，笔者在教学中尝试用自学辅导教学法，先从旧知识引发新问题，提出问题：你们在上章中了解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果，那么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在实践中是如何实施的呢？由此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再让学生阅读课本，该做练习时做练习，并核对答案。最后，教师小结，纠正错误，解决疑难问题。再比如，GDP的问题也难以把握，在教师讲授GDP的概念之后，为使学生全面把握和增强理解GDP，以及有关GDP的评价问题，可以在教师的帮助下，由学生自己查阅相关文献，搜集资料，制作成PPT，来讲授相关内容。在学生讲述之后，教师进行总结和点评，最后要求学生提交学习心得。采用自学辅导教学的关键是将课堂大部分的时间交给学生，教师只需巡视课堂，不打断学生的思维，只对有问题的学生进行个别辅导并发现共性的问题。小结时，做到有的放矢，纠错解疑，规范学生做题，梳理知识使之系统化。 （三）专题讨论教学 专题讨论教学是通过专题讨论的方式实现对学生知识的传授和思维能力锻炼的一种教学模式。专题讨论教学有助于培养学生自主获取知识的能力，能够挖掘学科魅力，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并能激活学生的思维，增强综合知识的能力。对于一些学生相对熟悉的、比较感兴趣的内容，专题讨论教学法可以达到好的教学效果。专题讨论教学的具体做法是：首先将学生分成若干个小组，教师设计好多个专题，让每个小组选择感兴趣的专题，由小组成员共同完成。然后给学生1～2周的时间收集资料，并利用本章学习的知识进行分析讨论。接下来将每个小组讨论的结果用PPT的形式展示，派1～2代表做演讲。同时，课堂随机抽取几位同学做评委，对每个小组的表现点评打分。最后由老师做总结发言，分析讨论的结果，并对该专题进行更深入的陈述。同时要求每个小组根据课堂讨论对专题报告进行修改，每个组员提交1份个人研究报告，小组提交1份总报告。例如，在讲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时，可以先让学生收集这方面的资料，在课堂讨论当前我国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以及通货膨胀对我国劳动者、企业主等阶层的影响。在讲消费理论时，要求学生查阅中国储蓄资料，分析中国老百姓为什么喜欢储蓄？在讲宏观经济政策分析时，要求学生查阅资料，以我国上世纪90年代至今为时代背景，讨论政策组合的实际应用情况等。采用专题讨论教学的关键是教师应该精选专题，控制好学生陈述的时间，把握课堂节奏，带动气氛才能收到较好的效果。 二、自主学习教学中注意的问题 自主学习教学方法优势明显，体现了以学生为本、师生平等的教育理念，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学习独立性和非智力因素的发展。但也有其局限性，比如，教学难度增大、教学结构松散、教师的指导地位难以保证等等。笔者认为，要扬长避短，在宏观经济学自主学习教学安排中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一）保证足够的授课学时 自主学习教学不否定理论讲授的作用，宏观经济学课程的难度和复杂性，使得宏观经济学的本科教学应当以理论讲授为主。目前，国内大部分高校《宏观经济学》本科课程的授课时数约51学时，这只能保证讲授最基本的宏观经济学理论。为顺利实施教学范式改革，运用自主学习教学方式，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拓展教学内容，必须在原有授课学时的基础上至少增加16课时，即每学期至少达到68学时。 （二）培养学生数据收集和处理能力 实证分析是宏观经济学最重要的分析方法，要想做好实证分析，学生必须具备收集和处理数据的基本能力，这也是宏观经济学教学范式改革顺利实施的保证。因此，在宏观经济学教学中，教师应当指导学生利用国家统计局、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数据库等公共资源收集数据，并传授一些基本的处理原始数据的方法等。例如，在讲“国民收入核算”、“失业与通货膨胀”时，可以指导学生利用国家统计局数据库，搜集中国名义GDP、GDP平减指数、GDP增长率、失业率、CPI、PPI等数据，让学生对中国经济的运行有总体的认识。在讲“宏观经济政策分析”、“宏观经济政策实践”时，其中涉及货币政策问题时，则可以指导学生利用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数据库，搜集中国历年货币供应量的相关数据，让学生大体了解中国货币政策的执行情况。 （三）建立科学的学生考核机制 实施教学范式改革，应当纠正以考试成绩衡量学生优劣的唯一标准的偏差，扩大评价的内涵和范围，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并重。因此，《宏观经济学》课程科学考核的标准应是多重的，丰富学生平时成绩的考核方式。在考核中应注重学生在日常学习过程中的表现，如课堂研讨与辩论的表现、自主查文献讲课的表现、课程作业的表现等。着重评价学生掌握方法和能力的程度，考察学生团队合作能力。 （四）加强教学团队建设 实施宏观经济学教学范式改革，其教学难度超出一般意义上的教学方式，增大教师的工作量，对教师本身提出了更高要求。教师既要精心设计、策划，提供相关的学习资料，又要对学生的学习内容、分析方法、观点建议及时给予指导，由课堂任课教师一人独自难以承担。因此，《宏观经济学》教学范式改革，应加强教学团队建设，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由任课教师负责课堂讲授，每一章的自主学习教学改革方案的实施由课程教学团队的每一位主讲教师分别负责，充分利用不同教师的兴趣爱好、专业特长、专业背景等以便达到更好的效果。 作者：林红斌 单位：江西师范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宏观经济学论文:独立学院实践教学下宏观经济学论文 一、独立学院“宏观经济学”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独立学院的教师大多是刚毕业的硕士、博士，从学校直接走上讲台，其优点是经济理论扎实，但也存在若干弊端，比如:教学中偏重理论，案例较少;教学方法相对单一;对经济学前沿问题关注较少等。另外独立学院的学生数学基础普遍较差，对“宏观经济学”课程中的数学推导感到头疼。因此，学习“宏观经济学”有一定的难度。目前，“宏观经济学”授课中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偏重理论教学，学生理解困难 独立学院的师资大部分来自于母校，其余的来自于学校招聘的刚毕业的硕士和博士。其授课的共同特点是以讲授经济理论为主，并且在经济理论的讲授中又以数学模型的假设、推导及经济图形的解释为主，较少介绍经济理论产生的背景，和社会现实联系较少，没有用经济理论去解释现实中的经济现象，因此学生学习起来比较枯燥，理解起来比较困难，学生也会觉得学习这门课没有用，更不会用所学的经济学理论来解释经济生活中遇到的一些经济现象。 (二)教学内容空洞，学生缺乏兴趣 独立学院自身缺乏经验丰富和学术水平较高的老教师，年轻教师迫于经济压力，教学任务普遍繁重，基本没有时间去关注经济学的前沿问题，也基本没有时间参与省部级的课题研究，因此，在课堂讲授中自己的见解较少，讲授内容空洞。另外，“宏观经济学”课程理论性较强，内容较多，宏观经济政策比较“高、大、上”，任课教师教学方法单一，基本采用的都是满堂灌的形式，故而学生学习兴趣不高。 (三)学生数学基础较差 商科类独立学院的经济管理类专业招生以文科生为主，因此，学生的数学基础普遍不好，而“宏观经济学”课程中有大量的经济模型需要数学推导，大量的经济图形需要数学解释(例如“最大值、最小值、边际量、最优组合”等)，大部分学生在学习中反应慢，感到吃力、久而久之会对课程产生厌烦情绪。 二、“宏观经济学”课程中加入实践教学环节的注意要点 宏观经济理论来源于现实生活。测度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GDP、经济增长与衰退、通货膨胀与失业、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利率、汇率变动等等宏观问题，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每个人、每家企业的经济决策都离不开对这些问题的理性判断。因此，如果在“宏观经济学”课程教学中加入实践环节，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理论观察、解释生活中遇到的经济现象，对经济政策进行分析，那么，不但能够加深学生对宏观经济理论的理解，而且能提高学生学习宏观经济学的兴趣。经过两年的探索实践，笔者发现，只要设计恰当，准备充分，在“宏观经济学”授课中加入实践环节是可行的。但应注意以下几点: (一)与地区和行业相结合 独立学院是伴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诞生的，并且独立学院的招生对象主要是省内生源，学生毕业后也主要是服务于本省。因此，在设计“宏观经济学”实践教学环节时，要紧密结合本地区或本行业的具体情况。例如，在讲授国内生产总值的核算时，笔者就让学生统计并比较兰州市在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当中GDP的地位、甘肃省在全国31个省份中GDP的地位、人均GDP如何、中国改革开放以来GDP的增长率及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排序等等。分析本省本地区GDP当中消费、投资、净出口的比重，一、二、三产业对GDP的贡献及变化。 (二)与经济热点、时事相结合 经济在发展，世界在变化。每年的经济热点都不同。“宏观经济学”教学要结合经济热点和时事来介绍经济理论，才能够引起学生兴趣，加深学生对经济理论和模型的理解。例如，2011年中期我国通货膨胀率较高，因此在讲授通货膨胀与失业这一章的时候，可以让学生查找2010—2013年的CPI指数，衡量一下2011年中期的通货膨胀水平，引导学生分析当时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然后让学生将自己所提的对策与当时经济学家所提的对策进行比较，并让他们互相点评。今年我国经济结构调整进展缓慢，经济增长下行压力较大，政府对经济进行“点穴式”微调，因此，对经济增长问题和产业结构调整问题的探讨应该成为“宏观经济学”实践教学环节设计的重点。将实践教学内容与国内外经济热点和时事相结合可以大大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 (三)制定切实可行的实践环节指导方案 “宏观经济学”这门课程一般在大二第一学期或第二学期开设，这个时候学生刚开始学习专业课，刚开始接触经济学的思维和分析方式，在分析问题时往往感到无从入手。因此，一个切实可行的实践环节操作方案就非常必要了。所以，在设计实践教学环节时，教师一方面要注意培养和训练学生运用经济学思维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一方面要引导学生制定一个可操作的实践环节指导方案，指导学生如何查找并筛选想要的资料、如何在可行的范围进行调研、应该从哪些方面对问题进行分析等。例如，在设计《宏观经济政策实践》这一章的实践环节时，笔者给学生的题目是:2008年11月国务院推出的四万亿投资计划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利弊分析。同时，我们对如何研究这个问题给出了一个指导方案:第一部分概述四万亿投资计划实施的背景分析，主要描述2008年经济危机发生后我国经济的发展情况、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等;第二部分描述四万亿投资计划的具体内容，侧重阐明四万亿投资计划的十项措施具体是什么;第三部分分析四万亿投资计划的实际效果，例如“四万亿投资计划实施至今五年多了，该计划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有哪些贡献，有哪些弊端”等等。这个题目较大，学生可以选择十项措施中的一项或几项进行具体分析。应该注意的是，给出指导方案是为了给学生的实践操作指明方向，提供参考，并不是让学生必须按照这个步骤分析问题。如果仅仅给学生一个实践题目，没有指导方案，没有实践步骤，学生往往不知道具体该怎么做，结果就是实践方法各种各样，抓不住实践内容的重点，实践效果大打折扣。 (四)选择合适的组织形式 “宏观经济学”课程实践教学可分为课堂实践教学、课外实践教学和综合实践教学三部分。课堂实践教学指在课堂上进行实践教学，主要组织形式有案例分析、角色扮演、专题讲座、辩论演讲等。课外实践教学指在课堂以外进行的实践教学，主要组织形式有社会调查、社会实习等。综合实践教学是把课堂实践与课外实践结合在一起，组织形式包括课题研究、创业策划和毕业论文等。通过实践，笔者认为，专题讨论是比较适合独立学院宏观经济学课程实践教学形式。对经济现象进行专题讨论的具体做法是:根据“宏观经济学”每章的内容，为每一个章节设计一个或多个相关经济专题，将学生分成若干个小组(可以按宿舍分)，让每个小组自由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题目。然后给出1－2周的时间让学生收集资料或者进行调研，并形成研究报告(或列出主要观点和论据)。接着，在本章讲授结束后抽出1－2个课时让每个小组对自己的问题进行陈述。要求每个小组派一名学生代表发言并制作PPT，其他组员可以补充。同时，可以设置两名评论员对每个小组的表现情况进行点评并打分。为了防止某些组员“搭便车”，可以采用组内学生匿名互评的方式确保所掌握情况的真实性。最后，由教师进行总结，分析各个小组在实践环节中的优缺点和需要改进的地方，并对专题进行更专业更深入的分析陈述。课后要求学生将修改过的专题研究报告作为平时作业交给教师。需要注意的是，在整个过程中，教师要控制时间、把握节奏，力争使整个活动紧张而充实。除了专题讨论之外，也可以播放一些纪录片，加深学生对经济理论和经济现象的理解。比如通过播放《大国崛起》美国篇，让学生贴切感受1929－1933年经济大萧条时期一方面企业停产、银行倒闭、工人失业、大批人员流离失所，另一方面农场主把牛奶白白的倒进河里等经济现象，使学生更直接的理解短期经济波动的特征，理解什么是生产过剩性的经济危机，并感受政府购买支出乘数效应的魔力，以及国家如何干预经济等。实践教学形式多种多样，每种组织形式各有利弊，各个学校应该根据院校的实际情况，选择最佳的实践环节组织形式。 三、“宏观经济学”课程中加入实践环节的效果分析 实践证明，在“宏观经济学”课程授课过程中加入实践教学环节能够有效改善教学效果。 (一)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实践教学环节让教师从满堂灌式的理论教学转变为理论联系实际的实践教学，学生从被动、消极地听课转变为积极、主动地听课，而且还能够在实践过程中根据自己的兴趣有选择地进行研究，既发散了思维，又扩展了知识，学习积极性大大提高，课堂气氛也活泼生动。 (二)理论联系实际，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实践教学环节加深了学生对基本理论知识和模型的理解。学生在实践过程中遇到更深的问题时，会在课下用更多的时间去探究，尝试将所学理论应用于实践中。这样的训练能够提高学生思考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学生毕业后更快地进入工作角色奠定基础。 (三)培养学生的社交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专题讨论时，分组训练能够锻炼学生的集体协作能力，培养其团队合作精神，有利于学生更快地融入社会。对于同一个问题，每个学生的理解未必相同，每个人的研究方法也可能各异，一个小组6－8位同学，在讨论问题时必然会有争论，说服其他同学同意自己的观点、按照自己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的过程，就是锻炼自我能力的过程。同时，研究问题时要进行分工，每个同学都要负责一部分，最后进行总结，因此，最终成果也一定是大家合作的产物。这样的学习方式强化了学生的合作意识。 四、结语 商科类独立学院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应用型人才，而学生应用能力的提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仅仅依靠暑假、寒假流于形式的社会调查和大四两个月的社会实习是远远不够的，不能达到学校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因此，在学生刚刚开始专业基础课的学习时，就在授课过程中加入实践教学环节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笔者在教学中发现，独立学院在“宏观经济学”课程教学中存在“偏重理论教学，学生理解困难;教学内容空洞，学生缺乏兴趣;学生数学基础差”等问题，基于此，笔者提出在“宏观经济学”课程教学中加入实践教学环节，并建议实践环节要与地区和行业相结合、要与经济热点和时事相结合、要制定可操作的指导方案、要选择合适的组织形式。通过实践，笔者发现，在课程中加入实践教学环节确实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社交能力和团结协作的精神。笔者对“宏观经济学”课程中加入实践教学环节进行探讨和尝试，旨在改善独立学院“宏观经济学”课程教学效果。同时，笔者的实践也存在许多不足，这将会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不断修正完善。 作者：魏松峰 单位：兰州商学院长青学院经济贸易系 宏观经济学论文:基于实践教学的宏观经济学论文 一、独立学院“宏观经济学”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独立学院的教师大多是刚毕业的硕士、博士，从学校直接走上讲台，其优点是经济理论扎实，但也存在若干弊端，比如:教学中偏重理论，案例较少;教学方法相对单一;对经济学前沿问题关注较少等。另外独立学院的学生数学基础普遍较差，对“宏观经济学”课程中的数学推导感到头疼。因此，学习“宏观经济学”有一定的难度。目前，“宏观经济学”授课中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偏重理论教学，学生理解困难 独立学院的师资大部分来自于母校，其余的来自于学校招聘的刚毕业的硕士和博士。其授课的共同特点是以讲授经济理论为主，并且在经济理论的讲授中又以数学模型的假设、推导及经济图形的解释为主，较少介绍经济理论产生的背景，和社会现实联系较少，没有用经济理论去解释现实中的经济现象，因此学生学习起来比较枯燥，理解起来比较困难，学生也会觉得学习这门课没有用，更不会用所学的经济学理论来解释经济生活中遇到的一些经济现象。 (二)教学内容空洞，学生缺乏兴趣 独立学院自身缺乏经验丰富和学术水平较高的老教师，年轻教师迫于经济压力，教学任务普遍繁重，基本没有时间去关注经济学的前沿问题，也基本没有时间参与省部级的课题研究，因此，在课堂讲授中自己的见解较少，讲授内容空洞。另外，“宏观经济学”课程理论性较强，内容较多，宏观经济政策比较“高、大、上”，任课教师教学方法单一，基本采用的都是满堂灌的形式，故而学生学习兴趣不高。 (三)学生数学基础较差 商科类独立学院的经济管理类专业招生以文科生为主，因此，学生的数学基础普遍不好，而“宏观经济学”课程中有大量的经济模型需要数学推导，大量的经济图形需要数学解释(例如“最大值、最小值、边际量、最优组合”等)，大部分学生在学习中反应慢，感到吃力、久而久之会对课程产生厌烦情绪。 二、“宏观经济学”课程中加入实践教学环节的注意要点 宏观经济理论来源于现实生活。测度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GDP、经济增长与衰退、通货膨胀与失业、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利率、汇率变动等等宏观问题，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每个人、每家企业的经济决策都离不开对这些问题的理性判断。因此，如果在“宏观经济学”课程教学中加入实践环节，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理论观察、解释生活中遇到的经济现象，对经济政策进行分析，那么，不但能够加深学生对宏观经济理论的理解，而且能提高学生学习宏观经济学的兴趣。经过两年的探索实践，笔者发现，只要设计恰当，准备充分，在“宏观经济学”授课中加入实践环节是可行的。但应注意以下几点: (一)与地区和行业相结合 独立学院是伴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诞生的，并且独立学院的招生对象主要是省内生源，学生毕业后也主要是服务于本省。因此，在设计“宏观经济学”实践教学环节时，要紧密结合本地区或本行业的具体情况。例如，在讲授国内生产总值的核算时，笔者就让学生统计并比较兰州市在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当中GDP的地位、甘肃省在全国31个省份中GDP的地位、人均GDP如何、中国改革开放以来GDP的增长率及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排序等等。分析本省本地区GDP当中消费、投资、净出口的比重，一、二、三产业对GDP的贡献及变化。 (二)与经济热点、时事相结合 经济在发展，世界在变化。每年的经济热点都不同。“宏观经济学”教学要结合经济热点和时事来介绍经济理论，才能够引起学生兴趣，加深学生对经济理论和模型的理解。例如，2011年中期我国通货膨胀率较高，因此在讲授通货膨胀与失业这一章的时候，可以让学生查找2010—2013年的CPI指数，衡量一下2011年中期的通货膨胀水平，引导学生分析当时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然后让学生将自己所提的对策与当时经济学家所提的对策进行比较，并让他们互相点评。今年我国经济结构调整进展缓慢，经济增长下行压力较大，政府对经济进行“点穴式”微调，因此，对经济增长问题和产业结构调整问题的探讨应该成为“宏观经济学”实践教学环节设计的重点。将实践教学内容与国内外经济热点和时事相结合可以大大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 (三)制定切实可行的实践环节指导方案 “宏观经济学”这门课程一般在大二第一学期或第二学期开设，这个时候学生刚开始学习专业课，刚开始接触经济学的思维和分析方式，在分析问题时往往感到无从入手。因此，一个切实可行的实践环节操作方案就非常必要了。所以，在设计实践教学环节时，教师一方面要注意培养和训练学生运用经济学思维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一方面要引导学生制定一个可操作的实践环节指导方案，指导学生如何查找并筛选想要的资料、如何在可行的范围进行调研、应该从哪些方面对问题进行分析等。例如，在设计《宏观经济政策实践》这一章的实践环节时，笔者给学生的题目是:2008年11月国务院推出的四万亿投资计划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利弊分析。同时，我们对如何研究这个问题给出了一个指导方案:第一部分概述四万亿投资计划实施的背景分析，主要描述2008年经济危机发生后我国经济的发展情况、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等;第二部分描述四万亿投资计划的具体内容，侧重阐明四万亿投资计划的十项措施具体是什么;第三部分分析四万亿投资计划的实际效果，例如“四万亿投资计划实施至今五年多了，该计划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有哪些贡献，有哪些弊端”等等。这个题目较大，学生可以选择十项措施中的一项或几项进行具体分析。应该注意的是，给出指导方案是为了给学生的实践操作指明方向，提供参考，并不是让学生必须按照这个步骤分析问题。如果仅仅给学生一个实践题目，没有指导方案，没有实践步骤，学生往往不知道具体该怎么做，结果就是实践方法各种各样，抓不住实践内容的重点，实践效果大打折扣。 (四)选择合适的组织形式 “宏观经济学”课程实践教学可分为课堂实践教学、课外实践教学和综合实践教学三部分。课堂实践教学指在课堂上进行实践教学，主要组织形式有案例分析、角色扮演、专题讲座、辩论演讲等。课外实践教学指在课堂以外进行的实践教学，主要组织形式有社会调查、社会实习等。综合实践教学是把课堂实践与课外实践结合在一起，组织形式包括课题研究、创业策划和毕业论文等。通过实践，笔者认为，专题讨论是比较适合独立学院宏观经济学课程实践教学形式。对经济现象进行专题讨论的具体做法是:根据“宏观经济学”每章的内容，为每一个章节设计一个或多个相关经济专题，将学生分成若干个小组(可以按宿舍分)，让每个小组自由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题目。然后给出1－2周的时间让学生收集资料或者进行调研，并形成研究报告(或列出主要观点和论据)。接着，在本章讲授结束后抽出1－2个课时让每个小组对自己的问题进行陈述。要求每个小组派一名学生代表发言并制作PPT，其他组员可以补充。同时，可以设置两名评论员对每个小组的表现情况进行点评并打分。为了防止某些组员“搭便车”，可以采用组内学生匿名互评的方式确保所掌握情况的真实性。最后，由教师进行总结，分析各个小组在实践环节中的优缺点和需要改进的地方，并对专题进行更专业更深入的分析陈述。课后要求学生将修改过的专题研究报告作为平时作业交给教师。需要注意的是，在整个过程中，教师要控制时间、把握节奏，力争使整个活动紧张而充实。除了专题讨论之外，也可以播放一些纪录片，加深学生对经济理论和经济现象的理解。比如通过播放《大国崛起》美国篇，让学生贴切感受1929－1933年经济大萧条时期一方面企业停产、银行倒闭、工人失业、大批人员流离失所，另一方面农场主把牛奶白白的倒进河里等经济现象，使学生更直接的理解短期经济波动的特征，理解什么是生产过剩性的经济危机，并感受政府购买支出乘数效应的魔力，以及国家如何干预经济等。实践教学形式多种多样，每种组织形式各有利弊，各个学校应该根据院校的实际情况，选择最佳的实践环节组织形式。 三、“宏观经济学”课程中加入实践环节的效果分析 实践证明，在“宏观经济学”课程授课过程中加入实践教学环节能够有效改善教学效果。 (一)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实践教学环节让教师从满堂灌式的理论教学转变为理论联系实际的实践教学，学生从被动、消极地听课转变为积极、主动地听课，而且还能够在实践过程中根据自己的兴趣有选择地进行研究，既发散了思维，又扩展了知识，学习积极性大大提高，课堂气氛也活泼生动。 (二)理论联系实际，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实践教学环节加深了学生对基本理论知识和模型的理解。学生在实践过程中遇到更深的问题时，会在课下用更多的时间去探究，尝试将所学理论应用于实践中。这样的训练能够提高学生思考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学生毕业后更快地进入工作角色奠定基础。 (三)培养学生的社交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专题讨论时，分组训练能够锻炼学生的集体协作能力，培养其团队合作精神，有利于学生更快地融入社会。对于同一个问题，每个学生的理解未必相同，每个人的研究方法也可能各异，一个小组6－8位同学，在讨论问题时必然会有争论，说服其他同学同意自己的观点、按照自己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的过程，就是锻炼自我能力的过程。同时，研究问题时要进行分工，每个同学都要负责一部分，最后进行总结，因此，最终成果也一定是大家合作的产物。这样的学习方式强化了学生的合作意识。 四、结语 商科类独立学院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应用型人才，而学生应用能力的提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仅仅依靠暑假、寒假流于形式的社会调查和大四两个月的社会实习是远远不够的，不能达到学校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因此，在学生刚刚开始专业基础课的学习时，就在授课过程中加入实践教学环节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笔者在教学中发现，独立学院在“宏观经济学”课程教学中存在“偏重理论教学，学生理解困难;教学内容空洞，学生缺乏兴趣;学生数学基础差”等问题，基于此，笔者提出在“宏观经济学”课程教学中加入实践教学环节，并建议实践环节要与地区和行业相结合、要与经济热点和时事相结合、要制定可操作的指导方案、要选择合适的组织形式。通过实践，笔者发现，在课程中加入实践教学环节确实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社交能力和团结协作的精神。笔者对“宏观经济学”课程中加入实践教学环节进行探讨和尝试，旨在改善独立学院“宏观经济学”课程教学效果。同时，笔者的实践也存在许多不足，这将会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不断修正完善。 作者：魏松峰 单位：兰州商学院长青学院经济贸易系 宏观经济学论文:研讨式教学视域下宏观经济学论文 一、独立学院宏观经济学教学的困境分析 1、宏观经济学的学科特点 宏观经济学主要运用抽象分析的方法，利用图表、函数等数学方式来表达经济学原理，理论性极强是其典型特点之一。宏观经济学的内容庞杂，学派多，也是其典型特点。而在独立学院的教学中，宏观经济学的课时安排很多时候只有32个，与内容多相比体现出课时少的特点。 2、独立学院宏观经济学的教学困境 宏观经济学理论性强，内容庞杂，课时少，加之独立学院学生基础弱、自律性差等特点，使得独立学院的宏观经济学处于一种“教师难教、学生难学”的困境。笔者认为，针对独立学院学生的特点，要走出独立学院宏观经济学的困境，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运用研讨式教学法。 二、研讨式教学法在独立学院宏观经济学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在将研讨式教学法应用于宏观经济学教学的实践中，我们结合教材和现实经济现象设计一系列的问题供学生研究和讨论，再通过教师的点评和总结引导学生，加强学生对经济学知识和分析方法的掌握和运用能力。具体分为五步：一是确定主题；二是独立探索；三是小组讨论；四是全班交流；五是点评总结。 1、确定主题 教师首先讲解基础知识，在基础知识讲解的基础上，选择重点问题、疑难问题、热点的经济时事、有争议的学术问题或案例，作为研讨的主题。例如：在讲解用收入法和支出法核算四部门经济国民收入构成与凯恩斯消费理论这部分内容时，先讲解两大理论，然后以我国为例，列出我国近两年的GDP数据及其在全球经济中的排名，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思考以下问题：我国GDP中四部门所占比重各为多少，通过最近10年的数据评价四部门经济对GDP各自的贡献如何、分析形成差异的原因是什么。 2、独立探索 这个对于学生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学习如何搜集整理资料、思考和解决问题的阶段。学生关于研究是缺乏方法和经验的，因此在进行调研之前，需要教师专门开设专题，让学生了解研究的工作过程和关键环节，特别是对前期文献资料的搜集、资料的整理以及观点的提炼进行指导。在教学实践中，学生调研的途径包括以下几种：第一是利用互联网搜集与数据相关的实证资料；第二是到图书馆查阅文献、到中国知网等专业性文献检索网站检索文献；此外，还可以根据需要进行问卷调查和实地调研等。在这个阶段，经过搜集资料、整理资料、独立思考、解决问题，学生最终将自己的观点整理成发言稿。 3、小组讨论 课堂讨论首先以小组的形式进行，每组人数的多少取决于在时间上能保证每个学生说出自己的观点，所以每组人数保持在5-8人比较适宜。小组内每个成员都要发表自己的观点，最后小组内讨论，形成小组观点，并选出发言人。 4、全班交流 小组形成观点后派每组的发言人进行发言，这个时间段，教师应鼓励有想法的学生畅所欲言，教师应抓住时机鼓励和引导学生进行进一步思考。以本文中研讨主题为例，可以在学生解决以上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问题：你如何评价我国经济增长模式，以及应该如何改进。这个阶段教师应放手把时间交给学生，讨论越激烈，思想碰撞越多，效果越好。 5、点评总结 教师的点评和总结是至关重要的。教师在此阶段，对学生的观点进行整理归纳，总结补充，对于好的观点予以提升，引起学生更深入的思考，甚至可以鼓励有思想的学生将观点撰写成学术论文进行发表。 三、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研讨式教学法是一种能将科研与教学相结合起来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的教学方法。它将学生作为主体，通过学生自己搜集整理资料、归纳总结观点，引导学生对现实经济问题进行理性思考，从而学会解决问题，最终从“学会”走向“会学”。 作者：王雪娟 单位：西安工业大学北方信息工程学院 宏观经济学论文:教学创新模式下宏观经济学论文 一、当前宏观经济学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观念较为陈旧 传统的宏观经济学教学模式“以教师为中心”，忽视了学生的主体地位，而新时期宏观经济学的课堂教学要求“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是由于教师有着对宏观经济学基础内容和理论体系的全面把握，而学生在学习之前却对其不甚了解，所以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该利用自己的理论知识引导和启发学生理解并掌握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知识和理论框架，但课堂教学的这种“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模式和“以学生为主体”的改革要求并不矛盾。“以学生为主体”要求学生在宏观经济学的课堂教学中有更多的参与，教师要围绕着激发学生学习主动性和提高课堂学习效率来安排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二）教学目标不明确 传统宏观经济学更加注重教学计划和教学任务的完成，忽视了对学生学习兴趣、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的培养。虽然偶尔穿插课堂提问和课上训练与学生进行互动交流，但是其问题答案大多为唯一、封闭和定型的，不能较好地开拓学生的发散思维、活跃课堂气氛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的这种被动的、机械的学习方式，消极的学习情绪和枯燥的学习氛围严重影响着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学习效率，最终造成宏观经济学课堂教学学习主体缺位。 （三）教学方法单一 传统的宏观经济学教学方法单一，大都沿袭“填灌式”的陈旧的教学方式，虽然教学手段已经由原来的板书教学转变为现代化的多媒体教学，但是“教师在讲台上讲、学生在台下听”的传统课堂教学模式本质上并未改变。教师和学生之间缺乏互动交流，教师对学生学习效果的把握也只能通过课后作业及期末考试来测评，而无法实现课堂即时的了解。此外，在传统的宏观经济学教学课堂上，教师更多是单调地讲授宏观经济学的基础知识和理论模型，虽然其中也有相关案例的讲解，但是大多数案例已陈旧过时，带有明显的时滞性，大部分是反复被引用的国外的经典案例，而对于国内的热点、焦点问题和比较前沿的经济动态则很少提及。并且，系统的理论学习之后也没有相关的实践教学部分，使得宏观经济学的教学存在严重的理论与实践脱离的现象。因此，培养和提升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动手实践能力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二、宏观经济学教学模式创新策略 （一）提高小组讨论在课堂中的比重 教师的教学方法多种多样，而课堂讨论正是一种简单、快捷、见效快的方法。通过在课堂上进行分组讨论，能有效锻炼学生的表达能力。讨论的分组工作尤为重要，由于学生的思维方式不尽相同，教师应当充分了解学生对经济的理解程度，根据学生的能力高低来划分小组。在遇到了难以解决的问题时，学生以小组的形式来收集资料、整理资料，进而得到问题的解答方法，不同观念的碰撞也容易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在讨论结束之后，教师对学生的观点进行点评，可有效提高教学质量。虽然肯定了学生相互讨论的重要性，但是教师的主导性作用不容否定。 （二）开展课堂教学研究工作 由于学校的自身条件有限，在教学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如何更好地开展教学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此背景下，研究式教学模式应运而生。这种教学模式极大地增加了学生与教师之间的课堂互动，将课堂教学提升到了科学研究的阶段。为了达到上述目标，设立一个以研究为主的教学团队是必不可少的，确保教学与科研不冲突。另外，教学研究要有科研精神，要善于结合海量的数据来解决经济学问题，提升教学质量。 （三）开展仿真式教学 所谓的仿真式教学，主要是通过构建真实经济事件的方式来验证课堂上的理论，在真实的实践当中分析经济人的行为。这种方式简单有效，能最直白地展现出经济事件背后的规律，并借助计算机等先进的学习工具，推导出此经济事件背后的经济结论。仿真式教学要求教师有一定的计算机操作能力，能迅速并准确地推导出经济事件背后的本质。仿真式教学还需要教师进行足够的引导，定性与定量分析经济事件所揭示的道理，通过计算机软件建立起经济事件的具体化模型，进而有效开展经济学实验，分析经济事件背后的本质，这就是仿真式教学的主要内容。教师可以单独完成仿真式教学的前几个步骤，或是与有能力的学生共同完成，以提升学生对问题的理解能力，教师要能准确地剖析经济模型所表达的含义，熟悉仿真过程中所有的步骤并能亲自演算，还要有清楚地描述上述经济模型的能力，确保自己的讲解能让学生听懂并吸收。 作者：张媛 单位：西北工业大学明德学院国际教育系 宏观经济学论文:研讨式教学中宏观经济学论文 一、研讨式教学法在独立学院宏观经济学教学中的应用 1.确定主题。 教师首先讲解基础知识，在此基础上，选择重点问题、疑难问题、热点的经济时事、有争议的学术问题或案例，作为研讨的主题。例如：在讲解用收入法和支出法核算四部门经济国民收入构成与凯恩斯消费理论这部分内容时，先讲解两大理论，然后以我国为例，列出我国近两年的GDP数据及其在全球经济中的排名，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思考以下问题：我国GDP中四部门所占比重各为多少，通过最近10年的数据评价四部门经济对GDP各自的贡献如何、分析形成差异的原因是什么。主题的确定，是研讨式教学的第一步，它为整个研讨指明了方向。 2.独立探索。 学生根据教师提出的问题去独立搜索资料、整理资料、独立思考、解决问题，最终以发言稿的形式将自己的观点整理出来。在此阶段，针对学生缺乏查阅资料经验和研究经验的情况，教师应对学生进行指导，特别是对前期文献资料的搜集、资料的整理以及观点的提炼进行指导。在教学实践中，学生调研的途径包括以下几种：第一是利用互联网搜集与数据相关的实证资料；第二是到图书馆查阅文献、到中国知网等专业性文献检索网站检索文献；此外，还可以根据需要进行问卷调查和实地调研等。独立探索阶段对于学生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阶段。 3.小组讨论。 讨论首先以小组的形式进行，每组人数的多少取决于在时间上能保证每个学生说出自己的观点，小组内每个成员都要发表自己的观点，最后小组内讨论，形成小组观点，并选出发言人。 4.全班交流。 小组讨论后派每组发言人代表本组发言，尽量让有话说的学生都能上台发言，观点不同的小组或个人可以提出自己的观点进行讨论，鼓励学生各抒己见，支持学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和观点。 5.点评总结。 教师对学生的观点进行整理归纳，总结补充，对于好的观点予以提升，引起学生更深入的思考。 二、独立学院宏观经济学研讨式教学中教师角色定位 在宏观经济学研讨式教学中教师所扮演的角色，下面我们将一一进行分析。 1.确定主题阶段---出题者。 确定主题是宏观经济学研讨式教学的第一步。教师结合教材和现实经济，选择重点问题、疑难问题、热点的经济时事、有争议的学术问题或案例，作为研讨的主题。主题的确定有一定的难度，主题不仅要能引起学生深入地思考，将宏观经济学的理论知识应用于实际问题的解决，理论结合实际，并且要能引起学生讨论的兴趣。研讨的主题是由教师确定，因此教师在这个阶段的角色是出题者。 2.独立探索阶段---提供帮助者。 独立探索阶段的主角是学生，要求由学生独立完成，但并不是说这个阶段就不需要教师。学生对于调研和做研究是缺乏经验的，因此在开始独立探索之前，学生肯定是很茫然的，在这个时候非常需要教师提供帮助，教师可以就如何搜集资料、整理资料等问题对学生进行辅导，因此在这个阶段，教师是提供帮助者。 3.小组讨论阶段和全班交流阶段---平等讨论者。 小组讨论阶段和全班交流阶段，教师应放手将时间交给学生，但也并不是说这个阶段不需要教师。在这个阶段，教师可以以平等的普通参与者的身份参与讨论，除此之外，教师还要担任对于错误观点的质疑者、对于创新观点和独特见解的支持者、对于胆小学生的鼓励者，以及把握整个讨论节奏、调解讨论气氛的协调者。 4.点评总结阶段---裁判。 在这个阶段，教师的角色是一位裁判，对学生的发言进行整理归纳、总结补充，指出正确的观点，并对正确的观点予以提升，引起学生更进一步的思考。综上所述，总结整个宏观经济学研讨式教学的过程，学生在其中是主角，而教师的角色是“导师”。在确定主题阶段，“导”明研讨的方向；在独立探索阶段，是为学生提供咨询指“导”；在讨论阶段，控制整个讨论方向，将讨论掌控引“导”到主题方向；在点评总结阶段，总结归纳、指出正确观点，引“导”学生进行进一步思考。 三、独立学院宏观经济学研讨式教学中对教师的素质要求 本文认为,研讨式教学的主角是学生,然而研讨式教学能否实施以及实施效果如何是取决于教师的能力和素质的。研讨式教学的动态性和不确定性等特点给教师的能力和素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1.专业素质。 专业素质包括具有本学科扎实的理论基础，掌握学科前沿发展动态和趋势，具有稳定的研究方向和一定的研究成果，以及具有运用专业知识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研讨式教学的整个过程中，都体现了对教师专业素质的要求上。