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同全国其它地区一样，广大藏区的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民生活得到进一步提高。但由于历史，地理等诸多因素，特别是交通信息等因素的制约，藏区与中国其它地区，特别是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还很大。随着改革的深人，这种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有日益扩大的趋势。譬如：2002年，我国人均GDP为10320元人民币，但许多西部省区人均GDP远远低于这一数字。如甘肃、云南、四川、和青海人均GDP分别为4493元、5179元、5766元、6093元和6462元。⋯㈣与之相反，东部和沿海许多省份人均GDP远远高于平均值。如浙江、广东和江苏省人均GDP分别为16838元、15030元和14391元。平均计算，上面所列五省区的人均GDP仅为浙江、广东和江苏三省的36％。自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西部各省区的经济增长明显，有些省区甚至超过全国平均水平2005年，甘肃、云南、四川、和青海省的人均GDP分别为7477元、7835元、9060元、9l14元和lO045元，与2002年相比有明显的增长，但2005年浙江、广东和江苏省人均C,DP分别为27703元、24435元和24560元，|2远远高于西部。上面所列西部五省区的人均GDP与浙江、广东和江苏三省人均GDP间的差距在2002年大约为一万元，但三年后，这种差距几乎扩大到原来的两倍。为此，中央政府加大了对藏区的投资力度。特别是在中央几次工作座谈会的召开以及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发展战略以来，许多藏区以GDP的增长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速度得以发展。但藏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比如：在2008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人为4761元，但在这个数字仅为3176元。
在青海省藏族比较集中的几个自治州差距更大。黄南，果洛和玉树藏族自治州2008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人分别为2369元、2291元和2176元，jf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除了发展战略安排和地区优势以外，造成这一严重后果的男一个主要原因是在发展中忽略了当地实际情况，特别是忽略了少数民族地区特有的历史、地理、文化及社会现象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顾当地实际，盲目崇拜GDP的现象在藏区的经济发展中显的尤为突出。当然，有些问题是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共有的，但有些是藏区所特有的。与中国许多少数民族地区一样，藏区也存在诸如交通不便、基础设施落后、工业发展缓慢等制约经济发展的因素。但在藏区更加突出和严重的问题是：逐年增大的城乡差别，高度依赖中央政府投资的不可持续性和教育质量的严重落后。这些问题的严重程度是中国其它地区所没有的。例如，2009年文盲半文盲人口占l5岁及其以上比例高达39．6％，是中国西部省区最高的。这个数字远远高于全国7．1％的平均水平。如果我们再拿初中、高中教育相比较情况更糟。2009年，6岁及以上人口中全国大约41．7％的人口具有初中文化水平，13．8％的人口具有高中文化水平。但在这个数据分别为12．8％和3．9％，是全国最低的。5](明∞)藏区在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不是孤立的，而是许多问题交织在一起。问题的起因是多多种多样的，但在发展中对当地实际情况的欠考虑是其中一个主要问题。譬如：忽略当地实际，简单地效仿内地建工厂的办法来发展藏区的加工业，甚至将内地的工厂搬迁到藏区，是一种从外“嵌入”的企业，而非本地经济发展的自然产物。虽然各级政府为藏区的工业发展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但由于没有认真考虑的实际情况，结果不尽人意。能源匮乏，基础设施落后，没有与加工业相适应的熟练工人，所以许多企业一开始就亏损。
而为维持企业的运作，在地方政府无力扶持的情况下，唯有依靠国家的扶持。另外，许多中央及其兄弟省份的投资都集中在城镇，这样使得在经济发展中农村和城镇的差距越来越大。为了缩小城乡差距，加大对农村的投入，特别是鼓励农牧民积极参与到非农产业的发展从而提高农牧民收入显得至关重要。但遗憾的是没有考虑到藏族市场竞争力弱的实际，简单地效仿内地开放市场的模式，从而使藏区这样一个经济发展极度落后的地区反而成为劳动力输入地。大量外来务工人员涌人藏区开辟和占有新增就业岗位而当地居民在竞争中处于劣势，使得在拉萨等主要城镇形成外来务工人员垄断个体经济的局面。个体经济的迅猛发展繁荣了藏区城镇，但也进一步扩大了藏区的城乡差距。当然，改革开放30年以来藏区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是不能磨灭的。但同时藏区在发展中所产生的这些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虽然发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在发展过程中忽视了藏区的实际情况，违背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理念。
二、藏区的实际情况
藏区自然资源非常丰富、生态环境十分脆弱、藏传佛教为主的藏文化核心价值观念深人人心和与之相适应的以高寒农牧业为主的生产方式。藏区的这一社会文化特点与中国内地有着很大的差别。完全照搬内地的成功经验也许可以推动GDP的增长，但在发展中会造成无法弥补的环境和社会问题。所以说，藏区的发展应该充分考虑藏区所特有的社会环境问题，制定和实施与之相适应的发展战略，而不能盲目照搬中国内地和其它地区的所谓成功经验。国际社会对发展的理解也逐步从以政府为主、以市场为主和以社会为主等观念转变为以各种相关力量相结合，共同发挥作用的发展理念。这就需要充分了解当地实际，也只有建立在以当地社会实际为出发点的发展战略才能充分调动各种相关力量积极有效的参与发展、分享发展成果并且维护发展的可持续性。青藏高原俗有“世界屋脊”“地球第三极”之称。气候干燥恶劣。由于地质变动和全球变暖等因素的影响，环境在恶化。逐年减少的湖泊、冰川和草原正在威胁着高原的生存。同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是青藏高原的另一面。迄今为止，已发现包括金、银、铜、铁、铝、锑、锂等100多种矿物质。在高原的东部有大片原始森林。另外，在青藏高原还有包括白唇鹿、野牦牛、藏羚羊等珍贵野生动物和大量植物，其中包括900多种具有医药价值的草本植物。青藏高原还是包括长江、黄河和澜沧江等多条主要河流的发源地，俗称“中国水塔”“亚洲水塔”。青藏高原的环境问题不仅关系到中国，而且直接关系到世界的环境安全。有科学家指出：青藏高原纳人中国总的生态系统中考虑时，青藏高原的价值不是体现在能产出多少物质产品，特别是不能以GDP来衡量，而是应该以青藏高原对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来衡量，青藏高原最大的价值是提供生态服务。_6J(10)青藏高原生态系统的变化将直接影响中国的生态系统，影响到中国的发展和安全。对藏区环境的保护不但直接关系到中国的生存和发展，也关系到亚洲乃至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青藏高原极其脆弱的生态系统进一步说明了环境保护在藏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因此，环境保护应该是藏区经济发展过程中优先考虑的一件大事。虽然青藏高原环境恶化的问题与地质运动和全球变暖有关，但也与人类的过度开发有直接关系。
比如：将牲畜数量作为经济发展指标的年代，青海省果洛州玛多县忽略草原牲畜承载能力，盲目追求牲畜数量，1979年玛多县的牲畜数量达到67．76万头，当年牧民人均收入达1600元，成为全国最富有的县之一。但由于牲畜数量远远超过草原承载力，草原严重退化。草原退化面积从1960年的10％增加到1998年的70％，导致牲畜数量从1979年到1999年的20年间减少了55．8％，玛多县沦为全国贫困县之一。1995年后，玛多县沙化草地每年以20％的速度发展，草原80％的湖泊和河流已经干涸。l_7]嘶牲畜平均重量的减少从另一方面说明了草原退化引起的严重后果。在上世纪70年代，玛多县牛羊的平均体重分别是400公斤一500公斤和4o公斤一5O公斤，但在本世纪初，牛羊的平均体重分别降到300公斤和2O公斤一25公斤左右。6㈣虽然这只是个别案例，但充分说明了不切合实际的经济发展政策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据统计，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多达360万平方公里，其中青藏高原约占三分之一。¨6J(103)根据邓艾的研究，从1980年到2000年，青藏高原地区草地退化面积净增加2625．4万公顷，草地退化面积以平均每年131万公顷的速度增加。如果草原退化速度保持不变，到2010年青藏高原50％多的草地将明显退化、沙化或碱化。青藏高原地区草地退化率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从1980年到2000年的2O年间全国草地退化率年均上升0．98个百分点，而青藏高原地区草地退化率年均上升1．16个百分点。_8】(131．-139)在分析草原退化的原因时，邓艾总结道：虽然自然因素对草地退化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但诸如过度放牧、过度农垦、过度采伐等人为因素是导致近几十年天然草原加剧退化的主要原因。除了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的特性外，藏区另外一个突出特性是佛教文化对藏族文化的深刻影响。自公元4世纪佛教从印度传到青藏高原，到公元7世纪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推崇佛教，佛教开始在藏区大规模传播。
