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多边谈判情况
目前,联合国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多边协作机制。在联合国的努力下,各国通过了一系列关于气候变化的协定,包括1994年全球第一个环境协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年通过的规定了2008—2012年第一承诺期工业化国家减排承诺和减排机制的《京都议定书》、2007年的“巴厘岛路线图”。温室气体减排不仅是一个环境问题,而且关系到各国的具体经济利益。在2009年哥本哈根全球气候谈判中,各国分歧很大,未能达成有效协定。美国、一些欧洲国家提出了多项贸易谈判建议,试图将气候变化和贸易挂钩,对没有采取减排措施或未达到减排目标的国家实施相应的贸易限制,但气候与贸易的谈判不属于联合国的工作范畴。世界贸易组织(WorldTradeOrganization,WTO)不是全球环境保护组织,它的能力只限定在“与贸易有关的环境政策”上[1]。尽管如此,自关贸总协定(GATT)以来,有关环境与贸易问题的讨论就从未停止过。《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签署后,WTO成立了贸易与环境委员会。2001年,多哈部长级会议明确了新一轮谈判中的贸易与环境问题,具体谈判内容有三项:(1)明确WTO规则和各种多边环境协议中贸易条款的关系;(2)各种多边环境协议的秘书处与WTO相关委员会之间的常规信息交流;(3)减少对环境产品及服务的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多哈宣言》还指示WTO贸易与环境委员会对以下问题进行研究:(1)环境措施对市场准入的影响,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2)与WTO知识产权协议相关的问题;(3)环境标签问题。可见,WTO多哈谈判意识到了贸易与环境的关系,但这里的环境问题在范畴上要大于气候变化,气候变化问题还不是WTO的工作内容,并未列入多边谈判日程。
(二)美国和欧盟的内部措施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但它没有签署《京都议定书》。2009年6月,由美国众议员亨利?韦克斯曼(HenryWaxman)和爱德华?马基(EdwardMarkey)提出的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ACESA)在众议院投票中顺利通过,该法案中的国际条款部分涉及气候变化与贸易的关系问题。主要包括:(1)总量控制与交易(cap-and-trade)①。ACESA对美国大型温室气体排放源设置了具有法律约束力且逐年下降的总量限额。在该体系下,法案要求排放源对其排放的每一吨温室气体都要持有相应的一单位排放配额,而排放配额是可以进行交易和储存的。法案授权美国对于设定有严格强制性温室气体排放总量限制和交易计划的其他国家可以接受该国的排放配额。同时,这些国家的总量限额和交易计划至少要有和美国同样严格的(也是同样重要的)监测、遵约、执法、抵消减排指标质量以及减排量使用限制的机制。这些减排指标是按1∶1的比例进行交易的。法案授权美国相应机构指定行业排放指标清单。这一清单将包含温室气体排放量大或者收入相对较高的国家,以及那些在美国会受到排放限制的行业。若清单中的国家或行业不符合排放强度目标,那么,它们将不能进入美国市场。(2)国际泄漏(leakage)条款②。美国的政策思路是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其他组织形式下,积极主动地与其他国家达成有约束力的协议,将国际协议条款纳入美国气候变化谈判的目标中,促使其他国家采取国内措施以减少碳泄漏。(3)碳关税(carbontariff)③。该法案规定,美国有权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实施碳减排限额国家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该法案从2020年起开始实施。欧盟是第三大温室气体排放国,也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成员,是多边气候谈判的支持者。欧盟排放交易体系属于总量控制与交易体系,具体做法是:欧盟各成员国根据欧盟委员会颁布的规则,为本国设置一个排放量的上限,确定纳入排放交易体系的产业和企业,并向这些企业分配一定数量的排放许可权———欧洲排放单位(EUA)。如果企业能够使其实际排放量小于分配到的排放许可量,那么,它就可以将剩余的排放权放到排放市场上出售,获取利润;反之,它就必须到市场上购买排放权,否则,将会受到重罚。
(三)问题的提出
虽然贸易与气候变化问题正日益成为多边谈判的热点,但在国际协定达成之前,该问题的解决更多地要依赖一国国内机制,欧美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实施了国内措施。国内政策可能会产生双边或多边影响。首先,欧美担心国内措施的实施(如碳税)会增加企业的负担,导致欧美企业竞争力下降和碳泄露,于是征收边境税调节,引发保护主义。其次,欧美先行实施国内措施后,其多边博弈的最佳选择是推动多边谈判,让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到游戏之中。欧美希望在多边谈判中获得制定规则的主动权,保证其未来的竞争优势。在WTO框架下进行气候谈判,涉及诸多议题,包括关税减让、边境措施、技术壁垒、知识产权和补贴。每个议题的背后都隐藏着不同的经济利益。中国在贸易与气候谈判中处于敏感的地位,这是因为:(1)气候谈判议题多、内容新,新规则将是一把双刃剑,既可能为贸易发展服务,也可能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如何趋利除弊,在各种谈判议题上准确定位十分重要。(2)中国是世界贸易大国,发达国家所实施的贸易保护措施主要是针对中国的,如何避免发达国家的碳壁垒、处理好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关系是很关键的问题。(3)中国的资源结构以煤炭为主,不具备低碳优势,气候谈判是否符合中国的经贸利益、如何确定中国谈判战略,需要认真研究。本文在WTO框架下研究气候变化谈判问题,试图为中国参与谈判提供战略建议。
二、WTO框架下气候变化谈判主要议程
(一)环境产品的定义及减让
环境产品的关税减让谈判是WTO多哈谈判的一个重要议题。谈判遇到的主要问题有:第一,什么是环境产品?第二,如何减让?关于环境产品的谈判建议大致分为两类:一是传统的环境产品(traditionalenvironmentalgoods,EGs),认为只有用于环境目的的产品才属于EGs;二是无害环境产品(environmentallypreferableproducts,EPPs),EPPs的定义比较宽泛,只要某产品在制造、消费或处理过程中对环境有利就可以认定是EGs。图1表示了传统环境产品和无害环境产品的区别。传统环境产品的谈判建议明确了环境产品必须用于解决环境问题,从而减少贸易保护主义。但要解决什么是真正的环境产品,把什么样的产品放入清单等问题是非常困难的,如混合动力车可以被看做是环保产品,但这也是一个相对的判断,需要时间去验证。无害环境产品是一个宽泛的定义方式,会引起诸多法律问题,尤其是基于生产与加工方法(ProductionandProcessingMeth-ods,PPMs)的认定方式颇受质疑。认定产品的属性,是否是相同产品(likeproduct)在WTO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意义,其中既涉及产品关税措施中的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也涉及环境标签等技术壁垒问题。WTO法律体系对PPMs尚无统一的、明确的规定,只是在个案基础上作出过法律解释。例如,在欧盟石棉案中,WTO争端解决机制认定相同产品的四个标准是:产品属性、性质和品质;消费者的喜好和习惯;产品的最终用途和关税分类。可见,WTO并没有接受PPMs方法。如果用PPMs方法,很多相同产品也许会不相同,因为它们的制造方法不同。PPMs很容易导致保护主义泛滥。环境产品的减让谈判在多哈回合中进行得比较艰难,主要原因是目前各国的关税水平不等。例如,可再生能源的关税,发展中国家的水平是0到60%不等,最不发达国家的水平是从0到35%不等,不发达国家的水平在0到10%之间。具体的减让谈判建议主要有清单方式和项目方式。清单谈判方式是由欧盟、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新西兰提出的,主张将成员国提交的环境产品清单进行认定,用以关税减让谈判。谈判中的环境产品和服务友好集团(FriendsofEGsGroup)提交了153项环境产品的清单,世界银行认定了其中43种产品是环境产品。2007年11月,美国和欧盟主张加速这些环境产品的减让谈判,目标是到2013年这43种产品的关税降至零。印度提出了项目谈判方式,在联合国清洁能源机制和WTO贸易与环境委员会的框架下针对特别的环境项目实行自由化。巴西提出了要价出价、讨价还价的方式。还有一些谈判建议来自研究者,如史迪威(M.Stillwell)提出了认定环境产品的五项指标①,强调环境产品应以直接环保为目的,并指出谈判应保障发展中国家的利益。[2]中国谈判代表认为谈判未来的走向仍很难预测,也许目前的几种谈判方式混合在一起可以形成一种折中的解决办法,如“清单+项目”的方式。对于大家公认的纯粹的环境产品,如风力发电的设备,可以用清单的方式进行谈判,协商如何降低关税。但是对于具有多重功能的产品,就可以通过项目的方式解决。在谈判的最后阶段,也不排除以讨价还价的方式作为补充。[3]环境产品的贸易呈现不断增长的态势。以可再生能源为例,1997年到2007年的10年时间里,发展中国家该类产品的出口累计增长了598%,年均增长62%;发达国家累计增长了179%,年均增长29%。这表明环境产品的谈判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均十分重要。
【关键词】低碳经济；国际贸易规则；影响与应对途径
一、引言
低碳经济指的是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基础上，在技术、制度、开发模式上作出转变，减少各类化石能源的使用，减少温室气体对于环境的污染，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而温室气体的减排工作也成为了世界各国经济政策和决策的重要判断标准，也成为了现代产业竞争的关键因素。
二、低碳经济对国际贸易规则的影响
1.多边贸易谈判的影响
低碳经济理念使得世界各国都将如何生产低碳产品和保障低碳服务作为了日常贸易工作的核心，而这些环境友好型产品的关税政策也成为了国际贸易规则中的重要工作。不能否认，低碳经济为这些产品的生产创造了先决条件，也提供了稳定的需求市场。但是，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必须制定更加完善的规则来保障低碳经济的稳定发展。针对这一问题，很多组织和专家也提出，要将低碳产品和服务的贸易壁垒消除，达到贸易自由化。他们的观点认为，这些低碳产品不仅能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同时，也可以带来生态效益。例如低碳产品的使用可以有效提升空气质量，也能节约能源，符合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因而，这一观点的提出也对世界各国的多边贸易谈判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2.区域性贸易谈判
低碳经济对世界贸易规则的影响非常大，尤其是对于一些双边贸易协定。低碳经济的模式与传统经济模式的显著区别在于，低碳经济以传统经济模式为基础，重点关注了一些环境方面的问题。例如欧盟，也一直讲应对气候变化和生态型社会作为核心利益。不难看出，低碳经济也很大可能成为未来区域性贸易谈判的重点参照。相对而言，这些区域性的贸易谈判参与者数量少，因而意见一致的可能性也更高。而低碳经济所带来的生态效益也会使产品的供给和需求模式发生显著的变化，这也需要贸易规则的管理。
3.自愿性贸易规则
低碳经济是全球性的议题，并不是一个国家能够依靠自身的力量所解决的。但是，环境问题却是全球性的，其带来的危害也不仅仅针对一个国家。基于这一原则，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意通过合作的方式来解决环境问题。换而言之，低碳经济的发展是需要世界各国参与完成的事情，也需要协调和合作才能最终实现。所以，很多国家也自愿加入其中，并通过自身的规范管理来实现本国的低碳发展，从而生产出低碳产品。毫无疑问，这也会给自愿性贸易规则带来前所未有的转变。
三、低碳经济理念下我国的应对措施
1.尊重多边贸易制度
如果在未来能够达成协议，那么多边贸易制度将发生历史性的转变。我国作为发起者之一，已经从自身开始进行了转变。所以我国应该继续稳定发展，在尊重多边贸易制度的前提下，认真研究好“十二五”发展规划以来的发展方向和需要扶持的产业，将我国的优势产品进一步推广，在世界贸易的市场中占有足够的份额。另外，还需要关注一些新能源领域的优惠政策和贸易壁垒接触方面的问题，也有助于实现我国贸易的进一步稳定。
2.关注低碳经济的发展趋势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将双边性贸易协定作为发展的依据，更多环境问题也必然会得到妥善解决。而作为中国，应该对这一问题高度重视，因为未来的世界贸易格局很可能因为低碳经济的产生而发生质变。另外，我国应该利用好区域性贸易协定的优势，来加快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脚步。例如可以扩大产品市场，并根据贸易国家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方案，最大化地为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立作出必要的支持，最终实现共赢的结果。
3.参与低碳政策的建立
对于国际贸易来说，未来低碳经济的发展也必然催生更多相关的制度和政策，尤其是国际标准化组织设定的相关政策。因而我国也需要积极参与到政策建立的过程中来，从而让我国的低碳产品能够具备足够的竞争力，在世界市场中占据有利的地位。这不仅需要我国注重相关人才的培养，还需要加大国际政策的支持力度。
四、结语
不难看出，低碳经济是一个长远的议题，也需要世界各国的协调和配合。所以，作为中国，要在认清形势的基础上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充分秉承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不断的深化改革中实现环境的保护，从而在世界贸易中能始终处于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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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从未像现在这样引起人们的关注。气候变化最直接的影响是粮食安全和水安全，最直观的表现是频发的气候灾难。
11月30日至12月11日，备受关注的全球气候变化大会将在法国巴黎召开，有望在全球碳减排方面达成某些共识。中国国家主席也将于11月29日至11月30日赴法国出席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开幕活动。曾强调，中国要“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作出新的贡献”。
11月23日，《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专访了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他将中国代表团备战气候变化巴黎大会的台前幕后娓娓道来，为了准备此次巴黎气候大会，他和他的团队已忙碌数月之久。