首先体现在选题上，研讨的问题要难易适当、有研讨的价值、贴近学生生活、富有吸引力、最好能体现当时经济中的热点焦点问题。其次对研讨过程的实施，在研讨的过程中教师要参与多方面的讨论，使研讨教学有深度和广度。教师对于错误的观点要提出质疑，对于正确的观点要予以支持，并引导学生进入更深入的思考。 2.课堂组织能力和应变能力。 与传统的讲授式教学相比，研讨式教学具有明显的动态性和不确定性，这对教师的课堂组织能力和应变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在研讨式教学的课堂讨论阶段，可能会出现冷场，讨论也可能会很激烈，会出现偏离主题、节外生枝，也可能会因一些问题占据了较多时间使后面的问题没时间讨论等等，这些都需要教师能掌控好，将学生的思维和兴奋点引导到主题上，并能对整个讨论收放自如、掌控有度，使参与讨论的学生能发挥最大的潜能。 3.职业素养。 与传统的教学方式相比，研讨式教学对于教师来说，工作量以及工作的复杂程度都增加了。从课前的选题，到给学生独立探索前的辅导，到为课堂可能出现问题的准备，以及对整个研讨过程的总结归纳，无疑对教师的要求比单纯的备课讲课要高。除此之外，课后需要教师不断思考和改进，如何更好地掌控课堂。这些都对教师的职业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 作者：王雪娟 单位：西安工业大学北方信息工程学院 宏观经济学论文:双语教学模式下宏观经济学论文 一、微、宏观经济学课程性质 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课程均是经济管理专业的核心基础课程，对学生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非常关键。经济学原理通常是经济管理类硕士研究生入学必考科目，也有不少非经济管理类专业将其作为专业必修课。黄山学院经济管理学院目前已开设市场营销、财务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会计学等经管类专业，全日制在校生近1800人。该院紧紧围绕市场需求培养人才，不断提高本科教学质量。比如在国际贸易专业培养方案的制定过程中，相关教研室多次赴黄山市外贸企业就外贸人才需求和外贸人才能力要求进行调研，了解到外贸企业注重沟通交往、洞悉客户心理、与客户商务谈判等能力，尤其看重英语能力，特别是英语口语表达能力。所以在各专业培养方案制定中，微、宏观经济学课程被定位为应用型经济管理类人才培养体系的基础平台课程，除国际贸易专业开设在第二、第三学期外（新生英语成绩有录取门槛要求），其余专业均开设在第三、第四学期，且在师资有保证的情况下尽可能开设双语教学。 二、微、宏观经济学双语教学目标定位 我国进行双语教学改革的基本目的是通过教学营造语言环境，使学生在相关专业领域内接受训练，获得使用外语表达专业知识并进行专业交流的能力。微、宏观经济学课程实施双语教学应坚持以学生为本，重在激发学生以英语作为媒介学习经济学原理的兴趣，而不是简单地记忆经济学术语的英文表达。这有助于学生接触并了解东西方文化差异，捕获国外先进知识，培养英语思维习惯，扩展专业视野，不断提高逻辑思维能力。 三、影响微、宏观经济学双语教学效果的因素 （一）教师的教学理念不能及时更新 教师的教学观念能否及时更新决定了师生双向交流中学生的主导地位能否实现。如今课堂说教现象严重，很多教师不能在教学过程中与学生及时沟通，忽略了以互动式与学生自主式相结合的方法来提高教学效果。在非母语授课的语言障碍下，教师一味地“独唱”往往会挫伤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更谈不上培养学生阅读、使用英语原版教材的兴趣。有些主讲教师在实践中只强调英语教学，完全忽略了学生的接受程度，这都是不可取的。 （二）教学组织形式不能有效创新 课堂教学组织形式能否有效创新决定了双语教学的研究与实践质量。原版经济学教材普遍通俗易懂，所以教学不应重在选择中文或英文教材，而应注重内容讲解的英文比例。目前经济管理学院根据专业性质区分了英语口语使用的比重，对入学英语成绩达线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学生加大了英语口语的教学比例。在当前扩招形势下，各项教学资源稀缺，双语教学所提倡的不超过25人的小班制教学无法得以实现，而学生之间英语能力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一视同仁地实施双语教学不可能让每一个学生都达到理想的学习效果。 （三）双语教学氛围不能有效营造 双语教学氛围能否有效营造直接影响了学生对双语教学的兴趣和接受程度。双语教学的主体是学生，他们的英语水平是双语教学效果实现的基础。目前很多学校难以经常聘请外国学者讲学，无法提供英文文献借阅，也不能搜索与专业相关的英文访谈类影像资料，定期播放英文电影和国内外英语电视节目也仅占基础英语课堂教学的很小比例。学校无法创造多渠道的英语语言环境，没有营造出浓厚的的校园英语氛围。 （四）考核形式不能有效改革 考核形式能否有效改革决定了双语教学的质量和效果。受学生英语能力的限制，平时作业的完成、课堂提问的回答、试卷的命题及作答等多元化考核方法很难真正从“英文命题、中文作答”转向“英文命题、英文作答”，至少在大班教学下相当一部分同学不能独立完成。作为期末考核形式之一或构成总评一部分的口试很难真正实行。 （五）同行交流促教学不能有效开展 同行之间教研、教改交流活动能否有效开展影响了双语教学的研究与实践质量。除一些公共课外，高校专业课集体备课现象并不普遍，教师在教学方法的改进、合适教材的选择、教学内容的梳理、教学重点的明晰、教学大纲和考试大纲的修订以及作业布置和批改等环节缺乏沟通。 （六）现代化教学手段不能有效利用 现代化教学手段能否合理利用是双语教学尤其是经济学课程双语教学是否成功的必要条件。PPT的引入为教学带来诸多便利，但很多教师的课件过于吵闹、花哨，不仅没有有效地辅助教学，反而干扰了教学。微、宏观经济学教学需讲解大量的图形，而这往往需要通过自定义动画来展现。足够的耐心、严谨的态度不可或缺，稍有疏忽曲线就会出现顺序错误。这对推导结论的伤害是致命的。 （七）双语教学不能真正有效推行 双语教学目前已成为教育部评价高校教学能力的指标之一，在此要求下，很多学校盲目推广。双语教学非英语专业主讲教师英语表达能力欠缺，英语专业主讲教师专业知识匮乏，加之语言环境缺失、学生英语水平有限，学生难以对双语教学产生兴趣。他们对教师的教学测评打分偏低，影响后者职称评审。以上情形使双语教学半途而废，教学效果无从谈起。 四、基于PBL和CBL教学法，提升双语教学效果 在众多影响微、宏观经济学双语教学效果的障碍中，作为双语教学实施主体，教师的作用至关重要。学生学习兴趣能否被有效调动，与教师的课堂教学组织密不可分。教师不能盲目追求双语教学，应在熟练地用中文讲解经济学原理的基础上再实施双语教学。教师除了提高自身素养，更要不断创新教学方法。尤其作为专业基础课程，教师应逐步培养、训练和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当然，若能把PBL（Problem-basedlearning）教学法和CBL（Case-basedlearning）教学法有效结合，双语教学的效果将大大提高。 （一）基于PBL教学法，实施知识点的引导和传输 PBL教学法变教师讲授为学生主动学习，它使学习者投入到问题中，并通过学习隐含在问题背后的知识使学生获得解决问题的能力。对双语课程而言，由于语言障碍，学生在课前带着问题去预习是非常必要的。这可以通过PBL教学法予以引导。它要求主讲教师熟练掌握本课程的内容及相关学科知识，具备缜密的逻辑思维和良好的组织管理能力，并能灵活运用知识，提出问题并予以解决。它还要求主讲教师加强对学生的关注和督促，掌握学生的学习能力，做到因材施问。因为问题过于简单学生会忽略，过难又会挫伤其积极性。 （二）基于CBL教学法，实施知识点的提升 CBL教学法要求教师将每一位学生充分融入案例中，使他们尽可能有效率地利用所拥有的资源分析相关信息，从而解决问题。提高用英语表达经济学课程专业知识的能力不能被动接受，而应让学生在教学中时时参与。这对80、90人的班级来说并非易事，引入CBL教学法可解决这一难题。在这种方式下，案例的选择很重要。选择较复杂的案例能很好融入已讲解的知识点。同时教师在对抗中（CBL教学法的关键在于集中学习和分组讨论，教师根据学生表现为其打分，计入平时成绩）应保持公正，教师的公正评判会使得不同小组的学生相互学习。最终成绩的评定通常在三到四轮的对抗后才会产生，每一轮结束教师都要进行讲解，并根据具体情况或请各小组成员随机补充，或就共同错误予以纠正。这对强化知识掌握非常有意义。 （三）基于PBL和CBL教学法的课堂教学设计实例 比如讲解有关国际贸易下的福利分析的内容时，可设置第一层问题Whatdetermineswhetheracountryimportsorexportsagood，在引导学生根据所学的知识点theprinciplesoftrade思考如何通过贸易中优势定位国家在贸易中角色的因素后，对比讲解importer和exporter的确定原则。进而设置第二层问题Whogainsandwholosesfromfreetradeamongcountries，引导学生思考自由贸易下福利得失的归属，对比讲解importer和exporter的得失归属，得出共性和个性结论。进而设置第三层问题Howaboutrestrictedtrade，引导学生思考限制性贸易下福利得失的归属，对比讲解以importtariff和importquota为手段的限制性贸易下的得失归属。在国际贸易下国家贸易角色的确定、自由贸易和限制贸易下福利的归属等内容讲解完后，为了提升学生对问题的理解和吸收，可以给出若干案例，让学生分组讨论。教师可选择以exportsubsidy为主题的案例，其目的一是通过它促使学生回顾国家如何能成为exporter和自由贸易下相应的得失等内容，二是通过案例促使学生回顾并对比importtariff下得失的归属，三是通过案例对比单纯的governmentsubsidyonbuyersoronsellers下得失的归属。 作者：汪艳 单位：黄山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宏观经济学论文:独立学院宏观经济学论文 一、独立学院学生的特点 （一）学生高中知识基础较差 在高考招生中，独立学院为本科第三批，总分相对较低，并可以适当降分录取。这就导致独立学院的学生高中知识基础较差，特别经济学类的专业大多招收的是文科生，数学基础相对更差，而在宏观经济学里面有很多公式的推导，使得学生学习起来有困难。基础知识较差的原因大多是学习习惯和学习方法的问题，这很难在较短的时间内改正，所以很多学生对宏观经济学的学习感觉难跟上，听不懂。 （二）学生综合素质较高，学习新生事物能力较强 独立学院的收费较高，所以能上的学生大多家庭条件较好，家长一般对教育比较重视，学生思想活跃，情商高，兴趣广泛，大多有文艺特长，对计算机、网络技术等非常熟悉，善于利用现代技术学习。对自己感兴趣的事物有很强的探索和求知的欲望，讨厌刻板的理论学习。 （三）学生学习习惯和学习方法欠缺，缺乏刻苦精神 学生在高中阶段没有养成较好的学习习惯和学习方法，自控能力较差，在大学缺乏监督和制约的情况下，学习习惯很难改正，导致学习事半功倍，学习效果不显著；学习方法也缺乏灵活性，由于习惯了高中的填鸭式的学习方法，在学习上缺乏主动性，不会自己总结和解决问题，严重依赖教师。此外，由于家庭条件较好，学习上缺乏刻苦学习的精神，对较难的问题往往不愿深究，考试前临时抱佛脚。 二、提高宏观经济学教学质量的方法探讨 针对以上独立学院学生的特点，在宏观经济学的教学中，我认为应该扎实基础、加强课程教学的互动、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励学生主动学习的学习精神。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独立学院学生对宏观经济学的畏难态度，使学生真正把宏观经济学学好 （一）扎实基础知识 主要体现在数学和经济学原理两门课程上，在大一的高等数学的学习中应该拿出相当的时间复习高中的数学知识，另外，在高等数学的学习过程中还要使学生不但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这样既可以提高学生的兴趣，又可以打实基础。在经济学原理的学习过程中，要通过各种手段，例如案例教学、实际问题分析等培养学生对经济学的兴趣，使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才能培养他们学习的信心和动力。 （二）加强案例教学 宏观经济学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课程，因为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都是源于历代经济学学家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和经济问题的解决。因此，在教学中，应该将经济理论和历史或现在的经济现象联系起来，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和独立学院的学生注重实用性的特点是想符合的，通过形象的各种实际案例可以将抽象的理论转化为生动的现实问题，逐步培养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动力，建立起正确的经济学思维模式 （三）创新教学手段 在教学方法上，也不能单一的利用教授法，这样难免使学生感到枯燥，失去学习兴趣。而应该充分理由学生知识面广、才艺突出、对计算机和因特网的熟悉来创新不同的教学方法，例如：对于通货膨胀的学习，可以让学生去采访自己的亲朋好友的通货膨胀经历，然后用小品的方式呈现出来，既可以发挥学生的特长，又可以提高学生的主动性；对失业问题的学习，可以让学生在互联网上查找典型国家的失业率指标，然后用PPT的方式进行演讲；而对于国民收入决定理论这样理论性比较强的章节，就可以通过课程提问的方式互动，多做练习，多多激励和表扬学生，提高学生的学习信心。总之，不能采取单一的教学模式，要根据不同章节的特点，相应的选取合适的教学方式，使学生不感到枯燥，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四）完善激励制约机制 独立学院的学生普遍自制能力较差，逃课现象比较突出，上课不专心听讲。对于宏观经济学的学习也同样如此，因此，在宏观经济学的教学上面也要在制度上对学生形成良好的制约。例如，在上课时，对积极互动发言的同学加平时学分，对上课玩手机不认真听讲的学生和迟到旷课的学生减平时学分，对旷课严重的学生给予退课处理等。通过奖惩两方面的作用，从外部起到激励和制约的作用，并转化为内在的学习动力。 三、总结 在目前独立学院学生日益庞大的情况下，独立学院应该对每一个学生负责。基于独立学院的学生的特点，我们在宏观经济学的教学中应该特出经济学的特色，创新多种培养方法和教学手段，因材施教，使学生慢慢掌握经济学的学习方法，把宏观经济学学好。 作者：蔡永刚 单位：中山大学新华学院经贸系 宏观经济学论文:民办院校宏观经济学论文 一、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和宏观的教学实践 宏观经济学的教学理论性较强，也要求学生有较强的理论学习能力。一般看来我国现有的本科院校中，一部分学校偏向科研的教学，这部分院校的学生理论学习能力较强。相比之下，另一些学校特别是三本类院校学生的理论学习能力比较薄弱。这样由于学生学习能力上的不足导致宏观经济学本身教学上的困难。鉴于此，有必要针对不同的学生状况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同时教学的内容也应该适当调整。而目前看民办院校学生的毕业学分的获得主要通过期末考试的方式。期末考试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宏观经济学的教学。学校的期末考试普遍强调的是宏观经济学的理论的学习，而缺少对实践理解的要求。 二、宏观经济学的教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 多少年来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明确，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是改革的目标。到目前我们国家已建立基本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第一，现在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已经形成，为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作用奠定了基础。绝大多数商品和服务价格已由市场决定，政府对价格的干预在逐步减少。第二，市场的竞争性和有序性不断提高，维护市场有序性的法律逐步完善。比如《反不正当竞争法》、期货市场管理条例》等的出台为市场秩序的规范起了重要作用。第三，我国的宏观调控体系在逐步建立和完善。中央地方各级政府分别行使不同的对经济的调节权，中央当局也同时行使对货币市场的调节权。特别是中央银行在宏观调控中所起的作用是越来越明显。 1）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为宏观经济学的实践提供了逐步改善和提高的基础。宏观经济学中，几乎所有的理论分析都是以完善的市场体系为基础的。宏观经济学首先要让学生理解的是国民收入即GDP的概念，GDP的核算就是以市场形成价格为基础的。其次，宏观经济按支出把GDP分为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和净出口。各种商品市场的完善和投资市场的发展、以及政府的调控都为宏观经济学的这部分理论教学提供了很好的实践基础。再次，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十几年的宏观调控实践使学生容易对什么是宏观调控产生兴趣。 2）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教学也应该能够使学生理解什么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是什么。宏观经济学首先强调的是需求决定供给，即需求决定产出。那么需求有哪些呢？宏观经济学把需求分为消费需求、投资需求、政府需求和国外需求。需求要能够对产出起决定作用那么必须通过市场完成。没有完善的市场体系，没有价格机制的需求决定产出的作用就很难达到。根据宏观经济学的这一分析，我们国家就必须要有完善的各种市场：消费品市场、投资产品市场。而在这些市场中又必须让价格机制发挥应有的作用，政府不应该过多干预，否则市场的运行就会发生扭曲。凯恩斯的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国民收入的决定，以及当国民收入不足是政府应该起的作用。既然一国的产出取决于消费、投资、出口，那么当居民的消费倾向和企业的投资倾向不足时，政府应该起到主动调节经济的作用，即增加政府的购买支出，而当居民的消费倾向和企业的投资倾向过高时，政府就应该减少购买支出，这样就可以起到调节经济的作用。 三、如何激发学生对宏观经济学的学习兴趣 （一）使学生能顺利和简洁的理解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和主要内容 要做到是学生比较容易的理解宏观经济学的知识内容是提高学生宏观经济学学习兴趣的必要条件。那么要做到这一点，教师上课首先要熟读教材，并且对相关内容的理解要透彻。其次准备好对比较难以理解的内容用不同的方式和思路进行讲解。再次上课前要准备好足够的课件资料。课堂的资料可以包括教学ppt，提供给学生一些参考书、影像资料等等。 （二）联系热点问题进行课堂教学 当今世界热点问题不断，特别是经济热点问，如世界金融危机、贸易制裁、反倾销、互联网金融等。上课可以通过联系这些热点问题让学生对学习的内容发生兴趣。当然热点问题必须和课堂内容联系紧密，所以上课时应该把先讲解热点问题，同时和学生一起讨论和分析热点问题，然后讲解宏观经济学的相关内容，这样容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作者：朱则敏 单位：广东财经大学华商学院 宏观经济学论文:宏观经济学教学中的研究性学习 一、成立学习研究小组 在教师教学中，也要结合各个教师研究方向的不同，制定科学的教学体系，充分利用教师掌握的专业特长，对学生全面化培养，多角度教学，不断提升学生掌握专业知识的能力。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在传授知识的同时，要大力指导学生进行团队科研创作。给不同的小组提出一定难度的课题，各个小组在相应指导教师的带领下，进行科研创作，促进教师、学生共同学习创作，加强师生交流，在创作同时，也不断提升了学生掌握的知识技能，提高了专业知识的应用能力。 二、加大基础知识学习 由于宏观经济学主要针对低年级学生开设，学生专业知识掌握程度有限，缺乏对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性认识，对宏观经济学基础知识掌握不足，专业水平极低，为方便以后经济教学，因此，要加强对学生基础知识的学习力度，提高学生宏观经济学基础知识掌握水平，为学生今后的学习奠定一定的理论知识基础。由于经济组块表述方式多样、理论模式复杂、与社会联系紧密、社会实践性较强，在经济教学过程中，学生容易把相同概念的不同解释搞混，使得教学质量不高，为提高红宏观经济学教学质量，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充分结合不同理论的特点，对宏观经济学相应的概念进行全面的讲解，并举出恰当的例子予以补充，促进学生对基础知识的全面、充分吸收，从而提高教学质量。 三、扩宽学生解决问题途径 宏观经济学所解决的问题主要是对社会经济资源的合理分配，解决资源配置和使用问题，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科学发展。由于宏观经济面临的问题多种多样，宏观经济学研究方法多而杂，这就要求在教学工作中，要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针对不同的问题，采取科学、合理的措施予以解决，扩宽学生解决问题的途径。 四、正确指导学生对待问题 在宏观经济教学工程中，要大力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正确指导学生科学对待经济问题。在看到一个现象时，要求学生能从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并针对事物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例如在进行失业经济学讲授过程中，教师提前让学生针对学校食堂的运营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课堂上，教师让学生对自己看到的现象进行了阐述，学生们积极对所观察到的现象进行了述说：食堂有的饭菜销售情况不佳、有时食堂营业状况不好，就餐人员过少、部分同学不吃食堂的饭菜等等。之后，教师让同学们针对自己所看到的现象进行原因分析。在经过一轮分析探讨过后，大家总结出食堂运营状况主要与食堂饭菜质量有关，不合口的饭菜使得学生不愿意去食堂就餐，同时，食堂运营受天气影响较大，雨天、阴天等就餐人员也过少。之后，大家对如何提高食堂营业质量进行了探讨。在这个过程中，教师积极引导学生对日常生活中的现象进行了简单的分析，正确引导了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五、结语 总之，在我国宏观经济教学过程中，引入探究性教学模式，可以提高宏观经济学教学质量，不断创新我国经济教学理论，提高我国宏观经济学教学水平。这对我国未来经济教学起到了十分重要的示范作用。 作者：郑璐 欧阳光 单位：南昌理工学院 宏观经济学论文:宏观经济学课堂教学的思考 一、对宏观经济学课堂教学的几点思考 (一)宏观经济学研究的内容带有明显的西方国家的经济烙印，中国经济元素稀少 目前，在我国几乎所有大多数高校里，所运用的宏观经济学教材内容是脱胎于发达的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应该说是发达的西方经济国家几百年来的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总结和经验概括的产物。这些理论在他们这些国家里是证明行之有效的一套经济管理工具。因此，宏观经济学的教学内容具有鲜明的西方色彩，融入了非常多的西方元素，作为教学活动我们可以用来分析西方发达国家的现实经济问题。西方发达的欧美市场经济国家比如美国，这些国家都是大型的开放式的国家，其基本特征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绝大部分物品都已经或即将商品化，产业结构相对完整，产业布局相对合理，企业有充分的活力，对世界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反应较为敏感;产品市场、货币资产市场、劳动力市场等发展充分。这样的一个经济体状况无疑为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较好的条件。各个市场的经济变量甚至是政治事件因素都能够很快的在各类市场中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当然在一定程度上也给经济管理当局的统筹兼顾带来了一些麻烦。 (二)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思维是可以为中国经济建设提供方法论 指导的需求方面的力量和供给方面的力量形成了宏观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内容，并由此引发了很多争议，直到现在争议还在继续。无论是以需求为导向，还是以供给为导向的政策工具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需求管理为导向的经济政策对于指导目前的中国是不无裨益的，比如2008年的美国引发的次贷危机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尤其是我们中国的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外向型经济冲击很大，很多农民工失业，很多企业关门，等等。我们中国的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就动用了4万个亿的投资计划，成功的维持住我们的经济增长。这些就要归功于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管理的政策思想。在这点上来说，中国是成功的运用凯恩斯主义思想的一个完美践行者。但是目前的宏观经济思想尤其是凯恩斯的思想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注重短期。用其凯恩斯本人的话来说:“长期我们都是要死的”。但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有所作为政府来说在解决短期经济的创痛以后，还要考虑实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国家的长远发展、综合国力的提高、世代人民的幸福等。而这就是涉及到经济发展的长期问题。要实现这个问题，最主要的就是如何在长期内实现国家的供给持续增长。最要紧的事情就是看我们所能够提供的要素质量和数量。日本是我们的东邻国家，其土地面积缺乏，要素的数量远少于我们国家。但是，日本靠他们的研发能力走在了世界前列，成为引领世界的重要一员。这是我们所必需要引起思考的重要问题。目前我国的很多民营企业由于种种原因，存活几年就破产，其平均寿命为2.9年。这样的民营企业如何引导中国的经济建设?如何成为中国发展的中坚力量?我国转型时期的国有企业，虽然国有企业非常“受宠”，但也由于种种原因，始终不能够成为我国技术改革的领头羊。所有这些都是摆在我们每个国人面前的一件大事。笔者认为: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必须要坚定不移的走下去，必须真正扫除制约经济改革有序进行的各种阻碍，必从我国须顶层设计上来思考我们的改革问题，必须结合中外实践，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发展的经济理论来加以指导。 二、对宏观经济学课堂教学的几点建议 在我国很多高校中，宏观经济学课程的开设一般都是在大二下学期进行，并且学这个专业的学生很多在高中是学理工科的，加之这个阶段的学生年龄较小、对经济的认知和实践都十分的缺乏。因此，在学习过程中，学生往往感觉很抽象、理解起来很困难，有些学生既便是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状况来理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也经常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因此，实际上宏观经济学教学的目的不再是仅向学生传授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能力的提高依赖于创造性思维的培养。通过研究性教学，可帮助学生科学地理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和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研究性教学作为一种教学模式或教学理念，体现在教与学的全过程之中。它要求我们根据该课程的具体特点，有效利用教学资源和环境，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和教师的引导性作用，最终实现教学的目标。在宏观经济学中开展研究性教学，我建议应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构建教学团队，充分利用团队成员的知识偏好优势，共同提升研究性教学的效果 在大多数院校，宏观经济学课程的教学都是由若干教师同时承担的，这样就可以形成教学团队。研究性教学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如果单凭个别教师的专业知识，在指导学生的时候可能会感到捉襟见肘，因而充分利用不同教师的兴趣爱好、专业特长等资源至关重要。比如，有的教师擅长于对西方理论的教学研究，有的老师在理论与中外经济实践相结合方面研究的很深，有的教师擅长于计算机信息技术比如多媒体技术，动画技术等，有的教师偏好于对宏观经济数据的分析，有的教师热衷于计量经济模型较为精通等。这些都是宏观经济学研究性教学所必需的资源，因此，宏观经济学研究性教学要尽可能采用团队形式。 (二)构建科研团队，以科研带动教学，以教学促进科研，形成科研与教学相长的局面 宏观经济学研究性教学还要以教师的科研来促进学生的研究。一方面，教师要有科研，科研造诣高，教师在课堂上才会给学生更多的启迪和思维。不做研究，只搞教学，只是教书匠;只做研究，不搞教学，则不是教师。举例来讲:我在进行“经济增长理论”教学设计时，曾要求学生积极参与黔西南州地区的调研工作，主要探讨该地区民营企业的状况，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存在的问题和进一步发展的障碍等。通过历时近一个月的调查，学生对不同类型企业的职工来源、文化程度、工资水平，企业家成长过程，企业投资选择及并购，产品生命周期，市场销售及竞争等诸方面感受很深。 (三)有计划地、有步骤地组织专家、教授来讲学、来授课，并与他们形成一个积极探索、积极开展理论创新的氛围 目前，在我国很多的高等院校里，有很多在宏观经济学领域研究颇深的专家和教授，比如世界银行的副行长兼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中山大学的舒元教授、牛鸿教授、北京大学的张延教授和苏剑教授、上海财经大学的冯金华教授以及复旦大学的经济学院院长袁志刚教授等等。这些教授，他们一直致力于这个领域的研究，始终紧抓国际经济最前沿问题的脉搏，他们对经济理论的理解和我国的经济建设和改革都是非常有研究的。为了得到他们的宝贵的经验和丰富的知识，学校或者教育厅隶属的相关部门要定期的组织、邀请他们来讲学，给我们年轻教师培训，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将知识传承给我们的学生，才能更好的推动我们的研究性教学。比如今年的4月份，贵州省教育厅组织的马工程培训，国家抽调了几个著名的经济学专家来我们贵州为贵州高校讲授西方经济学老师们进行培训，我有幸参加了这次培训，通过和专家们的探讨，我学了很多课本上没有的知识，使我对经济学的教学内容又有了很大的把握，这对于我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提高。 (四)在学生群体中积极培养构建一个以学生为主体的经济论坛 鉴于宏观经济学这门课程的特点，每个讲授经济学的老师都有责任和义务来号召、帮助我们的学生搭建一个以他们为主体的学生经济论坛。该论坛主要是讨论当前社会出现的一些重大经济事件，以及学生在学习宏观经济学过程中遇到的一些不理解或者很抽象的理论知识。相关的指导教师也可以在该论坛上发表一些最新的国内外的研究论文让学生们去阅读和思索。除此之外，指导教师要定期的对这些问题进行评价，找出学生们的思想、观念上的偏差，帮助他们度过难关，培养他们学习宏观经济学的浓厚兴趣。以此达到我们宏观经济学的教学目的。 作者：张任之 单位：贵州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宏观经济学论文:初级宏观经济学教学 一、宏观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初级微观经济学和初级宏观经济学的联系较少 大部分的高校在本科阶段学习的是初级宏观经济学，而初级宏观经济学的内容和微观经济学的联系较少，缺乏微观经济学的基础，虽然目前高级宏观经济学是建立在经济学共同假设的基础上，但这部分内容在初级宏观经济学的书上往往涉及的很少，比如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高鸿业主编的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这本书里，也只有最后两章才有所涉及，学生会对因为找不到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之间的联系而感到困惑。所以，现行的初级宏观教材在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联系的问题上还不能很好地解决本科阶段学生们的问题。 （二）学生对宏观经济学用处的质疑 除了学习体系上的不完善造成学习宏观经济学的困难，学生们往往对宏观经济学的实用性产生质疑和困惑，由于宏观经济学主要是研究国民收入的决定与变动，长期的经济增长与短期的经济波动，以及相关的通货膨胀、失业和国际收支等问题，对于基本上还没有工作经历和社会经验的大一、大二的学生们来说，学习起来会感觉比较抽象，难理理解，尤其是不能体会书本上的知识如何与现实生活有效地结合。所以，很多学生在学习宏观经济学的时候，都会提出这门课的用处到底是什么，课程对学生今后的发展和工作的用处到底是什么等等诸如此类问题。 二、宏观经济学教学改进建议 （一）提高教师的理论水平 为了发掘学生对宏观经济学的兴趣，提高宏观经济学的教学效果，教师应注意将西方的经济理论与中国的现实情况相结合，而且，讲解宏观经济学离不开案例的分析，通过案例的分析可以使晦涩的理论模型变得生动，学生学习起来更有兴趣。是否一定要使用多媒体课件，这取决于授课教师的个人偏好，多媒体课件可以提高讲课的效率，无论从色彩上还是动态的效果上，多媒体课件都有它的优势；相比而言，板书授课的优势是教师一步一步的演绎推导和作图可以使学生的记忆更加深刻，在推导的过程中，学生的注意力也更加集中，课堂教学的效果好。所以，多媒体和板书的有效结合，是一种既提高讲课效率又提高授课效果的很好的方式。而多媒体授课对于宏观经济学重要性还在于在课堂上可以随时就讲到的知识点展示网络上的信息，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信息和数据，都可以做到及时观测，让学生可以了解到最新的知识和数据信息。为了更好地保证所讲授知识的正确性和即时性，讲授宏观经济学的教师除了应该进一步深入研究中级宏观经济学、高级宏观经济学以及经常关注国内外最新的理论科研成果之外，对于与宏观经济学相关的学科也应当有深入研究，比如计量经济学、金融学、国际经济学、劳动经济学、货币银行学等等，这些学科的部分理论在宏观经济学中都有广泛的应用。 （二）教材选择的多样化 现阶段，国内教材普遍存在的问题是理论陈旧、分析方法单一和知识更新的速度比较慢。受到教材的影响，学生很难接触到及时更新的理论和针对性更强的案例。除了教师应该注意到这种知识结构和内容上的变化，有义务不再传授陈旧的或者是错误的、不恰当的理论，同时应该不断更新学生的教材或者是参考书目。比如，如果能够开展双语教学，可以选取英文版的比较新的教材，很多英文教材的优点在于，定位比较明确、内容更加充实、案例和习题新颖、贴切、印制精美等等，更容易被宏观经济学的初学者接受，当然，翻译版的也可以，问题是现在很多译文版有很多翻译或者书写上的错误，教师要仔细检查，并一一对学生指出。如果不能直接选用英文版的教材的话，也要在参考书目中列举出足够量的原版宏观教材以供学生课下阅读。另外，课堂上可以经常介绍一些当前宏观经济学的前沿科研成果和论文等，让学生了解这门课当前的进步、争论和新的发展方向，以促进这门学科的不断发展。 （三）宏观经济学的教学离不开数据 作为教师除了教给学生书本上的内容以外，应该让学生知道书上的每个定理、每个模型都来自于实际的生活和数据。所以，对历史事件和生活的观察以及对数据的敏感都是学好经济学必要的素质。只会死记硬背书本的内容而无法将其联系实际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这不算是学好经济学的表现。所以，学会采集数据、整理数据、处理数据和通过数据得出结论，对学习经济学的学生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告诉学生在哪里得到与课程的研究内容相关的数据，比如银行的网站，尤其是各国央行以及世界银行的网站，国家统计局的网站和美国经济分析（BEA），也可以具体到各个省市统计局的网站等等。学生通过对真实数据的搜集和分析，更容易理解已经学过的经济学理论到底是如何从现实中总结出来的，也能够理解政府采取的各种经济政策背后都有哪些依据。虽然作为刚刚入门的经济管理类专业学生也许不能得到比较深入的结论，但是对于他们的学习也有良好的促进作用。学生为了让自己能够尽早完全理解这些现象，也更加有动力去学习新的理论和知识。 （四）习题是宏观经济学教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习题是引起学生学习宏观经济学学习兴趣的一种好方法，既巩固了理论知识也锻炼了学生的经济学思维。本科阶段的宏观经济学习题内容很丰富，国内教材的习题偏重于计算，国外的教材偏重于案例和数据分析，各有各的侧重。如果教师能够在讲解每个知识点或者章节的同时选取恰当的习题和案例练习，学生会马上整理老师讲过的内容并重新审视学过的概念和公式，深入进去建立自己的记忆和理解方式，尤其是利用学过的知识去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也就是案例分析，是锻炼学生形成经济学思维方式的好机会，也加深了学生对于知识点的理解。在做题和分析的过程中，可以采取多种不同的形式，比如课堂讨论可以给学生更多的机会创造和展示他们自己的观点，这种应用学过的理论和模型解决实际问题和形成自己观点的过程，可以启发学生质疑探索，提出新思想、新观点，强调学生对案例进行独立自主的思考和分析，使学生形成一套思考问题、分析问题的方法和范式，形成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互动与交流。 作者： 田励平 刘浩 单位：河北科技师范学院财经学院 宏观经济学论文:宏观经济学教学体系 一、教学案例坚持实用性原则 《宏观经济学》是研究政府行为如何对经济产生影响的学科,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主要通过两方面工作体现应用性原则：一是数据，二是案例。数据方面，在介绍国民收入核算时，加入2012年中国GDP数据，并和同时期外国GDP数据进行比较，让学生了解中国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PPT中加入国内各地区的GDP数据，了解浙江省在全国的经济地位；PPT罗列中国经济增长四架马车（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和净出口）的数据，让学生认识我国经济增长主要靠政府投资和出口的现状，掌握用支出法核算我国GDP的方法；在PPT中罗列中国近20年的CPI数据、中国失业率、中国大学生就业率、科艺学院就业率和就业单位等数据，更加深刻掌握中国物价波动的原因、就业市场现状等相关内容；通过人民币汇率波动等数据，让学生更好学习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等。西方经济学理论性强的学科特性决定了案例教学的必要性，应用性强的学科特性决定了案例教学的可能性，而案例教学的特点又为其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的应用提供了广阔空间。教学中以苏州工业区中合资企业芭比娃娃和罗技鼠标（罗技鼠标美国售价40美元，中国只能赚3美元）、肯德基汉堡和翠苑电影票的利润分成为例，让学生了解GDP/GNP的区别，延伸到中国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上的地位以及微笑曲线相关理论，引导学生更加深刻认识所处的世界；在劳动力工资和原材料价格上涨、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结合数学公式讲述中国出口企业为什么会面临汇率风险、订单减少，深刻体会中国经济增长模式面临的瓶颈和弊端；通过2012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分析、资本外逃和热钱流入对国际收支平衡的影响、索罗斯的卖空操作赚取12亿美元、美元国际霸权、以汽车产业为例反思中国利用外资的利弊等案例学习开放经济下的宏观经济。 二、强调课堂练习的重要性 《宏观经济学》课程教学特别强调案例和习题的作用，多进行课堂练习，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比如在介绍完“NI-AE模型”后，布置课堂练习，然学生通过“I=S”方法，计算均衡国民收入；然后再增加投资的金额，再计算均衡国民收入后会发现投资增加，国民收入成倍增加。通过该计算过程，可以切身体会乘数理论。 三、鼓励学生参与，加强师生互动 围绕中国案例展开讨论，让学生做等PPT（内容包括中国通货膨胀的原因、经济增长的源泉等）在课堂上讲授。将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分析问题能力和实际动手能力的培养融合到课堂与实践教学环节中。五、通过试题库抽题进行考试考试试卷由教师自主命题而不是试题库抽题。