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龙瀛和香港中文大学的周钰伦等学者在构建他们的城市数据共享平台“徐霞客计划”（SinoGrid）时，注意到这些散布在大数据城市地图边缘的数字沙漠，于是将它们纳入了研究。经他们计算后发现，数字沙漠在中国城市的分布并不均匀，它在大城市和经济发达的城市出现几率较低，而在中小城市和经济落后的城市出现几率较高。然而，经济发展程度并不是数字沙漠的唯一解释，部分扩张策略冒进的城市，同样也是数字沙漠的高发地。
什么是数字沙漠
数字沙漠研究以新浪微博、Flickr这两个社交/共享网站的数据为基准，如果一个面积为1平方公里（仅指城镇建设用地）的地理格子内曾经发出的信息总和少于6个，则把它视为一块“数字沙漠”。研究所用的格子，由“徐霞客计划”的电子地图划定；而将海量信息定位到这些格子里的根据，则是千千万万用户自行生成上传的“地理大数据”。
“大数据”的概念听上去玄乎，然而事实上每个网民都是它的贡献者。享用美食之前，要先拍照上传社交网络；路遇美丽的风景，立即拍摄并传到自己的相册……当人们做这些稀松平常的事情时，他们就为互联网大数据贡献了一份内容。原始的大数据其实就是这一大堆杂乱无章的信息，经科学家用特别的规则和算法过滤后，某种广泛存在的现象或规律可能从中浮出水面。意外发现的惊喜和发现背后的巨大商业价值，始终吸引着为数众多的学者投入大数据研究。
城市规划学者感兴趣的，是那些带有地理位置的大数据：微博签到、Flickr上标示地理位置的项目、foursquare记录的用户足迹……一位已经做了几年大数据的规划学者总结它的价值说：“大数据意味着不用一点一地的走访调查，千千万万‘志愿者’就已经把不可胜数的信息放置在了一张大的电子地图上。而且它是全样本的数据，不会因采样调查操作者的意愿而被扭曲。”
目前，该领域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例如，考察一个地点发出微博的时间，能清晰地分辨出“睡城”和就业中心的边界，前者的微博多发在晚上，而后者多发在白天。考察旅游景点上传照片的手机型号，研究者们发现安卓用户的旅游目的地比较传统，他们在北京多选择故宫、天坛等去处；而苹果用户则更为青睐798、杜莎夫人蜡像馆等新兴景点。
“徐霞客计划”也是关注地理大数据中的一分子，但这个平台的宗旨并不完全为大数据挖掘服务，它是一个希望囊括尽量多种数据到同一个地理视角框架的城市数据共享平台。其设计思路是把中国各个城市的地图划分为1平方公里大小的网格，方便数据提供者把数据填入它们所属的格子。计划所涉的，既包括植被面积这样的环境数据，也包括GDP、人口这样的社会数据；既包括交通路口数、公共设施数这类传统数据，也包括flickr上传照片数、微博签到数这类大数据。也就是说，计划想要给每一个格子都填上尽可能丰富的侧面信息。正是在这个填格子的过程中，数字沙漠显露了出来――几乎没有社交网络数据在格子中出现。
北方省份数字沙漠比例高
数字沙漠的分布是不均匀的，它在中国一些城市占据了一半的市区面积，在另一些城市，它所占比例（数字沙漠总面积/城镇建设用地总面积）微乎其微。按照数字沙漠的占地比例给中国城市排名，占地比最高的城市集中在东北和西北，而占地比最低的城市全部是大城市或一个地区最重要的城市（注：中国还有几十个城市没有发现数字沙漠，其中包括长沙、合肥等省会城市，但本文的城市比较只针对存在数字沙漠的城市）。
无论作为城市与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包括地级市）比较（仅考虑市辖区范围内的城镇建设用地），还是作为直辖市与全国省级行政区比较（考虑整个省级单位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上海都是中国数字沙漠比例最小的城市。数字沙漠在上海所占的比例，甚至比以人多地少闻名的香港还要低（这可能部分由于新浪微博在香港普及率较内地低有关）。
紧随上海之后，数字沙漠比例最低的另外8个城市要么是一省省会，要么是副省级城市。比例第10低的温州是top10中的唯一例外，自然，这座以商业闻名、市区常住人口超过300万的城市应该被视为大城市。然而，若是反过来，要说省会、大城市必然数字沙漠比例低却并不正确。乌鲁木齐的数字沙漠比例就高达29%，算得上数字沙漠问题比较严重的城市了。
在省级行政区方面，数字沙漠比例低的有浙江、广东这些富裕省份，也有四川、贵州这些经济并不发达的西部省份，规律不算明显。但数字沙漠比例高的，则几乎清一色的都是中国北方省份。
这个分布规律看城市的排名更加明显。全国数字沙漠比例最高的15个城市，东北有8个，西北有4个，前五名全部是东北城市。而数字沙漠比例超过40%的城市，只有一个山东临沂不属于东北和西北。
数字沙漠推算出“鬼城”
数字沙漠是大数据无法揭示其面目的阴霾地带，是被互联网遗忘的城市角落。不过，没有大数据本身就是一个重要信息，它的背后隐藏着值得去关注的原因。
“我们研究数字沙漠的初衷是要看大数据在空间维度的偏差，这段时间我也开始思考它的成因。”“徐霞客计划”的发起人龙瀛如是说，他也是计划所依托的城市量化研究组织北京城市实验室的负责人。
对于数字沙漠的成因，龙瀛认为有两种比较合理的解释：一种是当地经济发展程度低，信息通讯技术渗透率低，包括手机在某些区域无法上网，也包括当地市民的互联网意识有限，很少使用定位功能。另一种是城市扩张造成的乏人问津地带，如果城市扩张得异常冒进，形成了大片鬼城，那它一定会显示为大片的数字沙漠。
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别能解释上海、浙江、广东等省市的数字沙漠低比例，但它不能解释数字沙漠比例在南北城市的巨大差异。打开单个城市数字沙漠的分布图，往往会发现数字沙漠都出现在城市的地区。这些地区多是新扩张、规划的，暂时显示为数字沙漠，未来，这些沙漠有可能“绿化”，但要是等待“绿化”的沙漠比例过高，那个城市的鲜有人居住的“鬼城”问题恐怕就已经很严重了。
关键词：数字经济;OECD;国家战略;ICT
一、 引言
我国拥有13亿人口，网民规模达7.1亿，是名副其实的数字经济大国。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陆续部署了《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指导意见》、《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等一系列战略举措来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与此同时，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重要发展中国家也都在积极制定相应的数字经济战略，力图抢占数字时代的制高点。特别是以经合组织（OECD）为代表的相关国家，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跟踪数字经济发展，在政策制定上积累了丰富经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OECD各国数字经济战略的根本目标是什么，政策范围到底有多大，有哪些主要聚焦方面？显然，以上问题对把握全球数字经济现状和未来发展方向、合理制定我国相关政策具有重大意义。
二、 OECD数字经济战略的根本目标和政策范围
经合组织（OECD）是由35个市场经济国家组成的政府间国际经济组织，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巨大影响力日益显现，OECD各国政府愈加认识到数字经济的重要意义，大部分成员国陆续把数字经济政策上升到国家战略，希望通过战略性举措进一步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截至2015年，34个OECD成员国中有27个制定了国家战略。部分国家虽然没有总体战略，但分门别类制定了若干针对特定领域和部门的政策，这些部门政策组合在一起便构成了数字经济国家战略的框架。
1. 根本目标。数字经济战略的根本目标是提升国家竞争力、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例如日本宣布到2020年要成为全球最l达的IT国家。澳大利亚目标到2020年成为世界领先的数字经济国家。英国则聚焦优势领域，希望通过数字经济重构英国的全球竞争力。德国强调发挥数字经济的创新潜力来实现国家长期增长和充分就业。意大利强调在全社会传播数字理念，提高居民信息化技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丹麦在支持信息产业发展的同时，着力构建信息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基于信息产业下的增长。
2. 政策范围。数字经济战略通常建立在信息产业政策基础之上，与现有宽带网络、数字政府、网络安全等信息产业政策存在交集。例如《奥地利数字议程》就是基于奥地利宽带计划、数字健康、数字教育等若干信息产业政策建立的。《瑞典数字议程》同样是基于国家宽带计划、数字政府、数字健康等信息产业政策而建立。然而数字经济的跨部门融合特征，使数字经济战略的政策视角相比传统信息产业政策要更为宽广。政策范围从关注信息产业自身发展进一步拓展到商业创造、生产率提高、公共治理、居民就业、教育医疗、环境保护等各领域。