此次会议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努力的一次关键性会议。“它将决定2030年之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整体进程。”解振华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
今年6月，中国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交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文件《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
“中国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始终积极承担责任，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我们过去作出的承诺以及历次谈判中达成的共识，应该中国政府做的，都在认真地落实。我们取得的成效，已经得到了国际社会充分肯定。”解振华说。
谈到中国的环境问题，熟稔内情的解振华深有体会，他认为，就环境谈环境，解决不了问题，从经济改革全局入手，才能找到环境治理的答案。
在采访中，解振华一再强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倒逼改革的作用，并表示这也是中央决策层所希望看到的效果。
解振华是中国环保界的元老级人物，曾多年主政环保部门，长期担任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谈判中国代表团团长，从巴厘岛路线图到被誉为“拯救人类最后一次机会”的哥本哈根会议，再到此次的巴黎气候大会。
备战巴黎气候大会
《财经国家周刊》：巴黎气候大会即将举行，你对本次大会有多大信心？
解振华：应该说今年的巴黎气候大会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里程碑式的一个会议。因为它将决定2030年之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整体进程。
对此次的巴黎气候大会，我还是比较有信心。最近我去参加了巴黎气候大会部长级预备会议，有70多个国家的部长参与此次会议。总体上，各国意见都是建设性的，互信也在增加。
巴黎气候大会将有100多个国家元首参加开幕式，这也增加了世界气候变化多变进程的政治推动力。
我们希望这次巴黎气候大会成果能遵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基本原则，能达成一个有雄心、有力度、适合各个缔约方的具有法律效力、有包容性的协议。
我们也希望通过今年的气候大会，各国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改善民生，并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找到一条可持续发展路径，即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路径。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计划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并计划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例提高到20%左右。
各国虽然发展阶段不同，但应通过这一路径来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的长期目标。
我们支持大会达成一项“有力度”的协议，但同时呼吁国际社会首先应维护互信，将已经取得的成果和决定加以落实。这包括尽快批准《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以及兑现发达国家每年1000亿美元的资金目标和技术转让的承诺。
《财经国家周刊》：身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一直都在用实际行动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努力推动国际气候谈判进程。对此次巴黎气候大会，中国做了哪些准备？
解振华：巴黎气候大会准备会议从今年年初就已经开始。中国政府一直都在积极参与。今年6月底，中国正式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交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文件《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明确表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中国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措施、路径。
对11月底的巴黎气候大会，我们希望大会达成的协议应当遵循公平的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和各自能力的原则，体现各国历史责任、发展阶段、现实国情和应对能力方面的区别。
此次巴黎气候大会应该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技术、能力、透明度等各方面，找到大家都能接受的，又真正能解决问题的路径。
同时，我们也希望发达国家真正兑现他们已经作出的承诺，要落实历次谈判中达成的共识。
中国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始终积极承担责任，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我们过去作出的承诺和在历次谈判中达成的共识，应该中国政府做的，都在认真地落实。而且我们取得的成效，已经得到了国际社会充分肯定。
据国际能源署评估，中国不仅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增长快，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的成本也大幅降低。近7年来，中国的森林蓄积量增加了近22亿立方米，大大超出原先承诺的13亿立方米。
2014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第一次在经济正增长的情况下没有增加。这其中，中国贡献功不可没。
《财经国家周刊》：对于此次巴黎气候大会的协议，中国代表团有何期望？
解振华：中国代表团希望在协议中更加重视技术合作、技术创新、技术转让。这是解决减排、发展低碳目标的根本措施。
另外，发展中国家在减排过程中，能力不足，需要资金支持，这需要发达国家履行责任，兑现自己的承诺，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支持。没有这种保障措施，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很难实现。
《财经国家周刊》：谈到资金问题，南非德班气候大会决定启动绿色气候基金。发达国家缔约方承诺到2020年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的资金募集目标，以满足发展中国家绿色减排的需要。如何看待这个基金？中国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解振华：资金机制也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一个要素，但是现实中发达国家并没有履行上述承诺。我们希望发达国家应该承担责任，在2020年之前达到1000亿美元的规模。2020年后在此规模的基础上，再有所增加。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也愿意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领域展开合作。
今年9月，国家主席宣布，中国将拿出200亿元人民币建立“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包括增强其使用绿色气候基金资金的能力。这将对发展中国家减排、节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提供支持。中国还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增加通过绿色气候基金融资的能力。
在巴黎气候大会之后，我们还将继续增加“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的规模。
《财经国家周刊》：你曾经说过“没有不拖的气候会”，从中可以看出气候谈判之艰苦，你认为在此次巴黎气候大会上，会遇到多大阻力？
解振华：每次会议都会遇到阻力。在谈判中，大家都坚持自己的立场。我们追求的是：第一要体现全人类利益;第二要体现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是着眼长远、深思熟虑的主动作为。面临摆脱贫困、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保护环境等诸多挑战，中国意识到这些挑战也给自身发展带来很多新机遇。
所以我们要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把我们自己该做的认真做好。这也是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中美共识推动全球进程
《财经国家周刊》：英国外交大臣气候变化特使大卫・金爵士曾经表示，对今年的巴黎气候大会“有信心”。2014年11月中美两国领导人在北京发表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是他看好巴黎气候大会前景的重要原因。如何评价这份联合声明？
解振华：去年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应该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合作亮点，同时为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多边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中美两国元首宣布了两国在2020年后应对气候变化将采取的行动。美国计划于2025年实现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26%―28%的全经济范围减排目标，并将努力减排28%。中国计划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并计划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例提高到20%左右。
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份声明提出“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也就是根据国情不同，各自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
这个原则在去年的利马气候会议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那次会议延时了42个小时，最后把《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一些内容和原则借用过来，才把会议僵局打破。可以说，这个联合声明对利马会议起了巨大推动作用。
我认为，无论在今年的巴黎气候大会，还是会上达成的协议中，《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还将发挥更大作用。
《财经国家周刊》：今年9月中美两国元首又发表了《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国际上有评价认为，中国气候减排目标定得比较高，可能在现有经济发展模式下难以做到，你怎么看？
解振华：对于中国确定什么样的目标，中央和国务院有明确要求：要建立一种倒逼机制，促进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主席非常明确地说过，气候减排这件事，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中国自己要做。要通过气候减排建立倒逼机制，促进国家向绿色低碳发展转型。因此，我们制定的目标，要发挥倒逼转型升级的作用。
总理要求通过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努力实现能源消费做减法，经济增长做加法，实现经济发展与应对气候变化“双赢”。目标要定得“经过努力可以做到”，又要有一定的力度。
应对气候变化，中国经济发展必须要走低碳的路径。中国两国发了联合声明，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落实。要兑现自己的承诺，积极采取行动，这才是对本国老百姓负责，对世界负责。
《财经国家周刊》：目前，全球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欧盟碳贸易体系，但交易量并不理想。你认为中国推行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有哪些挑战？还需要做哪些工作？
解振华：中国搞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已经有几年时间，通过北京、上海、广东、天津、湖北、深圳和重庆7个省市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展开摸索。
我们搞碳排放权交易并不追求交易量有多大，价格有多高，而是要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碳排放权交易的制度。《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2014年12月，2015年1月开始实施，碳排放权配额总量如何确定，配额应该如何分配、第三方如何认证等制度和组织，现在正在逐渐探索清楚。
欧盟碳贸易中，价格最高的时候一吨碳排放权是40欧元，最低的时候只有2欧元。欧盟的碳排放权交易之所以低迷，有可能是配额尤其是无偿的配额分得太多了，加上经济不景气，减排力度不够，所以市场有些疲软。我们也会借鉴欧盟、美国一些经验和教训，为2017年启动全国统一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奠定好基础。
最近中欧、中美等联合声明都提出，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要进行交流。我认为将来要不要在全球建立一个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都是值得探讨的。
治污过程不会太长
《财经国家周刊》：近年来，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取得成绩有目共睹，但是老百姓还承受着环境污染之苦，雾霾就是其中的代表。如何看待雾霾的治理问题？
解振华：雾霾、空气污染，大家切身感受到了它的影响。但是还没有感到变暖对自己的危害。极端气候在增加，飓风、干旱、洪涝灾害都跟气候变暖有关系。
