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学有悠久的传统,而且为人类生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影响及於朝鲜、日本等国家及东南亚地区,近年更逐渐形成西方医学系统以外另一个独立的、现代的医学体系。今後相信东西方的医学会朝着加强交流、取长补短和互相促进的方向发展,为人类谋求更大的褔祉。
以近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医学发展的历史,在1930年代已见成绩;而较深入和全面的探讨,则是最近二、三十年间的事。笔者曾撰写〈中国医学史研究述评〉,载《历史与文化》第1期(1998年);本文是在此基础上再作补充,务求更全面地介绍二十世纪出版的中医史研究及相关书籍,作为研究入门的阶梯,除中文着作外,酌量兼及英文、日文论着,不过基本上限於通论性撰述,专科专题的中医史着作为数甚多,相信遗漏在所不免,这是要请专家学者见谅的。
(二)二十世纪前期的研究概况
中国学界对医学史的注意,始自二十世纪初年,不过早期出版的着作均属西方医学史范畴,并且都是从外文翻译过来的。1中国医学史研究的先驱,首推陈邦贤(字冶愚,1889 - 1976)。他所着的《中国医学史》,是中国第一部探讨中医历史的着作。此书初由上海医学书局於1920年发行,依次叙述太古、周秦、两汉、晋隋、唐、宋、金元、明、清及民国的医学,详於今而略於古,清代和民国时期占较大篇幅。着者对历代医政、名医、名着及所形成的新学说、新成就作了系统的介绍,在疾病史的论述上亦多创见。2 台北远东图书公司於1956年重印此书,但署中国医学研究会主编。
陈邦贤的《中国医学史》其後作了较大的修订补充,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於1937年出版,收入王云五、傅纬平主编《中国文化史丛书》第一辑,自此更为学界所推重。修订本内容分为上古医学、中古医学、近世医学、现代医学、疾病史五篇,叙述中国医学的起源和演变、医术的发展、外国医学的传入等。论者指出,此书「改文言为白话,特别是近现代医学的论述,其引录多注出处,且对史料堆集之弊有了较明显的改变。3台湾商务印书馆曾於1958年据此版重印,所以流传较为广泛。
一批由中国人自着的医学史书籍都不约而同在1930年代出现,反映了有关方面的研究已经时机成熟。当中有的介绍西方医学史,4也有全面记叙世界各国医学发展历史的,如李涛(1901 - 1959)编着《医学史纲》(上海:中华医学会出版委员会,1940年),除论述西方医学史外,还注意到各国医学的互相交流,如中国医学输入日本,西域医学传到中国,以及西方医学输入印度、日本及中国等。5此外,有的着作注重西医传进中国後的情形,6也有关於中国医药卫生发展史的。7
王吉民(1889 - 1972)、伍连德(1879 - 1960)着《中国医史》上、下卷(中央防疫处,1932年初版,1936年第二版),8第一部用英文撰写的中国医学史专着。此书上卷将中国传统医学发展分为四个时期:一、古代或传说时期(公元前2697 - 前1122年);二、黄金时期(公元前1121 - 前960年);三、争鸣时期(公元前961 - 公元1800年);四、现代或转折时期(公元1801 - 1936年);下卷介绍现代医学(即西医)传入中国的经过,以及西医院、西医院校和现代医学教育的情形。此书是国外学术界了解中国医学史的主要依据之一,至今仍有颇大的影响。9
陈邦贤的《中国医学史》、李涛的《医学史纲》及王吉民、伍连德的英文《中国医史》,被誉为早期的三部中国医学史代表作。
还可介绍的是两册中医中药辞典。首先,是谢观(字利恒,1880 - 1950)等撰着的《中国医学大辞典》(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年),从医学、身体、方名、药名、病名、医家、医书七个方面,选收了七万余条词目,凡三百五十万字。作者编写此辞典时,参考了二千余种书籍,取材较为广泛,内容也较丰富。此辞典在1949年前曾再版数次,其後台湾商务印书馆於1958年印行台湾版,北京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又於1995年影印出版,另外还有两种改编本。10
其次,是陈存仁(1908 - 1990)主编的《中国药学大辞典》上、下册,约成书於1935年,收录历代文献所载的各种药物！和药物内容,包括命名、定义、处方、同名、古籍制名、外国名称,以及学名、产地、形态、成分、效能等,近二百万字。此辞典取材广泛,解释也较详尽;但内容主要是罗列资料,兼收并蓄。学界指出其中有些论述不够确切,引述资料亦间有错误。11此辞典後来有香港上海印书馆重印本。
(三)二十世纪後期中国内地的研究进展
1949年後,中国医学史研究在中国内地续有进展。首先需要一提的,是陈邦贤编着的《中国医学史》,1957年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第三次修订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及更充分的史料,对医学的起源、发展的动力、医学史分期、史料的运\用,都提出了新的见解,内容较前两版有所提高。12
1970年代以来,有关中医中药的着作渐见增加,上海中医学院编《中医学基础》(香港:商务印书馆,1975年),是其中一种较容易入手的新编中医学教材。此书将原有的《内经》、《伤寒论》、《温病学》、《中医诊断学》四门课程精简为一,〈绪论〉且扼要介绍中国医药学的形成和发展。
贾得道着《中国医学史略》(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是中医史专着中较具特色的着作之一,「着重阐述祖国医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突出了中医学是在古代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基础上,通过整体观察和长期医疗实践,探索疾病发生、发展的规律,从而形成中医辩证论治这一独特体系。13书中利用了一些新近出土的资料,对医学理论的发展亦有较好的整理。
俞慎初着《中国医学简史》(褔州:褔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是一册逾五百页的着作,分上古、中古、近世、近代、现代五大历史时期,阐述医学发展与时代背景、社会制度、政治经济、科学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现代医学〉篇着重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医药卫生成就,尤为值得重视。14
范行准着《中国医学史略》(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86年),对中医的起源、发展、成熟、充实、衰变、孱守等几个阶段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此外,关於民间 医生的医疗活动对中国各学科的推动作用,传信方在普及医疗保健事业中的功绩,门阀与山林医家的学术分野,以及鼠疫、天花等传染病对中医理论和临床的影响等,有较详细的说明。
研究中国古代医学史的着作,有:赵璞珊着《中国古代医学》(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李经纬、李志东编着《中国古代医学史略》(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史兰华等编《中国传统医学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年);及廖育群主编《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纲?医学卷》(渖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
郭成圩主编的《医学史教程》(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有关中国的部分很多。近年出版的中医史讲义渐多,15较新的一种是程之范主编《中外医学史》(北京: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1997年),此书首述世界医学史的发展,而以过半数篇幅介绍中国古代和近现代的医学史。
史世勤主编《中医传日史略》(武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介绍中医传入日本的历史以及日本汉方医学的发展概况,书中亦有日本着名汉医及汉方医籍的简介。潘桂娟、樊正伦编着《日本汉方医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4年),是全面探讨日本汉方医学发展史的专着。贾春华着《日本汉医古方派研究》(长春:长春出版社,1996年),则专门探究日本的古方派。至於中国医药传入朝鲜的历史,中文方面似乎未有专着出版,实在是很可惜的事,反而日本医家曾作过较深入的探讨。16
较为简易的中医史知识读物,有傅维康着《杏林述珍──中医药史概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及刘国柱编《中国医学史话》(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此外,还有周一谋等编《中医史话文选》(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1年)、颜克海编着《论中医学术渊源?体系?发展》(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及陶御风、洪丕谟、王佑民着《中国传统医学漫话》(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等。陈乐平着《医俗史》(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也值得一读。医家传记有张志远主编《中国历代名医百家传》(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8年),孙文奇编着《中国历代名医集录》(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则介绍历代名医近千人。另一种值得推荐的小书,是黄仓、王旭东着《医史与文明》(北京:中国医药出版社,1993年),从历史角度对中西医学的两种体系加以分析,追溯中西医学发展的历史轨迹,强调「以史为鉴、「以史为补,使其成为中国医学走向未来的阶梯。
严世芸主编《中医学术史》(上海:上海中医学院,1989年),与一般的医史比较,在学术的深度和广度方面有所增加,更强调了中医各家学说发展的脉络。踏入1990年代,医学与文化的关系受到较大的重视,李良松、郭洪涛编着《中国传统文化与医学》(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年)提出「文史医学的新学科概念,认为「文史医学就是从中国文化史的角度来研究文史典籍中的医学史料和医学思想,以及医学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17此书以外,还有高春媛、陶广正着《文物考古与中医学》(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更可注意的,是出现了两种有关中国医学文化史的着作:其一,是马伯英着《中国医学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其二,是马伯英、高曦、洪中立着《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中外医学跨文化传通》(上海:文汇出版社,1993年)。这两种都是洋洋数十万言的巨着,相信有关方面的研究,今後还会受到更大的重视,甚至朝着更专深的方向推进。
(四)二十世纪後期港台地区的研究进展
香港方面,1949年前後有不少内地医家南来,中医界较前蓬勃,当中亦有一些医家致力於撰述,例如陈存仁着《中国医学史图监》(香港:香港上海印书馆,1968年),亦题《中国医学史》(香港:中国医学研究所,1969年)。此书的英文译本於1977年出版,亦可参考。18顺带一提,陈存仁曾接受香港《大人》杂志之邀,连续撰写了《银元时代生活史》和《抗战时代生活史》两部关於旧上海生活的书,当中有不少关於医药界的轶闻。《银元时代生活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於2000年重刊,可以作为近代中国医学史研究的史料看待。
此外,有北京中医学院主编《中国医学史讲义》(香港:医药卫生出版社,1968年)、吕尚志编写《中国古代医学家的发明和创造》(香港:上海书局,1971年),及上官良甫《中国医学发展史》(香港:新力出版发行公司,1974年)、任勉芝《中国医学史大纲》(香港:新亚医药出版社,1976年)。近年江润祥、关培生合着《杏林史话──中国医学史论文集》(香港:中大出版社,1990年),也有助於对中国医学发展史的认识。谢永光编着《香港中医药史话》(香港:三联书店,1998年),则是第一本探讨百多年来中医药在香港发展的着作。
台湾方面,1960年代初有一种英文的中医史出版,19此书附有中文翻译,题为《中国古今医药史纲与美苏医学进展鳞爪》,署徐学嵘原着、王吉人审校、王以文节译,在台中印刷,但无出版社及出版地。较早的中文出版物,有杜聪明(1893 - 1986)着《中西医学史略》(台北:中华大典编印会,1966年)。杜聪明早年留学日本,其後赴欧美深造,历任台湾大学教授及医学院院长等职,在医学界享有盛誉。
1970年代以来,相继出版了一些有关中国医学史的着作。最早的一种,当推刘伯骥着《中国医学史》上、下册(台北:华冈出版部,1974年)。此书除导言外,共分十章,从医政制度、病名、疫病、药物、名医传、重要之医典、医药教育等方面,分述各时代医学发展的状况及其特点,在同类着作中,是比较详细的一种。论者指出,该书在论述西医传入後对中国医学发展,以及中国医学东传韩国、日本,有较大的参考价值,且给读者以新的启示。20其次,有陈胜昆着《中国传统医学史》(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79年)及《中国疾病史》(台北:自然科学文化事业公司,1981年)。
