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跨国经营;文化风险;文化差异;风险控制
一、引言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国际竞争日趋激烈,中国一些企业积极拓展国际市场,从事跨国经营。据统计:中国目前有对外直接投资企业12000多家,遍布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还有一大批其他国内企业正准备加入国际经营的行列。然而,挡在中国企业面前的不仅是技术、法律等显,由文化差异所导致的风险也成为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成功拓展的潜在障碍。随着中国企业在国际经济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如何有效地控制文化风险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国门从事跨国经营的所面临的迫切问题。
文化风险的根源是文化差异,要正确认识文化风险,必须从文化差异讲起。文化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笼统地说,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则是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随着组织行为学的发展,人们逐渐将民族文化与组织文化分开来,对外部环境的文化差异主要是民族文化差异。民族文化差异主要是不同国家或地区在语言、宗教、价值观念、教育以及社会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差异。
本文所指文化风险是企业在跨国经营过程中,由于文化环境因素的复杂性、不确定性,使企业经营活动的实际收益与预期收益目标相背离,甚至导致企业经营活动失败的可能性。
国外许多学者经过多年研究,提出了一些经典的跨文化管理理论,这些理论对我们认识文化风险有很大的借鉴意义。荷兰著名管理学者霍夫斯坦德(G.Holfstetd)文化维度的研究做得最早,其开发的文化四维度系统至今仍被接受和广泛运用,影响很大。他在对IBM公司的50种职业、66种国籍的雇员所回答的11.6万份问卷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比较归纳出不同文化价值观的四个方面:权利差距、不确定性规避、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男性化与女性化。霍夫斯坦德的研究表明,文化维度在不同国家相差很大,东西方的文化差异是十分明显的,即使同为东方文化圈的日本、香港、新加坡等地的文化差异也是较明显的。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内学者借鉴国外关于跨文化管理研究的理论成果和分析框架,结合中国的实际,对跨文化比较管理领域的诸多课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有关的研究成果也丰富起来。但与国外相比,国内企业跨国经营规模小、时间短、经验少,再加上中国政治文化、经济文化和社会文化的特殊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立足中国文化和中国跨国企业发展的特殊性基础上,借鉴国外比较成熟的理论的基础上,提出适合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文化风险控制方法。
二、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中的文化风险因素
(一)种族差异风险
从事跨国经营的海外企业管理人员可能会由于具有较为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偏见地对待异国文化而产生风险。因为不同文化所表现的心理取向不同,来自一种文化的人会具有较强的民族优越感,会相信自己的行为方式优于他人,于是有偏见地对待异族文化。这种民族优越感、民族歧视和隔阂是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中面临的首要文化风险。例如,一些企业在海外采取与在国内相同的方式进行经营;不能改造产品以使其适应特定市场的特殊需求;将利润全部转回国内而不再对所在国投资;让那些在国内干得很好但却没有国际经验的管理者充任海外企业要职等。
(二)管理差异风险
由于中西方经营管理文化的差异,使其成为中国企业跨国经营时遇到的最大障碍。中国在境外投资企业的管理人员在东道国所采用的管理模式、管理行为能否为当地的雇员所接受会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经营决策的制定和能否得到贯彻执行。因此,如果不了解本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文化差异,而采用以母国为中心的管理模式,往往会带来管理上的风险。处于不同文化背景的各方经理人员由于不同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习惯作风等的差异,对企业经营的一些基本问题上往往会产生不同的态度。例如,在用人态度上,中方会更注重员工的忠诚度和资历(身份、地位、年龄),个人才能相对次要;外方则用人“唯才是举”,不论其身份、地位、年龄、性别、资历、宗教和政治信仰如何;在领导层结构上,中方会采取一人负责制,而外方会采用集体决策和一人负责制相结合;在工作方法上,中方的特点是尊重上级,注重请示,而外方则自我意识为主,注重结果。
(三)市场差异风险
文化会极大地影响人们的消费需求欲望和消费行为,并最终决定消费者对任何产品的需求。因此,人们的消费选择会受制于他们的文化和价值观。不同的国家文化背景不同,消费者的消费习惯、消费偏好乃至消费行为都有很大的不同,从而决定市场需求差异。例如,自选商场在欧美各国受到普遍欢迎,但在西班牙却无法发展,原因是当地人认为无人销售是对顾客的冷漠,因而不愿光顾。由此可见,如果忽视文化差异对市场需求的影响,仅从自身文化出发来进行国际经济活动的跨国经营企业将难以生存和发展。
(四)信息理解差异风险
由于不同国家语言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对同一信息的理解也就会产生差异,甚至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在中国企业境外投资中,经常出现中外双方沟通障碍,无论是人员配置,市场开发和内部管理方面,都存在较大分歧。例如,在中国企业文化中一般都将员工加班加点视为工作积极的表现,但在西方国家则把员工加班加点看作其违规或无能的表现。在文化、信仰、价值观处于矛盾和冲突的时候,信息沟通就会遇到重重困难甚至导致沟通的误解,这些误解如果没有及时有效得到解决,就会严重影响管理决策的制定和执行的效果。
三、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中的文化风险控制策略
(一)注重文化差异的识别
由于文化风险是由于文化差异带来的,要识别文化风险,必须要分析文化差异。中方和外方在价值观、思维方式和行为等众多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从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到个体文化,在不同层面上都存在着文化差异。中国企业从事跨国经营之前,必须对东道国的文化(如风俗、价值观、消费观念等)进行详细的调查,从而对当地企业的文化背景有一个深刻、全面的了解。在进行文化差异的识别时,首先,充分认识本国文化。为了能更客观地认识本国文化与外国文化的差异,所用资料最好能包括国外对本国文化的研究资料。其次,对东道国的文化特征、惯例、风俗等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再次,找出两国文化的差异。最后,根据以上差异分析制定出一系列的经营方法和经营目标。
(二)制定风险控制战略
文化风险是企业跨国经营中必须面对的问题,中国企业应积极制定风险控制战略。当中国企业文化占有明显优势时,企业的跨国经营可以采用延续母国文化为主导文化的战略,在企业进行决策和行动时,以这种比较强势的母国文化作为指导。而在东道国文化占有明显优势情况时,企业则需采取东道国文化导向战略,调整自己的经营战略,积极适应当地文化,降低文化风险。企业应该明确地认识到企业文化不应是一成不变的,只有那种能不断吸收外部新事物,调整自己以适应环境的企业文化才是有生命力的。当然文化适应并不代表中国企业要被动、消极地妥协或服从,而是要采取文化融合战略,也就是积极地进行文化互动,在吸收当地文化的同时,向当地市场传递企业自身的经营思想和理念。
(三)加强跨文化沟通和培训
为了更好地控制文化风险,企业应加强跨文化的沟通和培训,包括对对方民族文化及原公司文化的认识和了解;跨文化沟通与冲突的处理能力培训;大力提倡、推广应用国际化工作语言,并进行语言培训,在企业内部形成学习与使用多种语言的风气;采取多种措施增强员工的文化敏感力和文化适应性等。这些工作可以促进跨文化沟通技能的提高,改善管理人员与当地员工及政府之间的关系,有助于管理者更快地适应新文化新环境。
(四)实施本土化经营策略
为避免文化冲突,降低文化风险,实施本土化经营策略是企业跨国经营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这里所说的本土化经营策略主要是指人力资源的本土化。这是因为:首先,各国政府为了保护当地劳工,增加就业机会,许多国家都在法规上规定了跨国企业必须在当地雇用相当数量的当地雇员,人力资源的本土化可以满足东道国相关法规要求。其次,由于当地雇员熟悉当地的风俗习惯、市场动态以及政府方面的各项法规,雇用当地员工无疑可方便中国企业在东道国拓展市场、站稳脚跟。再次,人力资源的本土化还可以避免当地对中国企业的抵触行为,尽量减少中国企业与当地文化融合过程中产生的冲突。
四、结束语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中国企业逐渐走向国际舞台,所面临的文化差异也越来越多,文化差异给跨国经营带来了优势,但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因此,企业要从事跨国经营,除必须了解进入国家的市场及其运作规则外,还必须了解其社会文化、人际交往规则、企业管理模式及其背后的文化因素,对影响企业管理活动和管理模式的文化层面进行细致分析,在充分认识文化风险的基础上,采取加强跨文化沟通和培训、本土化经营等策略以有效控制文化风险,使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1、马尔科姆・沃纳.跨文化管理[M].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
2、孙永波.跨国公司的跨文化管理[J].商业研究,2008(5).