其实，应对气候变化与治理大气污染是同根同源。中国正在治理大气污染，也制定了节能减排的方案，还采取了节能、提高能效、调整能源结构、增加森林碳汇等措施。我们看到中国也出现了“阅兵蓝”、“APEC蓝”，为什么？因为找到了根源，治理的措施是对的。如果这些措施能够很好地协调，完全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但是要考虑到经济、就业和社会的问题，所以治理污染有一个逐步的过程。我个人认为不会用太长的时间，这些问题就能够解决。
《财经国家周刊》：如何找到一条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的双赢道路？
解振华：在新的100年中，地球不仅要消解人口增加带来的压力，还要消解资源和环境带来的问题，那怎么办呢？现在来看，基本的路径只能是绿色、循环、低碳和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是最有效地利用资源保护环境，从源头和生产过程解决发展过程当中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推动绿色转型，实现经济社会环境有机统一的一个经济发展模式。
党的十把循环经济的作用和地位提升到新的战略高度，把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初步建立作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要求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更多地要依靠节约资源和循环经济来推动。
《财经国家周刊》：我国现在循环经济发展态势如何？在促进循环经济发展方面，你有哪些建议？
〔关键词〕气候变化；中美战略；合作共赢
〔中图分类号〕D81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6）04-0064-11
〔作者简介〕杜受祜，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杜珩，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震灾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四川成都610071。
“除气候问题外，国际社会不再面临更重大的长期性问题。”（托尼・布莱尔，2002年）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使人类社会形成最广泛的命运共同体。气候变化事关中美两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应对气候变化的中美关系是中美关系的重要领域之一。应对气候变化的中美关系既包括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国际公约和国际机构下的多边关系，也包括中美两国之间气候治理的双边关系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内行动等内容。2009年《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就提出：“把能源和气候变化提升为两国战略和经济对话的核心议题之一。”2014年奥巴马在荷兰海牙与会晤时明确表示，“美方希望加强中美两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协调与合作，将其打造成美中积极合作的新领域”。
基于气候变化的“危险正在增加而能够遏制危险的机会正在变小”的态势，和迄今已经召开了的21次“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对后“京都议定书”时期，仍然没有一个清晰的、实质性减排方案的情况，也基于中美两国都是受到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的国家和在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格局中的极端重要地位等原因，构建应对气候变化中美合作共赢关系，不仅可能为打破气候谈判僵局，促进全球气候治理体制机制改革，提高气候治理效率，为全人类加快向低碳经济转型提供方向和指导，同时也可能成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突破口，为推进其他领域的合作共赢积累经验和探索途径。
本文拟从研究中美两国气候战略和政策着手，比较中美双方气候治理的共同性和差异性，探寻中美双方在多边和双边领域加强政策协调，推进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体制机制改革，提高全球气候治理效率，探索促进中美双方加快向低碳转型，构建气候变化中美合作共赢的机制和路径。
一、气候变化的中美关系
（一）全球气候治理格局中的中美大国战略地位
1.中美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和温室气体排放国
资料来源：加拿大科迪亚大学地理、规划和环境副教授戴蒙・马修斯的研究报告，发表于英国《环境研究通讯》网站，2013年。
美中是世界上名列第一、第二的经济体。美国是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中国是迅速崛起的新兴大国。中国经济规模2017年可能超过美国（〔美〕普华永道公司研究报告，2013年）。中美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大国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两国所消耗的能源和排放的温室气体分别都要占到全球同期的40%以上。中美两国能源结构都是以煤炭为主。2013年中国煤炭消费总量为365亿吨，占一次性能源消费结构的67%。
2.中美气候治理国内行动对全球气候治理的影响
中美两国的经济、能耗和排放的大体量决定了中美气候治理上的战略和动作都会很大程度上影响世界应对气候变化的格局和进程。中美两国发展可再生能源成效显著，为全球经济向低碳转化、减缓气候变暖做出了贡献。国际能源署2014年6月15日报告称，主要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的全球排放量2014年没有增加，这是40年来在没有经济危机的情况下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世界能源署认为导致这一变化有两大原因，一是中国减少煤炭的使用量，并增加水电、风能、太阳能的发电装机容量。二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的富有国家已经开始将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增加脱钩，从2010年至2014年间，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的经济增长了近7%，但碳排放减少了4%，增加了可再生能源发电厂的装机容量，并为汽车燃油经济性和家用电器等方面设定了更严格的标准。据统计，2010年全球的水电产量增长了53%，其中60%来自中国。全球可再生能源中的生物质燃料产量增加了138%，主要来自美国（17%）。全球用于发电的可再生能源增长了155%，其中风能发电量增长了227%，而风能发电的增长又主要来自中国和美国，占全球增量的70%。美国2012年新增电力的43%就来自风电（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1年）。美国从2007年煤炭为其提供50%的电力下降到2012年的37%。中国“十一五”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能耗下降了191%，即减少了将近15亿吨二氧化碳排放，约相当于全球2012年排放温室气体的5%。
3.中美气候战略变化对全球气候治理的影响
中美气候治理战略的选择，对于遏制气候变化具有“或者是做出榜样，或者是加深危机”的举足轻重意义。中美双方都是气候谈判重要参与方。中美都是1983年首届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代表，也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最早的缔约国家。在世界气候治理政治版图的三大板块中，中美分别是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集团和伞形集团的代表。气候治理新型中美大国关系的建立“不仅为中美两国气候变化领域的对话与合作提供了平台，同时也为两国支持国际气候谈判，加快向低碳经济转型提供了方向和指导”。2010年美国国会未能通过排放权交易的提案，“对世界应对气候变化而言，这是比哥本哈根气候谈判失败还要重大的打击”。这是因为“美国一旦最终决定削减排放，全球解决气候问题的机会就会与现在截然不同”。如果美国的减排实现了，应会更加督促其他国家减少排放；相反如果美国还未做出真正承诺的情况下，很难期待其他国家开始减排行动。〔1〕
（三）中美气候治理的差异性
1.根据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
2.历史累积排放与人均累积排放数据引自胡国权、罗勇、刘洪滨《人均累积排放及其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贡献》。
美国的人均碳足迹是世界最高的。中国的历史排放、人均排放都大大低于美国。中国的能耗、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上升很快，均超过美国，名列世界第一。
从发展阶段上看，美国已经进入后工业化发展阶段，能源消耗已越过峰值，尤其是能源革命使其煤炭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占比和所排放的温室气体均大幅下降；而中国尚处在工业化、城镇化高速发展阶段，能源的消耗和温室气体的排放都还会不可避免地增长，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短期难以改变。
在气候治理上除中美两国在国情、发展阶段、历史责任、人均排放、治理能力等方面存在重大差异外，在关于气候变化的责任划分、义务分摊等原则性问题上存在着重大分歧。虽然中美都是应对气候变化最重要的国际公约《京都议定书》的缔约方，但在对待《京都议定书》中确定的应对气候变化“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公平性原则、各自能力原则方面两国的立场迥异。中国是坚决的支持者和执行者，而美国则对这些原则持消极甚至反对的立场，针锋相对地提出“主要排放国都要参与绝对减排”，以“大国减排”替代“发达国家率先减排”，以“自下而上”的松散减排模式替代“自上而下”的强制量化减排。要求制定全球减排协议，以取代《京都议定书》，甚至于2001年退出了《京都议定书》。
（四）中美气候治理关系的发展趋势
气候治理的中美关系总体上呈现出既有分歧也有共识，共识大于分歧；分歧在缩小、共识在扩大；在气候谈判立场上的巨大分歧与在气候治理上的务实合作并行不悖的态势。如在气候变化的认知上美国从政府到民间相当长时期持怀疑态度，并以“全球气候变暖不确定性”为借口推脱自己的气候责任。但2013年美国航天局（NASA）一份美国气候变化的报告并以此为依据对国内气候未变暖论者提出警告，认为美国已经到了应该重视气候问题的时候了。该报告的发表标志着气候变化已成为美国国内的共识。在应对气候变化责任和义务的划分上，中国在坚持共同但有差别的减排原则基础上，也向全世界做出了到2030年中国碳排放要达到峰值，单位GDP的温室气体排放要在2005年基础上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性能源的比重达到20%，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45亿立方米等一系列减排目标调整的承诺。
（五）气候治理中美关系与新型中美大国关系的关系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也是最复杂的大国关系之一。中美关系主要集中在三大板块。首先是经济贸易板块。中美两国经贸合作在不断加深，2013年双边进出口贸易额超过了5200多亿美元，是双边建交时的200多倍。中国现在已是世界上保有美国国债最多的国家。在经贸领域中美两国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其战略意义和对全球的影响日益凸显；其次是人文科技板块。由于在人权、知识产权、社会制度等问题上，两国存在着根本矛盾分歧，在这一板块合作的空间和成效受到限制。第三是安全板块。除传统的安全问题外，还包括反恐、地区安全等非常规安全问题。气候变化是对人类影响最严重的安全问题。中美双方在该领域的合作有广泛的基础和强烈的需求，是潜力巨大、发展前景广阔的合作领域。
构建“新型的中美大国关系”是2013年6月在加州庄园会晤奥巴马时提出的建议，并得到奥巴马的响应，“我们一致同意实际合作、建设性对待两国分歧的基础上继续构建一种全新的大国关系模式”。气候治理新型中美大国关系的建立为中美两国气候变化领域的对话与合作提供了平台，成为双边关系的一个支柱，增进彼此信任和相互尊重，为推进其他领域的对话、合作、共赢，从而为构建新型中美大国关系，积累经验和探索途径。〔6〕
二、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与政策
（一）美国气候战略表现出波动性、外部性和双重性三大特点
1.在不同时期美国的气候政策有较大摇摆和波动。在应对气候变化的二十多年中，美国经历了从老布什到克林顿、小布什再到奥巴马四任总统，这期间总体而言美国气候政策进展迟缓，乏善可陈。老布什任职期间，开启了美国应对气候变化进程，签署了美国全球气候变化研究法案。克林顿时期美国成为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之一。2001年开始的小布什时期，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出现了明显的倒退，从国会到各个州都表现出对减排强烈的抵制。小布什坚决反对《京都议定书》和所规定的强制减排目标，认为那是给美国套上“紧箍咒”。最终美国以“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不确定性”、“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将会影响美国经济发展”、“发展中国家也应该承担减排和限排温室气体的义务”等藉口退出了《京都议定书》。2009年开始的奥巴马时期，美国政府气候政策有了明显的改变。早在竞选的时候，奥巴马就提出将所有碳排放的额度进行拍卖的议案，并与竞选对手麦凯恩都承诺要支持加州已开展的碳排放权交易和汽车温室气体排放标准。奥巴马就任后的第一周即兑现了他的以上承诺。2013年奥巴马在第二个总统任期的就职演说和国情咨文中，强调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要性，再次重申将所有碳排放额度进行拍卖的提案。并任命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倡导者、参议员约翰・克里担任了国务卿。