三、 OECD数字经济战略的主要聚焦方面
OECD数字经济战略主要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同时发力。在供给侧，包括大力完善通信基础设施、提高ICT产业国际竞争力。在需求侧，则包括加强电子政务、鼓励中小企业部门购买信息产品和服务，扩大信息技术普及率，提高老年人、残疾人网络使用率。总体来看，OECD数字国家战略主要聚焦于提高宽带基础设施水平、推动ICT部门发展、建设数字政府、推动ICT部门与教育医疗融合、构建网络安全五大方面。
1. 提高宽带基础设施水平。宽带网络是战略性公共基础设施。构建快速、高效、便捷、低价的宽带网络对于加快发展新产业、促进形成新业态、不断构建新社会关系具有重要支撑作用。OECD宽带战略主要聚焦于三大方面：一是提高宽带网络连接速度;二是扩大宽带网络覆盖范围;三是改善现有宽带基础设施弹性。
在提高宽带网络连接速度方面。英国提出到2015年底使全国2Mbps宽带覆盖率达到100%，到2017年底使全国24Mbps超高速宽带覆盖率达到95%。美国提出到2020年为至少1亿个家庭提供最低100Mbps的实际下载速度和最低50Mbps的实际上传速度。瑞典提出到2020年实现世界级的宽带基础网络，保证全国90%的家庭和企业能够享受至少100 Mbps速度的宽带服务。捷克计划使所有捷克居民的网速达到30Mbps，并使至少一半家庭的网速达到100Mbps。
在扩大宽带网络覆盖范围方面。加拿大提出“连接每一个加拿大人”――保证农村地区的居民能接入高速宽带网络，充分享受廉价的无线服务，参与并受益于数字经济。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加政府计划在五年内投资3.05亿加元来完善宽带网络设施，让28万家庭享受到至少5Mbps的宽带服务。澳大利亚计划在2020年以前，缩小首都和其他地区网速鸿沟。葡萄牙旨在通过促进宽带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公民网络访问情况，为此葡萄牙政府启动了五个农村地区高速网络公开招标，项目覆盖超过100万人，投资价值高达1.56亿欧元，力争到2020年前使宽带速度超过30 Mbps。
在改善现有宽带基础设施弹性方面。卢森堡尤其关注超高带宽领域，希望保证冗余光纤的使用。挪威通过强化交通运输部、通讯部、供应商、邮电管理局在网络安全上的协作，提高电信网络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日本提出在发生大规模自然灾害时，ICT部门可以借助冗余的ICT基础设施而正常运转。为此日本做出了三方面部署：一是提高国际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如海底光缆）的冗余;二是调整数据中心布局，将目前集中在东京地区的数据中心分散至其他区域;三是推动区域合作，鼓励建设分布式网络。
2. 推动ICT部门发展。ICT部门是数字经济的基础，OECD各国数字经济战略普遍提及推动ICT部门的发展，重点在鼓励研究和实验开发、标准制定和推广、吸引和扩大民间投资三方面给予政策引导和支持。
在鼓励研究和实验开发上。各国非常关注新兴技术，特别是物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的发展。法国计划投资1.5亿欧元支持物联网、超级计算机、云计算、大数据、网络安全方面的研发。德国提出在柏林和德累斯顿建立两个大数据中心，推动大数据创新在“工业4.0”、生命科学、医疗健康领域的应用，并促进ICT、信息安全、微电子、数字服务等领域的投资。日本强调支持超高速网络传输技术、数据处理和模式识别技术、传感器和机器人技术、软件开发和无损检测、多语种语音翻译系统。加拿大则计划向“加拿大研究基金”注资15亿加元来增强高校科研能力，特别是ICT领域的研究能力。
在ICT标准制定和推广上。欧洲数字议程提出“信息技术标准和兼容性”的概念，以确保新的信息技术设备、应用程序、数据存储库和服务之间无缝交互。英国也强调了标准和兼容性的重要性，提出英国政府需要联合标准制定领域的相关机构、一系列利益相关者来共同推进“英国标准”，抢占国际标准的制高点，提高英国未来的全球影响力。同时，英国还呼吁为“云计算”、“5G移动”、“移动物联网”等现阶段常用概念制定更为准确地定义，使这些概念更容易被纳入标准和服务中。另一方面，在一些国家数字战略中，提高标准只涉及一些特定领域。例如，德国主要在“工业4.0”框架下，重点关注ICT产品和服务提供商与“传统”制造业在相关标准上的协同与优化。
在吸引和扩大民间投资上。法国计划投资2亿欧元在巴黎市13区建设世界级的数字企业孵化器“弗雷西奈敞厅”，规划面积达到2.5万平方米，最多可以容纳超过1 000家初创企业。并拨款1 500万欧元用于国际推广，来吸引潜在投资者。卢森堡旨在为现有ICT公司保持积极的营商环境，吸引新的数字业务。埃及数字国家战略旨在吸引投资，来扩大现有ICT公司规模并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3. 建设数字政府。数字政府是数字经济的“催化剂”，开放公共数据、建立子档案是建设数字政府的两大重点任务。诸多OECD国家数字经济战略里都提出要公开政府数据，例如爱沙尼亚提出开放公共部门数据推动业务创新，促进技术和数据的联合使用。日本提出“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先进IT国家”，其中一项重要目标就是让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通过一站式电子政务门户访问公共部门数据，享受公共服务。许多国家数字经济策略都提出，要以政府牵头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通过建立所有公民的数字身份和电子文档验证系统（包括电子账单系统），提高各方面对数字经济的信任，来促进电子健康、电子商务应用平台等新产品、新业态的发展。
4. 推动ICT部门与教育、医疗融合。人口老龄化是OECD国家面对的共同难题。近年来，ICT部门的快速发展为相关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了机遇。OECD数字国家战略提出将ICT创新成果与教育、医疗领域深度融合，推动行业技术进步、效率提升和组织变革，最终提升人口素质、改善人口质量。
推动ICT与教育领域的融合需要从硬件和软件两方面同时展开。在硬件方面，政策重点在于提高宽带基础设施水平、增加学校计算机硬件设施数量。美国每年专项拨款39亿美元用于建设和改造宽带网络，以保证各地区学校和图书馆都能享受高速稳定的宽带连接。加拿大计划在四年内投资3 600万加元支持学校更新计算机硬件，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数字设备和技能培训终端，以支持个性化学习。在软件方面，推动数字教育的关键在于增加在线授课内容。英国旨在促进大规模网络公开课（MOOCs），来支持ICT学习、劳动力再培训。澳大利亚数字经济战略提出加快开发新课程，通过促进产业间合作来推动数字化学习，并将网络学习资源扩展到家庭和工作场所，提供在线虚拟学习机会。
数字健康是数字经济战略关注的另一个目标领域。将ICT应用于医疗行业，能够提高诊疗的质量和效率、降低运营成本，并构建全新的医疗模式。电子健康档案就是一个成功案例，它能够在整个医疗系统内实现医疗信息实时共享，使患者得到更加及时有效的护理。意大利计划投资7.5亿欧元来减少过度医疗和低效医疗，提高与健康有关服务的预防成本比率。具体措施包括为所有公民建立电子健康记录、电子医药处方、发展远程医疗、推动在线预约以优化卫生资源和减少等待时间。奥地利建立全民电子健康系统，旨在协调电子健康财务、互操作性、卫生机构和利益相关者之间关系，简化医疗费用结算手续和流程。澳大利亚数字经济战略同样聚焦电子档案和远程医疗。计划到2020年之前把老年人、母亲、婴儿、和那些慢性疾病患者能够访问的共享的个人电子健康记录比率提高90%。逐步推广远程医疗保险计划、全科医生视频会诊热线、孕妇婴儿帮助热线等远程医疗服务。
5. 构建网络安全。网络安全已经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与网络安全相关的措施也频繁出现在OECD数字经济策略中。欧洲网络与信息安全局的《国家网络安全评估指南》提出了构建网络安全的几条关键举措：发展网络防御能力、增加网络弹性、降低网络犯罪率、加强网络安全方面的资源投入和研发支出、确保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英国反复承诺保障国家网络安全，重点在研发和人才方面加大投入。牵头11所高校开展网络安全研究、资助78名博士、为2个研究机构提供资金，加强网络安全人才在各研究机构、行业、政府通讯总部之间流动。德国计划推广使用安全的通信基础设施，促进信息技术安全产业发展，强化在线服务的安全性。澳大利亚的数字战略旨在通过一些专项行动，如“国家打击网络犯罪计划”、“数字公民最佳实践原则”，来解决数字安全问题。匈牙利拨款1 700万欧元用于信息技术安全，以最大限度保护网络、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公共管理电子服务和传播信息过程中的数字风险管理。
四、 主要启示
