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全球银行业开始实施巴塞尔委员会《计量和控制大额风险暴露的监管框架》相关规定,旨在防范系统性风险,强化信用风险集中度管理。同年11月,巴塞尔委员会公布了《中国大额风险暴露监管一致性评估报告》,给予我国“符合国际监管标准”(最高级别)的评价,这是国际社会对我国大额风险暴露监管的充分认可。在此背景下,如何将大额风险暴露管理体现的穿透管理.回归本源、专注主业的信用风险监管新要求有效落实到银行经营管理之中,是我...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各主要经济体都加强了对银行业的监管.并着手构建基于巴塞尔协议Ⅲ的一致性的监管框架。作为巴塞尔协议Ⅲ的三大支柱之一,最低资本要求在约束银行风险扩张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在微观层面也给银行的规模扩张和经营管理带来压力。近期,随着资管新规及其实施细则的落地,商业银行资本压力进一步加大,亟待拓展资本补充渠道。
日前,证监会首次说明了并购重组监管政策的最新五大方向:第一,强化信息披露.弱化实质审核。第二.流程简化、分道审批.提升审批效率。第三.支持并购重组创新.完善机制安排。第四.借壳上市监管趋严已明确借壳上市与IPO“等同”审查。
作者:胡滨; 杨楷 期刊:《当代金融家》 2017年第01期
分业监管的框架已经不能适应当前混业经营的快速发展,面对不断迭代更新的金融科技,中国金融监管框架改革已经箭在弦上。我们需要逐步引入创新监管手段,运用监管科技进一步提高监管对金融科技专业性的适应程度,提高金融科技监管效率,构建能够主动响应金融科技变革、拥抱金融创新的金融监管新范式。
目前我国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还存在一些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金融控股公司监管框架,分类制定差异化的监管实施细则,建立标准指标与弹性监管相结合的监管制度,优化金融风险防控体系。近年来,随着金融改革步伐的推进,金融综合经营趋势也越来越明显。作为综合经营的一种微观组织形式,金融控股公司在提高金融效率、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金融监管框架重构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监管组织架构改革,更加需要从法制基础、监管逻辑、审慎监管三个维度分析资产管理监管亟待改进的地方。中国资产管理行业(以下简称“资管行业”)的规模在近几年经历了突飞猛进的扩张.截至2016年末,中国资管行业规模达115.4万亿元,创下新高.相当于年度GDP的150%.并已接近中国银行业总资产规模的一半,较2015年的93万亿元实现了约26%的增长(见BCG研究报告《中国资产管理市场2016——繁...
当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重新审视和调整金融监管框架。从最近的国际发展趋势看,金融监管正在经历从分业监管走向统一监管、从机构监管走向功能监管的转变。在监管资源和经验有限的条件下,我国分业监管在总体上是有效的,它允许监管者通过专业分工专注于各个明确的金融领域,从而提高监管绩效。但也遇到一些问题,需要逐步适当调整和完善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
作者:中国人民银行马鞍山市中心支行课题组 期刊:《当代金融家》 2018年第10期
随着FinTech新业务模式的不断演变,应对FinTech发展进行持续的监测分析,并根据FinTech的发展演进、影响范围和风险变化,不断调整和优化监管框架和规则,从而提高监管的有效性和适应性。
2015年6月24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修正案(草案)》,删除了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比例不得超过75%的规定,将存贷比由法定监管指标转为流动性监测指标。历史功绩与存废之争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存贷比的制约早晚需要面对!此前,75%的法定存贷比已是备受诟病,这次退出历史舞台亦受到外界一致好评,不过,存贷比的历史功绩不能通盘抹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存贷比积极推动了我国金融改革和银行商业化进程。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提供了一个机会,从具体的改革开放事物中超脱出来,回顾来路,肯定成绩,展望未来,以相对超然的姿态反思"改革开放"背后的理念、路径等形而上的内容,推动思想大碰撞。一、我国已"从无到有"初步建立现代金融体系框架我国当前的金融体系是从计划经济时期"大一统"体系中逐步分离,广泛借鉴国际经验并沿着专业化、市场化、国际化方向发展起来的,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成分不断增加.
