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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专题民主生活会方案
按照《中共X市纪委机关、中共X市委组织部、X市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关于第二批主题教育单位开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民主生活会的通知》《关于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有关要求的通知》和市委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专题会议精神，现就高质量开好区党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制定如下方案。
一、民主生活会主题
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要充分运用主题教育成果，紧扣学习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主线，聚焦“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一主题，突出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这一重要内容，围绕理论学习有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干事创业敢担当、为民服务解难题、清正廉洁作表率的目标，按照关于“四个对照”“四个找一找”的要求，即：对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对照党章党规，对照人民群众新期待，对照先进典型、身边榜样；找一找在增强“四个意识”、坚持“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方面存在哪些差距；找一找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方面存在哪些差距；找一找在群众观点、群众立场、群众感情、服务群众方面存在哪些差距；找一找在思想觉悟、能力素质、道德修养、作风形象方面存在哪些差距，认真盘点收获、检视问题、深刻剖析。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严肃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整改，推动X党委和班子成员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记初心使命，坚定战略定力，不断增强担当精神、斗争精神、奋斗精神，重整行装再出发，在新时代把党的自我革命推向深入，以新气象新担当新作为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生根。
二、时间地点
初定于2019年12月上旬在新闻厅召开，会期半天。
三、参会范围
参加范围：区领导班子成员。
邀请市委第二巡回指导组负责同志现场指导。
邀请 “两代表一委员”、基层党员群众代表列席参加。
四、会前准备
1.持续认真学习领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领导班子成员要在前期个人自学、集中学习研讨的基础上，持续深入学习《论述选编》《学习纲要》，深入学习贯彻对X工作提出的“X”重要要求、视察X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认真学习党章党规党纪，学习党史、新中国史，不断加深对党的初心使命的理解和领悟，把思想行动高度统一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特别是要认真抓好及时跟进学习，深入学习在出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系列活动时的重要讲话、党的四中全会精神和全会《决定》，把理论和实际联系起来，把思想和工作贯通起来，以“学到底”的精神深刻领会精神实质，切实打牢开好专题民主生活会的思想基础。
2.广泛征求意见建议。领导班子要坚持开门搞教育，组织党员领导干部沉下去、到一线，走遍所有村居，近距离问需、问难、问计、问效，在回答群众之问中站稳群众立场、践行初心使命。同时要通过设立意见箱、开设热线电话和召开座谈会、发放征求意见表等多种形式，力求把听取意见、检视问题的门开得更大一些。根据中央要求，这次专题民主生活会前，可不再专门安排征求意见工作。对前期征求到的意见进行系统梳理汇总，原汁原味向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反馈。
3.深入开展谈心谈话。专题民主生活会前，领导班子成员要采取个别谈话、集体座谈、随机交流等多种形式开展谈心谈话。区党委书记要带头谈，班子成员相互之间、与分管部门负责同志、与本人组织关系所在党支部党员代表广泛谈。谈心谈话要紧扣“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要谈参加主题教育的收获体会，谈守初心、担使命的差距不足，谈对整改落实的具体措施和意见建议，谈自身差距，又谈对方不足，切实把问题谈开、把道理谈透、把思想谈通，坚决防止泛泛而谈不聚焦、只谈工作不触及思想、把谈心谈话变成简单交换会上批评意见。
5.认真梳理检视问题。坚持将检视问题贯彻主题教育全过程。领导班子和党员领导干部要按照“四个对照”、“四个找一找”要求，系统梳理检视违背初心使命的问题，对学习研讨中查摆的问题、对照党章党规找出的问题、调研发现的问题、群众反映的问题、谈心谈话指出的问题进行系统梳理。同时，还要对上级党组织在巡视巡察、干部考察、工作考核中反馈的问题和指出的意见，对上年度民主生活会和巡视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提出需要整改但尚未整改到位的问题，进行梳理汇总。在此基础上，要以刀刃向内的勇气，自觉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透过问题看本质，透过具体问题深入检视分析政治上、思想上、作风上存在的突出问题，深刻剖析问题根源，切实找准找实初心使命这一根子上的问题。特别是要结合学习贯彻党的四中全会精神，认真梳理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深入分析原因特别是思想根源、制度缺项、能力不足。领导班子要组织对领导班子检视问题清单进行专题研究，领导班子成员要对领导班子问题逐项认领，全力推动整改落实。
6.认真撰写检视剖析材料。本次专题民主生活会撰写检视剖析材料，不能等同于年度民主生活会的对照检查材料，一定要充分体现主题教育的特点，聚焦“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主题，要有初心使命的“味道”。领导班子和党员领导干部一定要提高政治站位，紧紧把握主题主线，按照“像、准、实”的标准，认真撰写检视剖析材料。
检视剖析材料分为收获体会、检视问题、原因分析、整改措施四部分。收获体会重在盘点参加主题教育的收获体会，做到突出特点、突出重点、突出取得的收获和提高，不要求篇幅。检视问题要坚持刀刃向内，敢于亮丑，不绕圈子，深挖细查，注意从工作问题中反思个人的问题，从班子问题中反思自己的问题，见人见事见思想，不以工作业务问题代替政治思想作风问题、以下面问题代替自己问题、以旧问题代替新问题，即使要说下面的问题，也要从上面深挖问题出在哪，反映出班子和自身有什么问题。同时班子成员还要主动认领班子检视剖析的问题，勇于担责。剖析原因要注意从政治、思想、作风、能力、廉政等方面深挖根源，从初心使命、理想信念、宗旨意识、为民情怀、担当精神、斗争精神、清正廉洁等方面反思自身问题，特别是在主观上、思想上进行深刻检视，敞开心扉，找准根子上的原因。整改措施不仅要有努力方向，更要有具体性的工作举措、阶段性的工作目标，真正拿出硬招实招、管用的招，防止表态式、口号式的要求，防止整改措施落虚落空，防止整改效果虚化、流于空泛。特别是要把整改、解决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尤其是基层治理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作为重要内容，明确整改目标和具体措施，狠抓整改落实。
按照规定，党员领导干部还要对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情况，对本人重大事项报告、巡视反馈、组织约谈函询等问题作出说明或检讨，受到问责的要作出深刻检查；要讲清楚是否存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交出“明白账”，不存在问题的要作出承诺；还要对是否存在利用名贵特产、特殊资源谋取私利问题作出说明，存在问题的要剖析原因并作出检查。党员干部一定要逐项对照，对要求作出说明或检查的问题认真回应，避免缺项漏项。同时，上年度民主生活会提出需要整改但尚未整改到位的问题，本次专题民主生活会，可不再对其整改落实情况进行报告。
区党委专题民主生活会方案于11月X日报市委第二巡回指导组审核后，提交党委会议集体研究；X党委检视剖析材料，由X党委书记主持起草，于11月X日经X党委会议集体研究审定；班子成员检视剖析材料由本人撰写，于11月X日前报X党委书记审阅签字。X党委班子和班子成员检视剖析材料于11月X日前报区委第X巡回指导组审核把关后，报市委主题教育办公室审阅。
五、召开会议
专题民主生活会由X党委书记主持，按以下步骤进行：
1.X党委书记对严肃会议氛围、严格批评和自我批评提出明确要求，进行警示教育；提醒班子成员就接受巡视巡察反馈和受到约谈函询、问责等情况逐一作出说明。
2. X党委书记通报本次专题民主生活会会前准备工作情况，并代表领导班子作对照检查。
3. X党委书记带头发言，作自我批评，其他班子成员依次对其提出批评意见；其他班子成员逐一进行对照检查，作自我批评，X党委书记带头对其提出批评意见后，其他班子成员再对其提出批评意见。
4.请市委巡回指导X组有关领导同志点评，并对专题民主生活会情况进行总体评价。
5. X党委书记总结会议情况，提出整改工作要求。
