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际金融市场中的信用交易的变化
在国际金融市场中所进行的各种信用交易，不能单纯理解为货币交易或货币契约的交易，实际上是各种的金融信用交易。信用交易都与法律紧密相连的。因为每笔交易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具体的合同关系上，而合同关系的调整与保障离不开法律和法院。
至今还没有一种金融交易的双方超出合同形式，而采用“非契约”的形式来完成金融交易的先例。在合同法律的环境下，通过合同的当事人的实际履行的行为，完成信用交易的目标。每一个具体的交易合同就完成了。整个国际金融市场的无数交易，都是建立在无数合同基础上的。合同履行了，金融市场就实现稳定，金融信用的流转就表现为顺利运行。如果某一合同发生违约，金融信用系统就会发生微小的问题。如果有一系列合同发生违约，金融市场的稳定与信用流转的运行就会发生局部问题。如果问题扩大，一系列的局部问题发生了，就会形成全局的大问题，就会引发信用危机，最后爆发金融危机。
我们所熟悉的“合同法”，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都是建立在传统的金融交易 基础上的。传统金融交易基础的特点是：“中介化”，“本土化”，“人工化”和“小型化”。
所谓“中介化”金融交易基础是指，公司主要的融资渠道依靠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利用吸 收存款和储蓄集中资金，再借给公司使用。银行成为公司融资的中介。由于有了中介存在，法 律与市场监管主要内容也是集中在银行准入标准和日常经营方面。从世界上出现第一部具有现代意义上的“银行法”到今天，也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可想而知，在几百年前的银行作为公司融资“中介人”的重要作用。 法律也集中监管银行的行为，于是有了“对关系人贷款的限制”，“对同一借款人的限制”，“对贷款集中性的限制”，“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的比例限制”，“银行自有资金与有风险的信贷资产的比例限制”等。特别还有禁止商业银行从事“非银行金融业务的限制”。这些都是1929年世界金融大危机以后，监管商业银行业总结的宝贵经验。 这些经验，一直沿用到今天，尽管金融市场与交易的情况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在法律上仍然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变。
传统上的金融是性的交易，维护货币的和对外汇的监管是金融监管与法律的一个重 要方面。各国的法律也是本土化的。不象在国际贸易领域，有许多国际多边的规范，如“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现在叫“世界贸易组织协议”。联合国也有许多国际货物买卖公约，国际商会则有许多国际贸易方面的技术术语的解释规则等。因为国际贸易是跨国易，而金融活动是为国际贸易服务的。而且贸易的支付是用国际自由货币计价与支付的，各国的本币如果不能自由兑换，就与国际贸易无关。所以在理论上学者之间有“国际贸易是宏观的，国际金融是微观的”之说。
各国对外汇的管制一直持续到1970年代初。70年代以后，英国，日本等贸易与经济发达国家才宣布解除外国管制。所以，金融的本土化的法律与监管较强，国际层面的法律与监管较弱，或者是没有。联合国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不是就国际金融交易进行监管的机构。它的主要使命是维持各国的国际收支平衡，以实现货币汇率与外汇储备的稳定。 但是，基金组织却没有对日常金融交易的法律与监管。
传统上的金融交易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人工化”。所有的交易都是用人工或手工来完成的。于是在美国有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交易员行业。他们在华尔街交易所里工作到退休， 200年来一直保持下来。在1960年代初，第一台计算机进入纽约交易所时，这些交易员甚至要举行抗议。担心计算机会代替了他们的工作。我国前几年也强调过“人工化”金融作业，以致经常在新闻媒体上看到，某某银行系统举行手工“点钞”或手工“打算盘”比赛。这种比赛在电视台现场直播，金融机构扩大了宣传效果，甚至具有广告效应，可以达到吸引客户和开拓市场的目的。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点钞”与“打算盘”虽然现在仍然不失为一种训练技能的方法，这种技能毕竟已属“人工化”的范畴。我们的法律与监管模式还是建立在这种金融技术的基础上的，对此种金融运作已经积累了非常多的经验。但是，今天，世界金融操作方式已经发生了变化。
“小型化”为特点的金融是与“本土化”及“手工化”金融相联系的。60多年前的美国有4万多家银行。我国在1949年前有300多家小银行。当时美国银行的注册资本只需要500万美元，在一些州要求得更少。1979年我国的城市信用社出现的时候，注册资本只要10万元人民币。现在这样小规模的金融机构已经没有了。亚洲一些国家的法律原来也是适应这种传统的金融环境的。但是，现在国际金融交易的情况全都变化了，法律没有及时跟进市场的变化。
二、国际金融交易的新“四化”对法律的挑战
从70年代到80年代，国际金融领域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使得国际金融的信用机构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概括这些变化主要有四个方面：非中介化，电子化，大型化和全球化。
“非中介化”对法律与监管的挑战比较大。所谓“非中介化”，就是由于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借款的成本较高，有越来越多的公司以直接融资方式代替从银行借款。“非中介化”也可以理解为金融证券化。借款公司采用发行国际债券、商业票据甚至高风险债券等的方式，从金融市场投资人手中直接融资。
国际债券中有一些债券属于“高风险债券”或称“投机债券”的。在前几年这类债券的融资成本较低，获利程度高，更加大众化。这种债券的融资数量比银行贷款更大，风险也更高。借款公司越来越多地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将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摆脱开，而自己直接融资了。从70年代到80年代，世界市场上的金融“非中介化”的趋势，改变了传统的“中介化” 的信用交易基础。越来越多的金融产品都采用了类似的“包装”，组合成一种“结构化”的融资产品向投资者出售。从各种汽车贷款到名目繁多的信用卡，从租赁生产线的应收帐款到农副产品的应收帐债券，就连银行的贷款也被证券化，再向投资者出售。在金融“中介化”时代的法律规范是相当严密的， 从“商业银行法”到“金融服务法”，以及传统的金融市场监管的法律，监管“中介化”的过程中是比较有力的。但是，这些法律在面对金融“非中介化”的情况下，变得监管无力了。各国中央银行面对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新型金融产品的监管也表现得力不从心。从而国际金融市场的融资风险增加了。
在传统的金融“中介化”时代，银行从存款人或储蓄客户手中获得资金，进入存款帐户。 银行再采用借款合同的方式，将资金借给公司使用。在金融“中介化”的信用关系中，政府主要是以“商业银行法”和“金融业务严格分业经营”等法律，以及民法中的“合同法”和“物权抵押法”，加之“破产法”等，来进行监管的。这些法律足以将信用风险置于中央银行的监管之下。但是，在金融“非中介化”信用交易情况之下，原来的法律发挥监管作用的基础正在逐步减少，针对新的信用基础的法律监管还没有经验，监管措施也不成熟。所以，金融信用的风险比原来要大得多了。
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对法律与监管的压力也是相当大的。所谓金融市场的“全球化”，是指公司和金融机构，以及各国政府普遍认识到，本国金融市场的规模和效率都受到限制，而国际金融市场的自由度较大，融资的规模更大，融资的效率更高，成本也更低。所以人们纷纷将目光转向监管较少的国际金融市场。我国的公司也是一样，进几年来我国的公司纷纷到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到日本和欧洲发行债券，到美国华尔街发行ADR等。亚州其他国家的企业也是一样，公司和其他商业机构都感觉到了在国际市场上融资的规模与效率的优点。于是越来越多的公司和金融机构，包括政府部门都转向了国际金融市场进行融资。这种转向也加速了金融市场的全球化。
