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堡的礼物》中塑造了一系列的知识分子,有的在自身身份上徘徊,向往成为知识分子中的专业人士,但却总不免落为“业余者”;有的则在错综复杂的世界与历史中探索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存在的意义。贝娄让我们正视这些逃避和追求,并告诉我们,知识分子群体应对自己的内在信念和价值有一个准确的判断,同时,将其置于社会环境中进行验证,使之转化为一套有效的行为模式。只有如此,知识分子才能在物质社会的迷乱中寻得出口。
俄罗斯民族对大地与人民的那种深刻眷恋,使得归乡成为俄罗斯伟大人物的一个悲剧性的悖论,他们因伟大而流亡,却又因流亡而益显伟大。
在流亡中学习成长 1937年卢沟桥事变不久,10月,日寇侵占山东德州。山东省主席、第三路军总指挥韩复榘所部及机关,向鲁西南撤退。省教育厅组织各校师生成立山东联合中学,沿曹县、许昌、南阳一线流亡。后徐州失守,山东联中迁至郧县、均县一带,改名国立湖北中学。
从26岁开始,他被四处驱逐,却一路写下《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所到之处火种四起1865年。47岁的马克思写下了自白。他略带愉悦地总结说,自己喜爱男人的“刚强”、女人的“柔弱”、一般人的“淳朴”;喜爱的花是“瑞香”,喜爱的颜色是“红色”,喜爱的名字是“劳拉”与“燕妮”。在“您对幸福的理解”这一栏,他顿了顿笔尖,一笔一画地写下了“斗争”这个词。
“我完全有权在我认为合适的时候,回到我的国家。我也完全有这个意愿。”7月11日,洪都拉斯被罢免的总统塞拉亚,在多米尼加宣布,他将采取一系列行动,以便在不久后回到洪都拉斯,恢复该国的宪法秩序。
作者:(本刊驻叙利亚特派记者)李逸达 期刊:《环球人物》 2011年第31期
2011年11月9日,在埃及首都开罗的阿拉伯国家联盟(简称阿盟)总部,阿盟高级官员准备和叙利亚反对派代表举行一次会议,商讨如何与叙政府进行“全国对话”。然而,反对派代表还未进入会场,就在会场外被示威分子用鸡蛋一顿“暴打”,狼狈不堪,会议因此推迟。
蒋碧微堪称二十世纪的奇女子:奇就奇在当时定亲已五年的这位名门小姐,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十八岁时怀着"钦佩和同情兼而有之的复杂情感",与相识不久的青年画师徐悲鸿私奔日本,在古老守旧的苏、沪两地引发轩然大波;奇就奇在烽火遍地的抗日流亡岁月中,她领着一双儿女辗转南北,奔波于不断迁徙的高校和教育机构之间,谋求自身的经济独立,勉力撑持风雨飘摇中的家。
戊戍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深感要改变老旧中国的现状,必须要有一支新的力量。1900年,27岁的他激情澎湃地写下了《少年中国说》。其中写道:“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
在阿尔卑斯山脚下 寂静的教堂墓园 我遇到了一排排 花岗岩般 坚定的死亡 刚下过一场小雨 木制的十字架 纹理清晰得 像死亡抬起 干净的脸 死亡有身体吗?我用双手抚摸 死亡透明的身体 每一个小小的墓床 都是蔷薇编织的花园 永恒的祈祷者匍匐在大地上
以抗战文学统摄东北流亡作家群的小说创作,并不能完全阐释流派创作的复杂多元.因流亡而生发的乡愁是他们创作的共同情感倾向.在流亡造成的空间位移中,作家既往的故乡时空经验与现时的他乡经验产生碰撞,继而生成怀乡/厌乡的迥异情感;在流亡带来的语境变迁中,个人化的乡土情怀又难免集体话语的规约甚至束缚.于是诉诸文本的故乡想象势必在个人感受与集体经验之间调适,进而呈现为两相杂糅的“双语”形态.其本身的时效性、多义性正体现...
《流亡生活场景》中这样描述作家纳博科夫的流亡状态:“对纳博科夫夫妇来说,流亡就是不停地从一个出租屋搬到另一个出租屋。”受这句话的影响,当仰融邀请我们去他家做客时,我想象中那应该是一幢别墅,更理想些,高级别墅。结果那一片别墅被称为“City”,仰融家是富人区的美式豪宅。
1927年8月,宋庆龄登上了停泊在吴淞口的一艘苏联货船,向海参崴急速驶去。宋庆龄就是这样秘密出走莫斯科的。宋庆龄前往莫斯科,照理应得到各方面的热情欢送才对,为什么却要秘密出走?
壁炉边,家破人亡的18岁男子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迅速占领了东三省,北平、天津街上到处都是流亡的东北学生,16岁的张大非也在其中。极端困顿中,在报国寺附近游荡的他看到院子里搭了几个帐篷,庙门上贴着“国立中山中学”招收东北流亡学生的布告,报名后,他考取了初三,从此有了安身之所。
探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题 在加缪唯一的短篇小说集《流亡与独立王国》中,排列第二的《反叛者(混沌的头脑)》最令人惊心动魄。该篇叙述方式完全不同于小说集首位的《不忠的女人》,倒和萨特认为“也许是最精彩也最费解”的《堕落》类似。
“假如,有过一位作家,其生活方式、世界观、道德及信仰本身等所有的一切就代表着文学,那么毫无疑问,这个人就是马洛伊·山多尔。在他的文字里,可以找到生命的意义;在他的语言中,可以窥见个体与群体的有机秩序,体现了整个民族的全部努力和面貌。”匈牙利文学评论家普莫卡奇·贝拉的这段话,是对马洛伊——这位20世纪欧洲文学大家最贴切的评价。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1937年秋,济南已听到黄河北日军的炮声,一群正在读初中的少年,离开了杆石桥外省立一中“广厦宏伟,青瓦粉墙”的校园,随学校、师长奔去“大后方”,启程了他们无从预计的人生流亡。“读书救国”,弦歌不辍。轰炸,险途,饥寒,疠疫,贫困,无助,死亡,从军,革命,逃离……这群少年中就有刘可牧先生,《七千里流亡》是他晚年追忆当年山东中学生西迁的回忆录。
时间,在比地平线更近的远方行走;历史,在一些被虚构的故事里陈列。这是流亡在我的日历上的你的祭奠吗?世界像剥开的粽子一样没有回音。
应该说,茅盾在抗战前与巴金的来往,主要与文化生活出版社的事务有关。巴金一九三五年八月应友人吴朗西邀请,担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该社创办人吴朗西是茅盾熟悉的朋友,茅盾流亡日本时就认识,其夫人柳静是茅盾在商务印书馆同事柳普青的妹妹。
作者:张元凯 期刊:《内蒙古统战理论研究》 2007年第04期
1938年,抗日战争初期,日军迅速西进,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包头市相继沦陷,绥远省军政人员退驻河套地区(今巴彦淖尔市境内),时任绥远地政局秘书的家父张淑良(字可旌,内蒙古丰镇市人,北京师范大学史地系毕业,曾任国立绥中校长、绥远省教育厅长、国大代表;“九一九”起义后,任绥远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局长)拒绝了当时绥远商会会长贺秉温(后投日,于解放前在归绥被国民党政府处决)的挽留,随国民...
作者:姜丽 期刊:《外国文学动态研究》 2013年第01期
“荣誉的翅膀不是白色的,这是巴尔扎克的话;在过去漫长的十五年里,纳粹说我是猪猡,共产主义者说我是傻瓜,民主主义者说我是精神者,流亡者说我是变节分子,信教的人说我是病态的虚无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