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内部评级法；新巴塞尔协议；风险管理
一、《新巴塞尔协议》与内部评级法的核心内容
《新巴塞尔协议》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内容：一是强调了风险与资本的对应关系；二是要求所有银行最低资本充足率达到8%，除信用风险以外，操作风险和市场风险也应按风险敞口计入资本；三是提出了第一支柱即最低资本要求的计算，第二支柱监督检查和第三支柱市场纪律；四是对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和市场风险，按标准法、初级法和高级法分别给出了不同的风险计算“菜单”，使得商业银行有更大的选择路径和空间。目前，新协议所体现的风险和资本概念与管理技术已经成为全球大部分银行从事风险管理，以及监管部门进行银行监管的重要参照。
《新巴塞尔协议》的核心是内部评级法，它代表着全球银行业风险管理的发展趋势，其实质上是一套以银行内部风险评级为基础的资本充足率计算及资本监管方法。是由银行专门的风险评估人员，运用一定的评级方法，对借款人或交易对手按时、足额履行相关合同的能力和意愿进行综合评价，并用简单的评级符号表示信用风险的大小。从国际银行界来看，常用的内部评级方法分为三类：模型评级法、定性评级法以及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评级法，目前，世界先进银行大多采用模型评级法。
内部评级法是建立在风险管理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基础之上，是对传统风险管理模式的革命性变革，代表了国际化大银行先进的风险管理理念和技术。以信用风险内部评级法为例：商业银行应估计违约概率（PD）、违约损失率（LGD）、违约风险暴露（EAD）、预期损失（EL）和非预期损失（UL）等关键性指标，这些指标不仅是计算资本充足率的重要依据，在银行内部的授信审批、贷款定价、限额管理、风险预警等信贷管理流程中也发挥着重要的决策支持作用，而且也是制定信贷政策体系、计提准备金、分配经济资本以及实施风险调整后资本收益率（RAROC）或经济增加值（EVA）管理的重要基础。随着《第三版巴塞尔协议》的，内部评级模型和系统将获得进一步发展。[1]
二、内部评级法对我国的影响
《新巴塞尔协议》代表了监管理论中的先进理念和发达国家商业银行逐渐完善的风险管理最佳实践，代表了新的监管趋势和要求。作为事实上被国际金融界普遍认同的国际标准，各国的商业银行只有遵循《新巴塞尔协议》、满足其标准和要求，才能在日趋国际化和多元化的市场中得以生存和发展。“从全球范围来看，《新巴塞尔协议》可能会对我国的资本流动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新巴塞尔协议》还会对我国的海外分行和附属机构的经营产生影响，而这种影响不仅仅是来自市场的压力。”[2]
具体来说，《新巴塞尔协议》对我国产生如下影响：
1、暴露我国商业银行充足率问题
根据新协议框架测算，同一银行根据内部评级法计算的风险资产较原先要减少2到3个百分点，对于一些经营状况更好的大银行，其下降将会更加明显。而资产质量较差的银行，其资产风险权重的总体水平将会有大幅度提高，导致银行资本充足率水平下降。
2、进一步提高我国对外融资的成本
由于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与会计制度同发达国家存在差异，外国评级机构不一定能对中国企业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一旦这些企业的信用等级跌至B级以下，对它们的债权将被确定为150%的风险权重，从而影响外资流入。
3、对我国的金融监管提出挑战
从金融监管体系来看，发达国家有一套涵盖内部约束、外部约束以及社会监管的监管体系，称为银行监管的“三道防线”。而我国由于国有银行所有者缺位，失去了第一道防线，从监管方式来看，新协议要求以风险监管为主，而我国监管当局对银行业的监管以合规性监管为主，偏离了国际监管的发展方向。[3]
4、对我国的信用环境提出更高要求
内部评级法必须建立在企业和个人提供真实数据基础上，而我国经济发展中一个严重制约因素即是缺乏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这就要求我国必须尽快建立完备的社会信用体系。
5、对相关人才培养提出更高要求
风险评级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从国外经验看，实施内部评级法的银行必须拥有一支实力雄厚、稳定的专家队伍，它由宏观经济专家、产业经济专家、金融工程师、财务分析师等组成。而我国商业银行现行的人才结构无论从质量上还是数量上都明显不足，亟待培养。
6、对信息披露制度的挑战
强化信息披露和市场约束是新协议的重要内容。严格意义上说，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并没有向社会公开披露信息的义务。但加入WTO后，随着银行业改革的不断深入，商业银行最终都要向社会公开披露信息，这是不可扭转的趋势。因此，规范经营行为，建立有效的信息披露制度，是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的又一挑战。[4]
三、应对新资本协议和内部评级法的建议
1、改进现行贷款五级分类制度
自2004年起全面实行的贷款五级分类制度，对提升我国银行业风险管理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暴露出很多不足。现阶段国内银行应根据各自的情况，对五级分类法进行改进：一是细分贷款；二是加强定量分析，减少主观判断比重，以提高分类结果的可操作性和客观性；三是逐步建立两维评级体系。
2、加强内部评级体系的研究和开发
内部评级体系尽管只是《新巴塞尔协议》提出的一种资本监管方式，但它作为新资本协议的核心技术，代表着未来10年银行业风险管理和资本监管的发展方向，其实施有助于商业银行提升核心竞争力，对于银行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以及提升行业地位具有重要意义。这就要求商业银行加快建立和完善内部风险评级体系，扩大风险评估和分析的范围，为业务决策提供依据。
3、不断健全风险管理制度和组织架构
《新巴塞尔协议》所要求的内部评级法不是简单的开发一套评级系统，而是要将内部评级方法和系统工具切实运用到业务流程中去，发挥其决策支持作用。故国内银行在实施过程中应坚持制度与系统同步推进、配套建设的原则。安博尔中诚信建议，一是逐步建立独立垂直的信贷审批、风险管理和审计部门，保证监管政策不受短期经营利润目标的影响，为科学实施内部评级法提供制度和机构上的保证。二是商业银行应根据业务发展需要，组织协调相关业务部门，研究制定内部评级在信贷政策、产品定价、限额管理、准备金计提、经济资本分配、绩效考核、资本充足率测算等方面应用与管理制度，逐步建立与内部评级系统相配套的管理体系。[5]
4、积极推进并完善内部评级基础数据库
数据基础是内部评级系统成功运行的保证，我国商业银行的数据储备严重不足，且缺乏规范性、质量不高，这些问题如不及早解决，将严重制约内部评级系统的应用。因此，国内银行在建立内部评价系统过程中，一要加快数据的清洗和补录工作，拓宽数据收集渠道；二要加强数据质量管理，建立并实行完整、统一的数据标准，确保数据及时性、准确性和全面性；（下转第108页）（上接第106页）三是利用信息技术，逐步建立风险管理信息系统。
5、建立符合国情的内部风险评级模型
实施内部评级法的关键，是建立一个科学、有效的内部评级模型，通过该模型可以对风险进行量化。我国银行在建立模型时，一是要借鉴国外模型的理论方法和设计思路；二是必须结合本国实际，充分考虑诸如利率市场化进程、企业财务欺诈现象、数据积累不足、数据质量不高、金融市场发展不充分、道德风险偏高、区域风险差异显著等特有现象，开发出适合自身特点的模型框架和参数体系。
6、培养专业化的风险评级队伍
内部评级系统和方法属于各银行的商业秘密，具有较高的技术含量和商业价值，培养并长期拥有一支风险分析专业化的人才队伍，对于内部评级系统的建立、实施、维护和升级等各个环节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国内银行一要长期进行储备、培养甚至挖掘这方面的人才，并保持其稳定性；二要更新评级人员的知识体系，逐步提高其素质；三是对稀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可以考虑从境外招聘。
7、加强对外交流学习，促进资源共享
内部评级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事物，所以要加强信息交流，积极学习、借鉴国内外同业的先进经验。首先，可以通过银行协会为内部评级技术交流提供信息平台，从整体上提高我国银行业的风险管理水平；其次，要积极发挥国内银行间的整体协作优势，组织并利用各商业银行的现有资源，加快推进内部评级体系的建立和实施。借鉴欧洲经验，允许技术实力较弱的中小银行联合开发一套共同版的内部评级系统，建立共享的同业数据库，以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在短时间内缩短与国际先进银行的技术差距。
8、发挥监管当局的权威和导向作用
在现行体制下，监管机构应充分发挥其在金融体系中的权威性和导向性，切实履行管理功能和服务功能。一是组织骨干力量，进行技术攻关，研究开发整个银行系统共享的内部评级数据库，以节省资源，避免不必要的重复研究；二是照顾中小银行的实际，鼓励有条件的商业银行加快实施内部评级法；三是加大宣传和检查力度，使规定措施落到实处。
参考文献：
[1]武剑.内部评级理论、方法与实务[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7.
[2]新巴塞尔协议 身处风口浪尖[J].中国证券报,2003-08-21
[3]叶立新.新巴塞尔协议及我国的对策[J].市场周刊,2004,8.
[4]陈燕玲.新巴塞尔协议及其对我国银行业的影响[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2,7.
1.绿色信贷的规范性文件
绿色信贷在我国发展的这些年，各种规范性文件层出不穷，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2007年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发文的《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该意见是绿色信贷政策的总纲领，其中规定了环保部门和银行业之间的环境信息共享，银行业将环保信息纳入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等绿色信贷的基本措施。中国银监会2012年制定的《中国银监会关于印发绿色信贷指引的通知》，此通知规定了银行业在绿色信贷中应起到的作用和具体的操作程序，包括银行为实施绿色信贷需要的组织管理、政策制度及能力建设、流程管理、内控管理和信息披露以及监督检查的内容。中国人民银行2007年印发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改进和加强节能环保领域金融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该意见旨在指导商业银行加强信贷管理，将绿色信贷纳入到企业征信系统等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陕西省西安市2010年制定的《西安市环境保护局绿色信贷工作管理办法》，作为地方性绿色信贷规范性文件，该《管理办法》在环境信息报送周期和时限、环境信用修复方面都有具体的规定，这些都是具有创新意义的举措。
2.绿色信贷主体权利义务的规定
这些规范性文件是我国现阶段实行绿色信贷的依据，从这些规范性文件中我们可以总结出我国绿色信贷主体权利义务关系的特点。环保部门具有制定环境标准、采集企业环境信息的权利和将环境信息移送银行业的义务，而银行拥有获得企业环境信息、参照企业环境信息进行贷款审核的权利。各项规范性文件中对于企业在绿色信贷中的规定则多是义务性的，这就造成了环保部门和银行在绿色信贷主体中的强势地位，而企业则处在被支配的弱势地位，绿色信贷被企业视为发展中的拦路虎，企业产生的对抗情绪和不合作态度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绿色信贷政策执行效果不佳、环境依旧恶化的结果。另外，环保部门和银行获得的权利过多，相应的义务则过少，银行对于绿色信贷了解不够、热情不高，据《中国银行业绿色度状况评估》的统计，全国只有12%的银行全面执行了绿色信贷政策，制定了和绿色信贷有关的战略，且在绿色信贷管理、绿色金融服务、组织能力建设以及沟通和合作方面都采取了行动，这说明银行业缺少执行绿色信贷的动力和必要的监督。环保部门则多将绿色信贷流于形式，更有甚者将绿色信贷作为勒索企业、获得非法利益的渠道，使绿色信贷没能发挥应有的效果。
完善我国绿色信贷主体权利义务关系
1.环保部门的权利与义务
①环保部门的权利。其一，环保部门拥有收集环境信息，制定本地区环保评级标准的权利。绿色信贷政策的成功实行是建立在真实准确的环境信息的基础上，而由环保部门行使这项权利是最方便和可靠的，也符合相关法律对于环保部门职责的规定。其二，环保部门拥有为辖区企业进行环保评级的权利。在绿色信贷政策中，环保评级将是银行发放企业贷款的依据，环保机构在检测企业污染情况、评价企业环保状况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能够较好的发挥政府部门的行政优势地位，有效地为绿色信贷提供参考。其三，环保部门拥有督促银行执行绿色信贷政策的权利。银行作为商业组织，天然的具有逐利性，永远将贷款的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放在第一位，这就需要环保部门监督银行实行绿色信贷政策。②环保部门的义务。其一，环保部门负有确保制定的环保评级标准合理、可行的义务。环保部门在制定当地环保评级标准时，一方面，要保证环境信息的真实可靠；另一方面，更要充分考虑当时当地的科学技术水平、经济发展阶段以及人民认识水平等因素，做到环保评级标准和时空条件相和谐。其二，环保部门负有保证环保评级公正、客观、及时的义务。首先，环保部门在为辖区企业进行环保评级时既不能不作为更不能乱作为，应当根据企业的实际环境污染情况、节能减排情况综合评定，客观、公正的为企业划分环保评级，防范权力寻租现象，杜绝将高污染企业评定为环境友好型企业，也要防止将环境友好型企业评定为高污染企业。其次，对于经过改进技术、完善管理，切实减少了污染排放的企业，环保部门应当及时为其更改环保评级，恢复其环境信用。其三，环保部门负有为银行及时提供企业环保评级和环境信息的义务。为了绿色信贷政策的实行，环保部门有义务向银行及时提供企业的各种环境信息，为其开展工作提供便利条件，环保部门应当定期为银行提供环保信息，并协助银行针对企业环保状况展开调查。
2.银行的权利与义务
①银行的权利。其一，银行拥有获取环境信息及环保评级的权利。绿色信贷政策要求银行基于企业环保评级，有区别的对待不同评级企业的贷款申请，客观上要求银行能够获得贷款企业相关的环境信息及环保评级，这是银行实施绿色信贷政策前提。其二，银行拥有评估企业贷款使用环保程度的权利。银行主要通过控制贷款的方式实行绿色信贷政策，为防止企业通过短期内暂时改进环保技术，获得贷款后继续加大排污情况的出现，银行可以利用经常性评估企业贷款使用环保程度的手段，监控企业资金流动，监督企业继续执行环保政策，达到良好政策效果。②银行的义务。其一，银行负有接受环保部门监督的义务。在银行从环保部门获得环境信息的同时，银行也应当积极配合环保部门的监督检查，确保绿色信贷政策落到实处。环保部门在监督银行的同时，也可以依据自身专业知识和掌握的信息，为银行绿色信贷业务的开展提供建议，帮助提高银行的工作效率。其二，银行负有严格执行绿色信贷政策的义务。银行是绿色信贷政策中十分重要的一环，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银行提供的资金支持是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银行同样也担负着保护环境的社会责任，严格执行绿色信贷政策就是银行履行社会责任的最好方式，具体来说，不仅要求银行及时为环境友好型企业提供优惠的信贷政策，也要求银行不为高污染企业提供贷款，不光是在本地区执行绿色信贷政策，在其他地区开展业务时也要严格执行绿色信贷政策，只有这样绿色信贷政策才能确实的发挥效果。
3.企业的权利与义务
