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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生态化和生态经济化赏析八篇

时间:2023-09-19 18:27:39

经济生态化和生态经济化

经济生态化和生态经济化第1篇

关键词:文化名城 经济特区 水生态修复 建议 喀什市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 A

水生态随着人类自身活动的影响,时刻都在发生着变化。对水生态进行动态监测、并加以及时有效修复,是保证人与水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保障河流健康生命,促进地方生态文明和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服务和改善民生的必要举措。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和新兴的经济特区的水生态修复就显得更加尤为重要,对于提升城市形象,光大文化名城精神,保障特区经济开发的正常开展都将起着举足轻重无可替代的作用,关系着文化名城和特区建设的成败。

喀什市位于祖国最西南边陲,是西域对外开放的桥头堡和窗口示范城市,1985年被国家确定为部级历史文化名城,2010年中央新疆工作会议又被确定为经济开发区。她依山傍水,西昆仑、帕米尔和西天山的支脉环绕其周,历史经传有名的“赤水”、“洋水”(现称克孜河和吐曼河)与其环抱,特别是吐曼河纵贯市区,维系着整座城市的水生态环境,被祖祖辈辈的喀什人称为“母亲河”。

1. 吐曼河小流域的原生态

经考证,历史上的吐曼河就是《穆天子传》中的洋水。维语称“吐曼河”,为“雾河”之意。其水源主要依靠地下水出露和上游卡浪沟吕克山洪余水的补给,年径流量达到1.4×108 m3以上。流程从源头达到200km以外的伽师县玉代里克乡一带,汇入克孜河。因为大量地下水的出露,保持了河水的温度,每当秋末到次年仲春,温暖的河水散发出大量水气,形成梦幻般轻纱似的雾气,在城市上空悠然飘荡,滋润和调节着整个城市的气候,使得喀什这座内陆干旱气候中的城市气候温和,干湿度适中,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天蓝、地净、水秀、树绿、人美。同时喀什市也因富含大量地下水出露所形成的著名“九龙泉”而享有“泉城”的美名。

2. 吐曼河小流域水生态变化

上世纪70年代,吐曼河渐渐演变,流程缩短了一半之多,只流到疏附县阿克喀什乡便消失,全程不足100km。年径流量明显减少,但河流流经喀什市区时依然水量充沛,水质良好,充满着鲜活的生命。但自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个体工商经济蓬勃发展,对地下水需求量迅速增大。80年代之初开始改水防病,城市居民生活用水全面普及地下水供给。城郊农牧生产大量使用地下水饮灌。到上世纪末,喀什市地下水的开采量已达到0.65×108m3,其中城市居民生活和环境用水为0.12×108m3,农牧业饮灌用水为0.53×108m3。根据水文地质部门的勘测,喀什市地下水的动储量为0.8×108m3左右,这就是说地下水的开发已近于临界点,由于地下水的大量无序开发,地下水水生态已经遭到了人为的破坏,本来主要依靠地下水补给的吐曼河水源已濒临枯竭,再加上污染的愈来愈严重,屡禁不止,无力整治,到上世纪末,吐曼河已变成一条死河、臭河,下游常常断流。这对于在改革开放中急待经济腾飞的文化名城―喀什市的生态环境和城市形象真是大煞风景。

本世纪1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步伐以无可遏止的态势继续向前发展,跟其他城市一样,特别是以房地产开发为龙头的城市建设迅猛异常,城市不断拓展,大量农村居民和打工人员涌入城市,尽管城郊农牧业用水保持在较为平衡状态,但城市居民、生态环境和工业用水每年平均人以10%以上的速度向上递增,2012年城市地下水开采量与地下水动储量相比已达到饱和状态,也就标志着地下水开发潜力已经不大,已经基本无力承担经济特区开发建设的用水。吐曼河的地表径流仅靠一点浑浊的山洪余水维持,昔日吐曼河美好的水生态风光不再。面对文化名城建设和经济特区开发的机遇和挑战,喀什市严峻的水生态资源短缺形势摆在世人面前,对水生态环境的修复已经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3.吐曼河治理的可喜成效

本世纪以来,随着西部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喀什市政府为充分利用当地得天独厚的地理人文环境资源发展地方经济,先后提出和实施了“以旅游为龙头带动喀什经济发展”和“以商贸为契机,加强东联西出,把喀什打造成中西亚和南亚经济中心地位”的发展战略措施。这些发展战略措施的实施无疑都从人们的主观愿望和经济实力方面为吐曼河治理准备了条件,打下了基础。自治区人大八届、九届、十届会议都曾提出吐曼河综合治理的问题,自治区领导视察喀什时曾多次指示加大投资对吐曼河进行治理。近几年来,在各级领导的重视和经济能力许可的条件下,喀什市相关部门对吐曼河环境实施了治理,首先对河道进行了清污、清淤、疏通,对河岸进行了清障、拓宽,又对河岸、河坎进行美化,用砼修建河坎堤坝,路面修复硬化,河坎种花种草,防止水土流失,架设了桥梁、路灯,并营造了一些简易的游乐运动设施。投资巨大,成效显著,已基本改变了吐曼河死沟、臭沟的旧貌,初步呈现了一个现代化城市河滨的趋形,国内外游客和城市市民走过时已呈现出一种心旷神怡的舒适之感,喀什市城市形象有了明显提升。

4.治理的根本问题―水生态修复没有得到真正解决

虽然吐曼河花去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得到了一定的治理,外貌是有了较大的改观,但吐曼河水量依然稀少,水质浑浊,小流域地下水资源匮乏短缺依然形势严峻,分析其原因就是对吐曼河治理未能抓住水生态修复这个问题的关键。妨碍了吐曼河生态环境的恢复,影响着文化名城生态文明的发展,也将制约着经济特区开发建设的进程。

5.对吐曼河水生态修复的思想认识

吐曼河水生态修复实际是对喀什市水生态修复的问题,这对于经济不太富足的边远城市来说未免还是一个新的课题。对于吐曼河的治理不能仅停留在外观层面上,对全面实施水生态修复要有新认识、新思路、新举措、新准备,思想要开放、开放、再开放。

5.1喀什市既是我国文化名城,又是我国后起的新兴经济开发特区,必须以文化名城和经济特区建设的双重标准看待,在城市规划建设中,要牢固确立比单纯经济开发特区规格、品味、标准更高一筹的理念,必须以特区经济开发带动文化名城建设,以文化名城建设促进经济特区的开发,做到互相依存,互相促进,二者兼顾。而水生态修复对于二者建设来说更具有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关系,起着支撑和保障作用,具有特殊而重大的意义。水生态修复必须优先于二者的建设,不可滞后,不可并驾齐驱,更不可本末倒置。

5.2在富有丰厚文化底蕴的文化名城搞经济特区建设,把喀什这个改革开放窗口示范城市打造成名副其实的中西亚、南亚经济中心地位,必须要有与国际现代化都市接轨的胆略和气魄。对城市水生态修复,不妨学习和借鉴他国文艺复兴以来一些名城的建设经验,也要学习我国国内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城市对水生态修复的经验和举措。如山东济南泉城在面临同样水生态危机中,他们是如何使天下第一泉―趵突泉泉轮重放光彩的先进做法,把喀什市真正建成一流的风景秀丽的国际都市。

5.3在新兴经济特区开发中建设文化名城,必须要与我国水文化紧密结合起来。没有水的城市是偏废的。没有水文化作为基础的文化名城是一种精神的缺失,文化的先天不足甚至可以导致文化名城的流产。要从水文化发展的角度认识水生态修复的重要性,使水真正变成文化名城流动的金,流动的诗。要在水文化精神正确引导下永葆城市昂扬向上的生机,促进生态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

5.4根据目前喀什市水生态现状,要以特区开发的超前意识认识对吐曼河水生态修复的急迫性,要及早实施,越早越好,只争朝夕,要以搞好吐曼河水生态修复去主动迎接特区开发热潮的到来,决不能让特区开发建设停下来等待水生态修复,要确立有条件要上,没条件也要上的思想,敞开门路,多方筹措资金,可以采取灵活多样的经济形式搞修复建设。

5.5为防止水生态治理和修复低标准重复建设,要求在现有吐曼河外观治理的成果上,思想再更上一层楼,对吐曼河的水生态修复和景区建设项目要在参照上述有关要求前提下牢固确立高标准、高档次、高规格、高品位的“四高”思想,要在项目与国内外先进城市水生态修复和景区建设标准相接轨,在项目设计和施工上要一次性到位。

6.对吐曼河水生态修复重大举措的建议

形势发展到今天,对吐曼河的水生态修复不干不行,但它不可能像农村退耕还草、退耕还林那么容易,城市建设倒退不了,对城市生产、生活和生态供水须臾不可离开,否则整个城市就会陷入瘫痪,变成一座死城、臭城、空城,就更谈不上搞特区建设了。唯一的办法就是采取有效的人为措施来弥补人类自身活动所造成的水生态恶化问题。

6.1建议相关部门对喀什市地下水动储量进行勘测评估,为喀什市建设部门科学决策提供更可靠的科学依据。

6.2根据城区周边水生态环境,建议按照地下水的走向行脉,在吐曼河上游选址,建造大中型水库,利用水库对吐曼河的水生态进行修复,在现有城周水环境之下,不失为一种较为理想甚至也是唯一能行之有效的办法。

6.2.1利用水库加强吐曼河上游地下水渗流,增加地下水动储量,渐渐恢复吐曼河小流域的水生态功能,保证吐曼河地下水补给。

6.2.2利用水库代偿城郊农牧业大量地下水饮灌,减少农牧业生产对地下水的开采量,保持地下水富含状态,保证特区经济开发建设用水。

6.2.3利用水库对浑浊的山洪水进行沉淀,给吐曼河地表径流以清水补给,以保持河道恒定的高水质高水位态势。

6.2.4山洪径流稀少时可以引可克济吐,保持水库正常水位,保证对吐曼河地表水正常补给。吐曼河最终下泄克孜河中,引克济吐,中经水库沉淀,随后自然流淌排放下泄,并不影响克孜河水量。

6.2.5水库建成以后,对喀什市周围的气候和生态环境也将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

