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看待人民币对外升值
人民币对外升值是对以往人民币对外价值长期低估的市场校正
1978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走势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上世纪70年代末到1994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长期贬值，贬值幅度达80%左右，年均贬值11.7%。第二个阶段是1994～2005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相对稳定。第三个阶段是2005年7月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持续小幅升值，累计升值35%，年均升值3.7%。
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指具有较高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速的国家货币相对于较低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速的国家货币的汇率应该升值）、购买力平价等经济理论表明，在一国经济高速增长期，由于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速和投资回报率都较高，以及经济实力增强等因素，货币的对外购买力应该提高，即汇率应该对外升值。德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也证明，多数国家经济高速增长会伴随汇率升值趋势。如德国（本文中指联邦德国），上世纪50～7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60～70年代马克持续升值，累计约升值142%。日本，上世纪50～80年代经济腾飞，70年代日元缓慢升值，80年代日元快速升值，到90年代初累计约升值260%。伴随着俄罗斯经济复苏，2003年以来卢布持续升值，到2007年11月约升值30%。这些国家的货币升值速度都高于我国。
2005年，我国进行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在之前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但同期人民币汇率却持续贬值，致使人民币对外价值被低估。人民币汇率过去长期贬值，是通过外汇管制实现的，这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有关，即通过被低估的人民币汇率，推动出口并吸引外资，促进经济增长。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之后，人民币汇率持续小幅升值，并逐步向均衡回归，这是对以往人民币对外价值长期被低估的市场校正。
国际收支顺差等因素导致人民币持续升值
结构性贸易顺差短期内难以消除。近年来，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初见成效，外部失衡有所缓解，经常项目顺差规模呈下降态势（见图1）。尽管如此，我国贸易顺差规模仍然较大，致使我国外汇储备继续较快增长、人民币供不应求，这是目前人民币持续升值的主要原因。
我国经济发展势头良好。近年来我国经济一枝独秀，经济发展不仅好于发达国家，也好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我国经济发展潜力大，投资环境稳定，投资回报率较高，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相对于发达国家仍有一定的优势，这些因素使我国稳居第二大外资流入国。资本持续流入，这也是人民币升值的重要原因之一。
外汇供大于求。过去较长时间里，我国外汇管理“重流入轻流出”，企业对外投资能力较弱，个人对外投资更少。与大规模的外资流入相比，资本流出规模很小，外汇供给大于外汇需求，也促使人民币升值。
此外，近年来美国等国家出现金融危机，美联储通过量化宽松政策大量增发货币，导致美元疲软，这也加大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
世界银行每年会使用购买力平价（PPP）来换算各国的GDP水平。2012年，世界银行计算的我国购买力平价约为1美元兑4.23元人民币。同时，2012年国际劳工组织采用2009年数据、用购买力平价法计算我国薪资购买力时，所用的购买力平价为1美元兑4.16元人民币。2013年7月，IMF的《2013年第四条磋商工作人员报告》认为，人民币仍然被中度低估，幅度约为5%～10%。
由于购买力平价理论本身存在缺陷，且各种均衡汇率分析方法的理论基础和假设条件往往不同，测算结果差异较大，因而上述国际机构的评估结果并不完全可信。但从这些评估结果的变化趋势中可以看出，人民币名义汇率与均衡汇率的差距在明显缩小。2005～2012年，世界银行计算的我国购买力平价与同期名义汇率的比率从0.42上升到0.67，IMF对人民币汇率被低估程度的评估从之前的“严重低估”到目前的“中度低估”。此外，我国大中城市的土地、房地产、一些日常用品的价格都逐步接近国际价格水平，某些奢侈品的价格甚至超过了国际价格水平。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人民币汇率已逐渐接近均衡水平，人民币大幅升值的时期可能已经过去。
人民币适度升值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
人民币汇率长期被低估是我国经济外部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外部失衡易导致经济发展的扭曲和效率损失。随着资源环境形势的日益严峻以及劳动力成本优势的逐步减弱，我国目前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不可持续。人民币适度升值有助于改变我国经济过度依赖出口的发展方式，经济增长将主要依靠内需拉动。人民币汇率向均衡水平回归，有利于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由于人民币升值，企业仅仅依靠廉价劳动力将难以维持竞争优势，这将促使企业提高生产效率，加快技术进步，提高产品附加值，提升国际竞争力。
正确看待人民币对内贬值
从历史数据和国际比较看，最近十多年来我国通胀都处于较低水平
