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一经提出，就受到上上下下的重视，各大城市都陆续推出“智慧城市行动纲要”。到目前我国提出“智慧城市”建设的城市总数达到了154个，投资规模预计超过1.1万亿元。
最近，很多城市都举行了相关的高峰论坛。2012年12月上海举行了大规模“智慧城市”宣传周活动，其中14日举办的“2012中国智慧城市高峰论坛”，会议邀请了120余位专家到场，进行了12场主题演讲，两场签约仪式，一场圆桌互动，还了很有标准化意识的《智慧城市评价指标体系2.0》，就论坛本身而言应当说举办得很成功。
而后，在不长的时间里，国内还有几场关于“智慧城市”的高峰论坛将举行，“智慧城市热”还将不断升温，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城市发展绝对是好事。但是，任何事情都要有度，越是急需发展的时候越要注意――要理性发展，要可持续性发展，拒绝盲目发展，浪费性发展！
我们要善于把握“智慧城市”建设发展的脉搏，勇于并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吸取三网融合“三次写进五年规划，十五年未取得实质进展”的教训，上上下下都要脚踏实地，认认真真做好每一件事，把“智慧城市”建设落到实处。笔者有幸被邀请参与上海“智慧城市”论坛，有很多收获体会，学到很多新知识。但仍然感到有些问题不吐不快，不管是从“智慧城市”角度，还是举办“智慧城市”论坛的角度都有一些想法。从目前对“智慧城市”的宣传以及“智慧城市”高峰论坛来看，目前我国的“智慧城市”建设存在以下几个问题，希望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
一、“智慧城市”缺少顶层设计
如前所述，全国已有154个城市提出建设“智慧城市”的方案，大规模的城市信息化升级正拉开帷幕。令人担忧的是，全国么多城市提出“智慧城市”建设方案，很有可能造成重复投资、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另外，由于各地对“智慧城市”建设的理解和认知水平不同，在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能力、信息化开发能力、资源配置能力等方面还存在很大差异，“智慧城市”的“智慧”程度还存在很大差距，而缺乏一个权威、核心的顶层设计，缺乏一个全局性指导。
顶层设计顾名思义应当是来自国家和权威部门的规划，是国家层面的发展理念，高瞻远瞩，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顶层设计应当明确我国支持“智慧城市”发展的路径、原则、目标、标准以及信息安全保障等要求明确时间流、任务流、信息流的节点和关系，打破各部门各自为战的局面，统筹协调，并及时总结经验，不断修正方向。希望政府部门重视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顶层设计先行，正确指导“智慧城市”发展，以确保我国“智慧城市”发展始终走在正确的轨道上。
二、概念不清导致规划不实
尽管“智慧城市”的概念早就提出，也相比“智慧地球”、“智慧中国”等说法最深入人心，但关于“智慧城市”的理解和定义却五花八门。“智慧地球”是IBM提出的，我国台湾叫“智能城市”，因为在台湾“智能”和“智慧”是一个意思。还有人称为“数字城市”，就错了。其实“数字城市”、“智能城市”、“智慧城市”被人称为“智慧城市”的三部曲，简单地说“数字城市”是“智慧城市”的1.0版，“智能城市”就是“智慧城市”的2.0版，“智慧城市”则是3.0版，是城市建设的高级目标，是我们的发展方向。去年民建中央主席、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给出了广义和狭义的“智慧城市”概念，获得业内好评，厘清了一概念。
些叫法的不同导致了理解的差异，有时在规划中就会出现偏差，目标非常宏伟，但缺乏实际可操作性，不能解决城市中的实际问题。比如“智慧医疗”，不是把医疗数据上网和添点设备就行，而是要看该地区医疗资源配置是否合理，是否真正解决了“就医难、看病贵”的问题，降低了多少医疗成本，缓解了多少医患关系，人文关怀的理念是否落实了等等。
概念厘清也是全局性问题，宣传要准确到位，说法要统一，自上而下要有标准解释。理解统一了，在出台规划时就能够遵循同一个原则，对应的目标、方法与技术手段也就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智慧城市”建设，也要体现出“智慧”，并贯穿在整个实施过程中。
三、抓好试点项目
重大举措更需要试点的经验，建设“智慧城市”也不例外。试点具有一定的探索和示范作用，能使其他城市在建设中结合自己的情况少走弯路。但到目前为止，“智慧城市”的试点领域仍然不足，我国目前“智慧城市”的试点城市已超5个。在目前明确的18个领域中，很少有十分成功的试点。
培养试点、寻找成功经验，是“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一步，并通过试点来查找问题、修正规划。试点经验要广泛宣传，充分认识到试点的作用，要让不同的地区根据自身情况来参考借鉴。试点领域本身也要通过总结，不断提高，上升到更高层次。
四、高峰论坛存在的不足
1、演讲内容有些不尽如人意。谈成就多，讲问题少，解决方案少。比如智能交通系统，主要讲我们现在的交通管理平台规模很大，运行良好，设置了多少探头，交通信息随时掌握等，但对于存在哪些问题，如何实际缓解交通拥堵，应用系统后提高了多少道路的通行能力，如何发挥遇到突发事件快速排解的作用等描述不够。
2、有些演讲者有为自己做广告之嫌，只谈本公司产品如何，过多介绍产品的情况，讲解类产品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作用少，技术层面的东西讲的少，做法可以理解，说过了就不好了。
3、演讲者描述多，解决方案少。演讲者对“智慧城市”充满信心，谈起前景和设想信心十足，普遍感觉问题、困难谈得少，解决办法更少，使听众感到不解渴。其实“智慧城市”是一个系统工程，不管哪个领域均存在不少问题和难点，有很多需要技术攻关，有很多具体方案需要论证和解读，大家普遍关心的就是些，探讨和研究的也是些。
4、论坛互动交流不够。以本次上海高峰论坛为例，与听众互动太少，只有一位获得提问机会。去年的北京高峰论坛很好，组织了四个论坛分会场活动，请大家踊跃发言，尽量多提出问题。希望今后各地在组织论坛活动时，重视互动环节，调动与会者积极性，及时提出问题，真正为我国的“智慧城市”发展献计献策。
5、未组织专题论坛和参观试点行业领域。希望各省市在组织大型智慧城市高峰论坛时，组织一些专题论坛，比如智慧医疗论坛、智慧楼宇论坛、智慧交通论坛等。再组织一些参观活动，如选择活动主办方所在地，专题参观视察。种活动无论是对被参观对象还是参观者本人，都是一种教育和提高，优点显而易见。
关键词：政治通识课；专题探究；教学法；社会主义价值观
我国高校政治通识课的教学宗旨和教学理念，决定了它是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培育的主阵地和主渠道。 [1] 但鉴于目前一些高校政治理论课程由于教学理念的墨守陈规和教学方式的单一，导致蕴含了时代精神精华的主流价值观念无法及时在大学生内心深处“落脚生根”，更不用说能够成为大学生“手中资源库”里可以随时调度的日常行动指南。因此，有必要探讨高校政治通识课程新的教学机制，以便通过培育方式的更新来激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思想穿透力和生命力，最终使其能够以振聋发聩的方式渗透到大学生的心灵深处，成为其内化的思想资源和行为准则。本文以《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以下简称为《概论》）课程为例，探索专题探究式教学法在高校政治通识课教学的运用。
一、 社会主义价值观培育中专题探究式教学法的实践逻辑
大学生政治通识课程的课堂教学不仅要向学生传授学术前沿的知识和信息， 而且要帮助学生培养起好奇心、想像力、洞察力、批判意识和反思能力等必备的心智素质，更为重要的是要引导学生最大限度地调度和发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中的思想智慧来塑造自我、解读他人、诠释社会。而《概论》作为教育部确定的高校必须开设的公共必修课，既有思想性——在大学生的世界观、 人生观教育上发挥思想引领功能， 又有科学性和人文性——在大学生的科学素质教育上弘扬科学精神、传授科学方法，培养洞穿历史和现实的理性思维； 在人文素养方面陶冶审美情趣、唤醒道德良知，培育浓厚的人文情怀。具体而言，《概论》 课程中的核心思想内容——社会主义价值是中国时代精神精华的集中呈现， 是中国宏观叙事在文本理论中的高度浓缩。因此，在课堂教学中需要从高度形式化和抽象化的理论语言中挖掘鲜活、深刻的学术思想，即将抽象枯燥的宏观理论转换成社会科学各领域的“中层理论” [2] ，并且运用鲜活、生动的中层理论去解读现实社会的热点、难点问题。由此课堂教学要以问题为中心，教师引导学生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历史、科技等各个维度自由穿梭，从而使学生逐步洞悉中国社会运作的活生生的实践逻辑， 并在过程中将抽象的理论知识转化成浑厚的生活智慧，并在此基础上调度这些生活智慧去破解社会难题，凸显“天之骄子”的责任和担当。
（一）沟通理性的内涵及其在政治通识课程中的应用
建构高水平的优质课堂， 需要彰显以自由、平等、仁爱等为基础的沟通理性。因此，《概论》的课堂教学理应是一种师生多向探讨中国现当代社会时代精神精华的理性沟通行动。具体而言，作为一种理性沟通行动，《概论》的课堂教学需要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通过语言的交流，求得相互理解、共同合作、协调相互间的关系”。 [3] 356 首先，课堂教学彰显的不应该是教师唱独角戏的独白式理性，而是蕴藏着批判、反思、论证、创新等潜能的对话式理性。课堂教学不能专注于某种功利性的目标及与达成这一目标的急功近利的手段之间的关系。换言之，课堂教学必须防止学术交流从沟通行动堕落为策略性行动——教师独白是为了机械化地完成教学任务；学生听课是为了挣学分获取一纸文凭。在功利性目标的引导之下，智慧碰撞、思想交锋的课堂演变成“倒卖文凭”的师生角逐场。这样，“独立人格、自由之思”对于大学课堂而言也无从谈起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思想争鸣、平等对话、达成共识为导向的理性沟通模式，它不再将师生、同学之间的互动视为主客二元对立的单向交流模式，而是将其看成多元主体的平等交流。在这种模式下，教学主要采用问题启发、主题讨论等授课模式，从而为打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思想之门和开启学生的心智之门提供了可供遵循的路径。课堂教学不再局限于传递枯燥抽象的政治理论知识本身，更为重要的是引导学生探究中国时代精神形成的学术生态链，并在此过程中帮助学生挖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蕴含的普适价值，从而将平面化的知识信息转化成流动的生活智慧。其次，课堂教学必须创设理想的沟通情境。理性、自由、平等、仁爱的沟通环境，能够给学生与教师、学生与学生之间提供同等的交流机会，进行陈述、解释、论证、追问和反驳等，以使所有课堂参与者关于时代价值的观点都是可以商讨和反思的。 [3] 359-360
关键词：智慧建筑；智能卡技术；可视化技术
Abstract：With the progress of the society and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the modern control technology, the IC card technology and the visualization technology have a wide range of development. Therefore,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has also attracted and adopted some new application technology. The traditional building concept gives a new content, and formed the intelligent building. It is not only promoted the comfort and convenience of people living, but also more humanized. This paper from three aspects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intelligent building in today's society, first of all, the paper come up with the concep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telligent building, and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intelligent building from the IC card technology and the visualization technology.