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通过与当地原始宗教相互影响，逐步发展成为具有浓郁民族特色、以大乘佛教为主的佛教支派一藏传佛教。在其发展过程中，藏传佛教逐步成为藏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使佛教理念成为藏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佛教不仅在藏族社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的有关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等基本教义成为人们理解生活本质的基础和价值观。佛教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不仅通过人们积极参与佛教活动，天天诵经，日日祈祷等日常活动，当地主要节假日都直接或间接与佛教有关而表现无疑。另外，在藏区随处可见的大大小小的寺院、佛塔、嘛尼石堆等佛教建筑也从另一个角度表现出佛教在藏族生活中的重要性。据记载，1952年前，仅一地就有大小寺庙2500余座。l-9](眦’在当时100多万人口中，出家人大约占1／10以上。另外，1952年以前的是“政教合一”的体制，喇嘛在政府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宗教领袖也是最高的统治者。近40％的耕地面积归寺庙所有。0j从这些数字不难看到佛教不仅在藏族文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具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地位。一个普通藏族家庭每天的生活是在家中的主人点燃香案上的藏香，更换佛像前的净水等日常佛教活动开始的。孩子早晨醒来首先听到的是父母或爷爷奶奶诵经的声音。人们经常到附近寺庙或佛塔转经祈祷。对老年人来说，转经是他们每天的主要活动。另外，当人们遇到一些特殊问题，或在从事一些诸如婚礼、丧葬、长期外出等重要活动前，往往会请喇嘛占卜预测，确定吉日。孩子出生后，许多家庭要请喇嘛给孩子起名。这样孩子在出生的哪天起就开始直接或间接的受到佛教文化的熏陶。除了日常的佛教活动外，几乎所有重要节假日都有与佛教有联系的活动。藏历4月15日是释迦牟尼诞生日，人们通常会守斋几日到一个月不等，还要去转山祈祷。每月8日、15日和30日认为是吉日，人们经常要去寺庙转经。为祈祷丰收，通常各个村要组织人们背着佛像佛经进行转田活动。在人们一年的生产与生活中有许多与佛教有关的重大活动，同时人们日日在诵经祈祷。通过几百年的实践，佛教文化已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许多藏族他们理解佛教的基本教义，他们懂得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的基本含义。
他们甚至明白，如果只为个人的利益而祈祷收获甚微。他们明白藏传佛教大慈大悲利益众生的基本教义。通常人们懂得在祈祷时时刻想着他人利益的重要性。藏族这种对佛教的朴素理解，通过世代相传，在漫长的生活和实践中逐步成为藏族传统的主流文化。正如北京大学于长江教授所言：(藏族)对佛教的朴素理解，表明他们是在自然而然地、逐步地掌握这些观念和知识，没有通过正规的教育和刻意的宣传。佛教作为藏族传统的主流，是以“文化”或“民俗”的形式而不是一种特定的“宗教”形式代代相传的。藏族民众全体信奉佛教，所以在传统的人们眼中，除了佛教为主流的文化外，再没有可称为文化的东西。¨0J这种朴素并且强烈的信念逐步成为人们日常经济生活中的一种价值观，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人们对经济生活的选择。实践中人们逐步学会了如何与他们朝夕相处和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谐相处，学会了万物相互依存的世间法则和道理。许多阻止开发自然资源的戒律都源自对藏传佛教的理解和信仰，特别是藏传佛教有关动植物相互依存的知识。通过几个世纪的实践，在有关环境保护的问题中，许多藏族已经很难区分是还是对环境的关爱。在谈到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Grondona教授指出，可持续经济发展的有利环境只有在存在一种“内在价值观”的社会环境中有可能存在。他将这种“内在价值观”定义为人们无论在有利和无利的情况下都持有的价值观。他认为一切经济的价值观都是非“内在价值观”，从而没有可持续性。也就是说一种支持持续投资的价值观不可能来自干经济的价值观，而只能是一种“内在价值观”。经济的价值观之所以不能持续是因为当达到经济发展目的时，这种价值观就会消失。他认为这种非经济的“内在价值观”是一种诸如生存、安全、威望、圆满、解脱等人们永远在追求的价值趋向。但无论如何这种非经济的“内在价值观”，只有在不阻挠经济发展，并且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情况下才能创造出可持续经济发展的有利环境。_ll|¨-45)Grondona教授的观点也许有点不切合实际，但他说明了文化对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
三、对藏区经济发展的分析建议
发展是人类的永恒主体，但发展有科学与不科学、和谐与不和谐之分，每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目标不尽相同，有些甚至在其发展过程中严重背离了发展为人类谋福利的宗旨。为了使发展为人类谋福利，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目标，就应该充分尊重当地实际情况，建立起以人为本的发展模式。第五次工作座谈会指出，当前的社会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提出要大力保障民生，把更多关怀和温暖送给广大农牧民和困难群众，提高各族群众生活水平和质量。会议强调要把改善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增加农牧民收入，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使各族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近80％的藏族生活在广大农村，农牧业生产方式是他们的主要经济活动和收人来源。如何摆脱农村的贫困问题是促进藏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关注藏区农村的发展不仅关系到整个藏区的经济增长和变化，而且对能否实现藏区广大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从而达到使大部分藏族社区受益的目的。但考虑到藏区生态环境脆弱的现实，以扩大农牧业生产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利于对环境的保护。这样，只能在充分利用适应高海拔农牧业经济作物的比较优势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科学技术生产高附加值的有竞争力的产品。另外，作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生产诸如牦牛、青稞等具有高原特色和特殊价值的产品。
尽管道理显而易见，但人类意识到环境问题之迫在眉睫却不过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许多国家都走了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德国也不例外，二战后的联邦德国急于发展经济而忽视了环境保护，以致在上世纪70年代初爆发了一连串的环境灾难，但也因为这样的教训，德国政府开始真正把环境问题列入国家的重要政治议题之中，并且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建立了独具特色的“社会生态市场经济”。
“社会生态市场经济”的概念是由原来的德国环境部长、现在的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正式提出的，她在《科学在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一文中说：“德国政府已经选择社会生态市场经济(Sicio-ecological market economy) 为框架，据此决定与可持续发展相协调的生产和消费，同时促进工业及社会创新。这要求切断传统的经济增长和资源消耗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越来越威胁到生命所依赖的自然基础。”也就是说，要转变传统的经济与环境此消彼长的发展模式，以生态平衡为导向，通过技术创新促进环境保护、经济增长与社会公正的良性循环。
为了实现社会公正、生态平衡和经济发展的共赢，德国政府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建设，其中关于环境保护的法律规定就有2000多项，1998年，德国还制定和推出了德国21世纪环保发展纲要，将生态作为经济发展、创造就业的重要因素，将生态现代化作为其经济发展的重点。观念的转变、环境法规的完备合理、环境政策的不断更新以及环保产业的迅猛发展共同构成了德国责任竞争力的坚实基础。
环境教育拉动“法律、经济”策略
德国政府通过法律禁令、经济刺激和环境教育等各种手段对个人及企业的环境行为进行宏观调控。首先，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环境法规，其中环境统计法、地域规划法规范了地区建设，使规划结构有利于保护和发展基本的自然生态环境。环境担保赔偿法促使企业在使用设备的过程中更多地考虑安全措施，尽量减少设备对环境的危害。循环经济法与废料法规定所有企事业单位必须有分离废料的装置，以实现最大限度的废物利用。环境信息法使每个人都有权利了解政府机关、自然人和私法意义上的法人所拥有的环境信息。
除了硬性的法律禁令，德国政府还运用经济调控的手段来扶植环境友好型企业发展。首先是税收手段，德国政府制定了环境税和有害物质税，如排放废水需要纳税，税额的高低取决于废水中所含有害物质的数量和浓度，如果企业处理废水的水平超出了普遍认可的标准，则可适当减免废水税，而通过使用新技术减少废水排放的企业将受到奖励；另外还制定了生态税，即对石油、汽油、取暖油、天然气和电等动力能源征税，以促进企业充分发挥节能潜力。其次是许可证制度，比如在排污方面，国家制定一个总的排污量上限，再根据这一上限发放排污许可，排污许可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交易，这样国家就可以通过调节排污许可的供给来控制企业的排污成本，促使其减少排污量。第三是经济资助和政策订单，比如政府资助环境技术的开发研究，对采用污染较低但成本较高的使用者提供补贴，推行与环保目标挂钩的政府购买政策，向企业提供环境保护补贴等等。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德国的环境教育。按照相关法规，从幼儿时期开始，学校就有责任教导儿童了解并维护周围的环境，德国有370多个森林幼儿园，这些建在森林里的幼儿园让儿童生活在贴近自然的环境之中，从小感悟自然的神奇力量，同时了解自己有保护自然的责任。而德国的小学生在入学之初就会得到一本环保记事本，记录自己的环保活动，这促使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养成环保习惯，并推动家庭环保。在这样浓厚的环保氛围中，德国建立起了人人对环境尽责、相互监督的观念。
组织：CSR的有力“推手”
