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辽西；民俗音乐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11-0098-01
一、辽西民俗音乐文化介绍
辽西作为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早先以游猎为主，自从清朝以来，大量关内人涌入东北地区，辽西也成为了新关东人聚集的地方，也带来了新的风俗习惯。辽西民俗音乐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通过世代的传承，一直延续传承到现在，是一笔非常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辽西秧歌剧、辽西唢呐、辽西黑山二人转、辽西皮影、辽西满族音乐、辽西吹打乐等，这些民俗音乐文化在辽西热土上逐渐生根。
辽西民俗音乐是辽西人民智慧的结晶和创造，同时它也反映人民群众文化艺术及日常生活。在丰富多彩的辽西民俗音乐世界里，我们会发现，有巨大影响力的民俗音乐都带有极其浓重的娱乐性质。
二、辽西民俗音乐文化现状
民俗音乐作为音乐群族里的一个特殊的群体，在如今多元文化共同发展的社会背景下，辽西民俗音乐文化正经历着历史的变迁，世代积淀下来的民俗文化正经历着洗礼和考验。现代民俗音乐的传播方式随着社会的发展，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民俗音乐的内容与形式也向多元化发展，民俗音乐文化受到了不同程度上的影响，相对应的民俗音乐也面临着传承、创新、发展的诸多困难。这些民俗音乐具有“农村的”“地域的”“乡土的”音乐性质，在一般意义上，音乐与民俗有一种天然的亲缘关系，许多民俗活动离不开音乐。
辽西的太平鼓，具体起源于哪朝哪代目前已经无从考证，不可否认，太平鼓传下来成为一种宝贵的文化遗产。辽西太平鼓没有正统的传承体系，大多是母女相承，无师自通。作为传统的民间文化遗产，辽西太平鼓已在社会上消沉多年，很多年轻人对此已经淡漠了，只有老年人说起太平鼓还如数家珍。在这些老人中，会太平鼓的太少，辽西太平鼓有濒临失传的危险。2006年，辽西太平鼓被列入辽宁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辽西高跷秧歌，据可考史料，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辽西高跷秧歌具有重要的文化艺术价值，在当地及省内外有着广泛的群众影响。高跷的高度最低的有90厘米，依次升高，最高的可达240厘米，演员需坐在房檐上绑跷腿。辽西高E秧歌有自己独特的传承方式。一为家族传承，如大薛乡三屯村第一代传人朱秀峰（1840年出生），传了五代；二为师徒传承，如营盘乡范屯村第一代传人朱有余（1864年出生），传了四代；三为自然传承，由于辽西高跷秧歌深受群众喜爱，许多爱好者在不断观看演出中自学成才，成为新军。然而，随着一些老人的相继去世，辽西高跷秧歌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危险。
辽西大鼓，被当地人称为大鼓书，流传于葫芦岛地区及锦州、朝阳，乃至相邻的河北省抚宁、青地一带，是群众喜闻乐见、以说唱为表演形式的曲艺品种。大鼓表演方便灵活，不受场地、时间、气候、灯光等条件限制。道具也简单，一把三弦，一面小鼓，一副竹板，一个醒木，一把扇子，文武场便已齐备。
除了这些比较有特色的之外，辽西的音乐文化还有满族秧歌、二人转、辽西唢呐等，依然留存至今。
三、辽西民俗音乐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辽西民俗音乐文化作为历史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民俗音乐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就是“留”住民俗文化的根。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从各个方面落实传承和发展工作。建立科学的民俗音乐文化工程，首先可以从立法角度，建立完善的立法体系。其次，可以加强和宣传社会民俗音乐文化的保护意识。第三，成立专门的机构，对于民俗音乐文化进行收集和整理，建立相关的研究中心，或者在校园内培养优秀传承人，弘扬民俗音乐文化。第四，举办民俗音乐文化节日，提高民俗音乐文化的知名度。
总之，对于辽西民俗音乐文化的继承和保护，通过各种途径传播和发扬，对于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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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第一作者：于少田（1996-），男，河北省唐山市人，渤海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音乐表演专业，本科；
关键词：大湘西；可持续发展；文化生态；民俗旅游
一、引言
历史上湘西包括的范围甚宽，现在的张家界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下称湘西州)、怀化市、邵阳市和益阳市的安化等地都属于其范畴。本文主要从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角度来定义湘西，为和湘西州区别开来，称之为大湘西，主要包括张家界市、湘西州和怀化市。大湘西地处武陵山脉，长期以来居住着土家、苗、侗、白、回等十多个少数民族，其中以土家族、苗族和侗族为主。在长时间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信仰、居住、服饰、饮食、节庆活动等多姿多彩的民俗风情。大湘西一直以来相对闭塞，民俗旅游资源保存丰富而独特，土家族的吊脚楼、哭嫁，苗族的银饰、拦门酒，侗族的风雨桥、侗族大歌等民俗风情享誉海内外。从大湘西的旅游资源来看，民俗旅游资源是其无可争议的特色资源和优势资源。在开发中实现大湘西民俗旅游可持续发展无疑应成为大湘西地区的正确选择。
大湘西民俗旅游资源的开发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起步，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形成了张家界的秀华山馆、吉首的德夯苗寨等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品牌。开发形式基本涵盖了当前民俗旅游开发的主要模式，即以秀华山馆为代表的民俗博物馆；以德夯苗寨为代表的民族村寨和以张家界土家风情园为代表的主题风情园。但该地区民俗旅游发展很不平衡。张家界民俗旅游依托世界自然遗产武陵源的品牌优势和市场优势开发较早，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湘西州和怀化市发展民俗旅游起步较晚，但发展潜力巨大。
二、大湘西民俗旅游开发中凸显出的问题
大湘西民俗旅游资源在开发取得成功的同时，也凸现出许多问题，影响了大湘西民俗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主要表现在：
(一)遍地“开花”，缺乏统筹规划
近年来，民俗旅游逐渐成为热点，大湘西各个地、州、市凭借自身的民俗旅游资源开发出众多的民俗旅游景点，据统计，各种类型的民俗旅游景点近20处，但大多规模较小、项目雷同、重复建设多、布局欠合理。各个地、州、市相互之间没能统筹规划、整合，各地的民俗旅游资源难以形成合力开发出民俗旅游的精品，形成品牌，大湘西民俗旅游的形象并不清晰。
(二)重仿轻真，深度挖掘不够
开发中过分商业化扭曲了民俗的原始性和真实性，主要表现在民俗旅游被机械地舞台化、艺术化，民俗文化被随意地庸俗化，以至失去了民俗的本色与乡土气息，使一些民俗旅游脱离当地的社会生活，缺乏自然朴素的真情，如在张家界武陵源风景名胜区内所展示的并非真正的土家族传统服饰，婚俗表演缺乏土家族特点，存在欺、哄、骗等不良现象。在开发民俗旅游时，不重视对传统民俗的挖掘和民俗文物的收集整理，制造出许多假古董、伪制的古建筑，旅游实践证明，纯粹人造民俗和风情风光不再，正在被市场淘汰。
民俗旅游开发后由于缺乏民族学、民俗学方面的人才，又没有寻求相关高校、科研单位的智力支持，民俗文化没有专人调查研究，开发层次浅，缺乏深度，止步于对民俗现象特别是奇、怪甚至庸俗的民俗现象的展示，游客的参与性不强。
(三)主流文化和旅游的双重冲击，文化生态面临失衡
少数民族地区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面临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与保存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矛盾，大湘西地区也不例外。一方面，要应对主流文化的现代化、全球化冲击；另一方面，随着大湘西对外开放步伐的日益加快，尤其是近年来发展旅游业，大量外地游客带来的“示范影响”改变了当地人的价值观念，也必然会对当地民俗文化的传承产生影响。大湘西独特的风俗习惯、民族艺术和手工制品等吸引了众多游客，而这些“独特”之处，往往又是“脆弱”之处，在外来文化的压力下很容易遭到破坏。我们已经看到，受经济利益的驱动和多种文化的吸引，大湘西开发民俗旅游的地区民俗文化已遭到歪曲和破坏，变化速度也大大加快。其民俗文化面临丧失自身独特的品质，被现代主流文化所同化，甚至造成民族文化生态失衡的危险。张家界土家族民俗文化的生存环境已岌岌可危了。
