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本文在当前民主与法治观念不断深入弘扬的同时，以震惊全国的佘祥林“杀妻”冤案为引子，在刑讯逼供等损害人权的杂音成为人们关注焦点的当下分析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中国的确立对于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试图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基础、重大意义等方面就创立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作些初步的探讨。 2009年4月13日上午，震惊全国的“杀妻”冤案当事人佘祥林终于被洗刷冤情，宣告无罪。在这起冤案中，许多现象十分发人深思。比如怀疑对象被刑讯逼供，上访群众受到拘捕；正当申诉置之未理，合法辩护未予采纳；敢于作证的群众受打击，怀疑对象的孩子被株连等等。除了审判机关，中国刑事证据立法也因此被推到风口浪尖。佘祥林冤案似乎让整个法学界蒙羞。用华东政法学院司法研究中心主任游伟教授的话说，现有的司法运作机制不变，证据规则不变，导致冤案的体制瓶颈终归难以突破。公安机关刑讯逼供荆州地区中院依据屈打成招的口供判以死刑湖北省高院发回重审市县有关部门协调(先定后审)京山县人民法院判以有期徒刑15年，这条被法学界视为漏洞百出的冤案流水线，如此将佘祥林一举送进冤狱。【1】 佘祥林案暴露出的刑讯逼供问题，已经成了损害司法制度追求“公平和正义”的毒瘤。1996年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关于证据的条款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又就此做出司法解释，“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然而，佘祥林等冤案不仅暴露出少数公安机关单位在办案过程实施刑讯逼供的情况相当常见，在多数情况下，这些没有充分证据印证的口供，成了法院判罚的重要乃至主要依据。现行法律没有哪一条规定了刑事诉讼中实行“非法证据排除”，如何确立“非法证据排除”对于有效防止冤假错案具有重大的意义。 非法证据，是指有权调查收集证据的公安司法官员违反法定程序，使用违法手段获取的证据。随着诉讼文明的发展进步和人权保障意识的增强，各国对非法证据危害性的认识日趋深刻，并相继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因为证据的来源违法，而导致其效力被排除，不得作为定案的证据使用的规则。在各国的证据立法中，非法证据规则也都有不同的体现，这是因为，基于不同的价值选择，对待非法证据的认识并不完全相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产生，是现代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产物，有其坚实的理论基础。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尚未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出明确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有关司法解释和规则对此虽已作出一些规定，但并不全面，很不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况且，仅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此项规则作出某些规定，而未有立法机关的立法，也并不利于在司法工作中实施。【2】本文试图就创立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作些初步的探讨。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基础 (一)人权保障理论 在现代刑事诉讼中，越来越注重诉讼的民主性与科学性。在这一过程中，人权保障的价值获得了张扬。现代刑事诉讼追求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双重目的并重。现代人权保障理念要求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以保障人权为重要的价值目标。人权保障重在保障被追诉者基本权利不被侵犯为目的。这是因为刑事诉讼活动涉及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隐私权利等公民权利，极易被侵犯。在刑事诉讼中，公民的上述权利总是受到侦控机关诉讼行为的威胁，侦查取证行为的侵权倾向是非常明显的，侵犯公民上述权利的现象更易发生。人权保障理论要求，侦查行为必须尊重公民的基本权利，而违反程序规定，侵犯公民权利的行为必须受到谴责。非法获得的证据，往往是以侵犯公民的人身、财产、隐私等基本权利为后果的非法搜查、非法扣押获得的物还、刑讯逼供获得的口供是以侵犯公民人身、住宅等权利为代价的，非法窃听则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权。非法证据被采用，意味着对非法行为的纵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旨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正是通过对非法证据采取否定性的评价，拒绝其证明价值，以此杜绝侦查机关的非法行为，体现人权保障价值理念。从国际范围来看，世界刑法学会第十五届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刑事诉讼中的人权问题的决定》第10条规定：“任何侵犯基本权利的行为取得的证据 ，包括派生出来的间接证据，均属无效。”联合国1984年通过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15条规定：“缔约国家应确保在任何诉讼中，不得援引任何业经确认系以酷刑取得的口供为证据”可见，人权保障已成为国际范围内刑事诉讼的发展趋势。【3】 (二)程序正义理论 现代刑事诉讼不仅追求实体正义，而且注重程序自身的正当性。程序正义是正当程序的内在要求。程序正义是指诉讼的过程应具有程序正义理念所要求的品质，追求的是过程价值。它体现于诉讼程序的运作过程中，是评价诉讼程序自身正义性的价值目标。评价诉讼是否具有程序正义价值的标准，是其能否保障受程序结果影响的人受到应有的待遇。【4】 刑事诉讼程序是国家追诉、审判与惩罚犯罪，用以行使刑罚权的程序。因此在整个程序中必须符合民主法治国家的权力制衡原理，遵守正当法律程序原则。所谓正当法律程序原则是指整个刑事程序必须依据法律所明确规定的程序规范，而且所有的法定程序内容必须公平而正当合理。正当法律程序原则首先要求所有的刑事程序必须符合法律性原则，侦查、起诉、审判必须依法，依法定程序进行。而现代国家确立并实施的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获得的证据应当被排除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现了现代刑事诉讼对诉讼程序的尊重与景仰。追诉机关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告知义务，同样是程序正义的要求。程序正义体现了公民个体被尊重的程度及享有诉讼权利的状况。违反法定程序往往是以牺牲公民权利为代价的，这和现代法治社会崇尚人权保障理念是冲突的。追诉作为国家对特定公民发动的专门活动，是执行法律的活动，尤其必须依法进行，遵守法律规定的程序，按照法定程序进行，不得超越法律规定的职权。法定的追诉程序不仅是实现实体公正的前提和保障，并且具有独立价值。 （三）排除虚假理论 排除虚假理论主张，非自愿供述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不法或不当手段的结果，这种供述存在虚假的可能性较大，如果加以采纳，阻碍真实发现的危险增大，所以不能承认其证据能力。供述之所以要以自愿为条件，就在于排除虚假的供述。【5】美国证据法学者John H. Wigmore就认为可信性和真实性的欠缺是排除非任意性供述的原因。美国最高法院曾经指出普通法供述任意性标准旨在“排除虚假证据”。【6】日本也有不少学者持此观点。可见，排除虚假学说的立足点是供述是否出自自愿，认为排除非自愿供述的目的在于发现实体真实，而非自愿供述存在虚假或虚假的可能。 但是，该学说受到以维护人权学说为代表的其他学说的批判。理由是，同自愿供述中可能含有真实成份一样，非自愿供述未必全是虚假的。如果依照排除虚假学说，即使供述是通过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手段取得，但是只要事后能证明该供述所言为实，具有真实性，或者根据该供述为线索所取得的其他证据，都应当被采用。这是仅仅顾及追求发现案件真实的刑事诉讼目的，而全然不顾保障人权的目的，这无异于鼓励、纵容非法取证行为。 二、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法律明确禁止非法取证行为，但是对于非法证据能否在程序法上加以排除，刑事诉讼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只是在第42条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不过，相关司法解释对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作了规定。例如，《最高人民法院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定罪的依据。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部门在审查中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同时应当要求侦查机关另行指派侦查人员重新调查取证……侦查机关未另行指派侦查人员重新调查取证的,可以依法退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换言之，检察机关对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虽然也持否定态度，但又规定可以依法重新取证。 可见，依照现行法律规定，在非法证据的效力方面,不能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是以非法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和被告人供述”这一类言词证据。对于非 法收集的物证、书证等证据是否予以排除，刑诉法和司法解释都不明确。就非自愿供述而言，尚存在一个通过非自愿供述取得的间接或派生证据的效力问题。获取口供通常是为了以此为线索取得其他证据（特别是物证），因为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只有被告人的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如果侦察机关通过非法手段取得口供，并依此口供获得了其他实物证据，检察院所谓的“应当要求侦察机关重新取证”已没有意义，除非排除这些间接证据的效力。在司法实务中，通过侵犯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和诉讼权利而取得的证据，如以非自愿供述为线索而取得的实物证据，以及违反法定程序进行搜查、扣押而取得的实物证据，经查证属实并补办相应的手续，依然认为有效。尽管法律规定应当对非法取证行为给予相应的惩处，但考虑到案件得以侦破的现实，不难想象处罚难度之大。因此，如果过度认可违法取得的实物证据的证据效力，无疑会促使在案件侦破过程中对逼取供述的依赖，进而发生刑讯逼供等酷刑行为。 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意义 （一）有利于司法机关严肃执法，有效制止司法人员非法取证行为。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使执法人员在实施违法行为之前，就想到其后果。非法证据的排除，是对司法机关调查取证工作的最终的否定和谴责。有利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监督执法机关，在执法机关采取非法手段调查收集证据时，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有权拒绝，并在以后诉讼程序中要求要求排除。要想否定一项诉讼行为，最有效的莫过于其无效，而想制止办案人员的非法取证行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宣告其违法获得证据不具有可采性。从而督促司法机关守法并依法办案。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利于彻底纠正违法行为，防止或减少冤假错案。实践中，造成冤假错案的原因无不与办案人员违法取证有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尽管可能放纵犯罪，但其最大优点就是要保证言词证据的自愿性，从而达到定罪处罚的准确性的目的。 （三）非法证据规则有利于切实保障诉讼参与人的权力，能促进公安、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法制观念的转变。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否在刑事诉讼中确立，存在一个价值权衡的问题，如果允许将非法取得的证据作为定案证据，对查明案件的真实情况，实现国家刑罚权是有益的，但这样做是以破坏国家法律所确立的秩序和侵犯公民基本权利为代价的。反过来，如果对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又会阻碍对犯罪的查明和惩治，这与该国的刑事诉讼目的、主导价值观念，对公民个人权利重视程序等因素都是相关的。该规则的确立，是一国文明水平的标志，它体现了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法制观念的转变，即从惩罚犯罪第一到注重保护人权的诉讼观念的进步。【7】 四、建立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设想 在我国，对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大致有三种观点： 一种观点是“全盘否定说”。认为非法证据不具有证明力，应当完全排除。其主要理由是：刑诉法已明确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由此推论出，使用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材料，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否则就会助长违法行为，也难以保证证据的真实性。 一种观点是“肯定说”。认为应把非法手段与证据区别开来，对其违法行为可视情节轻重予以追究处理，但非法所得的材料若与案情有关仍可作为证据采用。其理由是：“实事求是”是我国证据制度的核心，我国刑诉法追求实质真实，而不是只要求形式广“合法”。即使是采蝴非法方法收集的真实材料，只要经过查证属实，同样应采纳为证据。 一种观点是“折衷说”。也即“区别对待说”，认为，应当将非法获得的口供和实物证据区别开来。前者无论真实与否，均应予排除，因为非法获得的口供，虚假的可能性极大。后者只要经查证属实，应予以肯定其认据能力。它与口供不同，并不会违反法定的收集程序而改变其性质。笔者认为，在我国，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仅要进行实体公正与程序正义的价值权衡，而目要充分考虑到当前的法治环境、司法资源及司法人员素质等方面的综合因素。因此，除对使用非法手段收集的一切言词证据不予采用外，对由言词证据列出的实物证据应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取舍。具体而言： (一)关于非法获取的言词证据的排除问题 1．非法获取的口供不能作为 证据 我国于1988午9月参加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12条规定：“如经证实是因为受酷刑或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而作的供词，不得在任何诉讼中援引为指控有关的人或其他人的证据。”对违反程序所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门供是否排除，可以参照日本、德国的做法，如果供述是在没有施压的情况下作出的自愿性供述可以作为证据，如非法拘留或逮捕后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因为这种情况下尽管是违反程序规定，但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人身权利并不构成影响，且是自愿性的供述。衡量违反程序获得的供述是否能作为证据关键是供述是否自愿，是否遭到施压。【8】 2．对于非法获取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对于违反程序获取的证人证言或被害人陈述亦可借鉴日本、德国的规定，对于违反程序性规定在非施压情况下获取的证人、被害人自愿件陈述，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二)关于非法获取的实物证据的排除问题 在处理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时，应当作出排除的原则性规定，以例外情况作补充。设立非法实物证据例外时，笔者认为应酌情考虑以下因素：(1)非法取证行为偏离合法行为标准的程度；(2)行为人主观心理状态，即主观是否故意或过失；(3)行为人当时是否处于紧急情况，不得已为之； (4)整个取证过程一直处于非法状态，还是个别环节处于非法状态； (5)违法取得证据的可能性；(6)侵害利益的性质和程度；(7)证据形式上的违法是否可以得到弥补；(8)案件的性质及其危害程度。对侦查机关非法搜查、扣押的证据，原则上应予排除。考虑以上因素，例外应包括以下四种情况：(1)被告人的行为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利益的刑事案件；(2)特殊情况下未履行某种法律手续而不涉及侵害公民人身权利的或对公民人身权利侵害显著轻微，在事后能通过补办手续使证据形式上合法的；(3)以侵犯相对人权利的人法取得的实物证据，系相对人申请采用的；(4)其他可以例外的情况，包括最终或必然发现、善意搜查等。【9】 在处理非法言词还报引出的实物证据，即“毒树之果”时，有两种观点：一是“砍树弃果”，其价值取向是保护被告人的利益优于惩罚犯罪；另一种是“砍树食果”，其价值取向是惩罚犯罪优先于保护被告人的利益。这两种观点要么肯定一切．要么否定一切，都是形而上学的观点，过于极端。笔者认为，不可一概而论，应视情况而定。即对用一般侦查手段可以获取的实物证据，或如果不采用该实物还据，将会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害时，则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在一般条件下，侦查机关是不可能发现该实物证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是获取这一证据的惟一途径时，从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自己有罪的举证责任角度考虑，则应当排除此证据。 此外，应当建立证据合法性的举证责任制度与监督机制。被害人的举证困难是刑讯逼供等行为屡禁不止的原因之一。按照现存举证责任承担原则，如果证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张其供述系因非法手段取得，则必须对其主张负举证责任。但是，或者由于其当时所处的被采取强制措施与外界隔绝的特定环境，或者由于被害人的伤情或伤痕在长时间的侦查阶段已难以再现行为发生时的伤害程度，除非被致死致残，否则，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要收集证据证明刑讯逼供事实的存在，实际上几乎已不可能。特别是对于殴打、夹指、捆绑、吊起、用警棍电击等“肉刑”，罚站、罚跪、罚冻、罚晒、罚饿等“变相肉刑”，剥夺睡觉、搞车轮战等“精神折磨”，预告危害其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身体、自由、信用等“威胁”行为，许诺给予其某种利益（包括减免刑、无罪开释、不予起诉或许诺给予金钱等物质利益等）使其供述的“引诱”行为，使对方陷入错误而作出供述等“欺骗”行为，以及以其他非法的方法取证的行为， 往往难以进行有效监督及控制，被讯问人对此难以举证，参与讯问的侦查人员往往会相互包庇，对非法讯问行为矢口否认。 因此，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囚犯为其失去人身自由期间遭受的刑讯逼供行为等酷刑行为承担举证责任，显然极不合理。与此相反，要求侦查机关为其获得的证据负担合法取得的举证责任，既便利又合理。所以，对于有关刑讯逼供等酷刑行为的指控，应当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即由侦查或检察机关负举证责任。前述国外相关举证责任倒置的作法可资借鉴，即：加强对讯问过程的监督与控制（如审讯过程的录音、录象等证据保存制度），定期的身体 检查制度，赋予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在接受讯问时要求其辩护律师在场的权利，等等。这样，既强调权力机关的自律，同时逐步建立他律机制，有利于有效解决违法取证问题。 【注释】 【1】《从杀妻冤案透视司法体制瓶颈:缺少刑事证据规则》，http://www.sina.com.cn （2009年5月20日查） 【2】 董华，范跃如，《论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其在我国的创立》，证据学论坛(第四卷)，中国检察出版社，第270页。 【3】 史立梅、胡长龙：“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两种立法模式”，《法学论坛》2001年第3期。 【4】 陈瑞华：“程序正义的理论基础”，《中外法学》2000年第3期。 【5】龙宗智、李玉花：“论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7年秋季号，第166-175页。 【6】王光贤：“也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建：反酷刑的视角”，《中外法学》，1998年第4期。 【7】张桂勇：“论对非法证据的排除”，《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5年第6期，第53页。 【8】左卫民、刘涛：“非法证据规则的确立与完善”，《法商研究》1999年第5期，第12-14页。 【9】 刘向阳、迟军：《论非法证据的效力及排除规则》，人民法院报，2000年10月30日。 【参考文献】 1．《从杀妻冤案透视司法体制瓶颈:缺少刑事证据规则》，http://www.sina.com.cn （2009年5月20日查）。 2．董华，范跃如：“论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其在我国的创立”，《证据学论坛(第四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9年第1版。 3．史立梅、胡长龙：“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两种立法模式”，《法学论坛》2001年第3期。。 4．陈瑞华：“程序正义的理论基础”，《中外法学》2000年第3期。 5．龙宗智、李玉花：“论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年秋季号。 6．王光贤：“也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建：反酷刑的视角”，《中外法学》，1998年第4期。 7．张桂勇：“论对非法证据的排除”，《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5年第6期。 8．左卫民、刘涛：“非法证据规则的确立与完善”，《法商研究》1999年第5期。 9．刘向阳、迟军：《论非法证据的效力及排除规则》，人民法院报，2000年10月30日。
［关键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Abstract:Thispaperanalyzesdifferentopinionsfromacademiccirclesontheexclusionrulesofillegalevidenceanditspositivesignificances,presentstateanddefectsintheconstructionoflegalsystem.Theauthorthinks,withrestrictionincriminalprocedurelaw,itneedstoestablishexclusionrulesofillegalevidence,ofillegalsearch,seizureandsecretinvestigation.