Key words: the intelligent building; the IC card technology; the visualization technology
中图分类号：TU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2104(2013)
引言：近年来，随着我国建筑行业的快速发展，其相关专业知识和管理水平也再不断的提高，因此，我们需要研究一些新的方式和方法来适应这种快速发展的建筑行业，从而来适应当今社会的需求与发展。据统计，人的一生约有近7成的时间是生活在建筑中，建筑给我们提供了生活、工作、学习和休息等场所[1]，因此，我们也需要创造出一个良好的建筑环境，来适应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以前仅有的传统建筑模式已经不再能够满足和适应人们的要求了，因此，我们需要提出新的理念，来满足人们的需求，从而促进建筑行业的发展，“智慧建筑”的概念便应运而生了。
一、智慧建筑的概念
所谓智慧建筑，是指在建筑物中借助于物联网、传感器、控制器等先进的网络技术，将自动控制技术与信息通信技术相结合的一种建筑物合体[2]。就同人的身体一样，人的身体具有感知和反应的能力，而在建筑物中导入这种传感器和设备自动控制器，就能够检测出建筑物内外的各种不同变化，并通过自动控制和自动调节的能力，做出对这一变化的不同反应。
有别于当今的传统建筑，智慧建筑不仅仅是依靠设计和施工定型以后的功能和性能来满足人们对建筑物的需求，而是运用建筑设备自动化系统(Building Automation，缩写为BA)、办公自动化系统(Office Automation，缩写为OA)及通讯自动化系统(Communication Automation，缩写为CA)三大功能系统[3]，使建筑物达到结构、系统、服务、管理及它们之间的最优化组合，向人们提供一个安全、高效、舒适、便利的建筑环境，从而来满足人们的要求。
二、智慧建筑的特点
1、智慧性。通过相关的技术实现全面感知、高速分析和智慧处理，实时实地、准确地处理信息并解决问题，为人们提供了各种不同层次、不同要求的低成本、高效率的智慧服务[4]。
2、集成性。智慧建筑是将三大功能系统统一于一个整体，实现了建筑物内部的高度集成和各个个体之间以物联网为媒介的深度集成。做到设计规范统一，体系标准一致。
3、便捷性。智慧建筑是以人们的个性化需求为根本出发点，比以往的建筑物更能考虑人们的舒适度和满意度，使建筑物为人们提供更好的服务[5]。由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求，因此，必须要使建筑物具有多样、灵活、可变的功能要求，从而达到便捷性。
4、可持续性。智慧建筑更要符合低碳、节能环保的要求，始终贯彻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最终实现智慧建筑的可持续设计、可持续施工和可持续维修及售后的目的。
三、智慧建筑的应用
1、智慧卡技术：
智能卡是一种含有半导体芯片技术（包含一个RFID芯片）的塑料卡，不需要与读写器的任何物理接触就能够识别持卡人的信息，它是人们的一种身份的象征。它具有体积小、存储容量大、携带与使用方便、安全性高、可靠性好，并具有一卡多用等较多的优越性能[6]，因此，越来越多的行业采用智慧卡系统，进行智能化的管理。对于建筑行业，其智慧卡技术主要应用在以下几个方面：
（1）IC卡停车场管理系统：只要拥有一张这个停车场的IC智能卡，把持卡人的相关信息（如车牌号、车辆颜色、车辆型号等）录入到这张IC智能卡里边，只要持卡人的信息与控制接触器上的信息一致，持卡人就可以自动控制停车场的升降杆，使车辆自动的进入和进出停车场，不在需要有专人控制升降杆和核查持卡人与车辆的相关信息。这样，不仅节省了时间，提高了效率，也保证了车辆的安全性。
（2）物业收费系统：对于小区内的水电等费用的收取，一直是件很麻烦的事情。因为小区内用户数量大，人员复杂，而且每一户的使用量也不相同，所以计算起来也是很复杂的（尤其是现在实行的阶梯化电费），因此，小区物业可以给每一户发放一张智能卡，在智能卡中录入相关用户信息（如门牌号、用户姓名、机器号等），并在卡中录入相关的费用的扣费计算公式，小区用户可在这张智能卡中充入一定数量的金额，并将这张卡插入相应的用户卡槽中，这样就可以实现自动缴费了。一旦，卡中的金额不足，物业便会通知用户前来缴费。这样，既可以节省双方的时间，也避免了计算错误，也减少了物业的工作量，从而也避免了物业与用户之间矛盾。
2、可视化技术：
可视化技术就是利用计算机的图形学和图像处理技术，将数据转换成图形或图像在屏幕上显示出来，并进行交互处理的理论、方法和技术[7]。它具有方便、快捷、高效等优越性。对于建筑行业，其可视化技术主要应用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数字影视点播：人们可以利用网络化的视像传输、交换和多媒体视像服务技术，向网络桌面系统提供交互式的视像服务信号。只要有信号，人们就可以随时随地自动点播电影、电视甚至是远程的面授网络教育。只要人们有时间，就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愿学习、休闲和娱乐消遣。
（2）远程会议电视：流动的办公技术可以使人们在家或在路途中随时随地的知道公司的一些要事，并及时的处理一些事情，不会因为出差、堵车等其他事情耽误了公司的重要事情。因此，人们可以通过ISND/Internet网络，将信号输入到远程控制的会议电视接收器上，在利用相关的仪器设备来接收远程信号[8]。这样，不论你在不在会议现场都可以知道会议的内容，并且还可以和与会人员进行讨论交流。这样不仅提高了效率，也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使事情能够更快更好的解决。
总结：智慧建筑是运用三大功能系统，将传统的建筑概念赋予了新的内容，这样，不仅提升了人们居住的舒适度、便利性，而且更加人性化了，进而适应了社会的发展和需求，为以后建筑行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李林.21世纪新技术在智能建筑中的应用与发展.工程设计CAD与智能建筑,2000,01.
[2]徐兴声.智能建筑系统集成技术.建筑学报.1992.06.
[3]王要武，吴宇迪.智慧建设及其支持体系研究.土木工程学报,2012,45.
[4]宋经天.智慧建筑的舒适与节能.CompoTech China,2009.09.
[5]黄跃明.智慧城市建设的四个基本路径.科学管理,2012.04.
作者简介：
奥巴马政府经济团队与IBM共同研究“智慧的地球”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不久前，由IBM全球CEO彭明盛先生向政府郑重提出了帮助美国建立21世纪的长期竞争优势的建议。人们不难发现美国政府近来提出的“智慧的实力”，与IBM“智慧地球”，用的都是同一个核心词SMART(智慧)。面对IBM凭借百年经验和全球洞察提出的这一新理念，轻轻放过，肯定是一种智力上的冒险。
现在要做的，是尽可能从合理的角度去思考它。从下一代经济的高度上，识别“智慧地球”向我们发出的新信号。
新的世界维度信号：第三种世界
国际金融危机后，会不会出现一个美丽新世界?对上代经济的建设性的反思，就是把下一代经济创造出来。互联网革命已经发生了十多年，智慧的地球正带来新的机遇。
波普尔曾把世界区分为物质性的世界一、精神性的世界二和智慧性的世界三。波普尔将“人的精神世界”与“客观知识世界”区分为两个不同维度，这有助于我们从顶层理解智慧地球的逻辑位置。它透露的信息，是一种文明级的新维度正在成熟；回答的是，美丽新世界建立在哪里?一定是在一个有别于上一代经济的地方。新维度就是新文明的基础形式。
智慧地球从文明维度看是“一块新的世界公地”，它意味着两个基本点：第一，世界的基础结构正在向“智慧”的方向发展。从世界一的物质维度，世界二的货币维度，向世界三的智慧维度发展。新文明不再是寄居在上一代的家里，要给未来搭一个独立的家。现在人类的金融家园塌了，未来要建立一个智慧家园。这样一来，智慧基础设施建设的意义就显示出来。奥巴马已经听明白了，在回应诺贝尔奖得主克鲁格曼公开信时，马上举一反三地说，建设智慧基础设施，除了建设先进医疗系统外，“我们还将投资于宽带和新兴技术，这些是美国在21世纪保留和重夺竞争优势的关键”。IBM也向中国发出了含蓄的信号，希望在4万亿投向物质基础设施(世界二的基础设施)时，“植入‘智慧’的理念”，“打造一个成熟的智慧基础设施平台”。如果19世纪有人提醒清代将文明维度重心从世界一，早点转向日本所在的世界二维度，历史也许会有所不同。这是一个一两百年才会出现一次的重要信号。第二，世界的基础结构正向传统与智慧融合的方向演进。“开天辟地第一回，世界的数字基础架构和物理基础设施开始相互融合了”。这是对第一个要点的补充。三楼是不能离开一二楼单独建设的。世界三的基础设施与世界二、世界一的基础设施，是相互融合的关系，表现为物联网(the Internet of things)与互联网的融合。我们提倡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结合，有类同之处。当然IBM提的这种结合是有方向的，“实体基础设施和信息基础设施正在合为统一的智慧全球基础设施”。
从这个认识上说，只有转变文明价值观，才能发现新大陆。那些误以为智慧地球没什么新意的人，在价值观上没有发现新大陆的划分根据，没有跟上时代。
新的价值信号：第三种价值
关于智慧地球，有许多经验的描述。要识别出其中的新价值信号，需要进一步概括。我认为智慧地球与上一代经济，在价值的性质上，有以下非常不同之处：
第一，智慧在于通过洞察力把握事物的意义价值，提供“更有意义的、崭新的发展契机”。从价值理论说，货物对应的是使用价值，货币对应的是交换价值，智慧对应的是意义价值。IBM反复谈洞察力。洞察力显然不同于X光，不是对付物的，也不同于验钞机，不是对付货币的，洞察力用来发现这个世界(包括物质与价值)与自己的关系，也就是用来发现“此事对我有什么意义”。以前不能识别，现在能识别了。智慧地球无意中包含了一种新价值论：意义价值从依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独立为可感应和可度量的新价值种类，已不是《资本论》那种价值二分法，而是三分法。“感应和度量”不是为了搞统计调查，而是在建立新的价值尺度，以显现新的价值。其次，“我们的世界正在更加全面地互联互通。在此基础上所有的事物、流程、运行方式都具有更深入的智能化，我们也获得更智能的洞察”。让所有的地方显出“智慧”――如智慧机场、智慧能源、智慧电网等等――为的是让所有事物包含的意义，成为洞察力的对象，显示出对我的意义。它使第三种价值(世界三的价值)落地成为可服务对象、可创造价值。将意义这种信息价值，由过去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转变为实实在在的经济。
第二，通过差异竞争优势创造最有意义的新价值。由洞察力所能特殊加以把握的价值(意义价值)有什么不同的特点，特别是与同质化的交换价值有什么不同?把IBM林林总总谈的归纳起来，无非以下几种：首先是差异化价值；其次是多样化价值，即异质性价值；其三是不确定价值，即风险价值；其四是复杂系统价值，包括生态系统价值。所有这些上升到理论上加以概括，都是品种价值。这里的品种从窄义的产品品种，扩展为泛指所有在数据级可分辩的异质要素。它是意义、信息得以区别于使用价值、交换价值的不同之处。我个人认为，用品种经济性，可以充分概括IBM所说用洞察力所把握的智慧经济，即：品种越多，成本越低，效益越高。以此区别于智慧经济之前那种品种越少，成本越小，效益越高的头脑简单的工业经济。
新的制度信号：第三种组织
智慧地球在制度创新上释放出的重大信号，体现在价值网络中。价值网络将成为人类继市场、企业之后的第三种组织。