本文总结回顾了OECD主要国家数字经济战略的根本目标、政策范围、主要聚焦方面。OECD国家数字经济战略的一些先进理念、成功经验、成熟做法，对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的启示和积极的借鉴意义。
第一，必须将数字经济上升为国家战略。数字经济是当今世界研发投入最集中、创新最活跃、应用最广泛、辐射带动作用最大的技术创新领域，是全球技术创新的竞争高地。世界主要国家都把数字经济作为经济发展、技术创新的重点，把数字经济作为谋求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方向。必须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对经济社会的全方位辐射带动作用，顺应趋势、把握历史机遇，将数字经济上升到国家发展的全局高度，科学制定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战略规划，抢占数字经济时代的全球制高点。
第二，高标准建设宽带基础设施。宽带网络是发展数字经济的硬件基础，要提高网络速率，降低网络资费，扩大网络覆盖范围，降低人均网费支出占收入的比重，破除数字经济发展的硬件瓶颈。要抢占宽带网络发展先机，加快下一代互联网部署和商用，加强互联网协议第6版（IPv6）地址管理、标识管理与解析，构建未来网络创新试验平台。推动电信网、广播电视网、下一代互联网融合发展。开展第五代移动通信（5G）技术的研发、标准和产业化布局。
第三，发展数字经济，需要政府先行。要大力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实现部门间数据共享;积极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深入推进政务公开政府。目前，我国80%的数据掌握在政府手中，稻荨吧畈毓胫小笔羌大浪费，要推动政府信息系统和公共数据互联共享，消除信息孤岛，加快整合各类政府信息平台，避免重复建设和数据“打架”，增强政府公信力，促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优先推动交通、医疗、就业、社保等民生领域政府数据向社会开放，在城市建设、社会救助、质量安全、社区服务等方面开展大数据应用示范，提高社会治理水平。
第四，推动互联网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引导互联网向经济社会各领域加速渗透，推动互联网由消费领域向生产领域拓展，以融合促创新，最大程度汇聚各类市场要素的创新力量，推动融合性新兴产业成为经济发展新动力和新支柱。重点推动“互联网+”协同制造、现代农业、普惠金融、高效物流、益民服务、电子商务、便捷交通、智慧能源、绿色生态、人工智能、创业创新等十一大领域，在跨界融合中，逐步建立产业组织服务体系，改变产业发展规则和路径。
参考文献：
[1] OECD.OECD Digital Economy Outlook2015[J]，2015.
[2] OECD.OECD Internet Economy Outlook2012[J]，2012.
[3] 蔡跃洲，张钧南.信息通信技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替代效应与渗透效应[J].经济研究，2015，（12）：100-114.
[4] 李海舰，田跃新，李文杰.互联网思维与传统企业再造[J].中国工业经济，2014，（10）：135-146.
重点项目：国家统计局2012投入产出研究课题“从投入产出表来看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项目号：IO12-ZD06）。
一、数字媒体艺术设计概念
对于数字媒体艺术设计来讲，指的是利用多媒体技术的艺术载体作用，在建立艺术外在表现和人类思维间和谐关系的基础上，传递新的文化理念。这种艺术设计形式是在计算机技术普遍应用在艺术领域得到的，数字媒体技术不仅丰富了设计方式，还为艺术设计提供有力工具，有利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城市文化产业是集多种要素形成的产业集群，是城市发展的关键点，需要利用数字媒体艺术设计，实现城市文化产业良好发展。
二、城市文化创意产业中数字媒体艺术设计的应用研究
（一）展示城市文化创意产业文化性
在对城市文化创意产业中数字媒体艺术设计应用意义进行分析时，可发现在这一新的设计形式作用下，能全面展现城市文化产业的文化性。数字媒体设计即是对艺术进行加工的过程，并实现艺术作品美学价值的提高，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实质便是艺术设计和文化展示。因此，在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要充分重视数字媒体技术与艺术加工的结合，进而呈现出趣味化以及多样化的艺术效果，推进城市文化产业的深入发展，突出城市文化产业的文化属性，使得人们对城市文化有清楚认识[1]。例如，利用数字媒体技术进行设计，能实现设计作品的动态呈现，相较于传统的艺术表现形式来讲，可进一步挖掘城市文化产业体现的文化性特征，在充分把握艺术作品中文化内涵的基础上，引导公众加大对城市文化宣导的关注，从而在社会公众共同努力下，建立完善的城市文化体系。总的来说，数字媒体艺术设计的运用，是促进城市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途径，能通过新型艺术设计及展现方式，展示文化创意产业内在文化性特点。
（二）展示城市文化创意产业经济性
随着计算机技术发展，数字媒体艺术设计随之出现，是城市发展阶段运用的先进技术，这一新的设计方式在多种文化产业中得到广泛应用，例如，包括动漫产业以及网游产业在内的文化创意产业，都在基于多媒体技术的条件下，将设计理念通过动态画面展现出来，以便为用户提供优质感官体验。因此，我们认为数字媒体设计在城市文化产业中的运用，可增强文化产业的经济性，是实现城市文化产业经济增长的核心技术，只有加大对数字媒体艺术设计应用及发展的重视，才能优化调整城市文化产业结构，促进城市文化产业经济效益的提高。现阶段，在我国发达地区已经逐步形成了以数字媒体设计为主的文化产业园，例如杭州LOFT49以及横店影视基地等，尤其在政府政策扶持下，我国各地区的文化产业将发展壮大，其中数字媒体设计方式的应用，会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较大动力。
（三）展示城市文化创意产业创造性
关键词：产业数字化；数字化产业；产教融合；市场营销
一、研究背景
根据中国信通院的《2021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显示，2020年我国数字产业化规模达到7．5万亿元，占数字经济比重的19．1%，占GDP比重的7．3%。产业数字化规模达31．7万亿元，占数字经济比重的80．9%，占GDP比重的31．2%。数字经济内部结构呈现“二八”比例分布。2020年，三次产业加速数字化转型，农业、工业、服务业数字经济渗透率分别为8．9%、21．0%、40．7%，同比分别增长0．7、1．6和2．9个百分点。数字时代下，培养新一代国家建设人才已迫在眉睫［1］。数字化产业的发展，是产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保障。工业互联网平台、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算法、云计算服务、区块链、数据安全、数字消费等各种数字化技术所用的新基建和数字化设备，使数字产业快速发展并得以应用。这些数字化企业的成长和壮大是支撑起产业数字转型的砥柱。2017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提出要深化产教融合。5G等新一代通讯技术的变革和应用，席卷行政服务系统、教育系统、金融系统、医疗系统等所有领域。高校传统专业教育已不能满足产业数字化新需求，唯有顺应时代和产业的变化不断更迭，才能培养出适合企业需求的新技能型人才。
二、数字经济新业态产教融合现状
美国能诞生如此众多的互联网巨头，与其职业教育的“合作教育”模式密不可分。“合作教育”模式是将专业人才培养学校理论学习与企业实践训练相结合的一种高等教育策略。2009年，美国将“合作教育”模式更名为合作与实践教育（CEED）。该策略由于较好实现了企业、学校、学生等多方共赢，得到了美国相关政府机构、教育界、企业界的高度重视。［2］自英国脱欧以来，欧盟经济支柱主要来自德国和法国。德国作为老牌工业强国，虽然数字经济发展相对较为缓慢，但是，其成功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模式——“双元制”，却值得学习和借鉴。［3］我国数字经济新业态正处于刚起步阶段，相比欧美等西方国家，我国亟需探索出适合我国“两化融合”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发展模式。近些年“数字”成为助力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技术。但是，由于我国数字化人才较为缺失，暴露出高职技术型人才培养工作存在诸多缺陷。目前，关于高职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的成果并不多，尤其是关于“互联网+”背景下的产教融合成果更是比较少。通过研究目前关于数字经济新业态产教融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是关于产教融合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困境及解决的方法。产教融合存在的困境与解决对策是当前研究的主要热点；二是如何依托校企合作，促进产教融合。例如，钮雪林结合苏州数字经济发展现状，分析了专业建设中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专业建设必须要以协同化对接、数字化改造以及融合化转型等方面入手，提升专业建设水平；三是关于国内外不同育人模式的比较与实证分析。