三、大湘西民俗旅游实现可持续发展对策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可持续发展思想逐渐成为主流的、新的全球性旅游发展哲学。民俗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就是通过开发旅游地民俗旅游资源，向旅游者提供高质量民俗旅游的经历，同时，促进当地民俗文化保护、发展，提高当地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实现经济发展目标与社会发展目标的统一。大湘西要实现民俗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需做到：
(一)坚持三个原则
1．民俗文化独特性原则
这是指发挥“唯我独有”、“你无我有”的民俗旅游资源优势，充分体现本地区、本民族的特色，创造出独特性的民俗旅游项目。民俗文化要在全国、全世界占有位置，关键在于特色和优势，民族特色和优势也是民俗文化旅游的诱人之处。游客旅游动机之一就是探秘猎奇心理，他们所感兴趣的也是异质文化的不同点、特殊点。因此，大湘西要根据自身实际，结合自身的人文和特色优势，开发出具有大湘西特色的民俗旅游产品。在整个大湘西旅游区，重点开发张家界市的土家族民俗旅游、湘西州的苗族民俗旅游、怀化的侗族民俗旅游。
独特性原则是建立在民俗文化真实性的基础之上。现代人旅游又是一个求真求实的过程，大湘西民俗旅游资源有着可靠的文化背景和真实的民俗存在，符合现代旅游者求真的需要。在发展过程中，首先，要认真挖掘蕴藏在民间的民俗遗存，去劣留优；同时，要开展民俗研究，对本区域的民俗加以科学其次，要抓好本区域民族文化的精品挖掘，科学开发，营造一个逼真的文化背景，树立大湘西民俗旅游的鲜明形象。
2．居民参与原则
即民族旅游村寨的居民参与，共同营造民俗旅游的氛围，共享民族开发的利益。民族旅游村寨的开发，涉及到开发商、旅游中间商(旅行社)、政府管理部门、村寨居民等的利益。在开发实践中，我们往往忽略了村寨居民的利益，使他们成为旁观者，这就需要政府引导，开发商要与村寨居民加强沟通，融为一体，共同经营好村寨，实现共赢，从而实现民族村寨的可持续发展。
3．保护与尊重民俗变迁并举的原则
对游客构成吸引力的传统民俗在当前面临一个保护和民俗变迁的问题。处于当前这样一个变化的文化背景下，我们对待大湘西的传统民俗文化一是发扬，既要保留、保护民俗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和精华，又要扬弃、克服民俗文化中落
后、消极的成分。在开发和利用大湘西民俗风情旅游资源的实践中，存在着优劣不分、把糟粕当精华、歪曲民俗的现象。二是尊重，要宽容地承接来自大湘西之外的外来文化，尊重当地民俗的变迁，不能打着保护的幌子，拒绝当地民俗的变化和发展。
(二)选择三种优化模式
1．民族民俗博物馆
广泛收集民族民俗的各种实物资料和声像资料，建立博物馆，馆内一般可分为展示、演示、收藏、科研等区。在博物馆全方位展示该地区民族的传统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同时将其建成该民族的保护和学术研究中心。建设时，博物馆的总体布局、建筑风格等要充分体现该地区的民族特色。
大湘西目前建有张家界市的秀华山馆、凤凰的山江苗族博物馆、永顺王村的溪州民俗风光馆等民族民俗博物馆。但规模偏小，所存资料有限，学术研究价值有待提升。吉首市是湘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现拥有一所在民族研究方面颇具实力的高等学府——吉首大学，可规划在吉首市建立一座规模较大、特色明显、功能多样的民族民俗博物馆，使之成为大湘西地区民族民俗文化的资料中心、研究中心和发展基地，为大湘西民俗旅游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2．原生态民族村寨
也有学者称之为民族生态博物馆。它是在民族地区原有自然环境及设施基础上改建而成，保存当地原有的建筑、生产工具、生活用品、服饰、风俗习惯、文化艺术和居住者，管理者和工作人员也大多是当地居民。原生态民族村寨充分利用原有的自然环境，把人与大自然紧密结合起来；该村寨还必须融于周边的文化氛围，共同建成原生态协调的民族村寨。原生态民族村寨是在全球可持续发展思潮影响下，中外学者共同探索出的一种崭新的民族文化旅游持续发展的模式，也是一种实现动态保护与开发民俗文化双重目标的新型旅游发展模式。
目前，吉首市的德夯苗寨、怀化通道县的皇都侗文化村是发展较成熟的民俗村寨，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德夯苗寨位于张家界一猛洞河一凤凰古城黄金游览线上，地理位置优越，现属张家界股份有限公司，实行企业化管理，管理理念和方式较为先进，今后应把德夯和周围的吉斗等苗族村寨作为一个社区加以保护和发展，维护该社区民族文化生态环境的平衡，建成湘西州的苗族文化保护区和原生态的民族民俗旅游村寨，将其打造成大湘西民俗旅游的品牌和示范基地。
3．挖掘民俗精髓，丰富旅游产品
大湘西民族民俗资源丰富，对传统的餐饮、民居、工艺品和民俗节庆活动等进行挖掘既可开发成单项的旅游产品，如凤凰古城将沱江边的吊脚楼改造成家庭旅馆，张家界把土家十大碗搬上游客的餐桌等。传统民俗又是包装大湘西旅游产品，提升其文化品位取之不竭的素材。
(三)建立四种保证机制
1．政府主导，企业运作
发展大湘西民俗旅游宏观上应坚持政府主导。政府要做好统筹规划，在对民俗旅游资源充分调查的基础上，编制科学、权威、可行的区域民俗旅游发展规划，明确开发重点。大湘西各个地州市相互之间没有隶属关系，很难做到统一领导，因此，在开发大湘西、打造大湘西旅游圈的形势下，有必要成立一个权威的协调机构，建立定期协调机制，共谋本区域民俗旅游的发展。发展大湘西民俗旅游，微观上要实行企业运作。三种优化模式中，原生态民族村寨在经营体制上适合采用企业运作，一般采取公司+居民(农户)的运作模式。此种模式成功的关键在于必须考虑到村寨居民的切身利益，建立居民参与民俗发展的机制。
2．重视人才培养，提供智力支持
民俗旅游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化旅游，要保护和发展大湘西的民俗文化、提高大湘西民俗旅游资源开发的质量和品位，需要各方面的人才，尤其是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旅游规划设计等人才。因此，必须加强此类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与本地和其他地方高校、科研单位协作，实施“借脑工程”，加大人才培养和民俗文化学术研究的力度。对于民俗旅游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和一线服务的员工(如表演人员等)的培训，也应引起重视，要特别注意将纯正、丰富的民族民俗文化内容加到培训中去，因为他们是民俗文化的载体和传播者，从而为大湘西民俗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智力上的保证。
3．加强制度建设，实现民俗文化生态平衡
在旅游开发中，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逐渐加强，对人文生态环境的保护还未能引起充分重视。在发展民俗旅游的过程中，我们在强调对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的同时要保护民族文化生态环境，保持民族文化生态的平衡。
首先，要通过制度化的手段保护好传统民俗文化。传统民俗文化的保护不要停留在号召和宣传层面上，应通过制度化的手段实施强制性保护。大湘西所属的民族自治州、民族自治县要充分利用自身的优惠条件，制定民俗文化的保护法规，借助法规的强制性力量对民俗文化实施保护。2006年5月，湘西自治州人大会议审议通过了《湘西洲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草案)》。这标志着湘西在保护和传承民族民间文化上迈出了重要一步。其次，要利用发展民俗旅游的正面效应唤起当地少数民族对本民族群体及其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识，激发其民族自豪感，从而自觉地发扬和繁荣本民族文化。再次，要通过编写乡土教材、举办传统节庆活动等形式教育、引导当地居民珍视本民族传统民俗文化，与时俱进，发扬光大，实现民族文化生态的平衡。
关键词：羌藏音乐表演专业；川西民族音乐；传承
前言：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时代的发展给羌藏音乐表演艺术的形式提出了严格的挑战，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藏羌音乐表演艺术要通过更高、更新的要求来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此外，由于目前国内流行演唱专业教学是建立在学生演唱能力的基础之上进行的专业技能训练，这就使得演唱教学无法对学生的综合能力进行发挥。这一现象的出现表明，羌藏音乐表演专业在对川西民俗音乐进行传承的过程中，要对学生的综合演唱能力和艺术素质的问题进行关注，综上所述，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有必要对藏羌音乐表演专业与川西民俗音乐传承问题进行探究。
一、川西民俗音乐种类
川西民俗音乐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川西民俗音乐进行探究，我们可以发现，川西民俗音乐文化主要有川剧、轻音、金钱板、皮影戏、木偶剧、谐剧、闹年锣鼓和变脸等多种艺术形式构成[1]。以川剧艺术为例。在川剧艺术的发展过程中，川剧艺术成功地让以高腔为主体的昆区、高腔、胡琴、弹戏、灯戏等五种声腔实现了有机结合。它通过对古南戏和古弋阳腔的演唱方式进行保留的方式，对传统戏曲中的“曲牌联套”和“集曲”手法进行了运用，这就使得川剧在五种声腔艺术中成为了发展最为完善的戏剧品种。除此以外，羌族、藏族两个民族的民族传统音乐也是川西民俗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川西民俗音乐特征研究