完备的法律网络构成了环保政策的法制基础，而执行这些政策法规的主体作用更是不可或缺。德国早在1972年就成立了“环境问题鉴定专家委员会”，并最终发展成为今天的联邦环境部和联邦环保局，为联邦各部制定与环境有关的法律提供咨询，另外联邦各部也有许多下属部门负责环保政策的制定、监督等职责；同时在地方层面上，德国的市、乡政府也负有环境规划和保护的责任，比如在地方交通规划中，德国的市和乡就非常重视有利于环境保护的交通工具和交通方式的组合，这种地方自治和辅原则构成了德国环保的分权特征，减轻了联邦和州的财政负担。
德国的企业界也是环保领域的一大重要力量，因为德国公民的环保意识极强，所以企业有很强的发展环保产业、改进生产方式的动力。德国有83个工商联合会，它们作为政府和企业之间的中介起到了双向沟通的作用，政府可以把自己的部分环保职能交给工商联合会来做，比如在废物回收再利用方面，汽车工业和相关行业的代表就许诺降低旧汽车中的废物重量比例，同时建设一个大型的回收和再利用系统。为了更好地履行环保职能，每一个工商联合会都有一名专职的环保问题联络员，向德国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提供关于环保问题的法律条文和培训信息。
最后，德国数量惊人的环保非政府组织（NGO）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像德国自然保护联合会（NABU）就是通过购买对环境保护有价值的土地来阻止一些危害环境的建设，还有像“拯救我们的未来”环境基金会是通过赞助大学开展环保项目的研究、帮助企业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与体育组织合作开展节约能源活动等，在当地发挥影响。
实现“经济与生态共赢”
德国实行的“社会生态市场经济”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效，首先是德国经济的生态化，德国经济实现了从源头、过程到结果的全过程生态化，即逐渐放弃高污染能源与原料的使用、充分利用可更新能源与原料，利用先进技术改善生产工艺、节约能源、降低污染产出，以及治理环境污染，这种生态化经济为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了有力支持。
其次，德国也因为生态现代化的要求而产生了一个强大的经济部门――环保产业，这使德国在全球环保市场的竞争中一直保持着领先地位。目前环保市场已成为世界上最活跃的市场之一，环保技术贸易额约占世界的1/6。按照罗兰贝格公司的预测，到2030年德国环保产业产值将达到1万亿欧元，超过汽车、机械等行业成为德国第一大产业，而到2020年，德国环保产业总就业人数将超过35万人，超过汽车、机械等行业成为第一大就业源。
要］经济转轨是近年来研究热点之一，但研究方面多涉及传统经济学领域，较少涉及生态环境领域。文章在总结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分析经济转轨进程中生态环境效应，着重分析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生态环境正负效应。总体而言，市场经济生态环境效应要优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为提高资源配置和资源效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生态环境经济政策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但同时也要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规避其带来的生态环境负效应。
［关键词］经济转轨；管理机制；生态环境效应
［中图分类号］F12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3）01-0019-05
一、引 言
国内外学者关于经济转轨的研究比较多，但对其还没有形成一个确切的定义。经济转轨也叫“经济转型”或者“经济过渡”，主要研究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社会主义世界计划经济消解、市场逐步形成的这一过程（胡德宝，2010）[1]；经济转轨主要是指社会经济从一个历史阶段向另一个历史阶段的转变，具体而言主要是指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唐末兵，2005；光，2007）[2][3]；转轨经济一般情况下，就其原来意义来说，无论“过渡经济”、“转轨经济”，还是“转型经济”，其含义并无太大区别，均指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制度转换（张仁德，2006）[4]。综上所述，许多学者基于传统经济学的视角将经济转轨定义为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笔者认为经济转轨内涵非常丰富，不应仅仅指对资源配置方式起重要作用的体制的转变，还应包括发展模式、发展要素、发展路径的选择。
目前关于经济转轨的研究内容多集中在传统经济学领域，例如市场化转轨过程的描述和分析[3]、转轨经济比较方法论[4]、经济转轨过程中自然垄断行业规制改革及绩效差异[5]、转轨经济中的国有企业重构[6]、经济转轨不确定性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7]、转轨路径、经济增长与转轨理论范式研究[8]、经济结构对体制转轨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9]等。然而，经济转轨所带来的不仅仅是上述社会经济效应，它还改变了企业的运行模式和政府的管理模式，对企业的生态环境决策和政府的生态环境管理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带来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变。但当前对于经济转轨过程中的生态环境效应研究比较少，主要有李国柱、马树才从定性和定量方面研究中国经济体制转轨与生态环境质量的关系[10]；侯伟丽从定性角度分析中国经济转轨的生态环境的效应[11]；季斌、沈红军等从定性和定量、尤其定量的角度分析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转轨的生态环境效应[12]等。因此，有必要研究经济转轨带来的生态环境效应，对于区域建立和完善可持续发展机制有重要的意义。
二、经济体制的基本类型和特征
张春霖认为经济体制是人类为解决资源配置和动力问题而确定的一组机制，包括决策、信息、激励、约束的机制，强调所有制和协调机制并不是经济体制的构成要素，进而又把上述四种机制分为两组，即决策—信息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13]。张仁德认为经济体制是借助于经济体制实行资源配置的一整套经济系统，或者说是对资源配置作出决策和执行这一决策的一整套组织安排[14]；樊纲、光认为经济体制是一定的经济制度或者生产关系所采取的具体组织形式和运动方式，包括社会组织和管理经济的制度、形式、方法及经济运行机制[15]。上述定义从不同角度揭示了经济体制的特征，笔者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对经济体制的含义进行重新界定。经济体制主要是指资源配置的方式，这种方式也可以认为是在一系列机制运作下的制度安排，不仅仅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和企业所有制结构，还包括整个国民经济的管理体系和制度，主要分为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两种。计划经济体制是指经济运行主要通过政府在整体的宏观调控、总量控制、结构调整、经济布局等方面发挥作用，其主要特征是计划成为配置资源的基本方式、国家通过指标的方式直接管理企业、国家所有制是经济体制的基础、强调国家利益等[16]；市场经济体制是指经济运行主要通过市场在微观经济领域、日常生产经营活动和有关资源配置等方面发挥作用，其主要特征是市场通过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高效率地配置资源，生产者和消费者是决策的主体，追求个人、企业利益是经济活动的基本动力[17]。
三、计划经济的生态环境效应分析
（一）“公地悲剧”的产生
马歇尔·戈德曼（Marshall Goldman）曾对这个问题有过简练的描述，计划经济形成了个人理性与集体经济的偏离，由于不存在资源的私有产权，工厂经济不必为其使用的土地和资源付费，这就导致了对资源的过度使用。从理论上讲，计划经济体制可以避免外部性问题，只有按照自己的方式处置资源时，真正的“公地悲剧”才会产生。整个社会或者多个单位共同占有公共资源，公共资源的产权清晰而使用权模糊，经济主体往往可以以较小的成本就可以获取公共资源，最终会使公共资源枯竭[18][19]，计划体制对资源的配置效率低下和企业将追求利润作为经济业绩，也浪费了大量的资源和污染了生态环境。此外，计划经济体制下，资源、生态环境政策、制度、观念不完善，往往导致资源的过度使用和生态环境污染。另外，国家作为社会成本的承担者和强制执行者，仅具有纯理论的意义，企业使用资源和排放污染物不需要支付成本或者支付很小的成本，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运营机制和价格机制也加速了资源的过渡利用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力度；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制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也对资源生态环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重工业为重心的工业建设、和化运动造成了资源的大量浪费、“大三线”和“小三线”建设使得错误的工业布局引发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以钢为纲”、“以粮为纲”方针忽视生态规律，造成生态生态环境的极大破坏。
（二）重工业优先发展赶超战略的负作用
由于当时的国际背景和国内背景，迫切需要尽快建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尽快实现工业化，我国采用苏联的工业化发展战略选择了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道路，然而重工业这种资金、资源密集型产业并不符合我国的优势，因此重工业的发展必须在扭曲的宏观政策中得以生存和发展。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表明：重工业结构是生态环境效应的主要因素，是影响生态环境质量的主要驱动因子[20]。纵观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计划经济时期的重要特征之一。我国重工业化时期大致分为五个时期，即1949年～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重工业优先、“一五”期间的重工业化、“二五”期间的“”对重工业的强化、1961年～1964年对“”的纠正、1965年～1978年备战和三线建设对重工业优先的再次强调[21]。长久以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重工业太重，轻工业太轻的畸形产业结构，重工业的发展不仅消耗了大量的资源，而且使生态环境破坏严重。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研究员认为重工业一般具有两大特征：一是高污染的特征，传统的重工业发展模式往往是粗放的、外延式的发展道路，重工业的过度发展造成本来已经很脆弱生态生态环境加速破坏；二是资源的高消耗特征，重工业的加速发展必然使得本来已经非常短缺的水、土、煤、电、油等基本资源高度紧张，企业的正常生产和群众的正常生活都受到负效应的影响[22]。