6.2.6可以发展水库经济,丰富城市生活,同时增加就业机会。

6.3其它办法建议:因吐曼河坡度较大,可以分段修建拦河坝,形成梯级水位。可开挖延长、拓宽河道,延缓径流下泄速度,延长径流在城区逗留环流时间,充分发挥对城市生态环境调节作用,降低水库补给压力,以求可持续发展。

7.对城市景区建设的建议

城市景区建设不仅是水生态文明的内容之一,也是提升文化名城形象和品位,发展城市经济,服务和改善民生,营造特区建设投资环境的必然要求。以吐曼河两岸河滨为景区建设的基地,不仅要种花种草,营造优美生态环境,更要突出文化名城的内容和地方文化特色,要与水文化充分结合,要把地方历史人文,其中包括喀什归属版图,中原列代对喀什的治理,民族团结共御外侮和抗击入侵的历史史实,中原和西域的友好往来,地方宗教演变历史,宗教的本质,维吾尔族迁徙的历史,民族优秀文化代表人物及著述,民族现代文化风情,水文化,中央对喀什的关怀,喀什市奋斗口号和精神,民族团结以及现代化建设中涌现出来的英雄模范人物等等内容,通过雕塑、木刻、油画、版画、电子屏幕、文艺演出等多种介体、陈设在吐曼河畔,将吐曼河变成神圣的文化宣传阵地,营造国际开放大都市浓郁的文化氛围,招引更多的艺术家创作出讴歌喀什文化名城和经济特区的优秀作品,尤其欢迎一些音乐家来创作喀什市市歌,创作一些颂扬喀什生态优美、经济新兴、昂扬向上、充满无限生机和活力的经典旋律,让美好的喀什形象传遍中西亚,传遍世界,永载历史史册。

经济生态化和生态经济化第2篇

关键词:生态文明;经济建设;思维;制度;行为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4)05-0082-05

当今的人类文明正在高歌猛进,以科学技术为代表的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物质财富日益繁荣,但人类社会高速发展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生态环境危机,并制约着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威胁着人类的生命财产安全。全世界如此,我国亦不例外。在这一背景下,党和政府高瞻远瞩,及时调整发展思维和战略。党的十首次提出,生态文明要“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1]。随后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强调,“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2]。因而从党执政思维的更新来看,生态文明业已成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融入的理念,成为提高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质量的关键着力点。经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重要一维,并为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提供物质支撑。唐建荣教授认为:“人类社会经济系统是建立在自然生态系统的基础之上的,没有自然生态系统的支撑,可以说就没有人类的经济系统”[3],因此,经济建设的生态化成为实现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生态化的重要前提。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在明晰相关概念和背景的前提下,从思维、制度与行为三个维度展开探索,以期明晰生态文明融入经济建设的机制问题。

一、生态文明是经济建设的重要目标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已不再只局限于经济效益的追求,生态系统的保护、人与自然的和谐也成为经济建设的重要目标,而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是资源的持续培育与利用,这意味着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一)生态文明融入经济建设:概念体系

生态文明是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出现的一种新的文明形态,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新阶段。与前两种文明相比,生态文明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在强调发展物质生产力的同时,强调对于生态和自然的关注与保护。就其内涵而言,可以认为生态文明是以尊重和保护生态为基础,以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系统的和谐为主旨,以提高人类的生态意识、转变社会发展模式、建立新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为着眼点,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共存,引导人类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的一种文明形态。

生态文明的实现需要其全方位地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生态文明融入经济建设而言,经济建设与生态文明是对立统一的,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一方面,两者是对立的。要保护生态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经济发展;而经济要发展必然会对生态造成破坏。另一方面,两者又是统一的。生态保护的好,可以为经济建设提供持续的资源供给和环境支持;经济发展得好,又可以为保护生态提供更多的资金和技术支持。有鉴于此,当前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纳入生态文明理念,这既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也是实现经济建设更好、更快、更持久发展的必然选择[4]。

(二)生态文明融入经济建设:现实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限于尚未根本转变的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仍是兴国之要。然而,当前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已成为制约经济建设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生态文明融入经济建设刻不容缓。

能源资源相对不足、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不强已成为我国的生态现实。“2012年,我国经济总量约占全球的11.5%,却消耗了全球21.3%的能源、45%的钢、43%的铜、54%的水泥;原油、铁矿石对外依存度分别达到56.4%和66.5%,排放的二氧化碳、氮氧化物总量已居世界第一。”[5]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长期存在着“以生态换发展”、“以发展换政绩”,以及单纯追求GDP的错误思想,生态保护意识薄弱。就政府而言,不少官员只管政绩,不顾生态后果的砍伐森林植被、扶植经济效益好的高污染企业,生态成为他们仕途的垫脚石;就企业而言,市场经济是利益主导的经济,追求利益最大化是所有企业的最终目标,这使得很多企业进行高收益高污染高破坏的生产。不管是政绩主导下,还是利益驱动下的生态破坏,都没有后续的生态修复环节,这使得生态环境不断恶化。

在此背景下,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指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2]。因此,当前,在经济建设中必须以生态价值观为指导,重视可持续原则教育[6],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三)生态文明融入经济建设的维度:经济思维、制度与行为

生态文明融入经济建设既是践行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又是实现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以系统化的融入机制作为依托。经济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就其内容而言,包括经济发展思维、经济制度、经济行为等。因此,生态文明融入经济建设的机制可从经济发展思维、经济制度、经济行为三个维度展开论述。

1. 经济思维的生态化。经济发展思维是体制建构的先导,是经济建设的方向标。生态经济发展的思维就是要以“生态”为经济建设新的增长点,将经济建设建立在生态系统可承受的基础上;就是要以生态系统观为指导,关注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对立统一性,致力于实现两者的和谐共赢;就是要将生态效益作为经济建设的目标之一,追求经济建设中生态效益的最大化。

2. 经济制度的生态化。思维是抽象的,生态经济发展思维只有借助于制度与政策体系才能实现向具象的转变。经济制度的生态化是生态思维的具体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经济政策体系的生态化和经济评价体系的生态化,就是要以生态为指导,正确处理经济体制建构中的各种关系,建构生态化的经济制度及其评价体系。

3. 经济行为的生态化。制度或政策是理念的载体,行为才是理念转化的关键。生态文明融入经济建设的实现,必须依托政策的执行,经济行为成为经济建设生态化不容忽视的环节。经济行为的合理与优化,就是生态化经济制度或政策体系的贯彻,就是制度或政策体系执行过程的生态化,这关系到生态文明能否融入经济建设,需要多元主体的行动优化。

二、经济体制建构思维的生态化:生态经济观的确立

经济发展思维决定着经济体制的建构,决定着经济发展目标、战略、步骤等的制定,决定着经济发展方式的选择等。因此,经济建设生态化的实现,必须首先创新经济发展思维,实现经济体制建构思维的生态化。经济体制建构思维的生态化,就是要“走出人类中心主义”[7]的经济发展思维,确立生态经济思维,在经济建设中强调“尊重自然、保护生态”的重要性,将生态保护理念贯穿于经济建设全过程之中。

纵观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历程,以往经济建设虽然都主张保护生态,但这并不是真正的生态经济发展思维,而只是一种惯性的理念主张。“生态化”只是一个口号,只停留在书面化阶段,具体的经济发展理念都不是生态化的,都只关注经济效益,而不关注生态保护。这种“生态化”势必对生态系统造成破坏,必须坚决反对。当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结合现实的生态环境危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关系”[8],及时调整经济发展思维,切实确立生态经济发展思维,为经济建设中生态保护的实现提供依据,而不是将“生态化”束之高阁。

生态经济观的确立,需要执政党和政府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具体来讲,就是要实现执政党和政府工作人员经济发展思维的转变,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生态经济发展思维的确立,需要执政党执政理念生态化的实现。执政理念是指导执政党活动的根本原则,即党的执政宗旨和执政方式。就执政宗旨而言,要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中。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要关注公民日益高涨的生态利益诉求,将维护公民的生态权益纳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范畴之中。当前,雾霾、沙尘暴、饮用水污染等问题严重威胁着公民的生命安全,公民逐渐意识到生态保护的重要性,生态利益诉求高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已不能再仅仅关注公民政治、经济、文化等权利的维护,必须关注和维护公民的生态权利。二是要将生态思维纳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实践之中,杜绝实践中的生态污染和破坏。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实践中,要统筹安排和规划,处理好生态与公民利益维护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公民与公民之间以及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将生态观念贯彻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始终。就执政方式而言,要实现执政方式的生态化。当前,中国共产党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首先,要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之间的协调统一,避免因执政方式不当造成的资源浪费和生态破坏。其次,要将生态文明理念纳入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实践之中,在实践中尊重自然、保护生态,追求最大化的生态效益。

政府工作人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力量,是国家政治职能、经济职能、文化职能和社会公共服务职能的履行者。他们思维理念的生态化对于生态经济发展思维的确立至关重要。政府工作人员可以分为中央政府工作人员和地方政府工作人员两部分。中央政府工作人员主要是在执政党领导下,制定经济发展规划,统领全国事务。因此,要引导中央政府工作人员树立起生态价值观,从思想上转变观念,将可持续发展作为经济发展规划制定的重要依据,逐步确立起生态经济思维。地方政府工作人员主要是在执政党和中央政府领导下经济发展规划的具体承担者,是生态经济思维能否确立的关键环节,必须予以重视。首先,地方政府工作人员要“破除GDP崇拜”,“树立生态价值理念”[9],逐步树立起“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态意识。其次,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在具体实践中,要以经济发展规划为指导,密切关注自然和生态,引导市场经济沿着生态化的道路前进。最后,要以生态和谐观为指导,引导市场经济运行,净化市场经济环境,避免恶性竞争带来的资源浪费和生态破坏。

三、经济制度的生态化:经济政策、评价与生态价值的融合

经济制度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进行提供制度性框架和指导,是经济建设依据的核心。将生态思维纳入经济体制,必须“积极改进现有经济制度,把生态资源服务进行价值化,并纳入经济体制和制度之中,建立符合生态文明发展的新型经济模式――生态服务型经济”[10]。