民俗文化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生产生活习俗、又以经济习俗、礼仪制度习俗及民间音乐文化艺术的一种体现。在川西民俗音乐发展过程中，形象性、客观性和审美性成为了川西民俗音乐的主要特性[2]。我们以羌族音乐舞蹈为例，对川西民俗音乐的特征进行研究，作为川西民俗音乐重要组成部分，羌族的舞蹈艺术自然与羌族民间特有的生活习俗息息相关的。历史上川康地区的艰苦环境让羌族人民在长时期的生活与斗争过程中形成了豪放、热情、勇敢的特点。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羌族很多民间舞蹈的形成可以说是与原始的农牧业生产和狩猎活动有着一定关联的。例如，在羌族锅庄舞中，很多舞蹈动作都是羌族人民劳动场景的体现，这就说明羌族舞蹈具有一定的形象性。此外，由于羌族有在节日期间跳舞助兴的习惯。在舞蹈表演过程中，舞者所表演的舞蹈往往具有旋律朴实优美、内容丰富、节奏适度的特点，这就让羌族两族的舞蹈表演有了一种典雅、朴素、豪放之感，同时也表明川西民俗音乐具有一定的审美特征。这样，对于藏羌表演专业的学生来说，学习本民族的音乐是对川西民俗音乐进行传承的一种表现，对川剧等民俗音乐的学习也是对川西民俗音乐进行传承的表现，因此，对于羌藏表演专业而言，羌藏表演的专业学习与川西民俗音乐的学习具有一定的共通性。
三、羌藏音乐表演开展学习川西民俗音乐教学的必要性
藏羌音乐表演专业在对本民族的音乐形式进行学习的过程中，通过对各种类型的音乐形式进行广泛涉猎，可以让学生的音乐素质得到有效提升。因此在藏羌音乐表演过程中对川西民俗音乐教学进行传承，不仅可以对本民族的音乐形式进行拓展，还可以让本民族的音乐在与川西民俗音乐的融合中得到一定创新。除此以外，藏羌音乐表演对川西民俗音乐的传承也是开展高等教育的需要。例如川西民俗音乐中的川剧艺术包含了戏曲艺术中的大多数基本知识，这样，对川西民俗艺术的传承就成为了帮助学生普及戏曲艺术基本知识、增强对传统文化认同感的有效方式。第二，川西民俗音乐中包含了以中华民族优秀文明传统为核心的孝道、礼仪、责任等文化内容，这样，对川西民俗音乐进行传承，可以让中华传统文化得到进一步的传承。第三，对川西民俗音乐的传承，可以让学生的大学生活得到进一步的丰富，通过对民俗音乐进行学习，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也会得到一定的提升。
四、羌藏音乐表演专业开展川西民俗音乐教学的措施
（一）川西民俗音乐课程教学目标的设置
理论学习是学习川西民俗音乐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我们以川西民俗音乐中的川剧教学为例，对川西民俗音乐的学习问题进行探究。在理论学习方面，一些学校将川剧课程分成了“川剧知识与欣赏基础”和“川剧表演基础”两部分[4]。在课程的课程设置方面，这门课程的每一个部分都采用了32-36学时的教学方式。在课程目标的设置方面，学校设置了以下几方面的教学目标：第一，通过川剧理论的教学，让学生对川剧的发展历史、川剧的经典曲目、川剧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及不同流派的代表人物和川剧的艺术特色进行了解。第二，通过川剧理论教学，学生要对川剧的表演手段、川剧的唱段进行熟练运用。通过对这一教学目标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学生要想完成教学目标中规定的内容，就需要在日常学习过程中对川剧的理论知识进行强化，因此，这样的教学目标也可以在藏羌音乐表演专业的川西民俗音乐课程教学中得到应用。
（二）川西民俗音乐教学教学方法的运用
把传统民俗优秀作品学习纳入教学环节，是对川西民俗音乐进行有效传承的重要措施。一些学校在开展川西民俗音乐教学的过程中采用了川西民俗音乐文化与其他音乐文化进行综合的教学方式。通过这种方式的运用，可以对川西民俗音乐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除了参与课堂学习的方式以外，学校在开展川西民俗音乐的教学过程中，可以和一些专业的表演团体联系，通过让学生到川西民俗音乐表现现场实地观看表演的方式来让学生增强对川西民俗音乐的了解。我们以绵阳地区的高等院校川剧教学工作为例，当地在开展川剧教学的过程中就采取了让学生在表演现场观看川西民俗音乐表演的方式。通过让学生实地观看“川剧进高校”这一巡回演出活动，学生在观看表演的过程中被演员的精彩表演所吸引。这就对学生学习川西民俗音乐的积极性的提升起到了促进作用。在羌藏表演专业开展川西民俗音乐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从学生较为喜欢的川剧变脸艺术入手，开展以川剧教学为代表的川西民俗音乐教学活动，以增强学生对川西民俗音乐的学习积极性。
（三）学生学习川西民俗音乐的方法
在对川西民俗音乐进行学习的过程中，学生可以从听、记、赏、析、演等环节入手，对川西民俗音乐进行学习。其中，“听”这一环节指的是学生要在课堂上认真听从教师的讲解，由于川西民俗音乐课程具有理论性强、系统性高的特点，学生只有每节课认真聆听教师的讲解，才能对川西民俗音乐有一种较为系统的认识；“记”这一环节指的是学生在课堂学习期间，要通过记笔记的方式对教师课堂上所讲授的知识点进行记录。在学习民俗音乐的过程中，通过记录课堂笔记这一传统学习方式的应用，学生可以利用课余时间对所学知识进行及时的巩固。通过记笔记的过程，学生可以对川西民俗音乐的一些相关材料进行积累，进而通过对川西民俗音乐产生新的思考的方式，让学生对民俗音乐的理解进行深化。“赏”这一环节指的是学生在利用课上时间欣赏教师教学过程中展示的川西民俗音乐表演视频的方式[5]。通过欣赏川西民俗音乐相关视频的方式，学生可以在学习过程中对川西民俗音乐产生一定的感性认识，这对学生学习兴趣的提升也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析”指的是学生在欣赏川西民俗相关音乐视频过程中，要对视频中的表演内容进行分析理解。这就要求学生在欣赏表演视频的过程中要对表演中的一些细节因素进行关注。以川西民俗音乐闹年锣鼓为例，在闹年锣鼓表演过程中，乐队的指挥要通过鼓点和动作的变化，来对乐曲的速度、力度等因素进行控制。在对闹年锣鼓表演艺术进行欣赏的过程中，学生就应该对闹年锣鼓演奏曲牌对应的手部动作进行关注。以闹年锣鼓中的《雕展翅》这一曲牌为例。鼓手在展示这一曲牌的过程中要采用手心向下，食指、中指、无名指并拢的动作，即通过这一动作表现出大雕展翅飞翔的形象。这个就要求学生在欣赏相关视频的过程中，要对表演者的手部变化细节进行关注。演就是要求学生通过进行表演的方式对所学知识进行运用。通过对川西民俗音乐进行表演，学生可以在表演过程中感受到川西民俗音乐表演艺人在表演过程中所付出的艰辛，这就可以让学生对表演艺术家的劳动成果进行珍惜。
五、结语
川西民俗音乐是中华音乐文化的瑰宝。藏羌音乐表演专业对川西民俗音乐的传承是促进川西民俗音乐发展的有效方式，也是促进藏族羌族本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的重要方式。川西民俗音乐在藏羌音乐表演专业的传承，也是增强学生的音乐素养的有效方式。只有对川西民俗音乐进行有效传承，才能让川西民俗音乐中的艺术魅力得到有效传承，进而让学生的意志品质在音乐传承的过程中得到有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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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广西北部湾地区多民族文化共存和相容，又独自发展和传承，形成了丰富的、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资源。本文就广西北部湾地区民俗文化资源现状，提出要根据目标性、系统性、效益性、统一性等原则进行整合，并探讨资源整合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广西北部湾地区；民俗文化资源整合；原则与路径
doi:10.16083/j.cnki.1671—1580.2017.07.050
中图分类号：K8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580（2017）07—0168—03
文化资源的整合指将资源系统内分离的要素按照不同类型、层次组合起来，兼容互补，实现在不同状态下原先零散资源的有效衔接和有机融合，达到资源共享和协同发展的效应，最终实现文化资源利用的优化配置［1］。广西北部湾地区是多民族的聚居地，居住着壮族、汉族、瑶族、苗族、侗族、仫佬族、毛南族、回族、京族、彝族、水族、仡佬族等12 个世居民族，其中仫佬族、毛南族和京族是广西独有的少数民族，京族还是中国唯一的一个海滨渔业少数民族，也是中国唯一的海洋民族。同时，广西北部湾地区还拥有北部湾顶端约1600 公里的海岸线，海洋特征明显。多民族的特点和独特的地理位置，广西北部湾地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多民族文化共存和相容，又独自发展和传承，形成了丰富的、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资源。
近年来，广西北部湾地区民俗文化资源的开发取得了显著进步，但仍然存在着缺乏统一规划、深度不足、创新不够等问题，非常不利于民俗文化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将北部湾地区民俗文化资源进行整合，可以有效避免民俗文化产品的同质化和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对于发挥文化资源的产业功能、提高区域经济效益、促进北部湾经济区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广西北部湾地区民俗文化资源整合的原则