四、市场经济的生态环境效应分析
（一）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生态环境正效应
1. 市场机制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
市场经济最重要特征就是市场机制或称为价格机制，市场机制在反映资源稀缺性、提高资源更有效率的利用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微观层面上，企业对于市场上的价格信号能够做出灵敏的反应。市场价格的波动，及时地反映出市场对各种产品的需求，以及各种资源的稀缺程度，通过企业的自发行为，促使生产要素流动，经过一定的过程，使资源得到优化配置，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23]。宏观层面上，由于坚持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和宏观调控，价格信息真正能够在资源配置中起导向作用，市场经济体制资源配置实现较计划经济体制高的效率。以水资源为例，研究表明，市场发育程度越高，水资源配置效率越高，反之越低[24]。建国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无偿供水或者低价供水，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的价格也是严重扭曲，极为严重浪费水资源[25]。由于水资源的无价或低价，使用者很难通过技术创新来减小成本，据调查灌溉农田比喷灌、滴灌分别多耗水30%、70%，粗放使用不但加剧了水资源的浪费，还造成了土地盐渍化和地面沉降等生态生态环境问题出现。市场经济体制下水资源有偿使用法律、办理办法等明确规定了各类用水全面实行有偿使用[26]，不仅使供水单位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而且对节水工作的开展，提高用水利用效益，均起到了经济杠杆的作用。另外，市场机制促进了非国有企业的发展，集体、三资、私营等各种产权类型的企业大量出现，这些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在能源、原材料的需求上展开了竞争。市场机制的引入建立了资源市场，在价格机制的引导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扩大。
2. 市场化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全要素增长率和产出增长的贡献率远高于传统经济时期，这将有利于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10]。高投入、低效益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在前苏联、东欧国家及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由来已久，政府多次强调转变经济方式却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其原因何在？[27]著名学者樊纲认为归根结底这不是认识、管理、政策问题，也不是发展战略问题，而是体制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我国外延式发展的问题不可能根治[28]。刘国光学者也认为，相比较而言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对经济增长方式制约性更大，这种制约性不仅反映在微观层次的企业经营机制上，而且体现在宏观层次的经济调控体系和调控手段上[29]。刘传江学者认为传统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因其忽视个人利益和经济激励、排斥市场制度与市场机制，因而不仅会因为缺乏技术创新、缺乏高效率的激励和动力机制而内生出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而且还决定了这种增长方式的锁定状态[27]。上述观点表明，经济体制转变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应该是同步的，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市场化可以通过三个渠道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第一，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形成灵活、准确反映各类自然资源相对稀缺性的价格体系，逐渐替代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不合理的资源价格体系，从而为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优化配置提供前提[10]，目前价格几乎全部决定市场上供需变动的产品，受指令性价格影响的工业品占工业总产值的份额较低；第二，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调整产业结构，通过市场调整，形成有别于计划经济体制的高度化和协调化的产业结构；第三，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促进企业研发和采用新技术以在竞争中保持优势，以增进资源配置效率和降低生态环境污染程度。
3． 市场化有利于生态环境经济政策的实施
生态环境政策是协调发展与资源生态环境之间矛盾的手段，同时也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延伸和实现其发展目标的重要调控手段[30]。生态环境政策包括生态环境经济政策、生态环境法规制度、生态环境公众参与等三个方面。目前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生态环境经济政策，主要包括排污收费、排污权交易、生态补偿、资源生态环境税收等方面，生态环境经济政策的实施对于降低生态环境保护成本、提高行政效率、减少政府补贴、扩大财政收入以及提高公众生态环境意识诸多方面起到了较好的效果。在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渐进的改革时期，这些带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生态环境政策与市场经济手段相结合，比较有效地缓解、控制了污染排放[31]。目前，主要存在两种手段，一种是政府干预的方式解决环境问题的经济手段，如环境资源税、环境污染税或排污收费、环境保护补贴、押金退款制度等。另一种是市场机制的方式解决环境问题的经济手段，如自愿协商制度、污染者与受污染者的合并、排污权交易制度等。近年来国家积极推进环境税费改革、环境价格和收费改革、绿色资本市场完善、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排污交易市场的试点、绿色贸易和绿色保险的实现、环境污染责任强制保险、企业环境行为信用评价、绿色信贷和银行绿色评级、企业环保债券等体现了我国环境管理的市场手段更加健全，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建设日臻完善，注重市场机制在解决环境问题中的作用。
（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生态环境负效应
市场经济相对于传统经济体制在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市场经济体制的调节有以下缺点：①只能解决微观经济平衡问题，不能解决宏观经济平衡问题；②市场机制只能反映现有的生产结构和需求结构，而不能反映国民经济发展的长远的目标和结构；③市场机制的有效作用是以充分竞争为前提的，而现实条件下由于信息不透明和垄断等因素下难以实现充分竞争；④许多社会消费的公共产品难以通过正常的市场价格机制加以分配[17]，以及生态环境资源本身的公共物品属性使得市场经济并不能解决所有的生态环境问题，相反有些资源生态环境问题反而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变得更加恶化。
一方面生态环境和资源往往属于公共财产，破坏生态环境、浪费资源将会给他人和社会带来外部不经济性，但却可以降低生产者的边际私人成本和增加消费者的边际私人效应。换句话说，对于外部性的生态环境和资源问题来说，市场机制是不起作用的，另外市场机制往往只能反映[前和局部利益，难以解决长远和整体利益，因此市场经济难以解决可持续发展的问题[32]。另一方面，我们的经济体制转变仅仅30年的时间，而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转变却用了上百年的时间，我们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在制度方面还有很多不足之处，由于生态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往往给他人和社会带来外部不经济性，却能给企业和消费者带来[前与局部利益，然而企业和消费者行为的不规范就表现为生态环境和资源的恶化。
以海洋渔业资源为例，随着水产品价格不断升高，以及资源保护、维持水产品资源再生能力的意识极为淡薄，缺乏资源持续利用的观念，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渔业市场的迅速发展，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近海捕捞过度，水产资源严重衰退，传统的底层鱼类资源衰退最严重，形成了“见有就补，越捕越少、越少越捕”的恶性循环[33]。又如农村资源生态环境具有一定的“公共属性”，几乎没有有效的经济手段对农业生产中的社会收益大于私人收益中的部分给予一定补偿，对社会成本大于私人成本的部分收取一定费用。这实际上鼓励了农村居民采用掠夺式生产方式。由于生态环境保护尤其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本身是一项公共事业，属于责任主体难以判断或责任主体太多、公益性很强、没有投资回报或者投资回报率较小的领域，对社会缺乏资金吸引力。同时由于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资金利用率较低，有限的农村环保资金没有产生出最大的生态环境效益。目前在实施农业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建设项目上，还存在着资金分散、重复建设和“自上而下”的决策现象，资金分散到多个部门，难以达到协调统一效果[34]。综上所述，市场机制并不能解决所有的生态环境问题，由于资源生态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市场体制也有不能企及之处，因此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市场建设方面的作用。