自主命题时，试卷的标准化程度、难易程度、题量大小等各方面难以控制。利用计算机进行试卷的自动生成，通过试题库抽题能够真正实现考、教分离，规范同门课程所有教师的教学活动，克服个人命题中容易出现的片面性、随意性。而且保证了命题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对试题和试卷的保密管理将变得高效而便捷。 作者：赵治辉 单位：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 宏观经济学论文:宏观经济学中的案例教学法 一、案例教学法在宏观经济学教学中的意义 1.宏观经济学一般是在大一或者大二开课，这个时间段正是学生学习态度和学习兴趣形成的关键时期，案例教学法可以让学生产生浓厚的兴趣，积极参与案例资料收集、案例问题思考。案例教学法不会告诉学生应该怎么办，而是要学生自己去思考、创造，每位学员都要就自己和他人的方案发表见解。一是可取长补短、促进人际交流能力的提高；二是起到一种激励的效果。长期落后者，必然会产生奋发向上、超越别人的内动力，从而刻苦学习、积极进取。 2.有助于理论知识的理解，引导学生把宏观经济理论应用到实际中客观生动的教学模式把抽象生涩的理论知识简单化、明了化，有助于知识的理解。同时，真实可信的典型案例能够使学生感觉到学有所用。比如，在学习通货膨胀理论过程中，学生可以查阅历来通货膨胀的案例，分析背景原因，发现规律，把规律应用到现实通货膨胀分析中去。知识不等于能力，只有把知识应用到实际工作中，才能把知识用活、用好。学生一味地通过学习书本的死知识而忽视实际能力的培养，不仅对自身以后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也丧失了学习的意义。 二、宏观经济学案例教学法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1.案例的来源往往不能满足培训的需要研究和编制一个好的案例至少需要两、三个月的时间。同时，编写一个经典的案例需要技能和经验，案例可以通过各种媒体，如：报纸、杂志、网络、电视等进行选择，尽力选择能够反映我国经济热点问题的案例，教学内容和教学目的要有针对性，要突出宏观经济学的实用性。因此，案例可能不适合现实情况的需要，这是阻碍案例教学法推广和普及的一个主要原因。案例讨论中尽量摒弃主观臆想的成分，教师要掌握好课堂气氛，正确引导讨论方向，要注重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不要摆花架子、走过场。 2.缺乏相应的宏观经济学案例教学法教材案例法需要较多的培训时间，对教师和学生的要求也比较高。案例陈旧落后，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没有与时俱进。宏观经济学要根据时政热点、经济政策法规设计，保证案例的新颖性与创新性。同时，不要完全依靠案例教育法，忽视基础理论知识的学习，缺乏讨论基础。教师课前要认真选择和设计宏观经济学的教学案例，上课时采取多种教学方式配合宏观经济学的案例教学，课后要做好案例总结反馈工作。案例教学法改变了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方式，这种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教育方式，提高了学生学习的自主性、积极性，转变了学生的学习思路，对我国高校教育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结语 因此，只有以学生为案例教学法主体，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同时高校要给宏观经济学案例教学法充足的发展空间，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学生、教师、学校三位一体的案例教学法，全面提高案例教学法水平。 作者：欧阳光 郑璐 单位：南昌理工学院 宏观经济学论文: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及发展 一、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 1、西方宏观经济学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学理论 现代的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是凯恩斯经济学说演化而来的，它主张的是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混合经济，所说的混合经济就是包括了在自由私有企业基础上发挥作用的市场机制，也包含了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控制和调节的机制，西方宏观经济学认为依靠市场机制是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失业问题和经济危机，想整治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生活的干预方面就要做出努力，因此得出，西方宏观经济学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学理论。 2、西方宏观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庸俗经济理论 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是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简称“庸俗政治经济学”或“庸俗经济学”。它是一种只描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表面现象的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体系。它的重要特征是在经济分析过程中用一般经济关系和物质技术关系来代替生产关系进行研究，用经济现象来代替本质分析。西方宏观经济学以国民的收入为中心，对各种经济变量进行分析，建立起精巧的宏观经济模型，以供分析资本主义经济波动的原因，并在分析出原因之后，建立一套宏观调控机制，以期待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的失业问题和经济危机。失业问题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问题，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中，资本家常常追求剩余价值，又迫于竞争压力，采用更先进的生产设备和生产技术，使成本提高，资本积累和有机构成的提高就导致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相对人口过剩，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歪曲了失业问题的原因，不仅对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而且还无视资本家对雇佣劳动的剥削，这种情况下对资本主义的失业问题也得不到合理的解释和解决。 3、宏观经济政策理论不是解决资本主义经济所有问题的有效办法 西方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的经济现实问题，宏观经济政策理论在一定的经济时期内可以解决失业问题，维持经济增长在一个特定的水平上，保证经济危机可以在各种程度上得到合理的解决、减轻破坏程度，虽然它具有这样的优点，但是它并没有揭示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实质性，宏观经济政策理论也不可能完全的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二、西方宏观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应用 在我国，由于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对外开放，很大程度上扩大了人们的眼界，西方宏观经济学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也影响了我国宏观经济理论的研究和宏观政策。 1、分析 将西方宏观经济学应用在我国，必须要合理的分析我国的国情和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在我国应用所具备的的条件，这些都是建立在理论加实践的基础上的，运用这一理论不能盲目的照搬照抄，而要将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制定一套适合我国经济发展国情的经济学理论，如果理论不符合实际，那么在西方再正确的理论也不适用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应用。 2、借鉴 根据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观点，借鉴一些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有用的理论，而摒弃那些不适用于我国经济发展的观点，由于我国和西方国家的社会制度存在一定的差异，具体的经济条件也有所不同，在应用之前要考虑西方宏观经济学能不能应用在我国这种社会制度下，探索出中西方在宏观经济运行中所共有的一些东西，从中西方宏观经济运行机制这个角度来看，还是有一些共通的地方，比如说两者都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西方社会属于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我国则是计划性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存在共同的规律。两者最终的目的是要实行宏观控制，而西方国家强调更多的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必要的。两者对于宏观控制的政策目标具有共通之处，要达到的目标是实现经济的稳步增长、减少人员的失业问题、提高就业率、稳定社会物价水平、财政和对外的收支平衡。介于中西方存在这些共通之处，所以，西方宏观经济学中的一些理论、概念和方法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是可以借鉴和应用的。 3、拓展 西方宏观经济学中有一些方面对于我国是不适用的，所以，应该根据我国经济的实际情况加以补充和拓展，实现理论的创新，创造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由于中西方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性，决定了中西方宏观经济运行时有本质的区别，在理论体系的建立上也会存在较大的差异性，有些宏观经济学中的理论在西方是被忽略的，但在我国社会主义的宏观经济中却是十分重要的，不能摒弃，这就要求我们需要理论上的创新，创新的内容具体包括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宏观经济的运行机制、宏观经济的调节体系还有宏观经济中的结构比例关系。 三、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西方宏观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趋势较明显，随着微观基础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完善，当代西方宏观经济学完全有可能实现一次较大程度的综合，尽管如此，当代西方宏观经济学在应用中还存在很多疑惑，值得大家反思。21世纪是一个全新的年代，社会变化速度如此之快，那么西方宏观经济学将会向哪个方向发展呢？纵观全局，研究出其具有以下几种发展趋势。 1、更加重视对新增长理论的研究 西方的经济学家在不同角度寻求导致技术进步和生产率增长的原因，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不同的新增长模型，这些不同的模型都是根据某一侧面来创造技术进步的模型，长处和短处也是各自掺半的，不存在某种将会取代另一种的趋势，所以这种局面会持续一段时间。未来的新增长理论将会研究经济增长的过程，为国家的技术进步提供必要的政策建议。而经济增长理论将会向着通过对模型的模拟进而可以把预测的结果与数据作比较、利用经验区别出内生增长理论、研究出各国之间生产率差异的理论、在数据方面加以创新的趋势发展。 2、宏观经济理论和政治学理论将会融合起来 新政治宏观经济学是一个研究的新方向，已经被应用于宏观经济、经济增长和国际关系等各个方面，它关注更多的是政治、宏观经济、经济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形式，尤为注重的是政治因素对于经济方面的影响。 3、西方宏观经济学将会得到综合性的发展 随着不同经济学理论的争论，西方宏观经济学不断的向着综合性的方向发展，纵观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历程，西方经济学在经过争论和分歧后就会出现新的综合，综合之后将会形成一种新的经济学体系，使经济学家都会达成共识，因为各个经济学家的观点也不相同，经济学将会综合各个方面的思想，进而形成一种综合比较强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新古典主义的宏观经济学与新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在进行争论之后，将会促使西方的宏观经济学再一次出现综合性的发展。 四、结语 西方宏观经济学具有资产阶级的性质，理论体系中还有很多的弊端，但在一定程度上又探讨了社会化的大生产和商品经济的一般性规律，在对西方宏观经济学研究时要辩证的看，对宏观经济学不应该全盘的予以否定，还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既要看到理论反映市场调节的基本规律，也要看到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的阶级性，这与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体制是有区别的，要看清两者的本质区别，进而为我国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和经济建设服好务。 作者：国红阳 单位：中国传媒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西方经济学论文:浅谈 西方经济学 考试内容与考试方法的思考 论文关键词：考试内容　考试方法　改革 论文摘要;作为经管类专业基础课的《西方经济学》在考核时，往往侧重于对学生记忆力、对教材内容、对学生试卷成绩的考核。在对其考核内容和方法进行改革时，应注重考核学生对知识的运用和创新能力及实践能力，通过多样的考核手段和统一的考核标准，全面考查学生的整体素质。 考试是教学过程的重要环节，也是测量和监控教学活动效果的重要工具。它通过对学生知识、技能、能力和素质水平等方面的测量，甄别和评价教学效果。考试的内容和考试方法的选择将影响学生学习方式、行为方式，最终影响培养人才的能力结构综合素质。因此考试必须基于人才培养目标的需要，服从于教学目标的实现。对经管类本科学生而言，《西方经济学》通常包含微观部分和宏观部分，分两学期授课，属于经管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以下将结合黄河科技学院自身做法，对《西方经济学》的考试内容和考试方法进行探讨。 一、常用的考试方法和考试内容 1、闭卷考试 闭卷考试是我国高校大部分课程主要采用的考试方法，也是《西方经济学》课程最常用的考试方法。它着重检验学生记忆知识的数量和理解知识的程度，侧重于考察学生的知识掌握程度，注重知识的再现水平而忽视了学生应用知识能力的考查，具有命题简单、阅卷准确方便、易于组织考试等优点。 2、开卷考试 开卷考试是允许学生带与该课程相关的资料进入考场，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试卷的考试形式。开卷考试不要求学生死记硬背，考试内容多为理论联系实际的开放性试题，这种考试方式主要考查学生应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考查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应用能力。 3、闭卷考试与开卷考试相结合考试方式 闭卷考试的内容与开卷考试的内容各占一定比例。考试时先做开卷考试，然后收开卷部分答案，再做闭卷部分试题。闭卷部分侧重考查学生对基本知识的掌握情况，开卷部分侧重考查学生利用基本理论分析问题的能力。 4、撰写小论文 这种考试形式要求学生写出一篇学科论文，题目既可自拟也可由教师出题，教师根据学生书写的论文质量评定成绩。有时在学生完成论文之后，还可以组织学生进行答辩。书写论文不仅要求学生理解掌握书本上的知识，还要求学生利用网络、图书馆等资源查阅大量资料，对知识进行理解吸收，并加以分析、综合，所以这种考试方法不仅是对知识的综合考查，也是促进学生增强分析能力、表达能力的～种有效手段。 5、实验操作考试、技能操作考试 这种考试形式要求学生进行实际操作或技能操作，其考查的重点是学生实际动手能力，包括在实验过程中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西方经济学》课穗现行考试体系中存在的问题 1、重记忆，轻运用 从我校该课程的考试内容看，主要侧重于考核学生对基本概念、基本理论的掌握程度和理解程度，题型上多为名词解释、判断、选择、简答、计算和论述。前5种题型应该是检验学生对概念掌握的准确程度和综合应用能力的，但经常所命题目在课本上能找到现成答案，学生只要背下来即可。而论述题重点体现的是学生运用知识分析问题的能力，但在实际命题中所占分值也不高，最高只有10％。因此，从整体上看。对学生运用这些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分析和解决现实中问题的能力缺乏有效的考核。而实质上，我校采取的这种考试模式，考查的是学生的记忆能力，谁的记忆力好，谁的成绩就好，使学生形成了考前背一背就能顺利通过考试的习惯，很难将学生学习的优劣真正的区分开来。 2、重教材，轻就业 尽管《西方经济学》课程是经管类专业考研的必考科目，但结合我校实际情况来看，考研率和录取率比较低，更多的学生在毕业后走向工作岗位。因此，在考试内容上，应该注重与人才培养目标、就业岗位相联系。但从我校该课程的考试内容上看，主要侧重于对教材内容的考核，尚缺少对技能和能力的考核。目前我校《西方经济学》课程在开设时设置6个学时的实践课时，但这种实践并不能体现于就业方向的联系。在就业日益困难的今天，若所学内容和考试内容若仍局限于教材和课堂教学中教师讲授内容，就会与人才培养目标、就业岗位相脱节，影响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如何将该课程与学生今后的就业联系起来，仍然需要进行深入探讨。 3、重卷面成绩考核，轻素质考核 在我校，该课程的考核主要通过闭卷考试，以成绩来衡量优劣。卷面成绩一般占学期总成绩的70％；平时成绩占学期总成绩的30％。卷面成绩主要依据期末考试成绩，平时成绩主要通过平时作业来衡量。这种相对单一的考核形式使得学生不注重平时学习，依靠考前背一背，作业抄一抄来获得成绩，考试的导学、促教功能难以发挥，学生上不上课与期末考试学业评价的关系不大，导致学生缺课、逃课，甚至忽略学习的规律，造成知识的掌握不牢，基础不稳，也难以全角度、全方位地考核学生的知识、技能和能力。 4，重结果，轻过程管理 在我校，由于《西方经济学》课程是经管类专业的必修课，涉及到多个专业，通常是多名教师共同承担教学任务，使得在过程管理中存在着对学生考核标准不一致的问题。不仅是平时成绩的考核项目、评分标准不一致，在卷面成绩和平时成绩所占比例也出现不一致。这种过程管理的不一致，使得很难真正公平的考核学生。 三、《西方经济学》考试内容与考试方法改革 1、由注重理论考核向注重知识的运用和创新考核转变 《西方经济学》的考试不应该仅仅是对书上某些问题的照抄或者照搬，也不仅仅是对学生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的掌握情况的考核，而是要在考核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的基础上，考查学生对当前相关经济现象或者经济热点的分析能力，体现出学生对知识的运用能力和创新能力。在出考题时，要把握以下原则：一是适用性的原则。考试的内容要贴近学生学习的实际，符合培养运用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基本要求；二是可操作性的原则。无论在考试的内容上或手段方法上，都应既有科学性，又简便易行，便于操作，以反映和掌握学生的真实能力和水平为目的。 2、由注重知识考核向注重实践能力考核转变 尽管《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较强的基础课程，但在注重知识考核的同时，应该注重对学生实践能力的考核。实践的形式可以是多样的：(1)做社会调查，形成调查报告。调查的内容选择应满足以下要求：能引起学生的兴趣；是书本知识的拓展；能锻炼学生。(2)组织课堂讨论。就书上某个知识点或者经济现象进行讨论，既锻炼了学生的口头表达和语言组织能力，又体现了学生对问题的分析能力。在具体操作时，可以采用事前准备或者即兴发挥两种方式。事前准备给学生较长的准备时间，主要考察学生利用查询到的信息全面分析问题的能力，即兴发挥则侧重考察学生自身学识素质、语言组织及逻辑分析能力。(3)撰写小论文。可以采用自由选题或者指定选题的形式，借助于资料的查阅，通过自我的理解、吸收和分析，形成一篇小论文。通过采取多种形式的实践，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体现出对学生实践能力的考核。 3、由相对单一的考试向多元化考试形式转变 《西方经济学》课程的考核在期末采取闭卷考试的同时，要尽量丰富平时成绩的考核形式。对平时成绩的评定除了将作业作为一个考核项目外，还可将出勤、课堂讨论、撰写小论文、平时测试、调查报告等作为考核项目。此外，提高平时成绩在总评成绩中的比例，不以一次考试的优劣来评判学生，将对学生的考核在一个过程管理中体现出来，全面反映学生的整体素质。 4、考核标准由相对随意向统一性考核转变 对学科性质和地位基本相同的《西方经济学》的考核，应该采用统一的考核标准。(1)统一命题。打破谁上课谁命题、同门课程不同专业各自命题。(2)统一平时成绩的考核标准。组织该课程的所有任课教师进行讨论，确定平时成绩的考核项目、评分标准。(3)统一卷面成绩和平时成绩的分值比例。任课教师共同确定两者之间的适当比例。(4)集体阅卷。保证阅卷过程中的公开性和公平性。 作为经管类专业基础课的《西方经济学》，如何能够真正的实现对其考试内容和方法的改革，需要在教学过程中进行不断的实践和探索。 西方经济学论文:浅谈在大学西方经济学课程中渗透环境教育的重要性分析 [论文关键词]西方经济学　环境教育　必要性 [论文摘 要]西方经济学作为大学经济学及相关专业的主要必修课程之一，始终博得人们的广泛关注。但随着人口数量膨胀与资源稀缺之间地矛盾锐化，其所蕴含的传统经济学理念无法跟上时展，更无法对现在盛行的循环经济体系给出合理解释，呈现出一种与生态文明渐行渐远的趋势。而环境教育的多学科渗透特性可以弥补传统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弊端。因此，在大学西方经济学课堂中渗透环境教育是十分必要。本文在阐述目前大学西方经济学概况的基础上，指出在大学西方经济学课堂中渗透环境教育的必要性，并给出几点建议。 一、西方经济学概述 西方经济学被西方国家誉为“社会科学的皇后”，其受重视程度可见一斑。我国各高校的经济学专业一直将此课程设置为专业必修课，管理类专业也纷纷将其视为专业基础课。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无论从实践还是理论研究的角度，此门课程受重视程度都逐步提高，有越来越多的专业开设了本门课程。 对于西方经济学的介绍，国内出版过多种图书。在大讲意识形态的年代里，介绍西方经济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批判，因此在介绍时，一般是为树立批判的靶子，甚至断章取义，改革开放之初，虽然我们开始强调有批判地借鉴西方经济学，但由于从主导思想上否定市场经济，所以对可供借鉴部分的分析很不充分。80年代中后期，随着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忽视国情、盲目照搬西方经济学的倾向又有所抬头，一些在西方国家也存在很大争论的理论和主张，诸如凯恩斯主义的用高消费和高投资及温和的通货膨胀刺激经济发展的主张等，被不加具体分析地应用到中国经济的研究和实践之中，造成了认识上的混乱，并给实际的经济运行带来许多消极影响。 我国大学现行的西方经济学课程使用的课本极其多样化，但均由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两大部分组成。目前我国大学广泛使用的西方经济学课程经过以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为代表的“家计管理学”以及早期重商主义者安·德·蒙克来田、亚当·斯密主张的“政治经济学”逐步演变而成。西方经济学的诞生是以19世纪微观经济学从经济学的阵营中独立出来为标志，并由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一书中综合宏观和微观经济学，最初形成西方经济学的完整体系。此后西方经济学学术成果辈出，并对整个世界经济格局起到不可忽视的影响。 二、在西方经济学课程中渗透环境教育的必要性 在环境问题日益恶化的今天，如不符合自然发展规律，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就会日陷浅滩。为此，在大学西方经济学课程中渗透环境教育是十分必要的，具体表现在： （一）弥补课程自身缺陷 西方经济学课程的自身缺陷，总的来说就是传统经济学理念的缺陷。从经济理论来看，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只有进入市场体系的资源才是真正的经济资源，才具有经济分析意义。那些市场上难以计量的东西，如环境服务、自然资源、生态功能等即使很重要，但由于无法通过价格机制进行配置，就无法进行经济分析，也就当然被排除在经济理论考察范围之外了。这种观念从斯密、李嘉图开始一直延续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之中。在研究现代经济增长的许多有影响的经济学家的观点中，他们无不忽视资源与环境的地位和作用。他们只是根据报酬递减现象进行表面化的经济分析，只注重对资源与环境可以纳入市场核算的经济价值部分分析，从未深究报酬递减的原因是什么。事实上，对土地等自然资源要素的过度使用超过环境承载力，导致边际报酬递减现象。[1]而自然力服务并非是通过狭隘的经济核算就可以完全计量的。很显然，在西方经济学狭隘地崇尚市场机制的视野内是无法看到自然资源与环境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的。为此西方学者埃尔斯曾经形象地比喻道：“看不见的手，没有绿拇指”。[2]因此在西方经济学课程中渗透环境教育，能有效促进新时期课程发展。 （二）促进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是“指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要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的发展。[3]如果人们的过度生产、消费超出环境承载力，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遭到破坏，就会威胁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不经济”。为此，西方经济学的覆盖范围应从原有的人与人扩大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利益平衡，也就是偏重于循环经济、稳态经济研究。循环经济是指物质、资源的循环利用，以达到节约资源成本目的。稳态经济是循环经济发展的完美境界，指物质、能量能够得到无浪费的充分再利用。 在21世纪，这个提倡生态文明、发展循环经济的时代背景下，应将环境教育融入到西方经济学课堂中，使学生懂得人类如果过度破坏、利用环境，就会造成人类发展的不可持续。 三、在西方经济学中渗透环境教育的建议 西方经济学课程分为微观、宏观两大部分，其中微观经济学中主要讲授关于供给与需求、消费者行为、生产、成本、生产要素定价等理论问题。宏观经济学则主要介绍国民收入核算、国内生产总值、宏观经济政策、经济增长等理论问题。那么如何在这些复杂的经济问题中渗透环境教育，使新型的西方经济学可以弥补对于解释循环经济、自然环境与资源稀缺性等方面的缺陷？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从微观经济学层面渗透 微观经济学主要研究单独个体之间的经济关系，研究内容主要分为两个层面： 1．企业层面，西方经济学主要介绍供给需求、生产、成本等内容。教育者可以以一个企业为例，将循环经济的清洁生产观介绍给学生。比如丹麦的瓦伦堡工业园区的建设：这个工业园区的主体企业是电厂、炼油厂、制药厂和石膏板厂，以这四个企业为核心，通过贸易方式利用对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和副产品，作为自己生产中的原料，不仅减少了废物产生量和处理的费用，还产生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形成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良好循环。通过对瓦伦堡工业园区的建设以及一系列具体数据的换算，学生可以轻易的得出哪种生产模式更节省成本、更环保。从而让他们受到很好的环境教育。 2．个人消费层面，传统的西方经济学所介绍的消费者行为强调“拼命生产、拼命消费”的理念。而通过渗透环境教育，我们则要求学生理解适度消费、层次消费理念。从而使学生建立起一种新的消费观念，这种消费观念应该是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绿色消费观。 （二）从宏观经济学层面渗透 宏观经济学研究整体经济学现象，主要包括gdp、经济政策两方面内容。 1．关于对待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了解应更上一个层次。不能凭借传统的思路，一味的追求gdp的盲目增长。在传授与其相关的经济学理论的同时，引用绿色国内生产总值ggdp概念，使学生在接受传统经济理念教育的同时可以认识到它的非决定性。 2．关于宏观政策方面，可以联系下新制度经济学的内容，让学生们在了解传统的经济政策同时，也能了解些关于政府改善生态环境，坚持循环经济的决心与方针政策。 西方经济学论文:简析西方经济学素质教学改革 【论文摘要】素质教育是指依据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以全面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为根本目的，以尊重学生主体性和主动精神，注重开发人的智慧潜能，注重形成人的健全个性为根本特征的教育。实施素质教育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需要，它体现了教育的性质、宗旨与任务。提倡素质教育，有利于遏制目前教育中存在着的“应试教育”的倾向，有助于把全面发展教育落到实处，从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和面向未来的要求看，素质教育势在必行。本文从西方经济学教学工作上方法与手段的创新入手，以转变教学角色、教学观念、教学模式、重视课堂讨论和案例教学法为切入点，论述了素质教育的重要性和实施办法。 【论文关键词】素质教育；西方经济学；大学生；改革；实践 素质教育作为一种全新的教育改革思路和方向，已经越来越多地为人们所接受和认同，正在逐渐影响渗透到教育领域的各个方面和各项活动中，缓慢然而深刻地改变着固有的一切观念、体制和行为，中国的教育正孕育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如果只在家里闭门造车，而不下去接触实践，就不可能有如今的素质教育思想不断丰富和发展。根据素质教育的要求，为使素质教育进人主阵地，如何以全新的视野、从新的角度、在新的经济学背景下更好地运用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政策与操作实务来加强对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如何把“两全”落实到每个教学岗位，使课堂教学成为实施素质教育的主渠道，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一、提高大学生素质教育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罗诞铖老师说，现在的大学生由于从小学到高中的“被安排”与“被考试”，绝大部分学生已将考试作为奋斗目标，将“被安排”作为常态，失去了独立发展思想的能力与意识。到了大学，突然面对一个相对“不被安排”和“不被考试”的环境，对生命与人生的追问被迫来到眼前。很多大学生迷惘了！面对这样的问题，在授课的准则就是让学生自己提出问题，自觉学习。学生学会自觉地学习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学生是学习的主人，教师的教不能代替学生的学，应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学生如果没有学习兴趣，就谈不上学到知识，更谈不上创新。 另一方面我还发现当前部分大学生对认知思想道德理论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排斥心理。其原因：一是由于社会浮躁情绪和功利化趋势的影响，导致大学生不愿意静下心来学习思想道德理论，探索理论真谛，而只热衷于对浅层次的“技巧性”知识的掌握，存在着“理论无用论”的倾向；二是社会舆论对思想道德理论教育不加区分的一些负面评价，把思想道德理论教育等同于脱离实际、等同于“假大空”、等同于枯燥的说教，这种先入为主的评价，导致了部分学生对思想道德理论的逆反心理。 二、为了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在西方经济学教学工作上方法与手段的创新 《西方经济学》课程从其结构体系可分为三大部分：即理论知识、管理和实践。理论部分主要有：供求价格理论、消费者和生产者理论、市场理论、分配理论、国民收入决定理论、ad—as曲线和国际收支理论等。管理部分主要有：市场失灵管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失业和通货膨胀治理等。实践部分主要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业务、资本证券业务、金融衍生业务、外汇业务以及国际结算等。这种结构体系要求有不同的教学方法与手段完成教学内容，从而较好地实现教学目的。 1.转变教学角色。学生是学习的主体、课堂的主人。大学生思维活跃，个性张显，渴望表现自我，展示自我，更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可，这就要求我们教师要破除师道尊严，努力创设一种民主、和谐、宽松的教学氛围，把课堂的主发言权归还给学生，为学生搭建一座展示自我的舞台，让学生大胆发言、踊跃发言，勇于提出不同的见解与主张，让他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尽量做一位忠实的听众，尊重学生，相信学生，不惟我独尊，允许不同见解的存在，更要欢迎独到见解的出现。当然我也要发表个人的见解评论，不要强人所难，要以理服人，与学生平等对话，共同探讨，努力与学生达成共识。当问题较难时我还采用定向点拨、转换点拨、启发思维、联系迁移、挑战诱导等方法，力求实现由“教师”向“导师”转化。只有这样学生才会有一个发展的空间，用他们自己的理解，自己的审美观，自己的表达方式去掌握知识。 2.转变教学观念。面对第四版的新教材，需要在备课上花不少时间，充分掘展教材资源。因此我觉得教师必须学会解放自己，不要再把主要精力放在让学生对某一点知识的逐一过关上，学习的过程不仅仅是直接接受书本知识，纯粹被动的接受、记忆的过程，这种学习窒息人的思维和智力，摧残人的学习兴趣和热情。教师注重的应该是学生学习方法的培养，学习过程的探究，充分用好课堂50分钟。知识在成倍增长，现在即使背了不少知识，日后不一定就会用到，但教会学生的学习方法却能让他们终生受益。有这么一则故事：一位仙人会点石成金，他遇到一位牧童，要送一些礼物给牧童，随手点了几块石头变成了金子送给牧童。牧童不肯要，仙人问他想要什么，牧童想了想说：“我想要你的那根手指。”这个牧童很聪明，他知道金子很快就会花完，如果拥有了仙人的手指那财富就会无穷尽。作为升达的一名教师，我不会吝啬于给学生那根”手指”。 3.转变教学模式。教学不仅是知识的再现，而且是时代精神的生动展现，是人类智慧与创造力的结晶。科学的教学方式绝不能仅限于科学知识的传播与灌输，更重要的是让学生了解科学知识演变发展的历史过程，把握科学知识的时代内涵，领略科学探索者的人格魅力，从而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启迪学生的科学创造性。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构建充满生命力的课堂教学运行体系，新课标下的化学课堂教学主要体现这样的教学模式——⑴创设问题情境：上课时尽可能给学生提供一个熟悉的情境，这样学生就不会觉得陌生，学习积极性也会大增。例如联系2010年中国实际gdp和人均gdp的具体数值是学生更好的理解国内生产总值；⑵安排活动探究：教材中有不少很有价值的活动与探究栏目，我们可以选择性的开展探究活动，让学生亲身体验体知识的生成过程，既启迪思维，又加深记忆，当然不能为了探究而探究，盲目探究，也不能因为探究耗时就不探究，有时过程比结果更重要。例如可以在学生学习了简单的国民收入核算以后去探究均衡国民收入的产生及意义。 4.重视课堂讨论。上课是整个教学活动的中心环节，要提高教学质量就必须上好课。课堂讨论作为课程的一部分，对提高教学质量也是很重要的。自如驾驭课堂讨论课的教学进程，需要较高的教学水平和教学能力。教师在课堂讨论课的教学中，必须满足一般课堂教学的基本要求：即目的明确、内容正确、方法恰当、结构紧凑。 5.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课堂教学方法。在每一章的教学中.寻找结合教学内容的真实事件进行分析解释，并引导学生思考和讨论，训练学生分析和解释问题的能力。案例教学是西方经济学教学的一个十分有效的工具经典的“大炮与面包”等案例已深入人心。案例教学能把生活中一些活生生的事实摆在学生面前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加深对经济理论的理解。但是，仅仅分析那些西方经典案例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把西方经济学与中国本土经济相融合，适当地引进一些现实中的案例以及贴近现实生活的经济现象进行分析解释，这是因为学习西方经济学的最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学会运用所学的原理来分析解释实际生活中的经济现象，并帮助解决现实中的经济问题或者提出一些前瞻性的政策建议。 素质教育观念已深人人心，并从感性上升到理性；素质教育实践已从宏观走向微观，深人到课堂教学领域等诸方面。教学改革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有许多课题需要研究。我们正处在一个知识经济已见端倪，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时代，对劳动者的素质有了新的要求。西方经济学作为高校一门重要的课程，更需要加大改革力度，既要突出其基础理论的地位，又要避免其内容越来越宠杂的倾向。要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学生主动学习和独立思考、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了解基本理论对现实的指导意义，这应是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的努力方向与目标。这就对教育工作者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不断务实，探索。既不能脱离实践，也不能离开理论的指导。这样，才能真正实现《面向21世纪振兴教育行动计划》。 西方经济学论文: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兼评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定义 【内容提要】 政治 经济 学 涉及的对象是物质生产。在马克思已经严格区分了物质生产一般和物质生产所采取的特殊 社会 形式的今天，重新混淆二者，把生产关系淹没在生产力合理组织中，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今天应主要放在生产一般和社会 市场 经济一般上，那在理论上就是一种倒退了。要讲“选择”，必须包括两个方面的选择，即资源在不同人们之间的分配和资源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配置，二者缺一不可。 【关 键 词】物质生产/生产力/生产关系/选择 【 正 文 】 在我国建设有，认为 政治 经济 学 的研究对象今天应主要放在生产一般和 社会 市场 经济一般上，那在理论上就是一种倒退了。马克思把社会生产关系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开辟了揭示人类 历史 发展规律的新天地，使人们有可能自觉地按照客观规律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有在与生产力的紧密联系中对社会生产关系的深刻研究，才能揭示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特殊性和它的经济运动规律，这当然有助于人类自觉地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如果更多的人掌握了这一科学思想，必将大大加快社会的进步，使全人类受益。恩格斯曾说过，马克思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人类历史因他的存在而缩短了。