目前，欧洲信用市场成为全球最大的信用市场，每天都在为世界各地的公司和金融机构组合各 种类型的金融信用产品。亚州金融市场在80年代也由于这个地区经济的发展，迅速发展起来。日本、新加坡、香港和台湾等四个亚洲经济发展较快地区的金融市场发展最具有全球性，成为在亚洲时区内的国际金融交易中心。此外，亚州的“小老虎”，即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的经济发展也不示弱，纷纷宣布对外开放金融市场。当地政府宣布将本币自由化，并且开放本地的资本市场，让外国公司自由进入本国的资本市场进行交易。而这些国家的金融监管和法律，依然是旧式的框架，经济受到政府行政，军队和家族的干预较大。在本地金融市场开放后，法律和监管越来越跟不上市场的发展。信用风险越来越大，投机收益越来越高，这些对国际投机者的刺激性也越来越大，爆发金融危机的风险也就变得越来越大了。
金融市场的电子化或高科技化的发展，也对法律及监管机构也提出了新问题。所谓金融市场的“电子化”或“高科技化”，是指国际金融市场业务越来越多地采用电子设备或现进的科技手段来处理金融业务。传统上的金融业已经变成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因为金融机构还是采用人工来处理业务。当电子化在金融领域地迅速发展之时，它就为国际金融业提供了一种革命性的广阔前景：可以经营更大规模的金融交易，可以用更快速度的处理交易，可以用计算机自动化的计算各种复杂金融交易的数学公式，可以用计算机自动管理巨大无比的全球金融数据库，可以用电讯手段迅速跨国传输全球金融信息，可以将复杂的国际金融跨国交易，变成“个性化”或者“家庭化”的“傻瓜交易”。
由于金融领域总的“电子化”的革命性的发展，特别是在跨国性和节约成本两方面的优点，使得传统意义上的银行越来越失去往日的风采。国际金融电子化是从1950年代后期开始的，经过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研究发现，使用电子设备可以使金融机构每年大约节省30％－40％的成本开支。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提高，工资必然上涨，人工成本将越来越贵。相比之下，计算机等设备的成本越来越便宜。不但如此，计算机的记忆能力与运算速度，每一年或两年几乎就要翻一番。这些电子科技的优点，促使公司和金融机构采用科技设备，提高工作效率，降低成本，提供更多的金融服务。电子设备可以处理更多的金融信息数据，更有效率地进行金融交易，盈利机会也大大增加。由于这些高科技设备武装了公司与金融机构，使得更多的公司与金融机构有能力参与国际金融市场活动。
面对金融电子化的发展，法律与监管机构与其手段都没有这么快的跟进。原因是明显的：一方面电子科技的发展非常快，还没有定型化。将来金融电子化会发展到什么程度？立法者现在很难预料。司法者也难以用传统的规范加以调整，法院多采取“中性”的态度，采用调解的方法来处理。另一方面金融与法律工作者也需要对金融电子化的发展进行研究，涉及金融的法律与政策要在新的环境下进行重新评价。只有在进行了研究工作之后，立法部门才能立法，监管机构才能加强监管。
最后一个方面是国际金融机构“超大型化”对法律与监管机构提出挑战。所谓金融机构的 “超大型化”，是指大型国际金融机构之间不断兼并或合并，本来就已经非常庞大的机构，经过合并成为“超大型化”的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大到了比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还大几倍或几十倍的地步。这些“超级大型金融机构”产生于金融法制与监管较严的国家，为了避开严格的管制和获得高额利润，它们纷纷转向发展中国家的新兴金融市场，特别是亚洲的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国。这些亚洲国家的法律制度不十分健全，金融管理也不严格。这些国家刚刚开放本地资本市场，对国际金融交易的监管缺乏经验，在法律与监管人员素质上对国际金融交易的监管，还有较多的困难。这样，在亚洲一些国家的市场上，就出现“扭曲的”的“猫与老鼠”之间的关系，原来的监管与被监管者之间的力量对比也“倒转过来”，变成了“小花猫”与“巨型鼠”之间的关系。当老鼠的体积比猫大10倍或100倍的时候，“猫”就不能抓这样可怕的“大老鼠”了。亚洲一些国家的金融市场上的风险必然增加，金融危机必然爆发。新的监管与被监管者之间的关系与力量对比，促使我们必
须对传统的法律与监管机构进行新的考虑：如何加强立法，如何加强管理？
1中国对外贸易市场状况
2005年以后,中国对外贸易总量不断增加,随着改革的深化,经济结构不断进行着调整,主要进出口合作国家(地区)也相应发生着小幅变化,特别是经历了2007年的金融危机以后,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具体数据如表1和表2所示。
笔者选择了2005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地区)进出口贸易伙伴每年的10强国家进行数据分析。出现在表1中的国家本应是14个,其中,美国、中国香港等7个国家(地区)在这7年半的时间内一直是我国主要的出口最终目的国。而俄罗斯联邦、印度等7个国家(地区)只是在部分年份进入了中国出口最终目的国10强的数据表单,故未列出。
观察美国、中国香港等前7个国家(地区)数据,笔者这些数据呈现出相同的规律,首先是总量的快速增长,除去由于金融危机影响的2009年,其他年份同比值都在增长,其次,在受到金融危机影响之后的2009年,除德国以外,中国对其余6个国家(地区)的出口都下降到2006年到2007年的水平,但是这种影响仅仅维持了一年,2010年,除韩国以外,中国对其余6个国家(地区)的出口都超过了2008年的水平。分析这7个国家(地区)数据,笔者注意到,2010年至2012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占主要贸易出口国出口总量的比例的平均值为32.80%,而2005年至2009年的数据为34.05%,也就是说,金融危机后中国对美国出口平均下降了1.2个百分点,变化比较明显;金融危机后,中国香港的数据为26.66%,而金融危机前,中国香港的数据为24.62%,也就是说,金融危机后中国大陆对香港地区出口平均上升了2个百分点,是所有主要贸易出口国中上升最为明显的一个;金融危机后,日本的数据为14.53%,而金融危机前,中国香港的数据为15.71%,也就是说,金融危机后中国大陆对香港地区出口平均下降了1.2个百分点,变化同样比较明显;其余4个国家,金融危机前和金融危机后的数据变化均小于0.2个百分点,从出口占比来看,均无明显变化。
出现在表2中的国家一共也是14个,其中,日本、韩国等8个国家(地区)在这7年半的时间内一直是我国主要的进口原产国。而巴西、沙特等6个国家只是在部分年份进入了中国进口原产国10强的数据表单,同样也未列出。
观察日本、韩国等前8个国家(地区)数据,笔者这些数据呈现出的规律少有相同点,这一点和出口状况大相径庭,除去总量的快速增长以外,不同国家在受到金融危机影响后,2009年这一特殊年份的数据有增有减。中国从日本、韩国的进口的总量下降到2006年到2007年的水平;大陆地区的复进口下降到2007年到2008年的水平;大陆从台湾省的进口贸易受到影响最大,一直下降到2005年到2006年的水平;美国、德国的数据和大陆地区复进口状况类似,下降到了2007年到2008年的水平;而澳大利亚、马来西亚虽然同样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但是从数据上看,不降反升,保持了一贯的增长趋势。分析这8个国家(地区)数据,笔者注意到,2010年至2012年,中国从日本的进口占主要贸易进口国出口总量的比例的平均值为20.17%,而2005年至2009年的数据为22.65%,也就是说,金融危机后中国从日本的进口平均下降了2.5个百分点,变化比较明显;金融危机后,韩国的数据为16.78%,而金融危机前,中国香港的数据为17.40%,也就是说,金融危机后中国从韩国进口平均下降了0.6个百分点,变化比较小;金融危机后,中国台湾省的数据为13.17%,而金融危机前,台湾省的数据为16.29%,也就是说,金融危机后中国大陆从台湾省进口平均下降了3.1个百分点,下降最为比较明显;其余4个国家或地区,比较金融危机前后的数据,笔者发现,金融危机后中国进口的比重均有明显的提高,提高量最少美国从数据上看也至少变化了1个百分点,而提高量最高的澳大利亚足足提高了3.5个百分点。
2金融危机前后我国贸易对象变化原因
从前文的分析中能得出,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主要伙伴国集中在美国、亚洲(特别是东南亚)和欧盟,表1和表2中除澳大利亚以外的所有上榜国家也全部来自于这些地区。
金融危机最早发生在美国,美国经济也首当其冲的受到的冲击最大,金融危机使得美国国民财富大幅缩水,居民可支配收入明显下降,从而大大减少了美国国民的当前消费。同时,美元的不断贬值也使得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优势不再像以前一样明显,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必然会出现小幅下降。基于相同的原因,金融危机后美国向中国出口有了更加迫切的要求,美国国内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调整经济结构,降低失业率。同时,人民币的强势地位为中国的进口创造了更有力的条件,各方因素的叠加使得金融危机后中国对美国的进口有了1个百分点的小幅上升。但是无论是出口还是进口,中美间贸易的变化并不大,金融危机并不能改变中美这两个大国之间的经济合作。