上世纪80～90年代，我国曾出现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但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严重的通货膨胀在我国并未爆发，通胀整体处于较低水平。1997～2012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年均涨幅仅为1.9%（见图2），同期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和GDP平减指数年均涨幅分别为1.5%、3.4%、2.2%和3.3%。我国最近十多年来的通胀水平不仅明显低于之前的历史时期，也低于同期美国、英国、韩国等国家的通胀水平，更低于这些国家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的通胀水平。1997～2012年，美国、英国和韩国的CPI年均涨幅分别为2.4%、2.1%和3.3%。
近年来，我国资产价格尤其是房价上涨较快，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但即使考虑资产价格，我国的总体物价水平也并不是很高。用CPI、企业商品价格指数（CGPI）中的投资品价格指数、商品房销售均价指数（销售均价=销售额/销售面积，以此为基础计算价格指数）和上证综合指数分别代表消费领域、投资领域、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的价格指数，用动态因子法确定各指数权重，加权得到综合物价指数。计算结果显示，1997～2012年，我国综合物价指数年均上涨2.2%（见图3），16年里仅有5年时间综合物价指数的涨幅超过3%。
一般情况下，经济增长与通胀正相关，适度通胀是经济增长的代价
1958年，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教授菲利普斯发现英国货币工资变动率和失业率之间存在反向变动关系，即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见图4）。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和索洛以物价上涨率代替了原菲利普斯曲线中的货币工资变动率。1962年，美国经济学家奥肯提出，失业率与经济增长率具有反向变动关系。这样，经济增长率与物价上涨率之间便呈现同向变动关系（见图5）。
菲利普斯曲线表明，失业和通货膨胀不可能同时避免，物价上升是维持较高就业和产出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在价格上升和生产提高的不同组合中，货币当局可以权衡并选择其中比较适当的组合。菲利普斯曲线不仅被经济学家普遍接受，而且也成为货币政策操作的理论依据。
从各国实践看，适度通胀有利于经济增长。因为适度通胀会刺激人们的投资和消费，而通缩则可能使社会资本更倾向于储蓄而非投资，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英国、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在经济稳定增长期和扩张期都伴随温和通胀。美国在上世纪30年代中期以来的经济复苏期，以及二战后的迅速发展期，经济增长都比较快，同时物价也温和上涨。1934～1969年，美国GDP年均增长5.3%，CPI年均上涨3%；1992～2007年，美国经济增长相对稳定，GDP年均增长3.2%，CPI年均上涨2.7%。英国80年代经济复苏，物价涨幅也较高，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年均上涨5.6%左右。1953～1978年，日本GDP年均增速高达14.5%，CPI年均上涨6%。德国50年代到80年代GDP年均增长4.5%，CPI年均上涨3.1%。而通货紧缩一般都发生在经济衰退或萧条期。历史教训告诉我们，通货紧缩会严重危害经济发展。有不少经济学家认为，美国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原因之一，就是美联储实行了过于严厉的货币政策，造成了通货紧缩。在最近一次的国际金融危机中，西班牙、希腊等欧元区国家物价持续走低、处于通缩边缘，严重影响就业和经济增长。为结束长达20年的经济停滞，日本长期维持低利率，实行量化宽松政策，目的就是期望通过拉升通胀水平来刺激经济增长。
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总体上保持了“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发展态势。正如前文图2所示，1997～2012年，我国GDP年均增速高达9.7%，CPI年均涨幅仅1.9%。我国GDP增速与滞后1年CPI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6，同向变动关系显著。因此，要辩证地看待通货膨胀。在消除恶性通胀的前提下，为实现较高经济增长和就业水平，应维持适度的通胀预期。
此外，我国CPI中食品权重较高（大约占1/3），近年来CPI涨幅相对较高，主要是由食品价格的上涨引起的。如2004年、2007～2008年、2010～2011年CPI涨幅超过3%，其中食品价格涨幅都在10%左右（见图6），食品价格上涨对CPI上涨的贡献率超过70%。食品价格上涨的背后是粮食价格的上涨。粮价主要由粮食供求关系决定，货币政策对粮食供给和粮食需求的调节作用都非常有限，因而不能通过货币政策来控制食品价格涨幅。如果为了压低食品价格而严控货币供给，则可能导致过于严厉的紧缩政策。但食品价格的过快上涨确实严重影响了中低收入人群的生活质量。对此，应采取收入调节和价格补贴的政策。如美国向低收入者发放食品券的做法已有40年历史。这种财政补贴措施既不损害生产者利益和粮食供给，又保障了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所谓货币政策，就是在物价与经济增长、就业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解决贫富差距、收入分配等结构性问题，不能仅仅依靠货币政策，更主要是依赖于适当的收入分配政策。
合理控制货币供应，保持物价基本稳定
