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经济研究的方法在于总结典型的经验特征与收集数据,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相应的经济理论或经济模型。经济研究的科学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理论或经济模型的可验证性,即能否通过数据实证检验相关的经济理论与经济模型来解释事实,并预测未来的经济变动趋势以及提供科学的政策建议。计量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则犹如硬币的双面,从不同的角度为经济学的实证分析提供重要的方法论基础。计量经济学以实际经济数据的建模与分析为主要研究对象。当实际数据不可得,或实际数据过于复杂而导致因果关系不易梳理时,实验经济学则有可能从另一个角度出发,通过可控的实验数据代替实际数据,成为实证经济分析的又一个有利工具。
计量经济学是由经济学、统计学、数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交叉产生而又独立于其中任何一个学科。计量经济学产生于对经济理论的实证分析,经济系统的建模和国民经济投入产出法的计算等经济学问题,经过近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已经成为了一个成熟而且被广泛运用的学科。计量经济学可以分为理论计量经济学和应用计量经济学。其中理论计量经济学主要关注计量经济模型的建立,包括针对不同数据类型、随机实验和不可控随机误差的分布形式、经济学模型和实际问题而进行的假设,从而对该模型进行参数、非参数等的估计、统计推断和预测,并给出其具体的理论性质,例如无偏性,渐进分布、统计有效性、预测误差等等。应用计量经济学则侧重于实际问题,其内容基本涵盖凡是有数据支持的经济学理论的各个分支,并用经济数据来对经济理论进行检验,或是对某些经济变量的因果关系进行量化研究,或是利用金融数据进行风险估计等实证研究。例如对环境经济学、教育经济学、金融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经济增长理论等都可以通过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在计量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下进行计算。计量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相辅相成,对现实生活中某种类型经济数据的实证分析往往成为发现理论研究新方向的动力,同时理论研究的成果也通过计量模型被广泛应用到各种实际问题中去。
计量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可以说如果没有计量经济学,经济学理论就像纯数学理论一样只有象牙塔式的研究价值而不能被数据所证实或者应用证伪。在过去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人当中,第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授予了两位计量经济学研究的先驱弗利希(RagnarFrisch, 1969)和丁伯根(JanTinbergen, 1969),表明了计量经济学在推动整个经济学研究科学化进程中的重要性。早期因从事计量经济学研究而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还包括李昂惕夫(WassilyLeontief, 1973)、克莱因(Lawrence R.Klein, 1980)和哈维尔莫(TrygveHaavelmo, 1989)等。计量经济学的发展日益与经济学各分支学科的发展紧密结合,并反过来极大促进了经济学各分支学科的发展。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麦克法登(Daniel L.McFadden, 2000)、赫克曼(JamesHeckman, 2000)、格兰杰(Clive W.J.Granger, 2003)、恩格尔(Robert F.Engle, 2003)与汉森(Lars PeterHansen, 2013)都是因为提出新的计量方法促进了劳动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宏观经济学、金融学等相关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发展而获此殊荣。在现代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体系中,计量经济学已经成为与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并列的三大学科,成为经济学各分支学科最核心的方法论基础。
实验经济学则是最近四十余年兴起的一门新的交叉学科,结合认知心理学、神经科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相关研究方法,涵盖了决策论、经济学、金融学、博弈论、管理科学、市场营销或政治学等多个研究领域。实验经济学以模拟实体经济决策环境和验证理论模型为目的,通过仿真方法创造与实际经济相似的实验室环境,观察分析受到物质报酬激励的受试对象如何在一定规则下进行决策,从而研究人们行为决策。经济学家通过调整实验参数以及对不同参数下产生的实验数据进行整理、加工与分析来检验已有的经济理论及其前提假设,或者发现新的理论,或者为一些决策提供理论分析的基础。
实验经济学之所以产生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基于可控实验而得到的数据能够很好地避免数据的内生性问题(-endogeneity)。众所周知,因果关系研究是自然科学研究和
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核心内容。相对于现实环境下自然产生的经济决策实际数据而言,实验经济学数据是在事前已经尽可能控制了各种干扰混淆因素条件下产生的,从而数据相对比较整洁,有利于经济学研究人员发现并研究经济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实验研究方法已经成为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公共经济学、金融经济学、劳动经济学、金融学、市场学、组织行为学、会计学和管理科学等领域的核心研究方法。这些领域国际最顶尖学术期刊都会定期发表一些运用实验技术完成的研究成果。目前已有卡纳曼(DanielKahneman, 2002)、史密斯(Vernon L.Smith, 2002)和罗斯(Alvin E.Roth, 2012)三位经济学家因其在实验经济学方面的贡献而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下文中,我们首先对计量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在最近一二十年来的发展做一简单介绍。作为与实证研究和应用研究密切相关的学科,计量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的发展从来就受到两方面需求的推动,其一是理论发展与政策分析的需求,其二是数据特征与数据可得性的需求。之后,对国内计量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发展的现状做一简单评述,最后对一些亟需发展的计量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研究领域提出若干建议。
二、计量经济学的若干最新发展
(一)面板数据计量经济学
面板数据(panel data)是将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综合起来的一种新的数据类型。和单一的时间序列数据相比,面板数据能够提供不同个体在同一时点的横截面信息;和纯粹的截面数据相比,面板数据又能够提供同一个体在不同时间点的动态变化。因此,和传统的横截面模型与时间序列模型相比,面板数据模型在模型估计、假设检验和管理科学应用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国内外高质量面板数据的出现极大推动了面板数据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在宏观经济学和应用微观计量经济学等各个领域都有非常重要的应用。面板数据计量经济学的最新发展主要集中在三个部分,其一是非线性面板数据建模的发展,包括各类非参数半参数条件均值模型、条件分位数模型和离散数据模型等。函数系数模型(Cai et al.,2000; Cai et al., 2000)采取可加模型的形式,解释变量的系数可以是其他随机变量的函数(称之为光滑变量,smoothingvariable),而光滑变量的选择由经济理论决定。函数系数模型不仅能够提供更好的数据模拟能力,而且在非参数模型中融入了经济学的解释,因而近年来有不少研究将函数系数模型结合到面板数据中。其二是非平稳面板数据模型的发展,包括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与协整分析,以及包含非平稳变量和未知时间趋势的估计与检验等;其三是包含横截面相关(cross-sectional dependence)的面板数据建模。面板数据通常包含两个维度,行为个体与时间维度。行为个体可以是微观层面的家庭、个人或企业,也可以是宏观层面的国家、产业或地区。传统的面板数据建模通常假设面板数据各行为主体之间是完全独立的(横截面独立假设,cross-sectionalindependence),这就完全排除了行为个体之间可能存在的相互影响,从而导致模型估计与检验的一系列问题。横截面相关性已成为面板数据领域最为活跃的科研方向之一。目前文献中处理横截面相关的方法主要有三种:其一是通过因子模型(factormodel)描述横截面相关性,然后通过模型中可观测变量的横截面平均作为因子模型中不可观测的共同因子的变量,用以解决因共同因子不可观测性而带来的内生性问题(Pesaran,2006; Pesaran & Tosetti, 2011等);其二是交互效应(interactive effect)模型,通过PCA的方法直接估计不可观测的共同因子(commonfactor)与因子系数(factorloading),通常使用的估计方法包括QMLE和最小二乘法(Bai, 2009, 2013等);其三是使用一系列距约束条件描述横截面弱相关性,不需要借助于常见的因子结构(Chen etal., 2012等)。最近几年,这一领域的发展主要集中在将横截面相关性与半参数或非参数模型相结合,研究模型的估计与检验方法,这也是目前最为活跃的研究领域之一。
(二)微观计量经济学与政策评估
因果分析与政策效应评估是经济分析最为关注的核心问题,其主要难点在于经济事件与经济政策的内生性问题,以及虚拟事实的不可观测性。社会经济系统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各类因素各种事件往往存在复杂的相互联系。由于巨大的社会成本与经济成本,社会经济政策无法使用类似于自然科学中常用的模拟实验的方法。为了解决内生性问题,经济分析通常借助于所谓的“准实验”(quasi-experiment)机会,使用工具变量方法,以及在工具变量方法上发展起来的一系列估计政策处理效应(treatmenteffect)的方法。工具变量必须同时满足相关性与外生性的要求。所谓相关性,是指工具变量必须与内生的结构变量高度相关,否则便称之为弱工具变量(weakinstruments)。所谓外生性,是指工具变量仅通过内生的结构变量影响回归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而不存在其他独立的影响渠道。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计量经济学家发现当存在弱工具变量的情况下,无论是小样本还是大样本,常见的工具变量估计方法,包括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与有限信息最大似然估计都无法得到一致性的估计量。这一时期大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工具变量质量的检验,以及存在弱工具变量情况下不同的统计检验方法。最近十年中,计量经济学家更加关注工具变量的外生性问题,讨论在工具变量严格外生性条件无法满足的情况下对统计检验的影响。目前较有影响的做法是采用再抽样(resampling;Berkowitz et al., 2012)或贝叶斯的方法校正近似外生性的影响(Conley etal., 2012; Kraay, 2012)。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计量经济学家也开始关注在存在大量工具变量的情况下工具变量的选择问题。目前主要的做法分为两类,一类是在工具变量中加入稀疏性(sparcity)假设,采用LASSO等变量选择的方法在第一阶段选择有效的工具变量;另一类是不采取稀疏性假设,通过主成分分析或岭回归等降维的正则化(regularization)方法处理估计中的问题(Hansen et al.,2008; Okui, 2011; Carrasco, 2012; Hansen & Kozbur, 2014等)。
当工具变量仅是简单的二元变量时,工具变量法就和政策处理效应的一系列估计方法建立了联系,这部分是近几年来发展最为迅速的研究领域之一。倍差法(difference indifference, Card & Krueger, 1994; Bertrand et al., 2004; Athey &Imbens, 2006等)是最为常见的处理效应估计方法。当某一经济政策实施以后,尽管我们可以同时观察到处理组中政策前后的变化,但这个变化同时包含了具体政策的处理效应和不可观测的时间趋势的变化。如果假设时间趋势在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变化是相同的,那么我们可以采取两次差分的方式,将共同的时间趋势剔除出去,从而得到平均处理效应的估计值。倍差法的主要优势在于计算简便,可以接受某种形式的选择性误差(-selectionon unobservables),但主要问题在于处理组和对照组之间必须保持相同时间趋势的假设有时不符合现实,且较难检验。也有研究者发展一些半参数的倍差法试图放松相同时间趋势的假设(Abadie,2005)。匹配(matching,Rubin, 1973)是另一种较为常见的处理效应的估计方法。和倍差法不同,使用匹配法的一个重要假设是条件独立性(conditionalindependence或unconfoundedn
esscondition),是指在控制各种变量以后,处理效应的结果不再受到是否接受处理(treatment)的影响。在条件变量较多的情况下,事实上无法做到严格匹配,倾向匹配得分(propensityscore)是用来处理降低匹配维度的主要方法,一些非参数方法也被广泛用来完成处理组和对照组之间的匹配(Heckman etal., 1997, 1998; Hahn, 1998; Hahn et al., 2000; Imbens, 2000; Lechner, 2002;Abadie&Imbens, 2006等)。当是否接受处理效应的概率成为一个非连续函数时,断点回归(regressiondiscontinuity design, RDD; Trochim, 1984; Lee & Card, 2008等)成为近年来非常热门的估计“准实验”政策处理效应的方法。当选择变量(-selectionvariable)与是否接受处理效应的关系是确定时,经济学家通常使用精确断点回归(sharp RDD)。当选择变量与是否接受处理效应存在随机关系时,也就是是否接受处理效应的同时受到一些不可观测的选择变量影响时,经济学家使用所谓的模糊断点回归(fuzzy RDD),这是一个类似于两步法处理工具变量的估计方法。除平均处理效应(averagetreatment effect on treated, ATET)之外,也有越来越多的文献在讨论局部平均处理效应(local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LATE,Imbens & Angrist, 1994等)、边际处理效应(marginaltreatment effect, MTE)和分位数处理效应(quantiletreatment effect)等。这些政策评估方法被广泛地用于各种社会经济政策的评估,如最低工资效应、反歧视法、失业救济等。 (三)大数据(高维)计量经济学
在目前大数据时代,数据的可得性和多样性导致样本量无限增大,同时变量个数无限增多,从而对分析大数据特点的计量经济学方法有了新的要求。例如,现在流行的电子购物数据中,每个消费者在电脑前点击的次数以及内容体现了丰富的反映购物行为的信息。又例如,许多人口普查数据、政策评估调查数据等等都有非常多的变量数目。另外,变量数目即使有限,因为研究模型不一定是线性形式,许多方程变换、级数展开等等处理方式也使得变量维度增加。从文本、视频、音频中提取有用变量等等方式也成为高维度数据的重要来源。一方面,数据本身的可得性增加,另一方面,现代高性能计算机群(HPC)的计算性能和存储功能也使得处理这些大数据成为可能。21世纪是大数据的世纪,云计算、存储等争相从科技领域进入人们日常生活中。
高维度计量经济学就是研究经济变量数目非常大,有时候甚至大于样本量的情况。例如在资产定价的研究中,资产数目很大,有研究者(Fan et al.,2008)用因子模型去估计资产回报的相关性,其中资产回报的协方差矩阵的维度也随着样本量而增长,因此如何处理高维度数据在资产投资组合等领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计量经济理论在处理高维度数据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如何选择重要的变量以及如何对变量进行选择,以使得模型的预测性能更强,对模型的估计有更好的性质。在高维计量经济学建模中,一般假设真实模型只包括一部分有限的变量。高维度计量经济学包括了经典的线性和非线性非参数模型。