中国和亚洲地区各个国家(地区)的双边贸易比较特殊,并没有太多的相同之处。日本本身就是一个外向型经济体,世界性金融危机对日本影响非常大,整个日本经济出现明显下滑,以至于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中日贸易量都出现小幅下降,近年来,中日之间意识形态上的对立也加大了这种恶果。中国的对外贸易对临近国家的依赖性较高,随着中日之间贸易量的下降,其他的周边国家,如韩国、我国的香港地区、台湾地区迅速替代了日本,从而形成了中国和亚洲地区各个国家(地区)进出口贸易数据有增有减的状况。
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降温后,由于欧元不断升值,人民币相对贬值,也使得中国对欧盟市场出口的产品价格优势较之于危机以前更加明显,进口需求较之于危机以前劣势进一步凸显。同时由于美国市场购买力的衰退和欧盟市场的逆势上扬,使中国对欧盟的出口平均来看有小幅上涨。这种情况一直出现到欧元区经济明显下滑,整个欧元区需求下降,欧盟各国处于自我保护的需要,重新使得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才终止了中国对欧盟出口量的增长。但同时由于美国和欧盟之间的经济联系紧密,金融危机的旋风在狠狠刮过欧盟各成员国后,整个欧盟加大了对中国的出口力度,也造就了中国从德国的进口在金融危机以后不仅没有下降,而且还增长了1.5个百分点的状况。
3应对金融危机前后我国贸易对象变化的政策建议
放眼未来,中国同美国双边贸易仍然在我国贸易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金融危机前后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比例也没有发生过大变化,但也应该注意到目前按美国方面计算的中美贸易逆差已经达到上千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势必设置更多的贸易壁垒,阻碍双边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只有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促进产业升级,进一步改善目前以初级劳动和能源密集型产品换技术的格局,才能真正在和美国的贸易往来中争取到更大的话语权。
刘晓星(1970～)，湖南隆回人，复旦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金融学博士后，研究方向为金融工程与风险管理：
陈学彬(1953～)，四川自贡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研究方向为宏观金融理论。
摘要：金融全球化的动因是放松管制和技术进步，引起了金融机构和市场结构的巨大变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因此面临许多新的金融监管问题：新的监管需求，传统监管方法的局限性，处理金融竞争方法的调整，消费者保护，监管成本的控制，监管协调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需要进一步面对跨国金融活动、国际金融标准和监管执行力的挑战。
关键词：金融全球化：金融监管：问题与挑战
中图分类号：F8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8)03-0050-05 收稿日期：2007-12-10
金融全球化早期(1870年至1913年)实行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由于缺乏金融监管，引发过度投机和借贷，导致了一系列银行危机。在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中催生了1933年的凯恩斯主义，政府开始干预国家经济的发展，采取了许多金融控制措施，出台了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格拉斯一斯蒂格利茨法案》，标志着现代金融监管的真正开始。金融业在随后的几十年间又发生了系列变化：跨市场的并购、跨区域的金融服务、金融产品的创新、市场交易系统的多元化，传统金融服务的重新定义，新的金融资源配置渠道(如网络金融)，这些变化通过市场力量和技术进步又引发了新一轮的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监管挑战。为了确保金融市场的稳定与效率。面对新的金融全球化进程，需要考虑银行等金融机构具体角色的变换，金融竞争环境的改变，消费者保护问题，监管成本的评价与控制，跨市场产品规则的协调。这些因素给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挑战。
一、金融全球化的动因：技术进步与放松管制
技术进步和放松管制共同触发了金融机构和市场结构的变化。技术进步使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能够绕开很多经营限制，更好地展开竞争。新的技术使得远距离的金融服务能够很快实现(如国际汇兑)，催生了新的市场和交易系统，改变了金融消费习惯。新的金融从业机构迅速增加，如金融超市、远程电信公司、互联网提供商等。在许多国家出现了金融控股公司，利用已有的销售渠道和人力设备资源从事多种金融服务。现代信息技术提升了从事高水平金融服务的能力，能够根据消费者的行为偏好，很快开发出新型的金融产品，促进了金融产品的融合，产品的行业界限变得日益模糊，并使金融服务业的成本迅速降低，成本优势进一步传递给消费者，他们能够以更低的边际成本获得高质量的金融服务。
技术进步引发了世界金融图景迅速的变化，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金融监管面临如何权衡监管与效率的问题，各国开始纷纷放松金融管制：金融业务经营类型的限制取消、资本账户限制的减少、允许银行业的跨国经营和并购重组等，这些使整个金融市场规模和市场结构出现了巨大变化。为了适应新的形势，美国1999年11月4号通过了《新金融服务法案》，取消了在银行、证券和保险之间的经营限制；2004年6月《新巴塞尔协议》的通过，使统一金融监管逐渐成为主流的监管方式。
二、金融全球化下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面临的金融监管问题
金融全球化进程使全球金融业的发展变得更加富有效率，广大消费者和企业能够获得多样化的金融服务，但这些也给金融监管部门和政策制定者如何正确发挥金融市场的功能。用最低的成本更大范围地获得最好的金融服务。实现安全与效率的目标带来了新的问题。下面具体针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金融监管进行讨论。
(一)金融机构市场定位的变化提出了新的监管要求金融全球化意味着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从只要满足最低的审慎监管要求和很少竞争的市场环境进入到竞争激烈和风险管理水平要求很高的国际市场环境中。在大多数发达国家，现有的金融监管方法使它们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已经能够承受最近十年来几次大的金融危机(如1990年代互联网泡沫破灭引发的金融危机)，但最近由非银行金融机构引发的美国次贷危机表明金融风险能够由超越传统金融体系的分支机构引发。如何前瞻l生地考虑可能出现的新风险并且防止出现大的冲击仍然是金融政策制定者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密切关注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市场角色变化。由于企业、个人能够很快地从资本市场、非银行金融机构获得流动性支持，相比于传统的流动性供应者，银行的重要性正不断降低。为了适应这些变化，现在的银行等金融机构从事包括银行、保险、资本市场的各种负债金融交易，为他们的客户承担风险，提供专门的反向套利和风险管理产品，从事高杠杆的融资活动，因此许多银行成为了风险管理者，而不只是传统的融资和流动性提供商。因此，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溢出程度和范围变得更加难以预测和管理，通过各种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传导机制的分析变得非常困难。很多传统的非银行管理规则正用到银行领域，如类似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报告、公司标准化管理和市场化规则。近年来银行等金融机构业务的变化要求持续性的监管，从规则监管向风险管理转变。然而政府政策，特别是关于公共安全网，根据银行系列变化作的改变不太明显。
