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比较教育，性质，探析
【中图分类号】C40—05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158（2012）12-0243—01
教育科学领域研究课题的扩大和知识总量的增加，导致研究课题逐步分化，出现新的研究领域，建立新的分支学科。比较教育就是教育科学领域中的一个新分支。自从比较教育学从教育学中分化出来后，关于什么是比较教育学？比较教育的性质是什么？各国的专家看法并不一致。
一、目前学者们对比较教育性质的几种看法：
第一，比较教育是具有独立学术地位的学科。
代表人物有：萨德勒，康德尔，汉斯，施奈德，二战后的贝雷迪，诺亚，埃克斯坦等和我国的著名比较教育学家顾明远教授等。他们认为：比较教育学不仅有自己的学术方法论，有独特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任务，而且正在建成并也将建立起完整系统的学科体系，是教育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在中国，把比较教育作为一门学科，认为比较教育学“不仅有自己的学科方法论，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任务，而且正在形成并终将建立和完善自身完整的学科体系，因此应当视为教育科学体系中的一门分支学科”。这种观点日益为广大学者所接受。但是也有学者指出，“我们的研究者所说的‘学科’似乎是指高师教育系开设的比较教育课的体系而言，有别于西方传统意义上的‘学科’”。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还有待深入思考。
第二，比较教育学是一门中间学科。
20世纪60年代，有些比较教育学家在研究各国教育的过程中，广泛使用了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的概念和方法来分析教育与之的相互关系。于是他们认为，比较教育学的学科性质已从教育学科变为中间学科。但是学术界现在并不同意这一论断，因为现代比较教育学的研究，无论是研究对象、研究任务还是研究目的都是基于教育为基点的，应该说，它仍然属于教育科学的范畴。
第三，比较教育既是一门应用科学，又是一门理论科学。
比较教育学是以比较法为主要方法，研究当代世界各国教育的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揭示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及相互关系，探索未来教育的发展趋势的一门教育科学。从这个定义中可以看出比较教育学既是一门应用科学，又是一门理论科学。它之所以是一门应用科学，在于它提供不同国家或不同地区办理教育的丰富经验。比较教育学在科学体系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它致力于学习借鉴别国的教育经验，用于指导本国的教育改革实践。比较教育研究指向教育实践，并且为实践服务，具有极强的现实性。它之所以是一门理论科学，在于它揭示了不同国家或地区教育的形成条件和制约因素。探索了教育发展趋势和一般规律，因而使借鉴有章可循。
第四，比较教育是一门既具有学科独立性又与其他教育学科相交叉的教育学科。
比较教育究竟是不是一门学科，一直引起人们的争议，随着比较教育研究范围的进一步拓展，这一问题更是遭到人们的质疑。其中主要涉及比较教育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两个根本性问题。从比较教育学科发展来看，比较教育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都具有明显的层次性，由此可以把比较教育的学科体系具体描述为“三圈层，多交叉”结构。因此，比较教育是一门既有学科独立性又与其他教育学科相交叉的教育学科。
第五，比较教育不是一门学科，而是一个研究领域。
其代表人物有：黎成魁，霍尔斯，爱泼斯坦、卡诺伊、福斯特，安东尼奥·诺瓦，马骥雄。以法国黎成魁为代表，认为比较教育“是比较研究这一研究模式在教育领域的运用”。其理由是一门学科是由它的目的，概念和方法界定的。尽管比较教育有其目的教育事实的比较，但它没有自己独特的方法。因而比较教育不能界定为一门学科，他仅仅是把比较教育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来看待的。葡萄牙学者安东尼奥·诺瓦也曾声明，他是把比较教育作为一个领域而不是一门学科来研究的。我国学者对于比较教育是一门学科还是一个研究领域，争论较少。其中我国比较教育学家马骥雄认为：“比较教育还是一个‘研究领域’，尚未建成为严格意义上的”。他认为要把比较教育建成一门学科，还有待于比较教育研究者从理论和方法上进一步去探索和努力。
第六，比较教育是一种研究方法。
这是所有研究者都认可的，需要讨论的关键在于它是作为一门学科独特的方法，还是各种研究中普遍使用的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或两者兼而有之。包括黎成魁都认为，比较教育这种比较研究教育的方法应用于对教育的研究活动之中，是进行教育研究活动中的一个必要阶段或程序。但是，一些研究者指出，比较教育主要是作为一种学科方法论，这样才深刻地反映这门学科的研究特征。尽管所有研究者都可以应用比较的方法研究教育，但这与作为反应学科特征的比较教育方法论是有本质区别的。
第七，学科领域的分化。
随着比较教育学科的发展、研究领域的扩大、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的增加，比较教育学科超出传统的研究范围，出现了分化的趋势。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0年出版的霍尔斯主编的《比较教育：当代的问题和趋势》一书，根据全世界各地区的研究报告，比较教育学科已分化为比较研究、外国教育、国际教育和发展教育四个领域。
除此之外，还有介于几者之间的观点，或认为既是方法又属学科的，或认为仅为研究领域和方法还不是学科的。
到20世纪早期，历史哲学和历史意识形态结合形成的“历史主义”在社会科学中产生广泛影响，它“强调变化与发展在人类社会(humanrealm)的决定性地位”，［3］集中代表历史主义范式的史料编纂学(historiography)等得到发展。历史主义在社会科学界很快受到质疑和批判，反对者主要攻击历史主义背离了自然－科学的解释模式，认为它导致了反科学的怀疑论和相对主义。波普尔在其1957年出版的《历史主义的贫困》一书中指责“反对自然主义”的历史主义是“目的论”和“整体论”的，而“赞成自然主义”的历史主义则以虚构的历史规律为基础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提出了预测。回顾比较教育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历史，萨德勒(M．Sadler)、康德尔(IssacKandel)、汉斯(NicholasHans)等人的历史主义研究范式和对编纂《年鉴》的学术热情，以及贝雷迪、霍姆斯(BrianHolmes)、诺亚和艾克斯坦(M．A．Eckstein)对历史主义的批判和对社会科学方法的推崇，同样与当时的社会科学发展大背景密不可分。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这一对社会学成为一门科学具有重大影响的著作中，迪尔凯姆(?mileDurkheim)曾对社会学的方法论特性，展开了详细而严密的论证。他认为科学只有通过比较两种现象在不同的环境下是否同时出现或消失来证明不同现象之间的因果联系和相互依存性，若这些现象被认为是可以控制并可重复再现的，就可以用实验的方法加以研究，“如果相反，事实的产生并非我们所能支配，我们只能比较那些自发地产生的事实时，那就应该采用间接的实验方法或比较方法。……因为社会现象显然不能由观察者左右，所以只有比较方法适合于社会学”。［4］在同属比较法的相同法、相异法、剩余法和共变法中，迪尔凯姆认为共变法(ConcomitantVariation)最适合社会科学研究。孔德(AugustComte)认为社会学的主要任务不是确定不同社会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而是要发现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和方向，他认为“真正的实证精神主要在于为了预测而观察，根据自然规律不变的信条，研究现状以便推断未来”，［5］所以要用综合的方法把人类社会发展的状况联系起来，这种方法就是历史的方法。孔德认为比较的方法需要使所比较的现象脱离其所属的历史，这就割裂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因而也就不可能找出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迪尔凯姆认为共变法可以避免孔德对比较法的疑虑，因为“共变既不要求我们进行支离破碎的列举，又不要求我们作肤浅的观察。为使共变法得出正确的结果，只有几个事实就足够了。只要证明在多数情况下两个现象是共变的，就可以肯定其中有一个规律”。［6］这种实证的努力改变了早期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认识因其依赖对旅行者见闻之道德信任而带来的先天脆弱性。［7］从迪尔凯姆等人的方法论及其相关研究可以看出，“比较法”在社会科学中是作为一种带有根本性的最基本的研究方法而受到重视的。在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比较在“假设———推测———验证”等主要环节中起着分析事实以证明或证伪不同因素之间因果联系的重要作用，即比较包含多种因素的社会环境，分析某种社会现象的出现与某一种或几种影响因素的出现之间的联系，从而证明关于这种社会现象的社会科学规律。回到比较教育产生初期，我们应当看到，“比较”在当时其实是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的基本研究方法被引入到教育科学研究中的。在整个比较教育研究的发展历史中，“比较”也一直是被作为一种基本研究方法而非研究成果形式对待的。从后来贝雷迪、诺亚等著名比较教育学者关于比较教育方法论的争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问题在于，虽然历经了贝雷迪、诺亚和艾克斯坦等学者的强烈呼吁和倾心努力，比较教育研究在其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完全摒弃早期旅行者见闻的色彩，它错把那些加入了作者主观评价抑或简单的统计数据，而主要性质仍然是关于国外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报道性、描述性文字(包括在国外期刊上报道本国教育的文字)也纳入了“成果”之列。实际上，在这类文字中，“比较”只是一种叙述形式，它根本就不是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而存在的。这也正是朱利安在早已产生关于教育的旅行者见闻之类文字的背景下，仍然强调要通过“比较”来使教育成为一门科学的重要原因。
然而，比较教育成果中至今依然夹杂着大量国外教育报道和“改良版”的旅行者见闻，很多关于别国和本国教育的记述，都因为其在形式上对不同国家教育的“比较”而煌然列于比较教育“成果”之列。实际上这些文字只是对不同国家教育的描述，充其量也只是简单的“对比”，而并非作为社会科学基本研究方法意义上的“比较”。也就是说，这些“比较”其实只是一种跨国报道而非研究，它们最多只能算作比较研究的资料性准备。比较教育学者们在方法论科学化方面的努力，并没有把大量没有运用科学方法论进行研究的文字从比较教育的“成果”中清理出去。在这一意义上说，比较教育研究一直没有最终完成自身的“科学化”。这也是它如今面对学科同一性危机的最根本原因。