领导班子和班子成员要按照“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要求，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以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开展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自觉检身改过，打扫思想灰尘。自我批评一定要勇于解剖自己，向自己“开刀”，对照检视出的问题，既找理论短板、工作弱项，又找思想差距、作风不足，切实把自己的问题讲清楚，把问题根源讲透彻。相互批评一定要保证质量，一定要抛开“面子”，坚决克服不想批评、不敢批评的倾向，坚决防止以提希望代替点问题、以工作建议代替批评意见，确保民主生活会充满“辣味”，真正开出红脸出汗的好效果、开出严肃认真的好氛围。
专题民主生活会要全程录音，做好会议记录。因故缺席的人员应当提交书面发言材料，并委托班子其他成员在会上代为宣读。会后，X党委书记应当及时将会议情况和批评意见转告缺席人。
专题民主生活会召开情况要以正式文件形式在本地区本系统本单位范围内进行通报。对于群众普遍关心问题的整改措施，以适当方式及时向群众汇报。专题民主生活会召开后15日内，向市委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送专题民主生活会情况报告，并按照要求报市纪委监委和市委组织部。
六、从严抓好会后整改落实
要把抓好专题民主生活会后的问题整改，作为巩固提高主题教育成效的重要措施。要结合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整治整改工作情况，对专题民主生活会上查摆出来的问题以及相互批评的意见，进行系统梳理，进一步细化完善整改措施，制定X党委班子和班子成员整改台账，明确整改时限，落实整改责任，一个一个解决到位。要把10项专项整治列入专题民主生活会整改的重要内容，主题教育期间已经整改完成的，要对整改成效进行“回头看”，抓好巩固提高，确保见底见效；对尚未整改的，按照整改时限，紧盯不放，拿出过硬措施持续整改，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松劲、解决不彻底不放手、群众不认可不罢休。对需要建立健全制度的，要抓紧制定完善。整改情况要以书面形式向各级党组织和本镇党员、群众公开，接受监督。班子整改台账由X党委书记主持起草，经集体研究确定；班子成员要自己动手撰写个人整改台账，并报X党委书记审阅把关。
七、充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要严格落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对会议方案、班子检视剖析材料等要集体研究。X党委书记作为第一责任人，要亲自抓、直接抓，既要自觉带头落实，又要以上率下，督促班子成员严格落实各项要求。要充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带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带头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及时指正和纠正批评与自我批评中可能出现的不良倾向和问题，营造严肃认真的氛围。要坚持抓自身、带下级，加强统筹指导，一级一级加压加力，严格抓好本地区本部门所属基层党组织专题组织生活会，切实把责任压力传递到位，把全面从严的要求贯通到底。党员领导干部参加专题民主生活会后，要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所在党支部或党小组的专题组织生活会，并至少参加和指导1个下级党支部的专题组织生活会。
八、工作分工
1.党建办负责起草X区专题民主生活会领导班子检视剖析材料和X党委书记主持讲话稿，以及制定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整改清单等工作；党政办负责协调做好专题民主生活会通知、全程录音、会议记录等相关会务工作。
再谈判是ppp项目实施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再谈判的发生会导致资源的浪费，降低管理效率。本文从ppp实践国际经验出发，结合我国实际，运用项目生命周期理论和关键成功因素分析法，分析找出了ppp项目再谈判的关键影响因素，为我国采取积极应对措施提供了理论依据。关键词
ppp 再谈判 关键成功因素 项目周期理论
随着 经济 的快速 发展 ，各国政府都十分重视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但政府的财政投资已很难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近年来出现了一种新的融资模式——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模式，以各参与方的“双赢”或“多赢”为合作目的。与bot模式相比，ppp模式更强调政府在项目中的参与，政府跟 企业 的长期合作并发挥各自的优势，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应用ppp模式，可以将相应的融资、设计及运营等方面的风险合理地转移给私营部门，充分发挥私营部门在项目风险控制中的优势(孙慧，2009)，从而解决了bot模式中私人投资承担风险过大和政府缺乏控制权的弊端。
虽然ppp模式相较其他融资模式而言有很多优点，但也同样存在一些问题。由于ppp项目的经营期限较长，双方签订的合同很难解决项目建设与运营期的所有问题，因此项目参与双方的再谈判就显得尤为重要。再谈判的发生，不仅影响ppp项目的进度和管理效率，还会造成高额的费用。基于此，本文从欧洲地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ppp项目的应用情况人手，分析找出影响ppp项目再谈判的关键因素，从而为我国ppp项目的顺利开展提供借鉴。
一、ppp项目再谈判的结果分析
ppp模式中的再谈判主要是指在ppp特许权授予后，由于原合同的设计漏洞或者突发事件的影响，公共部门与民营部门在利益分配或者投资比重上产生分歧，从而进行重新谈判。再谈判问题之所以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主要基于如下原因。
(一)项目建设期延长
为了处理再谈判问题，政府和企业双方需要对问题进行调查、协商，这会浪费一定的时间。由于企业一方相对于政府处于弱势地位，如果再谈判提出的问题比较严重，他们常常会在再谈判期间停工，以此来获取再谈判的胜利。因此，再谈判的发生会导致项目工期的延长。
(二)特许期的延长
再谈判很大比例是由企业提出的(见表1)。企业提出再谈判无非是为了使自己利益遭受的损害最小。在外部环境发生不利变化时，如原材料的价格上涨，为了收回投资，企业通常会要求延长特许期。
从上表看出，再谈判主要分为两种：政府发起的再谈判和运营商发起的再谈判。大部分的再谈判是由运营商发起的，政府发起再谈判的比重次之。
(三)项目运营期收费增加
如果政府采用最低回报率的激励机制，当建设成本上升时，企业常常会增加项目运营期的收费，从而在特许期内保证最低投资回报率，进而导致用户情况恶化，用户的负担增加。
(四)政府投资责任加重
当发生不利于 企业 的因素时，企业可以通过再谈判来要求政府增加投资，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敲竹杠”行为。政府大多会同意企业的要求，使得财政支出增加。再谈判会造成管理费用等的增加，而这部分费用通常也是由政府来买单的，对企业的影响很小。
二、从国际经验看ppp项目中的再谈判问题
ppp模式在全球得到了广泛的应用。oecd( 经济 合作与 发展 组织)成员国的大部分基础设施项目采用ppp模式，如 交通 设施，机场，铁路，公路，桥梁和隧道等。1985～2004年，全球的ppp项目有2096个，总投资接近8870亿美元(aecom，2005)。
20世纪90年代，为了使基础设施建设适应经济发展水平，很多中欧和东欧(cee)的国家开始采用ppp的融资方式。他们主观认为，采用这种融资模式政府可以不用出资，并可引进国际先进管理经验，加之国际上有很多的成功经验，使得这种融资模式获得了极大的推广。然而回顾过去的二十年，可以发现ppp在基础设施中的应用并不是非常成功。例如在水务部门，很多项目被取消或者没有取到预期的效果。ebrd(2004)和guasch(2004)对ppp融资方式在不同国家的不同部门进行了深入调查。他们认为ppp在cee国家的应用其实远远不如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广泛。estache和serebrisky(2004)对cee国家ppp的应用情况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ppp的融资方式只在一个有限的时间段内起作用，但是常常在后来的某个时刻由于宏观环境的变动或者某个计划出现问题而导致复杂的再谈判的发生。
guasch(2008)特别研究了20世纪90年代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几个主要国家(智利、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和墨西哥)ppp项目的数量和再谈判的数量。在90年代，这五个主要国家特许权的数目为297，其中出现再谈判的特许权项目数量为162，比重为54.5％。其中，大量的再谈判集中在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和墨西哥四个国家；且这些发生再谈判的ppp项目中，企业发起的再谈判占绝大多数，仅有少部分是由政府发起的。公私双方发起再谈判无非是为了使自己的损失最小或增加自己的收益。但是再谈判的高发会造成一系列的不利影响，如增加成本费用，降低管理效率等，影响面很广。下面运用项目生命周期理论和关键成功因素法(ksf)来分析ppp项目中再谈判的关键决定因素。
三、ppp项目再谈判的关键决定因素
关键成功因素(key successfactors，ksf)是指那些必须在组织管理中给予特殊和持续关注的少数几个最具影响力的因素(吕萍，2007)。关键成功因素最早由麻省理工学院的john f，rockart于1979年在信息系统研究领域引入。后来，国内外很多学者将关键成功因素分析法应用到项目管理领域。
ppp项目存在再谈判会导致费用增加，绩效不高，即再谈判的发生是ppp项目效率低下的一种表现。因此ppp项目的关键成功因素决定了项目的成功与否，必然包含着再谈判的关键影响因素。所以从ppp项目关键成功因素中分析找到再谈判的关键影响因素，能够很好地发现问题，从而有效解决。