当前，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合理控制货币供应，促进经济适度增长。现在有人提出“人民币对不起人民”的口号，这是一种片面的、违反经济规律和经济学常识的误导。难道通货紧缩、物价下降、失业增长、经济下滑，人民币就对得起人民了吗？难道人民币不升值、继续保持粗放式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大量外汇流入、国内流动性泛滥、通胀高企，人民币就对得起人民了吗？看待任何经济现象，都要理性、客观、全面，不能意气用事，更不能用口号般的语言夺人眼球，因为那样只能搅乱人心，于事无补。
一、知识经济的时代意义
按照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定义：知识经济即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是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的，建立在知识信息的生产、存储、使用和消费之上的经济。从我们所看到的不少资料表明：人们在强调知识经济这一概念时，主要是区别于物质、资本在生产中起主导作用的物质经济和资本经济而言的。与依靠物资和资本等这样一些生产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相区别，现代经济的增长则越来越依赖于其中的知识含量的增长。知识在现代社会价值的创造中其功效已远远高于人、财、物这些传统的生产要素，成为所有创造价值要素中最基本的要素。因此知识经济的提法可以说正是针对知识在现代社会价值创造中的基础性作用而言的。但不能由此就认为知识经济仅仅是区别于所谓的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其一，人类经济时代的划分有自然经济、工业经济，但没有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的提法。其二，一个经济时代的划分重要的不是生产什么而是用什么生产，这里包含一个重大的区别，即一定社会的主导生产工具及由此形成的产业，这显然不是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所能反映的。而知识经济不但从知识在生产中的核心作用表明自身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主导经济增长的知识性产业已经形成。对此美国经济学家罗默提出，要求在计算经济增长时，必须把知识列入生产要素函数中。因此OECD定义知识经济即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正是揭示了知识对现代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并准确地反映了知识经济的现实。所以，我们从经济时代的角度来认识知识经济，才能切实地反映社会财富创造形式的历史性变化和人类社会已进入一种崭新的生产方式这一伟大现实。我们认为知识经济是继自然经济、工业经济在人类财富创造形式上的崭新时代。我们称之为知识经济的，就必须使这种称谓有相应的经济学理论基础。这需要一个切入点，这个切入点显然不是目前报刊上所反映出的一些旨在映证知识经济的提法，而应是论证知识经济何以可能的理论基础，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二、知识经济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冲击
知识经济对经济理论的冲击首先是基础理论。知识经济的出现使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必然要合理解释和反映这种社会经济生活的新本质，从而在更新的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基石上构建指导人类新的经济实践的经济学。事实证明，经济学的一些研究领域已经初步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着这种新经济的冲击。尤其突出的是贝克尔的人力资本论、发展经济学、市场营销学及一些管理性经济学科，这不断地加大着部门经济学科和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分离。我们已经看到了知识经济的现实，但我们用以解决问题的理论并非建立在这种现实基础之上。这便是旧理论无所作为的必然。纵观人类社会全部的经济活动无外乎这样两个内容，其一是社会财富的创造问题，其二是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这里我们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第一个问题，形成这一问题的核心内容是一定社会的财富是什么？如何实现这种财富的增长？对这两个问题的认识集中地形成了该社会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即价值理论以及增长理论。我们从经济学角度考察一定社会所追求的新的社会财富是什么，如何创造出来，不能不看到，新的社会财富的创造总是受制于当时社会的生产方式。从古代社会的钱物积累表现出的社会财富，及与之相应的注重农牧和战争掠夺的财富增长形式，到威廉·配第实质性地揭示出农业经济条件下的社会财富创造中“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这里的劳动成果是直接地表现为社会所认可的社会财富。随着自由资本主义萌芽的到来，重商主义坚定地认为商业贸易创造价值、增进社会财富。事实上商业贸易只是转移现实的社会财富，并不能在根本上创造新的社会财富。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第一次真正深入到人类经济的核心，揭示了生产创造价值这一人类社会财富增长的实质。在资本主义进入典型机器大工业化生产条件下，马克思完善和发展了劳动价值学说（尤其是提出了揭示资本主义财富增殖的剩余价值学说）。这些理论集中说明的是在一定经济时代里新的社会财富的形成是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自然经济时代，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人的劳动力，劳动也主要是人的体力劳动；工业经济时期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先进的机械力，尤其是工业经济的成熟期，以机器为主的机械力劳动成为社会财富基本的创造形式。新增加的社会财富完全是表现为满足人们各种各样生活需要的商品，商品价值的大小及其得到社会认可的多少都直接地决定于生产它们所使用的技术的先进性。这使工业经济时代的劳动价值论典型地表现为价值的技术决定论。当人类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知识经济时代，反映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创造的劳动价值理论在新的生产方式中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