我国原有的经济体制中虽有一定的生态指标作为经济建设的目标之一,但在实际的经济建设之中,生态目标往往被忽略,直接让道于经济目标,甚至出现以生态换取经济效益的现象。一方面,在实际的政策体系设计过程中,政绩主导下的经济发展观占据主导,GDP的增长成为地方经济发展规划的唯一考量,单纯追求GDP的增长势必对生态造成难以短期修复的破坏。政绩主导观下的经济发展都是短期的,带来的生态修复却是长期而艰巨的。与生态修复的长期性成本相比,经济发展的实际成就就变得微不足道。另一方面,经济发展的各项子类政策,如目标、价值、原则、评价等等也存在冲突,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经济体制的效用,制约甚至阻碍了经济建设的正常进行。而在这个存在冲突和矛盾的体系中,生态化目标不具任何现实意义,其重要性被虚化。也就是说,经济体制中的生态化目标被相互冲突的经济制度或政策排挤掉。经济体制中存在的这些弊端,限制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长期建设,严重影响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质量。在这一背景下,必须构建生态化的经济制度及其评价体系,实现虚化生态目标的具体贯彻落实。

经济制度或政策体系的生态化。经济制度或政策体系的生态化,就是要协调制度与制度之间、政策体系之间、产业之间、区域之间等的关系,解决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冲突,切实确立同质化、一体化、功能互补的经济制度及其政策体系。第一,要协调好中央经济政策体系与地方经济政策体系之间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权力扩大,就像德国学者海贝勒与格鲁诺从比较视角所说的,中国“地方政府不再仅仅是中央政府的,而是经济主体和地方利益倡导者”[11]。因此,在坚持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中央要适度放权,给予地方一定的自,以保证地方能根据地域特殊性对中央经济政策进行适当调整;地方要以中央经济政策体系为指导,始终与中央保持一致,实现整个经济政策体系的协调。第二,经济政策制定的生态化。政策的制定要始终坚持生态化,不仅要将生态保护纳入政策制定的全过程,而且要切实融入经济政策的每个细节,要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经济发展原则等的生态化。第三,处理好政策与政策之间的关系。不同产业、不同地域的经济政策由于其特殊性,难免出现冲突,这就需要协调好不同产业之间、不同地域之间的经济政策,坚持目标的一致、原则的统一、关系的协调。

评价体系的生态化。没有评价就没有监督和反馈,评价体系的生态化是经济制度或政策体系生态化的必要环节,起着巩固和完善的作用。评价体系的生态化,就是要将生态保护落实到经济发展评价体系建构之中,就是要将生态效益作为考核经济发展成果的重要参考。第一,要以生态作为评价体系的核心。要改变过去单纯追求经济效益的做法,强调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并重;要树立可持续发展观,改变注重眼前利益的短视行为,强调经济发展的长期效益。第二,要将经济发展评价的生态目标具体化。要改变过去强调“生态”而不注重生态的做法,将经济发展的生态评价目标细化,尽可能提供可以量化的标准,从而使生态效益评价有据可依。第三,要协调好具体的评价指标、评价原则等的关系。评价体系的生态化,不仅仅指对于经济发展生态效益的关注,还包括评价体系自身的协调有序。要考虑各项指标、原则之间的内在关系,减少不必要的摩擦和冲突,避免人财物等资源的浪费。第四,评价不能止于经济行为的终止。经济发展对于生态的影响是长期的,因此,经济发展评价不能只关注经济行为终止前,而要有发展眼光,关注长远,将经济行为对生态的后期影响也纳入评价之中。

四、经济行为的生态化:多元主体的行动优化

经济体制运行是经济发展思维的落实,是经济制度或政策体系的践行,对于经济建设至关重要。因此,必须融入生态文明,以保障生态经济发展思维得以落实,生态化的经济制度或政策得以贯彻,从而保障生态文明融入经济建设的实现,提高经济建设质量,维护生态系统平衡,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永续发展。

由于地方利益观或政绩观的错误引导,我国的经济体制运行存在诸多问题,对生态系统造成严重破坏。这些问题可以概括为两部分。一是地方利益观主导下的非生态化。经济人假设理论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12]。地方政府为了最大限度地发展本地经济,提高政绩,不顾生态效益,执行非生态化的制度。非生态化制度的执行,必然造成经济发展的非生态化,执行越彻底,生态破坏越严重,生态修复周期越长,甚至造成对生态的毁灭性破坏。二是生态化制度执行的缩水。经济制度或政策运行过程中,生态目标被虚化,成为我国经济体制运行存在的另一重大问题。再好的制度,没有贯彻执行,就不具有任何价值。关于生态保护似乎存在一种错误认识,即关注自然和生态,势必需要长期增加经济建设成本,降低经济效益,影响经济发展的速度。在这一错误认识影响下,势必造成生态化经济制度的执行不力。高昂的生态成本与生态保护成果出现的滞后性使得政府在执行生态化制度过程中,忽略生态效益目标,无限度地从生态系统索取,以提高经济效益。这种单向度的索取模式,造成生态危机不断升级。在这一背景下,合理优化多元主体的经济行为,实现经济体制运行的生态化刻不容缓。

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担负着义不容辞的责任,理应起到主导作用。在推进经济建设生态化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功能。首先,政府要建立健全生态效益评估机制,对经济发展的短期和长期生态效益进行评估,从而发现制度或政策体系存在的问题,及时进行适当调整。其次,政府要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以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发展和谐共赢[13]。生态也是一种资本,生态使用是有偿的,破坏生态要赔偿。政府要坚持受益者付费和破坏者付费的原则,以利益为制约,保护生态。最后,政府相关部门要做好生态化制度或政策体系的贯彻执行。要有生态保护意识,树立正确的生态效益观和经济效益观;要有保障生态化制度或政策得以落实的执行能力;要采取科学、生态、可持续的执行方式,避免因方式选择不当造成的生态破坏;要有主体行为生态化的觉悟,减少制度或政策执行中的环境影响。

要引导公民发挥主人翁精神,“建立公众参与机制,鼓励公众参与生态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14],了解并监督经济制度或政策的执行情况,对忽略生态追求经济效益的经济行为进行检举,对生态化制度或政策的错误执行提出批评或建议,以保障生态化经济制度或政策得以贯彻执行。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知识日益专业化、精细化,生态文明融入经济建设离不开专家的专业意见,要充分发挥专家在经济体制运行生态化的重要作用。生态技术或政策专家利用他们已有的专业知识和经验,综合相关信息,对技术性、专业性较强的重大问题进行研究分析,提出具有针对性的专业意见,从而为经济体制运行的生态化提供正确引导。

新闻媒体由于其自身的实时性、曝光性等特点,具有重要的舆论导向性。在合理优化经济行为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对经济体制运行中存在的生态破坏行为予以及时曝光,引起政府相关部门的注意,并追踪报道事件处理过程,以确保问题得以更好解决。

经济建设与生态保护应该齐头并举,不可偏废其一。应从经济思维、经济制度、经济行为三个维度入手,将生态文明融入经济建设,实现经济体制建构思维的生态化、经济制度体系的生态化、经济体制运行的生态化,从而构建起生态文明融入经济建设的系统化机制,为经济建设,乃至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生态化的实现提供有益借鉴和指导。这当然是一项系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求是,2012(22):18.

[2]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京举行[J].党建,2013(1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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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生态化和生态经济化第3篇

当前人类社会可利用的三类基本资源,就是能源、物质及信息,它们是组成宏观世界的三基元。人类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信息化社会,其根本区别是不同的核心资源。当今社会,信息技术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手段,它使人类的社会管理结构、组织和制度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信息资源使再生资源得到合理的配置,减少了不必要的消耗,在生态经济问题及其提前预知可能存在的问题上,高效的信息反馈和控制建立了新的机制,并且促进其不断超越和创新,处理危机也相当迅速,从而产生一种新的人与自然相互适应的模式。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我国实现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是一个社会、经济、环境系统相互协调发展的过程,同时,也兼顾了经济、社会以及环境方面的效益。因此经济、社会以及环境可持续性都包含在生态经济可持续性发展中。作为发展中的国家,我国的现代经济形态、文明形态正向知识经济和绿色文明上转变,从非持续发展的道路上逐渐转向了可持续发展上。这也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时代潮流和趋势。我国生态经济面临着经济全球化和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新机遇,我国的生态经济持续发展要以信息化、工业化为主导,把可持续性发展为目标,实现同时信息化、工业化、生态化以及知识化并举。在知识体系中,信息化具有很重要的核心地位,对产业发展具有特殊的作用。如以信息化和生态化为核心的服务产业结构,直接导致服务产业在三次产业结构中占据了主导的地位,并且促使其快速发展。如与信息沟通和社会文化交流相关的“心经济”文化产业,是一种具有强大潜力的产业经济。在可持续性经济时代,这种生态友好的社会发展产业成为主导的产业。

2信息化时代中,我国生态经济运行的主要特点

在任何时代中,人类生存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永恒问题都是物质资料的分配、生产、消费、交换的经济活动。绿色经济时代也一样,绿色经济与传统经济相比,在活动方式、依托力量、运行基础以及根本动力上,都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在整个社会生产过程中,绿色经济和传统经济不同的是与知识、生态生产过程统一运动和相互交织的过程,它能够在生产物质资料、知识智力以及生态环境生产中,使整个经济活动朝着有机协调和结合的方向运行,从而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在经济发展模式的理论上,生态经济表达了优化生态、环境保护及效益的统一性,提升了人们的发展理论,对经济和自然环境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对社会的发展具有很重要的作用。那么,生态经济运行主要有哪几个特点?(1)目前,在我国,生态环保标准逐渐成为强制性标准。其强制性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会越来越强。在市场经济中,企业产品的通行证明就是产品的生态、绿色标准。(2)在信息化的今天,人们都青睐绿色产品,企业也想通过“绿色浪潮”提高自己的生态含量。在供大于求的条件下,企业要立足于经济市场中,就必须提高产品的质量,环境友好的产品,附加值才高,企业才会用更高的效益。因此,生产力就是良好的生态经济的基础。(3)经济社会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是信息化社会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的核心。可持续发展要综合经济增长、人文、环境、资源等指标。如果忽视环境的影响,那么会为治理末端和环境恶化付出沉重的代价。因此《21世纪议程》中强调了可持续性发展的指标概念。(4)生态文化在信息化社会中,应该与企业文化有机的结合,是解决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思想和心理总和。而企业文化主要体现的是人文精神,研究的是人与人的关系。企业要想实现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就要把生态文化融入企业文化,并且扩大器外延,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现代化知识经济主要以信息经济和高技术经济为主要的支撑,同时可持续发展经济的核心就是协调发展生态经济。对工业革命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来说,生态经济起到了根本性的否定和扬弃,它是生态革命,也是经济革命。