2.美国的气候政策表现出极强的外部性特征，即既不愿为其带来的气候危害承担相应责任，却想在其中得到更多好处，取得主导权。把本国利益放在最优先位置，是美国制定任何政策，处理包括应对气候变化等国际事务的先决条件。一方面美国强调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经济损失，如小布什政府在对美国气候变化政策的审查报告中说，美国完成《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减排目标成本太高，会给美国造成40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到2010年时则要占到GDP的1%-2%，同时会减少490万个就业岗位。另一方面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得到了丰厚的经济利益。2012年多哈气候谈判的成果之一，就是规定美国在2020年前无须对国际社会做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承诺。因此为美国国内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创造了宽松的条件，也为其在下阶段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中发挥引领作用奠定了基础。其次，在碳排放权交易中美国获益不小。据美国自己的计算，碳排放权交易的收益可冲减美国用于履行《京都议定书》责任50%-75%的经济损失；所拍卖的碳排放额度收入为奥巴马第一个预算案的通过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第三，美国还希望独占全球气候治理控制权和主导权。美国历任总统毫不讳言要占据气候治理的领导地位、控制全球气候谈判的欲望和立场。老布什提出，美国比任何一个国家在导致这一问题的产生和领导全球寻找解决方案上都应负担更多的责任。小布什则公开申明，“美国的指导原则是明确的，我们必须领导全世界，排放更少的温室气体”。奥巴马重申，“美国要在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上带领全世界迈进新时代”。
3.就像美国在处理其他国际事务中常常采取双重标准一样，美国的气候政策也表现出典型的双重性。
（1）在多边关系和双边关系中的双重性。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多边会谈中美国往往扮演了消极力量的角色。美国所代表的伞形集团减排目标低，且减排立场基本一致，对《京都议定书》基本持否定态度。但在中美气候合作的双边关系中，美国却更多表现出应对气候变化的务实性。从技术、研发、节能及替代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环境保护等领域与中国开展了较多的务实性合作。〔7〕美国认识到中美双方加强气候变化合作会带来的包括能源安全得到加强、环境更加清洁、自然资源更为富足等显著互惠利益。
（2）国际和国内政策的双重性。美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上表现出消极态度的同时，却把应对气候变化的重点放在国内政策上，借以解决能源开发、能效技术、能源安全、科技创新等国内问题。小布什坚决反对《京都议定书》和所规定的强制减排目标，但小布什时期却极力推进新技术革命。2005年通过的美国的《能源政策法》规定，把在“全国或者区域范围内对能源安全做出贡献和拥有能够显著改善美国能源经济安全的先进气候技术或制度作为财政支持的重点项目”。奥巴马2013年国情咨文中强调要采取行政措施加速向可持续能源资源过渡。“鼓励能效争优计划”提出到2020年住宅和商业能源消费减半的目标，并给大力推进能效建筑，因此提供就业机会和减少消费者能源支出的州提供联邦资助。能源部依据《2009年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投入900亿美元支持绿色能源产业。国会决定风能生产税抵减法案在2013年继续有效。在一系列气候政策的支持下，美国发展可再生能源成效卓著，甚至给世界造成一个印象，即碳税和碳排放权总量控制交易是欧洲的主导，而先进的低碳高能效技术等则是美国的象征。
（3）联邦政策和各州政策的双重性。在美国总体对应对气候变化持消极态度的同时，美国各州却在其权限范围内寻求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解决方案。在小布什第二任期结束时，美国有近40个州采纳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措施：推动能源能效更高的建筑，建设轻轨来促进大众交通低碳化，采用“智能量表”来促进更好地节约和利用能源、水和天然气等等。加州2006年即通过了《全球暖化应对法》，要求州空气资源委员会制定规则和设计市场机制，将2020年温室气体的排放减少到1990年的水平。2010年12月原则通过了加州温室气体总量控制与排放交易的制度设计方案，并确定2013年碳交易开始正式进入实施阶段。2012年1月加州财政厅公布的2012-2013年财年预算草案，首次将碳排放权拍卖收入和支出列入预算。在这些政策举措的推动下，如今加州的碳市场已经成为仅次于欧盟的全球第二大碳交易市场。
（二）美国气候战略三大特点的原因分析
1.经济原因。本国利益至上，不允许因为应对气候变化而对国内的经济发展、就业造成危害是美国气候政策的价值取向和基本立场。美国预测，如果要完成《京都议定书》对美国所规定的减排任务，将使美国的GDP削减2%-4%。而减少2%，则相当于1970年石油危机造成的损失；削减4%，将使美国经济走向衰退。世界最大的石油企业埃克森美孚公司的老总李・雷蒙德就公开宣称《京都议定书》会引起“社会极大的经济损失，会让巨额的财富转移到其他国家”。此外，受各种利益集团绑架，如石油企业通过游说政治家，干预和阻止限制排放政策出台等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2.受制于国内两个主要政治政党的争论和不同观点。和共和党在包括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常常意见相左。共和党在气候治理上持消极立场，共和党不少新当选参议员迄今仍然对气候是否在变暖存疑。两党的分歧经常表现在国会两院的争论中，导致美国气候和环境法案难以通过。2009年夏天在8位共和党议员的支持下，好不容易在众议院通过了《气候和能源》的提案草案，但到同年秋，相应的立法草案却没能在参议院通过。到2010年11月随着共和党在国会中期大选中的胜利，使得反对气候立法的力量得到进一步加强，不仅使美国气候变化立法过去的努力功亏一篑，以至于直到2012年的总统大选前，美国在气候变化方面的立法工作都毫无建树。
3.政治体制的影响。在美国的政治体系里，权力是分散的，采取行动需要更多的权力经纪人建立共识，这个复杂的过程非常耗时（〔美〕史蒂文・梅茨，2014年）。美国气候环境方面的法案审定时间旷日持久、成本很高，效率很低，尤其是相关的国际公约基本上就不可能得到批准。美国国会设置了一种“阻挠议事程序性”制度，即在一项法案审议中，只要有一位议员或用冗长发言或用其他方法即可阻碍或延宕一项法案的通过。而要否定这样一个反对的程序，则需要至少60%的程序性投票的支持才能阻断这种阻挠议事程序，从而让对该法案的审定得以继续进行。然而对一个法案的审定又是有明确的时间性的。因此这种制度设计，往往会让提反对意见者更容易得逞，少数人即可阻止一项法案通过的进程。
4.各种因素的掣肘，使总统不能彻底地迎接气候挑战。领袖的态度是国家气候战略和政策的关键因素。在应对气候变化的二十多年中，老布什是冷战结束后第一位认识到全球变暖的时代已经到来的总统。他提出，气候变化即将成为导致政局不稳定的诱因，并且在不久的将来会成为美国战略计划的重要内容。美国要在全球应对气候变暖上承担起领导责任，用“白宫效应”来对抗“温室效果”。克林顿政府签订了《京都议定书》，在国内推行提高汽油税率、鼓励消费者驾驶能效更高的汽车等政策，试图把减少温室气体与削减联邦预算赤字结合起来。即使是被认为对气候变化最消极的乔治・布什在其竞选承诺中，也曾提出将二氧化碳定义为污染物，用排放权交易的模式来管理温室气体排放等积极的气候治理方案。奥巴马则是被认为态度最积极、最善于利用行政力量推进气候治理的总统。奥巴马经常强调：他的总统任期，正好与气候治理至关重要的时期重合。他提出把能源和气候的重要性放在医疗和教育之前。即使由于医疗法案在国会遇到了阻挠，在内，甚至在奥巴马政府内也出现了放弃或是推迟关于气候变化政策努力的时刻，奥巴马仍然坚持将气候变化作为国内优先考虑的政策。
但受制于多种因素影响，总统们应对气候的意志和决策常常被大打折扣，只能通过妥协、让步，甚至采用迂回的办法来实现其目标。如克林顿虽然签署了《京都议定书》，迈出了“很好的第一步”，但他也强烈地意识到一定得不到参议院批准，因此只好宣布：除非实现了涵盖“包括关键的发展中国家有意义的参与的补充步骤，否则他将不会把《京都议定书》交给国会批准”。在奥巴马就任后，美国和全球就陷入了自20世纪初大萧条时期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致使美国国内经济萧条，政府颁布任何形式的增加费用的政策，包括提高化石燃料使用的费用等都变得更加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奥巴马不得不把自己在竞选总统时提出的雄心勃勃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案暂时搁置下来。奥巴马时期制定的《清洁能源和安全法案》经过长期博弈，终于在众议院以219∶212票得以通过，但到了参议院，尤其是在其下属的财政委员会，该法案就一直得不到通过，无奈之下，他只好让环保部根据1990年《清洁空气法案》把二氧化碳和其他5种温室气体定义为威胁公共健康和利益的污染物，充分利用已经通过的法律迂回地实现气候治理的目标。
5.文化方面的原因。美国有反对沙文主义的文化传统，不轻易与其他国家签订具有约束力的协议。美国的创立者在美国宪法中就规定，国际条约的批准，需要参议院2/3的绝大多数赞成票批准才行。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的“地球峰会”上，由老布什率领的美国代表团反对制定约束性指标，其理由是《清洁空气法案》作为美国的国内立法尽管争论不断，不过不会被认为是对于美国的干涉。而里约条约则涉及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一旦被批准，在联合国主持下的国际条约将约束美国国内的能源使用，这会被认为是对美国的干涉。
（三）美国未来气候战略和政策预判
1.减排目标：1992年京都峰会前夕，克林顿在国家地理学会的演讲中提出，美国在2012年将排放削减到1990年的水平，这意味着在1997年的基础上减少10%的排放量。而《京都议定书》规定的美国减排目标是2008-2012年间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7%。奥巴马竞选总统时曾提出，在2050年将温室气体的排放减少83%。
美国《清洁能源和安全法案》草案中提出，计划由2012年开始设排放上限，之后排放上限逐年下降，至2020年将美国的年排放量从目前的57亿吨降低到约50亿吨，到2035年降低到30亿吨以下，最终到2050年降低到约10亿吨。意味着到2050年美国的排放较目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减少83%，与奥巴马竞选时的承诺基本吻合。
2.以大国治理替代联合国主导治理。奥巴马本以为多边主义更能做出影响全球的决策，但哥本哈根会议失败使奥巴马转变了看法，萌发了由少数国家（即所谓气候大国）参与以协议的方式来对气候治理产生巨大影响的设想。
大国治理设想的路线图是从对问题应该负担主要责任的国家开始，一旦他们决定为寻求解决方案承担责任，就可将其他国家引入一揽子协议和协调行动中。 奥巴马构想的气候大国包括了近20个国家和地区，分为三个圈层，内圈：美国、欧盟、中国、印度。次圈：巴西、南非、日本、俄罗斯；外圈：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尼西亚、墨西哥、韩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
（四）美国的能源革命与应对气候变化
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科技创新引领的美国能源革命，产生了促进经济、就业、能源安全和气候安全多重效应。能源革命让美国石油与天然气的生产和供应迅速增长，2013年初，美国成为石油、天然气的净出口国。通过能效技术的推广让美国的能源消费快速减少。现在美国比起40年前经济总量增长了3倍，而石油能源消耗却总量下降。能源革命减少了能源进口，有助于实现收支平衡，新增税收缓解了政府预算压力。能源价格下降又使美国工业，尤其是石化、铝、钢铁等能源密集型工业在国际上更具有竞争力。能源革命增强了美国人的信心。一段时间许多美国人以美国对能源进口的依赖度增加为依据，接受了美国衰落的理论，而能源革命改变了这种依赖，从而让美国人增强了信心。能源革命还让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中握有更大的主动权，为实现其气候目标提供了保障。此外能源革命让美国在地缘政治中拥有了一张王牌。例如美国利用石油制裁使伊朗回到核武器谈判桌旁，不仅仰仗沙特阿拉伯愿意填补伊朗减少的每日百万桶石油的产量，而且得益于能源革命引发的普遍预期。〔8〕
但是，对于应对气候变化美国的能源革命在带来短期显著成效的同时也蕴藏着长期的风险。因为能源革命能够让化石能源在未来的几十年间保持较低的价格，其实是延长了化石能源的使用年限，让人类要想戒除碳排放以扭转气候变化的困局将更加艰难。
三、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与政策
中国是最早参与联合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京都议定书》最早的10个缔约国之一。200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为保护全球气候做出新贡献。”同年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9〕2012年中共十再次重申中国要“同国际社会一道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一）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政策
1.积极参与联合国主导下应对气候变化的政治架构，支持《全球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等国际公约及其所确定的按“共同的但是有区别的责任”、“公平性”、“各自能力”等分摊气候治理责任的原则。
2.坚持自己是发展中国家，不承担强制性、约束性的减排任务。主要是通过提高能源效率、节约能源、发展可再生能源、加强生态保护和建设、大力开展植树造林等措施和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温室气体排放的强度比2005年下降40%-45%的自愿减排目标，来履行其在《全球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下的义务。
3.主张发展和积极参与气候治理的区域合作。中国认为双边的、区域的气候治理合作不是替代或削弱《全球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相反是对这两个公约的有益补充，有利于充分调动各方面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性。
4.在气候治理的国际合作中，特别强调加强国际技术合作与转让，使全球共享技术发展所产生的惠益。
5.提倡在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中充分考虑如何适应已经发生的气候变化问题，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抵御灾害性气候事件的能力。
（二）国内政策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的重点
1.2014年提出“中国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在这方面，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表明了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源自内生动力。中国继在《中国21世纪议程》，把环境保护包括治理大气污染、能源领域的可持续发展列为最重要的议程，把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作为必须坚持的基本国策之后，2010年又提出把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和推进新的产业革命的重大战略机遇。〔10〕