1980年代出版的中医史着作,有郑曼青、林品石编着《中华医药学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及史仲序着《中国医学史》(台北:正中书局,1984年)。郑曼青、林品石此书是陈立夫主编「中华科学技艺史丛书的一种,书首有陈立夫〈我对於中西医药的看法〉(代序),内容编排不依一般史书的朝代划分,而按中医药的实质演变,分十六章论述,计为:中华医药源流、中华医药文献中之最古医典、《伤寒论》、中华医学中之阴阳五行、中华医学中之道家思想、病机、诊法与脉法、治法与医方、鍼灸学之发展、唐宋时代外国医药之传入、金元四子之学及其流派、《本草纲目》、历代医政及医学教育、医德及禁例、近代医学之大变、中医之衰落及其未来。史仲序此书的处理方式则采折衷办法,前五章叙述上古至清代的医学,分为「巫医相混、「医学隆盛、「汇注医籍、「医学檃鸣及「医学没落五个时期,後七章分论中西医学贯通、针炙医学经纬、中国药学发展、历代疾病载记、卫生保健纪要、历代医事制度、中国传统医德。21此外,还有一些不着撰人的普及读物,如《中国医药史话》(台北:明文书局,1983年)、《中国医学家史话》(台北:明文书局,1984年)等。
1990年代初,有王树岐、李经纬、郑金生合着《古老的中国医学──中国医学编年史研究》(台北:纬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0年)。近期出版的有二,一种是魏子孝、聂莉芳着《中医中药史》(台北:文津 出版社,1994年),另一种是甄志亚、傅维康主编《中国医学史》(台北:知音出版社,1994年)。魏子孝、聂莉芳均毕业於北京中医学院,任职中国中医研究院,其书共有九章,记载中国自远古至清代的医学发展。甄志亚、傅维康主编之书,是由北京、上海、湖南、广州,黑龙江的中医学院教授合作撰写,详述医药学的起源(远古至公元前二十一世纪)、早期的医药卫生实践(夏代至春秋)、医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战国至三国)、医药学的全面发展(两晋至五代代)、医药学在实践和理论上的新发展(明代至清代鸦片战争前)、近百年的中国医药学(1840-1949年),内容编排颇有条理,书末附有中国医学大事年表,适合高等院校作为教学参考之用。
(五)有关中国医学史的外文着作
197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对中国医学史亦开始留意,不过他们的角度多不纯粹着眼於中医史本身的发展,而是注重医学思想、比较研究及当代情况等。22近年,我们还可以在国际互联电脑网页上看到有关中国医学及医学史的研究发展概况。23顺带一提,德文、法文方面,也有一些关於中国医学史的研究,是值得注意的。24
廖温仁《支那中世医学史》(京都:弘文社,1932年初版;东京:科学书院1981年重印本),是早期以日文写成的中医史着作。陈邦贤着、山本成之助译《支那医学史》(东京:大东出版社,1940年),据陈邦贤《中国医学史》1937年版译出。1990年代出版的有:石田秀美着《中国医学思想史》(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吉田庄人着《中国名医列传》(东京:中央公论社,1992年);小曾户洋着《中国医学古典与日本──书志与传承》(东京:塙书房,1996年),主要透过中国古代医学典籍研究中国医学传到日本的情形。顺带一提,赤堀昭介绍中国医学史研究的专文,是很有用的入门参考。25
日本方面称中医中药为「汉方药,近年则以「东洋医学之名作为「西洋医学的对称。所谓「东洋医学,就是指自古以来从中国传入的医学而经日本修饰和补充的医疗体系。1972年成立的北里研究所附属东洋医学总合研究所,是日本最早的东洋医学研究机关,该所所长大塚恭男着《东洋医学》(东京:岩波书店,1996年),对东洋医学与西洋医学、日本的东洋医学史、日本东洋医学与中国医学等问题均有简明扼要的论述。
(六)中国医学史研究的深化及其展望
中国医学史研究的深化,除了出版着作外,还要注意工具书的编纂和学术期刊的编印,这两方面已取得若干成绩。首先,有关中医中药的图录和工具书,1980年代以来相继出现。例如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庄兆祥、李宁汉主编《香港中草药》8辑(1978 - 2000年),又有萧培根等主编《中国本草图录》12卷(与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合作出版,1988 - 1997年),这些都是科研成果的彩图纪录,为中医中草药研究奠下了更紮实的基础。李经纬主编《中国古代医史图录》(北京:人卫生出版社,1992年),收录文物图片二百六十种,从先秦到清代,供教学和参考之用。图文配合的出版形式,是新时代的一种需要。
《中国大百科全书 ──中国传统医学卷》(北京?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是目前有关中国医学史及相关知识最全面和完备的工具书。陈新谦编着《中华药史纪年》(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4年),按年记载中国自远古时代以来数千年间在药学领域中比较重要的历史事件,下迄1983年,亦方便参考。宋木文、刘杲主编《中国图书大辞典》(1949-1992)第13册(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为医药、卫生卷,有中医、中药着作近二千种的介绍。不过,平心而论,适合时代需要的参考工具书仍然十分缺乏,有待努力和改进。
其次,医学史期刊的出版也渐受重视。比较集中地刊载中医史论文的,是《中华医史杂志》(季刊)。其前身是1947年创立的《医史杂志》,1953年更名为《中华医史杂志》,後曾停刊,及改称《医学史与保健组织》、《人民保健》,1980年起复刊,定为第十卷,而将前此各期编为九卷,由北京中华医学会出版。26至於二十世纪出版的医史论文资料,为数虽然不少,估计逾一万篇,27但内容繁简不一,水准参差不齐,影响所及,连带一些具有较高水准的学术论文也被人忽略,学界对此必须加以检讨。
随着大规模对中国医学知识的整理和出版,中国医学史研究的成果日见丰硕。由陈敏章、李经纬及多位专家学者合力编着的《中国医学通史》,由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於2000年出版。此书共四百余万字,分为四卷:一、古代卷(原始社会至1840年);二、近代卷(1840年至1949年);三、现代卷(1949年至1995年);四、医史文物图谱卷(收录古代至1995年间的图片近一千幅)。这是现时最具规模的中国医学史着作,综合了二十世纪多位医家学者的心血结晶,希望从二十一世纪开始,这方面的研究可以有突破性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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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据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自然科学?医药卫生卷》(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所录,有:【英】马克斐(R.C. Macfie)着、【英】高葆真(W.A. Cornaby)译、曹曾涵校:《泰西医术奇谭》(上海:广学会,1911年);丁褔保译:《西洋医学史》(上海:医学书局,1914年)。较後出版的,有周云路译:《医术的浪漫史》(上海:广学会,1929年)等。
2. 参阅方鸣、金辉、杨慧林、唐建褔主编:《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要籍大辞典》(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陈邦贤编着《中国医学史》〉条(李经纬撰),页1223。
3. 同上注。关於陈邦贤的生平和贡献,可参李经纬〈中国着名医史学家──陈邦贤〉,《中华医史杂志》16卷4期(北京:中华医学会,1986年),页193-198;蔡景峰〈陈邦贤先生对中国疾病史研究的贡献〉、王致谱〈陈邦贤先生早期医史学研究工作〉及陈定闳〈医学史家陈邦贤教授的人格修养与学术修养〉,《中华医史杂志》20卷1期(1990年),页11-19。
4. 陶炽孙编:《西洋医学史》(上海:东南医学院出版股,1933年),相信是中国人自编关於西方医学史的最早着作。此外。有【日】石川光昭着、沐绍良译《医学史话》(长沙:商务印书馆,1939年)。
5. 参阅《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要籍大辞典》,〈李涛编着《医学史纲》〉条(蔡景峰撰),页1224。
6. 汪于冈、葛成慧着:《新医业概况》(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1930年),介绍西医输入中国以後发展情况。此外,还有鲍鉴清着:《我国新医之解剖学史》(自然科学季刊编辑部,1931年)及毕华德着:《我国西医眼科之起源及现状》(上海:中华医学杂志社,1931年)等小册子。较後出版的,有江道源着:《十九世纪前中华基督教对於医学之贡献》(兖州:保禄印书馆,1942年),介绍唐代、元代及明清之际入华基督教教士在医药上的成绩;又有范行准撰、余云岫校:《明季西洋传入之医学》(中华医学史学会钧石出版基金委员会,1943年)。
7. 如王吉民着:《中国历代医学之发明》(上海:新中医出版部,1930年)、陶炽孙编:《中国医学史》(上海:东南医学院出版股,1933年)、马允清编:《中国卫生制度变迁史》(天津:益世报馆,1934年)等。
8. Wong, K. Chimin and Wu Lien-teh,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ng a Chronicle of Medical Happenings in China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Period (Shanghai: National Quarantie Service, 1936; repr. New York: AMS Press, 1973).
9. 参阅《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要籍大辞典》,〈王吉民、伍连德着《中国医史》〉条(蔡景峰撰),页1223-1224。关於王吉民的生平和贡献,可参傅维康〈医史园地悉心耕耘50年──着名医史学家王吉民〉,《中华医史杂志》17卷3期(1987年),页145-148。
10. 樊正伦、张年顺根据谢观[！]等编《中国医学大辞典》1926年重印本加以整理,由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於1994年出版;此外,又有谢观主编《中华医学大辞典》上、下卷(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可见这辞典至今仍是最重要的中国医学工具书,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和参考价值。
11. 参阅施宣圆、王有为、丁凤麟、吴根梁主编:《中国文化辞典》(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页539。
12. 同注2。关於陈邦贤此书三个版本的异同,可参张慰丰〈中国医学史研究的开拓者──陈邦贤〉及赵璞珊〈读陈邦贤先生三部《中国医学史》〉,《中华医史杂志》20卷1期(1990年),页2-10。
13. 《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要籍大辞典》,〈贾得道着《中国医学史略》〉条(傅芳撰),页1225。
14. 关於俞慎初的《中国医学简史》,可进一步参阅余瀛鳌的书评,载《中华医史杂志》14卷4期(1984年),页248-250。
15. 较重要的教材是北京中医学院主编《中国医学史》(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8年),最初於1960年刊行,其後曾经修订;此外,有甄志亚、傅维康主编《中国医学史》(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年)及陕西中医学院主编《中国医学史》(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
16. 三木荣着:《补订朝鲜医学史及疾病史》(京都:思文阁出版,1991年),包括作者的《朝鲜医学史》和《朝鲜疾病史》两种专书,内容甚为详细,亦记述了中国医学与朝鲜的关系。
17. 李良松、郭洪涛编着:《中国传统文化与医学》,页1。此书共有三部分,上编总论包括〈文史医学概述〉、〈文化背景与医学通论〉两章,中编各论分别探讨甲骨文、十三经、诸子、史书、政书、文集、类书、诗词散曲、笔记小说、古文史工具书及其他方面的医学史料和思想研究,下编是文史医学年表,其编排和内容结构,大抵上为文史医学的研究竖立了规模。
18. Hsu, Hong-yen, Peacher, William G., Chen’s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 (Hong Kong, 1977). 此书有台北新医药出版社版,署许鸿源、毕球?威廉编译。
19. Evan H. Shu, The Developmental History of Medicine in China and the Review of Medical Progress in America and Russia, 1962.
