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识相交在川南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复辟帝制,蔡锷随即在云南组成护国军进行讨伐。年仅29岁的担任护国军第一军右纵队第三梯团第六支队支队长,率部攻打北洋军,攻占了泸州,立下战功,升为少将旅长。
本文摘自《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郑曦原编。清末的中国,正经历着"千年未有之变局",从独立自主的东方老大帝国沦为"东亚病夫",传统的帝制和士大夫政治走向终结,军事、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经历了蜕变,人民经受着无与伦比的巨痛……《纽约时报》以当时中国人还未具备的近代眼光和技术,及时、全面、连续地观察和记录了这段历史,内容涉及内政、外交、国防、文化、社会、革命及华侨等方面,构成了一部具有独特视角的...
从湖湘秀才到制宪专家,从“筹安君子”到帝制罪魁,从学佛居士到中共党员……晚清到民国,杨度系万千风云于一身,诚为中国近代史上一奇人。杨度这个“典型的湖南人”(梁启超评价),在袁世凯眼中是“旷代逸才”。21岁时,杨度师从王闿运,醉心帝王术,曾踌躇满志地对友人说:“余诚不足为帝王师,然有王者起,必来取法,道或然与?”真不知帝王师之梦想是成就了他,还是害了他。
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后,进一步阴谋称帝,1915年复辟帝制之声甚嚣尘上。上海镇守使郑汝成是袁在南方的积极鼓吹者。
帝制时代,皇权通吃一切,外戚接近皇帝,成为最高权力拥有者的私人代表,就等于踏入了通向权势的快车道,摆在桌面上的法律、规章等等,基本就不算数了。历史上,一步登天的外戚数不胜数,但掌握多大的权势,需要对应多大的能力。外戚上升速度太快,未必能够自如应对随之而来的复杂局面。
作者:李新宇 期刊:《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03期
辛亥革命一直被认为是失败的,但历史事实证明它并未失败。成功与失败的标志应该是革命目标实现与否,辛亥革命实现了预定的目标,就应该是成功的。临时大总统之孙下袁上不应是革命失败的标志。反帝反封建作为中国革命的任务,是辛亥革命十年后才正式提出的,后人不应要求前人完成后来才提出的任务。革命带来的并非只是"假共和",民国也并不只是"招牌"。
百年仙逝信思卿,枪响武昌帝制倾。辛亥功勋青史载,神州十亿不忘君。
眺望远山峰独秀,先生胆略万夫雄。三民主义霞光灿,四海旌旗火样红。约法宣言书壮志,同胞碧血唤诸公。推翻帝制丰碑矗,天上星辉六合崇。
中华封建几千年,敌寇横行霸主鞭。结缔同盟废帝制,新元开创立民权。腾飞华夏三民建,扭转乾坤独领先。伟业千秋酬壮志,功勋卓著颂先贤。
作者:邓华莹 期刊: 2018年第11期
自清末以日本为中介大规模引进国家类型学说后,“国体”“政体”的涵义所指言人人殊,甚至同一人也前后说法不一,梁启超即是典型例证。受学理多样、文化跨国传通和个人取舍调适等因素影响,梁启超相关译文论著中的“国体”“政体”用法多样,本非迥殊,随后虽曾为反驳革命共和而区分“国体”“政体”,主张君主国体立宪政体,但观念绝非根深蒂固。进入民国后,梁启超以立宪派“不争国体而争政体”为由争取政治活动空间,1915年又在此基础上...
专制的王朝,多实行特务统治。比如明朝有锦衣卫,东厂和西厂,特务密探四出,朝臣的一举一动,莫不在他们眼里。有的密探甚至还混入朝臣家中做家丁,把朝臣私下的牢骚话都给举报了。在奠名其妙中,某些人的脑袋就搬了家。显然,这是一种我们常见的特务统治:至上而下的刺探情报,让朝臣人人自危。但是,在过去的帝制时代,还存在一种反向的特务和密探,
1914年底,袁世凯的举动就越来越不对了,梁启超便移家天津,努力和袁世凯政府脱离干系。1915年的端午节前,梁启超到南京碰上在江苏做将军的冯国璋(1859--1919)。冯国璋对梁说:“听说老袁要做皇帝了。”两个人越合计越发现这传闻像真的,于是决定面见袁世凯,力争国体。两个人见袁世凯几次,袁世凯把自己扮得比窦娥还冤,他说:“我现在身为民国总统,为什么要做皇帝呢?做皇帝有什么好?
二上中山拜谒公,难忘厚德与丰功。推翻帝制开新纪,建立共和除旧容。民族民生均土地,联俄联共助工农。临终为国留医嘱,众口皆碑国父崇。
为了达到复辟帝制的目的,袁世凯刺杀宋教仁,镇压“二次革命”,强迫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解散国民党和国会,颁布专制独裁的《中华民国约法》,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修改大总统选举法。1915年12月25日,袁世凯复辟帝制。袁世凯的倒行逆施,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声讨,蔡锷等人参与的护国运动最终使袁世凯的帝制梦破灭。
仰瞻博爱再攀登,数百台阶到顶层。 旧市新区光闪耀,远山近水气蒸腾。 坐中素像存仪态,壁上金书见准绳。 一世功勋除帝制,谁安斗士入皇陵。
志驱鞑虏胆肝殊,似此英雄乱世出。但教王朝终帝制,欲将民主换华屋。
“钦定”的老佛爷接班人1910年,老佛爷(慈禧)已走了快两年,已经4岁的宣统溥仪显然只是个虚设的小皇帝,真正掌握实权的是老佛爷临死之前指定的那帮接班人。其中,溥仪的生父醇亲王载洋做摄政王,而慈禧的侄女则被安排做了“裁夺大权”的皇太后一叶赫那拉·静芬。
作者:张艳 期刊:《浙江万里学院学报》 2005年第01期
民国著名外交家顾维钧在晚年撰写的回忆录中,较为详细地叙述了民国初年他在袁世凯身边任职的经历,其中不仅描写了他对袁世凯的总体印象,还揭示了袁氏对民主共和的认知水平和他对袁世凯办理外交事务的观察.重读顾氏的评说,也许能使我们对前人多一份了解,对中国早期步履蹒跚的民主化进程多一层深刻的认识.
我的外祖父郭葆昌(1879-1942),字世五,别号觯斋主人,河北定兴县人。他精于古物鉴别,对瓷器尤有特识,因此得以在1915年至1916年初为袁世凯烧制了4万多件“洪宪御瓷”。这些瓷器,都是为袁世凯炮制“洪宪”帝制,在“登极大典”上增光添彩以及作为赠送各国驻京公使的礼品之用。那些瓷器,随着“洪宪”帝制的昙花一现,已成了稀世珍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