2.把低碳发展作为应对减排压力又高速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为促进低碳转型，中国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2010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到2015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2010年降低16%，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17%，非化石能源比重达114%，资源产出率提高15%等低碳发展的战略目标。当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确定了把包括新能源、以低碳为主要特征的产业作为国家优先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在当年，开始在“五省八市”开展低碳试点。2011年国务院《“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明确了国家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总体要求和重点任务，并把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下降指标分解到各地区和单位。同年又在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广东、深圳等地区开展碳排放交易试点工作。2012年中共十把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和路径，国家发改委颁布了《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办法》、《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审定与核证指南》，确立了自愿减排交易机制的基本管理框架、交易流程和监管办法，鼓励基于项目的温室气体资源减排交易，为有关交易活动有序开展提供了保障。〔11〕2014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把“发展环保市场，推行节能量、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交易制度”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
（三）中国减排效应评估和减排前景预测
1.自主减排的效果远远落后于碳排放总量增长的速度。“十二五”前三年，在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2010年降低16%，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17%等约束性指标倒逼下，中国的碳排放量增长率比“十一五”期间下降了近30%，而且下降速度呈现出加快趋势。但同期，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却增加了65%。本来据测算，如果在单位GDP温室气体排放减少40%-45%，GDP年均增速保持在7%情况下，2005-2020年中国的碳排放总量只会增加65%。但实际上到2010年增长了40%，而到2013年已经增长了65%，提前7年突破了预期排放量。〔12〕
2.碳排放增长是一个长期的态势，最早也要到2030年后才可能达到峰值。自1990年以来全球一半以上的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量来自中国，2008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排放大国。2010年中国占到全球排放总量的27%。根据多个方法和多个机构的预测，即使在继续实行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和GDP年平均增速保持在7%的情况下，2030年排放也要达到88亿吨，2040年达到92亿吨，2050年时要达到95亿吨。〔13〕
3.升温控制在2℃的气候安全目标对中国形成了强烈的“碳锁定”。对应控制升温2℃的气候目标，一是全球只剩下3000亿吨的排放空间；二是2050年全球温室气体的年排放要下降到150亿吨（相当于在2012年30276亿吨的基础上减排65%）。三是到2050年全球人均排放量要下降到15吨（相当于在2012年基础上减少64%）。而以上无论哪一项指标对于中国都是严峻挑战。〔14〕首先，2050年中国排放量比2005年不仅不下降反而还要上升40%，达到95亿吨，占到全球可供给的排放量的63%。而人均碳排放量中国则应由2010年的54吨，在未来30多年间下降7222%，其难度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世界水平是由现在的444吨/人下降66%）。
4.接受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强制减排目标的可行性。按照UNDP的预测，中国即使在实行最严格的减排政策、减排技术发挥最大潜力和在2030年排放达到峰值等前提下，2050年仍然要排放55亿吨二氧化碳，仅略低于2005年的排放水平。所以，提出承担到2050年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20%的法定约束性指标的难度极大，回旋余地很小，是一个需要跳起来才可以摸得到的目标。
5.区域间人均碳排放差异大。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资源能源禀赋等方面差异，使中国各省的人均排放量差异悬殊。2007年中国西部欠发达地区，例如四川的人均年排放量为26吨，而山东却达到了73吨。中国沿海省市排放着与欧洲、美国相似水平的二氧化碳，但他们的数据却由亿万西部省份人们的数据来隐藏了。当然这种差异也隐藏着发展的机遇，为中国发展国内碳排放权交易奠定了基础。中国既可以通过碳排放交易来促进各区域低碳转型，也可以促进能源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健全，协调东西部地区的平衡发展。
（四）中国气候变化战略调整与对策
1.鉴于排放空间的越来越稀缺，在未来国际气候谈判中一方面中国应尽量争取更多的排放资源，为其低碳转型争取更大的回旋余地。另一方面，要兼顾气候伦理责任，表现出一个为我们和后代保卫气候安全的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2.支持联合国主导下的气候治理政治架构，建设性地参与联合国主导下的气候治理行动，履行联合国赋予中国的气候义务。同时积极推进和构建中美气候合作、中欧气候合作，气候大国合作等区域合作、双边合作。
3.以新兴国家的身份来承担气候责任。1995联合国第一次气候谈判会上通过的“柏林授权”提出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标准来划分有区别的气候责任原则。《京都议定书》把这个原则具体化为只由发达国家承担、而发展中国家不承担具有约束力的减排目标。但是，一方面，20世纪后期以来，以中国为代表被称为新兴国家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很快，能耗增长很快，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缩小，甚至某些方面超过了发达国家。〔15〕另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和以小岛屿联盟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都提出调整过去的以发展水平来划分气候责任的制度安排诉求。2012年联合国德班气候谈判会形成的共识就是终结按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来划分减排责任。中国一方面可不再坚持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来承担气候责任，另一方面仍然要坚持基于历史责任、人均排放、发展阶段、承担能力等方面的差异来承担区别于发达国家的气候责任。
4.承担有限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目标。约束性的减排目标是目前联合国主导下气候治理最主要、最有成效的机制。中国可以在综合考虑与升温2℃气候目标相衔接，与中国减排安排相衔接等因素的基础上，承诺到2050年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20%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目标。这样，对外可以回应国际上的压力，对内可以成为加快低碳转型的倒逼机制。在具体安排上可以分阶段、分地区分解和实施约束性减排指标。分阶段可以分为碳强度下降阶段（2020年前）、达到排放峰值阶段（2030年前）、实现约束性减排目标阶段（2050年前）。分地区可以根据区域不同的主体功能定位、不同的发展阶段提出减排任务。如对优化开发区可提出总量减排任务，而对重点开发区在提出更高强度的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标准的基础上，逐步过渡到总量减排标准。
5.建立健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协同推进的体制和机制。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发展的关键时期，同时面临经济发展、环境污染、气候变化三大挑战。既不能以牺牲经济增长来获得二氧化碳的减排，也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获得二氧化碳的减排。二氧化碳在一定程度上与常规污染物的排放具有同根同源性。因此应采用协同控制、系统化理念，综合考虑降低能耗、改善环境质量和减碳。未来政策调整方向是要促进形成节能、环保、低碳的合力，将可以抑制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长的技术和政策与节能减排技术和政策紧密结合，协同推进。〔16〕
6.把减少煤炭消耗作为中国治理雾霾污染和应对气候变化的着力点。英国气候变化经济学与政策研究中心研究报告认为，中国限煤是实现全球升温控制在2℃以内的关键。因为2030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的上限是320-330亿吨。但如果不采取限制煤的措施，到2030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就会超过150亿吨，占到全球排放总量的一半。限煤不仅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途径，还可增强国家能源安全。中国越来越依赖于进口煤炭来满足增长的需要。减少对煤的依赖可以增强中国免受国际煤炭价格波动的影响。其次，限煤可减缓中国水资源短缺的问题。尤其在北方地区，因为无论是用煤炭发电，还是把煤炭转化为可燃气体都需要大量的水。最后，推进煤炭的替代能源还能够有力促进中国太阳能、风能和其他能源的发展，使其开发出新的出口市场。〔17〕
中国已制定出限煤的时间表，即2020年前限制煤炭消费，2040年前彻底淘汰煤炭的使用。这一安排，与中国提出的温室气体减排的强制性、约束性指标相匹配，将为其提供有力的保障和支持。限煤不限于减少煤炭的使用，还包括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发展非煤能源，形成能源多轮驱动的能源供应体系等途径。
7.“在解决温室气体减排和气候变化上，技术进步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其作用可能超过其他所有因素之和”，节能减排的科技进步可能为中国走出一条区别于美国等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高碳发展道路提供依据。〔18〕中国应把支持包括节能、能效、新能源等内容的技术研发、引进、投资等作为气候政策的重点。在引进技术的同时注意学习借鉴推进技术进步相应的制度安排。
四、中美气候变化互补共赢合作的优先领域
合作共赢的中美气候治理关系首先是通过中美双边对话和政策协调，健全和完善已有的国际气候治理方案、政治架构，体制和机制，在缺乏相应规范的领域探寻新的为世界各国都能接受的方案。〔19〕在改革和创新国际气候治理的制度安排上应优先考虑以下两方面改革：
（一）把“效率与公平并重、权利和责任并重、合作治理与自主行动并重”，确立为气候治理的各参与方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和原则。一是效率与公平并重。气候治理的高效率是保证实现升温控制在2℃气候安全目标的关键。气候公平既包括当代人公平享受温室气体的排放权，又包括历史、现实、未来全过程的存量公平。气候治理的效率是目标，气候治理的公平是手段。用气候公平来提升和保证气候治理效率。二是权利和责任并重。综合考量历史排放、现实排放，人均排放、总量排放，当代排放与后代排放等因素，完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气候治理责任分担原则，在更高水平和更大程度上体现权利和责任平衡、并重。三是合作治理与自主行动并重。联合国主导下气候治理的组织架构和气候变化国际公约所确定的具有法律强制力的减排目标无疑是气候治理重要的政治架构和机制，但这些架构和机制的实现都需要通过各国的国内行动来实现。各国有效的国内行动是实现气候治理目标的重要基础。
（二）大国治理带动全球治理。20世纪世界成功控制核战争威胁和建立世界贸易组织推进经济全球化的共同经验是，首先从对问题应承担主要责任的国家开始，一旦他们决定为寻求解决方案承担责任，就可将其他国家引入一揽子协议和协调行动中来。大国治理带动全球气候治理应该成为联合国主导下应对气候变化政治架构的一种补充机制，而不是替代和削弱已有的全球治理架构和机制。中美两国的经济、能耗和排放的大体量，决定了中美气候治理的战略和行动都会很大程度上影响世界应对气候变化的格局和进程，中美应该在气候治理中发挥更有效的大国带动作用。〔20〕
在双边领域应着力构建以下三方面机制：
（一）节能、环保、低碳协同发展机制。中国同时面临经济发展、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的挑战。日益严峻的雾霾问题是三十多年高速发展的代价，与中国的能源结构、能源效率有很大关联性。煤炭既是高碳能源、也是雾霾主要贡献源。在中国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中，由煤炭产生的二氧化硫占70%以上，氮氧化物占60%以上，烟尘占70%左右。气候变化与雾霾污染之间同根同源，有高度相关性，解决雾霾问题显然需要能源、环保、低碳综合治理，协同推进。中美两国都是煤炭消费大国，消费量之和占全球总量的40%以上。美国在发展过程中也曾经遭遇过洛杉矶光化学污染等同样的困扰。如何建立健全减煤、减碳协同推进的体制和机制，避免诸如环保不低碳、低碳不环保等顾此失彼的政策和行为的发生，是中美两国建立互补共赢合作关系的重要和迫切领域。〔21〕
（二）新能源开发促进机制。气候变化实质上是能源问题。提高能效、开发新能源是应对气候变化根本出路之所在。美国把应对气候变化的重点摆在新能源开发上，美国成功的能源革命，既让国家能源安全得到保证，同时提高了能源效率、开发出新的替代能源，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在开发风能、太阳能、水电等方面也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效。