这一评价得到历史的印证，也得到了全世界无偏见的学术界的认可。在本世纪末的1999年，英国广播公司（bbc）于9月举行了一次网上选举“千年”最伟大思想家的投票活动，马克思列在爱因斯坦、牛顿、达尔文等之前，高居榜首，被选为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 三、资产阶级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由英国资产阶级古典学派的杰出代表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奠定基础的。他们把政治经济学看作是研究如何增进国民财富和发展 资本主义 生产力的。凡是影响和破坏国民财富增长和生产发展的，他们都反对，凡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力增长的，他们都勇敢地加以维护。他们确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最能推动财富增长的。 由于他们生活的时期还属于阶级斗争尚不发展的时期，这时还允许这些资产阶级的代表无顾忌地科学地涉及资本主义社会各方面经济关系并进行客观研究。他们创立了劳动价值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出各个阶级之间利益上的矛盾和冲突。马克思指出：“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6页。） 随后一个时期，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夺得统治地位，阶级斗争也采取日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具有威胁的性质。这时要求资产阶级客观地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运动和发展已不可能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就敲响了。问题已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一直发展到只偏重于在不危及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探索如何促进物质生产的发展、效率的提高以获得最大的利润。 这样，政治经济学从斯密、李嘉图以来向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着，一是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批判地继承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古典学派的科学方面，即劳动价值理论和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的内部结构的深入研究，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指出了它的发展趋势和历史局限性。二是由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开始，经过马歇尔、凯恩斯到当代的萨缪尔森，是研究财富生产一般的自然规律和现代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穆勒1848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是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走向庸俗化和教科书化的时期的标志。因为这个时期资产阶级与工人队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资本主义经济虽尚未爆发重大危机，但社会问题已相当严重，批判资本主义弊病的空想 社会主义 思想也相当流行了。穆勒为维护资本主义的利益，企图把这两种对立的利益加以调和。 穆勒首次按照生产、分配、交换这样的顺序安排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它的根本缺陷就在于把斯密和李嘉图开创的研究社会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转为研究物质生产一般，把生产关系撇开了，把生产看作是决定于一般的自然规律，与社会形式无关。他把生产与分配割裂开来，认为生产决定于一般自然规律，与社会经济关系无关，分配不是由生产决定的，而是由社会 法律 和习惯决定的。从穆勒开始的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一直支配着以后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当代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合著的《经济学》（第12版）中对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是这样表述的：“经济学是研究人和社会如何进行选择，来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资源以便生产各种商品，并在现在或将来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以供消费之用。”这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主流派的具有代表性的教科书的观点。从他们对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规定来看，与19世纪的约翰·穆勒的表述基本是一致的，从内容上看，基本上属于生产一般或市场经济一般，都是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殊性隐蔽起来。 我们看一看西方经济学所规定的研究对象“如何选择”问题。这种说法的缺陷的根本方面，仍然在于它只局限于属于物质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的如何选择上，而回避了资源在人们之间分配的“选择”，即生产资料的归属问题；而这个方面同样是物质生产得以发生的根本前提，没有这个方面，物质生产就像一只缺腿的蚂蚱，是跳不起来的。没有生产要素在人们之间一定的分配这个前提，资源在各类生产间的配置是不能实现的，也就不会有物质生产。 例如，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他的《经济学》中提出的选择：“为什么曾经被用来种庄稼的土地又用来造工厂？为什么在仅仅几十年间，用来造马车的资源又用来生产汽车？为什么自动机床代替了铁匠？”（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上，11页，北京， 在 资本主义 社会 里，一切关系都表现为一种商品关系，一切联系都借助 市场 联系起来。 社会生产关系还表现在再生产过程中的各个环节中，有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消费关系等。社会生产关系还包括生产部门、商业部门、 金融 部门、 农业 部门等等之间的关系。社会生产关系的所有这些方面的总体形成生产关系的总和，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 经济 结构，即有 法律 的和 政治 的上层 建筑 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社会生产关系既然在生产和社会发展中有着这样重要的地位，因此，今天的政治 经济学 仍然应当遵循《资本论》指出的研究方向。这不仅对深入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一切事物是必要的，对我国建设有 西方经济学论文: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对比分析 【摘要】：我们从劳动、自然、资本生产三要素之间通约的角度，沿着经济思想史的脉络，将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价值理论进行比较，分析两大经济学范式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排除自然对价值体系的影响，集中分析了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我们认为不同程度的复杂劳动是劳动的一般形态，复杂劳动之间的通约系数应该考虑它在再生产中的地位，按照它在下一生产周期生产的产量来进行近似折算。人力资本和复杂劳动之间有互相通融的地方，它们都含有时间和技术的因素。衡量价值的量纲应是时间与技术的复合单位。在技术变化的条件下，不能单纯用劳动时间计量价值。 【关键词】：劳动价值论；价值尺度；资本；时间；技术 一、自然之物与劳动、资本的通约——寻找不变的价值尺度 分工和交换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起点，是经济学最基础的分析层面。马克思经济学和以正统自居的新古典经济学都是从这里着手开始经济理论体系的搭建。两者都遇到了同样的技术性间题:为使交换成为现实，必须构造出相互交换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体系。除去两者所被赋予的不同意识形态，其实他们是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对同一问题的回答。其根本的区别在于，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决定财富的生产要素是土地、劳动、资本的三位一体;马克思经济学认为资本从逻辑上讲只能是自然和劳动的产物，所以在这些要素中，只有土地和劳动才是有关财富形成的终极要素。 认为价值是由土地和劳动共同创造的第一人是配第。配第在考虑价值量的决定时企图把土地和劳动通约，他用土地的面积、自然年生产力和劳动者的谷物工资及劳动时间来进行劳动和土地之间的换算。川但是他受到了重农学派的影响，没有解释作为土地之外的自然之物与劳动之间的通约。为克服这一间题，斯拉法也作了解答。假定商品是用商品生产出来的，即a商品的价格由生产a的劳动以及为生产a所耗用的b,c,d……z商品来决定，这样就得到一个方程;同理b商品的价格又由生产b的劳动以及为生产b所耗用的a,c,d……z商品来决定。依次推理，c,d……z商品都可以作出如上分解，从而构成一个庞大的物质生产的投人一产出方程组。加上劳动变量，消去一元，求解该方程，就得到了一种相对价格体系，川也就是李嘉图苦苦追求的“不变的价值尺度”。这个理论完美地实现了劳动与物质的通约。斯拉法通过“标准生产体系”，用数学证明了利润与工资分割经济剩余的比例不会对价格体系产生影响。也就是说，通约后的价格体系可以换算成以劳动时间计量的单位，并且不再受资本构成的干扰。这就提高了劳动价值理论的纯洁度，解决了李嘉图面临的难题。但是斯拉法的生产体系是线性的，意味着这种价格体系只是在固定不变的技术条件下才能够成立。在一个动态的技术可以变化的社会里，价值尺度将会受到影响。 斯密面对这一难题，干脆抛弃了自然之物。而马克思非常重视自然之物与价值之间的关系。他批驳了财富是由人类劳动唯一生产出来的观点，认为自然之物构成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马克思通过定义明确区分了财富与价值，排除了自然之物的原始价格对劳动形成的价值量的影响。但是这样就产生了一些问题，财富归根到底都可以分解为自然与劳动，而不可能分解为单一的劳动。那么这个“终极之物”是如何定价的呢? 人类社会之初，假设自然资源是充沛并可自由支取的，如阳光与空气，必定没有价值和价格，因为它们不是交换的对象。一旦出现了稀缺，就会有先占权或暴力创制的种种产权。马克思写道:“只有一个人事先就以所有者的身份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看作隶属他的东西来处置，他的劳动才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也成为财富的源泉。这些产权的取得，显然是来自于先于生产和交换的非生产的制度因素，它赋予自然资源以垄断价格，使“不具价格的东西也获得了价格”。简化掉开采成本的影响，它是权力对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再分配，它的量的决定是权力斗争的结果，即维持资源产权的资本化费用参与剩余价值分配从而获得地租的过程。所以诺思称赞马克思所强调的所有权在经济组织中的重要作用是重大贡献。 自然资源的资本定价理论是由当代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索罗较早提出的。他试图深究三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他把资源视为资本，扣除开采成本和供求的影响后，当预期的资源市场价格上涨幅度高于利率时，业主就倾向于较早开采，反之亦然。这样根据利润最大化的假设所达到的均衡，按照现实的开采量和利率，就可以倒求出现存资源的价值，完成自然资源与资本的通约。然而资源存量的勘察开采和转换替代取决于不确定的技术条件。一般来说，资源存量是未知量，而存量的多寡将直接影响价格体系和对未来价格的预期，使得情况更加错综复杂。 用现金流资本化的方法把资源与资本通约存在同样的问题，不仅要假设利率不变，还必须假定现金流是永续和稳定的。自然资源所带来的垄断利润和租金在长期中不可能保持稳定。不确定的技术和自然资源存量的变化将对现金流产生直接的影响。 两大经济学范式都试图把自然之物通约掉，使用的方法不同，是为了服务于不同的目的。新古典经济学把一切能够带来稳定的现金流的东西统统资本化，是为了论证给这种现金流带来保障的制度的合理性;而马克思要揭示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断增殖的社会过程中的矛盾，所以必须把规模报酬递增内生化。报酬递增的规律只有在价值的世界里才能找到，自然世界受物质和能量守恒原理制约，不可能产生报酬递增，所以马克思要抽象掉使用价值对价值的影响。无论如何，把自然之物通约掉，可以使我们集中讨论劳动和资本这个更为核心的问题。 二、不同劳动之间的通约—实践尺度与理论尺度的背离 劳动价值论必须解决不同种类的具体劳动之间的计量及可加性的通约问题。马克思用劳动时间来计量同质的抽象劳动，但对不同的具体劳动之间的换算通约却没有过多涉及。 马克思排除了劳动者的察赋差异，认为人类抽象的劳动是同质的。斯密也是这样。他认为:“人们天赋资质的差异实际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大。人们到了壮年，分别选择不同的职业，好象是由于不同的天资，但在多数场合，天资的差异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然而在现实中，“由于总体工人的各种职能有的比较简单，有的比较复杂，有的比较低级，有的比较高级，因此他们的器官，即各个劳动力需要极不同的教育程度，从而具有不同的价值。因此工厂手工业发展了劳动力的等级制度。与此相适应的是工资制度”。 马克思用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换算来说明不同等级的具体劳动之间的通约，“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起了自乘的劳动的作用，或者说，在同样的时间内，它所创造的价值比同种社会平均劳动要多”。至于这种换算所必须的自乘系数又是什么决定的，马克思认为，“各种劳动化为当作它们的计量单位的简单劳动的不同比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但是马克思没有详细论证这种“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从而留下了广阔的探讨空间。 庞巴维克对此进行质疑:“依照什么比例复杂劳动产品的价值可以转化为简单劳动，这是不确定的，不可能预先根据复杂劳动所固有的任何性质加以确定。它只是实际交换关系所决定的实际结果。”这个批评可以说是切中要害。要把现实中不断生成变化的“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在理论上用简单倍乘系数固定地表达出来，无疑是极其困难的。对此，希法亭辩护说，庞巴维克把揭示价值规律的“固有性质”的“理论尺度”同作为“实际结果”的“实践尺度”混同起来了。在希法亭看来，理论尺度似乎没有必要和实践尺度相吻合。希法亭为马克思的辩护，如同麦克库洛赫为李嘉图的辩护，并没有为劳动价值理论增添有分量的理论价值。这种价值尺度的两分法实际上等于承认了两种尺度之间的背离。要想取得理论上的进步，我们必须找到新的理论尺度，使之与实践尺度相符合。 对于不同劳动之间的通约，新古典经济学用供求理论来解释，认为劳动力等级和工资体系，都是在劳动力市场上讨价还价的均衡的结果。但是结构上的均衡无法解释总体上的非均衡—失业。虽然凯恩斯极力反对劳动价值论，他却站在西方经济学立场上第一个从总量的角度上思考劳动就业量的决定的问题，用失业的现实反对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力的供求理论，从而与马克思有了相通的地方。 凯恩斯写道:“所以在讨论就业理论时，我只想用两种数量即币值量及就业量。前者是绝对齐次性，后者可变为齐次性。因为只要各种劳工以及助理员之间之相对报酬相当稳定，则为计算就业量起见，我们可以取一小时普通劳工就业为单位，而一小时特种劳工之就业，则依其报酬之大小加权。在凯恩斯看来，构成总量的不同劳动之间是可以通约的，这个通约有两层含义:一是用具有代表性的“普通劳工”的劳动时间来作为劳动就业的基本计量单位;二是利用市场上形成的报酬体系作为加权来换算不同种类的劳动。以“新剑桥左派”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发展了凯恩斯的第一层含义，认为“工资率决定物价水平”，市场上的讨价还价只是使得工资率围绕一个基准上下波动，而工资率的决定力量只能在“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中寻找，从而把目光转向习俗、历史、法律等长期社会因素，以及劳资双方阶级力量的对比。他们不自觉地涉及了价值的“绝对尺度”，猛烈抨击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虽然他们并不赞成劳动价值论，但是沿着这些观点可以找到两大经济学范式之间关于价值理论的融通的线索。 而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囿于市场理念和均衡思想，把目光集中在第二层含义上，就连以研究劳动价值论著称的米克也写道:“(各种不同的劳动)在理论上必须换算，在实际上换算不是根据准确的尺度，而是根据在市场上的讨价还价。米克认识到了不同劳动之间通约的理论困难，却又试图用理论和实践两种尺度进行调和。这个做法不过是对希法亭的回应。 三、劳动与资本的通约—价值尺度的两维刻度 资本与劳动是两大经济学范式的基本概念，而越是基本的概念越是深奥复杂。资本在不同语义里歧义颇多，没有统一的解释。本文认为，资本定义要满足下列条件:第一，完全抽象掉具体物质的内容，我们已讨论过对“终极之物”的通约问题。第二，包含有时间因素，否则就无法解释利息的时间性质。第三，包含有生产力的技术性因素。这是资本的传统语义里的基本内容。 最传统的观点就是认为资本是实物资本，是机器设备、原材料、生产工具或是过去积累的物化的劳动。这显然不满足上述条件一。认为资本是生产条件和环境的总和等观点，虽侧重历史的演化，但是内涵过于宽泛，无法做时间上的分析，不能说明利息的产生，不满足条件二。西尼耳的“节欲论”是纯心理的概念，节欲一年与一个月显然是不一样的，它包含了时间因素，并且排除了物质因素。但是单纯的“节欲”什么也创造不出来，储蓄不能够自动地转化为投资。所以，他的观点不满足条件三。庞巴维克的“迁回生产”是最接近满意程度的资本概念。他的迁回生产过程又是和时差利息论密切相关，迁回生产在经历一个较长的时间后能够带来更大的生产力，所以满足上述三个条件。按照他的定义，资本是一种迁回的生产手段，所有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可以按照等级排序，处于迁回生产顶端的是高级资本。 虽然庞巴维克极力反对劳动价值理论，但是“迁回生产”与马克思的资本定义也有相通的地方。马克思认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是“处于运动过程中的价值，从自身出发并以加大的量回到自身”。资本在形式上表现为可变与不变资本，其实质功能却是通过不断的再生产的循环来实现自身不断增殖的终极目的。马克思和庞巴维克都继承了欧陆哲学的思维传统，在资本定义中彻底排除了实物概念，重视时间和技术的因素，强调再生产循环的社会过程，认为资本是流量而不是存量，是面向未来的不确定的更大产量或价值，而不是对已知的过去的盘点。 于是，迁回生产和复杂劳动也就有了融通的地方。劳动过程不是简单的物质能量的转换，最鳖脚的建筑师也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人类使用实物资本的生产过程是有意识的能动的复杂劳动，也是迁回生产的开始。复杂劳动与经验、技能、知识、资本等因素密切相关。掌握的知识越多，操纵的资本越高级，劳动的复杂程度越高。斯密最早对此有所认识，他把“社会上一切人民学到的有用才能”也算做与实物等同的资本;而舒而茨发展的人力资本理论更加贴近了复杂劳动的概念。它们的形成都需要“教育培训”和经验积累;其目的都是为了递增的报酬或增殖的剩余价值。 随着时间推移和社会进步，生产过程越来越“迁回”，社会的人力资本存量越来越大，“整体工人”的劳动程度也越来越趋于复杂，社会生产力也越来越大。马克思认为在劳动中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是紧密结合的，“自然物本身就成为他的活动器官……延长了他的自然的肢体”。这种延长了的肢体，或者说，由人类所掌握的经验、技能和知识外在地转化的能够操纵的实物资本，就成为社会平均的复杂劳动程度的标志。不仅如此，个别劳动越是复杂，所能够操纵的实物资本也越高级。这里的操纵不是直接的操作，它指的是复杂程度较高的劳动处于迁回生产过程中的较高地位，掌控着所有下游的低级实物资本，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它在再生产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一方面生产出更多的产量和使用价值，另一方面还担负着进一步技术创新的任务，使得迁回生产的链条继续延伸。因此，复杂劳动通约为简单劳动，应该按照它们在迁回生产过程中所处的地位进行系数折算。 至于系数折算的具体方法，本文只能作出粗浅的尝试。如果按照复杂劳动所掌控的实物资本量进行折算，存在着上文讨论过的实物资本的加总悖论，使得这个方法并不可行。我们可以尝试按照复杂劳动在下一个生产周期所带来的产量和使用价值进行折算。产量和使用价值可以用货币量加总，同时在技术上也可以预期。通过技术上的统计，就能为实际折算提供现实资料。当然这只是近似地换算，是价值决定因素中的实践尺度。这并不意味着使用价值量决定价值量，归根到底，这个系数是在迁回生产的过程中复杂劳动的特性所决定的。诚然，产量和使用价值并不是再生产的唯一目标，理论尺度与实践尺度仍然有偏离;但是通过再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价值实践尺度，比在市场中形成的尺度较少地受到偶然因素的干扰，能够最大程度地接近理论尺度。 有人用复杂劳动所耗费的时间和培训、教育等费用为基数来进行系数折算。这些时间和物质耗费是一种沉没成本，只能说明过去而不能面向未来。只有通过对复杂劳动在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的衡量，才能够揭示动态的“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因为人类的学习、技术的进步是加速度的变迁过程，复杂劳动的折算不仅仅是简单的倍乘，而是非线性累积的指数乘积。也只有在扩大再生产的循环中，依据未来的产量和使用价值，才能够反映这种系数的指数特征。 复杂劳动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在劳动价值论中占据关键地位。在迁回的扩大再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不同等级的复杂劳动，是劳动的一般形态，反映了资本(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相结合的特性和劳动对资本(生产资料)的利用程度，是劳动与资本通约的桥梁。所以，价值量是对复杂劳动的计量。对于同等程度的复杂劳动，可以用劳动时间计量;对于不同程度的复杂劳动，必须先折算它们的换算系数。从以上论述可知，这个系数必然也包含了技术的因素。所以说，时间与技术是价值尺度的两维刻度。 四、通约的量纲——一种新的理论尺度 由此可见，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通约矛盾不能依靠单纯的时间标准来解决。如果以劳动时间为单位，则人寿期百年，所有人创造的价值就大致等同，这与现实显然不一致。马克思认为价值量是由劳动时间决定，并且不受技术变动的影响，但是这样就不能进行不同复杂程度的劳动之间的通约。如果要进行不同复杂程度的劳动之间的通约，就要折算它们之间的技术含量，承认技术对价值的影响。为了解决这个两难问题，利用综合时间和技术的复合单位来定义价值是惟一的出路。正如牛顿在自然哲学里对质量的定义表述为每单位加速度的力，价值的量纲应该表述为时间与技术的复合单位。 让我们再次回顾一下庞巴维克的话:“马克思从古代的亚里士多德那里发现了一种思想，即没有等同性就不能交换，没有可通约性就不能等同..…在交换的场合，事情是以商品所有权的变化为结束。这宁可表明存在某种导致变化的不均等和优势。当某些复合体彼此密切接触时，就会产生某种新的化学组合..…事实上，在现代政治经济学家看来，古代经院学者关于被交换商品中存在某种等同的理论是不能成立的。庞巴维克的原义是批评马克思逻辑“三大步”的第一步，即相互交换的商品中包含有等量的质。他的意思是说，商品的交换，就像是能量的流转，总是由“不均等和优势”肇始，并且终结于这种“不均等和优势”的消洱。这个说法是有启发的。不同的分工造成了不同的技术和察赋差异，从而具有了李嘉图式的“相对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不仅可以解释国际贸易，同样可以解释国内的一般性的商品交换。价值的流通，正是基于这种相对优势，从而使得买卖双方有利可图。 这样，价值的复合单位在现实生活中就能够找到根据。在交换中，出于对相对优势的衡量和比较，人们一方面需要计算由劳动时间来计量的实际成本，另一方面也需要对相互之间的生产技术条件和机会成本进行估算对比。马克思写道:“不同部门的生产力水平不能直接比较。我们不能因为生产一盎司金与生产一吨铁需要同量劳动时间，就说金的生产力低于铁。可见，时间与技术因素必须综合地考虑在一起才能在交换中进行相对优势的比较。当金与铁交换时，生产铁的工人会计算在自己现有掌握的技术下生产一盎司金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同样生产金的工人也会计算由自己来生产一吨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当各自都估算出自己的比较优势时，交换就发生了。估算中依据的时间和技术，就产生了新的“价值的理论尺度”。 新的“价值的理论尺度”会受到各种偶然因素的影响，比如供求的数量、讨价还价的势力等等。但是它的决定性的因素，是能够保证再生产的顺利进行。所以恩格斯说:“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价值首先是用来解决某种物品是否应该生产的问题，即这种物的效用是否能抵偿生产费用的问题。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之后，才谈得上运用价值来进行交换的问题。而生产费用，在不同的技术条件下显然是不同的。只有把劳动时间和技术条件结合考虑，才能判断出一宗交换“值不值得”，判断出该商品的价值能否保证它的再生产。 马克思定义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构造一种标准的社会平均技术条件。对于生产同一种商品的不同生产者来说，这是合理的，而对于资本构成不同的众多品种商品的生产者来说，就不太现实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斯拉法的“标准生产体系”一样，排除了技术变动的可能性，不能够反映动态的社会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新的“价值的理论尺度”也需要综合考虑时间和技术。 时间不仅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是哲学家思考的对象。伯格森区分了“真正的时间”和“科学的时间”，认为人类生命延绵的真正时间是不可衡量的。至少，这句话启示了单纯用钟表的劳动时间来衡量价值的困难性和复杂性。过去一小时的劳动与现在一小时的劳动即使在生理上是无差别的，在社会意义上也会有极大的差别。时间并不是均衡的流程，因为社会进步和技术发展总是加速度的。如果说价值量是单纯由劳动时间决定的，那么这个时间是过去生产该商品的时间还是现在再生产同种商品的时间呢?可见，时间和技术关系的理解是本文的关键所在。等量劳动时间创造等量价值，是在不变的技术条件下起作用的规律。当社会呈现整体的技术进步，或者个别劳动中所包含的技术因素起了变化，价值的衡量就要考虑重新计算。 从两大经济学范式相互通融的角度来理解价值理论，不仅解决了复杂劳动的通约问题，而且长期困扰劳动价值论的其他难题也都迎刃而解。同时，可以更为清楚地看到两大范式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它们各自坚持了价值尺度的时间维度和技术维度，“新的理论尺度”为它们的通融搭建了桥梁。 西方经济学论文: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利益和谐思想的比较 摘要：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都围绕经济利益这一核心问题构筑了相应的理论体系，虽然它们对利益冲突的性质、根源及化解途径的认识不同，甚至是相互对立的，但都认为利益关系是社会的本质关系，经济利益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利益关系；利益和谐 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从不同的视角、沿不同的路径对利益和谐问题进行了研究，虽然二者的利益理论有着本质区别，但在它们的理论体系中影响利益关系的基本因子却相同。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劳资利益冲突出发。反向阐述了利益和谐思想的重要性 马克思认为，利益是人类活动的基本动力，“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人类历史的研究前提是“一些现实的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可见，马克思所讲的利益首先是指人们的经济利益。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前提，而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就是满足人们的经济利益需要。因此，经济利益需要贯穿人类社会始终，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前提和动力因素。“社会的每次行动，都是从直接的物质动因产生的”。“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 (一)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基本利益冲突。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为起点，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利益冲突进行了深入剖析。马克思认为，利益的社会本质和社会基础是生产关系，经济利益是生产关系的具体表现，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决定其经济利益冲突的形式和特点。 资本主义的直接生产过程就是劳动过程，也是价值形成和价值增值过程。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是通过资本家雇佣工人的方式实现的，其前提是劳动力成为商品。与一般商品相比，劳动力商品的价值体现了一种特别的、甚至更为重要的经济关系，即体现了资本和雇佣劳动在生产过程中的相对地位及由此决定的新价值的分配关系。 工人作为雇佣劳动者所得到的工资，仅仅是其劳动力的价格，在其劳动力的使用过程中即在劳动过程中，工人创造的价值远远超过其所获得的工资。资本家进行生产的目的是为获取剩余价值。因此，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可见，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决定的分配关系，决定了工资与利润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天然具有相互对抗的性质。因此，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是资本主义社会利益关系的主旋律。 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剩余价值规律的作用，资本家必然不断进行资本积累，扩大再生产。资本积累不仅使资本在数量上增大，而且使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出现机器排挤工人的现象，加剧了劳资冲突。一方面，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在资本总额中，不变资本日益增多，可变资本相对减少，工资在新增价值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小，而资本家的利润所占份额却越来越大。另一方面，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也相应减少，造成劳动供给相对过剩，使产业后备军规模越来越大，并对在业工人构成极大压力。这种竞争力量的存在，进一步增强了资本对劳动的控制，“减弱工人对削减工资、延长工作时间和重构生产过程的反抗。”使在岗工人的待遇更低、劳动条件更差，加剧了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资本积累导致资本主义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贫困在无产阶级一极积累，而财富在资产阶级一极积累，资本主义的分配关系是对抗性基础上的分配关系。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没有削弱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关系，而且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关系，使雇佣劳动者的处境更加恶化。 (二)分析了劳资利益冲突对资本主义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马克思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基本利益冲突及其对劳资双方的影响，还进一步分析了劳资利益冲突对资本主义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所决定的对抗性的分配关系，导致了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矛盾，即生产能力的无限扩张与有限的市场购买力之间的矛盾。一方面，资本在获取最大剩余价值的动机驱使下，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导致生产能力不断扩张，总供给持续增加。另一方面，工资收入在社会新增价值中所占比重越来越低，劳动者购买力受到严重制约，导致总需求不足。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主体是雇佣工人，工资总额是社会总消费能力的决定性因素。但这种“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生产力，也小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同时，随着技术进步，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工资相对于利润在新增价值中所占份额不断下降，又进一步抑制消费的增长，使供求之间的缺口日益增大，产品过剩问题越来越突出，并最终导致以产品相对过剩为特征的经济危机的爆发。 马克思对利益和谐问题有独到的深刻见解。马克思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协调来分析利益和谐的。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是决定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规律，在这一规律的作用下，人类社会经历了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变迁，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虽然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发展，但并未改变社会经济利益关系的对抗性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替代，不过是以资本家对劳动的剥削替代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不仅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相反，还加剧了这一矛盾。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然会被更适合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取代，社会主义公有制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替代，将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消除经济利益的对抗性质，实现社会成员之间的经济利益和谐状态，并以此为基础，最终进入到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纵观马克思的观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推动了社会形态的变迁，其中，社会不同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的经济利益关系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集中体现，同其他经济利益相互对抗的社会形态一样，资本主义社会必将被社会主义社会取代，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和发展规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匹配、协调是经济利益和谐的前提，实现经济利益和谐并不是人类的最终目的，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才是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也是社会和谐与否的检验标准。 二、西方经济学的利益和谐思想 西方经济学的利益和谐思想主要有两种观点，即自然和谐的思想和人为和谐的思想。 (一)自然和谐的思想。和谐其实就是重农主义语汇中的“自然秩序”。按魁奈的说法，社会秩序区分为自然秩序和人为秩序。自然秩序是一种“自然法”，它是客观的、永恒的。而人为秩序则是一种“人定法”，具体表现为政府的制度、规章、法令。人为秩序必须符合自然秩序。如果人们认识到自然秩序并按它来安排人为秩序，社会就处于健康状态，人类就幸福。否则，社会就处于病态。他还认为，只有在自由制度下，个人的利益和社会的公共利益才能达到一致，这就是自然秩序的精髓。 亚当·斯密是在自然秩序和谐的基础上用天然一致的信条来解释效用原理，认为个人的自我利益是人类的本性。斯密在其经济学巨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阐释了“经济人”、“看不见的手”和“自然秩序”的思想。他说：“各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他进一步指出“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在斯密看来，“经济人”对经济物质利益的不断追求是人们经济行为和经济活动的动机，是促进生产发展的原动力。同时，为防止“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时妨碍社会和公众利益，斯密主张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建立一种“自然秩序”，即完全竞争的经济模式。他认为竞争保证利己的追求将改善社会的经济福利，而垄断则代表了不受控制的自我利益和经济福利的最终损害。自我利益不仅推动了畜牧业向农业的转化，而且推动了城市商业社会的发展。 与斯密不同，弗雷德里克·巴斯夏的利益自然和谐是一种乐观主义劳资利益调和论。在其《和谐经济论》一书中，巴斯夏力图引导人们去认识一切正当的利益彼此和谐这个真理。交换是巴斯夏“经济和谐”的出发点。按照巴斯夏的观点，人们在交换中，“能够互相帮助、互相替代对方工作，提供相互的服务。”他还进一步把劳动和资本的交换看做两种“服务”交换的表现。资本家的“服务”是供给工人以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而工人的“服务”是替资本家生产。