一般的工程项目生命周期可以分为项目概念形成及可行性研究、项目评估及决策、项目计划与设计、项目采购、项目施工、试生产及竣工验收六个阶段(pm—bok)。而对于ppp项目，由于是一种特殊的公私合营项目，根据ppp项目自身的特性，其项目的生命周期可划分为：项目选择与评估阶段、招投标阶段、特许权授予阶段、建造阶段、竣工运营阶段和移交阶段六个阶段(王守清，2008)。
通过对相关学者的研究进行借鉴，结合项目生命周期理论和关键成功因素分析法，下面分别探讨ppp项目各个阶段的关键成功因素。
从表2可以看出，宏观 政治 、经济、 法律 环境，完善的特许权合同，合理的政府监管机制，激励机制影响项目生命周期的多个阶段，有些则只影响其中某个阶段。通过上述对ppp的国际应用情况和关键成功因素的分析，可以发现ppp项目再谈判的关键影响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关键词：红色资源 ；作风；培育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3-0263-02
江西省作为革命老区、红色根据地，具有丰富的红色教育资源，曾孕育了我党我军的初创史，留下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正是老区人民对革命的无私奉献、无尚追求，才使我党我军能走过血雨腥风的艰苦岁月，一步步由弱变强，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在军旗升起的地方——八一英雄城南昌，在红色老区——江西省，更应因势利导，充分挖掘红色资源育人功效，将其影响力辐射全省乃至全国。这对于加强党员干部的品性修养，特别是弘扬优良作风大有裨益。
一、道之所在，困苦亦是财富，培育勤俭节约作风
反复强调：“抓改进工作作风，各项工作都很重要，但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和发展艰苦奋斗的精神。”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节俭败由奢。”节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千百年来为人们所称道。然而，随着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财富聚积，特别是少数人掌握着社会大量的财富，铺张浪费、奢侈糜烂之风在不少地方极为盛行。新的中央政治局领导一上台，就顺乎民意提出“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八项规定，并且对于奢侈浪费之风保持高压态势，积极倡导文明餐桌行动。
（一）勤俭是共产党人本色要求
在我党我军创建初期，地处偏远山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物资极度匮乏。在建军之初，、等领导与广大官兵保持着“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优良作风。红军在条件极为艰苦的环境下，仍“节约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的光荣传统。抗日战争时期，几个新四军战士筹措到500块大洋，颠沛流离、忍饥挨饿，却没有私吞一个铜板。勤俭节约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得到很好的传承，并且融入红色基因之中，因此我党能跳出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所提出的“执政周期律”，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勇前进。
（二）以俭养心养德养才
诸葛亮提出“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反映了古人对于节俭的推崇，并将其视做养身修德之道。在个人品行修养上，古人常讲：“一粥一饭恒念物力维艰，一丝一缕当思来之不易。”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人的内心若没有汲取正能量，思想上就很容易产生迷茫，进而一步步走向苦闷和沉沦。事实证明，人除了生理上的欲望外，更多则是物欲。物欲是永无止境的，一旦物欲太盛，则极易转为贪欲，而贪欲则会败德亡身。
（三）红色教育资源蕴含勤俭教育资源
红色教育资源蕴含丰富的勤俭兴业的事迹和遗迹。在井冈山上，如所居住的八角楼、朱总司令的“挑粮小道”，更有红军广大指战员们居住过的低矮破旧的土坯房。面对敌人的疯狂杀戮，以及经济上的重重包围，红军没有坐以待毙，而是节约每一个铜板，自力更生，耕田织布，开厂铸铁。毛泽民、叶继壮长期担任中央苏区和红军的财政后勤领导，始终克勤克俭、精打细算，两袖清风、一尘不染，为根据地经济发展和革命斗争做出卓越贡献。言而之，红色教育资源就是与清贫挂钩，折射出人性在艰苦物质条件下的上升力、精气神。因此，在这里能挖掘大量勤俭节约的教育资源，使参观者接受心灵洗礼。
二、心之所向，梦想照进现实，培育乐观上进品行
哲人曾说过，“忘记过去等于背叛”、“今天发生的正是历史曾有过的”。在今天多元化社会里，追名逐利、利欲熏心、道德沦丧等丑恶思想不断浮现，极易影响青年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的正确建立，而青年是祖国的明天和未来。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撒热血的最终目的，正是为了下一代能拥有更美好的生活。
主席强调，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梦想指引方向，成就未来。无数革命先辈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用热血和生命浇筑梦想，以苦为乐、以苦为荣，时时刻刻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从不少影视文学作品中都可以看到，在红军内部，在休整、训练期间，处处都有歌声、笑声。正是靠着这种革命乐观主义，千难万险也无法让红军指战员退步低头。不论红军在长征途中，还是延安时期，都产生了不少脍炙人口的文艺作品。这些作品内涵丰富、启人心智，激发了无数人高昂的革命热情。
三、情之所系，创新演绎成功，培育锐意进取精神
当前，“西强我弱”的国际文化和舆论格局尚未根本改变，西方敌对势力加大对我国进行“文化攻心”和“价值入侵”，继续采用“西化”、“分化”战略，企图让中国老百姓对政治“淡化”，让共产党的干部在市场大潮的冲击下“腐化”，让马克思主义在多元化意识形态领域“溶化”，利用互联网或报刊舆论把党的形象“丑化”。要改变此种不利态势，就要通过挖掘红色资源中的创新实干精神，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创造性开展工作。空谈误国，实干兴邦。“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古往今来，凡事成于真、兴于实、败于虚、毁于假。若没有广泛发动群众，密切干群关系，全心全意为了老百姓，我党我军是很难走出血雨腥风的年代的。这些思想和情感都深深地烙印在红色根据地上，值得后人好好去体悟和感怀。
四、措施和建议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为弘扬优民作风，一是要注重在继承中求创新，在创新中谋发展，充分利用驻地宝贵红色教育资源，把“第一枪”革命传统具体化为敢于奉献、敢于争先、敢于较真的“三敢”精神。敢于奉献，关键是要把筑牢党员干部理想信念作为提升干部主动作为的内在动力。将革命传统教育纳入每年主题教育的重点内容突出出来，每逢国庆、八一等重大节日，组织党员干部前往“八一起义纪念馆”、“新四军旧址”等地接受革命熏陶，以此激发他们牢记历史使命、争当英雄传人的崇高理想。二是要广泛开展“知恩、感恩、报恩”教育，经常开展谈单位、谈工作、谈家庭、谈个人的“四谈”活动。在忆史思艰辛、看今夕谈体会、讲奉献比贡献中激发动力、砥砺斗志，从而建立正确的价值追求。三是树起一批工作学习的标杆，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注重用典型的鲜明导向浓厚爱岗敬业氛围。
参考文献：
一、司法的理性难题
法律安定性原则要求，法律判断(rechtliche Entscheidungen)以各自现行有效的实证法为导向，也就是以依据秩序制定的、具有社会实效的法律为导向。这意味着，法律的制度史必然构成了每项当代[ 法律] 判断实践的背景。这种制度史不仅包含了立法者的判断，也包含了习惯法的规范以及司法机关的判断。每项法律判断实践也就被嵌入到上述生成情境的偶然性之中。然而这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法律的正确性宣称，要求的并不止是与制定法、先例和习惯法的单纯符合。它还进一步要求法律判断还应当在实质上得到理性证立。哈贝马斯将根据实证法给定的前提做出的决断(das Entscheiden)称为一项判断的内部证成，并且将它与作为外部证成的理性可证立性对立起来。在此，哈贝马斯相当不幸地援引了符卢伯列夫斯基(Jerzy Wrblewski)的观点，然而后者仅仅关切的是演绎以及对于演绎前提的证立之间的形式区别，而无论这些前提是什么类型。在此背景下，哈贝马斯将[《事实性与有效性》] 第五章的核心难题司法的理性难题表述为：司法的核心难题也就在于，如何使得偶然生成的法律之适用，既具有内部的一致性，又能得到外部的理性证立，从而同时保障法律安定性与正确性。
二、三项不充分的回答
为了尝试解决上述理性难题，哈贝马斯简要考察了三项分别出自法律诠释学、法律现实主义以及法律实证主义的回答，以便接下来更深入地探讨罗纳德 德沃金的立场。
哈贝马斯首先承认，诠释学描述了规范与生活事实之间的循环关系，从而提出了一项方法论难题，使得每个法律适用理论都必须尝试做出解答。诠释学家从他们的立场给出的建议是，通过追溯那些得到历史证明的标准或者一种主流的、通过解释被不断续造着的精神气质(Ethos)来解答上述难题。哈贝马斯则恰当地反驳道，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中向历史或者主流的回溯并不足以解答理性难题。对于实质上诉诸于心理学与社会学阐明和预测的法律现实主义，哈贝马斯则驳斥道，它忽视了程序参与者的理想主义观念，即所有(或者大部分)案件能够基于现行有效的法律同时得到一致并且正确的判断。因此它不可能阐明法律对于行动期待的稳定功能。当然，哈贝马斯在此谈到的仅仅是法律安定性保障。至于[ 与法律安定性相比] 明显更为理想主义的内容正确性与上述法律体系发挥[ 稳定行动期待] 功能的能力之间的可能关联，则尚未得到确定。