“制度移植可能比技术移植更困难，因为一个制度安排的效率极大地依赖于其他有关制度安排的存在。”〔22〕美国能源革命中页岩层的油气开发、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开发等新能源技术从技术研发到推广应用，政策的促进作用首屈一指。在“风能生产税抵减法案”（PTC）等相关政策支持下，2010年风能、闭环生物质能和地热发电等的退税额达每千瓦时22美分，其他符合条件的技术所获得的退税额为风电退税额的50%。2012年底前投入运营的风力发电项目可获得10年退税，其他可再生能源技术投产日期在延后一年，即2013年年底以前投入运营的项目也可获得10年退税。在PTC取消的3个年份（即2000、2002、2004年），风力发电装机容量的增长速度出现明显停顿，而在预定期满之前的年份，风能开发项目则出现显著增加，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案例。
取长补短、借鉴对方成功经验推进本国新能源开发，在能源开发新技术移植中如何安排配套的制度保障，显然也是中美互补共赢的重要合作领域。
（三）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建立与能力建设。碳排放权交易是气候治理最重要和卓有成效的政策工具。美国等国家经验证明，碳排放权交易可以为一个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实现低碳转型提供重要的制度和金融支撑。全球碳排放权贸易是由国际京都碳交易体系和各国区域碳交易体系构成、是在国际公约和各国减排政策推动下而产生的。中美两国既面临着碳排放权交易的国际市场，也面临着日益兴起的国内市场。〔23〕美国是开展碳排放交易最早的国家之一。2003年建立的芝加哥气候交易所，是世界第二大碳交易市场，为承担自愿减排任务的10个州和自愿减排的交易企业提供交易服务。中国也在积极探索利用碳排放权交易推进自己的低碳转型、生态文明建设，出台了国家碳排放交易规划和实施方案。在8个地区城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24〕建立严密的监控体系和测算体系，制订碳清单和碳预算等都是开展碳交易的基础工作，此外碳交易体系建立和碳定价方案制定，以及如何开发和利用好国际和国内两个碳交易市场，碳排放权交易的机构建立、规则制定、人才培养、能力提升等方面的建设，都是中美双方可以互补共赢的合作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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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碳基金，CDM，低碳经济
一、碳基金的概念及其产生背景
20世纪80年代以来，臭氧层耗竭，各种极端气候现象的反复出现以及灾害性频发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更多地关注全球变暖问题。科学研究发现，全球大气层中排放的温室气体不断增加是导致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原因。为此，限制温室气体排放CDM，特别是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就被提上各国政策的议程。为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国际社会制定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
《京都议定书》为附件Ⅰ国家（即发达国家）确定了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并规定可以通过联合履约（JI）、排放贸易（ET)和清洁能源发展机制（CDM）三种灵活机制实施项目，以完成各自温室气体排放任务。前两种机制适用于发达国家之间，清洁能源发展机制适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清洁能源发展机制的基本思想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合作，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并转让先进技术，在发展中国家开展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减排）或增加温室气体吸收（碳汇）项目，所获得的碳信用指标，可以用于抵减发达国家的减排任务，这是一个双赢机制。碳基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
碳基金是一种通过前期支付、股权投资或者提前购买协议CDM，专门为减排项目融资的投资工具核心期刊。碳基金是碳汇基金的简称。国际上通常指“清洁发展机制”下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的专门资金。碳基金通过对在发展中国家进行的清洁能源发展机制（CDM）项目的投资与合作，取得项目所产生的交易品----“经核证的减排量”（CERs),或者成为碳信用指标，并在国际碳市场进行交易，从而实现节能减排目标，并取得投资收益。
二、国内外碳基金发展现状
（一）国外碳基金发展现状
碳基金在国外已经有10多年的发展历史。作为碳市场中的先锋，世界银行于2000年发行了首只投资于减排项目的碳原型基金（Prototype Fund),发行规模为1.8亿美元。该基金的资金来自17个公司和6个政府，管理方为世界银行。目前，世界银行管理着价值超过20亿美元的10个碳基金。16个国家的政府和覆盖部门的65家公司已经为这些基金做出了贡献。欧盟及日本等国也相继设立专门机构和气候变化专项基金。来自Financial Solutions的2009年度的报告中显示，全球碳基金总数为89只，资金规模107.55亿欧元，并且还有6只基金在酝酿中CDM，新生资金规模为32.3亿美元。
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快速成长的碳基金已经成为碳指标的购买主力军，往返于碳指标供应方和需求方之间，赚取高额的利润。据统计，碳基金在国际碳交易市场上为24%的CDM提供了融资，通过签署《减排量购买协议》（Emission Reduction Purchase Agreement)获得CER的所有权。
（二）国内碳基金发展现状
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我国碳基金的发展目前仍处于引进探索阶段。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制定的《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促进节能减排公关政策的落实，帮助企业通过捐资造林吸收并固定二氧化碳的方式开展资源减排活动，2007年7月20日，在国家林业局的提倡和组织下CDM，本着自愿参与的原则，相关部门在中国绿化基金会下设立中国绿色碳基金。该基金主要用于支持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活动、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一个专业造林减排基金。
三、我国碳基金发展面临的问题
（一）碳基金筹资规模小
国外一般由政府出资设立的碳基金规模都在千万美元以上，根据各国减排任务的不同有所不同。最多的为世行创立的PCF总金额达到1．8亿美元。其余奥地利政府为7200万欧元，加拿大政府设立的生物碳基金为3000－5000万美元，丹麦碳基金为1.2亿欧元，日本碳基金为5480万欧元。英国则每年拨付约6600万英镑的气候变化税拨付给碳基金管理使用核心期刊。
我国碳基金由于处于刚起步阶段，各方面的宣传、推广力度以及参与程度还不够，筹资规模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因此规模比较小。中国绿色碳基金前期投入资金只有3亿元人民币，和国外碳基金规模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
（二）碳基金设立形式和管理模式单一
国外碳基金管理模式有以下方式：
1.全部由政府设立和政府管理。如芬兰政府外交部于2000年设立联合履约(JI)/CDM试验计划，在萨尔瓦多、尼加拉瓜、泰国和越南确定了潜在项目。2003年1月开始向上述各国发出邀请CDM，购买小型CDM项目产生的CERs。
2.由国际组织和政府合作创立，由国际组织管理。这部分CDM项目主要由世界银行与各国政府之间的合作促成。世界银行的原型碳基金(PCF)是世界上创立最早的碳基金，政府方面有加拿大，芬兰，挪威，瑞典，荷兰和日本国际合作银行参与，另外还有17家私营公司也参与了碳基金的组成。PCF的日常工作主要由世界银行管理。
3.由政府设立采用企业模式运作。这种类型的主要代表是英国碳基金。英国碳基金是一个由政府投资、按企业模式运作的独立公司，成立于2001年，碳基金的经费开支、投资、碳基金人员的工资奖金等由董事会决定，政府并不干预碳基金公司的经营管理业务。
4.由政府与企业合作建立采用商业化管理。这种类型的代表为德国和日本的碳基金。德国复兴信贷银行(KFW)碳基金由德国政府、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共同设立CDM，由德国复兴信贷银行负责日常管理。
5.由企业出资并采取企业方式管理。这些碳基金规模不大，主要从事CERs的中间交易。
而中国绿色碳基金属于全国性公募基金。该基金由国家林业局、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绿化基金会及有关出资企业和单位共同组成执行理事会，按照《国务院基金会管理条例》和《中国绿化基金会专项基金管理规则》以及共同制定的《中国绿色碳基金管理办法》对基金进行管理，同时接受相关监督和审计核心期刊。和国外相比，无论从设立形式和管理模式上还都比较单一。
(三)设立目标单一
国外碳基金设立目标广泛。除了用于积累碳汇为目的的基本项目以外，还用于许多其他主动性项目。如德国碳基金主要为德国和欧洲有意购买交易证书的企业提供服务。日本碳基金主要用于购买《京都议定书》规则下的减排量，以完成本国的减排目标量。丹麦碳基金主要用于支持风能以及热力和电力、水电、生物质能源以及垃圾掩埋等项目。
反观我国的碳基金设立目标则较为狭窄，主要用于以积累碳汇为主要目的的植树造林、森林经营管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及其它相关性项目；林业碳汇的计量与监测、碳汇技术标准的制定、碳汇管理政策的研究及碳汇相关信息等；开展森林与气候变化、林业碳汇、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相关科学知识普及、宣传、论坛和培训等社会公益活动。
四、发展我国碳基金的对策及建议
通过对比国内外碳基金发展的现状，可以清楚的看到我国在碳基金发展方面存在的不足。作为全球最大的碳汇国，我国有必要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去借鉴国外在碳基金发展方面的先进技术和经验来发展自身的碳基金。具体措施如下：
（一）扩大筹资渠道，争取财政支持。
为了扩大中国绿色碳基金的影响力并加快碳汇造林,在中国绿色碳基金建立初期,应争取国家财政的配套支持。 既可新增碳汇造林专项经费注入中国绿色碳基金,也可以结合国家造林专项, 安排部分资金用于开展中国绿色碳基金的造林活动,有利于造林的管护和后期效益的发挥。如果造林所产生的碳汇有收入,应使其回到基金会中用于再次造林。
（二）完善相关法律与制度CDM，加大政府支持力量。
捐资造林吸储二氧化碳, 推动企业志愿减排行动, 可看成是应对气候变化我国政府立法前的“演练”。真正的减少排放, 还要在国家的法律规定之下,调整某些宏观政策和环境政策, 限制企业的排放行为。即确定一个全国的总排碳量和各个部门的排碳总量, 使排碳权成为“稀缺”品。再允许利用植树造林吸收的碳汇抵减一部分排放量。将自愿行为和强制行为有机结合,体现道德约束和法制约束双重力量核心期刊。在此基础上,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部门规章建设、区域约束以及国家立法,不仅能促进我国林业碳汇事业走上法制化轨道,而且有利于从根本上推进全社会生态保护意识和节能减排工作的开展。
（三）提高国内企业与银行对CDM项目和谈金融的认识
国内企业和金融机构对CDM项目和“碳金融”的认识尚不到位是成立碳基金的一个主要障碍。由于其融资方面的认识不够深入，企业和银行不能看到它的营利性和重要性，不愿出资参与碳交易，使得碳基金较难形成规模效益。为此，应不断加强对谈金融的宣传，提高国内企业与机构的认识，为碳基金的简历奠定基础。
（四）加强与国际机构的合作，不断提高科学技术与管理水平
目前许多国家都与世界银行合作成立碳基金。世界银行作为国际性的金融机构，具有良好的资信声誉与较高的管理水平，因此能成为一个很好的发展与管理碳基金的平台。世界银行扮演的是一个中介服务的角色利用其自身影响力，吸引了相当数量的资金和项目CDM，并作为委托方，成功地连接了买方和卖方。这是一种以较低的成本实现减排目标的途径。于是，通过国际碳基金的运作，世界银行既实现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赢，也达到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双赢。
根据CDM交易规则估算，在2012年之前，中国的碳交易潜力将达数10亿美元，约占全球市场份额的50%，是全球最大的CDM项目提供方。因此，建立中国碳基金和碳交易市场并与国际接轨，借鉴国际上的碳基金发展经验CDM，积极引进国际碳基金，参与到我国CDM项目的开发，形成和国际谈市场联动的碳交易机制，将大力促进我国节能减排技术的研发，加速节能减排技术的商业化，缓解节能减排项目的前期资金压力，且可分散其风险，同时又能促进节能产业化、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和低碳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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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之一发展“低碳建筑”要考虑中国国情――专访中国建筑学会绿色建筑专业委员会主任秦佑国
编者按：早在2008年11月我参加报道的中丹(麦)高层气候峰会上，通过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的一席演讲，让我看到了中国以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姿态，早已开始了宏大的节能减排计划；2009年9月22日，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在纽约举行，主席发表了题为《携手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讲话，指出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应该也只能在发展过程中推进，应该也只能靠共同发展来解决；2009年12月，总理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宣布了中国的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到202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40％-45％，中国既要发展又兼顾“减碳”的方针，这是考虑中国国情和国家利益的方针。
如今，以低能耗，低排放为基础经济模式的“低碳经济”已悄然而至，也必将在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国策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2010年春节前夕，我刊专访了中国建筑学会绿色建筑专业委员会主任秦佑国先生，请他谈谈与建筑设计密切相关的几个“低碳”问题。
1 “低碳建筑”与“绿色建筑”、“生态建筑”的区别是什么?