3信息化社会中,经济效率性和生态可持续性

是统一的在纯经济学观念的基础上,传统经济学理论的范式以经济和生态相脱离为特征,其理论框架是物本经济,物质资料经济运行的规律及经济现象是通过实物商品和物质资源的关系来阐述和解释的。因此,对于目前信息化社会中的知识、网络和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规律和运行是无法决定的,在当今资源枯竭、环境恶化以及生态退化等生态经济问题上,是无法解决的,在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生态和经济协调发展等问题上是无能为力的。在人类创造物质财富的经济活动中,绿色经济的发展和形成具有高层次的时代意义,是人类创造知识和生态财富的经济活动。而实现可持续经济发展的形象概括和形态就是信息化和生态化,它的基础是生态经济,主导是知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是社会协调发展为核心的模式[2]。绿色经济把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系统发展规律,看成是共同制约经济发展的过程。从发展经济学角度上看,生态可持续性是要获得更多的效益,从生态环境角度上,是要进一步的改善生态环境,从社会发展的角度上,是进一步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目前我国正处于绿色经济时代,生态经济要求我们要创建以生态经济为基础、知识经济为主导的可持续发展经济模式。而适应21世纪绿色文明的主潮就是生态环保效益型的经济发展,不管是国内或者国外,新世纪现在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就是绿色经济发展。在信息、环境、生态以及资源经济学上,绿色经济体现了各个综合性学科的发展和完善。因此,我们要利用生态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原则,使知识经济向生态化和信息化发展。

4促进信息化和生态可持续发展的一体化

在现代经济生活中,可持续发展经济问题涉及各个领域。强调信息化和生态可持续发展的一体化,是因为在资源集约上,它们是知识经济两大相互支撑的基础。一方面,信息经济发展支撑了生态经济的发展,在追求经济过程中,循环经济是物质资源的减量化,而在经济流程中,无形资源取代了信息经济的有形资源,并且注入了智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对环境友好型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推进作用。另一方面,生态经济和循环经济视野中,纳入信息经济的发展。从整个产品的生命周期的角度上说,在生产中,某些信息经济成果虽然减少了资源消耗,如电脑和电子产品等,在使用过程中却加大了环境等问题。因此,信息经济的发展需要用生态经济的原则来规范。目前,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就是转换人与自然互相适应的传统模式。资本和市场并不是与环境相对抗的,利润最大化和效用最大化在绿色价格体系框架中与环境保护是一致的[3]。信息化社会中,科学技术支撑着经济的发达,因此以信息化推动发展人力资源教育以及社会经济运行的可持续性发展,在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中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我国知识经济发展的原则是信息化和生态化,主要包括“产业环境化”和“环境产业化”。“产业环境化”,如使用资源生态化、消费生态化、技术、生产工艺、流程生态化等,即国民各行业对环境的友好化。“环境产业化”,如环保设备、服务行业等,即环境保护和其相关的产业发展。诸大建曾经指出开展工作要从三个方面进行:(1)在企业结构层面上,为促进传统产业的软化和绿化,就要培植信息化和生态化的新兴产业;(2)在企业发展层面上,为在生产上实现增效减污和增产减耗的目标,要使以信息化和生态化为导向的技术增强创新能力;(3)在产业局层面上,通过产业内部和产业之间能源、物资、信息的合理布局沟通,根据信息化和生态化要求,实现生态经济效益,使产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动态和谐,建立生态化生态体系。

5总结

经济生态化和生态经济化第4篇

【关键词】 贵州省 生态环境 经济发展 协调发展 产业路径

一、引言

人类进入21世纪,可持续发展的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可持续发展要求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升级,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得到提升,举措得到改善,生态环境优良,人与自然能够和谐相处。对于可持续发展而言,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协调是其实现的支撑力和助推力,而中间层面的产业是经济和生态环境两者之间联系的重要桥梁和载体,恰当的产业路径选择也应成为两者协调发展的重要的抓手。为了研究区域经济中的生态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关系及对策,近年来国内外学者进行了两者相关方面的研究。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社会环境会议的召开,引起了人们对经济系统和环境系统相协调的思考。国外大多数学者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从根源治理入手,使经济发展生态化。如Herman E.Daly(1971)等经济学家提出的稳态经济理论,是一种把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相互结合的模式,认为一般情况下不应该通过对生态资源的大量消耗来求得短期的经济增长。国内学者盖凯程(2008)运用生态足迹模型、生态承载力模型以及EKC模型对中国西部地区环境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的内在数量比例及相关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就西部地区生态与经济未协调运行的机理形成进行了详细分析,提出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发展污染无、污染小的产业;华娟(2013)以重庆市涪陵区为实证研究对象,运用协调度模型,从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两大方面建立了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度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协调度模型检验其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程度,提出了调整产业布局、优化产业结构的对策。生态环境问题的产生,与人类作用于社会经济的方式有很大关系,人类为了经济增长,对生态环境自然形态的物质进行加工,将其转化为另外一种形态或另外一种用途。随着人类作用于自然不合理方式选择的叠加,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之间的关系正不断恶化。任勇(2007)认为,我国当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不能再满足当前人类的需要,生态环境应该主动地去优化经济的增长,经济的增长也应该对生态环境的优良状态进行保持,也就是经济的增长一定要与资源环境互相协调。

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对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及策略研究不断深化,产业路径的选择成为一个人类社会必然要面对的选择和话题,而国内外学者大多只简单论述产业结构、产业布局等方面较为笼统的政策建议,且对经济欠开发而生态环境优良的贵州省没有较为深入的研究。本文通过建立贵州省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在信息论中,熵是对不确定性的一种度量。信息量越大,不确定性就越小,熵也就越小;信息量越小,不确定性越大,熵也越大。根据熵的性质,我们通过计算熵值来判断某个事件的随机性及无序程度,并且用熵值来判断某个指标的离散程度,指标的离散程度越大,该指标对综合评价的影响越大。)对各项指标权重赋权,研究贵州省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状况,在这个视角下试图更深入地探讨贵州省促进其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的产业路径。

二、实证研究

本文根据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选取了《贵州省统计年鉴》中关于经济和生态环境进行统计和度量的指标,包括:选取森林覆盖率、二氧化硫年均浓度值、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城市污水处理率、城市可吸入颗粒物年均浓度值、城市燃气普及率、环保资金投入占生产总值比重这八项指标作为生态环境系统的评价指标;选取GDP增长率、人均GDP、第三产业占GDP百分比、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进出口总额、最终消费率、资本形成率这八个指标作为经济系统的评价指标。根据2005―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贵州省统计年鉴》,以熵值法为计算方法得到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评价模型。

首先计算生态环境与经济系统的协调度:

C(t)=f(■,t)f(■,t)f(■,t)f(■,t)2■■

上式中,C(t)为生态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度,f(■,t)代表t年度的生态环境系统评价值,f(■,t)代表t年度的经济系统评价值;k是调节系数,取k?叟2;0?燮C?燮1(本研究取k为2)。C值越大,经济与生态环境系统间就越协调。通过计算,得到贵州省生态环境与经济综合发展水平及生态环境与经济系统的协调度,如表1和表2。

从上表可以看出,2004年―2010年,贵州省的生态环境发展综合水平总体上高于同期的经济发展综合水平。2011年―2013年间,贵州经济效益明显提高,经济成果显著,经济总量较快增长,与此同时,生态环境治理相对滞后,经济发展综合水平超过环境发展综合水平。

表2所反映的生态环境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协调度,与表1相比,表2所反映的生态环境和经济的综合发展水平趋势并不一致,而是上下波动。因此贵州省生态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度仍待进一步调整模型,以期作出更准确的判断。

计算生态环境与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度D(t)。由于协调度C(t)是相对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来说的,很多时候反映不出生态环境与经济效益协调的整体大小。因此,加入生态环境与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指数,改进了协调度,变为协调发展度来度量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水平的高低。其公式如下。

D(t)=■,其中T(t)=?琢f(x,t)?茁f(y,t)

上式中T(t)是生态环境与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指数, ?琢、?茁为待定权数,我们在这里把经济发展和环生态境保护看成同等重要,?琢、?茁都取值为1/2。

表3显示,2004年协调发展度为0.45,2013年协调发展度为0.82,呈稳定上升态势。(本文参照郭任的协调发展类型评价判别标准,即按照协调发展度的大小将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分为三个大类,具体评价标准见表4。)将其与表4的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评价判别标准表相对照,贵州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协调发展阶段处于优质协调发展类的环境滞后型。究其原因,是贵州省产业发展的粗放型方式没有得到彻底转变,尤其是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失衡发展,重工业的污染、过度依赖自然资源及过度开发等原因。从全国来看,贵州省的经济发展还处于落后水平,生态环境和经济协调发展在未来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因此,今后致力于生态环境改善的同时,要积极寻找和创新产业发展路径,大力培育新的产业经济增长点,提高生态经济发展水平,增强贵州省的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互相促进作用,以向更高层次的协调发展水平转变。

三、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

基于上文对贵州省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评价分析,笔者认为贵州省生态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仍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因此,今后要继续努力保持经济的稳速增长,增强区域经济实力,以经济实力支撑环境状况的改善;同时更要加注重生态经济的发展及本研究视角下的区域产业路径选择。结合省情,笔者提出了以下产业发展可供参考的路径选择。

第一,促进产业生态化。产业生态也就是产业发展和生态环境两者的良性互动。产业发展如果能够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其发展带来的资金、技术等要素的增加和提高则能够改善、促进生态环境的优化,生态环境反过来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好的空间和支撑。贵州省可以从生态环境系统与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的效率着手,构建生态环境与产业经济发展两个维度的产业生态化模式,实施从保护客观的生态环境转到选择主观的产业发展路径,使其达到战略高度。