Keywords:illegalevidence;exclusion;rule
美国最高法院于1914年的威克斯案中首次确立了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旨在防止政府官员为取证而违反法律正当程序，侵犯刑事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在英国1779年的诉桑案件中，强调了“不得被迫成为不利于己的证人”①。并采取了排除“毒树”和食用“毒树之果”原则。依法国、德国、日本等国的法律规定，对于刑讯逼供和其他非法手段取得的言词证据，不能作为定案根据。联合国大会1975年通过的《保护人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宣言》第12条规定：“如经证实是因为受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而作出的供词，不得在任何诉讼中援引为指控有关的人或任何其他人的证据。”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的国际准则。
可见对非法证据的排除，早已受到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的接受和认同。事实上基于国家利益、社会秩序与个人自由、权利保障价值的平衡选择，基于现代法治渴求与程序正义的呼声，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制也已初见端倪。然而，观其规制，则简约、模糊不难窥见。为此，本文拟从非法证据考辨入手，就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状况做一概括，并试图为排除规则的确立做些构思。
一、非法证据的危害性及其排除规则的意义
（一）非法证据概述
所谓非法证据，简言之，就是指以违反法律规定为代价，以非法方式、方法获得的证据材料。关于非法证据，学界有不同的主张。有人以取证主体不同身份的非法取证行为为标准，把非法证据的范围划定为：（1）执法机关违反法定程序或者超越职权、时制作的调查收集的证据材料，抑或是执法机关以非法的证据为线索获取的其他证据。（2）律师或者当事人采取非法手段收集、制作的证据材料［1］。也有人主张凡是收集证据不合法的，就是非法证据。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收集证据的主体不合法；第二，收集程序或方法不合法；第三，收集证据的种类或来源不合法［2］。还有人认为：“非法证据是国家司法人员采用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以及非法搜查、扣押、窃听等非法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方法而获得的证据。非法证据的取证主体是司法人员，因为司法人员的取证行为代表国家行为，代表公共权力，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这种具有巨大的强制力为后盾的行为相对于公民个人而言，可以说是一种绝对权力，绝对权力必然容易被滥用……而非国家司法人员的行为并不代表国家，非法取证行为不具有国家强制力作后盾，也就难以普遍对公民个人合法权益构成巨大威胁……其所获得证据，可比照非法证据予以排除”［3］。
随着人类社会进步和世界人权状况的发展，以及各国对非法证据危害性认识的提高，以上对非法证据的定义就显得过于狭窄或偏颇。因此，本文认为，界定非法证据的外延，应把握几个标准：一是广狭义划分标准；二是收集过程标准；三是证据内容与来源标准。首先，非法证据的外延应做广狭义之分。广义的非法证据外延应包括刑事诉讼、民事行政诉讼中以违背法律规定，不具有可采性或者可采性受质疑的证据范畴。而狭义的非法证据仅指刑事非法证据。其次，非法证据的外延应注意收集证据过程的主体不合法，取证程序与表现方式的不合法问题。再次，非法证据的外延不能忽视证据内容与来源不合法的标准。作为证据尽管程序合法，主体资格合法，但内容不合法，来源不合法，亦应属非法证据的范畴。
基于此，本文认为非法证据应该是：任何违反诉讼程序，不符合法定来源和形式的，严重影响正当程序与审判公正的证据，而不管采证主体是诉讼当事人的任何一方。
（二）非法证据的危害性及其排除规则的意义
随着人类社会进步和世界普遍人权的发展，非法证据越来越显示出其危害性，非法取得的证据既侵犯了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如采取刑讯逼供等，又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权，如采取窃听、秘密录像、跟踪等。
1.非法证据的危害性
无论是哪一种违法取证行为，某目的一般都是在于发现案件的客观真实。一些违法取证行为确实也能获得起到这类作用的证据，但纵容违法行为势必会造成下列危害。
(1)对国家机关的威信产生损害。以违法方法达到排除违法犯罪的目的，不符合现代法治国家的要求，刑事诉讼中的公正性也难以得到一般公众的认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也难以得到应有的尊重。
(2)使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法律意识产生扭曲。在刑事诉讼中，任何伟大的目的都不能成为进行违法行为的借口，这一基本的信念和相应的证据规则有利于养成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良好的法律意识和职业道德。如果违法取证行为被默许、被宽容，只会达到相反的作用，使执法人员产生手中的权力不受限制的意识，破坏其养成良好的法律意识和职业道德。
(3)以非法方法取证，容易形成虚假证据，特别是以刑讯逼供等肉刑及其精神折磨之下所获取的被告人口供，容易形成虚伪供述，“棰楚之下，何求不得？”而且由于违法行为的存在，难以确认供述的真伪，当被告人供述有矛盾时，取舍证据成为令人棘手的问题，特别是该供述在证据体系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时候，尤其如此。因而“虚伪排除论”成为确立排除违法取证行为的证据规则的重要理由之一。
2.构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意义
正是基于非法证据的危害性，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才显得格外重要。事实上人权保障原则强调法律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对私有权利的保障和救济，是现代社会难以回避和无法搁置不理的话题。非法证据的采信往往是以牺牲国家法律确立的秩序和宪法保障的个人权利为代价的。而诉讼证据制度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是法治社会企图通过程序性技术来限制和矫正公权的移位与恣意滥用，消除文明社会中的野蛮侦查、新型采证带来的新的危险的一项救济措施。具体说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意义有以下方面。
(1)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社会主义法治在刑事诉讼制度上的体现。社会主义法治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制约国家权力的滥用，充分保障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以及其他权利不受国家权力的非法干涉和侵犯。非法证据排除法则的制度价值正体现了社会主义法治的目的和要求。
(2)构建非法证据排除法则有利于提高公安司法人员的素质，推动侦查工作的正确进行。建立和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以使公安司法人员减少对口供的依赖程度，促使他们在收集证据时更多地注意程序的合法性，不断提高业务素质尤其是提高收集、分析、运用证据的能力，同时可以使司法机关注意加强对司法人员的培训和教育，使他们成为优良的执法人员。
(3)建立非法证据排除法则，有利于减少和遏制刑讯逼供与非法拘禁现象，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权利。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民利和其他权利不受侵犯。但长期以来，在我国刑事诉讼活动中，由于“重实体，轻程序”，“重打击，轻保护”的倾向较为严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没有得到切实有效的保护，造成了一些冤假错案。由于法律虽然禁止非法取证行为，但在具体的诉讼实务中并没有彻底否定非法证据的效力，这就为刑讯逼供、非法拘禁等非法取证行为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建立非法证据排除法则，可以使一些司法人员刑讯逼供、非法拘禁的行为徒劳无益，从而在根本上遏制和清除刑讯逼供和非法拘禁现象。
总之，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于防止和减少冤假错案，维护司法公正、程序公正,对于实现法律的统一，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乃至我国的法治建设都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和司法现状
现阶段，我国批准加入了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公约》第15条已明确规定：“每一缔约国应确保在任何诉讼中，不得援引任何业经确定系以酷刑取得的口供为证据。”并规定：“这类口供可用作被控施用酷刑者刑讯逼供的证据。”
从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制的立法和司法解释看，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三条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第三十七条第三款规定：“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第三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第四十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从重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按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一条明确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获取供述。”第一百六十条规定：“不得采用羁押、刑讯、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获取证言。”第二百六十五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证据。”
上述司法解释表明，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已呈现雏形。它显示了程序正当理念在我国已取得司法界的认同，表明了现代司法对传统证据制度刑讯合法化的摒弃，对非法证据的否定评价与排除热心。然而，程序正当理念在立法中的渗透以及司法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初步凸现，只显示了我国证据制度的些许进步趋势，难免还有其缺陷与不足。
（一）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适于非法证据的外延过窄
观其排除规制，人们不难发现，刑事司法所确立的只是言词证据收集程序和不合法方法的排除。它不仅无法涉及实物等其他非法证据，而且即使是言词证据本身内部相关连的言词证据种类、言词证据来源等的不合法因素也无法管领。这是我国刑事司法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外延不周、缺失的重要一面。因为在证据法定原则下，与法定证据种类不相吻合的言词资料是绝对不能当做证据采信的，另一方面，采证主体及其言词证据出具主体的法律资格也是法定的，不具备证据证明法律资格的主体所提供的鉴定结论是不能作为证据采信的。同理，缺乏证人资格的人所做的陈述也是不具备证据法律资格的。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规则应充分反映这些非法证据内容，避免在实际操作中出现争议与错误运用。
（二）没有实物证据的非法取得的排除规则
刑诉法对非法实物证据，包括由非法方式获取的证据为线索而取得的实物证据的排除只字不提；刑事司法对于非法实物证据及其“毒树之果”的排除也保持沉默。这种既无肯定表示，亦无否定评价的做法，不仅不利于抑制司法官员的非法实物证据采集行为，而且对法律规范完整性和诉讼参与人合法权利的保障也是十分不利的。
（三）对秘密侦查行为及其取得非法证据的证据法律资格没有规定
我国刑诉法对于秘密侦查手段及其非法操作并由此而获取的证据材料的证据资格问题没有明确规定。该法条第一百一十六条虽然对扣押电报、邮件的侦查行为要求经公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批准作出规定，但对扣押电报、邮件以外的其他秘密侦查手段却不做规定。民事诉讼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批复》中虽然规定了私自录制行为为不合法行为，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但这一规定是无法适用于刑事司法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
（四）刑事司法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步调不一致
这导致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制在办案中难以获得连贯性，致使证据标准在诉讼的不同阶段把握严重失衡。如1998年公安部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中没有确定非法言词证据或其他证据排除规则，这与检法两家排除规则的确立是不相协调的。
三、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想
我国实行以法治国，吸取世界上一切法律先进文化应是法律发展的总趋势。这必然要求非法证据排除规制的正式确立。加之，我国证据法律规范的不足及其自相矛盾的窘境也急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补充与调整。现行对抗制审判模式所要求的诉讼公正、平等和裁判的准确性也有赖于非法证据的排除。因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与完善，已成为我国刑事证据制度不能回避的问题。
但是，我国立法乃至司法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制的缺失和不足反映了人们尤其是立法和司法官员在实现真实，控制犯罪与权利保障、程序正义价值寻求中的两难选择。在如何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上学界和司法界存在巨大争议，从总的方面看有三种：一种是真实肯定说，该说认为证据无论其收集的程序、方式合法与否，只要经过查证属实的，都应承认其具有法律效力。其理由是认为应把非法收集证据的行为与非法证据本身区别开来，不因收集证据的方法、程序的非法而否认证据的客观真实性的法律效力，对违法取证行为可视情节追究处理，但非法取得的证据与案情相关的，不应排除仍可采用作为定案根据。另一种是全盘否定说，该说认为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诈以及其他方法收集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根据。其理由是认为非法收集证据的行为与使用这些非法行为取得的证据不能区别开来，行为的违法决定证据的非法，以非法行为收集的证据属于非法证据，当然应予排除。再一种是折中说，该说认为应将言词证据与实物证据区别开来。以非法手段收集的言词证据应全盘否定和排除，以这手段收集的实物证据不应排除而应采用。其理由认为言词证据是受非法逼取和骗取得来的口供，具有极大的虚假性不应采用。实物证据与此不同，不会因收集程序和方法的违法而改变其真实性，因而不应排除而应采用或者限制性采用作为定案根据。
非法证据采用与否，各有得失，莫衷一是。如果全盘否定和排除非法证据，使凶残的犯罪人有时会因为证据乃非法证据而被宣告无罪放纵了犯罪，这种结果一是犯罪人有时会对被害人或证人行凶或实施其他报复行为，二是被害人及其亲友产生对司法制度和社会不满的情绪，甚至会报复被告人。两者都会引起社会动荡。如果全盘肯定和采用非法证据，可能会以非法证据对被告人定罪科刑实现国家的刑罚权，但它助长非法取证导致更广泛侵犯人权，制造更多的冤假错案，且与国际司法准则和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不相称。这比全盘否定和排除非法证据的危害更大。因此，对于非法证据是否可作为证据采用，是否可作为定案根据，应遵循下列原则：一是顺应潮流，与一切先进法律文化相趋同原则。二是努力寻求价值冲突之间的利益平衡，追求最大限度地满足实体正义与程序公正的需求，避免价值取向单一的趋向。三是粗线条留有余地的原则，即确立排除规则只能是粗糙、有限制地进行，不能一步到位或者无原则地移植国外的规定。同时我国批准加入的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15条的规定，而且我国司法解释也作了相应规定。因此，对于非法收集被告人口供、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一律应予排除不得采用。对于书证、物证等实物证据，具有不可取代性，有的在收集证据中存在某些瑕疵之处，原则上也不宜全盘排除，应设立若干例外采用规则。
（一）在刑事诉讼法中正式确立言词证据排除规则
刑事司法中确立的言词证据排除规则已为刑事立法做了试验，实践证明，言词证据的非法获取的排除已为司法公正赢得了信誉，尽可能地避免了司法官员的公权滥用，使公民权利得到了实质性的救济，立法上应给予肯定评价，并通过刑诉法反映这一评价。现行刑诉法缄默无声的做法应当通过修订而让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构想得以实现。当今我国刑事司法证明标准的划定，使得言词证据在办案中显得十分重要。司法官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的依赖性已到了根深蒂固的地步。长期以来的证据收集习惯以口供为主，每一个具体案件取证都缺少不了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口供，成为不可或缺的证据，似乎没有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就不是破案，就是证据不充分。这种对口供的依赖性，往往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拒绝供述或者翻供、狡辩而搞得十分尴尬。当然，形成司法官员对言词证据过分依赖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与刑诉法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讯问有如实回答的义务是不无关系的。纵观当今世界各国，在不得自证其罪或强迫自证其罪的证据规则的指导下，证据收集活动对言词证据是不存在依赖性的。特别是刑事法律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沉默权的国家里，这种办案过程的依赖是根本不存在的。因此，修改这类法条势在必行。而与之相适应的讯问时的如实回答义务就要为不得自证其罪或沉默权的赋予所取代。故笔者以为，刑诉法应明确确立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同时有限制地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沉默权。
另外，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应当周延，尽量把非法定言词证据种类与来源不合法的证据列入排除之列。公安机关要在办案程序规定中明确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保持刑事司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统一。
（二）确立非法搜查、扣押物证书证的排除规则，并设置相应的例外
非法搜查、扣押物证的排除，必然对揭露犯罪，揭示案件真实带来不利影响，有时甚至导致放纵犯罪，但是相对于人权保障的趋势来说，其顺应潮流是题中之义。因此，尽管我国刑事诉讼的实质是实体正义，而非程序合法，但面对世界潮流，不能逆势而行，无动于衷，必须建立起非法搜查、扣押实物证据的排除规则，同时，为了控制犯罪，实现社会安定的需要，还须设立必要的例外情形，尽量使排除规则的设立能够把公共安全与个人权利保障统一起来，符合社会正义之诉讼要旨。基于此，应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搜查、扣押之实物证据普遍适用的原则，对于无证搜查、扣押之物证书证，实行排除，但附带的例外条件是紧急情况，重大犯罪，及其在室外搜查、扣押有逮捕证的情况下。或者犯罪嫌疑人自愿同意搜查而进行的人身与室内的搜查。
同时强化监督制约机制，不仅要对逮捕实行批准制，而且要对搜查、扣押和秘密监听侦查活动实行检察批准制。
（三）建立秘密侦查监听的排除规制
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发展和犯罪的智能化，秘密侦查的手段也应运而生。它对于及时准确地破获犯罪案件，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科技手段的使用，必然大大地增加了对犯罪嫌疑人个人权利的侵害，故此，各国均对此加以限制，并对其使用范围、对象及其个人权利保护在诉讼法中明确规定。美国规定了窃听须经司法审查，并取得司法性的许可令状，否则加以排除，同时法官对是否排除窃听资料有自由裁量权。日本最高法院判例中反映，窃听获得资料作为证据，如果有重大违法，特别是违反宪法的时候，应该否定其证据能力。可见，对秘密侦查手段的规范已为西方各国所重视。为了体现程序正义，我国作为法治国家应借鉴民事诉讼中的有关规定，对秘密监听制度作出正式规定，即对违反程序规定取得的证据，在没有合法补救措施的情形下应当规定其适用排除规则，并在秘密监听的适用条件、程序和个人权利保护等方面作出相关规定。
［参考文献］
［1］杨迎泽.检察机关刑事证据适用［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186.