(二)一些传统的监管方法不再适用按照国际标准，加强和保护金融系统基础要素(支付系统，结算与清算系统，基本流动性的供应)的有效性是最为必要的。在日益综合的金融领域，基于风险管理的更加复杂的监管技术已经成为金融监管机构的核心成分。设定特定金融事件和金融危机程序进行模拟仿真有利于我们识别金融体系的弱点，发现决策过程的可能差距。资产鉴定和处置，信用信息的有效性，注册和包括重组、破产清算的金融重构框架，这些组织制度已经成为现代金融监管体系建设的重要部分。基于银行证券保险的传统分业监管容易出现监管漏洞，许多规则是1990年代采用的，然而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作为孤立的金融业务实体在许多金融体系已经不再存在。因此传统的分业监管存在很大的现实局限性，需要用一个综合的风险管理方法取代，即需要建立横跨银行、证券和保险的跨部门方法。
(三)处理金融业竞争的方法需要调整竞争是金融业改善提高的重要驱动力。使金融体系更加开放和富有活力，实现更多的差异化产品。降低金融中介费用，更容易获得的金融服务和增强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这些效果从美国到欧盟等发达国家直至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得到了印证。美国和欧盟的迅速增长归因于国家和地区间放松管制，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归因于银行体系的开放和外资的进入。由于过去十年间金融业的并购重组，出现了许多全球性质的大型金融控股公司，它们拥有资本、技术和品牌上的优势，在经营上具有规模效应，并且出现
了大规模的沉淀成本，使完全竞争难以保证，大规模的金融服务产品引发了高的固定成本和沉淀成本，导致规模优势和垄断优势。在消费者方面，当自动支付与具体的银行账户相联系时，消费者不容易改变金融服务的提供者。在许多股票交易、衍生产品和其他的正式交易市场。所有权和管理结构因为少数所有者的互利正在改变。除了这些因素外，市场和产品的定义变得更加困难，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业务界限变得日益模糊。这些变化使得传统的保障竞争方式日显不足，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由于金融本质上强调稳定性。意味着金融服务业的竞争被考虑得更加复杂。但至少需要考虑以下两方面的因素。
1 关于竞争政策的制度组织需要改变。全球化条件下金融服务规定的改变意味着许多其他的参与者和观点影响了竞争环境，如电讯业通过电子金融影响了市场结构：金融服务的产品需要配套投入，包括网络服务；像其他行业一样，金融消费者能够得到统一的服务承诺和定价规则。
2 识别和解决竞争问题的工具需要调整。根据银行和金融市场的日数据观测全球金融风险是无法跟上市场变化的。如果不清楚金融产品的特点和金融服务生产销售的打包方式，很难将其他行业更加复杂的分析和实验工具应用进来。例如用传统的行业分析工具很难有效分析银行业的竞争。因此需要开发新的工具。
(四)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随着金融服务品种和金融服务提供者的多样性增加，金融消费者保护变得更加复杂。虽然广大消费者仍然生活在原有的生活范式下，但他们需要不断地了解市场环境的新变化。这种改变要求政策制定者关注消费者选择的责任，确保消费者获得正确的信息，对消费者进行正确的教育，当出现纠纷时，用正确的监管和法律工具进行协调，引导他们做出正确的选择。在银行业，虽然产品创新受到很多限制，但产品的渠道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许多新的市场参与者加入，使消费者基于信息的选择变得更加困难。对于消费者已不只是早先传统的意义，由于在消费者保护、竞争政策和保障适当和完整的金融市场功能的发挥之间如何有效地配置资源有点主观，因此，对于所有的消费者来说，如何确保市场更好地运行，为消费者提供正确的交易指引，保护个体消费者，通过正确的信息和消费者教育保证消费者从提供的金融服务中实现最大的利益。成为全球所有国家监管者和政策制定者面临的新课题。
(五)金融监管成本的控制更多金融监管放松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使市场更加有效和合理的再监管。一个长期的问题是在监管成本和监管收益之间如何实现合适的平衡。近几十年来，由于全球化和各国金融监管政策的主动调整，许多新的监管措施发生了变化，新的成本已经被强加给了金融服务业。这些成本直接表现为合规、增加的报告和国内系统的进一步发展等。此外，过量和过度的监管导致金融产品的开发失效，银行因此不能以最小的成本配置金融服务。这些额外的费用和引起的失效最终被转嫁到金融消费者身上，同时过度监管也会阻碍金融服务的使用。监管的成本有的超出了实际的合理要求，需要限制新的监管保持现有的监管流程规则。欧盟2005～2010金融服务法案计划的白皮书强调更好地满足实际需要，而不是更多的监管。政府需要避免过量的监管并且不要对金融业强加太多的监管执行费用，为了取得监管目标，需要对新的监管措施进行持续性的效果评价，严格成本收益的平衡。为了更好地满足金融业发展的要求，在制定新的监管规程时。要多方咨询和提高透明度，反映金融业的要求，兼顾国内外的相应标准。
(六)监管协调的问题为了消除或防止有效金融产品和服务进入市场的障碍，需要结合监管的成本收益评价，实现跨部门的监管方法和产品更大的一致性。金融服务的提供商(银行、保险公司、养老基金、资产管理公司等)和金融功能相似的金融产品之间需要保持协调一致。跨部门和产品的协调可以避免监管套利。使相同的产品受到同样的监管，实现市场公平竞争。采用共同的监管方法有利于金融机构开发综合型的金融产品，实行分类定价，实现在不同金融市场和机构间的跨期交易。从金融稳定和金融服务提供的效率来看，存在金融机构和监管部门间的平衡。目前在许多国家仍然采用银行、证券、保险市场分离的市场运行体系，没有解决跨部门和产品的监管一致性问题。金融工具间理论和实践上的差异在监管制度方面尚不明显。跨市场和国家的金融监管协调不只是区域性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依靠国际性的标准。如BCBS，IOSCO，IAIS和CPSS这些国际组织制定的规则标准。这些标准是相关要求的最低标准，但也超出了现有一些国家的需求水平，如Basel(II)。这些标准没有强制性，由各国自愿采用，但有的已经成为国际惯例，对各国影响很大，包含广泛的国际规则。
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面临的金融监管挑战
一方面，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非常快地融入全球市场体系，由于这些国家薄弱的制度基础使得国际通用的方法在国内无法实行，国际性的监管实践对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来说存在应用上的困难；另一方面。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面临跨国金融服务、金融市场的波动性和路径依赖、国家发展战略的先后顺序、国际标准的本土化、政治经济因素的制约。迅速的金融一体化迫使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较短的时间内做出许多调整，金融部门的监管和政策的制定面临一些特殊的挑战。
(一)跨国金融活动的挑战新兴市场迅速的国际金融一体化吸引了大量外资进入本国资本市场，跨国的金融活动给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提出了很大的挑战。一些是技术层面的，如外资银行在本国存款保险机构的负债如何安排，对外资银行存款保险准备金的要求如何确定：不良外资银行引发的风险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还没有找到很好的统一解决办法。随着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在不同领域出于监管和其他目的成倍增加的报告增加了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奉行成本。在不同国家间监管信息共享中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仍处于劣势。单个银行的失败和系统性的银行危机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比发达国家严重，关于处理失败银行的跨国安排较多地考虑了发达国家的因素，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不一定合适。目前处理跨国的金融分支机构在监管者之间尚缺乏实体性的国际框架。由于有限的市场容量，不完全的国际框架使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具有明显的劣势。大型的外资银行出现在一些新兴市场，引发了市场波动性问题。给本国的一些借款人和金融消费者带来负面冲击。实践表明，如果外资银行在本国银行体系占了大的份额。可能会阻碍当地信息的产生和信息的有用性，并进一步影响到监管质量。
新兴资本市场的问题也是复杂的。一方面，协调规则和监管也许能够减少商业资本从新兴市场转向国际市场；但是与国际规则保持一致会增加本国企业的公司治理成本和信息披露标准。另一方面，流动性吸引流动性，更加一般的标准有利于促进交易在某一个地方集中进行，如金融衍生品市场采用相同