第二,推动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化。遵循市场规律,进行环境保护工程的建设,将潜在的环境保护市场变为现实的环保市场,促进环保产业的发展。这样不仅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也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可以应用经济手段,制定优惠政策,对环境治理项目给予免税和补贴;规范环保市场,按国际通行的惯例标准对环保企业和环保产品进行第三方认证等;开展生态环境技术的开发和产业化,提高环保企业的竞争力;环保产业的管理向行业管理的转变,既实现了生态环境保护的产业化,又实现了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第三,发展知识经济和循环经济。知识经济是指将智力资源作为依托,信息经济作为核心产业,高技术产业作为支柱而使经济活动转向知识化的经济(张栋、程晓舫,2013)。大力利用知识型产业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如大数据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等。对于贵州省某些仍有潜力的传统产业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应该加以改造提升,跟紧世界产业创新的步伐,加快研究和发展工业3.5和4.0模式。发展循环经济,就是要最大限度对环境污染物的循环利用,发展新兴产业,注重产业融合模式的优化和运用,提高发展效率,缓解生态压力。对于微观生产主体的厂商,应大力支持其进行绿色生产、清洁生产产业园区生态化,鼓励不同企业之间资源耦合、资源共享,促使再生资源产业化。

第四,确立优势主导产业,发展生态经济。我省拥有非常丰富的自然资源,如生物、矿产、水能、地热等资源。应立足贵州省的资源禀赋,根据可持续发展的原则确立主导产业,基于现状,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加快建设优势能源基地,提高我省能源利用效率和推进资源整合力度。尤其是要大力发展资源精深加工产业,工业和特色农产品对接,做强做大新兴接续产业,拓长拓宽产业链。二是政府应鼓励优势环保型主导产业的发展及优先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型产业。三是围绕可持续发展战略,对生态建设和生态环保产业实行政策倾斜,加快发展生态平衡与经济良性循环主导产业,逐步形成环保产业新经济增长点。四是大力发展生态旅游。生态产品市场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大力推广生态农业成果,全面开拓生态经济市场,发展有机食品、无公害农产品、绿色产品的种植等。

第五,实施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生态补偿机制作为一种环境经济政策,主要是根据生态系统服务所体现的价值、生态保护所产生的成本、发展的机会成本,运用市场和行政两种手段,调整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建设之间的利益关系。根据贵州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建立环境与经济的生态补偿机制可从以下两方面入手:第一,明确和扩大生态补偿机制的范围区域,细化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补偿措施;第二,设立及完善贵州省生态补偿的专项基金,扩展筹资渠道,提高生态补偿资金的比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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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生态化和生态经济化第5篇

【关键词】生态经济 发展 怀来

一、引言

中国经过改革开放的高速发展,经济上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到目前为止,中国的GDP总量已跃升至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人民的生活质量跃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但是,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生态环境问题也悄然而至:生态环境污染严重,资源面临枯竭,化石能源短缺,生物多样性锐减,空气质量堪忧,土地沙化严重,气候逐渐变暖,海平面不断上升,人口急剧增长,人类的健康甚至生育繁殖能力都受到严重威胁!各种生态问题层出不穷!以至于到如今,人类给自己留下这样一个烂摊子:瘠薄脆弱的生态环境,“僧多粥少”的自然资源,积重难返的历史问题以及违背生态规律的经济活动。如果我们所处的生态环境得不到及时的改善、治理和保护,我们人类将要面临“灾难性的崩溃”!

二、生态经济学的诞生与发展

人类面临的上述种种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大家普遍认为:我们现在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一种掠夺式的发展模式,在这种发展过程中,人类对大自然的索取远远大于对大自然的补偿。这种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经过学者专家们的探索,各界普遍认为“生态经济”是解决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不可持续性的一种理想经济模式。

1968年,美国学者首次提出把生态学与经济学融合发展的理念,而生态经济的概念是在1972年丹尼斯的研究报告中《增长的极限》真正被提出来的。他强调:经济、社会、生态、环境是共生的,而不是互相排斥的。1981年意大利一片著名的研究报告问世,这篇研究报告就是《关于财富和福利的对话》,该文明确指出“经济和生态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在生态遭到破坏的世界就不可能有财富和福利”。此后,世界各国在经济与生态环境共生共处的共识下,积极探索人类新的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总的来说,国外对于生态经济学理论和实践的探索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用生态经济理论指导工业和农业实践,从而实现缩源节流,以较少的能源资源生产出尽可能多的产品,生产同样多的产品却排放尽可能少的污染物和废弃物;

第二,将生态领域的高新技术产业化,通过生态技术的产业化,来完成对传统产业的改造与升级。

三、生态经济在我国的政治背景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我国的生态环境问题。十中对生态有相当篇幅的论述。

在十中提出,全面促进资源节约,要节约集约利用资源,推动资源利用方式的根本转变,发展循环经济,促进生产、流通、消费过程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建设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健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中国共产党通过几次党代会以及一些重要的会议,把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一起列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四位一体的文明体系范围内,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一同构成了党和国家重点涂抹的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新画卷。

四、生态经济的相关概念、生态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比较以及发展生态经济的必要性

生态经济的本质是可持续发展。

生态经济与传统的市场经济不是根本对立的。是一种吸取了市场经济竞争机制的长处又顾及生态环境安全及经济永续发展的一种经济模式,是发展中的一种平衡和中庸。生态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区别与联系有:1.市场经济以市场的供求关系为基本出发点,而生态经济则以资源及能源的稀缺性和有限性为基本出发点;2.市场经济只遵循价值规律,而生态经济遵循生态规律及经济规律的融合与贯通;3.市场经济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经济成本最小化,消费者效用最大化,而生态经济追求的理想目标是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及社会效益的综合效益;4.在市场经济中,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而在生态经济中,以“3R”原则配置资源(“3R”原则即减量化(reducing)、再利用(reusing)和再循环(recycling)三种原则的简称。其中减量化是指通过适当的方法和手段尽可能减少废弃物的产生和污染排放的过程;再利用是指尽可能多次以及尽可能多种方式地使用物品,以防止物品过早地成为垃圾;再循环是把废弃物物品返回工厂,作为原材料融入到新产品生产之中。);5.在市场经济中,经济结构优化和升级主要依靠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自由竞争和优胜劣汰(包括竞争的技术、资源及管理等优势),而在生态经济中,经济结构优化和升级主要依靠具有内在联系和协同作用的专业化协作或是产业链延伸以及先进技术支撑。总之,生态经济比市场经济考虑得更加长远,更加理性,更具有持续性,更具有战略性。

生态经济不是对传统的市场经济乃至人类历史上出现的所有的经济模式上的否定,而是对他们的否定之否定!是经济发展方式和发展理念的螺旋式上升和波浪式前进。更不是对前几种经济发展模式的一味继承,而是对他们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再融合我们中华民族的天人合一、顺气自然的朴素哲学思想使之系统化的现代伟大的可行性探索!

再从历史上经济发展方式上讲,我国传统的农业经济本质上是一种封闭式的自生经济,是一种小规模、低效益的经济模式,这种经济强调自力更生;而传统的市场经济是一种掠夺式的竞争经济,这种经济模式强调竞生;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归人民共同所有,强调共生。光有市场经济不行,这样容易出现负外部性,个人利益满足了,集体公共产品得不到满足;只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生也不行,在这样的经济模式中,人们闭关自守,没有区际贸易,不能发挥比较优势,不能形成规模效应,难以形成专业化和产业化;现阶段,在我国只实行社会主义的共生,老百姓吃大锅饭还是不行,这样的社会缺乏活力和创新,容易停滞不前。而生态经济则是一种融自生、共生和竞生为一体的循环经济,是物态、事态和人态的整合和运筹。

五、县域生态经济发展分析―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

(一)怀来县的基本情况

河北省怀来县地处冀西北山间盆地东部,首都北京和华北平原的上风向,与北京地区的平均距离仅为100km左右。怀来县的总面积为1801.08平方千米,其中山区占41.6%、河川区占33.4%,丘陵区占25%,共辖17个乡镇,总人口32.5万。官厅水库置于县中部,其北面为燕山断块隆起区,南面是太行山山脉,东南面是军都山和燕山的部分山脉,山脉的另一侧是华北平原,西南面是山西断陷带。由于特殊的地形地貌和气候等自然环境条件,还有就是多年来的人为因素,使本已脆弱的生态环境日趋恶化。县内土地沙化比较严重,据统计全县沙化土地面积达到33300hm2,占全县总面积的18.5%。境内泛滥的沙土成为北京沙尘扬沙天气最直接的自然原因。同时,怀来县境内的官厅水库是北京市区的重要水源,承担着为首都工农业输送生产用水和为国家企事业单位以及首都人民输送生活用水的重任。这种地理区位的特殊性以及水资源的丰富性决定了怀来县生态环境的好坏不仅与当地人民的健康水平有关,而且更加关系到首都的用水问题和生态安全问题!

(二)怀来县生态环境中存在的问题

1.土地利用结构以及布局不够合理。土地利用结构不合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耕地供给远大于需求;而草地和森林绿地覆盖程度比重小,无法充分吸收化石能源排出的过多的CO2。种植业用地内部结构不尽合理。此外,怀来县有很大数量的旱地分布在不宜耕作的丘陵陡坡地上,在这样的地区耕作,由于地下水的流失,作物没有充分、足够的水分涵养,因此根本不宜耕作;从土地的适宜性上来讲,园地不应该占用和分布在本来就很有限的宜农土地上。

2.城镇化相对滞后,城乡结构不合理。怀来县2011年的城镇化率仅为26.66%,仍然处于城镇化的初级阶段,滞后于区域城镇化进程。而怀来的发展规划没有形成一个对区域、产业发展的科学、合理的生态引导。这就没有给怀来奠定好发展所应有的思想以及物质基础,从而没有依次完成从落后的城镇经济到理念超前的生态经济所要必须经历的阶段,使怀来由传统的商品经济到现代化的生态经济的转变成为纸上谈兵。

3.在生态经济中,与北京的合作不够密切。京津冀一体化这一问题专家学者们探讨了很长时间,从某种程度上也达成了某种共识,但是一直在实际行动中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怀来县作为北京的水源地和生态屏障一直为北京提供生活和生产用水,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成本回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怀来县的生态经济发展受到人为制约!