关键词: 信息监管/信贷资产证券化/次贷危机 内容提要: 信贷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金融创新，将间接融资直接化，打通了银行信用与市场信用，但其系统性风险的放大功能对流行的功能性金融监管模式也提出了严重挑战，美国次贷危机即彰显了现有监管模式对于信贷资产证券化的监管缺陷和失败。反思次贷危机的根源，本质上可以归咎于金融信息披露的严重失范。比较美国新的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立足中国实践，重构金融监管体系必须以信息监管为中心，以此构建一个统合的金融信息平台，形成有效的信息共享机制，并进一步完善金融机构和监管者对金融创新产品的全程信息披露制度，强化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 信贷资产证券化是一种以缺乏流动性、但具有稳定未来现金流的信贷资产作为信用交易的基础，通过结构重组和信用增级，发行证券的融资方式。这种新的融资方式带来了信用体制的创新，它打通了以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信用中介的间接融资与以股票、债券为代表的直接融资的通道，是间接融资的直接化，进而建构了金融体系中银行信用与市场信用之间的转化关系。在金融创新不断加快的今天，信贷资产证券化与金融监管的关系是金融创新与监管关系的表现之一。本文在界定金融监管法中的信息范畴与分析美国次贷危机中信息监管失灵三个原因的基础上，重点探讨我国未来信贷资产证券化实行信息监管的必要性，以作为推动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等金融创新活动的监管制度选择。 一、次贷危机根源分析的新视角：金融信息披露失范 信息是指有目的地标记在通讯系统上的信号，表示传达的过程与内容。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Norbert Wienner）认为，信息是有秩序的量度。在其后的信息科学中，对信息有本体论和认识论两个层次的认识。本体上的信息是指事物自我显示出来的运动状态和运动状态的变化方式；认识论上的信息是指主体对事物运动的状态和变化方式的认识以及对此种认识的表达。从哲学上看，信息是对物质的运动及物质间运动的一种描述。它必须以物质为载体，以能量为动力。 从经济学上看，金融作为一种信息符号经济，是市场经济的高级表现形式。按照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理论，近代整个经济生活以市场为中心可分成三个层次：一是底层经济，指的是自给自足经济以及近距离的物物交换和劳务交换；二是中间层次的市场经济，通常表现为自由竞争和公平交换；而第三个层次是以货币、信贷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经济。布罗代尔将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区分开来，认为前者是透明的，而后者是“不透明的”，容易产生垄断和操纵的问题。就本文的讨论而言，布罗代尔的经济生活三层论，关键在于它深刻剖析了以金融信贷为中心的现代经济生活的特点：货币和信贷成为一种能够“自我繁殖的语言”，日益复杂，具有高度的技术性，而且由于进入壁垒，导致垄断和操纵信息出现。金融信贷经济的复杂性和信息操纵的特点正是当代信息社会和符号经济的显著特点。2007年爆发的次贷危机就是有力的实证，如美国著名资产证券化法律专家施瓦茨教授曾经指出，信贷资产证券化金融衍生工具的高度复杂性、投资者对信用评级机构的过度依赖以及人性贪婪与利益冲突是引发次贷危机的根源所在。而这三点原因都与信息经济中金融信息的披露不充分密切相关。 第一，信贷资产证券化的过度复杂性和高度杠杆性树立起层层的信息壁垒，导致信息受阻和传递失灵成为常态。信贷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社会化融资方式，是应对严格金融监管而产生，以结构复杂著称于世。按照巴塞尔协议的规定，商业银行必须遵守维持存款准备，保留资本充足率为8%，即杠杆率不能超过12.5，并向存款保险体系缴纳保险费等监管要求。但有研究估计，美国在这次危机爆发前金融产品合约总额有530万亿美元之多，其中信贷违约掉期（CDS）超过60万亿，它们赖以发起的担保品即物质金融资产实际价值只有2.7万亿，其杠杆率达到200。在如此高度的金融杠杆启动下，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多种金融创新在为社会提供巨大购房资金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信息壁垒问题。尤其是按揭贷款衍生证券的长链，牵涉多个环节当事方，使资金的最终提供方与最终使用方之间的距离太远。由于每一环金融交易包含着新一环的委托关系，在资金的最终提供方与最终使用方之间距离太远之后，多环节的委托代 理关系造成层层信息受阻和传递失灵现象，最终导致风险累积，引爆金融危机。 第二，金融工具的复杂性造成了投资者信息障碍，从而形成对评级机构的过度依赖，给予评级机构极大的操纵信息的机会和空间。证券化产品市场上交易双方的信息高度不对称，使信用评级成为必要。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从1975年起就开始依赖“全国认定的评级组织”（NRSRO，NationallyRecognized Statistical Rating Organization）作为信用评级手段。此后，美国国会也在各种金融立法中要求使用NRSRO评级，并逐渐形成了三大评级机构主导美国资本市场的格局。[11]从本质上来讲，信用评级机构的地位不应该等同于其它金融机构，它们是具有明显公共服务性质的金融机构，在充当金融工具价值评估者的同时，还肩负着投资者利益保护、合法实现金融市场再分配功能以及金融自律体系守门人的责任。然而事实证明，三大评级机构并不是投资者利益的“守护者”和资本市场的“看门人”。与此相对应，广大投资者对结构性融资工具的无知成为信用评级机构谋取暴利的良机。与传统债券发行相比较，结构金融评级费用构成了评级机构总收入的一半以上。这些收入来自为数不多的投资银行，作为回报，提供评级费用的投资银行获得非同一般的市场权力。[12]这无疑会带来评级机构的道德风险。事实正是如此，次贷危机中评级机构利用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优势给次级贷款的高评级，让投资者损失惨重。危机发生前，大约有75%的次贷产品获得AAA的评级，10%得到AA，8%获得A，仅有7%被评为BBB或更低评级。[13]危机发生后，那些国际知名的评级机构为推卸责任，又将当年评级为AAA级的金融衍生工具的评级一降再降。仅2009年7月，标准普尔就将2996种曾自诩为黄金质量的抵押贷款、次级房屋贷款和房屋净值贷款评级为“D类证券”。[14]评级机构操纵信息的套利行为，对次贷危机的爆发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第三，金融机构内部最高决策者与二线经理之间的利益冲突导致信息链的断裂，进一步恶化金融监管与公司治理结构的信息严重不对称。金融机构内部的利益冲突关键在于报酬冲突，二线经理（SecondaryManagers）通常是受过严格证券技巧训练和经验丰富的管理者，是将信贷资产结构化、销售和投资于复杂证券化金融工具的次级决策者和主要执行者。他们依据分配任务的完成情况来获取报酬，而不是将金融公司或投资银行长期业绩与其收益挂钩。在公司治理领域，长期以来的关注焦点往往只是集中在最高管理者身上，这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减少最高管理者的利益冲突，因为最高管理者通常为自己的利益而损害公司的利益；二是如何提高董事会管理职能。[15]这种公司治理的分析框架隐含着的一个推定就是，二线经理受金融公司最高决策者（Top Manager）的监督和指挥。因此，二线经理的行为没有得到充分重视，而且往往被排除在公司有效治理架构和金融监管范围之外，造成现实中二线经理为其自身利益隐瞒、掩盖甚至扭曲各种风险信息，甚至连投资银行的最高决策者也被蒙在鼓里。在金融行业，金融公司广泛采用风险评估模型（VaR，Value-at-RiskModel）[16]来确定二线经理的报酬，即采取将二线经理的报酬不仅与其创造的利润挂钩，而且与低风险相联系的方式。因此二线经理从自身利益诉求出发，往往倾向于低额利润回报但损失几率小的金融衍生工具，诸如信贷欠债互换（Gredit-default swaps）。其实，作为金融专业人士，二线经理深知这类衍生工具虽然就单笔交易而言貌似风险不大，但却容易形成系统性风险而造成灾难性的后果。然而由于利益冲突，他们很少向上级决策者汇报。信息在二线经理和最高决策者之间中断或者受阻，难以上传，即使对公司董事会负责的最高决策者“准确无误”地将已知信息传达给董事会，也无法形成真实充分的信息流动，信息严重不对称在当前公司治理模式下的金融机构内部也依然痼疾难除。 由此可见，尽管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次贷危机产生的根源，见仁见智，但就笔者而言，以信息监管的视角观之，此次金融危机实为信用危机和信息监管失灵。在此基础上，如何反思信息监管对于信贷资产证券化等金融创新的重要性，进而构建当前金融环境下有效的信息监管机制，颇值得进一步的梳理和研究。 二、信贷资产证券化 发展的护航者：信息监管 金融监管是以有效的信息为基础的。并非所有与金融有关的信息都构成金融监管法上的信息，就本文所言的信息监管中的信息，是指对金融机构的稳健运营或对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决策具有重要性的信息。在重要性的认定标准上，巴塞尔协议体系中的观点值得借鉴。按照巴塞尔协议及其报告的规定，所谓的重要性是指遗漏或误报可能会改变或影响信息使用者的评估或判断。以此标准，若某信息影响到金融机构的安全，或会对监管机构的监管行动产生影响时，则其便属于金融监管法中的信息范畴。[17]笔者认为，信息监管起码要求三个层面的监管技能：一是能够通过观察金融市场中不同市场主体的行为异动和数字变化获取合理判断的基础信息；二是克服市场障碍对该信息进行分析的能力和技术；三是在风险社会大背景下，金融不确定性成为常态时，[18]金融监管机构具有根据所掌握的信息和分析技能作出艰难决策的意愿和能力。信息监管直接地决定着金融监管所追求的秩序、安全和效益等宏观价值目标的实现，同时也在微观上直接影响着监管的有效性与可行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有效信息的获取是一切有效监管的出发点与中心。对于信贷资产证券化而言，信息监管的重要意义在于： 其一，保障信贷资产证券化成功展开。从证券化的过程来看，信贷资产证券化是这样一种融资制度安排：作为发起人的银行把缺乏流动性但能在未来产生可预见的稳定现金流的资产或资产集合（在法学本质上是债权）出售给特殊目标机构（SPV），由其通过一定的结构安排，分离和重组资产的收益和风险并增强资产的信用，转化成由资产产生的现金流担保的可自由流通的证券，销售给金融市场上的投资者。在银行参与的证券化活动中，所涉及的诸多操作环节都需要进行相应的信息披露。首先，当银行将资产出售给SPV时，要向SPV的董事或受托人披露有关客户资产的信息，以便评估资产质量、确定交易价格和对资产进行管理；其次，银行需要向信用评级机构披露有关客户资产的信息，以便完成资产的内部评级和对随后设计好的资产担保证券进行正式评级；再次，银行需要向信用增级和流动性支持提供人披露有关客户资产的信息，以便决定信用增级和流动性支持的幅度；最后，当进行资产担保证券发行时，发行人要依据相应的证券法进行信息披露。因此，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信贷资产证券化的过程是一个信息的收集、分析、处理并借以作出相应决策的过程。这一过程的成功展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息资料的合法获取和依法披露，亦即有效的信息监管。 其二，克服融资中的信息不对称现象以提高融资透明度。金融市场的运行实践表明，不论是企业向银行贷款的间接融资还是企业以其信用到资本市场上直接发行证券进行的直接融资，都存在投资者与融资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而这种信息不对称也正是信息监管的必要性所在。当一个企业欲向银行贷款时，会想尽一切办法提高企业的各种财力指标，以取得银行的信任；当企业为了能够在资本市场上发行证券取得直接融资时，又往往采用“包装上市”的手段，公布的企业经营状况、盈利水平等多有不全面的成分，发行证券的市场价值与与发行价之间存在着背离。从理论上讲，在信贷资产证券化这一结构性、社会化的融资方式中，投资者不再对自己想了解但又永远无法真正了解的企业“信用”进行投资，而是对正在或未来能够产生现金流的特定资产进行投资。这种资产由发起银行转移给SPV机构，并通常由金融机构为该资产的现金流和资产损失提供担保，因此投资者有可能了解投资对象的详细情况，实现全部融资过程信息的透明化。但理论假设不能代替现实运行，可能性也还不是现实性，从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化尚需要一定的条件，这里的条件便是对证券化资产的各种信息进行有效监管。如果信息监管不力，则后果不堪设想。次贷危机的发生已充分说明社会化融资中信息监管更为必要。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下，银行业内一些害群之马为了多挣佣金，通过种种欺诈手段，包括故意隐瞒信息、提供虚假信息、怂恿甚至代替消费者虚报收入等，诱骗消费者上钩。美国货币监理署的咨询函中归纳了上述掠夺性贷款的主要类型，诸如：“驴打滚”、包装在融资额中的隐蔽费用、“气球尾款”、强制仲裁条款以及对真实交易风险与费用未作充分披露等。[19]如果此时美国实施强有力的信息监管，次贷危机可能不会发生。其实，在次贷二级市场恶性膨胀的情况下，2002年乔治亚州率先进行了当时被称为“全国最严格”的反掠夺性贷款立法，出台了《乔治亚州公平贷款 法》。[20]该法规定，如果二级抵押贷款市场上的投资者购买的是掠夺性贷款，他们将承担严重的法律后果。随后，纽约州、新墨西哥州也明确规定二级抵押贷款市场上的投资者购买次贷将面临罚款。但是，州控制次贷的试图与二级抵押贷款市场最大的投资者——联邦银行扩张次贷的迫切要求相冲突。于是，联邦银行游说货币监理署以阻止州反次贷法的实施。尽管货币监理署的基本监管职能是确保联邦银行系统运行的安全与稳健，但它的全部预算来源于被监管银行的收费，财政上的依赖关系使得货币监理署背离监管者的职责而站到被监管者的立场上，于2011年宣布上述各州的反次贷法因为不能适用于联邦银行而无效。对这些监管套利[21]的行为，投资者浑然不觉。其实，只要投资者掌握一个简明的信息，即由于次级贷款需要负担证券化成本，因此对借款人而言，此类贷款总费用一般高于传统银行贷款费用，其除了本金和利息之外，还包括启动费用或者点数以及其他与完成贷款相关的费用，他们就不会盲目地对次级贷款这种高成本的融资工具趋之若鹜了。 其三，协调不同监管者以保证监管之有效性和维护金融消费者[22]利益。在间接融资时期，银行是占主导地位的金融机构。信贷资产证券化分解了银行在储蓄转为投资链条中作为融通资金中介的传统角色，提供了银行利用其经验和优势在证券化操作中充当多种角色的渠道，即其运作已突破银行业进入到证券业，因此对其的监管必然既涉及银行监管，又涉及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但银行监管与证券监管两者之间存在明显区别：首先，监管目的和重点不同。传统上银行监管的目的是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和维护系统的稳健运行；而证券监管侧重保护投资者和维护市场公平。其次，监管方法不同，银行监管传统上主要采取监管机构直接管理和“秘密监督”；证券监管则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市场约束而不是监管当局的干预。再次，监管手段不同。银行监管采取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方式，而证券监管则侧重于强化信息披露制度。在这种情况下，为保证信贷资产证券化的有效监管，协调银行监管与证券监管的关系势在必行。 协调银行监管与证券监管关系的方式有两种：组织协调与制度协调。组织协调的方式即将银行监管机构和证券监管机构合并，建立统一的监管机构。[23]笔者认为，在我国现有国情下，这种由分业监管体制立即过渡到统一监管体制的做法并非务实之举。因为统一监管以金融混业经营为基础，混业经营虽然具有提高金融体系的运作效率，优化配置金融资源等优点，但混业经营的金融监管要比分业经营的监管标准更高，技术更为复杂，操作更为困难。在我国金融监管水平尚未能达到比较有效地控制混业经营风险，实现风险适度内部隔离的情况下，金融混业经营的变革还是应该持谨慎态度，逐步推进。正是鉴于这一考虑，我国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和《证券法》虽然在法律监管方面为金融创新留了余地，但仍保留了金融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的基本框架未变。制度协调即在现有的分业监管体制下，通过建立相关制度来克服信贷资产证券化监管中的“两张皮”现象，比如建立监管机构之间定期与不定期的联席会议制度就是具体方式之一。笔者认为，我国当前尽快建立信息监管制度是协调和统一银行监管与证券监管的最优选择。其主要理由在于： 首先，信息监管以新的监管理念统一了银行监管与证券监管的监管目标。信息监管的监管理念为：“金融”即资金的融通，实质上是信息与信用的二元一体。信息是前提，信用是核心。[24]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它的存在和正常运转有赖于良好的社会信用。而金融信用的建立，有赖于对金融信息的保护以及对金融信息流通和使用的规范。其所以如此，原因在于信用是交易当事人在博弈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评价，具有相对客观性。