工资和利润就是这两种“服务”的报酬。在经济自由的前提下，这两种“服务”的交换也必然是等价的。这样，劳资关系也是互相提供“服务”的关系，是绝对和谐的关系。可见，巴斯夏所说的和谐是阶级关系的和谐，其目的在于从正面论证资本主义社会是最好的，是要永存的，因为它是自然的、和谐的社会秩序。 马歇尔的经济利益和谐思想体现在他的均衡价格论和收入分配论中。换句话说，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和分配论本身就是一个自成体系的经济和谐论。马歇尔认为，价格是由市场上供给和需求双方力量相互冲击和制约所决定的，当市场供求力量势均力敌时，就形成了均衡价格。均衡是指经济的稳定状态，此时，所有的“经济人”都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因此，资本主义经济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各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是和谐的，大家相互之间绝无什么对立的矛盾。在均衡价格理论的基础上，马歇尔建立了他的收入分配理论。马歇尔认为，所谓收入分配就是把国民收入在各种生产要素之间进行分割，分配问题实质是生产要素的价格决定问题。马歇尔将均衡价格理论运用于生产要素的价格决定，即生产要素的价格取决于要素的供给和需求，当生产要素市场达到供求均衡时，各要素所有者获得相应报酬。既然如此，要素供给者和需求者也必定实现了各自的目标，从而达到了经济利益的和谐。他还把这种观点运用到国际经济关系中去，认为只要自由往来，穷国和富国都可从国际贸易中得到各自的利益。 (二)人为和谐的思想。边沁是英国的社会学家和哲学家，是功利主义的代表。边沁基本上承认个人是利己的，但他否认利己主义的任何自然的和谐，他用利益的人为一致解释效用，认为集体的利益是个体利益的加总。他所提出的功利主义包括两个原则：一是功利原则或幸福最大化原则，即追求幸福是人的天性，但社会利益只能以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道德准则和立法依据。因此，增加幸福的行为应肯定，减少幸福的行为应否定。二是自我选择原则或自我偏好原则。每个人是否幸福只有他自己最清楚，所以他是自身是否幸福的最好判断者。每个有理性的人都有为自己谋求最大幸福的倾向，主张一切合乎个人利益或兴趣的东西都能增进个人福利的总量即社会福利，所以政府应根据功利原则最低限度地行使权力，即只限于保护自由和财产安全，除此之外不作任何干涉，经济上应实行自由放任政策。但这并不意味着边沁认为经济利益是天然和谐的。相反，他否认利己主义的任何自然和谐。他认为犯罪为利己行为违反公共利益提供了例证，存在犯罪的事实证明不能做到自然和谐。哈耶克将这种功利主义称为看重实效的功利主义，因为他们主张：对每一个行为，都应在充分了解其可见后果的情况下加以判断。这等于宣布，人类在充分掌握了一切相关事实之后，能够建立起一种把一切细节都安排得当的理想的社会制度。 凯恩斯由于市场无法自发实现充分就业而必须依赖政府干预的思想，颠覆了古典经济学的统治地位，使国家干预论取代了经济自由的思想而居于主流地位。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显著弊端是不能提供充分就业。失业的存在以及收入的不公正分配本身就意味着利益的失谐。失业以及收入分配不公是市场机制本身无法克服的缺陷，也就是说，利益的天然和谐是无法实现的，必须通过政府干预给予解决。凯恩斯建立了国民收入均衡决定模型，分析了失业产生的原因，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此外，他还分析了收入分配不均的影响，指出收入分配不均会降低消费倾向。因为富裕的人只把收入的一小部分用于消费，而把大部分储蓄起来；贫困的人会把新增收入的大部分用于消费。因此，他主张用累进税和遗产税来缩小分配不均的幅度，这样便能提高消费倾向，扩大有效需求，提高就业水平。 制度主义者认为，从当代和前辈经济学家们的理论中推论出来的并不是利益的和谐，而是利益的巨大差别。他们认为，人生来就是集体的与合作的人，是有着共同利益的群体。但在群体间也存在着利益冲突，就像大企业对小企业、消费者对生产者、农民对城市居民、雇主对工人、进口商对国内生产者、商品制造者对货币贷放者之间那样。一个有代表性的和公平的政府必须为共同的利益进行调解。 三、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利益和谐理论的比较及启示 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出发，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利益关系的对抗性质，并指出这种相互对抗的利益冲突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形式。马克思认为，在一切社会中，资源尤其是物质资源，都是归一定的人、社会集团或阶级所占有。这种占有就形成了人们之间不同的物质利益关系。资本主义所有制本质是一种私有制，生产资料归资本家所有，由此决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以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以剥削雇佣劳动为特征、以获取剩余价值为目的所形成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相互对抗的经济利益关系。生产关系的这一特点决定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劳动对资本的隶属性质和从属地位，决定劳动成果归资本家所有、雇佣劳动者仅能得到补偿其劳动力价值的工资这种收入分配格局。这样，生产力发展和财富增长只能使少部分人而不是大多数人受益，其结果是失业和贫困在无产阶级一极积累，而财富在资产阶级一极积累。技术的进步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不仅不会改变这种利益关系的对抗性质，反而会加剧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从而加剧资本主义的利益冲突及其基本矛盾。因此，只有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消除这种利益对抗，实现经济利益和谐。 与马克思的观点相反，西方经济学认为，经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本质上虽有矛盾和冲突，但这种矛盾和冲突是可协调的。西方经济学从资源配置的角度展开对利益的分析，认为资源的有效配置状态就是利益和谐状态，因为此时，不仅所有的经济人都实现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社会也实现了整体福利的最大化，整个社会的利益状态是和谐的。这种状态在私有产权、法治、民主等前提下，通过竞争性市场可以达成。即便由于某些原因，如外部性、信息不对称等问题，限制了市场的竞争性，加剧了经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也可通过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改善市场状况，化解经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利益关系是非对抗的，经济人之间可以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实现“共赢”。 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从不同的视角、沿不同的路径对利益问题进行研究，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最根本的分歧在于对资本主义利益关系本质和利益冲突性质的判断。虽然二者的利益理论有本质区别，但在他们的理论体系中影响利益关系的基本因子却是相同的。关注这些基本要素及其影响，对化解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的利益冲突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利益和谐理论的比较分析，可给我们以下启示： (一)利益关系是人类社会的本质关系。无论是马克思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认为经济活动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基础，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是为实现自身的经济利益，人们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所形成的所有关系，都反映了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因此，利益关系是人类社会的本质关系。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差异导致利益矛盾和冲突的产生，并推动了制度变革，所以说，利益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人类社会的变迁正是这一矛盾运动的结果。基于此，构建和谐社会首先必须协调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经济利益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和前提，没有利益和谐，就不可能有社会和谐。因此，和谐社会的本质是利益和谐，认清这一点，对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转型，其实质是利益关系的调整和分配，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利益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一系列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必须调节利益关系，以利益冲突向利益和谐的转化统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二)产权制度是决定利益关系的核心制度。产权制度是制度集合体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制度。产权是一系列用来在共同体中确定每个人相对于稀缺资源使用时的地位的经济和社会关系。产权的界定和分配会影响到经济主体的经济决策和经济活动的结果。因此，产权制度决定了社会利益关系的格局和特点。西方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的私有产权制度能使财产在运用过程中的责任和收益相一致，并激励财产所有者积极地去发现并满足他人的需要，财产所有者按其私利行事，却造成了有益于他人的后果，由利己而实现利他，最终实现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和谐。但马克思则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相互对抗的利益关系的形成，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正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不改变这种所有制关系，则无法实现利益和谐。在经济运行中，产权是交易的前提，无论是物品的交换还是劳务的交换，表面上看是物品在物质上的转让和移动，但实质是权力的转让。因此，交易的实质是产权的交易。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核心内容之一就是产权制度改革，只有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相适应的产权制度，才能通过市场有效调节社会成员的利益关系，实现经济利益的和谐。 (三)收入分配制度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收入分配不仅影响微观主体的经济利益，而且还影响到宏观经济的运行。马克思认为，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收入分配是不公正的，它不仅导致无产阶级的贫困，加剧了社会利益冲突，而且还进一步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需求不足，加剧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使资本主义社会爆发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西方经济学家也十分重视对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凯恩斯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收入分配状况，认为其显著的弊端之一就是财富和收入分配的无原则和不公正。琼·罗宾逊夫人更进一步指出，在资本主义经济增长过程中，工资和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将朝着不利于工人的方向变动，这种收入分配不公还导致社会的有效需求不足，使经济陷入衰退。因此，她主张借助于政府或第三部门的力量，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实现经济利益的和谐。在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伴随着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迅速扩大。社会收入差距的急剧扩大，不仅加剧了利益矛盾和社会冲突，也造成我国长期以来的内需不足，使经济增长不得不依赖投资和出口。要扭转不合理的经济增长结构，使消费需求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量，必须改变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增加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例，并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四)制度对调节利益关系具有重要作用。马克思指出：“利益就其本性来说是盲目的、无止境的、片面的，一句话，它具有不法的本能”。因此，需要制度来对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加以确认和保障。现行制度在本质上不过是人们基于对生产资料不同占有关系上所体现的经济利益关系的结合，是构筑在既得利益关系基础上的包含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思想意识形态等内容的上层建筑。它既要适应现实的利益关系，同时也会对这种关系产生影响。由于利益诉求的多元化和利益差异，必然导致利益冲突。因此，制度的选择实际上是各种利益集团相互冲突和相互妥协的利益博弈过程。在社会变革时代，随着利益关系的调整，整个上层建筑也将发生相应变革，以适应新的利益格局。经济转型：是一个制度变迁过程，其实质是利益的调整和分配。而“制度是人类设计出来调节人类利益关系的一些约束条件。”其根本作用在于保障、维护及协调利益关系。因此，经济利益由冲突走向和谐的关键在于制度建设。 (五)强调机会和权利平等。从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论述可看出，二者都十分重视机会和权利的公平分配。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的悲惨境地源于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权利、地位极不平等：资本家由于占有生产资料，在生产中处于主导地位，工人阶级除自身劳动力外，一无所有，其劳动隶属于资本家。这种权利、地位的不平等，使工人不得不接受资本家的剥削。只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不变，工人阶级的境况就不会有根本改善。西方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公平竞争的经济。机会和权利平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只有在每一个经济主体都能够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的前提下，资源才能实现最优配置。其实，机会、权利均等不仅是市场机制的基本要求，也是社会公平和正义的重要体现。我国经济转型时期所出现的利益冲突，很大程度上是由权利和机会分配不均等造成的。可以说，人们对自身利益状况的不满，不仅表现为对结果的不满，更重要的是对机会、权利分配不公的不满。因此，要化解利益冲突，首先必须做到“穷人能与富人、权贵共享权力和规则”，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具有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和获取收入的权利、机会。 西方经济学论文: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方法论比较研究 摘要：马克思经济学侧重制度分析，通过考察人与人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的关系来解释经济问题。西方经济学侧重于从现象层面进行经济分析，运用个量和总量研究法、均衡分析法、静态和动态研究法、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法、数理模型分析法、制度分析法等来研究资源配置问题。通过对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比较研究，对推动我国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方法论；马克思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比较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突破都离不开方法论的变革，深入了解不同经济学体系的方法论是把握好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关键。本文对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进行比较，对我国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一、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方法论基础的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是制度分析，通过考察人与人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的关系来解释经济的本质问题。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经济学与其它经济学流派相区别的根本标志。在马克思经济学中，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注重对经济制度、经济权力及其历史变迁的研究，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解释社会经济制度变迁，在历史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分析个体的经济行为；把复杂的社会现象归结为经济关系，依据经济关系来理解政治、法律制度和伦理规范，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确定生产关系及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把生产关系的变化归结为生产力的发展变化，从生产力水平出发，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通过社会实践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合规律与合目的的统一。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基础反映了马克思经济学的本质和精髓，并使马克思经济学作为一个整体、一种范式与其它的经济学流派区别开来。马克思经济学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正确反映，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意义不仅在于其理论，而且在于其方法。 当代西方经济学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视为一般和永恒的范畴，从总体上看，其哲学基础是历史唯心主义的人性论，并以个人主义作为其研究的出发点。在这一哲学基础上，西方经济学家运用个量和总量研究法、均衡分析法、静态和动态研究法、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法、数理模型分析法、制度分析法等，并在一定的制度背景下研究资源配置问题。可见，当代西方经济学从其唯心主义世界观基础出发，侧重经济运行分析，研究资源配置及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这些具体的研究方法在马克思经济学中也有类似的体现，虽然马克思并没有从这个角度进行论述，也没有使用过相同的名词。 二、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比较 (一)总量研究方法和个量研究方法的比较与评析。个量研究主要以单个经济主体的活动为研究对象，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研究个体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活动，其特点是把一些复杂的外在因素排除掉，突出个体经济主体的现状和特征。这种研究方法在实践中主要分析单个企业中要素的投入量、产出量、成本和利润的决定及单个企业有限资源的配置、单个居民户的收入合理使用，以及由此引起的单个市场中商品供求的决定、个别市场的均衡等问题。这种研究方法往往将某一个体的具体情况和局部特征表现得非常清楚，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一是难以注意到宏观经济对个量关系或个体经济行为的影响；二是研究结果常常是有条件的，因为这种方法是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排除一些外部经济因素来研究个体经济问题，但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一些外部因素却常常是事物发展的重要条件，有时还可能会成为影响经济运行的主要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研究方法的运用是有条件的，而且研究结果往往与现实不符。 总量研究方法把制度因素及其变动的原因及后果和个量都看成是不变或已知的前提下，以经济发展的总体或总量为研究主体，研究宏观经济总量及其相互关系。如，在研究消费时，只着眼于社会总消费与总收入、总投资、总储蓄的相互关系，对个体的消费行为及其变动则不予关注。这种研究方法由于抓住经济运动的总体状况及总体结构，因而其研究结果对把握国民经济全局具有重要作用。但这种研究方法也有局限性：主要是往往忽视个量对总量的影响。 作为分析经济的具体方法，不论是总量研究方法，还是个量研究方法都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由于个量与总量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加和关系，有些经济现象从总体和个体不同的视角来研究，其结果会有所不同。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就运用了总量与个量研究方法。关于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马克思有时以个别资本为研究对象，有时以社会总资本为研究对象。在对魁奈的《经济表》中运用的总体的研究方法，曾给予很高评价。他说：“魁奈的《经济表》用几根粗线条表明，国民生产的具有一定价值的年产品怎样通过流通进行分配，……无数单个的流动行为，从一开始就被概括为它们的具有社会特征的大量运动，——几个巨大的、职能上确定的、经济的社会阶级之间的流通。”但由于魁奈“有限的资产阶级的眼界”，使他对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进行错误的划分，因此，他虽然天才地应用了总量分析的方法，却不能得出完全科学的结论。从马克思对个量和总量研究方法的运用中，不难发现：第一，马克思的总量分析总是以个量分析为前提，因而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宏观分析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贯性。而二战后以凯恩斯主张的以总量分析方法建构的宏观经济理论中，却缺乏必要的微观基础。这也是近些年来西方经济学理论界为之修漏补缺的重要原因。第二，马克思是在对资本主义现实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作了科学分析的基础上运用个量或总量的研究方法。而西方主流经济学者在运用这些方法时则往往忽视甚至抹煞了现实的阶级关系。 (二)均衡研究方法的比较与评析。均衡分析方法是研究各种经济变量如何趋于平衡的方法。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曾借用机械力学中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研究方法来说明经济均衡。因此，均衡研究方法主要研究各种经济力量达到均衡所需要的条件和均衡实现稳定的条件。虽然，由于影响均衡的条件经常变动，以致难以达到均衡，但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时，研究各种力量的均衡方向，仍然极为有用。均衡分析方法通常有两种：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局部均衡分析是将经济事件分为若干部分，集中考察其中的某一部分，而对其他部分存而不论。一般均衡分析法则侧重用各种经济因素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来分析整个经济体系的均衡，重视不同市场中各种商品和资源的产量和价格的相互关系。如果资源供给状况、消费者偏好、技术函数已知，一般均衡理论便能从数学上证明通过资源和商品价格的自行调节以达到彼此相互适应的水平即均衡状态。 均衡分析法侧重经济数量关系的研究，在正确的思想和理论指导下，其科学性不容怀疑。但当代西方经济学家在运用这一研究方法时都往往忽视量的平衡背后质的关系，甚至用量的平衡取代质的同一性，这往往会掩盖事物发展的本来面貌。如，马歇尔通过市场供求关系的研究，确立了供求相等时的价格为均衡价格，并以此代替价值关系。但他从来不回答为什么供求相等时的价格恰好处在这一水平，而不会处于其他水平。因此，这种分析方法缺乏对价值实体的分析。从均衡方法的具体运用来说，决不能用函数关系代替因果关系的分析。函数分析是量的关系的研究，而因果关系的分析是质的关系的研究，因此，不能用量的分析代替因果关系的研究。波兰经济学家兰格在《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将经济规律和一切规律分为三类，即因果律、同时律(或结构律)和函数关系律，并指出：“最基本的是因果经济律，因为其他两类经济规律都可以转化为因果律”。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中，也完整系统地运用了均衡分析法，在分析供求时马克思不仅分析了竞争如何使供求趋于一致，同时也着力分析在供求一致时的价值决定问题，这实际上是分析价值实体问题，因此，马克思能科学地揭示价值是价格变动的内在根据。马克思对社会再生产的研究实际上也是均衡分析，他深入地研究了社会再生产平衡发展的实现比例或均衡条件，但并不说明资本主义经济是均衡的，而是说明资本主义经济难以达到均衡，并且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均衡是如何形成的及其深刻的社会原因。 (三)静态和动态研究方法的比较与评析。静态研究方法是抽象掉了时间因素和变化过程而静止地分析问题的方法，主要为了说明什么是均衡状态和达到均衡状态需要的条件，而不管达到均衡的过程和取得均衡所需要的时间。当已知条件发生变化后，均衡会由一种状态转化到另一种状态。如果只着眼于前后两个均衡状态的比较，而不考虑从一个均衡点到另一均衡点的移动过程和经济变化中的时间延滞，则被称为静态的研究方法。动态分析方法是对经济体系变化运动的数量进行研究，通过引进时间的因素来分析经济事件从前到后的变化和调整过程。汉森在《凯恩斯学说指南》中引用拉格纳·佛里舒的话说“不但考虑在某一时点的系列数值并研究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而且要考虑在不同时点某些变数的大小，同时我们引用某些足以在同时属于不同时刻的其中数值的公式，这是动态学说的重要特点。只有通过这种学说，我们才能解释一种情况怎样从前面的情况中产生出来。”希克斯在《价值与资本》中指出：“我把那些我们并不计较日期的经济理论称之为静态经济学；而把那些对每一个数量都必须注上日期的理论称之为动态经济学。” 由此可以看出，用是否考虑经济数量在时间上的变化来区分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如何将根据有无时间的变化与有无增长来区分的动态和静态分析统一起来?阿克利在《宏观经济学》中指出：“静态分析，不论简单的或比较的，都只集中在均衡位置上面。它既不涉及达到一个均衡位置所需要的时间，也不涉及各个变量向均衡状态所经过的路线。这是一件关系动态分析的事。”“如果均衡是在时间推移中没有变动的一种状态，那么只要均衡保持着，一种关系的时间维度就可以略而不论。”按阿克利的意思，尽管均衡是在时间中变动的，但量上没有变动，可按静态来处理。瑞典学派的林达尔在《货币与资本》中认为：“没有经济事物不是在时间中进行的，如果要具体考察动态与静态，我们就可以给出一个一般方程，然后又将具体的经济量值带入方程中，如果在量上不变动，这就是一种特殊的静态。如果有量上的变动，就称为特殊的动态。” 西方经济学的静态与动态分析法各有所长。静态分析可有效说明均衡的条件，而动态分析可观察到经济变化的过程。马克思认为物质总是在一定的时间与空间中运动的，运动是普遍的，静止是相对的，静止不过是运动的一种特例，并且认为静止是事物存在的必要条件，否则任何事物都不具有质的稳定性。但决不允许用静止掩盖和替代事物运动变化的绝对性。质量互变规律告诉我们必须在质量互变中研究动态与静止。因此，西方经济学中的静态与动态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的运动与静止是不同的，前者主要局限在数量关系上。 (四)实证分析法与规范分析法的比较与评析。实证分析简言之就是分析经济问题“是什么”的研究方法．。侧重研究经济体系如何运行，分析经济活动的过程、后果及向什么方向发展，而不考虑运行的结果是否可取。实证分析法在一定的假定及考虑有关经济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前提下，描述、解释或说明已观察到的事实，对有关现象将会出现的情况做出预测。客观事实是检验由实证分析法得出结论的标准。樊刚指出实证研究作为一种经济研究方法的基本特征是：“从经济现象的分析、归纳中，概括出一些基本的理论前提假设作为逻辑分析的起点，然后在这些基于现实得出的假设基础上进行逻辑演绎，推导出一系列结论，并逐步放松一些假设，使理论结论更加接近具体事实。”规范分析法是研究经济运行“应该是什么”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主要依据一定的价值判断和社会目标，来探讨达到这种价值判断和社会目标的步骤。 现代西方经济学认为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具体的经济分析都不可能离开人的行为。在实证分析法中，关于人的行为的社会认识是其分析的基础，完全的客观主义是不存在的。从经济理论发展的历史来看，“除少数经济学家主张经济学像自然科学一样的纯实证分析以外，基本一致认为经济学既是实证的科学，又是规范的科学，因为提出什么问题来进行研究，采用什么方法来研究，突出强调那些因素，实际上涉及到个人的价值判断问题”。 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还没有实证分析这个方法论术语，在一些学者看来，马克思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强调的只是规范分析。其实，马克思主张的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分析方法，就是规范与实证有机结合的方法。马克思的历史分析方法可以说就是一种实证分析方法，是“动态实证”。马克思十分重视对事实的分析。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序言中他说：“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考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我要在本书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马克思很重视实证分析，如，马克思对分工、生产、交换、市场、利润、利息等范畴的考察和研究都是实证分析，他的经济研究实践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五)数理模型分析方法的比较与评析。数理模型分析方法可使对经济过程和经济现象研究的表述更简洁清晰，推理更直观、方便和精确，使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更加条理化、逻辑化和明了化。与英国的斯密、李嘉图，法国的魁奈、西斯蒙第及德国的李斯特等同时代的经济学家相比，马克思是当时经济学大师中运用定量分析最多和最好的。《资本论》在数学方法上，除运用简单的加减乘除之外，还有比例关系、函数关系、不等式及众多的统计图表。保尔·拉法格在《忆马克思》一文中提到马克思对数学分析的评价，马克思认为：“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完善的地步。”恩格斯认为：“单靠数学演绎就确定一个论断为真理的事，这种情况几乎从来没有，或只是在非常简单的运算中才有。”而且列宁也指出：“数学公式本身什么也不能说明，它只能在过程的各个要素从理论上解释清楚以后对过程绘图说明”。可见，马克思经济学对数学的运用，只是把数学当成一种工具。而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把数学当成一种目的，以数学化的程度来评价经济学达到的水平。 (六)制度分析方法的比较与评析。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家们就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在制度不变的前提下研究经济问题。在一定情况下，这种假定有利于经济学家对经济问题做深入分析。但在许多情况下，经济行为远比传统经济理论中的经济人假设复杂得多。因此，制度经济学家创立了将制度作为变量，用正统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分析制度的构成和运用，采取结构分析法、历史分析法和社会文化分析法来研究经济问题，揭示制度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并发现这些制度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经济学方法论。总体来看，制度分析方法的特征主要有：第一，动态化特征。即用进化或演进的眼光看待经济世界，这是制度分析方法的一个突出特征。制度分析方法特别看重制度的演进，而且认为促进制度演进的真正动因是技术的变化或技术的能动性，同时还认为技术变化和经济政策之间存在互动关系。因此，必须在制度演化的动态过程中去寻找问题形成的原因。第二，“非纯粹经济分析”的特征。制度分析方法始终坚持一种信念：社会经济是一个整体，经济系统中一切事物之间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而且任何事物都是其他事物的原因。所以在研究经济问题时既考虑“经济因素”，又考虑“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并把法律、政治、社会意识形态等非经济因素纳入经济研究的内生变量中。第三，方法论的集体主义特征。从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历史来看，经济学对人类行为的分析有两种途径：一是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二是方法论的集体主义。正统经济学是以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为基础，而制度经济学则带有强烈的方法论集体主义色彩，他们认为对制度这一集体行动的考察和描述才能最好地理解个人的经济行为。第四，具体化特征。制度经济学家使用正统经济理论去分析制度的构成及运行，并发现这些制度在经济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因而在研究方法上带有具体化的特点，侧重研究微观经济制度，并更多地从现象上和形式上进行分析，较少进行内在矛盾的分析和考察。其理论核心总是围绕制度的内涵和构成、制度变迁和创新、产权制度和国家理论这些具体的制度范畴。 制度分析方法不是西方制度经济学家的独创，其实马克思就是一个制度经济学家，他的生产关系分析实质就是制度分析，与西方制度经济学家不同的是，马克思是从本质上来进行制度分析的，西方经济学家则是从现象上进行分析。由于西方经济学的制度分析方法注重从现象和形式上进行制度分析，因而具有客观实用性，所以它针对当代外部性经济问题的解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并被广泛运用于经济理论的研究中。 三、结论 (一)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具有不同的经济学方法论。马克思经济学是制度分析，侧重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通过人与人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关系的考察来解释经济的本质问题。西方经济学侧重于经济运行分析，研究资源配置、研究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经济学是人们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创造性活动中，进行观察和感悟事物所形成的理性结论。 (二)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具有不同的方法论基础。西方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历史唯心主义的人性论，并以个人主义作为研究的出发点。马克思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相区别的标志，它反映了马克思经济学的本质和精髓。 (三)借鉴当代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实现马克思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和发展。西方经济学在其漫长的发展经历中，实现了研究方法的不断革新，这是我们在创新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过程中可以借鉴的。如，数学方法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运用，确实使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某些研究变得更加精确。从当前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情况来看，数理方式已被引用到一些经济学的研究中，这标志着中国经济学的进步和方法论的创新。但在应用中，既要克服以往忽视运用数学的缺陷，适当增添经济数量的成份，又要防止走西方过度数学化的另一个极端，防止数学方法的滥用，把科学的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又如，我国目前正处在经济体制的转型时期，一些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规则和制度不健全，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出现大量的问题。这些问题完全靠传统经济理论所提供的办法难以解决，因而制度分析方法对研究转型时期的经济问题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西方经济学论文: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差异性和互补性研究 摘要：马克思经济学的生命力在于其从现象到本质的研究路线及对不合理的现实进行剖析和改造。但局限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它的分析主要停留在有关社会制度的宏观层面，缺乏对微观制度的具体分析，这也正是马克思经济学研究所面临的困境。