答：无论“低碳建筑”。“绿色建筑”与“生态建筑”，它们都反应了一种随当代环境问题而诞生、并随当代环境运动而传播、反映着新的建筑价值观的社会思潮，它们都将建筑作为生态圈内的一个生命体来考虑其与整个生态圈的关系问题，对其定义范围可宽可窄，其主要内容涉及到对自然环境价值及建筑与自然环境相互关系的重新认知。
我先说“绿色建筑”与”生态建筑”。
这个问题早在2001年编写《中国生态建筑技术评估手册》时很多专家就曾讨论过，还有个词叫“可持续发展”。我认为，这三个词讲的是同一个意思，非要得出个孰是孰非，其实并不重要，问题是我们能否把握在评估标准体系制定时必须把握的要点。“可持续发展”这个词比较长，不够通俗。对于“绿色”与“生态”的称谓，实际上各国专家们的称呼也不同，但其涉及到的核心内容是一致的。2001年，当聂梅生找到我来编制《中国生态住宅技术评估手册》的时候，当时的日本、美国、加拿大其实和我们是同步，中国着手生态建筑(绿色建筑)研究的时机并不落后。那时对“生态(绿色)建筑”的评估我们专家组成员提了3个原则：
(1)减少资源和能源的消耗以及对环境的影响；
(2)创造一个健康、舒适的居住生活环境，
(3)要和周围的生态环境和谐。
这就是《中国生态住宅技术评估手册》的核心理念。
至于用词上使用“绿色建筑”还是“生态建筑”，我们考虑“绿色”是个象征性质的词，最后没有用“绿色”是因为容易跟“绿化”混淆，而且确实那时看到有些人，比如一些开发商和购房人把这两个概念弄混。 (甚至在2007年中央电视台有关绿色奥运的新闻节目里我还听到主播把“绿色”当成了“园林绿化”的意思在解读新闻内容)。所以我们经过商议定下用“生态”这个词。
后来北京取得奥运会主办权，提出“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我和江亿院士带头承担了国家科委立项开展的“绿色奥运建筑评估体系研究”。2003年8月，我们出版了《绿色奥运建筑评估体系》一书。这时，国人谈“绿色建筑”就比较普遍了。随之，我们继续承担了国家“十一五”科技攻关项目“绿色建筑关键技术研究”，2005年我还主持了北京市绿色建筑评价标准的制定工作。令人欣慰的是， “绿色建筑“已经成了深入人心的国家大事。
就城市而言，目前多数人还在讲生态城市。就建筑而言，从“生态”到“绿色”，再到“低碳”，有一个发展过程。20世纪90年代，中国国内的可持续发展建筑主要用“生态”这个词，全世界最早用可持续发展理念评估建筑的环境影响的是英国，他们使用”生态”一词，制定的《Eco―home》就是生态住宅评估标准：美国喜欢用“绿色(Green)”一词，其绿色建筑委员会使用评估标准LEED来评价建筑的可持续发展特性，这是个非常活跃的组织，他们使用“绿色”，这种称法也影响到我国。
这两年又来了“低碳”这个新词，意在宣传减少化石能的使用，减少002排放。其实在20世纪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机，促成过可再生能源利用研究的热点。20世纪70年代末，清华大学建筑系和热能系与世界同步，开始研究太阳能建筑、生土建筑、风力发电，20世纪80年代初《世界建筑》杂志就登了有关“生态建筑”概念的文章。只是当时主要是从能源方面考虑的，没有考虑C02气体排放会影响地球气候。 “低碳”被大为宣传，其实是一个国际政治问题。中国现在是C02排放大国，而且还在增排，它当然会引起西方国家的注意。这样使“低碳”热闹了起来。中国社会有一个不好的风气，就是“跟风，追时髦”。这一年来，因为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是热点，于是“低碳”成了时髦，到处在讲，新闻媒体、政府官员、科技人员、房地产商等等都在讲，前几年还时髦的“绿色”似乎不吃香了，大有用“低碳”取代“绿色”之势。
我认为，“低碳”只是“绿色”的一个方面， “绿色建筑”的内涵包括减少资源、能源的耗用和对环境的冲击，创造健康舒适的居住环境，与周边的自然环境和谐共生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尽管各国的“绿色建筑”标准都把“节约能源和减少CO，排放”放在重要的地位，但绿色建筑的含义绝不是用“低碳”可以涵盖的。就拿环境问题来说，减少CO2排放，并不等于减少环境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固体废弃物，这些都不是(或不一定是)与CO2排放有关的，即使大气污染问题，还有SO2、氮氧化物、可吸入颗粒物(粉尘、烟尘)等污染，也不仅仅是一个减少CO2排放的问题。还有节约土地资源、节约水资源也是与“节能减排”同样重要的问题，尤其对中国。
2 中国为什么要发展低碳建筑?现阶段制约发展低碳建筑的因素是什么?
答：前面我说过“低碳”不能涵盖“绿色”， “低碳”不能代替“绿色”。在西欧和北欧国家，作为绿色建筑的一些重要内容和目标，如“创造健康舒适的居住环境”、 “与周边的自然环境和谐共生”，均已完成得很好，本土人口基本不再增长，经济社会平稳发展，每年的建设量都很少，生态环境、森林绿化也都很好，环境污染，水资
源、土地资源等也问题不大，但是，石油、天然气是不可再生能源，而这些国家除了英国、挪威有海上油气田外，石油、天然气均十分匮乏。所以“绿色建筑”在这些国家主要就是节能减排(减排CO2)，把“低碳”当作主要目标，加之出于国家利益和国际政治的考虑，更是作为他们的旗帜。而中国土地、水资源、能源、森林、生态、环境污染等等，哪一样不是问题严重，哪里是一个“低碳”可以覆盖得了的?“低碳”怎么能够替代“绿色”呢?因此，总理说： “我们面临生存与发展的双重压力。”所以在中国，“低碳建筑”是发展“绿色战略”、 “生态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
上面谈及的问题，并不意味着对“低碳”不重视。“低碳”政策的目标主要是讲求节约化石能源，我国能源利用效率低，浪费严重，采暖能耗在相同面积下是北欧国家的2～3倍，可再生能源如风能。太阳能等的利用始终是我们应大有可为的领域， “低碳”策略中增加森林面积、搞好绿化，这些都是与我们国家利益是一致的。温总理说，我们的低碳政策和减排目标不与其他国家减排目标挂钩。这是从我国自身需要出发的，与绿色建筑的目标也是一致的。我们不能牺牲发展，来满足发达国家对我们的苛求，推行“低碳”策略应是一个全球平衡的政治经济问题。任何经济、实用，可行的减碳技术、绿色技术与建筑，我们都要发展。我认为，中国发展“绿色建筑”重点不在建设技术堆砌的示范楼，而是要发展大量的普通的“绿色建筑”。建筑师应在普通建筑的设计中多采用被动式的节能方式，增强建筑自身冬季保温、夏季防热，自然通风的能力。这里有一个典型的悖论：一些建筑先设计成大面积的玻璃幕墙(玻璃本身属于不节能的材料)，再通过高技术手段(意味着高投资)让它节能(如双层皮玻璃幕墙，中空玻璃，Low―E玻璃等等)，这是本末倒置的事情。
除了对普通建筑关注不够，中国建筑师还缺乏将“生态”、 “绿色”的概念和相关的建筑技术应用于建筑创作的实践，很少应用于在建筑的空间、形式设计和艺术创作上。国外20世纪90年代以后确实有一批因为绿色建筑创作出名的建筑师，其中不乏中国建筑师熟知的诺曼・福斯特、伦佐-皮亚诺、理查德・罗杰斯、格瑞姆，肖、杨经文等和他们设计的著名的绿色和生态建筑作品。
3 现阶段在建筑设计中有哪些切实可行的低碳策略?
答在建筑设计中常用的低碳策略其实就两条第一是减少CO2排放，第二是通过植物的光合作用吸收CO2。
CO2排放主要是来自把化石能源中的碳氧化以获取能量，再把CO2排放出去的过程。(人实际上也是CO2排放者，人吃进食物，吸收碳，再通过呼吸吸入氧气，肌体氧化碳以获取能量，并通过呼吸排出CO2)。所以“低碳”就要减少人们对碳氧化获取能量的依赖，当然人不能不吃饭。不呼吸，但要减少化石能(煤、石油、天然气)的使用，利用太阳能，风能。水力能、地热能、核能等非碳能源是切实的低碳策略。而节约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能源消耗和浪费更是治本的“低碳”策略。对于建筑则一方面要减少能源消耗，即建筑节能；另一方面是减少建筑能耗中煤、石油，天然气的比例，发展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等非碳能源的利用，尤其是被动式太阳能利用、自然通风等建筑设计手段。
增加城市和建筑绿化，增加绿地单位面积的国碳水平，也是切实可行的低碳策略。
4 最近频繁出现了一些新词，如“低碳建筑”、“低碳城市”、“碳交易”，它们在今后一段时间里对建筑和人们生活的影响是什么?
答：在纯建筑领域，低碳只是目前在“绿色建筑”领域里面凸显的问题。也许这只是一时的追随时髦，但在一个特定的时期，用一个新的口号吸引人们的注意，来突出地宣传环境保护，也未尝不可。但是不顾国情，一味地追求“低碳建筑”这个形式，就不合适了。专业人士和政府官员更要有清醒的认识。
“低碳城市”涉及的范围更广泛，中国也要防止误读。其实，CO2排放减低并不意味着污染减轻，例如汽车烧高品质汽油和天然气只能减少大气中的氮氧化物、SO2与可吸收颗粒物的污染，并不能减少CO2。“低碳城市”没有把目前中国依旧严峻的大气污染、水资源和水污染、土地资源匮乏、生态环境退化等问题涵盖在内。所以， ”低碳城市”对于城市生活状况普遍较好的发达国家，这个提法似乎还可合适，而对中国只能是以偏概全。
对于“碳交易”，温总理提到我国的002排放中有转移排放的成分，我十分赞同。大量耗能、初级的制造业分布在发展中国家，而发达国家只需直接购买产品使用，当然不会有大量的CO2气体排放。如果把CO2排放作为一个指标来衡量(以前曾经用“footprint”来衡量)，可以得出一个人生活消费方式与碳排放的关系。开汽车，住大房子、使用很多奢侈品的人，002排放的量就大，应该多承担碳治理的责任，多出钱。总之，“低碳”问题，是在国家之间、地区之间，社会阶层之间因发展水平和贫富差别不同而造成的政治与经济问题。每个国家都是为争取自身的国家利益而努力的，它必然要通过争议乃至斗争以达成各方面的妥协和平衡。
专访之二加拿大“低碳建筑”及温哥华冬奥会奥运村的可持续设计-――专访加拿大联邦政府基础设施建设专家委员会可持续发展顾问委员罗杰・贝利
编者按：2月1日与天津大学出版社的朋友在Hotel 7见到了罗杰-贝利(Roger Beyley)先生。他是目前全球最大的绿色住区――加拿大温哥华冬奥会奥运村的工程负责人， (2010年2月16日，该项目被美国绿色建筑协会授予社区开发白金级LEEDTM环保认证)他满头银丝，十分热情开朗。交谈中我们很快取得了共识：爱护地球，让人类建造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家园，是每个地球人的责任。针对本期的低碳主题，我和加拿大的唐怡凡小姐(G race)联合对他进行了专访，让我们看看大洋彼岸的设计师对于生态建筑(绿色建筑)的认识和实践吧(图7)。
1 “低碳建筑”与“绿色建筑”、“生态建筑”的区别是什么?
这三个词意思相近，更多人采用“绿色建筑”的称呼。它们主要谈到了建筑节能和减低资源消耗的问题。 “低碳建筑”更注重讲求CO2排放标准：“绿色建筑”要考虑建筑节约能源和资源消耗；而“生态建筑”更关注整个地球的生态环境。
2 加拿大为什么要发展低碳建筑?现阶段制约发展低碳建筑的因素是什么?
加拿大认为建筑产生了大量影响全球气候变暖的温室气体，因此政府和设计团体为节能减排可持续发展，做出了很多工作。发展低碳的制约因素主要是很多行业的节能标准还没有严格推行。
3 现阶段在建筑设计中有哪些切实可行的低碳策略?请以温哥华奥运村为例
加拿大节能措施有很多，主要是提高建筑的保温隔热，减少窗户的面积并使用高效的冷、热辐射系统。在奥运村项目中这些都得到了体现，使之节能45％。
4 请比较中国与加拿大在生态设计上的不同
加拿大在可持续发展设计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能耗低于欧洲。我认为中国已经意识到资源匮乏、空气污染、能耗巨大以及水资源短缺的问题，政府和开发商大量投入开始着手解决。中国和加拿大在绿色建筑方面的合作将很有意义，我们愿意将奥运村经验用于未来中国生态建筑的实践。
5 请简要介绍几个加拿大生态建筑以及它们采用的技术策略
奥运村是北美最大的可持续发展居住区，这个项目有以下特点：
(1)小区能源消耗将比标准北美住宅项目减少40％。
(2)水的使用将减少40％。
(3)社区能源综合利用系统利用污水回收提供热能，将满足小区全部热能需求的65％。
(4)使用高效天花板反射式采暖和制冷系统。
2009年12月7日，哥本哈根寒气袭人。举世瞩目的联合国气候变化第15次缔约方大会，拉开序幕。会场内，人头涌涌，气氛沸腾。会场外，一群身穿醒目红装、朝气蓬勃的青年人，竖立起两米高的绿色CHINA(中国)充气英文字体。他们是来自中国各地环保组织的青年代表。初生之犊，自信的眼神盖不住腼腆的心情，他们要向世界展示CHINA新的含义：C为气候，碳，H为人类未来，I为国际社会，N为各国各民族，A为行动。哥本哈根，会否开启绿色中国的新时代?