广西北部湾地区民俗文化资源必须目标明确，从全局的高度把当前零碎的文化资源按照一定的原则、以系统的方法纳入到一个统一体中，要能体现出诸文化要素之间的合成能力，通过对民俗文化资源予以整合，对资源进行有效配置，使之形成整合力，使民俗文化资源发挥出最大的效能，助推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文化建设。因此，在对广西北部湾地区民俗文化资源整合的过程中，应该考虑以下几个原则。
（一）目标性原则。广西北部湾地区民俗文化资源整合首先应明确目标，其整合过程必须集中、明晰地围绕目标而进行。这是因为，民俗文化资源整合过程是建立在以目标为主旨的实施手段，没有目标的整合就没有存在的价值，整合就失去了应有的意义；只有明确了整合目标，才能使资源配置、研究方法有的放矢，紧紧围绕目标而进行，使民俗文化资源整合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广西北部湾地区民俗文化资源整合首要目标是从广西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出发，根据文化产业市场的需求，结合民俗文化资源自身特色对其进行整合重组，打造广西北部湾地区特色民俗文化品牌和文化名片，形成文化核心竞争力。要实现民俗文化资源整合目标，需要开阔思路，打破地域局限，突出北部湾地区民俗文化资源的整体优势和地域特色。制定民俗文化资源整合规划，明确细化整合目标、整合阶段、总体布局和整合措施，促使民俗文化资源整合达到高起点、高质量、高品位的效果，使之符合民俗文化品牌建设的需要。
（二）系统性原则。所谓民俗文化资源整合的系统性，就是要把零散、分散的民俗文化资源运用系统论的方法，通过有序的配置，体现出为目标所用的整体效果。整合的系统性要求把各种分离的资源纳入到围绕目标而进行的一个系统来考虑，注重各项资源、方法之间的有机联系。
广西北部湾地区民俗文化资源从整体上看文化资源具有极大的经济和市场价值，但从具体单个文化类型来看，无论是物质文化资源还是非物质文化资源都处于一种零散、分散的原生态状态，只有将这些独立存在文化资源的不同要素、不同优势有效地整合起来，使其建立起有机联系，才能激活它们，使分散、呆滞的资源变成系统、有活力的经济优势［2］。
具体实施时，要从项目建设、品牌培育、市场前景等方面进行系统分析，整合民俗文化资源。厘清北部湾民俗文化资源的类型、功能和规模等要素，明晰在民俗文化资源整合基础上形成的民俗文化产业的市场定位、形象定位、目标定位和开局，有利于形成统一的民俗文化市场。
（三）效益性原则。获取较好的经济效益是北部湾民俗文化资源整合的最重要目的之一。民俗文化资源整合的效益性是在整合中要讲究实效，根据目标设定进行资源配置，注重合理、有效、适宜，避免繁杂，力求资源、方法等各要素的经济性，节约开发消耗，创造出符合社会需要的满意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文化效益。
广西北部湾地区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以及多民族的特点，形成了丰富的有特色的民俗文化资源。这种民俗文化资源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在民俗文化资源整合时要考虑民俗文化资源可持续发展问题，不能将经济效益作为唯一目的，而忽视其社会效益和文化效益，一旦开发过度，民俗文化环境遭到破坏，将给民俗文化资源的生存根基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只有在进行资源整合时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文化效益协调统一起来，才能有利于民俗文化品牌的健康成长，有利于民俗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四）统一性原则。北部湾地区民俗文化资源整合，不是简单的资源相加，也不是画地为牢，而是要通过系统科学的规划，做到主题化和差异化相统一，以主题化使资源整合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从而打造内容丰富、特色突出、主题鲜明的民俗文化品牌。
主题化和差异化是民俗文化资源建设的两方面。民俗文化资源的差异化，一是体现在民俗文化资源的个性大于共性，广西北部湾各民族、各地区的民俗文化资源有着其他民族或地区所无法复制的独特之处；二是源于消费者的多样性及其需求的纷繁性。由于消费者的收入水平、成长背景、生活习惯、文化程度、宗教信仰等方面均存在着巨大的不同，因此对民俗文化的需求差异很大。民俗文化资源的主题化，最大优点是中心鲜明、特色突出、内容集中、形式表现有力，容易在消费者中形成影响力，利于民俗文化品牌的塑造。
在进行民俗文化资源整合的过程中，要能做到、做好主题化和差异化相统一，主题化能使差异化具有更广的广度和更深的深度，而差异化能起到衬托主题化的效果。民俗文化资源的差异化建设是民俗文化建设的总体目标，而主题化项目开发是民俗文化品牌建设的基础，是文化资源差异化建设成功的表现。
二、广西北部湾地区民俗文化资源整合的路径
（一）坚持民俗文化资源发掘，凸显文化内涵。广西北部湾地区民族多，地理条件特殊，不同的民族、地域都有自己独具魅力的民俗文化。例如，歌舞游艺民俗有毛南族的“罗海歌”、“欢歌”，仫佬族的“走坡”对歌，京族的“哈歌”、“海歌”等；民族节日有壮族的“三月三歌节”、侗族的“花炮节”、苗族的“芦笙会”，仫佬族的“坡节”等；宗教性节日有瑶族的“盘王节”，壮族的“蚂拐节”，仡佬族的“拜树节”，京族的“哈节”等；饮食习俗有打油茶，侗族的酸鱼、酸鸭，毛南族的腩醒，壮族的五色饭、沙糕等。
20 世纪60 年代法国和日本在现代化发展的高潮时刻，不约而同地开展了民间文化遗产的国家性抢救工程。法国进行了文化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文化遗产“总普查”，“大到教堂，小到汤匙”，巨细无遗，全要登记造册。日本也实施了由国家组织的“民俗资料紧急调查”、“民俗文化分布调查”、“民谣紧急调查”，80 年代又再次实施由政府专项拨款进行的无形文化财产记录工作，颁布了相关法律法规，举办全国民俗艺能大会等［3］。这对于广西北部湾地区民俗文化的发掘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在进行民俗文化资源发掘时应组织一批从事民俗文化研究且关心北部湾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的专家学者进行系统研究，同时为民俗文化资源整合提供规划、政策建议类的咨询服务，组织、搭建各种民俗文化论坛和交流培训，协助民俗文化项目的建设，促进民俗文化的传承与保护。
要将民俗文化资源整合成为具有吸引力的文化产品，必须要对其进行全面、系统化的发掘、整理和研究，揭示民俗文化资源的深层内涵。民俗文化的内涵是一个地区、一个民族长期在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真实综合的反映。凸显文化内涵是民俗文化资源整合应当遵循的重要原则，有利于展现民俗文化品牌的差异性和特色。深入挖掘北部湾地区民俗文化的多种内涵，有助于形成文化品牌多元化开发的局面。
（二）坚持民俗文化特色项目建设，推动民俗文化协调发展。广西北部湾地区民俗文化资源的地方性和民族性浓郁，民俗文化资源的整合有利于扩大北部湾地区民俗文化的影响力，系统宣传和展示民俗文化的特色、民俗文化形成和发展的深厚根基，加深人们对北部湾地区人文历史和民俗文化特色的了解。民俗文化资源广泛存在于民众的口头语言、衣食住行、婚丧喜庆、岁时节庆、祭祀等各种丰富多样的民俗活动和社会习惯中，分布广泛而零散，也呈现“碎片化”特点。
民俗文化特色项目建设是广西北部湾地区民俗文化资源整合的有效手段。通过具体的特色项目建设，将相关的、零散的民俗文化资源系统的整合起来，从而得到融合协调发展。如三月三“歌圩节”民俗文化项目，将单一的对歌形式，整合为以赏歌、赛歌、对歌为主，搭配有抛绣球、碰彩蛋、抢花炮等多元化的民俗文化娱乐活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那坡县以黑衣壮民族民俗文化旅游、中越边境旅游、红色旅游、自然生态旅游、乡村旅游等为特色，整合建设以“黑衣壮文化、边关人文探秘”为主题的边关民俗风情特色项目，推动民俗文化旅游协调发展。
（三）坚持民俗文化品牌建设，突出文化特色。民俗文化品牌建设是民俗文化资源整合的主要目的，是实现民俗文化特色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在广西北部湾地区民俗文化整合过程中要以培育特色文化品牌建设的思路来进行整合。
首先，在对民俗文化资源整合时，需要对发掘出的民俗文化资源进行系统的科学评估，进行整合形成资源特色，民俗文化资源的独特性价值直接影响着品牌主体形象的定位。
其次，在民俗文化资源整合时要有创新思维，创新是品牌建设的关键，只有把创新思维贯穿到民俗文化资源整合的各个环节，用创意来引导资源整合，才能形成特色民俗文化品牌。
最后，以业态融合的思路进行品牌影响力的推广和锻造。目前，文化与旅游、体育、商务等第三产业领域已实现双向深度融合，在农业、制造业等传统领域也开始体现价值，发挥作用。因此，在大力整合北部湾民俗文化资源时，需要考虑与其他业态的结合情况，这样有助于实现民俗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的有机融合发展，打造品牌、做强产业，形成品牌影响力。根据广西北部湾地区民俗文化资源的民族性、海洋性等特点以及建设现状，在进行资源整合时可以结合不同产业从以下五方面来进行：“民俗文化+渔业”、“民俗文化+制造”、“民俗文化+体育”、“民俗文化+农业”、“民俗文化+居住环境”，突出广西北部湾地区民俗文化特色。
［参考文献］
［1］王念龙，周永盛.两岸民间民俗体育文化资源的整合发展初探［J］.体育科学研究，2016（04）.
［2］高宏存.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化“四”原则［N］.中国文化报，2015-03-28.