3、郑水丽.跨国经营中的文化风险管理[J].中国商界,2009(7).
论文摘要：文化风险是企业并购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本文在界定知识与知识管理涵义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知识管理的企业并购文化风险的预警体系，并分别从成立风险管理小组、制定风险管理计划和加强沟通三个方面探讨了企业并购中文化风险的预警策略。
论文关键词：知识管理；企业并购；文化风险；预警
一、企业并购的文化风险
1．企业并购文化风险的含义
文化风险是企业经营所面i临各种风险中的一种，主要是指企业在跨组织经营过程中，由于文化问的差异以及文化交汇过程中各种不确定性因素而导致企业实际收益与预期收益目标发生背离，甚至导致企业跨组织经营活动失败的可能性。由于文化具有层次性，因此广义地讲，跨组织经营既可以是发生在不同国家间的跨国经营，也可以是在一国之内不同亚文化间的跨组织经营。跨国经营中的文化差异主要是国家文化的差异，一国之内同样也存在文化差异，这种差异可以是地区文化差异、行业或职业文化差异、组织文化差异等。企业在跨组织经营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处于不同文化环境之中，由于文化之间的差异而导致的文化误解、文化冲突有时会危及到企业经营目标的实现。
2．企业并购文化风险的表现形式
(1)沟通风险。沟通风险，即由于文化沟通障碍和沟通误会而导致沟通失败的风险。由于不同组织的文化背景不同，对同一信息的理解会产生差异，甚至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如曾在中国国内有名的“白象”牌电池出口到国际市场，其品牌就直译为“whiteelephant”，这种质优价廉的电池在国际市场上销售状况却很不理想。后经调查发现“whiteelephant”在英语中还有累赘物、废物的意思，可以设想这种品牌的电池又如何能吸引消费者购买呢?
(2)管理风险。管理风险，即由于不同文化导致的管理风格的差异，以及由于不同文化的管理人员之间和员工之间不能建立起协调关系而带来的管理失败的风险。尤其在跨国并购中，一国的管理模式和行为有时不能为另一种文化所接受，使得企业在内部管理上花费很大的精力和成本。
(3)商务惯例与禁忌风险。商务惯例与禁忌风险，即在商务合作中由于习惯、方式的差异而导致交易失败以及不同文化对特定事物或现象的好恶差别而导致营销失败的风险。如在很多西方国家，在打高尔夫球时谈论业务是可以接受的，因为谈业务往往是打高尔夫球赛的真正原因。但是在日本，人们却从不在高尔夫球场上谈生意，而德国人将商务和家庭生活区分开来，他们很少在下午5点以后做生意。
(4)种族优越风险。种族优越风险，即由于不同文化所表现的心理的种族文化取向不同，来自一种文化的人具有较强的种族优越感，相信自己的行为方式优于他人，有偏见地对待异族文化而产生的风险。个人与组织都可以有自我优越感。对于跨国企业来说，优越感有多种表现形式。如一些国际化企业由于相信自己在国内的经营方式优于海外竞争者，因而在海外采取与在国内相同的方式进行经营。
二、基于知识管理的企业并购文化风险的预警体系
1．知识管理过程框架。从知识管理过程框架来看，知识需求驱动知识活动，知识资源支持知识活动，影响因素制约知识活动，知识活动的成果得到学习和应用，如图1所示。
知识活动必须由若干执行者来实施，这些执行者可以是人(个人或团队)，可以是计算机系统，还可以是人机系统的结合。知识流把各个执行特定知识活动的执行者联系起来，这些特定的知识活动与相关知识流便构成一个知识管理事件。一个完整的知识管理事件起始于知识需求，终止于需求的满足，但也可能因为其他原因而半途而废。上述三类影响因素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上制约事件发展的全过程。
2．基于知识管理的企业并购文化风险的预警体系。从知识管理过程的框架图可以看出，知识管理是由知识需求为驱动力，围绕知识活动进行知识的学习和应用过程。结合这一模型，可以建立起基于知识管理的企业并购文化风险的预警体系，如图2所示。
在该体系中，主要包括以下四个部分：
(1)信息收集。信息是风险预警管理的关键。按照系统的观点，在企业并购中，将不同的子系统融合为一个系统，系统的要素、功能、结构等都要发生变化，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并购双方的信息、物质、人员与能量等不断地交换和沟通。通过完整的信息收集，才能准确、及时地预测到企业可能发生的风险信号，为企业进行下一步预警活动的信息分析和评估打下坚实的基础。
(2)信息评估。信息评估主要是对风险环境和因素进行分析，环境分析是指对可能或已经引起风险发生的文化、社会等环境因素的了解、评价和预测。企业要及时识别、评价在并购中文化风险的不确定性因素。观察、捕捉出现文化风险前的征兆性信息。由于几乎所有的风险发生前都有不同程度的前兆，所以，企业应当及时捕捉这些信息，及早进行必要的防范。
(3)风险预测。科学的预测是风险管理的前提，因此，在企业并购中，要根据文化风险的成因、演变、发展和趋势进行科学的预测，为管理者进行风险控制和管理提供科学的依据。
(4)风险预警。风险警报系统主要是判断各种指标和因素是否突破了风险警戒线，根据判断结果决定是否发出警报。正如任何一种经济现象都具有多方面的特征，指标体系就是对经济现象特征的整体描述一样。企业风险的各种警兆只有经过警情指标来加以量化、说明与解释，才能得到科学、全面的反映。在企业的不同层次、不同角度设置预警指标监测防范体系，一旦发生“病情”，决策者可立即得到警报并采取相应的防范手段和措施。
3．文化风险管理的信息三维图。在该模型中，信息始终贯穿于整个流程。但是，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在企业并购过程中管理者要不断地提高信息的获取能力，使风险预警系统能够有效地运行。因此，管理者要从概念上能够清楚地勾画出在风险预警中所必需的信息，以及这些信息在时间和逻辑上的顺序。据此，可建立起企业并购中的信息需求三维图，如图3所示。
时间维：在企业并购过程中，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可分为并购前、并购中和并购后。在并购前，要对并购对象及其风险问题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确定并购的策略及风险防范的方法。在并购中，要时刻监视并购中发生的风险问题，并要分析其根源所在，及时采取纠正措施。在并购后，总结在并购中的经验与教训。
知识维：在并购中，从知识的纬度来分析，主要有政治、法律、管理、心理等相关知识需求。
逻辑维：从逻辑维来看，首先是发现问题，其次是确定目标，然后是进行分析、提出方案，最后是作出决策。
三、基于知识管理的企业并购文化风险的预警措施
1．成立风险管理小组。任何企业都需要有风险管理措施，不同的是其实施情况根据企业的性质和大小而有所变化。但是无论如何，建立风险管理小组都是十分关键和必要的。因为该小组行之有效的工作，可以清理风险险情或遏制风险的发生，以减弱其对企业造成的危害，并使企业对风险的反应由被动转为主动的积极行为。风险管理小组的主要工作职责是预测可能出现的风险、制定风险防范的方针和政策、指导和监督企业各部门风险管理的措施、编制风险管理的经费预算、对风险处理进行指导和咨询。
在联想并购ibmpc过程中，经过调查发现，由于双方的文化差异很大和ibm员工对联想的企业文化的认同度很低，并购面临着很大的文化风险。针对这一情况，新联想成立了过渡时期领导团队“t&t”team。2005年1月，由来自原联想和原ibm两家公司不同部门的专家组成了一支专门的文化融合团队，负责收集、整理和分析来自公司各部门员工的意见，对现有的公司文化、员工渴望的公司文化以及两者之间的差距进行评估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新联想的文化进行新的诠释。通过不断沟通与互相了解，学习对方的优势，理解不同国家民族的文化特点等，这对联想的并购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制定风险管理计划。为了有效地预防风险，企业要有健全的风险管理计划，以便约束员工的行为，保证相关方针、政策、措施的有效实施。笔者认为，风险管理计划主要应该包括以下的内容：