对于汉斯凯尔森(Hans Kelsen)与哈特(H.L.A. Hart)等人所代表的法律实证主义，哈贝马斯反而承认道，它考虑到了稳定期待的功能，因为它使得受规则约束进行判断的一致性成为了可能。但是，哈贝马斯责备它为理性难题提供了不对称的解答。不对称性在于，对于法律安定性的保障盖过了正确性保障 这一点也表现在实证主义对疑难案件(hard case)之决断的理解上。当一项规范表述的模糊性允许多种判断时，就出现了一项疑难案件。根据凯尔森与哈特的观点，法官在此获得了一种裁量空间，并且有权通过法律上无法证立的前提填补之。哈贝马斯在此称之为决断主义的推论(dezisionistische Schlufolgerung)。人们可以将哈贝马斯的批评理解为，他说的是实证主义并没有穷尽那些安置在法律中的理性预设。这一点事实上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赞同。
三、罗纳德德沃金的权利理论
在哈贝马斯看来，德沃金(Ronald Dworkin)的权利理论正是在尝试避免现实主义、实证主义与诠释学解答建议的缺陷，从而指引正确的道路。这一理论的基本预设是：实证法不可避免地同化了道德内容，而道德内容的核心可以被归纳为一项要求给予每个人平等关怀和尊重的基本规范，或者一项平等关怀和尊重的基本权利。哈贝马斯的理论与上述基本预设的亲近，典型地表现在哈贝马斯注意到上述基本预设对于 法律商谈理论来说并非意料之外。
但引人注目的是，哈贝马斯在对德沃金实证法必然包容了道德内容的命题表示赞同之后，立即补充了一项说明。在其附论法律的道德内容(Exkursber moralische Gehalt des Rechts)中涉及的是对于自然法内涵的避免。其核心命题是，道德内容向法律中的转移并不意味着法律的直接的(unmittelbar)道德化。法律对道德内容的包容是将其翻译到法典之中(in den Rechtskodebersetzt)，并且装配上另一种有效性模式。所谓装配上另一种有效性模式，看似很容易说清楚。道德规范获得法律有效性，意味着遵守该道德规范的动机变得不再重要，而不遵守该道德规则将受到制裁。但不容易说清楚的是，何谓翻译到法典之中。哈贝马斯谈到，道德内容经历了为法律形式所特有的意义变迁。作为法律原则的一项例证，哈贝马斯提到了人性尊严。目前毋庸置疑的是，人性尊严原则同时是一项道德原则。意义变迁是否应当指的是，如果一部宪法载明了对人性尊严的保障，那么人性尊严这一表述的意义就在内容上发生了变化?最好否定这一观点。人性尊严尽管被安置到一项法律体系的语境之中，其可执行性得到了增强，其具体化变得更为容易。然而作为道德原则的人性尊严并没有因为自身转化到实证法之中而发生内容上的变化。哈贝马斯谈到，法律与道德的诸基本规范根基于同一项商谈原则，它们在内容上(inhaltlich)是叠合的。或许答案就在这里。只要道德规范，例如人性尊严规范，同时具有了法律规范的有效性，那么就可以说是法律直接的、内容上的(unmittelbar inhaltlich)道德化。这种道德化仅仅是内容上的，因为它并没有延伸到被视为形式上的有效性模式。然而首要的是，道德化无论如何也没有延伸到全部法律规范，因为它们大部分都不处于道德上不可能的(也就是禁止的)或者道德上必然的(也就是命令的)空间，而是处于道德上仅仅可能的(也就是允许的)广泛空间之中。
规则(Regeln)与原则(Prinzipien)的区分，在德沃金主张的将法律与道德关联起来的解释理论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至少是在哈贝马斯所谈论的德沃金的早期理论形式之中。哈贝马斯描述了德沃金的区分，然而未能深究在德沃金早期著作中扮演着决定性作用的一项要素，即份量或重要性面向。这种份量面向使得原则之间的碰撞可以用比例原则(Verhltismigkeitsgrundsatz)为标准，通过权衡来解决。这反过来也支持了原则可以被界定为最优化命令(Optimierungsgebote)。然而这一点却遭到哈贝马斯的强烈反对。原则由此将具有一种目的论的结构，而丧失了其道义论的有效性意义。基本权利由此将不再能够在法律商谈中扮演与目标设定论据相反的德沃金意义上的王牌(Trmpfe)，并设置一道防火墙。这据说是因为，最优化命令，即由于被认为具有目的论的结构，应当被理解为价值。而原则被理解为规范，它能够基于其道义论的有效性意义而主张普遍的约束力(allgemeineVerbindlichkeit)，而不仅仅是一种特定的优先性(spezielle Vorzugswrdigkeit)，并因此具有一种比价值更大的证成力，因为价值必须从个案到个案地与处于一种传递序列中的其他价值相比较。然而，关于这种权衡却缺乏理性的标准。
上述所有观点已经得到过笔者的答复，在此不再重复，这也是因为权衡完全属于[ 哈贝马斯《事实性与有效性》] 第六章而非第五章的主要论题。在此只提及一点。在第六章中哈贝马斯证立了最优化命令只具有较弱的证成力，因为它作为价值必须从个案到个案地与处于一种传递序列中的其他价值相比较。在第五章中，哈贝马斯恰恰将这一性质赋予了被进行道义论解释的原则，尽管他否定了最优化命令命题：在原则之间产生了从个案到个案的另一种传递序列，而没有影响到其有效性。它[ 原则] 在经过权衡之后还是道义论的。此外，特定的优先性再加上从个案到个案这一表述似乎过于特定化了。并不是作为时空个体的诸案件占据着优先地位，而是诸案件的要素源自谓词，而非源自专名或者确定性描述的要素证立了优先地位，也就是说它们尽管具有相对的具体性或特定性，但是也显示出了一种普遍主义面向。
四、法律作为具有理想融贯性的规范体系
哈贝马斯采纳了德沃金的以下理念：一种充满抱负的理论允许，尤其在疑难案件中从一种理性重构的现行有效法律的融贯关系出发证立个别的判断，与此同时又提出以下疑问：将现行有效的法律视为具有理想融贯性的规范体系是否将司法判断程序导向了错误的理想。批判法学运动(Critical Legal StudiesMovement)就提出了以下反驳：现行有效的法律归根到底是在贯彻相互冲突的原则与目标设定;因此任何一种理性重构的尝试都注定会失败。哈贝马斯的不同立场在于，将德沃金对于规则与原则的区分，与克劳斯 君特(Klaus Gnther)对于证立商谈(Begrndungsdiskurs)与适用商谈(Anwendungsdiskurs)的区分结合起来。原则碰撞不同于规则冲突，它涉及的并不是相互矛盾的，而是宣称具有同等有效性的规定，也就是说，涉及的并不是真正的矛盾，而是两项均具有初显可适用性(primafacie anwendbar)的规范之间的竞合。至于何者能够获得确定的可适用性(definitivanwendbar)，应当在适用商谈中得到阐明，它并非像证立商谈那样涉及规范的有效性，而是仅仅涉及规范的可适用性。可适用的规范，就是适当的(angemessen)规范。而适当的规范，在君特看来，就是那种在考量了适用情形的全部要素并且考量了适用于此情形的全部原则之后应当被贯彻的规范。这一预设考量适用情形的全部要素并且考量相关的全部规范，符合了全盘考量的古老诠释学要求，尽管并没有错，但也什么都没说。更成问题的是将适用商谈与证立商谈区分开来。理性的规范适用预设了，在疑难案件中针对个案而设定规范，譬如语义学规则或者表达了原则之间附条件的优先关系之规则。假使抛弃这些规范，将威胁到[ 法律] 判断实践的一致性，乃至威胁到法律安定性。
哈贝马斯似乎看到了这一点，当他说道：来源于德沃金的以理想证成的融贯性为导向的理论，再加上君特的优雅建议，现在包含的不过是原则与目标设定的弹性集合，并且他追问道：然而这样一种理论能够指导[ 法律] 判断实践，从而保障法律的安定性吗?在他的答复中，哈贝马斯首先确认，法律安定性自身表达了一项原则，且必须在一定情形中(in casu)与其他原则进行权衡。这一点应当得到赞同。在接下来第二步中，他将法律安定性置于另一个层面，也就是程序层面，它涉及的是对相关的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进行商谈性的阐明。这一点原则上应当得到承认，即便还不清楚应当如何理解依赖于程序的法律安定性(verfahrensabhngige Rechtssicherheit)。哈贝马斯似乎同样留有一定程度的疑虑，当他说道：以这样一种充满抱负的理想作为导向，通常来说是对职业化司法的过分苛求。一种可能的解答在于哈贝马斯所说的第三步法律范式，其中他将市民的形式法律范式区别于社会国的实质主义法律范式，又将这二者区别于程序主义的法律观，而在哈贝马斯看来，后者是对前两者的扬弃。也就是说从一开始就存在范式的联结。现在不仅在前两种范式之内，而且在它们之间，都存在紧张关系。人们如何通过一种被称为紧张关系的东西来消除紧张关系呢?并不令人惊异的是，哈贝马斯写道，正是由于可替代的法律范式之间的竞合，一种程序主义的法律观(prozeduralistisches Rechtsverstndnis)就必须揭示出一个层面，一个让各个通过反思形成的法律观彼此相互开放的层面。因此法律安定性与正确性的和解重担实质上落在了程序的肩上。
五、法律论证理论
通过程序这一步骤，哈贝马斯对德沃金的独白式进路提出了反驳，这种进路最生动的表达是德沃金的赫拉克勒斯法官，一个具有超人的技能、学识、耐心和敏锐的法律人。[ 哈贝马斯认为] 虽然对解释实践的重构依然按照法律理论，而非法律教义学来进行，但是理想个体[ 即德沃金的赫拉克勒斯法官] 却置身于商谈理想之中：对德沃金唯我主义的法律理论之批评，必须针对的是同一个层面，并且以一种法律论证理论(Theorie der juristischen Argumentation)的形式来证立程序原则，而至今对赫拉克勒斯所提出的理想要求这一负荷现在也被转移给这些程序原则。
任何论证理论的核心都是论据(Argument)概念。哈贝马斯将论据定义为在商谈条件下兑现一项有效性宣称的理由。那种理想，即德沃金曾经对理论提出的要求将由此被安置在商谈条件中，这种商谈条件被哈贝马斯描述为对于合作的理论建构程序(kooperatives Verfahren der Theoriebildung)的理想要求。融贯性理念依然被包含其中，但却隶属于商谈。它[ 融贯性理念] 将指向论证的语用学前提，并且通过形成一种融贯的整体，与一种具有论证信服力的非强制的同意关联起来。人们在此可以将其称为一种商谈的融贯性理论。同样，唯一正确答案的理念也经历了一种商谈理论的转化。它将因此从一种本体论预设上升为一种调整性理念，并且与实际[ 法律] 判断实践的可错性联系起来。这反过来导向了种无限论证程序的理念，其中包含了一种向着商谈的理想条件的充分接近。属于这些理想条件的有：排除压迫与不平等(也就是自由与平等)，无限的时间、不受限制的参与资格与完全的非强制性，以及最优的信息。在实践商谈中，共同实践着的、普遍化了的理想角色担当具有重要意义。藉此，德沃金的基本规范平等关怀与尊重从商谈伦理学上同样可以被把握。这也就为一种法律论证理论提供了商谈理论上的基础。六、特殊情形命题一种理论的基础当然是有别于这种理论自身的。任何法律论证理论都必须确定法律安定性与正确性之间的关系。这反过来要求阐明，法律论证的特殊性何在。对达成上述二者的尝试，也就是特殊情形命题(Sonderfallthese)。哈贝马斯对特殊情形命题提出了批评。这一批评的正当性实质上依赖于应当如何理解特殊情形命题。