4.对官员的考核机制不科学。从长远来看,发展怀来的生态经济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事业。怀来县政府官员却只顾自己任期内的政绩,没有长远地战略考虑。而且现在的考核体系还是偏向于GDP。这就造成考核绩效以偏概全,不能综合考察,造成官员们对生态经济没有足够的重视,在生态建设方面没有积极性。从而当地的经济发展脱离了发展生态经济的航向。

5.对生态经济的规划不够科学合理。怀来县缺乏实地调研考察的精神和实践。不管适不适合本地发展,就用重金去买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用重金去聘请国内外顾问团去规划设计,凡事不计成本,是否适合县情,是否符合民意。从而成为了国内外生态产品的实验基地。项目上马过于盲目,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费和亏损。

六、结论与讨论

(一)大力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调整

1.推广生态农业产业化经营。按照生态型农业的思路,深入开展生态经济振兴活动,加快农业结构调整步伐,努力向特色农业方向发展。改善农业生产条件;调整农业内部结构,优化国土利用结构;大力发展生态农业,比如发展观光型葡萄产业。

2.突出生态特色,大力发展旅游业。怀来县境内旅游资源丰富,蚩尤冢、鸡鸣驿古驿站、明朝“土木堡之变”遗址、纪念馆、官厅水库以及周边的生态旅游区等等都是人们值得一去的好地方。所以要以创建京西旅游生态区为重要目标,按照循环经济原则为主导,以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企业经营、社会参与作为发展思路,坚持优势互补、立足资源、突出特色产业的开发力度,大力发展生态旅游业。

(二)加强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保护农村的绿色空间,加快城镇化进度

1.大力发展镇域经济,尤其是沙城县城的经济,加快城镇化建设;

2.开展生态文明县镇的创建,开展净化、亮化、绿化、美化的“四化”环境保护活动,增强全民的生态文明意识,提升城镇品味,创建生态县域城镇。

(三)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构建和谐社会

实现经济社会与资源的协调发展,把改善生态环境作为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内容,建立比较稳定的生态保护措施体系和高效的绿化产业体系。着重发展循环经济。

(四)各方面立体发展

除了硬件,笔者认为体制、机制、规划、管理、观念等软件能使创新的活力充分涌流,让生态经济的生产力竞相迸发!唯有硬件和软件都具备了,怀来的县域生态经济才能持久,才有生命力,才有发展活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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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赵云龙,唐海萍,李新宇,张新时.《河北省怀来县可持续发展状况的生态足迹分析》.《自然资源学报》二零零四年第一期,第128-133页.

[4]赵云龙,唐海萍,孙林,张新时.《河北怀来县农业生态经济分区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二零零五年第五期,第526-529页.

[5]王如松.《生态安全、生态经济、生态城市》.《学术月刊》二零零柒年第七期。第526-529页.

[6]袁丽静.《循环经济、绿色经济和生态经济》.《环境科学与管理》二零零八年第六期,第157-159页.

[7]郭军赞,黄黎燕,牛琦.《以环境保护引领生态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以河北省怀来生态新城为例》.《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学术年会论文集》二零零八年第六期,第157-159页.

[8]陈映雪,甄峰,翟青,朱寿佳.《环首都中小城市新型城镇化路径研究―以张家口怀来县为例》.《城市发展研究》二零一三年第七期,第110-115页.

经济生态化和生态经济化第6篇

论文摘要:目前我国广大农村传统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导致了农村社会、经济、环境、生态的不协调发展,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生态承载能力下降,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受到严峻挑战,严重背离了建设和谐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初衷。基于生态模式下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个社会一经济一生态整体效益的发展模式,是以生态经济、生态环境、生态制度、生态文化、生态法治为主体依托的发展模式,是建设和谐、可持续发展新农村的理想模式。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农村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农村社会经济得到巨大发展的同时。农民生活质量得到了明显改善。农业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然而,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我国农村经济增长模式是以低技术含量和高能源投入、高资源能耗、高环境污染、高生态破坏为特征的“一低四高”粗放型增长模式。随着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开展,和谐社会构建的需要,以科学的发展观为指导,同时转变农业经济增长方式,努力建设和发展生态型新农村已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道路。

一、生态型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内涵与特征

1生态型新农村的基本内涵。生态型新农村是社会、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物质、能量、信息高效利用,基础设施完善,布局合理,生态良性循环的乡村集聚地,是运用生态经济学原理和生态景观学的基本规律。研究农村自然生态环境与社会资源的利用方式,探讨农村自然生态问题与社会经济问题,在保证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通过对农村社会一经济一生态系统结构的优化设计和农村生态经济、环境、文化、法治的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和谐发展。

2生态型新农村的基本特性。生态型新农村是以实现农业、农民和农村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为前提,以生态的合理承栽为发展基础,同时具有以下几个特征:(1)以农村环境与发展相互促进的生态型长效增收机制为核。以实现农村社会、经济、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为方向。(2)以生态经济作为农村经济发展的主导模式,发展生态农业、生态旅游业、生态工业、生态产业园区等农村生态产业链,强调农村经济的高效发展,以实现农村环境与发展相互促进的生态型长效增收机制。(3)以生态环境的优化为重点,在旧村改造、新农村建设、村容规划、乡镇企业发展、能源的循环利用上运用生态系统学、循环经济学、生态景观学、系统工程学,实现居住环境良好、生态环境优美的人居乡村。(4)以建设生态文明、和谐、可持续发展的农村社会为目标,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注重人与自然、社会、经济之间的和谐和可持续发展。

生态型新农村发展模式是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其强调在发展农村生态经济的基础上实现农业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产业链的合理配套,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强调在生态机制、生态文化建设的基础上实现农村生态环境的改善,是对传统农村经济发展模式的改进,它扬弃了只注重经济发展不顾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唯经济的传统农村发展模式,转向兼顾农村生产、生活、生态的“三生”发展。注重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是一种农村经济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二、生态型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模式

生态型新农村的模式就是围绕农村社会-经济-生态整体效益,以农村环境与发展相互促进的生态型长效增收机制为核心来指导农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从生态经济发展、人居环境改善、生态环境优化、社会文明进步等方面因地制宜地进行全面生态化的建设,实现生态型新农村建设的理想目标。具体来讲,生态型新农村的模式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1社会主义新农村生态经济发展模式。社会主义新农村生态经济发展模式的构建就是把清洁生产、生态经济和循环经济等相关经济理论置于农村经济发展的框架中,发展生态农业、生态观光农业、生态乡镇工业和生态产业园区等生态产业。发展生态农业就是按照生态学原理和生态经济学规律,根据“统一、协调、循环、再生”的原则。生态观光农业又称休闲农业,是一种新型的农业生产经营形态,它是在充分运用已有农业资源的基础上,以生态学、景观学和经济学原理来指导农业生产,通过规划、设计、施工,把农田建设、农艺管理、产品生产、原料加工和游客参与融为一体,达到增加收入、改善生态环境、增加就业机会、向游客提供高质量观光旅游的目的。由于它注重高科技投入和以保护生态平衡为前提。因此,为游客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生态观光农业改变了传统农业专注于土地本身的单一经营思想,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密切城乡交流,促进城乡一体化。在有经济基础和工业基础的农村发展生态工业要对乡镇企业或村办企业的生产方式进行生态化改造,按照生态产业学的原理和方法组建生态工业国区。

2社会主义新农村生态环境发展模式。生态环境模式是以农村、农民、农户庭院为依托,以可再生能源技术的综合配套利用为纽带,通过改厕、改圈、改房、改水和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及农业废弃物、农村生活垃圾的回收利用。沼气池的使用,形成农户层面上的物质利用、能量转换和能流、物流的良性循环,达到农村家居环境清洁化、庭院经济高效化、农业生产无害化。农村生态环境建设涉及到农村庭院配置模式、村落整体规划、排污基础设施的建设、可再生能源开发技术和设施管理技能、综合生产技术的培训和推广,卫生与环保知识的普及等,是一项复杂的生态系统工程。3社会主义新农村生态制度模式。农村生态制度实际上是制度的全面生态化,是基于农村生态效益的长期性与农户追求短期经济效益的矛盾,农村生态环境的外部性、公共性与农民经济利益的内部性矛盾,围绕社会、经济、自然可持续发展所做出的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免受破坏和污染的法律、法规和各种制度安排,主要包括:(1)农村污染防治体系的建立与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的完善,用法律和行政管理手段来协调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环境改善的相互促进的生态型长效增收机制。(2)按照统筹城乡发展。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各项要求,积极推动乡镇机构、镇财政体制、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农村医疗制度、粮食流通、征地制度、农村养老保险和农村金融改革,以及户籍制度、农民工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及其他配套改革,进步建立和完善农村发展建设的新体制、新机制,增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动力和活力。促进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3)农村经济改革、体制改革的全面生态化。新的经济制度、产业政策、法律法规的建立都要在保证农村生态环境良性循环的前提下,实现农业高效、农民增收和农村的发展。

4社会主义新农村生态文化模式。生态文化是以生态价值观为指导的社会意识形态、人

类精神和社会制度,是从人统治自然的文化过渡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文化,是人类新的生存方式,即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存方式。对农民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生活习惯、环境行为按照生态型的原则进行规范,培养节约型的生活习惯。提倡废旧物的二次回收循环利用,减少使用一次性产品,倡导绿色生产、绿色消费。

三、建设生态型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措施

1在农村社会中倡导清洁生产、绿色消费,大力发展生态经济。生态经济、清洁生产的实质是循环经济,强调最有效的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我国农村必须抓住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契机,抓住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这条主线。在保证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调整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粗放型发展模式。代之以人与自然和谐的可持续发展模式。逐步将“先污染,后治理的末端治理”模式转型到“资源一产品一再生资源”的环状反馈式循环经济模式。发展生态经济是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增加农民经济收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解决“三农”问题的一项重大战略。

2加强乡村建设规划和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建设生态人居环境。村建设科学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是生态型新农村建设的基础和关键性工作,是生态人居环境的基础。各地要根据各自的社会经济、人口密度、自然资源等条件,确定一个合理的建设规模,发展速度要循序渐进,既不可搞事事盲从的生搬硬套,也不能追求脱离实际的标新立异。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强化公众参与意识,要因地制宜定方案。坚持不懈抓落实,逐步完善村庄生产和生活设施,为建设小康生态村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在地方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中要坚持经济建设、城乡建设、环境建设的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

经济生态化和生态经济化第7篇

[论文摘要]当前,中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时期。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人们对科技无节制地运用、人类对主体性的过度张扬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的不完备性,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环境问题。环境的恶化使生态结构出现紊乱,生态功能不断减弱,引发了生态风险。为了有效地治理生态风险,我们必须大力开展全民生态启蒙教育,提高全民生态风险意识;建立科学的生态风险管理机制,有效地应对生态风险;树立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生态伦理,使人与自然共存共荣;进行生态风险的全球治理。使全人类能共享生态发展成果。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生产力的发展会使社会呈现出不同状态,社会转型是其重要表现之一。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其发展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与风险,其中生态风险已成为当前制约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瓶颈。为了确保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态风险的治理显得尤为必要。