(一)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和环境刑法共同特征
1.时间尺度特征是指对生态环境资源使用或破坏的时间长短。
在时间尺度上生态环境破坏行为具有短暂性,但对不同生态环境的影响是持续的或短暂的,要确保在时间尺度上对资源利用的持续性。如河南省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九十年代兴建了一批化工企业,留下了六百多万吨废料铬渣,因铬渣中含有致癌物铬酸钙和剧毒物六价铬且铬渣堆大多没有防雨和防渗措施,致癌物经雨水冲淋和渗透,成为持久损害地下水和农田的污染源。类似这种能导致持久性污染的违法行为,应从时间尺度上进行刑事处罚而且需从重处罚。因此,环境刑法的处罚需要依据破坏生态环境资源行为在时间尺度上影响的持续性和短暂性进行刑罚。
2.空间尺度特征是指生态环境资源利用或破坏在空间上的面积或体积大小的影响。
生态环境资源的利用具有空间约束,例如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等必须受到环境刑法的保护;不同生态环境资源在空间尺度上破坏的影响具有很大差别,例如废气排放、水体污染在空间尺度上具有跨国、跨地区的影响,动植物资源破坏在空间尺度上具有局部性。不同区域空间之间的生态环境资源开发和利用应确保相互间不为损害或要满足相互间的物质能量交换。因此,环境刑法的处罚需要依据破坏生态环境资源行为在空间尺度上影响的面积或体积大小进行刑罚。
3.承载尺度特征是指生态环境资源依据本身的物质结构和生态功能的背景值
能够承载本身具有的物质或功能最大上限值和能够承载不是本身具有的物质或功能的下限值。例如鄱阳湖的重金属的铜背景值为0.0008-1.118mg/L,上限值为1.118mg/L,若某个企业或公民排污的水中铜的含量超过上限值多少倍进行环境刑法处罚。因此,环境刑法的处罚需要依据生态环境资源本身的物质结构和生态功能的背景值在承载尺度上进行刑罚。
(二)环境刑法实施目标
环境刑法要规范企业、社会和公民的行为,在生产经营程中,既要遵循生态环境规律,又要遵循经济发展的规律;环境刑法要保障“生态环境规律与经济发展规律”的作用和影响是互相联系、互为条件和相互制约的,它们之间存在着共存的和相互协调的关系;环境刑法要确保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遵循“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这一生态经济规律;环境刑法最终要实现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协调统一可持续性发展。
二、环境刑法的现状和缺陷
为有效保护生态环境,国家先后制定颁行了一系列较为完善的法律规范。“法典式”是我国保护生态环境的主要立法模式,各种破环生态环境的犯罪在刑法典中都有具体的法律规范。“法典式”立法模式有利于确保对破坏生态环境犯罪的打击力度,有利于达到威慑各种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和有利于实现刑法的科学化。
(一)环境刑法建设现状
我国刑法介入环境保护经历了近35年,跨越四个发展历程:
1.1979-1988个别条款阶段。
环境犯罪的条款始于1979年颁布的我国第一部《刑法》,在这一阶段中,我国对破坏生态环境的犯罪行为是在个别条款中出现,没有专门为保护生态环境设置章节,主要原因是当时我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资源的矛盾不够突出。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主要以行政处罚和民事制裁为主,刑法处罚为辅。
2.1988-1997附属刑法和单行刑法增补阶段。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对生态环境资源需求旺盛,各种破坏生态环境行为日益增加,现行刑法中的个别条款不能对生态环境起到有效的保护作用,凸显环境刑事立法的滞后。为弥补环境刑法滞后于破坏生态环境犯罪的客观现实,我国通过制定附属刑法和单行刑法对破坏生态环境行为加以惩罚,如1988年通过的《关于惩治捕杀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犯罪的补充规定》。
3.1997-2001设置专节阶段。
1997年颁布的新《刑法》中第一次对保护生态环境设置专节,为打击破坏生态环境犯罪行为提供了更有力的刑法保障。在《刑法》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第六节以专节形式设定“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共9个条文,14种罪名,并第一次将单位规定为环境犯罪的主体,这表明我国刑法对环境犯罪正式实行双罚制。
4.2001-2013完善阶段。
随着我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的矛盾进一步加深,新的破坏生态环境行为不断出现,为快速制止这种行为并在实际司法中有效处理,国家通过刑法修正案、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的方式,颁布一系列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条文。如2013年6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环境刑法存在的缺陷
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规范经过35年的发展逐步完善,但环境刑法在现行的经济发展中也存在缺陷:
1.环境刑法立法理念未从保护生态规律角度修订。
我国所制订的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法规是从某一生态环境因子考虑,没有从生态系统或生态规律角度去协调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近年来,有学者认为“搁置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争议,就环境污染犯罪治理的需要而言,环境污染犯罪的治理内在地要求以整个地球生态的均衡发展为目的来设计治理机制”。这种观点体现了人是生态环境中的一种生物,包含其中。只有保护好生态环境,人类才能生存,社会经济才能得以可持续发展。
2.保障生态经济发展的环境刑法法规没有发挥威慑功能。
环境刑法具有极强的威慑效果,体现在两方面:威慑已经环境犯罪之人重新犯罪;威慑一般人实施破坏生态环境的犯罪行为。破坏生态环境经常伴随的是生态系统破坏和生态环境背景值改变,例如矿山开采导致植被生态系统无法恢复到顶级生态系统。由于生态系统恢复困难,因此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应采用刑罚加以威慑。发挥刑法威慑功能目的在于保护生态环境规律,防止环境犯罪行为的扩大。英美法系国家等采用刑法的威慑功能,在生态环境资源保护和经济发展均已取得良好的效果。
3.环境刑法的刑罚配置体系不够完善。
除遵守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外,环境刑法的刑罚配置还需要根据环境自身的特点设置。刑罚配置体系需要根据生态环境资源时间、空间、承载尺度特点来设置,因为不同的破坏环境行为具有不同的科学特性,例如重金属污染具有潜伏性、长久性、科学证明的复杂性等特点。通过刑罚配置量化指标体系建立,则可以依据环境犯罪刑罚配置数量和严厉程度对其进行刑罚。从量化指标解决刑罚判断标准,防止刑罚过重需要社会支出的绝对增加和刑罚过轻又不足以震慑环境犯罪,导致环境犯罪数量增加。
三、环境刑法实施的重点及难点
环境刑法在实际工作存在较多困难,但面对污染对生态经济的影响,必须在重点难点方面有所突破。
(一)严惩环境危险犯和过失犯罪
环境危险犯是指行为人实施了污染或破坏环境的行为,从而造成了一种危险状态,对环境或人身、财产构成了严重威胁[4]。在日本和德国等国家,环境危险犯已从学术研究走向了刑法典。如日本《关于处罚与人体健康有关的公害犯罪的法律》中有关排放有损于人体健康的废物的规定,德国《刑法典》中的“未经许可的放射性物质及其他危险物品的交易”即为有关危险犯的规定。过失犯罪是指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危害结果的行为[5],过失犯罪只有在《刑法》中有规定的犯罪行为才负环境刑事责任,这将不利于生态经济健康发展。因此,过失造成生态环境破坏的犯罪行为,应受到刑事处罚。
(二)环境刑法实施的有效环境
在不遵守规范的生态经济发展行为过程中,环境刑法可以作为一种随后适用的惩罚机制。环境刑法立法上的快速进展与执法上的保守执行的矛盾日益突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现环境刑事立法的目的最终因执法不力或司法衰微而收效甚微,对于工业文明时代生态环境恶化的势头得不到节制,更不能推动人类社会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
(三)环境刑法实施的重点突破
在生态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环境污染案件中,若没有通过其惩罚手段让环境刑法得到有效的实施并尊重环境刑法本身,制定完善的旨在保护生态经济发展的环境刑法规范是不够的。此外,在环境刑法实施过程中,特别强调在环境检察官最有可能环境刑法的违法者,并独立于公共权力机构影响之外。这一点,在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中,都是一个重点难点:环境刑法法规的违法者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刑事犯,而通常是社会上被尊重的企业家或政府官员等公民。这些人拥有更多的经济和政治权力,在一个环境诉讼案件中,他们会毫无顾忌地使用这些权力去规避环境刑法的制裁。只有当环境刑法能够承受这些压力并在违法者当中树立起对环境刑法的尊重,环境刑法法律的效力和质量才能显现,生态经济发展才能可持续健康发展。
四、保障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完善环境刑法的建议
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经济结构稳步调整,只有进一步完善环境刑法立法,才能积极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我国的生态经济才能持续发展,最终才能助力生态环境的保护。本文提出理念更新、完善罪名和强化执法的建议。