首先，确定潜在风险。企业可以通过曾经发生过的风险和同行其他企业发生过的风险来确定可能对企业构成严重威胁的风险，也可以从企业内部，如企业董事会成员、离职或退休的员工、政府官员、社区居民、新闻媒体、行业分析人士等获得相关信息。
其次，准备风险管理所需资源。在人力资源方面，培养员工风险意识、开展风险教育等；在组织结构方面，建立风险管理小组，明确小组成员及其职责，规定风险期间的沟通方式等。在规章制度方面，制定风险管理计划，为风险的预防和处理做好准备。在财务方面，把企业的风险管理列入日常的财务计划中，并拨出一定额度的资金作为专门预算，支持企业风险管理的相关活动。
再次，确定风险预控对策。风险预控就是根据风险评估与警报的结果提前对可能引起风险的各种影响因素采取措施加以控制，力争在爆发前将其消除在萌芽状态，而对难以完全避免的风险，风险预控也可以事先准备相应的对策，力争减轻风险对企业的危害和冲击。
电信行业“营改增”后在税务核算与管理上产生了巨大的改变和挑战，税会差异成为了电信企业重点关注的内容之一。本文针对税会差异的产生、管理现状与问题、管理改进与风险防范措施进行阐述，提出了针对增值税税会差异管理加强信息化系统支撑、建立有效沟通、完善风险管理制度的管理措施。
关键词：
营改增；电信业；增值税；税会差异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关于将电信业纳入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2014年6月电信业正式试行“营改增”。“营改增”给电信企业的税务核算与管理带来了很大的改变与挑战。增值税管理深入在生产经营的各个方面，管理水平差异可能会导致税负差异，以致影响到经营业绩，值得重视。增值税税会差异则是企业增值税管理的其中一项内容。所得税税会差异已为大家所熟识，但增值税税会差异还是一个比较陌生的话题。尤其电信业“营改增”才一年多，虽目前运行平稳，依然有很多税务问题需要改进完善。增值税的税会差异，是由于企业的会计核算方式与税法规定的销项税计税基础和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不同而形成的差异，这种不一致可能是时间性差异，也可能是永久性差异。行业不同、业务不同，增值税税会差异也会因之不同，电信企业也有其自身业务特色的税会差异。
一、电信企业增值税税会差异主要类目
（一）终端捆绑销售等销售行为形成的税会差异电信企业常用包月送手机、存话费送手机、买手机赠话费等方式将终端和自有业务相捆绑销售。会计核算时对终端、SIM卡赠送或打折销售的相应成本进行捆绑销售销项税计提。因捆绑销售形成的是时间性差异，电信企业和税务上确认收入的时间不同，所以电信企业一般通过“递延增值税”科目对差异进行核算。按采购价计提一般销项税（17%货物），17%与综合税率的差值直接冲减收入，根据综合税率计算的销项税作为递延增值税分期转回冲减销项税。例：Z电信企业某月终端捆绑销售50万元，该企业测算的综合税率8.371%，那么税务核算相关处理如下：当月计提销项税（50万×17%），其中（50万×8.371%）入递延增值税科目，如果该捆绑销售分24个月，该递延部分金额分24个月转回冲销销项税。
（二）分成类业务收入形成的税会差异电信企业有很多分成业务，例如SP业务、宽带合作、固话业务等。每月计算分成收入时，按照应付分成方的金额，计提销项税额（一般为11%或6%）。这项差异为永久性差异，所以不通过递延增值税科目核算。核算时一般直接借记应付账款，贷记应交税费。
（三）视同销售行为形成的税会差异电信企业提供与电信服务无关的货物赠送，不符合财税[2014]43号文规定的“电信企业提供电信业服务附赠电信终端”情形，税法规定应视同销售计提销项税。营业厅摆放的糖果、VIP客户的生日礼品等电信企业都做视同销售，每月手工计提、通过视同销售科目核算。
（四）押金等暂收类形成的税会差异电信企业的押金包括终端押金、漫游押金等，不同种类的押金对应不同税率。押金入应付科目核算，会计上不做收入，税法规定则要提税，所以每月通过手工计提的方式计算应交销项税额，待退还押金时，再冲减税额。这部分差异也不属于时间性差异，因此直接入应付账款和应交税费科目。
（五）流量递延形成的税会差异2015年10月开始电信运营商开始执行流量不清零政策，将原来单月清零变为双月清零。对于电信企业会计核算而言，则为当月有流量递延，冲减收入，而税法上则是按配置的资费全额确认收入的，所以核算时冲减收入不冲减销项税，形成税会差异。
二、电信业增值税税会差异管理现状与问题
电信业“营改增”刚施行不久，增值税税会差异管理上难免会存在一些问题，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增值税税会差异核算与分析多靠人工处理终端捆绑销售、分成业务收入、视同销售、暂收押金等业务目前都通过手工方式进行核算，递延增值税分期转回也通过人工编制的表格每期累计，计算当期需转回的税额。手工干预多，出错率难免会加大，可能引起多缴税款或者少缴税款。尤其是因为捆绑销售形成的递延增值税，应该做一项资产来管理，以后每期可抵减税款，手工计算不利于税务管理。
（二）增值税税会差异缺乏有效信息化追踪税务会计每月根据收入和应交税金编制增值税税会差异，对差异项进项分析，有异常项则查明原因并予以调整。但是对于税会差异还未有信息化的手段进行追踪，如某月税会差异编制时发现有一项业务计提税金时税率匹配错误，则价税分离计算错误，收入金额出错，应交税金科目入错，查明原因后需在次月调整，这就需要人工追踪与关注，容易追踪不到位。又如分成类业务收入计提销项税形成的税会差异，并不是时间差异导致，通过对方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进项税额来抵消，费时费力且很容易疏漏。
（三）可能面临的税务风险捆绑销售的递延增值税计算、分成业务的税金计提、视同销售业务判定、押金销项计提等等这些增值税税会差异若管理不善，极易造成企业多缴税或者少缴税，多缴则增加企业负担，少缴则面临税务风险。这些业务另有些核算方式尚未得到税务机关的全面认可，比如捆绑销售的会计处理，还是存在一定的风险性。而相关的税务风险管理缺乏专管员，且未建立完善的制度与内控体系。
三、增值税税会差异管理改进与风险防范
（一）建立系统化的增值税税会差异核算与分析方式捆绑销售、分成业务、视同销售、押金等业务税金计提都是通过会计核算系统中取某些科目发生数，再经手工计算得出。这项核算系统实现的需求，应可以通过开发实现，系统自动取数，根据设定的公式进行价税分离、税率匹配然后生成账务，因有些业务税率判断需借助人力，界面设置可友好化，允许税率等要素修改。账务生成系统化后，有利于提高核算准确性。税会差异分析主要是收入侧与税侧的比对，有些是收入侧有税侧无，如流量递延的收入冲减，多数则是税侧有收入侧无，如应付分成业务收入、捆绑销售、视同销售、应付押金这些业务的税金计提。这种差异比人工编制耗时耗力，也应实现系统自动生成的功能，每月关账后可系统取数，然后税管员在此基础上再核查分析，更快捷准确。
（二）建立信息化的递延增值税管理和税会差异追踪方式电信企业都有各自的内部税务管理系统，但其中税会差异功能多数并未真正启用。应该完善这项功能，利用信息化手段分析与追踪增值税税会差异。纳税申报、进项认证、递延增值税转回、税会差异等都通过税务系统进行管理。前两项一般电信企业已在执行，递延增值税和税会差异多数还未进系统管理。应增设递延增值税管理模块，每月捆绑销售等涉及递延增值税的业务，经会计核算系统账务生成后，数据导入，根据累计的各期递延金额、递延税率、递延期系统计算当月转回税额，数据可同步到报账系统进行税务报账。每月的税会差异经核算系统生成后，导入税管系统，纳入系统管理。系统对于时间性差异进行追踪，后期是否有正确转回等；对于核算错误、业务判断错误等引起的异常差异进行追踪，后期是否有调整等。
（三）建立增值税税会差异预警机制增值税税会差异纳入信息化管理，则可以通过系统设置建立预警机制。对每月税会差异的金额设置预警，比如根据上年平均值上下浮动5%来确定安全值，超出范围系统提醒异常，税管员分析异常所在；对每月税会差异的项目设置预警，设置常规差异项目，如有系统不能辨识的非常规项目则提出预警，进行人工干预分析；对异常差异项目进行后续追踪，如超过1月未调整核销，则发出预警提醒等。