论文关键词：江西民俗文化；和谐；新农村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全国人民正在积极行动起来，投人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之中，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是其主要内容之一。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文化，是当下最热门的话题之一。认识民俗文化的特色，研究民俗文化的范型和规律，保护和传承民俗文化，对于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即以江西民俗文化为例，讨论民俗文化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系。
一、传承民俗文化是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途径
文化是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积淀和产物，是人类精神活动及其产品的总称，是一个民族和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民俗文化形成于本民族祖先，带有本民族的色彩。文化的时代性和民族性，在民俗文化方面表现得最为鲜明，例民族节俗、民族服饰、生活习俗、古典诗文、民间传唱、忠孝观念之类等。
民俗文化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应运而生的，对各民族整体文化的形成都起过积极作用。自古存在过的、曾经是合理的民俗，对社会习俗、地理环境都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各自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
文化作为一种历史的积淀传承至今，对今天中国人价值观念、社会生活方式和中国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的发展，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各地区有各地区的民俗文化，民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总是在一定的时空之中进行的，受地理环境的影响与制约，便必然要打上鲜明的地域印记，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
民俗文化在长期的形成过程中，必然包含有积极和消极成分，汲取民俗文化中对社会有用的、积极的成分，扬弃消极的、落后的习俗，也是民俗文化进一步发展的必要。特别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今天，这一点显得尤其突出。
拿江西来说，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吴头楚尾”的地理位置，千百年来形成了独特的赣鄱文化母体，在这个母体文化的大系统下还包含具有地域性的子文化系统，如：浔阳文化、豫章文化、临川文化、庐陵文化、袁州文化、赣南客家文化等。从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要作用的角度看，还包括有：江西的铜文化、瓷文化、书院文化、禅道文化、苏区文化等，各自构成了相对独立的系统。
江西是个农业大省，构建江西社会主义新农村，其文化建设必须在继承优秀民俗文化精髓的基础上进行，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才是有生命力的文化，只有民族的才是长久的、世界的。就21世纪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前景而言，仅仅注重民俗文化的传承和保护还远远不够，必须实现民俗多样性文化基础上新的整合发展和优化创新，尤其需要强调符合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体现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中央提出的“保护为主，抢救第一”，“保护为主、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保护工作方针，说明了民俗文化传承与保护的重要性。发展是硬道理，传承、保护与发展是辩证的关系。传承、保护民俗文化恰恰是寓发展于保护之中，寓保护于发展之中，而且是一种可持续的发展。
二、传承优秀民俗文化是建设和谐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迫切要求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不仅需要完善的法规和制度，还应该利用传统的民俗文化。民俗文化作为人类文化意识形态结构中最底层的文化，本身就带有稳定及和谐的特质，一直是维持社会和谐的不可缺少的因素，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的过程中同样可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200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二十字”方针：“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这“二十字”要求便是和谐新农村的体现。在建设和谐社会主义新农村中，民俗文化可以起到政策、法规等无法替代的作用。
民俗是一种文化意识形态，民俗是文化与生活的结合体。它从人类社会生活中产生，又与现实生活混合一体，并逐渐成为一种具有传统意义的社会生活方式，群体生活习惯的一个组成部分。民俗要求其所影响下的人们行为一致，统一，让同一民俗区内人们的社会生活变得有规律，有秩序。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民俗生活就是和谐生活，祥和的生活，安全的生活。
民俗文化具有稳定性、重复性和可预见性，民俗一旦形成便沉积于整个民俗区人们内心深处，为他们所遵循，并规范他们的行动。民俗文化是长期历史形成的，是动态的积累产物，凝聚了一定人群、民众的共同的美好愿望。在实施同一民俗行为的过程中，人与人、家庭和家庭的关系愈加和睦、亲密，一定人群在同一的生活方式、生活传统的轨道上进行，尊卑有礼、长幼有序，这便是和谐的社会。
拿江西来说，三面环山(西为井冈山、东为武夷山、南为南岭)，一面临水(鄱阳湖、长江)，区域地理相对封闭，这样的地理环境使得江西的民俗文化有着更多的乡土观念、家族观念，而这种乡土、家族观念又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民俗上的趋同性，对民俗影响下的人群具有吸引力、辐射力、约束力、凝聚力、稳定力和激励力。具体到社会生活中，则表现为江西民俗特别讲求人情世故、迎来送往的礼节。民俗文化之所以给社会带来和谐，就在于民俗文化本身是和谐的。不和谐的民俗即便是产生了，在时代的演进中也自然会被淘汰。
千百年来农村的现实生活原态，比起城市，具有更缓慢发展的稳固性，民俗文化在历史的发展中总是被人们认可、遵守，对人们的行为活动起到一种潜意识的规范。特别是民俗文化中积极的、优秀的部分，对于建立“生活宽裕、乡风文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极其必要的和及时的。因此，建设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要求传承优秀的民俗文化，优秀的民俗文化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
三、挖掘优秀民俗文化精髓，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的资源保障
民俗文化具有强烈的生活属性，民俗文化在各种文化中是属于基础性的文化，最底层的文化。20世纪末盛行各国的“文化热”，很大程度是文化寻根，这里的文化之“根”便是民族的民俗文化。一个民族的文化包含两类内容：一是处于统治阶级的文化，上层的、知识阶级的文化；一是处于底层的、平民的、大众的文化。下层的民众文化由民间的风土人情、风俗习惯、思维方式和传统道德观念等等组成，是经过漫长的历史积淀下来的，不是可以随意改变的，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自在性。
民俗文化是一个民族最牢固的文化，其牢固性表现在民俗文化水乳交融于每个民族个人的内心深处。人都有其族群属性，而族群属性是来源于其共同的祖先、历史和文化渊源，从而族群成员共同形成凝聚力强的群体。民俗文化作为社会生活现象，是由族群成员共同认可的心愿凝聚而成的，群体心愿的一致，形成了民俗特有的凝聚力，这凝聚力使民俗具有向心功能。民俗流传越深广，群体凝聚组合力就越强，民俗向心力也越大。
这种向心力就构成了我们中华民族特有的乡情、乡音、乡土观念。“爱乡敬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民族的精神纽带和支柱。比如，广大海外华人，特别是东南亚海外华人都尊崇妈祖，妈祖庙除在闽粤地区广见外，在东南亚各地也是常见的。他们敬奉妈祖，其实也是“敬土怀乡”、“祈保平安”观念的体现。在赣文化中，麻姑庙则是人们敬奉的神祉，这也反映了赣地山川密布，麻姑神是人们祈望避野兽、瘴痢的愿望的保护神。发祥于江西南城麻姑山的麻姑信仰与崇拜，有向全国流播之势，在道教信仰中占有一席之地。
再有如赣文化当中有着最积极意义的儒家文化，对江西人精神世界有着无与伦比的影响。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儒学为核心，而两宋创立理学的代表者朱熹、陆九渊都是江西人。由于江西受儒学、道家张天师、理学的影响更直接、更深远，使得江西人具有独特的人文精神：
1．文节高昂的爱国情操。受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念的影响，几千年来，江西的爱国主义志士层出不穷，徐孺子、陶渊明、胡铨、洪皓、江万里、文天祥、谢枋得、魏禧、朱耷、黄爵滋、李烈钧、刘和珍、方志敏、姚名达，这一系列的历史人物，以高尚的爱国主义精神，感染、激励着后人。
2．尊师重教、喜文好学。六朝以来，江西就有倡学敬教的风气。此后数千年，办学之风愈盛，蔚然成为赣文化的一大景观。据统计，宋、明两代，江西书院就有528所，著名书院数十余家。江西历来出人才，两宋、明朝是江西人才出现的鼎盛时期。历史上甚至有“朝臣半江西”之说。直到今天，临川、吉安仍是著名的才子之乡，每年培养出大量的优秀人才。
3．敦厚质朴、崇实达理，是江西人普遍的性格特征，埋头苦干，不尚空谈，已成为江西人的基本民俗。陶渊明鄙夷功名利禄的高远志趣和守志不阿的高尚节操，对理想世界的追求和向往；王安石性情耿直、居官清廉正直、为扭转国家积贫积弱而锐意执行的改革；汤显祖执守人生高义、高举理想的人性追求的大旗；陈炽、文廷式为近代中国的没落而疾呼变法图强，这些先贤的事迹都已经深深影响着江西人的精神。这种精神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必将为江西人提供开拓进取、大胆创新的精神源泉。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一个“新”字并非是异于所有过去之新，而是在继承优秀、健康、有生命力的民俗文化基础上，所焕发出来的全新的内涵。社会主义的新农村是集千百年农村形态的最高理想、反映农村形态的最美好愿望，它应该是几千年农村文明、民俗文化优秀成果基础上开出的绚丽之花。
四、发挥优秀民俗文化中消解矛盾的功能，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的有效手段
一个社会有其社会管理系统，其对社会的控制功能无外乎两种方式：一是上层阶级的法律、政令；再者就是社会底层的社会民俗。如果说上层统治的政令法规带有强制性的话，那么社会民俗则是潜移默化地发挥它的影响、作用。民俗文化起作用并非来自它的强制性、或威慑感，而是来源于它在人们心目中的社会秩序的安全感、家族血缘的亲近感、共同文化的认同感，当这种作用潜移默化发生时，经长年累月在人们心中固定下来，一种“潜意识”的“强制性”也正形成。
民俗是一种带有规范力量的文化，其力量不可小视，在今天社会生活中人们依然尊崇传统民俗，就是民俗文化正在依旧释放的能量。在一定的民俗区内，民俗文化会使得人群互相监督民俗的实施情况，人人都处在别人的监视之下，无形之中人们便都在民俗的轨道上进行活动。
民俗文化中还有许多的禁忌，也能起到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禁忌民俗的对象有一共同点，就是都背离了传统的关于“人”的标准和看法。比如人们要遵守近亲不能结婚、“叔嫂不能逾礼”等等，这些民俗禁忌就起到了约束人们行为道德的作用，对于维护社会的安定、祥和、有序都是不可或缺的。再比如民俗中要求人们节约粮食，对于暴殄天物的行为，民俗禁忌说，雷公会用雷电劈人，这种禁忌也是约束人们看重食物，要求人们尊重劳动成果。
当民俗由地方乡绅、德高望重者加以条约化，这便成了乡约，乡约是教育、组织和鼓励人们和睦相处的手段。在赣文化中，乡约的制定是一独特景象。在美国学者郝康迪(kandicehauf)著的《十六世纪江西吉安府的乡约》中，详细论述了江西众多的民间乡约的功能和目的。从江西大量的乡约中，我们可以看到江右人士制定乡约，出于“培育乡里、邻里和睦相处的亲近感的愿望”，在于使“百姓亲睦”。礼仪道德是乡约的主要内容，乡约能处理和缓解乡里社会存在的一些紧张关系，乡里中的“恶”与“仗势”应予克制，处于不利地位的老者、贫者、贱者需要保护，乡约让普通人们过上积极而富有道德的生活。
关键词：湘西州 民俗旅游 开发
一、民俗旅游的概念
所谓民俗旅游就人们是以观赏、领略、了解、参与风土人情为主要目地的旅行与暂时逗留中所进行的物质与精神活动的总和。从性质上属于文化旅游的一部分。开发民俗文化旅游对促进旅游地发展的有很大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经济作用、社会文化作用和创造旅游品牌作用三个方面。
二、湘西州民俗旅游目前开发情况
1、投入不足，开发层次不深。
目前湘西州民俗旅游多由景区企业、经营者自发开发，其项目的设置，带有很大的盲目性，能否如期得到回报，心中无底,因而，无法正确投资或不敢过多投资，导致开发层次不深。不能充分体现湘西民俗文化的特点。
2、民俗文化单调。
目前湘西多数民俗旅游区尚停留在观光阶段，由导游解说向客人介绍当地民风民俗，缺乏参与性和情趣。
3、民俗风情胡编乱造。
目前很多景区向游客展示的民俗完全是经营者自己胡编乱造出来的，完全不符合实际民俗特点。比如有的景点出租的民族服装是经营者据自己的喜好编造出来的、粗制滥造的奇装异服。
4、旅游从业者民俗教育不够。
湘西州旅游业发展很快，近年来游客量、旅游收入量年平均增长都在 50%以上。旅游从业者增加很快，但从业者的民俗教育却没有得到重视。很多导游本身对湘西民俗都似懂非懂，又如何能向游客展示绚丽多彩的民俗文化?