金融风险源于信用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因此，银行监管与证券监管的共同目标应该是通过信息监管削减信用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等现象，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促进金融创新与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并通过社会公众参与对金融机构的间接监督来保障存款人和投资者等的合法权益。 其次，信息监管中最重要的信息披露制度统一了银行监管与证券监管的监管方式。信息披露制度原只是证券监管中最重要的制度，设立该制度的基本出发点在于保护投资者的权益。广大中小投资者是证券市场上的主力军，是股本资金的主要提供者，是证券市场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但是在获取和分析信息的能力与条件上， 却往往处于弱势地位。为了使广大中小投资者不至于在交易中处于显然不利的地位，通过立法令发行人承担披露有关信息的强制义务是必然的选择。最早试图通过信息披露将银行监管与证券监管统一起来的文件是《银行与证券公司交易及衍生产品业务的公开信息披露》，该文件是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与国际证券监管组织于1995年11月联合的，两委员会在该文件中就大量从事衍生产品交易的银行与证券公司如何进一步改进其信息披露提出了建议。[25]2003年《中国人民银行法》第9条授权国务院建立金融监督管理协调机制；《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6条、《中国人民银行法》第35条分别规定了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中国人民银行应当和国务院其他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建立监督管理信息共享机制。上述工作成果表明：尽管银行与证券公司在信息的提供方面存在着差异，但是这两者之间还是有协调的可能，从而在统一银行和证券公司的信息披露方面开了先河。如果说在该文件中信息披露对于银行还只是就衍生产品而言，那么，信息披露在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中则被引入整个银行监管，其思路是通过使与银行有利益关联的人了解银行的风险资产组合和资本的充足程度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实现对银行的社会监督。由此，银行监管在资本充足性监管和当局督促检查之外，又获得了与证券监管相同的监管方式和手段——信息披露。 由此可见，信息监管对于推动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兴起与发展具有多方面的重要作用。笔者认为，在当前，建立与完善信息监管制度，并以此为突破口推动我国金融监管由分业监管向统一监管的发展，是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博弈关系中实现金融监管不断优化的战略选择。 三、构建信息监管制度：最新趋势及启示 金融危机中，美国一些州采取资产证券化的方式化解地方财政困难。我国目前资产证券化也有再度兴起之势。在这种情况下，借鉴美国作法，建立信息监管制度，以推动金融创新产品的健康发展，应不失为明智的选择。 次贷危机表明已有的金融监管方式，无论是机构监管还是功能监管，对资产证券化等各种金融衍生产品已显得软弱无力。早期的机构性监管，侧重点是指针对特定类型的金融机构，分别设立不同的金融机构实施监管。但随着金融市场需求的不断变化和业务交叉性产品的不断出现，各国对金融服务业的监管理念逐渐发生变化，功能性监管[26]逐渐取而代之。美国是在多元监管体制下实行功能性金融监管的国家。然而，次贷危机的爆发和蔓延深刻揭示了美国式的不彻底的功能监管的弊端。事实上，在功能监管的模式下，美国金融监管机构众多，监管机构之间既有权力之争，也存在权力漏洞，“监管竞次”和“监管俘获”等负面效应也一直受到指责。 反思此次金融危机监管之源并进而做出立法调整，美国总统奥巴马于2010年7月21日签署了《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Act）。该法案的核心内容包括将美联储打造成“超级监管者”以及设立新的消费者金融保护署等。但值得注意的是，与人们对该法案统一监管者的预期不同，它并未对现有的多元监管体制做实质性的调整。[27]可以说，危机后的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重点不在“多元”监管向“一元”监管过渡，其本质在于促进各机构监管信息的共享与协调。典型的一个例证就是，新法将美联储这一整个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监管者的权力集中在信息综合和汇集功能上。赋予其权力包括：（1）在事关整个金融市场稳定的问题上有权从所有的金融公司收集周期性或其他种类的报告；（2）有权对一级金融控股公司进行并表监管；（3）有权监测美国境内重要支付、结算和清算系统及金融公司的相关活动。[28]新成立的跨部门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Financial Stability Oversight Council，FSOC）的职责第一项也赫然凸显其信息监管职能，即收集各联邦金融监管机构的信息，评估美国金融体系的风险，同时主管金融研究所，收集各银行控股公司和非银行机构的信息。[29] 具体到资产证券化融资工具的监管，该法案更是不遗余力地推动信息监管发挥监管中弥补法律漏洞的作用：（1）要求SEC继续提高证券化市场的透明度和 标准化，对SEC建立的资产支持证券（ABS）发行商报告制度给予清晰的授权，尽量提供充足的市场信息，解决复杂的结构性金融晦涩难懂问题。（2）对所有OTC衍生品，包括信用违约掉期市场实施全面监管，提高市场有效性和透明度，防止该市场风险渗透入整个金融体系，防止市场操控和欺诈，避免不成熟的主体进入市场。此种做法实际上就是解决市场主体信息不对称问题，让不成熟的市场主体知难而退。（3）进一步协调期货和证券监管规定。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和证监会应向国会建议，对有关管理条例和规定进行必要修改以协调对期货和证券的监管。许多证券化产品是期货和证券的结合和衍生变异的结果，因而期货和证券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流和协同监管就显得尤其重要。 此外，美国金融监管机构与司法部门之间也时有信息合作。最近的例子有，2010年7月，SEC对高盛的诉讼矛头直指其债务抵押证券，指控高盛在房产市场崩溃时误导投资者购买次级抵押相关产品。高盛虽与SEC达成和解，但并未承认或否认相关指控。在听证会上，一些国会议员表示希望SEC对高盛能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联邦法官最终批准了高盛与SEC的和解协议，高盛将支付5.5亿美元解决次级债复杂金融工具相关披露民事诉讼，这是华尔街历史上最大的罚款之一。SEC还将继续追究金融机构在2007年、2008年金融与房产市场危机中的责任。美国司法部及包括SEC在内的金融诈骗执法力量已表示将继续共享信息，针对金融危机中曝光的其它问题公司展开调查。[30]无独有偶，巴塞尔委员会的《新资本协议修正框架》中，也将信息监管提到了重要位置。2009年7月，巴塞尔委员会从本次金融危机中吸取教训，提出了《新资本协议修正框架》。它是因2011年巴塞尔协议遭到了众多批评而作出全面修订。这些批评认为，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对银行业的系统性风险以及整体的抗风险能力评估不足；对流动性风险计量方法的缺失和监管不足；对市场风险，尤其是交易账户下新增风险的资本计提不足和监管缺失；VaR （风险价值）方法的固有缺点和压力测试方法等尚待应用于完善；公允价值等会计准则的度量和建模以及跨境监管等存在缺陷。巴塞尔委员会根据上述反思与批评，对新协议的三大支柱进行全面修订。值得一提的是，对第三支柱下的主要修订，是加强信息披露要求，从四方面提高透明度：第一，要求一级资本的所有构成必须完全对外披露，并披露缓冲资本的情况；第二，要求定期公开披露流动性风险状况和管理方面的定量和定性信息；第三，对于证券化，表外风险暴露和交易账户下的信息披露要求给予详细的指引，以降低资本市场业务给银行资产负债表带来的不确定；最后，对于银行的薪酬发放也需要更加清晰和及时的信息披露。[31] 且不说《新资本协议修正框架》对于我国在内的所有巴塞尔协议成员国具有指导性，就是美国在反思次贷危机教训后加强信息监管的实践对于我国加强对金融创新产品的监管也是有借鉴意义的。我国的证券化实践最早可以溯及到1992年，当时的海南三亚市政府利用下属的三亚市开发建设总公司作为发行人，以三亚市单洲小区800亩土地为发行标的物，向持有三亚市身份证的居民以及海南的法人团体发售总金额为2亿元的地产投资券。这一通过发行地产投资券，证券化其地产销售收入的筹资安排在当时取得了成功。[32]银行参与证券化则较晚，中国《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于2005年启动，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作为试点单位，先后进行信贷资产证券化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试点。2007年4月，国务院批准同意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包括工商银行、浦发银行等在内的6家银行进入试点行列。2007年末，在中国的资产证券化按计划将结束试点，进入常规化发行之际，资产证券化的发源地——美国发生危及全球的次贷危机。 可以预计，次贷危机的硝烟散后，资产证券化的世界性浪潮会在加强信息监管的条件下重新兴起，这一结构融资工具在我国的出台也是大势所趋。但我国商业银行信息共享机制和信息披露制度还很不完善，笔者提出以下建议，为资产证券化在我国的兴起与发展作好法律准备。 第一，构建金融信息共享平台，形成金融信息共享机制。正如美国信用报告的广泛使用使全国银行体系共享客户金融信息，不仅降低了贷款机构的各项成本，并使信用资产证券化成为可能。[33]我国近日也着手构建金融信息共享系统。中国银 监会与国家质检总局共同推动的银码信息共享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银码信息共享平台系统（以下简称“银码共享系统”）已经于2010年4月9日在北京、河北、山东（含青岛）等3个地区向工商银行、光大银行2家试点银行业金融机构开放信息查询服务。[34]通过“银码共享系统”，中国银监会将有效拓宽银行业金融机构风险管控信息渠道，增进银行业金融机构与国家宏观调控部门和银行监管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标志着我国银行监管服务开始迈向金融信息监管，对有效防范金融风险与构建信息监管体系奠定了基础。但仅此还不足以应对资产证券化的发展。笔者认为应该在中国人民银行的主持下构建一个类似美国的消费信用平台，这在现代金融创新频繁推出的时代必不可少，正如控制论创始人维纳说过的一句名言：“社会通讯是使社会这个建筑物得以粘合在一起的混凝土”，[35]那么金融信息的共享是现代社会金融大厦建设成功的粘合器。 第二，在条件成熟时出台抵押贷款法，保证基础信息真实准确。金融资产证券化最基本的信息真实就是抵押合同的信息真实。“只有信号足以信赖时，信号机制才能发挥作用。”[36]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第一环节的贷款者信息真实是资产证券化后面各环节真实可靠的基础。首先，各环节的市场主体会回溯信息保证，中间任一环节的断裂都会导致信息链条的断裂，然而如果第一环节的基础信息错误，将使结构金融信息传递整体失败。其次，作为理性经济人，资产证券化中各主体会考虑各种行为惩罚，不仅包括法律责任承担，还包括失去市场机会等市场规范惩罚。经纪商会考虑如果真正出现夸大申请者收入的虚假称述时，什么惩罚将会发生；借款者会考虑是否承销商或者债券持有者将真正行使买回权利。但无论从哪一步责任向前回溯，都会追溯到基础信息是否真实可靠。正因为如此，一些国家和地区通过制定抵押贷款法，来保证基础信息的真实准确，如2008年4月3日明尼苏达州《反掠夺性贷款法》修正案生效，该法案被看作是美国各州立法中最复杂而综合性最强的一部法律。其中，被视为不合法行为[37]的规制值得借鉴。该修正案规定实施下述行为时为不合法：（1）在抵押贷款过程中，或者在被抵押贷款者、借款者或者其他第三方依赖的过程中，明知使用或者引起使用任何口头的与文字的虚假陈述、引人误导或者隐藏信息的行为；（2）在抵押贷款过程中，或者在被抵押贷款者、借款者、或者其他第三方依赖的过程中，明知使用或者为使用任何故意的与文字的虚假陈述、引人误导或者隐藏信息提供方便的行为；明知与文字虚假陈述、引人误导或者隐藏信息提供方便同等效果的行为；或者（3）试图违反条款（1）与（2）的其他行为。抵押贷款法律制度能够将信息不透明和不对称、甚至信息欺诈从源头上切断，保证金融信息监管行之有效，这一作法值得我们借鉴。 第三，建立、完善金融机构和监管者对金融创新产品的全程信息披露制度，加强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力度。与国际监管趋势相适应，我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银行披露义务的法律法规。2002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曾印发过《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暂行办法》，这对我国银行业的治理完善起到了积极地作用。次贷危机发生后，2007年7月3日，银监会在《暂行办法》的基础上，了《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对适用对象、监管主体等方面进行了修订。证监会也于2007年1月30日实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人民银行于2007年8月21日就基础资产池信息披露有关事项了公告，[38]要求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各参与机构高度重视基础资产池信息披露工作，严格按照相关规章的要求披露基础资产池信息，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防范风险。《公告》还要求《发行说明书》必须披露投资者在资产支持证券发行期限内查阅基础资产池全部具体信息的途径和方法等。基于以上文件和相关法律，证监会又制定并于2008年9月1日起开始施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26号——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特别规定》（以下简称《特别规定》）。2009年8月中国银监会也颁布了《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监管资本计量指引》（第五次征求意见稿），将巴塞尔委员会的最新变动融入其中，除了内部评估法（IAA）未在本次征求意见稿得到体现外，其整体内容已趋完善，这意味着我国的资产证券化资本监管也即将与国际先进做法接轨。 但笔者认为，这仅仅是资产证券化融资信息披露的一个开端。国际清算银行副 总经理HervéHannoun在2010年于IMF-FSB公开发表最高官员帮助执行具体计划的报告中阐明，银行统一地位的适当性信息分析是这次金融危机的关键所在：“在个体机构层面，一些银行信息在银行统一全球平衡表中体现为常规金融报告，然而，这些信息缺少衡量资产负债表压力的必要统计分析，诸如货币信息、到期日与交易对方当事人种类和双方资产和负债地位，以及表外信息等等。换句话说，金融消费者能得到的有效公众信息远远低于有效监管的需求水平。”[39]在我国，这种情况也屡见不鲜。例如，2005年6月人民银行颁布过《资产支持证券信息披露规则》，但经过近些年的实践检验显示该规则相当原则性，并没有保障资产支持证券信息得到完整、全面的披露。以“建元2005-1”MBS为例，该证券《发行说明书》作出“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申明”后，并没有披露证券发行人（受托人）“中诚信托投资有限公司”与信用评级机构“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更没有说明为何最终信用评级报告仅有“中诚信国际”一家公司署名而不见“穆迪公司”信息。因此就信贷资产证券化具体的全程信息披露而言，笔者认为，应专门立法对其运作中不同角色的主体作出不同的要求： 其一，对原始债权人的披露要求包括：（1）有关的数据资料，包括：在综合证券化和传统证券化项下贷款和贷款承诺的总金额；如果适宜，再将其区分为定期和循环证券化，循环证券化中的销售者权益要予以披露；通过证券化活动融资的数量；（2）证券化资产的类型；（3）原始债权人银行在其证券化活动中充当的角色；（4）有关提供给证券化交易的追索权/信用增级产生的最大数量的信用风险的总体资料，并附加表明增级的支持仅限于这些合同义务；（5）有关所提供的流动性便利的规模和性质的总体资料。