在微观行为机理及影响因素实证方面，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有很大发展。马克思经济学的发展需要契合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具体微观问题的工具、模型及理论。将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表达工具和检验手段结合起来，就可形成更全面的分析体系。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路线；契合 以马克思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和以新古典学派为代表的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原本是统一的，有共同源头，其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主要研究稀缺性资源的配置问题。二是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关注社会关系中人的互动行为。因此，探讨马克思经济学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的差异性和互补性，通过相互之间的沟通来促进两者发展，并最终使经济学成为一门更为完善、成熟的学科，就显得非常重要。本文就两者的契合性作以探究，尤其是探究如何契合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思维、理论来发展马克思经济学。 一、马克思经济学的生命力及当前的困境 马克思经济学的根本特征在于：它认为基于力量博弈而形成的均衡世界并不是合理的，而是偏离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合理要求，从而出现一种异化状态。因此，马克思经济学不仅要认识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基于这种目的，马克思经济学在研究具体的社会经济问题时遵循从现象到本质的基本路线：首先，透过现象去探究经济现象的本质。其次，分析事物的现状表现。再次，剖析现状的成因及其偏离本质之处。最后，分析异化现状下的种种行为及其造成的危害并寻找纠正事物异化的途径。 马克思经济学在如下几方面比西方主流经济学深刻得多。一是在研究的根本目的上。马克思经济学是人本主义的，关注整体社会和弱势群体的福利提高。因此，不仅关注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及相应的物质资源的创造问题，而且还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相应的社会资源的创造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则是物质主义的，在既定社会制度的情况下仅仅关心资源的配置问题。二是在研究的基本领域上。马克思经济学认识到整个社会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因而关心公共领域的制度安排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则从孤立的个体主义出发，探究私人领域中的发财致富问题。三是在理想状态的选择上。马克思经济学认识到经济现象从属于社会系统，因而努力探究事物的本质，并把这一本质视为未来所要回归的基本方向或理想状态；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想状态则是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而这种假设往往不现实或根本不能实现。四是在基本立场上。正因为认识到现状与本质之间的差异，因而马克思经济学基本上是批判性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则热衷于通过供求分析来解释现状，并在伦理实证主义的支配下为现状辩护。 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所赋予的使命的原因，马克思的研究主要停留在有关社会制度的宏观层面，是对社会发展总体趋势的分析，缺乏对微观制度的具体分析。因此，在资本主义基本制度被推翻后，马克思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国家中具体微观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就显得力不从心，这也正是马克思经济学目前所面临的根本困境所在。 二、马克思经济学在微观理论基础上的不足 正因为马克思关注的是社会制度问题，导致其理论在某种程度上缺乏微观基础的支撑。如，尽管马克思经济学从劳动投入角度探索商品生产，并从协作角度梳理了分工的深化和组织的嬗变，但它并没有具体探究微观组织中的劳动配置问题，也没有具体考察组织内部的协调机制及其影响因素。再如，尽管马克思经济学从权力结构的角度研究社会利益的对抗和冲突，但它分析的基本单位是阶级，把具有相同阶级地位的视为一个整体而采取共同行动，并由此深入探究了阶级利益的对立及由此产生的阶级斗争。因此，其研究的是整体主义，而并没有进一步分析阶级成员的行为心理，从而对集体行动的判断似乎缺乏微观的个体基础。 尽管以马克思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对事物的本质展开深刻的分析，其经济学结论之间存在较为严密的逻辑一致性，但不可否认，其基本理论也是建立在特定的引导假定上，这种引导假定并不一定就反映事物的真正本质，一旦某些微观假设出问题，那么，整个理论的可信性也就会受到质疑，其应用于实践也会带来深重的危害。如，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是建立在同质劳动的基础上，而同质劳动显然已越来越不符合社会的发展现实。再如，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也是建立在劳动市场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但这显然不符合现实。然而，迄今为止，人们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其总体性质方面，而很少对其微观理论基础进行审视。因此，马克思经济学往往缺乏更为微观的具体分析，马克思经济学要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并构成一个更为完美的理论逻辑，就必须注重微观方面的探究。 三、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契合 要进一步为马克思经济学提供微观分析的基础，就需要契合两方面的知识和理论：一是其他社会学科近年来的发展，包括心理学的新近发展、道德哲学的新近发展，等等。二是西方主流经济学近年来的发展，包括不完全信息下的人类行为、互动行为的博弈基础，等等。其实，不仅马克思经济学缺乏对微观行为的探讨，即使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也存在微观和宏观之间的脱节：以理性选择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集中于微观方面，而以心理学定律为基础的凯恩斯经济学则关注宏观方面。当然，后来由于新凯恩斯经济学在不完全信息的基础上重新借鉴新古典的理性选择理论，从而为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奠定微观基础。同样，也正是基于这种契合，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行为机理也逐渐为其他的宏观社会现象提供有益的分析基础。显然，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也是经济思想长河中各有侧重的两个主要支流，它们也理应汇合在一起。只有两者相结合，才能更好地理解事物的发生、发展和进一步演化的规律。特别是，尽管目前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门学科存在很大分歧，但两者在本质上是相辅相成的，共同构成经济学理论体系。 纵观经济学发展史，可得出如下几点结论：一是经济学本质上是统一的。当前割裂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大范式的研究内容各有偏重但更具互补性：政治经济学主要关注人与人关系的层面，西方经济学侧重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层面。二是研究内容的不同导致两者在研究方法上也存在很大差异：西方经济学偏重于抽象演绎、个体主义、形式理性及均衡的分析，而政治经济学则强调历史归纳、整体主义、实质理性及演化的分析。三是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政治”是“社会关系”的含义，它研究社会关系中人的行为，把经济学视为社会科学的研究范畴，并注重事物本质和事物之间作用的内在因果机理。四是西方经济学从功能主义出发，有助于揭示事物之间的功能联系及分析均衡状态，基于自然主义取向而偏重研究抽象人的行为，这导致其逐渐走向数理模型化道路，而这种模型化道路并不适合于探索事物之间内在因果机理和本质的政治经济学。五是基于内容和方法的差异。两者在分析的前提假设上也存在某些不同：西方经济学讨论的抽象经济人是同质的，而政治经济学探索的社会人是异质的。六是尽管方法论存在差异，但这些方法也都是兼容的。如，历史归纳和抽象演绎、演化和均衡等仅仅是经济学研究的不同视角，因而两大经济学范式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可以得到很好的契合，从而促使经济学的发展。 尽管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有一个共同源头，但自古典经济学以后，这两方面内容却越来越分裂了，并形成两个越来越对立的学科。一方面，自从边际革命开始，西方主流经济学逐渐抛弃了对制度反思和改进的思路而将其研究对象逐步限定在物质财富上，从而演变为研究稀缺资源如何配置的学问。后来，经过几代人为建立“纯”经济学而不断地借鉴数学工具，西方主流经济学终于发展出了在表达上越来越精确的微观技术，但却因抛弃了伦理学内容而越来越与现实相脱节。另一方面，基于马克思经济学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内容抽象化、永恒化而主张历史地分析经济活动中人的行为及其动机，逐渐形成了以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从而缺少对微观行为的研究。因此，西方经济学会越来越倾向抽象而孤立的形式主义分析，而政治经济学则更倾向于结合其他社会科学进行历史和现实的分析。显然，从两者的基本特质上讲，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更为生动和多样，也更具启发性，从而具有更重要的发展意义。 重新审视两者的互补关系，甚至将两者纳入统一分析框架，这已越来越成为明智经济学家的共识。而且，纵观经济思想发展史，经济学理论的每一次重大发展都产生于一次意义重大的折衷。显然，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能对当前存在的两大经济学范式作全面而系统的梳理：首先，要对两个基本范式进行比较就必须梳理经济学的发展轨迹，必须探究经济学的本质。一方面，要对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之争作以辨析，另一方面，对两种范式分歧的原因进行挖掘。其次，对两个基本范式的研究内容和方法进行比较：在内容上，主要考察边际革命引起的争论及变革时的社会背景；在方法上，主要探究历史归纳和抽象演绎、原子主义和整体主义、同质性均衡和异质性演化的差异和形成背景。再次，为探究两个基本范式的互补性，还须对各自的演化轨迹及所面临的危机进行剖析，挖掘内容和方法上的共通性。具体说，这些工作主要包括：探究和梳理经济学这门学科的研究目的、内容及其演化；分析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兴衰历程；梳理政治经济学的特点、发生、发展及趋势；从研究内容出发比较两大经济学范式的方法论；剖析主流经济学基于个体主义和抽象演绎基础上均衡分析方法的形成及其功能分析的内在缺陷；探索政治经济学基于因果关系所形成的方法论特色；思考两种范式之间沟通和互补的内在机理及构建统一经济学的可行性。事实上，只有对两大基本范式的特点及其形成渊源作系统的比较分析，在揭示其差异性的同时又对内在的共通性进行剖析，才可以真正勾勒出构建统一经济学的基本思路。 根据理论研究所包含的四个层次：方法论层次、理论构建层次、思维表达层次、理论检验层次，可将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基本理论观点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表达工具和检验手段结合起来，形成“马经为体，西经为用”的分析体系：一方面，马克思经济学从根本上是要揭示事物的本质，这是对经济学长期发展的探索。另一方面，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则偏重于具体的分析工具和手段，并热衷于对短期内的现状分析。当然，对本质的探讨需要非常广泛的知识，特别是梳理和继承前人的认知和观点，需要对各方面知识进行契合，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他人的理论和观点抱有宽容的态度，并积极进行沟通和交流，而不是像当前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截然割裂，相互漠视和轻视。 西方经济学论文: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产权理论比较研究 摘要：马克思经济学产权理论和西方经济学产权理论是两大不同的理论体系。把两种理论体系进行系统比较，有助于在我国的产权改革过程中坚持马克思的产权理论，并借鉴西方经济学产权理论中的有益之处。 关键词：产权理论；马克思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比较 目前，学术界存在两种主要的产权理论体系：一种是马克思的产权理论，另一种是以科斯为首的西方经济学产权理论。对马克思的产权理论，有的学者抱有一定的偏见和误解，无视马克思在产权理论方面取得的成就，否认或贬低马克思产权理论。而对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则采取盲目崇拜的态度，认为只要实行了新自由主义的产权理论就能彻底解决我国国有企业的问题。其实，早在100多年前，马克思就有了科学、系统的产权理论。著名西方学者s·佩乔维奇在他的《马克思、产权学派和社会演变过程》一文中，高度评价了马克思及其产权理论，认为“马克思是第一位有产权理论的社会科学家”。对马克思产权理论所取得的成就，熊彼特也赞扬“是以穿透崎岖、不规则的表层，并以深入历史事物的宏伟逻辑的眼光来领会的”。对上述两种理论体系进行系统的比较，有助于把握两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摒弃错误思想的干扰，坚持正确的理论指导，进一步推进我国的产权改革。 一、关于产权的研究目的比较 马克思的产权理论是以剖析资本主义制度为目的，它通过由抽象到具体的逻辑手段，揭示资本主义产权制度的本来面目及资本主义制度下产权的本质，说明资本主义产权关系的虚伪性和不合理性，进而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得出其必然灭亡和必然被社会主义产权制度所取代的科学结论。在马克思看来，所有权无非是建立在物的基础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资本主义私有制反映资本主义制度下一部分人无偿占有另一部分人劳动的剥削实质。这种不合理的产权关系或所有制有违社会公平，激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灭亡和新的生产方式的产生。 西方产权理论的目的和任务是要表明产权的内容如何以特定的和可预期的方式来影响资源的配置和使用。西方产权理论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它从交易费用出发，依据交易费用的高低来安排和调整产权关系和产权制度，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美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西方产权经济学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贡献”在于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给予新的理论解释和辩护，试图证明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合乎理性，而公有制则是非理性的。 二、关于产权的研究方法比较 马克思产权理论的方法论是科学抽象法、逻辑与历史一致法、有机整体方法论。马克思的研究方法为产权理论研究提供了科学的哲学背景，使产权理论形成了系统、整体、动态的理论体系。马克思认为，社会不是个人的简单加总，社会整体决定了个人的属性，思维的出发点不应是抽象的个人，而是现实的处于社会联系中的个人，人是处在社会整体联系中的，是多种规定性的有机统一。按这种系统、整体、动态的方法，一定社会的所有制形式和产权结构不是个人之间自由交易和自由契约的结果，而是社会结构的整体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产物，不是理性的个人自由选择导致了产权制度的变迁。相反，是社会结构和产权制度的变迁决定个人的行为方式和选择空间。因此，产权制度首先不是个人之间的一种交易关系，而是不同阶级或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一种生产关系。 现代西方产权理论采取的是个体主义的方法。西方产权经济学家认为，产权关系首先是个人对财产的一种排他性的占有关系，这种占有关系在给经济主体带来利益的同时，也产生交易成本；产权制度的形成和变迁是个人在交易成本约束下追求利益最大化而进行自发交易的产物。可见，西方产权理论对产权问题的分析完全是建立在以成本——收益分析为核心的新古典经济学理性经济人范式之上。这种把社会的、历史的人抽象成无差别的、理性人的分析方法显然是主观臆造和错误的。 三、关于产权的研究层面比较 马克思所说的产权主要是指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他把生产资料从一般产品和资源中分离出来，当作社会经济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决定性因素。马克思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宏观层面分析了所有制和财产关系。马克思对产权理论分析的焦点是放在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成因和发展趋势上。因此，他没有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根本制度不变的前提下有关产权及其产权制度的调整这类问题上。总的来说，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侧重于历史规律、经济制度等宏观整体层面的分析，当然不可否认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也有微观层面的分析。需要强调的是微观层面的产权分析只是马克思所有制整体分析范式中的一个环节，不是分析的重点。 西方产权经济学所研究的作为交易关系的产权制度是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为既定前提和背景的。现代西方产权理论从市场经济运行的具体机制、经济个体的交易行为和契约关系、法权关系、成本收益关系等方面来分析产权关系。因此，现代西方产权理论无论在内容还是在方法论上都具体化、定量化和微观化。也就是说，西方产权理论主要是从微观层面来分析产权关系，是一种微观个体的分析范式。如，科斯在其《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所讨论的产权问题就是围绕产权的法律界定及其产生的成本收益关系而具体展开的。诺思也认为，产权是个人对他们所拥有的劳动、物品和服务的占有权利，占有是法律规则、组织方式、实施及行为规范的函数。 四、关于产权起源的比较 马克思对产权的起源主要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阐述的。他认为，公有产权的产生是由原始共同体所处的自然条件决定的。在恶劣的原始自然条件下，如果人们不建立公有的产权安排，不进行广泛的协作和分工，人类就难以抵御自然条件的侵袭而无法生存下去，公有产权关系是人类早期得以存在的基本条件。因此，公有产权的产生是自然的，其动力来源于人类生存的需要。私有产权是在公有产权的基础上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家庭的演变而产生的。生产资料的私有化是在强制的前提下逐步取代原始公有产权关系的。“私有财产的统治一般是从土地占有开始的，土地占有是私有财产的基础”，“产是私有财产的第一个形式”。可见，私有产权是在自然形成的公有产权的基础上，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家庭制度的演变而逐步产生的。私有产权不是永恒的，它必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最终被消灭。 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主要是从资源稀缺和人口压力等外部条件人手研究产权起源的。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产权就是指私有产权，产权的起源也就是私有产权的起源。产权是在产权主体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经济活动中自然演变产生的。西方产权理论认为人类迄今为止只经历了一种产权形态，即起源于中世纪晚期的私有产权。在他们看来，欧洲封建庄园制度不存在产权关系，原因在于那时的财产占有方式是通过掠夺和强制实现的，而不是通过经济力的作用自发形成的。诺思认为，欧洲中世纪时代在封建公约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私有产权是资本主义兴起的直接根源，是推动西方世界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中世纪前，以封建公约为基础的资源共同占有和利用的封建社会始终处于一种无产权状况。 五、关于产权绩效的比较 马克思对产权绩效的评价主要以生产力为基础。认为“不同所有制或产权结构的合理性只能到社会历史运动的规律，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去找寻”。马克思强调所有制既可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也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如果财产关系和利益关系合理，这种合理的经济制度必将促进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反之，则会阻碍生产力的进步。因此，应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要求。同时，马克思分析了历史上各种产权制度的绩效。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所有制对奴隶制和封建制来说是一个巨大进步，它消除了劳动力的非经济的人身依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但资本主义的产权关系所推动的生产效率的提高是有限的，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这种产权关系最终会阻碍和破坏生产力的发展，被新的产权制度所取代。 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由于从抽象人性论出发，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合乎理性，私有产权能引导人们实现将外部性内部化的激励，是最优的、最具效率的。公有产权的不明晰必然导致公有产权的滥用，使资源配置达不到最优状态。因为判定一种产权结构是否有效率，关键看它能否为它支配下的人们提供比外部性更大的内在刺激。在公有产权下，由于共同体的每个成员都有权分享共同体所具有的权利，人们在公有产权条件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结果是公共财产的低效率。 六、关于产权结构的比较 马克思认为广义所有权或产权是由终极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等构成的权利束，其内在结构可有多种组合。如，共有产权、国有产权、集体产权、合作产权、个体私有产权等。由于马克思研究的目的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分析所有权的不同形态、所有权的本质及其变迁规律，所以其更重视对所有权的分析，突出对终极所有权的研究。当然，马克思也对股份公司的“两权”分离作了一些原则性的说明，而对其分离的条件、具体的产权结构以及资本所有者如何对经营者进行控制等问题尚未进行详细描述。 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在具体的产权结构方面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阿尔钦和德姆塞茨在科斯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团队生产理论，认为企业的本质特征在于一个拥有中心剩余索取权的“中心签约人”。由于企业中存在专用性资产，容易遭受“套牢”或“敲竹杠”的机会主义行为的侵害，所以企业所有者就应是那些对企业专用性资产进行投资并享有剩余索取权的人。哈特等人认为“剩余索取权”并非是一个完备的概念，企业所有权的真正含义应是“剩余控制权”。在合约不完全时，没有在合约中详细规定的那些权力即剩余控制权，应归资产所有者所有，他们因此发展了一个“不完全合约”理论或gmh理论。就企业的产权结构问题，目前多数主流经济学家认为，非人力资本与人力资本相比其专用性更强，更容易受到侵害，非人力资本所有者获取剩余收入，承担着企业的经营风险，因而应成为企业的所有者，“资本雇佣劳动”具有天然的合理性。 七、关于产权变迁的比较 马克思把所有制的产生、发展和变迁放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去考察，即放到历史发展规律中去考察，认为产权制度和产权形态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在马克思看来，一定社会的所有制形式或产权结构不是个人之间自由交易和自由契约的结果，而是社会结构的整体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结果。生产力是既定的物质前提，人们不能自由选择，所以也就不能自由选择由生产力决定的所有制结构及其法律表现——产权结构。马克思还尖锐地批判道：“要想把所有权作为一种独立的关系、一种特殊的范畴、一种抽象和永恒的观念来定义，这只能是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 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是建立在抽象人性论和个人主义方法论基础上。西方产权学派尽管有时并不否定私有产权是由公有产权转化过来的，但经常把产权等同于私有产权，并认为交易成本相对较低的私有产权只能被精细化和多样化，而不可能被完全取代。诺思认为产权是个体对他们所拥有的劳动、物品和服务占有的权利，私有产权是独步单方，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因素，是唯一可靠的途径。这样，在西方产权学家的头脑中，私有产权就变成一个永恒的经济范畴。他们把产权视为源自超历史的人的自利本性，是具有独立财产权的理性的个人为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而建立的契约关系，而特定契约关系的形成是比较不同契约安排的交易成本的结果。产权是一种人为的制度安排，法律创造了产权，人创造了法律。所以产权本身不是在历史中生成和变迁的，而是脱离生产状况、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的。西方产权理论认为产权制度是人类的一种创造，当制度变革带来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行为主体便会推动制度变迁。因此，资本主义的财产制度不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而是历史发展的起点；不是生产发展的结果，而是生产发展的前提；不是客观经济条件生成的，而是人的自然本性规定的。 八、结束语 综上所述，可看出，马克思的产权理论和西方经济学产权理论是两个不同的产权理论体系。由于两大产权理论体系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阶级立场不同，所以研究的目的、方法、内容和得出的结论也不同。总的来说，马克思产权理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运用科学方法，揭示了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本质和运动规律，在理论深度、体系和逻辑上更具优势和说服力。而西方产权理论由于方法论、研究立场等局限性，得出的结论则相对肤浅，具有片面性，不能够把握问题的本质。因此，在我国产权改革的指导思想上，应以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为指导，不能含糊和动摇。同时，也应看到，马克思的产权理论毕竟是一百多年前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的理论，还没有涉及如何处理社会主义时期特别是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国有企业在经济运行中的各种产权关系问题。因此，应积极借鉴西方产权理论的合理之处，用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来指导我国的产权改革实践。 西方经济学论文:论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位置和功能 摘要：准确定位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位置和功能，需要把握好以下问题：要正确看待西方经济学，分清西方经济学和当年马克思批判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关系，鼓励对西方经济学进行创新性研究，有分析地加以利用；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在教学和研究中的指导作用，理解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涵，采取与时俱进的态度来创新和发展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针对社会主义国家建设过程中出现的社会各阶层之间利益关系的矛盾，来创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深刻认识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互补性。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马克思 近两年来，我国报刊上讨论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位置、功能的文章很多，其中有多种不同的看法，有些甚至是完全对立的。分析这些不同看法产生的根源，主要在于我们正处于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一方面社会基础在变，而且变得相当快。另一方面，虽然上层建筑相应地也在变，但变的速度比较慢。因此，就出现了差距和矛盾，自然就形成各种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准确定位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位置和功能，需要我们把握好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怎样看待西方经济学 (一)现在大家讲的西方经济学和当年马克思批判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虽然有继承关系，但内容却发生了很多变化。过去，我们认为西方经济学只是为资产阶级私有制辩护的庸俗经济学。然而，在西方经济学里却很少涉及这方面的内容。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在西方经济学者看来是毋须讨论的既定前提，尽管这种观点存在着问题，但在他们现在的书中所研究的重点早已不是这个问题了。西方经济学现在也讲“制度”，但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生产关系总和制度，而是选择资源配置方式的机制体系，即西方经济学认为的最有效的经济资源市场配置机制。这里讲的制度已具有了另外一种涵义。20世纪以来，在西方国家也出现了新制度经济学，其侧重用交易费用的观点分析问题，这种分析方法可以作为政治经济学中生产关系研究的一个补充。 (二)应鼓励对西方经济学进行创新性研究并有分析地加以利用。田国强在2005年《经济研究》第2期发表文章指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有作用(事实上，二战后西方国家领导人都曾先后利用过西方经济思想，如货币主义、供应学派的思想等)。由于我们在改革经济体制方面已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所以我国也可有分析地利用西方经济学分析研究人类社会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方法。事实上，我国在很多方面(主要在经济政策和经济措施方面)已经有分析地加以利用了。如，按照西方经济学的划分方法，把经济问题分为微观和宏观两部分。在宏观方面，我们也在利用西方惯用的调控手段，尽管在调控的具体措施方面有所差别，但基本方法大体类似西方经济学的方法。另外，中国不少学者尤其是中青年学者，都喜欢用西方经济学的方法研究问题，说明西方经济学有吸引人的地方。如，有人就说西方经济学比较具体实用，不是脱离现实讲空道理。为此，我们应鼓励对西方经济学进行创新性研究，并敢于将研究的成果引入到教学中去。 (三)对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不宜采取片面的强制措施来扶一个压一个，而应兼收并蓄，为我所用。目前，西方经济学在我国传播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快，但应该承认西方经济学的吸引力越来越大，许多中青年似乎更热衷于西方经济学的方法体系。现在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中国真正懂得政治经济学又熟悉西方经济学的人太少，评论起来往往不是偏于这一方，就是偏于那一方，很少能做出全面中肯的科学评价，有时甚至还出现盲目跟风的现象。如，有人把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绝对对立起来加以批判，这显然有些过于偏执。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虽然属于不同的思想体系，其中确有某些对立的成分，但由于它们研究资本主义是从不同侧面(前者是从资本主义资源配置，后者是从经济利益关系)研究的，从这个角度看，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因此，对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不宜采取片面的强制措施来扶一个压一个，那样做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其效果可能适得其反。正确的态度是认真抓好对这两门科学的研究，脚踏实地运用这两种科学的研究方法去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只要它们包含有真理的成分，或部分是真理，就没有必要害怕它，而且要兼收并蓄，为我所用。 二、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在教学和研究中的指导作用 (一)首先要理解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涵。以前，在实践中究竟应怎样理解及如何贯彻马克思主义精神方面，存在一些认识上的偏差。因此，我们要从与时俱进的角度弄清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涵。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中，哲学是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在运用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社会经济问题时曾提出许多重要的理论观点，这些理论观点往往与当时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关，但现在仍然可指导我们的行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今天仍带有普遍指导意义，但需要用新的实践来丰富和发展它。否则，只是干巴巴地把原有几条结论当作一成不变的公式，很难真正解释和解决实际问题。如，在过去阶级矛盾尖锐的条件下，马克思很强调阶级斗争。然而，今天在对立阶级已基本消灭的情况下，如再强调阶级斗争为纲恐怕就脱离实际了。改革开放后，我们国家在体制和政策方面提出了许多新观点，但并没有违背马克思主义，而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二)要弄清以下几个问题： 1．作为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之一的政治经济学原本只包括资本主义部分(资本论)。传统观点认为，政治经济学包括两个部分，即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实际上，作为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之一的政治经济学原本只包括资本主义部分(资本论)。列宁在论述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观点时指出，在马克思时代世界上还没有出现社会主义。既然在马克思的时代并不存在社会主义，当然也不可能撰写出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社会主义部分的政治经济学建立是在斯大林主持下由原苏联一批院士编写开始的。然而，由于它没有、事实也不可能科学地反映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必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主观臆想的结果。因此，此书出版的寿命不过十年左右。我国是从学习原苏联开始学习社会主义的，受原苏联教科书的影响非常深，从上个世纪50年代末中国才开始编写包括以中国经验为主的社会主义部分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完全摆脱原苏联教科书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虽然逐步对原苏联教科书影响的内容和框架有所突破，但很难说现在编写的教科书已是不折不扣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因此，现在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时，应把上述这两部分区分开看待。不能一说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它的社会主义部分就认定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 2．要采取与时俱进的态度创新和发展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由于有马克思的原创著作存在，人们一般不会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产生歧义，但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现了许多不同于当年马克思在英国生活时的那些情况和特点，阶级矛盾也并不像《资本论》中描写的那样尖锐，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出现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中描写的那样奄奄一息状态。马克思从当时的形势出发，考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终将引发社会革命的论述是科学的，同时他也察觉到资本主义发展到新阶段出现了调节和缓解矛盾的内在机制。然而，他来不及就这些新的机制进行深入研究。