（四）加强税会差异信息内外部沟通机制随着“营改增”不断深入，且电信企业业务也常因市场而变，增值税税会差异也会有变动，电信业上级机构应常更新信息下发至下级机构，下级机构也应将实际情况、异常事项、风险点反馈给上级机构。可与同行业企业沟通比较，借鉴他们的可取之处，及时补漏。另应经常与税务机关、税务咨询机构沟通，掌握新的信息与动态，有利于加强内部增值税税会差异管理。
（五）完善增值税税会差异风险管理体系增值税税会差异管理实现信息化、系统化后，还需完善相应的制度与体系来防范风险。在增值税税务风险管理制度的基础上，细化税会差异部分形成细则，企业税会人员按制度执行；做到税会差异编制、稽核、管理分工明确，不相容岗位相分离，利于事中控制风险；做好梳理各风险点作为内部控制要点，按时内部检查；内外监察相结合，通过内审及时发现问题、控制风险、防范风险，也可引入外部税务中介机构等进行相关审计，或许可排查出一些自身未能发现的隐患。
四、结语
电信企业“营改增”不久，增值税管理在实际工作中总会发现一些不足，然后不断完善。增值税税会差异管理作为增值税管理的一项内容，也应受到企业重视，税会差异管理不当导致的税务风险也会不小，涉及的业务类型多，金额也较大。所以针对增值税税会差异管理应加强信息化系统支撑，建立有效沟通，完善风险管理制度，形成有效的机制。
参考文献：
[1]刘泽坤．营改增对电信业的影响[D]．西南财经大学，2014．
近年来，如何引导企业完善内部控制、加强风险管理，以便应对日益复杂的经营管理风险，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热门话题。本文运用规范分析、案例分析等方法对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研究及应用现状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关键词】
内部控制;风险管理;关系研究
1.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企业面临着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经营中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也越来越大，这就要求企业必须更多的关注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的内容。
2.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的研究现状
国内对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的相关研究建立在解读、评价美国COSO报告的基础上，随着诸多学者开始从风险管理的视角研究内部控制，并提出了许多重要观点，对基于风险管理的内部控制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丁友刚、胡兴国（2007）认为，随着经济与组织环境的变迁，内部控制的思想内涵也在不断丰富和完善：从简单经济环境下的实物风险控制，发展到报告风险控制、经营风险控制以及合规性风险控制。最后，内部控制作为一种内部风险控制机制融入到企业风险管理框架之中。
李国忠（2009）以中国神华为例对建立以风险管理为导向的内部控制体系进行了研究。他认为，企业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提升全面风险管理的水平：（1）构建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基础框架;（2）建立风险动态重估机制;（3）建立经营指标风险动态监控预警机制;（4）实施风险导向审计;（5）开展风险管理考核;（6）搭建全面风险管理信息系统框架。
陈关亭、黄小琳、章甜（2013）认为我国尚未形成公认的内部控制评价体系的关键问题在于内部控制评价指标、指标权数和评价模型的非标准化。他们基于企业风险管理框架（简称ERM框架）（COSO 2004）并结合我国相关规范设计内部控制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简称AHP）研究指标权重，联合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简称FCE）构建模糊评价数学模型，实现了内部控制评价从定性分析到定量研究的转变，合理解决了在模糊环境下综合评判多因素、多层级内控系统的不易定量、不宜精确判断问题以及单独使用层次分析法所致的主观因素影响，有效提升了内部控制评价结果的可靠性。
李维安、戴文涛（2013）分析了内部控制、风险管理、公司治理三者产生的根源，从战略管理角度构建了三者的关系框架，既理清了理论方面存在的误区，又为政府监管部门、企业制定和实施有关公司治理、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的规范和措施提供了指导。
3.我国企业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的应用现状
3.1 把内部控制体系和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相互独立起来
建设内部控制和全面风险管理体系都是一个系统工程，两者在内涵上也有一定重合，企业需要综合考虑自身业务特点、发展阶段、信息技术条件、外部环境要求等，确定选择合适的管理体系和建设重点。比如，在监管严格的金融业或涉及人民生命健康的制药与医疗行业，风险管理的迫切性更强，企业以风险管理主导内部控制可能更方便。而在另一些企业，为了符合信息披露中内部控制报告的要求，企业以内部控制系统为主导、兼顾风险管理可能更适合。在相关管理理论和实践不断发展变化的今天，有时候先做起来比争论更有意义。
3.2 内部控制与全面风险管理理念在企业实践落地难
由于新的管理理念和方法的引进，与国内企业原有的管理体系和观点存在较多的差异和差距，目前这些理念和方法还更多的处于导入阶段，大多数企业管理人员还不能在这些框架和概念与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行为和语言之间建立直接的联系。这就造成了企业在这方面的理解有差异或者关注度不够，除非出现强制性的相关规范和要求。其实这些理念、概念的出现并不是说企业就缺乏这些，事实是理论来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这些理论的提出有助于我们将散布于企业管理各个方面的相关元素按照框架的要求和标准进行补充、修正和组合。
3.3 国内尚未形成公认的内部控制评价体系
目前我国尚末形成公认的内部控制评价体系，其中尚末解决的关键问题为内部控制评价指标、指标权数和评价模型。虽然国内外理论界对内部控制评价模型、指数、指标和权数有所研究，但无论观点还是结果都不尽一致，甚至存在较大差异。如2012年的厦大内控指数和迪博内控指数（陈汉文，2012;胡为民，2012）即对我国内部控制百强企业的内控水平给予了迥然不同的回答―在百分制下内控指数均值分别为65.67和87.55（差异值21.88），排序差异率100%，指数值差异率100%，入围差异率77 %（其中，排序差异率指两家根据内控指数统计出的百强企业顺序排名差异率，指数值差异率指相同的入围企业内部控制指数的差异比例，入围差异率则表示进入内部控制百强企业的不同企业差异比例）。与此同时，我国99%以上的上市公司管理层自评报告和外部审计师的内控审计报告却认为其内部控制体系是有效的。
3.4 把内部控制与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的建设理解为建章立制