在很多实证研究中,一般假设模型是一个比较简单的线性形式,变量是根据经验或者共识来选择。而高维度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是通过数据本身来探究其重要性,从而进行变量选择。在经典岭回归思想的启发下,一系列带惩罚项的估计方法被提出并广泛应用在基因学、统计学、经济学等各学科中。例如套索估计量(LASSO,Frank & Friedman, 1993; Tibshirani, 1996)的先驱性研究首先提出用一个惩罚项加在经典的最小二乘损失函数上,再用一个调节参数来控制惩罚的力度。套索估计量可以在变量选择的同时进行参数估计,并且在变量个数较大的情况下解决了传统模型选择方法例如信息准则等的不可计算的问题,减小了模型选择的不确定性。套索方法有很多良好的性质,其中一个就是可以用来处理变量个数超过样本量的情况,并且能够选择变量。在过去的二十年中,高维度方法有了长足的发展。继套索估计量之后,SCAD估计量、Dantzig估计量、弹性网(Elastic Net)估计量等相继发表在顶尖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期刊中。在经济学中,高维度计量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应用就是处理多工具变量选择的情况。Belloni,Chemozhukov & Hansen(2012)提出了用改进的套索方法选择工具变量的方法并提供了理论依据。另外,Bai &Ng(2008)用主成分分析,Caner & Fan(2015)用可适性套索方法进行工具变量的估计和选择。
大数据计量经济学是一个方兴未艾的研究方向,统计学、计算机科学等其他学科的交叉发展也势必进一步推动大数据分析的发展。
(四)金融计量经济学
金融计量学主要是指对金融市场数据,包括金融市场各种交易变量(如价格、交易量、波动率等)进行相应统计分析和计量建模的学科。作为联接金融理论和实证证据的桥梁,金融计量学在现代金融学中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它可以用于检验经济学假说和金融理论,解释金融现象,并对金融市场行为建模和预测。一方面,金融计量学的发展对现代金融和投资管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又对金融计量学的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
金融计量学最早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检验金融市场的有效性,即金融市场价格是否可以被预测。关于这个问题,最早的文献甚至可以追溯到Working(1934)和Cowles(1933, 1944)。他们主要通过检验股票价格序列是否服从随机游走过程来检验市场的有效性。Fama(1970)对有效市场理论和实证研究进行了一个很好的综述,他认为市场的有效性假设有三类,即弱有效,半强有效和强有效,而对应的价格走势往往只是一个鞅过程。这样说来,检验市场的有效性就等价于检验一个时间序列是否为鞅过程。Hong(1999)提出了一个基于广义谱函数的检验方法,非常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该方法不但能够捕捉变量之间存在的线性关系,同时也能够甄别出数据中的非线性关系,因此可被推广并应用来检验经济和金融时间序列数据是否存在相关关系或者是否独立,从而为对这些数据进一步分析建模提供依据(Hong &Lee, 2005, 2006; Hong & McCloud, 2011; Hong & Chen, 2011)。
与金融市场有效性检验密切相关的一个研究领域是提出各种模型对金融时间数据进行预测,或者是对各种预测模型进行评价。这些预测模型大多基于各种经济学理论,包括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研究人员构造了不同的预测模型来对金融市场进行预测,例如Hong et al.(2007)研究了随机游走模型是否能够对外汇走势提供更好的样本外预测。Hong et al.(2010)也检验了多种时间序列模型在分析中国的短期利率走势的有效性。
在有效市场理论检验问题之外,资产定价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投资组合理论一直也是金融计量学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自Markowitz(1952)提出了投资组合理论以来,许多资产定价模型相继被提出来,包括Sharpe(1964)针对股票市场提出的资产定价模型(CapitalAsset Pricing Model,CAPM)/:请记住我站域名/,Ross(1976)提出的套利定价模型(APT),以及Heath et al.(1992)提出的针对固定资产收益证券定价的HJM模型。将这些定价理论模型应用到实践需要对相关的模型参数进行准确估计,而金融计量学家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个最重要的估计方法即由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Hansen(1982)提出的,Hansen& Singleton(1982)则将此推广应用到资产定价模型的动态广义
矩方法(Dynamic GMM)。金融计量学关注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对波动率的建模,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波动率被广泛认为是风险测度指标之一,但如何对风险进行有效管理的一个前提是对其进行准确建模。最早的波动率模型包括Engle(1982)提出的ARCH模型以及Taylor(1982)提出的随机波动率模型(stochasticvolatility model),Bollerslev(1986)进一步发展了GARCH模型。基于这些模型,一些重要问题相继得到研究,比如波动率溢出效应(Hong, 2001)、金融风险的传染(Hong et al., 2009)等。 随着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发展,交易日趋复杂,一些新的问题随之出现并急需解决。比如说在高频数据的建模中,如何处理市场微观噪音及市场由于一些突发事件带来的跳跃现象是金融计量学关注的另一个重点,相关的文献包括Chan &Maheu(2002)和Ait-Sahalia &Jacod(2009)。而对金融市场中一些非线性和非对称的现象进行研究也成为一个重要研究方向。比如说在考虑非线性情况下,如何检验市场的有效性,如何对资产定价模型进行稳健、准确的估计等。此外,人们观察到金融数据普遍呈现厚尾现象,正态分布不再适用于刻画这些数据,在这种情况下,评价极端风险(extremerisk)不可以再用方差来度量。所以,当分布存在厚尾时,如何来度量风险(包括系统性风险)依然是金融计量学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
(五)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的宏观计量经济学
传统实证宏观计量经济学用向量自回归等方法对总体经济变量例如总产出、总消费、总投资、失业率、通胀率等进行分析,其思想起源于凯恩斯经济学。而真实经济周期模型往往通过模型校准来描述实体经济,在量化研究方面其方法显得更为严格。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则是从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出发,从消费者、生产者、中间厂商和政府部门等的动态最优化决策过程来推导一般均衡结果。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可以增强模型的解释力和经济学含义,并使得过去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两分法问题得到解决。通过计量经济模型的估计和推断使我们对宏观变量的随机过程得以加深了解,并对模型本身的有效性进行评估。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从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出发,研究利率、失业率等宏观变量成为实证宏观计量经济学的新范式。从政策制定者的角度来说,欧洲中央银行也正式使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作为基础模型并把其预测结果作为指定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尽管在宏观经济学中,不少变量通过加总去掉了很多噪声,向量自回归等传统方法在预测性能上优于以微观基础起步的宏观计量模型,但微观结构模型方面的研究在逐渐放松假设、贴近实体经济方面也有了长足进步。目前以似然函数方法为基础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在样本外预测上的表现可以和向量自回归等方法相比较。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从个人、厂商、政府、中央银行等分别最大化其全部时间段内的效用、利润及财政、货币政策目标(例如弥补产出缺口、保持产出增长率等),得到消费、产出、利率和通货膨胀率等变量需满足的最优化条件,再由市场一般均衡的条件推导出欧拉公式,用对数线性化的方法得到简化式和状态空间形式。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通过引入外部冲击来模拟现实经济中的经济周期和日常波动。外部冲击可以有多种形式,例如生产技术冲击、需求冲击、财政支出冲击、货币政策冲击、外贸冲击等,通过这些外部冲击得到模型的随机性。另外,通过引入工资、价格粘性、消费习惯形成和投资调整成本等假设,模型也更加接近现实经济。在模型的估计方面,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多采用贝叶斯方法进行估计,由前面一般均衡条件得到的公式加上测度方程,即引入经济系统中的随机冲击,得到似然函数。首先通过把均衡条件进行对数线性化,然后用蒙特卡洛马尔科夫链抽样方法估计模型参数。根据模型参数设定的不同,可能出现为一解、无解或多解的情况,研究者要对其进行分析或者约束。近年来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在计算和引入新的冲击、放宽模型假设(例如允许厂商和消费者的异质性)等方面有很多进展。进一步放宽模型的假设,减少模型校准和更好地估计高阶非线性模型从而最终提高模型的预测能力是该方法未来需要解决的问题。
三、实验经济学的若干最新发展
(一)新类型实验数据的收集和利用
传统实验经济学产生的数据主要是经济决策变量数据,例如决策者在个体决策问题中的选项选择,在市场决策问题中的价格选择、投资决策选择和努力水平选择,在博弈论决策问题中的策略行动选择等。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实验经济学家认识到收集一些新类型实验数据有助于更好地检验不同的经济学理论以及建立更接近描述决策者行为的新经济学理论。例如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将决策者的决策过程当作一个黑箱子,只是简单地假设决策者具有特定的偏好和特定的信念并且采取最优的决策,而有意忽略决策的产生过程。最新的一些研究开始讨论决策偏好、决策信息、决策过程的形成,尤其是决策者如何思考决策问题的过程。打开决策过程这个黑箱子意味着我们将从更基本的层面来理解各种经济决策。一方面,研究决策过程所能依赖的数据类型增加了,包括决策思考时间、搜寻次序、眼球移动、生化多巴胺等新的生理学数据,从而使我们有必要通过实验经济学的方法产生这些新类型的数据来检验相关的经济学理论。另一方面,这些新类型数据和传统经济学决策数据结合在一起,有助于发现和建立新的经济学理论。例如,Gabaix etal.(2006)通过收集实验参与者的搜寻次序数据来检验有关决策者如何获取信息以及信息处理的有限理性模型;Caplin etal.(2011)则通过收集参与者在最终选择之前的所有临时选择数据来检验他们新提出的最优选择模型;Reutskajaet al.(2011)通过跟踪实验参与者的眼球移动数据来研究超市购物者的购物选择行为等。
(二)非均衡博弈论框架的建立和实验验证
策略性思考是博弈理论及其应用的基础。纳什均衡以及相关均衡的概念过去一直是描述策略性思考的核心内容,其定义为每个博弈参与者的策略都是在给定其他方策略下的最优反应。显然这种均衡的定义内在要求每个博弈参与者在决策信念上达到均衡,即每个参与者对其他方的策略持有正确的信念。在过去的研究中,经济学者通常假定均衡框架存在从而做出对参与者行为的预测。尽管在一些博弈场景下,基于均衡概念的行为预测是准确的,但在多数情况下实验经济学研究结果表明博弈参与者的行为会系统性地偏离基于均衡概念的行为预测。由于来自实验经济学数据对原有理论框架的挑战,经济学研究人员逐渐提出了基于非均衡概念的策略性思考理论框架并且运用实验经济学的方法收集数据来检验这些新理论。这些基于非均衡概念的策略性思考理论框架的核心在于继续假定博弈参与者在决策时仍然有策略性思考的因素在里面,但放弃了均衡的概念以及嵌入在均衡概念里面的很强的理性假设。目前这些在非均衡概念基础上的策略性思考理论框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认知层级博弈理论”(Nagel, 1995;Stahl&Wilson, 1995; Camerer, 2004)。在认知层级博弈理论框架下,博弈论参与者被假定可能具有不同层级或者不同深度的策略性思考行为。一个毫无策略性思考的博弈论参与者被假定为没有注意到其他参与者行为的影响来进行决策。这种层级的策略性思考行为被称为第0层级决策者。进而第1层级决策者的行为表现是他们假定其对手为第0层级决策者进而做出最优反应。相应地,第2层级决策者是假定其对手为第1层级决策者进行最优决策反
应,以此类推至更高层级决策者。与过去基于均衡概念的博弈论理论研究发展相比,有一个明显值得注意的特征是,这些在非均衡概念基础上的策略性思考理论框架的每一步发展都伴随着实验经济学对其相关理论的检验。换句话说,理论的进展和实验的检验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 (三)实验经济学研究在市场机制设计和政策设计方面的广泛应用
有效的公共政策和法规会给市场参与者提供正确的激励,并有助于建立社会规范来防范诸如腐败、市场失灵以及个体或者企业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因此,政策制定者尤其需要了解个体行为和集体行为背后的动机和行为准则。近年来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分析公共政策和法规时用到的传统经济学模型存在理论假设上的弊端,这些模型的建立仅仅基于个人或集体利益最大化的偏好和行为准则之上。例如,研究表明在很多现实情境中,人们除了关注自己的所得,还会关心他人的所得和福利。另外,人们往往会采用互利互惠的行为准则。因此,当政府制定政策和法规时就需要考虑这些因素,比如限制商家向非专业的消费者推销过于复杂的产品(如结构性金融产品、住房销售合同,以及移动通信套餐等)。当政府为平衡社会各阶层收入而调整个人所得税率时,需要考虑纳税人对公平的偏好如何影响其对税务法规的遵循。
四、我国计量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的发展现状与建议
我国计量经济学的教育与研究在过去30多年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教学角度而言,国内各主要高校均已能够独立地开设从本科阶段的初级计量经济学到研究生阶段的中高级计量经济学的课程,计量经济学的教学与训练已经成为国内经济学教学体系的核心内容之一,并且日渐与国际接轨。从研究角度而言,计量经济模型与计量经济方法被越来越多地运用到经济学各分支学科的研究之中,并且极大地促进了各分支学科的研究水平。近几年来,国内高校经济学科加大了引进海外经济学人才的力度。这些年青的海归学者不仅推动了计量经济学的教学水平,而且在国内迅速形成一个从事计量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团队,而这一点在十年之前几乎还是一个空白。近几年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学部分别设置了面板数据计量经济学与金融计量经济学两个重点课题。通过重点、重大课题以及各种其他资助项目的设立,对于引导与推动特定学科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作为相对年轻的经济学分支学科,我国实验经济学研究在最近几年发展迅速。国内的许多重点大学都相继建立了经济学实验室,其他尚未建立实验室的大学也在积极进行实验经济学研究。在人才招聘方面,国内不少大学都从海外招聘了实验经济学学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了促进实验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以及加强中国实验经济学研究人员和国际同行的交流,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从2010年到2014年已经连续五年举办了实验经济学国际会议。该研讨会每年都邀请实验经济学研究领域的若干名国际一流学者前来做主题演讲、指导,并且吸引了大量国内外实验经济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参加会议。目前该年度会议已经成为国内最重要的实验经济学研讨会,有力地推动了国内实验经济学研究的发展以及国内外实验经济学研究的交流。