三、“数字化转型”下的产教融合新挑战
（一）目标企业选择难题
合作企业的选择，需经过慎重甄选。企业规模较小的中小企业，软硬实力都不及大型优质企业，在承担校企合作的教学育人中，人力、培训、设备、场地、技术、管理、运营等各方面的成本和投入会成为其主要制约因素。同时，产业数字化也使得行业“洗牌”加剧，涌现出一批顺应数字化转型的优质企业，这批优质企业在产教融合中对人才培养方向更能把握时代脉搏。在目标企业的选择问题上，需要高校对目标企业进行有效评估和谨慎甄选。
（二）企业课程与传统教学内容不相符
在产教融合课程设置方面，存在企业课程与传统教学内容不一致的问题，以及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低导致课程内容陈旧两大问题。首先，在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形势下，高校人才培养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仍然存在沿用陈旧人才培养方案和原有知识体系的情况，教材和教法，都没有融入最新数字信息技术，专业建设停滞不前。课程负责老师不愿与企业深度融合，改革课程内容，导致最新的企业标准、企业操作规范、理实一体化课程及企业实训实践类课程无法顺利推进。其次，当目标企业选择不当，或企业发展速度大大低于产业变革，导致企业开发课程内容较为陈旧，尤其是在产业数字化转型的转折点，企业需要最新的工业互联网技术和数字化技术做支撑，才能在产教融合中开发和融入产业最新数字化技术内容。因此，新时代下的产教融合和产业人才培养，不仅对教师、教法、教材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对合作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企业投资巨大，回报不稳定
首先，从课程的开发来说，需要校企的共同参与，针对学生群体，在现有教学内容的基础上，开发一套既囊括现有知识体系，又符合企业标准的教材和课程。对于企业来说，需要企业上层战略决策的支持和大力投入，需要有经验的专职人员与课程负责老师积极双向沟通，因此，人力成本的投入必不可少。其次，从实训基地建设来看，校企双方前期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建设实训室、实践基地、教学设备、网络设施等，合作期间产生的水电、培训、师资等一系列费用，以及后期对实训基地和设备的维护保养等成本，一旦由于种种原因使得校企合作不稳定，合作最终不了了之，企业投入将无法收回，也会造成高校国有资产流失。最后，从人才培养过程来看，校企达成产教融合意向，设置校企合作课程，开发校企合作教材，开设各类实践实训项目，最终完成学业，培养出符合产业需求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期间会存在人才培养的时效性，就业双向选择的不确定性等问题，并且对于企业来说人才培养周期大大加长，难以满足企业短期人才紧缺的需求。
四、基于“数字”的市场营销专业产教融合探索
基于以上分析，产教融合过程中叠加产业数字化转型，给校企合作带来了新的挑战，下文将以市场营销专业建设为例，研究和探索基于“数字”的产教融合新模式。
（一）“数字”发展背景
2015年阿里巴巴首次提出概念，随着大数据技术在社会中的广泛应用，数字发展呈现快速发展趋势。例如，2018年我国数字规模为22．2亿元，预计2022年将达到179．4亿元。由此可见数字将成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加速引擎。“数字”是企业级的业务能力和数据共享服务平台，其通过对业务、数据以及技术的抽象化，将业务按照领域进行拆分，以服务化的形式输出共享能力。数字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在数据层面上，数字有效解决了企业系统间数据孤岛的问题，有效解决了数据“汇管用”的问题；在业务层面通过对各业务线的模块去除，让前台业务走向市场，提升了企业的市场响应力；在技术层面，具有可扩展性，能够让整个网络架构更加开放，避免了重复开发［4］。
（二）“数字”+产教融合模式“数字”产教融合模式，使市场营销专业建设的教学广度和教学深度都得到了大大提高，契合了高校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人才培养目标。将企业数字服务于教学，实现深度产教融合，如图1所示。数字对企业数字化、智能化的转型升级起到核心关键作用，在产业数字化的过程中，涉及从生产制造、采购物流、仓储运输等生产制造环节，到客户服务、数字营销、门店调配等流通环节，再到结算中心、供应链管理、人资管理等企业运营管理环节。从人才培养角度出发，教育教学的视域更开阔，理念更趋全局化，对于市场营销专业来说，教学广度随着数据的延伸，不仅涉及数字化营销，而且延伸到了生产制造、经营管理、门店运营、成本控制等多个领域，教学广度得到了大大提升。从教学深度来看，从课本的理论知识为主，营销策划实践为辅的传统模式，转变为更深层次的基于数据的数据采集清洗、可视化报表制作、公（私）域运营、大数据品牌营销、内容营销、算法和AI提升人效等基础上的营销战略和营销策划，教学深度增加，专业深度增加，更适合数字时代人才培养需求。
1．数据采集
如图1所示，产教融合部分包含两大内容和一大条件。根据上文数据来源分类，企业数据分为内部数据和外部数据两大类，数据的采集过程主要从离线采集与实时采集两方面进行。首先，内部数据是指在根据企业内部经营情况，进行数据采集和数据筛选，主要包括不涉及商业机密的企业以往数据：营业额达标率、客单价、人效、毛利、进销、损耗等数据。具体数据包括日（月）营业额、日（月）营业指标、日（月）完成率、客单数、客单价、人效、每日（月）同比、每日（月）增长率、客单增长率、采购、销售、毛利（率）、陈列（样品）报损、报损率、日销前十等。其次，外部数据是指通过网络爬虫获取的互联网数据、第三方接口数据等产生的相关数据。最后，对于上述用于教育教学的数据，其数据量相当庞大。在互联网环境下，客户数据来源比较广泛，既包括客户办理各项业务的数据。例如，客户的基础信息数据、客户消费数据、订单业务数据等等，还包括客户位置移动范围数据等。基于日益繁琐的数据，需要系统要具备数据收集和储存的系统作为支撑。因此，基于数字将数据进行整合，并通过全过程的数据采集才能获取动态全面的数据，并最终筛选有效数据用于市场营销专业产教融合。
2．数据应用
数据应用是“数字”平台建设的核心，传统的数据系统只是简单地存放或者展示难以有效发挥数据的潜在价值，不能达到数字资产的应用价值。基于数字产业的发展，构建产教融合必须要将所有的数据纳入到同一套系统中，建立以客户为中心的“DNA”数据视图，整合系统的所有资源，让平台系统内的成员都可以使用数据资产，以此达到支撑整个智慧运营体系的数据要求［5］。市场营销专业课程的数据应用，主要是利用智慧运营体系中数据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客户精准画像、企业科学决策、AI（算法）预测、制定营销战略、撰写营销策划方案、个性化学习等，通过校企产教融合，将数据应用环节共同开发成各类数字营销实践课程。
3．基础工具及条件
在数据采集和数据应用的过程中，校企共建实训场地提供软硬件保障，硬件设施包括本地机房、互联网设备，物联网、互联网等，软件设施包括数据采集分析工具（python、excel）、云平台、数据共享数据等。通过云平台和数据共享数据，服务器将操作实践内容共享至学校机房，同时物联网实现万物互联，校企指导老师在线指导和评估，前置课程中可加入一些基础的工具课，或在实训课中加入有针对性的工具操作模块。数据是领先行业的共同选择，构建了企业进行应用开发的新一代平台型基座，通过数字赋能变革成为企业转型发展的重要选择。本文秉承科学性和先进性原则，兼顾时展特征，以市场营销专业为例，对基于数字产教融合模式进行了一系列理论探索，希望能对高校实现新时代数字营销人才的培养目标有所帮助，希望能对各专业建设改革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也希望能对地方经济的建设发展有一定的启发。
参考文献