三、湘西州主要民俗旅游资源
1、民间歌舞。
民间歌舞是民俗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湘西的少数民族能歌善舞，民间有丰富的民族歌舞供开发利用。民族歌舞强烈的节奏感、欢快的氛围，很适合于游人的审美要求。比较有代表意义的有苗族的接龙舞和土家族的茅古斯、摆手舞等。
2、居住民俗。
湘西的居住民俗代表是吊脚楼，苗族、土家族均习惯居住。就其结构而言，各地区的吊脚楼大同小异，它们最基本的特点是正屋建在实地上，厢房除一边靠在实地和正房相连，其余三边皆悬空，靠柱子支撑,正屋和厢房( 即吊脚部分) 的上面住人，厢房的下部有柱无壁，用来喂养牲畜、堆放杂务。总的看来，吊脚楼的形式多种多样，其类型有以下几种: 单吊式，这是最普遍的一种形式，有人称之为“一头吊”或“钥匙头”。它的特点是，只正屋一边的厢房伸出悬空,下面用木柱相撑。双吊式，又称为“双头吊”或“撮箕口”，它是单吊式的发展，即在正房的两头皆有吊出的厢房。四合水式，这种形式的吊脚楼又是在双吊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的特点是，将正屋两头厢房吊脚楼部分的上部连成一体，形成一个四合院。两厢房的楼下即为大门，这种四合院进大门后还必须上几步石阶，才能进到正屋。二屋吊式，这种形式是在单吊和双吊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即在一般吊脚楼上再加一层。单吊双吊均适用。
3、饮食民俗。
湘西苗族、土家族饮食，立足于武陵山区的物产、气候，多取材本地丰富的资源,借助特有气候条件，形成酸、辣、鲜、腊的特色，自成一家。既不同与湘菜的香酥、酸辣、软嫩，又有别与川菜的清、鲜、醇、浓。主要采用腊味、山珍野味、辣椒、各种酸菜为原料。能让游客“酸的摇头”、“辣的出汗”、也能让游客感到“鲜的清脆”“、腊出味道”。以菜肴而论，湘西特色菜主要包括腊味、酸干菜和野味野菜。
四、开发模式与原则
1、开发模式。
湘西地区民俗文化资源丰富，但是由于地方经济落后，长期以来没有得到系统的开发和利用。考虑到湘西州实际情况，建议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应该走“政府文化部门牵头、旅游企业为主体、教育部门跟进，按市场需求统一规划、保护、开发”的路子。
政府文化部门牵头，是因为湘西民俗文化资源丰富，从保护第一的原则出发，任何开发都必须统一规划、统一开发。湘西文化部门多年来进行民俗文化保护工作，有丰富的经验和丰硕的成果，领导作用是任何旅游企业和个人无法代替的。
旅游企业为主体，是因为民俗资源开发的重要目的是为了发展旅游业。按“谁受益，谁出资”的原则，旅游部门必须参与进来。而且，湘西旅游企业多年的发展表明,其高度的工作效率在民俗开发中是必不可少的。
2、开发原则。
(1) 保护性原则。
民俗旅游资源是人类社会的巨大财富，在开发时，必须以保护为前提。湘西州以前也做过很多工作，比如建立了多个民俗博物馆，把不同民族、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特点的民俗风情通过文字的或可视的形式记录或再现出来。这不仅保存了濒临灭迹的古代民俗，而且使游客能在民俗旅游中，了解当时的历史和风情。
(2) 因地制宜原则。
开发民俗旅游不能跟风模仿，移花接木或造假欺世，试问把云南、贵州的民俗旅游活动搬到湘西来，能有长久的生命力吗?应下大力气就地取材，挖掘本地区的民俗资源，并展现当地的真实生活。从本地资源着眼加以利用开发，这样才会因其贴切、真实而保有长久的生命。
(3) 参与性原则。
要发挥民俗旅游的优势，就必须让旅游者能亲身体验民风民俗，参与民间活动,从而感受浓郁的人情味、乡土味、文化味。以次使广大游客感到回味无穷。而目前湘西旅游在这方面做的不够，很多活动游客只能看不能参与，兴趣索然，影响了旅游的效果。
(4) 乡土性、古朴性的原则。
民俗风情具有区域性、传统性和古朴性的特点。这要求旅游管理部门在民俗旅游开发时坚持乡土性、古朴性的原则。开发时从研究地方民族文化入手，民俗旅游才能体现自己的特点，才能有别于周边地区的旅游特点，从而确保湘西州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论湘西旅游餐饮资源的开发，陈斯翔，吉首大学学报 1998 年 1 期。
[2]湘西民俗旅游经济的系统开发和利用，俞湘存，海南商学院学报 2003 年 1 期。
[3]西自治州民俗旅游开发思路探讨，郭雪、唐善茂，科技广场 2006 年 10 期。
【关键词】礼俗；消费经济；小传统；桂东南；经济人类学
【作者】杨天保，玉林师范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历史学博士、教授。广西玉林，537000；袁丽红，广西民族问题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广西南宁，530028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3）02-0052-006
一、理论纠结：礼物交换遵从“经济主义原则”？
目前，中外经济界和学术界为了深究全球经济发展问题，已经从寻求制度、资源、技术等“促使变化的外界力量”，转向到文明体系中去探讨另一种新的“承受变化的传统力量”。这样一种“由外人内”的大转向，正好与“人的发展经济学”主旨迎面相会。大家都已醒悟，人类不仅仅处在某种单一性的生产关系之中，它同时还编织、涵盖多变性的生活关系（居住、饮食、交际、爱好和思想倾向等重叠交织）。人类消费商品，并不完全为商品内在的实用价值、交换价值所决定，还要考虑到象征价值等诸多变量。社会化的生命体，既是一群活跃的物质生产者和智慧的社会管理者，更是一个个承载、演绎和延续多元文明以及推进文明高度发展的个性单元。人格的有无、禀赋的高低、品质的优劣、威信的大小等，早已动态性地累积成一份庞大的无形财产，时刻以一种不同于经济资本的新资本运作形式，“潜流式”地改变着消费方式和交换规模。所以，生产性、管理性的要素固然重要，而关系到人类发展的思想性要素，自然也是经济学的题中之义。否则，致力于“人的全面发展”将无从说起。
不过，礼俗及其思想文化的经济学价值问题，中外学界多有争论。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和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等先辈都一致认为，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交换原则恰好相反，礼物本身的实际价值毫无意义，偿付服务与提供物品根本就不是交换的最终目的；“送礼-回礼”过程原本就是一种非生产性的象征换，它所体现出来的文化意义与社会意义，才是一切活动的落脚点。所以，探讨礼物交换背后所承载的那种总体性的社会制度（即既定社会中不同的文化规则、约定俗成和社会关系结构），借用“非经济主义”的交换原则，医治当前这个利益冲突、物欲横流的金钱社会，才具有学术意义和社会价值。换言之，礼物虽然拥有商品属性，但礼物交换不是工具性的，在逻辑上它否定了经济利益，只能是情感性和道德性的产物；它真正要维系的，只是一种“崇高的原始主题”，与经济主义格格不入。说到底，经济学无用武之地。
后来，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在阿尔及利亚开展民族志研究，注意到礼物交换的时间间隔和行为策略问题，并以此去探讨礼物交换和礼俗交往所彰显的权力行使以及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之后，就明确地指出，礼物只是维系统治与行使权力的道具，礼物交换并非“崇高”，因为温情脉脉的表象之下，骨子里都是象征权力运作的过程。例如，原始社会的礼物交换就是以一种象征的形式实现占有和支配，顺利构成了最为基础的资本积累方式。此中，通过礼物交换所形成的新资本，虽然既不完全是经济资本（土地、货币和劳力等不同的生产要素），亦非是什么文化资本（由学校和家庭传承下来的知识能力的资格总体）和社会资本（凭借拥有一个稳定、制度化的关系网而积累起来的资源总和），而是一种独特的“象征资本”（特定社会空间中公认的知名度、声誉、成就感与领袖地位，或者是某种信任关系或认同关系）。但是，在“前资本主义”时代里，这类象征资本与政治控制、声望收益、等级地位、个人财富、制度化模式、象征斗争和文化支配等密切相关。它既是其余三种资本形式的“观念化”，又是其余三者“不被承认”情况下仍旧可以坚持隐蔽性运作的资本形式。所以，在布尔迪厄眼中，正是象征资本具有某种“宰制性”力量，才使得所有支配礼物及操纵交换的权力策略，都运用了经济主义原则，只是表现方式较为曲折隐晦而已。不仅古人如此，现代社会同样是礼物交换逻辑的合理结晶，只是演绎得更为淋漓尽致罢了。