在企业实践中，普遍认为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就是内部控制制度和风险管理制度。把内部控制与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的建设理解为建章立制。认为按照相关部门或主管单位的要求，建立了相关的规章制度，就已经建立了内部控制体系和风险管理体系。其实从COSO框架的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它们都被明确为是一个“过程”，不能当作某种静态的东西，如制度文件、技术模型等，也不是单独或额外的活动，如检查评估等，最好是内置于企业日常管理过程中，作为一种常规运行的机制来建设。
4.结论
健全的内部控制框架会促进企业全方位的发展，包括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顺利运行、企业财产的安全和战略方针的贯彻和实现。如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出类拔尖，在于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是否完善。因此，我国企业还需在完善企业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的道路上不断的探索、进取。
参考文献：
[1]黄丽霞.企业内部风险管理初探[J].管理纵横，2010（15）
[2]周冀.内部控制理论研究文献综述[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4（06）
[3]周莜琪.基于风险管理的内部控制体系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3
自2000 年，中小银行特别是城市商业银行要求跨区域发展的呼声日渐高涨，一些中小银行为了突破经营地域限制，延伸业务网络，对跨区域发展进行了积极探索。而中小银行的异地机构，一方面进入新市场，需要积极发展规模，拓展新客户，推销个性化的产品；另一方面面对相对陌生的市场，陌生的客户群体，要有效地控制风险，确保分支机构健康稳定的发展。如何在风险和发展中达到平衡，是摆在中小银行跨区域发展面临的重大难题。本文拟从中小银行跨区域发展的内因着手，分析中小银行跨区域发展后风险管理可能存在问题，，提出中小银行跨区域发展后风险管控思路。
一、中小银行跨区域发展成因及其动机
（一）异地扩张的成因
近年来，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的步伐明显加快，异地扩张的势头愈演愈烈。探究城市商业银行异地扩张的原因，
首先是中小银行发展的内在需求。中小银行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长期存在着规模小、家底薄、风险隐患大等先天不足，只能依赖当地政府的支持，这也限制了中小银行的发展，跨区域经营无疑是中小银行摆脱困境的重要途径之一。
其次是由于外部竞争环境的压力增大。近年来，商业银行竞争趋于白热化，然而，中小银行在区域上的限制，成为其与全国性商业银行竞争时的“短板”。
再次，与监管当局的政策导向有关。2009 年4 月，银监会调整了中小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市场准入政策，大幅放宽对中小银行跨区域经营的限制。使得中小银行跨区域发展获得了政策方面的支持
（二）异地扩张的动机
1.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
异地扩张有助于中小银行快速扩大资产规模和构建新的利润增长点。中小银行实行跨区域发展后，一是可以集中优势信贷资源，拉动信贷规模；二是容易开展错位经营，相对对原有区域的深耕，在短期内更能获得快速利润增长，形成中小银行跨区域发展的直接动力。
2.扩大自身的影响力
实现跨区域经营，对扩大中小银行自身的影响力、提升自己的品牌效应无疑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中小银行在异地设立分支机构，进入新的市场、拓展新的客户、扩大发展规模和市场影响，收获的不仅仅是广告效果，还有实实在在的利润收益。
3.规避区域的潜在风险
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带给中小银行发展的影响是直接的。而中小银行在跨区域发展以前，受区域化经济的影响，信贷客户必定以当地经济相关联，形成了信贷客户行业集中度风险。如果银行能够跨区域发展，就可以有效规避这种区域风险，对中小银行来说尤其如此。
二、中小银行跨区域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市场定位受到影响
银行业务具有明显的规模效应，因此商业银行往往有做大规模的冲动。对中小银行而言， 跨区域发展是做大规模的必由之路， 事实也显示中小银行实现跨区域发展后规模扩张速度明显提升。这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中小银行原有“立足中小”的市场定位。。
（二）脱离地方本体后原有经营优势消失
1.政府协调的差异
实施跨区经营后，远离其立足之本，远离其“服务地方经济”的市场定位后，一来如何保持属地政府的支持成为新的课题，二来如何协调城市商业银行与分支机构政府的关系的问题摆在了双方的面前。
2.异地品牌认同的差异
一旦实现跨区域经营，中小银行原有的客户信息获知度将使它在域外扩张时，褪去保护层，一旦遭遇重大风险或危机，就会显示出明显劣势。
（三）不同员工及客户带来的信贷文化差异
一是经营理念差异。由于分行人员来源于不同银行，必然带来分行文化与总行文化的差异和整合，甚至带来分行内部的文化差异与整合问题，从而影响信贷政策执行效果；
二是经营客户偏好不同带来的差异。客户文化习惯的不同必然带来信贷方针、政策、文化的差异。
（四）风险管控缺乏跨区域管理经验
跨区域设立分行后，中小银行原有的总、支行两级管理架构变为总、分、支行三级管理架构。原有管理架构被打破，管理链条被拉长，管理流程随之发生变化，从而对中小银行的管理特别是风险管理提出新的要求。
三、中小银行跨区域发展对策
（一）坚定市场定位，服务中小企业
无论跨区域如何发展，中小银行都应当清醒的认识自身的差异。不要急于求快求大，而应当一步一个脚印，根据自身实力和发展战略，有针对性的开展跨区域发展。
（二）扬长补短，创新业务品种
针对跨区域发展后信贷品牌认知的不同，笔者认为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一是加强和当地政府部门的交流沟通，争取得到其支持，并在服务当地地方经济方面得到突破。
二是加快信贷产品和业务的创新，提供金融一揽子子方案，满足银行客户对多样化、个性化金融产品的需求。通过创新来弥补传统业务上的劣势。
三是加强品牌建设，通过品牌营销战略打造银行品牌知名度，培育品牌忠诚度，努力使本银行被当地市民高度认可。
（三）营造以“诚信审慎”为核心的企业信贷文化
1.培训全行统一的风险管理文化
将风险文化的传递，使跨区域分行员工达到对本银行风险文化的认同，形成对本行风险偏好、风险战略和风险限度等的统一认识，使风险意识突破传统的界限真正融入跨区域分支机构各个部门。形成防范风险的第一道屏障。
2.培育“了解你的客户”为中心的营销、管理文化
针对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客户开展针对性的营销管理工作，充分了解客户的信贷需求，密切留意客户风险偏好，确保资金安全。
(四)加大风险管理投入，打造全方位的风险管理体系
1.加快建立扁平化矩阵式的操作风险控制体系
跨区域扩张，必将推动自身组织体系由单一制向总分行制转变。为实现风险控制由层级管理向集中管理转变，由部门控制向流程控制转变。
关键词：科技风险；相关社会主体；认知差异；规避机制
中图分类号：G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4）04-0095-03