(一)道德商谈与普遍实践商谈
根据哈贝马斯，特殊情形命题说的是：法律商谈应当被理解为道德(适用)商谈的特殊情形。然而，法律商谈并没有构成道德论证的特殊情形。它们不允许被理解为道德论证的子集。如果人们检视特殊情形命题的字面含义，它说的是，法律商谈是普遍实践商谈(allgemeiner praktischer Diskurs)的一种特殊情形。假使人们将普遍实践商谈这一表述理解为道德商谈这一表述的同义词，并且同哈贝马斯一样将道德商谈定义为一种涉及且仅仅涉及可普遍化的商谈，后者追问的是相关的规范建议是否表达了所有相关人员的共同利益，那么特殊情形命题就立即不攻自破了。法律商谈不仅仅是向道德理由开放，而且也向伦理政治理由、实用理由开放。前者是对一种有意识的集体自我理解的表达，建立在传统与强有力的评价之上。后者涉及的是选择适当的手段以实现给定的目标与偏好。这种既针对道德理由也针对伦理与实用理由的开放性，基于体系性的理由而具有了必然性。一种民主制中的法律论证(juristischeArgumentation in einer Demokratie)，其最重要的出发点是在民主程序中被创制的制定法。然而，在民主的立法程序中涉及的是行动规范，它们以法律形式出现，并且借助实用理由、伦理政治理由以及道德理由得到证成，而并非仅仅基于道德理由。如果法律论证应当与民主程序中判断的事项联系起来，那么它就应当认真对待所有三种与其结论相联系的理由类型。
假如只存在一种可能性，也就是将普遍实践商谈这一表述理解为道德商谈的同义词，那么特殊情形命题显然是错误的。然而不仅存在另一种可能性，而且这种可能性更站得住脚。普遍实践商谈是将道德的、伦理的与实用的问题与论据关联起来的商谈。例如，将一项制定法草案交诸普遍公众进行讨论。
对于普遍实践商谈这一概念的建构，一种可能的反驳是它威胁到了正义、善与合目的性之间的优先性。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善相对于合目的性的优先性源自于即使一种手段针对一个目的达到了最高程度的合目的性，但如果这个目的毫无价值的话，也算不了什么。正义相对于善的优先性却不是一件容易证立的事。善涉及的是非普遍性的个体或集体的价值，而正义涉及的是普遍性的规范。因而这就涉及到普遍性相对于非普遍性的优先性。如何能够证立这一优先性，这个问题在此无法得到回答。为了驳斥对优先性的可能威胁，只需要确认普遍性对于非普遍性的优先性只要得到了证立，就是有效的。不仅在不同的商谈类型之间是有效的，而且在与不同商谈类型相联系的普遍实践商谈中的不同论据之间也是有效的。
并非不重要的是，道德的、伦理的与实用的论据之间不仅存在优先性，而且也存在关联。人们会想到人权，它们界定了正义的核心。人权是抽象的权利，具有道德有效性，只要它可以被证立。如果人权作为抽象的道德权利是可以被证立的，它也就获得了绝对优先性。没有哪个制宪者，也没有哪个普通立法者能够出于伦理的或者实用的理由废止作为抽象道德权利的人权。然而如果问题涉及到人权在具体案件中提出了什么要求，那么除了道德理由之外，伦理的与实用的理由当然也能够发挥作用。这一点在比例原则审查中体现得最为清楚。在其中的前两个层次，即适当性审查与必要性审查之中，实用论据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在其中的第三个层次合比例性审查之中，伦理理由能够作为限制理由发挥作用。如果对人权的干预非常轻微，而且伦理理由的份量非常重，那么后者就能够证成对人权的干预。抽象的绝对性能够在具体性中得到相对化。所有这些都显示了，普遍实践商谈并不是单纯地杂糅或者组合，而是一种体系性的必然联结，从而表达了实践理性(praktischeVernunft)的统一性。
(二)法律商谈的规则和形式
哈贝马斯针对特殊情形命题的第二项反驳是，该命题必须指出法律商谈的特殊规则和形式仅仅是将道德实践商谈的普遍程序条件从现行有效法律的约束性角度予以特殊化。这一要求尽管简短提及了两种商谈形式各自采用的规则与论据形式在结构上的相似性，然而[ 这一要求]并未得到满足。
对此的回答是，上述要求从来无法得到满足，但是这并没有使特殊情形命题成为问题。虽然有一些法律商谈的规则和形式与普遍实践商谈的规则和形式是相符的，但是并非全部都相符，这不仅是无害的，而且是必然的。这种必然性是源自于实证法的必然性(Notwendigkeit des positiven Rechts)，后者又是源自于[ 法律] 判断的不确定性或者说普遍实践商谈的不确定性。法律商学解释、发生学解释、先例解释与体系解释的规则和形式表达的不仅仅是纯粹的已经发生的法律解释实践。它们也参与了实证性的必然性。这意味着，它们在内容与结构上不可能是对普遍实践论辩的规则和形式的特殊化。只不过，它们彼此之间是相关联的。实证法的存在是实践理性的一项要求，因而能够在普遍实践商谈中得到证成。因此，基于权威的法律商谈规则和形式虽然不是直接地，但是间接地与普遍实践商谈的规则和形式关联起来。
(三)不正义的法律
第三项反驳是特殊情形命题预设了法律与道德的一致，这将导致令人不悦的后果，它不仅使得法律判断的正确性被相对化了，而且使其本身成为了问题。理由在于有效性宣称(Geltungsansprche)是二元赋值的，而且不允许是或多或少的。所谓法律与道德的一致不可能意味着，特殊情形命题预设了法律总是事实上与道德相一致。只有援引在法律规范和法律判断中必然被提出的正确性宣称，才能理解上面的表述。在道德商谈中提出的正确性宣称是一种道德正确性宣称。在普遍实践商谈中提出的正确性宣称是一种普遍实践正确性宣称。在两种情形中涉及的都是内容的或者说实质的正确性。人们可以称之为一阶正确性(Richtigkeit erster Ordnung)。一阶正确性应当被归属于理想的面向。在法律中除了理想的面向，还有实证性这一现实的面向。因此，在法律商谈中提出的宣称是复合的。它不仅涉及到理想的，而且涉及到现实的面向。人们可以称之为二阶正确性(Richtigkeit zweiter Ordnung)。二阶正确性宣称不仅将内容正确性原则，尤其是正义，而且将法律安定性原则与法律必然地联结起来。如果现在要适用一项不正义的制定法，就出现了在法律安定性这一形式原则与正义这一实质原则之间的权衡问题。在此无法进一步阐述。只有两点是重要的。如果法律安定性原则应当被给予优先地位，那么二阶正确性宣称就得到了满足，而且事实上二元赋值的法律有效性宣称也就不成问题。相应的判断具有了法律有效性，尽管如此，由于没有满足实质正确性宣称，该判断仍然是具有法律瑕疵的判断(rechtlich fehlerhafteEntscheidung)。特殊情形命题的优点在于，它能够描述出法律有效性与法律瑕疵性之间的这种罅隙。
1、 进一步提高学生“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意识，让学生懂得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虽然生活好了，但还是要发扬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
2、培养学生爱惜粮食、爱惜物品、自觉节约用水、用电的好习惯，树立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的意识。
活动过程
一、谈话
1、结合自己家的实际，谈一谈现在我们的物质生活情况。
2、出示“浪费”一词，说说自己从这个词中想到的画面。
3、总结：同学们，今天我们的生活富裕了。我们可以穿上漂亮的衣服，可以背上书包高高兴兴地到学校学习文化知识，可以去公园玩耍、做游戏。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不愁吃，不愁穿，生活过得无忧无虑。可是，有的同学去不懂得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今天我们来谈一谈有关勤俭节约的话题。
二、讲勤俭节约的故事
1、 指名讲自己课前搜集的勤俭节约的故事。
2、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美德，是五千年文明古国的优良传统，从厉行节约的晏婴到一钱太守刘宠，从一代名相魏征到民主革命家孙中山，都为我们留下一份份忧苦万民、勤劳天下的珍贵遗产。勤俭节约还是我国的建国方针。建国初期，毛主席曾说：“要使我们国家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一勤俭建国的方针。”正是这一方针，才使我们年轻的共和国医治了几十年战争的创伤，甩掉一穷二白的帽子，屹立干世界民族之林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鞠躬尽瘁、艰苦朴素的光辉事迹，更是彪炳千秋，中华民族正是具有这种精神，才能生生不息，不断繁衍。可是，经过我们班同学调查发现我们学校在这方面仍存在着一些不好的现象，现在请同学展示一下你们课前调查的浪费现象。
三、身边的浪费现象大调查。
1、交流搜集、调查到的学校里的浪费现象。
2、总结校园浪费现象：不关紧水龙头;肆意攀比高消费;不随手关灯;大量使用一次性用品浪费粮食;光线明亮时仍开灯;浪费纸张(纸张只使用一面)等
3、面对日常生活的这些浪费现象，我们也许早已习以为常。然而，当我们随手扔掉一块馒头时，我们是否想到父母也许正在为全家人的一餐饭食而辛苦奔波?当教室里的电灯在“孤独”工作时，我们是否想到西部山区还有很多孩子仍然在点着蜡烛的教室里上课?当肆意放开水龙头任意让水白白流走时，我们是否会想到还有无数人因缺水而生命垂危。。。。。。
4、可能同学们会意识到自己生活中不经意的坏习惯，其实是一种多么可憎可鄙的行为。可是，更有甚者，我们有些同学不仅自己的东西不爱惜，对待公共资源，也存在浪费，甚至是肆意破坏的现象。
5、说一说学校中破坏公共财物的现象和行为。如、受伤的椅子2、二楼的消防栓3、墙上的黑脚印4、地上的长粉笔5、坏了的水龙头。。。。
6、总结：由于我国人口数量大，使自然资源的人均占有量都在世界平均值以下。典型的数据：淡水资源为世界人均四分之一，森林资源为世界人均九分之一，耕地资源为世界人均的五分之一，45种主要矿产资源为世界人均二分之一。依次具体比较水资源、土地资源、森林资源，得出结论：中国人均资源短缺。因此，温提出的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号召，强调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推行节约。同学们或许现在可以从一个更高的角度来理解节约的含义，那应该怎么做，才能做到节约呢?有什么好方法?