国内计量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任务在于,如何通过重大或重点课题的设立,引导计量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满足国家重大需求,推动经济学科整体发展水平的提高。《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是国家未来发展的重大需求。国家治理就是通过配置和运行国家权力,对国家和社会事务进行控制、管理和提供服务,确保国家安全,扞卫国家利益,维护人民权益,保持社会稳定,实现科学发展。有效国家治理的最重要的基础在于政策的制定、实施与评估。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正努力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转变(从高速增长转为平稳增长,从规模扩张式发展转向质量效益型发展)与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而要顺利实现这一转变与调整的目标,不但要明察国内外政治经济等形势的变化,把握其未来发展趋势,而且要对已实施的各项国家重要政策尤其经济政策予以正确的评估,以便发现问题、总结经验,及时调整经济政策,制定、实施新的政策与配套措施。因此,经济政策评估非常重要,是实现国家经济治理,乃至政治治理的必然要求与重要保证。但过去在这方面,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决策部门,都是对经济政策实施前景预测的多,对经济政策执行效果评估的少。换句话说,评估政策全过程中的有效性与利弊得失,从而制定与实施科学、高效的经济政策,对决策科学化与提高国家治理能力至关重要。计量经济学特别是微观计量经济学近几年来在政策评估方面取得较快的发展,同时由于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也面临更多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大数据背景下计量经济学理论与政策评估不仅符合学术发展的前沿,而且能够满足国家发展的重大需求。
和计量经济学方法相比,实验经济学则在政策设计与政策评估方面发挥重要的补充作用。在政策设计和实施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于,如果政策影响对象是有限理性的决策人或者具有各种决策行为偏差的决策人,我们该如何合理的进行政策设计来实现政策的目标或者帮助这些人改善决策质量。例如利用现实中人们的现状偏好设计养老金计划来提高他们的养老金储蓄,以及出台相应的政策法规帮助人们避免被商家误导！从而做出更符合自己利益的个人金融决策等。而且,实验经济学在市场机制设计和政策设计方面的研究应用有助于经济学家承担起经济学工程师的角色。经济学者可以在实验室实验场景下或者在实地实验场景下比较检验不同政策设计的效果。由于这是在可控条件下实现的,我们可以在大规模实施政策改革或者政策干预之前进行科学评估,从而做好理论指导准备和政策实施准备。在过去二十年里实验经济学的相关研究在国际上曾经应用在设计无线频谱拍卖机制、设计政府采购招标拍卖、中小学教学以及择校改革,以及医药健康改革等方面。其中美国实验经济学家AlvinRoth因其在市场机制设计应用方面的突出贡献获得了201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我们有理由相信,实验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也势必为政府的科学决策和理性决策做出更大的贡献。
长人类的决策总是这样或那样地偏离标准的经济学理性假设的行为模式。假使这些对理性和利己假设的偏离极微小，或者只是纯粹的个人癖好的结果，那么作为整体的研究将把它们忽略，经济理论对参与人行为的总体预期不会与实际偏离太多。以弗农·史密斯为首的实验经济学家对各类市场机制的早期研究，可以看作是对偏离标准经济理论的个人癖好假说的检验。如果检验的结果显示对理性和利己的偏离是系统的，那么理论本身的修订就在所难免。另一方面，以丹尼尔·卡尼曼和已故的阿莫斯·特维尔斯基为首的认知心理学家对人类的决策行为的早期研究则可以看作是对偏离标准经济理论的系统性假说的检验。
一、实验经济学基础
经济学在传统上被看作仅依赖真实经济数据的非实验科学。许多学者认为作为科学的经济学，其进一步发展受到的羁绊即在于此。如果不能进行可控实验，经济理论的检验必定受到限制。仅凭真实经济数据，很难判断一个模型是否失败，何时失败以及失败的原因所在。一般科学研究所遵循的，理论和可控环境下的观察之间的反馈路径——新的实验结果启发新的理论发现，新的理论发现又要求有用来检验其真实性的新的实验设计——在经济学中好像非常难得。
一个迅速发展的研究领域，即被称为实验经济学的经济学分支的创立，对这种观点提出了有力的挑战。在可控的实验室环境下，实验专家们要研究参与人某些特定的经济行为，要求他们在模拟的、但更简化而且具有纯粹形式的市场或其它经济环境中进行经济决策。实验构造的经济环境与真实市场在多大程度相符尚在争论之中。但是就像物理学中的小型实验的结果形成的结论（如那些支撑基本粒子和热力学的定律）深刻影响了物理理论（宇宙理论或气候学等等）的发展一样，从微观经济行为的实验结果得出的规律同样能对经济理论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经济研究中运用实验方法，其实有相当早的尝试者。不过，弗农·史密斯毫无疑问是实验经济学研究传统中的最主要人物，也是对实验经济学的早期发展做出最重要贡献的理论代表，而且至今仍是这个领域的核心。他教育了大量的实验经济学的年轻研究者，并与他们合作。这些年轻一代的实验经济学家中做出最大贡献的是查尔斯·普洛特(Charles Plott)。
（一）市场机制
弗农·史密斯最杰出的工作是有关市场机制的研究。他为这个领域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他创新了竞争市场实验，对不同的拍卖形式进行了实验检验，还设计了实验的所谓引致价值(induced-value)方法。
史密斯的第一篇实验论文(1962)是受到张伯伦(1946)的课堂实验的启发而形成的。史密斯哈佛求学时期的教师张伯伦，曾在那时组织了捉对交易的虚拟买卖市场。张伯伦将他的实验结果作为证明标准的新古典完全竞争（即市场参与者是理性的价格接受者）市场模型有错误的论据之一。
史密斯最初认为，如果将参与人所处的实验环境改造得更接近于真实市场，张伯伦的实验结果将更具说服力。他设计了一类被称作双向口头拍卖的市场实验，在这些实验市场中，参与人被分为潜在的买者和卖者两个群体。这种市场机制实际应用于许多金融和商品市场中，参与人被随机地分派买卖者角色，每个卖者得到一单位的待售商品以及这一单位商品的保留价格。如果保留价格是v，卖者则无权以低于v的价格卖出，当他以p＞v的价格卖出商品时，其所得为p-v美元。卖者的保留价格是其私人信息。相对应地，每个买者也被摊派一个私人的保留价格w，作为其购买商品价格的最高上限，以价格p＜w购入商品意味着这个买者赚到w-p美元。在保留价格的分布的基础上，史密斯勾勒出理论的供给和需求曲线，以及反映竞争均衡价格的曲线交叉点。相反，实验参与人并没有这些信息，更不可能以此计算出理论均衡价格。令史密斯吃惊的是，实验的交易结果与理论均衡价格非常趋近，因此，这个以证伪市场理论为初衷的实验，其结果支持了市场理论的理论预期。
史密斯和其他学者后来又进行了一系列类似的实验，用以检查这种与理论预期的相符是否仅仅是一种巧合。后来的实验继续验证了史密斯最初的结论。普洛特和史密斯(1978)的合作工作除得出这一通常结论以外，还得到了另一个重要结论：市场制度肯定是重要的。特别是，他们比较了允许买、卖者在一个交易时段内连续改变价格（史密斯的早期设计）和令交易者在整个时段只能贴一个标签价，这两类不同机制的结果。结果显示，在后一类实验设计下，向理论均衡价格的趋近速度较慢。相对于收集真实经济数据，实验方法的引人之处正在于此：即可以保持“市场环境”（保留价格的分配）不变，而以可控的方式变化“市场机制”（此例中的价格调整规则）。
在几乎所有市场实验中，对所探讨的理论假设清楚地进行检验都要求控制参与人的偏好。由于买卖行为都会受到参与人对得失的个人估价的影响，而这种估价又不能直接为研究者所观察到，所以控制偏好是最困难的事。张伯伦(1948)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且指出可以通过付给参与人“恰当”的金钱刺激的方法来解决。史密斯(1976)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所谓的“引致价值方法”。而今，这种方法已经成为实验经济学的标准工具。
为了说明这种方法，首先规定一个参与人作为某同质产品市场中的买者，假设实验专家想要他表现出一个特定的需求函数D。也就是说，在任一价格p下，这个买者应该是想要购入确切的数量q=D(p)。但实验专家不知道他的真实效用函数u(w)。史密斯的方法是通过给予价格p购买q单位的买者R(q)-pq美元，（其中R是一个适合的回报函数）来导出想得到的需求函数。通过经济学原理，这个买者将选择一个数量q，以使增加q所得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也就是一个数量R'(q)=p。只要未知的效用函数u是增函数和凹的，需求函数就是如此，条件是对于任何价格，报酬函数的反函数与需求函数相等，也就是对于任意p，如果(R′)[-1](p)=D(p)。与此类似的各种方法从此在实验经济学的文献之中得到广泛运用。
（二）拍卖理论的检验
拍卖理论是在微观经济理论和博弈论领域中得到最成功发展的理论之一，自20世纪60年代初出现在经济学之中。已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William Vickrey对拍卖理论的研究得出了大量有关各类拍卖机制的理论结果，后来，一批年轻的经济学家也参与到这个领域的研究之中。史密斯首创了检验这些拍卖理论定理的实验，并通过实验得到了很多不同的结论。同时，史密斯还最早提出了将可控实验作为新的拍卖设计在运用于实际前的“风洞”检验方法。
按照通常的理解，“拍卖”这个术语似乎对现实经济生活没什么实际意义。然而，对拍卖形式由简到繁的探讨，已经加深了我们对真实市场结构的认识 。即使是理论研究中一些相对简单的拍卖形式也会在实践中有广泛的应用，尤其是涉及到对那些自然垄断行业的管制和私有化，公共物品的获取，以及政府债券的出售等问题。
史密斯拍卖实验的核心思想是要建立一种理论，预期出售单位物品的特定拍卖机制的结果。这些拍卖在传统上分为四类：第一类是英国式或升价拍卖，买者以价格递增的顺序喊价，直到再没有更高的出价为止。第二类称为荷兰式或降价拍卖，由卖者提出一个初始的最高价，再以固定的价格单位按固定时段降价，直到有买者喊出“接受”为止。这两类拍卖通常都是口头式的，而交易价是最后的（或第一个）喊价者的出价。另两类拍卖形式，所有的竞拍者同时将报价密封，标被卖给最高的出价者。在第一价密封拍卖中，竞拍者以出价得到标；而第二价密封拍卖中，中标者只付出价第二高的竞拍者报出的价钱。
微观经济理论也将拍卖分为私人价值拍卖和共同价值拍卖两种拍卖形式。两种类型的拍卖中，个人对标的估价被认为是随机变量。在私人价值拍卖中，估价在统计上是与潜在的竞标者无关的，也就是说任何买者的估价都是其对标的物价值的纯粹个人评价。而在共同价值拍卖中，竞争买者的估价中存在一个共同部分，即二手市场上的价格或一些相关品市场上的价格情况（例如谱系拍卖或电信市场）。
对于私人价值拍卖，经济学者以下三条理论预期：(1)英国式拍卖和二价拍卖在中标者和预期的标的价格上是等价的。这个结果的前提是个体理性（更确切地说，是假设竞标者不会采取弱占优策略）。(2)荷兰式拍卖和一价拍卖是等价的，前提是存在更严格的纳什均衡意义上的行为假设，即个体理性还要加上相互一致的预期。(3)在风险中性假设下，四类拍卖都是等价的（也就是说，参与者认为参加一次公平的抽奖机会和保证你直接拿到期望的抽奖奖金额之间没有区别）。
史密斯做了大量的实验（实验的设计还是控制供需条件，变化市场机制），对这些理论预期以及其他的理论预期进行检验。为了在实验中得到私人价值，每个竞拍者被随机独立地安排一个v值作为其私人信息。如果竞拍者以价格p赢得标，则他赚取到(p-v)的钱。对于上面提到的预期(1)，史密斯发现英国式拍卖和二价密封拍卖确实能得到相似的结果。对于(2)，荷兰式拍卖与一价密封拍卖并不能得到相同的实验结果，这与理论不同。对于(3)，他发现假设人们具有相同风险偏好的模型不能被证伪。除此之外，英国式拍卖和二价密封拍卖的平均拍得价格比一价密封拍卖的价格要高，而一价密封拍卖的最终平均拍卖价格又高于荷兰式拍卖的均价。
这些结论中，最出人意料是得到了荷兰式拍卖与一价密封拍卖不等价的实验结果。为解释这种差异，两类理论被提出。一种理论认为，效用不仅取决于货币收入，还与荷兰式拍卖过程中的“等待悬疑”有关，另一种理论认为竞拍者往往低估荷兰式拍卖过程中逐渐增加的风险。史密斯(1999)分析了这两种理论以及另外一些理论解释。
（三）将实验作为“风洞”
史密斯与普洛特，最早将“风洞”（一种用来检验飞机样机性能的实验装置）方法引入实验，检验为官制、私有化和公共物品供给设计的制度机制的表现。通常这些机制都太过复杂，以至于难以给出确切的理论预期。而实验方法的运用在此却能发挥特别的效用。史密斯的一系列实验研究论述了公共物品供给的适宜激励机制的设计。史密斯检验了经济理论中提出的机制效果以及他自己提出的机制效果。史密斯的其他实验工作还涉及以计算机辅助市场实验方法分析私人机场候机机制以及对能源市场上的组织结构的研究。
（四）实验方法论
除在市场理论和拍卖理论上得到一些独创性结论之外，史密斯的实验研究工作还有巨大的方法论意义。他的影响深远的文章，刊于《美国经济评论》上的“实验经济学：诱致价值理论”(1976)提出了一种用于指导实验室经济学实验设计的详细的可行方法，并进一步归纳出运用这种方法的基本原理(1982)。
史密斯发展的实验方法与心理学中的实验方法大相径庭。实验方法强调给予参与人足够的金钱激励的重要性，因为足够的金钱方能避免决策成本导致的行为扭曲。史密斯还强调实验设计中重复尝试的重要性，因为这样才能让参与人清楚并理解实验环境。
与心理学实验方法相比的许多差异往往就是问题的焦点所在。心理学家感兴趣的主要问题是个人行为，史密斯构造其实验的初衷却主要在于分析市场结果。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理解人类行为的两类不同方式。
史密斯的方法为实验科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可能给不同于经济学的其他社会科学以有益的启发。例如，普洛特等(1978)对议会中决策行为的实验研究基本上遵从的是史密斯的方法，却导致政治科学研究中的大量文献开始报道相关的实验研究成果。
二、行为经济学基础
大约半个世纪之前，爱德华兹(Edwards,1954)将决策问题引入心理学研究，为未来的研究框架勾勒了轮廓，而西蒙(Simon,1956)也曾提出了一种基于有限理性的信息加工和决策理论。不过直到卡尼曼和1996年去世的特维尔斯基发表了他们关于判断和决策的研究发现之后，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方开始盛行。尽管卡尼曼的研究工作一贯坚持认知心理学的传统，但他仍经常被作为经济学家对待。他的许多文章都发表在经济学杂志上，其中的一篇文章(Kahneman & Tversky,1979)甚至成为被认为最有声望的经济学杂志—《计量经济学报》中被引用最多的文章。如果说传统学科之间的交流存在着壁垒的话，可以说已经有相当多的工作投入到铺架经济学和心理学研究之间的桥梁上。当今，这两个学科之间实际上存在两座桥梁—一座围绕着实验方法建造，另一座沿着理论建模方式铺设。两类工作都是行为经济学现今发展潮流的基础。下面先粗略地谈一下决策概念在经济学和心理学中的区别。
（一）经济学中和心理学中的决策
经济学家典型的观点是，市场行为主要受物质激励的推动，利己心和理性是经济决策的基础。这里，理性意味着决策者能够以逻辑的和系统的方式利用可得信息，并在给定可选集和可得目标中做出最优选择。同时，理性也表示一种向前看的决策方式，即决策者可以考虑到决策行为在未来会导致的一切后果。总之，影响经济行为的是外在激励。
在心理学领域，尤其在认知心理学领域，人通常被看作是以有意识的、理性的方式组织和解释可得信息的系统。但是，其他一些下意识的因素也可以系统地影响人类行为。就是这种相对复杂的观点—内在刺激也会影响人类行为—使认知心理学最近的发展逐渐集中于经济理论之上。
传统上，经济学家将决策者在可行集上的偏好定义为给定不变的，并且认为决策者是对环境状态和自身行为结果做出概率估计或预期后，依统计原理处理可得信息的。更确切地说，标准的经济理论是建立在期望效用最大化方法之上的。这种方法由冯·诺伊曼和摩根斯坦(1944)提出的，萨维奇(Savage,1953)进行了扩展。这里，假定每个决策者都有一个定义在相应收入集合x=(x[,1],x[,2],…x[,i])上的真实估价函数u，如果在任何以概率p[,i]得到x[,i],（其中i=1,…I）的行动a和另一种以概率q[,i]得到相同结果的行动b之间进行选择，则决策者（严格）偏好a＞b，当且仅当这一“效用函数”u的统计期望价值，在a行动下比b行动下大。正式地，选a的标准为
附图
所以，给定市场条件，定义好决策者面对的可行选择集，认知过程就简化为期望的形成和最大化问题了，决策者的行为就像是在正确地赋予相关随机事件的概率之后，选择最大化其期望价值或最终效用的行动。
与此相对，认知心理学家认为决策是一个交互式的过程，可以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按自身法则发挥作用的感知(perception)，用以解释其发生条件的信念或心理模式。内在动因，像感情（emotions，指决策者的心理状态）或态度（attitudes，即某环境下，对某一相应现象的强烈心理趋向）都可能影响决策。而且，对以前决策及其结果的记忆(memory)也会对当前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并构成特定的认知方程。这一复杂观点将人类行为看作对给定环境的适应过程。行为是典型地适应性的；是以对因果关系的判断和短暂的知觉条件为基础做出的。
心理学和传统经济学的这些差异也表现在研究方法上。经济学实验强调对环境进行抽象，包含货币报酬和重复尝试的运用。心理学家关注内在动机和对特定环境的心理调整过程，并将之定义为决策问题的架构。
卡尼曼和其他人通过调查和实验收集到大量广泛的证据，并对经济理性假设提出质疑，认为至少在复杂的决策环境下理性行为假设值得怀疑。大量研究已经揭示出了与传统理性经济行为模型的颇多的偏离。例如，真实世界里的决策者并不总是以概率法则来估计不确定的未来事件，决策行为也经常违背期望效用最大化原则，下面讨论卡尼曼对不确定性下的推断和决策理论的主要贡献。
（二）不确定性下的推断：经验推断和偏差
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发现，不确定性下的推断系统地偏离于传统经济理论提出的理性类型。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的早期工作基于这样的基本观点：总的来说，人们通常没有能力对环境做出经济学的和概率推断的总体严格分析。人们的推断往往靠的是某种顿悟或经验，所以经常导致系统性偏差。