一、历史的变化与“比较”的进化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比较教育是作为一种教育科学中的一个“工种”而非“学科”被“重新”建立起来的，它主要承担的是搜集国外教育信息和追踪国际教育改革发展动态的任务，而不是进行“比较研究”的任务。就学科发展而言，中国比较教育此时实际上还处在“前朱利安时代”。随着社会需求和学科环境的巨大变化，中国比较教育研究的科学意识开始觉醒，但它一直没有自觉地展开自身科学化的工作。只是近几年，在社会需求和全球化的大背景的推动下，中国比较教育研究才开始悄然(仍非自觉地)迈动了科学化的步伐。中国比较教育研究在改革开放之初之所以作为那样一种特殊形态而被重建，是由当时它所面对的社会环境和教育科学其它学科的需求所决定的。当时的中国刚刚结束与国际社会几乎完全隔绝的十年，教育科学研究队伍的外语水平普遍较低，教育科学诸学科之国际视野极其有限，因此亟需有一批外语水平较好的专业人员专门从事搜集整理和翻译介绍国外和国际教育发展的最新信息的工作，于是，中国比较教育重新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水平起步。1964年前后，全国高校虽然先后建立了数个外国教育问题研究机构，但“由于我们对资本主义国家教育的基本立场是批判和否定的，在形式上又仅重视资料译介而缺乏深度分析”，［8］并且接踵而至的很快就把这初燃的星星之火给扑灭了，因此，比较教育当时在中国还远没有成为一种研究。到20世纪70年代末，它又“而今迈步从头越”，回到了60年代中期的水平。这种发展状况适应了当时的社会需要和教育科学其它学科的需要，因此，比较教育在此后的十多年时间里在中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然而，进入90年代之后，中国比较教育学界逐渐意识到并开始讨论学科同一性危机的问题。无论是起初的快速发展还是后来的学科危机，究其根源，仍然取决于社会需要和教育科学其它学科需要的变化，以及比较教育研究对这一变化的适应情况。
仅从我国国内的变化来看，比较教育如今所面对的社会环境和学科环境，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已经有了根本的不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加上日益加速的世界全球化过程的影响，中国比较教育所面对的社会环境和教育科学内部学科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是英语的普及，使得教育科学研究队伍的外语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越是年轻的研究者，其英语或其它语种外语的水平越高，改革开放之初那种主要搜集译介“外国教育情报”的比较教育研究“工种”已经丧失其存在的必要性;其次是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特别是信息化提供的便利，使得教育科学普遍打开了国际视野，国际学术范式直接影响着我国教育科学研究的发展;最重要的是我国教育改革开放逐渐步入了“深水区”，更加开放的政策环境使得我们对国际教育改革和发展经验的借鉴也呈现出全方位和更加深入的特点，翻译介绍和“准旅行者见闻”式的“成果”，已经不能满足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对比较教育研究的新要求。为了更清晰地反映中国比较教育发展环境的变化。教育改革和教育科学其他学科的变化对比较教育研究的影响是最为直接和深刻的，而所有这些变化，都与另一个更大的社会历史背景相联系。这个社会历史背景就是席卷世界的全球化。在这样一个时代，“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9］同样，比较教育学者们也必须进行冷静的思考。“在这样一个地球村里，我们究竟为什么还要进行比较分析?”［10］面对这样一些极具挑战性的质疑，比较教育学必须做出回答。
格林(AndyGreen)认为，比较教育研究在全球化时代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问题，因为“国家教育制度这一概念构成了比较教育之精神结构的基石”，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有些学者甚至得出了“跨国的比较如今已是多余”［11］的结论。无论这种结论是否可信，比较教育研究自身都必须发生进化，以适应新的社会需求和全球化时代背景的严峻挑战。要成功应对这一系列挑战，比较教育首先必须褪去早期旅行者见闻的色彩;要褪去旅行者见闻的色彩，必先摆脱早期粗陋的研究方法;要对比较教育研究方法做出科学的改进，又必须在方法论上做更加深入的反省，以重建格林教授所说的“比较教育之精神结构的基石”。全球化在某种程度上动摇了比较教育精神结构的传统基石，但并未从根本上否定比较教育研究存在的价值。正如戴尔(RogerDale)所言，“全球化并不必然导致同质性，甚至也不增加各国教育制度之间的相似性”，因此，我们仍然可以“把全球化的重要因素分析出来，指出那些限制和引导其对教育制度之影响的因素，从而站在更好的位置上从国家的和比较的两个角度来回答教育的核心问题”。［12］问题在于要成功地把这些因素分析出来，并对其进行可靠的研究，比较教育研究之“比较”必须进一步进化。面对全球化的严峻挑战，“比较教育被指责经常堕落为旅行者见闻、政策主张和对不科学政策借鉴之投机取巧的理论说明，若想避免这些指责，它就必须进行比较，而且要系统地进行比较。”［13］比较教育研究之“比较”需要进化，亦即比较教育研究在方法上应当进一步理论化、系统化和科学化。它必须重新找到其精神结构的基石，并由此出发建立一整套逻辑严密的方法论体系，从而像社会学等学科那样，在自身科学化的过程中逐步证明其独立存在的价值。
二、走向比较教育“学”
在国际上，比较教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逐步展现了科学化的趋势。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这一被称作“科学方法时代”的发展阶段看作是比较教育“破茧化蝶”的时期。比较教育研究一方面大量借鉴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又坚持自己的国际视野和比较视角，并开始了关于自身学科同一性的反思。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末，诺亚和艾克斯坦就曾这样描述比较教育的新发展:“总的来说，比较教育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已经从好奇阶段步入了分析阶段。这一发展或许可以分为三个维度:从不加区分的数据采集到更大的精确度;从国际教育合作中的慈善到专业精神(professionalism);从基于直观的分析到科学的解释。”［14］问题在于这种科学化的努力，很多时候仅仅局限于技术上的改进，而没有真正触及比较教育研究的精神基石，因而它并没有如孔德和迪尔凯姆把实证精神成功地变成整个社会学界的集体无意识那样，成功地把科学的“比较”变成比较教育学家们的共识。比较教育研究需要的不仅是技术的改进，它更需要的是学科同一性及与之相适应的专业精神，即通过科学的方法论建构，逐步从模糊不清的“比较教育”走向有清晰逻辑结构的“比较教育学”。
首先，“比较”须从一种“形式”和“工种”还原为一种研究方法。比较教育研究之“比较”指的并非只是把两国的教育现象放在一起进行对比性的描述，它绝不仅限于这种“形式”上的比较，而是要做因素的分析，并在对多种因素之间复杂关联的比较中，得出对教育规律的新认识。要得出对教育规律的新认识，这同时也就意味着比较教育研究不能继续只是在教育科学研究中承担有关国外教育资料搜集与信息报道任务的特殊“工种”，而要重新回归一门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教育学科。其次，比较教育研究须还原为正常的社会科学研究，即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门学科，它就必须加强方法论的建构，从而实现其自身的科学化。与孔德和迪尔凯姆时代的社会研究通过方法论的探究成为社会科学一样，比较教育研究亦须先完成方法论的科学化建设，才能使自身真正成为教育科学学科群中一门独立的学科。虽然略滞后于社会研究的科学化进程，但比较教育研究对自身科学化的探索早在上个世纪中叶即已开始。无论是贝雷迪的四步法，还是诺亚和艾克斯坦的科学量化法，抑或霍姆斯的问题法，皆以比较教育研究科学化为鹄的，因而都是具有重要价值的探索。或许是由于教育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这些探索最终都没能成功地把比较教育研究纳入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化轨道。在“比较”之科学化的探索中，贝雷迪曾提出一个在比较教育学界有很大影响的“四步法”，从而把比较教育研究带进了一个与那个以简单资料搜集和“比较表”为主要方法时期完全不同的新时代。贝雷迪把比较教育研究分为“描述”、“解释”和“并置”、“比较”四个步骤，［15］
其中“描述”和“解释”属于区域研究，而“并置”和“比较”属于比较研究。在这里，国别研究和区域研究实际上已经成为比较研究的基础和预备，比较研究已经从别国教育现象的描述和介绍中走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形态。诺亚和艾克斯坦以其科学量化法的四个步骤，即“提出假说———数量测定———参照研究———理论分析”，在一定意义上把比较教育研究向科学化推进了一步，但他们把这种科学化局限于量化分析，因而在面对教育这种复杂社会现象时，大大限制了这种科学化的普适性和可迁移性。总的来说，这些探索均囿于技术修补，而不是根本的方法论建构，所以，都未能形成足以引导比较教育走向比较教育学的理论通约性。从回归社会研究之科学化进程的角度，我们或许可以在比较教育研究中尝试这样一种“五步法”:“问题(假设)的提出———资料的采集———资料的描述与解释———跨国(地区)或跨文化并置与比较———问题的解释或解决(假设的证明或证伪)”。在这里，我们把“比较”作为分析事实以证明或证伪不同因素之间因果联系的一个重要环节，这就在一定意义上将其还原为迪尔凯姆探究社会研究之科学化时期的“比较”了。这五个研究步骤在总体上与一般社会科学的研究过程没有太大区别，其特殊性主要在于这里的“比较”总是“跨国(地区)或跨文化”的，这是比较教育学不同于其他学科的重要特性。
第三，最重要的是要凸显比较教育研究在教育科学诸学科中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特别是发挥“比较”在促进教育学科的科学化方面的重要价值。不仅是比较教育，实际上绝大多数教育学科的科学化任务都未能很好地完成。在很大程度上这也可以归因于科学化的“比较”在教育科学领域未能充分实现。面对这样一个艰巨而极有价值的任务，比较教育研究应当在一定意义上回归最初朱利安时代“比较”的梦想，通过自身的科学化，推动其它教育学科的科学化。在所有教育学科中，唯有比较教育学是专门对教育现象开展跨国(地区)和跨文化比较研究的，且唯有比较教育学是专以“比较”为基本研究方法的，这就决定了它要在教育诸学科的科学化过程中担负特殊的使命。换而言之，比较教育要经由科学化而走向比较教育“学”，它就必须能够提供关于不同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社会教育现象的跨国、跨文化深入研究的成果，必须能够为跨国和跨文化的教育经验之借鉴提供科学的而不只是信息和现象描述的服务，必须能够从跨国和跨文化角度对教育问题展开真正的科学研究，从而为教育科学的发展作出独特贡献。
科学的研究方法的选择是确保本科生毕业论文质量的重要前提。许多高校以教学为中心，科研特别是本科生的科研氛围不太浓，学生们常常不知道什么是科学的研究方法，不清楚不同研究方法的特色、差异及适用条件，更不熟悉这些方法的运用，这些问题的存在必然会影响毕业论文的整体质量。现实中，由于科学研究方法的缺失、错用或乱用等导致相当数量毕业论文的结论难以成立。近年来许多学者对此也都有过深入的研究，浙江大学马庆国教授早就对管理科学研究方法给出了“标准化”建议。本文以河南工业大学市场营销专业本科2012-2014届598篇有效毕业论文为研究样本，分析这些论文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情况，探讨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1.研究背景
河南工业大学市场营销专业发展迅速，毕业生数量增长很快。现有的市场营销专业学生类型繁多，主要包括管理学院双学位市场营销专业学生、旅游管理专业学生，以及国际学院市场营销专业学生和国际学院国际市场营销专业学生等多个层次。2010届毕业生183人，2011届毕业生130人，2012届毕业生234人，2013届毕业生212人，2014届毕业生211人，2015届毕业生219人。六届合计1189人。由于学生人数众多，指导教师只有23人（含3名双肩挑人员，还有一些教师出国深造、外出学习），教师年人均指导学生8.62人，论文指导的工作量较重。由于毕业生在毕业前忙于找工作、考研、考公务员、考会计证、考驾照等社会活动，大多心神不宁，难以全副身心投入到毕业论文的写作中，更遑论选择恰当的研究方法了。到来年春天，只有短短八周时间，要写出高质量的毕业论文，十分困难的。