四、节约离我们有多远?节约就在我们身边。
1、谈话：节约到底离我们有多远呢?其实节约就在我们身边。
2、指名说说怎么做才算节约?有什么好的方法。
3、明确学校节约活动倡导的“五个一”内容及要求。
一、“空谈误国 实干兴邦”历史渊源
“空谈误国 实干兴邦”最早出自魏晋时代的风流名士以清谈为风尚，被王羲之砭为“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后人更是批评两晋亡于清谈，遂有“清谈误国”之说，出自清代的顾炎武，距今300余年。
古人云：“为政贵在行。”魏晋时期，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贵族名士崇尚无关国计民生的清谈，影响一代风气。人们痛陈其害：“何晏、王弼之罪，深于桀、纣。”鲁迅先生在谈到这个时期的社会风气时也说：“许多人只会无端的空谈和饮酒，无力办事，也就影响到政治上，弄得玩‘空城计’，毫无实际了。”实践证明，两军对垒，空谈丧失战机；市场竞争，空谈错失商机；治国理政，空谈贻误时机……倘若空谈成风，危害就会更大。
二、“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在蛇口率先引用
八十年代初期，蛇口打出了著名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十年以后，在蛇口又竖起了“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巨幅标语，这个口号不胫而走，很快成为全国最响亮、最浑厚、最雄壮的流行语之一。
那时蛇口，可是给人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弹丸之地上一派蓬勃建设的景象。企业规模变小了，生产效率大幅提高了；职工们士气饱满，管理者意气风发；人们在劳动之余拼命学习来提高自己，服务行业热情而周到。
当时蛇口工业区的负责人袁庚同志，在面对外界对特区姓“资”姓“社”争议不断的背景下，以其高度的政治敏锐性，深入领会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实质，果断地在蛇口工业大道上竖起了“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标语牌。
开放为的是引进资金、技术与管理；改革为的是从旧的体制与制度下挣脱出来，非此不足以解放思想、迈开步子。实践证明，这些都是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路最需要的东西。
三、“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中得到确立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是在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中进行、发展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是否要继续的争论也愈加激烈。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一观念借助深圳改革开放这块“试验田”迅速影响全国。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以88岁高龄视察南方，足迹遍及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当时的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同志回忆：1月18日邓小平的视察专列抵达汉口火车站时，特意请关广富同志陪他在月台上散步，并要求关广富以纸笔记下自己的一番话。其中，讲的第二点就是“发展才是硬道理”、不要争论姓“资”姓“社”的问题，并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据关广富回忆，就在那次重要谈话里，邓小平发出了震天动地的声音：“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不要再进行所谓的争论了！”
在深入领会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实质的情况下，果断地在蛇口工业大道上竖起了“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标语牌。不但鼓舞了深圳人建设特区、奋力改革的决心和斗志，还很快成为全国的流行语。
四、提出的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现实意义
正如提出的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治国方略上所说的。“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一定要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把我们的党建设好，团结全体中华儿女把我们国家建设好，把我们民族发展好，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
摘要：贵州是一个红色文化资源十分丰富的大省。根据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我们应努力打造红色文化品牌，为繁荣贵州多元文化作出贡献。其中，王若飞烈士作为从贵州走出去的革命家、政治家、活动家，在近代中国民主革命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因此，深入开发这一红色文化资源，努力将王若飞的革命事迹打造成贵州红色文化的知名品牌，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对此，本课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行之有效的举措。
关键词：王若飞；红色文化；开发利用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强调，要“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为此，应“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用好红色旅游资源，使之成为弘扬培育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重要课堂。”[1]贵州作为红色旅游资源大省，为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应努力打造红色品牌，以进一步推动贵州多元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对此，笔者拟以王若飞的主要革命事迹及其开发利用为例，谈谈如何深入打造王若飞这极具代表性的贵州红色文化资源。
一、王若飞烈士的主要革命事迹
王若飞是从贵州走出去的中国民主革命的著名革命家、政治家、活动家。在其富有传奇色彩的五十年的生涯中，经历了传统文化教育、出国留学教育、为党革命与工作的历程，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直至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不仅是贵州人民的骄傲，同时也是中国革命与中国人民的骄傲。他的革命事迹已成为贵州乃至中国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来讲，王若飞的革命事迹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一）早年的革命事迹。
王若飞早年的革命事迹主要从国外与国内两个方面体现出来。
（1）在国外：留学日本期间，王若飞已初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阅读了大量关于社会主义的书刊。留学法国期间，王若飞时常与国内其他留学生如蔡和森等人共同探讨救国救民的道路，同时主张“要走苏俄工人阶级的道路”。1921年底，、王若飞、赵世炎等在法国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2年6月，参加了在法国巴黎西郊布伦森林里召开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大会。此后，参与了革命刊物《少年》的编辑工作。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后，王若飞被批准为中共正式党员，积极参加旅欧总支部的工作，有力地推动了党在海外革命工作的开展。正如杨植霖所言：“在若飞等同志的辛勤工作中，使党在巴黎附近工业区所领导的华工组织，大大地发展了。在这里，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不少优秀的干部。”[2]1923年，王若飞到达苏联后，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继续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与中国革命问题。
（2）在国内：1925年4月，王若飞从苏联回国，在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在其发表的《今年五一的苏联》一文中，再次强调走俄国人的路的重要性，认为，苏联工人阶级所走的道路，是“全世界工人得到解放应走之路”。五卅运动期间，王若飞通过文章、召开会议的方式，积极声援五卅运动。1925年夏，中共中央为加强河南、陕西地区的革命工作，任命王若飞为中央特派员，指导豫陕区委工作。9月1日，豫陕区委机关刊物《中州评论》在河南开封创刊。萧楚女任主编。该刊的内容以刊载政论文章、时事评论为主。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鼓动人民进行反军阀战争的斗争，揭露破坏统一战线的活动。王若飞以《中州评论》为阵地，发表了大量关于时政方面的文章。其中包括《在现时内忧外患交迫之下河南国民军应取的政策》、《为民众自由而奋斗的国民军不应有妨碍民众自由的举动》、《反奉战争的性质》、《异哉警察厅之所谓赤化》、《未来的吴佩孚》、《战争前途的预言》、《胜利的国民军将怎样做》等。这些文章的发表，宣传了党的基本政策，驳斥了有关当局对我党宣传的诬蔑，对指导河南的革命工作，推动国民革命的进一步发展起重要作用。正是由于王若飞的出色工作，1925年10月，在豫陕区党委会议上，王若飞被任命为豫陕区委书记。1926年2月，被调到上海党中央工作，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主要革命事迹。