第一，世界不仅正变得更小、更扁平，而且“更智慧”。IBM在宣传智慧地球时，一再提醒人们，下一代经济中的组织制度特点，不是只有扁平化。依我看，这是在针对过去十年把互联网误解为扁平化，及《世界是平的》对人们的误导而言的。原说法的问题在于，市场才是扁平的，说互联网是扁平的，岂不等于说互联网与市场一样，没有组织创新?事实是，网络组织兼有市场的扁平特征与企业的结构特征，是介于二者之间的组织形态。IBM把这种组织形态称之为价值网络。一方面，价值网络是扁平的，但有别于市场在于它是组件化的；另一方面，价值网络具有企业特征，但有别于企业在于它是扁平的、开放性成长的，所以它是第三种组织。
“我总是有意克制自己对未来的想象，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议。”互联网进化论的提出者刘锋兴奋但略显忧郁地说道。
在他眼中的未来世界里活人可以隔着冥河，借助互联网和“死去的人”进行超越时空的交流。生命将在虚拟世界中得到永生。
世界将不会再出现类似梵高的惨剧。梵高可以死去，但他的大脑将被嵌入到网络之中，谷歌街景将成为他重新审视世界、发现美丽的眼睛，网络连接下的绘图仪将成为他手中新的画板和画笔……
在刘锋互联网进化论的框架下，所有“荒诞”的幻想都将成为逻辑推理下的“必然”。这样的“荒诞”幻想未必有人接受，但他的互联网进化论却被很多人所认可，甚至当刘锋将互联网进化论的相关论文提交到美国计算机学会(ACM)网站学术编辑手中时，无法否定这一理论的美国编辑也仅仅指出了论文中的语法错误和进一步探讨论证这一理论的方法意见……
刘锋和IBM的“抄袭”
“现实中的我可能和网络中的我有很大差异……”微微发福的刘锋有些拘谨地做了开场白。他脸上闪烁的微笑透出些许轻松和自信，相比他博客中指责IBM公司“智慧地球”抄袭的战斗“檄文”的气势，相去甚远。
2008年末IBM借着全球范围内“物联网”概念升温这股东风，伺机提出了“智慧地球”概念和经营战略。IBM所描绘的未来图景和2007年刘锋逐渐完善和成形的互联网进化论“不谋而合”。
事实上刘锋指责IBM抄袭并不是空穴来风。
根据刘锋创办并用来互联网进化论文章的个人网站IP访问监控显示，在IBM提出‘智慧地球’前的一年(2007年)，大量来自IBM公司和IBM中国分公司的IP地址频繁地访问他的站点。
“这不能不让人怀疑IBM的学术剽窃，直到目前为止IBM方面依然没有回应我的质疑。”刘锋直言不讳道。
除了IBM外，刘锋把人类大脑引入互联网研究后，引起了世界上很多学术机构的关注。美国、新加坡、瑞典、英国一些大学也开始注意刘锋提出的新理论。
互联网是什么?过去的学术解释物理而且冰冷，不同的机构从不同角度对互联网这一“死物件”进行了描述。
互联网的边界到底在哪?难道仅仅是传统意义电脑终端吗?刘锋给出了自己的回答：他首次将“人”的因素添加到了互联网的新定义中。网络的边界不再是没有生命的电脑，而是电脑使用者的头脑――拥有生命的终端。整个互联网的运行，都是为了人类大脑中记忆信息的处理。
互联网一下变“活”了，成为一个拥有智慧的生命，而且这个生命体也会根据人类的新需求和技术进步发生“进化”。
在全新的视角下，互联网不再是物理技术的附庸，而成为了人类社会活动的一部分。
刘锋的新理论认为：互联网再加人人的因素后，在某种程度可以被认为拥有类似人类大脑的功能和组织结构。这一理论被刘锋冠名为：互联网虚拟大脑。2008年刘锋也早已绘制出了互联网虚拟大脑的结构图，这一图谱清晰地解构了互联网未来的发展方向。
与刘锋理论类似的是：IBM“智慧地球”概念也抛出了互联地球的人，机器和数据的观点。通过物联网和互联网的整合来实现人类社会与物理系统的结合。
“对于IBM提出的‘智慧地球’概念，其实他们也没有真正搞明白。尤其对于物联网和互联网的连接部分。”刘锋对“智慧地球”评价道。
在刘锋看来，互联网延伸的范围已经超越了地球这个概念，诸如火星探测等宇航活动已经将互联网的触角伸向了外太空领域，“智慧地球”的尺度显然已经“落伍”了。
即使是“智慧地球”这样的新概念，搭建这一概念的技术根基依然建立在现有的技术之上。IBM火热的新概念并没有伴随新技术的诞生和运用。
“IBM提出的‘智慧地球’是互联网虚拟大脑理论下的过渡产物，时间会证明它逃脱不了抄袭互联网虚拟大脑结构图的命运。问题只是谁来抄袭的问题?是IBM自己，还是IBM的科研伙伴?”虽然刘锋认定IBM抄袭了他的成果，但对于只是停留在纸面上的纯粹理论成果而言，问题仍将难有定论。
物联网的另一面
“时下最热的物联网，只能算是互联网的延伸……”和记者的交谈中，刘锋始终强调着这一论断。
2010年3月份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站公布了世界最具创新力的公司排名，IBM公司拔得头筹。让很多人感到惊讶的是：拥有世界上最多专利数量的韩、日企业的创新力竟然被挤出了三甲之外，前三甲均被美国企业所包揽。
冷静和清醒的人们十分清楚地意识到：美国企业专利技术数量虽然未能称雄，但将专利技术转化为商业盈利能力的功夫却是一流，而IBM则是一流中的一流。
或许IBM的“智慧地球”并没有创新，但是IBM发现了“智慧地球”概念下的巨大商业价值。为了开拓新市场，IBM需要一个新的概念来进行商业包装。
美国太公司常常占据着市场和技术的制高点，这往往得益于他们常常能在科技发展的道路上占据着理论制高点。IBM提出了‘智慧地球’，作为抗衡中国相应提出了‘感知中国’。双方虽然都着眼于未来的物联网市场，但两者的胸襟和气度早已高下立判。这种制高点早已决定了在未来所占的市场份额。
“在这场竞赛中，我只是一只蚂蚁，我个人的力量十分微弱。我能够做的或许仅仅是在理论层面上，证明自己能够比IBM快一步……”语气略显无奈的刘锋道出了无奈的现实，当然他十分清楚：对于IBM而言一旦拥有前瞻性的理论指导，加上IBM在技术领域的深厚积累，能轻易地对“智慧地球”概念进行实现。现实中，IBM的“智慧地球”所包含的“智慧城市”中智能交通系统解决方案已经成功地出售给了沈阳市……
对于IBM的“智慧地球”的扩张，刘锋有着自己的忧虑。“智慧地球”所延伸到的领域都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行业。如果IBM服务的都是中国的国有大型企业，那么一个大企业往往挟持着一个行业，一个行业的安全可以上升到国家安全的层面……
“威客”的爆发
事实上刘锋之所以能发现并提出互联网进化论，归功于他的另一项概念的提出，那就是“威客”。
2007年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大多数主流媒体都在热烈讨论“威客”这一概念，“威客”甚至走进了那年高考的试卷，而这一概念的诞生却源自于刘锋第一次创业的冲动。
2005年还在中科院研究生院管理学院读书的刘锋，开始有了做开办商业网站经商的念头。
“在中科院的环境下，想做生意必须考虑自己有什么资源。我身边有很多的学者和专家，当时我就考虑能不能建设～个网站，来提供一个企业向中科院专家和学
者咨询或者提问的平台。”刘锋说道。
这种互动问答类的网站被刘锋命名为“威客”(wit-key，英文意思为智慧的钥匙，之后这一概念被延伸到那些应用自己的智慧和劳动通过网络来获取收入的人)，他大胆地提出了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如同博客、电子邮件一样，每个人都会拥有自己的威客。
刘锋还为这种商业模式绘制出了一张“威客地图”，图中每个人都被各自所拥有的博客、电子邮件和威客连接起来，这种结构让刘锋联想到了神经元的结构，“威客地图”中的每个人如同一个个神经元。连接所有人的互联网自然成为了众多“神经元”的集合，从结构上看互联网和人类大脑是否相似呢?这一困惑让刘锋陷入了深思之中……
除此之外，刘锋发现了另外一个有趣的现象。
那年的暑假刘锋把自己彻底关在屋子里，来编写网站程序。他从网上下载了一套标准的BBS(电子公告牌)程序代码，在这套代码的基础上来编写自己的网站程序。
“当时脑子里很乱，并不知道自己要做一个什么网站，所以就在那套BBS程序上改来改去。让我吃惊的是：BBS程序可以任意变形成为其他形式的网站，包括是类似新浪、搜弧这样的新闻的门户网站、类似淘宝电子商务网站、个人博客、或类似维基百科这样的互动问答网站，需要什么网站我都可以在这套BBS程序的基础上改编出来。后来我查阅资料才发现：原来互联网的最初应用就是BBS。”刘锋回忆道。
这一看似“苹果落地”的现象，引起了刘锋的兴趣。互联网最初只是BBS的应用，随后分离出各种新的应用功能。这些功能应用的集合形成了互联网，那么从功能上互联网能否看成是一个人类大脑呢?
刘锋按照知识层面将人脑的功能分成为三个区域：共享知识区，例如现实中可以免费给人指路的信息，在互联网世界中如同是所有人都可以浏览的博客。
可交易知识区，例如现实世界中医生的专业知识必须等病人挂号后才能表达，在互联网世界中如同是智力互动问答的站点。
问题区，例如现实中学生不知道答案的数学难题，在互联网世界中同样可以看作是智力互动问答的问题。
隐私区，例如现实中个人或几个朋友之间的隐私信息，在互联网世界中如同是电子邮件只能由邮箱所有者查阅。
运动控制功能区，例如现实世界中人用筷子夹菜的能力或者用手指打键盘的能力，在互联网世界中如同网络软件，例如用户可以使用迅雷在网络搜索并下载电影。
把这些区域～一对应起来，似乎看到了物联网和人脑的某种相似之处，同时互联网和用户大脑又紧密地连接着。互联网用户大脑的知识功能区通过互联网个人空间被映射到互联网中。
当时刘锋洞开了“互联网大脑”领域的大门，但“威客”概念已经成形，那年夏天他将自己提出的“威客”概念写成在神州数码公司的企业内刊上。
后来对于当年的举动，刘锋回应道：“那时我不太在乎论文的质量，只要能证明那个时间段我的确做了这些工作就行。”
“威客”概念在那年诞生了，但是更大的疑惑却困扰着刘锋，以至于他在接受《世界博览》记者采访时感慨道：“当时我提出了‘威客’这个概念，现在回想起来觉得挺不好意思，因为那时关于‘威客’我并没有想太清楚。”
尽管按刘锋话说当时“没有想清楚”，但正是“威客”让他发现了一片广袤的“蓝海”。
互联网进化?
当刘锋还在为“互联网大脑”苦苦思考时，几次偶然的听闻让他的视野再次放大。
在一次中科院软件所和水利部组织的一次座谈会上，他得知2007年7月中国水利部开始在主要流域内的土壤，河流，空气中安放传感器，来及时将气温，湿度，风速等数据通过互联网传输到信息处理中心。
这些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后，形成报告供防汛抗旱决策使用。
在自然界安装联网的传感器如同千里之外互联网用户的感知器官一样，让用户能够足不出户及时了解监测地区的各种环境信息。这一类似“躯体感觉神经系统”让刘锋迅速联想到他脑海中刚刚成型的“互联网大脑”。
2007年刘锋在和中科院一名同事一起吃饭聊天时，偶然得知同事亲属正在为某地的一个风景区开发一套可以实时观看景区风景的系统。景区各处安装摄像机，摄像机和服务器进行联网后，所有入住景区酒店的游客和旅行公司的办公室职员能够通过这一“眼睛”随时查看景区各处的情况。当然如果摄像头加上麦克，人们也可以听到景区各处的声音。
很快这套“视觉感知系统”和“听觉感知系统”毫无疑问地被刘锋归结进“物联网大脑”之中。同年Google也推出了“街景”服务，即在城市中安装多镜头摄像机，互联网用户可以实时观看丹佛、拉斯维加斯、迈阿密、纽约和旧金山等城市的风貌。
在刘锋找到“物联网大脑”的躯体感觉系统、视听觉系统后，也迅速找到了运动神经系统。早已经被很多人接受的“远程打印机和复印机”成为了最早的案例之一。到21世纪前十年，刚刚出现的医生通过远程网络进行手术的案例也趋于普遍。
“互联网大脑”是否存在自主神经系统呢?主要用于调节内脏的活动人体自主神经系统的活动不受人为意识的直接控制，很难像手臂运动一样，可以“随意”操控。
在互联网世界中，同样存在这种不受人为控制的活动，如Google的网络蜘蛛(Web Spider)通过一个网页的链接地址来寻找其他网页，并将其存入到google数据库的一种自动程序，最终结果实现对互联网数据的整理和归类。
最后的中枢神经系统在哪里?
人的中枢神经系统包括脑和脊髓，它有控制和调节人的整个机体活动的功能。
对应之下，刘锋认为：互联网的中枢神经系统就是核心服务器以及联结他们的路由器和交换机。在这些设备上，各种数据在这里交汇，其中就有那些各种感知类型的信息。
到底是什么推动着互联网不断成长为一个“虚拟大脑”呢?