的合约集中在某一市场。最有活力的市场一般靠近信息产生的中心。由于规模、地点和其他因素在新兴市场不同，地理或时区接近大的市场更有利于实现一体化。这要求新兴市场当地的监管应该针对不同国际市场活动采用不同的策略。
(二)国际金融监管标准的挑战大量外资金融机构和离岸金融的活动，增加了金融一体化进程。重要的国际标准提出了一些基本原则性的问题，如外资金融机构的国家和包容性问题。部分全球化减少了新兴国家独立自主的自由和既得利益。限制了当地政策制定者的自由度。随着大量外资的出现，国家在协调外资金融机构和本土企业间将发挥更大的作用。政府仍然能够通过金融体系实现具体的国家目标。包括国家在金融调解中直接和间接的作用。采用国际金融部门的标准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具有挑战性，因为这些标准是以发达国家更加自由的制度环境和成熟的监管结构安排为基础的。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存在很大的差异。虽然这些标准有利于促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进一步发展。但也面临执行上的挑战。标准对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太复杂，并且需要太多制度上的组织支撑。很大程度上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采取许多行动：需要建立更好的立法体系、监管制度和组织保障以及技术上的支持，结合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自身的特点区分采用标准的优先顺序，对所有标准的执行进行指导。
(三)监管执行力的挑战合约被有效地执行是经济发展中的决定性因素。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关于标准的关注更多的是它们的执行。制度约束和增加接受力的范围不只是法律和技术上的问题，而且也是执行力的问题。执行要花一些时间完成，需要采用平衡公众的不同执行手段。同时也需要政治意愿和责任来进行执行约束。授予监管人员更多权利的同时，如果没有责任约束要求，将会引起滥用权力的风险。在大多数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私人执行机制一直在发挥作用。例如行业标准，通过声誉和私人部门组织的融合，发展为一个非常普通的行业间强制执行机制。但在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标准的作用依赖于政府的执行。当标准的执行更多依赖于公共的强制执行和政府行为时也许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完全自由化的私营部门体系也不是最好的，往往是在两者间的权衡。有着大量外资银行的小型新兴市场可能获得来自外国资本市场的溢出效应更大。但在外资金融机构之间用道德劝告和其他工具可能效果有限，政府需要采用透明的方式进行干涉可能效果更好。在有了大量外资金融机构的金融一体化中期，这种方法是可行的。因此最好的方法也许是更多地强调市场力量，使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更好地适应国际标准，监管执行更加富有效力。
四、结论
金融监管者和政策制定者已经对过去20年间全球金融体系的系列变化做出了许多反映。许多教训(有时候是昂贵的)告诉我们在促进合理和有效的金融发展方面，什么样的监管方法更能发挥作用：也有许多方面仍然存在很多争论。金融服务业正在发生连续的变化，需要长期关注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3个方面：
(一)金融监管标准及其执行力的问题为了适应全球化下的金融监管要求，许多国际标准进行了调整，标准的制定需要保持一个连续的学习过程。关于标准怎样设计和评价以及在国际间实施和沟通，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在全球的标准制定中。很少有新兴市场国家的声音，它们不能够影响强加给自己的条款，处于要么接受要么放弃的境地。标准设置的过程，是区域和全球金融合作的结果，但标准的合理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有着不同的制度体系，因此面临很大的挑战。由于它们很少参加标准的制定，它们的发展水平很难被正确评价并反映在标准里面。在一些关键的监管领域促进一致性标准有利于公平竞争，但它如何得到有效地执行，是否有更多的负面冲击，这些问题需要不断的深入分析。
(二)金融竞争与协调的问题竞争是一种改变的力量。需要各国考虑自己金融市场的具体特征确保竞争性的市场。在许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往往存在国内市场国际化的竞争局面。由于它们的金融业和实务部门、政府部门之间有太多不容易改变的惯性，金融部门的竞争经常被作为一个事后的想法，而不是作为金融部门发展战略的基础因素加以考虑。金融活动的国际化需要安全有效的跨国清算，需要金融机构母国和东道国的监管协调和信息沟通，资本市场的国际化使金融部门的发展方式发生改变，这些影响了许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金融发展战略和发展路径，弄清这些影响机制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非常重要。
一 国际金融市场的含义及其分类
国际金融市场的狭义概念是指：国际间长短期资金借贷的场所。其广义概念指从事各种国际金融业务活动的场所。此种活动包括居民与非居民之间或非居民与非居民之间，一般指的概念是指广义概念。
国际金融市场可以按照不同的分类方法来划分。
1．按性质划分
传统国际金融市场：从事市场所在国货币的国际信贷和国际债券业务，交易主要发生在市场所在国的居民与非居民之间，并受市场所在国政府的金融法律法规管辖。
离岸金融市场：其交易涉及所有可自由兑换的货币，大部分交易是在市场所在国的非居民之间进行的，业务活动也不受任何国家金融体系规章制度的管辖。
2．按资金融通期限的长短划分
国际货币市场：指资金借贷期在一年以内（含一年）的交易市场，或称短期资金市场。
国际资本市场：指资金借贷期在一年以上的中长期信贷或证券发行市场，或称长期资金市场。
3．按经营业务的种类划分
国际资金市场：是狭义上的国际金融市场，即国际间的资金借贷市场，按照借贷期限长短可划分为短期信贷市场和长期信贷市场。
国际外汇市场：由各类外汇提供者和需求者组成的，进行外汇买卖，外汇资金调拨，外汇资金清算等活动的场所。主要业务包括外汇的即期交易、远期交易、期货交易和期权交易。伦敦是世界最大的外汇交易中心，此外，世界上比较重要的外汇交易市场还包括纽约、苏黎世、法兰克福、东京和新加坡。
证券市场：是股票、公司债券和政府债券等有价证券发行和交易的市场，是长期资本投资人和需求者之间的有效中介，是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际黄金市场：指专门从事黄金交易买卖的市场。
4．按金融资产交割的方式不同
现货市场：现货交易活动及场所的总和。
期货市场：主要交易类型有外国货币期货、利率期货、股指期货和贵金属期货等。
期权市场：是投资者进行期权交易的场所。
二 国际金融市场的作用
国际金融市场是在生产国际化的基础上，随着国际贸易和国际借贷关系的发展而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既是经济国际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反过来又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极其重要的作用。
1．有利于保持国际融资渠道的畅通
从市场的一般功能看，国际金融市场有利于保持国际融资渠道的畅通，为世界各国提供一个充分利用闲置资本和筹集发展经济所需资金的重要场所。它不仅曾经为某些工业国家的经济振兴做出过重要贡献，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建设进程。
2．加速生产和资本的国际化
国际金融市场的存在和发展为国际投资的扩大和国际贸易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从而加速了生产和资本的国际化。跨国公司及其遍布世界各地的子公司在推进生产国际化的过程中，一方面，要求生产发展到哪里，商品就运销到哪里，力求得到必不可少的资金供应和资金调拨的便利；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在全球性的生产、流通过程中暂时游离出来的资金，也需要通过金融市场来得到更有效率的利用。
三 国际金融市场存在的风险分析