一类基本偏差是人总是倾向于运用小数法则，认为小样本和大样本的经验均值具有相同的概率分布，其实这违反了概率理论中的大数原则。例如，在一个著名的实验中，参与人认为某一给定时间在大医院内诞生的婴儿有60%是男孩，则一家小医院内情况必定相同。通常，人们好像都认识不到随着样本规模的扩大，随机变量的样本均值的方差减小的有多快。
更准确地说，根据统计学的大数法则，独立观察某随机变量的一个大样本，其均值的概率分布集中体现这一随机变量的预期值，随着样本规模的变大，样本均值的方差趋近于0。
但是，按照人类心理的小数法则，人们确信随机变量期望值的分布也会反映在小样本的样本均值之中。这导致对短序列的独立观察值做了过度推论(overinference)。
小数法则的案例之一是，当投资者观察到一位投资经理在过去两年表现好于其他人，就总结说这位经理水平要高一些，而这一结论的统计含义太弱。另一个相关的例子称为“者谬误”：许多人都经常预期一个随机赌局的第二轮会得到与第一轮相反的结果，而实际上，每一轮在统计上都是独立的。如果一项投硬币游戏前若干轮出现太多的“头像”，那么许多参与者确信下一轮便应该是“文字”了。
小数法则还与相似性(representativeness)相关，这种相似性是形成推断的重要因素。特维尔斯基和卡尼曼在一些精美的实验中表述了这种经验推断方程。参与人被要求以已知的描述为基础将人进行分类，如区分销售人员或议员等。对于一个给定群体中随机抽取的某个人，当给他的描述是“对政治感兴趣，乐于参与辩论，渴望出现在媒体上”时，许多参与人判断说是议员。即使这个群体中，销售员更具备这种特征。特维尔斯基和卡尼曼(1973)深入地考察了这种经验推断式的思考方式，在他们的实验中，一些参与者得到有关群体构成的确切信息。一类设计中群体由30%的工程师和70%的律师组成，另一类设计中群体构成比例相反。实验的结果是这种差异对参与者的推断不会产生真正的影响。
经验推断也会令人们相信两个事件的联合概率高于其中的事件之一发生的概率，这与概率理论的基本定理相悖。例如，某实验中的参与者就认为如果Bjorn Borg闯入温布尔登决赛，则相对于输掉第一盘的结果，他输掉第一盘而赢得冠军的结果更可能出现。
Shleifer(2000)的回顾行为金融理论的文章认为，小数法则和相似性推断可以解释金融市场中的某些反常现象。例如，对股价变动的过分敏感可能是投资者对短期利好信息的过度反应的结果。
概率推断中的另一种常见偏差是可利用性(availability)偏差，指人们通过不费力地回想出的例子来进行概率推断，结果导致赋予那些易见的、容易记起的信息以过大的比重。比如，人们总是在亲身获知某人在一座城市中被谋杀时，高估这座城市的犯罪率。认知心理学通常认为，与不熟悉的信息相比，熟悉的信息更容易被忆起，也更让人相信其真实性和相关性。熟悉和可得性于是成为真切和相关性的暗示。
（三）确定性下的决策：前景理论
有证据证明，不仅推断，而且不确定性下的决策行为也都与传统的经济理论有系统的偏差。特别是，许多不确定性下的决策行为偏离于期望效用理论的预期。
对“冯·诺伊曼－摩根斯坦－萨维奇”期望效用理论的偏离最早由198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莱(1953)提出，他提出了所谓的“阿莱悖论”（另一个相关悖论见Ellsberg,1961）。例如，在获得3000美元定额机会和有80%的概率得到4000美元而20%空手而归这两种机会之间进行选择时，许多人选择前者；而他们中的一些人宁可选择20%的概率得4000美元的抽彩机会，却放弃25%的概率得到3000美元的机会。即使事实上这两类选择方案中所得的客观结果受相同因素（即概率）的影响。这种表现出来的偏好，违背了期望效用理论所谓的替代性公理。卡尼曼提供了偏离期望效用理论的大量证据。
一个令人吃惊的发现是人们经常对区别于某种变化着的参照水平（如现状）的结果更敏感，而对结果的绝对水平不敏感。这种对相对变化比对绝对值更多的关注可能与认知心理学的某些已有法则相关，心理学认为人们对外部环境的相对变化比对其绝对水平的反应更大，比如温度或光照。
而且，以某参照水平为标准，相比于某一数量的收入，人们似乎对等量的损失更加反应强烈。特维尔斯基和卡尼曼(1992)估计，人们对一个适量损失的估价可能两倍于对等量收入的估价。也就是说，人们的偏好具有（局部的）损失厌恶的特征。小风险下，他们通常更偏好稳定状态，而不是一半对一半的机率赢12美元或输10美元。在大风险下，发现了明显的风险偏好行为，也与传统的风险厌恶假设不一致。例如，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1979)就发现，实验中10个人中有7个更愿意参与有25%的概率输掉6000美元的赌局，而不愿参加50%的概率输掉2000美元或4000美元（各25%的概率）。因为这两种抽彩的预期值应该是一样的，第一种只不过是第二种抽彩平均预留的变化形式，所以实验结果是与传统的风险厌恶假设相悖。
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的工作不仅限于这 类批评，他们还在其影响深远的文章“前景理论：风险决策的一种分析方法”(1979)中提出了一种替代的模型框架。与期望效用理论的公理式形式不同，他们的前景理论是描述式的。这一理论引自实证的观察结果，而不是由一套漂亮的逻辑的公理推导而出的。后来，特维尔斯基和卡尼曼认为实际可以有两种理论：期望效用理论用来定义理性行为，而用如前景理论这样的理论描述真实行为。期望效用理论可以对某些简单清楚的决策问题中的选择作真切的描述，但现实生活中更多决策问题却复杂繁乱，更复杂的行为模型是必须的。
两个模型有三点差异。首先，在前景理论中，决策者并不关心财富本身的最终价值，而是关心那个相对于参照点的财富量的相对变化w。这个参照点经常是决策者当前的财富水平，决策者以此来定义与现状相对比的得失。但这个参照水平也可以是某个欲求水平：参与人在给定现有财富和预期条件下，想努力获得的财富水平。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认为一个决策问题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要“编辑”，以便建立一个面对决策的参照水平，这样就可以给决策结果“编码”了：当结果大于参照点，就是赚了；小于参照点就赔。“编辑”阶段之后，就是估价阶段，当然是以方程(3)为标准。
与期望效用理论的第二个差别是价值函数v。这个函数除了定义在财富变化之外，还具有特殊的S形状。因此，在盈利的部分是凹的，在损失的部分是凸的，而且在向两端发展时，其敏感性在逐渐消失。这条曲线在0处有一拐点，这使得相对曲线的小的盈利部分，小的损失部分更加陡峭。而期望效用理论中的函数u的形状则总是平滑和凹的。
第三点差别在于决策的权重函数，它是客观概率p或q的一个函数。这个函数是单调递增的，并且在0和1两处不连续。因此，这个函数系统上赋予了小概率以过高的权重，而赋予大概率以过低的权重。
正是这些差异，使前景理论的预期可以与前面所提到的实验事实相符。由于人们对存在风险下的未来的估计是建立在与某一参照水平相关的财富变化的基础上的，所以对“编辑”阶段作适当假设，会使模型更加与以下观察结果相符：即人们总是因面对结构不同的问题，而做出不同的选择。价值函数由参照水平决定了一个拐点（这一点导致了曲线的小损失部分比小盈利部分更陡峭），这暗含一个结论，就是选择行为符合损失厌恶理论。而函数v的两端对客观概率变化的边际敏感度逐渐减弱消失，将导致决策者对盈利有风险厌恶（即过低地估价盈利可能）和对损失风险喜好（即过低地估价损失可能），这也与实验事实相符。而且决策权重函数对小概率的高估和对大概率的低估的事实也可以用来解释阿莱悖论。
前景理论也可以用来解释某些似乎背离传统经济学的行为规律。例如人们在购买家电时，总是倾向于购买昂贵的小额保险；他们也总是乐意为了省几毛钱驱车去很远的商店买些零七杂八，却不肯花费同样的精力购买能得到同比例折扣的贵重物品；他们在收到对其一生收入不利的消息时，又从来都抗拒做出减少消费的决定。
总之，卡尼曼及其他学者的实证研究显示出了不确定性下选择问题的许多规律，而前景理论为解释这些规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卡尼曼的研究结论为经济学家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观察视角，也促进了后来的模型建构工作。前景理论的一个扩展—累积的前景理论(Tversky & Kahneman,1992)对原有观点进行了一些弱化。特别是，累积的前景理论考虑到了对大量的结果的预期，这与随机支配的原理相符。
前景理论及其扩展模型比期望效用理论更能真切地描述风险下的个人行为，并且已经在这方面贡献卓著。可以说，前景理论已成为风险决策领域应用性实证工作的基石。
三、总结
卡尼曼运用认知心理学讨论“回答问题－形成推断－做出选择”思维过程时的一些观点，帮助我们理解人类是如何进行经济决策的。在这条路上，其他的心理学家也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对不确定性下决策行为的研究工作影响最大，也最为出类拔萃。对行为经济学的其他领域，卡尼曼也做出了许多早期贡献。其中一例是他和Knetsch、Thaler(1986)对于“考虑公正”的重要性的研究工作。这一领域已经成为相当有活力的研究领域，其他研究者做了大量的后续实验研究，研究的结果显示许多市场行为的形成可能是出自公正和互惠的考虑。通过这些工作使卡尼曼成为了现代行为经济学和金融学蓬勃发展的始作俑者之一。他的研究也对其他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其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以及医学领域受到广泛地引用。
史密斯是在经济研究中创造推行实验这种实证方法的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与卡尼曼不同，史密斯的研究工作并不是从向理性决策这一传统经济理论挑战开始的。他检验了有关市场表现的替代假设，尤其是不同市场机制的重要性。卡尼曼的调查和实验工作主要针对个性行为者的决策讨论展开，而史密斯的实验则专注于特定市场环境下，参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同时，史密斯还强调方法论讨论，发展了可行的实验方法，并且提出了构成一个好实验的必备标准。其他的研究者对这一传统继续深化研究。特别是普洛特的一些重要论文，不仅进一步发展了实验方法，还将实验方法拓展到其他新的研究领域。不过，经济学家们大多是通过史密斯的工作成果，才认识到实验室实验可以是经济研究的重要工具。
现今，心理学和实验经济学传统上相互重合的领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研究工作。这种新的研究工作对经济学和金融学的所有领域都有潜在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特定的心理现象（如有限理性、有限的利己动机或不完全的自控力等）是隐藏在一系列市场结果之下的重要因素。行为理论通过艰苦的发展，理论预期逐渐与这些实验事实相符，并最终取代传统经济理论中的某些元素。金融经济学中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就是确定市场套利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清除系统非理性对资产价格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实验经济学 实验环境 实验方法
[论文摘要]实验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跻身于主流经济学之列，引起了经济学家们的极大兴趣。本文系统阐述了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及其与传统研究方法相比独具的两大优点：可复制性、可控制性；并介绍了它在理论与实际中的应用。
一、引言
实验经济学是研究如何在可控制的实验环境下，对某一经济现象，通过控制实验条件、观察实验者行为和分析实验结果，以检验、比较和完善经济理论或提供决策依据的一门学科。它是对传统经济解释方法的拓展，与传统的研究方法相比它具有两个优点：可复制性和可控制性。可复制性是指其他研究人员可以复制实验从而具有独立验证结果的能力；可控制性是指操纵实验室条件以使观测到的数据足以用于评估各种理论。利用实验条件的可操纵性防止了各种与之相伴的不可观察因素的变化，这样就可得到比理论验证更纯粹更有效的数据。
二、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1.实验的设计
在实验经济学中，经济理论的实验不可能完全复制现实经济的运行过程，因此我们构造的是与实际环境相似的实验室环境，让实验者在模拟的经济环境中做出反应。普洛特认为，实验经济学通过简单的实验来比较和评估各种相互竞争的理论，这种比较和评估并不因简单实验没有完全模拟现实经济而影响其效力。高鸿桢教授也说过，试图在实验室中完全实现现实环境的复杂性是无益的。因此，“简单性”正是经济学实验的长处。
实验设计的一般步骤为：确定实验目标，选择合适的交易制度，选择被试，确定被试报酬的支付方案，编写实验指导用语，实验方案的审定。
实验室交易制度的设计。无论实验的类型或研究的焦点是什么，都必须规定交易规则和其他环境特征。在实验设计中是交易规则的细微改变可能对观测的行为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实验经济学中的交易制度设计是相当重要的。
被试的选择。实验经济学的实验是精心设计的，然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特征，在实验中有时可能出现我们所不希望的行动，所以在选择被试时，要尽量注意减少被试的差异，或选择被试差异与实验目的无关或影响极小的被试。
报酬的支付。支付给被试现金或其他奖励作为报酬，支付的多少与被试在实验中的表现密切相关，这是实验经济学与调查问卷的根本区别。支付报酬要遵循所谓价值诱导理论。绝不可故意欺骗被试。
2.实验结果的分析方法
(1)比较和评估。实验结果的有效性，所验证的理论的真实性都要通过比较与评估的方法得出，因此，实验经济学高度重视比较与评估的方法的应用。一是将“效率”作为比较标准。普洛特和史密斯将效率定义为被试的报酬总和与最大可能报酬的比率，并把它作为比较分析互相竞争理论的依据，探讨如何改进理论模型标准的问题。二是采用独立自动变量。实验中独立的变动每个自变量，获得每个自变量对因变量作用的最确切数量。三是评估结论建立在概率分布的基础上。被试并不能总是处于理性状态，非理性会使人的行为出现变异，因而经济理论的实验数据呈概率分布状态，所以评估出结论不是运用概率密度的乘积来表示。
(2)运用行为和心理理论来解释实验结果。许多实验结果与理论预测出现差异，其原因是理论假设行为人是理性的，而被试的行为却是理性和非理性的统一。因此，只有运用了诸如展望理论、心理间隔理论等行为理论，来分析被实验者的非理性行为，才能很好地解释实验结果。将心理学实验和经济学实验相结合是近年经济学实验的一种发展趋势。
三、实验经济学的应用
实验经济学在理论领域广泛应用于两个方面:
1.检验理论
实验能对不同的理论的优劣进行检验。他有一些与众不同的优势：在简化的实验室环境下，实验者能对实验环境进行良好的控制，从而能比非实验方法更好的确定各个实验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2.发现新规律
在不存在理论时，经过反复的实验，我们往往会发现新的规律。比如人在博弈中的学习行为，这为研究者根据实验数据和现象建立新理论提供了可能。
在现实中，实验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如查尔斯·普洛特和费农·史密斯（1978）用实验方法发现了标签价格机制。在日本，实验经济学已在市场研究、谈判、投标、环保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果，如西条辰义等人将实验经济学应用在“温室效应气体排除权交易的机制设计”方面，取得的成绩备受关注。不只是在经济领域，实验经济学也广泛应用于政治法律管理等方面。
(1)实验经济学为制度设计提供依据。传统上，制度评估必须在制度实施以后才能做出，这可能导致制度无法挽回设计失误。当使用实验经济学方法以后，制度设计、政策设计甚至管理学中的一些策略设计都可以在可控的实验环境下借助实验室完成，这会改变制度设计因依赖于理论而造成的盲目性。(2)实验经济学为企业经营管理提供指导。如某公司在确定如何对其新产品进行包装之前可以设计一个恰当的实验，考察被试对可供选择的方案的反应，根据实验结果提供的信息帮助确定最优的包装方案。(3)实验经济学应用于公共政策、国际关系、竞选等方面，通过建立模拟环境进行仿真实验，使我们做出最优决策。“总统股票市场”就是实验经济学在政治学上应用的一个成功的例子，该实验成功的预测了1988年美国总统选举中布什领先的百分比，其准确度超过了任何民意调查结果。
论文摘要：实验教学作为一种新的课堂教学模式正逐步在国内理论经济学课堂中应用。该教学模式对于提高知识结构的稳定性、增强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创新意识、提升学生的整体素质有着积极的意义。加强实验教学的推广与应用应当成为高校理论经济学教学改革与教学方法创新的重要内容。
论文关键词：理论经济学；实验教学；构想
一、实验教学进入经济学课堂的意义
经济学“课堂实验教学”是指将实验引入课堂，让学生在亲身体验中学习经济学原理，通过参与者和观测者的双重身份，激发学生对于经济事件的好奇心，并鼓励学生利用经济学原理思考解释现实世界的一种教学方法。
1.提高知识结构的稳定性。理论教学作为课堂知识传授的一种古老方式，将前人的研究成果和学科知识的历史积淀系统地传授给学生，有利于学生在短时间内迅速形成本课程较为正确的理性认识，从而达到知识增长效益的最大化。然而，由于缺乏直接经验的铺垫和感性认识的积累，这种知识体系难以形成稳定的、长期的理性认识和体系构架，不容易产生内化效应（张革华，彭娟，2009）。实验教学使学生在课堂获得知识的途径更具直接性和直观性，在更清晰地理解抽象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系统稳定的知识结构。