“从人类发展史看，人类进步就是一部包含了其感觉和运动器官不断延长的历史，与此同时，人类大脑的延伸也一刻没有停止。”刘锋在《互联网进化论》中这样写道。
对应地他提出了两个问题，互联网的发展有没有规律可循?未来互联网发展的最终结果将会怎样?为此他以“互联网虚拟大脑”中各部分神经系统逐渐“成形”作出了解读。
【作者简介】
张为志，浙江大学科学技术与产业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非现场经济研究所所长，美国夏威夷大学交换教授。研究方向为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实践探索与比较。主要著作有《智能移动终端支撑下的非现场经济》等。
长期以来，我们在基本思考方式上接受的教育一直是：站在现在、回看过去、畅想未来。进入21世纪，借助于智能科技高速发展的成果，社会发展变化的速率也达到了一个空前值，“现在”这个词的时间定义范围不再是以年为计算单位的一个时间概念。我们会发现今天的“现在”也许只是几个月或几天，甚至第二天就成为了完全不同的“未来”。换句话说，我们开始出现了看不清或看不懂“现在”的新困惑，传统概念上的“现在”每天在变。“站在现在、把握现在”变成了一个畅想，看不清现在也就更不敢畅想未来。《时代》杂志文章指出，发明家、计算机科学家雷蒙德·库茨维尔相信，智能技术的“寄点”将在2045年到来，届时人类文明即将终结。笔者以为，人类文明即将终结那倒未必，而是人类文明即将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2010年3月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了由笔者纂写的《智能移动终端支撑下的非现场经济》一书，该书的出版就是站在“一个崭新时代”对现在的一次畅想，并首次提出了“非现场经济”这个概念，标志着非现场经济现象研究的正式启动。
非现场经济现象
大工业革命把劳动者从繁重体力劳动中解放了出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不断深入，智慧科技成果的集成态势再次把人们从固定办公场所、交易场所、事件现场、资源现场以及定点PC等特定时空环境的制约中解放了出来，劳动者和生产力再次获得解放，并呈现出了劳动者劳动与生活非现场化加大趋势。
高度智能环境下的“充分感知与应用”和“充分自由”把劳动者从“特定的环境限制中解放”出来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信息经济借助于固网及应用技术，实现了便捷的信息交互，并开始启动从固定劳动时间和固定劳动场所向固定的PC转移，初步实现了非现场生活和非现场劳动；第二阶段是信息经济的高级阶段借助于智能技术，特别是移动互联技术、物联网技术和智能移动终端及其综合应用技术，不仅实现了人们从固定劳动时间和固定劳动场所系缚中的解放，更是把人们从固定的或定点的PC中解放了出来，真正实现了时空自由的“感知与应用”的非现场生活与非现场工作。
非现场化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形态和生活习惯，这种趋势再次迎来巨大的社会变革，推动了非现场经济的极速发展。此时，传统意义上的劳动，越来越与人们投入的工作时间无关，而取决于他们的智慧性、原创性、创造性以及参与性。我们的工作仍然存在，但不再是单一的稳定的“工作岗位”。越来越多的人将在非固定工作岗位上，把劳动和知识产品转化成数据，转化为智能服务产品。这种不直接挂钩劳动时间的价值体现，依靠的是敏锐发现新问题、创造性地或主动参与来解决问题和借助于智能技术体系灵活应用的综合能力，这个新能力就是新时代人们的智慧劳动。它们不需要离开它的原始占有者就能够被买卖和交换，其价值的增加是通过智慧或智慧应用来实现，而不是通过直接的劳动时间长短来实现。工业社会劳动文化的两大基本支柱：固定劳动时间和固定工作岗位，将退居次要地位。也就是说，劳动的经济效益与劳动的工作地点、工作时间的直接关联度越来越松散。这种直接关联度向间接关联度转变的结果是：各种非现场劳动的基础面成熟了。即：智能生活模式极大地拓展了人们非现场的活动时空，人们的非现场工作、非现场交流、非现场交易等行为的实施，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成为了可能。
在非现场活动为主形态的社会环境中，新的劳动生产率不再是简单地取决于劳动资料量的增加，而是依赖于智慧共享体系在非现场生产和非现场生活中的各项应用，表现在这种最佳结合成果的共享性上。世界范围的传感器联网、电脑联网、云端共享、人工智能将使越来越多的传统领域以数据流通取代产品流通，将工业劳动演变成智慧劳动和应用服务。智慧的数据产品能够通过智慧共享体系被大量复制和分配，而不需要额外增加费用。这一特殊的劳动和产品能够通过智慧共享平台来再利用或再分配，其价值的增加是通过智慧劳动在智慧共享体系上的放大，而不是传统劳动的直接价值来实现。
这里指的智慧劳动不是单指技术劳动，而是指借助于智慧共享体系放大其效能的一切劳动。智慧劳动的出现不是去替代所有的劳动形态，而是逐步在整个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正是由于无形网络或无形与有形结合的网络经济模式，借助于智慧技术和共享型智慧体系的贡献，使得我们的“智慧劳动”正开始逐步地、部分或大部分地替代原有的市场经济唯一的主导者——“资本”，而成为社会经济新的第二个主导者。非现场经济社会的“智慧劳动”的逐步崛起和资本主导地位的削弱，突破了传统市场经济和有形网络经济模型中各民族和平民参与性的瓶颈，使得弱势民族和普通人士在不一定拥有“资本”的条件下，通过智慧劳动和共享智慧放大的途径，同样具有了“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或接近类似资本家一样生活”的可能性。这个第二主导者的出现，触动了整个社会经济的中枢神经，将引起整个全球性的社会经济系列的连锁反应。
智慧共享体系导致的社会经济主导者的悄然变化，正影响着我们社会经济结构的巨变，这一社会活动的变迁催生了新的社会经济现象——非现场经济现象。
非现场经济概述
传统信息经济理论以信息产品为主导，而更高阶段的信息经济则是以数据流为表现形式的智慧共享为主导，是发源于信息经济并超越信息经济的基础。我们如能跨越传统的信息经济研究路径，直接对智能时代下的高级阶段信息经济现象作些深入研究(特别是高级信息经济阶段的应用层面的研究)，也许会在某个角度赶上或超过世界其他国家的新信息经济学研究。
非现场经济的产生。1970年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提出了“后工业经济”概念，1982年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中提出了“信息经济”的概念，1986年英国的福米斯特在《高技术社会》中提出了“高技术经济”的说法。1996年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发表题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文章，将知识经济定义为：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网络社会”一词，首次出现于学者狄杰克(Jan van Dijk)于1991年出版的书《De Netwerkmaatschappij》。狄杰克认为，网络社会是由各种不同网络交织所形成的，而网络也决定了社会的走向跟目标，影响的层次包括个人、组织以及社会。接着，曼威·科司特(Manuel Castells)于1996年出版的《The Information Age》中大量使用网络社会的概念描述当代社会的转型。20世纪90年代以来，与“网络社会”意思接近并同时在运用的，还有其他一些名称或术语，如“信息社会”“数字化社会”“赛博社会”“虚拟社会”等。这在国外的文献中，也有类似的情况。“网络社会”这种界定的模糊和名称的混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网络社会研究的深入。③2008年11月，IBM提出“智慧地球”概念；2009年1月28日，美国工商业领袖举行了一次“圆桌会议”，IBM首席执行官彭明盛(Sam Palmisano)首次解读“智慧地球”这一概念；美国奥巴马总统公开肯定了IBM“智慧地球”的思路。
笔者以为，如今及未来的智能科技促成了信息经济向智慧共享经济的一次超越，由信息交互功能转向了借助于智慧共享体系的智慧劳动应用，且信息经济、高技术经济、知识经济、网络社会、数字社会、智慧经济等提法均无法揭示出此阶段的社会特征。智能科技与智慧劳动所展现出来最为直接的典型社会特征是：由现场活动占比为主的社会活动形态正逐步转向了非现场活动为主。这样的人类历史发展进程里，用“智慧”代替“信息”，用“非现场”能够更准确地把握社会发展的主特征及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此时，知识经济、技术经济、新经济、数字经济、互联网经济等提法，均已经不足以揭示这个时代带来的非现场化的新经济典型特征。非现场经济的渗透力决定了经济效益、工作效率与工作时长的直接关联度，呈现出了劳动形式越来越松散的态势，这样的直接结果是：各种非现场活动的基础成熟了，非现场活动形态成为了人们社会活动的主要态势。计算机、互联网、智能终端、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智能技术的集成和协调作用推动了人类进步，我们可以用互联网经济、物联网经济、信息经济、云经济、量子经济等名词去解说某些社会现象。但是，这些名词和命名只能反映智慧共享体系的局部作用，无法涵盖智慧共享体系的全部，无法描述这个新时代社会的主特征。因此，提出和确立“非现场经济”概念，揭示了人类新文明期的主特征，也将避免传统描述过窄的误区。
非现场经济意识。现今流行的“互联网思维”提法已经无法涵盖持续性智能进步时代的基本特征，故提倡“非现场经济意识”。大工业革命加速了人类社会活动向现场集中，典型的代表就是都市集中、工厂集中、定点工作场所集中。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则又启动了人们的现场工作状态，逐步移向了定点的桌面电脑。随着移动互联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人们的工作状态和社会活动形态进一步从定点的PC转向了移动智能终端。当人们工作生活的主工具从定点PC转向了移动智能终端，非现场活动也就逐步成为了人们社会活动的主形态，这是一种逆工业化的社会活动趋势，人类社会活动开始进入非现场活动化。智能革命则是把人类从特定的环境限制中再次解放了出来，这是一次个性主张的自由革命。非现场经济不存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分。非现场经济不是虚拟经济，也不是覆盖实体经济，而是要求实体经济去顺应非现场经济变化引发的社会变革，特别是去顺应非现场经济环境下新社群结构演变的趋势并进而升级转型，即传统企业顺应非现场经济的发展趋势转型为新的非现场实体经济，这绝不是简单的互联网化或“互联网+”就能完成的。移动互联、智能终端承载起非现场经济活动时空，它不仅仅表现在网络经济世界，还分别表现在了：非现场新社群经济、非现场服务业、非现场金融业、非现场实业经济、非现场制造业经济，以及非现场区域经济、非现场公共管理、非现场民主、政治、军事等非现场意识之中。
因此，我们还能停留在以高度现场为代表的大工业革命社会带来的各种理论体系之中吗？不仅不能停留在高度现场化的经济思维中，也不能停留在传统的PC互联思维中。六年前笔者曾指出，非现场经济时代的到来将标志着PC鼎盛时期的终结。我们的社会经济工作者及参与者、社会管理工作者、科技工作者等，都应顺应新科技革命所带来的非现场化新社群结构及活动的变化趋势，这就是非现场经济意识。
非现场经济。非现场经济(Off-site Economy)是指在智慧经济时代以智能化程度为时间节点，由智慧劳动引起，与质能经济相对，反映当今社会由非现场活动的加剧而带来的社会经济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与社会结构变化相关的一系列经济现象和经济活动。智能化程度时间节点则以三个转变为标志：模拟传输向数字化传输转变、传感网与互联网的结合、智能科技与ICT科技的结合，它标志着真正的智慧生活的开始，其主要表现形式是人们非现场的智慧劳动活动。
非现场经济的提出不仅仅是一个不同的提法，更重要的是揭示了智慧共享体系下的新社会主特征，是人类历史进程中一个重大文明期的符号。我们可以根据不同时期社群结构与主活动形态的变化，把以自然经济为代表的分散式现场交易、分散式现场管理为主特征的古代称为第一文明期；以市场经济为代表的两次工业革命集中式高度现场化为主特征的时代称为第二文明期；以高效非现场经济为代表的智慧共享社会称为第三文明期。三个不同文明期各自对应了三个不同社会群体的结构和社会体系。