首先，在现代化的企业生产中，人们认识到外在于劳动过程的知识性的管理也成为创造商品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学界也提出了管理是创造价值的第四个要素。而管理正是随着人们对企业自身性质认识不断深化所形成的知识和信息，管理人员正是运用这些知识和信息，服务于生产过程而现实地增加产品的价值。美国德尔福集团甚至提出企业知识管理，认为这是现代企业成功的关键。指出“虽然知识管理的首要目标不是技术，但是公司将发现，它们在知识经济中如果离开了知识管理，就不可能具有竞争力。”（《参考消息》1998年4月26日）
其次，在市场自由竞争中企业所投入非生产性领域的大量广告费、赞助费及各类社会投入，都不是用于直接生产领域，按劳动价值理论是不会创造价值的。现在恐怕没有企业界的朋友会否认这方面投入的丰厚回报，在这些非生产性领域的投入极大地提高了处于自由竞争市场中企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这些知识和信息是如此深刻地影响着消费者的选择，对商品无论在价值大小以及实现多少上都起着关键的作用。
第三，现在主要让我们来看使工业经济时代跃升到知识经济时代的先导产业———信息产业。美国人不无自豪地指出信息产业已成为美国经济最大的新的经济增长源，约占近年美国经济增长的40％。如果你对这个数字还缺乏敏感的认识，那么你对这组数字肯定会感兴趣：一个发展才十几年但已拥有资产2000亿美元的微软电脑公司和已经发展一百多年才拥有400亿美元资产的通用汽车公司，后者曾是美国工业经济时代的象征之一。微软所要做的工作，并不是给你直接可以消费的面包、汽车或实实在在的钢铁。它提供给社会的只有处理信息的计算机和载满了能满足你对知识管理需要的各种软件，这里几乎没有办法用劳动价值理论来分析，最高级的知识在这里直接转化为最大的价值，过时的知识在这里也一文不值。同样的编程人员、同样的工作强度，但可能所创造的价值相差悬殊。这里价值形成的唯一基础是以其知识含量的高低来比较的。其他如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光电子产业等等高新产业中，知识是与他们所能创造价值的大小、所能实现价值的多少直接地联系在一起的。也许仅仅因为一个连字符的遗漏而使数十亿美元化为乌有，也许仅仅因为一个新的配方而价值倍增。在这里已完全失去了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的生产和实现形式，知识经济时代的社会财富已直接地与人类最宝贵的知识挂钩，这不但突破着旧的社会财富观，而且直接使人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创造新的社会财富。
综上所述，知识正自在地存在于当今源源不断被创造出来的新的社会财富中，深刻地改变着经济学的基本范畴的内涵及基本理论。正如我们分析的，一定经济时代新创造的社会财富，总是最深刻地反映着一定经济时代的社会生产的实质，并通过这个实质使一定时代的社会生产方式向更高级转化。因此，我们可以说一切都是财富，一切都不是财富，对新增社会财富的考察必须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结合。如果说工业经济时代商品的价值主要指一定技术条件下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价值的大小体现出在劳动时间多少上的竞争，那么知识时代的商品价值则主要是指在无差别人类劳动中所蕴含的知识和信息，价值的大小体现在劳动中对知识和信息的竞争。我们创造的新财富是未知的，但我们通过当前的劳动却现实地改变着已经形成的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在这个循环上升的怪圈里，由于人们在现实消费需求中所消耗的社会财富总是有限的，因此大量的社会财富是以空的数字指标表明社会生产的创造能力，由于形成新的社会财富增长的途径是唯一的，因此对一定生产方式下新形成价值的那种核心要素的竞争便是社会经济增长的实质。而这种核心要素的分割、占有和积累，也就是对新增的社会财富的分割、占有和积累。从这个意义上看，OECD定义的最后一句，不无道理。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与工业时代相适应建立起来的经济学劳动价值理论亟待发展。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说明知识经济是存在的，使知识经济有合理的理论基础，把我们看到的现实和我们用于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有机地统一起来。
三、知识经济对社会财富创造形式的改变必然意味着传统经济学的增长理论、货币理论、周期理论及其他一些理论都必须重构
知识经济正以其在现实中的迅猛发展向我们展示出现代经济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增长形式，使传统经济学理论所揭示的内涵式增长、外延式增长、规模经济增长、投入产出等增长理论都表现出严重不足。
首先，知识在现代经济中的基础性作用已彻底改变了传统人、财、物要素配置所带来的增长。
其次，知识作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它投入和参与生产的形式完全不同于传统要素，并形成新兴的主导产业。
再次，同传统工业经济的规模相比较，依赖知识创造效益的增长正表现出同一产业的分散组合和不同行业间的技术融合，很难从规模化的投入和产出上进行分析。