什么是科学的研究方法？市场营销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应该选择哪些科学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各有什么特色和适用条件？本文通过对河南工业大学市场营销专业本科2012-2014届598篇有效毕业论文所使用研究方法的实证分析，试图发现其中的问题，分析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2.研究方法和目标
在河南工业大学市场营销专业本科2010-2015届1189名毕业生中，由于部分同学毕业论文的电子档案未能找到或者不全，本文只找到598篇资料齐全的毕业论文。因此本文只对这598篇有效论文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从不同研究方法的使用频率中，试图发现毕业生选择不同研究方法的差异，分析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二、研究基础
1.科学研究方法的分类
在具体实证分析之前，本文先确定本科毕业论文有哪些科学的研究方法。在“中国知网”输入“毕业论文研究方法”等关键词，获取相关文献20余篇。删除一些级别不高、不太相关的文献，余下有近10篇重要论文（见文后参考文献）。在这些论文中，浙江大学马庆国教授在《管理世界》杂志发表的论文《管理科学研究方法与学位论文评判标准》最为经典。虽然该文主要是针对管理类（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谈研究方法的，但其基点高、立论准，能够为本文研究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
马庆国（2004）认为，从内部理性（logos，人的思维、推理、分析）和现实世界的关系来看，主要研究方法可以分为如下四个大类别（称为四类研究方式）：从理论到理论的方式、数理分析为核心的演绎方式、实证研究方式和实验研究方式。“从理论到理论的方式”和“数理分析的方式”本质上是演绎式的。在管理科学中，一时还找不到“从理论到理论”的事例。以数理分析为核心的演绎方式，是理论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方式。实证研究方式，即从现实出发，通过调查，获取数据，通过以统计分析为主的对数据资料的分析，研究变量之间的关系，得出被研究对象的演变规律，或者相应的结论、理论。这是管理科学的主流研究方法，是国际通用的研究方法，也是相关结论被承认的基础，是研究论文的通用语言。这也是学位论文所要使用的主流研究方法。实验研究方式，也就是从现实世界中，提炼前提，用实验方法研究变量间关系，特别是因果关系的研究方式，也是管理科学研究的主流研究方式之一。它突出的是管理科学结论的可重复性。
欧阳桃花（2004）提出，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有很多种，比如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统计分析法、实验法、案例研究法等。
李仁意（2010）将国外营销研究方法分为假设法、实验法和模型分析法。国内营销研究方法分为分析法、调查研究法和评估法。
经过小组研讨并请教相关专家，本文将河南工业大学市场营销专业本科毕业论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划分为5大类：描述性研究法、定性分析法（参与观察法、访谈法、对比法）、定量分析法（实验法、调查法、实证法）、案例分析法（兼具定性和定量研究特色）、研究方法不明。
2.主要研究方法的特征
根据百度百科的介绍，上述研究方法的概念和特征如下：
（1）描述性研究法
描述性研究法是一种简单的研究方法，它将已有的现象、规律和理论通过自己的理解和验证，给予叙述并解释出来。它是对各种理论的一般叙述，更多的是解释别人的论证，但在科学研究中是必不可少的。它能定向地提出问题，揭示弊端，描述现象，介绍经验，它有利于普及工作，它的实例很多，有带揭示性的多种情况的调查；有对实际问题的说明；也有对某些现状的看法等。
（2）定性分析法
定性分析法就是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分析。具体地说是运用归纳和演绎、分析与综合以及抽象与概括等方法，对获得的各种材料进行思维加工，从而能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达到认识事物本质、揭示内在规律。
参与式观察研究，是指研究者直接参加到所观察的对象的群体和活动中去，不暴露研究者真正的身份，在参与活动中进行隐蔽性研究观察。其优点是：不破坏和影响观察对象的原有结构和内部关系，因而能够获得有关较深层的结构和关系的材料。其缺点是：由于研究者主观因素的影响，处理不当易影响观察的客观性。
访谈法（interview）又称晤谈法，是指通过访员和受访人面对面地交谈来了解受访人的心理和行为的心理学基本研究方法。因研究问题的性质、目的或对象的不同，访谈法具有不同的形式。根据访谈进程的标准化程度，可将它分为结构型访谈和非结构型访谈。访谈法运用面广，能够简单而叙述地收集多方面的工作分析资料，因而深受人们的青睐。
对比研究法，作为几个基本的科学探索方法之一，是把一组具有一定相似因素的不同性质物体或对象，安排在一起，进行对照比较：通过综合比较它们在构造方面的差异（因），在性质方面的不同（果），得出这种物体或对象某性质（果）是由什么、哪些因素（因）造成的。
（3）定量分析法
在科学研究中，通过定量分析法可以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以便更加科学地揭示规律，把握本质，理清关系，预测事物的发展趋势。
调查法是科学研究中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它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系统地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现实状况或历史状况的材料的方法。调查方法是科学研究中常用的基本研究方法，它综合运用历史法、观察法等方法以及谈话、问卷、个案研究、测验等科学方式，对市场现象进行有计划的、周密的和系统的了解，并对调查搜集到的大量资料进行分析、综合、比较、归纳，从而为人们提供规律性的知识。
实验法是通过主动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联系的一种科研方法。其主要特点是：第一，主动变革性。观察与调查都是在不干预研究对象的前提下去认识研究对象，发现其中的问题。而实验却要求主动操纵实验条件，人为地改变对象的存在方式、变化过程，使它服从于科学认识的需要。第二，控制性。科学实验要求根据研究的需要，借助各种方法技术，减少或消除各种可能影响科学的无关因素的干扰，在简化、纯化的状态下认识研究对象。第三，因果性。实验以发现、确认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的有效工具和必要途径。
实证研究法是科学实践研究的一种特殊形式。其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利用科学仪器和设备，在自然条件下，通过有目的有步骤地操纵，根据观察、记录、测定与此相伴随的现象的变化来确定条件与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的活动。主要目的在于说明各种自变量与某一个因变量的关系。
（4）案例研究法
案例研究法是结合市场实际，以典型案例为素材，并通过具体分析、解剖，促使人们进入特定的营销情景和营销过程，建立真实的营销感受和寻求解决营销问题的方案。
三、实证分析
1.统计结果
本文主要对河南工业大学市场营销专业本科2012-2014届598篇有效毕业论文所使用研究方法的频率进行统计，以反映大学生使用不同研究方法的选择差异（见表1） 。
本文发现，案例分析法是市场营销专业本科毕业论文首先的研究方法，占一半以上。其次是定量分析方法，达到四分之一。排名第三的是描述性研究方法，不足一成。定性分析排名第四，不足4%。研究方法不明的毕业论文将近一成。在定性研究方法中，应用最多的是访谈法，其次是对比法。在定量分析方法中，应用最多的方法是实证研究方法，其次是调查法，运用最少的方法是实验法。
表1 2012-2014届毕业论文研究方法使用情况
研究方法 使用数量/百分比
描述性研究方法 37/6.19
定性分析法 对比法 7/1.17 20/3.34
参与观察法 0/0
访谈法 13/2.17
定量分析法 调查法 74/12.37 152/25.42
实验法 1/0.17
实证研究法 77/12.88
案例分析法 336/56.19
研究方法不明 53/8.86
合计 598/100
2.运用不同研究方法的原因分析
案例研究方法，即运用大学生身边、所处城市或地区、亲友所在的企业或行业的具体案例，去印证某一营销理论或策略，这对市场营销专业的大学生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在大二、大三的专业基础课、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学习中，类似的训练已在开展，只是规模小些。这也是一半以上的大学生选择此种研究方法的重要原因。
在学位论文中使用调查法、实证研究方法和实验法等定量研究方法是科学研究的一个方向。本次调查显示有四分之一的毕业论文选择这类研究方法，这说明相当部分高校已经将“科学研究方法”当作“毕业论文写作”课程的重要内容，也说明相当部分大学生已经较为熟练地使用了这类研究方法。这中间，选择调查法和实证研究的比例大抵相当。而选择实验方法进行毕业论文写作的比例甚少，说明高校在这方面的教学和训练不足。
描述性研究方法，亦即仅仅使用基本的经济管理理论，进行逻辑推理。具有一定难度，对于逻辑推理程度不强的学生来说，选择这种方法的可能性较小。使用这种方法需要一定的理论积淀，需要长期的理论关注，更需要抽象的逻辑思维能力，这些并非短期内能够养成。在具体运作时也有一定的操作难度，本科生较难掌握。
在定性研究中，大学生较多地选择了访谈法和对比研究法，没有人选择参与观察的研究方法。
访谈法要求大学生与相关企业和行业人士就某一个营销问题进行深度访谈和交流，这种研究方法对于一些演讲能力强，与人交流畅通的大学生来说，不是什么难事。但应该承认，仍有部分市场营销专业的学生，与人交流的能力较弱，特别是与企业和行业高层，就一个专业问题进行深度交流的能力较弱，这也是这些学生没有选择这种研究方法的重要原因。
做对比性研究，需要依靠科学的指导，精细的规划，才能得出有说服力的结论。如果仅仅做表面的比照，没有深入到问题的实质，就难以得出创新性的结论。大学生在这方面还是需要训练的，并非一朝一夕能够实现。
参与观察的研究方法，看似简单，容易操作。但它需要一定的设施设备，还需要与被观察对象的深度沟通，赢得他们的信任，并与他们较长时间的相处。这对于处于毕业季、人心惶惶、涉世未深的大学生来说，操作起来就较为困难。
值得注意的是，近一成的毕业论文研究方法不明。也就是说，从网上拼凑一些资料，没有做深入的鉴别，没有做深入的分析，就得出一些看似“合理的”结论，仍是一部分大学生撰写毕业论文的广场做法。如果毕业论文体现不出“论”，说服力也就大打折扣。态度不端正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学校相关部门把关不严也会助长这种风气。
四、结论与建议
1.结论
案例研究法、定量研究中的实证研究法和调查法是市场营销专业本科毕业论文中较多使用的方法，而描述性研究方法、定性研究中的访谈法、对比研究法和参与观察法，定量研究中的实验法在毕业论文的写作中较少使用。
造成市场营销专业本科毕业论文不同研究方法使用差异的原因，一方面是与不同研究方法的特点、条件和难易程度有关的，另一方面是与当前高校对本科生科研的重视程度、本科生的科研氛围有关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与大学生对待撰写毕业论文的态度和投入程度有关的。
2.建议
（1）进一步营造高校本科生科研氛围