一、经济转型与生态风险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社会转型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是指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社会转型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全方位的系统工程,其表现在经济领域中就是经济转型,即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由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的转变。经济转型包括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两层含义。制度变迁一般是政治体制变革、社会制度改变导致的结果,而经济发展主要是指经济运作方式从一种模式向另一种模式的转变。

经济转型是当今世界颇受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当代中国社会经济转型主要表现为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

人类社会源于自然,人类的发展更离不开一定的自然环境,其中作为自然环境重要组成部分的生态环境与人类发展的关系更为密切。所谓生态环境,是指由生物群落及非生物自然因素组成的各种生态系统所构成的整体,主要或完全由自然因素形成,并间接地、潜在地、长远地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其经济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生态环境,而生态环境的好坏也与当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

一方面,经济发展是在一定的生态环境中进行的。当代中国的经济转型离不开生态发展的大背景,良好的生态环境可以为经济体制顺利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提供有利的条件。而不良的生态环境却在不同程度上阻碍着社会经济转型的实现,最终会导致人类生存环境的总体恶化。另一方面,生态环境也离不开一定社会的经济发展。人类与自然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当社会经济发展中体制转变比较顺利、经济增长方式相对比较科学时,就会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正常发展。相反,如果经济转型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就会极大地破坏生态环境,产生巨大的生态风险。

二、中国经济转型面临巨大的生态风险

中国的经济改革起始于1978年,并于1992年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正式明确地提出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三十多年来,我国的产业结构不断趋于合理,经济增长方式正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国民经济得到快速增长,综合国力显著提高。可以说,我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另外,我们也要看到,经济发展过程中同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正在制约着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特别是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产生巨大的影响,引起严重的生态风险。

(一)何谓生态风险

风险(risk)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必然出现的一种现象,是社会可能面临的危机状态和灾难性危险。风险本身并不是“危险”(danger)和“灾难”(disaster),而是一种危险和灾难的可能性。风险可以区分为“外部风险”(external risk)和“被制造出来的风险”(manufactured risk)两种类型。“外部风险就是来自外部的因为传统或者自然的不变性和同定性所带来的风险”;“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指的是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是指我们在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风险。”在全球化时代,人们面临的风险主要是“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或称“人造风险”。

作为一种常见的风险,“生态风险(Ecological Risk)就是生态系统及其成分所承受的风险。它指在一定区域内,具有不确定性的事故或灾害对生态系统及其成分可能产生的不利作用,包括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损害,从而危及生态系统的安全和健康。由于它的潜伏期长,出现过程缓慢,不像金融风险那样明显突发,所以很容易被忽略和轻视。然而,生态风险一旦从潜能转变为现实压力,却极难防范和缓解。”一般来说,生态风险不是自然风险,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生态风险属于吉登斯所说的“人造风险”,“人类某些技术官僚的‘愚昧、狂妄、盲目的乐观’以及民众的从众心理和迷信是生态风险的源头。”

(二)经济转型中的生态风险的表现

我国的经济转型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下进行的,全球化一方面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重大机遇,另一方面也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严峻挑战,国内外形势的复杂性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本身的艰巨性必然使这种转型面临巨大的困难和风险。其中,伴随经济发展过程所带来的生态不安全性会引发严重的生态风险。

生态风险的产生是与经济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的恶化密切相关的。生态环境是指由生物群落及非生物自然因素组成的各种生态系统所构成的整体,主要或完全由自然因素形成,并间接地、潜在地、长远地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生态环境的破坏,最终会导致人类生活环境的恶化。一般来说,生态环境问题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由于人类不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另一类是由于城市化和工农业高度发展而引起的“三废”(废水、废气、废渣)污染、噪声污染、农药污染等环境污染。由于我国的经济转型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并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迈进的背景下进行的,因此,中国既面临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需要解决的一系列问题,同时也要正确面对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向中新产生的问题。因此,我国当前经济转型过程中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更多、困难更大。其表现在生态领域中就是我国的经济转型不但面临传统意义上的生态风险,同时还要面对新的、更大的风险。

生态风险的产生是由于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生态系统失去平衡造成的,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程度越高,风险后果就越严重。当代中国经济转型期的生态风险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生态环境的恶化使生态系统运转不良,引起系统性风险。当前,由于森林资源和湿地面积的减少,会增加灾害性气候的风险,同时也会给生存繁衍于其中的动植物增加生存的风险;水污染和水体系统遭到破坏,会增加依赖水体生存发展的其它生物减少和灭绝的风险;草原面积减少,草场退化,会增加土地半荒漠、荒漠化和载畜量减少的风险;沙地植被减少、系统遭破坏,会增加沙漠化面积扩大和沙尘暴侵袭风险;农田作物生长环境遭破坏,会增加农产品质量、产量降低的风险;有毒有害固体、气体物质排放会增加人与其它生物的安全风险;水土流失地区生态环境恶化,会加剧土地沙漠化、土地贫瘠、泥沙淤积库坝、河流、湖泊导致洪灾的风险。总之,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生态发展就会失衡,生态环境随之恶化,正常的生态结构被打破,整个生态系统循环不畅,引发系统性生态风险。

第二,生态环境的恶化使生态系统功能减弱,产生功能性风险。一方面,生态环境恶化会阻碍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当今中国的发展面临人口、资源和环境三大难题。特别是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严重制约因素。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生态环境恶化的程度很严重,近年来,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发生洪涝灾害的次数在不断增加,经济损失惨重;北方地区沙尘暴肆虐,旱灾不断发生。这一切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巨大的压力,形成潜在的风险。另一方面,生态环境恶化给社会的稳定产生潜在的风险。人类对资源无节制的开发,自然界可被利用的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会变得越来越少,最终会导致资源的枯竭。这种状况不但影响国家的稳定,也给世界的和平发展形成巨大的挑战。

(三)中国经济转型中生态风险的成因分析

1.现代性与生态风险。现代性始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经过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发展完善,到20世纪中后期成为具有世界历史影响的行为制度和模式。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但是,其风险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人类对科技理性的过度重视导致生态风险的产生。现代性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造成了理性自身的冲突和分裂,理性被分裂为工具理性(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由于人类对科技理性的过分张扬,科学技术发展也给人类带来严重的风险,使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成为一个“可怕而危险的世界”,而这个“危险的世界”正是在人类不断地追求科技进步的过程中形成的。另一方面,人类对主体性的过分张扬致使生态风险出现。在人类发展历史上,人类对现代性的追求过程也是人的主体性的全面张扬过程。主体性的张扬使人类摆脱了神的束缚,凸显了人在整个宇宙中的主体地位。但过度地张扬人的主体性有时会走向其反面,人类一切从自身利益出发,大肆掠夺自然资源、破坏自然环境,造成水土大量流失、土壤不断沙化、环境严重污染、气候逐渐恶化、生态正在失调等一系列生态问题,对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产生潜在的风险。

2.市场经济与生态风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还不完善,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市场作为主要的调节手段,具有灵活性、竞争性等优势,但由于其还具有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特点,使不同市场主体在经济发展中,为了自身利益,一方面,盲目开垦荒地、滥伐森林、过度放牧、掠夺性捕捞、乱采滥挖、不适当地兴修水利工程或不合理灌溉,引起水土流失、草场退化、土壤沙漠化、盐碱化、沼泽化,导致森林面积急剧地减少、矿藏资源遭到破坏、野生动植物和水生生物资源日益枯竭、旱涝灾害,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另一方面,在进行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产生“三废”(废水、废气、废渣)污染、噪声污染、农药污染等严重的环境污染。这不但危及到自然界其他生物的生存,同时也对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巨大的生态风险。

三、中国经济转型中的生态风险治理

当前,生态风险事件的频发已使风险成为一种社会常态,它已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必须面对的严峻问题,而且也是制约我国经济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为了使中国的经济能够持续、快速、稳定、健康地发展,当前必须要加强对生态风险的治理。

(一)大力开展全民生态启蒙教育

康德认为,启蒙就是从蒙昧无知的状态解放出来,运用自己的理性去分析和判断。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科技给人类带来的问题也日益增多。为此,我们必须建构新的启蒙——生态启蒙。首先,要让人们认识到人类已经进入后果严重的世界风险社会,生态风险已经成为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全球性问题;其次,要看到科学技术的双面性,特别是要看到滥用科学技术所引起的负面效应;再次,要强化生态文明意识,正确认识和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确保人与自然的和谐。

(二)建立科学的生态风险管理机制

首先,建立生态风险预警系统。通过设定一系列风险预警指数,并根据对这些指数的计算,及时向社会发出预警信号,使人们对生态风险有充分的准备,有效地防范风险。其次,建立生态风险分析系统。以科学理论为指导,以定量和定性分析为主要手段,通过对生态风险分析系统得来的相关指数进行综合分析,为生态风险控制系统提供科学的依据。再次,建立生态风险控制系统。由国家和其他社会组织通过法律、制度等手段合理分配政府、市场、民间机构、家庭及个人的生态风险管理责任,对生态风险加以控制,以期防范和化解生态风险。最后,建立生态风险补偿系统。要构建政府-社会保障机制、市场-商业保障机制、社会-家庭、社区、民间救助机制三位一体的、系统的、动态调整和迅速反馈的生态风险补偿机制,有效地处理生态风险,及时补偿风险损失,进一步推动社会发展。

(三)树立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生态伦理观

“生态主义者”认为,“所有的生命形式都具有价值”,在内在价值上是平等的。自然界中非人类存在物与人一样,在生态系统中都有发挥其正常功能的权利,都有“生存和繁荣的平等权利”。要充分认识到自然界非人类存在物在整个生态系中的重要价值,人类与自然物之间具有密切的生态关联性。为此,我们要努力将这种平等原则转化为具体行动,善待自然,珍爱生态。同时,还要认识到,随着生态风险的不断扩张,生态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问题。能否处理好这一问题,既关系到当代人的利益,也会影响下代人的发展。为此,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当代人之间、代际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利益关系,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资源共享、责任共担,使人与自然共存共荣,共同发展。