非现场经济学。非现场经济学则是对非现场活动引起的非现场经济现象的本身及其内在运行规律的研究。这是在智慧化的智能时代，以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研究和分析非现场经济对当今社会变革和当今社会协作的综合影响力及其经济评价。其研究对象是非现场经济现象及该现象中的智慧劳动，是对智慧劳动通过智慧共享体系成为新经济主导者而展现出来的非现场经济现象及其经济效能的研究。它是一门专门研究智慧技术与经济的本质联系、发展规律及其对社会影响力的学科。包括对智能移动终端、移动互联、移动物联、智慧共享体系等支撑非现场经济的各种现象，以及延伸出来的无人化经济现象和非现场安全经济现象等展开的研究。其目标是多角度解析智慧经济时代带来的各种社会现象的变化，找出一个基本的研究方向和研究路径，有助于人们从各自不同的研究角度或研究领域去得出各自研究的正确结论。非现场经济学的研究并不是给非现场经济现象下个终结结论，而是希望激发起更多的人去关注它和研究它，不断地充实和完善这个新学科的理论体系，以便从不同的侧面去帮助实现各种实际应用需求。
非现场经济的技术基础
非现场经济现象的出现是由各种智能技术的综合运用所形成的智慧技术体系所引起的。因此，对非现场经济的考察应从智能技术的集成开始，至少应包含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3D打印技术、智能终端(如可穿戴设备等)、量子计算等这些核心的技术基础。
互联网的新发展(消费到生产)。在互联网商业化的新时代，最重要的发展就是从消费互联网转向了产业互联网。在移动互联网技术的驱动下，互联网已经通过不断的连接和聚合，打破了传统产业的藩篱，极大地消除了信息不对称。与PC互联网相比，移动互联网的聚合能力更加强大，使得互联网逐渐从以消费为主的消费互联网模式向线下实体延伸，向产业靠近。社会已经不再局限于便捷的服务方式以及物美价廉的消费，而是利用互联网向更广阔的产业挺进。产业互联网的发展，意味着各行业，如制造、医疗、农业、交通、运输、教育都将在未来逐渐互联网化。其带来的主要变革将分别体现在生产制造、物流体系和融资体系方面。⑤产业互联网对物流交付平台和信息集成交易平台的建立是传统企业与互联网融合的一个重要方向。
超级物联网。作为历史上首次智能基础设施革命，新兴的物联网很可能会推动生产力的巨大飞跃。它将连接一个智能网络中的每台机器、每家企业、每个住户和每辆汽车，而该智能网络包括通信互联网、能源互联网、物流互联网等，一切都将内置到单一的操作系统中。在新时代，我们每个人都是超级物联网构建的生物圈神经系统的一个节点。
作为发展趋势的大数据。研究机构Gartner给出了这样的定义：大数据是需要新处理模式才能具有更强的决策力、洞察发现力和流程优化能力的海量、高增长率和多样化的信息资产。大数据技术的战略意义不在于掌握庞大的数据信息，而在于对这些有意义的数据进行专业化处理。单个的数据并没有价值，但越来越多的数据累加，量变就会引起质变。换言之，如果把大数据比作一种产业，那么这种产业实现盈利的关键，在于提高对数据的加工能力，通过加工实现数据的增值。
3D打印技术的运用。3D打印称为“快速成型技术”(Rapid Prototype)，也称为“增材制造技术”(Add MaterialManufacture)，又称“快速原型制造”(Rapid Prototype Manufacturing)。3D打印技术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它是基于材料堆积法的一种高新制造技术，被认为是近30年来制造领域中的一个最重大的成果。3D打印既是本地的，也是全球的，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允许信息化制造者在任何地方打印，并能够迅速转移到任何可以连接物联网基础设施的地方。随着3D打印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可以在家生产和使用简单的产品，消费者变成生产者，整个经济社会的非现场效应将得到极大拓展。
量子计算技术及其运用。量子计算(quantum computation)的概念最早由IBM的科学家R. Landauer及C. Bennett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他们主要探讨的是计算过程中诸如自由能(free energy)、信息(informations)与可逆性(reversibility)之间的关系。80年代初期，阿岗国家实验室的P. Benioff首先提出二能阶的量子系统可以用来仿真数字计算；稍后费因曼也对这个问题产生兴趣而着手研究，并在1981年于麻省理工学院举行的First Conference on Physicsof Computation中做了一场演讲，勾勒出以量子现象实现计算的愿景。1985年，牛津大学的D. Deutsch提出量子图灵机(quantum Turing machine)的概念，量子计算才开始具备了数学的基本型式。量子计算及其应用将导致现有通讯技术和商密技术的革命，从而将再次加速推进人们社会生活的非现场化。
非现场经济的理论基础
在理论特性上，非现场经济终结了“资本”在经济生活中的统治地位，使得边际成本趋近于零，改写了效益递减原理，继承了共享经济的理论品格；非现场经济要求人与智慧技术体系的有效融合，带着深深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烙印；而非现场经济的最根本的理论基础，即对“非现场”的强调，将可以从哲学，特别是技术哲学对“技术”与“人”的在场问题中找到线索。
和谐哲学理论。非现场经济文明时代，无疆界智慧劳动的共享特征，不可阻挡地推动了无疆域社会制度、社会经济体制的同一趋势。由全球大众借助无疆界的智慧共享体系普遍参与而形成的新约定俗成的基础建立在了自发性与和谐性上，这种认知人类利益共同体的思维基础，在无疆界的智慧劳动的共享体系里也将逐步地自动生成，这也许就是“数理二进制将承载和谐共享的哲学思维”。
这种哲学思想可以追溯到中国古典哲学的思想体系里，中国传统智慧中主张以“和的平衡”来弥补唯物辩证法片面强调“矛盾斗争”的缺陷。美国夏威夷大学成中英教授《如何理解儒家哲学中的和谐概念？》⑥一文曾系统阐述了“六合”理论：太和、义和、中和、仁和、协和、共和或大同。依据太和、义和、中和、仁和、协和、共和或大同，我们把儒家和谐概念划分成六个层次，每个概念都代表了自然物之内及自然物之间的活动、人的活动、群体的活动，以及国家和世界的活动。因此，和谐有多维性和多关系性。
共享经济理论。各种智慧技术形成的智慧网络决定了非现场经济的共享特性，而共享经济的相关理论和实践构成了非现场经济的直接理论来源。共享经济这个术语最早由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社会学教授马科斯·费尔逊(Marcus Felson)和伊利诺伊大学社会学教授琼·斯潘思(Joe L.Spaeth)于1978年发表的论文“CommunityStructure and Colaborative Consumption: A Rou-tineActivity Approach”中提出。共享经济现象却是在最近几年流行的，其主要特点是，包括一个由第三方创建的、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市场平台。这个第三方可以是商业机构、组织或者政府。个体借助这些平台，交换闲置物品，分享自己的知识、经验，或向企业、某个创新项目筹集资金。2011年，合作性消费被美国《时代周刊》称为将改变世界的十大想法之一。
行动者网络理论。非现场经济现象的出现是智慧技术对社会的塑造而导致的，那么对非现场经济的考察不仅要涉及人与人，更要涉及人与物的共同行动，从这个角度上说，行动者网络理论构成了非现场经济另一个重要的理论资源。
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以“广义对称原则”(generalsymmetry principle)为基准，以“行动者网络”(actor-network)、“转译”(translation)等为核心概念构建而成。广义对称性原则力求平等看待自然与社会、人类力量与非人类力量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拉图尔直言，使用“actor”或“agent”并对他们可能是谁和他们有什么特征做任何假定，他们可以是任何东西，可以是个体的或者民众的、拟人的或非拟人的；行动者组成的网络又是通过“转译”联结起来，所谓“转译”，意为行动者经过努力将自己的问题通过商谈、翻译，转换成其他行动者的问题和利益，从而把其他行动者纳入到共同的“行动者网络联盟”中来，或者相反。转译的实现主要通过以下方式来完成，即问题化、权益化、招募、动员。所谓问题化是指行动者网络发起者——科学研究或技术创新主体——将不同行动者关注的对象问题化，使得自己面临的问题成为其他行动者利益实现的必经节点，从而使他们加入到自己的网络中来，这是建构行动者网络的关键所在。“行动者网络”理论实际上也就是一种“转译社会学”(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技术与人的在场问题。非现场经济现象的产生，非现场理念的提出，本质上涉及的是新技术对人与社会的深刻改变，是技术与人相互建构的结果，因此对非现场经济时代技术与人的在场问题的清理将为非现场经济的进一步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在场作为事物存在的一种状态，或者作为存在的“显现”，是一个重要的哲学话题。如果将在场的主体限定为人，就提出了人的在场问题，它将时间、空间、相互作用、主体间性等含义集于一体，是分析人的问题的一个重要维度。在信息时代，人的信息化在场成为人的一种越来越普遍的在场方式，使得人的在场出现了许多新特点。“在场”是海德格尔经常使用的概念，在他看来，对存在的研究必然过渡到对在场的研究。
人的信息化在场可以异时和延后显现，在场跨越当下，超越实体性在场的时空限制。在传统意义上在场如果是一种现实性和实在性的话，信息化在场就开辟了虚拟现实或虚拟实在的存在方式，也就意味着开辟了人的存在的新方式：人的实际性不在场时可以以信息化在场的方式表现出来，并取得在场的效应，从而使不在场者在场化。
信息化在场是在场现象在信息时代的重要表现，也是技术发展导致物和人的显现方式的变迁，它既是人的在场，也不是人的不在场，而是改变了在场的方式：一种间接性的在场。因此，我们讨论非现场经济，实际上是基于技术与人的实在性非在场，以及人的主体性在场。
交往理论。启蒙运动以来，理性和科学成为人们心目中的理想范式，形成了以主体—客体两极图式为核心的近代西方哲学模式“笛卡尔—康德模式”。这种模式由于过分强调人的主体性，导致了物对人的统治，即“异化”现象，人与人的关系沦为物与物的关系。以哈贝马斯、胡塞尔等人为代表的现代西方哲学家通过对近代哲学思维方式和古典主体性理论的反思，提出了主体间交往理论。
哈贝马斯提出了以“交往”为定向的理性图式和哲学范式。哈贝马斯认为，“后现代主义”表明从“意识哲学”向“语言哲学”的转向，亦即从“笛卡尔主义”向“后笛卡尔主义”的转向，哈氏称之为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范式转换，表现为合理性上的“工具—目的合理性”向“交往合理性”的转换。哈贝马斯交往理论把“社会”划分为“生活世界”和“制度”两部分。他认为，所谓生活世界，乃是积淀在语言中的各种“背景知识”和行为规范的综合体现，它代表了一个社会共同体的集体行为期待，不但个体的经验和行为准则，而且社会的文化传统，都是这种知识的产物。而“制度”则是从生活世界的结构中分化并独立出来的行为调节体制，如政治体制、行政和经济管理体制、法律体制等。依他之见，“真实、自由和正义的思想，作为相互关联的先验的基本规范……建设性地植根于生活世界的合理结构之中”。
非现场经济时代的社群研究也是一个“交往理论”问题，是一个涉及主体之间交互作用和相互关系，以及主体性表达主体在活动关系中的特定属性等的问题。更困难的问题是，在这第三文明期里一个主体是怎样与另一个主体相接触而变化的规律问题。
智慧共享体系
非现场经济现象使人们从固定劳动时间、固定场所和定点PC中解放出来，且极大地放大了智慧劳动的效能。智慧劳动是人类劳动在信息经济高级阶段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一种人类适应环境、高效快速地发现事物、创造新事物运动的能力。由于ITC和人工智能技术以超乎人们想象的速度发展，使得人们的智慧劳动具有了前所未有的低成本、高速率的劳动效能。智慧劳动通过由智慧技术、智慧文化共同搭建的“智慧共享体系”，展示出了智慧劳动的“成本极低”和“速率极高”这两个特征，最终成就了智慧劳动是社会经济新主导的地位。
