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国内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逮捕、审判了一批罪大恶极的汉奸,一批巨奸被判处了死刑,其中并非头号汉奸的缪斌,却第一个被押上了刑场,这其中的内幕隐情,在当时颇为国人和舆论关注。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又陷入了内战。1948年冬,国民党政府军队在与人民解放军的决战中,败局已定。1948年底,对美援抱着一线希望的宋美龄,远赴美国,试图寻求支持。
张治中是的心腹重臣,又与、等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交谊深厚。称"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是真正希望和平的人"。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为维护和促进国共合作曾三次到延安的经历,至今仍被传为佳话。迎接去重庆谈判抗战胜利后,为了夺取抗战胜利果实,消灭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根据地,采纳了美国大使赫尔利的策略,于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
抗日战争胜利后,和平是国际国内的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中国共产党为顺应人民的愿望,提出了“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积极争取和平建国的新局面。但是,国民党无视人民的和平愿望,仗着美国的支持和援助,背信弃义地撕毁停战协定,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使中国社会又陷入了内战危机之中。
抗战胜利结束了台湾被日本割据五十年的历史,终于重归祖国怀抱。遭受日本皇民化摧残的歌仔戏,终于恢复了中华文化传统的尊严。一、光复后的台湾歌仔戏重回中国怀抱的台湾人,起初都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迎接新的生活,积极重整战争带来满目疮痍的家园,对民俗戏曲的重建更在拮据的经济中,投下最大的精神和金钱。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为避免内战、争取和平,共产党同国民党政府在重庆进行了为期43天的谈判,史称“重庆谈判”。在谈判期间,曾6次高呼“万岁!”
面对抗日战争胜利后复杂而剧变的形势,中国共产党密切关注内蒙古地区形势的发展,制定了“向南防御、向北发展、力争热察绥全境”的战略方针。
王元化,1920年生于湖北武昌,祖籍湖北江陵。30年代开始写作。曾任中共上海地下文委委员、代书记,主编《奔流》文艺丛刊。抗日战争胜利后,曾任国立北平铁道管理学院讲师。50年代初,担任震旦大学、复旦大学兼职教授,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总编辑,上海文委文学处处长。
上海监狱陈列馆位于上海市虹口区长阳路147号。上海监狱建于1901年,由10余幢楼房组成,共有4000多个监舍。由于建筑规模宏大,上海监狱曾号称“远东第一监狱”。从1935年9月起,上海监狱成为关押外国籍犯人的“西人监”。1943年8月,汪伪政府接管了监狱。曾关押抗日人士和其他犯人4500多人。抗日战争胜利后,这里先后关押过几百名日本战犯。如日本驻台湾总督安藤利吉、日本第6方面军司令冈部直三郎等。
作者:于岸青; 朱洪建 期刊:《青年记者》 2018年第16期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中央争夺东北.的战略决策中,山东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同时,在中央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决策中,新四军北撤山东,山东依然是这一历史时期的转战基地。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山东又成为走向全国的南下战略基地。
抗日战争爆发后,周有光从上海转移到重庆,最初进入新华银行工作,稍后调入国民党政府经济部农本局担任重庆办事处副主任,农本局的领导何濂,是国际知名的学者。抗日战争胜利后,何濂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做客座教授。爱因斯坦是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何濂与他成为同事。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东北因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而成为国共两方争夺的焦点。东北问题表面看是国共之争,实则与美苏的远东战略纠结在一起,牵扯到三国四方。中国共产党在这种极为复杂的格局中,审时度势,冷静应对,算无遗策,把握主动,最终赢得了完全的胜利,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石。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的抉择。顺应民意,亲自到重庆与谈判,我党在政治、军事两条战线上同国民党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作者:杨雨文; 于倩 期刊:《今日中国》 2005年第04期
这幅高2.2米、宽6米,题为《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时·南京》的重大历史题材油画,真实地再现了1945年9月9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后,日本军国主义向中国军民投降的场面。整个画面庄严、肃穆,与真人等大的二百多个人物栩栩如生。观者久伫画前,不禁神情严肃,仿佛自己就置身于当年受降仪式的现场。这幅花费作者十年心血的鸿篇巨制,达到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完美统一,是近年来中国油画界不可多得的、可载人中国...
1945年4月至6月召开的中共七大,在口头政治报告、结论和闭幕词中,至少三次谈到愚公移山。6月11日《愚公移山》作为七大闭幕词,可谓是为七大会议主题添了画龙点睛的一笔。新中国成立后,《愚公移山》又作为“老三篇”之一在社会上普及,乃至进入学生语文课本。
吴南生(1922—2018),广东省汕头市人。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抗日战争胜利后由延安赴东北,1949年随军南下,曾任广东省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中南局副秘书长、农办主任。""结束后,任广东省委常委、省委书记(时设省委第一书记)。1979年,倡议筹办广东3个经济特区,兼任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市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何长工率领抗日军政大学师生4000多人从延安出发,东渡黄河,飞越长城,到达东北中朝边境城市通化。在这里,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改名为东北军政大学,何长工任第一副校长,同时兼任通化军区司令员。
受降的前期工作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关于华中地区受降及敌伪物资接管的任务,国民政府决定由第六战区长官司令部负责进行。在司令长官孙蔚如和副长官兼参谋长郭忏主持下,1945年9月18日在汉口中山公园交谊室举行了受降仪式。该室事后即定名为受降堂。
抗日战争胜利后,形成了政治路线对立的国民党、共产党两大阵营,使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大决战,斗争的中心是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到1946年在国共两党之间夹着有近30个党派。这些党派按照自己的政治见解,有的偏向国民党,成为国民党的帮凶和追随者;有的偏向共产党,成为共产党的挚友;也有的夹在中间,忽左忽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