本科生是高校的主体。本科生科研是高校科研工作的基石。具备了良好科研能力的本科生是更高层人才的前提。高校要加强对本科生科研氛围的营造，鼓励学术研究，讲究大胆创新。特别是要把“毕业论文写作”当成一门必修课，在大二下学期，或大三上学期开设。尽量让每一个本科生都懂得如何撰写学术论文。同时，要严把毕业论文的质量关，不让学生浑水摸鱼。要降低毕业论文的过关率，迫使学生高度重视毕业论文的写作。把毕业论文撰写当成本科生毕业前的一项重要业务活动来看待，与学分挂钩，与学位挂钩，与毕业证挂钩。
1944年，黄建中的《比较伦理学》一书阐述了伦理行为与非伦理行为、习俗道德与反省道德、中西道德之异同等内容，成为伦理学史上的一大突破，也填补了伦理学和比较学的交叉学科空白。2007年以来，刘星教授对安全伦理学做了较多的研究，提出安全伦理学的定义、内涵、研究对象及方法等诸多理论,对安全科学和伦理学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对安全科学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吴超等&]在2009年发表了《比较安全学的创立及其框架的构建研究》，首次把比较安全学作为安全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并对其做了具体的阐述8一9],使得比较安全学这一交叉学科首次在众多的学科门类中系统地‘‘亮相”。但是，对于三者的结合交叉学科—比较安全伦理学，在我国乃至国际上至今仍处于探索甚至空白阶段。此外，在安全伦理学的研究中，不仅需要提取不同时间、区域和文化背景下安全伦理问题的共性，并使之相互借鉴和渗透,而且需要运用比较研究方法对安全伦理体系中彼此联系的不同时空的事、物、环境、人的理念、自控能力等进行对照,从而揭示它们的差异，找出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法，因此，比较安全伦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诞生十分必要。
笔者借鉴比较学在其他学科的运用经验及安全伦理学的发展成果，将比较研究方法应用于安全伦理学领域,提出比较安全伦理学的定义、内涵、研究分支及一般模式，尝试对这门新学科进行初步的探索研究。
1比较安全伦理学定义
比较安全伦理学是一门新兴学科，研究比较安全伦理学需要不断认识、理解、继承、总结和发展与之相关的原理和方法。结合已经发展较成熟的比较伦理学、比较安全学、安全伦理学等学科的基本理论及比较安全伦理学自身的特点M，暂且对这一新兴学科作出如下定义：比较安全伦理学是把比较的方法(如类比、对称、分类等)作为研究的主要方法,以归纳、统计、描述、观察等方法为辅助方法，对不同的国家、民族、地区、行业、文化背景、知识水平等差异性群体的安全伦理观念、安全伦理行为、安全伦理道德水平进行分析，以发现它们异同、联系和特点，并由此揭示安全伦理的普遍规律、得出安全伦理的一般规范，使人们在法律法规覆盖范围之外有所遵循的科学。
比较安全伦理学是比较安全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一门融伦理学、比较学、安全科学于一体的交叉学科。
2比较安全伦理学的研究范畴(对象)
一般来说，安全道德可以用于描述性地指称一个社会、群体(如宗教)，或个人所提出的某些安全行为准则;也可以用于规范性地指称在给定条件下，所有理性的人可能提出的安全行为准则，即安全道德包含实然与应然2种不同含义，其实然之义是指安全道德习俗习惯，其应然之义是指经过人们理性反思的安全道德。
而比较安全伦理学则是侧重于比较研究安全道德的应然之意的科学。它是一个非正式的公共制度,以不同时空背景的差异性群体的安全伦理观念、安全伦理行为、安全伦理道德水平等为研究对象，关注的是现有安全法律法规所不能涵盖的理性反思，适用于所有理性的个人，规范那些影响到他人的行为，包括通常意义上的安全美德、安全理想及安全道德规则，并将减少安全的“恶”与伤害作为其目标。
在这里，笔者把利于安全的行为、动机、心理等统称为安全道德的善，把不利于安全的行为、动机、心理等称为安全道德的恶。在马洛斯需求理论中，人的生存安全被列为最低层次的需求，即只有人的生存安全被保证之后，才会有追求其他需要的可能。在人的所有的目的中，没有比保存生命和安全更为根本的目的，因而这是最大的善。相反，加害他人生命和安全则是最大的恶。
3比较安全伦理学的学科分支构建
比较安全伦理学学科分支及理论形态的合理划分与内部考察,对于厘清比较安全伦理学的主要理论观点及其流派、从整体上理解比较安全伦理学的研究内容、把握比较安全伦理学自身的逻辑、总结比较安全伦理学发展的得失，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因为比较安全伦理学既是一门理论性很强，探讨安全理念价值的科学，又是一门应用性极强，研究价值转化的实践性学科，故笔者尝试从理论与应用2个视角对其学科分支及理论形态进行初步构建和研究。
3.1从理论视角构建
比较安全伦理学是一门通过分析比较总结一般规律的学科，它的任务在于对比得出安全道德生活的规范或者原则，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因此，通过参考相关学科的内容与体系ai一12,尝试从理论视角给出如下分支并给予简略说明。
3.1.1比较安全规范伦理学
比较安全规范伦理学是通过比较探讨安全道德善与恶、正当与不正当、应该与不应该间的界限与标准和给人的自身带来心理、生理安全与否的行为、动机,论证安全伦理的价值及规范，以指导和约束人们的安全伦理实践，达到保障人身安全、协调人际关系、完善人类和社会的目的M。比较安全规范伦理学主要有以下几种理论分支：
1)比较安全目的论:通过比较方法，以行为所实现的目的、结果安全与否或其安全程度作为评判安全道德善恶的依据的伦理学说，即对的行为在于相比之下结果的最大化或效益的最大化。表现为安全道德的他律性，具有感性主义的特点。
2)比较安全义务论：与目的论相反，义务论强调评判安全道德善恶的依据在于对比之下的最初动机，在于行为本身是否是出于想要维护安全道德的义务、应当和责任，是否遵从了一定的安全道德原则和规范,即对的行为在于是否最大程度遵守安全道德原则。表现为安全道德的自律性，具有理性主义的特点。
3)比较安全德性论:通过对不同情境下的人的安全意识理念、安全道德等因素的对比，以研究人应该具备怎样的安全理念以及解决如何完善安全观才能安己安人等问题为中心的伦理学，即人们的正确的行为必须遵循适度和中道的理性原则，这是判断某一行为安全道德价值的最根本的标准。
3.1.2比较安全元伦理学
比较安全元伦理学不制定安全行为规范，不关注安全道德的实际内容，而是应用语言学和逻辑学的方法，对比研究安全的善与恶、正当与不正当，对比分析安全义务等伦理概念的涵义,对比解决应该如何与事实如何的关系等涉及安全道德判断的逻辑问题，可为安全道德规范的制定提供科学的方法M。
参考元伦理学的3种理论，比较安全伦理学有对应以下几种理论：
1)比较安全直觉主义:通过人的特殊的安全道德直觉来把握安全概念、安全义务和价值理念等涵义和研究安全道德的善与恶与等问题。
2)比较安全情感主义:把安全伦理学当作一种非事实描述的情感、态度或信念的表达，认为它不具备逻辑或科学那样的普遍确定性和逻辑必然性。它主张安全伦理概念不能定义，否认人们能认识安全道德，认为安全道德判断只是个人通过感性对比产生的情感、情绪的表现。
3)比较安全规定主义:认为安全道德语言是一种用对比方法研究得出的规定语言，不是人纯主观情感的表达,更不可能从纯粹事实陈述中推论出，而是兼具情感调节和事实描述双重功能的。
3.2从应用领域视角构建
比较安全伦理学的研究内容重在用比较方法对实际安全伦理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揭示规律或得出规范，是对社会生活各领域进行安全道德审视的科学理论,它归根结底是要应用于社会生活的。从应用视角来看，比较安全伦理学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在于，以不同社会领域中出现的重大社会安全问题为出发点，运用比较方法和伦理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对这些重大社会安全问题的伦理维度进行对比、分析、论证，为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重大安全问题的合理解决提供价值反思与安全伦理辩护，从而为这些问题的解决寻求基本的安全道德共识并构建具体的安全道德规范。
从应用领域视角构建比较安全伦理学的分支是一种集研究领域的分散性与研究方法的交叉性为主要特征的实践研究方式，研究得出的具有时代价值的安全道德理念往往对很多领域的传统安全职业道德规范起到不可忽视的改造和更新作用。根据比较安全伦理学研究涉及的多个行业，暂且列出如下分支学科:①医学医药行业相对应的比较安全生命伦理学;②社会人文环境相对应的比较安全环境伦理学;③科学技术行业对应的比较安全科技伦理学;
④金融证券等行业对应的比较安全经济伦理学;
⑤政治公管等行业对应的比较安全政治伦理学;
⑥网络游戏开发IT等行业对应的比较安全网络伦理;⑦安全法规对应的比较安全法学伦理学。
4比较安全伦理学的研究模式
4.1研究的基本程式
研究比较安全伦理学要遵循科学的方法和模式。根据比较安全伦理学的特点，把探究模式归纳为以下基本程式:收集整理资料、分类、对比分析、得出结论、返回到实践中检验，成立得出一般比较安全伦理学一般规律规范等结论，不成立则返回重新对比分析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图4)。
4.2研究的方法论
比较安全伦理学的理论性质与理论方法是内在关联的，它的研究对象与理论使命内在地决定了比较安全伦理学必须创新研究方法。
西方伦理学家普遍认为，伦理理论原则在理论思维上的位阶为：理论原则是处于上位的，而实践问题是处于下位的，也就是说前者是处于抽象层次的，而后者是处于具体层次的M。故参考西方伦理学家的分类&6一19,笔者将比较安全伦理学的研究方法从逻辑上划分为3种基本模式：自上而下模式、自下而上模式、双向反思(上下互动)模式。事实上，这也是西方应用伦理学家们迄今为止普遍认同的一种方法论划分方式。
通过考察几种具有代表性的方法模式发现，自上而下模式是一种简便高效的理论应用方式，其最突出的理论特征在于对已有安全伦理理论原则的演绎,在这个演绎的过程中，充分表达了对安全伦理原理或原则规范所具权威性的强调。相反，自下而上的模式往往表现出对现成伦理学理论或道德原则规范的权威性的挑战，在思路上更能充分体现比较安全伦理学这样一个新兴学科的创新性。然而从应用视角来看，比较安全伦理学本质上是一种理论反思,双向反思模式既不武断地否定伦理理论的权威性,也不片面地强调“应用”的创造性，它强调平和的、审慎地进行理论修正与规范创造，这一点是自上而下模式与自下而上模式均不可比拟的理论优势。在具体的学科应用中更具专业特色的研究方法也是大量存在的，限于研究目的，就不在此一一考察。
5结论
笔者将比较研究方法应用于安全科学与伦理学领域,创建了比较安全伦理学这一新的交叉学科，并得出以下结论：
1)提出了比较安全伦理学的定义，并确立了比较安全伦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及范畴，阐述了其研究模式及方法。
2)构建了比较安全伦理学的学科分支,并对其研究内容进行了阐述。从理论视角将其分为比较安全规范伦理学和比较安全元伦理学2个分支;从应用视角将其分为比较安全生命伦理学、比较安全环境伦理学、比较安全科技伦理学、比较安全经济伦理学、比较安全政治伦理学、比较安全网络伦理学、比较安全法学伦理学等分支。
3)比较安全伦理学结合了科学理性的对比分析方法和哲学理性的安全及伦理学研究，它处理的问题虽微观，然而肩负的责任却很重大。它涉及人类的生存、生活和生产以及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具有广阔的研究与应用前景。
参考文献
[1] 黄建中.比较伦理学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44: 3 -8.
[2] 刘星.安全伦理学的建构一关于安全伦理哲学研究及其领域的探讨J .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07,17(2) : 22 - 29.
[3] 刘星.安全伦理与“道德的”安全管理模式建构J .经济体制改革,2007 (6) : 165 -167.
[4] 刘星.安全伦理与安全生产一解析安全伦理命题，制定“道德的”安全生产激励政策J].中国安全科学学报， 2007, 17 (6) : 79 -86.
[5] 刘星.加深安全伦理命题研究，推进安全伦理学学科建设一兼论安全伦理学学科建设的几个问题[C].第一届 全国安全科学理论研讨会论文集，2007: 11 -20.