进入21世纪，智能科技和数字产品为主导的数字生活，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向智能型生活模式转型，并迅速展现出一种新趋势：互联+物联+云计算+大数据+智能终端＋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智能技术体系”的集成态势。
这里特别指出，“智能技术集成”是各种智能技术融合与协同的作用，不是某一单项技术的奇特功效，互联网仅仅只是其中之一。
“智能技术体系”集成态势出现，迅速朝向集成的公开性与共享性方向发展，这种共享性的“智能技术集成”体系再结合了社会动力机制和利益交换机制等人类智慧，这就形成了非现场经济的社会智慧大脑发育，即所谓非现场经济的“智慧共享体系”开始形成与发力。我们可以用一个非常通俗的等式，来加以初步说明：
智能技术集成+社会动力机制+社会交换机制＝“智慧共享体系”
这里的社会动力机制指社会的各种利益机制，是新时代的新社群交易中各种利益的交换实现机制。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共享机制，由高度发达的机械性智能综合技术加人类特有的智慧文明而构成。概括地说，智慧共享体系由智能技术集成体系及其应用与社会智慧共享机制共同组成。
“智能技术集成”是“智慧共享体系”的物质基础，“智慧共享体系”是“智能技术集成”的必然产物，智慧共享体系构成了非现场经济文明形成的基础与核心内容。智慧劳动就是借助于这个“智慧共享体系”的社会集成大脑而实现了“成本极低”和“速率极高”这两个特征。现在我们可以说，非现场经济的智慧共享体系成就了智慧劳动。这种智慧共享体系下的新文明共同体的主体思维也不再是单纯的个体主张，也就不再是带有个体评判为前提的分享式思维，而是群体借鉴型的共享式思维。智能终端和移动互联支撑的非现场经济文明是一个智慧共享体系基础上的“非现场经济”和“局部无人化经济”大趋势，是科学技术带来的人类文明发展历史的必然，呈现出的是一个智慧共享体系支撑下非现场经济新时代。
智慧劳动的形成
非现场经济是由智慧劳动引起的，是相对于质能经济的新经济表现形式，反映了当今的社会经济活动的主现象，其核心因素是智慧劳动。《新华字典》这样解释“智慧”(wisdom，wit)：对事物能迅速、灵活、正确地理解和解决的能力。这种能力是一个质点系统组织结构合理、运行程序优良以及产生的功耗比较大的描述。智慧是一种能力，是在适应环境变化的过程中所成长和发展起来的一种适应能力。人类通过劳动改变自己、改善生活、改造世界，劳动是人类运动的一种特殊形式，无论是有价劳动还是无价劳动，都是可贵的和值得珍惜的。劳动是能够对外输出劳动量或劳动价值的人类运动，是人维持自我生存和自我发展的唯一手段，也是人类智慧的具体体现。因此，智慧劳动也就是指：人们为适应环境而作出的迅速、灵活、正确地理解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运动的最新境界。
智慧劳动是人们对未来即将发生或可能发生的事情的预知速度和精准度，这种速度与精准度直接决定了生命的存在和发展可能性。进入非现场经济文明时代，人们开始借助于智慧共享体系从而轻易地可获得这种速度与精准度，智慧劳动与共建智慧共享体系也就成为了人类不断追求的最终结果。这里的智慧劳动是指借助于“智慧共享体系”这个“社会集成大脑”而产生倍增效应的一切劳动(不是单指技术性劳动，不分学历、不分技术、不分类型的一切借助智慧共享体系放大的社会劳动)。
传统经济学中著名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又称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则认为：在其他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在连续等量地把一种可变要素增加到其他一种或几种数量不变的生产要素上去的过程中，当这种可变生产要素的投入量小于某一特定的值时，增加该要素投入所带来的边际产量是递增的；当这种可变要素的投入量连续增加并超过这个特定值时，增加该要素投入所带来的边际产量是递减。
边际报酬递减规律表明了一个很基本的关系。当一种投入如劳动被更多地追加于既定数量的土地、机器和其他投入要素上时，每单位劳动所能发挥作用的对象越来越有限。土地会越来越拥挤，机器会被过度地使用，从而劳动的边际产量会下降。说得更明白一点就是，技术水平不变，并且土地、机器和其他投入要素按照既定数量不做变化，仅仅增加劳动的投入，带来的产量的变化就是边际报酬。通常，这种边际报酬会先增加再减少。可是，当进入非现场经济时代(人类第三文明期)，由于人们的一般劳动借助于由智能科技集成孕育而来的共享型社会智慧大脑演变成了智慧劳动，这一转变直接导致了人们劳动效益构成和劳动效益分配发生巨变，彻底打破了传统经济学理论体系。此时，边际成本不再是先降后升，而是持续下降，几乎无穷接近于零；边际报酬也不会先增加再减少，而是持续增加，无穷接近于智慧劳动收益的最大化。
智慧劳动是人类劳动在信息经济高级阶段的最新表现形式，智慧劳动不仅是人类适应当今最新环境的能力，还是一种高效快速的发现事物、创造新事物运动的能力。新的劳动形态产生了新的效用，也产生了新的劳动属性。“智慧经济系统”中的各种非现场制作、非现场推销、非现场的应用或应用推广和各种非现场消费等的行为也就带有了某种劳动的属性，它们的所得同样是劳动所获，而不是“不劳而获”。它是我们新时代更大进步、更高拥有、更深改变的唯一源泉，推动的不仅是货币资本的主导，还培育着新劳动力资本的主导，这个“新资本”就是被智慧共享体系所放大的智慧劳动的效能值。
智慧劳动是新时代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这个高级阶段所带来的新权利和新义务。
非现场经济学研究的意义
非现场经济研究是一种有根有源的与时俱进的“现在的思维”(Living Thinking)，不是一种“过去的思想”(Past Thought)，是从人类文明历史发展中找到的思想精华。同时它更是一个“未来的思维”(Future Thinking)，是站在未来回看现在。
进入21世纪，互联网经济和移动电商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加之移动自媒体所展现出来的超强的民众参与影响力，结合人工智能化、工业4.0、量子计算等最新研究趋势，再次将非现场经济学说探讨和非现场经济意识认知力的需求带到了一个新高潮。非现场经济影响力正急速地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直接导致了非现场经济环境下社群结构与社会协作关系变迁的加剧。当人类开始进入非现场经济的无疆界时代，传统社群一定地域内的基础被打破。无疆界的新社群逐步覆盖了地理社群，利益集体逐步被兴趣集体所替代，工业革命带来的缺乏社会接触和社群意识导致的严重社群感缺失得以再次修补与升华。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即时通讯平台已由传统转到线上形成庞大的人际平台，打破了一定界限的地域和文化限制，即打破了“我是某一个地方的人”“我是某一个单位的人”的观念。非现场的智慧化共享型促使科技、教育、文化、艺术等部门越来越快地与各基础产业整合，改变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形态，从而导致了社群的再度自由重组。各种不同的新社群建立的基础也不再是地域和利益，而是以共同感兴趣的内容为第一考虑。内容大于品牌的“自时代”到来了，随之而来的必定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这种由高新智能科技带来的社会协作关系的变迁，正改变着我们的社会生活基础环境，影响并快速改变着我们的幸福社会生活模式。公开与共享的智慧共享体系，引发了社群的再度自由重组，使得平民可以低成本参与社会经济活动，也正是这种公开性与共享性撕碎了“无知之幕”，激发了他(她)们争取社会财富分配平等权的强大动力。非现场经济文明提供了一个平民平等参与的有效解决之道，那就是平民们积极主动介入到智慧共享体系里去，智慧共享体系让平民平等参与社会经济活动成为了可能。人们开始从关注集体、关注单位、关注企业转向了关注个体、关注个人、关注个体终端用户。社会智能化进程证明：非现场经济正逐步成为我们主流生活最为典型的表现形态。低门槛、无疆界、高效率的非现场经济特征，无情地冲击着以地域、身份地位和社会精英契约而建立起来的传统社会信任体系与社会规范。由此确立的新主体思维中的共享特征，最终成就了非现场经济核心动力机制——共享型社会大脑——智慧共享体系的形成与发育，推动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非现场经济文明阶段。
非现场经济时代的智能技术集成和智慧共享体系改变了劳动的形态，新的劳动形态下的“智慧劳动”极大地提升了劳动的自由度和劳动的综合效能，导致“智慧劳动”逐步开始起到主导经济的作用，使得“资本”不再是唯一的经济主导者。信息经济发展到这个高级阶段，智慧劳动将运用智慧共享平台的放大功能，逐步开始参与到主导新时代社会经济的变迁中来。这种新经济的主导作用，不仅带来了智慧经济时代“非现场经济”现象的新繁荣，还将给我们整个社会经济的形态、社会经济的结构以及社会财富分配及再分配的规则等，带来具有深远意义的变革性影响，以资本为主导的资本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系将受到无情的涤荡。智慧劳动正通过非现场经济的智慧共享体系逐步替代资本，成为社会经济的新主导者。由于智慧劳动与资本的主导地位关系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导致了社会经济、政治、军事等制度与体系的变革均围绕着“智慧劳动”及“智慧共享体系”展开，不再是单一地围绕资本展开。于是，新的无疆界(及全球化)的社会制度将被重新构建，大工业革命时期为代表的围绕着资本而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体系，也将随着资本地位的削弱与社会体系的去资本化而逐步瓦解，资本主义终将逐步地自动消亡。
但翻译成中文的智慧城市后，这个概念就被广义化了，通过信息通讯等现代技术的帮助提升城市整体的效率、生活质量逐渐成为共识。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说过：“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将是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两件大事。”那么，城镇化与高科技相叠加，则将迎来智慧城市的大趋势。 回归城市发展本源
从智慧城市概念提出以来，世界各国的主要城市都在相关领域有所尝试，但由于各国家、各城市发展阶段的不同，其发展模式和侧重点也各不相同。
发达国家由于已经处于城镇化后期阶段，城市管理、运营水平较高，制度较完善，所以其智慧城市建设更多是通过信息技术的应用，提高其公共设施与服务效率或实现绿色低碳等目标。例如，英国在《智慧伦敦规划》中就明确了要通过发展智能电网提高能源效率，通过技术应用减少交通污染50%等;而巴塞罗那则通过建设无处不在的传感器来实现公共设施和服务的优化和提高。 在“互联网+”时代，商品交换、思想交换方式的变化产生了新的业态，以及新的城市空间组织模式。
中国智慧城市建设自2012年以来逐年升温，从城市规划机构到IT厂商到通信公司，各行各业只要能沾上边的，都拿出了自己的智慧城市解决方案和产品，而各地方也纷纷上马智慧城市项目，“大数据产业园”“云计算中心”建设此起彼伏。但由传统IT企业主导的智慧城市建设热潮却并未取得理想的成果，由于大部分项目并未基于城市具体的需求和问题，缺乏对市场的考量，将技术落地作为目的，再加上自上而下地按照传统基础设施的行政命令进行建设，缺乏明确的基于城市产业发展、服务提升的目标和战略指导。
要回答未来智慧城市如何发展，会出现哪些业态等问题，还要回归城市发展的本源，正所谓“欲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
城镇化本源是二三产业和人口向城镇的集聚。而人到城镇主要就是做两件事情：一是交换商品，二是交流思想。智慧城市将对这两件事都带来极大的变革。
人类社会进入互联网时代后，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电商就对传统的商品交换带来了颠覆式的变革，让城市商品的交换变得极其便利，不再需要面对面交易，给传统零售业带来了极大压力。