最后，知识在当今社会新财富创造中的独特性和基础性，使我们对形成社会财富增长的途径并不能直接地从生产领域或某一产业中去寻求，增长的因素或动力也许是直接地存在于生产领域之外。知识经济条件下，也许真正导致增长的投入在一些非生产领域而并非生产领域。只有我们把上述问题研究清楚，我们才能找到知识经济条件下促进主导产业形成、推动经济增长的有效作法。发展经济学家罗斯托曾明确指出主导产业对一个时代的经济起飞具有决定意义。曾因煤、铁为主导产业相互推动而促成战后经济奇迹的日本在这一方面更有心得，日本工业调查会总经理志村幸雄撰文指出：“信息通讯产业可以说是21世纪最典型的主导产业。如果说20世纪基本上是发动机和电动机占主导地位的‘动力的世纪’，那么21世纪将是通信、广播和电子计算机技术三位一体的‘信息的世纪’”。在这一问题上有的同志以产业升级很好地概括了在知识经济时代我们面临的机遇。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在这样产业巨变的经济时代，最能代表知识经济特征的产业是主导产业但不可能是唯一的，甚至这一产业在根本上只是为知识经济时代的其他产业提供生产手段。而各国在此基础上所可能形成的主导产业仍然是要和国际分工、本国经济现实相结合。知识经济向我们展现出不同于工业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和高效益，无疑有更深刻的增长方式在现实地发挥作用，这就使我们更要深入研究知识经济增长理论，理解现代经济增长的内涵和实质，在未来的发展中制定出更合理、更完善的增长政策和计划。并由此出发考察知识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市场、人力、管理等等相关经济因素在新的经济状态中的运动规律，从而全面自在地把握知识经济的理论。
【关键词】通货膨胀;经济增长
在人民币升值预期、流动性过剩及经济增长强劲的推动下,我国资产市场持续繁荣。从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强劲上涨的情况看,我国正走往资产价格泡沫的道路上。中国目前的经济特征似乎和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和台湾有着诸多相似之处,比如,高GDP增长率、低通货膨胀率、出口导向型经济、贸易顺差持续扩大、储蓄率高等。其中低通货膨胀率就是一个主要特征,但是由于这次农产品价格上涨又会引发的通货膨胀预期,对此,又应作怎样的解释呢?下面就从当前通货膨胀的定义和特点开始探讨我国出现经济快速增长下的物价上涨情况。
一、通货膨胀的定义
(一)关于定义的争论
西方经济学家对此存在长期的争论。大体上可分为“货币派”和“物价派”。
“货币派”认为通货膨胀是物价的普通上升,而且这种上升是由于货币过度供应引起的。“过度的货币追逐相对不足的商品和劳务”。“物价派”主张用一般物价水平或总价格水平的上升来定义通货膨胀。凯恩斯在其著作《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指出当达到充分就业后,货币供给的增加而引起的有效需求的增加已没有增加产量和就业的作用,物价便随货币供给的增加作同比例的上涨。两派分歧的实质在于对物价上升原因的解释。
(二)一般定义
通货膨胀是一般物价水平的持续上涨。理解这一定义应特别注意两点:
①通货膨胀不是指一次性或短期的一般价格水平的上涨,而是持续上涨。
②通货膨胀不是指个别商品价格或某个行业商品价格的上升。而是价格的总水平。
二、通货膨胀的理论成因分析
“通货”就是指货币。“通货膨胀”的意思就是货币过多,货币供应量超过经济运行客观需要,政府多发纸币致使货币贬值,这种现象就称为通货膨胀。从而物价飞涨的货币现象。
(一)特征分析
“通货膨胀”通常具有以下特征:
1、通货膨胀与纸币流通相联,是纸币流通条件下的特有现象。
2、通货膨胀与物价相联。
3、通货膨胀与物价总水平相联。
4、通货膨胀与物价的持续上涨相联。
5、通货膨胀的价格上涨存在公开和隐蔽两种类型。
(二)测定指标
通货膨胀的测定指标主要有:
1、消费物价指数。是一种用来测量各个时期内城市家庭和个人消费的商品和劳务的价格平均变化程度的指标。
2、批发物价指数。是反映不同时期批发市场上各种商品价格平均变动程度的经济指标。
3、国民生产总值平减指数。是衡量一国经济在不同时期内所生产提供的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格总水平变化程度的经济指标。
4、隐蔽型通货膨胀的测定。
(三)通胀分类
通货膨胀的分类有:
1、按通货膨胀的原因可划分为:需求拉上型、成本推动型、结构失调型和预期型通货膨胀等几种类型。
2、按通货膨胀的表现形式可划分为:公开型通货膨胀和隐蔽型通货膨胀。
3、按物价总水平上涨的幅度不同,一般又把通货膨胀分为爬行式通货膨胀、温和式通货膨胀、奔腾式通货膨胀和恶性性通货膨胀。
三、我国历史上的通货膨胀特征及原因
(一)1988年通货膨胀
1、特点
第一,波及面广。8月中旬始大城市突起抢购风,席卷全国城市和部分乡村。
第二,涉及50个大类500多种商品,部分地区抢购粮食食油。大到几千元的高档商品,小到易消耗的便宜货,均在抢购之列。
第三,盲目性大。消费者不是为消费,而是为保值,购物时不管品种、不管牌号、不问质量、不讲价格,很多商场积压多年的残次商品,也被一抢而空。
第四,各阶层群众普遍产生购物保值心理。
第五,零售商品总额增幅高。8月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636.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38.6%,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增加13%。粮食增销30.9%。棉布增销41.2%,绸缎增销35.5%,洗衣机增销130%。电冰箱增销82.8%,电视机增销56%。
第六,商品抢购风潮伴随挤兑银行储蓄存款风潮。不仅挤兑活期存款,且挤兑未到期的定期存款。8月份城乡储蓄存款减少26.1亿元。其中定期减少27.8亿元,活期增加1.7亿元。
2、原因
由于宏观调控不到位,1987年中国经济继续过热,增长率达11.6%,1988年为11.3%,预算外投资膨胀无法控制。1988年7月份,物价上升幅度已达19.3%,创历史最高记录,各阶层群众产生通货膨胀预期。但此时,仍准备进行全面的价格改革。结果成为建国以来最大的一场抢购风潮的导火索。
(二)1994年通货膨胀的特点及原因
1、特点
(1)固定资产投资膨胀在先,零售物价,特别是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紧随其后.投资冲动纷纷转变为现实的投资需求,资过度是引发并维持新一轮通用的真正原因,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是通货膨胀初期的主要成份。
(2)零售物价中,生产资料价格升后降,生活消费品价格一直居高不下。1994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上升24.1%,其中,食品消费价格上升31.8%。1995年5月全国零售物价已回落到17.6%,但居民消费品价格的上升已超过生产资料价格的上升,成为新一轮通货膨胀后期持续居高运行的主导因素。
(3)粮食生产并未出现异常减产,但粮食价格的上涨却后来居上,持续伴随并推动着后期通货膨胀的发展。
2、原因