[6] 吴超.安全科学学的初步研究J].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07, 17(11) : 5 -15.
[7] 吴超，易灿南，胡鸿.比较安全学的创立及其框架的构建研究J].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09, 19(6): 17 -28.
[8] 吴超，杨冕.安全科学原理及其结构体系研究J .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12,22(11): 3 -10.
[9] 王婷，吴超.安全科学与安全学科研究的新进展[C].第二十届海峡两岸及香港、澳门地区职业安全健康学术研 讨会暨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2012学术年会论文集，2012: 8-12.
[10] 陈松，吴超.比较安全教育学的研究[C].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2010年学术年会论文集，2010:73 -78.
[11] 高辉.试论伦理学的三种理论形态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2.
处于世纪之交的比较体育,正面临着新的挑战与选择。体育的社会化、生活化、商业化、科学化、产业化 、法制化、职业化、国际化等趋势的不断加强,向比较体育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的研究主题。一方面,学者们开 始试图去解释或说明各种调查资料,揭示各国体育异同的原因及规律,这样就形成了从政治、经济、地理、文 化、教育、哲学信念、宗教等多种角度,我国学者吴文忠、黄震、熊斗寅、任海等人的研究范畴及国际比较体 育学会会刊登载的一些论文都反映了这一趋势。另一方面,现代体育与现代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也有着深刻的 内在联系,社会的深刻变革以及新的科技革命的浪潮迭起,都为现代体育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因 此,研究并把握比较体育学科的发展方向,将有助于迎接世纪性的挑战。
1 拓宽研究范围及领域 深入研究层次
比较体育之所以能从比较教育中分化出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是由于体育现象在现代社会中已不只属于 教育范畴,它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探求其内涵将来自如下两种动因:一是21世纪体育的超前发展,国际化趋 势的不断加强,趋于整合的研究主线将成为主体。二是人类对体育全新发展的认识,要求比较体育在把握现代 体育发展方面发挥重要的功能和作用。从其研究范围看,21世纪比较体育将从4 个方面不断拓宽:其一,将走 出以往以单一国家为中心的研究模式,转向以世界和以国家为对象的两个基本范围。学者们有的注重跨国研究 ,有的注重国别研究,还有的将从总括角度进行世界性体育比较研究。其二,研究范围以注重体育发达国家转 向发达与发展中国家两个基本围度,并将不断加重对发展中国家体育的研究。许多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无论 在国家与人口数量上,还是地理面积和资源上,都占绝大多数。因此,他们的发展,将对世界体育的发展局势 ,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并关系到人类素质发展的未来。其三,一国之内的不同区域的体育比较研究将被倡导, 由于体育发展的多样化趋向日益加深,一国内不同区域体育发展差异将日益加大,区域研究以及区域间的比较 研究将成为另一重点。其四,研究范围将突破体育的可比性界限,不仅要研究竞技运动、学校体育、社会体育 、娱乐冒险和保健康复等各种体育现象,同时还要研究与之相关的社会历史、政治制度、经济状况、文化教育 、传统习俗、宗教习惯、地理条件、生活方式、人种特征、心理因素等制约体育运动的各种社会背景,从不同 的发展水平来探讨、揭示现代体育发展的重要规律。
从其研究领域看,未来的比较体育研究将呈现出以各国需要与人类体育共同问题两个中心并举的趋向。除 对各种体育问题及各级各类体育加强研究外,将侧重于体育与人类发展、体育与经济、体育规划、全民健身等 方面的研究。体育发展研究将成为热点,并形成支撑整个体育研究的主体。体育发展不再仅是单纯对发展中国 家体育历史和现状的描述,而是在新的角度上再生体育与发展这一概念的新内涵,并以人类发展的新指标来重 新赋于体育与发展的内容,从而深入研究体育发展的可持续性。
从其研究层次上看,比较体育在研究层次上将日益呈现提高趋向。首先从对各国体育的一般介绍和表层描 述性比较,提升到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尤为注重从世界体育发展及体育的整体发展上进行研究,力图从比较分 析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其次,比较体育也将走出纯宏观和纯微观的研究,而使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世界 文化频繁交往的今天,单向到双向,纵向到横向,平面到立体的比较已成为必然,同时更多的在追求探索比较 体育研究的界限及运用比较的程度(量和质)上。再次,是从注重内部效果转向注重体育的认知效果和社会功 效,从寻找体育的相似点或不同点,更多地向评价或肯定某些现象或理论的方面转移。
2 注重行动研究 加强研究的应用性
所谓“行动研究”就是指实践者、专家学者和行政管理者在内的“行动者”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实践中的问 题。它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随着人们对人和组织的体育行为不断改革要求的呼声与之结合的越来越密 切,20世纪以来,比较体育理论研究在不断发展,但许多学者指出,21世纪比较体育将强化行动研究的目的性 和研究目的的应用性,即便是理论研究也会以特定的实践为出发点,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比较体育在加强行动研究的目的性的同时将作用于体育决策和体育改革。这种作用将日益增强,并将在21 世纪大显身手。在某种程度上比较体育推动了90年代的全民健身运动,在未来的世纪中这种作用将得到进一步 加强,而且随着各国对比较体育研究作用的认识加深和比较体育研究应用性加强,这种作用将从间接性逐步转 向直接性,进而使比较体育转向参与具体目标的研究,从探讨一般规律的研究到把对发展规律研究与具体的发 展策略研究结合起来,以此达到推动体育的改革,进而发展为服务于体育的决策功效。
研究目的向实践转移。由于体育实践的诸多变化促使比较体育要加强研究目的的针对性应用性。一方面, 从单一的借入或借出向“双向”的既借入又借出的模式转变;另一方面,研究的目的直接为构建一种既服从于 体育发展趋势又与具体的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体育模式服务,使体育在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显示出强劲的生命 力。
面对21世纪各国体育效益的研究日渐突出,必然会导致对比较体育预测功能的进一步肯定和发展,也就是 说今后体育的预测功能得以加强。随着比较体育自身的不断发展与成熟,特别是研究方法的科学化、系统化自 然会使预测功能日益明显化。这种预测将通过各种体育作用因素的分析研究到实践的总体把握,对体育的发展 趋势做出相应的预测,以推动国家和地区体育发展战略及其规划的制定,从而促进体育的发展。
3 加强综合研究 构建学科体系
就目前而言,比较体育尚处于不成熟的发展阶段。国际比较体育学会是一个尚待完善的组织,研究方法也 在完善之中,在经过70年代社会科学方法的介入,80年代的调整和90年代以来新的研究模式的再次兴起,比较 体育研究方法正在酝酿着一场新的变革。这种变革是在吸收各种原有的方法,在继续向多样化、科学化发展的 基础上,趋于综合,即达到本学科在构建理性框架前提下,利用边缘学科知识,对体育现象进行多视角、多层 次的研究。
学科体系多样综合。70年代以来,各种社会科学方法纷纷被引用到比较体育研究方法论体系,这就彻底打 破了历史描述、因素分析的原有格局,并兴起了横向比较法、纵向比较法、横纵向综合比较法、区域研究法、 问题研究法、假设验证法、结构功能研究法等十几种研究方法,使比较体育日趋多样化。与二战前后相比,研 究方法不仅在数量上增加,而且也产生了质的转变。新方法不再成为对旧方式的替代,而且提供了从不同方面 观察、研究、分析、阐述特定体育问题的方式,这对全面认识体育问题提供了良好条件。
学科体系的理性综合。这种综合不是各种方法的简单结合,而是各种方法之间的内在联系,分工合作,相 辅相成,互相补充的有机整合。起初,这些方法是相对立的,如定量与定性的研究方法,宏观与微观的研究方 法,但在科学的综合使用下,则能成为一种互动着的作用体并从不同的方面深刻地揭示体育若干问题的重要手 段,成为研究中不可缺少的方法,使比较体育成为对体育规律达到理性把握下的一种自觉行为。这种多样化的 统一,就是学科的内在规律在发展过程中特定阶段的必然反映。这一反映告诉我们:不能只求对事物认识的局 部性阶段性结论的表述,而应探求事物发展过程的全部内涵。比较体育学科的发展表明,外学科方法的引进导 致本学科方法的多样化,而学科内形成自身的方法论时,则意味着学科重大转型的开始;由此我们坚信,21世 纪将迎来比较体育研究方法的重大转折并自成体系飞速发展。
4 规范研究模式 加强理念完善
70年代以来比较体育的研究者受到学科规范化问题的困扰,他们为此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努力,但由于对学 科认识水平以及现代体育实践水平所限,未能有较大突破。伴随21世纪体育的进一步发展,对比较体育的研究 会提出更高的水平要求,规范研究模式,加强理念完善将成为首要问题被列入学科发展重点。
建立科学的学科分析框架,这一点进入21世纪将会更加突出。届时,学科中现有的各种理论不会消失,而 且将会不断涌现出新的理论,并日益呈现多元化,但是这些理论都必须服从于理性原则的指导,使各种不同作 用、不同发展方向分析框架构建成具有同一作用方向的,有内在联系的,多层次的系统分析模式体系并使其产 生积极的互动作用。
21世纪的比较体育将致力于解决目前因缺乏标准的研究系统而造成的研究无序、定义不明、概念混乱的状 况,这也是规范研究模式的重要内容。比较体育研究具有跨文化、跨国别,跨学科的特征,如果不对研究系统 进行统一化、规范化,每位学者都自成系统,那么就很难有学术性和科学性,就很难开展学术交流,更谈不上 进行任何国际比较研究了。因此,比较体育应建立或把握科学的研究程序,使比较体育研究的基本过程或程序 形成研究模式的具体化、理性化、规范化,这也是21世纪比较体育走向的一种必然。
5 研究时空尺度放大 国际化趋势明显
随着国际体育组织的不断完善,国际交流是学科自身存在的与生俱来的发展特性。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 现代社会,学科的分化、综合、交叉、借鉴已成为必然趋势。21世纪将是体育进一步国际化的世纪,它将给比 较体育带来一系列的广泛课题。
上述动因的合力将推动比较体育研究体系趋向国际化,这一点已被世界绝大多数比较体育学者所承认和赞 同,并且在他们的专着中得到体现。例如美国学者布鲁斯·L ·贝内特等人编写的《比较体育》一书中就选择 了35个不同地理位置、不同政治制度和不同经济发展状况国家的体育进行比较研究;法国学者皮埃尔,塞尤林 所着的《世界体育运动》一书中有关于42个国家体育现状的章节;台湾学者吴文忠所着的《比较体育》一书中 选取了62个国家和地区的材料。由此看来对不同国家、地区体育进行跨国度、跨地区、跨文化的比较将成为比 较体育学科研究的主体。国际间的合作研究将成为强劲的发展趋向,因为它既是比较体育走向一体化的重要步 骤,又是在实现多样化之中寻求共同利益目标的重要机会。合作研究还将是克服目前比较体育研究中狭隘的、 自以为是的、目光短浅的研究的最重要措施,而且能把世界带入课堂,使远距离教育对体育的促进作用更为深 入。