1927年4月27日至5月中旬，王若飞在武汉参加了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负责大会总务工作。1927年6月以后，王若飞受中央派遣回到上海，任江苏省委常委、省农委书记。“八七”会议后，根据“八七”会议精神，开始组织江苏省秋收暴动。11月9日，参与无锡暴动的组织领导工作。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和经验不足，起义失败。1928年春，王若飞继续深入江苏农村，参与组织如皋、泰兴农民举行的“五一”暴动。
在积极参与革命活动的同时，王若飞还根据中央指示，与其他人员创办了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利用《布尔塞维克》宣传党的主张，介绍各地革命斗争的情况，总结革命的经验与教训。
1928年6月，王若飞参加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王若飞留在苏联，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
1931年9月初，王若飞回国。归国途中，被中共中央任命为中共西北特别委员会书记，负责领导西北地区的革命工作。在内蒙古，王若飞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明确指出：“要想在内蒙古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必须开展群众性的武装斗争。为此，就必须做好民族工作，必须在蒙汉群众中间，宣传党的民族平等政策，反对，实行民族团结互助，在地方的民族部队中，开展党的工作。”[3]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王若飞深入农村地头，宣传党的政策，提高群众的革命觉悟。同时积极开展武装斗争，发动蒙古地方民众加入到武装斗争的队伍中来。
就在王若飞积极开展革命活动的过程中，引起了蒙古地方当局的注意。1931年10月21日，被包头警方逮捕，入归绥（今呼和浩特市）第一模范监狱。1936年夏被转为山西太原陆军监狱。
在狱中，王若飞一方面联合监内狱友同监狱当局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另一方面还积极学习，撰写文章，加强同监狱外界的联系。他常对狱友们说：“西方的革命先辈，把监狱当学校，在狱里做了很多事，我们也不能辜负这段时间。”[4]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狱中，他先后写了《周易批注》、《王阳明学说批判》等文章。同时给当时的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写信，提出中国应该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坚决的抵抗，开展民族革命战争，申述自己对战争的策略思想，要求傅作义给予参战的机会。
（三）抗战时期的主要革命事迹。
1937年4月，在党组织的营救下，王若飞被无条件释放。全面抗战爆发后，王若飞到达延安。从此，他积极投身到抗战的伟大事业之中。先后担任过陕甘宁边区党委统战部部长、陕甘宁边区宣传部部长、第十八集团军延安总部副参谋长、中共中央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秘书长等职务。在担任党与军队中重要领导职务的同时，王若飞还发表了大量关于时局的文章，宣传自己的思想主张，推动党领导的抗战事业的大发展。主要有：
（1）1937年10月30日在《解放》第1卷第21期上发表《华北游击战争的展开》。
（2）1937年9月，延安陕北公学开学时发表《欢迎全国青年学生到延安来学习抗战知识》的讲话。
（3）1938年2月1日，在陕甘宁边区党委宣传部机关刊物《团结》创刊号上发表《今天如何实现满汉联合抗日》。
（4）1938年2月15日，在《团结》第1卷第2期上发表《加紧整理自卫军工作准备迎击日寇的进攻》。
（5）1938年3月9日，在《团结》第1卷3、4期上发表《为坚决保卫边区而抗战到底》。
（6）1938年4月20日，在《解放》第35期上发表《我们怎样保卫陕甘宁边区》。
（7）1938年5月25日，在《团结》第1卷第6期上发表《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保卫延安》。
（8）1938年6月23日，在《团结》第1卷第7期上发表《如何巩固接近抗日前线的延川》、《迎接伟大的抗战周年纪念及中共成立十七周年纪念》。
（9）1938年10月28日，在《团结》第1卷第10期上发表《边区各地在召开边区会议运动上应做的工作》。
（10）1939年2月16日，在《新中华报》上发表《敌后抗战的团结问题》。
（11）1939年3月15日，在《八路军军政杂志》第1卷第3期上发表《巩固抗日军队间互相团结的工作》。
（12）1940年1月25日，在《八路军军政杂志》第2卷第1期上发表《坚持华北抗战中之“人民武装自卫队”》。
（13）1940年2月，在《共产党人》第4期上发表《准备根据地变为游击区的武装斗争》。
（14）1940年4月25日，在《八路军军政杂志》第2卷第4期上发表《华北游击队与民众游击战争发展的经验》。
（15）1940年12月25日，在《八路军军政杂志》第2卷第12期上发表《八路军与抗日根据地》。
（16）1941年7月1日，负责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
（17）1942年6月27日，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
（18）1942年7月7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我们怎样在敌后根据地建设起新民主主义的政治》。
（19）1943年12月20日至21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关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的报告。
（四）抗战胜利前后主要革命事迹。
抗战胜利前后，王若飞的革命事迹主要表现在积极参与国共两党所进行的谈判事务之中。
早在1943年9月上旬，五届十一中全会所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明确指出：“一贯之主张与期望，不断之奋斗与牺牲，唯在建立民国，实施。……现阶段革命之任务，自当集中力量击溃日寇，以扫除建国最大之障碍，完成本党历史的使命。故此次抗战，其目的不仅在求战争之胜利，尤在求和平之胜利，而和平基础之永固，端赖民主体制之建立。用是于抗战之中扶植民权，扩张民权，力求民主政治之建设，基础之奠定。”[5]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明确表示：愿意随时恢复两党谈判。1944年5月4日，王若飞协助林伯渠在西安同代表王世杰、张治中重开谈判。5月16日，林伯渠在国共双方谈判记录上签字，但代表拒绝签字。5月17日，王若飞随林伯渠同王世杰、张治中同机飞往重庆继续谈判。但由于方面毫无诚意，谈判没有结果。同年夏，党中央根据政治形势和国共关系的变化，决定改中共南方局为重庆工作委员会，书记为董必武，王若飞协助工作。同年11月，董必武回延安后，王若飞主持工作，任书记。
在重庆的一年当中，王若飞为推动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工作作出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抗战胜利后的两党谈判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在他看来：抗战结束后，“国共谈判可能重新开始，但不会放弃独裁，不会给人民民主的权力。”因此，“要发展民主力量，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进一步孤立。同时要发展解放区的力量，作为谈判的坚强后盾。”[6]
果如其所料，1945年8月28日，王若飞陪同、等由延安飞往重庆重开谈判。此次国共两党谈判期间，王若飞承担了大量基础性的工作。他不仅参与了谈判活动，而且还协调处理了谈判期间国共两党之间人员的往来、宴会活动、新闻活动、会谈纪要的签字活动等。10月11日由重庆返回延安时，王若飞全程陪同。第二天，王若飞又不辞辛劳，与张治中同机返回重庆同继续会谈相关问题。此次会谈一直延续到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签署的《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与此同时，王若飞相继出席了召开的政协一至十次会议。政协会议闭幕后，王若飞于2月11日同董必武返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政协会议的情况。之后于2月13日又返回重庆，继续商谈有关事项。但因对政协决议和停战协定的破坏，致使王若飞自始参与的国共两党的谈判活动无果而终。
二、王若飞烈士革命事迹的开发利用现状
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受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人们对王若飞的革命事迹知之甚少。因此，在对其革命事迹进行开发利用方面明显滞后。就物质层面而言，在贵州，保留有安顺的王若飞故居、贵阳的达德书院。在山西兴县，建有“四八”烈士纪念馆。就精神层面来讲，王若飞的革命事迹更多地是保留在其从事革命活动所在地的相关的革命历史档案材料之中。开发与利用的力度相对偏弱。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人们文物意识的加强，对革命先烈革命事迹的认识不断深化，加之学术研究的空前繁荣，因此，对王若飞革命事迹的开发与利用相应得到加强。这主要表现在：
1．物质层面：在贵州，安顺王若飞故居得到进一步的修缮、王若飞故居纪念馆得到进一步的充实、完善；贵阳达德书院得到进一步的修葺与综合开发。在山西，“四八”烈士纪念馆被列为山西省“十一五”重点开发项目，获得中央与地方财政的大力。
2．精神层面：已有相当数量的研究王若飞革命事迹的论文、回忆录、专著得到发表与出版。
其中，论文与回忆录方面的成果主要有：《王若飞和陈独秀关系初探》、《王若飞与陈独秀关系再探》、《王若飞烈士生平简介》、《王若飞品格论》、《学习王若飞同志，做真正的共产党人》、《王若飞与如泰五一农民暴动》、《王若飞与阎锡山的特殊交往》、《王若飞的铁窗生涯》、《回忆我与若飞的同志情谊》、《王若飞袒护陈独秀始末》、《王若飞被捕前后》、《关于王若飞的若干史实问题》、《王若飞在重庆谈判中的作用》、《王若飞生平年表》、《抗战胜利后王若飞在争取和平民主中的贡献》、《统战部长王若飞的几篇重要文章》等。