此活动为中国青年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网络、山水自然保护中心、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等中国民间环保NGO策划。适逢大会开幕式结束。各国与会代表纷纷驻足观看，各地媒体蜂拥而至，捕捉这个意外亮点。
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
一刻钟前，在大会开幕式上，笔者(王之佳)拜访了中国代表团团长解振华，感叹艰苦复杂的气候谈判白了他的头。一般情况下，部长级官员只会出席会议后期的高级别谈判，原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7日就到会，可见中国政府对此之重视。
与此同时，联合国副秘书长施泰纳在媒体答问大会上，为谈判定调，语气坚定地说：“哥本哈根大会是拯救人类于气候灾难的最后一次机会。”事实上，过去一年，以美国为首的伞型集团、欧盟、以及发展中国家组成的77国集团等南北阵营、三股力量，合纵连横，施尽浑身解数，在2050年的长远减排目标、发达国家2020年的中期减排目标，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行动如何符合MRV(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的准则，以及发达国家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援助资金和技术转移等问题上，争持较劲。有媒体形容，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是二战以来最重要的一次国际谈判。
会前，中国政府亦一改过去在气候问题上被动挨打的局面，不单积极主动地开展与欧盟、美国等关键力量的双边气候外交，并且主动出击，尝试引导国际舆论，例如于2009年11月公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09年度报告》，重申中国的减排政策。于大会开幕前10天，中央更高调地宣布了新的减排目标，提出在2020年将单位GDP碳强度比2005年基准减少40％－45％的目标。中国政府的减排立场，可说是鹤立于发展中国家，其实质避免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也不亚于欧盟与美国，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赢得不少国际掌声。
英国怪罪中国
中国代表团在会议初期，破天荒地每天举行媒体见面会，主动解答媒体疑问，宣传中国立场，底气十足，从容应战。但美国显然也是处心积累，有备而来。美国气候特使斯特恩于9日抵达会场，一改之前访华的温和态度，马上拉开战幔，措词强硬，炮口对准中国，表示“美国的经已放缓，排放真正急剧增长的国家反倒是中国”。因此“真正的问题是中国”。而对于美国的挑衅，气候大使于庆泰回击说，美国需要三省吾身，重新检视其谈判立场。双方往来叫阵，国际媒体则高调报道，中方越反击越陷足于美国精心设计的泥潭，会前极力营造的积极负责的形象，瞬间被转化为阻挠谈判的气候罪人。形势急转直下。
其后，国务卿希拉里抛出资金牌，大放烟幕，提出富国于2020年为穷国应对气候变化提供1000亿美元援助，但条件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需要积极减排，并向国际社会保证其执行之透明度。美国其实只是开出空头支票，千亿美元如何筹集等细节完全欠奉。根本没有承诺会出资多少，分明是个圈套，目的是转移视线，将矛头直刺中国最致命的弱点：透明度。中方理应早有预料，可惜官方的套路回应，抱守论述，表示方案不可接受，在国际社会前显得苍白无力，自说自话。美方偷袭得手，再下一城，中方被动牵制，阵脚终被打乱，谈判也胶着不前。
其实美国亦是内外交困，基于国内保守力量反对，气候政策寸步难行，连温和的能源法案在国会也再三折腾，赴哥本哈根之前，只能虚张声势，承诺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5年基础上减少17％，实质只是相当于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4％左右，与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提出至少减排40％的目标，差之千里。华府深知在哥本哈根难有作为，只望继续以“怪罪中国”的策略，混淆视听，推卸责任。事实上，美国超低的减排目标，欠缺诚意的谈判态度，对多边国际协商规则的藐视，才是哥本哈根谈判的根本障碍。中国本来准备充足，以为万事俱备，但毕竟并非如西方政客般老谋深算，整日与媒体周旋，将民意把玩得炉火纯青，在美式政治权谋和媒体伎俩下，高下立见，尽吃眼前亏。
12月18日，各国首脑在会上分别发言。据当时在场的环保NGO绿色和平谈判代表李雁描述，温总理的措词出乎意料地强硬，说不管这次会议是否成功，中国自己定下的目标一定会实现，并不以任何其他国家的意志为转移。据称后来外交部散发的正式讲稿上，并没有这句话，显然，中国被惹怒了。李雁观察到，温总理在讲话时语带愤慨，而其后奥巴马的发言，与讲稿也有出入，火药味更浓，直接把某些国家的资料透明度与世界减排目标和气候资金并列来谈，暗示中国不接受信息公开是谈判裹足不前的主要障碍。
对于中美剑拨弩张的公开对峙，李雁等NGO观察者心知不妙。据说，当日下午，当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基础四国首长在密会商谈时，奥巴马不请自来，并径自坐下，跟4位新兴经济国家的领导人直接斡旋。几个小时后，奥巴马乘坐空军一号飞回白宫，上机前，他“巧合”地赶上CNN的直播，宣布他与主要发展中国家达成了共识。众多欧盟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看到电视直播，才惊讶原来会议经已“达成共识”。
没有参与磋商的国家，对于五国在最后一刻抛出协议草案，当然觉得不是味儿。这份五国草案，相较早前由28国拟定的版本更空洞软弱，不单没有发达国家的整体减排数字，欠缺具体的应对资金和技术转移安排，连2050年长期减排目标也取消了，甚至于2011年底达成具约束力协议的文字也删去了。至此，哥本哈根败局已定，全面的气候协议终成泡影。
连夜开会后，代表发展中国家的77国集团主席、苏丹代表于深宵召见记者，宣布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不会接受这份强加的协议，直指这是“史上最糟”的气候协议，是迫使非洲国家走向末路的“死亡条约”。备受气候变化威胁的穷国，更是声泪俱下，太平洋岛国图瓦卢将受全球海平面上升而面临亡国，其谈判代表指：“主席先生，我们的未来，并不待价而沽。很抱歉告诉你，我们无法接受这项协议。”换来全场掌声雷动。欧盟也宣布维持减排两成之目标，部分国家推动减排三成之努力
告吹。大会最后只是礼貌地表示“知悉”该协议，并没有提交正式表决。哥本哈根世纪会议最终在错愕、沮丧、愤怒和茫然的情绪中，仓皇谢幕。
中国在会前一直希望扮演积极的角色，可是在会议期间面临空前压力，且战且退，最终被迫人穷巷，腹背受敌，一方面被部分发展中国家批评；那边厢，美国的蓄意挑拨，尤其是临阵抛出中国必须增加透明度，以换取援助穷国的戏法，充分利用了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隙缝，分化而治之。
至此，美国成功将中国推在镁光灯下，成为哥本哈根败局的替罪羊。12月20日，英国气候变化大臣米利班德在《卫报》发表文章，指责中国“劫持”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谈判进程，外交部也只能以官话回复记者提问，乏力反击。对中国而言，哥本哈根可算是一次意料之外的外交滑铁卢。
哥本哈根启示
哥本哈根虽然溃败，但气候变化的威胁，并未因此而消散。讽刺的是，奥马巴飞抵华府，马上遇到大风雪，欧洲各国，亦受暴风雪吹袭，造成至少80人死亡。气候似乎也在报复控诉。在后哥本哈根的时代，全球联手应对气候危机，更显迫切。中国必须认真总结哥本哈根经验，检讨不足，以准备来年的气候谈判，尤其是一年后于墨西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第16次缔约方大会。
无论如何，对中国而言，哥本哈根都是气候政治的新起点。首先，中国一直坚守的发展中国家立场，日后会面对更大的内外压力。中国的经济成就，尤其是经历2009年金融海啸的大浪淘沙后，一跃成为美国最大债主，其反弹之强劲，傲视全球。中国虽然一直拒绝掉人美国的G2双雄论述，强调多极合作，互惠共赢，但中国的经济实力，与欧美强国逐渐拉近，却是不争事实。欧美民众，通过2008年北京奥运所折射而认识的中国，科技先进，建筑超前，更是与贫穷落后的刻板印象相悖。美国政客，正是抓住了这种群众心理，加以渲染。
另一方面，在发展中国家阵营中，中国亦是高处不胜寒。这次会议上，77国集团的分裂公开化，源于发展中国家这顶帽子，经已掩盖不住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之间的利益分歧。而且，气候变化对各国的威胁程度不一，首当其冲面临亡国的岛国如图瓦卢和马尔代夫，当然是热窝上的蚂蚁，深受冰川融化威胁的高山国家，如拉美的玻利维亚，则对排放大国日益怨愤。
去年2月份在联合国全球环境部长会议上。尼泊尔的环境部长就曾亲口跟笔者说，他对中美之间的气候外交深感不安，担心中国不会坚守穷国小国的利益。在未来的气候谈判中，中国需要重新审视一贯的发展中国家立场，开创更切合实际的谈判基点，否则一身两头，内外交困。两边失义。
其次，中国根据《联合国应对气候变化公约》和《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坚持发达国家由于历史责任，应带头减排，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在哥本哈根，这项原则也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美国公然漠视，提出不分南北的单轨制减排，迫使中国高调捍卫责任有所区别的双轨制。哥本哈根要讨论的，只是《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即2020年前的减排目标和行动，其实大家心里有数，将来关于第三承诺期、即2020年后的减排协定时，中国也难以再以发展中国家自居，继续不用承担有法律约束力的绝对量化减排。中国充其量是以时间换空间，早晚需要修改立场。
这次哥本哈根大会，各地媒体全程追踪报道，中国媒体亦不遑多让，引起社会的热切关注。全球化时代的电子媒体，无远弗届，美国气候特使先声夺人，就是利用媒体打口水战，引君入瓮，将中国锁在被动的回应澄清上，使中方只能否认，不能正名。奥巴马通过CNN宣布与中国等达成共识，抢占诠释权，在民众面前邀功。美国在舆论上逃之夭夭，实是媒体策略运用成功所至。反观中方，虽然在媒体沟通上有所突破，每天主动召开记者答问会，但积习难洗，整体策略仍然因循呆板，遇到逆境时只会重复官腔。更主动、更透明的信息公开，更灵活的新闻，似乎是必走之路。
中国NGO和青年志愿者首次集体亮相国际气候大会，象征了气候变化这个议题在中国的社会化。中国政府过去基本上包揽了气候政治，今后应该更为开放，更积极地鼓励国内的民间力量关注气候变化，并支持他们作出切实行动应对，推动低碳生活。中国代表团亦应考虑与国际环保组织更紧密合作，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协同推动全球的减排协议。
最后，中国的新兴企业家群体，在哥本哈根亦是初登气候舞台，学习其他国家的参与经验。好利来的罗红、万科的王石、万通的冯仑，都被联合国环境署邀请乘坐气候列车到哥本哈根。同是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理事的十多名企业家，参加了“中国商界气候变化国际论坛”，并发表宣言，展示中国企业家承担气候责任的意志。如何借助民间力量，与商界联手，亦是哥本哈根之后，中国政府急须考虑的新课题。
在通往哥本哈根之路上，中国政府显然明白到，积极减排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利多于弊，不再是一个选项，而是一个必然。自“十一五”规划，政府就将单位GDP能耗减少20％设定成地方一把手政绩考核之一，全力推动节能减排。2020年碳强度削减四成以上的目标，如无意外，亦会按比例列入“十二五”规划中。随着国内新能源的飞速发展，老旧产能的淘汰，中国有能力在2040年甚至2030年让碳排封顶。温总理月前提出的新一轮刺激经济方案，点出了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其中就包括新能源、节能环保和电动汽车三项低碳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