［1］刘常春，张晓丹．职业教育中的产教融合模式分析［J］．电子技术，2021（12）：20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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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保荣．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国际比较研究［J］．职教论坛，2018（5）：40-46．
［4］胡翰林，沈书生．基于技术的教育大数据应用研究［J］．现代教育技术，2021（9）：78-86．
【关键词】 互联网+税务 税收治理 数字经济 大数据
滥觞于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的“互联网+”行动计划，乘着《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 ”行动的指导意见》及《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的东风，逐渐成为国家发展战略，进而影响国家治理的各个领域。作为国家治理重要组成部分的税收治理，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互联网+税务”行动计划》的规范引导下，各级税务部门亦开始探索“互联网+税务”的税收治理新模式、新路径。根据该规范，税务系统会重点推进社会协作、办税服务、发票服务、信息服务及智能应用五大板块二十项行动，以推动互联网创新成果与税收工作深度融合，促进税收现代化。实际上，“互联网+税务”不简单的是将互联网创新成果应用税收工作中，更重的是在调试税收规则以适应新一轮工业改革，确保税收治理规范能够与经济社会改革俱进。传统税收治理规则在以数字经济与大数据为重要组成的现代经济体系中，面临着失灵的风险。如何在突破传统税制弊端重围下，主动适应数字经济与大数据的变化，成为了“互联网+税务”行动计划理应研究的课题。对此，笔者基于数字经济和大数据给税收治理带来的机遇，剖析现行税法制度适应“互联网+税务”存在的漏洞，并提出相应的修正措施，以期助力税收现代化的实现。
一、“互联网+税务”面临的主要挑战
移动互联网信息的日新月异加速推动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变革，数字经济与大数据的发展正悄然改变着传统经济运行的模式，也势必会对传统税收模式带来挑战，因而推行“互联网+税务”须充分考虑这种挑战。
一方面，数字经济颠覆了传统经济运行模式，对税收治理提出了挑战。数字经济具有以下方面特征：对无形资产前所未有的依赖，数据（尤其是个人数据）的大规模运用，利用免费商品获取外部价值的多边商业模式的普遍采用，以及对价值创造地的判断困难。这就形成一个重要的问题，数字经济中的企业如何增值并产生利润，以及数字经济如何与来源地、居住地概念相联系以及税收收入性质的确定。同时，新的经营方式会导致核心经营功能的重新布局，最终形成不同的税收权力的配置，产生低税收。具而述之，一是随着经济主体的多变性及复杂化，税务机关控制税源的难度及复杂性大大增加；二是随着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一方面经济活动日益复杂化，另一方面经营形式逐渐多样化，税务机关控制税基的难度亦在增大；三是数字经济下，地理空间上的常设机构及固定营业场所变得模糊不清，从而增加了税源发生地认定的难度；四是在税源与价值创造相互分离的情况下，利润的归属难以简单地做出判断，尤其是国际贸易和国际经营活动利润归属问题。
另一方面，面对大数据所带来的海量涉税信息，税收机关难以有效整合、利用。大数据时代，信息是最重要的资源、生产要素及社会财富。然而，税务机关整合利用涉税信息能力的提升远远滞后于信息化的蓬勃发展。首先，税务系统内部各种信息缺乏有效整合。尽管旨在实现全国税收数据大集的金税三期系统的试点在有序推进，但就目前而言税务系统内部信息仍旧分散在综合征管系统、增值税发票管理系统及出口退税系统等各种系统中，整合性明显不足。其次，各级税务部门缺乏对高度智能化的企业信息系统的了解，难以有效分析，甚至无法分析存在该系统内的大量企业会计核算和生产经营数据，从而无法掌握企业真实的生产经营情况。再次，各级税务部门利用第三方涉税信息效率偏低，体现在财政、房管局、银行及工商等部门之间的信息孤岛，以致涉税信息无法共享；缺乏有序、科学的涉税信息的收集程序及规则，以致面对涉税信息反应不够灵敏。
二、“互联网+税务”的法律留白
应该说，现行税法及以此形成的税制基于大工业时代的经济运行模式而建立的，对于数字经济的新型运行模式存在诸多失灵的法律风险。
（一）传统经济关联原则的式微
税收管辖权的行使，主要依据的是经济关联原则，特别强调经济活动与特定有形场所（常设机构或不动产所在地或企业实际管理地）。但面对以互联网和通信技术为支撑的数字经济，原有的经济活动与特定有形场所的联系不再那么具有严密的逻辑性，更多的是具备偶然性和随意性。因此，借助经济活动与特定有形场所的关联进行税收管辖权的划分是不合理的，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一则数字经济下，伴随确定税收管辖权的连接因素的消失或模糊，传统居民地管辖权和来源地税收管辖权的认定标准难以发挥功效；二则传统按照交易标的性质及活动形式区分界定所得的定性标准难以适用数字经济下所得的定性；三则在价值链管理模式下，关联企业的功能剥离及有序配置替代了操纵转移定价，使得该原则的运用陷入窘境。此外，企业与消费者的交互性亦使得利润的归属地难以确定。可见，传统以有形场所为要素判断经济关联的规则，难以适应数字经济下企业运营模式和价值形成机理的变化，亟待拓补。
（二）规则漏洞导致BEPS的泛滥
如众所知，混合错配、转让定价、资本弱化、受控外国公司（CFC）及跨境电子商务是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BEPS）的主要方式，而随着数字经济及大数据的深化而愈演愈烈。虽然，现行税法对上述行为方式予以了规制，但是几乎所有的法律规则皆是立足理论层面而进行的制约，难以适用实际操作。以资本弱化为例，《企业所得税法》从债权性投资、权益性投资及其之间的比例三个方面予以了一般规定，但对于债权与股权的比例计算时点等具体问题并没有明确，难以有效及准确地判断企业是否实施了资本弱化避税行为。又如CFC规则，何为合理经营需要及是否需要根据消极或积极性质划分所得都未得到明确回应。此外，我国跨境电子商务反避税立法阙如。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完善，为BEPS的泛滥提供了温床。微软通过在爱尔兰、新加坡和波多黎各的“海外地区业务中心”转移大量盈利，规避我国税款8.47亿元就是佐证。因而，必须完善反避税规则，以遏制BEPS的横行。
（三）涉税信息共享法律机制欠缺
现行税收征管法虽然要求“建立、健全税务机关与政府其他管理机关的信息共享制度”，但未能破除既得利益体系，使得税务机关与政府及其他管理机关的涉税信息依旧呈“信息孤岛”之状，因而难以发挥各部门涉税信息的集群效应。同时，它也只是规定银行、住建、海关、工商等第三方主体应该支持、协助税务机关执法，但是并没有明确这些第三方主体有向税务部门报告涉税信息的义务。此外，还赋予了税务部门在税务检查环节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依法采集信息及查询的权利，但其适用范围受到严格限制。因此，关于涉税信息共享法律机制的规定实则是一纸空文，不具有任何可操作性。对此，《税收征管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增加了一章“信息披露”以强化涉税分享机制。殊不知，税务机关试图将纳税人所有涉税信息进行收集的规定，既给第三方设置了不合理的负担，亦不利于获得有效的信息，更对公民权利、经营自由及政府职能分工的侵害，明显违背了比例原则。
（四）数据权及其法律保障不完善
大数据时代，海量的涉税信息被收集、处理、交易及应用，个人信息安全、社会安全及国家安全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是，我国现行税法规范，甚至是其它相关法律法规皆没有对数据权这一新型权利的保障提供有效的方案。一方面，纳税人权利话语在税法规范体系中匮乏的现状，就决定了纳税人数据信息权保障机制的不健全。现行税收征收管理法明确了纳税人提供涉税信息的义务，但对于纳税人涉税信息数据权的保障只字未提，即使不久的《税收征管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也只是一味强调提供涉税信息的义务，并没有针对涉税信息数据权保护的条款设计。另一方面，由于大数据发展尚处初级阶段，国家战略上的数据及其权利保障尚未进入法律保障的视野，我国在大数据保护方面的政策法规还付之阙如，税收数据权的法律保障更是如此。
三、“税务+互联网”的法治保障
要全面落实“税务+互联网”行动目标，必须在深入细致的分析数字经济与大数据的特征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健全相关税法规则。
（一）现代经济关联原则的改进