外汇市场上的供求状况有时会严重地影响到基础货币的投放,并进而影响到物价水平。我国1994年高达21.7%的通货膨胀率就与当年外汇储备的急剧上升有很大的关系。基础货币的高速增长事业了货币供给的相应增长。因此被不少经济学家认为是1994年高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
(三)目前通货膨胀的特点:
1、物价上涨伴随着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
近两年,中国的房地产和股票等资产价格快速的上扬,尤其是股票市场,自2005年6月6日上证指数创出998.23的低点以来,中国股市经历了2年的牛市行情,到2008年突破6000点,上涨了6倍多。物价伴随着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很容易引发人们认为两者之间是否有相互推动的关系。但夏斌指出“从当前我国的实际情况看,物价与资产价格上涨的联系并不密切,两者的推动力量并不完全一致。”
2、主要是食品类商品的价格上涨
(1)食品价格涨幅明显大于非食品类商品的涨幅。2009以来,CPI涨幅较大,主要是由于粮食、肉禽及其制品等与食品有关的价格涨幅较大所带动。在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3.2%中,食品价格带动了2.5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如果扣掉食品的因素,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中的其他项目仅上涨0.7%。
(2)消费品涨幅大于服务项目的涨幅。与食品价格相比,服务项目价格涨幅不高,有的还有所下降。
(3)农村涨幅超过城市,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6.5%,其中城市价格上涨6.2%,农村价格上涨7.2%。
3、物价上涨具有明显结构性特征,核心通货膨胀率较低
目前代表生产物价的PPI与代表消费物价的CPI出现背离趋势,物价上涨的传导并不明显,因而只是食品类物价的结构性上涨。工业消费品由于产能过剩,价格“不可能涨起来”,因而也就不会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全面性通胀。按照国际上普遍采用的核心消费价格指数(即扣除能源和食品价格以后的消费价格指数)来衡量,今年1月至6月我国核心CPI仅增长了0.9%。
四、当前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关系解析
遏制通货膨胀是宏观经济的重要目标之一,但不是唯一的目标。单单控制通货膨胀并不过分困难,困难的是在控制通货膨胀的同时又不遏制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等其他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
在理性上,控制通货膨胀,保持物价和币值的稳定,扩大就业,应当是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增长的。一般而言,失业率、通货膨胀率作为对经济增长的扰动因素,与经济增长相伴而生。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相统一可以避免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或过慢增长给社会再生产带来的种种严重弊端。但是经济快速增长和物价稳定是有一定的矛盾的。紧缩速度会导致经济增长速度的急剧下降,甚至出现经济持续低速增长。
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没有一定速度的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就失去了基础,难以为继。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是投资增长型经济,经济增长仍主要靠投资来支撑,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占较大比重。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必然导致要素分配偏向于资本、偏向于企业、偏向政府(因为政府通常是资源要素的最终所有者),而劳动要素的比重低下,劳动收入部分和资本收入部分的相对比重降低。因此,消费增长始终低于投资增长,由此陷入一个“高投资、高储蓄”恶性循环,难以自拔。
固定资产投资是经济增长的起点,没有适当规模的投资,经济就不可能发展。但是我国的问题常常出现在投资需求过旺,规模过大上。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可以引起基础产品特别是投资品价格的上涨,并最终传导到其他产品的价格上。
五、通胀影响分析
(一)目前中国的结构性物价上涨是伴随着股票和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其大的背景环境是经济多年来快速的增长,贸易大量顺差和大额外汇储备导致本币升值压力增加。这个环境可以与美国20年代的股市繁荣,日本和台湾上世纪80年代末的泡沫经济,美国2002年的高科技网络股泡沫以及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相对比,在那些时期,虽然各国资产价格都出现了大幅上涨,但CPI等反映商品价格的指标并没有出现大幅上涨,日本的通胀率不到4%,美国不到3%,韩国不到5%,都处于较低水平。所以说目前中国不到6%的通胀率是不必令人担心的。
(二)为什么在资产价格强劲上涨的时候,没有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呢?这就在于资产价格上涨产生“财富效应”的同时,也会产生“替代效应”。在资产价格上涨预期强烈的情况下,公众能否进行当期消费,主要看这两种效应的对比。如果“财富效应”大于“替代效应”,人们会把赚到的钱用于消费;如果“替代效应”大于“财富效应”,人们会把赚到的钱用于再投资,期望可以“钱生钱”。很明显,由于我国储蓄文化较浓,收入水平普遍不高,收入预期不稳定等因素,人们将会把将更多的资金配置在资产市场,而不是进行消费。从实际情况看,目前中国资产规模确实增长很快,但相对规模仍然不大,加上产能过剩的因素,资产上涨引发的财富效应还不会引起供给的全面紧张,产生通胀。相反,资产市场的持续火爆,反而对耐用品消费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