“科技风险认知”是指不同社会主体对于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客观风险的主观感受、判断、体验和评价。科技风险的潜在性、复杂性、全球性及不可逆转性等特征，引发了不同的社会主体之间的科技风险认知差异，在科技风险认知过程中，这些差异在公众与不同社会主体之间表现得较为突出。厘清不同社会主体对科技风险的认知程度及其差异，不仅是迫切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科技风险治理实践中的现实问题，关系到规避科技风险的架构的搭建、科技决策的民主化透明化问题，关系到科技发展如何更大程度地赢得公众的信任的问题。透视科技风险相关社会主体的认知差异和成因，不仅能为研究科技风险提供一个启发性的视角，而且也能为探寻规避科技风险的有效途径提供参考。
一、公众与其他社会相关主体在科技风险认知中的差异
在科技风险视域下，社会相关主体主要是指能够“诱发科技风险、对科技风险作出反应以及受科技风险影响的个人、群体或组织，包含了科技风险的诱发者、反应者、受害者（直接或间接）以及旁观者”。[1]由此来看，基于科技风险视角的社会主体主要涉及“个体主体”——科技专家、企业管理者，“集体主体”——政府，“类主体”——公众、媒体。分析公众与其他不同社会主体在科技风险认知问题上的差异是解决科技风险问题的一个重要基础。公众与其他社会主体的科技风险认知差异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公众与科技专家的认知差异。首先，科技专家与公众对科技风险的理解角度存在差异。专家通常是从专业的角度出发并使用专业的语言去理解科学技术和科技风险，而一般公众通常是运用“日常语言”或“模糊知识”来表达对科学技术及其风险的认知。同时，一般公众更倾向于从一个复杂的、多维的角度理解风险、效益及风险的可接受性。由于这种差异，一般公众与专家对于什么是风险、什么是可以接受的科学技术等问题的认知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专家也因此常认为公众在科技风险认知问题上是非理性的，然而，一个人如何定义科技风险、效益和可接受性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价值观和哲学观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科学问题的逻辑推导和论证问题，因此，完全排斥作为一般公众的“外行人”对于科技风险认知的诉求和表达是不可取的。
其次，专家与一般公众对科技风险的认知依据存在差异。专家群体中的科学家、工程师、专业的风险管理人员对科技风险的认知和评估一般是以客观理性的计算方法为依据，他们比较关注科技风险可能带来的预期伤害或破坏程度的可测量问题，并且倾向于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衡量科技风险的大小或严重程度，通常使用定量分析的方法评估科技风险。而一般公众除了根据科技风险可能引起的经济损失和伤亡人数判断科技风险外，更倾向于从定性分析出发研判科技风险，这种研判方法有利于一般公众从感性层面认知科学技术及其风险，但对于定量评估的忽视则可能产生一定的负面结果，即可能会使某种社会可接受的科学技术被搁置。
最后，专家与一般公众对具体科技风险的接受程度存在差异。上述科技风险认知问题上的差异在具体的科技风险认知实践中通常会外化为专家与一般公众对具体的科技风险的接受程度的差异。专家对于具体技术的接受或排斥往往是依据自己的理性分析和计算，并结合现存的技术安全条规，对具体的技术及其风险的接受程度进行评估。例如，基于自身的专业知识，专家会得出核技术及核电站风险较低（风险概率为0.5%），传统的电力技术及传统电站风险较高（风险概率为2.5%）的结论，据此，专家往往会支持核技术的发展。然而，罗尔曼（Rohrmann）和任（Renn）对风险认知的研究显示，在发生概率低但后果严重的风险与发生概率高但后果不严重的风险之间，人们对前者更为抵触，认为其有更大的威胁性。[2]那些由技术专家和科学家认同的包含着潜在风险的技术一旦在生产中引发事故，人们会格外恐惧。因此，一般公众往往会表现出和专家相反的立场态度，例如支持传统电站的发展，而抵制核电站的发展。这样的差异是特别值得专家和风险管理者注意和予以解决的。
2.公众与“专家-企业”利益共同体的认知差异。在当今时代，科技专家与企业的产学研合作日益紧密，以至于形成了“专家-企业”利益共同体。“专家—企业”利益共同体倾向于从风险-收益的视角进行科技风险认知。由于“专家—企业”利益共同体是科技研发、成果转化和市场收益的主体，因此导致科技专家与企业之间形成了一种利益相关性。在此种情形下，科技创新的不确定性、风险与收益等问题都由“专家-企业”利益共同体共同承担。囿于专家对科技风险的认知模式，企业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其影响，从风险-收益的视角对科技风险进行评估和认知成为企业的必然选择，因此，往往会出现重视经济视角忽视生态和伦理视角的科技风险认知的状况。
公众认知科技风险的视角倾向于多元化。公众对科技风险的关注重点与“专家—企业”利益共同体的关注重点不同，更为关注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同时，公众对科技风险的认知视阈远远超过了“专家—企业”利益共同体的经济利益的视阈，还包括诸如快乐、安全以及科学技术满足人们基本需要的重要程度等。公众更加希望在科技创新过程中，“专家—企业”共同体能够提供一个明朗清晰的科技环境，但是现实中科技风险向科技危险和灾难的转化却使得公众的期望难以实现，从而造成公众对“专家—企业”利益共同体的科技风险评估结果的强烈排斥，甚至造成公众对“专家—企业”利益共同体极度的不信任。
3.公众与政府的认知差异。公众对科技风险的认知依赖政府的信息和决策。公众是科技风险的直接、间接和潜在的承担者，是科技发展所造成的负面影响的受害主体。由于公众对科技风险认知的重要信息来源之一是政府，因而公众对政府的科技决策和科技管理有一种趋向于善和好的心理期望，这种心理期望的满足程度一是取决于政府的科技决策是否向公众公开，以满足公众对信息透明的要求；二是取决于科技决策的执行情况和结果与公众的预期是否相一致。一旦某种附带着风险的科学成果或技术发明在转化或应用的过程中出现与公众预期不一致、甚至相反的结果，就会严重影响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从而使公众在科技风险认知问题上逐渐偏离政府，走向主观建构的科技风险认知。可以说，政府的科技决策、科技信息公开、科技风险治理等的民主化程度直接影响着公众的科技风认知程度，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着公众对科技风险的选择和承受度。
政府对科技风险的认知有局限性。政府既要保证科技发展的速度和质量，又要满足公众对科技发展的心理预期，因此在科技决策和科技管理过程中要慎之又慎。政府要想取得预期的科技发展成果，需要对科技风险进行认知和评估。政府对科技风险的认知局限主要受两个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方面，由于任何科技决策必然是有限理性的产物，其中不可避免地掺杂着各利益相关体（政府、科技专家、企业）的利益冲突和博弈，因此，政府难免会在科技风险与收益的衡量中有失偏颇，从而导致对科技风险的认知不足；另一方面，如果缺乏符合高新科技发展需要的参照，则可能导致政府对科技风险认知的不完整。因此，保证科技风险认知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是政府科技管理工作中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总的来看，由于政府作为向公众传达科技风险认知的主体，而政府所传达的科技风险信息并不一定客观准确，就会造成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进而产生两者对科技风险认知的差异甚至分歧。
二、公众与其他社会相关主体存在科技风险认知差异的成因
尽管影响不同社会主体进行科技风险认知的因素较多，但是不同社会主体自身在科技风险认知中的不同特点和利益追求是最为重要的原因。