2.激发学生课堂学习的主动性。实验教学最大的魅力在于学生对于教学过程的积极参与和主动探索。实验教学改变了传统教学中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结构，着重开发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主体作用，通过师生的参与与互动，使经济学课堂更具活力。另一方面，实验教学模式进入课堂，增加课堂教学模式的多样性，活跃课堂气氛，增加课堂的吸引力，从而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3.增强学生的创新意识。中外大学生素质的比较研究的结论中，创新意识的缺乏始终是中国教育的不足。实验教学鼓励学生寻找问题、发现问题、提出问题，通过理论指导实践并解决问题，不断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为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提供源泉。可以说，实验教学在大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创新精神的培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更是提高整体教学质量的根本保证和有效途径。（孙文彬，2006）
4.有利于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在实验教学中，学生参与教学的各个环节，包括设计课程体系、准备教学条件、记录过程、撰写报告、汇报结果，完成作业，这一系列的课前、课堂及课后的活动，不仅有助于学生充分掌握实验相关的理论知识，而且使学生的其他能力得到锻炼，为学生整体素质与综合能力的提高创造条件。
二、国内实验教学发展滞后的原因
1.经济学学科性质与学科定位的制约。经济领域的复杂性，参与主体的多样性使经济实验困难重重，加上经济理论的高度抽象性，更难用简单的实验进行演示或论证。另外，专业基础理论平台课的定位也决定了该学科教学过程中倾向于选择直截了当的灌输式课堂授课模式，舍弃理论的探寻过程，从而忽略学科自身建设和学科内容的创新与发展。
2.师资缺乏以及教师考核体系与教学脱钩现象严重的制约。目前国内创新型教学模式的推广师资欠缺，大部分经济学教师一直处在高校环境中，本身就是在传统理论教育中成长起来的，很少有机会接触社会，缺乏对现实经济世界的感性认识，实际问题的解决能力不强。另外，由于目前中国高校教师的考核体系和晋级制度普遍偏重于科研环节，对教学能力和教学创新的要求达到可以忽略的地步，这种机制的导向性决定了任何理性的个体都会忽视教学的创新，因而，理论经济学实验教学不能取得突破就不足为奇了（李军军，黄茂兴，2011）。
3.实验教学的各方面条件不足的制约。首先，授课班级规模的制约。1999年后高校大规模扩招导致大班授课成为大部分基础理论课程主要的授课方式，这严重制约了课堂实验教学的尝试与推广，很难想象在讲座式的课堂展开课堂实验。即便教师有尝试的欲望，也很难在此教学条件下安排和操控课堂实验的有序进行。
其次，教师及教辅团队建设的制约。课堂实验需要教师对课堂的管理和实验过程各个环节的指导。国外高校助教制度较为普遍，通常由助教辅助完成实验各环节。国内高校授课环节很少出现教学团队。这种“单打独斗”式的授课方式很难完成较为复杂的实验教学。
最后，课时与考核方式的制约。经过多次的课程体制改革，许多高校理论课程的课时不断地被压缩，赶进度、完成教学计划成为教师授课的重要目标。另外，在加强档案管理，规范考核制度的要求下，闭卷统考往往成为专业理论必修课选择的考核方式。在此指挥棒下，相对灵活但较难规范的实验环节很难进入课程考核体系，于是缺乏激励成为课堂实验开展的又一大制约。
三、加强实验教学在经济学课堂教学中应用的构想
由于实验环节的欠缺，我国高校经济管理类专业普遍存在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脱节的问题。加强实验教学在经济学课堂教学中的应用成为当务之急。
1.逐步展开，在实践中积累经验，稳步提升课堂实验的质量和效果。课堂实验教学需要经验的不断积累和内容的随时更新，开设时间的长短对教学效果有直接影响。因此我们倡议经济学课堂尽快展开实验教学的尝试，从无到有，从尝试到推广到普遍应用，从模仿到创新，从简单实验到复杂实验，在教学实践中积累并交流经验，稳步提升我国经济学课堂实验的整体质量和教学效果，注重创新，形成自我鲜明、符合中国特色的课堂实验教学模式。
2.加强师资建设，鼓励教师间的合作与教学团队建设。在师资建设上采取引进与培养并举的方式。一方面通过引进海外人才，利用这些人才在海外接受的教育，尽快完成课堂实验的效仿与尝试。另一方面加强现有师资力量各方面素质的提高，组建教学团队，鼓励教师间的合作与交流，共同分享实验结果。各高校还应积极鼓励和支持科研活动对教学环节的“反哺”，将科研活动积累的实践经验和教学素材应用于课堂实验教学，丰富实验教学内容。这也可以成为实验教学创新的良好途径。
3.灵活多样的激励机制，吸引学生积极参与到课堂实验中来。灵活多样的激励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调动学生的参与积极性。可以学习国外教授的一些做法，给与实验的优胜者颁发一定的小奖励作为纪念，既活跃了气氛，又在课堂中增添一定的竞争意识。奖励的力度可依实验的难度和表现的差距来定。
4.加强必要的配套设施建设，包括网络技术和仿真技术等。实验教学质量的提高，研究内容的拓展还可以借助各种技术手段，包括软件技术与网络平台的应用。例如利用Excel、Matlab、OriginPro等软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将经济学中的变量、曲线、模型在给定条件下自动生成，使学生对经济理论有更加直观的认识，这也可以成为经济学课堂实验的一个思路。
应当强调的是，就目前的情况而言经济学实验教学只能是课堂理论教学的一个补充，不可能成为课堂教学的主导形式。由于课时有限，只能适当地穿插安排，且特别强调实验课前的充分准备。只有教师和学生的共同努力，课前充分准备，课上积极参与，内容精心组织，细节细致安排，就能成就一堂效果理想的经济学实验课！
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美国经济学家弗农·史密斯，以表彰他在实验经济学领域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实验经济学对于中国经济工作者仍是一个比较陌生的领域。本文将对实验经济学的发展过程、基本方法及主要特点作简单介绍。
一、实验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
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是在可控制的实验环境下对某一经济现象，通过控制实验条件、观察实验者行为和分析实验结果，以检验、比较和完善经济理论或提供决策依据的一门学科。
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始终固守着经济理论难以实验的思维定式。
弗农·史密斯教授敏锐觉察到实验经济理论的作用，并首次付之于实践。他在亚利桑那大学十一个班级进行了长达六年的实验，验证了竞争均衡理论。据此实验所撰写的论文《竞争市场行为的实验研究》在1962年的《政治经济学杂志》发表，标志着实验经济学的诞生。此后，实验经济学开始运用于验证市场理论和博弈理论，并取得了一定进展。例如，弗农·史密斯的“口头双向拍卖市场实验”提出了市场参数完全有可能影响均衡产出收敛性的结论；赫伯特·西蒙根据博弈实验结果分析了存在性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和程序性理性（Procedural Rationality）的区别。五六十年代的实验经济学主要局限在市场理论和博弈理论领域，原因有两方面。
一方面是理论自身的缺陷影响可实验性，研究过程往往是从假设前提出发，然后运用复杂数学推导出相关命题。由于假设前提的高度抽象，无法在实验室里得到证实，因而相关命题也就无法实验。
另一方面实验技术的不成熟也制约了经济理论的实验。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经济学的主导理论体系发生了变化。一般均衡理论、工业组织理论、社会选择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将经济研究的假设由抽象拉回到现实。行为理论的成熟和合理预期理论的出现为实验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此外，计算机的广泛运用使得复杂经济现象的实验成为可能。实验方法越来越广泛应用于公共经济学、信息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等诸多经济领域。
目前，实验经济学迅速发展，逐渐科学化和规范化，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学分支。越来越多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杂志不断刊登实验经济学论文，实验经济专刊、专著和论文集陆续出版。实验经济学已从美国传播到法国、英国、德国、荷兰、西班牙、意大利、挪威、瑞典、加拿大、尼日利亚、日本、韩国、印度等许多国家。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弗农·史密斯，标志着实验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已步入主流经济学的舞台。
二、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和运用
经济理论的实验与物理、化学实验一样包含实验设计、选择实验设备和实验步骤、分析数据以及报告结果等环节。由于实验对象是社会中的人，需要验证的是行为命题，经济理论的实验需要运用有别于物理、化学实验的方法，主要有：
1.模拟和仿真
经济理论的实验不能刻意复制出现实经济的运转过程，而是要模拟出允许不同人类行为存在的环境，以便于实验者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观察人们不确定的价值观及其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查尔斯·普洛特认为：“实验室建立的经济与现实经济相比可能特别简单，但是却一样地真实。真实的人被真实的金钱所驱动，因为真实的天赋和真实的局限，作出真实的决策和真实的错误，并为其行为后果而真实地悲喜”。弗农·史密斯采用只有三个网络节点的模型来模拟电力系统，其实验结果基本上能反映现实电力系统运行中发电企业和电力交易商的行为类型和特征。
此外，实验经济学还通过一些仿真技巧来提高实验结果的可信度和可重复性。
一是采取“随机化”方法，被实验者的选取、角色的分配均随机产生；
二是保密实验意图，十分小心地讲解实验，不出现暗示性术语，以防止被实验者在实验前对行为对错已有判断；
三是使用“价值诱导理论”（Induced Value Theory），诱导被实验者发挥被指定角色的特性，使其个人先天的特性尽可能与实验无关。
2.比较与评估
实验经济学高度重视比较和评估的方法。通过比较和评估，判断实验本身的好坏，分析实验失败的原因，验证理论的真实性。
首先，将“效率”作为比较标准。查尔斯•；普洛特和弗农·史密斯将实际付给被实验者的报酬总和与最大可能报酬的比率视作实验的“效率”，并把“效率”作为比较分析相互竞争理论的依据，探讨如何改进理论模型。甚至在没有现成理论的情况下，根据效率来提出和验证新的理论。
其次，方法上采取独立变动自变量。实验关系到两个或两个以上变量时，容易出现变量之间的混合作用。因此实验中应独立地变动每个自变量，获得每个自变量对因变量作用的最确切的数据，为比较和评估提供非偶发事件资料。
第三，评估的结论建立在概率分布基础上。现实生活中的人并不始终处于理性状态，非理性就会使人的行为出现变异，因而经济理论的实验数据呈概率分布状态。所以，评估出的结论不可能按照形式逻辑的模式，只存在真或伪两种结果，而是用结论与其概率密度的乘积来表示。例如，弗农·史密斯在电力市场竞争实验中得出的结论之一是高峰负荷时期电价提高的概率密度较小，而不是一定不提价。
3.行为分析和心理研究
经济理论的实验是把社会中的人作为被实验者，所要验证的是人的行为命题，自然就需要借助行为和心理分析的方法。
一是运用行为理论来完善和改进实验。例如针对行为人对重复行为有厌烦的心理，在实验设计中运用价值诱导方法，并把实验时间控制在3个小时内。
二是运用行为理论来解释实验结果。许多实验结果与理论预测出现差异，其原因是理论假设行为人是理性的，而被实验者的行为却是理性和非理性的统一。因此只有运用了诸如展望理论、后悔和认知失协理论、心理间隔理论等行为理论，来分析被实验者的非理性行为，才能很好地解释实验结果。
三、实验经济学的意义和局限
实验经济学的兴起标志着经济学方法论上的重大变革。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模仿自然科学的信念十分坚定，实证方法始终是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其范式是提出理论假设并力图避免和消除人类行为或经济关系中的不确定因素，然后在理论假设上建立数学模型并推导出主要结论，最后对理论结果进行经验实证并由此展开深入的理论分析。
不可否认，这种假说演绎方法有科学合理的方面，但同时也有不少缺陷。例如，理论前提假设和数学推导排斥了人类行为或经济关系中的非理性和不确定因素。又如经验检验具有被动性和不可重复性的缺点。实验经济学继承了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传统，弥补了经济学实证方法的缺陷。
首先，实验经济学以可犯错误、有学习能力的行为人取代以往的“理性经济人”假说，用数理统计的方法取代单纯的数学推导，解决以往实证研究的高度抽象和简化与现实世界不一致的问题。
其次，实验经济学家可以再造实验和反复验证，用现实数据代替历史数据，克服以往经验检验的不可重复性。
最后，在实验室里，可以操纵实验变量和控制实验条件，排除了非关键因素对实验的影响，从而克服了以往经验检验被动性的缺陷。
实验经济学的兴起促进了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
首先，实验经济学拓展了经济理论的研究范围，将人类决策行为当作研究对象，把经济运行过程纳入到研究领域，从而发现更符合现实的经济规律。
其次，实验经济学还催生出新的经济学科。实验经济学的发展把心理学和经济学有机联系起来形成行为经济学。
再者，实验经济学构建了连接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桥梁。宏观经济理论的实验建立在微观行为的基础上，而对微观经济论的实验也常常验证了宏观经济理论。例如查尔斯·普洛特模拟市场机制既验证了市场价格收敛于一般均衡，同时也考察了货币供给增加对产出的真实作用。
实验经济学的发展仅有短短的五十多年。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它还有一些不完善的方面。主要表现为：
实验参与者的主观性影响到实验的有效性。实验者在设计方案时无法完全排除个人偏好和主观猜测，被实验者在实验时有可能考虑与实验者的关系而有意识地完成实验期望。这些主观因素对实验的可重复性提出挑战，造成许多相同实验由不同的实验者设计或者由不同被实验者执行就有可能得出不同的研究结论。
此外，目前实验经济学取得的主要成果还局限在微观经济理论，如何拓展其运用领域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论文关键词]利他行为；亲缘选择；互惠；实验经济学
[论文摘要]人类社会中的道德，一般而言大多意味着牺牲自己的利益帮助别人。也即广义上的利他。但是这样一种特征，似乎与进化论中残酷的生存竞争相矛盾。人类道德是怎样起源的?利他行为如何能在自然选择中保存下来?文章阐述了动物行为理论中有关利他行为的解释，以及国外实验经济学中与人类行为模式相关的结果，探讨了人类道德的内涵，可能的进化上的优势以及进化的途径。
大约从幼儿园开始，老师、父母就谆谆教导我们要做一个讲道德的人，拾金不昧，乐于助人，我们从那时起就有这样的概念：一个有着崇高道德水准的人，一个乐于无私奉献的人，在社会上将受到人们的尊敬和喜爱。道德不同于法律，它并不是一种被强制执行的行为准则，而是人类社会中一个无形的标准、一种制度。道德，在我们心目中似乎与这个世界同时产生，只有遵守它才能受人尊敬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游戏规则。
然而，当我们接触到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了解到自然界残酷的自然选择时，一个小小的声音在我们心里不安地说：“道德，遵守它往往意味着牺牲自己的利益来帮助别人，有着这样行为的个体，为什么能够在生存竞争中生存下来呢?”
如果我们把道德视为社会制度的一种——人类社会本可以有着不一样的社会制度：所有的小孩可以从呱呱坠地起被灌输的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们以自私自利为美德，只有那些一心只为自己追求利益的人才得到人们的尊重……——我们的社会完全可以是另一副模样。那么，我们禁不住想知道：道德，或者说广义上人类的利他行为，是怎样在自然选择中被大自然的金手指所垂青的呢?
一、来自生物界的声音
说起利他行为，生物界中的例子数不胜数，或许来自这些比人类低等、简单的生物的例子，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什么是人类的道德。
(一)亲缘选择的力量：自私的基因
亲缘选择的利他行为。是指发生在亲族间的利他行为。典型的例子如一些膜翅目昆虫：蜜蜂，蚂蚁。蜜蜂中的工蜂没有繁殖能力，它辛辛苦苦劳作一生，只是为了养育蜂王以及蜂王的后代。事实上，工蜂与蜂王往往是同胞姐妹，从平均概率上来说，享有3／4共同的基因，它的这种利他行为，虽然不利于自己的繁衍，但是有利于它与蜂王共享的那部分基因在整个蜜蜂种群中的增加，并因为这种基因的增加而使得利他行为闯过自然选择的剪刀，稳定地持续下来。Dawkins在他的著作《自私的基因》中详细描述了这种行为，并提出基因不但是遗传的单位，也是自然选择的单位。
也许亲缘选择的力量的确在人类身上发挥着作用，是道德行为的动力之一：百万富翁为自己的家乡人民捐款；人们在异乡看到自己的同乡人感到格外亲切并乐于帮助他们。这点点滴滴的道德背后，是那自私的基因，那存在于利他行为的施与者和接受者身上的共同的基因，在悄悄地发挥作用吗?
人类的行为。或多或少地受到细胞中所携带的基因的控制。一张熟悉的脸庞，一口亲切的乡音，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就触发了你细胞里那段表现型与之相同的基因，而这个自私的基因，为了帮助它自己的另一个复本，在你的身体里引发了一系列变化，诱导了你的利他行为。也许这就是道德的本质，而人。只不过是自私的基因帮助它的一个复本的工具而已。
但是，亲缘选择并不能解释人类道德的全部。亲缘选择的适用范围仅仅是人类为亲属或部落谋福利的利他行为，这与人类道德这个复杂的社会标准比起来，不过是九牛一毛。人类对于那些素不相识的人的帮助，比如拾金不昧，又当如何解释呢?