国际金融市场风险主要由国际金融投资者主观预期、投资交易成本、投资者的投机行为和一个国家本身的金融市场状况等因素引起，这些因素的变化内在地使国际金融市场失去均衡，导致国际金融资本流动变化无常，如果资本流出流入国家没有防范能力，就极易产生金融风险。国际金融市场的活动一般由外汇交易商和金融投资者充当主体。无论是套利保值还是投机，都是以汇率和利率的预期为基础。“外汇交易商制订买卖外汇的决策奠基于他们的汇率预期，而汇率预期又取决于他们对汇率趋势相关的政治、经济的掌握。”各交易商和投资者对未来汇率或利率的预期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对汇率和利率预期的差异直接导致国际资本流动的大幅波动。按现代经济学的观点，预期均衡是指合理预期和预测。即是对所有现在可得的、与变量的未来发展趋势有关的信息所做出的预期和预测。只要市场参与者都能根据自己现在所能得到的、与变量的未来发展趋势有关的信息来进行预测，那么，最终结果必然是与从市场角度得到的信息相一致，达到预期均衡。所以，只要投资者或投机商发现市场的实际情况与他们的合理预期有差异，他们就会改变其定价策略，利用市场差价获利。各投资者主观预期的差异可以内生地扩大或缩小资本流动的波动性。
四 国际金融市场发展新趋势
目前世界经济处于近十年最好时期，但未来不稳定因素逐渐增多，政治、军事等相关因素的干扰将会使经济增长率下调，继续呈现不均衡与不稳定的趋势。全球经济的不稳定性加大将使国际金融市场面临更大的波动与调整，使未来的发展趋势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具体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美国的不确定性
美国政府更迭后的政策取向可能对经济金融产生影响：一是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将使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主导性有所削弱；二是美元汇率的变化将使美元资金吸引力减弱。三是美股的变化将使资金流向不利于美国。预期美股将会出现较大幅度的调整，资金信心将会明显减弱，消费支持逐渐弱化。由于美国经济对世界经济主导性较为明显，美国金融对于国际金融的引导更为重要，因此，美国经济金融的不确定性将使世界经济环境和国际金融格局面临较大的风险系数。
2．银行业的不确定性
国际金融最为重要的载体是银行，而2000年国际银行业的发展相对于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则处于相对平缓状态。预计未来国际银行业的发展将会呈现较大的调整与飞跃，主要是机制、法制、结构和产品的变化。一是美国银行业较大的飞跃将带动全球银行业的发展；二是网络银行的发展将加大虚拟银行的发展趋势；三是银行经营理念与方式将面临新经济的冲击。创新的交易方式与超强的规模效益将使银行业发生较大的变革与飞跃，同时也必将加大金融风险的预期，潜在的冲击与影响不可低估。
3．资本流动的不确定性
摘要：本文通过对金融市场内在经济特征的分析，发现诱发金融危机的两个基本因素是汇率的内在不稳定性和金融市场的特殊性。这对正在逐步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我国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提供了启示。
关键词：金融市场 金融危机 内在诱因 启示
为了维持汇率稳定就必须干预市场，然而却面临“两难选择”的困境，究竟是优先考虑汇率稳定还是国内经济？一个国家一般准备放弃货币政策的自主性或资本自由流动以维持汇率的稳定，尽管如此，外汇储备的匮乏会使该项目标成为不可能，汇率不能简单地一直保持固定不变。
一、金融市场的内在经济特征
汇率的内在波动性：汇率是两种货币的相对价格，同其他商品的价格一样，当需求和供给相等时，汇率达到均衡。有所不同的是，汇率是一种相对价格，两种货币的相对供给等于相对需求时决定了汇率水平。但有些因素会引起两种货币供求不平衡：货币政策变化是潜在不对称的根源，其它非对称变化，例如财政政策的变化、自然灾害、对世界货币的需求的变化，也能影响汇率，甚至是事件本身是对称的，如果市场参与者的反映不同，汇率也会发生改变。
一国的货币当局为了维持汇率的稳定必须不断地干预市场，如果干预政策有效，为了抵消起初的非对称变化导致的汇率改变，相对货币供给必须相应发生变化。
另一个原因与丁伯根定理有关，该定理表明，为了达到政策目标，独立政策工具的数量不能少于独立政策目标的数量。在目前环境下，工具是货币政策，目标是汇率稳定和国内经济稳定，一般来讲，一种政策工具不能达到两个目标。
金融市场的特殊性：汇率是金融市场中的价格，它们的特点与金融市场的基本特征息息相关，金融市场在以下几个方面不同于一般的商品或劳务市场。金融市场中的交易成本很低，交易迅速，短期内大量资金能从一个市场流入另一个市场。在金融市场中，市场预期、传言和当局的可信度在价格决定中起着重要作用，由于这个原因和上面第一点原因，金融市场的价格具有内在不稳定性。信息不对称盛行，债务人比债权人具有更多的偿还债务方面的信息，这不仅容易导致逆向选择，不良项目得到融资，而且“无知”市场参与者受到意外事件冲击时容易诱发金融恐慌。进一步地讲，由于金融交易的隐蔽性和低交易成本性，市场交易者和监管部门也具有不对称信息。金融部门的道德风险显著强于其他部门的道德风险。没有其他机构能取代金融中介在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二、金融危机的诱因
在金融市场的这些特征中，前三个特征随金融全球化而得到强化，他们构成了触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金融市场具有内在不稳定性，有些经济萧条或政策失误就会触发金融危机。事实上，即使不考虑跨国资本流动和汇率变化，金融市场的特征足以诱发国内金融危机。
如果考虑到国际资本流动和汇率变化，危机就会更加严重。国际借贷增大了资本流动的数量；如果发生金融恐慌，国外资金比国内资金更可能被抽逃；当资本在国际范围内流动时，信息不对称问题更加恶化，两个国际经济机构比两个国内经济机构更可能具有不同背景，当局获得国外企业信息更加困难，尤其是建立在“避税天堂”中的企业；如果一国货币是可兑换的，货币当局就不易控制货币事件，因此国际资本流动增大了金融市场的易变性。
汇率易变性和金融市场的特殊性是经济逻辑演绎的结果，具有普适性，每一个参与国际经济流动的国家都会或多或少发生一些危机。换句话说，金融危机并不是新兴金融市场的个别现象，金融市场的特征决定了金融危机容易转化为经济危机。这是因为，金融中介维持着经济系统的血液循环，一旦货币或金融中介活动陷入无序状态，整个经济就会迅速而又严重地受到冲击。
三、对我国金融市场开放的启示
当前，在入世的推动下，我国正在逐步开放我国的金融市场，人民币自由兑换、国内金融领域向国外开放已经逐渐提上议事日程，前面所论述的诱发金融危机的因素在我国也开始发挥作用。根据前面的论述，由于无法消除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我们的目标只能是尽可能地降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政策并不能很好地改变诱发金融危机的两个基本因素，我们只能采取措施降低危机发生的程度和频率。
四、保持竞争和保护之间的均衡
如果一国想分享全球储蓄有效分配的利益，资本管制无论如何也无法永远存在下去，一旦一国解除资本管制，诱发经济危机的基本因素就会凸现出来，政策能改变的两个基本因素就是减少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
开放金融市场放松资本市场管制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我国必须采取以下措施来降低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
通过资产管理公司处理完银行造成的损失后，政府和中央银行不应再替市场中的商业银行承担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市场参与者确信没有最后求助贷款，道德风险就会减少。
逐步对国外竞争者开放我国金融部门。换言之，资本流动管制不同于禁止国外竞争者进入本国的金融市场。这一点对减少金融危机的频率与规模具有深刻含义。禁止国外竞争者进入本国金融部门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会导致一国金融中介标准的唯一化，如果一味排斥国外竞争者，金融中介标准就会促进信息不对称和风险。为了减少金融危机的风险，一个方法是开放本国金融部门参与国际竞争，这种措施具有下列好处：国外金融机构一般要求更多透明度，规定与标准将愈加全面；为了在竞争中获胜，我国的金融机构不仅在产品数量而且在风险管理中也必须是有效和有效率的；在同国外金融机构竞争过程中，我国金融机构可以学习到外国同行的先进做法，不断增强自身实力，如同我国家电行业的发展那样；在金融市场开放的过程中。我国政策当局将逐渐放弃对本国企业的特殊照顾，政策当局的活动将更加透明，这将为金融市场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在开放的过程中，我国政府也将会看到要求建立健全维持稳定的竞争性环境的法律框架的迫切需要。
五、建立与国际接轨的规则
与世界公认的监管规则相协调一致，如果各国的金融中介标准一致，金融业务就会便于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汇率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发生变化，根据定义，趋于一致意味着更弱的信息不对称，从这种意义上讲，不考虑究竟会趋于怎样的共同规则，共同规则本身已经令人非常满意。如果共同规则能确保透明度和信息揭露度，它将更加有利。金融交易标准应该保证合同和原则向每个人公开，这种标准就是理想的“全球标准”。