另外，美国学者阎云翔以黑龙江省的一个现代村庄为个案，借助“关系”、“人情”、“面子”等本土概念，考察中国现代化进程下的礼物交换过程，也进一步发现，受金字塔结构式的社会等级制影响，当代礼物呈非对称流动――正因为收礼是声望的象征，持有对赠礼者的优势地位，所以，送礼者的数量大大超过了受礼者，而穷人送礼的负担也大过于富人，礼物在不断地向社会上层积聚。另外，礼物交换还是一种非均衡的“互惠”模式――上层等级作为受礼者，常以分配自己所控制的国家资源为回礼，彩礼于是也就从一种传统的馈赠物，演化为现代财富的新分配方式。有了“回礼”的鼓励，于是，村民向上送礼攀比成风，虽然常担着礼物贬值的风险，但往往还是毫不吝惜地将年收入的20%用于各项礼俗支出。现代中国乡村的礼物交换，显然超越了道德与情感性的古典模式，工具性极强，不仅与中国市场经济毫不排斥，甚至于，他最终还认定，送礼本身就是中国市场经济行为的一个有机组成。
总之，探讨礼俗消费与经济发展关系问题，西方人类学家以“礼物交换”为切口，早开先例。虽然他们对于经济主义原则是否完全适用于“崇高性”礼物交换过程还持有争议，但是，基于礼俗消费的人类学研究视角，以及他们投向太平洋诸岛、非洲、南美洲等欠发达地区的学术热情和人文情怀，引起广泛关注。而且，在礼俗交往中“捕获”出经济主义的苗头，已占上风。所以，从人类学的传统视域中走出来，去揭示礼物交换进程中的经济主义原则和结构方式，以经济学视野开拓礼俗消费的新研究，既是“经济文化学”致力的一个极好领域，更是学者检讨“文化中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效补充。
二、中国传统礼俗及礼俗消费研究的一般格局
“投我以桃，报之以李”，中国素称礼仪之邦，它对于种种世俗和非世俗的消费行为，皆有久远和完备的规范约定，形成了独特的“礼俗消费文化”。所以，礼物交换“实交易贸迁之一道，事同货殖”，虽然本身就是商品交换的一个母体模式，但正是有了“礼治秩序”的规定，一种文化力就常常左右着“经济人”的礼俗消费。
从结构上来讲，中国礼制有“大传统”和“小传统”之分。治国、齐家、睦族、谐邻，无论是国家“大传统”，还是江湖“小传统”，皆深通其旨，礼接天下――备礼、行礼、还礼等礼尚往来，既无时无之，又无人无之；既贯穿了帝制时代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又与个体的成长、家族的兴旺乃至于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大势，息息相关。
当然，中国人的消费能够在如此频繁的礼俗交往进程中得以顺利实现，这既是行为个体若干规定性（性情、品位和偏好等）的总表达，也与中国历代古“礼”（制度化和非制度化）所确立和标榜的荣誉感象征意义，环环相扣。因此，将中华传统礼俗当作“人的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它至少就要在礼俗发展的两个向度上，开拓必要的学术空间：向下，中华礼俗已经逐步渗透、演变为各具地方形态且妇孺皆知的世俗化礼节；向上，它逐渐积累、凝炼成丰厚精致且盛传今日的“礼学”体系。其中，后者一直是制度学派和古典经济学派关注的对象；而基于“国家-社会”关系模式、在国家“大传统”视域内探讨影响经济发展的制度性因子，也是民族经济研究中的主流范式和话语体系。不过，研究地方“小传统”，近期日趋高涨。经济人类学者揭示地方“小传统”在民族经济中的力量和起作用的方式，正在为我国各民族地区扩大内需、促进可持续消费、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实现共同富裕等多方面，提供新的理论补充。
就“本土化”理论而言，钟敬文先生借鉴西方，建构了一种“经济民俗文化学”，引导学者去探究中下层社会的生产、经营、分配及消费等经济活动所承载的非正式制度因子及其经济伦理。可以说，这一立足于社会“小传统”的理论方法，相较于余英时等学者引人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学术成就，要从制度文化层面去阐释“大传统”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更能符合中国民族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实际。基于此，学者们开展的“民俗经济”、“庙会经济”、“礼俗经济”、“礼俗交往经济”等新研究，已层出不穷。
实证研究方面，郭声波等《中国槟榔种植与槟榔习俗文化的历史地理探索》一文，考察“槟榔礼俗的衰减”与槟榔种植、加工、销售及消费的关系，可谓是研究传统礼俗与民族产业发展问题的初期范例，只是礼俗意识（婚嫁礼俗而非槟榔礼俗）和“文化-经济”分析模型中的“消费”研究，还有待加强。
总之，基于“文化-经济”分析模型，考察地方“小传统”中礼俗文化及其礼俗消费（世俗与宗教）的现代价值及其功能范式，探究结构性规定民族经济发展规模、品性，以及内源性促动民族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非正式制度因子，激活本土文化力，提升民族经济发展的自主能力，探索一条既处理好“传统与现代”关系、又将建设“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相结合的“内涵型”发展路径，中外学界已置下了理论根基和研究实例，但学科视野、问题意识、分析模型和产业类别等，皆有待深入。
三、近代广西的礼俗及礼俗消费问题
近年来，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已是国家发展的主题。受其影响，在国家“大传统”视域之外，欠发达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非正式制度因子研究，亦不断增多。单就广西而论，本土学者已经基本完成广西壮、侗、瑶、汉各族传统民俗文化研究。而且，某一类民俗文化的经济学考量，如广西瑶、壮或广西客家的饮食文化、宗教文化等研究已见深入。
21世纪以来，就单篇性的学术论文而言，李闰华的《交往差异与近代广西壮瑶社会经济发展的比较》、陈炜的《近代广西城镇族际商业网络与民族经济开发》和《近代边疆民族地区城乡商业经济发展中的社会人际关系网络：以广西为例》、陈炜与侯宣杰的《民间宗教交往与近代广西民族地区城镇经济的发展》、钟福民的《礼物交换与人际互动：广西龙脊壮族的馈赠礼俗考察》、唐晓涛的《礼仪与社会秩序：从大藤峡“r乱”到太平天国》已经从不同角度初步考察了近代广西不同的社会空间和关系网络（多个民族、多个族群、宗教流派、地方政府同中央王权之间等），由于交往变迁、礼俗冲突而引发的多种社会安全和经济发展问题。
另外，基于广西礼俗文化的民族经济学和经济民俗文化学研究，也相继出现了一些专题性的成果：朝贡古礼（付广华的《中国古代朝贡关系之于经济人类学的独特价值》）、宗族礼制（陈礼军的《略论宗族在近代桂东南社会中的影响》）、农业祭礼（刘文俊的《壮族农事祭祀节日系统的文化属性和功能》）、乡礼民约（白正骝的《乡规民约与近代桂东南社会》）以及礼俗与特色经济开发（何颖的《布洛陀民俗文化的特点与特色经济开发》）等问题，都已经引起了学者的注意。
此中，值得提及的是，学者陈礼军以区域经济学的方法，完成《近代桂东南礼俗经济研究》、《近代桂东南礼俗支出与乡村家庭经济》和《民国时期桂东南的礼俗支出与乡村金融》等文，探讨广西东南区域“短时段”（近代）礼俗消费对于乡村经济的影响，直接使用了一个明晰的“礼俗经济”概念。但是，“礼俗文化”的“长时段”属性、“礼俗消费”的可持续性及其对于民族经济发展的影响问题，区域经济学显然皆无从解答。
总之，以上研究除了比较集中考察“近代广西”，受时段上的限定之外，“泛民俗化”倾向也比较显著，大家并未基于“礼治中国”的本质属性，进而选择“礼俗消费”这个关键点去寻求地方礼俗“小传统”与民族产业经济发展间的逻辑关系，也未能有效彰显出广西民族性礼俗的持久“文化力”及其起作用的结构方式。结果，他们致力于发展民族经济的研究意向，大体就止步于“民俗文化旅游产业”。广西如此，中国其它民族欠发达地区亦无例外。
不过，本土学者袁丽红运用“礼俗交往经济”概念，在《从“二重性”角度看少数民族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局限》等文中鲜明指出，相较于商品经济“外循环运行机制”（生产-交换），“礼俗交往经济”才是近代广西农村另一个真实且普遍存在的“内循环运行机制”
（生产-消费）。这一论断，恰好为广西礼俗消费研究提供了一个新指向。
四、新案例：桂东南“礼俗消费”研究思路发凡
古今以来，作为广西的一个重要组成，桂东南海疆地理特性鲜明，移民运动频仍，多民族交往复杂，多变的社会空间和多元的社会关系，致使礼俗变迁丰富多彩。所以，基于以上学者的断代考察和专题研究，缩小空间（广西桂东南）、扩充时段（近代通史），以地理空间置换历史时间，继续开展桂东南区域礼俗消费的经济人类学研究，考察传统礼俗文化对于广西家庭经济、区域经济品性、地方“礼俗圈”与“贸易圈”之间的逻辑关系、礼俗文化体系中多种“小传统”元素（如仪式规范或行业禁忌）对于民族产业生存发展的不同作用方式等，都是做好广西礼俗消费研究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总体思路而论：
第一，系统梳理桂东南礼俗文化的发展史。
确保研究对象的完整，主要是形成一种动态性的考察机制。“史”的不明白，经济学研究就会陷入静态性怪圈。粗略统计，桂东南山地民族的原生态礼俗、中原礼学南传及其地域化后的礼制新形态、客属移民家族的礼俗再造、近代开埠后西方礼制的输入（北海玉林）以及“环北部湾”海洋礼俗的长期内进等多个历史板块，首先就是不容错过的关键点。它们既有各自的成长衰变历程，更此消彼长、贡献各异地共同建构出一部丰富的“桂东南礼俗文化通史”。