20. 参阅《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要籍大辞典》,〈刘伯骥着《中国医学史》〉条(李经纬撰),页1224。
21. 关於史仲序的《中国医学史》,可进一步参阅赵石麟的书评,载《中国医史杂志》19卷3期(1989人),页191-193。
22. 主要的着作有:
(1) Arthur Kleinman (ed.), Medicine in Chinese Cultures: Comparative Studies of Health Care in Chinese and Other Societies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 Public Health Service, 1975);
(2) John Z. Bowers, William Hess, J., Nathan Sivin (eds.), Science and Medicine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Research and Education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8);
(3) Ka-che Yip, Health and National Reconstruction in Nationalist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Health Services, 1928 – 1937 (Ann Arbor, Mich.: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1995);
(4) Nathan Sivin, Medicine,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in Ancient China: Researches and Reflections (Aldershot, Hampshire: Variorum, 1995);
[关键词] 中医中药；科学；复杂性科学；史料学；中国文化；哲学思考
[中图分类号] R2-0[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3-7210（2008）05（a）-070-04
面对曾经出现的“取缔中医”、“中医不科学”、“中医伪科学”、“取消中医”等论点，笔者思考如下：
提出上述观点的人，在学术理论上常提出：“中医中药像西医西药那样科学吗？”该问题的指向是：①中医中药是不同于西医西药那样标准化的科学产物；②中医中药是违反了西医西药的标准化配方而生产的非科学化产物；③中医中药无法按照西医西药标准运行，就是不科学或是伪科学的；④中医中药既然不符合西医西药的科学标准，必然是无法治病的；⑤中医中药既然无法治病就应该被取消。
以上几点，基本上是当前以及近现代一些人对中医中药持否定态度的代表性观点。站在以还原论为理论基础的西医西药运行的标准角度，对中医中药的质疑是符合其理论基准的。假如我们能够以尊重客观事实的态度，全面、理性、完整、深入地分析中医中药的历史起源，研究中医中药数千年沉积的理论实践经验，或许会令当今社会对中医中药有一种超脱技术层面，超越利益层面，超出时空局限的平静和谐的理解、思考、探求，这本应是人不该割裂、对抗、争斗的一种健康存在，是和谐共生、融通自然生命的宇宙整体观。
1 从史料学架构看中医的生成发展史
中国传统医学在没有文字的远古时期就已经发源，中医药学的源起是基于中华民族对生命、自然、存在关系宏观整体认识论的基础。可以说中医药是循着下面的脉络发展的：
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有关对一般药物的知识和处置手段的继承和发展；
在中国哲学方法指导下，从对把握到的地球万物宏观中认识到，自然界万物处在一种无思无为的状态，由此，古人发明了导引术，继而发现了气的存在；
由发现气的存在，进而发现了经络的存在；
由对经络的认识以及它与万物宏观的相互关系，中医理论和中药学得以完善。
我们只要以创立中医学的指导方法去学习和理解中医学，就不会得出中医学不科学的结论。因为中医学与西医学在创立的方法上不同，就不能用西医学创立的方法来对中医学进行生搬硬套。
中国古人对天、地、人与自然万物存在的关系长期观察认识总结后，尤其是先贤圣哲“仰观天文以察时变，俯察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天人相合”观的一种生命完整把握与深度悟道之后的自然而然的“中道之医”倡导与实践。在哲学层面，中医是从感性到理性、从理性再到感性的认识过程，观察、体验、实践，再观察、体验、实践，直至整体把握认识的无止境的认知总结、梳理、凝练，指导实践的无限循环过程。
史书中已有“有巢氏”为了避免野兽侵害，构木为巢，使居住条件日渐符合安全和卫生的要求。被中华民族奉为医药始祖的神农氏，通过“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和对“医食同源”的概括总结，开创了中医中药回归自然、取法自然、顺应自然的医、理、法、术多维向度观。从人类文明发展史、哲学史、思想史等诸多历史成因看中医、中药的历史沿革发展，我们完全可以自豪地向全世界宣布：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全过程中，尚无任何其他民族或者国家、地区，有过像中华民族中医中药那样建立一个完整的、历经数千年累积的文字记录。中医中药学的医学理论体系、药物特、使用方法及用量标准充满哲理，形成完整、严格的中医中药学体系。从史料学的角度就完全可以这些对中医中药不负责任地批判的谬误观点。从史料学的架构研究，完全可以找到支撑中医中药这座承载生命、文明巨轮的龙骨精神。
2否定之否定后――在现代维度中、世界范围内对中医药的再认识
在20世纪的末叶，以欧美为代表的高速信息化社会对地球资源的极度开发，能源消耗，高排放之后产生的全球性气候变化，水污染，生物圈污染，人基于社会运行发展压力下的心理、生理产生的应激性反应的身体疾病等严重后果之后，西方的医药学对一系列因人类自行其事而违背自然规律所产生的疾病不仅束手无策，而且产生了诸如滥用抗生素而导致的药源性疾病等问题。据美国政府医疗机构统计，60%的病人的死亡、病情恶化为西药用药不当、西药的多副作用所致。在西药毒副作用下，西医采用对抗性治疗手段方法技术，一些病毒、病体呈灾难性变异，如禽流感，病毒性流感，非典等传染性疾病，以及那些统统为现代文明极度无序消费引发的现代病或亚健康疾病，这些已经大大地危害了21世纪人类整体生活的质量、秩序、健康，使社会总体运行成本高升，严重的因个人健康和社会成本加大而出现矛盾与问题。面对这些问题，西医发祥地的西方社会纷纷把解决的方式、方法、方案寄托在被污损为“不科学”的中医中药中。亚健康态人群的增加，西医药发展中自身的制约，其药性的毒副作用扩大，治疗范围的局限性等，使得历来作为边缘医学的中医药在世界范围内被重新界定和再认识。
以西医药最发达的美国为例，目前美国有49%的疾病西药无法治疗，而对于这些疾病，美国的一些临床专家认为，中医针灸治疗较现代医学在这方面更胜一筹。美国加州大学E.L.Way 教授曾说：“中国医药学的整体观是现代医学必须学习的内容。”为了满足病患的需要，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1992年设立了非常规医学办公室(OAM)，主要负责对各种传统医学进行评估（包括针灸、推拿、气功、中药），逐步确立非常规医学（包括中医药等）在美国的合法地位。
中医药在欧洲的形势比较乐观，捷克专家索拉说:“本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医医疗曾在原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风行一时。今天，中医早已跨越更多的国界，在法国、德国等主要欧洲国家进入高层次的医学管理领域。”1997年欧洲成立了跨国性的中医大学，总部设在法国，西欧各国设立分部，学制五年。2006年12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透露，中法将签署传统医药合作协议。这就预示着中国与欧洲在中医药上的合作将有进一步的发展。
面积3 020 km2的非洲是世界第三大洲，人口达7亿以上，1960年以来，在许多国家活跃的中国援非医疗队，为中医药在非洲的发展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
据统计，在澳洲，接受中医治疗的2/3是女性，50%的人受过高等教育，80%的人以英语为母语，44%是初患风湿性疾病和神经性疾病，75%以上是有3个月以上病程而来就诊的。
综上所述，目前全世界有40亿人用中医药治病。
3对立统一规律――中医学是在中国哲学思维中孕育的复杂巨系统
“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概念是钱学森老前辈在系统科学上开创性的贡献，它是指：①子系统种类非常多，并且有层次性；②各子系统之间的关系很复杂，表现在结构、功能、行为和演化等方面；③系统与周围环境有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
自然界里存在包括生物体在内的许多复杂巨系统，它们是由巨量子系统构成的，系统通过这些子系统与外界系统保持着多样而又统一的联系。在系统内部，这些子系统看似紊乱而实际以有序的方式进行着集体运动，产生有组织的功能。20世纪70年代，哈肯在解决这类问题时提出了一个思想，就是找到描述系统宏观状态、结构和行为的最主要、最有效、最决定性的参量。他采用了朗道在平衡变相理论中“序参量”的概念。该概念是描述系统宏观有序程度的参量，通过研究序参量的演变，从总体上把握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无须追究微观层次上个别子系统的行为。
钱老认为，人体科学研究的对象――人以及人和整个宇宙环境的关系就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人体从结构上看，有细胞、组织、器官和系统四个层次，由器官组成的人体的子系统包括骨骼系统、肌肉系统、神经系统、循环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泌尿系统、内分泌系统与生殖系统，这些子系统从新陈代谢、兴奋性和生殖等生理功能上相互关联、相互制约与相互作用。除此之外，人还和他周围的环境人和人、人和社会（尤其是人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人和自然环境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而人体科学研究的对象是一个开放的复杂超巨系统。难得可贵的是数千年前的医哲、圣贤，在他们的实践宝典《黄帝内经》书中，处处涉及了天、地、人，这些无量开放交织的复杂巨系统，集成了世界文明史硕果仅存的中医，是现今科学研究的复杂性巨系统的真实写照。
英国哲学家怀特海说：“表现在一个时代的主要活动的一套抽象概念获得惊人成就时，哲学的功绩往往会被完全掩盖下去。这正是18世纪发生的情形。当时的哲学家根本不是哲学家。他们是批头脑清晰、思想敏捷的天才。他们把17世纪的一些科学抽象概念用来分析广漠无边的宇宙。在当时极感兴趣的那一类观念中，他们所获得的胜利是极其辉煌的。凡是不合他们那套体系的东西都一概置之不理，加以嘲笑，或表示不信任。他们极恨哥特式建筑，这就表明他们对模糊不清的透视是不表同情的。那时是理性的世纪，是健康、豪迈、纯正的理性占统治地位的世纪。但那理性却是用一只眼睛透视的理性。”
持怀疑态度人的认识根源和理论基础，怀特海一语十分形象地对那批似曾科学概念、权威加身的才者提出理性的质疑。面对广漠无边的宇宙、生命、存在，复杂的巨系统，某些“科学斗士”一家之谈，是无法真实、完整地认知中医中药浩繁、复杂、开放的巨系统的多向度、多维度的信息域相关性及其趋向性。假如只用“科学与不科学”的概念在人与自然、自然与生命、生命与中医、中医与文明中划出一条界线，是偏颇的，恰如怀特海批判的“用一只眼睛透视理性，视野缺乏深度”。
中医中药的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正是从她生成的那天起，对立统一的规律贯穿其实践理论、生命全部。中医中药以阴与阳的对立统一的客观整体方法论，解释、分析、研究中医中药辨与诊，热与寒，内与外，上与下，气与血，五脏与六腑，经络与穴位，春夏与秋冬，健康与疾病，天与地与人等一切存在中的对立统一关系。从正负相关的复杂性关系中，直接抓住对立与统一关系的因与果关系。令人深思的是：中医中药在认识上述诸关系的过程中，完整地解析、把握这些对立统一规律关系，每一步子系统与母系统的对立统一关系。其深刻程度是在每个环节及每一步过渡过程中完整、准确地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探求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内外联系作用，进而达到全面掌控对生命、健康、疾病与自然、生物圈、宇宙整体信息域相关性的对立统一关系及其作用下的发展趋向及规律的目的。
4 矛盾与矛盾的关系――认识阴阳五行学说
阴阳作为中国哲学的一对范畴，被广泛用来解释自然界两种对立和相互消长的物质势力。阴阳交替又被看作是宇宙的根本规律。因此，中医学中引进阴阳，不仅方便归纳某些孤立的现象，也为解释其中的变化提供了依据。《黄帝内经》肯定了“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的观点。