「关键词民事证据，经验，规则
在民事证据法领域，修订及完善现有的证据规则，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完备的证据法律系统，已经成为了法学界与司法实务界的共识。在进行必要理论准备的基础上，一些学者已经研究、起草了一些民事证据法草案（民间草案），如中国人民大学陈界融博士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证据法》（建议稿）、①中国人民大学肖建国副教授和复旦大学章武生教授起草的《民事证据法》（建议稿）、②清华大学张卫平教授、法官学院毕玉谦教授等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证据法》（建议稿）等。③但是，一些学者对于制定单独的民事证据法仍然持有不同意见，如王利明教授主张将民事证据法的内容放在民法典内，陈桂明教授则主张将民事证据法的内容放在民事诉讼法典内。④在比较上述证据法草案后，我们发现各草案在内容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别。上述表明，民事证据立法的体例、民事证据法应当具备的内容等问题仍然需要进一步研究。
事实上，许多学者已经从国外立法例、立法技术等角度对上述问题进行了非常有见地的研究。但作者认为，要澄清上述问题，更重要的是从证据法的本质属性着手进行分析。在下文中，作者将从经验与证据规则之间的关系入手，研究、解决三个问题：（1）证据法是否能够脱离诉讼法单独存在；（2）独立存在的证据法应当具有什么内容；（3）如何平衡证据规则与法官自由裁量之间的关系。
一、从经验到规则：证据法与诉讼法的分野
何家弘教授认为，现代司法制度在认定案件事实方面已经实现了从“告知真理”到“发现真理”的转化。⑤这就意味着，现代司法制度对案件事实的发现采用的是“发现”的方法，即通过某种方法来探知发生于既往的事实。我们研究与构建证据法律系统的目的就在于建立一种在司法过程中发现既往事实的方法与制度。
根据哲学理论的一般观点，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主要方法是演绎法。这一论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具体到司法制度，在司法过程中，演绎法对于裁判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⑥普遍认为，“三段论”的演绎推理是大陆法系诉讼的主要推理方式。作者认为，“三段论”推理也普遍存在于英美法系的诉讼过程当中。人们一般认为由于英美法系国家奉行判例法制度，类比推理才是他们诉讼过程的主要推理方式。事实上，类比推理只是英美法系法官寻找“三段论”大前提的一种推理方式，即他们通过类比推理以及逻辑推理以外的方式，如美国著名法官卡多佐所提出的“历史、传统和社会学的方法”少社会学的方法“等，⑦寻找每一个案件所应当适用的法律规则，即寻找”三段论“推理的大前提，在此基础上结合庭审认定的事实小前提以作出裁判。因此，用三段论来描述英美法系司法推理的宏观过程是适当的，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司法推理的区别仅仅在于：
英美法系法官寻找大前提的过程是复杂的，需要通过额外的类比推理甚至一些逻辑推理之外的推理方法，⑧如辨证推理；⑨而大陆法系法官则可以从现存的成文法中轻而易举地找到三段论的大前提，其过程简单得可以被忽略。⑩
在运用演绎法形成裁判的司法过程之内，还存在着演绎法的个别运用。其中，通过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也借助了演绎法。例如：一般认为，只有债务人才会向债权人写欠条；有一张甲写给乙的，并签署了甲的姓名的欠条；结论是甲为债务人，乙为债权人。从上述例子中可以看出，证据本身属于认定案件事实这个演绎过程中的小前提。那么，大前提是什么呢？一般认为，当存在证据规则时，证据规则是大前提，在没有证据规则的情况下，经验法则是大前提。[11]
“经验法则是人们在长期生产、生活以及科学实验中通过对客观外界普遍现象与通常规律的一种理性认识。司法审判上的经验法则是社会日常经验法则的一个必要而特殊的组成部分，其特殊性表现在法官常常根据自身的学识、亲身生活体验或被公众所普遍认知与接受的那些公理经验作为法律逻辑的一种推理定式。”[12]简单说来，经验法则本质上是一种经验，这种经验来源于法官对既往工作、生活经历的总结，体现了法官的价值观，反映了具有时间差异的事物之间的联系，如：现实的欠条与既往的借贷事实之间的联系，事故现场的刹车痕迹与既往的车辆行使速度之间的联系等。在没有证据规则的情况下，现存的证据与既往的事实之间的连接点就是经验法则。或者说，经验法则是在缺乏证据规则的情况下法官运用演绎法发现案件真实的大前提。
在存在证据规则的情况下，证据规则就是演绎法的大前提了。证据规则实际上也是一种经验。例如，传闻证据规则否定传闻证据的证据能力，是因为经验告诉人们，道听途说的消息往往是不准确的，但又很容易误导听取传闻者，因此为了避免误导，只能将传闻证据拒诸法庭之外。又例如，书证的原件要比复印件具有更强的证明力，是因为经验告诉人们，伪造复印件比伪造原件要容易得多。因此，从本质上讲，证据规则也是一种经验。与经验法则不同的是，作为证据规则的经验是经过司法实践反复检验、屡试不爽的经验，为了指导法官判断证据，立法者将这些经验总结成为法律，从而完成将经验上升为证据规则的过程。
根据哲学理论的一般观点，形成演绎法大前提的方法是归纳法。这个论断在证据演绎的过程中得到了很好的印证。证据演绎的大前提是证据规则或者经验法则。无论是证据规则还是经验法则，都是人们日常生活、工作经验的总结与归纳。
因此，证据立法的过程是一个从经验到规则的过程，是一个形成证据演绎大前提的归纳过程。而运用证据发现真实的过程则是一个证据演绎的过程，证据规则是这个过程的大前提，而证据则是这个过程的小前提。我们制定证据规则，主要就是要将经过司法实践检验的，能够正确指导法官判断证据的经验上升为规则。[13]
有关证据能力、证明力等的证据规则是证据演绎推理的大前提，而作为演绎推理大前提的规则，从法律规则的角度看具有实体法的属性。可见，有关证据能力、证明力等的证据规则与诉讼规则相比具有了本质上的差异：前者是实体规则；后者是程序规则。实体规则作为演绎法的大前提，是对社会事物抽象后的一般性判断。这种判断如果要具体到个案当中，则需要服从程序规则的安排。诉讼的实际结果由于诉讼程序或具体程序的差异可以有极大的不同。[14]具体到发现真实的诉讼环节当中，由经验上升而来的证据规则在经过适用后能否实现最大限度接近客观真实的价值目标，对程序安排的依赖性非常强。例如，为了保障作为演绎小前提的证据资料的真实性，必须设计检验证据的宣誓程序、质证程序。又例如，呈现在法庭上的证据资料越多，证据演绎所得出的结论就越接近真实，为了方便当事人发现证据，就必须设计证据开示的程序。归根到底，证据演绎是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内进行的，与发现真实相关的程序实际上就是对证据演绎过程的安排。
这样一来，与发现真实相关的规则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作为证据演绎推理大前提的证据实体规则；另外一类则是作为安排证据演绎推理过程的证据程序规则。证据程序规则在诉讼法所营造的司法大空间之内又营造了一个发现真实的小空间，而证据实体规则在这个小空间内指引着法官对证据的判断和当事人对证据的运用。
因此，证据实体规则与证据程序规则既是相互关联的，在性质上又是径渭分明的。证据实体规则与证据程序规则可以相互分离出来，前者可以独立成法，后者可以规定在诉讼法典当中。当然，立法上的分离无法掩盖两者之间的关联，正如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联一样。证据程序规则的设计不应当满足于纯粹的程序正义，其所实现的正义应当是在追求完全程序正义的过程中所实现的不完全程序正义。[15]证据程序安排的结果应当是在追求客观真实的过程中所实现的法律真实。[16]在设计证据程序规则时既要反对“绝对工具论”，[17]又要反对“程序至上论”，[18]在追求程序内在价值的同时必须最大限度地兼顾程序的外在价值，以发现客观真实作为衡量证据程序规则正当性的重要指标。
目前学界内存在这样一种观点，发现真实是诉讼的主要目标，证据规则是诉讼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将证据规则从诉讼法中独立出来，诉讼法将便得空洞无物。这种观点的错误之处就在于没有将与证据相关的规则进行性质划分。将证据规则独立成为证据法，并非将所有与证据相关的规则都从诉讼法中剥离出来，所剥离的仅仅是那些证据实体规则，证据程序规则仍然规定在诉讼法当中。因此这种担忧是没有必要的。
除了性质差别的因素外，其他的一些因素也决定了证据规则独立成法的必要性：为了尽可能指导法官判断证据，应当将更多的司法经验上升为证据规则，如果将全部的证据规则都纳入诉讼法典当中，会造成诉讼法典的局部臃肿；作为经验总结的证据规则必然会随着人们对世界认识水平的提高与经验的不断积累而发生变化，如果将证据规则纳入诉讼法典当中，为了保持诉讼法典的稳定性，这些变化就不能通过法律的修订工作而及时得到立法体现；在司法实践工作急需证据规则指引的情况下，如果将证据规则的制定纳入工作量巨大的诉讼法典修订工作当中，无法满足现实的立法需要等。[19]这些理由结合上述对证据法属性的分析，决定了证据实体规则应当独立成法。
二、经验的演绎：证据法的应有内容
通过上文的论述可知，我们所讲的证据法，是法官判断证据的根据，而非法官运用证据发现真实的程序安排。法官判断证据的规则是证据演绎推理的大前提，具有实体法的属性。这些规则本质上属于经验，它们在司法实践当中得到了检验，从而被立法者上升为法律。因此，制定证据法的过程主要是从经验到规则的归纳过程，而运用证据法的过程则是一个证据演绎的过程。
事实上，目前一些由学者起草的民间证据法草案并没有区分证据实体规则与证据程序规则，而是将与使用证据发现真实这个过程相关的一切规则都纳入到证据法当中。例如，由肖建国副教授与章武生教授共同起草的《民事证据法》（建议稿）就是按照在诉讼中运用证据发现真实的实际进程来安排内容的：首先规定举证责任的分配；然后规定书证、物证、人证、视听资料、当事人陈述、鉴定等各种证据的证据能力、证明力，以及运用这些证据进行证明的程序；最后再规定证据保全的程序。又如由张卫平教授、毕玉谦教授等学者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证据法》（征求意见稿），当中也包含有大量程序规则，如第三章“审前程序的证据调查”、第四章“庭审程序中的证据动作”等，均主要涉及到运用证据的程序。
将证据实体规则与证据程序规则一并纳入独立的证据法当中的做法也有一定的合理之处，毕竟证据演绎是发生在诉讼过程当中的，证据演绎的过程需要依靠程序的安排，证据的程序规则与实体规则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但是，这种做法会产生以下两个问题：（l）正如许多学者所担心的那样，将与证据有关的所有规则都独立成法，实际上是掏空了诉讼法典，诉讼法典将因为独立证据法的存在而变得空洞无物。（2）证据程序规则所营造的发现真实的小空间是存在于诉讼法所营造的司法空间之内的，如果将证据程序规则与诉讼法相分离，两者之间很可能出现不兼容的情况。
归根结底，规则的本质属性决定了证据的实体规则与程序规则应当分别存在于不同的法典当中，前者存在于证据法典当中，而后者存在于诉讼法典当中。证据的实体规则是证据演绎推理的大前提，我们在制订证据法时，应当将证据演绎推理的有关大前提纳入证据法当中。也就是说，证据规则的主要内容是由证据演绎推理的大前提组成的。
证据演绎推理的大前提究竟包括什么呢？我们可以将证据演绎的过程从诉讼程序中独立出来考虑这个问题。简单说来，证据判断是一个从证据资料到证据再到事实的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是由若干个演绎步骤构成的：
第一步：从证据资料到证据。这个过程主要考量证据资料是否具有证据能力，能否从证据资料转化为证据。证据能力规则（或者说证据能力排除规则）应当是这个演绎过程的大前提，而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资料则是这个演绎过程的小前提。虽然大陆法系国家基于自由心证的原因对证明能力的规定比较少，但证明能力规则还是存在于大陆法系国家的证据规则当中（最常见的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英美法系国家的证据规则当中，证明能力规则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我国的证据法应当首先规定证据能力的规则。
第二步：从证据到事实。这个过程又是经过如下演绎过程实现的。首先，法官依据证明力规则或者经验法则判断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关联究竟达到何种程度。在这个过程中，上一个阶段的结论“证据”成为了小前提。这个阶段演绎的大前提是证明力规则或者经验法则。而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关联程度则是演绎的结论。作为演绎的大前提，证明力规则也应当成为证据法的内容。在得出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关联达到何种程度的结论之后，这种结论又会成为下一个演绎阶段的小前提。在下一个阶段中，需要得出证明的最终结论，即有关证据是否能够证明待证事实的存在。在这个阶段中，演绎的大前提是证明标准，小前提是证据与事实之间的关联程度，如果证据与事实的关联程度超过了证明标准的要求，则结论为待证事实得到了证明，反之则待证事实无法得到证明。作为最后一个演绎阶段的大前提，证明标准也应当规定在证据法当中。
第三步：有关证明责任的分配。证明责任作为一种“风险”，并不会在所有案件中直接发挥作用。[20]如果通过第一步与第二步的演绎能够得出待证事实存在或者不存在的结论，则运用证明责任规则进行第三步演绎的必要性就不存在了。但如果经过第一步与第二步演绎之后，有关重要事实仍然不能被认定，则需要以证明责任规则作为大前提进行第三步演绎。[21]在这个阶段的演绎过程中，证明责任分配规则是大前提，小前提为处于真伪不明状态的事实的属性，结论是证明责任应当由某方当事人承担，且该当事人应当承担不利的裁判后果。因此，从理论上讲，作为这一演绎阶段大前提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也应当规定在证据法当中。尽管罗森贝克的法律要件分类说本身也存在许多缺陷，但至少到目前为止是指引证明责任分配的“最不坏”的学说。法律要件分类说本身以实体法规则作为分配证明责任的基础，与实体法规范具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在民法中规定具体情况下证明责任的分配比较合适。在证据法中应当规定与证明责任分配相关的问题：一是当运用法律要件分类说分配证明责任会造成实质上的不公平时，应当如何分配证明责任，即规定举证责任倒置的具体情形。二是当运用法律要件分类说分配证明责任会造成实质上的不公平，同时这类案件又没有被纳入举证责任倒置的范围时，法官应当根据何种原则，如何具体地分配证明责任，以实现实质上的公平。换言之，证据法当中的证明责任分配规范应当是民法中的证明责任分配规范的补充。
综上所述，我们应当将证据演绎过程中若干环节的大前提纳入证据法当中，它们包括：证据能力规则、证明力规则、证明标准规则与证明责任分配规则。为了与上述内容相配套，我们也应当将证据的种类、证明对象（包括面证事实）等的内容规定在证据法当中。
证据法的上述内容大部分是经验的总结。例如，在证据能力规则中，传闻证据排除规则是根据道听途说之内容不可靠的经验上升而来。又如，在证明力规则中，书证原件的证明力高于书证复印件的规则来源于伪造复印件要比伪造原件容易的经验。当然，除了经验之外，其他因素对于证据规则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在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尤其是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中，除了从经验上考虑到当事人接近证据程度的实际情况之外，还包含了一定的社会价值考量。例如，在医疗过错侵权赔偿诉讼中之所以实行举证责任的倒置，除了病人无法清楚了解治疗过程的司法经验外，还包含了保护弱者的价值考量，也体现了国家提供医疗水平，保障人民生命健康的基本政策。三、规则下的经验：证据规则与法官自由裁量的平衡
证据规则与经验法则都是证据演绎的大前提。虽然证据规则与经验法则从本质上讲都是经验，但对法官的约束力是不一样的。经验法则是存在于法官心中的经验，可以由法官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灵活运用。证据规则是由立法机关从经验上升而成的规则，在一般情况下法官都应当严格适用，对法官判断证据有比较严格的约束力。因此，在证据法中，证据规则的数量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范围有着直接的影响。证据规则越多，以经验法则作为证据演绎大前提的情形就越少，留给法官自由裁量的余地就越小；反之则法官自由裁量的余地就越大。
因此，在证据法中应当规定适当数量的证据规则，既不能束缚法官的经验与智慧，也不能因过度放任而造成法官的态意裁判。在上文中，笔者已经总结了证据演绎过程中的若干大前提，它们是：证据能力规则、证据力规则、证明标准规则与证明责任规则。下面，笔者将针对这些大前提分别探讨在各种规则之下应当如何平衡证据规则与法官的自由裁量。