因此，原来有些结论就需要重新加以审视和研究了。为坚持马克思主义认真求实的研究精神，我们不应戴上先入为主的眼镜，而要认真地、也实事求是地揭示资本主义矛盾发展变化的新形式和新特点，并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找出它在将来必会被更高级的社会制度代替的历史趋势。要避免不顾客观事实，把马克思在那个时代得出的某个或某几个结论一成不变地生搬硬套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头上。 3．要针对社会主义国家建设过程中出现的社会各阶层之间利益关系的矛盾，来创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著作很难说哪一本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有很多版本在不同程度上含有某些马克思主义因素或马克思主义科学成份，但作为成体系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来说，也不可能是完全符合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精神的。理由是直到今天为止世界上还没出现一个比较成熟的社会主义社会(至于西北欧一些被认为是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由于种种原因看法分歧很大，这里暂搁置不论)。理论是现实生活的本质反映，当现实生活本身还没发展到成熟或定型的条件下，又怎么可能出现一本反映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呢?可见，硬要拿出一本科学地反映成熟社会主义本质的著作来，这种要求未免有点过于超前。即使马克思生活在现在，恐怕也难于满足这种要求。客观存在决定人们思想意识，人们是无法改变这条规律的。现在有些人企图把西方经济学引进来，或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合并起来，先讲商品、货币、资本，再分别讲两种制度本身，这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引出新的矛盾。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同，试图把二者合成一体，自然会出现前后矛盾的问题。现在政治经济学课程不如西方经济学受学生欢迎有多种原因，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身不成熟是一个重要原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建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当前较为现实的办法是仍要遵循过去传统的理解，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仍然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虽然社会主义社会已基本消灭了敌对阶级，似乎已不再需要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了，但社会上的体脑差别、城乡及工农的差别却依然存在，行业之间的收入差别也存在。也就是说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的矛盾依然存在，这种差别不仅反映在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方面，而且更重要的是反映在它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上。对此如果认识清楚、处理得当就会给社会和谐发展提供可靠的物质基础。反之，如果认识和处理不当，则会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可见，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把着眼点放在这方面是大有可为的。 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教学中可以起互补作用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是可以互补的。利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互补性，对培养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人才意义重大。从一方面说，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生产关系，也就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利益关系。在社会主义时期，尤其在转型时期，人们的社会地位都处在快速变化中，人际之间的利益关系的变动迅速而且复杂。认真加以研究并妥善处理这些关系，对缓解矛盾、协调利益关系，对人们之间的和谐相处，共同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非常重要。然而，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协调生产关系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不是全部内容，经济发展的另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是在生产技术不断进步的基础上，推进生产技术创新与生产组织的升级。当前世界上居于主流地位的经济运行机制体系是市场经济体系，由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着眼点是探索社会经济关系的矛盾，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寻找理论基础，它可以揭示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大趋势。然而，它并不以研究如何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核心。在社会主义经济处于发展和转型期的中国，很难不研究优化资源配置问题。而这个问题恰恰是西方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和重点。可见，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已形成了“自然的分工”，这并不是偶然的和人为的撮合，而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原因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践中经过比较最终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即公认的有效的市场运行机制体系。西方国家二、三百年前就已实行了这种市场经济体制，他们对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体系的研究自然也就有了较多的历史积累。他们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和经验比我们成熟。为了我们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的幸福生活，没有理由对西方经济学不重视。至于西方经济学在西方也确实有不同的评价和补充，但这不应成为我们对它采取排斥态度的理由。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中会不断出现新的矛盾和问题，已有的现代经济学理论不可避免地也会不断暴露出自身的不完善和局限性，社会上和学术界也就自然会出现一些批评性和补充性的意见，甚至形成不同的流派。这些都可以视为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科学发展的常态，不足为奇。上面列举了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可以互相补充的一些理由，并没有全面分析这两个学科的其他关系，包括互相矛盾的内容。只要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互补的看法能够成立，那么，在高校的经济学专业这两门课程的并列就是顺理成章的。为培养全面掌握经济学基本理论和方法的建设人才，我们不能采取封闭的态度，简单地扶持一个、排斥一个，而应把它们都放在各自恰当的位置上，都给予足够的重视。 西方经济学论文: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创新理论比较 摘要：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虽然对创新的内涵、条件与绩效的认识有重大不同，但都认为创新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制度创新是技术创新的基础性因素。对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创新理论进行比较，有助于在我国建设创新型社会中以马克思的创新理论为指导，借鉴西方经济学创新理论的合理之处，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创新研究范式。 关键词：创新理论；马克思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比较；借鉴 马克思经济学的创新理论和西方经济学的创新理论虽然在分析视野、分析方法、观察立场等方面有重大区别，但分析框架中的基本因子、作用机制又有相通与互补之处。因此，对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创新理论进行比较，归纳二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有助于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创新理论中的分析方法和研究成果，澄清和排除其中的错误观点，构建符合时代特点和中国国情的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进一步推进我国的创新型社会建设。 一、马克思经济学的创新理论 马克思经济学的创新理论主要是以唯物史观作为基本信念与价值观，以唯物辩证法为分析方法，以生产方式范畴为核心概念，提出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基本原理和具体结论。其方法论是科学抽象法，特别是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的统一。 (一)揭示了创新的内涵、主体、动力和条件 马克思把创新界定为，个别资本通过采用更好的工作方法、新发明、改良的机器、制造秘方等，以提高其生产力并得以在某一特殊生产部门内实现超额利润。创新是在通过专业化发展生产力的同时，把各生产力要素有机地组织成资本生产力并获得超额剩余价值的过程，其实质是采用新的生产方式，是劳动资料和劳动条件的革命。创新有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既定生产过程的技术合理化与一种技术向另外一种技术的转移、劳动节约型创新与资本节约型创新等区分。马克思认为，创新主体是多元的，包括工人、企业家(资本家)、职业创新者或科技人员、国家。由于采取历史分析方法，在论述分工、协作和机器时马克思指出，生产资料的集中及生产中的共同消费使工人的经验观察成为技术创新的原因；在企业主体与创新关系的论述中，马克思肯定了垄断厂商技术创新的必然性和小企业技术创新的灵活性；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科学因素被有意识和广泛地加以应用，职业创新者为探索科学的实际应用而互相竞争，发明和技术创新成为一种独立的职业；国家通过法律、法规、政策等对技术创新进行调节，以提高创新对市场和环境的适应性。 马克思认为，创新的内在压力和动力是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的内在动机；资本主义竞争是创新的外在压力，以新技术为手段的竞争是市场竞争的重要内容，进而使市场需求成为创新的外在牵引力；劳资对立的阶级关系则从生产关系和基本制度层面提供了创新的制度压力。马克思还从消费者与生产者的对立统一关系中，进一步说明创新的外在压力，认为消费既是社会再生产的目的，又是社会再生产的起点。因而消费同样既是创新的目的，也是其源泉。马克思从历史角度进行长期分析和宏观分析认为，对以机器使用为代表的创新而言，社会消费需求的变化、消费结构的升级、消费模式的演变有助于提升技术创新的层次，是推动创新的基本力量。因此，消费需求是创新的直接契机和社会条件。对创新所需要的条件，马克思强调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的制约与决定作用，而且关注国家创新政策和创新战略的重要作用。马克思分析了金融与信用制度对创新的支持作用，认为金融与信用制度促进股份公司形成，使技术创新的规模条件得以满足；金融机构对技术项目的筛选和风险管理，降低了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证券市场克服资本积聚的有限性，便于企业筹集长期资金，增强技术创新能力。 (二)论述了创新的过程 马克思经济学的创新理论以唯物史观与辩证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基本特征是把创新看作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这一过程表现为一个上升曲线的社会进步过程。创新的内容涉及科学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等方面，其中科技创新是创新的主要组成部分。科技积累为机器的发明、使用、改进提供前提和基础；反过来，直接生产上的科技应用又对科技具有决定和推动作用。创新不是随意发生的，而是具有明显的演进轨道特征或时间继起性。创新的演进以技术、知识、人才的积累为前提，创新的方向选择又具有环境适应性。 (三)分析了创新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影响 马克思对超额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进行分析，指出采用改良的生产方式的资本家比同行业的其余资本家占有更多的剩余劳动(超额剩余价值)，而且个别资本所做的就是全体资本在生产相对剩余价值时所做的。创新在客观上使商品更加符合市场需求。重大产品创新将带来分工和交换价值体系的内生性扩张，产品创新与新兴产业部门的建立，从质上扩大了劳动的社会分工体系，由此扩大了既有的交换价值体系，为资本创造价值提供了新的源泉；反过来，这种内生的市场创造与扩张又促进资本积累，使相应的资本与劳动游离出来，从而创造新的工艺过程或生产部门。马克思分析了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认为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对经济发展都是重要的。创新的技术一旦适应环境，就会对旧技术产生革命性替代，甚至摧毁世界范围内以旧技术为基础的产业与就业结构。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社会中劳资对立的制度特点出发分析了节约劳动型创新对就业的影响，提出资本主义生产的普遍趋势是在所有生产部门中用机器代替人的劳动，创新导致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伴随着无产阶级的再生产与失业大军的持续存在。此外，马克思认为，技术创新会推动制度创新。 马克思主要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分析创新问题，这是一种长期的、历史的、动态的创新分析框架，有利于揭示创新的真正起源和历史过程。但他并没有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基本经济制度不变的前提下有关创新及创新制度的调整这类问题上，对短期的具体创新过程没有直接研究，也不可能运用现代分析技术对创新理论进行精细化处理和数理分析。 二、西方经济学的创新理论 西方经济学的创新理论以企业家创新理论、新增长理论、演进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等为代表，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分析方法和研究成果。 (一)对创新内涵、主体、动力和条件的分析 熊彼特从生产函数和均衡分析方法出发，把创新界定为生产要素的新组合或生产条件的新变化，认为创新包括产品创新、工艺创新、市场创新、要素创新、组织和管理创新等。创新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其实质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创新是企业家概念的行为内涵，企业家是创新职能的人格化。创新的发生是因为经济中存在某种潜在利益，企业家创新的目的是为获得这种潜在利益，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创新的主动力。熊彼特具体分析了创新的动力和阻力，指出由于在创新阶段前经济处于低水平的静态均衡或循环流转中，创新不可能经过无数次的小步骤产生，必然经过积聚力量、摸索经验的准备阶段。按照这种分析，作为一种变革的创新必然涉及利益的重新分配，在前一轮创新中的成功者本应利用其有利地位拓展创新，但由于既得利益往往阻止下一轮创新，结果患上“成功的失败”综合症。以柯茨纳为代表的新奥地利学派和以舒尔茨为代表的人力资本学派认为，创新主体可进一步拓展到家庭、农民、科技工作者甚至消费者等，创新是具有多样性的行为概念，功能不仅在于打破旧均衡，而且包括通过对付不确定性而恢复均衡。现代创新理论进一步识别出用户创新、制造商创新和供应商创新等类型，把创新区分为渐进创新和根本性创新；技术系统变革和技术经济范式变革；结构性创新、空缺创造式创新等方面。新制度经济学认为，虽然创新具有不确定性、高投入性和高风险性，但资本主义制度能提供承担风险与不确定性的有效制度安排。新古典经济学从外部性概念出发，认为技术创新活动存在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的偏差，使个人创新的积极性大为降低，应通过制度安排使创新者的个人收益率、局部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和整体收益率，通过规范人们的行为空间，缩小模仿、搭便车行为的选择空间，为创新提供必要的社会秩序；通过降低创新过程的交易费用，巩固与扩大基于合作的创新基础。任何国家在进行技术创新时都离不开有效的产权制度，改进技术的持续努力只有通过建立一套能持续有效激励创新的产权制度才能实现。创新与创业精神是基于一定文化价值观体系(非正式制度)而形成的，是文化等非正式制度与经济增长的中间变量。 (二)对创新过程和具体机制的说明 熊彼特认为，创新在相当程度上独立于发明之外，创新主要是一个内生的因素，取决于企业家的天赋、动机、才干，创新行为是以机会为中心的识别、探索、利用、决策、实施的过程。创新具有间断性，是一个由新组合取代旧组合的变化过程。创新可分为企业家间断创新与大企业持续创新。产业层面的变革常表现为突变式创新，主要通过引入新产品或新服务、开辟新市场而实现。而大企业往往具有竞争优势和市场地位，有条件按消费者的价值观念改进现有产品或服务，因而沿既定技术轨道进行渐进式创新。新增长理论认为，创新过程和具体机制突出表现为技术进步的内生化这一核心命题。新增长理论强调“干中学”、溢出效应、人力资本、收益递增等机制，对创新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阿罗把技术进步看做是资本积累以及“干中学”的副产品，罗默则强调企业r＆d投资的作用，宇泽弘文加入了人力资本因素，卢卡斯则提出以人力资本外部性为核心的增长模式。演化经济学认为，技术创新的路径依赖具有一贯性和累积性。技术诸变异体(不同发明和设计)、技术的不同发展方向和可能中存在类似生物物种间的竞争，与生存竞争类似的市场选择机制使新技术得以产生和实现。在这一过程中，技术演进会出现自我强化现象，使环境成为适合自身生存而不利于其他技术生存的生态场。首先出现的技术通常可凭借先动优势，利用规模经济效应降低成本；技术的普遍流行导致人们采取相同技术产生的网络外部性，加之技术在市场上越是流行，越会使人们相信它进一步流行的预期自我循环效应，最终形成自我增强的循环积累效应。以纳尔森为代表的演进经济学则认为，技术进步是一个非均衡过程，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路径依赖和调整时滞。创新是一种具有不确定性的个体现象，表现为一个“跳跃不定”的曲线，任一微小因素的变化都可能导致结果难以预测，形成所谓的“蝴蝶效应”。其中，渐进式创新主要基于以前技术的继承，通过现有技术的改进进行，是遗传意义上的创新(“涌现”)；突变式创新往往经过重大技术变革或根本性突破，是对以前技术的非线性继承(“突变”)。 (三)关于创新绩效的描述 熊彼特认为，创新的最初阶段不会有大量的创新竞争者，企业家在短期内可通过创新实现垄断，获得创新初期的垄断利润。但随着创新利润的不断增加，创新利润率会逐渐下降以致消失。经济增长是量变，经济发展是质变，创新就是经济发展。由于创新是经济内部自行发生变化的结果，技术创新的创造性破坏导致经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形成是与创新直接相关的。创新或新组合不是人们依据一般的概率原理所期望的那样，在时间上均匀分布的，而是“如果一旦出现，那就会成组或成群的不连续出现”，创新活动时而高涨，时而停滞甚至倒退，决定了经济发展具有非均匀性或周期性。在关于创新与制度变迁的关系这一问题上，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虽然都认为(私有产权)制度是重要的，但制度与制度创新被视为外生变量，没有考虑技术创新、经济增长对制度变迁的影响。演进经济学派强调，新的生产方式在向社会各部门扩散的过程中，会与社会制度框架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按照新制度经济学和演进经济学的分析，在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创新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是不同的。如，在企业成长阶段，技术创新形成的规模经济效应和成本优势促进企业规模扩大；在企业转型阶段，创新有助于扩大企业经营方向和规模调整的机会集，构成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此外，创新通过网络外部性、集体学习等机制形成行业层面的集聚效应和乘数效应。新制度经济学运用“成本——收益”和“供给——需求”框架，分析了技术创新对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影响。 西方经济学中的创新理论是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为前提背景，主要从微观层面和短期视角，从创新的具体机制、不同经济主体的创新行为、成本收益关系等层面分析创新问题，因此在内容上、方法上都更具体化、微观化和定量化。但西方经济学强调创新是改进资源配置效益的根本手段，试图说明资本主义制度是能有效激励创新的，因而实际上为资本主义制度激励创新的动态调整能力给予新的理论解释和辩护。 三、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创新理论的比较及启示 由于时代背景、分析方法的不同，马克思经济学创新理论与西方经济学创新理论的内容、结论也不同。但这两类理论体系中影响创新的基本因子和机制有相通之处。因此，马克思的创新理论与西方经济学的创新理论是既相互区别对立，又相互联系一致的关系。在对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创新理论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应继承和坚持马克思经济学创新理论的精髓，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创新理论中的分析方法和研究成果，构建符合时代特点和中国国情的发展中的马克思经济学创新理论，为创新型社会建设提供更好的理论指导。 (一)创新是协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一种基本手段和机制马克思经济学主要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分析创新问题，描绘了资本主义社会技术与制度变迁的浩大历史画面，其重点在于历史规律、经济制度等整体宏观层面的把握。虽然资本主义制度与生产力的发展根本上存在对抗性矛盾，但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许可的范围内通过制度、技术与管理创新仍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西方经济学的创新理论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为前提背景，主要从微观层面和短期视角，揭示创新的具体机制和不同经济主体的创新行为。在我国构建创新型社会的过程中，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之间并不存在对抗性冲突，但因进行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转型而出现的新矛盾和新冲突，必须通过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机制创新、管理创新、文化创新等途径，大胆借鉴和引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切实有效可行的创新机制，构建创新型社会来解决。 (二)创新对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马克思在从微观层面分析改良的生产方式对资本家获取超额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作用后，指出创新在客观上使所生产的商品更加符合市场需求。重大产品创新将导致新兴产业的建立，带来分工和交换价值体系的内生性扩张，从质上扩大劳动的社会分工体系和既有的交换价值体系。反过来，这种内生的市场创造与扩张又促进资本积累，使相应的资本与劳动游离出来，从而创造新的工艺过程或生产部门。马克思强调，创新的技术一旦适应环境，就会对旧技术产生革命性替代，甚至摧毁世界范围内以旧技术为基础的产业与就业结构。西方经济学的创新理论认为，企业家在短期内可通过创新获得垄断利润，进而通过规模经济效应和成本优势，促进企业规模扩大；新增长理论强调通过网络外部性、集体学习等机制形成行业层面的集聚效应和乘数效应；演进经济学则认为，经济增长是量变，经济发展是质变，创新就是经济发展。由于创新是经济内部自行发生变化的结果，技术创新的创造性破坏导致经济发展。创新活动时而高涨，时而停滞甚至倒退，决定了经济发展具有非均匀性或周期性。在我国经济转型与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创新能力不足导致的经济增长质量不高是一个将在较长时期内存在的问题，必须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入手，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改善经济增长质量。 (三)制度激励，特刺是产权激励对创新的绩效具有重大影响 马克思强调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的制约与决定作用，分析了金融与信用制度对创新的支持作用，关注国家创新政策以至创新战略的作用。新制度经济学认为，虽然创新具有不确定性、高投入性和高风险性，但资本主义制度能提供承担风险与不确定性的有效制度安排，通过制度安排缩小模仿、搭便车行为的选择空间，巩固与扩大基于合作的创新基础，为创新提供必要的社会秩序。同时强调产权明晰是收益和成本界定的前提和基础，任何国家在进行技术创新时都离不开有效的产权制度，改进技术的持续努力只有通过建立一套能持续有效激励创新的产权制度才能实现。创新与创业精神是基于一定文化价值观体系而形成的。因此，构建创新型社会的关键因素在于制度和产权建设。 (四)将企业家精神作为创新的内在动力、创新过程内部的影响因子及创新的外在动力 熊彼特强调创新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其实质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功能在于打破旧的均衡。创新的主体主要是企业家。企业家创新的目的是为获得这种潜在利益，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创新的主动力。作为一种变革的创新必然涉及利益的重新分配，在前一轮创新中的成功者可能由于既得利益往往阻止下一轮创新，结果患上“成功的失败”综合症。现代创新理论则识别出创新的认知障碍、行动障碍、模式障碍，关注社会发展滞后、制度行为、企业家创新偏好的作用。马克思认为，创新涉及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等内容，创新主体是多元化的，创新类型是复杂多样的，创新的实质是采用新的生产方式，是劳动资料和劳动条件的革命。从历史角度对作为创新外在牵引力的市场需求进行长期分析和宏观分析，认为对以机器使用为代表的创新而言，社会消费需求的变化、消费结构的升级、消费模式的演变有助于提升技术创新的层次，是推动创新的基本力量。因此，构建创新型社会必须既大力激发企业家精神，又重视市场需求的外在牵引，同时不断克服创新过程的各种障碍和阻力。 (五)强调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存在对立统一关系 马克思把创新看作是一个表现为上升曲线的社会进步过程。技术创新推动制度创新，创新是把技术与组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迁联系在一起的中间变量。科技创新和科技积累为机器的发明、使用、改进提供前提和基础。创新的方向选择具有环境适应性。创新不是个人的偶然行为，社会整体决定了创新的属性；不是理性的个人自由选择导致了创新，而是社会结构和制度决定了人们创新的方式和选择空间。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虽然都认为(私有产权)制度是重要的，但制度与制度创新被视为外生变量，没有考虑技术创新、经济增长对制度变迁的影响。演进经济学派强调新生产方式在向社会各部门扩散的过程中，会与社会制度框架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出现所谓强制性制度变迁。新制度经济学则运用“成本——收益”和“供给——需求”框架，分析技术创新对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影响。因此，在构建创新型社会时，必须形成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互相促进自我增强的循环积累机制。 西方经济学论文:案例教学法在西方经济学中的应用 1案例教学法对于西方经济学的意义 案例教学法主要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以案例为基础，设置好教学情境，启发学生学习兴趣，开发学生能力，综合评估学生的一种教学方法。通过案例教学，对于西方经济学的意义如下： （1）激发学生的主动性。 西方经济学理论比较多，纯讲授理论学生理解效果比较差，也会影响学生接受效果。通过生活中的经济学案例，让学生捕捉生活中的案例，将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让学生思考生活，从而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挖掘学生内心学习的驱动力，从而高效学习。 （2）有效引导学生转化知识的能力。 西方经济学中的理论知识掌握后，理想目标就是学生能够综合运用西方经济学的知识有效地做出市场行为或经营决策，但是不少学生是书呆子，不能灵活运用知识，通过案例教学法，注重学生对于理论知识的运用能力。 （3）增强师生互动。 传统的理论教学注重的理论讲述，不可避免地变成教师的主场。通过案例教学，过程强调师生互动，学生理解案例、分析案例，主动消化案例中不懂的知识点，从而加深对于知识的理解，对于教师提出更难的问题，对于教师的要求也就更高了。 2案例教学法在西方经济学中的应用过程 （1）精选案例 西方经济学案例主要来自于西方世界。对于学生比较好理解的案例肯定是本土化的案例。案例类型主要有信息式、问题式、陈述式、决策式、实录式案例等。教师应该根据经济学中不同的知识点，预先确定好案例类型，同时在讲解经济学概念时，让学生自己先查找案例，然后组织学生讨论，选出最适合这个概念的案例，目标主要是加强学生对于概念的自我感知。 （2）案例呈现 案例呈现不是教师呈现，而是加强学生的参与。主要是激励学生分组竞赛，通过分组，选出组长和分配好成员，要求学生提前预习知识点，将精选的案例，制作成PPT，案例呈现部分包括，讲述者（讲述者的仪容仪表、表达流畅程度、知识传达）、PPT内容（案例简介+案例分析+案例启示）、PPT形式（制作颜色、图文）。 （3）分析与讨论案例 由组长引导，成立讨论小组，分析案例呈现中呈现的案例简介，引发学生对于案例的好奇心，进而引发学生的思考。分析案例时，注意学生的角色定位、讨论的氛围，教师在分析与讨论案例过程中，与传统教学不同的是，教师角色应该定位于引导与监督者，尽量让学生积极讨论，小组长代表小组发言。 （4）评价案例与知识开展 学生分析与讨论完案例，对于案例有一定结论陈述，教师此时才开始真正进入教学角色，将学生的案例进行评价，并开始进行知识点开展，教师结合自身学识并要讲解的知识讲述新案例。 （5）形成案例库 一学期完毕，要求每一组组长共同努力，将案例整理，形成电子案例库，让学生加强复习，巩固案例中所传授的知识点，并通过案例库让学生感知一学期来自己所做出的学习成果。 3案例教学法在西方经济学中应用策略 （1）案例教学的本土化 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案例的西化不可避免，从而难以让学生理解，因此很有必要将教学的案例本土化，这样能够案情清晰好理解，本土化的案例，透过现象理解本质，一方面化抽象为具体，另一方面也能加深学生对于市场经济规律的理解。 （2）案例开发渠道多样化 鼓励商学院教师自主开发高含金量的教学案例，教师通过市场调查，了解更多的经济现象，将经济现象与经济学原理结合；与多家企业合作，校企共同来锁定案例，比如说经济学中的市场行为，通过与企业合作，能够在实践中加深学生对于市场行为和决策的理解；与校外其他资源合作共同来开发西方经济学的本土化案例；在报纸、杂志、电视媒体上选取案例素材，让学生在实践中提取案例。 （3）增强案例趣味性 趣味性极强的案例能够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能够有效地促动师生互动。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通过查找中国古典文化中的典型的案例，增添趣味性，比如：古人吃饼，吃到第五个后悔迟了前四个，叫学生思考古人结论是否正确；通过俗语或成语故事，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经济学原理，主要体现在机会成本。生活中丑男配美女的经济学原理等。 （4）凸显案例实用性 经济学原理在现实生活中应用广泛，但是如果学生机械地记忆理论，那么学习西方经济学的作用就不明显。教师在运用案例教学法时，一定要凸显案例实用性，在讲解概念时先要引入生活场景，将生活案例加以分析，在经济学原理分析题中加入生活小常识。这样既能提升学生参与热情，同时也能激发学生热情，还能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4结语 总之，案例教学法对于西方经济学的教学有着非常积极的重要意义，既能改变师生角色，也能改变教学氛围，但是目前西方经济学案例的本土化还存在不少问题，未来西方经济学中案例教学法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未来还需要深入研究。 作者：汪支华 单位：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广播电视大学 西方经济学论文:科教融合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和应用性并重的学科，这就要求在课程教学过程中，老师不仅要引导学生系统学习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知识，还要努力提高学生运用经济学原理分析问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然而，在我国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过程中，教学与科研“两层皮”现象还相当突出，主要表现在教师的科研内容与教学内容严重脱节，导致教学过程中不能有效地将理论知识与现实经济问题联系起来，结果是老师照本宣科，学生疲于应付，这种情况严重阻碍了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因此，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有必要从“科教脱节”向“科教融合”转变，将教师的科研内容与教学内容尽可能地融合起来，并积极创造条件引导学生参与教师的科研工作，这样，不仅可以发挥教师的资源优势，提高教师专业化水平，推动学科的发展，还可以通过将科研经验和书本知识相结合，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教学质量和水平。 1“科教脱节”在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的表现 1．1教师资源方面 从教师资源上看，“科教脱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一些教师从事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学，但不从事关于西方经济学主要问题的研究。这些教师很难将西方经济学相关理论理解透彻，也不能及时了解西方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前沿动态，更谈不上将西方经济学理论与我国实际经济问题结合起来进行分析。例如，如果一个教师不去研究2008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欧洲主权国家债务危机形成的原因、特点、运行机理及其后果，就很难将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危机的理论讲深、讲透，并吸引学生探究性地学习相关知识。 2)一些从事西方经济学主要问题研究的老师，并不担任从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工作。这些教师虽然从事西方经济学主要问题研究，但由于是“专职科研人员”，目的是为了拿课题、发文章，对教学兴趣不大。教师的科研和课堂教学脱节，不仅导致教师资源的隐形浪费，降低了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违背了大学科研工作为人才培养服务的目的，从长期看，还会降低大多数教师对从事科研工作价值的认同感，认为科研就是为了评职称，职称评定后便懈怠下来，使教师的科研潜力得不到充分发挥。 1．2教学内容方面 从教学内容上看，“科教脱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教师讲授与自己科研内容不相关的知识。有些任教西方经济学的老师不从事西方经济学主要问题研究或只研究其中的一两个问题，却要负责将整个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从头讲到尾，结果对其中的许多知识缺乏自己的研究思考、积累和理解，只能照本宣科，单纯地向学生“灌输”西方经济学中的抽象理论，从而使得学生对西方经济学内容的学习产生一种枯燥乏味、学而无用的心态。 2)教师的授课内容与现实问题脱节。西方经济学课程内容本身理论性比较强，实际应用或案例较少，并且教材中的绝大部分案例是以国外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中的现象。如果教师不能指导学生运用相关理论来解决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或者无法将理论与当前中国国情和国民经济发展联系起来，就会导致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会感觉理论与现实之间偏差太大，学习兴趣会大大降低。 3)教师的授课内容不能与时俱进。现在大多数西方经济学教材所纳入的内容还是上个世纪比较成熟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其主要解析的是上个世纪及以前的社会经济生活。进入新世纪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发展，社会经济生活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不仅影响了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还会影响到政府的宏观治理。可是，很多教师还是停留在上个世纪的书本上，对“互联网+”“创新2．0”“工业4．0”等知之甚少，不能根据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合理调整授课内容，降低了理论对现实的解释能力与实践价值。 1．3教学方法方面 从教学方法上看，“科教脱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教学方法手段单一。