经济关联原则对于处理税收管辖权问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理应在数字经济时代予以坚持，但应根据数字经济的特点予以修正，即“从以前倚重有形场所转向有形场所与虚拟空间相结合，结合企业价值链，对企业的价值贡献因素进行全面考量，在此基础上识别相关关联要素”。对此，OECD在BEPS行动计划中提出的“价值创造”理论值得借鉴。首先，为契合数字经济虚拟性特征，可采取“实质性存在”（包括数字化或其它形式的实质性存在）替代“常设机构”作为税收管辖权的连接因素。其次，通过识别价值创造的关键要素和环节，分配企业利润，继而划分税收管辖权。换而言之，“实质性存在”和“价值创造”是经济关联原则在数字经济时代的进一步发展，而消费者和消费市场是价值创造的实质关联要素。据此，现代经济关联原则得以修正。需要指出的是，数字经济的到来并不意味传统经济模式的消亡，因而传统经济生产模式依旧适用传统规则意义上的经济关联原则。
（二）完善反避税规则应对BEPS
为应对BEPS，必须完善反避税相关规则。就转让定价规制而言，一是建议通过细化转让定价调整方法及采取案例明确相关操作程序的方式加强其适用性；二是根据无形资产的特点详尽其转让定价调整方法，以便税务机关可视具体情况进行相关判定及操作；三是强化预约定价协议的法律效力、举证责任、救济机制及违约责任等方面的立法研究，以增强其制度的实用性。就资本弱化规制而言，参考美国和OECD的策略，在采取固定比率法下，视债务和股本的比例而明确企业审查的范围；同时，限制企业从股东处借入资金利息的税前扣除。就受控外国公司规制，须对“合理经营需要”等条款进行细化，增加“无避税动机豁免”、“微量所得豁免”等解释性税收条款，并依据积极与消极所得的不同性质采取不同课税措施。此外，还需认真对待混合错配安排规制，必要的时候予以引入。当然，对于电子商务、云服务、在线广告及虚拟货币等数字经济新商业模式立法应及时跟进，以回应社会需要。
（三）涉税信息共享制度的立法完善
高效的涉税信息共享制度是推进税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制度，应以税收征管法修改为契机予以全面的完善。首先，立法应当明确涉税信息内涵与外延，奠定涉税信息共享制度的基础。其次，应通过立法打破部门壁垒，构建不同领域及环节纳税人涉税信息的共享机制。明确工商、住建、银行等政府其他管理部门向税务机关报告纳税人涉税信息的义务，联合政府管理部门力量，对不同领域涉税信息进行整合与应用，以此构建一个先进、严密的信息共享系统。再次，建立健全纳税人主动提供及第三方主体被动提供相结合的涉税信息提供制度。纳税人应通过定期纳税申报及应税务部门要求提供其掌握的、真实可靠的涉税信息；而第三主体则是对纳税人信息不充分、不客观、不真实的补充及矫正，在税务机关发出书面查询函之后，就其领域相关的纳税人涉税信息进行供给。此外，立法上还必须对税务机关获取涉税信息的目的予以明确，除为税收目的，不得向第三方披露。同时，接触纳税人涉税信息的组织或个人负有信息的保密义务。
（四）数据权确立及其保障机制健全
法律因回应社会需要而产生，须及时跟进社会发展。当数据承载着资源、财富及生产要素，必然应受到立法的确认，并加以保障。在个人方面，首先应明确个人数据权的法律地位，坚持个人数据权保护之消极同意、质量与安全、处理有限及保证主体参与的原则；其次，根据纳税人信息数据有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基本生产经营及涉税负面信息之别，实施不同的保护规则。对于非法窃取及侵害纳税人信息数据的，应课以法律责任。在国家方面，税收资源是国家的重要战略资源，事关个人安全、社会稳定及国家兴亡，数据的利用和占用必将成为国家间税收竞争和博弈重要法器，所以必须确立税收数据，即享有税收数据管理权和税收数据控制权。任何组织或个人均不能篡改、伪造、毁损、窃取及泄露涉税信息数据，否则将受到严厉的法律制裁。
【参考文献】
[1] 经济与合作与发展组织：《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解析与应对》，廖体忠、李俊生编译，中国税务出版社2015年版，第76页。
测绘事业快速发展
条例实施特别是修订以来，全省测绘与地理信息事业加快发展、工作能力持续增强、服务水平普遍提高。
全省约80%的市、县（市）基础测绘纳入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年度计划及财政预算。完善了大地测量基准，建成了浙江省卫星定位连续运行综合服务系统，获取、更新了覆盖全省的航空影像和高分辨率卫星影像数据，生产、更新了覆盖全省的1∶10000地形图及其数字化产品、1∶50000电子地图和基本覆盖全省城市建成区及规划区1∶500至1∶2000地形图及其数字化产品，36个县(市)建成了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
省测绘与地理信息管理部门还不断推进地理信息广泛应用。建立测绘成果资料汇交、、提供、使用和对外提供测绘成果的管理制度。“十一五”期间，向国土、建设、农业、林业、交通、水利、环保等20多个系统提供各种比例尺地形图近30万幅、大地控制成果27000多点。全面完成了“一县一图”工程，开展了全省陆域面积、主要河流长度、主要湖泊面积等重要地理信息测算。建成并开通省公益性地图网站和省电子政务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省应急管理地理信息平台及地理数据库在省市应急部门得到广泛应用。
省测绘与地理信息局与省发改委共同开发了“浙江省主体功能区规划编制空间信息服务平台”和“浙江省空间规划布局和重大项目选址辅助决策系统”，与省民政、林业、交通、水利、经信、公安、卫生等部门开发了区划地名、森林、水利、公路、无线电、警用、公共卫生、城管等专题地理信息系统，共建共享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继嘉兴市被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授予“国家数字城市建设示范市”后，杭州、宁波、温州、绍兴、湖州、衢州、舟山、丽水等市和德清县已被列入国家“数字城市”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试点。
监管职能需要进一步落实
调研组在调研中也发现，部分基层市县对测绘管理工作认识不足，重视不够，测绘管理还存在不少问题。一些地方基础测绘工作落实不到位。对基础测绘工作职能理解含糊，混淆了与其他专业测绘的关系。一些县（市）基础测绘尚未纳入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年度计划及财政预算。年度经费投入偏少，一些基础测绘项目得不到实施。依法监管的机构不明确，人员力量配备不足，职责界定不清晰，条例赋予的监管职能未能得到有效落实。
与此同时，测绘成果应用面不够广。测绘基准和数据标准不够统一，测绘成果的协调协作机制还不畅，部分地理信息资源难以共享，重复投入、重复测绘、重复建设的问题仍然存在。
推动地理信息产业发展
随着实施“两创”总战略和推进海洋经济示范区建设工作的深入，对测绘与地理信息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条例，切实推进测绘与地理信息事业发展，调研组提出不少建议。
调研组认为，要充分发挥基础测绘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编制实施测绘发展规划，依法将市、县（市）基础测绘项目纳入政府的年度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和财政预算，做好基础测绘与其他专业测绘的协调工作，加大经费投入，保障公共服务。并结合省级基础测绘的实施，给予经济欠发达地区基础测绘项目支持。
与此同时，要明确管理机构加强监管。完善机构建设，行使和发挥执法主体的职能作用。加强执法工作，严查涉证、、涉军、涉外的违法违规行为，确保国家安全。
在知识经济时代里，文化产业已经发展成为重要的经济支柱产业，促进了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创意产业是文化产业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在全球化经济背景下产生的，以科技为支撑，以网络等先进的传播方式为主导，向社会提供文化、艺术、精神、娱乐等需求的新兴产业，已经成为当下经济发展的趋势。作为以先进科技为核心的数字媒体，它包括图像、声音、文字等各种形式，还包括传播形式和内容的数字化。数字媒体的范围比较广泛，包括影视制作、广告制作、服装设计、游戏研发等等，同时涵盖了艺术、文化、科技、销售等诸多领域。目前，数字媒体已经成为推动创意产业发展的关键力量。
数字媒体是创意产业的重要内容
1.数字电影
数字电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以数字化的特效对电影进行处理，以创造出惊艳的视觉效果，让人们在观影过程中，有身临其境感。对于目前的商业电影而言，数字特效的应用影响着电影的票房。通常情况下，没有使用数字特效的电影，电影的制作成本会加大，而且票房也会降低。例如，我们熟悉的《少年派之奇幻漂流》、《星球大战》、《魔戒》、《套坦尼克号》、《捉妖记》等等商业电影，通过运用数字特效，为观众的视觉带来了强烈的震撼，也创造出了极高的票房纪录，取得了较大的经济效益。
2.动漫产业