国际间合作研究会加速国际体育的交流,并使这种交流在21世纪广泛开展,如各国体育人员之间的大交流 ,包括互访、留学、讲学等。体育学术方面的交流包括学术团体之间的交流,举办国际性研讨会等,体育课程 、教材、研究资料的交流,参与国际间体育培训工作,研究国际体育的关系和功能等。使人们透过各国体育纷 繁现象的表面,站在时代最先进的科学高峰来观察我们的体育现实。它是一种全球性胸怀和眼光,一种世界体 育的历史观,它要求打破单项、平面思维,发展双向、立体思维。这种时空尺度放大,历史和辩证法统一的宏 观研究,意味着我们从体育的发展和运动中,从它多层次、多结构、整体及具体的联系和中介中加以科学地把 握。
综上所述,比较体育自身的产生和发展,使它具有动态性。今天的体育是昨天体育的发展,而明天的体育 又是今天体育的发展和延续。这就要求我们从宏观系统角度出发,不仅研究世界各国体育的现状,还要掌握它 的历史,分析和预测它的未来。这样我们才能不走或少走弯路,从而获得“最优化”的体育发展方案。
1 熊斗寅.熊斗寅体育文选.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7
2 熊斗寅.比较体育.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0
3 比较体育.比较体育编写组.北京: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0.5
4 马宣建.香港体育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中国体育科学,1997.3
5 王学风,等.试析当代世界比较教育学的发展趋向.教育研究,1991.4
6 杜祖贻,等.美国比较教育的新特点.教育研究,1994.1
7 黎安琪着,徐辉译.国际教育与比较教育研究的未来趋势. 杭州大学学报,1992.4
关键词 人文社会科学 科学数据使用特征
1 引言
在大数据时代，以科学数据为主要学术资源的数据密集型科学正改变着当前的科学研究模式。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已经开始关注科学数据的作用和价值，定量研究也越来越得到重视。在一些数据科学的国际会议上，人文社科的数据管理也成为研究者讨论的重点之一。
各种翔实、可靠的数据为以各种社会对象为研究主体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支撑，推动了社会调查方法、计量学方法、可视化方法等研究方法的应用和发展。中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会理事长李京文院士在2013年管理科学与工程学会年会暨第十一届中国管理科学与工程论坛上指出，必须不断研究大数据的形态变化规律，利用大数据来研究、认识和预测客观世界及人类自身的发展变化趋势。同时，科学数据也影响着传统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转型与创新。复杂的经济统计模型、大规模的社会调查、丰富的科研数据处理和分析工具等，都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创新提供了条件。科学数据的使用使得人文社会科学的“科学性”显著增强。
虽然科学数据推动了人文社会科学的新发展，但是也有学者认为科学数据并未与人文科学结合起来，比如一些学者在从事人文研究时，常使用“绝大多数”等空泛概念的名词。在数据密集型研究模式的背景下，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者对科学数据的使用习惯是怎样的呢？哪些人文社科学科的研究者更擅长利用数据？他们获取数据的来源、处理数据的类型和方法以及数据表现形式如何？研究者是不是由于缺乏对科学数据的使用而增加了“绝大多数”等空泛概念名词的使用呢？
本文围绕以上问题，对《中国社会科学》期刊的全文论文进行内容分析，探讨我国部分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在科学数据使用上的特征。重点分析研究者获取实证数据的主要来源，所要分析的数据类型，处理数据的常用方法，以及数据分析完成后的表现形式。另外，针对学者提出“绝大多数”等空泛概念的名词在人文社科学科中使用的问题，本文将分析研究者在这些名词使用等方面的习惯。最后，根据人文社科研究者在科学数据使用上的特点，为图书馆提供科学数据服务给出建议。
2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文献调查法采集论文资料，用内容分析方法统计论文中所用到的数据、中文数词，分析其中的问题。人文社科数据主要指调查数据、网络公开数据、政府统计数据和指标等，本文研究的数据对象除以上这些外，还包括实验数据、文献数据和图片数据。文中讨论的实证研究数据是指狭义实证研究所需要分析的数据。狭义实证研究是指仅依靠统计分析法的研究。另外，本文把“绝大多数”、“差不多”、“若干”、“大量”、“无数”、“少量”等词语定义为模糊数词。
本文的数据来源是《中国社会科学》的全文论文。《中国社会科学》是综合性社会科学期刊，所刊登的论文代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也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风向标。选用该期刊的全文进行分析，不仅可以了解我国最高水平人文社科学术成果在科学数据使用上的特点，而且也可以了解人文社科不同学科的学者在科学数据处理上所采用的最新方法。笔者于2014年12月通过CNKI数据库收集该期刊2010年1月至2014年6月的全部期刊论文522篇，剔除其中“编者按”之类的7篇文章后，最终得到全文数据515篇。
3数据分析
3.1 总体概况
笔者对2010年1月到2014年6月的《中国社会科学》进行分析，共有全文数据515篇，把它们按研究内容分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学、管理学、人口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传播学、语言学、文学、历史学这12个学科。但由于人口学和传播学的样本数都小于5，统计的数据会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失真，因而本文不统计这两个学科的数据。
首先对论文的引用数据和实证数据进行分析。除去人口学和传播学的论文，在剩余的论文中，仅引用数据而未进一步统计分析的论文168篇，占总数的33%，进行实证研究统计分析的论文113篇，占总数的22%。统计发现（见图1）：除了哲学学科的论文没有引用数据外，其余学科的论文都或多或少地引用了数据。而实证数据主要集中在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几个学科上，其中社会学和经济学实证研究的比例分别达到67%和73%。这里政治学的数据值得注意，虽然该学科的论文没有实证研究的数据，但引用数据的比例却较高，达到53%，显示了该学科数据使用的特点。
3.2 实证数据情况分析
本节主要对社会学、管理学、法学、经济学、语言学和历史学这六个有实证数据的学科进行分析，分别调查其使用数据的类型、来源、处理方法及其表现形式。这里，语言学和历史学的实证数据由于是小样本（样本数小于5），因而需辩证看待这两个学科的数据。
（1）数据类型
从使用数据的类型上看，这六个学科使用的数据基本上是数值型数据，经济学还使用了部分图片数据（表1）。
（2）数据来源
本文根据数据来源把实证数据分为一手数据和二手数据，其中一手数据是指研究者通过访谈、直接观察、间接观察等方式首次亲自收集并经过加工处理的数据，二手数据是指来源于他人调查和科学实验的数据。本文中，把一手数据分为调查数据、实验数据和文献资料数据；二手数据分为政府公开数据（如全国普查数据、各类统计年鉴）和数据管理机构（如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ISSS等）的数据。
从数据的来源分析，社会学中44%的论文采用的是一手数据，而在经济学中这一比例只有15%，经济学更多的是使用政府公开数据等二手数据（图2）。
在对一、二手数据的进一步分析后，可以看出社会学和法学的一手数据主要来自调查数据，经济学的一手数据主要来自实验数据；对于二手数据的来源，管理学、法学和经济学主要以政府公开数据为主，而社会学稍微偏向于管理机构的数据（表2）。
（3）处理方法
本文把数据处理方法分为初级方法、中级方法和高级方法。初级方法是指平均数、频数、方差、标准差等描述性统计方法；中级方法是指回归分析、参数估计、假设检验、相关分析等统计方法；高级方法则是指模型计算等高等数学方法。
从数据处理方法上看，这六个学科的大部分论文都使用了描述性统计方法之类的初级方法，社会学比较注重对回归分析、相关分析、假设检验等中级方法的运用，而经济学则更擅长运用高等数学方法（图3）。
（4）表现形式
本文把数据的表现形式分为统计表、统计图和特定软件绘制的图形这三类。
从数据的表现形式来看，比较常用的是统计表形式，折线图、柱状图和散点图之类的统计图在管理学、社会学和法学中的应用也比较广泛。除此之外，经济学和语言学还有一些利用特定软件绘制的图形（图4）。
3.3模糊数词使用情况分析
本节分析部分人文社科的论文使用“绝大多数”、“差不多”、“若干”、“大量”、“无数”、“少量”、“很多”和“很少”这八个模糊数词的习惯，以及这些模糊数词在部分人文社科学科论文中的使用情况。
首先统计以上这八个模糊数词在一些人文社科学科论文中使用的比例（图5）。笔者发现社会学、经济学和文学这三个学科使用到以上八个模糊数词的论文比例最高。相对来说，哲学的论文中出现这八个模糊数词的比例稍微小些。
在统计2010年到2014年模糊数词的篇均使用次数后发现，人文社科的学者在模糊数词的使用上趋于稳定，各年篇均使用次数基本在2.0到2.5的区间内，除2012年和2013年的数值波动相对较大外，其余各年篇均使用次数的数值趋于2.3（图6）。
随后统计这八个模糊数词的总使用次数及其篇均使用次数（图7）。笔者发现，“大量”这个词在论文中的总使用次数最多，而且篇均使用次数也最高（达3.14），这说明人文社科的研究者普遍喜欢使用这个词，使用范围也比较广。其次是“很多”这个词，研究者也比较喜欢使用。而“若干”这个词，虽然总使用次数不算很大，但其篇均使用次数却很高，这说明该词的使用范围比较集中。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绝大多数”这个词上。最后讨论一下“差不多”这个词。虽然，胡适先生提出中国人是“差不多先生”，凡事马马虎虎，不求精确，但是这个词在人文社科领域的学术论文中却很少使用，其总使用次数和篇均使用次数都是这八个词中最低的。
这八个模糊数词在部分人社科论文中使用分布情况见表3。表3中“一”表示该词未在该学科中使用，“√”表示该词在该学科中有使用，“”表示该词不但在该学科中使用，而且其使用的频率更高，即每一列的三个“”分别代表使用该词的论文比例最高的前三个学科。从表3可以看出，管理学的论文对模糊数词的使用频率较高，有“差不多”、“若干”、“大量”等六个数词在其学科论文中高频率使用，其次是社会学。相比之下，哲学和语言学的论文对模糊数词的使用频率相对低一点。
4结果讨论
本节依据以上数据分析我国部分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学者在科学数据使用上的特点，为图书馆今后开展科学数据服务给出针对性的建议。
4.1人文社科学科对数据的使用主要由研究对象决定
我们知道，社会学和经济学是以社会现象或经济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是偏向量化的科学。从上一节图1的数据也可以看出，大多数论文（67%的社会学论文和73%的经济学论文）都使用了基于数据的实证研究方法。在这些学科里，研究者尊重数据，把数据当作研究的主要素材，通过调查统计和模型计算使数据和学科发展有效结合在一起，推动了新知识和新规律的发现。而且，这些学科研究者的数据意识也比较强，对数据需求也更为迫切，获取数据和处理数据的能力更强。比如经济学，这个学科的论文有较高的实证数据使用比例，也非常注重政府公开数据等二手数据的获取，二手数据的使用率比其他学科的使用率更高（图2）。这就是由于研究者数据意识强烈，数据需求迫切，从而使他们获取数据的渠道要比其他学科的研究者更广。
相比之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文学这些学科是依靠思维逻辑的研究学科，主要是对传统文献资料的探讨，很少讨论实证或经验现象，因而对实证数据的使用就不是很多，偶尔会引用一些数据，数据来源也只是依靠文献。这些学科的研究方法仍较为传统，主要以文献为主，对数据使用的需求不是很迫切。