(一)确立以保护“生态环境的时间、空间和承载尺度”的环境刑法立法理念
因人是生态环境中的一个生物因子,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根本地受到“生态环境的时间、空间和承载尺度”的制约,要使人类经济、社会发展遵循生态规律,即控制经济发展在什么时间什么空间条件下生态环境可承受范围之内发展,只有在生态环境可承受范围内才能可持续发展。因此在环境刑法立法理念中要确立“生态环境尺度”的理念,去掉“以满足人对生态环境需求”的立法理念。
(二)构建破坏生态环境的罪名体系
破坏环境犯罪罪名大都是针对自然的环境危害,要求必须产生实际的环境危害结果,属于一种事后惩治。这些罪名难以在执法过程中有效实施。应依据生态规律,建立以水、土壤、空气和生物多样性为背景值的量化定罪标准,以生态环境为客体的时间、空间和承载量的环境罪名体系。如设定“破坏生态系统恢复罪(生态系统需要恢复的时间尺度)、破坏自然保护区罪(自然保护区面积减少的空间尺度)、破坏环境背景值罪(生态环境能够分解污染物量的承载尺度)”。环境犯罪不同于人在生活中犯罪,环境犯罪具有潜在的危险性,生态系统一旦造成损害就很难恢复或者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恢复,如果等到有实际危害出现才进行刑罚,则迟了一大步,生态经济发展必然倒退。
(三)强化执法的科学性和标准化
一、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问题
1.人口增长速度过快,人口素质偏低。当今人类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三大问题中,人口是第一位的。资源和环境问题都与人口紧密相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口问题是其他所有问题的根源,人和自然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一方面,人要利用和改造自然,不断地向自然界索取资源,满足自己的需要,为自己创造适宜的生存条件,同时也排放废物污染环境。另一方面,自然界也反作用于人类,限制其无节制的开发活动,以各种灾害施加报复,人口增长过快已对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的压力,再加上,人口剧增,教育跟不上,人口的文化水平低,环境保护意识差,法制观念薄弱,也造成对资源环境的巨大冲击和破坏。
2.法制不健全,人治代替法治。目前我国关于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不健全,缺少配套的实施细则,不足以成为执法部门的依据。
3.对生态规律缺乏认识,经济活动决策失误。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甚至现阶段的某些经济活动中,决策人员没有充分认识生态规律,未能从环境的区域性、整体性和生物资源的潜在价值出发,因地制宜、整体规划、统筹安排。
4.生产技术落后,环境资源过渡消耗和浪费。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生产技术水平低,工业化水平不高,再加上人们环保意识不强,管理混乱,因而资源利用率低,废物的排放量大,造成对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污染。
二、如何解决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问题
1.强化污染治理，推动结构调整进程。要保护环境资源，必须继续加强环境污染控制和进一步巩固“一控双达标”成果。一是要打击和惩处未经许可占用环境资源的行为；二是要加大对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平衡的土小企业的关停取缔力度；三是强化现有企业的排污治理工作，把污染排放量减下来。从而在保持区域环境质量稳定趋好的基础上，把当前由产出效益低、污染严重的技术落后企业占用的环境资源腾出来，提供给潜力产品、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使用，为新上调产项目提供排污容量。
2.引入市场机制，提高环境资源配置效益。环境是一种公共资源，政府是资源的管理者。当前，政府通过排污总量控制和对生产企业的排污达标控制来配置环境容量。国外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证明，市场配置环境资源，可达到以最低费用实现污染控制的目标。因此，为了减少行政手段配置环境资源导致的资源利用效益低下、资源闲置等不经济的弊端，有必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在太原市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试点取得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向全省推广。我们认为，现阶段把排污权交易与排污达标控制结合起来实施，可对结构调整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主要有：一是有利于提高环境配置效益，为低污染、高收益企业扩大产业规模提供了一条扩大环境资源使用权的途径，促使排污权向单位环境损耗产出效益高的企业集中，从而引导产业结构调整向高加工度、高附加值、高收益和低污染产业方向倾斜；二是抑制高污染、高能耗、低收益企业排污，推动这些企业技术改造和结构调整的进程；三是减少了污染物减排的投入。
3.加强环保建设，提高环境承载能力。环境同其他资源一样，都有保质和增值的问题。一般来说，通过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若能保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环境自净能力就会提高，环境容量和环境承载能力也就相应扩大，这就是对环境资源的保质和增值。反之，环境质量变差，环境容量和环境承载能力就会缩小，环境资源就会贬值。
4.发展循环经济，促进生态环境保护。循环经济是一种把物质、能量进行梯次和闭路循环使用，在环境方面表现为污染低排放，甚至零排放的一种经济运行模式。也就是在可持续发展思想指导下，把清洁生产和废弃物综合利用融为一体，运用生态学规律指导人类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使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中，建立起一种新型的经济。发展循环经济，就是要引导今后的产业结构调整方向，改变当前单纯依赖资源优势发展经济的模式。运用循环经济的思路，以产业生产过程中的资源（包括废弃资源）流动为主线，研究如何利用高新技术、企业群集、关联产业互动等途径，把炼焦炉、冶金炉煤气利用与城市（镇）居民燃气改造结合起来，把煤矸石、废气、废水综合利用与工业小区生态型工业体系建设结合起来，使环境保护产业与经济增长联动，解决当前企业群集引发的污染在部分区域趋强问题，逐步推动经济发展步入与环境协调发展的轨道。
三、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和谐发展
生态制约着经济，而经济发展反过来又影响着生态，地理环境的差异，使得生态具有了一定的区域性，同一区域内的生态组成要素是彼此相互影响的，且互相交叉，这种状况的存在就使得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了不同于其他经济发展模式的特点。构建生态经济发展的一定路径也就成为保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
在实际经济活动中，部门经济评价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种评价旨在合理解决包括平衡在内的一些相对来说是局部性的问题。部门经济评价的最初阶段，应首先搞清现有的社会经济条件，目的在于与一般性经济评价协调进行。在进行经济评价中，我们要考虑各种因素，但这仅仅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社会经济过程，因为因素众多常常妨碍我们了解优先需要考虑的事情。
在经济活动中，自然环境是支出的对象，同时又是一种结果。在社会注意再生产过程中，对自然环境进行利用，这时它是支出的对象；但自然环境本身是向着一种既定目标被改造，或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自然环境的意外变化，因此我们说它又是一种结果。
应该强调指出，社会环境因素和自然环境因素既可相互补充，又可相互取代；取代的可能性和范围取决于技术的进步，从而有可能进行经济评价。如果能对自然环境因素进行定量的表达，就可明确其发挥的积极或限制作用，进而最大限度地降低劳动支出，对自然环境因素的评价就显得很重要。
自然资源既能增加社会劳动的支出，又能减少这种支出。尽量减少劳动支出的原则使合理地利用有限的自然资源成为可能。特别是自然资源消费在不断增长，而资源本身几乎不增长。在自然资源相对缺乏的情况下，应该以更加合理的方式进行利用。要利用稀少的自然资源，必须通过减少劳动支出，使其最有效地得到补偿，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或在能达到这一要求的部门才能利用。自然资源缺乏带来的经济影响应是将剩余劳动力用于发展技术，求得自然资源的更合理的利用。自然资源的经济匮乏提供了对资源进行价值评价的基础。技术和资源可相互补充和相互替代，其补充和替代的程度乃随社会需求和技术进步而有所不同。
在经济发展中，自然资源的缺乏会增加生产成本，降低生产效率，因此把全国作为一个整体来统筹分配和利用自然资源就很有必要。制定一项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如果不考虑再生产对生态资源的需求，则社会注意经济的目标只能获得部分的实现。因为在扩大再生产的各个阶段都要利用生态资源，尤其是在生产和消费这两个环节。环境规划是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计划中的组成部分，它是面向最紧迫问题的规划，目的在于确定当前带有战略性的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相应手段和方法。
建立环境规划的理论基础，首先要根据不同层次提出一系列要解决的问题。由于建立生态平衡是一个长期过程，因此，环境规划应建立在一系列与一般的社会经济预报相联系的经济生态预报基础上。然后，在预报和分析的基础上，适当考虑生产潜力，对环境质量影响社会主义消费模式的程度做出评价。把生态平衡作为目标限制因素，通过改善经济评价的方法，找出支配物质和财政分配的原则，这就需要做到：
1）找出环境污染和不同类型社会经济活动的关系，这主要涉及生产、消费和环境的相互作用。
2）通过应用可变的经济生态标准，找出一定种类的商品和环境质量之间的定量关系。
3）应用经济生态模型，适当考虑环境问题。
4）制定出合理的环境改善政策，并把其作为社会经济政策的一部分。
5）正确选择生产中的技术变量，维持生态平衡。