阴阳的思想反映的是对立平衡法则，五行的思想反映的是整体的相关性。这些都可以说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理念，也是宇宙最根本的规律。中医正是运用了这样一种对立统一，互为互动，周行不殆的生命认识精神来构建它的理论体系的。《黄帝外经》对阴阳五行有了进一步的解释：“阴阳不同也。天之阴阳，地之阴阳，人身之阴阳，男女之阴阳，何以探之哉？岐伯曰：知其原亦何异哉。伯高曰：请显言其原。岐伯曰：五行顺生不生，逆死不死。生而不生者，金生水而克水，水生木而克木，木生火而克火，火生土而克土，土生金而克金，此害生于恩也。死而不死者，金克木而生木，木克土而生土，土克水而生水，水克火而生火，火克金而生金，此仁生于义也。夫五行之顺，相生而生相克；五行之逆，不克而不生。逆之至者，顺之至也。伯高曰：美哉言乎！然何以顺而逆之也？岐伯曰：五行之顺，得土而化；五行之逆，得土而神。土以合之，土以成之也。伯高曰：余知之矣，阴中有阳，杀之内以求生乎？阳中有阴，生之内以出死乎？余与帝同游于无极之野也。”
人们习惯认为“五行”是日常生活中所见的五种物质(木、火、土、金、水)，先贤的思想家用它来说明世界万物的起源和多样性的统一。“五行”以五类无形生发、转化、运转、相互关系的事物与物之间的发展运行规律。此后五行学说又进一步发展，增添了五行相生相克、循环终始的内容。《黄帝内经》已完全系统化的经络学说，是早期的经络知识与阴阳五行学说、脏腑学说相结合的产物。经络的周而复始、运行气血、内连脏腑、外络肢节，使人体内外器官和各种生理功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有机体。借用阴阳五行而建立起来的脏腑经络学说，成为后世中医理论的核心。
“阴阳五行”学说的哲学范式不是说以五种物质存在的形式及其结构内容外沿状态，来描述代表认知自然存在与人的关系，而是以“五行”的物化条件为升发、起始、变化、运行的向度关系解释认知、自然、宇宙、天、地、人物化及思维向度、思维元升发转启关联，正负相关关系。在这些信息、能量、物质、相关的复杂性的系统关联与运动产生后，信息与信息域的运动的对立统一形式，及其运动中的相互作用产生、形成那些自然而然的联系，多维向度的复杂性无量变化的运动与平衡的巨系统。木、火、土、金、水在哲学的范式中已经不是五种定式成分的单向度静止的物质。在活化的宇宙整体运演空间、时间域中，是生生不息的运动发展趋向，是自然与生命及其宇宙运行规律内在的一种有序与混沌相交叉的联系、运动的态势，是一种存在与存在者多维度复杂性系统的代表或说是总称。由木、火、土、金、水所演释运行出的维度趋向形成了个体与系统间的变化体系，而变化体系与变化体系间进而演释成了子系统的存在。而在二个以上的变化运动向度的子系统与新的子系统正负相关的关系建立生成后，必然又生成多维度的母系统。母系统出现后，新的平衡态势生成，平衡态势并非静止的、单一的时空模型。当新的平衡态势出现后即表明新的运动及运动的趋向生成。由此多维度的系统中的运动方向、方法进而沿着巨系统的复杂性趋势运动。这种有特殊、往复、交叉、变化的结构构成了系统运动向度，其系统的运动向度必然有新的纬度、空间、时间的运行规律、方向、发展。
“阴阳五行”学说中以形象化思维提出“木、火、土、金、水”的具象物化概念，无非是先贤圣哲藉此将客观整体思想与微观抽象思维相互交织启承，说明在存在中、在自然界中、在宇宙中，信息与能量与物质的关系。五行中的木、火、土、金、水已非我们所知中的具象物化物质，而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演化及层级运行范式。木、火、土、金、水分别以东南西北中的空间方位，在阴阳互变的总体规律，实质公转与自转作用主导下，木、火、土、金、水的方位进行多层级数，多极变的运动。这种自恰与公恰的运动过程，总会有着时间流、信息流、能量流、物质流的原始态及后天态的运动作用力运动趋向。派生成又一新层级的运动。公恰与自恰，达到多维度平衡。当平衡态出现时并不意味着“阴阳五行”复杂巨系统消失和静止，我们只能把这种平衡态作为另一次运动的起点，或另一层级运动的初端，如此往复无穷。
在当今科学技术手段尚无法解释、认知的复杂性巨系统架构，在复杂性的理论、方法论尚未形成完整、严格的在哲学架构上的方法论体系时，对“阴阳五行”学说乃至它的完整对宇宙与存在关系的描述、解释，提出任何不负责任的毫无方法论理论依据的批判、指责都是偏颇和不负责任的。阴阳五行学说的价值是人类共有的财富。耐人寻味的阴阳五行学说不是一些人依靠现有的技术、知识、认识限度加以攻击的，也正因为如此，阴阳五行学说有着无与伦比的魅力和伟大的价值。
5 从人类文化、科学、存在价值认知中医价值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不可离开它的文化价值体系而存在、发展的，特别是那形而上学的精神及其根本的价值观念、理想和信念，是支配他们生存活动的精神支柱，也是他们整个价值力量的来源于整个生命精神的所在。”L．比尼恩站在西方的价值体系立场，讲出一种耐人寻味的具有东方哲理价值观的精神价值观。之所以引用一位英籍研究者的话，是因为在“取消中医”的论调中，多数认同者均有西方教育背景或西方理论研究，西医学研究为专长的才俊。
一位默默耕耘的研究者、人民大学哲学系主任刘大椿教授在《科学技术哲学导论》中，对科学技术人类存在有着深刻、独立、超脱的学术见树：“和世界上任何事物一样，科学认识是一个永恒发展的过程，它的成果――理论，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任何科学理论，不论怎样成功，也只能是相对完成的体系。这就决定任何一个科学理论必定在实践中不断向前发展。”“新的理论是在实践需要下应运而生的。就理论和实践的关系而言，一个新的理论必须满足以下三个条件才能确立：第一，新理论一定要能解释旧理论不能解释的自然现象；第二，新理论必须在认识的深刻性和量的精确性方面大大优于旧理论，换言之，新理论应以更普遍的形式出现，并且在旧理论得到确认的领域把后者作为自己的特例或极限形式；第三，新理论必须能预见旧理论无法预见的自然现象。”
“如果科技水平的进步不与社会整体道德水平进展同时推进，那么由于人们在拥有越来越大的建设能力的同时，也拥有越来越大的破坏能力，个别狂人的发疯行为也就会导致毁掉一个国家，甚至毁掉人类。科技社会是积蓄了巨大能力的社会，人类必须习惯于、适应于这种崭新的巨大能力，因此，他们永远不能放弃对终极价值的思索和追求。”
6将来的维度――中医药的发展愿景
在中国哲学方法论指导下产生、发展的中医学理论，以阴阳五行为基础创建的“辨证论治”方法，运用特殊的概念和特殊推断方法，构成了一个自恰的，可以演绎的类公理体系，与哈肯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处，因此，她不仅是科学的，而且是复杂的巨系统科学。
中医对于生命的认识，其实也是中国文化对于生命的认识。中医的存亡也涉及中华文化根本精神的存亡。复兴中医就是复兴中国文化。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的载体。中医中药的诞生发展的全部过程实质上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医中药对生命、宇宙、存在以及存在间的完整、系统、准确把握和认识完整地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价值体系。
李约瑟的合作者、美国的席文教授认为：以往种种解释，都隐含着一种错误的哲学，这种哲学由两个错误的推理构成。推理一是，假如一桩东西欧洲有而中国没有，我们就说他是“近代科学革命”的必须前提。推理二是，假若一样东西欧洲没有而中国有，我们便说他是“近代科学革命”的“阻碍因素”。这种正面我赢，反面你输的横竖都有理的论证方式，得出的结论是不可靠的。席文教授的客观观点基于西方及自认为绝学西方文化科学哲学的研究视角，对中国文化内容的评判见地，应该说是中观的。
总理第一次以总理身份高位访问美国时，在哈佛大学有过一次堪称是对中华民族文明的伟大理念的梳理――《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演讲。他充满深情和智慧地说：“回溯源头，传承命脉……”在“中医中药是否科学……取消中医中药”的热辩中，温总理的话能否给我辈一种深深的启迪？尤其在21世纪的今天，每个人应责无旁贷地交出自己的答卷――为了学术、为了祖先、为了历史、为了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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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概述壮药的形成与发展。方法：从壮药的定义、形成过程、理论体系及其特点、资源与研发、研究成果等方面进行论述。结果与结论：壮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常用壮药有2300多种，壮药理论体系基本建立并取得初步成果，一批壮药专著相继出版，一批国家及省厅局级科研项目通过鉴定并获得成果奖励，壮药的学术地位初步确立。
[关键词]：壮药 形成 发展
1 壮药
壮药是根据壮医理论诊治疾病使用的传统药物，包括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等。具有独特的三性，即：民族性、地域性、传统性。是壮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和同疾病作斗争的实践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祖国传统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壮族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2 壮药的形成过程
原始壮药萌芽于西周时期，在秦汉时期开始应用并有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期壮族的医药经验部分被收入中医书籍，隋唐时期壮医方剂学初露萌芽，至唐宋时期，形成草药内服、外洗、熏蒸、敷贴、佩药、药灸、药浴、药刮等10多种内涵的壮医药治疗方法，明清时期，壮族用药逐渐走向成熟，被收载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陈藏器的《本草拾遗》、稽含的《南方草木状》、李谬、释继洪的《岭南卫生方》及广西各地地方志中，并开办了地方医药教育，出现了不少壮族医药家。经历掘、整理、总结与提高，逐渐形成了壮药理论体系。在广西贵县(今贵港市)、合浦、平乐等地汉墓出土的药材标本，靖西县和云南省广南县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生产工具，证明壮族先民早在秦汉时期就已经认识和使用大量的地产植物、动物、矿物药，展示了壮药学的雏形。柳宗元(773-819年)博采南方当地用药经验，编纂了《柳州救三死方》，书中三个著名的病案方反映了岭南方剂学的进步。
3 壮药理论及其特点
壮药源远流长，内容丰富，但由于历史的原因过去只在古代本草、地方志及博物志中记载，没有形成专著。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民族医药的发掘整理和推广应用高度重视，广西对壮药进行了系统的发掘整理，总结出壮药理论和应用规律，初步确立了壮药的理论体系。壮药的基本理论包括：壮药的命名原则及分类、壮药的鉴定、壮药的栽培和采集、壮药的性味及功用、壮药的加工炮制、壮药应用的基本规律等。壮药的命名分为正名和别名；壮药从大类分为调气药、解毒药和补虚药三大类，按功用细分为解毒药、补虚药、调气机药、通三道两路药、调巧坞药、止血药、止痛药、祛虫药、祛湿药等；壮药的鉴定除基原、显微、理化鉴定外，以“一看、二摸、三闻、四尝、五水浸、六火烧”等壮族传统方法进行性状鉴定；壮医用药比较简便，贵在精专，组方一般不超过五味；喜用鲜药，补虚多配以血肉有情之品；壮药组方以公药、母药、主药、帮药(带药)为配方理论；公药针对阴证而设，凡温补、增强人体抵抗力、免疫力类壮药多为公药；母药针对阳证而设，多为寒凉类壮药，有清热降火、消炎解毒杀菌作用；主药(有些称头药)是针对主要病症或病因的药；帮药是帮助主药治疗主病的辅助用药或针对兼症的药物；常选用在功效方面具有共性的药物作为主、帮药；带药又叫“药引”，是指引导其他药物到达病所或调和药味的药；壮药常用配伍有三种类型：主公帮(主母帮)或主帮合用，增加功力；主帮公母合用，减轻毒性；主公引(主母引)或公引(母引)合用，直达病所；壮药的用量对一般药物剂量要求不太严格，但对有毒性的药物要求较为严格；壮药配伍注重“反药”和孕妇禁忌，服药期间提倡忌口、忌房事。壮族地区毒物较多，因而壮医药在毒药和解毒药的应用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壮医用于治病的毒药有99种，占常用壮药的14％，使用毒药的原则为：单味鲜品外用为多，严格掌握用量，讲究炮制，注意剂型，合理配伍；解毒包括解药物中毒、解蛇虫毒、食物中毒、金石毒、箭毒、蛊毒、瘴毒等，常用的解毒药是：生姜、米醋、绿豆、防风、白点秤、甘草等，特别是甘草、绿豆和糖，在壮族民间有“通用解毒剂”之称。壮医认为，“扶正补虚，必配用血肉之品”，因而运用“血肉有情之品以补虚”成为壮医用药特点之一。壮药使用方法有煎煮法、熏蒸疗法、熏洗疗法、佩挂法、热熨疗法、药锤疗法等19种。
4 壮药资源与研发