科学数据服务作为图书馆的一项创新服务，首先应该明确服务的对象。诸如以上这些人文社科学科，如果图书馆对其全面铺开科学数据服务，那可能效果就并不是很理想，但如果图书馆首先对社会学和经济学的研究者提供科学数据服务，为他们提供数据获取、处理、共享方面的服务，则可能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因而，笔者建议，针对人文社科的科学数据管理服务，首先可以把社会学和经济学的研究者作为主要服务对象，把政治学的研究者作为潜在服务对象，在服务得到一定认可后，逐步向其他学科展开。对于主要服务对象，图书馆可以提供常规的检索、收集、存储、分析等数据情报服务和数据技术服务；而对于潜在服务对象，则可先向研究者提供科学数据在该学科中创新应用的情报信息，待研究者对科学数据服务需求提高后，再提供常规数据服务。
4.2人文社科学科对实证数据的处理以初级方法为主
在人文社科类论文的实证研究中，为了让读者了解数据和研究对象的特征，进而更好地了解统计分析结果，研究者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和研究对象会选取不同的数据处理方法。人文社科的研究者对数据处理采用的方法以描述性统计等初级方法为主，初级方法在法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的实证数据研究中占了较大比例（图3）。
相对而言，一些实证研究比较多的学科在数据处理方法上则更为多样。比如社会学和经济学，这两个学科的研究者除了掌握描述性统计等初级方法外，对回归分析、参数估计、假设检验、相关分析等一些中级方法也运用自如，而经济学的研究者使用高等数学方法进行模型计算的能力更为突出，数据的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除了常用的统计图表外，还有由各种特定软件绘制的图形，这些都显示出他们优异的数据素养。
人文社科研究者在数据处理方法上的使用，一方面由论文的研究目的和对象决定，另一方面也由研究者的数据素养决定。对于前者，可能超出了图书馆的服务范围，但要改善研究者的数据素养，图书馆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笔者建议图书馆为研究者提供有针对性的数据处理方面的开放课程等信息，帮助研究者掌握更多关于数据处理的知识。除此之外，也可为研究者提供本学科在数据应用上创新研究的情报信息，让他们了解本学科最新的数据处理技术，并提供相应的数据分析工具，促进定量研究的深入。同时，图书馆也可以与数学、统计学等院系合作，为研究者提供数据处理方面的专业讲座，一方面增强对研究者数据素养的教育，另一方面也可为研究者跨学科合作提供平台。
4.3模糊数词的使用与研究对象和传统文化有关
模糊数词的使用在人文社科领域比较常见，并且各学科在使用上并没有体现出明显的差异。诸如在社会学和经济学这些数据使用比较广泛的学科里，研究者并没有因为使用了数据而减少对模糊数词的使用，反而模糊数词在这两个学科中的使用要比其他学科更多（图5），而且各年模糊数词的篇均使用次数也较稳定，没有很大波动（图6）。因而，模糊数词的使用并不能说明科学数据没有与人文科学的发展结合起来，这主要还是与研究者的研究对象和受传统文化影响下的用语习惯有关。
比如“大量”这个词，该词使用总量和篇均使用量在这八个模糊数词中都是最高的，说明人文社科的研究者普遍习惯使用该词。然而进一步分析显示，该词在经济学中的使用频率最高。一方面，经济学论文中存在的各种数量关系需要用“大量”这个词来表述，另一方面，由于这个词所代表的数量本身较难考证，再加上力求精确的数据精神缺乏和大概而言的用词习惯，使得研究者摒弃了数据化表达而使用了这些模糊概念的词语。
模糊数词在人文社科领域的使用还是比较广泛的，这与其研究对象有一定联系，有些数量关系难以考证，无法精确量化。除此之外，研究者在传统文化影响下的用词习惯也是模糊数词使用广泛的重要因素之一。笔者建议图书馆在为人文社科学者提供科学数据服务时，要考虑到不同学科研究对象的影响，既要提倡数据文化，又要遵循人文精神。平时要注重收集有学术价值的科学数据，并为研究者提供方便查询的数据平台。与此同时，也可以根据研究者的需求，帮助他们收集和统计相关研究所需要的特定数据，以尽量减少模糊数词的使用。但作为科学数据服务的提供方，图书馆也应尊重原有的人文社科研究方法，使科学数据作为一种补充材料，与现有的人文社科研究结合，相得益彰。
5 结语
关键词：俄罗斯学；研究方法；综合交叉
中图分类号：B5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3-0243-02
早在前苏联解体前，美国等西方国家就建立了“苏联学”，在前苏联解体后，“苏联学”就转变为“俄罗斯学”。在俄罗斯，“俄罗斯学”已成为学术界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并已在高等院校开设“俄罗斯学”课程，其理论体系和研究方向已具雏形。在中国，对俄罗斯的研究尚处于按不同专业和领域进行分别研究或分散研究的状态，如外国语言学中有专门研究俄语的；欧洲史学科有专门研究俄罗斯历史的；应用经济学科的有专门研究俄罗斯经济的。这种分领域、分专业的研究基本上是相互独立、各自为战的，因而难以对俄罗斯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形成一种整体的观点和立体的透视。为此，早在十年前中国学术界就提出了建立中国俄罗斯学的构想，并就中国俄罗斯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理论体系和研究视角等进行日益深入的研讨，但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上述这些问题仍未形成共识。本文仅就俄罗斯学的研究方法问题发表一些拙见，以供学术界同仁参考。
一、决定俄罗斯学研究方法的主要因素分析
我们知道，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特定的研究方法，如果没有明确的研究方法，这门学科的研究就会陷入混乱和无序之中。同样，如果一门学科的研究方法不科学、不适宜，那么，这门学科的研究就很难深入下去，也很难实现预期的研究目标，自然科学是这样，社会科学研究也是如此。我认为，在社会科学领域一门学科的研究方法应分为基本方法和具体方法这样两个层次。基本方法是由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决定的，而具体方法则是由学科的性质和特点及研究的目标决定的。对于俄罗斯学的研究来说，我认为其基本研究方法应该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价值判断，采取唯物的、历史的、辩证的、开放的和民主的研究俄罗斯应实事求是，应尊重历史，应充分考虑到历史环境、历史条件和历史背景，同时，应用辩证的观点和多视角的方法去分析俄罗斯的人、事和思想进程。对俄罗斯的研究不能变成书斋里的研究和书堆里的研究，也不能变成某一学科的垄断性、孤立性的研究，而应形成相关学科的开放式的交叉研究。俄罗斯学的研究也和其他学科的研究一样，应在民主与平等的基础上进行探讨、争论、批评与反批评，不能由任何人、任何机构垄断学术话语权。
除上述应该坚持的基本研究方法之外，俄罗斯还应有自己特定的具体研究方法。我认为，一门学科的具体研究方法是由两种主要因素决定的：一是这门学科的性质与特点；二是预期要实现的研究目标。在学科研究领域，不同类型、不同性质、不同特点的学科，其具体的研究方法是不同的，甚至是很大的不同。如，理工科的研究方法，从问题的提出到问题的解决，必须要遵循严密的逻辑关系和因果关系去分析和判断，必须要经过实验和证明才能得出最终的研究结论。而社会科学研究则更多地侧重于定性分析、宏观分析和对某些社会经济现象的规律性、倾向性或趋势性分析。但即使在社会科学领域，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也有很大的差异。如在经济学科，如要证明某一经济学原理或经济规律，人们现在更多地使用数学模型进行定量分析和实证，而不是一般性的语言描述和定性分析。但在研究语言、文学、历史、哲学、宗教等方面，人们却很少使用数学模型，或者说很难进行定量分析。
决定一门学科研究方法的第二个重要因素是预期的研究目标，也就是研究的目的性。我们知道，研究方法是为研究目的服务的。从正常的逻辑关系看，采取何种具体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由研究目标和目的决定的，而不是相反。要达到特定研究目标，人们会尝试和选择必要的、合适的和正确的研究方法。比如，人们要确切地知道随着收入增加，食品支出与家庭总支出的比例关系，就需要通过数据和模型，用计量分析的方法来进行实证，不采用这种研究方法，就不会得出“恩格尔定律”。
二、俄罗斯学的研究方法之我见
我们拟创建的中国俄罗斯学是一门新学科，它既不是对俄罗斯某一领域的研究（如历史、文学、哲学等），也不是一种国别研究，而是把俄罗斯做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的，因此，它既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有共同点，也有其自身的独特性。有鉴于此，我认为俄罗斯学的研究应采取如下具体方法。
一是分领域研究与多元交叉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俄罗斯学应是一个具有高度综合性和整体性的学科，然而，它又是由诸多研究领域和专业组合或整合为一体的学科。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规律和具体研究方式上看，应在各个领域研究的过程中实行多元的交叉研究；在各个领域研究和专业的基础上进行综合研究。各个领域和专业的研究是基础，而交叉研究和综合研究是一种整合与整体分析方法，通过这种方法实现最优研究效果和预定或期望的研究目标。
二是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北京第二外语学院的付晓霞教授在“探讨俄罗斯学”一文中提出，既研究“静态”的社会文化的发展结果，又关注“动态”的俄罗斯文化文明的发展方向[1]。作者在文中把研究静态的和动态的俄罗斯文化作为俄罗斯学的研究方向[1]。我认为，无论是静态研究，还是动态研究都属于研究方法的范畴，这两种方法在其他一些人文社科学科研究中也经常使用，而在西方经济学研究中尤其受到推崇，把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作为俄罗斯学（而不仅仅是俄罗斯文化）的研究方法，对于实现俄罗斯学的预期研究效果和研究目标不但是适宜的，而且也是非常必要的。一般来说，静态研究可以对俄罗斯整体及相关领域（如历史、文化等领域）一些本质性、特征性、模式性和规律性的东西进行抽象和概括；而动态研究则可对俄罗斯整体和相关领域（如经济、政治、军事等领域）的发展与变化过程、变化效应、最新态势和未来走向等进行研究和预测。这两种研究方法的结合，可以从过程、本质、状态和走势四个角度对俄罗斯进行立体透视。
三是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俄罗斯学不但要把俄罗斯民族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还要对俄罗斯民族和国家各个领域的历史演变进程进行研究，如民族发展史、政治变迁史、文学史、经济史等。不研究昨天的俄罗斯就难以真正地理解今天的俄罗斯。但是重要的是，应把对俄罗斯的历史研究与对俄罗斯的现实研究紧密结合起来，从而使对俄罗斯的现实研究具有坚实的基础、丰富的内涵和对本质性、特征性、规律性的准确把握。这里所说的俄罗斯的现实，不仅仅限于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等应用范畴和国家范畴的内容，也包括文化、宗教、哲学和社会思潮等意识形态范畴的现实。