关键词：利率市场化改革；制度环境；制度建设；风险防范
中图分类号：F8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2)05－071－04
2012年3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联合了《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该报告认为，未来二十年的金融部门改革应该是果断、全面和配套的改革，按照一个合理排序的路线图推进。其中一个优先重点是按照市场原则推进利率的市场化。
从利率管制到利率市场化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利率市场化平稳有序推进的前提是相关配套制度体系的建立和内外部制度环境的优化完善。本文从制度经济学角度，选取美、日、德、韩四个成功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国家进行研究，分析其改革中的制度环境变化与制度建设得失，并针对我国当前利率市场化改革所面临的制度环境和约束，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制度改革政策建议。
一、我国现阶段利率市场化的制度推进
1.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主要成就
1996年，中国人民银行启动利率市场化改革。到目前为止，我国在推动利率市场化工作上取得重大突破：一是构建了货币市场基准利率，基本建立了我国市场利率体系。二是全面实现了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利率的市场化，存贷款利率浮动幅度进一步扩大，放开了贷款利率上限和存款利率下限，调整了房贷利率浮动下限，扩大了商业银行自主定价的空间，更大程度地发挥了市场在利率决定中的作用。三是加强对金融机构的利率定价指导，督促金融机构不断完善定价机制和提高定价能力，完善了利率监测系统，引导金融机构合理定价。
2.我国利率市场化的制度障碍
首先，利率改革需以央行价格调控手段的完善为必要条件，表现为基准利率体系的完善和利率传导机制的畅通。但是，目前我国金融机构基础设施不健全，短期和长期金融市场基准利率体系仍不完善，还不能很好地为金融产品定价提供有效的利率基准。
其次，市场化利率的形成依赖于一个完善的市场体系，不但要有各种市场化的经济主体，而且要有完善的市场结构和丰富的产品结构。我国目前的金融市场结构仍不完善，银行信贷之外的货币和资本市场规模相对过小，且市场的同一性较大，缺乏结构层次的合理性，金融市场发育程度低，金融制度创新不足。
另外，利率市场化过程中，必然改变管制利率状态下的存贷利率差水平，使存贷款利率差缩小。银行类金融机构将面临经营模式的转变，因此，优胜劣汰是不可避免的。而当前我国对此缺乏相应的法律退出机制，金融机构破产将对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带来不利影响。
二、典型国家利率改革的制度环境与制度建设
1.政府主导型与市场推动型改革
(1)美国：金融市场制度创新倒逼利率市场化改革
美联储在1933年颁布了银行法(即“格拉斯——斯蒂格尔法”)，规定了美国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经营的原则，其第Q项条款明确规定对存款利率的管制。利率管制不但影响了美国银行性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对自由竞争的金融体系也产生了冲击。
随着金融证券市场不断发展，金融投资活动多样化、国际化，证券市场收益具有较大吸引力。银行业只能通过金融创新工具绕过政府管制，加入证券市场竞争。金融创新伴随着美国利率市场化过程的始终，并对美国’金融体系的变革产生重大影响。金融自由化摒弃了近半个世纪以来金融监管体制对银行业发展某些过度限制，使金融产品可以自由定价、金融创新大量涌现、各类金融机构业务交叉及金融市场国际化趋势加强。
美国存款利率市场化实行先大额定期存款、再小额定期存款、最后储蓄存款的顺序，逐步解除了对存款利率的管制。1960年代中期和末期，美国的“金融脱媒”现象愈演愈烈，最终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于1971～1975年先后出台“总统委员会关于金融结构和管制的报告”，“美国金融制度改革建议”和“金融机构与国民经济检讨纲要”，分别对利率管制的不良后果作了有说服力的佐证，并建议在五年内废除Q项条款。在此期间及之后，美联储根据当时的经济发展情况、银行业经营状况及资金供求情况，陆续地进行了一些放松利率管制的措施。
(2)日本：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
日本属于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因此日本的利率和金融改革具有明显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特征，改革是由政府主导推动的。1977年，日本启动利率市场化改革，从国债利率市场化开始，经历了银行拆借利率弹性化、大额定期存款利率放松、小额定期存款利率放松、贷款利率完全市场化和存款利率完全市场化的过程，到1994年，放开全部利率限制。在此过程中，货币市场和证券市场迅速发展。
日本以国债交易利率和发行利率的市场化作为放开利率管制的第一步。1973—1974年经济危机过后，日本政府为刺激经济增长，财政支出日渐增加，政府成为当时社会资金的最主要需求者。但是，由于金融市场缺少多品种、大规模的金融资产进入，使市场交易难以形成客观的市场利率。因此，扩大国债发行规模成为日本政府当时最便利的选择。国债发行规模扩大使得金融市场交易品种和规模得到了拓展，国债交易利率成为金融市场其他利率的重要基础。
日本以丰富短期资金市场的交易品种作为放开利率管制的第二步。其利率管制主要集中于银行存贷市场和货币市场，因此短期市场利率的形成成为利率市场化的重点。
2.微观制度主体及所处制度环境
而作为金融领域自由主义的重要措施，金融自由化在这次的金融危机中备受责难。金融自由化通过降低金融领域的政府控制，更多的引入市场行为和市场竞争，但是由于市场失灵的存在，以及金融监管的滞后，造成虚拟经济的过度发展，以及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严重分离。因此国内的许多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纷纷建言应该慎重推进金融自由化改革。认为正是基于严格的金融控制，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才没有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因此应该继续推进金融约束政策，加强政府对于金融部门的严格控制。
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我国的金融业存在的问题不同于美国金融业存在的问题，美国金融业的问题是创新过度，监管滞后，而中国的情况是金融创新不足，仍然存在金融抑制。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之下，中国金融发展的相对滞后仍然是经济发展中的瓶颈和矛盾，因此必须积极稳妥推进金融深化，完善金融市场的定价机制和资源配置机制，保证金融市场的高效率运行，形成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相辅相成、良性互动的格局。
宋则认为中国改革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不是由于“市场惹祸”，调控弱化。这种现象的产生是源于中国由来已久、颇具传统的拒绝市场、排斥市场的力量，压抑了市场体系的正常发育，造成“市场变异”。而所谓市场变异就是指市场体系在尚未健全、处于发育成长过程中不断衍生的蜕变和异化。
世界各国在面对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时，都有一个因势利导地转换发展模式的问题。美国等发达国家要转变其放任自流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俄罗斯等资源能源富集国家要转变其“资源密集型发展模式”，印度等国家要转变其“服务外包型经济模式”。与之相比较，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更为紧迫。在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如何利用金融体系合理配置资源，给予必要的金融支持是当前改革的核心和重点。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使我们深刻认识到，适当的政府干预对于维护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及时纠正市场缺陷、防范各类风险是非常必要的；在市场需求不足、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意愿减弱的情况下，需要通过增加政府公共支出来拉动经济增长，这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但这也只能是一个应急措施，最终扩大内需还是要靠激发企业和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充分利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客观上形成的倒逼机制，抓紧时机推出有利于促进进一步发展的改革措施。通过深化改革消除制约扩大社会需求的体制性、机制，通过发挥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来扩大内需。