上述前四项属于重大情形的，要单独予以披露。 其二，对发起人金融机构的披露要求包括：（1）有关提供给证券化交易的追索权/信用增级产生的最大数量的信用风险的总体资料，并附加表明增级的支持仅限于合同规定的数量；（2）有关所提供的流动性便利的规模和性质的总体资料。以上两项，属于重大情形的，要单独予以披露。 其三，对发行人金融机构的披露要求包括：（1）所有评级机构或其他评估风险者的名字；（2）有关交易法律结构的总结；（3）所使用的资产转让形式，特别是任何有关原始债权人持有的残余权益；（4）证券化资产的类型、选择的标准和替换的标准；（5）所有证券化交易参与者的名字和他们充当的相应角色；（6）证券化交易中信用增级的数额、形式和信用等级，并表明以所述的为限，没有进一步的信用支持；（7）流动性便利的数额、形式、信用等级和偿付顺序；（8）引发资产池早期摊销的触动点。 其四，对支持资产质量变化的信息跟踪披露要求：除了继续要求资产支持证券发行人在发行说明书中提示风险、信用评级机构在资产支持证券发行后进行跟踪评级外，有必要规定证券发行人和评级机构在证券发行说明书和信用评级报告中提示投资人“资产支持证券发行时的信用评级随着资产池的老化会发生信用下降或提升的情况”。更为重要的是，应对金融机构及其负责人（包括二线管理者）设计更高的注意义务和法律责任。换言之，金融机构及其负责人所承担的注意义务不应是“一般审慎之人”所应尽的注意义务，而应是“一般审慎银行家”所应尽的注意义务，他们向公众提供的信息也应该更全面和及时。 小结 反思次贷危机所揭示的美国金融监管的失败，一个主要的教训就在于金融信息监管的碎片化无法发现和应对一体化的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割裂式的功能性金融监管的破产意味着必须另辟蹊径，构建信息监管指导下的新的金融监管模式。以金融信息为中心的监管体系，能够形成监管者、金融机构与金融消费者、甚至金融机构内部管理者之间多维度信息的充分交流与互动。在高级虚拟经济著称的金融帝国中，作为社会化融资方式的信贷资产证券化打通了银行、证券、保险、信托、房地产等行业之间的隔阂，而只有完善金融信息披露机制，立足于社会化信息的共享平台，才能弥合不同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监管缝隙和漏洞，协调彼此的监管政策和工具，有效防止系统性风险，也只有统合成为整体的信息监管才能满足资本市场及金融创新不断发展的需要。 注释: 参见钟义信：《信息科学原理》，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7页。 参见[法]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顾良、施康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第20页。 同注，第10页。 同注，第566页及以下。 参见张晓晶：《符号经济与实体经济——金融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分析》，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页。 See Steven L.Schwarcz，Conflicts and Financial Collapse：the Problem of Secondary Management Agency Costs，26Yale J.on Reg.p.457，2009. 早在1988年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就制定了《关于统一国际银行的资本计算和资本标准的协议》（简称巴塞尔协议），其中规定银行总资本与风险加权资产的比率不得低于8%，旨在促进各国间的公平竞争，并增强国际金融体系的安全性。2005年《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只是修改了风险加权资产，对资本充足比率提出的最低要求仍然是8%。参见http：//www.bis.org/publ/bcbs118.htm，2010年7月30日访问。 参见易宪容：《“影子银行体系”信贷危机的金融分析》，载《江海学刊》2009年第3期。 参见陈志武：《金融的逻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133页。 See U.S.Sec.&Exch.Comm’n ，Report on the Role and Function ofCredit Rating Agencies in the Operation ofthe Securities Markets，2003，pp.7-8. [11]在当今美国资本市场上，主要的评级机构是标准普尔（STANDARD POOR’s）、穆迪（MOODY）和惠誉（FITCH）。以标准普尔为例，其在100多个国家为大约32万亿美元的债务证券提供了评级。单在2007年，标准普尔信用评级机构就了51万个评级，其中包括新评级和评级调整。参见http：//www.standardandpoors.com/home/en/us，2010年7月30日访问。 [12] See John C.Coffee，Jr.，The Mortgage Meltdown and Gatekeeper Failure，9/20/2007N.Y.L.J.5，p.1. [13]参见符浩东：《构建风险应急机制稳健推进金融创新——次级贷危机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启示》，载《证券市场导报》2008年第6期。 [14] See Harrison Scott Publications Inc.，MBSLosses GrowMurky as Defaults Rocket，Asset Backed Alert，September 11，2009.See http：//www.securitization.com/article.asp？ id=1&aid=9222，2010年7月30日访问。 [15] See OliverWilliamson，Corporate Governance，93YaleL.J.p.1197，1984；HenryHansmann&ReinierKraakman，The End ofHistoryForCorporate Law，89Geo.L.J.p.439，2001. [16]典型的VaR模型只有小于1%的损失率（或者，有时候达到5%）。See Joe Nocera，RiskMismanagement，N.Y.Times，Jan.4，2009，p.46. [17]参见黎四奇：《金融企业集团法律监管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2-283页。 [18]美国学者纳西姆·尼克拉斯·塔雷伯以“黑天鹅”效应来描述当今风险社会中的不确定性。他认为，一个单一观察到的黑 天鹅，就能让千万次确认看到数百万只白天鹅所得到的泛化推论失效……黑天鹅事件使得你所不知道的事远比你所知的事更为重要。这种不确定性的研究通常被应用于金融领域中。参见[美]纳西姆·尼克拉斯·塔雷伯：《黑天鹅效应》，林茂昌译，大和书报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9-12页。 [19]See OCC Advisory Letter AL 2003-2 February 21，2003. [20]参见孙天琦、张晓东：《美国次贷危机：法律诱因、立法解危及其对我国的启示》，载《法商研究》2009年第2期。 [21]监管套利是指金融监管因遭特殊利益集团“劫掠”而导致监管套利的现象。 [22]美国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对“金融消费者”的定义是“为个人、家庭成员或家务目的而从金融机构得到金融产品或服务的个人”。在我国金融立法中首次使用“金融消费者”概念是2006年12月银监会颁布的《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引》，该指引第4条规定：“金融创新是商业银行以客户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有效提升核心竞争力，更好地满足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日益增长的需求，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23]如有学者建议将我国的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合并，设立中国金融监督委员会。参见王大庆：《一体化监管模式：未来全球金融监管的发展方向》，载《经济与管理研究》2010年第3期。 [24]参见郭雳：《信息、金融与金融法》，载《金融法苑》2003年第1期。 [25]具体内容可参阅《银行与证券公司交易及衍生产品业务的公开信息披露》文件的第三部分“相关建议”的内容。 [26]功能性监管的概念最早是由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Merton和Bodie提出的。它是相对于机构性监管而言，是针对特定类型金融业务，如银行业务、证券业务、保险业务分别加以监管，而对“边界性”金融业务亦明确监管主体，同时强化不同监管主体间合作的监管法律体系。 [27]新的法律虽然撤销了OTS和OCC，但又新增NBS、FSOC和CFPA，加之原有的FRS、SEC、CFTC、FDIC和NCUA等五家机构，机构数反而由原来七家增加到八家。 [28]参见陈斌彬：《危机后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述评——多边监管抑或统一监管》，载《法商研究》2010年第3期。 [29]参见《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第112条第2款A项。“collect information from member agencies，other Fed-eral and State financial regulatory agencies，the Federal Insurance Office and，if necessary to assess risks to the United States financial system，directthe Office of Financial Research to collect information from bank holding companies and nonbank financial companies.” [30]参见《高盛被罚仅为开始 华尔街将继续被查》，财讯网http：//content.caixun.com/CX/01/52/CX0152sd.shtm，2010年8月2日访问。 [31]参见巴曙松：《影响中国的金融监管变局》，载《财经》2010年第1期。 [32]参见何小锋、刘永强：《资产证券化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实践——对中国一个早期案例的研究》，载《学术研究》1999年第2期。 [33]美国曾通过一系列信用信息披露法案，比如1968年通过的《贷款信息披露法案》、1970年通过《公平信用报告法案》（后来1996年和2003年又对法案多处进行了修订）、1974年通过《平等信用机会法案》、1975年通过的《房屋按揭披露法案》、以及1977年通过的《社区再投资法案》等等。参见邹浩：《美国消费信用体系初探》，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3页。 [34]参见《银码共享银行风险监管新举措》，中 国银行业监督委员会网站http：//www.cbrc.gov.cn/chinese/home/jsp/docView.jsp？docID=2010042284C2C20FDA415713FFEF30D27CF7F300，2010年4月28日访问。 [35]这里所讲的通讯是广义的，是指各地区之间的信息、能量和物质交换的总过程。[美]维纳：《人有人的用处》，陈步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7页。 [36][美]柯提斯·J·米尔霍普、[德]卡塔琳娜·皮斯托著：《法律与资本主义：全球公司危机揭示的法律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罗培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1页。 [37] MINN.STAT.§609.822，subdiv.1，3，2008，SeeMark Ireland，After the Storm：Asymmetrical Information，GameTheory，and an Ex-amination of the“Minnesota Model”for National Regulation of Mortgage Brokers and Tomorrow’s Predatory Lenders，available at http：//www.ssrn.com/abstract=1525868. [38]2007年第16号中国人民银行文告（总第252号）。参见中国人民银行网http：//www.pbc.gov.cn/publish/chubanwu/2920/2009/20091112152726642161446/20091112152726642161446-.html，2010年11月22日访问。 [39]HervéHannoun，“The financial crisis and information gaps”，prepared for the G20 Finance Ministers and central bank Governors，Basel，8-9 April，2010. 【主要参考文献】 1.钟义信：《信息科学原理》，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法]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顾良、施康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版。 3.张晓晶：《符号经济与实体经济——金融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分析》，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4.Steven L.Schwarcz，Conflicts and Financial Collapse：the Problem of SecondaryManagement Agency Costs，26Yale J.onReg.，2009. 5.陈志武：《金融的逻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版。 6.黎四奇：《金融企业集团法律监管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7.[美]纳西姆·尼克拉斯·塔雷伯：《黑天鹅效应》，林茂昌译，大和书报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版。 8.[美]柯提斯·J·米尔霍普、[德]卡塔琳娜·皮斯托：《法律与资本主义：全球公司危机揭示的法律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罗培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9.易宪容：《“影子银行体系”信贷危机的金融分析》，载《江海学刊》2009年第3期。 10.符浩东：《构建风险应急机制稳健推进金融创新——次级贷危机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启示》，载《证券市场导报》2008年第6期。 11.孙天琦、张晓东：《美国次贷危机：法律诱因、立法解危及其对我国的启示》，载《法商研究》2009年第2期。 12.郭雳：《信息、金融与金融法》，载《金融法苑》2003年第1期。 13.陈斌彬：《危机后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述评——多边监管抑或统一监管》，载《法商研究》2010年第3期。 14.巴曙松：《影响中国的金融监管变局》，载《财经》2010年第1期。 15.Mark Ireland，Afterthe S torm：Asymmetrical Information，GameTheory，and an Examination of the“MinnesotaModel”forNational Regulation of Mortgage Brokers and Tomorrow’sPredatory Lenders，available at http：//ssrn.com/abstract=1525868.