6）对总的经济计划和企业计划及其相关关系进行评价，为确定经济生态标准提供科学基础。
7）把生产布局在最适合的地区。
为了正确地阐述实施这些计划的方式、目的以及生产中应用的技术手段，必须建立一些系统，以便收集有关自然环境的现状及其变化的情报资料，从而可以弄清社会经济发展的全面过程，环境质量以及环境污染分布情况。这种规划的最大缺点是只注重面向单一部门或面向紧迫问题，而对自然环境的社会经济应用考虑不够。制定综合经济计划不应有下列利用自然资源的情况。
1、通过减少产量和降低生产效率来保护生态平衡，这种观点只把环境净化作为最重要的目标，因此是不现实的。
2、用降低环境水准的手段来获得生产的增长和效率的提高。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在提高某一部门生产效率的同时，带来了环境质量的恶化，这从经济发展的全局来看是有害的。例如，在某地砍伐森林，从节省运费开支的观点来看可能受益，但是可能加重土地侵蚀，破坏水源平衡，带来空气污染。提供优化环境质量的计划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选择合理利用自然环境的方法，并恢复该自然环境中的个别资源。
2）为满足国民经济不断增长的需要，对自然资源进行优化利用。
3）找出自然资源利用和环境污染容量的限度。
4）运用生态标准发展论，认为运用这个理论可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扩大再生产积累财富，包括减少生产过程中的浪费、改良土地、植树造林等。
5）建立信息和统计系统。在有计划地建立生态平衡的过程中，应该按适当次序采取措施。这样的顺序（或称“层次”）与国民经济和自然环境相互作用阶段相一致，并直接影响生态平衡。
如果把生态损失和外部结果（也考虑环境的间接影响）看成一个大的综合体。搞清哪些些因素与损失及结果有关是很重要的，这样就可定量表示出来，并纳入经济计算中。要想找出一个有关生态平衡的普遍的计算方法，即使可能的话，也是非常困难的。估算环境个体因素的生态损失要比确定总的环境损失容易得多。所以如果你了解到，对个体自然资源利用及破坏的估算，例如对森林带、水和空气的估算，要比对整个资源的估算要先进，就不会感到意外了。
对生态损失和效益进行经济评价的方法得到应用，不过，这些方法也存在着一些缺点。当环境质量恶化时，人工系统――主要是技术和工艺系统，通过额外劳动支出，取代了自然环境的个体因素，其取代程度和范围取决于自然资源的意义。污染增加降低了环境质量，附加的劳动支出也随之增加了，因为资源变得更加缺乏，这又反过来减少了自然资源在生产中利用的可能性，同时资源的缺乏更需要合理地管理经济。
[关键词]绿色经济；生态环境；绿色技术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3）48-0079-02
1 生态系统面临危机
1.1 生态系统现状持续恶化
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人致力于生态保护，环保意识增强。世界自然基金会通过多年的数据追踪，发现地球物种健康程度和数量一直在下降，四十年间下降了30%左右；生态环境恶化，出现极端异常气候，土地沙漠化和极端旱涝、酷热、严寒。比如，北极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成为孤岛，这一情况在125000年内还是首次出现。生态系统恶化的原因包括温室气体排放、污染物污染、无休止的破坏环境和各种由此引发的灾害。
1.2 过度地开采和使用资源
地球的资源经过千万年的积累，讲求“天人合一”的中国古人注重对环境的爱护，但在工业革命以来的300年，人类对自然的掠夺和破坏已经接近自然对人类生命的支撑极限。照目前的开采规模，石油天然气最多可消耗50年，煤炭最多可消耗100年；到2020年，地球上的大多数矿产资源包括铜、铝、锡、锌、金、银等都将被开采完毕。人类在以消耗资源为中心的飞速发展中，持续发展的条件却在不断丧失。
1.3 过分关注人类自身利益
生态系统与所有物种息息相关，既是所有物种共同的生存环境，也供给生存资源，人类与生态系统中其他物种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人类是生态系统中的一分子，人类经济系统是生态系统中的子系统，人类在消耗自然资源时，只考虑到了人类自身的利益和需求，并未考虑到生态系统中其他物种的需求，这种短视的行为极大地破坏了生态系统，没有给自然界其他物种留出生存空间。
2 发展绿色经济的必要性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给出了绿色经济的定义，即可促成提高人类福祉和社会公平，同时显著降低环境风险和生态稀缺的经济。绿色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现有的各个经济部门、各个行业，在发展中要高效利用资源和能源，实现节能减排、保护生态环境的目标。绿色经济需要建立以生态农业、循环工业、可持续发展的服务业为纽带的经济系统，达到经济增长与资源能源消耗的增长、生态环境的恶化脱钩。
2.1 经济发展以自然资源的可持续性为基础
发展绿色经济首先就要尊重自然，以自然资源的可持续性为基础，以自然资源的可再生速率作为经济发展的前提，以绿色技术创新作为发展的手段。改变以往把环境系统作为经济系统的子系统的狭隘认识，不能局限在自然系统支持人类社会发展，而应重新认识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有限与日益稀缺的自然资源不是人类予取予夺的生产资料，与人类生存和发展密不可分，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活环境。无休止、过度地使用自然资源必将导致人类生存环境的严重恶化和崩盘；保护环境、绿色发展，适度使用自然资源才是人类经济发展的出路。我们要提倡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保护自然资源，发展绿色经济。
2.2 绿色经济是生态系统可承载的经济发展模式
高速消耗自然资源获得经济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形同于杀鸡取卵，世界人口已逾70亿，人口激增首先意味对自然资源需求激增，粮食、水资源、宜居土地的供给将承受更大的压力，不改变经济增长模式，人类的未来发展之路必然越走越艰难。绿色经济要实现的是人对自然影响的可持续性，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在脆弱的地球范围内，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完整性，保证人类有足够的食物、水和能源安全以及基础空间的需求。在发展绿色经济的过程中，要引导社会资本对绿色经济的投资，用于改善环境、保护生态、提高能效和一些相关的环境基础设施上；要加大对绿色消费的宣传力度，推广环保健康的消费模式，政府、企业、个人分别承担在绿色消费中的责任和义务，使绿色消费深入人心；要提高生产效率，减少投入损耗并且降低废弃物排放；要鼓励绿色经济创新，改变能源消费模式；要保护自然资源，修复受损的生态系统，限制房地产对生物栖息地的过度扩张和侵占，加速自然保护区建设；要推进工业污染治理，衡量环境和社会成本，对工业排污与制造企业收取环境治理费，支持其绿色创新以减小对环境的损害。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追求生态环境的改善和人民幸福感的提高，用绿色经济指标衡量经济发展，实现经济良性、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2.3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自己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生态环境，无休止地开采和使用资源、污染物污染、温室气体排放等人类行为严重地破坏了生态环境，引发了自然灾害使人类自食苦果。与其说是拯救自然生态环境，不如说是拯救人类自己。如果人类还按照现有的方式生活，不断地过度索取资源而不回馈，人类的生存必将受到自然生态的严厉报复。保护生态环境，与自然和谐相处是人类发展的出路，人类的发展与生态环境的改善息息相关，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3 发展绿色经济的关键问题
3.1 转变观念
保护环境是一项关系到公众切身利益和子孙后代长远利益的事业。推进经济绿色发展除了加强政府政策法规的约束和激励，还需要广大公众的积极参与，因此，必须重视对绿色理念的教育，重视对消费者和企业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我国多年来强调市场经济，强调提高效率，追求财富，导致现在的整个社会物质化倾向非常严重，从个人到团体对利益的最大化追求必然导致和有限的自然资源之间的矛盾冲突，长期以来社会资本投资单纯追求经济指标增长，无节制地满足人类对物质消费的欲望，大量的资本涌入房地产、矿产资源的开发，以及金融衍生品，但却很少投入到改善环境、保护生态、提高能效的有益领域和相关的基础设施，这种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这种对资源的过度消耗的经济增长理念只能从文化、精神、意识形态来转变，需要我们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借鉴西方国家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才能抑制当前这种物质化的趋势和潮流。
3.2 制度建设
一个人的行动不完全取决于他的认识和观念，还取决于外部压力和现实的利益。现实利益要靠制度来约束。好的制度可以将个人利益导向有利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方向，而不是单纯地追求经济效益。所以，制度建设非常重要，是解决体制机制问题的根本。我们需要建设一套制度能够把国家的意志跟各省现实状况和发展需要结合起来贯彻落实，而这一点就需要有一个指标来加以考核、加以衡量、加以比较，把发展绿色经济跟各级政府的绩效考核联系起来，才能给地方以很大的压力，才能把国家绿色发展的意志得以贯彻。反之，地方政府会迫于财政收入的需要而忽视环境保护与绿色发展。
3.3 绿色技术
重视科技创新已成为共识，但科技创新不应笼统地谈，现在应该提倡绿色技术创新。现在的技术研发方向应该把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作为衡量这个技术是否先进最重要的指标。政府要在绿色技术的创新中发挥主导作用，政府致力推广的一切新技术都应该将资源效率、环境影响作为指标。技术创新是发展绿色经济最重要的环节，应当把绿色技术创新从生产到使用再到循环回收环节来综合衡量技术的绿色水平，例如电动车在城市中使用安静、方便、零排放，可是在生产过程中电池的污染也要慎重考量。
3.4 法律保障
发展绿色经济必然会受到现实利益的干扰和诱惑，现实利益的约束要靠法规、制度、标准规范，要依靠健全法律制度建设来加以保证。一个好的法律制度，能够引导这个社会向着有利于环境和公共利益的发展。健全法律法规保障绿色经济的发展，不仅要研究有利于环境和资源节约的财税和金融政策，还要完善涉及各项标准、技术规范的法律法规，形成有效的法律保障体系。
参考文献：
[1]李琳.向绿色经济转型、促进生态文明建设[J].经济研究参考，2013（1）.