我们先从证据能力与证明力的角度来分析上述问题。与其它证据规则相比，证据能力与证明力更能体现证据规则的经验属性。从本质上讲，经验是无穷的，因为经验是人类在长期探索外界世界过程中的知识积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与人类认知能力的提高，人们会不断积累新经验并不断淘汰不合时宜的老经验。因此，人类大脑中的经验仓库应当是开放性的。正是基于上述理由，彻底束缚法官主观能动性的法定证据主义是不科学的，必然遭到时代的抛弃。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法定证据主义也有一定的合理之处。首先，它将司法活动中运用证据的成功经验上升为法律，使那些反映证明活动一般规律的经验成为证据规则而得到普遍适用。其次，它使证据的运用整齐划一，保证了在证据问题上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再次，它还可以防止法官滥用权力。[22]上述合理因素使得以自由心证为证据制度显著特征的大陆法系在当代仍无法完全抛弃有关证据能力与证明力的规则。例如，在《法国民法典》的亲属法当中，法律对证据方法作出了严格的限制，在财产法方面，依待证事实是法律行为还是法律事件作出不同规定，对法律行为中超过一定金额的合同原则上只能以书证作为其证据方法，对事件则允许用证人证言等证据证明。[23]又如，《苏俄民法典》第44条第2款规定：“公民之间发生的金额在100卢布以上的法律行为必须用书面形式实施”，并在46条中规定：“不遵守法律所要求的普遍的书面形式，当事人在发生争议时则无权引证证人证言证实法律行为……。”此外，日本著名学者三月章认为：“事实存在与否的判断，常以某种经验法则为大前提，自由心证主义将何为经验法则的判断委任于法官。可见其基础是对法官的信任。反之，法定证据主义则预先对何为经验法则加以规定，法官须据此行事，以防止法官擅断性判断。可见，其出发点是对法官的不信任。”[24]〔我国法官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的情况下，多规定一些证据能力规则与证明力规则还是有必要的，毕竟证据规则存在的必要性及其数量与一国法官的素质有重要的关系。因此，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基于经验的无限性与发展性，应当以自由心证作为判断证据能力与证明力的主要方式，同时也基于法定证据主义的合理因素与我国法官素质的现状，应当在证据制度当中规定合理数量的证据能力规则与证明力规则。
证据能力规则与证明力规则究竟应当规定多少，规定哪些内容比较合适呢？有学者认为，我国在制订证据能力规则时应当采用法定证据制度，制定比较详尽的证据能力规则，从源头上保障证据的质量，而在制订证明力规则时采用自由心证制度，以充分发挥法官的主观能动性。[25]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未免过于抽象。在制订证据法时，我们应当针对各种证据方法的特点来决定成文规则在证据能力规则与证明力规则当中的比例。以下分别以人证与书证为例提出笔者的思路：
人证分为一般人证与专家人证。前者是通过普通证人（区别于专家证人）陈述其亲身经历所感知的事实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方法；后者是依靠专家证人的知识、经验、技能、培训对专门性问题进行分析而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方法。[26]在一般人证中，英美法系国家的证据规则重点规定证人证言的证据能力。因为证人证言的可靠性主要取决于证言的来源，即证言是否来源于证人的亲身经历，证人所陈述的内容是否是其亲身经历所感知的事实。一旦确保了上述两点，法律在一般情况下无法对证人证言的证明力作出预先设定，对证人证言证明力的检验只能依靠法庭询问。法律只会，也只能够对法庭询问的形式作出规定，无法具体规定证人证言的证明力。因此，有关一般人证的证据规则应当重点规定证人证言的证明力规则。根据英美法系的立法经验，主要包括传闻规则与意见规则。当然，对于一般人证也可以设定一些证明力规则，主要是根据社会人际关系经验所设定的证明力比较规则，如亲属证人证言与一般证人证言的证明力孰高孰低。值得强调的是，这些证明力规则对于法官应当只具有参考作用，而没有绝对的约束力。在专家人证中，专家证言的证据能力应当主要考察专家的资格。因为专家证人之所以能够对专门性问题发表结论性意见，是因为专家证人具有了常人所不具备的知识、经验与技能。由于专家证言（或者专家意见）涉及到专业问题，不具备相关专业知识的法官与当事人很难检验专家证言的证明力，因此，很有必要为法官判断专家证言的证明力提供相应的参考标准。例如，美国联邦法院通过“Daubertv.MerrellDowPharmaceuticals.Inc.”一案，[27]确立了检验专家证言证明力的所谓“Daubert规则”。该规则规定，对专家证言证明力的检验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l）形成专家证言所依靠的科学理论与科学方法是否建立在可检验的假设之上；（2）形成专家证言所使用的科学理论与科学方法是否与现有的专业出版物当中记载的原理相同；（3）有关理论的已知的或者潜在错误率以及该理论现存的研究标准；（4）指导相关理论的方法论及研究方法为相关科学团体所接受的程度。[28]笔者认为，为了方便法官判断专家证言（在我国表现为鉴定结论）的证明力，应当在证据法中多规定一些有关专家证言证明力的判断标准。此外，为了防止法官对专家意见的过度信任，在证据法中还必须规定专家证据不得具有预设证明力的规则。[29]
在书证中，书证的内容总是通过一定的载体出现在法庭之上。载体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就确定了书证的证明力，例如公证文书的证明力一般高于一般文书，文书原件的证明力一般高于文书复印件的证明力。通过载体形式的比较，法官比较容易对书证的证明力作出判断，不易受到证明力低下的书证的影响。而且，立法者也比较容易在证据法中根据载体的形式来规定各种载体证明力的大小。因此，有关书证的证据规则应当重点放在证明力之上，没有必要过多地规定证据能力，将一些有可能具有证据价值的书证资料排除在法庭之外。
综上所述，我们不应当笼统地讲应当多规定一些证据能力规则，少规定一些证明力规则，或者多规定一些证明力规则，少规定一些证据能力规则，而应当根据不同证据方法的不同特性来设置证据规则。我们应当把握以下标准：如果有关证据方法很可能误导法官的判断[30]，而且很难对其证明力以成文法的形式预先设定，那么在证据法中就应当多规定一些证据能力的规则。反之，立法的重点应当放在证明力判断方向的指引与证明力大小比较的指引之上。
在证据能力与证据力规则之外，应当让法官依据经验法则作为证据演绎的大前提，利用法官的经验，充分发挥法官的聪明才智。为了鼓励法官运用经验，可以考虑在证据法的总则部分对经验法则的概念与作用作出明确规定。
同时，值得强调的是，既然证据能力与证明力的本质为经验，而经验的仓库又是开放性的，我们应当适时地对证据能力与证明力规则进行更新。这种更新表现为法律的修订。在这个过程中，身处司法实践第一线的法院应当发挥重要作用。例如，在美国，传闻证据的排除是证据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司法实践中法院总结出了许多传闻证据排除的例外情况，例如，美国纽约州法院就总结出了“兴奋性陈述”（excitedstatement）等类型的例外情况。[31]对证据规则的修正与补充要么以判例的形式实现，要么以成文法修订的形式实现。在我国，我们也必须肯定法院在形成证据规则方面的作用。在目前法院严格适用法律的司法体制下，尚无形成判例法的可能，法院对证据规则的补充应当主要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实现。[32]在将来，应当考虑建立判例法制度，为有益经验的补充与过时经验的删除提供一个畅通渠道。
再看证明标准规则。证明标准是衡量证明责任是否完成的标准。通常认为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应当是占优势盖然性。在各类专业著作、教科书中，许多作者习惯用比例的形式来表达何谓“占优势盖然性”（如许多人认为超过50%即为占优势盖然性）。事实上，证明标准只是立法对法官判断证据的一种指引。作为一种心理状态的描述，证明标准实在无法用比例来描述。因此在证据法中，只需要用适当的条文将证明标准概括出来就可以了，至于什么情况下算是达到了有关证明标准，还是应当由法官自行决定。换言之，证据法中的证明标准规则只具有指引功能。
最后，看证明责任分配规则。从理论上讲，证明责任分配规则是在事实认定的最后阶段发生作用的，是法官在穷尽一切法定手段之后，待证事实仍然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裁判案件的依据。但是，基于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对当事人提供证据责任的牵动[33]，司法实践中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实际上在证明活动之初就开始发生作用。因此，为了有效指引当事人的证明活动，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应当是明确的。基于上述原因，尽管罗森贝克的法律要件分类说存在着种种瑕疵，但该学说易于操作、对当事人具有较强指引功能的特点使得该学说始终为大陆法系各国所青睐。
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以成文法的形式预先规定证明责任的分配会过于机械，在许多情况下对规则的严格适用会导致实质上的不公平。尽管证据规则会以成文法的形式列举一些倒置举证的情况，但成文法终究无法穷尽客观存在的一切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给予法官在成文规则之下的自由裁量权。一般认为，法官运用自由裁量权分配证明责任的方式有以下两种：
其一，法官直接决定个案当中证明责任的分配。在英美法系国家，关于证明责任的分配没有统一的标准。美国证据法学家wigmore认为，在实务中没有统一的分配规则，在理论上也不应当有统一的分配规则。其理由是，每个案件各不相同，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主要是经验上的事项（matterofexPerienc.），应当基于公平分配证明责任。[34]基于上述证明责任应当具有指引功能的理由，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可取的。但是，这种观点也指出了证明责任分配成文规则过于机械性的缺陷。因此，我们可以将法官根据个案情况决定证明责任分配作为成文规则的补充。在有关案件缺乏证明责任分配的成文规则，或者根据成文规则将导致实质上的不公平时，应当允许法官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分配证明责任。根据美国学者的总结，法官根据个案情况具体分配证明责任所考量的主要因素包括：（l）政策（policy）；（2）公平（fairness）；（3）证据所待（possessionofproof）或证据距离；（4）方便（convenience）；（5）盖然性（pro、a、ility）；（6）经验规则（ordinaryhumanexpe-rienc.）；（7）请求变更现状的当事人理应承担证明责任，等等。[3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7条规定：“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该规定事实上承认了我国法官在一定情况下直接决定证明责任分配的权力。在日后，应当进一步研究法官在具体分配证明责任时作出具体判断的过程。上述美国学者所总结的各种因素值得我们参考。
其二，法官通过事实上的推定以影响证明责任的分配。所谓推定，是指根据一个前提事实A可以推导出一个结论事实B，在诉讼上利用推定，当事人可以将较难证明的证明对象B置换为较易证明的证明对象A.如果这种推定是由法律明文规定的，称为法律上的推定；如果这种推定仅仅是法官依职权作出的，则称为事实上的推定。法律上的推定，由于前提事实与结论事实之间的联系是不可的，实际上起到转移证明责任的效果；[37]事实上的推定[38]，由于前提事实与结论事实之间的联系没有固定化，不能起到转移证明责任的效果，但可以起到减轻证明责任的效果。[39]运用推定，尤其是运用事实上的推定，可以使我们的证明责任分配制度灵活起来。例如，警察身着制服检查车辆可推定为执行公务，饭店菜碟里面出现了苍蝇可推定饭店厨房卫生差等。证据法应当有灵活的推定制度，法官应当敢于、善于运用推定制度。在运用推定的过程中，法官应当不断加入新获得的社会经验和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使我们的证据法与社会的发展保持同步，使诉讼事实的认定更接近真实，使我们的裁判结果更具有正当性。
关键词：民法证据交换完善
证据交换制度，又称为“证据开示”、“证据发现”、“证据展示”，其作为审前程序的一项重要内容，在世界各国民事诉讼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我国，由于传统的职权主义因素造成的“先定后审”的影响，以及证据交换制度本身的不完善，造成我国民事证据交换制度没有发挥其应有的程序功能和价值，在个别地方甚至形同虚设。因此，有必要厘清我国证据交换制度发挥作用的体制障碍和制度缺陷，促进我国的庭前证据交换，更好地保障程序公正，实现诉讼正义。
一、我国民事证据交换制度的立法现状与缺陷
我国1991年《民事诉讼法》并没有直接规定证据交换制度。最高人民法院1993年11月16日的《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审经济纠纷案件适用普通程序开庭审理的若干规定》中规定，开庭前，合议庭可以召集双方当事人及其诉讼人交换、核对证据，核对账目。对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证据应当记入在卷，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确认。在开庭审理时如双方当事人不再提出异议，便可以认定。这是我国法律法规首次对证据交换制度作出规定。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7月《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5条规定：“开庭前应当作好下列准备工作：……6、案情比较复杂、证据材料较多的案件，可以组织当事人交换证据；……”；最高人民法院于1999年10月20日公布的《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的纲要》中规定：“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要进一步完善举证制度，除继续坚持主张权利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的原则外，要建立举证时限制度，重大、复杂、疑难案件庭前交换证据制度，完善人民法院收集证据制度，进一步规范当事人举证、质证活动。”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12月6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中规定：“第三十七条，经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可以组织当事人在开庭审理前交换证据。第三十八条，交换证据的时间可以由当事人协商一致并经人民法院认可，也可以由人民法院指定。人民法院组织当事人交换证据的，交换证据之日举证期限届满。当事人申请延期举证经人民法院准许的，证据交换日相应顺延。第三十九条，证据交换应当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进行。在证据交换的过程中，审判人员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证据应当记录在卷；对有异议的证据，按照需要证明的事实分类记录在卷，并记载异议的理由。通过证据交换，确定双方当事人争议的重要问题。”至此，我国初步确立了证据交换制度。
尽管我国初步确立了证据交换制度，但其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存在一些问题，阻碍了该制度实际作用的发挥。这些问题是：
1、证据交换规则的合法性存在质疑
我国2001年《证据规定》第37条至40条以司法解释的方式基本确立了证据交换制度，并且在其第34条规定了与之相适应的举证期限与证据失权制度：“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对于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人民法院审理时不组织质证。但对方当事人同意质证的除外。”从其规定的基本精神看，对逾期提交的证据原则上是予以的排除，即否定其在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的效力。但这个精神与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的立法精神是相冲突的。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25条规定：“当事人在法庭上可以提出新的证据。”即肯定了证据随时提出主义。《证据规定》试图对民事诉讼中一审、二审中“新的证据”作出解释，但《证据规定》毕竟是一个司法解释，无权解释全国人大制定的《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是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证据规定》与它产生了冲突，便无法确定其合法地位。
2、适用庭前证据交换的案件范围粗疏笼统，缺乏可操作性
《证据规定》第37条规定：“经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可以组织当事人在开庭审理前交换证据。人民法院对于证据较多或者复杂疑难的案件，应当组织当事人在答辩期届满后、开庭审理前交换证据。”但却没有明确界定“证据较多”、“复杂、疑难”的标准，使得法官对于究竟哪些案件应当进行证据交换，没有一个合理、科学的尺度，几乎完全由法官自由裁量，致使很多法官不适用民事证据交换制度，或者利用简易程序回避庭前证据交换的工作，使得民事证据交换制度没有发挥应有的功能和价值。
3、对证据交换的证据范围没有规定，使当事人与法官无章可循