在对“十三五”规划《建议》的说明里指出:“近来频繁显露的局部风险特别是近期资本市场的剧烈波动说明,现行监管框架存在着不适应我国金融业发展的体制性矛盾,也再次提醒我们必须通过改革保障金融安全,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要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加快建立符合现代金融特点、统筹协调监管、有力有效的现代金融监管框架,坚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2019年的香港虽然风波不断,维多利亚港的日出却依旧绚丽无比,阳光下金波闪烁静静的流淌。这个国际金融中心,在数字货币时代或将迎来新的发展空间。11月6日,香港证监会正式公布了《有关虚拟资产期货合约的警告》和《立场书:监管虚拟资产交易平台》。其中,香港证监会在《立场书:监管虚拟资产交易平台》详细介绍了相关交易平台获得牌照的具体要求。事实上,从去年11月1日的监管框架到今年3月28日的STO(通过证券化的通证进行融资)政策,...
作者:贾佳 期刊:《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9年第05期
文章在对金融危机表现出金融部门顺周期性特点关注的基础上,明确得出金融监管顺周期性行为更多地表现在商业银行的顺周期性,而传统的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并不完善,并不能够使金融稳定得到必要保障,这就需要在对单个金融机构可以稳健经营的基础上,有效地掌握系统性金融风险得以防范的新的金融宏观调控方式以及更加健全的金融监管模式.
作者:王剑; 胡丹; 黄静 期刊:《中国金融》 2019年第24期
总损失吸收能力(TLAC)出台的背景和主要原则,2007年的金融危机肇始于大型金融机构的连锁倒闭,虽然政府救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危机的蔓延,但动用公共资金注资也广为纳税人诟病。为解决“大而不能倒”及由此衍生的道德风险,在G 20的主导下,2011年金融稳定理事会(FSB)推出了“系统重要性机构(SIFI)”监管指引,并联合巴塞尔委员建立了“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Bs)”监管框架。
作者:谢晓晨; 李丽 期刊:《北京金融评论》 2012年第02期
<正>自前,我国已形成以大小额跨行支付系统为核心,商业银行行内系统为基础,票据支付系统、银行卡支付系统以及境内外币支付系统并存的格局。这些系统共同形成了资金流转网络,在经济运行中的重要作用日益显现。加强支付系统监管对提高社会资金流转效率,维护金融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介绍我国支付系统监管的最新情况,分析了支付系统监管存在的主要问题,从风险管理角度提出了建立支付系统监管框架的构想,对建立支付系统监管框...
北洋时期江海关的航政和船检管理,在继承晚清监管框架体系的基础上,细化和发展了相关的航政和船检业务内容。其中江海关的船舶检验业务由专业"勘船师"负责,当地船只注册登记和安全检查等业务,随着船舶技术的发展而发展。"勘船师"的船舶检验业务北洋政府(1912年?1928年)的江海关,负责上海方面的国内外轮船和夹板船等的管理与船检,以及向外轮征收关税、查缉和处理走私、编制海关统计等业务。
监管体制没有“普适经验”,中国的监管机构必须从具体国情出发加以构建。一个合理的金融监管框架,需要在照顾金融稳定和客户利益的同时,充分考虑到对创新的鼓励和对未来技术发展的兼容;更不能以抑制技术创新、降低金融效率为代价。
贲圣林: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浙江大学EMBA中心主任,浙江省政府参事。拥有丰富的国际金融实践和领导经验,先后担任荷兰银行(ABN AMRO)高级副总裁兼流动资金业务中国区总经理(China Country HeadWorking Capital),汇丰(HSBC)董事总经理兼工商金融业务中国区总经理(China Country Head of Commercial Bank),摩根大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行长(Chief Executive Officer)及摩根大通环球企业银行全球领导小组成员等职位。
<正>2007年爆发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在2008年下半年演化成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危机对全球金融市场、实体经济以及国际格局造成的深刻影响促使人们不得不深入反思这场危机背后的缘由。追根溯源,沿着危机的传导链,危机产生的内在机理逐一浮上台面。起初,人们指责华尔街金融从业者的贪婪、贷款机构审慎审查的缺位、美联储的
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11月27日联合印发《关于完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旨在完善我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框架,防范系统性风险,有效维护金融体系稳健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