关键词：评级方法论；时点评级法；跨周期评级法；新巴塞尔资本协议
中图分类号：F83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9)08-0071-04
一、引言
《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内部评级法(Internal RatingsBased Approach，IRB)要求银行通过内部评级体系计算监管资本，进一步增强监管资本对于所面临风险的敏感性。实施《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银行首先要重新构建适合监管要的内部评级体系，包括评级等级的划分、评级参数的估计、评级结果的使用以及评级体系验证等一系列内容。评级方法论(Rating Philosophy)是对经济周期的一种态度，反映了信用评级的本质，具体表现在评级使用何种信息、评级期限等方面，主要包括时点评级法(Point-In-Time，PIT)和跨周期评级法(Through-The-Cy，cle，TTC)。评级方法论是银行构建评级体系之前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因为它直接影响到违约概率(Probability0f Default，PD)和违约损失率(LOSS Given Default，LGD)等风险参数的性质、评级稳定性等方面，但是银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这一根本问题，本文从时点评级法和跨周期评级法的内涵与应用着手，分析了两种评级方法对风险参数PD与LGD和监管资本要求的影响。并根据《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对评级方法进行了选择，最后得出对我国银行的启示与建议。
二、时点评级和跨周期评级的内涵和应用
(一)时点评级法和跨周期评级法的内涵
实证研究表明，受经济周期影响，信贷也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虽然二者的周期并非同步。因而。就是否考虑经济周期因素而言，信用评级就需要区分时点评级法和跨周期评级法。评级机构的评级方法受到的关注较多，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较充分。而银行内部评级方法问题在20世纪末才开始受到重视。1998年，美联储的一份有关“美国大银行信用风险评级”报告中提到了银行在使用内部评级方法方面存在的差异性和不明确性。2000年左右，巴塞尔委员会在工作论文中正式区分时点评级法和跨周期评级法，但是并没有给出时点评级法和跨周期评级法的准确定义。至今，理论界和业界对于两种评级方法仍有不同的理解，尚未形成比较权威的、被广泛接受的定义，尤其是在跨周期评级法的理解上争论更多。
一般而言，国外学者或者巴塞尔委员会的工作论文是从两个方面来定义和阐述时点评级法和跨周期评级法的。从评级所使用的信息角度去理解两种评级方法，时点评级法使用有关企业的所有静态和动态信息以及宏观经济信息，而跨周期评级仅使用企业的静态信息和动态信息，不对周期性经济变动做出反应。当然也有学者从违约概率性质角度定义两种评级方法，时点评级法是基于现时条件下企业的状况以及对未来的展望所做出的评级，时点评级与未经压力的违约概率相对应；而跨周期评级是考虑整个经济周期，根据企业可能出现的最坏状况或者极端事件压力测试下的承债能力所给予的评级，由此跨周期评级是与压力状态下的违约概率相对应的m。
两种视角都体现出信用评级如何处理经济周期因素的方法，进而区分时点评级法和跨周期评级法。从所使用的信息角度理解评级方法论对于建立合适的评级模型和选用恰当风险因子具有较大指导意义。从违约概率性质的角度理解评级方法论，能够清晰反映出评级与违约概率的互动关系，更深入的刻画出经济周期对于银行信用风险管理的影响。
(二)时点评级法和跨周期评级法的应用
时点评级法基于评级企业现时状况考虑，评级期限较短，多为一年，也可能2-3年甚至更长时期，评级结果能够精确反映企业的信用风险程度。跨周期评级是基于较长时期内的经济周期出发，评级限期可能为3-5年，或者整个信贷周期，评级结果较之时点评级精度要低，具有顺序评级特征。两种评级方法的不同特征使得它们在银行内部应用方面存在较大差别。时点评级法在银行内部风险管理的应用范围较广，包括贷款定价、风险监测、经济资本配置、限额管理、收益分析等方面，而跨周期评级主要应用于长期信贷决策、确定监管资本等方面。
三、评级方法对风险参数和监管资本要求的影响
(一)评级方法与违约概率
根据《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内部评级法要求，银行要建立起内部评级体系，而且信用等级要与违约概率相对应。不同的信用评级方法将会直接影响到违约概率，时点评级法的等级会随着企业和宏观经济的变化而变化，此种情况下企业的信用等级变动较频繁，但是每一信用等级所对应的违约概率是不变的。也就是说，经济衰退时，企业的违约概率将升高，其信用等级将被下调；而经济繁荣时，企业的违约概率将下降，其信用级别相应上调。跨周期评级结果不随经济周期变动，只会对具有长期性的变动做出反应，企业的信用等级较稳定。但此种情况下，信用等级所对应的违约概率不是固定的违约概率是在一定范围内浮动的，银行应该设定浮动的范围，当变动幅度过大时，就要调整企业的信用等级。
就资产池违约概率而言，Heiffield(2004)以及巴塞尔委员会报告(2005，NO，14)实证研究表明，在经济周期内。虽然每个时点评级级别的未经压力资产池违约概率保持稳定，但是压力状态下资产池违约概率却发生了变化。每个时点评级级别压力状态的资产池违约概率与经济周期是正相关的。同样，在经济周期内，每个跨周期评级级别的压力状态下资产池违约概率保持不变，而未经压力资产池违约概率则与经济周期是负相关的。因此，银行不仅要区分其内部评级法方法，还要明确其违约概率性质，这样才能正确理解信用风险报告的内涵。
(二)评级方法与违约损失率
反映信用风险的两个主要参数是违约概率和违约损失率②。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要求银行要建立客户评级和债项评级的二维评级结构。对于实施高级法的银行来说，要建立债项评级，并且每一个信用等级要与相应的违约损失率对应。实证研究表明，违约损失率与违约概率具有正相关关系，经济衰退时，两个风险参数都会出现下降，进而导致银行的信用损失加大。
银行违约损失率的估算都是基于银行内部数据和担保品的分类，影响违约损失率的因素主要为合同结构、经济周期、行业、以及公司状况等。根据Moody(2002)在其
违约损失率预测模型LossCalc的技术文件中披露的信息表明，合同设计对于违约损失率的贡献度为37％，宏观经济环境因素对违约损失率贡献度为26％左右。虽然现在学者对于违约损失率与评级方法的研究并不多，但是贷款合同变动较少，影响违约损失率主要因素多为静态的，这就决定了违约损失率的稳定性。而且从银行的做法来看，频繁变动债项评级也不是一种常规做法。《巴赛尔新资本协议》中已经明确提到要采用较保守的方法估计违约损失率。因而，实施新资本协议的银行建立的债项评级通常具有跨周期性质，违约损失率较稳定。
(三)评级方法与监管资本要求
不同评级方法影响到违约概率、违约损失率的稳定性，由于两个风险参数是计算监管资本的重要输入变量，进而评级方法将会对监管资本要求产生深刻的影响。从理论上讲，时点评级法下评级等级的变化将会引起监管资本的变动。也就是说时点评级下监管资本随着经济周期变动而变动，即在经济繁荣时期，所需的监管资本较少，但是在经济衰退时期所需保有的监管资本较高，监管资本的变动性较大。同样，在跨周期评级条件下，虽然信用等级不变，但是违约概率还是会浮动的，也会引起监管资本的变动。相比较而言，跨周期评级考虑了周期性因素，使得监管资本要求能够保持较高的稳定性，但所要求的监管资本较高。并且，《新巴塞尔资本协议》高级法下监管资本要求的波动性要比初级法的高，因为在初级法下，违约损失率是由监管当局给出的，不需要银行自己估算。
Frieda Rikkers及Andr6 Thibeauh(2008)利用标准普尔数据库研究认为，压力状态下跨周期评级法所要求的监管资本比时点评级法高出76.4％，这与压力水平有关。时点评级条件下，经济衰退时所需监管资本要比平均水平高37％至76％，这也与资产组合的风险状况有关。未经压力跨周期评级法的资本成本要比时点评级法高9％。压力状态下的跨周期评级法所需资本成本则可能比时点评级高出75％。这说明，跨周期评级法可以降低监管资本的波动性，但是维持这种稳定性的代价是较高的。
实际上，评级方法论除了对违约概率、违约损失率、以及监管资本要求有显著影响外，还会对银行信息披露产生较大影响，原因在于时点评级下，所披露的信息更为真实，更能反映银行的风险状况；而跨周期评级法下，违约概率精确度不高，因而银行披露的信息就会失真，不利于投资者以及公众对于银行的监督。评级方法论也将影响评级体系的验证，这主要是因为不同评级方法的特征以及对于风险参数的影响，监管部门需要针对银行所采用的评级方法选择恰当的验证工具。确保验证的效率。当前各个银行在评级方法选择的多样性为监管部门的验证工作增加了困难。所以，《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下评级方法论的影响具有广泛性和深刻性，这就要求银行和监管部门重视评级方法论的使用和研究。
四、时点评级体系和跨周期评级体系的选择和建立
(一)银行监管部门对于评级方法所做出的要求
《新巴塞尔资本协议》未就银行评级方法论应用问题做出明确的要求，银行可以选择合适自身的评级方法，但是要求银行要明确内部评级方法所属的类型。一般认为，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中提到“要求使用长期数据估算违约概率”，进而推测新资本协议提倡使用跨周期评级方法。但是，这一推测理由是不充分的，因为使用长期数据估算违约概率是为了获得更为稳定而准确的模型参数，不论是在时点评级法还是在跨周期评级法下估算违约概率时，都适用这一准则，也就不能由此得出以上结论了。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其关于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要求中，指出“评级方法论是其监管的重要方面。银行要明确所使用的评级方法论的类型，制定企业评级迁移的政策，明确评级等级变动对于监管资本的影响”。我国银监会在《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内部评级体系监管指引》第四节第三十二条、三十三条中提到“商业银行可以采取时点评级法、跨周期评级法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评级方法估计债务人的违约概率”，“商业银行的债务人评级应同时考虑影响债务人违约风险的非系统性因素和系统性因素。商业银行应向监管部门说明所采取的评级方法如何考虑系统性风险因素的影响，并证明其合理性”。
时点评级法和跨周期评级法各有优劣，在没有深入研究的情况下不能说哪个更好。因此。或许是出于谨慎的考虑，各国银行监管部门与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保持了一致的口径，允许银行自行选择评级方法。从监管角度看，确保金融系统的稳定和安全是第一目标。银行所保有的资本波动性过大，尤其是在经济下行时期，为补充监管资本要求必然压缩信贷投放规模，也将会对实体经济产生较大负面影响，甚至如果银行没有充足的流动性确保持有足够的监管资本，将会产生系统性风险。所以，监管部门更偏好保持稳定而充足的监管资本，这就意味着不论是巴塞尔委员会。还是各国监管部门在评级方法的选择上可能会更倾向于跨周期评级体系。
(二)国际商业银行在评级方法上的选择
根据Treaty及Carey(1998)和2000年巴塞尔委员会的调查报告显示，国际商业银行并没有明确区分评级方法的使用。从实践看，很少一部分银行使用跨周期评级，还有部分银行使用混合评级方法，大部分银行选择使用时点评级方法。这与外部评级机构形成很大反差，因为国际知名的信用评级机构都宣称使用的是跨周期评级法。由此可见，国际活跃银行在评级方法的使用上呈现多样性，并且多数使用的是时点评级方法。造成这一现实的原因可能有如下几点。
1，出于成本收益的角度考虑。跨周期评级和时点评级是收益性与稳定性之间的权衡。跨周期评级所要求的监管资本较高，有利于金融稳定，但是其成本也是较大的。银行是追逐利益的经济部门，需要为股东增加价值。选择时点评级可以降低监管资本需求量，虽然在经济衰退时监管资本需求增加较多，但是通过经济繁荣时期的大量放款来弥补，这样就有利于提高经济资本的使用效率，也有利于实现收益最大化的目标。
2，银行多使用时点评级与违约概率模型有关。一般认为专家判断的评级方法可能更倾向于跨周期评级法，而以市场信息为主的统计模型则偏向于时点评级法。有时候，时点评级法下企业信用等级变动较少，而被误认为是跨周期评级法，这主要是由于评级模型的输入变量变动性较小的缘故。以财务信息为主要输入变量的评级模型就存在这样的问题。银行现今更多使用的违约概率模型为结构性模型诸如KMV模型，此类违约概率模型以市场信息作为主要输入变量，并且随着市场信息的波动而波动，从而形成了时点评级法。
3，银行对于评级结果的多种使用目标。银行在信用风险管理过程中需要不同评级方法的结果，因此导致了银行在建立信用评级体系方面的不一致性和多样性。
4，相比时，最评级体系，跨周期评级体系更难建立。时点评级体系较容易建立，而跨周期评级建立起来相对较难。时点评级可以利用企业的所有信息和宏观经济信息就可以建立起来，而建立跨周期评级体系需要将长期因素和周期性因素相分离，确保违约概率模型所考虑的因素与系统因素没有关联性。这会增加建立跨周期评级体系的工作量，维护成本也较大，使得跨周期评级法的实际应用范围不广。
五、对我国银行的启示与建议
我国将于2010年开始正式实施《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等大型国有商业银行都开始已建立或整合内部评级体系，并聘请了外部咨询机构，以适应监管需要。但从现有资料看，国内监管部门、业界专家以及学者都比较注重违约概率、违约损失率等风险参数的估计、评级验证方面的研究，对于银行内部评级方法论问题研究较少，甚至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这可能会导致银行评级结果应用、信贷决策等方面的失误。鉴于评级方法论的重要性，在实施内部评级法的过程中应注意把握如下。
一、2001年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形成及其特点
随着金融全球化、一体化的浪潮，金融领域的竞争尤其是国际跨国银行间的竞争日趋激烈，金融创新层出不穷，银行的业务也越来越复杂化和多样化。1988年巴塞尔协议因其本身的缺陷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国际金融市场的最新。针对上述协议的不足之处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尤其是近年来国际上大型银行在信用风险管理的和模型方面取得的巨大进展，巴塞尔委员会于1998年开始着手制定新协议，并于1999年6月公布了新协议征求意见稿。在综合了各方的意见并经过深入讨论后，巴塞尔委员会于2001年1月公布了新资本协议草案，继续征求意见。此后，巴塞尔委员会将于今年正式公布新协议的正式稿，并预定于2004年正式开始实施。
巴塞尔新协议草案以资本充足率、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和市场纪律为三大支柱，其中又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巴塞尔委员会指出银行面对的风险主要有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其它风险(包括利率、操作、风险等)。新协议将明确涵盖这三种风险，希望建立一个全面的方法来确定风险，以此来加强金融系统安全和稳固，促进银行间竞争。新协议的主要特点有：
(一)坚持1988年巴塞尔协议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监管思路，并有了进一步完善
1、更为灵活的风险衡量方式。为了适应当前复杂多变的银行风险状况，在2001年的新资本协议框架中，巴塞尔委员会放弃了1988年巴塞尔协议中单一化的监管框架(one—size—fits—all framework)，并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方式，银行和监管当局可以根据业务的复杂程度、本身的风险管理水平等灵活选择使用。通过这种灵活的制度安排，巴塞尔委员会试图促使银行不断改进自身的风险管理水平，使用对于风险状况反应更为灵敏的衡量方式，进而更为准确地测定一定风险状况下所需要的资本金水平。
2、外部评级和内部评级的选择。为了测算银行的风险资产状况，银行必须要对资产进行评级，并相应确定风险权重。巴塞尔委员会在设计方案的初期，曾经试图要求银行主要依靠外部中介机构的评级。但是，由于评级机构的客观性、独立性、资料的可获性、评级结果的及时充分暴露、评级结果的可信度等方面存在相当大的分歧，因而在2001年的新资本协议框架中，除了继续保留外部评级这一获得资产评级的方式外，更多地强调银行要建立内部的风险评估体系，并提供了三个可供选择的方案，即标准法、初级的内部评级法和高级的内部评级法，强调用内部评级为基础的方法来衡量风险资产，进而确定和配置资本。