四是纵向比较与横向比较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所谓纵向比较，一是指把俄罗斯作为一个整体，对其在历史进程中的各个阶段、各个时期进行比较研究；二是对俄罗斯各个领域（如文化、民族、宗教、政治、经济、对外政策等）在不同历史阶段、历史时期的发展进行比较研究。这种纵向比较可以揭示俄罗斯在不同阶段和不同时期的文明状态、特点、成因、环境及其传承的特质性与规律性，从而使我们对俄罗斯民族有一个较为清晰、准确的历史观和文明观，使我们能够更好地认识和理解今天的俄罗斯。所谓横向比较是指，把俄罗斯一些具有代表性和重要性的领域（如文化、民族、价值观念、政治制度、对外政策、安全战略等）与其他民族和国家进行比较研究。俄罗斯是地跨欧亚两大洲的国家，它的文化具有东西方融合的特点。俄罗斯是当代的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同时又是资源丰富和市场潜力巨大的经济体和处于社会经济转型的国家，因此，对俄罗斯进行横向比较研究，将使我们既可以更加深入地揭示俄罗斯自身的特点，又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俄罗斯与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差异。我们认为，对俄罗斯的横向比较研究，应把重点放在与中国的比较和与欧美的比较方面，这不仅是现实的需要，也是由俄罗斯自身所兼具的欧亚特点所决定的。
五是参考修正法。所谓参考修正法是指，把俄罗斯专家学者研究俄罗斯某一领域的观点和结论作为中国学者研究的一种重要参考，进行比较和修正，从而使我们对俄罗斯的研究更客观、更准确、更接近俄罗斯的实际。实践证明，在人文社科领域，一个外国学者研究其他国家的某一领域、某一问题时，经常会出现事实不准确、判断或推理不客观，有时得出的研究结论甚至荒唐可笑。由于历史、文化、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差异，同是俄罗斯的一个事件或一种行为，俄罗斯人的理解和中国人的理解会有很大的不同，有时甚至是完全相反的理解。因此，我们在研究俄罗斯问题时，应充分参考俄罗斯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对我们的研究结论或观点进行必要的修正。
关键词：陈寅恪；比较文学；比较观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5-0240-02
“以今日中国文学系之中外比较文学一类之课程言，亦只能就白乐天等在中国及日本之文学上，或佛教故事在印度及中国文学上之影响及演变等问题，互相比较研究，方符合比较研究之真谛。盖此种比较研究方法，必须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观念。否则古今中外，人天龙鬼，无一不可取以相与比较。荷马可比屈原，孔子可比歌德，穿凿附会，怪诞百出，莫可追诘,更无所谓研究之可言矣。”
——《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1］
《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是陈寅恪针对清华大学1932年夏考国文科目有对对子一事向委托人中文系主任刘文典写的一封信。信中洋洋洒洒五千古白话主要讨论的是比较语言学的问题，同时还涉及到比较文学甚至发展至一般比较研究的法则。上述一段话则是被比较文学研究者封为经典论断而揣摩深重、评论不一而足。
陈寅恪先生专治史学，擅长佛教对中国文学影响关系的研究，并兼及语言、宗教、文学等多种学科，是学贯中西、会通古今的大家。对于比较文学而言，囿于时代以及个人学科兴趣、研究方向的限制，陈寅恪先生并没有详细地系统性的论著，但是由于多方涉猎，不可避免会于众多书信、论文中提及自身对于具体研究对象的一种归纳与慨叹，多为宏观方面的文化研究，寥寥数语却字字珠玑。这些极富启发意义的探幽烛微，成为如今比较文学学科在比较诗学、影响研究、文类学、译介学等范畴的研究借力点与生长点，生成了丰富的学科探究成果。《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就是在比较诗学（比较文学理论）范畴上的典型例证。
对于陈寅恪在比较文学理论上的贡献，各家评论不一，对于文首一段，学界纷争的论点有二：
一、“比较”：一种比较观念纲举目张式的梳理，还是一种学科自觉的油然生发
早在90年代，无论是钱文忠［2］、桑兵［3］还是刘建明［4］等几位先生对于陈寅恪先生在学术探讨上进行了梳理，尤其是《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对于陈先生的研究方法归结为“比较”二字。无论是史学范畴、还是语言范畴，比较的确贯穿陈先生的研究始终。陈先生不是单纯的比，而且是有根据地、有背景地比。但这种梳理仅仅是作为一种学术研究方法、一种学术观而看待。
近些年来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从本文文首一段可以看为“对比较文学学科的理解和对比较文学所下的定义”［5］，举出的理由是指陈先生强调在比较之外的“流传的路径、影响的范围以及发生的变异”，并认为“这一理解与作为学科存在的比较文学的主张是基本一致”。
不可否认的是，同吴宓一样，陈寅恪先生确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这一点的理由不容赘述。本文私自认为肖先生的想法仅基于《与》书这句而得出论断多少有些刻意拔高。
梵·第根、基亚等人在反驳克罗齐等人时，对比较文学的攻击有这样的说法：“比较不是比较文学的本质特征，比较文学不是文学研究，而是‘研究不同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结合他们的观点，以及现在所说丰富成为的“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6］的“四个跨越”的定义来看，陈寅恪在这里仅仅是“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作为文学研究的方法”与“作为学科的比较文学”之间的一个起步性的过渡。
（一）不应该断章取义。前文“取内典外书以相拟配，名曰‘格义’”，后文“比较研究方法之义既如此，故今日中国必先将国文文法之‘格义’观念，摧陷廓淸……”等皆为从语言比较的角度来探究“格义”的问题，所谓“比较文学”仅仅是恰举周边事物而类比相似的思路。
（二）“比较文学研究不是为比较而比较，其目的是为了吸收，而吸收必须以我为主体”这一作为“进一步发挥与补充”的观点说明了，陈先生跨越着的只是从“是”到“不是”的一小步，同时还是围绕一个“比较文学研究目的”。如此功利化的命题，鲜明地昭示着中国比较文学起步阶段所留下的的深刻烙印。他在这个时候，还没有提出真正的比较文学的实质，这是不完整的学科自觉。因而虽然“这里仅仅是陈先生比较文学观的萌芽，因为它没有提及比较文学研究的目的”肖先生的这一观点多少是给自己的一点补充，但以此判定陈先生在将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作为文学研究的方法这个层面，与把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的学科这个层面上，跨越了一大步，这是存在商榷。
（三）肖先生略写的陈寅恪在有缺陷的思想指导下认为“比较文学除了研究跨越性的文学现象外，还可以研究非跨越性的文学现象，这就与比较文学的本质不符合的”的认识，以及对于其局限性受到法国影像学派和自身传统学术观念考证倾向的原因分析，恰恰是明确找到了问题的症结。
我想强调的是，陈先生只是在中国比较文学含义发展和学科建立当中一个比较重要的环节，但并非标志着其学科的自觉。历史地看问题是没有错的，但是切实地思考“度”，不盲目地推崇与妖魔化，有一个含义的限定也是比较重要的。
二、孔子与歌德：影响研究的合法性与平行研究的可行性
陈先生把“荷马可比屈原，孔子可比歌德”看成是“穿凿附会”、没有“历史演变和系统异同”观念的产物。孙彩霞由此先生斩钉截铁地认为，“在可比性问题上，陈先生强调影响研究的合法性，而否认平行研究”［7］。肖四新先生则根据陈先生实证研究的崇尚认为，陈寅恪“注重的是那些有事实联系的文学关系的研究，而对平行比较则抱高度的警惕与不信任”［5］。在这之后，肖四新还从中引申出对于“阐发研究”的看法，认为上述引文前后文中所谓的“格义”阐发法是一种误导，阐发会导致“穿凿傅会之恶习”。
在这里本文认为，现在之所以有这种观点，不排除是美国学派的平行比较日趋完善对于当下比较文学者的一种评价，是对历史为胜利者书写的证明。
而究其本身思潮产生发展的原因而言，一方面，在影响研究上有着学术研究的民族性。他“继承了清代朴学考证的传统,但并没有为考证所囿,却最注意探索规律,并不就事论事”［8］，这固是非常值得欣赏的一面。作为考察史学与佛学名家，陈先生大多从佛教对文学影响入手，比如《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比如《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等文章来看就是绝好的证明。而其中把握到的规律，恰好是属于比较文学中最为核心的基础的具体研究成果。
另一方面，其实陈寅恪所处的时代恰好是法国比较文学影响学派盛行的年代，包括吴宓等人对于西方比较文学理论界的传授都依托在重考证轻平行的时代和宗派倾向。这是具有学术研究的时代性。
本文认为，陈寅恪先生实际上并不反对所谓“平行研究”和“阐发研究”的本身，平行研究在陈先生这里有着潜在的可行性。一者，他所反对的“平行研究”是反对缺乏融合度的随意搭配，反对“阐发研究”中不考虑外国理论体系是否适用中国实际应用情况，不论具体语言思想成长环境是否适宜，就不加分析地进行穿凿附会。二来，实际上他也会用“平行研究”的思路来思考和解决问题。如《论再生缘》中论西洋小说的精密而中国小说在结构上的显著缺憾，则是最为明显的平行研究思维方法而形成的文类学上的比较文学研究成果。学人如果不经系统训练达到高度自律，对所涉及的社会文化具有历史研究和系统异同之观念，配对配的毫无相关，仍然难免重蹈清代经学和近代古史研究穿凿附会的覆辙。因而，浅尝辄止地看陈先生的论著只会一知半解，甚至错意以致南辕北辙。
三、还原本真，如何观陈之比较观
从陈先生本身对于比较和比较文学的学术研究来看，本文认为，其实他一直处在所谓的比较文学学科建制或者说是学科自觉的“蒙昧”时代。
一个学科的建制是建立在明确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拥有深厚的理论构架、清晰的概念梳厘、学科概念的实际运用、一定数量的学科著作与学术实践等重要条件必备的基础上的。并不同于自然科学一样有着客观的依据，人文学科尤为需要这种概念上“人为的”“主观的”划分。
中国的比较文学在起步阶段带有鲜明的外来文化吸收性和学科成长目的性。朱自清提出要在“参考外国文学”的重要途径下“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学”。陈先生所在的时代给予了他一个学科建立过程的客观舞台。
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他所专长的史学领域与文学有着深远的渊源。所谓古代文史不分家，将二者均放置在“比较”这幅眼睛观察下，在比较文学的学科诞生之初的年代作为了中国在此学科“元著作”而存在，有着概念的文史含混交杂。类似的，他所擅长的语言文字的转换所导致的必然的比较化的研究视角对于比较文学学科的意义同样如此。因而，我们在看陈先生的比较观时，应当注意研究先辈们的切实学术出发点，认真考虑他们所站立的舞台，尤其是“元”字号，即为学科初始阶段的人物学术探究尤其应该如此。不应该因为其地位而一味生拉硬扯，为自身学科“拉大旗作虎皮”。还原本真，才是观陈先生比较观的正确态度。
参考文献：
\[1\]陈寅恪.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M\].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2\]钱文忠.略论陈寅恪先生的比较观及其在文学研究中的运用\[M\].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
\[3\]桑兵.近代中外比较研究史管窥——陈寅恪《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解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3，（1）：190-203.
\[4\]刘健明.论陈寅恪先生的比较方法\[M\].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
\[5\]肖四新.论陈寅恪对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贡献\[J\].孝感学院学报，2010，（4）.
\[6\]陈惇，孙景尧，谢天振.比较文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