经济生态化和生态经济化第8篇

关键词:经济转型  生态风险  现代性  市场经济  风险治理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生产力的发展会使社会呈现出不同状态,社会转型是其重要表现之一。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其发展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与风险,其中生态风险已成为当前制约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瓶颈。为了确保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态风险的治理显得尤为必要。

一、经济转型与生态风险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社会转型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是指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社会转型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全方位的系统工程,其表现在经济领域中就是经济转型,即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由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的转变。经济转型包括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两层含义。制度变迁一般是政治体制变革、社会制度改变导致的结果,而经济发展主要是指经济运作方式从一种模式向另一种模式的转变。

经济转型是当今世界颇受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当代中国社会经济转型主要表现为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

人类社会源于自然,人类的发展更离不开一定的自然环境,其中作为自然环境重要组成部分的生态环境与人类发展的关系更为密切。所谓生态环境,是指由生物群落及非生物自然因素组成的各种生态系统所构成的整体,主要或完全由自然因素形成,并间接地、潜在地、长远地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其经济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生态环境,而生态环境的好坏也与当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

一方面,经济发展是在一定的生态环境中进行的。当代中国的经济转型离不开生态发展的大背景,良好的生态环境可以为经济体制顺利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提供有利的条件。而不良的生态环境却在不同程度上阻碍着社会经济转型的实现,最终会导致人类生存环境的总体恶化。另一方面,生态环境也离不开一定社会的经济发展。人类与自然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当社会经济发展中体制转变比较顺利、经济增长方式相对比较科学时,就会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正常发展。相反,如果经济转型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就会极大地破坏生态环境,产生巨大的生态风险。

二、中国经济转型面临巨大的生态风险

中国的经济改革起始于1978年,并于1992年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正式明确地提出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三十多年来,我国的产业结构不断趋于合理,经济增长方式正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国民经济得到快速增长,综合国力显著提高。可以说,我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另外,我们也要看到,经济发展过程中同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正在制约着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特别是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产生巨大的影响,引起严重的生态风险。

(一)何谓生态风险

风险(risk)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必然出现的一种现象,是社会可能面临的危机状态和灾难性危险。风险本身并不是“危险”(danger)和“灾难”(disaster),而是一种危险和灾难的可能性。风险可以区分为“外部风险”(external risk)和“被制造出来的风险”(manufactured risk)两种类型。“外部风险就是来自外部的因为传统或者自然的不变性和同定性所带来的风险”;“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指的是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是指我们在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风险。”在全球化时代,人们面临的风险主要是“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或称“人造风险”。

作为一种常见的风险,“生态风险(ecological risk)就是生态系统及其成分所承受的风险。它指在一定区域内,具有不确定性的事故或灾害对生态系统及其成分可能产生的不利作用,包括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损害,从而危及生态系统的安全和健康。由于它的潜伏期长,出现过程缓慢,不像金融风险那样明显突发,所以很容易被忽略和轻视。然而,生态风险一旦从潜能转变为现实压力,却极难防范和缓解。”一般来说,生态风险不是自然风险,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生态风险属于吉登斯所说的“人造风险”,“人类某些技术官僚的‘愚昧、狂妄、盲目的乐观’以及民众的从众心理和迷信是生态风险的源头。”

(二)经济转型中的生态风险的表现

我国的经济转型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下进行的,全球化一方面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重大机遇,另一方面也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严峻挑战,国内外形势的复杂性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本身的艰巨性必然使这种转型面临巨大的困难和风险。其中,伴随经济发展过程所带来的生态不安全性会引发严重的生态风险。

生态风险的产生是与经济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的恶化密切相关的。生态环境是指由生物群落及非生物自然因素组成的各种生态系统所构成的整体,主要或完全由自然因素形成,并间接地、潜在地、长远地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生态环境的破坏,最终会导致人类生活环境的恶化。一般来说,生态环境问题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由于人类不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另一类是由于城市化和工农业高度发展而引起的“三废”(废水、废气、废渣)污染、噪声污染、农药污染等环境污染。由于我国的经济转型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并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迈进的背景下进行的,因此,中国既面临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需要解决的一系列问题,同时也要正确面对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向中新产生的问题。因此,我国当前经济转型过程中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更多、困难更大。其表现在生态领域中就是我国的经济转型不但面临传统意义上的生态风险,同时还要面对新的、更大的风险。

生态风险的产生是由于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生态系统失去平衡造成的,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程度越高,风险后果就越严重。当代中国经济转型期的生态风险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生态环境的恶化使生态系统运转不良,引起系统性风险。当前,由于森林资源和湿地面积的减少,会增加灾害性气候的风险,同时也会给生存繁衍于其中的动植物增加生存的风险;水污染和水体系统遭到破坏,会增加依赖水体生存发展的其它生物减少和灭绝的风险;草原面积减少,草场退化,会增加土地半荒漠、荒漠化和载畜量减少的风

险;沙地植被减少、系统遭破坏,会增加沙漠化面积扩大和沙尘暴侵袭风险;农田作物生长环境遭破坏,会增加农产品质量、产量降低的风险;有毒有害固体、气体物质排放会增加人与其它生物的安全风险;水土流失地区生态环境恶化,会加剧土地沙漠化、土地贫瘠、泥沙淤积库坝、河流、湖泊导致洪灾的风险。总之,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生态发展就会失衡,生态环境随之恶化,正常的生态结构被打破,整个生态系统循环不畅,引发系统性生态风险。

第二,生态环境的恶化使生态系统功能减弱,产生功能性风险。一方面,生态环境恶化会阻碍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当今中国的发展面临人口、资源和环境三大难题。特别是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严重制约因素。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生态环境恶化的程度很严重,近年来,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发生洪涝灾害的次数在不断增加,经济损失惨重;北方地区沙尘暴肆虐,旱灾不断发生。这一切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巨大的压力,形成潜在的风险。另一方面,生态环境恶化给社会的稳定产生潜在的风险。人类对资源无节制的开发,自然界可被利用的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会变得越来越少,最终会导致资源的枯竭。这种状况不但影响国家的稳定,也给世界的和平发展形成巨大的挑战。

(三)中国经济转型中生态风险的成因分析

1.现代性与生态风险。现代性始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经过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发展完善,到20世纪中后期成为具有世界历史影响的行为制度和模式。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但是,其风险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人类对科技理性的过度重视导致生态风险的产生。现代性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造成了理性自身的冲突和分裂,理性被分裂为工具理性(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由于人类对科技理性的过分张扬,科学技术发展也给人类带来严重的风险,使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成为一个“可怕而危险的世界”,而这个“危险的世界”正是在人类不断地追求科技进步的过程中形成的。另一方面,人类对主体性的过分张扬致使生态风险出现。在人类发展历史上,人类对现代性的追求过程也是人的主体性的全面张扬过程。主体性的张扬使人类摆脱了神的束缚,凸显了人在整个宇宙中的主体地位。但过度地张扬人的主体性有时会走向其反面,人类一切从自身利益出发,大肆掠夺自然资源、破坏自然环境,造成水土大量流失、土壤不断沙化、环境严重污染、气候逐渐恶化、生态正在失调等一系列生态问题,对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产生潜在的风险。

2.市场经济与生态风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还不完善,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市场作为主要的调节手段,具有灵活性、竞争性等优势,但由于其还具有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特点,使不同市场主体在经济发展中,为了自身利益,一方面,盲目开垦荒地、滥伐森林、过度放牧、掠夺性捕捞、乱采滥挖、不适当地兴修水利工程或不合理灌溉,引起水土流失、草场退化、土壤沙漠化、盐碱化、沼泽化,导致森林面积急剧地减少、矿藏资源遭到破坏、野生动植物和水生生物资源日益枯竭、旱涝灾害,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另一方面,在进行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产生“三废”(废水、废气、废渣)污染、噪声污染、农药污染等严重的环境污染。这不但危及到自然界其他生物的生存,同时也对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巨大的生态风险。

三、中国经济转型中的生态风险治理

当前,生态风险事件的频发已使风险成为一种社会常态,它已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必须面对的严峻问题,而且也是制约我国经济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为了使中国的经济能够持续、快速、稳定、健康地发展,当前必须要加强对生态风险的治理。

(一)大力开展全民生态启蒙教育

康德认为,启蒙就是从蒙昧无知的状态解放出来,运用自己的理性去分析和判断。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科技给人类带来的问题也日益增多。为此,我们必须建构新的启蒙——生态启蒙。首先,要让人们认识到人类已经进入后果严重的世界风险社会,生态风险已经成为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全球性问题;其次,要看到科学技术的双面性,特别是要看到滥用科学技术所引起的负面效应;再次,要强化生态文明意识,正确认识和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确保人与自然的和谐。

(二)建立科学的生态风险管理机制

首先,建立生态风险预警系统。通过设定一系列风险预警指数,并根据对这些指数的计算,及时向社会发出预警信号,使人们对生态风险有充分的准备,有效地防范风险。其次,建立生态风险分析系统。以科学理论为指导,以定量和定性分析为主要手段,通过对生态风险分析系统得来的相关指数进行综合分析,为生态风险控制系统提供科学的依据。再次,建立生态风险控制系统。由国家和其他社会组织通过法律、制度等手段合理分配政府、市场、民间机构、家庭及个人的生态风险管理责任,对生态风险加以控制,以期防范和化解生态风险。最后,建立生态风险补偿系统。要构建政府-社会保障机制、市场-商业保障机制、社会-家庭、社区、民间救助机制三位一体的、系统的、动态调整和迅速反馈的生态风险补偿机制,有效地处理生态风险,及时补偿风险损失,进一步推动社会发展。

(三)树立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生态伦理观

“生态主义者”认为,“所有的生命形式都具有价值”,在内在价值上是平等的。自然界中非人类存在物与人一样,在生态系统中都有发挥其正常功能的权利,都有“生存和繁荣的平等权利”。要充分认识到自然界非人类存在物在整个生态系中的重要价值,人类与自然物之间具有密切的生态关联性。为此,我们要努力将这种平等原则转化为具体行动,善待自然,珍爱生态。同时,还要认识到,随着生态风险的不断扩张,生态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问题。能否处理好这一问题,既关系到当代人的利益,也会影响下代人的发展。为此,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当代人之间、代际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利益关系,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资源共享、责任共担,使人与自然共存共荣,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