3、利率风险和操作风险的资本要求。巴塞尔委员会近年来一直希望推行全面风险管理，将风险管理覆盖的范围逐步从信用风险推广到利率风险、操作风险等。由于—些风险(如利率风险等)难以准确量化，因而此次新的资本协议框架建议各国监管当局在设定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时要充分考虑到利率风险这一点。新的资本协议要求考虑操作风险并相应配备资本，但具体运营风险的方法存在相当大的差异，难易程度也不一样。在实际操作中，许多考虑运营风险的银行只是在考虑信用风险所需的资本之外，进一步增加20％作为覆盖运营风险的资本，新的资本协议准备采用这个20％的标准作为广义的指导性准备标准。
4、适当扩大资本充足约束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资本套利行为。在1988年的资本协议中，对于证券化的资产的风险水平确定得相对较低，而且没有充分考虑到由此可能导致的市场风险和利率风险等。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以及国际银行业基于逃避资本约束的动机，银行资产证券化显著推进，从而使得原来的资本协议不能更为灵敏地反映银行资产的真实风险水平和所需要配备的资本水平。新的资本协议框架则对此进行了一定的限制。另外，新的资本协议框架建议，对于单笔超过银行资本总额15％的投资以及此类对非银行机构的投资总额超过银行资本规模60％的投资，都要从银行资本中扣除，这无疑会对那些在非银行领域有广泛投资的银行形成冲击。
(二)各国监管机构对于银行资本状况的监管方式和重点出现了显著变化
2001年颁布的新资本协议框架，更加强调各国监管当局结合各国银行业的实际风险对各国银行进行灵活的监管。这主要是巴塞尔委员会注意到不同国家的具体金融环境和进人体制差异，因而开始强调各国监管机构承担更大的责任。新资本协议中，各国监管当局可以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自主确定不低于8％的最低资本充足率。同时，许多风险衡量的水平和指标需要各国金融监管当局根据实际状况确定，而且金融监管当局还要能够有效地对银行内部的风险评估体系进行考察。这样，各国金融监管当局监管的重点，将从原来的单一的最低资本充足水平转向银行内部的风险评估体系的建设状况上来。
(三)强化信息披露，引入市场约束机制
在新资本协议框架中，巴塞尔委员会对于银行的资本结构、风险状况、资本充足状况等关键信息的披露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要求。新框架充分肯定了市场具有迫使银行有效而合理地分配资金和控制风险的作用，稳健的、经营良好的银行可以用更为有利的价格和条件从投资者、债权人、存款人及其他交易对手那里获得资金，而风险程度高的银行在市场中则处于不利地位，它们必须支付更高的风险溢价、提供额外的担保或采取其他安全措施。于是，这种市场奖罚机制可以促使银行保持充足的资本水平，支持监管当局更有效地工作。为了确保市场约束的有效实施，必然要求建立银行信息披露制度。
二、新资本协议中的内部评级法——银行信用风险管理系统的基础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草案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基于内部信用评级的资本金计算方法，这表明，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对于内部评级在银行信用风险管理和银行监管中的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巴塞尔委员会认为使用内部评级方法，是真正风险敏感和激励相容的，能减少20％— 30％的监管资本，因此将会为大多数国际化的商业银行采用。巴塞尔委员会也希望鼓励有条件的大银行发展先进的内部评级系统，以此作为信用风险管理的核心。
(一)内部评级方法的主要
新协议的基于内部评级方法将债项按借款人的类型分为：公司、零售、国家、银行、股票、项目融资等六种类型，分别采用不同的方法处理，但是计算方法是区别并不大。我们以计算公司类型债项的风险资本金的方法为例，介绍内部评级方法的主要计算方法。
利用内部评级方法计算资本金需要四个输入参数，它们是债务人的违约概率PD(Probability of default)、违约后债项的损失(Loss given default)、违约时的风险暴露EAD(exposure atdefault)以及债项的到期时间M (remaining maturity)。内部评级方法分为基本法和高级法，其主要区别在于在基本法中LGD、EAD、M由监管机构确定，而在高级法中允许采用银行内部评级系统的结果计算。
新协议中计算银行的风险资本金分为如下两步，第一步，对每一个债项计算其风险权重。风险权重规定为
RWc=min{(LGD／50)BRWc(PD)[1+b(PD)× (M-3)]，12．5×xLGD}
(1)
在高级法中，由银行自己通过对债项的未来现金流加权计算得到M数值，但协议规定计算出来的M值不能超过7年。在内部评级的基本法中，因为所有债项的持有时间都被认为是3年，带人到(1)式得到公式如下：
RWc=min{(LGD／50)BRWc(PD)，12．5×LGD}
(2)
其中：RWo指对应于这个债权的资产权重；LGD指预期这个债权发生违约后不能收回的百分比；b(PD)是对M的一个调整函数，依赖于PD，巴塞尔委员会正在函数的形式，将在正式稿中公布。BRWc(PD)由下式确定：
BRWc(PD)=976．5×N(1．118×G(PD)+1．288)×(1+0．0470×(1-PD)/PD0.44)
(3)
其中PD为债务人的一年违约概率。N(X)表示普通标准随机变量的累积分布函数(也就是，均值为零、方差为1的普通随机变量的概率小于或等于X)，G(X)为N (X)的逆函数。
第二步，确定每个债项对应的监管资本金，然后将所有资产的资本金加总，得到银行的监管资本金。每一个债项对应的资本金为：
Capitalc=RWc×EAD×8％
(4)
在内部评级方法中，关键是如何根据内部评级系统确定四个输入参数。巴塞尔委员会定义PD为债项所在信用评级一年的平均违约率，PD的确定必须是通过对这个级别的数据进行统计，实证研究得到的，而且为保守的、前瞻的估计。基本法中，对于无担保和抵押的债项，按照其为优先和非优先贷款分别规定LGD为 50％和75％，对于有抵押担保的债项，协议将债项按其抵押晶的性质分类，通过计算其抵押品的折扣比例，并相应归类得到对应的LGD可以根据对银行评级系统的内部数据的分析得到。对于表内业务，所有债项的EAD被定为资产负债表上名义未清偿值；对于表外业务，基本法中对各种工具规定了一定的转换因子，而高级法中则允许银行使用自己的内部评级系统确定各种债项的EAD。
有必要指出，风险权重公式(3)和银行使用内部评级法关中于LGD的规定，是巴塞尔委员会根据西方国家的经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得到的。这些函数的参数是否适合我国实际，必须加以研究考查。如果不适合的话，如何对其进行调整，是中央银行必须和商业银行合作研究加以解决的。
(二)内部评级系统实施的具体要求
内部信用评级系统的操作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银行必须经过中央银行监管部门批准，才能实施内部评级方法。监管部门还应对银行的内部评级系统实行经常性的检查，以保证银行的系统符合巴塞尔协议的要求。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对银行内部评级系统的要求有以下几点
1、银行的内部评级体系必须为两维的。一维针对客户的信用情况，用以测量违约率(PD)，另外一维反映债项的一些特殊性质，用以测量清偿率（LGD)。
2、致据质量和时间的要求。对于便用基本法的银行，巴塞尔协议要求银行必须有5年以上的历史数据来估计违约率；对于使用高级法的银行，必须有7年以上的历史数据来估计LGD。巴塞尔协议同时要求银行评级的历史数据必须保留，作为系统完善的基础。
3、巴塞尔协议要求银行内部评级的方法经过严格的统计检验，不仅仅要求样本内一致，而且要求样本外预测精度高，并最终经中央银行监管机构批准才能使用。
4、巴塞尔协议要求银行对自己内部的内部评级系统必然进行经常的检查和更新，并进行后评估，以保证系统的实时性和正确性。
总之，内部评级法利用银行自己的内部评级数据确定资本金的做法，有助于银行提高自身的内部风险管理水平，使监管资本和银行资本趋于一致，防止银行通过证券化和监管资本套利，从而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定。
三、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内部评级的现状和
近几年，我国商业银行在加强信用风险管理方面，已经逐步建立起内部信用风险评级体系。但是与国际性银行相比，我国商业银行内部评级不论是在评级方法、数据的采集、数据的加工，还是在对评级结果的检验、评级工作的组织以及评级体系的适用性等方面都存在着相当的差距，从而极大地限制了内部评级在揭示和控制信用风险方面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评级方法偏于定量化，风险揭示严重不足
我国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内部评级普遍采用“打分法”，即通过选取一定的财务指标和其它定性指标，并通过专家判断或其它方法设定每一指标的权重，由评级人员根据事先确定的打分表对每一个指标分别打分，再根据总分确定其对应的信用级别。这一方法的特点是简便易行，可操作性强，但事实表明这一评级方法存在着以下明显的缺陷：
1、评级的基础是过去的财务数据，而不是对未来偿债能力的预测。一般来讲，我国商业银行是根据三年的财务数据和相应指标作为打分的基础，同时根据一些定性指标对打分结果进行修正。过去的情况可以作为分析的起点，但并不能反映未来的发展趋势。特别是对将来较长的时期进行预测时，过去的数据与将来的情况相关性较小，以过去的信息为依据的评级可靠性较低。
2、指标和权重的确定缺乏客观依据。由于影响评级对象信用状况的各个因素是相互联系的，在对单个指标进行打分，然后加总的情况下，需要利用一定的统计分析技术，确定影响受评对象偿债能力的主要因素及其相关系数，以剔除重复计分的因素。由于缺乏足够的数据资料，只能根据经验或专家判断来选取指标和确定权重，使评级标准的可行性大为降低。特别重要的是，由于每一个受评对象所处的环境不同，同一因素对不同的受评对象影响不可能完全一样，根据固定权重得出的评级结果难以准确反映评级对象的信用风险。
3、缺乏现金流量的分析和预测。充分的现金流量是受评对象偿还到期债务的根本保证，是分析未来偿付能力的核心因素。现在，我国银行的内部评级方法基本上没有对现金流量充足性的分析和预测，因而难以反映评级对象未来的真实偿债能力。
4、行业分析和研究明显不足。受评对象所处行业及在该行业中的地位，是影响其信用风险的重要因素。虽然有些商业银行将评级对象按行业作出一定的分类，但总体来看，对不同行业的分析和比较明显不足，评级标准不能体现行业的不同特点，评级结果在不同行业之间的可比性较差。
(二)基础数据库有待充实，评级结果有待检验
根据历史数据资料对不同信用级别的实际违约率和损失程度进行统计分析，是检验评级标准和评级结果客观性的重要手段。但是由于大多数银行开展内部评级的时间不长，相关数据积累不足，这方面的工作明显落后。
(三)评级结果的运用十分有限
从目前情况看，我国大多数银行仅将评级结果用于授信管理等少数领域，使内部评级在信用风险管理方面的作用打大折扣。这一方面是由于银行管理层对内部评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识不足，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受市场化改革进程和相关金融政策的影响，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银行根据内部评级结果和风险大小确定贷款和其他金融工具价格，提取合理的准备金的努力，使银行信用风险管理的目标难以实现。
(四)缺乏信用文化基础，企业评级情况难以真实反映
由于我国整个的信用文化缺乏，企业的财务数据真实性较小，加上信用评级未完全在贷款决策、贷款定价中起到核心作用，而且基层信贷人员对评级体系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没有积极去核准企业财务数据，导致评级体系中的财务数据不准确、不全面，风险得不到真实反映，以致于信用评级的结果与企业的实际风险等级并不匹配，不能真正反映企业目前的真实经营状况。
四、构建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内部评级体系的途径
贯彻《新巴塞尔协议》，建立信用风险内部评级体系，是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方式的改变和不断实践的过程，即运用新的风险管理，提高风险管理水平，改善资产质量，增加盈利。由于内部评级体系主要在贷款决策、资产质量管理、风险准备金管理、产品组合、贷款定价、授权管理以及成本利润核算等方面，其工作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和长期性，需要我们作出仔细的考虑和完整的计划。因此，建立完善的内部评级体系，对我国商业银行提高风险管理水平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建立有效的组织结构，保证内部评级工作顺利开展
正如前述，根据新巴塞尔资本协议，银行的风险主要有三类，即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其它风险(包括利率风险、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国家和转移风险、和商誉)。各种风险不是孤立的，往往是几种风险共同对银行的资产构成威胁，全面的风险管理要求银行对整个机构内各层次、各业务单位的各种风险实行通盘管理，而通盘管理的基点就是内部信用评级。所以说，内部信用评级这项工作要涉及多个部门，既需要有领导支持，也要求有各部门通力合作和，建立有效的组织架构，完善制度保障，包括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来保证内部评级工作顺利进行，建立完善的内部评级体系。
(二)和借鉴国际性银行内部评级法，充分揭示风险
、合理的评级方法是充分揭示风险的基本前提。发达国家国际性银行在长期的内部评级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套比较先进、成熟评级方法。借鉴这些国内外国际性银行评级技术和经验，避免无谓的人力、财力的浪费，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内部评级方法体系，是建立和完善我国商业银行内部评级体系的关键所在。
(三)充分借助国内外专业评级公司的技术力量
一些国际著名的专业评级机构，如穆迪公司、标准普尔公司、惠誉(FITCH)公司等以其信用评级的独立性、客观性和公正性赢得了广泛的声誉。此外，经过十多年的，也出现了一些专业评级机构，如大公、中成信公司(中外合资)等。这些机构积极参与债券评级、企业资信评估和银行贷款偿债能力评估等领域，在信用风险揭示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特别是近期，由于银行都在按照新巴塞尔资本协议资本充足率监管的要求下，进行风险准备管理，资本金分配。一些专业咨询公司纷纷与国内银行建立联系，凭借自己的专业技术和经验，帮助国内银行建立内部评级体系，如麦肯锡公司。，商业银行在行业与研究、评级体系的建立和信用级别的确定等方面可以借助专业技术力量，以弥补在内部评级水平不高、专业人员不足的缺陷。这样可以少走弯路，合理配置有限人员，发挥各自的优势，以达到事半功倍的目标。
(四)加强行业研究，建立和完善内部评级基础数据库
内部评级体系建立的是否完善，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方案的设计，信息的采集和信息的加工，而信息的采集又是三项工作的基础，它直接关系到内部评级的结果与风险是否相符。因此，我国银行必须按照行业进行适当分工，通过对不同行业的长期、深入研究，了解和把握不同行业的基本特点、发展趋势和主要风险因素，可以为受评对象在同一行业内部和不同行业之间的风险比较创造必要条件，从而为信用级别的决定提供参照。同时，建立和完善客户基础数据库，为内部评级的顺利开展和评级结果的检验打下良好的基础。
(五)设计与内部评级相匹配的新的信贷流程和信贷组织架构
6月11日，建设银行（601939.SH；00939.HK）公告称，将发行不超800亿元的5年期次级债，用于充实该行资本。此前不到一个星期，农业银行（601288.SH；01288.HK）500亿元次级债刚刚完成发行。光大银行高层更是表示在H股上市后，还将发行次级债补充资本。