在证据交换活动中，哪些证据应当交换、哪些证据不可以交换，是民事证据交换制度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但是《证据规定》对此问题没有作出任何规定。《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26条第2款(1)项规定：“当事人可以获得除保密特权外的任何事项的发现。这些发现与系属诉讼标的的事项相关，不论它是关系到要求发现方的诉讼请求或者抗辩还是其他任何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或抗辩，包括任何书籍、文件或其他有体物的存在、种类、性质、保管、状态和所存地方以及知悉任何发现事项的人的身份和住所。”[1]可见，美国民事诉讼规则所规定的证据交换的范围，不仅包括了除保密特权以外的任何与系属诉讼标的相关的事项，而且包括了有关证据的种类、性质、保管状态和所存地点，以及知悉者的身份和住所，因而其范围是十分广泛的。法国有关证据发现范围的规定上，较为狭窄，主要涉及的是有关文件、字据等书证一类证据的发现。[2]中国证据交换规则对证据交换的范围则没有作出规定。
4、没有建立证据交换的惩戒规则保障制度的实施
首先在诉答程序中，原告向法院，在状中将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以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甚至证据的来源和形式几乎完全让被告知悉(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10条)。而根据平等原则，原告也有权获悉被告的主张及事实、理由，即被告应当在获悉了原告的之后向原告履行答辩的义务。但是，在我国答辩是被告的一项诉讼权利，是否答辩完全由当事人自主决定，如果不答辩，法律也没有规定相应的不利后果，所以，司法实践中，当事人往往选择不答辩，以在将来的庭审中能够提出证据突袭对方，提高自己胜诉的把握。其次是在应当进行证据交换的案件的审前程序中，当法官确定某一案件进行证据交换后，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不进行证据交换，法律也没有规定相应的惩戒规则来保障证据交换的实施，使得证据交换制度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民事证据交换制度的程序功能和价值分析
1、防止庭审中的“证据突袭”，有效地限制诉讼技巧和能力对审判结果的决定作用，最大限度地保障实体真实与公正。
在我国诉讼实践中，有的当事人或律师经常在案件开庭之前，故意不向法庭提供自己已经收集到的有关证据材料，而将这些证据材料作为“新证据”在开庭时向法庭提供，作为攻击对方当事人的“杀手锏”，这样就可能导致法院裁判的不公正。而庭前证据交换制度及相关证据时效制度的建立可有效地避免“证据突袭”，它迫使当事人必须在庭前对所掌握的证据进行交换，使整个案件明确地摆在双方当事人面前，是双方真正靠证据打官司，而非诉讼技巧。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58年UnitedStatesv.ProctorandGambleCo.案中指出：证据开示制度的目的在于使审理能够在光明之下进行，它必须排除借裁判演恶作剧的游戏，在可能范围内基于开示的争点及事实展开争论。换言之，裁判不应该是对立当事人及其辩护律师开展智力竞赛的舞台，而应是追求真实和正当结果的场所。
2、有利于当事人双方整理、明确争点，充分行使辩论权利，从而实现庭审的“实质对抗”。
庭前证据交换使当事人双方将自己所掌握的所有证据向法庭提供并相互交换，能使案情在没有进入庭审阶段便已经较为明确，而且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通常也会暴露无余。这样，有助于双方当事人在已经明确的争点方面去收集、组织证据，围绕争点进行辩论，实现庭审的“真正对抗”。“对抗制是普通法法系民事诉讼的基本特征”，“在一定意义上讲，对抗制就是程序正义的代名词，因为，双方当事人都被平等地赋予了行使诉讼权利的机会。它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诉讼公正并吸收当事人的不满。”但是，如果对抗制是在没有经过证据交换的条件下，即“不具备信息完备性的对抗制”就会缺乏基本的可信性和效率，就会使“我们可以感受到对抗制所蕴涵的程序正义理念，由于当事人双方的力量对比，尤其是双方律师诉讼技巧的悬殊，常常会被扭曲。在绝非偶然的很多情形下，常常是诉讼技巧强的一方获胜，而正义被湮灭。”所以，证据交换制度被看作是完善对抗制的最有效的方式，“证据开示规则不仅促进了诉讼信息的开示，同时也改变着对抗制文化。”
3、有利于提高庭审效率，减少诉讼成本，促进诉讼效益。
传统观念认为公平是法律的核心；但公平并非法律的唯一目标，效率也应是法律的应有之义。波斯纳曾指出：对公正正义的追求，决不能无视追求它的代价。实际上，公正是法律的终极价值，而效率则是法律的现实价值。在证据随时提出制度下，当事人可以多次因申请新的证人到庭或需要调取新的证据而要求延期审理，而每一次延期审理都会造成当事人人力物力的耗费，而证据交换制度的确立和实施，使的证据随时提出主义没有了市场，对庭审中随时提出证据拖延诉讼的情况具有了很好的遏止作用。所以，证据交换制度的实施，能有效提高庭审效率，减少诉讼成本，促进诉讼效益。
提高庭审效率还体现在，可以提高判决的可接受性和减轻上诉审负担。庭前证据交换是当事人收集、提供证据的有效手段，证据交换使判决建立在当事人举证、质证基础上，双方当事人对司法判决有较高的认同态度，有利于判决的执行。同时，建立庭前证据交换制度可以较为准确地锁定争点、限定庭审范围，通过限制当事人举证止于庭前证据交换阶段防止当事人无限举证而导致的诉讼重复，尤其是一审中事实问题得到准确的解决可减少上诉程序启动的诱因，缩小上诉审范围。
4、有利于当事人双方客观地估计“胜诉的把握”，促进庭前和解。
庭前证据交换制度的推行，能使当事人及时对其诉讼请求进行客观地估计，衡量进一步诉讼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作出或撤诉或和解或准备进入开庭审理的选择。美国民事诉讼案件95%在证据展示阶段以和解的方式解决；英国高等法院王座法庭经过证据开示阶段只有2%进入审理阶段；我国有地方法院选择部分案件进行证据交换的试验，结果庭前和解、撤诉率、一次开庭成功率之和为100%，其中案件和解和撤诉占66·7%。
三、完善我国民事证据交换制度的若干思考
1、科学界定证据交换的条件，扩大证据交换的案件范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规定，证据较多或者复杂疑难的案件，应当组织证据交换。笔者认为，无论案件的大、小、难、易，复杂或者简单，都应进行证据交换，法律应当将证据交换作为民事诉讼的一般原则，规定除法律明确规定不适用证据交换的以外都应当进行证据交换。其原因在于：第一，案件的重大、复杂、疑难很难有一个固定、明确的标准，倘若只规定对重大、复杂、疑难案件进行证据交换，将给实践带来诸多不便，缺乏具体操作性，因为只有对案件进行了审查后才能判断出是否重大、疑难、复杂；第二，将所有案件纳入证据交换，不会增加诉讼成本，相反还会降低诉讼成本。比如在简易程序中，存在当事人在庭审中提出新证据，要求延期审理的情形，庭前证据交换可以防止拖延诉讼的情形发生，降低诉讼成本；还有很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极有可能转为普通程序，这就更需要进行证据交换来提高诉讼的效率。第三，把简单民事案件排除在证据交换案件以外的观点，只看到了证据交换的诉讼效益价值，没有看到证据交换的诉讼公正价值。证据交换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使当事人双方知悉对方所掌握的证据，较全面地了解案情，作好充分准备，在庭审时有的放矢，防止证据突袭，促进诉讼公正。
2、科学界定证据交换的证据材料范围。
我国《证据规定》未对证据交换制度适用的证据范围作出明确规定，导致审判实践中审判人员对于哪些证据可以交换、哪些证据不可以交换掌握尺度不一，较为混乱。笔者认为，依据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规，凡是与案件在事实和法律上有关联、将在法庭上使用的证据材料，原则上都应提交和交换，如与案件有关的书证、物证、视听资料、鉴定结论、当事人陈述等。但是基于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的需要，某些证据不能纳入交换范围，比如：第一，涉及国家机密、当事人要求予以保密的商业秘密与个人隐私方面的证据，不宜庭前交换，但可以在庭审过程中予以不公开质证；第二，对于有可能威胁到证人安全的证人证言，不能进行庭前证据交换。由于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证人证言有时不能真实地反映客观事实，特别是证人在遇到一方当事人和第三人威胁利诱的情形下，为了保证证人的人身安全和证人证言的客观公正性，不宜对这种证据进行庭前证据交换。第三，对于书稿作品、施工设计图纸、技术资料、文件等数量大但不具有商业秘密的证据，由于量大复制费用也大，此类证据的交换应适当控制，对方要求复制的应视案情而定。
3、建立答辩失权制度，完善的证据交换的惩戒规则。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仅把答辩作为一种权利，没有规定不答辩的法律后果。审判实践中被告经常从诉讼策略和技巧的角度考虑，在答辩期内不提出答辩状，隐蔽自己的观点和证据，在庭审过程中对原告实施“诉讼突袭”，这既剥夺了原告的庭前知情权又限制了辩论权的行使，显失公平。同时，被告不提交答辩状，使答辩期形同虚设，拖延了诉讼，增大了诉讼成本。为此，《证据规定》强调了被告的答辩义务，但基于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答辩失权制度，《证据规定》也没有规定此制度。没有答辩失权制度，无法从根本上保证被告答辩义务的履行，也就无法保障原告全面了解被告的主张和理由，证据交换制度也就无法充分发挥功能。因此，应尽快建立答辩失权制度，以保证民事证据交换的内在实效性。
另外，我国也没有相应的证据交换的惩戒规则，即对于对证据交换采取不作为的当事人法律没有规定惩罚和强制措施来保障证据交换的顺利进行。“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不仅对违反证据发现的行为及其行为人规定了多种制裁措施，甚至十分严厉的处罚措施，而且在措施的设置上也较为充分地考虑了诉讼的对抗性和当事人程序利益的特点，注重从诉讼对抗及其与当事人程序利益直接相关的证明责任、证据抗辩和诉讼费用等多重视角和多个方面设计制裁处罚措施。”法国对于违反证据发现的制裁处罚措施共计有三种：一是禁止出示未经发现的证据；二是科以逾期罚款和不提交证据罚款；三是撤销案件。我国在有关证据交换的制裁处罚措施的规定中，应当充分借鉴和引进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和法国民诉法的有关规定，对于其中的“直接认定事实的真实性；禁止不服从命令的当事人提出证据；驳回诉讼、停止诉讼和缺席判决；裁决支付不作为费用”等都可以纳入我国的立法视野。
4、科学确定证据交换的主持主体，建立证据交换的操作规则。
《证据规定》第39条规定，证据交换应当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进行。但未明确是由合议庭组成人员还是其他审判人员主持，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不少争议和不同做法。第一种观点主张可由书记员主持。证据交换程序包含了当事人的陈述、举证、质证的内容，其中已有当事人自认的证据、事实和诉讼请求，对庭审具有法律效力，这是一种比较完整的诉讼活动，因此应由具有审判权的审判人员主持。同时由于庭前证据交换使各方当事人对诉讼的结果有了合理的预测，庭前和解、撤诉的几率较大，由审判人员主持，可以及时完成调解和撤诉工作，提高司法效率，而书记员因不享有此项职权而难以胜任。第二种观点主张由主审法官主持。这无疑有利于主审法官熟悉证据，掌握争议焦点，而由立案庭法官或法官助理主持证据交换，在实际操作中容易造成对案件整体的把握受到限制。但这种观点的缺陷在于：容易造成主审法官的工作量过大而影响审判效率；另一方面，执掌裁判权的主审法官可能因庭前频繁接触当事人而导致先入为主，有碍审判功能的发挥和司法公正。第三种观点主张应设立专职法官主持。为了防止证据交换可能对法官产生预断心理，避免庭前准备行为和开庭审理行为、审判准备程序与开庭审理程序界限的模糊化，应采取证据交换主持法官与庭审法官相区别的原则，设立专职法官主持证据交换。
《证据规定》中只规定了证据交换的基本原则，而未明确具体操作规程，出现了全国各级各地法院在证据交换具体程序上的较大差别。因此，有必要建立规定有证据交换具体操作程序的规则，来指导各地证据交换的实践。根据我国民事诉讼当事人法律知识和律师执业水平的现状，我国应当建立以下证据交换的具体操作规则：比如原告在时应填写“原告提交证据登记表”(内容包括证据编号、证据名称、证明内容以及对方当事人质证意见等)，然后交法院，由法院送达被告，由被告表明是否有异议后，同时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和相应反证材料，法院再根据双方的意见确定证据交换的时间、地点，由专职法官主持证据交换，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证据记录在卷。证据交换完毕，主持法官告知各方当事人开庭时间，并制作证据交换报告交审理案件合议庭成员查阅等等。
5、改善法制环境，为证据交换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证据交换在诉讼行为体系中并非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它与社会法治环境有一定的关联性。因此，在加强证据交换制度自身建设的同时，还需要改善证据交换制度发挥作用的外部环境，这是证据交换制度得以落实的外在保障。第一，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努力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使当事人建立起对证据交换制度的科学认识，认识到该制度的显著作用和优越性。第二，建立健全完备的审前程序，将证据交换置于整个审前程序的大框架中构建。第三，加强律师队伍建设，努力推进律师全部民事诉讼制度。此外，证据交换制度的建立还需要高质量的法律服务体系，高素质的法官队伍，完备的当事人及律师的调查取证保障机制，审判人员的调查取证机制和证据失权制度作为基础或提供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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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证据失权的构成要件
(1)证据失权的主体。我国证据失权制度的主体是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且是负有提交证据责任的一方诉讼当事人。至于民事诉讼中的第三人是否也受到证据失权的约束?这一点在立法中未见明示，从字面来看似乎该制度也仅仅是对当事人进行约束。但我们认为，第三人作为民事诉讼程序的参与人，其举证行为同样与当事人的利益和程序的顺畅密切相关，因此，在相应的失权告知保障的前提下，将民事诉讼中的第三人列入证据失权的对象也是尤为必要的。
(2)证据失权的期限。我国证据失权制度的期限是在举证期限内。这一举证期限可由当事人约定，也可由法官指定不少于30天的一个期间。实务中若当事人约定期限过长，法官一般都会依职权进行指导，促使其从新约定合理的期限或为其指定相应期限。在举证限期内，当事人应就其负举证责任的事实所收集到的证据进行举证。
(3)证据失权的原因。证据失权的原因是当事人在约定或规定的举证期限内怠于向法院提交证据，从而因其行为不再认定该证据的可使用性及证明意义。这种“怠于举证”的行为应当理解为具有可归责性的主观懈怠，故意和重大过失的主观因素可以视为证据失权的主观原因，但一般过失以下或有正当理由逾期举证的情况则应区别对待。这一问题在证据失权的例外部分有所涉及。
(4)证据失权的后果。我国证据失权制度的后果是丧失证据的提出权利和证明权利。当事人承担证明不能乃至败诉的不利法律后果。当然，证据未能按时提交而丧失证明权利只是程序上的一种制裁，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并未因此而丧失。
(5)证据失权的例外。为了灵活化处理实践中的证据失权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也规定了不受证据失权规制的例外情形，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a)对方当事人同意质证的，不发生失权后果。(b)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人民法院通知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的，不发生证据失权后果，相应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指定举证期限。(c)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材料确有困难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延期举证，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人民法院准许延期举证的，不发生证据失权后果。(d)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届满后所提交的是新的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当事人在合理的期限内提出意见或者举证。(e)当事人在延长的举证期限内因客观原因不能提交的不是新的证据，但不审理该证据可能导致裁判明显不公的，应当作为新证据予以审理。
二、民事诉讼证据失权制度具体适用中存在的问题
1．证据失权的取舍。是否要实行证据失权制度?这要从两个方面来讲。第一是民事诉讼中是否必须要有证据失权制度。这个问题似乎已经毋庸置疑。更为重要的是第二个问题，那么就是证据失权是否适合我国当下的国情?一方面，当前中国法制建设还不完善，在这种情况下推行证据失权制度确实存在着一定的阻力。对于法官来说，虽然有的法官可以严格依照规定将逾期证据拒绝，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的法官极不情愿用失权来制裁逾期举证的当事人。即便如此，笔者认为，在中国实行证据失权仍然是有必要的。证据失权制度是举证时限制度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没有证据失权或者其他类似制度，那么举证时限制度就等于一纸空文。因为这对于当事人来说，即使不按照法定或者约定的举证时限举证，也不会有任何不利后果，那么这一规定对他就毫无约束力可言，一旦遇到了需要使用拖延战术或者证据突袭来获得胜诉的时候，当事人就会毫不犹豫的使用那些手段，因为没有任何不利后果。