壮族聚居地区由于复杂而典型的地理环境和特殊的气候条件，孕育了丰富的药材资源。据调查，广西中药材基原达4623种，其中植物药4064种，动物药509种，矿物药50种。由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牵头，开展了3次大规模的民族医药普查，已查明常用壮药有2300多种，验方10000多个。主产或特产于壮族地区的壮药资源，如罗汉果、肉桂、三七、八角、金银花、蛤蚧、龙血竭、扶芳藤、钩藤、鸡血藤等，具有广阔的开发前景。
广西研发生产的30多个著名的中成药产品，处方全部来自壮族民间的验方秘方，原料是广西的主产或特产药材，基本上都属于壮药的范畴。如复方扶芳藤合剂(百年乐)、云香精、正骨水、中华跌打丸、鸡骨草胶囊、妇血康颗粒等等。这些具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中成药，功效显著且不易仿制，因而有很强的市场竞争力。
《刮痧》这一片名就是以中医上的刮痧法命名的,也以中医刮痧疗法产生的误会为主线,该影片主角许大同移居美国8年,事业有成,家庭幸福。在年终行业颁奖大会上获得电玩游戏制作大奖。他激动地说,我爱美国,我的美国梦终于实现了。但随后降临的意外却使许大同如梦初醒,他五岁的儿子丹尼斯因闹肚子发烧,来美国探亲的爷爷因为不懂药品上的英文说明,便以中国民间传统的刮痧疗法为孙子治病,而这就成了许大同虐待儿童的证据。努力多年以为已经实现了的美国梦被这一场从天而降的官司彻底粉碎,也给他们全家带来了噩梦般的经历。
导演郑晓龙所言:“在设计影片的初期,我们就有一个想法,要表现探讨文化的沟通与交流。……”[1]
对于包括许大同父亲在内的中国人来说,刮痧是千百年来中国人常用的自然疗法之一,它是以中医皮部理论为基础,用器具(牛角、玉石、火罐)等在皮肤相关部位刮拭,以达到疏通经络、活血化瘀之目的。
影片《刮痧》中的美国人很难理解中国刮痧的原理,历史上,大多数西方人对中医的看法带有着鲜明的猎奇与偏见的色彩,也能让人感觉到强烈的文化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色彩。正如爱德华.萨义德在《东方学》里所说的:东方主义“不是表达了对一个与自己显然不同的(或新异的、替代性的)世界进行理解——在某些情况下是控制、操纵甚至吞并——的愿望或意图”[2]。它“与帝国主义强力有着特殊的历史关联”。[3]
考察一下中医被西方解读的历史,中医在16世纪开始为西方所了解,,中国近代,随着西方人大批进入中国,中医在西方人眼中成为异于西医的独特现象。黑格尔所说的“医药也为中国人所研究,但是仅仅是纯粹经验,而且对于治病用药,有极大的迷信。” [4]成为西方人看中医的基本论调。
在西方人眼中,中药更加是不可思议。玻璃碎屑、人的分泌物、石棉、蛾、牡蛎壳都入药,他们感到匪夷所思,并将之作为中国落后和愚昧的标志。经常用来退烧的梨子,在传教士麦高温的笔下也变成了“异物”,“除外观相同外.这种梨与我们家乡的梨有很大差别。它们几乎毫无味道,硬得几乎要用斧子来砍。亲眼目睹一个满脸通红、眼里布满血丝的病人有气无力地努力咬着这坚如岩石的梨以期解渴退烧的情景,实在令人可怜。”[5],中药都“来自植物王国.绝大多数是没有什么效验的草药。”[6]我们便不难看出西方人对中药的态度。
反之,考察西医在中国的传播,我们会有迥异的发现。西方的医药知识至少在明代已开始输入中国,1820年,马礼逊与李文斯敦在澳门创设赠医所,是第一次在中国土地上设立西式医疗机构。此后在中国,西医逐渐获得了中国民众的信任。随着来华传教士医师的增多,以及西式医院在中国各口岸的陆续建立,一种新的医疗体系在中国得以确立。随后,“中医”、“西医”的概念出现,而至一般民众对“中医”和“西医”两种认同大体接受,二元的中西医学体系就可以说形成,中西医之间的竞争由是开始。[7]1900年前后,思想界已出现否定五行说的思潮。到民国时期,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中医药学被当作旧传统、旧文化一并否定。当时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如陈独秀、胡适、鲁迅、梁启超等都有这方面的言论。严复认为中医缺乏实际观察和逻辑推理,将中医药归为风水、星相算命一类的方术。 陈独秀说:“中医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梁漱溟认为,中医只是“手艺”,“没有客观的凭准”。鲁 迅在《呐喊?自序》中对中医中药的讽刺更是深刻:“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8]
中国人对西医的追捧和对中医的态度,导致了中国百年历史中,关于中医存废问题的几次大规模的争论:
第一次论争: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1912年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当时的政府以中西医“致难兼采”为由,在教育部第一届临时教育会议上,通过并于随后颁布了《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该《法令》前后颁布两次(1912年11月和1913年1月),都没有把“中医药”列为教育学科,而是只提倡专门的西医学校。这就是近代史上着名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法令》的颁布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中医界纷纷表示抗议。对此,北洋政府认为中西医“致难兼采”,只能“先其所急”,而“专取西法”是“合于世界进化之大势”,依然拒绝将中医列入教育计划。但为了抚慰中医界的情绪,又称“非有废弃中医之意也”。
第二次:1929年中医存废之争。1925年,中国教育界决定将中医纳入学校体制中。此事报请教育部批准时,以余云岫为代表的西医界上书教育部,坚决抵制。教育部以此为借口,断然拒绝了中医进入大学学系的要求。因此,中西医的矛盾冲突进一步加深,从而引发了20世纪最大的一次中医存废之争。
第三次论争:中医科学化之争。建国初期,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又一次拉开中西医论争的帷幕。支持中医的认为,“中医学的存在价值根本用不着西医来证明”,而反对者则认为中医不能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来检验,是“伪科学”。在民间,双方的争论一直存在。2006年,中南大学的张功耀教授发表《告别中医中药》,以及在网络上发动“取消中医”的签名,卫生部发言人表示明确反对,新一轮的中医存废争论又掀起波澜。[9]
中医近代在中国的命运其实反映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德先生和赛先生传入中国社会后,中国人在西方科学化立场下对自身文化系统的一次“讨伐”。中国人置身自己的文化氛围内尚且成为西方文化的代言人,那么在极少接触中国文化的美国社会,对以“刮痧”为代表的中华文化的误读甚至曲解自然不足为奇。
《刮痧》以中医刮痧疗法产生的误会为主线,由此展开了电影中关乎中西医乃至中西文化的冲突,剧中高潮出现在庭审前的听证会上,这场听证会的双方分别是中西文化的代表,论辩双方辩论的焦点是:刮痧是虐待儿童还是中医疗法, 在列举双方论据时所用的都是中西文化误读的例子。刮痧这一中医诊疗手段在异国国度所遭遇的误解只是一个表现,影片中逐渐展开中西医误读后所主导的中西文化中西医所在价值体系的叙述。
第一个例子:关于许大同打孩子。在听证会上,大同的老板作为证人说出了大同打儿子的事实,令大同非常失望和愤怒,甚至断绝了与老板的朋友和工作上的关系。
第二个例子:关于《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形象,David说许大同是一个沉醉于暴力文化的人。许大同辩解说孙悟空是一个善良的具有正义感的英雄人物,他代表了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
关于第一个例子,许大同打孩子是给老板面子,借用孙隆基先生的解释:“中国人的人格组成中既然具有很重要的他人成分,因此就产生了在别人面前“做人”的观念……“做人”是为了别人才去 “做”一个人为的角色,即使最后是为了自己也必须先为别人。无论哪一种情形,都含示意个人将观众对自己的看法看得比自己对自己的看法更为重要。“面子”与“门面”,顾名思义,是指表面的东西而不是内里的东西,因此完全是摆给别人看的……中国人特有的人情味就是不待别人开口,而是从“鉴貌辨色”去觉察对方的需要,下级对长官也是“看面色”办事,对“有头有脸”字号的任务就更需要给他“面子”。一般来说,中国人的“做人”表示自己“有心”的方式就是给对方面子。……”(10)许大同当着老板的面打孩子体现了中国传统家庭观的相关方面。“养不教,父之过”,中国儿童教育以严格为主,有时需打骂管教,民间有“棒下出孝子”的说法。正如电影中许父说: “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骂不成材。”
关于第二个例子:孙悟空是我国四大古典名着《西游记》中所塑造的一个人物形象。他在中国人的意识中一直是正义的化身。敢于斗争、藐视一切封建权威的叛逆精神、爱憎分明,嫉恶如仇、知恩图报,具有超凡的智慧、卓越的才能、洞察一切的眼力和清醒的头脑。但如果脱离中国文化背景和孙悟空的个人成长背景来分析孙悟空的形象,则会发现,孙悟空行为冲动,常常具有不顾后果的毁灭性,其价值观往往与中国传统价值观相悖,藐视常规伦理秩序,不遵守礼法等等。作者在塑造孙悟空形象时恰恰对其特点是褒扬的,也正是因为其特点才构成了这一人物形象的光彩。不了解中国古代的伦理道德,不了解中国古代的封建礼法,不了解作品中所影射的中国社会现实,就无法了解孙悟空这一形象所承载的文化意义。而这恰恰是律师David不愿了解并故意误解之处。
在《黄连厚朴》中,关于光绪帝和大伟公司总裁之死的两个医案,我们能够发现中西医截然不同的诊治思维。光绪帝之死,龚老爷子称之为“肾虚得厉害”,“胃塞虚膨”、“胃气将尽”,分析其原因,为“先天肾水不足,后天脾胃失调。已经是病入膏肓了”;西医的说法是肾小球肾炎。大伟公司总裁之死,龚老爷子诊断为“心病患者,他当死在与肾相对应的壬癸日,时辰在丑时,就是夜里的一点到三点”,望诊为“行为夸张,风风火火,实为心气盛而神有余。脸色虽赤,然上额的发髻间发黑,下至鼻梁一直延伸到左右两颧”,早期的诊治策略为“细心调养,稍安勿躁再加上黄连泻心汤和厚朴猛攻,是可以见效的”,然而因为治疗的时候已经太晚,故而“人在心死”,医生“无力回天”;西医诊断其死因为“心肌梗塞”。
关键词：闽台；中医药；文化生态
中医药文化生态是中医药文化生存和发展所处的人文环境或人文空间，是由置身于中医学体系之中的、相互作用与影响的中医药文化共同构成的宏观文化体系，它为闽台中医药文化生态的建设提供了宏观文化环境。
1研究现状
1.1成就
中医药文化生态思想古已有之。先秦和汉代有关著作中就已涉及到中医生态医学思想的论述，体现了生态环境对人类健康及发病的影响。在“天人合一”生态观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古代医学形成了“人体阴阳说”、“人体五行说”和“自然诊治”、“养生保健”等具有现代生态伦理思想的理论和实践。如《黄帝内经》将人的生命活动放在自然和社会的生态环境来考察，确立疾病的形成原因、诊断、防治原理和思路、方法，它所构建的中医学框架本质上是一种生态医学体系。
陶功定教授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提出了“大生态医学模式”的观点，认为应该以“大生态医学模式”取代“生物医学模式”和“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此外，在对中西医学的比较研究中，卢焯明、陈诗慧、梁兆科等学者又提出了人体生态医学、人工自然生态医学模式等观点。近年来，刘典恩教授则从生态医学模式建立的价值基础、生态医学模式的理论基础研究，以及科学发展观与生态医学模式等角度进行了系统研究。从认识发展的逻辑上来看，树立文化生态理念，并适时将其纳入医学模式已经有了一定的思想认识基础，生态医学模式将成为引领未来医学发展的基本模式。
1.2不足
历代学者在医学文化生态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就，然毋庸讳言的是，其研究也存在着某些不足，主要有：①受特定学科视角的影响，只从宏观的角度进行生态医学模式的理论研究，缺乏特定区域间的比较和整体性考察；②对闽台中医药文化的研究，过去较多集中在对其历史形成和现状发展的探讨，较少对闽台中医药文化由历史积淀而来的生态属性进行考察。③研究方法局限，未能及时汲取当代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先进方法，缺乏对素材进行时间上、空间上有机的组织、串联和分析，研究总体呈离散型。
2核心价值
面对全球化浪潮，民族文化生态的保护与研究成为世界性的重大课题。闽台中医药文化是在特定地理条件下形成和发展的，具有悠久的历史、深厚的底蕴、丰富的内容和广泛的影响，闽台医史医家、流派演变、学术特点与中医药发展的生态环境密切相关，加强闽台中医药文化生态研究，可以把握闽台中医药区域发展的规律性。
闽台中医药是维系海峡两岸人民健康的主要医疗体系之一，是构成闽台人民深层的健康文化心理结构。在两岸关系出现积极变化，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如火如荼的今天，进行闽台中医药文化生态研究，对于沟通两岸医学文化交流，进一步推动我国中医药文化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闽台中医药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性，既具备了中华传统医药文化的属性，又具有闽台的民俗性特征，体现了闽台中医药发展同出一源的历史渊源。生态环境对闽台中医药文化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研究闽台中医药文化生态，对认识闽台医学发展的历史进程、编著闽台医学史、医林人物传记、各家学说研究等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3基本内涵