(二)基于互惠的利他行为
这是一种期待回报的利他行为，经典的例子是动物界里的吸血蝙蝠，当某只蝙蝠没有吸到血又非常饥饿时，吸到血的蝙蝠会吐给它一点血，靠着互助，蝙蝠就能克服个体不时遇到的捕食失败。
如果我们把这种理论用到人类身上，也就是说人类的利他行为是期待他人的回报的：拾金不昧的人可能希望能够得到失主的奖励；同事的小孩考上大学了去送礼，是因为日后自己家的小孩金榜题名时人家会有回礼；中国人请客喜欢一人买单，是因为下一次聚会时可以白吃，别人请客。这些可能是基于互惠的利他行为，也许就是人类社会中的“伪君子”的来历，这种理论，看来的确能帮助我们理解一些所谓的“道德”。
诚然，互惠利他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它依赖于特定的条件：小而稳定的团体，具备识别对方的能力等等。不过人类识别自己同伴的能力在动物界的确是独一无二的。生物学家很早就注意到在人的大脑皮层中，负责控制面部肌肉的部分大约占去了近1／2，因此人类有着丰富的表情，如眼神、微笑等。曾经有学者在120个实验者中开展最后通牒实验，每一次实验前向实验者展示其实验伙伴的照片，有些照片上是一张笑脸，而另一些照片上的实验者表情平淡。结果表明，那些看到对方笑脸的实验者会提出更加公平的分配方案，而且进一步的实验表明，人类面部的各种细微变化，如是否显得真诚友好，是否有些阴沉郁闷，对实验者提出的分配方案都有影响。生物学家常常为人类如此丰富的社交工具，如表情和神态，感到惊讶，而也许正是因为人类有如此丰富的社交工具，才使得人类能够识别那些愿意合作的人和不愿意合作的人，从而让互惠利他的行为在人类中获得了发展。
但是，互惠利他仍然不是道德，互惠只能存在于小而稳定的群体中，这种理论无法解释人类社会，如此大的一个群体中的利他行为：当你在公交车上让座给一位老奶奶时，你是在指望日后她或她的后代的回报吗?
二、来自实验经济学的启示
在学者Ernst Fehr和Bettina Rockenbach进行的一次公共物品试验中心，他们对原来的实验进行了改进，在每一次实验开始以前，所有的试验参与者都被要求在带有惩罚机制的试验和不带惩罚机制的试验中进行选择、每一个试验参与者完成选择之后，所有人按各自的意愿分为两组，分别进行带惩罚机制和不带惩罚机制的试验，一次试验结束以后，每个参与者将有再次选择的机会。他们的试验结果非常有意思：一开始，大约有2／3的人选择了没有惩罚机制的试验，但随着试验次数的增加，愿意进行无惩罚机制的试验的人越来越少，到最后，几乎没有人愿意进行这样的试验。而那些自愿选择了有惩罚机制的人们严厉地惩罚了搭便车的人，并在最后几次试验中进行了很好的合作，每个人对公共物品的贡献都很大。值得注意的是，在公共物品试验中，合作的确是使人们的收益最大化的选择，只是这种合作很难实现，特别是在一个比较大的、互不相识的群体中，但是，在这个引入了惩罚机制的公共物品试验的最后，参与的人越来越多，大家互不相识，可是合作依然进行得有条不紊。
于是，笔者禁不住产生了这样的疑问：道德，会不会就像公共物品试验中这种惩罚制度一样，虽然它牺牲了个人的利益(为了惩罚别人，个人要付1元钱)，但是由于它达成了人类群体的稳定的合作，而获得了自然选择的青睐?这种猜想为一些经济学家所认同，如叶航认为，在原始人类与大自然的艰苦斗争中，合作的法则比霍布斯的“丛林法则”更有效率，而道德正是一种有利于合作的精神或行为规则。
如果道德的确是因为它可以使人类社会达成稳定的合作而在进化上被保留下来，那么道德最初起源于什么?或者说，道德，作为一种人类社会的行为规范，是怎样进化而来的呢?
三、道德的进化：一种可能
就像我们在生物课上讨论长颈鹿的脖子如何变得那么长一样，我们也可以试着来讨论一下人类的道德是如何进化而来的。
在我们祖先生存的那个遥远的年代，社会生产力极为低下，自然环境非常恶劣，人类时时刻刻面临着饥饿和死亡的威胁。在这种环境下，合作，无疑能够增加每一个个体生存下去的可能，但是，在这种关键时刻，合作的回报变得非常不稳定，因为这个群体能否生存下去，特定个体能否生存下去，都是难以预测的未知数。于是，当一个群体最需要利他的心理，最需要合作的时候，基于互惠的合作，由于群体的不稳定，在进化中遭遇了无情的淘汰。
根据人类学家的观点，人类社会首先是根据人们之间的血缘关系而构成的，根据地缘关系而构成的区域性社会是后来的产物，而我们今天面对的以国家为核心的社会形态，它的历史只有5000年左右。既然如此，那么最初由血缘关系的远近构成的社会中必然存在的亲缘利他行为，是不是会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而扩散到了后来由地缘关系构成的区域性社会，以至今日的国家呢?
生物学家对于一些鸟类和昆虫的研究似乎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这种猜想。他们发现，许多鸟类中的雄性个体在哺育后代时并不会区分鸟巢里的孩子哪些和自己有血缘关系，它们会对巢里所有的小鸟给予同等的爱护，尽管其中有些并不是自己的孩子。另外在一种蜜蜂中，有时蜂王会与另外的蜂王合作建立蜂巢，于是最终建立起来的蜂巢会由几个蜂王共同领导，不过这时，蜂巢里的工蜂并不会偏爱那些与自己有着同一个母亲的幼蜂(它们之间实际上是姐妹关系)，而是对整个蜂巢里的所有幼蜂都一视同仁。对于这些现象，生物学家的解释是：区别与自己并没有亲缘关系的个体带来的成本比收益大，比如工蜂在这种辨认的过程中浪费了时间和精力，从而降低了整个蜂巢的工作效率。另外，由于所有的幼蜂从小就在一个蜂巢里，彼此的气味也很相近，这使得工蜂在辨别自己真正的姐妹时也很容易出错。所有这些原因使得那些严格遵守亲缘利他原则的群体在生存竞争中处于劣势，而那些将亲缘利他行为扩散到所有同伴的群体将被自然选择保留下来。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随着社会的不断扩大，原来的一个家族慢慢增加到两个、三个甚至更多，在这样的一个大家庭中，亲缘利他的扩散完全可能由于同样的原因而发生。也许，当人类对亲族与非亲族的伙伴给予同样的帮助时，最原始的道德，就在人类社会中萌芽了。
而道德一旦出现，拥有它的群体中的每一个人都将因之而获利，因为群体中的每一个人都要无条件地遵守道德准则，人们彼此之间将达成稳定的合作。
当你在午夜空荡荡的十字路口等红灯时，你当然不是希望这时候交警会给你奖金之类，但是，正是因为司机对交通规则的遵守，白天熙熙攘攘的公路上，车辆才能井然有序地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人类道德的内容之一——它所带来的合作，使所有人的效用都得到了提高。这就是拥有道德这种社会制度的群体在进化上所具有的优势。回到前面的例子上来：当你在公交车上让座给一位老奶奶时，你并不需要她日后的回报。事实上，由于你的行为(还有许许多多像你一样的不求回报的纯粹的利他行为)，“照顾老年人”这一道德标准得以在人类社会中稳定地延续，所有人都会自觉遵守这个规则，人类在照顾老年人这一点上实现了全社会的一种合作。于是，当你白发苍苍的时候，你也会享受到这种道德带来的好处，更好地度过晚年。
这就是道德的力量，拥有这种力量的群体，将在艰难地与大自然的斗争中保持稳定的合作，从而获得比其他群体更多的生存机会。
这种社会制度——道德，之所以能够在进化中保留下来，是因为它使得群体内部的合作成为进化上稳定有利的行为，它提高了群体内合作的适应性。有着这种社会制度的群体能更好地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下来，而正是这样，道德——人类的秘密法宝，也才能在进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记得小时候听过一句这样的诗：“我们都是只有一只翅膀的天使，只有相互扶持，才能飞向天空。”人类道德所倡导的利他行为，从来在我们心目中就是那么美好，也许，道德是我们的祖先在千万年与大自然的搏斗中积累下来的财富，告诉我们一个社会应该有怎样的标准和法则。人类只有合作才能生存，而道德。就是让合作稳定进行下去的制度基础，是让我们各自的翅膀能够协调一致地飞翔的口令。
[论文关键词]实验经济学 实验环境 实验方法
[论文摘要]实验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跻身于主流经济学之列，引起了经济学家们的极大兴趣。本文系统阐述了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及其与传统研究方法相比独具的两大优点：可复制性、可控制性；并介绍了它在理论与实际中的应用。
一、引言
实验经济学是研究如何在可控制的实验环境下，对某一经济现象，通过控制实验条件、观察实验者行为和分析实验结果，以检验、比较和完善经济理论或提供决策依据的一门学科。它是对传统经济解释方法的拓展，与传统的研究方法相比它具有两个优点：可复制性和可控制性。可复制性是指其他研究人员可以复制实验从而具有独立验证结果的能力；可控制性是指操纵实验室条件以使观测到的数据足以用于评估各种理论。利用实验条件的可操纵性防止了各种与之相伴的不可观察因素的变化，这样就可得到比理论验证更纯粹更有效的数据。
二、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1.实验的设计
在实验经济学中，经济理论的实验不可能完全复制现实经济的运行过程，因此我们构造的是与实际环境相似的实验室环境，让实验者在模拟的经济环境中做出反应。普洛特认为，实验经济学通过简单的实验来比较和评估各种相互竞争的理论，这种比较和评估并不因简单实验没有完全模拟现实经济而影响其效力。高鸿桢教授也说过，试图在实验室中完全实现现实环境的复杂性是无益的。因此，“简单性”正是经济学实验的长处。
实验设计的一般步骤为：确定实验目标，选择合适的交易制度，选择被试，确定被试报酬的支付方案，编写实验指导用语，实验方案的审定。
实验室交易制度的设计。无论实验的类型或研究的焦点是什么，都必须规定交易规则和其他环境特征。在实验设计中是交易规则的细微改变可能对观测的行为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实验经济学中的交易制度设计是相当重要的。
被试的选择。实验经济学的实验是精心设计的，然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特征，在实验中有时可能出现我们所不希望的行动，所以在选择被试时，要尽量注意减少被试的差异，或选择被试差异与实验目的无关或影响极小的被试。
报酬的支付。支付给被试现金或其他奖励作为报酬，支付的多少与被试在实验中的表现密切相关，这是实验经济学与调查问卷的根本区别。支付报酬要遵循所谓价值诱导理论。绝不可故意欺骗被试。
2.实验结果的分析方法
(1)比较和评估。实验结果的有效性，所验证的理论的真实性都要通过比较与评估的方法得出，因此，实验经济学高度重视比较与评估的方法的应用。一是将“效率”作为比较标准。普洛特和史密斯将效率定义为被试的报酬总和与最大可能报酬的比率，并把它作为比较分析互相竞争理论的依据，探讨如何改进理论模型标准的问题。二是采用独立自动变量。实验中独立的变动每个自变量，获得每个自变量对因变量作用的最确切数量。三是评估结论建立在概率分布的基础上。被试并不能总是处于理性状态，非理性会使人的行为出现变异，因而经济理论的实验数据呈概率分布状态，所以评估出结论不是运用概率密度的乘积来表示。
(2)运用行为和心理理论来解释实验结果。许多实验结果与理论预测出现差异，其原因是理论假设行为人是理性的，而被试的行为却是理性和非理性的统一。因此，只有运用了诸如展望理论、心理间隔理论等行为理论，来分析被实验者的非理性行为，才能很好地解释实验结果。将心理学实验和经济学实验相结合是近年经济学实验的一种发展趋势。
三、实验经济学的应用
实验经济学在理论领域广泛应用于两个方面:
1.检验理论
实验能对不同的理论的优劣进行检验。他有一些与众不同的优势：在简化的实验室环境下，实验者能对实验环境进行良好的控制，从而能比非实验方法更好的确定各个实验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2.发现新规律
在不存在理论时，经过反复的实验，我们往往会发现新的规律。比如人在博弈中的学习行为，这为研究者根据实验数据和现象建立新理论提供了可能。
在现实中，实验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如查尔斯·普洛特和费农·史密斯（1978）用实验方法发现了标签价格机制。在日本，实验经济学已在市场研究、谈判、投标、环保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果，如西条辰义等人将实验经济学应用在“温室效应气体排除权交易的机制设计”方面，取得的成绩备受关注。不只是在经济领域，实验经济学也广泛应用于政治法律管理等方面。
(1)实验经济学为制度设计提供依据。传统上，制度评估必须在制度实施以后才能做出，这可能导致制度无法挽回设计失误。当使用实验经济学方法以后，制度设计、政策设计甚至管理学中的一些策略设计都可以在可控的实验环境下借助实验室完成，这会改变制度设计因依赖于理论而造成的盲目性。(2)实验经济学为企业经营管理提供指导。如某公司在确定如何对其新产品进行包装之前可以设计一个恰当的实验，考察被试对可供选择的方案的反应，根据实验结果提供的信息帮助确定最优的包装方案。(3)实验经济学应用于公共政策、国际关系、竞选等方面，通过建立模拟环境进行仿真实验，使我们做出最优决策。“总统股票市场”就是实验经济学在政治学上应用的一个成功的例子，该实验成功的预测了1988年美国总统选举中布什领先的百分比，其准确度超过了任何民意调查结果。
论文摘要：实验教学作为一种新的课堂教学模式正逐步在国内理论经济学课堂中应用。该教学模式对于提高知识结构的稳定性、增强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创新意识、提升学生的整体素质有着积极的意义。加强实验教学的推广与应用应当成为高校理论经济学教学改革与教学方法创新的重要内容。
论文关键词：理论经济学；实验教学；构想
一、实验教学进入经济学课堂的意义
经济学“课堂实验教学”是指将实验引入课堂，让学生在亲身体验中学习经济学原理，通过参与者和观测者的双重身份，激发学生对于经济事件的好奇心，并鼓励学生利用经济学原理思考解释现实世界的一种教学方法。
1.提高知识结构的稳定性。理论教学作为课堂知识传授的一种古老方式，将前人的研究成果和学科知识的历史积淀系统地传授给学生，有利于学生在短时间内迅速形成本课程较为正确的理性认识，从而达到知识增长效益的最大化。然而，由于缺乏直接经验的铺垫和感性认识的积累，这种知识体系难以形成稳定的、长期的理性认识和体系构架，不容易产生内化效应（张革华，彭娟，2009）。实验教学使学生在课堂获得知识的途径更具直接性和直观性，在更清晰地理解抽象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系统稳定的知识结构。
2.激发学生课堂学习的主动性。实验教学最大的魅力在于学生对于教学过程的积极参与和主动探索。实验教学改变了传统教学中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结构，着重开发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主体作用，通过师生的参与与互动，使经济学课堂更具活力。另一方面，实验教学模式进入课堂，增加课堂教学模式的多样性，活跃课堂气氛，增加课堂的吸引力，从而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3.增强学生的创新意识。中外大学生素质的比较研究的结论中，创新意识的缺乏始终是中国教育的不足。实验教学鼓励学生寻找问题、发现问题、提出问题，通过理论指导实践并解决问题，不断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为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提供源泉。可以说，实验教学在大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创新精神的培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更是提高整体教学质量的根本保证和有效途径。（孙文彬，2006）
4.有利于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在实验教学中，学生参与教学的各个环节，包括设计课程体系、准备教学条件、记录过程、撰写报告、汇报结果，完成作业，这一系列的课前、课堂及课后的活动，不仅有助于学生充分掌握实验相关的理论知识，而且使学生的其他能力得到锻炼，为学生整体素质与综合能力的提高创造条件。
二、国内实验教学发展滞后的原因
1.经济学学科性质与学科定位的制约。经济领域的复杂性，参与主体的多样性使经济实验困难重重，加上经济理论的高度抽象性，更难用简单的实验进行演示或论证。另外，专业基础理论平台课的定位也决定了该学科教学过程中倾向于选择直截了当的灌输式课堂授课模式，舍弃理论的探寻过程，从而忽略学科自身建设和学科内容的创新与发展。