与此同时，思想交流也迎来了变革。在互联网兴起之初，曾有人预言大城市将因此衰落，因为即时通讯工具让人们不用聚集在一起进行交流。但现实却是反其道而行之，全球的大城市都迎来了进一步的人才和资源聚集――因为真正有深度有价值的思想交流一定是要面对面进行的。肢体语言、眼神沟通传达的信息没有通讯工具能取代，而通讯工具却让人们能够更加便利地安排、组织面对面的会面。
所以，在“互联网+”时代，商品交换、思想交换方式的变化产生了新的业态，以及新的城市空间组织模式。例如，国内传统商业中心越来越多从商品的贩售中心逐步转变为体验式的交流中心。而强调体验、交流的新业态无疑会成为未来城市发展的主流方向。更进一步讲，与商品交换是“一物换一物”的零和交换不同，思想交流了，大家都同时拥有了彼此的思想，可以充分共享，而思想的交流还能产生新的思想，是1+1>2的交换。这样势必会为城市带来全新的发展模式和产业模式。而这正是在“互联网+”时代智慧城市发展要重点关注的领域。 冷静看待顶层设计
在智慧城市发展过程中，以及在新型城镇化战略推进中，市场的作用至关重要。国家明确提出了要让市场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让企业发挥主导性作用，让政府发挥引导作用。所以在智慧城市的建设中，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理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从政府来讲，主要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智慧城市发展思维如何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低层次思维解决不了高层次问题。所以首先政府要转型，要从计划经济下追求大包大揽的大政府思维转到市场经济下法无授权不为的小政府思维。这方面中国在“互联网+”的探索中已经付出了一些代价，换来了一些经验教训。例如政府投入大量资源建设的人民搜索，以及一些交通主管部门主导的路况信息系统，今天已被市场机构完全取代。所以政府明确在智慧城市发展中“做什么，不做什么”至关重要。
在全球化时代，城市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政府在进行智慧城市建设发展过程中要打破地方一亩三分地的行政壁垒，打通城市间的数据孤岛，发展互联互通的智慧城市。中国正大力推进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就是要实现这一目标的典型案例。
智慧城市发展的核心是需要解决产业在城市里更智慧发展的问题。在城镇化过程中，不同产业有不同的发展规律，产业的空间变迁、人口的空间移动在智慧城市发展中都会有新的规律出现，如何把握这些规律是政府面临的很大挑战。
创新驱动、创新主导是大家的共识。而创新来自针对不确定性的冒险，在发展智慧城市中更是如此。但不少城市仍然希望将一切都确定下来，自上而下地安排智慧城市要怎么建，如何“科学”地实现智慧城市的发展，缺乏对不确定性的重要性的基本认知。
“科学”的决策和安排往往意味着中庸、意味着保守，而市场上出现的真正的变革与创新，都来自于企业家在不全面的信息和高度的不确定作下做出的战略判断和决策。
政府要倡导创新驱动、创新主导，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从传统的将一切经济资源配置都“确定”下来，“科学”规划的计划经济思维，转化到市场经济下把市场的“不确定”交给市场，让市场去配置资源，这是当前诸多地方都面临的难题。人类已经用20世纪100年的计划经济实验表明了，一旦经济进入高度确定性的状态就将毫无活力，我们不能重蹈覆辙。
要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发挥引导作用，政府的引导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规划。这就涉及到智慧城市领域的热门词汇――顶层设计。而我们亟须的是冷静看待顶层设计。
顶层设计实际上是来自于软件科学的工程词语，其使用的必要条件是边界条件明确。当边界明确时，使用这种自上而下的框架设计可以实现整个系统效率最大化。但智慧城市发展过程中，产业在不断转型升级，人口在向城市间流动、聚集、分散，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城市的边界条件是高度不确定的，从而顶层设计的思维其实并不适合智慧城市的战略规划。
战略规划的判断是对战略城市未来发展价值观的判断，来自综合各方面考虑的目标导向的价值选择。所以做智慧城市战略规划的核心不是解决怎么做，而是做什么。
未来智慧城市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让物质的交通网络和虚拟的互联网络二网有机融合，让物质和信息在城市的流动更加便捷高效;如何让符合城市发展的产业在空间上效率更高，让各种要素在城市空间内组织、配置更高效更便捷。 企业面临着新挑战
智慧城市战略规划要处理的核心关系，是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如何通过制度设计解决政府和企业各自的行为边界，明确两方的角色和职能：哪些领域该让企业充分发挥作用？哪些领域是政府必须的责任？哪些领域应该双方合作？回答好这些问题才能做好智慧城市的战略规划。这对政府是责无旁贷的责任和极大挑战。
政府负担了极大的责任，企业也面临着新的挑战。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全方位转型升级的挑战。现在主导中国智慧城市建设的企业都是中国过去30年成长起来的大型IT企业，这些企业的实力和资源不容置疑，但也要清晰地认识到，智慧城市的发展涉及到理念、模式、技术的全方位转型升级，这一过程中的首要挑战往往来自企业自身。
丰富的商业案例已经表明，上一轮竞赛的优势和资产会成为下一轮改革的障碍与负资产，正如当银行开放一个新的窗口，最先到达的往往是之前队伍中靠后的人。我们的企业在进行智慧城市发展探索中要时刻警醒自己。
商业模式转型的挑战。传统的智能城市项目，例如智能交通，企业主要为政府优化其内部职能服务，例如优化交通管理、监控违章、处理罚款等。而智慧城市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对政府公共物品和服务提供的优化，而这也与中国新型城镇化的思路是契合的，是行业发展趋势所在。企业应明确这点，在为政府提供智慧城市解决方案时应改变传统商业模式，从城市问题出发，从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优化升级出发。
技术主导思维转变的挑战。从几年前智慧城市的概念传入中国，IT硬件厂商就主导了智慧城市的建设。一时间大数据园区、云计算中心的建设遍地开花，但大部分的类似建设都是为了建设而建设，而未针对任何具体的城市问题或发展方针，将技术落地作为了智慧城市发展的目的。
但在事实上，技术只是手段而并非目的。在“互联网+”时展智慧城市，切忌就大数据论大数据的IT工程导向思维。要从城市产业发展需求出发，从城市的问题出发，从城市公共服务的提升出发。这样，才能发展出真正的智慧城市，也只有这样，才能有可持续的商业模式，智慧城市产业才能更有竞争力，获得发展。
从产品供应商向服务运营商转变的挑战。智慧城市发展，光有信息技术和响应的基础设施远远不够，还需要有经验、有实力的运营商进行运营和维护。这正是智慧城市与以往城市建设升级的区别所在，也是关键的增值领域所在。
企业要把握机遇，从过去提供一次性的产品向提供长期服务转变，通过公私合作PPP模式的探索和应用，实现可持续的长期的政府企业合作提供公共设施与服务的商业模式，发展出一批有实力，有经验的智慧城市运营商。 中国智慧城市大有可为
“互联网+”时代，中国智慧城市的发展大有可为，对未来发展的判断至关重要。以下几个方面值得重点关注：
新的经济学理论的诞生。互联网发展至今，在传统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领域，如信用、定价等领域都带来了颠覆性的改变。例如Uber通过大数据分析及时考虑天气、交通等多种因素实时灵活定价，解决了困扰出租车领域多年的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各种问题，这为解释社会经济现象的经济学带来了诸多新的观察素材。
如何解释“互联网+”时代的经济现象，如何在“互联网+”时代优化资源配置效率，经济学有了新的待回答的问题，需要新的理论来解释、分析，并指导行动。个人电脑出现的时候，美国经济学家就有过论断，将来成功的IT企业不是制造计算机的企业，而是利用计算机创造新的服务、新的价值的企业。梳理30年来IT行业的发展正是如此，戴尔通过革新销售渠道取得了成功，思科作为IT基础设施的“管家”取得了成功。新的互联网时代我们看到了滴滴、Uber以及Airbnb等，新的经济理论是什么？我们拭目以待。
全球经济版图的重构。过去30年，全球要素布局的版图是欧美等发达国家研发，非洲、南美、澳大利亚等资源国家输出资源能源到中国，在东部制造加工完成后进入到全球价值体系。中国承担的是中低端的制造业，高附加值产业基本还是由欧美、日本等经济发达国家占据。而产业的转型升级正是中国在新常态下试图解决的核心问题。如何突破中国物流成本高、交易成本高、服务业成本高的束缚，如何走创新驱动的经济之路，智慧城市的发展建设会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
城市治理将是重要议题。中国虽然很早就有了城市，但那更多的是基于农业商品交换的城市，真正的现代基于二三产业聚集的城市在中国只有很短的历史，我们的治理经验也相对不足，而这限制了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也限制了智慧城市的发展。国务院总理在中欧城镇化伙伴关系论坛上就强调，我们要多向欧洲学习，学习其城市治理的经验。发展智慧城市，利用“互联网+”的方式，解决好城市治理、优化公共服务体系，使之更加完善、更加强大，是重要的突破口。
1什么是图书馆智慧服务：概念及内涵
有作者认为，所谓图书馆的智慧服务就是“基于图书馆员智慧的知识服务”，这是图书馆智慧服务概念的一种个人的看法。因为对图书馆智慧服务的概念和定义，图书馆学术界也是有着多种观点。既然智慧是对事物迅速判断、灵活解决的能力与素质等，智慧来源于信息、知识与情报，人们之所以爱智慧，是因为智慧贵在有创新的能力。什么是图书馆智慧服务？笔者认为图书馆智慧服务是图书馆人对读者工作的一种积极进取的自主选择，图书馆智慧服务是图书馆在信息化时代读者服务的一种或多种新理念、新能力与新服务方式，对此我们的学术界有着多种多样的解释与论述。那么如何来认识与理解图书馆智慧服务，作为一个概念和内容，笔者对图书馆学术界关于“图书馆智慧”的多种观点看法经过综合与概括，具体来说，笔者认为“图书馆智慧服务”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内涵。
1.1智能性的图书馆智慧服务
智能性的图书馆智慧服务是一种技术与智能在图书馆领域里的应用，其表现形式是以图书馆文献资源的信息化与数字化，并以此来布局图书馆的服务网络，使情报、知识与信息在图书馆无处不在，来为读者提供图书馆智慧服务，因此被称作是智慧图书馆。简而言之，智慧图书馆或者智能性的图书馆智慧服务，是世界性的信息化与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对图书馆技术与智能的浓缩，是一种建立在图书馆技术与图书馆智能基础上的图书馆智慧服务。图书馆学术界关于“智慧图书馆”，即智能性的图书馆智慧服务的主要研宄成果，如：“智慧图书馆作为未来图书馆的新模式，将成为图书馆创新发展、转型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新理念和新实践。智慧图书馆的三大特点：（1)互联的图书馆，具体细分为全面感知的图书馆、立体互联的图书馆、共享协同的图书馆；（2)高效的图书馆，具体细分为节能低碳的图书馆、灵敏便捷的图书馆、整合集群的图书馆；(3)便利的图书馆，具体细分为无线泛在的图书馆、就近一体的图书馆、个性互动的图书馆。智慧图书馆与数字图书馆、复合图书馆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如：“文章介绍了智慧图书馆的概念，提出智慧图书馆是继复合图书馆、数字图书馆之后，图书馆发展的一个更高级阶段。智慧图书馆是在物联网环境下，以云计算技术为基础，以智慧化设备为手段，实现书书相联、书人相联、人人相联，为用户提供智慧化服务。最后，文章构建了智慧图书馆的服务模式。再如：“智慧图书馆是物联网环境下数字图书馆未来的发展方向。本文从智慧图书馆产生的背景出发，分析了智慧图书馆概念及特点，论述了物联网环境下图书馆RFID的应用现状，并对智慧图书馆的前景作了展望。”
1.2知识性的图书馆智慧服务