中医学是在“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指导下，在与古代自然科学交融、渗透、结合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医学体系，中医的整体观不仅重视人体自身组成的生态体，同时也强调人和自然生态环境应和谐统一。中医学确立了天地人三才的医学模式，从生态学的角度来讲，天即天文气象，地即地质地理，皆为自然生态环境，它的变化对人的健康和发病起着重要的影响，因为环境的剧烈异常变化往往是导致疾病爆发的主要原因。闽台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种地域形态，它传承了中华中医药文化的基本精神，同时在文化的不断交融、演化过程中，形成了鲜明的闽台地域特征。
3.1闽台中医药文化特征
闽台人民所推崇的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健康文化的一种地方文化生态。它以中医药文化为主，同时涵盖了闽南文化、客家文化中对健康认识的理念，其特征自然首先表现在传统医药文化的核心要素上，即以人的健康价值观念为主要指标的民族性特征上，并且形成了以民间风俗、、饮食习惯和语言等形态出现的行为模式。这些健康理念和行为模式的形成，都是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不断完善与发展的。从历史进程来看，闽台的主要居民都是在中国历史的不同时期通过不同的途径迁移的汉人，并以之为主体而建构起来的社会。在其开发进程中，首先表现为宋代之前大量的中原移民涌人福建，植入较先进的中原文化，实现当时福建社会跳跃式发展。宋代以后福建在经济、文化、医药、海外经贸交流等方面，都得到长足的进步。明末清初，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南徒入闽的中原移民后裔又大规模地迁入台湾，开发台湾，于是形成了当前台湾民众80？的祖籍都在福建的血缘关系。在此迁移过程中，中医药文化也就随同移民一起，从中原经由福建的本土化发展，再传人台湾，受到了闽台人民的认可，并作为维系一个民族健康理念的精神纽带，以及行为模式的认识，由此形成了密切的医缘与药缘的文化生态关系。
3.2闽台中医药文化研究内容与目标
闽台中医药文化生态的内容十分丰富。本研究以历代相关文献为对象，结合田野调查，从事闽台中医药文化传布的传统性、地域性、宗教性、民俗性的特征考察。具体围绕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3.2.1从生态伦理思想在福建古代医学理论中的重要体现，来阐述闽台中医药文化的特征和形成背景。汉唐以来，福建、台湾一带文化逐渐昌盛，名医辈出，东汉建安时期的“杏林始祖”董奉、宋代建阳人“法医学之父”宋慈、闽台民间医神“保生大帝”吴、清代长乐医学教育家陈修园等著名医家，都为闽台地区医疗事业的发展、人民的繁衍和保健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3.2.2从生态伦理思想在中国古代医学实践中的具体表现，来阐述自然诊治与现代生态伦理在思想上契合的一致性。对生态环境与中医起源、人体体质、疾病特点、药物利用、治病特点、医学流派、方言民俗的关系做专题研究，从文化地理学和生态社会史角度，用历史学、文献学的方法，探讨闽台中医学实践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3.2.3从自然因素、地理因素两方面阐述台湾、闽东、闽南、闽西、闽北、莆仙六个文化分区的中医药文化生态状况；从中医药文化生态问题的成因，维护闽台中医药文化平衡的可能路径等方面，进行中医生态医学的研究，将传统“三因制宜”治则的内涵进一步具体化和系统化，从而丰富闽台中医药文化生态的内涵。
本研究从中医药文化和生态医学相结合的层面，用人文社会科学与中医学相结合的视野进行分析研究，从而达到在生态环境与中医起源、人体体质、疾病特点、药物利用、治病特点、医学流派、方言民俗的关系等层面，进行闽台中医药文化生态研究，进一步弘扬闽台中医药传统文化，推进闽台中医生态医学体系的建立。
3.3研究关键与创新
本研究的关键之处在于
3.3.1闽台中医药文化在不同生态环境下产生的地域性差别，及由此归纳出的闽台中医药文化分布的生态特征。
3.3.2民俗材料的分析、疾病类别的选择和药物来源的考察，涉及到民族、民风、民俗等方面的复杂问题。
3.3.3如何透过有限的文献资料，客观进行闽台中医药文化生态的综合论述，阐述生态地理因素对闽台中医药文化及中医流派形成的促进作用。
如实收集、整理、研究现有的闽台中医药文化分布的社会生态环境，从生态医学和文化地理学的角度出发，来研究闽台中医药文化在地理空间中的形成、分布、演变及其与环境的关系。从生态伦理思想在福建古代医学理论中的重要体现、生态伦理思想福建古代医学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和闽台中医药文化分区的生态状况等三个专题进行深入的研究，用历史学、文献学的方法，探讨闽台中医药文化的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4发展趋势
如果把中医比作一棵硕果累累的大树，那么中国传统文化是其根，《黄帝内经》为代表的基础科学体系是其本，《伤寒杂病论》为代表的辨证论治的临床技术体系是其主要枝干，而内、外、妇、儿各科的治疗及其方剂、药物等，则是其分枝、花叶与果实。从历史与社会学角度上讲，中医是名木，中医药生态文化是沃土。因此复兴中医学术，提升文化精神，完善中医管理，都必须从复兴中医原生态文化做起。实现海峡西岸文化复兴的梦想，呼唤着闽台中医药原生态文化的真正复兴。
闽台中医药不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都是维系海峡两岸人民健康的主要医疗体系之一，而闽台中医药文化更是构成闽台人民深层的文化生态结构，这种联系既是生理的、血缘的，又是心理的、文化的。因此，充分发挥中医药的优势，对于增强大陆的吸收力、聚集力，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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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高等中医药教材建设； 中医思维
中医药教学不仅仅是基本理论和知识及其技能的传授，更重要的是训练人的思维模式。自觉地按照中医传统文化处事为人，练就的是中医人的思维，才能把抽象的理念变为临床的疗效和发展中医的硬道理。培养高等中医药人才50多年，反思教材建设有助于我们做得更好。
1 中医思维的起源有必要让学生了解东方传统文化
东方传统文化体系是以中国为发源地，流传及盛行于东南亚国家，至今被世界各国所接受，是包含哲学思想和自然科学的体系。由以阴阳统一对立、天人合一的《周易》文化，孔子为主体的儒家文化，以老庄为代表的道教文化，以印度为发源地的佛教文化4部分构成，是已经历几千年经久不衰而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化体系。
中医思维是指受中国传统文化始祖《周易》影响的《黄帝内经》所奠定的认识世界，探讨生命的哲学思想和自然科学技术。受易学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医药学的生存土壤和基础，《黄帝内经》是科学技术与辨证法统一的典范。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医学本身就是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不仅渗透和表现于中医学，还直接参与其有关概念、范畴乃至整个理论体系的构建。中医理论的许多概念和原理如“天人相应”“气化万物”“阴阳五行”“辨证施治” “以外以揣内”“防患未然”“防微杜渐”“稳态调节”等等都是古代哲学的直接应用，正所谓“医易相通”。一代大医孙思邈曾经说过：“不知易便不足以言知医”。古代中国在许多领域，都作出过独特的贡献，而中国医药学是惟一的继续发挥着功能并仍旧产生着影响的学科。一百多年以来，随着西方医学逐渐昌明于世界，埃及、印度、阿拉伯等国的传统医学都相继衰落，惟独中国医药学在理论和实践上还在继续向前发展。成废之中顽强立于世界自然科学之林的中国医药学，承载着中华民族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顽强的生命力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铸就。
在中医药高等教育发展五十余年来，高等中医药教材建设中《中医基础学》成为对《黄帝内经》的梳理和白话文解释。在笔者30年中医药的教与学生涯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从教材的角度仅仅局限于《医古文》《中国医学史》《中医基础学》和包括《黄帝内经》在内的四大经典著作学习。但其中许多课程对教材其中所反映的传统文化内涵并未“点破”，仅仅限于字面解释。这不在于教师的水平问题，而在于高等中医药教材建设的导向问题，很难让学习者和授业者在切身体验中感受中医药的文化氛围，领悟到由中医思维所支撑的祖国医药学的伟大和民族自豪感，临证中医思路无从谈起。
需要“点破”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医学的关系。奠定中国传统文化基础的《周易》以论自然之道为主，而兼及社会与生命之道；奠定中国医药学理论基础的《黄帝内经》以论生命之道为主，而兼及自然与社会之道。《周易》和中医学的学科形式表明，其属于不同的知识形式和结构，之所以称为“医易相通”，是指其作为共同的哲学本体而言的，具体讲，《周易》的哲学思维是中医学的基础，中医学与《易经》在“道”的层次上相通，法则相同。 《周易乾凿度》指出：“‘易’一字含三义：所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即简易、变化、不变三层含义。
1.1 《易经》中永远难以改变的“不易”是凡事总有自身内在规律宇宙世间万事万物总有自身内在规律性，如同天亮总有天黑时，太阳升起总有落下时，生命出生总有死亡时，潮起总有潮落时……这些不容置疑，不容改变，这也是“天人相应”，“道法自然”思想的由来。延伸到临证对待处理疾病上，我们是被病情表现的表面现象如头痛、发热、鼻塞、流涕等症状牵着走，还是去找出引起这些症状原因的外邪入侵，正气不足（“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并非气不足）的自身内在规律。只有外邪入侵的思路，治疗会仅限于杀细菌、抗病毒、祛外邪，而有了正气不足的思路，治疗会考虑到扶正祛邪，解决或反复感冒，或单纯杀、抗、祛之后有体弱不适的问题。就像临床许多重症病人大剂量、长时间抗生素使用的结果是机体平衡自稳系统能力破坏而菌群失调，最后不是因细菌、病毒感染而加重，却死于机能衰竭。治病是为救人而设立，不注重生命乃阳气在阳间的活动，一味抑制和摧毁机体阳气活动，再好的杀菌抗毒祛邪都是无济于事，治病不留人的做法就是违反机体生命自身内在规律。强调的是：遵守事物自身内在客观规律是天地之道，万物同理！
1.2 《易经》中永远单纯明了的“简易”是凡事总有必须解决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宇宙世间万事万物再复杂，总是由简单事件构成。因为凡事总有必须解决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凡事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就是内在规律所反映出的内在必然。以糖尿病为例，现代疑难症也好，难治病也罢，血液中糖分高的事实是现实存在的，这个现实存在造成了对组织细胞腐蚀的酸环境，继而引起了机体的病理性衰老。因此，解决血液中糖分高造成的酸环境成为治疗糖尿病的主要矛盾和问题。这就是糖尿病治疗中单纯明了的“简易”。一是控制酸环境产生的源头（脾不升清化水谷为精微反而下泄湿浊为酸腐，健脾益气自然成为糖尿病治疗的关键）；二是清理已经产生的酸环境（糖尿病谷气下注小溲甘甜，湿浊酸腐留在膀胱，健脾渗湿薏苡仁、赤小豆、山药、茯苓、扁豆能排酸）。
1.3 《易经》中永远需要调整的“变易”是凡事总有最适合的状态方式宇宙世间万事万物不变的是规律，变的是形式。仍以糖尿病为例，Ⅰ或Ⅱ型糖尿病除增强已有的酸环境代谢为共同治疗原则，Ⅰ型糖尿病是胰岛素分泌不足，需要加强促使胰岛素分泌和补充的动力作用才能平衡酸环境；而Ⅱ型糖尿病是胰岛素抵抗，选择疏肝理气、化痰祛瘀畅通胰岛素到达受体细胞的路线，加强促使接受胰岛素的动力作用才能改变酸环境。这就是从《易经》“唯变所适”，到中医的“辨证施治”，都证明了“适者生存”这个普遍法则。
2 中医药近展史让中医药学生有必要强化中医药文化
《黄帝内经》从反映《周易》思想文化的春秋时期到汇编成书的西汉中晚期，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虽历经战乱、焚书、思想专统和上千年历史的考验，162篇非一人一时所作，所反映的中国传统文化一致性，是因其没有受到外界干扰的中国社会主流文化所决定。