(三)当供求决定价格,价格引导生产时,经济中就会出现一种周期性波动,如某种产品在第一期中供小于求时,价格上升,第二期必定生产增加,价格下降;由于第二期价格下降,生产减少,又引起价格上升;再引起第三期生产增加,价格又下降。这次通胀是有农产品引起的,农产品价格的上涨是由于暂时性的供给不足引起的。其短暂性供给不足的因素有:1、世界粮食减产,粮食市场价格上涨;2、针对国内粮食市场供求变化,粮食部门库存投放不够及时;3、国内玉米加工乙醇能力较快增长。但是,中国食品价格不会长期受到国际市场的巨大冲击,因为目前中国粮食的供给能力依然过剩。
(四)发达国家一般以3%的通胀为目标,我国难道就一定要以此作为目标吗?中国的经济增长比他们高了许多,2003年至2006年,中国GDP年均增长达到10.4%,各年均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到2007年,中国经济总量世界排名由第六位晋升第四位。所以,我国的通货膨胀目标应与经济的高增长相对应,而不是简单的3%。同时,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一直处于储蓄大于投资的状态之中,众所周知,所谓储蓄大于投资,等价于总供应大于总需求。
六、结论
经济理论和各国的实践均显示,在温饱得到满足、经济进入小康社会之后,CPI将进入比较稳定的时期,而资产价格则可能有较大的提升。
同时,日本的教训也是值得我们警惕的:20世纪80年代末泡沫经济的时候,日本一般物价水平非常稳定,CPI通货膨胀率在1988年只有0.78%,其央行认为达到了货币政策的运营目标,所以没有采取紧缩的政策调控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由于当时日本央行仅仅关注CPI的变化,没有充分考虑到资产价格泡沫过度膨胀带来的危害,致使错失良机,再加上政策失误,导致泡沫破灭,经济严重的衰退。
现在真正的问题是资产价格泡沫,资产价格的大起大落不利于金融系统的稳定,不利于整个经济的稳定,所以,政府在进行宏观调控时,既要关注CPI价格,更要密切关注资产价格的上涨。否侧,我们将在资产价格泡沫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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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济周期与经济增长理论[J].经济学报,2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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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谢伏瞻.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动力和前景[J].
[6]李增刚,孙涛,韦倩.现代经济学研究的深化与中国经济现实的解释――第六届“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综述.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普遍出现了通货膨胀率持续显著下降的趋势，除石油外各类产品价格都不同程度地下降。据世界银行统计，以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GDPdeflator)计算，世界通货膨胀率在20世纪70年代为，9.0%，80年代和90年代持续降低到5.8%和3.7%，而2001年和2002年进一步降至2.3%和1.7%。其中，美、欧、日等工业化国家的通胀率在20世纪70、80和90年代分别为8.7%、4.6%和2.0%，2001年和2002年进一步降至1.5%和1.1%；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的通货膨胀率在20世纪70、80和90年代分别为9.5%、4.7%和2.4%，2001和2002年甚至降为-2.0%和-1.2%；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通货膨胀率总体上呈现明显的下跌趋势。即使按消费价格指数计算，同期上述国家和地区的通货膨胀率也呈现出大致相同的下降趋势。
从近两年的情况看，在世界经济增长陷入低谷、复苏乏力的背景下，全球各类商品价格下跌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特别是工业制成品和信息电子类产品的价格普遍大幅下跌，严重制约着世界经济的复苏。美国的消费价格指数在2001年仅上升了1.0%，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2002年美国各类商品价格继续走低，其中企业设备投资价格下跌了1.0%，汽车和家用电器等耐用消费品价格下跌了2.4%，服装类产品价格下跌了2.2%，个人电脑价格降幅高达20.9%。而且，价格下趺趋势还从制造业蔓延到美国具有优势的服务业，其中酒店价格下跌了2.1%，飞机机票价格下跌了3.8%，电话服务业的价格指数下趺了4.0%。通货紧缩正成为美国经济面临的新挑战。日本的通货紧缩趋势更加严峻，消费价格指数在1999年以来已经连续4年下跌，跌幅依次为-0.3%、-0.8%、-0.7%和-1.0%。其间，虽然日本采取了实施零利率政策、诱导日元贬值和不断增加货币供应量等旨在导入通货膨胀的措施，但通货紧缩趋势至今没有任何缓解的迹象。欧元区的通货膨胀率虽然由于能源和食品类价格上涨而略高于欧洲中央银行规定的2%的上限，但许多商品和服务价格由于需求不足而面临下跌压力。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以消费价格指数计算的通货膨胀率也降至2%以下，在2000-2002年分别仅为1.1%、1.9%和1.1%，并且至今没有出现通货膨胀的迹象。目前，只有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以及发生金融动荡的土耳其和阿根廷等拉美国家的通货膨胀率超过两位数，但即使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通货膨胀率也趋于稳定和下降。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全球价格指数虽然呈现出明显的持续下降趋势，但一般价格水平仍维持一定的涨幅，说明至今尚未发生严格意义上的全球性通货紧缩。在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中，只有日本的价格水平近两三年来呈下跌态势，美、欧、东亚及其他地区的价格水平仍在温和上涨。但是，由于全球通货膨胀率已经持续下降到不足2%的很低水平，许多产品和服务的价格近来普遍呈下跌态势，主要国家和地区的通货膨胀率已处于战后历史最低水平，并且几乎不存在任何明显通货膨胀征兆，因此世界经济确实正面临着日益增大的通货紧缩风险，发生全球性通货紧缩的可能性在增大。