2．证据失权审查程序的缺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对于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人民法院审理时不组织质证，但对方当事人同意质证的除外”。同时第四十三条第一款又规定，“当事人举证期限届满后提供的证据不是新的证据，人民法院不予采纳”。人民法院组织质证，除对证据的内容进行质证外，还要对证据的形式，包括证据来源、产生的时间、证人的资格等进行质证。虽然面对一方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对方当事人持什么态度这一因素对于是否科以失权的制裁或效果具有决定性意义，但是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逾期提交的证据不组织质证，试问不组织质证，如何能知晓该证据是否为“新证据”?可能有人会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同样对新证据的种类进行了界定，根据界定的范围可确定是否为新证据。但是，不组织质证如何知道该证据是否为举证期届满后新发现的证据，又怎么知道当事人在期限内没有举证的客观原因呢?可见，在制度上，缺少一种认定证据失权的审查机制，由双方当事人来对逾期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由法官来居中裁判，对逾期的证据是否为新证据，是否失权做出裁决。这里可以借鉴美国立法的经验，即采用审前程序的模式来做为证据失权的审查程序。
3．原被告救济途径不对等在我国当前的诉讼体制下，法院准许原告撤回将使原告得以轻易规避证据失权制度所确定的不利后果。当原告有了一份超过举证时效而失权的证据时，原告可以选择撤诉，在法院做出准予撤诉的裁定后重新，此时那份证据仍然具有证据效力，即使它曾经因为逾期举证丧失了证据效力。也就是说，在民事诉讼中，原告在举证期限内既没提交证据，又没有申请延期举证，为了避免产生对自己不利的后果，可以选择撤回后重新来进行救济，其损失不过是有限的诉讼费及相关费用。可一旦被告在举证期限内未举证而且未提出延期申请，且其证据又不属新证据时，该如何寻求同等程度的法律救济呢?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规定来看，是没有办法的。
4．证据失权的效力不明晰证据失权按照效力分为相对失权和绝对失权。从我国的立法规定中很难看出证据失权效力是相对失权还是绝对失权。对此，笔者认为将证据失权规定为绝对失权是不妥当的，因为证据失权与民事诉讼中的其他失权诸如答辩失权、上诉失权、申请再审失权、提出管辖权异议失权有很大不同。其他失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法律给当事人规定了一个合理的期限，当事人在这个期限里可以自主的决定是否行使某项权利，也不依赖于他人的配合。但是证据失权则不同。首先当事人提出证据，不论是否超出举证时限，都说明了当事人有证明的意愿。然而证据并不同于其他文书，证据不是现成的，证据会随着诉讼发展而产生新的需要。即便是在民事诉讼中有较大的主动权的原告，有时面临被告提出的新的抗辩，可能也需要去寻找证据进行反击，更不用说比较被动的被告了。而且证据失权的后果对当事人来说是相当严重的，提供证据的权利存在与否，很可能关系到最后诉讼的胜负。仅仅因为超过时间而让本来可能胜诉的一方败诉，似乎也略显残酷了。因此，证据失权规定的不明晰，将有可能被解读为绝对失权，如此一来适用中必然会阻碍法官发现客观真实，对那些缺少诉讼技巧的当事人也会造成实质上的损害，这有违法律的公平与正义。
三、完善我国民事诉讼证据失权制度的建议
基于以上论述，笔者认为对我国民事诉讼证据失权应做相应完善。在宏观上，应当以修改民事诉讼法的方式将证据失权制度确定下来。微观上，为使该制度更具操作性，宜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完善。
1．构建迟延证据的救济性审查程序对于逾期提交的证据，笔者建议不要当即发动失权制裁，可以考虑引入一个当事人双方围绕应否失权进行辩论的程序，并在法官根据双方辩论做出是否失权的裁决之后，对此再赋以当事人到一审程序终结时一并或单独提起上诉的权利。一般来讲，法官适用失权的效果或制裁有三个方面的因素必须或可以考虑衡量。首先必须判断逾期提交证据的当事人一方是否存在延误的故意或重大过失;其次是应该权衡当事人在程序上的过错程度与可能给案件实体内容处理带来的影响孰轻孰重;最后在一定情形下，还可以考虑当事人逾期提交证据的行为是否确实造成了诉讼的延误。
2．完善庭前准备程序证据失权制度的适用要以当事人有充分的举证条件为前提，否则就有失公正。因此应完善庭前准备程序，让尽量多的证据在开庭前就进行交换，使当事人之间在庭前在法官的主持和引导下，就证据情况进行充分的交流和沟通，使其明晰双方的诉讼力量，尽可能多地压缩证据突袭的空间。给予了当事人充分的举证时间和空间后，证据失权制度才会不显得那么残酷。
3．限制原告的不当撤诉原告的撤诉是规避证据失权制裁的手段，但这无形中将加大被告的诉讼负担。因此，原告撤回应以被告接受为条件，方能在该问题上达到双方的平衡。建议现行法撤诉制度的规定修改为“原告撤回，一般情况下要以被告同意为要件”。但是，如果法官认为被告没有任何正当理由拒绝原告撤诉时，可以强制被告接受撤诉，被告不接受，则是滥用权利。但是，在原告提出撤诉要求时，如果被告还没有采取任何实体上的防御行为，那么原告撤诉就不必以被告接受为要件。
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即具体与抽象的矛盾。一方面,我们要在实践中运用电子证据,因此需要将其具体化、标准化;另一方面,电子证据属于一种新技术下的产物,随着科技的发展,电子证据的外延会不断的扩大。如果电子证据的内涵过大,就会影响其外延,进而影响其伸缩性。因此,目前国内外对电子证据还没有统一的定义,其定义主要存在狭义说和广义说。狭义的电子证据一般是指与计算机有关的,在计算机内产生、存储和应用的电子数据类证据,或以数字形式保存在计算机存储器或外部存储介质中,能够证明案件客观情况的数据或信息。广义说认为,电子证据是以电子形式存在的、用作证据使用的一切材料及其派生物;或者说,借助电子技术或电子设备而形成的一切证据。 按照这种理解,不仅传统的电报、电话、传真资料、录音录像都可归入其中,而且包括现在大量出现的电子邮件、电子文档、微博私信、聊天记录、光盘数据等。狭义说仅认识到了计算机在电子证据产生、传送、接收以及存储等环节中发挥的作用,但计算机却并不是产生、传送、接收以及存储电子证据的唯一载体,更不是数字化运算的唯一设备。电子证据的载体有很多,例如手机、传真机、数码照相机等产生、传送、接收以及存储的短信、传真、照片等都属于电子证据的范畴,这些就远远大于计算机的狭小范围了。因此,计算机证据并不是电子证据,电子证据的范畴远远大于计算机证据。 显而易见,狭义说限制了电子证据立法过程中新型证据的范畴,不利于电子证据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我们应当从广义的角度理解电子证据的含义,只有这样才能够为电子证据的发展留有空间,才有利于今后更好地解决电子证据在实践中出现的问题。
电子证据的三种表现形式
从技术角度看,电子证据的表现形式有三种:单机或封闭计算机系统中的电子证据。其特点是,这些证据主要包含在一个系统中,不为外界所知。例如:单个电子文件、数据库、日志文件等。例如,计算机自动生成的证券交割清单、电话费单、自动取款机交易摘要等;或者是从传播淫移物品的行为人处查获的有淫移内容的图像、视频等。交互传递中形成的电子证据。例如,在电子通讯过程中形成的电子证据,如电报、传真、手机短信等,这是当事人双方互相交换信息的结果,一般来说,只有当事双方知晓,不是广为所知的。互联网或开放计算机系统中的电子证据,如电子邮件(Email)、电子聊天记录、微博私信、电子公告板(BBS)、网络视频等。例如,在网上开设、网上传播淫移物品等案件中,从行为人处查获的服务器、网站论坛中存在的淫移电子书籍、视频、淫移图片、记录、网站信息及相关的有效链接等;又如,在网络诈骗或盗窃案件中,具体的IP地址及该IP地址上的ADSL帐号、发生的交易记录等信息。以上分类方法有其合理性,也基本包含了现有主要的电子证据类型。但如今电子技术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电子形式也不断出现。因此,旧的电子证据类型可能会逐渐消失,而新的电子证据类型会不断产生。电子证据的类型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
摘要: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自产生之日起就倍受争议，但由于它具有重要的价值，因而在许多国家和国际条约中得到确认。在我国全面确立这一规则存在一些现实困难，所以应结合国情，确立对非法言词证据绝对排除的原则，对非法实物证据采取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立场。 关键词: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价值分析/本土化 证据规则作为刑事司法领域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它通常蕴涵着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的主流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美国著名法学家John N.Ferdico认为，证据规则，简言之，就是什么样的证据可以被采纳，什么样的证据得以被排除。考察各国法律，我们不难发现，证据排除规则往往是从消极的角度对证据的可采性加以规定，即规定什么不能被采纳为证据。一般而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Exclusionary Rule of Illegally Obtained Evidence）即指非法取得的证据不得在刑事审判中采纳的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自20世纪初产生于美国之后，一直倍受美国国内民众、法律人士和其它国家的关注。本文拟剔抉爬梳该规则的一些背景资料，廓清该规则现时代的基本内涵，并通过对该规则的价值分析，提出对我国设置该规则的一些浅见。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源起 翻开人类的诉讼史，人类递次经历了完全无证据规则限制的“神示证据制度时代”，完全依证据规则认定证据的“法定证据时代”，直至以证据规则限制证据可采性的“自由心证证据时代”。证据规则是人类对诉讼证明活动进行总结得出的经验性法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产生亦绝非偶然，而是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考察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产生的历史背景对于正确理解并运用该规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截止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开始，禁止使用非法取得自白的证据归罪和反对自我归罪的特权已在13个殖民地中得到广泛传播。由于发起美国独立战争的革命者大都有过因反对英国的殖民政策而被控犯罪的经历，他们对于非法迫害有着切肤之痛，所以他们及他们的子孙们对刑事诉讼活动的合法性尤为关切。因此，美利坚合众国的缔造者们在《独立宣言》中写道：“我们认为下列事项是不证自明的真理：人人生而平等，由造物主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基于此信念，他们认为，国家和社会都不如组成它的人重要。所以，应当对国家的权力加以限制，不能侵犯个人的合法权利。然而，当警察权力于19世纪30、40年代逐渐确立，问题便开始出现了。任何人不应被迫指控他自己的规则应否适用于警察的讯问？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应当允许警察使用什么样的技巧？排除非法取得自白的规则应否适用于警察获取的自白？20世纪20、30年代，大量公开的事实和一系列经过详细记载的研究表明，美国存在普遍的警察违法。1914年，美国最高法院通过威克斯案在联邦案件中采用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一规则在各州还不适用，以至于联邦侦查人员甚至让州的同行进行刑讯逼供，然后将所得的证据交给其使用，以规避法律。直至20世纪50年代，美国开始了针对麦卡锡主义的“正当程序革命”，重申和加强刑事司法人权保障，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才在全美各州确立，并发展到鼎盛阶段，警察的刑讯逼供行为才受到了一定的控制。 前面谈到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产生的一些历史背景，其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首先在美国产生，还与美国实行的分权体制有极大关系。在美国，立法部门负责制定法律，行政部门负责执行法律，司法部门负责解释和运用法律，三个部门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分权与制衡的关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依据美国联邦宪法前十条修正案，通过判例的形 式确立和发展的，它主要针对的是警察在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它的目的就是要阻止警察在执法中的违法行为，因此，美国的立法、司法和侦查（行政）部门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起初，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仅指违反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的排除规则。后来，通过判例，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又确立了违反第五修正案的排除规则、违反第六修正案的排除规则以及违反正当法律程序的排除规则。排除证据的范围包括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实物证据，违反正当程序取得的非法证据，违反其它法律规定取得的非法证据，毒树之果等等。排除证据主要发生在非法逮捕、非法搜查、扣押、查封，违反正当程序的取证行为，如非法监听等等过程当中。当然，每一个规则都有例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例外也相当的繁杂，它包括资格的例外、善意的例外、反驳被告人的例外、大陪审团审理的例外等等。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价值分析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从其产生之时就倍受争议。可以说，美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在争论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大法官本杰明·卡多佐认为，该规则确立的后果是“只因为警察的微小错误就让罪犯逍遥法外。”对此批评，大法官克拉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他说：在有些情况下，这是事实。但是，正是基于维护司法尊严的考虑，如果不得不让一个罪犯自由就应当让他自由。这是法律让他自由的。摧毁一个政府最快的方法是政府本身不遵守自己制定的法律，更严重的是它不遵守自己制定的宪法。克拉克法官的话似乎隐含着这样的逻辑，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非法官们的随意创造，而是执行宪法和法律的需要。 尽管有一些人强烈反对该规则的存在，但毕竟它已经走过了近100年的历史，而且从其发源地美国延伸到了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甚至被一些国际公约所认可。日本国宪法第38条第2款规定：“以强迫、拷问或威胁所得的口供，或经过不正当的长期拘留或拘禁后的口供，均不得作为证据。”联合国大会1984年12月10日第39/46号决议通过并开放供签署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15条规定：“每一缔约国应确保在任何诉讼程序中，不得援引任何业经确立系以酷刑取得的口供为证据，但这类口供可用作被控施用酷刑者刑讯逼供的证据。”毫无疑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具有重要的价值。 第一，有利于保障人权。主要表现为对人的生命权、自由权、隐私权的尊重。在刑事司法中，对人的尊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尊重。“即使是惩罚最卑劣的凶手时，他身上至少有一样东西应当受到尊重，亦即他的’人性’（即尊严。笔者注）”二是对社会其它成员的尊重。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没有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尊重，即没有通过法律许可的方式介入嫌疑人、被告人的某些权利，则其它社会成员的权利都可能被侵犯或剥夺。