[2]王玉庆.我国实现绿色发展的关键问题[J].经济研究参考，2013（1）.
关键词:林业生态环境;林业经济发展;现状;对策
我国发展国民经济最重要的资源就是林业资源，林业资源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随着对林业发展不断提升的重视程度，逐渐将林业生态环境和林业经济发展相互融合，将林业整体资源实现效益最大化，已经逐渐成为当前林业工作中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一、林业生态环境功能
(一)生态性功能在森林资源中，林业产业是重要的构成部分，从林业发展趋势能够看出林业资源的一般现象，林业产业和森林资源同样具备生态功能。林业资源在调节空气和净化空气等各个方面具有重要意义。随着现代化社会发展，不良现象逐渐蔓延，导致林业资源具备的生态功能被忽视，只是将林业资源当作经济开发的主要源头，这对林业产业发展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林业发展的面貌可以直接体现出社会发展趋势，只有人与自然可以和谐共处，才可确保社会稳定发展。以往“先污染、后治理”的方法已经不能确保人类进步，故此，必须重视林业产业生态功能，从而为人类长远发展营造健康的环境。
(二)经济性功能林业资源具有的经济功能是通过间接经济与直接经济表现。从直接经济角度出发，在通常情况下，售卖林木可以获取较大的经济收入，将其应用在造纸和建筑等各个方面可以获得经济效益。林业资源具有的直接经济特点是人们投入林业产业的根本原因。在这一心理作用下，大部分人们比较重视林业资源经济效益，从而导致乱砍滥伐的情况更加严重，不利于我国林业资源的长远发展。林业资源间接功能具体表现在通过生态功能吸引游客观光，拓宽地区经济发展渠道，确保居民经济收入，带动外出人口返回本地，为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新型人才。
(三)社会性功能林业产业要求森林资源和人类社会两者实现相互交汇才可以发展与形成，缺少哪一方面都不可以带动林业产业整体进步，这便要求林业产业具有的社会功能得到突显。通过分析林业资源变化，能够体现出人们各项活动对地区生态环境带来的影响，通过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为人们开展各项活动提供警示作用，从而通过林业资源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促使人类社会和谐发展。此外，通过积极的人类活动，比如，拯救灭绝的苗木和树种，可以确保林业资源长远发展，在带动人类文明发展方面具有社会功能。
二、林业生态环境保护与林业经济发展的现状分析
随着林业资源经济不断发展，应加强对林业生态环境的保护，保护林业生态环境面对两个方面带来的压力。首先，从外部环境进行分析，现阶段，我国生态环境逐渐恶化，尽管近几年政府对于治理生态环境问题，采取多种方案，但效果并不明显。由于飞速发展的林业经济，我国境内出现水土流失的状况，土壤、空气、土壤和水资源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促使我国不断缺少可以使用的土地，水资源严重匮乏，森林面积逐渐减小。其次，从内部环境进行分析，我国国土广袤，林业资源的总量与森林覆盖面积不多，并且，地区分布不均，导致资源供给和需求无法平衡，不能充分发挥资源的环境作用。尤其在近几年过度开发林业资源，促使林业资源年龄结构相差过大，大部分林业资源年龄结构低，进而出现生态环境失衡的状况。近年来，伴随飞速发展的林业经济，致使以发展和开发林业资源的企业大量出现。然而，林业资源企业作为近几年出现的产业，其生产基础较弱，严重缺失经营管理的经历，在发展过程中，有很多问题等待解决。主要问题:企业管理水平偏低，相关技术掌握程度不高，促使企业制定的发展战略不合理，对林业资源开采和利用时，没有高新技术作为依靠，林业资源的利用率较低，严重损耗林业资源。
三、林业生态环境保护与林业经济发展的对策
(一)加强林业重要性的认识环境链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林业，林业自身就可以很好的调整内部生态环境。林业中的地表、土壤以及环境，每一层都对调节生态环境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另外，林业自身就具有调节生态环境的功能，林业的功能有两种情况，自然功能和社会功能。1．自然功能首先，保持生态功能多样性。森林与其他生物之间具有相生相克、优胜劣汰、相互依存的关系，不同种类的生物之间互相依存，形成生物多样性的平衡状态。其次，保护水资源。森林是天然的蓄水池，森林可以大量储存天然降水，并且，减少地表径流和地下水的蒸发，减少水土流失的状况发生，减少风灾和旱涝等自然灾难的发展，对地球水循环有重要的作用。最后，保护野生动物。自然生态系统中最主要的构成部分就是野生动物，野生动物对自然生态平衡的维护有着重要的作用，同时，野生动物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逐渐得到提升。2．社会功能社会功能对应相关政策，与社会整体的发展密切相关。例如，在讨论林业环境时，需要考虑经济效益问题和可持续发展问题，最大限度地符合大战趋势。
(二)完善保护制度与加大保护投入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迅速，逐渐增加能源的需求，经济发展最关键的资源就是林业资源。我国国土广袤，林业资源富饶，但是，需要合理且有计划的开发林业资源，确保林业可持续发展，其中，要重点保护具有生态功能的林场。基于此，应以我国林业开发的整体状况，创建森林保护制度，保证林业可持续发展，对于过度开发林业资源的现象，需要给予惩罚。加法管理和执法力度，要具备健全的法律规则，同时组建专业的执法团队，确保法律制度有效落实。环境工程中占据关键地位的就是森林。森林调节环境的能力极强，同时，拥有极强的改善环境污染问题的功能。因此，要增加对森林保护的投入，最大化地将森林的作用发挥。对于不同的周边环境和地理环境，在森林建设的过程中选择繁殖能力强、净化功能强的品种、做好后续的维护工作，预防病虫害的状况，对自然灾害及时治理，最大化的保护森林的安全。相关部门对于森林保护加大投入，最好设立专门的森林保护资金，有效避免资金不够的状况出现，保障资金够用。
(三)加大执法力度，落实专项整治的活动林业资源的经济建设和生态建设的过程中，林业部门执法能力与开展工作的效率、质量有直接的关系。开展一系列的林业执法活动，坚决打击乱占林地和乱征林地的行为，严格执法管理采石和采沙等各项活动，公示林地征用行为，确保真正地经得起人民群众与领导的检验。除此之外，在执法的过程中，既需要关注整治行为，又需要整治不良行为，确保实现及时整改，确保林业资源有序发展。另外，积极提升工作人员执法能力，保证工作人员具有较高的思想素质和工作能力，防止在执法的过程中存在知法、犯法的问题，进而确保我国林业资源可以长久发展。
(四)促进林业及旅游业发展加强林木保护、加大林木种植力度是促进林业经济建设、实现林业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途径。林业的种植除传统林木品种之外，还应该引入具有较高经济效益的药材品种，根据当地的实际气候条件、自然环境等因素，选择符合当前市场需求的种植品种，进而在最大程度上促进林业产业的进步。不仅如此，还应该大力加快林业产业化发展，在现有林业结构基础上进行产业链的延伸，以此实现林业向更深层次的跃进。在林业资源长期发展过程中，应该不断扶持新的龙头企业，这样一来，不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当地农民的经济收入，并且对于林业经济建设的发展也有着重要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讲，林业生态环境的保护除能够带动地方经济发展之外，还能够起到提高当地生态环境建设的作用，从而借助良好生态环境加强旅游业建设，以此促进当地经济发展，进而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地方经济建设的良好循环。加强地方旅游业建设过程中，可以与当地现有旅游资源进行紧密结合，在原有旅游结构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完善与改进，着重发展与当地民俗活动相关的旅游内容，将当地民俗与人们现代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以此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增长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