而伴随着“桂东南礼俗文化通史”，一种兼容岭南“那文化”古典式的农耕品性、泛北部湾船埠河海贸易模式和多族群传统手工制作特色于一体的“礼俗经济”体系，亦日渐成型。此中，“壮乡”土著礼习、内进的海洋礼俗、南传的中原礼教、移民再造的新礼、东渐的西礼等多元因素，或隐或现，时明时暗，层层汇集于桂东南的主河道――南流江流域，持续性地冲突与融合，皆是让桂东南区域经济历时性“承受变化的传统力量”。
第二，深入剖析桂东南“礼俗经济”体系。
综合运用民族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和经济文化学的理论方法，考察桂东南礼俗文化的多元积累、形态演变、结构调整及其现代变迁，一一揭示传统礼俗及礼俗消费持续作用于边疆民族经济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具体方式与路径选择。
可以说，桂东南以南流江流域为礼俗文化和礼物交换的主干发育区，历经“长时段”的演变，时至今日，在培育外向型经济品性、营造“腹地一港口”发展模式、催生近现代客属家族企业群、塑造东南亚华侨经济圈、建构华南民族中小企业名城（玉林市）和推进特色县域经济（歌圩）等诸多领域，无不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力”。
具体来讲，研究者可以结合礼俗发展的“两个向度”（向上和向下），在以下两个层面及诸多区域经济发展亮点上，予以深究：
1.从宏观层面，探讨桂东南传统礼俗消费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影响力及其作用方式
①基于南流江历代经济纠纷案例文献，研讨多重对立格局下的礼俗冲突（官礼/习惯法、汉礼/少数民族礼俗、秦汉/唐宋/明清/近代/现代、东方/西方），与桂东南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之间的变动关系；②自岭南原生态的“礼尚往来”史事开始，沿着两汉“南流江段”海上丝绸之路、明清“西粮东运”路径以及近代华人华侨“朝向东南亚”的经济选择等，整体探究桂东南外向型经济品性及其“腹地一港口”发展模式的古今历史流变；③相较于北方中原汉人家庭，综合解读桂东南“诞生礼”、“成年礼”、婚丧礼、“宾兴礼”、“乡饮礼”以及礼佛崇道习俗与家庭经济结构的内在关系，总体彰显以“那文化”为主体的岭南农耕文明，在男女性劳动力、墓葬与土地资源分配、民间流动资金与地下融资、经济组织与民间互助等诸多经济问题上所形成的独特礼制需求；④追踪岭南移民家族的宗族礼制再造史，分别探讨桂东南家族企业群的崛起及其走向现代化的优缺点；⑤从多民族礼制等级的调适与互动中，呈现南流江流域的分配格局、城市网络和消费结构。
2.从微观层面，考察传统礼俗消费对于近现代桂东南诸多民族产业发展的“文化力”
无论是在生产领域还是在消费阶段，我们都可以深入考量以下的逻辑关系：①岭南“无鸡不成宴”之俗与桂东南现代禽养业的兴盛；②岭南“排档文化”、“凉茶之道”与桂东南餐饮业的现代转型；③桂东南民族手工传统（如玉林茶泡、牛巴、芒编、酿酒、制靛、织染和包装等）与现代中小企业群的发展路径；④桂东南古代矿冶业、礼器制作和铜鼓文化的现代功能；⑤桂东南歌圩、节庆文化与现代圩镇经济；⑥“客家”礼节（如博白县）与桂东南县域经济；⑦礼俗与桂东南慈善业（路桥、庙宇、救济院等）；⑧古代朝贡贸易与南流江现代船埠运输业；⑨桂东南婚礼与槟榔业。
总之，桂东南一隅如此突出，整个八桂亦不甘其后。广西历史文化奇特，三里不同风，五里不同俗，催生并支持了体态各异的经济观念和运行方式。所以，重视礼俗，关注民生，开展礼俗消费研究，系统探究那些左右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发展品性、行业兴衰、资源流动、市场起伏、经济布局、销售分配、产业更新等多方面的“承受变化的传统力量”，既是经济学关注“人的全面发展”的合理表达，也是进一步推动区域经济现代化发展和多民族共同繁荣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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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俗；旅游；景观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0-0183-01
一、甘肃陇西民俗文化旅游景观形成的背景
陇西是甘肃历史上的文化中心。地处黄河最大支流渭水上游，即甘肃省南部渭水流域陇西盆地，自然地域开阔。渭水流经全境，境内山川雄壮，风光迷人。千年郡州治所，文化积淀深厚。
二、民俗文化旅游景观的类型与特点
按照景观设计布局可分为集锦荟萃式、复古再现式、原地浓缩式、原生自然式。
按照民俗文化类型可分为信仰型、民间艺术型、社会生活型、名人故居型和博物馆、纪念馆型。
民俗作为重要的旅游资源带动了旅游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民俗对旅游者有更强的吸引力，有利于促进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并且促进对民俗文化的保护和发展。
三、民俗文化旅游景观的开发
甘肃陇西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类型丰富、特色鲜明，但是民俗景观开发不足，今后应加强开发，将在城市化进程中逐渐遗失的陇西民俗文化收集、整理并传播。
（一）点线结合，综合开发
史载陇西“踞关中之上游，扼羌戎之要害，环山带水，一大部会”。而这里的描述不仅仅指现在的陇西县，而是指历史上著名的陇西郡。渭河进入陇西境内，生存在这里的人们面对故园之今昔，开始寻找它历史的足迹。以渭水为主线，将两岸资源充分利用，以点为核心集中开发，再由点扩大到线，实施点线结合。将陇西文化景观集中在渭水两岸，用渭河将各民俗景点串联成线，开发以陇西民俗文化特色为主的渭水生态文化长廊，形成陇西民俗文化的缩影。
（二）专题系列开发。按照陇西民俗文化资源的不同类型，可进行专题系列开发
1、以历史文化为主的游览专题，凡是有悠久历史的地方就有丰富的历史文化的沉淀。陇西地处黄河最大支流渭河的上游，是华夏民族远古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也是秦文化、唐文化的发源地，承载着两千多年厚重的人文历史。仰韶文化、齐家文化、李氏文化、马家窑文化等。陇西为丝绸之路重镇，将诸多历史文化用历史沿革的手法进行串联，让游客感受从古至今的陇西文化。使整个旅游区域各景点形成一个整体便于旅游者逐步体验和领略。
2、以书画为主的专题景观，传承和弘扬陇西文化精髓、繁荣陇西文化创作而专辟的书画交友、交流、交游的一隅精神家园。陇西历史悠久，是甘肃著名的“书画之乡”，游客在此可以进行一些喜欢的书画文艺类的活动。并且将当地书画名人作品与景观相结合，推动陇西文化创作。注重参与性，在此处游览，名人字画可读、可临、可赏析。
3、以民俗文化为主的专题景观，民俗文化园中，将陇西民俗文化挖掘、收集、整理，并利用景观小品进行传播，手法有泥塑、彩绘、雕刻等，创造出多姿多彩的故郡陇西民风民俗。陇西民间的一些文化和古老的传统手艺等元素，如陇西云阳板、水车、石磨、门当等等，这些传统的风俗因为时代的更替，很多都变成了文化遗产，设计在此辟出一个空间把这些传统文化做一些符号性的展示，也是贴近生活贴近地域文化的一种景观展示。
4、以陇西产业为主的专题景观。陇西药材资源丰富，种植历史悠久。这里盛产304种中药材，是全国“道地药材”的中药产区之一，素有“千年药乡”和“西部药都”之美称。该主题将中医药知识与健康长寿文化结合起来，形成以中医药科普游憩区。
（三）旅游度假景观区开发
在城市的边缘地带，渭河北岸结合生态旅游和农业旅游，建立具有陇西乡村野趣的民俗度假村。在渭河北岸火焰山下结合自然山水的特有地貌的基础之上增加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使其成为体验陇西民风民情民事的参与型民俗旅游度假村。将民俗文化与景观结合并划分功能区域：度假居住区、综合服务区、游览观光区、文化娱乐区、运动区等。
四、结语
把民俗文化作为一种旅游资源来开发、利用，不仅可以带动旅游业的发展，更可以弘扬民族的传统文化，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共同繁荣。要大力挖掘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视觉景观艺术表现形式，重新塑造新时代的具有中国独特艺术风格和艺术形象的中国旅游景观，使原来的传统民俗不断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形成既具有传统性，又具有进步性和时代性的新民俗，由此塑造的景观必然能够得到中国游客的喜爱及国际上的公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