在培育开放、竞争的市场体系过程中，必须高度警惕滋生出来的市场变异，必须防止这种市场变异条件下的“伪市场调节”。背景复杂、行为方式奇特的制度性、机制性的市场变异是目前中国种种不和谐的总根源。面对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中国的根本选择在于坚定不移的推进中央决策的市场化改革进程。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划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建立起高效、有序、健康运转的市场体系，也是改革攻坚阶段的主攻方向。
大家都在讨论理财，但理的到底是什么财？金钱是财，货币也是财。莎士比亚的著作《威尼斯商人》中有一句名言：“当我们把一切都变成黄金的时候，我们会思念破铜烂铁。”硅谷一位创业家也有一句类似的比喻：“当我们把一切变成金钱的时候，这个金钱就变得一文不值。”今天的中国就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当雾霾已覆盖我国80%的土地，当我国70%以上的河流湖泊遭受不同程度的污染，当食品安全问题愈演愈烈，我们开着豪车，住着豪宅，所谓的GDP增长，所谓的收入、利润的意义何在？这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同时也应对我国理财行业产生积极影响。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人民的财富得到一定积累，但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国际形势也在不断改变，中国正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因此，我们要准确把握宏观大格局，并在此之下考虑微观理财和投资策略。
三件大事
2014年金融业发生了很多大事，其中有三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情值得关注，这三件事情对我们理解今天中国的金融市场，以及中国金融的新时代和新的格局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是中国政府牵头成立了两家国际性的银行和两家国际性的重要的基金，分别是金砖国家银行和金砖储备基金，亚洲基础设施银行和私募基金。这是中国政府牵头的以中国为主创立或者宣布创立的两家银行和两家基金，标志着中国真正地开始推进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的变革。
二是阿里巴巴在美国的上市给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这说明中国企业开始从自身行业以及资本市场上引领全球。
三是沪港通的开通。这意味着中国金融资本市场走出去及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将进一步加速。
两个目标
研究中国金融改革战略需要关注两个核心问题，也是金融改革的两大目标。第一个问题是金融如何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第二个问题是未来如何在全球范围分散我们的经济和金融风险。第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在这方面做了非常系统的思索和部署。
金融改革的基本出发点是金融如何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新“融十条”的核心是降低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和财务成本。新“融十条”提出了三项措施：一是盘活信贷存量，明确要求把信贷的一部分，特别是在传统制造业中“两高一剩”（高耗能、高污染、产能过剩）领域以及一些房地产行业的信贷资金转移到新兴行业和实体经济;二是提高信贷资金的使用效率;三是直接融资。这意味着金融格局已经出现划时代的变化。
关于怎样在全球配置资源，分散金融风险，《决定》中有关金融改革的内容共12条，主要是大幅放松对海外投资的限制，鼓励企业和个人到海外配置资产，这不仅会重新塑造中国未来的经济格局，而且会重新塑造我们未来的财富格局。
两翼战略
对外的金融战略主要有三项措施：一是通过贸易结算和离岸市场加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虽然官方未使用人民币国际化一词，而是采用“人民币的跨境使用”一词，但核心都是希望通过贸易结算，通过离岸市场加速推进国际化进程;二是货币合作多边化，尤其2014年成立的两大银行和两大基金，不仅仅在金融，而且在国际政治、国际战略竞争方面也是划时代的;三是资本账户自由兑换。
对内的金融改革主要涉及金融市场、金融产品、金融机构、金融价格、激励机制和金融监管，这里主要讲其中四个方面。
一是金融市场多层化。这是金融改革的核心，共涉及四项措施。一是注册制的改革，具体方案很快会颁布，并付诸实施;二是新三板，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定价机制，未来也会成为定价实现上市融资的平台;三是沪港通的开通，这只是第一步，未来，中国的资本市场还要在全球的资本市场实现互联互通;四是“走出去”，中国的金融市场、资本市场未来将实现双向开放。金融市场的多层化，特别是股票市场的多层化，意味着金融的格局已经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化。
二是金融产品多样化。金融产品的创新，不仅是源自于银行，更多是源自于非银行的金融机构。推动金融产品创新有很多力量，有技术推动，有规避金融规制、转嫁金融风险，更重要的是客观的财富管理需求的拉动。
三是金融机构多元化。核心机构是提供直接融资服务的机构，这其中以私募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为主。当然也包括互联网金融这种新型的金融，这是改变金融格局最新锐的力量，需要以非常理性的、客观的眼光来看待。
四是金融价格市场化。从利率市场化，特别是从银行角度来看，资产端的利率市场化基本上已经完成了90%，但是存款的利率市场化，现在粗略估计完成了30%。企业贷款利率的高低取决于商业银行的实际操作，这是利率市场化的基本体现。从汇率市场化看，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沪港通的开通，海外人民币资金和国内市场要实现双向流动，这对汇率的管理又提出了更高的挑战。所以将鼓励更多合格的境外投资者和境内投资者进行双向的资产配置，在这个大的背景下，人民币汇率波动的频率、幅度，都会随着市场的力量会进一步的加大。
五个变化
随着资本账户逐步实现自由兑换，中国的金融迈入新时代，中国的财富管理也开始向多元化、理性化、专业化、个性化、全球化转变，新的财富管理时代已经到来。
多元化。财富管理多元化是随着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多元化而出现的必然现象。在10～20年前，中国人的财富管理还比较单一，主要的方式是银行存款。现在，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财富有一定程度积累，金融机构越来越多，金融产品越来越丰富，财富管理的形式也随之发生巨大变化。
理性化。财富越多、风险越高、形式越多元化，管理就越困难。全球资本市场只有7%的散户赚钱，在中国，这个比例不足5%。追求高额回报、高利贷的时代已经终结，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向理性化转变，形成正确的财富观念，不要以为自己是幸运的巴菲特，不要相信每年投资可以赚20%、30%。
专业化。现在，各种各样的基金是全世界财富的主要表现形式，资本管理会成为未来金融的主要发展方向，竞争的主要领域是高净值客户，这就促使财富管理不断向专业化发展。
个性化。每个人都需要根据自身情况规划自己的财富，配置自己的资产，特别是要根据个性的需求来确保财富从资产组合、法律税收到其他收入方面都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