动漫产业是基于数字媒体技术产生的一种文化产业，动漫产业除了自身会获得一定的经济收益外，主要还是依靠动漫带来的衍生产品来实现经济效益的。在动漫发展过程中，不仅利用数字媒体技术创造经济效益，与动漫相关的产品，例如衣服、玩具、食品等也能够创造极高的经济价值。
3.电子游戏
随着数字媒体技术的出现，游戏产业也得到了较大发展。游戏产业是一种潜力巨大的行业，网络游戏每年都为我国的国民收入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近些年来，不仅是网络游戏发展迅速，手机游戏、家用机游戏等也为社会创造了很大的经济效益。目前，全世界许多国家都在大力发展游戏产业，韩国甚至将发展游戏产业当作自己国家经济发展的国策。在游戏产业和电影产业发展过程中，二者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一部优秀的游戏作品，完全可以将其翻拍成电视剧或电影。比如，我们熟悉的《仙剑奇侠传》。而同样的，一部优秀的影视作品也能带动电子游戏的制作，例如，2015年红遍了大江南北的《花千骨》，由于影视剧本身就取得了较大成功，其改编的电子游戏便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其中，进而再一次创造出巨大的经济利润。
4.商业广告
电视广告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对相关产品的信息进行宣传，具备创意的广告，能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还能达到宣传的效果。广告要提高自身的经济效益，需要不断挖掘数字技术，提高广告的创意性。
5.移动产业
我国是世界上的人口大国，手机用户的数量十分庞大。据相关调查显示，目前我国手机的用户量，已经达到了13亿，这说明了手机在中国市场上前景的可观程度。而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特别是4G网络的出现，使得人们可以利用手机玩游戏、看电视、进行银行支付等等，这也说明了移动领域在我国市场上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数字媒体是创意产业的重要传播途径
随着现代传播媒介的不断发展，多媒体技术、宽带技术、互联网的兴起，对文化的传播方式，也造成了巨大冲击。然而，信息技术能为创意产业的传播和推广提供重要技术支持，无论是文字、音乐、图片等，都能通过网络和相应的终端机来传播和显示。同时，网络媒体也能使语音广播、电影、图书等文化信息进行融合传播。网络媒体的大容量、互动性、及时性等优点，为人们了解社会信息，提供了重要的传播途径。
数字媒体能够提高创意产业的竞争力
产业要想具备竞争优势，可以从两方面入手：即差异化和低成本。对于文化创意产品来说，产品的差异性，是其重要特征。信息技术的不断改进和应用，为产品的差异性提供了有力支撑。一些涉及图像、影像等多媒体文件创意产品，都需要利用网络、计算机等载体进行特色化、个性化制作以及传播。这些个性化创意产品，能够服务于差异性群体，取得经济利润。而低成本，指的是数字媒体的数字化以及双方传播，能够降低创意产业的成本。创意产业的产异化和低成本，有利于提高创意产业的竞争力，进而能够提高创意产业的经济效益。
结束语
关键词：发达国家；财政；金融危机；财政赤字
中图分类号：F81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1.09.18 文章编号：1672-3309（2011）09-44-03
近期，希腊、西班牙、爱尔兰、葡萄牙等国家严重的财政赤字问题在全球金融市场搅起波澜，引发了西方国家对金融危机影响新的忧虑，也敲响了可能浮现债务危机的警钟。纵观其他发达国家，财政赤字水平和公共债务水平较金融危机之前大幅上升，财政状况恶化日益成为一个普遍存在的经济问题。财政问题的显现为全球应对金融危机的共同努力带来新的挑战，并增添了全球经济增长复苏的一些不确定性，让人们在应对自第二次大战以来最为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初战告捷之时难以释怀。
一、引起发达国家财政问题的主要原因
全球金融危机期间，G20发达国家纷纷出台财政支持政策，扩大内需。这些政策的出台对抵消金融危机影响、缩短衰退持续时间起到了积极作用。随着全球经济出现复苏，一方面，发达国家政府无意或无力继续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另一方面，危机的后续影响依然存在，力度空前财政刺激政策所造成的后遗症也同时暴露出来。
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负面结果在于发达国家财政赤字普遍扩大，公共债务负担亦趋于加重。2009 年，G20发达国家财政赤字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即赤字率）达到9.7%，较危机之前2007年1.9%的赤字水平大幅上升7.8个百分点。这一赤字水平已大大超过国际公认3%的可接受水平，以及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3%的规定。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0年G20发达国家的财政赤字率还将保持在8.7%的水平。2009年，G20发达国家的公共债务占 GDP的比重（即公共负债率）达到98.9%，较2007年78.2%的公共负债水平上升20.7个百分点，大幅超过国际公认的和欧盟规定的60%警戒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这些发达国家政府的公共负债率在2010年将达到106.7%，在2014年进一步上升至118.4%，债务负担呈逐步加重趋势。有关发达国家财政、债务和经济增长状况见下表统计。
(1)财政收支状况为政府财政收支余额占GDP的比重，负数表明财政赤字；公共债务状况为政府公共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经济增长状况为实际GDP增长率。
(2)列出2007年的有关数据，便于危机前后的比较。
(3)2009年度财政赤字包含政府对银行业的救援。
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深度影响，G20发达国家出台的财政支持政策侧重于对金融行业的融资性支持和临时性财政刺激措施，具体包括购买不良资产、直接注资、提供融资担保、增加公共开支、转移性支付、降低税收等。相对于中国、墨西哥、南非等G20新兴成员国家，基础设施投资在发达国家的财政刺激措施中占比较低，仅为总规模的1/5。
毋庸置疑，赤字财政政策有助于缩短衰退持续的时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分析认为，赤字占GDP之比增加1个百分点可缩短2个月的衰退时间。按目前G20成员国家出台的财政刺激规模，约可缩短1年的衰退时间。从政策效用看，增加公共开支和减税措施，相比于投资开支，更有助于缩短衰退持续的时间，投资开支产生的效用则相对缓慢且滞后。
从已出台的财政支持政策中可以看出，造成 G20 发达国家财政赤字水平和公共债务负担攀升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政府对金融业的救援力度大且占比高。发达国家政府在2009年承诺的融资支持占这些国家GDP的5.7%，而G20新兴成员国家的融资支持仅为GDP的0.4%。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发达国家政府落实的融资支持占承诺比例的 44%，收购不良资产占承诺比例则约为 26%。如果政府已宣布的支持政策完全兑现，发达国家的财政状况则会糟糕得多。
其二，税收收入下降。政府出台的税收优惠政策着重反映在所得税和增值税方面的减征。同时，由于经济活动的下降，如企业经营效益、进口规模的下降，税收基础收缩，从而降低了政府的税收收入。此外，由于经济不景气，一些税收规避行为相对增多，也影响了政府的税收收入。
其三，金融危机造成社会福利开支增加。随着经济状况的恶化，主要发达国家失业率普遍上升。例如，西班牙 2009 年底失业率高达20%，美国的失业率接近10%的水平。失业人数规模的扩大自动增加了政府失业保险开支，同时也加大了政府的社会救济开支。
其四，多个发达国家本身存在着结构性财政问题，财政支持政策是政府为了应对金融危机而负担高昂成本的无奈之举。一些主要发达国家在危机初期的赤字水平和债务存量较高，为应对金融危机出台的财政支持政策，无疑加重了政府进行财政结构调整的难度，例如希腊、葡萄牙、比利时、意大利等国家。一些国家同时存在着财政结构性问题，与金融危机无直接关系，例如日本、美国等国家。另有一些国家的财政本身存在着结构性的问题，金融危机使债务状况恶化，例如爱尔兰、西班牙、英国等国家。
二、发达国家财政状况恶化带来的风险
（一）财政状况恶化将导致政府信用风险上升
财政赤字规模存在着一个具有客观性质的合理界限，如果赤字规模过大，则会造成政府信用下降。在市场上，财政状况持续恶化可能招致政府国际评级的下降，同时随着政府债务违约风险的增加，反映信用风险水平的信用违约掉期（CDS）产品的价格就会升高，如希腊政府年期的CDS 价格已从2009年11月20日的175点上升到2010年2月4日的428点（2月19日已回落到350点），从而在整体上加大政府的融资成本。在金融危机尚未消失、经济难言稳定复苏和融资成本上升的经济环境里，巨额财政赤字将导致政府债务和利息支出迅速增长，加剧财政风险，引起政府信用的丧失。