最近几年来，图书馆学术界对各类知识服务的研宄较为重视，研宄成果也比较醒目。知识组织、知识交流与知识管理等知识服务的诸多相关研宄，成为图书馆学术界的多个重要学术命题，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参与，在图书馆学术界的刊物上发文和著述较多。有学者做过相关的分析与统计，国内图书情报界自2009年就开始了对本学科知识服务的诸多研宄。就图书馆知识服务的概念内涵、特征流程、社会基础、内在要求、市场需求、技术支撑、服务模式、知识创新等问题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思考与研宄。形成了以任俊为为代表的“知识经济导入型’、以姜永常为代表的“比较扬弃型”、以张晓林为代表的“核心能力竞争型”、以蒋永福为代表的“知识管理型”等观点体系因此，受图书馆知识和图书馆知识服务研宄的影响，图书馆学术界逐渐出现“图书馆智慧服务”的命题，笔者认为这是知识性的图书馆智慧服务的体现。主要有两种知识性的图书馆智慧服务的主张。
1.21认为图书馆学是“智慧之学”
如傅荣贤老师在文章中全面论述的：“作为人类心智的产物，文献信息不仅记录着'知识’而且还记录着'智慧。图书馆学研宄对象'知识说’努力构建关于'知识管理的概念框架与操作技术，既使人类心性中的德性智慧曰益被理智知识所取代，也强化了图书馆学的工具理性，从而遮蔽了其价值理性，并放弃了图书馆学的终极关怀和更高担当。图书馆学研宄对象应该以'智慧’为关键词，图书馆学应该从知识之学走向智慧之学。再如熊伟老师的通往智慧的普通图书馆学科体系的建设：“提升智慧水平是人类用户求索知识的核心价值目标，应该以'智慧’为当代和未来图书馆学的'学科面向’。在明确定义'智慧’概念和把握协同用户培育'智慧’路径的基础上，原则上能够建立面向与通往智慧的普通图书馆学科体系。应深刻转变思维方式，探索建立'客观知识本体’研宄范式，重点突破'客观知识关联说’和'全信息微计算技术’等关键难题，积极组织跨学科合作攻关团队，加快该理论体系建立步伐，把图书馆学真正推向成熟阶段。很显然，按照这两位老师的理解图书馆智慧是学科性的，图书馆的智慧服务是知识性的，尤其是学科体系的知识创新性的。书馆要“转知成慧”。
如黄幼菲老师的“图书馆智慧服务”的主张：“知识自由是人类智慧生成的源泉与保障。图书馆实现知识自由的根本价值取向和终极目的是'转知成慧’。公共智慧服务是图书馆实现知识自由的根本选择和高级路径。图书馆作为用户知识需求的嵌入者、客观知识的关联者、用户知识过程的协同者和服务方式上的启发者，这一核心定位决定了图书馆必须尽快实现从知识服务向智慧服务的转变，切实帮助用户搭建起求索知识并通往智慧的'天梯’。[111”这样看来，图书馆仅有知识服务是不够的，要由知识服务转到智慧服务上来，图书馆的智慧服务其实就是图书馆的一种高级的知识服务，具有知识的原创性。
1.3理念性的图书馆智慧服务
理念性的图书馆智慧服务实际上就是图书馆人的服务读者、快乐奉献的价值理念和职业精神的体现。历来图书馆的读者服务都应该是一种有智慧的图书馆服务，在图书馆人的学术研宄、职业精神、职业意识、服务观念、方式方法等方面都能体现出图书馆的智慧，用于读者服务工作中，就是图书馆的智慧服务。图书馆人首先要在自己的价值理念和职业精神领域，拥有正确的智慧认识并完善自己智慧体系与结构，然后才能更好的去为读者进行相应的智慧服务。因为，图书馆的智慧服务不单单在图书馆的技术与智能和图书馆的知识原创体系的世界中体现，还在图书馆人的理念性的价值理念与职业精神的人文世界中体现。因此图书馆的智慧服务就在图书馆的曰常服务工作中体现就在图书馆员为读者服务的言谈举止里体现，就在图书馆员感应图书馆的心灵世界中体现。图书馆学术界对这方面的研宄成果也不少，如：“在知识经济和网络环境双重作用下，智慧服务理念是最大限度地实现图书馆价值的最佳职业理念。智慧服务理念强调知识管理和信息增值，它可改变图书馆的管理模式，推进图书馆服务社会化进程。本文在提高图书馆服务的基础上，阐述'智慧服务’这一信息时代图书馆服务的新理念，并从智慧服务的内涵、所体现的社会意义、应该具备的科学管理方法等方面阐述了什么是'智慧服务’，提出了'用知识和智慧创造价值’这一观点。1121；再如：“图书馆工作者要做好服务工作，需把智慧贯穿于工作的每一个细节中。服务智慧包含知性智慧、理性智慧、情感智慧和实践智慧。其生成途径是多方面的，诸如建立积极的职业情感、实践积累、科研推动、学习提升等。113]”等等。
2对图书馆智慧服务3种内涵的分析
2.1智能性的图书馆智慧服务实质上是图书馆的-种技术智慧
对智能性的图书馆智慧服务的研宄，即对智慧图书馆的研宄，应该说在图书馆智慧研宄领域中是比较多的，覆盖面要比较广一些，影响也比较大一些。从图书馆智慧服务的分类上讲，这应该是一种技术智慧。从图书馆存在与发展的历史上看，图书馆每一次比较大的比较明显的进步，一般是从技术上进行改进的。正如一位学者指出的，虽然技术理性没有在中国形成范式特征的技术流派和理论体系，但是每到图书馆的发展与进步的关键时刻，图书馆人根深蒂固的技术理性思维传统和浓厚的“技术情结”，就会特别的明显。尤其是在当代信息技术发达的情况下，图书馆的信息技术也大为改善，图书馆人的“技术情结”扑面而来，因此图书馆建设、图书馆学学术研宄、图书馆学教育体系均呈现较为浓厚的“技术情结”。而当下智能性的图书馆智慧服务的研宄也呈现这样浓厚的“技术情结”，就不难理解，一般来说，这是技术领先图书馆发展的一种必然现象和反应。
虽然图书馆技术上的改进对图书馆的发展来说很重要但还是不要过分夸大图书馆技术的重要性，因为它再怎么重要，技术上再怎么智慧，也只是图书馆智能性方面的智慧，只是技术上的单方面的智慧而己，其实就是技术与技术理性在当代图书馆信息化环境中的翻版与延续。“因为，技术理性再发达也只能是经验的、表层的、器物的层次，无法使图书馆学上升到本质的抽象的认识阶段。尽管技术先于理论、经验概括先于本质抽象是科学发展的普遍规律，但毕竟图书馆学不能永远停留在经验的、表层的、技术的阶段。任何停留在技术的、实践的、应用的经验和技术层次的学科都不能算是成熟学科甚至作为科学的名义而自立。而且智能性的图书馆智慧服务，即图书馆的技术智慧只是处于图书馆服务工作的表层，只是图书馆服务工作的一种方式或者手段，来为读者提供图书馆的服务而己。因此，它本身没有什么特别的价值和意义，只有在为读者提供服务时它才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因此从智能性的图书馆智慧服务，即技术智慧上构建的智慧图书馆，虽然它提供的信息技术与数字化技术在图书馆内外四通八达，极为方便，尽管它很重要，但也只是技术智慧上的重要，因为它只是从属于图书馆人，只是服务于图书馆人，只是图书馆人的技术智慧而己。
智能性的图书馆智慧服务，即图书馆的技术智慧，是当代信息化技术的发达在图书馆智慧体系中的技术性的应用，其实质就是图书馆的一种技术理性，技术文明、技术科学与技术范式的一次或者多次的大发展，属于图书馆信息技术与数字化技术的开发与应用的范畴。智能性的图书馆智慧服务，这样的一种图书馆的技术智慧，应用到当代图书馆的读者服务工作中，对当代图书馆的发展具有更新与推动作用。图书馆技术上的改进与发达历来与图书馆的存在与发展关系密切，尤其是在当代信息化的环境下，图书馆受到的技术冲击力较大，必须在技术上适应时代的变化，否则它就无法竞争无法生存下去。因此智能性的图书馆智慧服务对图书馆在当代信息化数字化的存在与发展来说的确很重要。
22知识性的图书馆智慧服务实质上是图书馆的学问智慧
对图书馆知识服务的各种观点和主张，图书馆的学术界历来都有许多质疑的意见，例如王均林、岑少起二位老 师认为把图书馆的知识服务作为图书馆的核心能力来提倡和实践“非常不切实际”。因为在目前中国各方面发展还不怎么均衡的图书馆，不可能以有限的人力、信息资源、技术设备应付众多用户知识服务的需求，除非它能举国家之力，聚集整个社会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优秀人才并形成一个知识互补的团体才能做到.笔者赞同这个看法，因为图书馆的知识服务的主张不管有多么美好，图书馆也只是面向社会面向读者的一个服务性的机构，以提供借还书和初步的参考咨询服务为主，图书馆是知识的集散地与储存地，是传播知识传递信息与输出文明之地，再进一步的说，图书馆是面向全体公民，维护社会信息公平的一种制度安排。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图书馆只是收集图书资料、蕴含知识的一种具有政府行为的社会机构，如果说图书馆和图书馆学与知识有什么密切的关系的话，那也只是有关知识组织、知识集合与知识交流、知识管理的一处场所和图书馆学术争鸣性的主张而己。它不可能也不会是靠图书馆学的专家学者和图书馆员来进行的知识生产与知识再创的地方，即使在这方面有什么积极的作为和所谓的图书馆知识服务的成果，那也是有限度的。
而且从图书馆的学科馆员的角度上来看这个问题，图书馆的学科馆员服务也不是万能的，其作用也是十分有限的，学科馆员的价值和意义仍然是为课题为读者提供资料收集与整理的服务性工作，而不是参与什么学科知识的原创或者创新过程。因为图书馆员毕竟是图书馆员，他们不是什么权威的专家学者，更是很难具备某一领域的专家学者对知识的思考、组织与再创的能力。因此正像一位作者所说：“图书馆员相对于服务对象而言，永远不要试图'越俎代庖，更不能试图代替服务对象去思考”，因此“不可轻言'知识服务17”笔者同样赞同这个观点。图书馆员只是图书馆员，他们肩负的是图书馆服务性的使命与职责，具体地说，他们是为读者的知识需求服务，是为读者智慧需求服务，他们能够以自己的服务方式和手段向读者传播知识传递智慧，说到底，图书馆员是图书馆知识与图书馆智慧的服务者，而不是图书馆知识与图书馆智慧的创造者。
既然图书馆和图书馆员的知识服务都举步维艰，那么图书馆和图书馆员基于知识服务基础之上的原创性的智慧服务就更是难以为继了。因为，这超出了图书馆的能力定位，超出了图书馆员的能力范畴。图书馆是人类各种知识的荟萃之地，图书馆员的职责和使命是服务者，不是知识专家，不是知识生产者和创造者，这一点必须明确，他们对此也只是服务，提供方便与帮助而己。因此我们的图书馆学术界对图书馆和图书馆员的知识服务要“慎提”，对图书馆和图书馆员的智慧服务更要“慎提'如果我们把基于图书馆知识基础之上的图书馆智慧，看作是知识性的图书馆智慧服务，是图书馆智慧服务的又一种概念和内涵，那么知识性的图书馆智慧服务实质上就是图书馆的一种学问智慧，而基于学科创造与更新基础之上的这个学问智慧，是有相当的难度的。无论对图书馆还是图书馆员来说，这个学问智慧，也许最终是一种渴望不可及、不切实际的状态。
23理念性的图书馆智慧服务实质上是图书馆的-种人文智慧
国内有学者曾指出：强调人文传统是图书馆学理论的一个基本点；图书馆学是一门研宄人的学问，它的终极价值目标是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1181。图书馆员与读者，才是最值得研宄的人文学问。而作为价值理念和职业精神的图书馆智慧服务，就是在图书馆和图书馆学人文层面上对图书馆智慧现象的认识、理解和运用，因而具有图书馆价值观念的动能，具有图书馆职业精神的力量。而图书馆的价值理念与职业精神的主体主要在作为图书馆主体的图书馆员那里。“服务是图书馆存在的永恒主题。信息时代要做好图书馆的服务工作，改变传统图书馆重藏轻用、被动服务、自我封闭的服务观念，通过智慧服务，真正体会到'人守其学，学守其书，为人找书，为书找人’的乐趣和意义。”所以，图书馆的智慧服务，主要来源于图书馆员的人文智慧，与图书馆员的知识储备、能力素质的应用，尤其是图书馆员的价值理念与职业精神的弘扬密切相关。因此，要提倡图书馆智慧服务的价值理念与职业精神，因为这才是作为主体的图书馆员最能发挥作用与影响的智慧体系。
当前图书馆知识丰盈，资源丰富，数据库发达，图书馆员技术操作熟练，但是图书馆和图书馆学乃至图书馆员的智慧似乎处于短缺状态。我们的图书馆大楼越盖越高，设施越来越先进，我们的图书馆工作人员和书刊资料越来越多，但图书馆没有通过人文智慧服务把更多的读者吸引而来，没有通过人文智慧服务把图书馆更多的潜在读者变为当前读者，没有通过人文智慧服务把图书馆的智慧知识与智慧魅力传播开去与推广出去。“图书馆智慧服务指图书馆提供的服务的一种内在品质，表现为一种平等、开放、自由、和谐和创造的状态，追求达到尊重读者、关注个性、崇尚科学、追求人生幸福的服务境界。在智慧服务模式中，馆员、资源和读者是三大支撑因素，三者平衡、良好互动才能使服务模式顺利实施，达到和谐。总之就是图书馆没有通过人文智慧服务，树立起自己的智慧形象，形成自己的智慧吸引力。但智慧和图书馆智慧汇集而成的图书馆的智慧服务，对于我们来说不是一场空。它并不全是技术智慧服务，也不全是学问智慧服务，更多的它就是图书馆员的人文智慧服务。它既有抽象、概括又有具体、生动；既有高度、本质又有低度，现象；既有理论、动能又有实践、力量为图书馆员所熟悉，为图书馆员所掌握，为图书馆员所运用，通过自己的人文智慧型服务把图书馆的智慧内涵与魅力传递给万千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