2.师资缺乏以及教师考核体系与教学脱钩现象严重的制约。目前国内创新型教学模式的推广师资欠缺，大部分经济学教师一直处在高校环境中，本身就是在传统理论教育中成长起来的，很少有机会接触社会，缺乏对现实经济世界的感性认识，实际问题的解决能力不强。另外，由于目前中国高校教师的考核体系和晋级制度普遍偏重于科研环节，对教学能力和教学创新的要求达到可以忽略的地步，这种机制的导向性决定了任何理性的个体都会忽视教学的创新，因而，理论经济学实验教学不能取得突破就不足为奇了（李军军，黄茂兴，2011）。
3.实验教学的各方面条件不足的制约。首先，授课班级规模的制约。1999年后高校大规模扩招导致大班授课成为大部分基础理论课程主要的授课方式，这严重制约了课堂实验教学的尝试与推广，很难想象在讲座式的课堂展开课堂实验。即便教师有尝试的欲望，也很难在此教学条件下安排和操控课堂实验的有序进行。
其次，教师及教辅团队建设的制约。课堂实验需要教师对课堂的管理和实验过程各个环节的指导。国外高校助教制度较为普遍，通常由助教辅助完成实验各环节。国内高校授课环节很少出现教学团队。这种“单打独斗”式的授课方式很难完成较为复杂的实验教学。
最后，课时与考核方式的制约。经过多次的课程体制改革，许多高校理论课程的课时不断地被压缩，赶进度、完成教学计划成为教师授课的重要目标。另外，在加强档案管理，规范考核制度的要求下，闭卷统考往往成为专业理论必修课选择的考核方式。在此指挥棒下，相对灵活但较难规范的实验环节很难进入课程考核体系，于是缺乏激励成为课堂实验开展的又一大制约。
三、加强实验教学在经济学课堂教学中应用的构想
由于实验环节的欠缺，我国高校经济管理类专业普遍存在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脱节的问题。加强实验教学在经济学课堂教学中的应用成为当务之急。
1.逐步展开，在实践中积累经验，稳步提升课堂实验的质量和效果。课堂实验教学需要经验的不断积累和内容的随时更新，开设时间的长短对教学效果有直接影响。因此我们倡议经济学课堂尽快展开实验教学的尝试，从无到有，从尝试到推广到普遍应用，从模仿到创新，从简单实验到复杂实验，在教学实践中积累并交流经验，稳步提升我国经济学课堂实验的整体质量和教学效果，注重创新，形成自我鲜明、符合中国特色的课堂实验教学模式。
2.加强师资建设，鼓励教师间的合作与教学团队建设。在师资建设上采取引进与培养并举的方式。一方面通过引进海外人才，利用这些人才在海外接受的教育，尽快完成课堂实验的效仿与尝试。另一方面加强现有师资力量各方面素质的提高，组建教学团队，鼓励教师间的合作与交流，共同分享实验结果。各高校还应积极鼓励和支持科研活动对教学环节的“反哺”，将科研活动积累的实践经验和教学素材应用于课堂实验教学，丰富实验教学内容。这也可以成为实验教学创新的良好途径。
3.灵活多样的激励机制，吸引学生积极参与到课堂实验中来。灵活多样的激励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调动学生的参与积极性。可以学习国外教授的一些做法，给与实验的优胜者颁发一定的小奖励作为纪念，既活跃了气氛，又在课堂中增添一定的竞争意识。奖励的力度可依实验的难度和表现的差距来定。
4.加强必要的配套设施建设，包括网络技术和仿真技术等。实验教学质量的提高，研究内容的拓展还可以借助各种技术手段，包括软件技术与网络平台的应用。例如利用Excel、Matlab、OriginPro等软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将经济学中的变量、曲线、模型在给定条件下自动生成，使学生对经济理论有更加直观的认识，这也可以成为经济学课堂实验的一个思路。
应当强调的是，就目前的情况而言经济学实验教学只能是课堂理论教学的一个补充，不可能成为课堂教学的主导形式。由于课时有限，只能适当地穿插安排，且特别强调实验课前的充分准备。只有教师和学生的共同努力，课前充分准备，课上积极参与，内容精心组织，细节细致安排，就能成就一堂效果理想的经济学实验课！
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美国经济学家弗农·史密斯，以表彰他在实验经济学领域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实验经济学对于中国经济工作者仍是一个比较陌生的领域。本文将对实验经济学的发展过程、基本方法及主要特点作简单介绍。
一、实验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
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是在可控制的实验环境下对某一经济现象，通过控制实验条件、观察实验者行为和分析实验结果，以检验、比较和完善经济理论或提供决策依据的一门学科。
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始终固守着经济理论难以实验的思维定式。
弗农·史密斯教授敏锐觉察到实验经济理论的作用，并首次付之于实践。他在亚利桑那大学十一个班级进行了长达六年的实验，验证了竞争均衡理论。据此实验所撰写的论文《竞争市场行为的实验研究》在1962年的《政治经济学杂志》发表，标志着实验经济学的诞生。此后，实验经济学开始运用于验证市场理论和博弈理论，并取得了一定进展。例如，弗农·史密斯的“口头双向拍卖市场实验”提出了市场参数完全有可能影响均衡产出收敛性的结论；赫伯特·西蒙根据博弈实验结果分析了存在性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和程序性理性（Procedural Rationality）的区别。五六十年代的实验经济学主要局限在市场理论和博弈理论领域，原因有两方面。
一方面是理论自身的缺陷影响可实验性，研究过程往往是从假设前提出发，然后运用复杂数学推导出相关命题。由于假设前提的高度抽象，无法在实验室里得到证实，因而相关命题也就无法实验。
另一方面实验技术的不成熟也制约了经济理论的实验。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经济学的主导理论体系发生了变化。一般均衡理论、工业组织理论、社会选择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将经济研究的假设由抽象拉回到现实。行为理论的成熟和合理预期理论的出现为实验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此外，计算机的广泛运用使得复杂经济现象的实验成为可能。实验方法越来越广泛应用于公共经济学、信息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等诸多经济领域。
目前，实验经济学迅速发展，逐渐科学化和规范化，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学分支。越来越多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杂志不断刊登实验经济学论文，实验经济专刊、专著和论文集陆续出版。实验经济学已从美国传播到法国、英国、德国、荷兰、西班牙、意大利、挪威、瑞典、加拿大、尼日利亚、日本、韩国、印度等许多国家。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弗农·史密斯，标志着实验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已步入主流经济学的舞台。
二、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和运用
经济理论的实验与物理、化学实验一样包含实验设计、选择实验设备和实验步骤、分析数据以及报告结果等环节。由于实验对象是社会中的人，需要验证的是行为命题，经济理论的实验需要运用有别于物理、化学实验的方法，主要有：
1.模拟和仿真
经济理论的实验不能刻意复制出现实经济的运转过程，而是要模拟出允许不同人类行为存在的环境，以便于实验者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观察人们不确定的价值观及其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查尔斯·普洛特认为：“实验室建立的经济与现实经济相比可能特别简单，但是却一样地真实。真实的人被真实的金钱所驱动，因为真实的天赋和真实的局限，作出真实的决策和真实的错误，并为其行为后果而真实地悲喜”。弗农·史密斯采用只有三个网络节点的模型来模拟电力系统，其实验结果基本上能反映现实电力系统运行中发电企业和电力交易商的行为类型和特征。
此外，实验经济学还通过一些仿真技巧来提高实验结果的可信度和可重复性。
一是采取“随机化”方法，被实验者的选取、角色的分配均随机产生；
二是保密实验意图，十分小心地讲解实验，不出现暗示性术语，以防止被实验者在实验前对行为对错已有判断；
三是使用“价值诱导理论”（Induced Value Theory），诱导被实验者发挥被指定角色的特性，使其个人先天的特性尽可能与实验无关。
2.比较与评估
实验经济学高度重视比较和评估的方法。通过比较和评估，判断实验本身的好坏，分析实验失败的原因，验证理论的真实性。
首先，将“效率”作为比较标准。查尔斯•；普洛特和弗农·史密斯将实际付给被实验者的报酬总和与最大可能报酬的比率视作实验的“效率”，并把“效率”作为比较分析相互竞争理论的依据，探讨如何改进理论模型。甚至在没有现成理论的情况下，根据效率来提出和验证新的理论。
其次，方法上采取独立变动自变量。实验关系到两个或两个以上变量时，容易出现变量之间的混合作用。因此实验中应独立地变动每个自变量，获得每个自变量对因变量作用的最确切的数据，为比较和评估提供非偶发事件资料。
第三，评估的结论建立在概率分布基础上。现实生活中的人并不始终处于理性状态，非理性就会使人的行为出现变异，因而经济理论的实验数据呈概率分布状态。所以，评估出的结论不可能按照形式逻辑的模式，只存在真或伪两种结果，而是用结论与其概率密度的乘积来表示。例如，弗农·史密斯在电力市场竞争实验中得出的结论之一是高峰负荷时期电价提高的概率密度较小，而不是一定不提价。
3.行为分析和心理研究
经济理论的实验是把社会中的人作为被实验者，所要验证的是人的行为命题，自然就需要借助行为和心理分析的方法。
一是运用行为理论来完善和改进实验。例如针对行为人对重复行为有厌烦的心理，在实验设计中运用价值诱导方法，并把实验时间控制在3个小时内。
二是运用行为理论来解释实验结果。许多实验结果与理论预测出现差异，其原因是理论假设行为人是理性的，而被实验者的行为却是理性和非理性的统一。因此只有运用了诸如展望理论、后悔和认知失协理论、心理间隔理论等行为理论，来分析被实验者的非理性行为，才能很好地解释实验结果。
三、实验经济学的意义和局限
实验经济学的兴起标志着经济学方法论上的重大变革。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模仿自然科学的信念十分坚定，实证方法始终是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其范式是提出理论假设并力图避免和消除人类行为或经济关系中的不确定因素，然后在理论假设上建立数学模型并推导出主要结论，最后对理论结果进行经验实证并由此展开深入的理论分析。
不可否认，这种假说演绎方法有科学合理的方面，但同时也有不少缺陷。例如，理论前提假设和数学推导排斥了人类行为或经济关系中的非理性和不确定因素。又如经验检验具有被动性和不可重复性的缺点。实验经济学继承了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传统，弥补了经济学实证方法的缺陷。
首先，实验经济学以可犯错误、有学习能力的行为人取代以往的“理性经济人”假说，用数理统计的方法取代单纯的数学推导，解决以往实证研究的高度抽象和简化与现实世界不一致的问题。
其次，实验经济学家可以再造实验和反复验证，用现实数据代替历史数据，克服以往经验检验的不可重复性。
最后，在实验室里，可以操纵实验变量和控制实验条件，排除了非关键因素对实验的影响，从而克服了以往经验检验被动性的缺陷。
实验经济学的兴起促进了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
首先，实验经济学拓展了经济理论的研究范围，将人类决策行为当作研究对象，把经济运行过程纳入到研究领域，从而发现更符合现实的经济规律。
其次，实验经济学还催生出新的经济学科。实验经济学的发展把心理学和经济学有机联系起来形成行为经济学。
再者，实验经济学构建了连接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桥梁。宏观经济理论的实验建立在微观行为的基础上，而对微观经济论的实验也常常验证了宏观经济理论。例如查尔斯·普洛特模拟市场机制既验证了市场价格收敛于一般均衡，同时也考察了货币供给增加对产出的真实作用。
实验经济学的发展仅有短短的五十多年。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它还有一些不完善的方面。主要表现为：
实验参与者的主观性影响到实验的有效性。实验者在设计方案时无法完全排除个人偏好和主观猜测，被实验者在实验时有可能考虑与实验者的关系而有意识地完成实验期望。这些主观因素对实验的可重复性提出挑战，造成许多相同实验由不同的实验者设计或者由不同被实验者执行就有可能得出不同的研究结论。
此外，目前实验经济学取得的主要成果还局限在微观经济理论，如何拓展其运用领域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论文关键词]利他行为；亲缘选择；互惠；实验经济学
[论文摘要]人类社会中的道德，一般而言大多意味着牺牲自己的利益帮助别人。也即广义上的利他。但是这样一种特征，似乎与进化论中残酷的生存竞争相矛盾。人类道德是怎样起源的?利他行为如何能在自然选择中保存下来?文章阐述了动物行为理论中有关利他行为的解释，以及国外实验经济学中与人类行为模式相关的结果，探讨了人类道德的内涵，可能的进化上的优势以及进化的途径。
大约从幼儿园开始，老师、父母就谆谆教导我们要做一个讲道德的人，拾金不昧，乐于助人，我们从那时起就有这样的概念：一个有着崇高道德水准的人，一个乐于无私奉献的人，在社会上将受到人们的尊敬和喜爱。道德不同于法律，它并不是一种被强制执行的行为准则，而是人类社会中一个无形的标准、一种制度。道德，在我们心目中似乎与这个世界同时产生，只有遵守它才能受人尊敬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游戏规则。
然而，当我们接触到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了解到自然界残酷的自然选择时，一个小小的声音在我们心里不安地说：“道德，遵守它往往意味着牺牲自己的利益来帮助别人，有着这样行为的个体，为什么能够在生存竞争中生存下来呢?”
如果我们把道德视为社会制度的一种——人类社会本可以有着不一样的社会制度：所有的小孩可以从呱呱坠地起被灌输的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们以自私自利为美德，只有那些一心只为自己追求利益的人才得到人们的尊重……——我们的社会完全可以是另一副模样。那么，我们禁不住想知道：道德，或者说广义上人类的利他行为，是怎样在自然选择中被大自然的金手指所垂青的呢?
一、来自生物界的声音
说起利他行为，生物界中的例子数不胜数，或许来自这些比人类低等、简单的生物的例子，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什么是人类的道德。
(一)亲缘选择的力量：自私的基因
亲缘选择的利他行为。是指发生在亲族间的利他行为。典型的例子如一些膜翅目昆虫：蜜蜂，蚂蚁。蜜蜂中的工蜂没有繁殖能力，它辛辛苦苦劳作一生，只是为了养育蜂王以及蜂王的后代。事实上，工蜂与蜂王往往是同胞姐妹，从平均概率上来说，享有3／4共同的基因，它的这种利他行为，虽然不利于自己的繁衍，但是有利于它与蜂王共享的那部分基因在整个蜜蜂种群中的增加，并因为这种基因的增加而使得利他行为闯过自然选择的剪刀，稳定地持续下来。Dawkins在他的著作《自私的基因》中详细描述了这种行为，并提出基因不但是遗传的单位，也是自然选择的单位。
也许亲缘选择的力量的确在人类身上发挥着作用，是道德行为的动力之一：百万富翁为自己的家乡人民捐款；人们在异乡看到自己的同乡人感到格外亲切并乐于帮助他们。这点点滴滴的道德背后，是那自私的基因，那存在于利他行为的施与者和接受者身上的共同的基因，在悄悄地发挥作用吗?
人类的行为。或多或少地受到细胞中所携带的基因的控制。一张熟悉的脸庞，一口亲切的乡音，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就触发了你细胞里那段表现型与之相同的基因，而这个自私的基因，为了帮助它自己的另一个复本，在你的身体里引发了一系列变化，诱导了你的利他行为。也许这就是道德的本质，而人。只不过是自私的基因帮助它的一个复本的工具而已。
但是，亲缘选择并不能解释人类道德的全部。亲缘选择的适用范围仅仅是人类为亲属或部落谋福利的利他行为，这与人类道德这个复杂的社会标准比起来，不过是九牛一毛。人类对于那些素不相识的人的帮助，比如拾金不昧，又当如何解释呢?