多家银行高管冒着“食言”的风险进行再融资，究其原因在于银监会对于银行业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或将更为严苛。近日，银监会下发了《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的征求意见稿（下称“征求意见稿”），其中将包括银行间资产、房地产开发贷、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等业务的风险权重上调，从而导致银行资金压力进一步扩大，也使市场再一次担心银行又将面临新一轮的融资需求。
不过，接近银监会的人士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上述新规还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征求意见稿，只是在工、农、中、建、交、招六家银行内部做了测算。目前，六家银行已经将测算结果上报给银监会，银监会国际部正在汇总各家银行的意见，还将就具体细节进行修改。
“大家对这个还是存在争议的，主要是理论基础不够。”某国有大行财务管理部负责人指出，征求意见稿中将部分银行业务的风险权重分别进行了上调和下调，这方面并没有合理的政策依据和理论依据。对此，银监会没有给出明确的说法，这令银行不够信服。
争议新规
征求意见稿中遵循了5月初公布的《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中设定三个层次的资本充足率监管标准，额外明确了资本留存超额资本和逆周期超额资本应为核心一级资本。
这样算来，系统重要性银行的核心资本要达到9.5%，其他银行的核心资本要求为8.5%。目前尚有一些银行与这一指标存在差距。
对于新规争议最大的，不在于此。
按照《巴塞尔协议》的归纳，银行的三大风险主要是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征求意见稿在三大风险的资本计量上都做了细微调整，其中争议较大的是信用风险资本计量。在信用风险资本计量中，银监会根据宏观经济、产业政策和信贷风险变化，在对资本充足率的监督检查时，可对特定的高风险资产组合使用大于或等于150%的风险权重，甚至最高一档的权重达到了1250%。
“权重是反应风险本身的，不应该跟着政策走。”某国有大行财务部负责人指出，风险是相对客观存在的，不能由具体的要求去定义风险的大小。
在上述财务部负责人看来，如果从数据测算上看，资本金是挺有压力的。而如果从理论上看，就没有那么大压力了，因为他们觉得最终的实施方案不可能就是现在的版本。如果真要这样做，一定会有配套政策跟进。新资本监管新规只是一个指引，但是不能落地，在细则没出来之前，是无法实施的。
银监会对外公开的表态是，按照已经公布的《指导意见》，银监会正在起草修订《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修订的主导思想和有关政策精神均已体现在《指导意见》中，目前对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影响不大，待征求意见稿定稿后，将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不仅试点银行内部人士对此征求意见稿持保留态度，银监会内部也有不同看法。接近银监会的人士介绍，对于具体细节的调整，银监会内部也未对资本充足率计量的修订形成一致意见。
从最初20世纪80年代《巴塞尔协议》的初次成稿，到2003年的《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下称“巴Ⅱ”），再到2010年的《巴塞尔协议Ⅲ》（下称“巴Ⅲ”），国际上关于银行业的监管几易其稿。
银监会公布的《指导意见》，又俗称“中国版”巴Ⅲ，其标准比国际上的巴Ⅲ最低标准还要高，而且在达标时间的规定上，要比国际上的要求更短。
中国银行业2007年正式启动实施巴Ⅱ。按照安永金融服务合伙人蔡鉴昌的说法是，“国外银行也是循序渐进达标的，而中国的这些银行，巴Ⅱ还没达标，就直接奔着巴Ⅲ去了。”
银监会要求有条件的银行在2012年初开始实施新监管标准，在2016年底达标。蔡建昌认为，“中国版”巴Ⅲ的独特点在于很多银行巴Ⅱ还没有达标先要达标巴Ⅲ。
某业内人士指出，尽管银监会对银行业日趋严厉的监管趋势已经形成，但是此意见稿的最终实行方案可能会在时间上和具体指标上有所妥协。
另外，各界对银行资本达到怎样的标准更为合理存在争议。到底银行的资本要多少才是合适的？农业银行战略管理部资深分析师付兵涛认为，在逆周期审慎监管的思路下，监管部门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办法，监管层也是存在疑惑或不确定性的。银行是信用创造的体系。按照这种一直不停的提高资本的要求，银行就很难会发挥其自身应有的作用了。
喜忧参半
征求意见稿中提到，商业银行应按本办法规定的权重法计量信用风险监管资本要求。已建立内部评级体系并获得银监会批准的商业银行，可以使用内部评级法计量信用风险监管资本要求，内部评级法未覆盖的资产应当采用权重法计量信用风险监管资本要求。
权重法需要对银行账户表内外信用风险暴露进行分类：现金类资产、债、金融机构债等。而内部评级法的核心在于商业银行对不同类型资产池的违约概率（PD）、违约损失率（LGD）和违约风险暴露（EAD）进行适当的估计。
对此，申银万国的研究团队测算，权重法下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将有17~192个基点的下降，而内部评级法下有些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将有所上升。“随着新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的推行，如果银行不尽快转向内部评级法，2012年上市银行资本缺口将约为4000亿左右”。
根据银行间资产、房地产开发贷风险权重上调，非按揭类个人贷款风险权重和小企业贷款风险权重下调的假设下，申银万国测算，对宁波银行、兴业银行、华夏银行、浦发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影响在1%以上，其他银行影响在0.1%~0.8%的范围内，对工商银行、民生银行的影响最小，仅为0.1%。
蔡鉴昌分析，部分长期贷款风险权重的增加，是出于流动性的考虑，而增加了一些同业债权权重是为了控制银行系统内的风险。基本上所有对资本的要求提高都是与风险相匹配的。
而如果按照内部评级法来测算，申银万国测算发现，在当前的静态资产结构条件下，除华夏银行有所下降外，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普遍有较大幅度的上升。其中南京、民生、深发展、光大、招行等上升幅度均在2.8%以上。
以工商银行为例，截至2011年一季度末，该行资本充足率为11.7%，核心资本充足率为9.66%。在权重法下，综合考虑房地产开发贷风险权重上升和小企业贷款余额风险权重下降，资本充足率和核心资本充足率将分别下降0.2%和0.1%，刚压红线。而如果按照内部评级法来计算，资本充足率和核心资本充足率将分别上升1%和0.8%。
据某券商银行业分析师向记者透露，目前工、农、中、建、交、招六家银行已经建立内部评级法的数据库和计算模型，采用初级内部评级法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因此，这些银行会尽快转向内部评价法，因此新资本充足率计算方法对其影响并不那么可怕。
不过，该分析师也指出，由于受地域限制、行业限制、数据统计限制等，一些中小型银行还无法采取内部评级法来进行测算。因此中小银行只能采取权重法来测算资本充足率。如果真的实施新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大行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再考虑资本金补充的问题，而小银行就变得很迫切了。
业务转型
经历过2010年银行大规模的融资之后，市场已经开始对银行融资事件谈虎色变。资本补充确实能快速解决银行资本充足问题，但是“融资-放贷-再融资-再放贷”这种循环往复的方式只能解决银行特定时期的一时之需，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为根除银行资本达标的顽疾，顺应经济特征的变化，商业银行应着力推进经营转型。
监管环境的改变，也正在倒逼银行转型。
“新监管政策无疑会增加银行的资本压力，要从根本上解决资本充足率等系列问题，关键还是要转变银行经营方式和业务结构，提升中间业务的比例，然而一切转变都需要时间。”工商银行投行部副处长史晨昱认为。
“调整银行结构的导向意义是很明显的。”付兵涛指出，在调高部分业务风险权重的同时，银监会也放松了对零售业务和中小企业贷款业务的监管限制，这被业内视为银行业转型的机遇。
银监会新规中很重要的方面是意图扩大零售业务的占比，这在过去几年的转型中一直不明显。随着银监会关于中小企业融资“十条”措施的出台，允许其将单户500万元(含)以下的小企业贷款视同零售贷款处理，也在风险权重方面有所“松绑”，对银行转型有正向的推动作用。
付兵涛认为，如果银行业务转型成功，对资本的依赖可能就不会有这么大压力，并会降低对贷款的依赖。
内容提要:金融监管不力往往是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之一，为克服金融危机，须加强金融监管，提高监管的有效性。加强金融监管渡过金融危机后，经济一繁荣，往往会出现放松监管的趋势。这一逻辑可以归纳为：“监管不力—金融危机—加强监管—克服危机—金融创新、放松管制—经济繁荣、盛极而衰—金融危机——新一轮加强监管”。上述“松久必紧，紧久必松”的循环不是简单的历史循环，而是螺旋式上升。面对全球金融危机，我国也需加强金融监管，包括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体系，加强对评级机构的监管，加大证券执法、司法力度，从公司法、证券法的角度建立防止高管薪酬过高的长效机制。
一部金融发展史，也是一部金融危机史。面对金融危机，人们往往会想到金融监管。那么，金融危机与金融监管的关系究竟为何？本文从金融史的角度，研究金融危机与金融监管的关系，并得出若干启示。
一、金融监管不力是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之一
本次金融危机和美联储的监管不力有一定的关系。美国马萨诸塞州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大卫·科茨认为：“这次金融危机是1980年以来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泛滥所导致的一个非常符合逻辑的结果。”[1]还有的学者认为，以1976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理论推动的保守主义政策革命，是“为现时的金融危机铺路”。[2]在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指导下，美联储长期信奉“最少的监管就是最好的监管”这一信条。格林斯潘的著名观点是“由市场监管比由政府监管更为有效”，“金融衍生产品最佳监管者是市场参与者们自己，而不是政府的机构和法规”。这种新自由主义的监管理念实际上听任和鼓励了华尔街的种种贪婪、冒险行为，结果却酿成了本次金融危机原因之一。
二、克服金融危机，要加强金融监管
本次金融危机后，美国财政部于2008年3月31日，公布了改革蓝图（简称“保尔森计划”），提出了短期和中期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建议，并提出了长期的概念化的最优监管框架以加强监管。短期的建议主要集中在针对目前的信贷和房屋抵押市场，采取措施加强监管当局的合作，强化市场的监管等。中期的建议主要集中在消除美国监管制度中的重叠，提高监管的有效性。长期的建议是向着“目的导向”的监管方式（objectives-basedregu2latoryapproach）转变，使监管机构能够对相同的金融产品和风险采取统一的监管标准，大大提高监管的有效性。
欧洲也是这次金融危机的重灾区。这次危机同时暴露了在对信用评级机构监管方面存在的真空，为此，欧盟公布了关于信用评级公司监管立法草案，拟对信用评估机构在注册、治理结构、评级方法、透明度等方面采取比国际证券业协会（IOSCO）原则更为严格的监管。这次金融危机还暴露了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漏洞，为此，欧盟正着手修改其2006年《资本充足指引》，试图对交易账户、跨境机构流动性监测及特殊投资管道等内容加以改进。危机爆发后，欧盟各国的救市计划步调并不一致，为此，部分成员国建议成立欧洲金融监管局，解决欧洲金融市场一体化与各国分散监管不匹配的矛盾。
从历史上看，1929年-1933年大危机爆发后，罗斯福加强监管的措施已在前面有所涉及。此外，美国《1933年银行法》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业务明确分开，建立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ederalDepositInsuranceCompany），用存款保险的方式为商业银行经营提供安全性保证，并相应建立一整套稽核、检查系统，负责监督管理所有不参加联邦储备体系的州注册银行的经营活动。
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韩国国会通过了《韩国银行法》等13个金融改革法案，成立了对银行、证券、保险进行统一监督管理的金融监督委员会，着力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自1998年4月1日起，日本启动一项名为“东京版金融大爆炸”（TokyoBigBang）的金融改革方案，实施新的《外汇管理法》和《日本银行法》，日本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显著增加。此外，日本还模仿英国，于1998年成立了金融监督厅，原大藏省的证券交易委员会也并入到金融监管厅内，目的也是为了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泰国在1997年金融危机之时改变了一直实行的钉住汇率制度，坚持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2004年1月，泰国开始实施新的金融系统总规划，进一步对金融系统进行改革，主要内容是重整金融体系，解决银行呆账问题，完善金融法规，健全监管体系。
三、金融危机过后，放松金融监管
金融监管的加强有度的问题，如果把握不好，就会束缚企业的手脚，出现监管过度的问题。金融危机过后，会出现放松监管的趋势。这里的放松监管，又称放松管制。
1933年大危机之后，凯恩斯主义盛行。但到了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滞胀”的到来，新自由主义粉墨登场，他们重申市场的基础作用和经济自由的价值，私有化风潮席卷西方。在美国，里根总统上台后，提出了里根经济学，奉行供给学派和货币主义的理论主张，放松政府管制，削减政府开支。在英国，撒切尔夫人开始大规模的私有化，去非市场化的产业领域，如民航、铁路、电讯等公用部门进一步实行自由化政策；在金融领域放松了原来在经营范围和市场准入等方面的管制。
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显著的成果就是美国通过了银行放松管制的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取消了1933年以来分隔银行、保险和投资活动的法律。很多人认为，正是该法案使得贪婪的华尔街金融机构可以肆无忌惮的转嫁风险，躲过监督和问责，最终导致了2007年的次贷危机。
在大危机之前，还有一段相似的历史。美国1864年《国民银行法》严厉禁止国民银行从事证券市场活动，只有那些私人银行才可以通过吸收储户存款，然后在证券市场上开展承销或投资活动。但美国国民银行想方设法绕过相关的法律规定，通过控股的证券公司将资金投放到证券市场上。美国的J.P.摩根、纽约第一国民银行就是私人银行与证券公司的混合体。1927年《麦克顿法》取消禁止国民银行承销股票的规定。这导致了1928年的美国股市的“繁荣”，但一年之后，股市崩盘，大危机爆发。于是，《1933年银行法》、《1933年证券法》又收紧了6年前放松的监管。
上述“松久必紧，紧久必松”的循环可以总结为：“放松管制—金融危机—加强监管—克服危机—金融创新、放松管制—经济繁荣、盛极而衰—金融危机—新一轮加强监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每次金融危机都会促使人们深入思考金融运行模式、理念和制度存在的问题或缺陷，并往往能发现金融危机的发生都和金融监管的漏洞有关，于是出台相关法律，加强金融监管。但通过金融创新，突破现有的监管框架，或者游说政府通过放松管制的法律，这在短期内固然能获得一时的发展和繁荣，但盛级而衷，繁荣之后就是又一轮的金融危机。