（二）过高的债务负担将严重削弱政府的债务偿还能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G20发达国家政府债务利息支出净额占财政预算总开支的比重将从2007年的1.9%上升到2014年的3.5%。日本和意大利债务负担增长过快，英国和美国债务的绝对规模很大，增势明显。G20发达国家债务利息支出净额占财政总开支的比重将从2007年的5.2%上升到2014年的 8.8%，假如把本金偿付考虑在内，发达国家政府还本付息额占总开支比重实际上将超过10%的安全警戒线。
（三）财政赤字将影响政治和社会的稳定
巨额财政赤字将引起要求降低赤字水平的内外部政治压力骤升。为了消除财政赤字的影响，政府必将采取财政紧缩措施，甚至大幅削减开支。当前，这些发达国家又都普遍面临着失业率大幅攀升的尴尬，民怨沸腾，因此，政府勒紧“裤腰带”，削减赤字的努力只会加剧国内社会矛盾，这将是各国政府无法回避的政治风险。例如，希腊总工会在 2010 年2月上旬组织了长时间的罢工，抗议政府财政紧缩政策，从而造成公共服务系统瘫痪。
（四）财政问题可能诱发通货膨胀
从某种程度上说，赤字财政与价格水平的上升有着固定的关系。因为赤字财政导致货币需求总量增加，而现存的商品和劳务的供给量却没有以相同的比例增加，这必然要使经济产生一种缺口，引起价格水平提高。即使在财政赤字不引起货币供给量增加的情况下，赤字与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有直接的关系。同时，政府债务的上升也会导致通货膨胀，最终会导致全球长期利率的上调。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加重政府的债务负担。最终，庞大的债务规模引起通货膨胀。
（五）政府债务高对经济发展亦非常不利
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莱恩哈特（Reinhart）和哈佛大学教授罗格夫（Rogoff）发现，政府公共债务占GDP（未经过购买力平价调整）比重达到90%时会成为经济增长的反转点。通过对西方20个国家过去63年（1946-2009年）历史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后发现，公共债务率超过90%状态下的经济增长，平均会比公共债务率在30%以下的经济增长低4 个百分点。
此外，财政状况的恶化也会导致本币贬值，引发汇率波动风险。发达国家财政捉襟见肘，还会减少对欠发达国家的援助，从而使得非洲、拉丁美洲等国家的发展环境更为艰难。
三、解决财政问题的政策选择
财政政策是为了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从而保持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财政政策的手段主要包括税收、预算、国债、购买性支出和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相应地，弥补财政赤字的方法包括动用财政结余、增加税收、增发货币、发行公债等。动用财政结余就是使用以前年度累积的财政结余来弥补当前的财政开支不足。增加税收包括开增新税、扩大税基和提高税率，但它具有相当的局限性，并不是弥补财政赤字稳定可靠的方法。增发货币是弥补财政赤字的一个方法，至今许多发展中国家仍在采用这种方法。但是从长期来看，通货膨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的增长速度，过量的货币发行必定会引起通货膨胀，将带来恶性后果。因此，用增发货币来弥补财政赤字只是一个权宜之计。通过发行公债来弥补财政赤字是世界各国通行的作法，最易于为社会公众所接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发行公债无论是对政府还是对认购者都有好处，但是，发行公债只能治标，却不能根治财政赤字问题；发新债还旧债会使债务负担的雪球越滚越大；信用级别不高的公债可能会无人问津。
如果经济增长速度超过财政赤字增长的速度，财政赤字问题则可以得到控制。 经济快速增长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增加财政收入，同时因失业的降低而减少社会福利开支。因此，促进经济增长，消化财政赤字，改善财政状况，是最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方法。
此外，通货膨胀也可降低政府的债务负担。通货膨胀将对已形成的公共债务产生贬值影响。在通货膨胀的作用之下，公债持有者的实际财富减少了，实际上是对国债持有者征收了通货膨胀税。显而易见，国债规模越大、通货膨胀率越高，政府对国债持有者征收的通货膨胀税就越多。实际上，通货膨胀是政府减少自身债务的一种隐蔽方式，像巴西、墨西哥等经历过高通货膨胀率和巨额国债的国家都曾采用过此法。目前，多数发达国家处于通货紧缩边缘。因此，利用通货膨胀手段并不是减轻债务的有效方法，而且这一方法将增加政府融资成本，并会牺牲部分经济增长利益。
当然，在极端的情况下，发达国家可以不计经济再次衰退后果而停止现行所有财政支持政策，冻结除养老和抚恤金以外的经常性开支。此外，财政困难的欧盟成员国家可以申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欧洲中央银行的援助。
四、对当前发达国家财政问题的一些深度思考
（一）发达国家的财政问题难以在短时间内消除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一场金融危机平均持续时间为2.5年，其中85%的危机事件持续1-4年，最长持续8年。在金融危机难以在短期内消失的情况下，财政状况的改善自然需要较长的时间。从发达国家经历的30个巨额财政赤字案例来看，赤字水平需要调整的幅度从5%-20%不等，调整所耗用的时间从3-15年不等，其中多数调整时间长达6-7年。对于目前发达国家的巨额债务水平，假如要把公共债务率在2020-2030年之前降低到60%可接受水平以下，G20发达国家必须从2010年开始将财政赤字3.5%的水平逐步调整到2020年财政盈余4.5%的水平，并在2020―2030年的十年时间里维持这一盈余水平。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财政赤字和高负债并不像通过对银行业大量注资似的可以一朝一夕即解决的经济问题。
（二）紧缩财政政策将主导未来
当前的财政问题已成为G20发达国家挥之不去的阴霾。为避免财政风险的发生，减轻内外部政治和社会的压力，发达国家政府将不得不紧缩财政，严格财政纪律。由此，降低赤字水平以及减轻债务负担将成为未来财政政策的重点和主调。同时，在紧缩财政政策的主导下，公共消费和公共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受到牵制，对未来经济成长产生长远的影响。
（三）利用通货膨胀转嫁财政风险值得提防
解决财政赤字问题，除削减开支、增加税收外，最主要的还是两种方法，一是促进经济发展，让税收自然增长；二是发行货币。在目前形势下，经济增长显然不足以支撑税收的高速增长。所以，个人认为，发行货币来弥补财政赤字将成为必然的选择，而且现实的通货膨胀水平为政府增加货币发行量提供了操作空间，但是，鉴于金融危机爆发后的救市措施已被货币化，未来通货膨胀发生的概率非常大。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政府在金融危机中采用的措施和手段来看，他们动用印钞机解决问题是一点都不会客气的。当通胀出现时，公共债务还会自动缩水，更是一举两得。届时，损失惨重的将是那些持有发达国家公债、货币资产的投资者。
（四）债务负担对未来实际利率升高十分敏感
名义利率等于预期的通货膨胀率加上实际利率。虽然通货膨胀有助于减轻债务负担（目前发达国家很低水平的通货膨胀不足以产生这种作用），但在另一方面，为应对危机所采取的大额注资将提高人们通货膨胀预期，在财政赤字水平和债务负担明显升高的情况下，实际利率上升不可避免。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债务占GDP比例的大幅提高，往往引发实际利率的上扬。政府公共债务占GDP比例每增加20%，便导致实际利率上涨20-120 个基点（0.2%-1.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分析，如果实际利率在2014年升至5.1%（相当于1985年的利率）的水平，发达国家利息支出占GDP的比重及赤字率均将提高3.5个百分点。因此，身负巨额债务的政府对实际利率的上升将会变得诚惶诚恐，实际利率水平的升高将兀然成为影响发达国家未来经济稳定的死穴。
在金融危机后期，严重的财政问题将拖累全球经济的稳定增长，并必将成为全球经济未来几年的一个主要挑战，而不再掌握货币发行权的一些欧盟成员国家所面临的挑战将尤为突出。
参考文献：
[1]西方政府财政及预算管理[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