然而，近代与现代受“西学东渐”影响，鸦片战争促使清朝政府推行了洋务运动；甲午战争国破家亡的命运促使有识之士开始更积极全面地向西方学习；中国人对西方事物的态度由最初的排拒，到逐渐接受西学甚至要求“全盘西化”。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中的许多成分，被以西方的标准重新估定其价值，在从民国以来愈演愈烈的“废除中医”思潮中不可避免的对中医药文化造成冲击。
现代中医人才培养除部分沿袭近代民办中医教育模式外，基本是仿照西医的办学模式，现代学习中医的人出生就在多元化思维影响下成长，没有学习中医药的传统文化背景氛围。一方面是“西学东渐”影响淡化了我们传统文化思维，另一方面却是我们任其淡化的不作为。学生在校专业思想不稳定，毕业后改行，甚至责难于中医，成为中医药发展的掘墓人也就在所难免。在多元化发展中教授中医药学科，强化传统文化的认识和加深对传统文化的理解程度是保证中医思维特色的关键，高等中医药教材建设中对此等闲视之就等于放弃。
目前的中医院校课程体系改革系列教材的《中医思维学》［1］已经开始了对中医思维学研究，但是，其一，目前没有进入必修课程体系；其二，仅仅是一门课的教材，中医思维还没有渗透到临证辨治的教材中去解决中医思维指导选方用药或取穴，没有形成营造中医药文化氛围的系列行为。但毕竟是我们已经有了在教材中解决中医思维的意识，只是远远不足，需要整体教材的反省和改变才可能营造出中医药文化氛围，建立起中医思维。
3 在中西医比较中领悟中医思维的优势是中医药发展的动力
“西学东渐”对中国的影响一直持续到当代而未止。就医学而言，1840年以后，中西医共存是无容置疑的现实。中国人不论是从医者，还是老百姓治病或生病都会面对两种医学办法、手段和思维方式的选择。谁都回避不了的中西医比较，而且也无须回避，客观理智的比较之才会显现优势。
3.1 中西医发展背景和中西医课程设置决定了中医教育更需注重学科优势近代医学教育出现的清代（1644—1911），中国自办的西医学校始自1865年同文馆附设的医学科；近代中医学校始自清代后期1885年浙江名医陈虬在瑞安创办利济医学堂。
中医的近代教育不仅晚于西医近代教育，而且一直是在“西学东渐”的干扰和影响下挣扎生存。中医和中医教育自晚清开始就受到批评和指责，批评和指责多来自于没有学过中医或不懂中国传统思维的人。看现代中西医教育就可见：西医的课程体系中，一门60～72学时的《中医药基础》课程，成就了西医学生对中医药的全部理解；中医的课程体系中西医各门课程学时比例几乎各占50%，甚至于西医还超过中医课程学时。在此不是强调西医课程体系要多增加中医药课程比例，或者是中医的课程体系要减少西医药课程比例。至少说明学习西医的对中医的了解程度不如学中医的对西医的了解程度，加上中医思维所训练的客观态度。因此，多听见西医批评和指责中医，很不容易听见中医批评和指责西医。事业发展离不开政策保护，但政策保护不是万能的，事业发展更注重学科优势。
3.2 中西医比较中出优势需转化为教材里的授课内容西医内科是病因治疗，但现代病有许多是原因不明或即便认识病因，对付病因的药物尚未问世，如SARS的治疗无法体现西医内科针对性强的治疗优势；西医外科是病位治疗，但现代病有许多是发病部位不确切，如肝肾综合症等，无法体现西医外科病位准确的治疗优势；而中医的辨证施治却显现出“不认病，只认证”的优势；西医对致病因素治疗准确，却对如何恢复被致病因素损害的器官和各个系统的活力和功能一筹莫展，以至于能治病不能救人。中医依靠恢复和加强气的功能来增强生命活力，体现治病救人的优势；西医注重出问题后的修理，中医更重于出问题之前的调养，尽管西医也有三级预防，但预防手段和办法的绿色自然性不如中医药的取其自然……发展不是批评和指责其它医学，而是在客观的比较之中显现优势。
我们今天的教材：其一，中西医不做比较，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知道何为中医药优势，而西医学反而凭借“看得见、摸得着”的直观可信，让学生认可；其二，一本教材里中西医治疗方法同时陈列，但实际上中医和西医的师资谁也讲不清，教材和师资都停留在“是什么”而不解决“为什么”。老百姓把中西药同时吃进肚子里，美其言是中西医结合，学中医越学越糊涂也是自然；其三，我们花了许多精力在争辩中医药优势，却放弃了对事业发展后来人的中医思维教育。既然有优势就扎扎实实写进我们的中医药教材中，转化为教材里的授课内容，干有益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实事。
3.3 中医药教材不能只看到“西学东渐”而看不到“紫气东来”学科优势是发展事业的核心，中医药的学科优势就是中医思维。“中医药经过几千年的实践和发展，无疑是补充与替代医学中最为绚丽的瑰宝。中医药一经与现代科学相结合，必将对现代医学发展作出贡献，同时，现代科学发展也将为中医药现代化创造条件。”［2］
科学多元化发展的今天“西方文化中心论”正在打破。国学大师钱穆晚年在最后的著作《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中提到自己“彻悟”天人合一观“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并“深信中国文化对世界人类未来求生存之贡献，主要亦即在此”［3］。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反对把中国传统科学视为失败的典型，认为它保存着“内在而未诞生的最充分意义上的科学”，觉悟到应该按东方的见解行事 ，“因为从中国人的智慧和经验中，我们可以获得医治现代病症的良药，以及推进今后全人类的哲学发展的必不可少的要素。”［4］；美国科学史学家萨顿重视东方思想的巨大价值，力求达到东西方文明相互理解和借鉴，其强调指出：“伟大的思想很可能有机会悄悄的从东方来到我们这里，我们必须伸开双臂欢迎它”［5］。
生命和死亡是哲学思考的中心问题，医学最终要归于哲学，传统文化与中医学精神内核的一致性，决定了在高等中医药教材建设中体现中医思维，让学生和授业者不能只看到“西学东渐”而看不到“紫气东来”，这是我们的历史责任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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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医学 教学方法 教学工作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4）02（b）-0152-02
中医学作为我们祖国的传统医学，是我国优秀文化遗产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历代医家在长期的医疗实践过程中，总结人民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和智慧，逐步形成了中医药学独特的理论体系和丰富的治法，至今，中医以其简便、应验、低价的特点在我国卫生保健事业中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作为一名医学生，理应掌握祖国医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以适应新形势下医疗卫生事业对卫生技术人才的基本要求。
目前，在西医院校的课程设置中主要是以西医学为主的现代医学，中医课时的安排是相当有限的，如何利用有限的课时为学生开启一扇探索祖国医学宝库的大门，是中医教学工作中的重要课题。本人在教学实践中有以下几点体会，在此提出，与同道共探讨。
1 端正态度，正确认识中医学
长期以来，社会上存在着有关中医“落后论、淘汰论”和“不科学论”等思想，这必然会使学生对中医药学产生怀疑的态度，因此在中医教学中端正学生的学习态度是首要任务。中医药学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历程，理论体系不断完善，临床经验日积月累，并经过长时间的实践检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教师应在教学过程中逐步向学生展示中医药理论的博大精深，体现其历史与医学价值，激发学生学习中医药学的积极性。同时也要指出中医药学的薄弱环节以及面临的困惑，如在客观化指标、研究方法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1]，从而引导学生客观、辩证的认识中医药学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2 分析教材与学情，准确把握定位
岳美中认为“中医是一门艰深的科学，易学而难精。医生也绝不是泛泛地认得几味药，记得几个方就是中医。”对于非中医专业的学生来说，学习的目的就是在学习现代医学的同时，了解祖国医学的渊源、历史传统，熟悉祖国医学的基本特点、基本理论、发展状况以及目前中西医结合成就，为今后从事医学技术工作奠定基础。因此重在了解，对学生不能要求过高过深，只要求他们熟悉简单的中医基础理论和中医诊病治疗方法，了解中药的作用及组方原则和常见病的中医治疗方法，所以教学过程中应把握中医理论的精髓，围绕以脏象学说、经络学说、气血津液为核心的生理与病理；以六气、七情为主的病因与预防；以四诊八纲、辨证论治为中心的诊法与治则；以及基本的中药、方剂理论等，引导学生步入中医药学的殿堂[2]。
3 讲好开篇，激发学习兴趣
通常绪论在很多课程中都是以概述、简介的形式出现，一般都不作为学习的重点，但在中医学的教学中绪论的作用却不可忽视，它会形成学生对中医药学的第一印象，讲得好坏会直接关系到学生学习中医的兴趣。讲解时可以医学发展的历史轴线为纲，详略得当地向学生讲述中国医学史：如汉末之前的四大经典著作奠定了中医药学的基本理论体系；神农氏尝百草著成《神农本草经》，扁鹊切脉断生死被誉为神医，华佗自制麻沸散行剖腹手术堪为外科鼻祖，张仲景勤求古训、拯救生灵而为医圣；金元四大家开创了中医学术争鸣的新局面；李时珍赴深山、访千家、三易其稿而著成《本草纲目》；明清温病学派开拓创新、使温病学自成体系。这一幅幅生动的医史画卷向学生展示出中医学的科学性及历史价值，从而激发起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对中医学的探索欲望，为今后学习中医学做好心理准备[3]。
4 借助现代医学，阐述中医理论
中医学的形成发展特点决定了其理论的抽象性，加之其文字专业性强、术语多，对于初学中医的学生来说，理解上会存在一定的困难，因此中医教学应尽可能通俗易懂，教学过程中以中医学为基础，结合现代医学的研究成果，用以解释中医基础理论，会有助于学生的理解和记忆。如：上海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研究所经过研究初步阐明了肾阴虚和肾阳虚本质上与机体皮质醇量的高低相关；热证时在病人和动物模型中发现交感神经系统活动增强，儿茶酚胺类的排出量亦有明显增多，而寒证则相反[2]；中医血瘀与现代医学循环和微循环障碍之间的关系[4]等，这样生动具体的成绩和实例，会使学生感受到中医学的奥妙和神奇，从而提高他们探索中医理论的积极性，同时也加深了学生对中医理论的理解，并且开阔了思路，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意识。
5 突破传统模式，改革教学方法
传统的教师一言堂的理论授课方法，无论对于学生，还是老师，都显得枯燥乏味，如果能在教学中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不仅可以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还可以加强对学生的素质培养。
（1）注重启发引导，加强知识学习的系统性。中医学知识的联系性很强，在授课过程中应多给学生以提示，引导学生用已学过的知识归纳总结新知识。如在详细讲解了生理功能之后，可以让学生自己推导出相应的病理变化，从而使所学知识融会贯通，灵活应用，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能力。
（2）开展自学讨论的学习方式，以提高学生对知识信息的获取能力。对于相对较易理解的内容如病因中的六淫和中药的煎服方法等，由学生分组自学讨论，然后选出代表在课堂讲解，互相提问，取长补短，最后由教师对重点、难点予以总结，这样既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又锻炼了学生的自学能力和中医术语的运用能力。
（3）运用多媒体教学，加强中医理论学习的直观性。中医理论的抽象性是学生学习的一大障碍，又加上单调的教学方法，使得师生都感到乏味至极。利用多媒体技术，在课件中适当配以形象的插图、临床的实例图片，可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中医理论的直观性；而对于中医四诊和针灸学的有关内容还可利用教学录像来加深学生的印象，既有利于学生的理解和记忆，同时也大大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在轻松而愉快的氛围中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总之，在新时期教育教学改革的大环境中，尤其是面临严峻生存挑战的形势下，中医教学必须要顺应时代要求，摆脱单调而乏味的传统模式，改革教学思路和方法，符合时代特征，只有这样，中医学才能在新的历史环境中求得生存、求得发展。
参考文献
[1] 梁尚华，童瑶，徐竹林.论中医现代化思想在中医教学全过程中的贯穿[J].中医教育，2003，22（5）：36-37.