因为人人都有潜在的成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可能。“一个政府怎样对待它的嫌疑人，就必然会怎样对待其他国民，也可以说，侦查机关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不过是政府与个人之间法律上与现实中的关系在刑事程序中的延伸和具体表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允许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非法侵犯，就是允许对社会其他成员的权利的侵犯，如果这样，那么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人人自危的社会。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就是对侵犯个人权利的限制，对人权保障的张扬。 第二，有利于维护司法尊 严。“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在一个法治国家，宪法和法律的价值至高无上，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就是维护司法的尊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存在和发 展正是这个价值的体现。允许通过非法的方式取得的证据作为对被告人不利的证据，实际上是对非法取证行为的怂恿，是“司法无能”的表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现了法律是不可侵犯的，法院不偏袒政府的侦查、起诉部门。这种价值取向使得美国最高法院在一个世纪以来，虽然在排除规则的某些问题上存在不同意见，但总体上一直在维护这个规则，并不断地扩大规则的适用范围。在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第一个案件——威克斯诉美国案中，美国最高法院曾鲜明地指出：在这个国家中，有一种刑事执法人员使用非法的方法扣押和得到证据，从而侵犯了被告人由联邦宪法所保护的权利的倾向，这种倾向绝不应当在法院判决中得到庇护。法院在任何时候都担负着维护联邦宪法的责任。任何人都有权利向法院要求维护其基本权利。 第三，有利于阻止警察违法。要想否定一项诉讼行为，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宣告其无效。而要想阻止警察的非法取证行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宣告警察违法获得的证据不具有可采性。刑事诉讼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舍此别无他法。每一社会均需有保护本身不受犯罪分子侵犯的手段。社会必须有权逮捕、搜查、监禁那些不法分子。只要这些权力运用适当，这些手段都是自由的保护者。但是这种权力也可能被滥用。而假如它被滥用，那么任何暴政都要甘拜下风。“可见，警察的非法取证行为与因非法证据被排除而使罪犯漏网相比实在是更大的”罪孽“。正是基于此认识，现今大多数国家为了阻止警察的非法取证行为，纷纷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为人所诟病的一点就是，它放纵了一些事实上犯罪的人，使这些人通过警察的错误逃避了法律的制裁。笔者认为，这种指责是不成立的。因为：第一，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权是刑事司法的两大价值目标。我们不能仅以打击犯罪这个标准来考量任一刑事司法制度是否应该存在。不能因为非法证据被排除而使罪犯漏网，就将之归结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过错，这正如我们不能以某些律师成功地为被告人辩护使得“罪犯”逃避法律的惩罚，就否定律师辩护制度一样。第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排除掉的只是由于警察的非法行为获得的证据。侦查部门完全可以再通过法律允许的方式搜集其他有罪证据。第三，将由侦查部门的过错使“罪犯”逃避处罚归咎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质上是侦查部门为自己的违法行为进行辩护的托辞。正如克拉克大法官所指出的那样：规则本身并不是不合理，许多对规则的批评并不是针对规则的法律根据，即法律本身；对规则的批评并不是对警察进行惩罚，而是对警察的行为作出规范。如果有关法律能够得到遵守，就不会再有非法证据。这即是说，对规则的批评实际上是对法律的批评，因为法律如果能得以遵循，则规则将不会存在。也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非法官们的随意创造，而是执行宪法和法律的需要。 总之，笔者认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本身是科学的，富有人性的。错就错在，它太理想化，它对规则运作的司法环境要求太高，即使在美国这样一个法治十分昌明的国家，该规则都受到了诸多的诘难，就更不用奢谈它能在美国以外的国家确立而不受到批评了。 三、对我国设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思考 可喜的是，我国学术界对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早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以前就已经提出了很多积极的建议。一些立法官员甚至针对刑讯逼供等非法采证行为，建议吸取英国的经验，要求侦查人员讯问嫌疑人时，必须对讯问过程实施全程录音或录像，并赋予其律师在场权。这些方案尽管已激起了公安机关的强烈反对和检察机关的猛烈批评，并被一些学者斥为“不符合国情”。但这些问题已为立法机构所关注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问题展开学术层面的对话和讨论是极为重要的。笔者认为，在我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顺应国际人权保障潮流之举，现在我们该做的不是就是否设立该规则进行争论，而是要讨论如何通过制度化的调适，使得西方法律较为容易地在异质文明的中国扎下根来，刺激新鲜而独特的法律观点和法律规范的形成。 （一）我国 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现实困难 融合土洋，会通中西，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来不得半点僭妄和任意。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排除过非法证据的做法，如欲在我国确立该规则，必须对该规则拟运作的环境进行充分的评估，笔者以为，目前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现实困难主要有三： 第一，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理念的缺乏。在现代社会，设计诉讼程序的目的无非有两个：规制权力以保证其合目的运作；保障权利以维护权力相对人的自治。[11]毋须讳言的是，在我国的法律制度设计、司法实践中，既缺少对权力的规制，又缺少对权利的保障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条规定：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的确，惩罚犯罪是维持社会安定的一个必要条件。然而，刑事诉讼本身并不应成为惩罚犯罪的活动，而应该是确定被告人是否有罪的活动。刑事诉讼实际上是规范国家的侦查机关、控诉机关、审判机关的行为，确保社会成员不被无根据地搜查、逮捕，保证人民的财产不受无根据的扣押。如果把诉讼行为当成惩罚行为，从理念上就会导致把搜查、扣押、逮捕当作惩罚行为，从而有可能以“惩罚犯罪”作为非法取证的理由。而这一倾向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十分明显。 第二，政治体制的阻碍。目前，中国正在不遗余力地推进司法改革，而作为改革的目标之一——司法独立的实现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必须假以时日。司法不能独立，亦即法院不能独立地行使审判权将是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最大障碍。因为，法院排除非法取证行为是对政府行为的一种限制和否定，所以，法院必须有足够的权力才能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司法与行政不分或司法受制于行政的情况下，很难产生和推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第三，严峻的社会治安形势客观上强化了打击犯罪，弱化了人权保障的倾向。我国正处在新的社会转型期，各种犯罪案件的增长几乎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法避免的“副产品”。据有关部门统计，1989年全国法院审结案件260万件，1996年则上升至523万件，1999年达623万件。[12]案件数量增加的结果使侦查部门的负担过重，而案件质量无明显提高。而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由犯罪数量大幅度增加所引发的刑事案件数量的“爆炸”将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一方面，由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要求将侦查部门通过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予以排除，可能导致侦查效率的进一步低下，甚至促成反侦查力量的强大。另一方面，侦查技术水平还相当落后，我国的财力还不足以给侦查部门更多的投入，采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将进一步加大办案成本和办案难度。因此，是否采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面临艰难的抉择。 另外，良好的刑事司法体制的建构需要与高素质的司法人员结亲。再好的制度设计没有与之相应的司法人员相匹配也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在诉讼制度改革中，一些动人的方案就是由于司法人员素质过低而难以实行。因此，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能不考虑我国司法人员的现状。也许，“方向和目标是不难确立的，但是如何在实现这些方向和目标的过程中，克服一系列的体制和观念方 面的障碍，却是极为艰巨的课题。”[13] （二）我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必要性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资产阶级在争取“自由、平等、人权”的过程中逐步确立的，是对刑讯逼供等任意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情况的彻底否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深刻地折射出了人类在同野蛮作斗争中感悟到的文明思想的光辉。这一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理当为我们所承继。然而，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我们不能完全照搬美国等国家的做法，将由于 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非法取得的所有证据都原则上排除在法院判决的事实基础之外。笔者认为，我们应当将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绝对排除，对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的排除则应采取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立场。理由是： 第一，禁止非法取证的必然要求。我国已经签署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第9条规定：“人人享有人身自由和安全。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或拘禁。除非依照法律所确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第14条第3款庚项规定：“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我国还于1988年9月批准加入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该公约第15条规定：每一缔约国应确保在任何诉讼程序中，不得援引任何业经确立系以酷刑取得的口供为证据，但这类口供可用作被控施用酷刑者刑讯逼供的证据。我国宪法亦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关于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资料能否作为定案的根据，虽然《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明确了用非法方法取得的言词证据禁止作为定案的根据。可以说，在我国将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特别是通过刑讯逼供的方法取得的被告人的口供排除在法院判决的事实基础之外是有着相当充分的法律根据的。然而，到目前为止，还很少见到非法言词证据被排除的案例发表，这说明，司法实践与法律的规定还有相当的差距。 第二，遏制刑讯逼供的迫切需要。在中国，刑讯逼供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史有“赵高治李斯，榜掠千余，不胜痛，自诬服”的记载。谁又能记得，在中国文革期间，有多少无辜者倒在了“自己人”的刑讯逼供之下。对于刑讯逼供的危害，董必武同志在1953年司法改革运动中就曾经指出，刑讯逼供是最严重的问题之一。[14]及至今日，刑讯逼供仍是司法领域的痼疾之一。据报道，国家在1998年就查办了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刑讯逼供有关的犯罪案件1469件。[15]应当说，这些查办的案件还只是刑讯逼供现象中的冰山一角，因为，刑讯逼供之所以成为“案件”或被公开披露，基本上都是由于被刑讯者或系无辜或是被致死、致重伤。[16]可以说，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就是为刑讯逼供这种“职业病”配制的解毒药。 另外，非法言词证据的虚假性特点也是必须将其予以排除的重要理由之一。 随着依法治国进程的不断加快，司法环境的日趋好转，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应当逐步扩大到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通过非法手段获得的实物证据。但是，对非法获取的实物证据应采取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态度。原则性是说，一方面，我们必须认识到非法采证行为的严重弊端，必须从法律上禁止该行为。这一点已在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中得到明确：禁止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显然，这里所说的证据既包括言词证据，也包括实物证据。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原则上否定非法获取的实物证据的证据资格，将其排除在作为法院认定事实的基础之外。这一点需要立法机关在修法的时候予以确认。灵活性是说，对于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取得的非法实物证据，可以有条件的不排除。具体而言，就是要权衡违法采证的程度、采证人的主观状况、违法行为与证据获得之间的关联度，以及案件是否关涉国家、社会的重大利益等情况，以确定是否排除非法实物证据。 注释: 房文翠，丁海湖.关于证据排除规则的理性思考[J].中国法学，2002，（4）. 刘善春，毕玉谦，郑旭.诉讼证据规则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174.200. ［美］弗洛伊得?菲尼.非法自白应否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英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简要历史[J].中国法学，2002，（4）. 杨宇冠.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 2.40.76. 米歇尔·福柯.规讯与惩罚[M].刘北成，扬远婴译.上海：生活、读书、三联出版社，1999.36. 孙长永.侦查程序与人权（序言部分）[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 ［英］丹宁.法律的正当程序[M].北京：群众出版社，1984.86. 陈光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与论证[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199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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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电子证据是包含视听资料和计算机证据两类证据的新型证据系列，在我国的证据系统中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它具有技术性、复合性、无形性和脆弱性等主要特征，没有适当的原件形式，以复制品形式大量存在，原始证据属性较弱，间接证据属性较强，证明力相对低下。