李光勤指出，当前我国高等院校在进行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时基本都采用“满堂灌”的教学方法和注入式的教学手段。这种教学方法手段，教师只注重基本概念、理论的讲解，很少引导学生去思考、去理性批判、去探索问题，教师只是简单地传递知识，而不能很好的引导学生进行启发性、探究性和开放性学习，不能教会学生怎样创造新知识。因此，注入式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很难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无法增强学生分析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的应用能力。 2)研究性教学方法缺失。曾祥炎认为，与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模式不同，研究性教学要求教师把“教学”与“研究”结合起来，在教学中注入研究的“元素”，鼓励学生主动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并在探究过程中能动地获取知识、发展技能、培养能力，是提升教学效果的重要途径。从中可以看出，研究性教学是实现“科教融合”的重要途径，研究性教学方法缺失，会导致教学过程中产生学生厌学、教师厌教的双重厌倦心理。 1．4考核方式方面 从考核方式上看，“科教脱节”主要体现在大多数教师选择单纯的闭卷方式进行课程考核。这种考试方式侧重于考核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往往忽视了学生实际运用经济学知识的能力。一方面，虽然在一些试卷中也会有少量理论联系实际的试题，但学生实际上很难将理论要点与现实问题准确、适当的相扣;另一方面，学生对闭卷考试标准答案的追求容易也使他们陷入“思维标准化”的困境，并带来一系列的消极后果，比如在学习中缺乏怀疑精神和理性批判精神，缺乏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严重影响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的提升等等。此种考核方式表面上是考查学生对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的熟悉程度，实质上却只考查了学生的知识记忆能力，并不能提高学生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等实际运用能力。这种单一的考核方式只适合那些不勤于思考而善于死记硬背的学生，相反，对那些勤于思考、具有探究创新兴趣的学生而言，不利于他们学习兴趣和积极性的培养。 2“科教融合”在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的实现路径 2．1教师资源的选择 教师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首先应该注重教师资源的合理配置，通过教师资源合理配置为“科教融合”打下基础。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1)强化教师教学的专业性。在西方经济学教师资源的选择上，应该根据教学内容的需要，安排从事西方经济学相关理论研究的老师担任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工作。 2)实施专题化或模块化教学。根据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大纲、教材内容将教学分为多个专题，分别由多位教师根据研究专长和兴趣各选一个专题，对全校所有西方经济学课程的学生循环授课，充分发挥每一个教师的科研优势，提高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 2．2教学内容的重构 西方经济学教学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针对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问题，有必要根据现实发展要求，进行知识重构。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1)设计多元化的教学案例。安排与现实密切相关的案例教学，既能打破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中教师为主导、学生被动接受知识的局面，又能启发学生进行独立思考，培养学生的经济思维。这对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学生对现实问题的分析和判断能力至关重要。 2)允许教师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扩展教学内容。教师把研究某一个问题的思想、方法和取得的新进展引入教学活动，既可以开阔学生视野，加深对某一理论的理解，同时也可以让他们感受到理论创新与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乐趣，甚至吸引他们参与教师的科研活动，使他们在研究中学习与成长，并养成独立思考的气质和批判精神。 2．3教学方法的创新 教学方式和方法的创新是激发学生探究经济学问题兴趣的重要手段。在“科教融合”导向下，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应重点引入研究性教学方法。研究性教学方法不仅能让教师把科研工作中的方法与心得通过教学传递给学生，诱发学生对科学研究的兴趣，而且还能让学生在教师的启发和引导下，充分表达、质疑、探究、讨论对某一问题的看法，将自己所学的理论知识用于分析和解决实际经济问题。当然，教师还可以将正在研究中遇到的问题拿到课堂上让学生参与讨论，既能培养学生的好奇心、敢于提问和挑战学术的精神，又能引发学生的思考，产生对新知识的求知欲望。 2．4考核方式的改革 采用科学合理的考核方式对学生的学习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在“科教融合”导向下，必须对西方经济学单纯的闭卷考核方式进行改革。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1)注重过程考核。增加学生平时成绩所占比例，采用闭卷、开卷、课程论文、课堂表现、平时作业、学生出勤等多种考核方式相结合。 2)注重能力考核。适当增加主观题所占比例，根据学生的答题思路或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和答题的创新程度，判断学生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3)注重兴趣考核。对学生围绕特定理论或专题进行的资料搜集、文献整理、观点摘编、论文写作等活动予以肯定，并将其作为课程考核的重要补充方式，使学生在某些观点上有所研究，并产生学习甚至学术兴趣。 3结语 课程教学和科学研究是高等学校生存与发展的两项基本任务。然而，长期以来教学与科研处于脱节状态，不仅导致了教学资源的浪费，而且制约了课程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需要防止教学与科研“两层皮”现象，实施面向“科教融合”的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从优化师资配置、丰富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改革考核方式等多方面进行努力。 作者：曾祥炎 单位：湖南科技大学商学院 西方经济学论文:案例教学模式在西方经济学中的应用 一、探究式案例教学模式对西方经济学教学的重要性 （一）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 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极强的课程，是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理论概括，因此一方面它与我国现实国情存在差别，让学生很难在现实中找到相应的案例；另一方面随着理论难度的加深，需要学生具备较强的逻辑推理和分析能力，对理论的假设和相应的图表、数据统计和公式推理进行理解分析，这些都让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下降。例如，无差异曲线、预算线、等成本曲线、等产量曲线、拉弗曲线以及产品和货币市场均衡下的IS-LM曲线。而在西方经济学课程中引入探究式案例教学模式可以很容易的从案例中分析出经济学原理和概念，将抽象的经济学概念形象地展现给学生，一方面西方经济学案例涉及的是学生身边的经济问题和焦点问题，能吸引学生足够的兴趣主动思考；另一方面通过探究性的问题让学生不断地思考和探究，变被动接受为主动探究。例如，机会成本的概念很抽象，教材的解释是“稀缺性资源有很多种用途，当我们选择其中某一种用途时必须放弃其他用途而放弃的相应用途产生的最高收益”，可以结合让学生结合上大学产生的学费、生活费和高中毕业直接出去工作所得到的收益来谈论上大学的机会成本。或者谈论暑假放弃暑期打工的收益和家里的一日三餐，而出去旅行并产生费用的机会成本。 （二）培养学生的自主探究能力 自主探究是探究式案例教学所要达到的目的之一，教师通过一些好的案例，给学生提出一些引导性的探究问题，让学生对学习的内容进行运用，以小论文的形式或者课堂谈论的方式展开。例如教师在讲授供求理论的时候，就可以提供产品价格方面的案例，让学生分析城市中商品房价格居高不下，而电子产品价格却是在不断下降的原因，分组讨论后画出相应的供求曲线的变动情况，并在课后时间完成一篇探究小论文。另外教师在讲授资源的稀缺性和机会成本的时候，可以经济学家们最喜欢议论的“大炮和黄油”为案例，讨论分析大炮和黄油的机会成本，如何在这两者的资源配置找到均衡。自主探究还可以通过组织学生分组辩论的方式展开，让每个学生都参与，这可以培养学生的语言组织能力和应变思维。例如，教师在讲授价格与供求定理的时候，可以当下火车票调价问题让学生分组进行辩论，从经济学角度辩论火车票是否应该降价。 （三）培养学生的多向思维能力 对于相同的案例和问题，每个人都会有不一样的看法和处理方式———探究式案例教学就是要让学生在社会生活的案例中充当角色，置身于一定的情境下，引导学生利用经济学知识进行思考。通过这种参与案例分析的方式，培养他们的思维习惯和系统的思考方式，让他们能以大局的角度来分析，培养创新精神。由于案例本身是比较自由开放的，不再有什么标准的答案，这样学生能够畅所欲言，在教室的引导下进行的讨论就是各种思维方式的碰撞，这本质就是在于强调学生的多向思维。 二、探究式案例教学模式在西方经济学教学应用的方式 （一）探究式案例分析作为理论讲解的一种方式 教师在讲解经济学理论的时候，可以将所选取的合适案例穿插在理论中，比如可以以简单的案例作为引入，在案例的阅读中，进行经济学概念的解析，一方面加深概念的理解，将抽象的概念形象化，另一方面可以吸引学生的兴趣，故事性的分析远比纯粹的概念讲解有意思。利用案例帮助学生进行经济学理论的理解，让学生理解起来容易，学起来轻松。例如在讲解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时候，可以用吃饭的例子（刚开始吃满足感是最大，之后越吃越不想吃）来让学生自己感受这个规律；在讲解供求规律的时候，可以举季节性水果刚出现的时候供应不足，价格高，然后逐渐供应量增加，价格慢慢降低，这样的案例随手拈来，但却能起到很好的效果。让学生在案例分析中理解这些规律，然后再上升到理论层次，这样学生对经济学的原理理解就很容易，教学质量也就提高了。 （二）以辩论的形式进行探究式案例教学 教师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选择一些适当的热点问题作为案例，让学生阅读的同时，提出一些具有议论性的探究性问题让学生进行辩论。比如“，收入分配是要公平优先、兼顾效率，还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经济增长是要效益优先还是环境优先“”人民币是否应该升值”。这类案例都是可以让学生从正反两方进行辩论，而且可以能启发学生进行多方面的思考，促使学生查阅相应的资料，增强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实地调查探究的方式 探究式案例教学强调学生的分析问题能力，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可以让学生去实地考察，通过自己的调查分析来帮助理解经济学理论和解决实际问题。例如，在讲解价格歧视知识的时候，可以让学生去调查周边的人对价格歧视的认识，以及价格歧视的具体实施方式，并讨论分析这种价格歧视方式的对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福利情况。通过这种实地探究的方式提高了团队协作能力和观察分析的能力。 三、探究式案例教学模式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对探究式案例教学模式的认识错误 探究式案例教学已被越来越多的课程和教师所接受，但目前很多教师对探究式案例教学模式的认识存在错误，探究式案例教学有时候被认为是在教学中的举例方式，就是教师在讲完课之后进行列举案例、提问问题，让学生起来回答。这种举例提问方式太过单一，并不是探究式案例教学，没有脱离传统的教学方式。探究式案例教学应该是将案例作为理论教学的媒介，而非加深知识印象的工具。因此探究式案例教学并不是简单的举例提问，两者是有差别的。第一，探究式案例教学中，案例占据重要的地位，学生是案例探究的主体，教师作为案例探究的引导者，意欲引导学生进行案例探究讨论，各抒己见，或者将案例作为理论学习的一种方式。而举例提问仅仅是老师对个别同学的提问，基本不存在学生之间的互动，而且案例也仅仅是在教室上完课之后才用到，没有起到其该有的效果，教学质量也就无法提高。第二，探究式案例教学中，学生有独立的思考时间，而举例提问没有太多的思考时间。第三，探究式案例教学是让学生自主学习、思考，锻炼分析能力的一种方式，而不是像举例一样仅仅是对经济学概念的说明和理解，应该将理论和案例分析结合起来，才能有效的理解和运用所学的经济学知识。 （二）国内的西方经济学教材缺乏相应的案例 目前我国高校经管类专业的西方经济学大多用的是国内的教材，而国内教材以高鸿业主编的西方经济学为经典，其特征就是理论性特别的强，偏向于理论分析和逻辑推理，概念性质的知识点太多，而相应的案例却非常少，总之就是枯燥乏味，标准的教材模板。而国外的西方经济学的教材几乎每页都有案例，以案例分析分主，侧重通过案例解释经济学理论和原理、解决经济现象和问题，很多教材会在案例中附加一些形象的漫画，比如曼昆的《经济学原理》和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事实上这些教材畅销全世界也证明了案例丰富、通熟易懂的经济学教材不仅适用于经管专业，也适用于社会中初学者。但是国内的教材的案例基本来源于西方国家，与我国的社会经济背景相差甚远，在实际教学上很难推广。因此，国内的西方经济学课程使用国内教材，更需要教师加强探究式案例教学模式，用简单易懂的案例将抽象的经济学理论和原理形象化。 四、提高探究式案例教学模式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的应用 （一）选取案例要与中国国情相符合、和大学生相关 国外的西方经济学教材译本中的案例大都是国外的，与中国国情不符合，有些能适用我国大学生，但由于案例与学生不存在关联，没有切身体会，很难置身于案例的情境中，因而也就没办法达到探究式案例教学的目的。因此，教师在收集西方经济学案例的时候，应选取那些与当下经济热点相关的，和大学生生活联系比较紧密的案例，从而在案例探究的过程中能更好的结合当下的经济形势。例如2015年是大学毕业生就业最难的一年，就业一直是我国的热点问题，因此，在讲到供求理论和失业理论的时候就可以选择大学生就业难的案例，引导学生结合当下的经济形势，从供求和价格角度分析大学生就业难的宏微观原因，还可以让学生自己去人才市场实地探究更深层次的原因，比如劳动者的职业技能与雇主的需求存在不对称。另外，选取案例还应该和大学生相关，能够引起大学生的探究兴趣，也不用提出太难的问题，让学生不知道从何阐述观点。比如讲解价格歧视的知识点的时候，就可以用中国通讯市场价格的案例，探究通讯市场价格是否存在价格歧视这类和大学生息息相关的问题。能启发学生独立思考，有自己的观点，教师在顺势引导，就能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二）在案例探究过程中需要教师的适当引导 探究式案例教学模式就是要打破传统的“讲授-接受”模式，从而引导学生主动学习，让学生参与到教学过程中。因此，在探究式案例教学模式中，学生应该是教学的主体，而教师要做的是指引学生的思考和讨论，让学生积极参与讨论，让课堂真正属于学生。因此探究式案例教学模式中，学生应该贯穿始终，从针对案例分析进行查阅信息，独立思考，课堂中对案例进行探究，再到课后对案例进行总结，都应该让学生参与其中。如果出现有些班级在经济学案例讨论中气氛不够激烈，没有应有的讨论气氛，则教师应该在进行案例探究之前先活跃班级的气氛，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鼓励积极响应发言的学生，另外也要让学生认识到在西方经济学的课程学习中应该畅所欲言，有自己的思考。总之教师应该在探究式案例教学模式中保证学生的有效参与。 （三）建立探究式教学案例资料库，做好教学总结工作 在高校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学中，应该建立案例资料库，对于一开始案例资料库的建立和完善工作，应该让所有教师进行分工协作，选取符合一定标准的案例加入案例资料库中，这样按照相同的标准筛选的案例就有了通用性。经济学案例需要通熟易懂、诙谐实用，同时也符合中国国情。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西方经济学课程组全体教师的收集下，探究式教学案例资料库将会不断完善。另外在探究式案例教学结束后，教师应该做好教学总结工作，一方面让学生在课后撰写相应案例分析的心得，可以随所欲言，目的在于了解学生的想法，而非作业；另一方面教师也应该对本次案例探究的学生是否积极参与的情况进行一个总结，并对下次的教学工作如何促进学生的积极参与提出相应的想法。此外，可以通过QQ、微信群等网络工具与学生进行经济学方面的互动，这样教师就可以在课堂之余和学生进行交流，更好的归纳总结探究式案例教学。 作者：田江 单位：遵义师范学院 西方经济学论文: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比较 1马克思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以“社会人”为出发点，以劳动价值论为理论基础，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制度分析方法是马克思经济学所使用的基本方法之一，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从本质上可被看作是一种制度经济学理论。对制度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点，也是特点。他把制度看作一种内生变量，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分析框架，从“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逻辑主线阐述人类社会制度的历史变迁。在西方经济学看来，马克思忽略了非正式制度，其制度经济学的研究重点是经济制度等正式制度。事实上这是一种误解。他把非正式制度看作上层建筑范畴，讨论了它们与经济制度等正式制度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他没有对非正式制度下过定义，但其对经济伦理、意识形态等领域的研究涉及非正式制度的多项内容，在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体系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1.1非正式制度的起源和本质 马克思认为，非正式制度先于正式制度产生，习俗等非正式制度起源于人类的诞生，道德等非正式制度形成较晚，它们都伴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作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人类在通过劳动能动的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产生了经常具有集体性质的非正式制度。早期的非正式制度主要是协调集体成员内部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如在原始社会，作为对自然的崇拜和探索，祭祀活动是一种制约、凝聚集体力量的行为。马克思还发现，虽然生产力的发展是非正式制度发展的前提条件，但非正式制度与生产力的发展并非总是同步的，非正式制度有时候会滞后或超前于生产力的发展。如处于奴隶制社会的古希腊的生产力水平远落后于现代资本主义，但其文化繁荣至今令人赞叹。马克思认为非正式制度的本质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层面的范畴。他看到了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对非正式制度的决定作用，同时也强调非正式制度的反作用，从根本上阐明了非正式制度变迁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例如，马克思把意识形态这一非正式制度看作是适应一定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观念的上层建筑”，超越的根本途径在于实践。他还认为道德是反映一定经济基础的社会意识形态和行为规范，调节着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之间在改造客观物质世界实践中的各种关系。 1.2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和经济发展 马克思把社会制度区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表现为生产关系并起决定作用的经济制度，第二层次是表现为上层建筑并起反作用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前者是正式制度，后者包含文化等非正式制度和法律、政治等正式制度。后者先于前者产生，但其立足于前者才能发展。二者互相影响，密不可分，共同作用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迁。当二者相融的时候，非正式制度对经济发展起到整合、凝聚、教育、规范等积极作用；否则，非正式制度将对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消极作用。 1.3非正式制度变迁 马克思的非正式制度变迁理论主要是为了辅助正式制度变迁理论，来阐释人类社会变迁的规律和演变走向。他认为非正式制度对制度变迁所起的作用不是根本性的，非正式制度变迁的承担者是具有社会属性的个体组成的阶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影响到处于不同利益群体的阶级当中，这种矛盾主要通过阶级斗争来解决，一般是革命式演变。人的全面发展是非正式制度变迁的最终目标。变迁的根本原因是以科技进步为核心要素的生产力的发展，直接原因是阶级矛盾。马克思制度变迁理论的主要目的，是寻求人类社会整体制度变化发展的规律，说明经济发展对制度变迁的作用以及制度变迁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 2西方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以“经济人”为出发点，以主观效用价值论等为理论基础，西方经济学主要采用以边际替代方法指导的假设-演绎-实证的静态分析方法，阐述非正式制度的基本原理。西方经济学非正式制度理论的研究涉及多个学派，限于篇幅，每个学派仅选择若干个代表人物的思想来介绍。在诺斯以前，已有多位经济学家的研究涉及非正式制度的一个或多个方面，但是它们一般被隐含在对制度的研究当中。 2.1古典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受亚里士多德和休谟等人伦理、美德、仁爱和同情等思想的影响，斯密多次提到非正式制度在国民财富创造中的重要作用，他将慎重、勤勉、节约、同情、良心和自爱等看作市场经济秩序不可缺乏的伦理道德基础，认为社会分工是非正式制度演化的结果。马尔萨斯认为人类应该由拥有相同点的习俗和政府来管理。穆勒阐述了习俗、惯例对市场竞争、产品分配和地租的重要影响。韦伯采用历史演绎的方法论，阐述习俗、历史、语言等非正式制度与体制等正式制度密不可分的关系，但其理论体系中的非正式制度主要是指宗教，认为宗教信仰的虔诚是人们在感性层面的理性选择，可以促进资本主义向前发展。 2.2新古典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该学派认为经济人是一种脱离现实观念的人，在偏好、制度等既定的前提下，把价格机制作为核心，采用边际替代法、成本收益比较法和均衡分析等方法论研究非正式制度。其中，马歇尔较早意识到社会文化、理想和宗教等非正式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认为具有相同文化背景、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经济主体，彼此间信任程度较高，有利于实现高度合作，地区经济发展是区域社会力量和经济力量合作的结果。 2.3制度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2.3.1旧制度主义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基于对新古典经济学采用的静态均衡分析方法的批判，该学派主要采用进化论、实用主义哲学和历史主义等方法论，强调“历史演进”，重视资本主义体制内部不同经济集团的利益冲突，看到了技术变化引起的社会、心理、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的演变。作为社会心理学派的创始人，凡勃伦认为历史是进化或演进的，受到非经济因素制约的经济制度只是它所依存的文化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他把制度理解为“流行的生活方式”、“广泛存在的社会习惯”等。他认为法律和经济制度等正式制度受到非正式制度的约束，思想和习惯等非正式制度是制度的核心，非正式制度演化成各种制度。非正式制度同正式制度一样，经历多个阶段动态的且不可预期结果的演进。非正式制度不是个体选择，而是历史演化的结果。源于对人类习惯和本性的考察，他认为经济变迁中以技术和利益集团对抗为主要原因的推动导致不总是向进步方向发展的制度变迁，改变了人类的思维习惯，思维习惯同时也反作用于经济变迁。作为社会法律学派的创始人，康芒斯认为制度起源于强迫的社会关系和自我意识。他首次区分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用法律这一正式制度的观点来阐释社会的各种经济关系。他认为社会组织由多种交易组成，包括冲突、依存和秩序三个方面的交易关系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各种利益冲突只能通过法律制度得到解决。虽然注重法律等正式制度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但是他对习俗等非正式制度的作用也有不少关注。他认为制度可以理解为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指出传统、习俗和惰性等可能制约集体行动，并把美德和伦理等非正式制度看作制度的关键。他重点探讨了习俗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阐释了集体行动控制力的执行者问题，当执行者改变时，制度变迁随即发生。 2.3.2新制度主义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采用制度和技术二分的方法论，艾尔斯的工具价值理论强调人的主动性和创造力。他认为科学事实指引的人的行为是理性的，而由过去的态度和信仰指引的人的行为是非理性的，教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制度的消极影响。他认为制度的核心是伦理道德、思想习惯和文化传统等非正式制度。人性是人们遵循的非正式制度的产物，社会的发展离不开非正式制度。各种非正式制度经过演变，会形成固定的文化。这种固定的文化而非成本和收益分析理应成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他提出技术进步和源于文化、习俗的制度是社会中存在的两套不同的价值体系，前者的影响更加深远。技术发展推动制度变迁，但其中的关键应该是形成一种把技术发展看作经济发展核心的新的思维方式。 2.3.3新制度经济学派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该学派的研究主要是基于经济人、有限理性、不完全信息和机会主义等假设，并以利润最大化、主观效用和博弈论等为理论基础。该学派的非正式制度变迁理论主要是辅助正式制度变迁理论，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构建一个立足经验史实的理论体系，把技术、市场规模、人口和产品等外生变量看作诱因，认为制度变迁是个体追求功利的结果，以此来解释经济绩效。科斯奠定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础，但诺斯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最多，他的研究主要是基于生产力技术分工经济活动方式交易（费用）产权（制度）结构（生产关系）的思路。非正式制度（或称非正式约束）的概念由诺斯在1981年首次提出，指人们在长期交往过程中无意识形成的行为规则，包含风俗习惯、意识形态、道德观念等。他认为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以及实施机制共同构成制度，非正式制度是制度产生和变迁的关键，人们的行为主要受非正式制度制约，非正式制度要和正式制度相容，才能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非正式制度变迁的主体是追求财富或效用最大化的个体，变迁的根本动力在于个人基于成本收益分析所追求的利益最大化。正式制度可以直接移植或快速变迁，而非正式制度由于具有长期性、渐进性、遗传性等特征，很难直接移植，其变迁一般是渐进式的，需要较长时间。因为作为过去和未来的连接，非正式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诺斯认为，非正式制度是路径依赖的主要来源。非正式制度本身以及在其影响下与现有制度依存的既得利益集团总是努力去维持现状，这是路径依赖的两个主要原因。诺斯和凡勃伦都认为有些非正式制度可以像遗产一样被继承或发展，这也可以从另外一个侧面解释非正式制度较难形成，但是一旦形成便较难变迁的原因。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诺斯非正式制度理论的特色之一在于以经验学习、信念、偏好等非正式制度为桥梁，探讨了认知科学和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力图分析人在面对不确定时进行选择并经常相信自己的行为的原因。 2.3.4比较制度分析学派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由于新古典分析框架的限制，诺斯意识到非正式制度的演进性质是制度变迁渐进性的主要原因，但是无法进一步深入研究。格雷夫引入博弈论思想，采用历史比较制度分析的方法论，对诺斯的研究进行了拓展，探讨了文化传统、路径依赖和制度绩效的交互关系，深入论证了非正式制度与制度变迁的关系。他指出文化传统、家族关系等非正式制度在社会发展演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博弈论视角，青木昌彦模糊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区分界限，侧重从非正式制度角度认为“制度是关于博弈如何进行的共有信念的一个自我维系系统。”他把制度阐释为参与人自发实施的在策略互动中选择的内生变量，认为参与人集体修正自身的信念，他们的决策反过来也会反作用于制度。他还从理论、实证及政策等层面，阐述了文化、信仰等非正式制度与法律等正式制度之间的关系，论证了制度在个人选择与经济运行中的作用。 3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非正式制度理论的比较及启示 两大理论体系不是对立的，也有一些相同或相似之处。比如说，二者都立足于现实，发现了非正式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研究目标都是为了找到更有效率的制度。当然，二者之间也有不少差异，下面将选取几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 3.1比较 3.1.1方法论的比较 马克思在剖析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采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历史-逻辑-实证的动态经济分析方法，主要是定性分析，认为非正式制度的产生与变迁及其经济功能的发挥，是一个动态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交互发生作用的过程，其中发挥核心作用的是技术进步，其理论体系具有相当的逻辑和深度。西方经济学是在假定现行资本主义制度合理的前提下，采用边际替代方法指导的假设-演绎-实证的静态分析方法，主要是定量分析，对某些表象的、阻碍经济运行的非正式制度进行修正，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下预先假设若干既定条件，通过逻辑演绎，不断修正得出的结论，以使其符合现实情况。这种分析方法难以从根本上揭示非正式制度变迁及其经济功能发挥的动态、辩证关系，使其理论体系具有根本性的不足。 3.1.2非正式制度的本质和起源 马克思和西方经济学都是以人为出发点，基于经济利益对非正式制度问题展开研究，但二者存在本质的区别。马克思把人看作社会关系的总和，强调对个人物质利益的科学规定与现实分析，认为个人利益的实现并非个人理性选择的结果，而是受其所处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制约。因此，马克思认为非正式制度起源于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其本质是适应一定生产力层次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层面的范畴。西方经济学脱离社会现实，把人界定为抽象的、单个的经济人，仅仅偏重个人对利益最大化的成本收益分析及积极追求，认为个人利益的实现是历史演化或个人理性选择的结果。因此，西方经济学认为非正式制度起源于人类的理性选择或历史的演化，其本质是追求自由和个人主义的规则或契约等。 3.1.3非正式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 基于劳动价值论，马克思认为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价值和剩余权均应归属于劳动者拥有；基于边际效用价值论，西方经济学认为资本、劳动力、土地和企业家等要素共同创造和分享价值，剩余权应归要素所有者或管理者拥有。两个理论体系反映了不同阶级的利益诉求和差别。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非正式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并把人的全面发展看作非正式制度变迁的终极目标，以此得出社会发展变迁的规律和走向。西方经济学把效率和交易费用作为核心概念，认为非正式制度变迁是个体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结果，显得比较肤浅。 3.2启示 3.2.1注重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相容 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密不可分，互相补充。非正式制度先于正式制度产生，是正式制度的基础，但它一般不能替代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非正式制度存在发展的重要保障，影响和制约着非正式制度的变迁路径和方向。经过变迁，有些非正式制度会转化为“诱致性变迁型”的正式制度，有些非正式制度会消失或继续演化。除了“诱致性变迁型”的正式制度，还有一类是人们有意识地直接设计的“强制性变迁型”的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相互制约，共同作用于社会中的个体行为和经济发展。当二者相容时，会约束、激励个体行为从而节约交易成本，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否则，将发挥消极作用，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在现实中，正式制度变革一般通过行政或法律等手段较快地强制实现，而非正式制度变革很难同步进行。当旧的非正式制度与新的正式制度并存时可能较难融合甚至互斥，有时候旧的非正式制度甚至会扭曲或抵消新的正式制度带来的收益。所以，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应注重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之间的关联性，在强制性的正式制度变革前构建缓冲机制，尽力避免二者不相容时带来的消极影响。 3.2.2积极推动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非正式制度的变迁 现实中，人并不总是单单追求利益，还追求在集体或国家中的认同与归属。在其中，非正式制度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有些非正式制度可以直接对经济发展起作用，但是更多时候它是通过人在对经济发展起作用。由于无形性、不确定性等特征，非正式制度很难直接移植，其变迁一般是非强制性的渐进式演变，需要一定的时间过程。非正式制度与经济发展并非总是同步的，有时候会滞后或者超前于经济的发展。基于人的作用及非正式制度变迁的时滞和渐进式特点，一般来说，政府应该积极主动的进行引导，通过立法、教育和增加投资等途径，促使一定的制度环境和经济秩序的形成，提高社会成员的综合素质，推动非正式制度变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要求，提高经济绩效。反过来，生产力的发展也会进一步推动非正式制度的变迁。 3.2.3客观评价非正式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非正式制度广泛存在，对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它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而且，其经济功能的发挥一般要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并与已有的正式制度相容。因包含宗教、习俗、习惯等多个组成部分，它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是恒定的而是动态变化的，而且所起的作用也不总是积极的。如中国拥有丰富的非正式制度资源，历来重视伦理道德、习俗、信任等非正式制度，强调并引导个人对集体和国家利益的服从。直至今天，中国特色的非正式制度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凝聚力量、激励个体等积极作用。但是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和资源占有权力的差异等原因，政治或企业中的“裙带”关系、不当的农村宗亲观念对经济发展起着一定的消极作用。客观评价非正式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有利于挖掘非正式制度的内涵、潜力，注意引导并发挥其积极作用，避免或减少其消极作用。 3.2.4借鉴两大理论体系的科学之处，创新发展马克思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由于理论基础、方法论等差异，马克思比西方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更具科学性和系统性。但是两大理论体系各有千秋。以非正式制度变迁理论为例，马克思侧重宏观动态层面，忽视了微观静态层面，导致其分析框架的现实操作性受到质疑。诺思的研究主要涉及短期经济规律，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马克思理论的不足。科学地评判、合理地借鉴西方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有助于创新发展马克思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 4结语 我们应基于现实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已有的正式制度，以马克思经济学的非正式制度理论来指导我国依法治国等相关实践活动。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深入，目前国家也强调科学、和谐、可持续等发展观，经济发展是根本和基础，但是应注重经济社会环境等协调可持续发展。集中国家资源，推动意识形态、信任、伦理道德等非正式制度的变迁与创新，构建完备有效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相容的制度体系和惩罚机制，节约交易成本，应该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作者：张美云 单位：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