[2] 吴水盛.中医教学要具有时代特色[J].中医教育，1999，18（4）：32-34.
【关键词】 医药院校；人文素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Abstract:It has become an urgent task for the medical colleges to enhance their humanistic accomplishment education， with which offering the course of Outline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China can be effectively combined. The course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improvement of patriotic feeling， cultivation of morals of the students in pursuit of truth and promotion of active and optimistic spirits.
Key words:medical colleges; humanistic accomplishment education; Outline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China
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医学模式的转变，人们对生命、健康、疾病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对医药人才综合素质尤其是人文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谢欣等的调查表明，当前医药院校的学生人文素质很大程度上令用人单位不满，“二期预调查数据显示，高达81.72％的人认为现今医科院校大学生的价值观是以‘有效与实惠’为中心，调查医学生工作态度时近五成被调查者（44.7％）认为其‘缺乏主动性和对工作的认同感’，工作态度不端正。”［1］这从某种角度揭示了当前医药院校学生就业较为困难的原因。可见，无论从社会和医药教育事业的发展还是从医药院校学生的就业来看，加强医药院校的人文素质教育已是迫切之举。
适逢教育部出台新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新方案，在整合原有的思想政治理论公共课的基础上，增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中国历来有重史的传统，对于史学的功能，“读史使人明智”、“以史为鉴”等语早为世人熟知。除此之外，读史更能使人崇德，正如梁启超所说：“史学者，学问之最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爱国心之源泉也。” ［2］因此，有“人文学之母”雅号之称的历史课再次列入大学公共理论课的行列中，有着特别深远的意义，尤其对于历来崇尚知识和技能教育的医药院校更为突出。作者在担任“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教学中，深刻地感受到上好“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与提高医药院校学生的人文素质有着密切的联系。现就“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以下简称“纲要课程”）与如何提高医药院校学生人文素质谈几点自己的看法，以求教于同行专家。
一、“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教育，可以增强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
纲要课程主要讲授中国近代以来抵御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推翻反动统治、实现人民解放的历史。中国近现代史是一部中华民族的苦难史和奋斗史，尤其在近代史上，中华民族遭遇了空前的外敌入侵，几乎所有西方的资本－帝国主义国家都曾经侵略过我们。他们凭借科技的进步和军事的实力，以战争开路，强迫晚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攫取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特权，加速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衰弱，延缓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并直接导致了近代中国的贫穷与落后。那么，通过对这段历史如泣如诉般的讲授，同时借助于一些历史电影的镜头和视频，必然能激起学生们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例如，我们在讲授“近代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时，组织学生观看电影《圆明园》，这是一部尊重史实的近唯美主义的史诗电影，学生们看到了一座荟萃古今中外建筑艺术精华的旷世皇家园林的毁坏，目睹了西方列强对中国财富的掠夺和古迹的破坏，他们震撼于西方强盗们的野蛮行径，心底升起的是对苦难祖国的深深同情与热爱。又如，我们在讲授“五四运动”一章时，插入剪辑后的电影《我的1919》，该片以1919年“巴黎和会”为背景，通过中国外交使团拒签“凡尔赛和约”的历史事件，生动展示出80年前中国外交风云，讴歌了中华民族威武不屈的民族精神和蓬勃高涨的爱国激情，同时也揭示了“弱国无外交”的真理。这对学生们的心灵震撼是非常强烈的，使他们切身感悟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深刻意蕴，体会到国家的兴旺发达、蓬勃发展给人民带来的幸福安康，离不开每一个人作出的贡献，从而激发起他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增强他们对民族和国家的热爱。
对国家、民族的热爱是一种大爱。一旦我们的学生拥有了这种大爱的胸怀和精神，他们才能形成对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尊重和关爱，这是医药院校学生必备的一种人文素质。“医乃仁术”，要求医学以生命为本，敬畏生命，而不是让生命乞怜于医学。这才是真正的、完美的医学。这种对生命敬畏感的形成，源于一种内心崇高的信仰，这种信仰就是对国家民族的热爱。只有在这种强大的精神力量的驱使下，我们医药院校的学生才能更好地关爱生命，敬畏生命，从而努力地去学好自己的专业知识，研制出能帮助人类解决疾病痛苦的良药，练就出更加精湛的医术。
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教育，有利于培养学生求真的品格
史学虽然是一门人文社会科学，但是它有着科学的精深严谨。它是对过去的人、物和事件的研究，它不可凭空臆说，必须是在尊重史料的基础上尽力得出合乎当时史实的结论。诚如北京大学的茅海建教授指出的：“尽管现代史学理论已经证明了再现历史之绝对不可能，但求真毕竟是治史者不灭的梦境。” ［3］可见，求真可以说是史学研究和史学教学的最高追求。我们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教学中，努力地向学生灌输史学的求真精神。例如，我们在讲授“鸦片战争”一节时，我们没有宥于旧说，对于鸦片战争时期的主战派给予高度的肯定和评价，而是结合学术界挖掘的新史料和新的研究成果，对于当时中国朝野上下昧于世界大势的真相给予正确的认识。甚至于对于当时号称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民族英雄林则徐也不是只有肯定，因为作为朝廷钦差大臣的他，身处当时中国对外开放的最前沿——广州，但是对于英国发动战争的信号没有作出及时与正确的反应，说明了他对于西方的认识其实是非常有限的，从而形成对于历史人物更加全面的认识。再如，我们在讲授“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时，对于中国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抗战地位与作用的问题，没有采取回避的态度，而是结合中国抗战的三个阶段逐一地展开分析，引导学生自己得出结论：国民党在抗战的前期是积极地抗战，但是在抗战的后期转向消极、被动。通过这门课程的教学，力图培养我们学生求真的精神，做到“论从史出”，以科学和真诚的态度对于一切事物。
求真是医药院校学生必备的人文素质之一。只有具有了求真的品格，我们的学生才能以真诚的态度去善待他人、善待生命。2007年度感动中国的人物之一——陈晓兰医生，就是对于医药人员必备的求真精神的最好诠释。但是，历经9年的举报上访之路，陈晓兰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如果我们每一个医药院校的学生都能拥有求真的品格，那么，陈晓兰就不再会是同行眼中的另类，也就不再会有目前那么紧张的医患关系。
三、“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教育，有助于形成学生积极乐观的精神
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与“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两大历史任务而奋斗，是纲要课程教学的主题所在。围绕这两大主题，近现代史上无数的仁人志士浴血沙场，进行前赴后继的斗争，才在失败之中开创出一条走向胜利之路。因此，中国近现代史既是一部沉沦史也是一部奋起史。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历程中，曾经历了无数的失败。如在大革命时期，国民党背叛革命，对革命力量进行大肆的屠杀，中国共产党人由5.8万人锐减到1万人，同时，中共党人领导发动的近百次武装起义几乎无一例外的失败。在如此惨重的打击面前，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气馁，而是在失败之中，勇往直前，以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继续探索，直到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引领中国革命走向最后的胜利。再如，在抗战时期，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凌厉攻势，还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叫嚣，加之国民党正面战场大片国土的沦陷，“失败论”弥漫国内。但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这种局势吓倒，而是深入地对中日双方的国情进行了对比研究，得出理论：抗战是一场持久战，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中国。这体现出来的是一种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这种积极进取的乐观主义精神，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举不胜举。我们在教学中，突出这种精神的灌输与引导，教育我们的学生从先辈的身上继承这种精神，在面对任何困难和挫折的时候，决不轻言放弃，以积极进取、乐观的态度坦然面对一切。
这种积极乐观的精神对于医药院校的学生来说，更为重要和必需。因为他们跨入社会之后，主要是与病人和疾病打交道。这是一个需要激励和关怀的群体，它需要我们的医药人员以积极健康乐观的面貌出现在病人面前。尤其在今天这个“癌魔”肆虐的时代，众多的病人并非病死而是吓死，因而更加迫切地需要我们的医护人员具有强烈的乐观主义精神，以此去感染和激励病人，帮助他们树立战胜疾病的决心，从而增强他们战胜病魔的力量。
概而言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开设，绝非部分世俗论者眼中的毫无用处。它对于目前依旧重视科技教育而轻视人文教育的医药院校来说，意义非同一般，它可以弥补学生历史知识和人文知识的欠缺，培养他们的人文关怀，提高他们的人文素养，从而增强他们的综合素质。因此，我们应给予纲要课程应有的关注与重视，努力探寻提高该课程教学效果的途径和方法，以收提高学生人文素质之效。
参考文献
［1］谢欣等.用人单位对医学生人文素质需求与评价的调查［J］.西北医学教育，2007（6）：1072.
［2］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