四、是简单的历史循环，还是螺旋式上升
上述“松久必紧，紧久必松”的循环是简单的历史循环，还是螺旋式上升？放松管制并没有多少积极的意义，如1927年《麦克顿法》。但有的放松管制还是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如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遗憾的是，在放松管制的同时，还要加强监管。这里的放松管制一般是指在经营范围上的放松，这里的加强监管是在监管深度上的加强。
英国是放松管制而加强金融监管相结合的典范。英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也是实行银行、证券和保险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体制。英格兰银行、证券投资委员会和其它金融自律组织分别对银行、证券和保险业进行监管。80年代以后，英国认识到，分业经营已不适应新的形势的发展。90年代，英国启动了“金融大爆炸”，允许金融机构混业经营，同时将英格兰银行的银行监管部门、证券投资委员会和其它金融自律组织合并，成立了新的综合性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服务局”（FSA）。2000年，英国通过了《金融市场与服务法案》，从法律上确认了这种金融监管体制的改变。FSA的金融监管权力高度集中，它继承了原有9个金融监管机构分享的监管权力，如从英国的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手中将银行业监管的权力接过来；与英国财政部签订协议，将原由财政部拥有的保险立法的职能移交给FSA；对上市公司的审核责任也从伦敦证券交易所转到FSA手中。换言之，英国对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及服务于该市场的专业机构和个人、清算和支付系统、有问题的金融案例进行谨慎监管的全部权力，都由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FSA统一行使。FSA除接手原有各金融监管机构的职能以外，还负责过去某些不受监管的领域，如金融机构与客户合同中的不公平条款、金融市场行业准则、为金融业提供服务的律师与会计师事务所等的规范与监管。正因为英国在放松管制的同时，很好地加强了金融监管，因此，英国在本次金融危机中没有出现大的金融机构倒闭。由于FSA的加强监管是以前历史上所没有的，因此，这个加强监管是螺旋式上升。
五、面对当前全球金融危机，我国加强金融监管的对策选择
（一）考虑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机制，对全部金融活动实行无缝隙覆盖监管
如今建立统一集中的金融监管体制是世界性趋势，也是历史的必然。因为分割的监管体制弊端严重，难免会出现监管重叠和监管真空，协调成本巨大。美国之所以发生金融危机，这和分割的监管有一定的关系。因此，最近兴起了设立金融“超级监管机构”的潮流。关于“超级监管机关”，有一个争议是成本过高，但还是比造成公众危机的成本要低。[3]因此，我国也应该考虑合并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建立起统一集中的金融监管体制，对全部金融活动实行无缝隙覆盖监管。
（二）加大证券执法、司法力度
目前我国的股市还很不成熟，暴起暴跌，加上其他内外部因素，共同造成了目前的经济困难。股市暴起暴跌源于市场不当行为太多，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盛行，公司上市门槛高，证券监管的重点在上市时的审批，而不在上市后的监管。这也暴露了证券监管的不力。针对这一问题，应加强证券执法、司法力度，全面开禁证券民事诉讼，并引入举证责任倒置制度。尤其是要依靠诉讼的力量，依靠股民、律师、市场和法院的力量，共同提高证券监管的有效性。
（三）加强对评级机构的监管
次贷危机的发生，信用评级机构也难辞其咎。那么多金融机构的贷款出现了问题，发行的金融产品漏洞颇多，评级机构“视而不见”，使很多问题债券、问题银行能够长期被评估为“优等”。一位在某评级机构的结构性金融产品部门工作的业内人士形象地说，什么都可以评级，我们甚至可以评估一头被结构化的母牛。[4]因此，欧盟起草了关于信用评级公司监管立法草案，拟对该信用评级机构实施严格监管。这对我国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我国也应该制定法律，加强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
（四）从公司法、证券法的角度建立防止高管薪酬过高的长效机制
这次金融危机也暴露了法律对公司高管薪酬不加限制的弊端。华尔街高管的报酬包括基本年薪、分红、股票奖励以及股票期权。报酬的多少取决于公司的股价与上一年的公司业绩。投资银行高管的薪酬与一般的商业性公司比起来要高得多。例如，理查德·福尔德，这位雷曼兄弟的CEO，8年来从雷曼兄弟卷走了4.848亿美元收入。法律对公司高管薪酬不加限制的弊端，美国已经对此有深刻反省，并已经采取措施阻止这种“捞一把就走”的投机行为。根据美国《2008年紧急经济稳定法》，美国政府将对于受援企业新任高管的薪酬做出限制，不得实行高官离职得到数百万美元的“金色降落伞”计划。奥巴马上台后，则要求得到政府资金救助的美国金融公司高管最高年薪不得超过50万美元。欧盟在向金融机构大规模注入资本时，也将政府出资与受助机构的高管薪酬及分红限制相挂钩。在我国，部分金融企业高管薪酬过高的弊端已经显现。对此，保监会、财政部发文限制国有金融企业对其高管“脱离国情、行业发展阶段和公司实际发放过高薪酬。”[5]但无论是国外对高管薪酬的限制，还是国内高管薪酬的限制，都仅仅针对接受政府援助的金融机构，完全民营的金融机构的高管的薪酬依然没有限制，因此，从公司法、证券法的角度，构建不区分所有制的金融企业的防止高管薪酬过高的长效机制，才算是“对症下药”。
注释:
[1][美]大卫•科茨：《美国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载《红旗文稿》2008年第13期。
[2]《金融危机或迫使诺贝尔经济学奖改变评审准则》，资料来源：http：///htmlnews/2008/10/06/1318627.htm.
[3]沈联涛：《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本质》，载《财经》2008年第24期。
论文摘要：论述了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中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衡量的方法及实施相应方法的一些必要的条件。根据新巴塞尔协议对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提出了相应要求：大力发展评级机构；主动地寻求风险平衡，实现全面风险管理；风险管理方法的深入，积极开发风险控制工具；信用风险衡量方法从简单向复杂的转变。
1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对风险的规定
巴塞尔协议的出台起源于前联邦德国赫尔斯塔银行(herstattbank)和美国的富兰克林国民银行(franklinnaitonalba~k)的倒闭。这是两家著名的国际性银行，它们的倒闭使监管机构开始全面审视拥有国际业务的银行监管问题。1974年9月由国际清算银行发起，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荷兰、加拿大、比利时、瑞典十国集团及中央银行监督官员在巴塞尔开会，讨论跨国银行的国际监督与管理问题，自此形成了一系列的文件。1795年签订了第一个巴塞尔协议(库克协议)，该协议对海外银行监管责任进行了明确的分工，监管的重点是现金流量与偿付能力，这是国际银行业监管机关第一次联合对国际商业银行实施监管。随后几十年来，巴塞尔协议的内容不断丰富，所体现的监管思想和风险控制内容也不断深化。
2003年4月29日，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对《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称“新巴塞尔协议”)进行第3次征求意见，以对新的资本充足率的规定做出最后的修订。委员会的目标在2003年末最后一个季度完成修订，并于2006年末在成员国家开始执行。新巴塞尔资本协议有3个支柱：最低资本要求，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和市场纪律。在计算最低资本要求时，需要考虑三大风险：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creditrisk，marketirskandoperationalrisk)。1988年的巴塞尔资本协议在资本规则上跨出了一大步，而新资本协议在不断改进中反映着风险测量和管理技术的提高。新巴塞尔协议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监管思路，使最低风险资本要求和每信贷风险面的规范评估结合在一起，特别是第一次将操作风险和最低资本要求结合起来。相对于旧协议而言，其风险衡量的方式更加灵活，不再局限于原有的单一框架，银行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合适的风险衡量方法，以促使银行不断改进风险管理水平。
2风险的衡量
新巴塞尔协议在计算最低资本要求时，主要考虑3类风险：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信用风险是指由于借款人和市场交易对手违约而导致损失的风险；市场风险是由于利率、汇率、证券和商品价格发生不利变动而导致损失的风险；操作风险是指由于不正确或错误的内部操作流程、人员、系统或外部事件导致直接或间接损失的风险。商业银行提供金融服务的过程实质上也就是承担和控制风险的过程。新协议对风险的衡量做出了具体的规定。
2．1信用风险的衡量。信用风险是银行面临的主要风险。对于信用风险的衡量有两种方法：标准法(thestandardisedapproach)和内部评级法(hteintenralratings-basedapporach，irb)。标准法是一种“被动式”计量方法。评级的标准质量不能由银行本身自行控制，核心是各银行借用外部评级机构特别是专业评级机构对贷款企业进行评级，根据评级决定银行面临的风险有多大，并为此准备多少的风险准备金。内部评级法则是一种“主动型”的衡量风险的方法。用irb方法的银行必须依靠他们自已内部对风险评价来决定某一给定风险水平下的资本需要量。其中需要考虑的要素有：违约可能性(probabilityofdefault，pd)，给定违约水平下的损失(1ossgivendefault，lgd)，违约风险暴露水平(theexposure atdefault，ead)，有效的到期日(effectivematurity，m)。irb方法分为基础和高级方法两种(foundafionandadvanced)。基础方法是指在一般原则下，银行提供自己对pd(违约可能性)的预测，对于其他风险元素则依靠监管层的预测。而高级方法中，银行自己提供更多自己的预测——pd，lgd，eadandm，并且使之满足最低标准。无论哪个方法，银行必须使用风险加权函数(irskweightfunctions)以获得资本需要量。每个银行也许在进行内部风险管理时，有着不同的定义，但无论如何，其采用的方法必须保持合适和一致稳定性。
2．2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的衡量。市场风险的覆盖范围很广，包括利率风险、股票风险、外汇风险、商品风险和期权价格风险等，量化难度较大，因此，新协议建议各国监管当局在《补充规定》所提处理方法的基础上提足最低资本量，并对市场风险加以特别关注。操作风险也存在量化困难，新协议第一稿并未提出任何计量方法。在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后，在新协议修改稿中给出3种计量操作风险的方法：①基本指数法，指以银行过去3年内的平均年总收入的一个固定比例来确定应对操作风险的必需资本量；②标准法，把银行的业务分为8个不同领域：公司金融，交易，零售银行，商业银行，支付结算，服务，资产管理和零售经纪，然后分别计算操作风险指数，再乘上某一固定比例得出所需资本量；③高级测量方法，采用此法的银行必须取得监管层的同意，由银行内部操作风险测量系统用定性和定量的方法加以确定。高级测量方法的使用则需要一些特别的标准。如果银行采用较高级的方法在没有监管层同意前不得转为较简单的方法。另外，如果监管层发现采用较高级方法的银行不再满足相应的条件，有权要求其转为简单的方法直至满足相应条件为止才能再转为高级的方法。
3对于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思考
风险的识别、衡量、监督、控制和调整收益是风险管理的五大目标，其中风险衡量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后续过程的顺利进行以及资本充足率的正确计算。风险衡量是指通过制定统一标准来测算及比较所有的风险，将风险的可能性进行量化，得到由于某些风险因素而导致在给定收益的情况下损失的数额或在给定损失的情况下收益的数额的行为过程。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对风险的衡量方法做出了灵活而详尽的规定，对我国的风险衡量与监控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3．1大力发展我国的信用评级机构。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与旧协议相比更具有包容性，允许银行根据自身的风险管理水平和业务的复杂程度灵活运用标准法或内部评级法，并建议业务相对简单、管理相对薄弱的银行使用标准法。标准法的采用则需要外部评级机构来进行。国际上比较活跃的评级公司，经常将政治经济问题混合来考虑，并偏向于以发达国家的标准为评级的准绳。因此我国有必要逐渐建立起自己的权威评级机构，并通过实际运作，提高国际影响和地位。信用评级机构应按照独立、公正、客观的原则开展信用评级业务，对政策环境、资本充足性、资产流动性、资产质量、盈利能力、管理质量、信用风险管理、市场风险管理、流动性风险管理和偿还债务的意愿及能力等要素进行评价。
3．2建立商业银行内部信用评级体系。新巴塞尔协议中，信用风险的衡量有两种方法——标准法和内部评级法。在西方金融发达国家，内部评级已经成为商业银行进行全程化管理的核心手段，成为现代商业银行在管理上成熟的标志和外部市场评价商业银行管理能力的重要参数。内部评级能够提供客户违约概率、违约损失率、预期损失率、非预期损失率、违约敞口等关键指标，不仅在授信审批、贷款定价、限额管理、风险预警等基础信贷管理中发挥决策支持作用，而且也是制定信贷政策、计提准备金、分配经济资本以及ra—roc考核等组合管理的重要基础。通过建立和运用内部风险评级，商业银行把各种影响信用风险的因素加以归集、识别，进行标准化提炼与量化度量，使银行审慎管理从经验型的传统管理提升为标准化、专业化的现代管理。因此为促进我国商业银行与国际标准的现代商业银行接轨，我国的商业银行应尽快建立内部评级体系。
3．3主动地寻求风险平衡。实现全面风险管理。“银行因为承担风险而生存和繁荣”，因此完全避免风险是不可能的，商业银行要做到风险的平衡——收益和损失的平衡，即风险资本抵御损失的能力和业务利润计划的一种均衡。商业银行应在完成巴塞尔委员会所要求的计量出风险的可能性的基础上，不仅仅被动地通过增加风险资本准备来防范风险，而是根据协议充足比率的要求和商业银行自身有限的资本准备主动地去调节和配置信贷资产组合，并且将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及各种其他风险以及包含这些风险的各种金融资产与资产组合，承担这些风险的各个业务单位纳入到统一的体系中，对风险实施全面控制和管理。银行风险管理委员会应整合现有内部控制资源，统筹制定信贷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道德风险等风险的识别、计量、监测、报告制度、程序和方法，实施银行全面风险控制技术，对各类风险进行持续监控。全面风险管理是一个从战略目标制定，到目标实现的风险管理过程。它可以简单用“348”的框架来描述。即3个维度：目标、全面风险管理要素、银行的各个层级；目标包括4个方面：战略目标、经营目标，、报告目标和合规目标；全面风险管理要素有8个：内部环境、目标设定、事件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对策、控制活动、信息和交流、监控。全面风险管理的8个要素为银行的4个目标服务；银行的各个层面要坚持同样的4个目标；每个层面都必须从8个要素进行风险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