1.科技专家的“垄断权威”性。自工业社会以来，“科学主义”观念及其“科技官僚”制度的不断强化形成了“科技至上”的理念，“科技理性”被植入社会观念中。在此背景下，科技专家凭借其特有的专业背景，在科技风险界定、认知、决策、治理等领域享有“垄断权威”。在科技风险的认知上，他们一般是以工具理性为基础并受制于“科学理性”，对科技发展按照“线性规律”进行量化分析，并依此对科技发展过程中所蕴含的风险进行评估。然而风险的实际发生并非一定遵循“线性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人能称得上是真正的专家。即便科学家和技术工作者具有超强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他们也无法规避技术本身所存在的风险因素。[3]科技专家的科技风险认知有其不足之处：一是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科学技术表现出的“非线性发展”使得科技理性越来越具有局限性，用量化的手段对科技发展所滋生的风险的概括难以做到完全客观和全面；二是受经济社会特点、政府组织偏向、个人利益的追求等因素的干扰，科技专家对科技风险的判断难以做到真正的公平、公正；三是科技专家在某种程度上带有“科技官僚”的特性，往往造成在科技风险认知中的“垄断性”的现状，以至阻碍了其充分地体会公众对于科技风险的认识需求和对科技发展的美好期盼。
2.企业的“利益至上”性。对于企业而言，科学技术所带来的危害或存在风险的大小与科学技术所带来的收益或利润构成了一种概率关系。企业对科技风险的认知也存在着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企业“利益至上”的特点导致企业管理者缺乏对环境和公共伦理风险的考量；二是习惯于用经济学中“成本-收益”的方法来对科技风险进行评估，而忽视科技发展的价值和伦理尺度，可能会造成科技发展中人文伦理观念的缺失或破坏，有甚者会导致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一系列严重恶果。
3.政府的“被治理”性。政府对于科技风险的治理往往依赖于科技专家，在风险与收益的权衡中，只要专家认为收益大于风险，政府管理者往往会采纳专家的观点，致力于附带着风险的科学技术的发展，由此往往会造成政府在“科技理性”与“社会理性”之间取舍的偏颇，导致政府在对科技风险的控制和治理上总会出现“被治理”的现象。
4.公众的被动性。一是公众对科技风险的认知易受已往的科技事故的影响，这种情况的发生造成了公众对科技风险的直观感性认知；二是科技专家对科技风险评估的过程中忽略了公众对科技风险的感性认知，而是让公众被动地接受他们对科技风险的认知结果；三是不管是科技事故的发生，还是科技专家对科技风险的认知，都要经由媒体传播，在此过程中，媒体往往会对事故或观点进行不同的解读和渲染，从而影响公众的认知。当然，由于年龄、受教育程度、心理状态、经济状况、地域文化等状况的差异，公众对科技风险信息的接受程度也存在较大差异。
5.媒体的“解惑”与“惹祸”两重性。随着科技风险研究的不断深入，媒体作为“风险沟通”的主要载体呈现出“解惑”与“惹祸”的双重特点。一方面，媒体承载着“解惑”的重任，即承担着科学技术及其风险知识的宣传和传播任务；另一方面，媒体的宣传是否属实，直接影响着公众的科技风险认知。如果媒体的宣传不完全符合事实，出现“自由”放大或缩小科技风险的现象，那么就会对公众或其他社会主体的科技风险认知造成偏差，甚至会造成公众的心理压力或引起社会不稳定。
三、科技风险认知差异规避机制的构建
“责任由谁决定——由制造风险的人，由从中受益的人，由它们潜在地影响的人还是由公共机构来决定？”[4]这是当下科技风险治理面临的重要问题。影响科技风险的因素有客观方面的也有主观方面的。从主观方面来看，科技风险是社会相关主体合力作用的产物，因此，它的治理需要相关社会主体之间的互动和协商，在科技风险认知的具体问题上达成一定的共识，这就需要建立一种科技风险认知差异的规避机制。从科学技术发展的公众支持角度来看，应该改变过去那种科学技术普及单向灌输的模式，转而构建一种基于设计的、以公众为中心的科学技术传播和科技风险沟通机制，通过沟通机制了解除了专家、政府、企业想告诉公众的那些信息之外，一般公众知道什么、还想知道什么，引发公众之外的科技风险认知主体对科技风险传播和沟通方式的新的思考，从而促进消除不同主体科技风险认知差异的规避机制的形成。
毋庸置疑，各种信息的传播必然要经过媒体这一中介，因此，新机制的建立不仅要以公众为中心，而且要以媒体为中介，形成公众与其他社会主体进行有效沟通交流的网络，从而减弱或消除相关主体间对科技风险认知的差异。
1.“公众—媒体—专家”之间的沟通机制。专家作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风险社会中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首先，专家应该强化自身的责任感、科技风险传播意识和社会伦理观念；其次，专家应该打破 “垄断”话语权的狭隘视野，将公众视为科技创新所服务的终极目标，扩大科技交流与传播的视阈；再次，专家应多从社会理性的角度思考问题，避免与企业等主体形成利益相关体；最后，专家应该通过相应的机构来负责科技发展相关问题的咨询和信息反馈，针对公众所不能够理解或认可的问题进行解答和阐释，通过反复沟通和交流，在专家与公众之间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关系，从而促进两主体之间科技风险认知差异的消除。
2.“公众—媒体—企业”之间的沟通机制。企业应该设立专门的科技风险调研和评估中心，在科技产品正式投入市场之前将科技研发、产品生产及打入市场的信息传达给公众，之后由科技风险调研和评估中心对公众的反馈进行评估，并通过设立“风险伦理评估、风险伦理鉴定、风险伦理调整”[1]等措施，对科技研发及科技产品涉及的风险进行调整和改造，并将相关信息及时传达给公众，以争取实现公众与企业对科技风险认知的统一。
3.“公众—媒体—政府”之间的沟通机制。政府要做到对科技风险的决策透明化、公开化、程序化和规范化，通过媒体将公众对科技政策中的疑惑或问题收集起来，让公众参与到科技风险的决策之中，打破政府的“单向度”、“线性思维”和“专家至上”的思维和决策模式，为不同的科技风险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构建一个宽松的对话与协商的公共空间，积极促成公众与其他相关社会主体之间对于科技风险认知的共识。
四、结语
公众作为社会发展重要主体之一，与其他科技风险相关主体之间的认知差异对于科技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建立公众与专家、公众与企业、公众与政府之间的沟通渠道，形成各主体之间行之有效的沟通机制，有利于达成相关社会主体对科技风险认知的共识。新机制对媒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种方案应该呼应每家媒体不同的风格和身份特征，而且要特别关注其在叙事形式、视觉元素和外行语言等方面的偏好。”[5]我们相信一种可持续的、有吸引力的、行之有效的科技风险沟通机制的建立将有助于最大限度地消除或规避不同社会主体之间的科技风险认知差异。
参考文献：
[1]邬晓燕，程苹.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的科技风险认知与规制[J].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
[2]Rohrman，B，Renn，O. Cross-Cultural Risk Perception[M].New York：Springer-Verlag New York Inc，2010：11-53.
[3][德]乌尔里希·贝克.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M].薛小勇，周占超，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90-96.