(二)基于互惠的利他行为
这是一种期待回报的利他行为，经典的例子是动物界里的吸血蝙蝠，当某只蝙蝠没有吸到血又非常饥饿时，吸到血的蝙蝠会吐给它一点血，靠着互助，蝙蝠就能克服个体不时遇到的捕食失败。
如果我们把这种理论用到人类身上，也就是说人类的利他行为是期待他人的回报的：拾金不昧的人可能希望能够得到失主的奖励；同事的小孩考上大学了去送礼，是因为日后自己家的小孩金榜题名时人家会有回礼；中国人请客喜欢一人买单，是因为下一次聚会时可以白吃，别人请客。这些可能是基于互惠的利他行为，也许就是人类社会中的“伪君子”的来历，这种理论，看来的确能帮助我们理解一些所谓的“道德”。
诚然，互惠利他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它依赖于特定的条件：小而稳定的团体，具备识别对方的能力等等。不过人类识别自己同伴的能力在动物界的确是独一无二的。生物学家很早就注意到在人的大脑皮层中，负责控制面部肌肉的部分大约占去了近1／2，因此人类有着丰富的表情，如眼神、微笑等。曾经有学者在120个实验者中开展最后通牒实验，每一次实验前向实验者展示其实验伙伴的照片，有些照片上是一张笑脸，而另一些照片上的实验者表情平淡。结果表明，那些看到对方笑脸的实验者会提出更加公平的分配方案，而且进一步的实验表明，人类面部的各种细微变化，如是否显得真诚友好，是否有些阴沉郁闷，对实验者提出的分配方案都有影响。生物学家常常为人类如此丰富的社交工具，如表情和神态，感到惊讶，而也许正是因为人类有如此丰富的社交工具，才使得人类能够识别那些愿意合作的人和不愿意合作的人，从而让互惠利他的行为在人类中获得了发展。
但是，互惠利他仍然不是道德，互惠只能存在于小而稳定的群体中，这种理论无法解释人类社会，如此大的一个群体中的利他行为：当你在公交车上让座给一位老奶奶时，你是在指望日后她或她的后代的回报吗?
二、来自实验经济学的启示
在学者Ernst Fehr和Bettina Rockenbach进行的一次公共物品试验中心，他们对原来的实验进行了改进，在每一次实验开始以前，所有的试验参与者都被要求在带有惩罚机制的试验和不带惩罚机制的试验中进行选择、每一个试验参与者完成选择之后，所有人按各自的意愿分为两组，分别进行带惩罚机制和不带惩罚机制的试验，一次试验结束以后，每个参与者将有再次选择的机会。他们的试验结果非常有意思：一开始，大约有2／3的人选择了没有惩罚机制的试验，但随着试验次数的增加，愿意进行无惩罚机制的试验的人越来越少，到最后，几乎没有人愿意进行这样的试验。而那些自愿选择了有惩罚机制的人们严厉地惩罚了搭便车的人，并在最后几次试验中进行了很好的合作，每个人对公共物品的贡献都很大。值得注意的是，在公共物品试验中，合作的确是使人们的收益最大化的选择，只是这种合作很难实现，特别是在一个比较大的、互不相识的群体中，但是，在这个引入了惩罚机制的公共物品试验的最后，参与的人越来越多，大家互不相识，可是合作依然进行得有条不紊。
于是，笔者禁不住产生了这样的疑问：道德，会不会就像公共物品试验中这种惩罚制度一样，虽然它牺牲了个人的利益(为了惩罚别人，个人要付1元钱)，但是由于它达成了人类群体的稳定的合作，而获得了自然选择的青睐?这种猜想为一些经济学家所认同，如叶航认为，在原始人类与大自然的艰苦斗争中，合作的法则比霍布斯的“丛林法则”更有效率，而道德正是一种有利于合作的精神或行为规则。
如果道德的确是因为它可以使人类社会达成稳定的合作而在进化上被保留下来，那么道德最初起源于什么?或者说，道德，作为一种人类社会的行为规范，是怎样进化而来的呢?
三、道德的进化：一种可能
就像我们在生物课上讨论长颈鹿的脖子如何变得那么长一样，我们也可以试着来讨论一下人类的道德是如何进化而来的。
在我们祖先生存的那个遥远的年代，社会生产力极为低下，自然环境非常恶劣，人类时时刻刻面临着饥饿和死亡的威胁。在这种环境下，合作，无疑能够增加每一个个体生存下去的可能，但是，在这种关键时刻，合作的回报变得非常不稳定，因为这个群体能否生存下去，特定个体能否生存下去，都是难以预测的未知数。于是，当一个群体最需要利他的心理，最需要合作的时候，基于互惠的合作，由于群体的不稳定，在进化中遭遇了无情的淘汰。
根据人类学家的观点，人类社会首先是根据人们之间的血缘关系而构成的，根据地缘关系而构成的区域性社会是后来的产物，而我们今天面对的以国家为核心的社会形态，它的历史只有5000年左右。既然如此，那么最初由血缘关系的远近构成的社会中必然存在的亲缘利他行为，是不是会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而扩散到了后来由地缘关系构成的区域性社会，以至今日的国家呢?
生物学家对于一些鸟类和昆虫的研究似乎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这种猜想。他们发现，许多鸟类中的雄性个体在哺育后代时并不会区分鸟巢里的孩子哪些和自己有血缘关系，它们会对巢里所有的小鸟给予同等的爱护，尽管其中有些并不是自己的孩子。另外在一种蜜蜂中，有时蜂王会与另外的蜂王合作建立蜂巢，于是最终建立起来的蜂巢会由几个蜂王共同领导，不过这时，蜂巢里的工蜂并不会偏爱那些与自己有着同一个母亲的幼蜂(它们之间实际上是姐妹关系)，而是对整个蜂巢里的所有幼蜂都一视同仁。对于这些现象，生物学家的解释是：区别与自己并没有亲缘关系的个体带来的成本比收益大，比如工蜂在这种辨认的过程中浪费了时间和精力，从而降低了整个蜂巢的工作效率。另外，由于所有的幼蜂从小就在一个蜂巢里，彼此的气味也很相近，这使得工蜂在辨别自己真正的姐妹时也很容易出错。所有这些原因使得那些严格遵守亲缘利他原则的群体在生存竞争中处于劣势，而那些将亲缘利他行为扩散到所有同伴的群体将被自然选择保留下来。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随着社会的不断扩大，原来的一个家族慢慢增加到两个、三个甚至更多，在这样的一个大家庭中，亲缘利他的扩散完全可能由于同样的原因而发生。也许，当人类对亲族与非亲族的伙伴给予同样的帮助时，最原始的道德，就在人类社会中萌芽了。
而道德一旦出现，拥有它的群体中的每一个人都将因之而获利，因为群体中的每一个人都要无条件地遵守道德准则，人们彼此之间将达成稳定的合作。
当你在午夜空荡荡的十字路口等红灯时，你当然不是希望这时候交警会给你奖金之类，但是，正是因为司机对交通规则的遵守，白天熙熙攘攘的公路上，车辆才能井然有序地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人类道德的内容之一——它所带来的合作，使所有人的效用都得到了提高。这就是拥有道德这种社会制度的群体在进化上所具有的优势。回到前面的例子上来：当你在公交车上让座给一位老奶奶时，你并不需要她日后的回报。事实上，由于你的行为(还有许许多多像你一样的不求回报的纯粹的利他行为)，“照顾老年人”这一道德标准得以在人类社会中稳定地延续，所有人都会自觉遵守这个规则，人类在照顾老年人这一点上实现了全社会的一种合作。于是，当你白发苍苍的时候，你也会享受到这种道德带来的好处，更好地度过晚年。
这就是道德的力量，拥有这种力量的群体，将在艰难地与大自然的斗争中保持稳定的合作，从而获得比其他群体更多的生存机会。
这种社会制度——道德，之所以能够在进化中保留下来，是因为它使得群体内部的合作成为进化上稳定有利的行为，它提高了群体内合作的适应性。有着这种社会制度的群体能更好地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下来，而正是这样，道德——人类的秘密法宝，也才能在进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记得小时候听过一句这样的诗：“我们都是只有一只翅膀的天使，只有相互扶持，才能飞向天空。”人类道德所倡导的利他行为，从来在我们心目中就是那么美好，也许，道德是我们的祖先在千万年与大自然的搏斗中积累下来的财富，告诉我们一个社会应该有怎样的标准和法则。人类只有合作才能生存，而道德。就是让合作稳定进行下去的制度基础，是让我们各自的翅膀能够协调一致地飞翔的口令。
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美国经济学家弗农·史密斯，以表彰他在实验经济学领域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实验经济学对于中国经济工作者仍是一个比较陌生的领域。本文将对实验经济学的发展过程、基本方法及主要特点作简单介绍。
一、实验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
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是在可控制的实验环境下对某一经济现象，通过控制实验条件、观察实验者行为和分析实验结果，以检验、比较和完善经济理论或提供决策依据的一门学科。
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始终固守着经济理论难以实验的思维定式。
弗农·史密斯教授敏锐觉察到实验经济理论的作用，并首次付之于实践。他在亚利桑那大学十一个班级进行了长达六年的实验，验证了竞争均衡理论。据此实验所撰写的论文《竞争市场行为的实验研究》在1962年的《政治经济学杂志》发表，标志着实验经济学的诞生。此后，实验经济学开始运用于验证市场理论和博弈理论，并取得了一定进展。例如，弗农·史密斯的“口头双向拍卖市场实验”提出了市场参数完全有可能影响均衡产出收敛性的结论；赫伯特·西蒙根据博弈实验结果分析了存在性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和程序性理性（procedural rationality）的区别。五六十年代的实验经济学主要局限在市场理论和博弈理论领域，原因有两方面。
一方面是理论自身的缺陷影响可实验性，研究过程往往是从假设前提出发，然后运用复杂数学推导出相关命题。由于假设前提的高度抽象，无法在实验室里得到证实，因而相关命题也就无法实验。
另一方面实验技术的不成熟也制约了经济理论的实验。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经济学的主导理论体系发生了变化。一般均衡理论、工业组织理论、社会选择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将经济研究的假设由抽象拉回到现实。行为理论的成熟和合理预期理论的出现为实验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此外，计算机的广泛运用使得复杂经济现象的实验成为可能。实验方法越来越广泛应用于公共经济学、信息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等诸多经济领域。
目前，实验经济学迅速发展，逐渐科学化和规范化，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学分支。越来越多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杂志不断刊登实验经济学论文，实验经济专刊、专著和论文集陆续出版。实验经济学已从美国传播到法国、英国、德国、荷兰、西班牙、意大利、挪威、瑞典、加拿大、尼日利亚、日本、韩国、印度等许多国家。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弗农·史密斯，标志着实验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已步入主流经济学的舞台。
二、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和运用
经济理论的实验与物理、化学实验一样包含实验设计、选择实验设备和实验步骤、分析数据以及报告结果等环节。由于实验对象是社会中的人，需要验证的是行为命题，经济理论的实验需要运用有别于物理、化学实验的方法，主要有：
1.模拟和仿真
经济理论的实验不能刻意复制出现实经济的运转过程，而是要模拟出允许不同人类行为存在的环境，以便于实验者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观察人们不确定的价值观及其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查尔斯·普洛特认为：“实验室建立的经济与现实经济相比可能特别简单，但是却一样地真实。真实的人被真实的金钱所驱动，因为真实的天赋和真实的局限，作出真实的决策和真实的错误，并为其行为后果而真实地悲喜”。弗农·史密斯采用只有三个网络节点的模型来模拟电力系统，其实验结果基本上能反映现实电力系统运行中发电企业和电力交易商的行为类型和特征。
此外，实验经济学还通过一些仿真技巧来提高实验结果的可信度和可重复性。
一是采取“随机化”方法，被实验者的选取、角色的分配均随机产生；
二是保密实验意图，十分小心地讲解实验，不出现暗示性术语，以防止被实验者在实验前对行为对错已有判断；
三是使用“价值诱导理论”（induced value theory），诱导被实验者发挥被指定角色的特性，使其个人先天的特性尽可能与实验无关。
2.比较与评估
实验经济学高度重视比较和评估的方法。通过比较和评估，判断实验本身的好坏，分析实验失败的原因，验证理论的真实性。
首先，将“效率”作为比较标准。查尔斯•；普洛特和弗农·史密斯将实际付给被实验者的报酬总和与最大可能报酬的比率视作实验的“效率”，并把“效率”作为比较分析相互竞争理论的依据，探讨如何改进理论模型。甚至在没有现成理论的情况下，根据效率来提出和验证新的理论。
其次，方法上采取独立变动自变量。实验关系到两个或两个以上变量时，容易出现变量之间的混合作用。因此实验中应独立地变动每个自变量，获得每个自变量对因变量作用的最确切的数据，为比较和评估提供非偶发事件资料。
第三，评估的结论建立在概率分布基础上。现实生活中的人并不始终处于理性状态，非理性就会使人的行为出现变异，因而经济理论的实验数据呈概率分布状态。所以，评估出的结论不可能按照形式逻辑的模式，只存在真或伪两种结果，而是用结论与其概率密度的乘积来表示。例如，弗农·史密斯在电力市场竞争实验中得出的结论之一是高峰负荷时期电价提高的概率密度较小，而不是一定不提价。
3.行为分析和心理研究
经济理论的实验是把社会中的人作为被实验者，所要验证的是人的行为命题，自然就需要借助行为和心理分析的方法。
一是运用行为理论来完善和改进实验。例如针对行为人对重复行为有厌烦的心理，在实验设计中运用价值诱导方法，并把实验时间控制在3个小时内。
二是运用行为理论来解释实验结果。许多实验结果与理论预测出现差异，其原因是理论假设行为人是理性的，而被实验者的行为却是理性和非理性的统一。因此只有运用了诸如展望理论、后悔和认知失协理论、心理间隔理论等行为理论，来分析被实验者的非理性行为，才能很好地解释实验结果。
三、实验经济学的意义和局限
实验经济学的兴起标志着经济学方法论上的重大变革。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模仿自然科学的信念十分坚定，实证方法始终是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其范式是提出理论假设并力图避免和消除人类行为或经济关系中的不确定因素，然后在理论假设上建立数学模型并推导出主要结论，最后对理论结果进行经验实证并由此展开深入的理论分析。
不可否认，这种假说演绎方法有科学合理的方面，但同时也有不少缺陷。例如，理论前提假设和数学推导排斥了人类行为或经济关系中的非理性和不确定因素。又如经验检验具有被动性和不可重复性的缺点。实验经济学继承了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传统，弥补了经济学实证方法的缺陷。
首先，实验经济学以可犯错误、有学习能力的行为人取代以往的“理性经济人”假说，用数理统计的方法取代单纯的数学推导，解决以往实证研究的高度抽象和简化与现实世界不一致的问题。
其次，实验经济学家可以再造实验和反复验证，用现实数据代替历史数据，克服以往经验检验的不可重复性。
最后，在实验室里，可以操纵实验变量和控制实验条件，排除了非关键因素对实验的影响，从而克服了以往经验检验被动性的缺陷。
实验经济学的兴起促进了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
首先，实验经济学拓展了经济理论的研究范围，将人类决策行为当作研究对象，把经济运行过程纳入到研究领域，从而发现更符合现实的经济规律。
其次，实验经济学还催生出新的经济学科。实验经济学的发展把心理学和经济学有机联系起来形成行为经济学。
再者，实验经济学构建了连接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桥梁。宏观经济理论的实验建立在微观行为的基础上，而对微观经济论的实验也常常验证了宏观经济理论。例如查尔斯·普洛特模拟市场机制既验证了市场价格收敛于一般均衡，同时也考察了货币供给增加对产出的真实作用。
实验经济学的发展仅有短短的五十多年。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它还有一些不完善的方面。主要表现为：
实验参与者的主观性影响到实验的有效性。实验者在设计方案时无法完全排除个人偏好和主观猜测，被实验者在实验时有可能考虑与实验者的关系而有意识地完成实验期望。这些主观因素对实验的可重复性提出挑战，造成许多相同实验由不同的实验者设计或者由不同被实验者执行就有可能得出不同的研究结论。
此外，目前实验经济学取得的主要成果还局限在微观经济理论，如何拓展其运用领域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