在专著方面的成果主要有：中共安顺地委、安顺市委主编的《王若飞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贾兴安编著的《王若飞的故事》，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年版；杨植霖、乔明甫、薄一波著《王若飞在狱中》，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年版；马连儒、袁钟秀著《王若飞传》，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三、努力将王若飞烈士的革命事迹打造成贵州知名的红色文化品牌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有关王若飞烈士革命事迹，无论是在物质层面亦或精神层面，在开发与利用方面均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仅仅满足于已有的成效，笔者认为，远未达到应有的要求。根据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我们应努力将王若飞烈士的革命事迹打造成贵州知名的红色文化品牌，为繁荣贵州多元文化作出应有的贡献。对此，笔者拟提出以下各方面的举措：
1．精心打造、重新编辑出版《王若飞文集》（以下简称《文集》）。《文集》是烈士主要思想的集中体现。我们要学习烈士精神，传播烈士精神，利用烈士精神，首先必须以烈士的思想主张为基础与前提。王若飞作为我国民主革命时期的一名重要参与者、决策者，其为我国民主革命事业的最后胜利付出了毕生心血直至生命。在这一过程中，烈士所提出的系列思想与主张，我们只有通过深入学习其《文集》，才能体认到烈士思想的精髓，自觉地将其思想与主张转化为为党的事业努力拼搏与奋斗的不竭动力。
2．集中编辑出版《王若飞烈士革命事迹回忆录》。目前，已有相当数量的烈士革命事迹回忆方面的成果与材料，但过于分散与零乱。对此，笔者认为，应对已有的成果集中进行精心编辑，重新出版专题性的烈士革命事迹回忆录。这样，可以更好地发挥烈士革命事迹资政育人的作用，发挥烈士革命事迹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大作用。
3．进一步充实、更新王若飞革命烈士纪念馆现有展品。安顺现有王若飞烈士纪念馆建成之后，其社会教育作用不可低估。然而，实际上仍有进一步充实、更新的必要与可能。那么，怎样充实与更新呢？这需要地方政府进一步解放思想，扩大烈士先进事迹陈列的范围。其中包括与烈士有关的材料与研究成果等，都可列为布展的内容。甚至还可以利用现代声、光、电手段来增强烈士纪念馆的观赏性、趣味性、教育性。
4．组织成立全国性的烈士思想研究会。要将烈士事迹打造成贵州知名的红色文化品牌，重中之重应从思想文化入手。然而，思想文化本身有其静态的一面。要扩大其宣传效应与影响效应，还得有人去宣传、去讲解、去研究。为此，应充分发挥全国党史界、史学界、高校及各社科研究机构的作用，组织成立全国性的王若飞烈士思想研究会，让更多的人来承担宣传、讲解、研究烈士革命思想与革命事迹的重任。
5．定期召开富有重大影响的学术研讨会。当今社会，组织具有一定规模的理论研讨会，已成为扩大宣传与影响的重要方式。定期召开富有重大影响的有关王若飞烈士的学术研讨会，同样是十分必要的。通过学术研讨方式，让大家在共同的主题下交流学习心得，提升思想认识，深化对烈士革命思想与事迹的研究。
6．开发建设与烈士革命事迹有关的旅游产品及基础设施。要发展贵州红色旅游文化，必须尽力开发建设与贵州红色文化有关的旅游产品及基础设施。具体到王若飞烈士旅游产品与基础设施的开发与建设上，笔者主张从这样几个方面入手：
（1）编辑出版与烈士有关的红色书籍、红色光盘。譬如：故事丛书、烈士年谱、烈士思想研究论文集、烈士小说、烈士事迹宣传光盘等。
（2）拍摄与烈士有关的广播剧、电影电视剧，增强烈士形象的生动、趣味性，吸引力与感染力。
（3）建设与烈士红色品牌有关的文化广场。广场可以为相关演出提供平台。而在广场周边则可建设一些供游客休闲、娱乐、用餐的相关场所。
（4）开发生产与烈士红色品牌有关的小型产品。如：烈士像章、烈士手迹等，都可作为相关产品的主题进行开发生产。
7．将烈士纪念馆、故居建设成为对领导干部、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要将烈士纪念馆、故居建成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必须明确二个主题：一是烈士的精神内涵，一是烈士事迹的当代价值。只有在明确这两个主题的基础上，教育才能达到应有的作用。
综上所述，王若飞烈士作为贵州走出去的革命家、政治家、活动家，其主要革命事迹从红色文化建设的角度来看，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我们将其打造成贵州红色文化的知名品牌，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只要我们高度重视，齐心协力，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力做贵州红色文化建设的有心人，相信我们能够打造出系列贵州红色文化品牌，为繁荣贵州多元文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1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
[2]杨植霖、乔明甫、薄一波著：《王若飞在狱中》，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年版，第9页.
[3]杨植霖、乔明甫、薄一波著：《王若飞在狱中》，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年版，第11页.
[4]杨植霖、乔明甫、薄一波著：《王若飞在狱中》，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年版，第115页.
[5]参见荣孟源主编：《中国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850页.
（男）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合）大家上午好！（鞠躬）
（女）日月如梭，往事如烟，1975年对我们全体同学来说是个非常特别的日子，那一年我们高中毕业啦。一晃就是36年。
（男）火红的年代，激情的岁月。高唱革命红歌，参加三大革命锻炼。口诛笔伐，批林批孔批宋江；开门办学，学工学农学军事。
（女）学校生活，依然是那么清晰，仿佛就在昨天，让人激动不已！当我们步入社会，品尝了人生的酸甜苦辣，经历了世事的沉沉浮浮之后，才发觉学生时代的生活就如同一杯陈年佳酿，如同一首饱满深情的歌，悠远而绵长
；同学之间的友谊是一段割不断的情，是一份躲不开的缘，愈久愈醇厚，愈久愈珍贵，愈久愈甘甜；多少欢笑、多少故事、多少点点滴滴的往事，多少次地出现在你我的梦里，闪现在我们的眼前。
（男）如今我们已步入了天命之年。36年的岁月，虽然摧老了我们的容颜，却给我们带来了睿智和经验；虽然磨平了我们的棱角，却给我们带来了沉稳和老练……
（合）我们心中有一个“梦”，那就是割不断理还乱的师生情，同学义。
（女）为了这个“梦”，同学们放下手头的工作，从四面八方，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带着积聚36年的期盼，来到我们曾经两年同窗的母校——韦源口中学
（男）当年的相识是因为我们前世有缘，今天的相聚是我们在延续这段缘份，直到永远。就让我们在这短暂的重逢里，倾情交谈，共诉衷肠；让我们共同分享快乐，一起分担苦恼和忧患。现在，请允许我们荣幸的宣布
（合）韦源口高中1975届同学会现在开始！鸣炮！
（男）首先让我隆重介绍出席今天聚会的各位来宾：
……（女）还有我们今天的主角，所有出席聚会的韦源口高中1975届同学们。
（男）今天的聚会我们期待已久，但他却来之不易。很多同学36年从未谋面，彼此相见却不能相识，这确实是我们这些知天命的同学们心中的缺憾，我们今天能聚在这里也是人生一大幸事。
但是，我们尊敬的班主任张广斌老师，语文老师王康时老师离我们而去。还有我们有两位亲爱的同学，也英年早逝，在此表示深深的怀念之情，我提议大家全体起立默哀一分钟。
（男）我们的成长，离不开老师的淳淳教诲。在老师的培育下，我们不仅收获了学业，更收获了真挚、纯洁的友谊。我代表全体同学向精心培育我们的老师们，真诚的道一声：谢谢你们！我提议同学们一齐起立，向老师道一
声：“老师好！”（同学起立一齐喊，并向老师献花）。
（女）毕业36后我们聚集在这里，能再次聆听老师的话语，那是多么幸福的事啊！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请出我们敬爱的xx老师讲话
……
（男）老师的话语，今天听来格外亲切。岁月无情，银丝悄悄地爬上了额头，留下了岁月的沧桑。但令我们全体同学欣慰的是，老师们讲话还是那么铿锵有力，仿佛又回到那个激情的年代，我们坐在教室里听老师上课。我们
衷心地祝福老师们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万事如意！
（女）这次同学会得到了韦源口镇委、镇政府和韦源口中学领导的大力支持。
现在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韦源口镇镇长致辞
......
（男）掌声欢迎韦源口中学现任校长费久周先生致辞。
......
（女）同学会的举行，离不开全体同学的响应和支持，现在掌声欢迎1975届同学代表讲话（请华新股份集团公司付董事长、咸宁卫生学校党委书记、阳新宏达学校董事长、黄爽口镇副镇长、九宫山旅游区干休所所长、东湖村
副支书、......等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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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说这次聚会确实来之不易。筹备这次聚会的同学们，热情奔走，付出了极大的精力，我们今天的活动才得以实现。下面某同学代表筹备这次聚会的组委会向大家报告聚会的筹备情况。大家欢迎！
（某讲话介绍本次聚会的筹款情况，并对提供资助的同学代表组委会表示感谢。对各位领导给与的支持表示感谢）
（女）是啊，听了某同学的报告，相信大家一定会更加珍惜组委会给我们全体同学带来的这个难得一聚的机会。在此，我提议大家向全体参与筹备工作的同学们、向同学会提供帮助的同学和领导，表示我们最诚挚的敬意。谢
谢你们！
（男）36年了，在我们分手的那个年代，通讯手段极其落后，没有电话，更没有手机。慢慢地，我们彼此失去了联系，彼此之间的记忆也逐渐模糊了，今天的相聚，就是我们重新找回青春记忆的好机会，现在就请大家拿起话
筒，放开喉咙，面向全体同学介绍你自己36年来所走过的路程。有什么感慨，有什么憧憬都可以一一道来。如果当年有什么小秘密，比如小纸条啦，什么绰号啦，也可以拿来谈谈，开心是座谈会的主旨。如果有什么在那个年
代还不能公开谈论的话，今天就一吐为快吧。（同学们作自我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