关键词：护理风险管理；外科护理；护理管理；应用价值
0引言
随着公众医疗知识水平的提高和法律意识的增强，就医过程中的医患纠纷、护患纠纷时有发生[1]，给临床工作造成了一定影响，同时还增加了不必要的负担。这一现象在各大外科科室尤为常见，主要是因为外科急症患者多、患者病情变化快、病种复杂多样[2]，同时存在的各项危险因素也较多[3]，稍有不慎便有可能发生意外及纠纷。因此，加强护理风险管理在外科护理管理中的应用就变得尤为重要。本文将对护理风险管理在外科护理管理中的应用价值进行探讨分析，旨在为临床外科护理提供参考。
1资料与方法
1.1研究资料。选择我院2016年6月至12月实施常规护理期间的100例患者作为对照组，2017年1月至6月实施护理风险管理期间的100例患者作为观察组，其中观察组男性56例，女性44例，年龄18-64岁，平均（43.26±5.33）岁；对照组男性55例，女性45例，年龄18-66岁，平均（44.19±5.06）岁；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疾病类型等一般资料方面的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1.2研究方法。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管理，主要包括护士长对护理人员的工作和考勤情况进行考核监督，及时解答护理人员在工作过程中的疑难问题，并指导其进行常规护理操作。观察组采取护理风险管理，具体内容包括：（1）成立护理风险管理小组。根据医院及科室情况，成立包括4-6人在内的护理风险管理小组，制定组长人员，同时制定护理计划。在组长的带领指挥下进行护理风险管理工作。（2）开展护理培训。根外科护理特点，进行护理理论及知识技能的培训工作，提高外科护理人员的工作意识和基础操作能力，尤其是急救能力。（3）优化人力资源配置[4]。合理分配护理工作，形成新老互助的局面，避免新人因劳动强度过大而导致的疲惫感及对积极性的影响。（4）建立及完善合理的奖惩机制。对护理人员建立完善的绩效考核制度，并将风险事件纳入其中，奖励具有风险防范意识及工作表现积极良好的人员，反之则给予处罚。1.3评价指标。分析比较两组患者的护理风险事件发生率及护理质量评分的差异。1.4统计学分析。采用SPSS17.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其中，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检验，以P<0.05表示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两组患者护理风险事件发生率的比较。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在治疗期间的护理风险事件发生率比较结果见表1。由表1可知，观察组共计发生1例感染，2例管道脱落，护理风险事件总发生率为2.5%；对照组共计发生3例坠床，5例感染，4例管道脱落，护理风险事件总发生率为12.0%；经检验可知，观察组发生护理风险事件的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2.2两组患者的护理质量评分比较。观察组患者的护理质量评分为（93.19±9.26）分，对照组为（78.53±10.14）分，t检验的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护理质量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3讨论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法律意识的提高，护理安全问题成为了近年来临床护理工作的重中之重，这在临床外科中表现尤为明显。在护理安全管理的过程中，通过采取有效措施来降低护理风险事件的发生[5]，是护理风险管理的主要目的，也是临床护理工作的研究重点。与常规护理管理相比，护理风险管理更加注重对风险的防范工作，其整个管理也更加的专业化和系统化。在本次研究中，通过比较护理风险管理前后各100例患者治疗期间护理风险事件的发生率以及患者对护理质量的评价，其结果显示实施护理风险管理的观察组发生护理风险事件的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的护理质量评分为（93.19±9.26）分，对照组为（78.53±10.14）分，观察组患者护理质量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这也与文献报道的结果相一致，符合护理风险管理的效果。综上所述，护理风险管理在临床外科的护理工作中，具有积极的应用效果，它不仅能够显著降低外科护理过程中护理风险事件的发生率，还有效提高了患者对护理质量的评价，具有重要的应用意义。
参考文献
[1]赵青丽.护理风险管理在外科护理管理中的应用效果研究[J].中国卫生产业,2016,16(10):167-169.
[2]李丽霞.层级质量控制在外科ICU护理管理中的应用体会[J].当代医学,2012,18(35):16-17.
[3]蒋明丽.护理风险管理在普外科护理管理中的应用效果观察[J].齐齐哈尔医学院学报,2015,36(33):5104-5105.
[4]贺江虹.浅析护理风险管理在外科护理管理中的应用价值[J].医学理论与实践,2017,30(13):2027-2029.
【关键词】护理管理；风险管理；管理效果
风险管理最初起源于金融领域，而其运用在护理管理中主要是通过一系列措施将护理工作中现存以及潜在风险因素缩减在最低可能，减少风险事件发生，提升护理管理质量的一种管理理念。风险管理可以贯穿到医院各科室部门的临床护理工作环节中，尽可能的减少不良事件，减少患者投诉纠纷率，达到整体护理质量的提升。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研究对象为我院2013年10月至2015年10月期间收治的960例住院患者，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480例，其中对照组男性256例，女性224例；年龄为21~65岁，平均年龄为（41.5±5.6）岁；文化程度上，小学及以下者为45例，初中者217例，高中及中专者132例，大专及以上者86例；观察组男性278例，女性202例；年龄为23~69岁，平均年龄为（43.1±6.7）岁；文化程度上，小学及以下者为53例，初中者202例，高中及中专者124例，大专及以上者101例；两组患者在基本的性别、年龄和文化程度等资料上没有显著性差异，具备可比性。1.2方法：对照组运用常规护理管理，观察组运用护理风险管理，具体风险管理操作如下：1.2.1健全制度与护理流程：要开展风险管理，首先需要制定制度来促使整个管理体系标准化运转，同时要将护理流程做细化处理，当出现突发意外事件时能够及时的提供对应处理措施，减少风险事件的伤害性，同时将风险管理工作进行责任制划分，提升相关管理工作人员的责任心。相关工作管理优劣直接与责任人的薪资福利待遇与晋升直接挂钩，提高工作人员积极性。相关护理流程的制定要依据临床实际工作情况做针对性的设计，符合实际工作需求，同时尽可能的做量化标准规定，保证工作评估的有效性。1.2.2成立风险管理小组：除了将风险管理对各科室部门人员做责任划分，而后由责任人负责成立各部么的风险管理小组，其中对护理工作各分支内容做责任管理，其中包括褥疮、输液、服药、器械等各内容的划分归组，将各成员自身的工作职责与要求做明确划分，提升各人员的责任意识。及时让相关细节负责人对现存的风险问题做发现、解决、总结和对策提出，培养专业的风险管理执行人员。1.2.3强化风险意识，提升专业技能：在护理人员的风险意识上要通过多种形式做不同程度的强化，将风险问题与护理责任人员的薪资、晋升相连，同时完善患者投诉机制，打通患者投诉渠道，及时的让患者对护理工作做监督，同时也需要专业的监督人员对问题做发现、纠正与总结。日常要强化风险管理的培训与工作总结，强化风险问题所牵涉的法律知识，对护理工作技能做进一步的培训提升，提倡护理人员个人技能的提升与深造，进行一定的奖励与支持工作。对已经发生的问题要做细致的分析总结，提出应对措施，避免相同问题的反复发生。每月或者季度对风险管理工作做分析总结。1.2.4规范风险应急预案：对于本科室的常见风险问题做总结，同时制定行之有效的应急预案。其内容可以是坠床跌倒、输血输液差错、褥疮处理、药物不良反应、导管松脱等。能够在风险问题第一时间做应急处理，减少风险问题的不断扩展。同时对于患者纠纷问题要做对应的准备，强化护理人员的沟通能力与矛盾处理能力，规范患者纠纷处理要点，避免违规处理引发的法律纠纷问题。1.3评估观察：评估观察两组患者在护理满意度和不良事件发生率上的差异。不良事件分为护理投诉与风险事件。护理满意度采用百分制满意度调查表进行，90分以上为非常满意，60分以下为不满意，60~90分为基本满意，满意率为60分以上群体总比。1.4统计学分析：将采集到的数据通过SPSS17.0统计学软件处理，计数资料采用n（%）表示，运用卡方检验，以P<0.05作为组间差异具备统计学意义的标准。
2结果
2.1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情况：在护理满意度上，观察组为97.18%，对照组为81.67%，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2.2两组患者护理不良事件情况：在不良事件发生率上，观察组为1.88%，对照组为11.04%，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3讨论在风险管理中，核心是围绕患者为中心的护理工作。积极解决患者实际所需，规范护理工作流程，强化护理人员沟通能力，做好健康宣教和相关治疗配合度的沟通工作，保证患者提升治疗依从性，减少沟通不当引发的护理纠纷与不良事件。特别是在当下护患纠纷较为突出的当下，妥当的护理沟通可以有效的降低不良问题的发生。
作者:李小菲 单位: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人民医院妇科
参考文献
[1]任春花,王芬,倪雪梅,鲁懿萱.产科护理运用风险管理的效果评价[J].中国医药指南,2013,11(24):792-7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