电子证据是自电子技术出现及发展以后产生的一种新型证据类型。由于电子技术特别是计算机技术、存储技术、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普遍运用，电子商务、电子办公已经呈现如火如荼之势，深入到人们的工作、生活和娱乐之中，成为现代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随之而来的网络侵权、计算机犯罪、电子商务纠纷等等也频繁发生。如何在司法工作中运用、审查和确认电子证据，成了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关心并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此，国内专家学者和司法工作者进行了一定的基础研究，但远远没有达成统一。本文就电子证据的有关基础性问题作一综合评述和论证，以期抛砖引玉，促使电子证据规范地采纳和运用。
一、电子证据是一种新型证据
在电子技术出现之前，没有电子证据的概念。随着无线电技术的发明、使用，通过电子设备和电子技术而产生、储存的电子信息逐渐向社会生产生活渗透。法律作为调整社会、政治秩序的工具，也逐渐接受和使用了电子证据这一新型证据。特别是在电子技术相对成熟和飞速发展的今天，电子证据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范围越来越广，已经成为证据系列的一个重要方面。对电子证据的定义，目前有两个应用得较为普遍。其一是电子证据是指以储存的电子化信息资料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电子物品或者电子记录。其二是电子证据又称为计算机证据，是指在计算机或计算机系统运行过程中产生的以其记录的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的电磁记录物[1]。
在这两个定义中，第一个定义包含的内容较为丰富。据此定义，以电子化（模拟和数字）形式存在的信息资料及其载体均可以作为电子证据。在其存在的形式和适用的范围上，不仅仅包括计算机设备中的电子资料，也包括其他电子设备产生的资料；不仅包括了电子记录，即电子产品所产生、储存的电子数据，而且还包括产生、储存这些电子数据的设备和储存介质；不仅包括模拟信号的电子信息，也还包括数字信息。第二个定义则将电子证据仅仅局限于计算机（个体）和计算机系统（计算机网络系统）之中。对比这两个定义，我们会发现第一个定义完全可以包涵第二个定义，将第二个定义称为计算机证据更为妥帖。
对于电子证据的特点，有人认为其具有双重性、多媒性、隐蔽性[2]；有人认为其具有高科技性、无形性、复合性、易破坏性[3]；也有人认为其具有内在实质上的无形性、外在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客观真实性、易破坏性[4]；还有人认为其具有技术含量高、易被伪造和篡改、复合性、间接性[5]。此外还具有收集迅速、易于保存、占用空间少、传送和运输方便、可以反复重现、易于使用、便于操作等等特点。
归纳以上各方观点，电子证据的特点基本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1、技术性。电子证据的技术性表现在电子证据依赖于一定的技术设备和技术手段而存在。它是电子技术的产物。磁带的发明、应用，产生了音、视频电子证据；磁盘、光盘的应用，产生了多媒体电子证据。这些证据的产生，都是通过一定的技术设备和技术手段来实现的，离开了这些储存技术、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电子证据就无法存在，也无法再现。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电子证据在产生、存储、传递、加工以及显示等方面也会有相应的发展。此外，电子证据的调取与再现也必须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借助一定的设备、借助于一定的专业技术人员来实现。
2、复合性。电子证据包括视听资料和计算机证据。在表现形式上，视听资料大多表现为单一的媒体形式，而计算机资料则不仅可以为单一媒体形式，更多的表现为多媒体形式。所谓多媒体，是指集合了文本、影像、图片、声音、图画等多种形式的复合媒体。因而电子证据在表现的形式上具有较强的复合性。
3、无形性。电子证据是以声、光、电、磁等形式存在于媒体介质之上的，它的实体是电磁波和二进位数据编码。这些信号和编码是肉眼无法直接观看的无形体，只有通过特定的设备和技术才能显示为肉眼可见的有形内容。
4、脆弱性。对于电子证据来说，不论是数字形式还是模拟形式，由于它是保存在可擦写的数据记录介质上，如磁带、磁盘、可擦写光盘等等，在其存储、传输和使用过程中，极易遭受到外来的破坏，如监听、窃听、截取、篡改、删除等等，并很容易因为使用中的误操作而被破坏。比如在播放录音时误按录音键、在查看电子邮件时误按删除键等等。除了误操作导致的破坏，人为破坏也十分容易，产生它的人或其他接触它的人都有可能随时、随地、随意地对其进行编辑、修改，使其面目全非，甚至不留任何痕迹地予以删除，使其消失。电子证据的脆弱性，导致了电子证据的审查、认定难度，也成为部分学者和立法机构将其作为间接证据的一大动因。
二、电子证据具有独立法律地位
电子证据作为一种证据，即电子证据具有可采性，学界的认识是统一的，司法实践也是认可的。但它在我国证据体系中的定性、定位到底是什么，至今尚未完全明确。目前基本上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电子证据属视听资料，这是我国法理和证据学普遍认可的观点。另一种意见认为它属于书证。这种意见认为，书证的特征在于以其内容证明案件事实。电子证据虽有种种外在表现形式，但其中的计算机证据无一例外地是以其内容证明案件事实的，符合书证的特征[6]。此外，合同法第11条规定：“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这是将电子证据作为书证的例证。
但是笔者认为，电子证据既不属于书证，也不属于视听资料，而是可以取代视听资料而独立存在的一种证据类型，应当作为单独序列证据。理由如下：
1，电子证据与书证在性质上有着巨大的区别。书证是指用文字、符号、图画等所表达的内容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物品。以形态、结构和以内容来证明事物和事实是证明的两个方面。在书证与电子证据中，两者都是以其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的，但这并不是两者独有的特征，勘验笔录、鉴定结论也都是以其内容来证明事实真相的，但民诉法并未将这三者归为一类。在书证与电子证据之间，区别是十分明显的。从载体上看，书证中的文字、符号、图画等是以直接的方式存在于载体之上并能直观地再现。而电子证据则是以模拟和数字信号形式存在于载体之上的，不经过一定的技术手段不能直接显现。此外，书证的介质是多种多样的，纸张、布匹、塑料、泥土等都可以成其载体，而电子证据的介质则比较专一，主要是磁性介质和塑料，两者在储存方式、再现方式上都有区别；从两者的特性来看，书证具有不易篡改、保真性较好的特点，一旦被涂改很容易被发现，而电子证据则十分脆弱，易被删改、易被复制，且一经删改不仅不留痕迹，而且难以恢复；从两者的证明力来看，书证具有较强的证明力，只要其外形、物质载体存在，其所记载和反映的内容就不会改变，一般可作为原始的、直接的证据使用。而电子证据由于其脆弱性，证明力相对较弱，大多只能作为间接证据使用。综上所述，将电子证据归为书证缺乏说服力。
2，电子证据与视听资料在内涵和外延上错位。从传播媒体来看，视听资料的本质是通过影像和声音来表现，以视觉和听觉来直接感知的。声音证据和书面证据一样，是通过单一媒体来表现的，影像证据有单一媒体形式（如照片），也有复合媒体形式（如影视节目），而电子证据则具有多媒体性质，它既可以是文字的，也可以是图像的（包括静态图片和动态影像），也可以是声音的，还可以是两者以上的组合。它可以以单一媒体和多种复合媒体形式来表现，这是其他视听资料所不具备的特点。从这点来看，视听资料实际上不仅不能包含电子证据，反而被电子证据所包含，因而以视听资料来包含电子证据是不符合事物本来面貌的。
由于电子证据与物证、证人证言、勘验笔录、鉴定结论等证据类别显而易见的区别，电子证据不可能成为它们其中一类，本文也就不再将其相互对比讨论。
3，电子证据的独立性及独立意义。民诉法第63条将证据分为七类，将视听资料与书证、物证等证据并列，明确并强调了视听资料的地位。由于立法时计算机证据尚属新生事物，对其各方面的认识尚不到位，因而将计算机证据归类于视听资料，是建立在电子证据新起、事物本质未清的基础上的权宜之计，随着对电子证据的深入认识，这种归类已经到了做出修改的时候。在以上的分析中我们看到，电子证据既不属于书证，也不属于视听资料，它在证据体系中具有明显区别于其他证据的特点，理应有其独立的位置。因此，笔者建议在今后的立法中以电子证据取代视听资料，与书证、物证、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并列，作为一种独立证据系列，以恢复和加强电子证据的法律地位，促进电子证据的科学、规范使用，适应时展和现代法学的需要。
三、电子证据证明力相对低下
证据的证明力是指证据对查明案件事实所具有的效力。证据的证明力决定于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客观内在联系。对于原始证据、直接证据，其证明力就大，有“一证定案”之效。而传来证据和间接证据的证明力相对较弱，需要有其他相关证据做辅证，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目前对于电子证据的证明力也有两种认识，一种意见认为电子证据是直接证据，而另一种则认为是间接证据。到底电子证据的证明力如何呢？笔者认为，电子证据的特性决定着它的证明力是低下的。具体分析如下：
1、从电子证据的原件属性看。民事诉讼法第68条规定，书证应当提交原件，提交原件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交复制品、照片、副本、节录本。从这里可以看出，原件是针对书证而言的，似乎与电子证据无关，但电子证据特别是计算机证据在某些方面是可以以书面形式来表现的。比如网页页面，就可以打印成书面形式。所谓原件，是指信息首次固定于其上的介质。对于计算机证据来说，其产生于计算机并以数字方式存储于计算机磁盘之上，用肉眼是不可能看到其内容的，它只有通过转换、复制而显示在显示屏或者打印到其它介质上才能被肉眼所见，因而，计算机证据不是没有原件，而是这个原件不能为肉眼所见，当它以某种方式显示出来时，已经失去了原件的属性，只能作为复制品对待。在复制传播过程中，由于其所依据的技术设备的安全性、稳定性、兼容性各有不同，显示的技术手段、方法不同，电子证据显示出来的外在形式和内容有时候与其本来的形式和内容并不相符，会出现失真、变形、丢失等现象，比如在800×600分辨率与1024×768分辨率下，所见得网页页面会有所不同，在是否启用了Java、flash等技术的情况下也会有所不同。对于以打印方式显示的，因打印功能的限制，也不能完全反映页面的真实情况。如网页动画在打印件上就不能正常显示。这些都将影响到电子证据的真实性和全面性。因此，从电子证据的应用角度来说，电子证据没有原件，其证明效力也会因此而打折扣。
2、从电子证据的原始证据属性来看。原始证据与传来证据是以证据的来源方式为标准确定的。凡是直接来源于案件事实或案件有关事实，没有经过中间环节传递的第一手资料，即为原始证据。电子证据中的视听资料和计算机证据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具有复制内容上的统一性和数量上的众多性。对于视听资料，其原始拷贝、母版是直接来源于原始事实并反映事物本来面貌的，是原始证据，而其众多的复制品则为传来证据；对于计算机证据，则应以复制平台的硬盘信息为原始证据，其它的均为传来证据。在实践中，制作、产生电子信息的计算机与储存并提供复制平台的计算机往往并不是一致的，在某台计算机上制作、产生的电子信息虽然可以而且也存在自己提供复制平台向公众提供复制服务的现象，但大多数时候是通过另外一台专门服务器的复制平台提供服务的，而且服务器储存并提供复制的电子信息与制作、产生它的计算机中的信息多数时候也不是同步的，这台服务器实际上是电子证据的源头，是原始证据，其他计算机通过复制虽然获得了与原始信息相同的电子信息，但只能作为复制品、作为传来证据对待。由于电子证据中原始拷贝、母版和服务器相对于复制品来说显得极少，案件当事人提交的绝大多数只能是复制品，是传来证据，这也影响到电子证据的证明力。
3、从电子证据的直接属性来看。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是以证据与案件主要事实的关系来划分的。能够单独和直接对案件主要事实作出肯定与否定结论的证据为直接证据，反之则为间接证据。由于电子证据的脆弱性，民诉法第69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视听资料，应当辨别真伪，并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这就明确规定了电子证据的间接性。分析电子证据，我们会发现电子证据的无形性、脆弱性对其所证明的内容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因为其无形，因为其脆弱，其安全性和真实性极易遭到外界的破坏，甚至有时其所反映的事实并不是本质的真实，而仅仅是表象的真实。如拍摄下来的经过化装、伪装的影像；经过模仿的声音录音；链接标题与链接网址、内容的不符；虚拟网名与真实身份的不符；经过“黑客”篡改的网页；伪造的电子信件等等，如果这些证据没有第三方证据来进行印证，极有可能出现误断。虽然电子证据的性质并不是直接决定其直接、间接证据属性的标准，但它的性质却直接妨碍了其独立证明事物的准确性和可靠性。首先，电子证据的技术性、无形性会影响其独立而直接地证明事物。电子证据不能直接为人的视觉所感知，必须经过特有的设备和技术方法来再现，而在这个再现的过程中，因为设备、技术的原因，会导致原始信息失真、丢失，必须经过多个样本相互比较，才能得出一致的结论；其次，电子证据的脆弱性会影响其独立而直接地证明事物。我国的证据制度采取的是本质真实原则，要求证明必须客观真实。对于一个容易遭受破坏且破坏后仍显得天衣无缝的证据，在司法实践中轻易地予以认定，很有可能侵害到它方的合法权益。在不确定因素相对较高的情况下，根据举证责任的要求，有必要由举证责任人提供相应的证据来印证事实，证明其所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关联性。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电子证据属于间接证据。显而易见，相对于书证、物证等其它证据来说，电子证据的弱点显得十分突出，十分致命，这就决定了它只能是间接证据。
毫无疑问，将电子证据定位于间接证据，将会直接影响到电子证据特别是计算机证据的价值。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的普遍使用，工作网络化、贸易网络化、贸易无纸化、传播网络化、通讯网络化等等基于网络、赖于网络的网络时代已经初步形成，在这样的网络时代，大量的工作、贸易、交流全部依赖于网络，数据直接在网络上产生、储存、传递、使用。这些产生、运用于网络上的证据不能作为直接证据，显然不利于网络的发展，不利于网络使用者的利益，但由于电子证据所固有的特性，在目前技术水平尚未出现合适的可准确监控、记录计算机及其网络系统的条件下，只能按照其性质来确定其间接证据的地位，并寄希望于电子技术、网络技术的发展能够改变其脆弱性的特质，提高其自身的证明力。
四、结论
为了在法学研究和司法实践中科学、规范地使用电子证据，明确电子证据的概念、特征和分类，予以科学的定性和定位是十分必要的。电子证据的引入，是现代科学技术影响法律实践的结果。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法律的滞后是难免的。但为了尽量缩短期间的差距，在研究和立法上采取前瞻与务实相结合的态度无疑是科学和明智的。笔者认为，通过以上论证，可以明确电子证据以下几个问题：
1、电子证据的概念与分类。电子证据是指以储存的电子化信息资料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电子物品或电子记录。它包括视听资料和电子证据。视听资料是指借助于录音录像设备和其它设备所呈现出来的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信息。电子证据是指在计算机或计算机系统运行过程中产生的以其记录的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的电磁记录物。
2、电子证据的特点。与其它证据相比，电子证据具有技术性、复合性、无形性和脆弱性等主要特点。另具有收集迅速、易于保存、占用空间少、传送和运输方便、可以反复重现、易于使用、便于操作等一般特点。
3、电子证据的地位。电子证据是独立于书证、物证、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勘验笔录、鉴定结论之外并与该六类证据地位平等的证据类型。视听资料在证据体系中的地位应被电子证据所取代。
4、电子证据的证明力。电子证据因为没有适当的原件形式，以复制品形式大量存在，原始证据属性较弱，且缺乏直接证据的性质要求，属于典型的间接证据，因而证明效力较为低下。
参考资料：
[1]、[2]、张西安：论计算机证据的几个问题人民法院报2000年11月7日
[3]、吴晓玲：论电子商务中的电子证据《互联网世界》，1999年第七期
[4]、韩鹰：对电子证据的法律研究中国律师2000年大会论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