二、导致出现全球通货紧缩趋势的主要原因
不同国家和地区出现价格水平持续走低甚至通货紧缩现象的原因不尽相同，从全球范围来看，以下因素是导致出现全球通货紧缩趋势的主要原因。
首先，信息技术革命极大地促进了产业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降低生产成本和增加产出供给的同时，必然导致产品的相对价格不断下降。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产业为先导的高新技术产业迅猛发展，在世界各国产业构成中的比重不断上升。由于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产业具有技术创新层出不穷和产品更新换代快的特点，使其在不断提高技术含量和质量的同时不断降低产品价格。与此同时，信息技术还迅速向其他产业推广普及。传统制造业由于广泛采用信息技术，其产品的研发制造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使厂商不断降低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服务业在采用信息、网络和现代通讯技术以后，能够以比以往相对低的成本提供更多的个性化服务，服务价格也呈现出下降趋势。
其次，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产业分工和转移模式出现新的变化，全球范围内的竞争日趋激烈，生产能力的扩张和市场竞争的加剧使得许多产品的价格难以上涨。为适应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竞争日益加剧的新形势，发达国家企业在继续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传统产业以腾出空间发展新经济的同时，还将许多高新技术产品的不同生产制造环节，按照成本最低原则尽可能地转移到劳动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自身则专注于技术开发、品牌经营和营销网络建设，通过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达到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赢利水平的目的。发展中国家为适应国际产业分工和转移模式的新变化，充分发挥劳动生产成本低的优势大量引进跨国公司投资，不断提高加工制造技术水平和扩充生产能力，力争加入跨国公司的生产营销网络而分享部分利益。其结果是造成全球许多产品的生产能力过剩和国际市场竞争的进一步加剧，最终导致产品价格的下降。
再次，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全球贫富差距扩大，加剧了总需求不足的矛盾，是造成全球通货紧缩趋势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处的地位和所分享的利益是截然不同的。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由于控制着产品的核心技术、品牌和营销网络，因此能够获得产品生产销售利润的绝大部分，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只能赚取少量的产品加工费。不仅如此，跨国公司在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生产制造工序或采用外包生产方式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也加剧了国内普通就业岗位的竞争，从而压低了普通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其结果是制约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普通劳动者购买力水平的提高，使得全球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日趋尖锐，一般价格水平涨势放缓，以致形成全球性通货紧缩压力。
最后，许多国家长期奉行以反通货膨胀为首要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在有效地降低了全球通货膨胀率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造成目前全球一般价格水平走势低迷的局面。在20世纪70、80年代，美、欧主要发达国家大多经历过严重的通货膨胀甚至是滞胀，以致90年代的宏观经济政策普遍以抑制和预防通货膨胀为主。在克林顿政府长达8年的执政时期，美国的财政预算政策始终以减少政府开支、削减预算赤字和最终实现财政盈余为目的；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也把重点放在预防经济过热和防止通货膨胀死灰复燃上，只要出现经济过热苗头而有可能引起通货膨胀时就采取预防措施提高利率。欧盟在向单一货币过渡的近10年时间里，规定了严格的经济趋同标准，要求成员国实行以稳定为导向的宏观经济政策，力争实现低通胀甚至是无通胀条件下的持续经济增长。其中，财政政策以减少政府开支和削减财政赤字为主基凋，最终将财政赤字降至国内生产总值的3%以下，并力争在中期实现预算平衡和略有盈余；货币政策也以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和降低通货膨胀率为主，促进成员国之间通货膨胀率的下降和趋同；工资政策则要求名义工资增长不得导致通货膨胀上升，实际工资增长不得超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欧洲中央银行成立后，在欧元区实施以稳定价格为首要目标的货币政策，规定欧元区的通货膨胀率不得超过2%的上限，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应保持在45%左右。
美、欧发达国家实行的这种以反通胀为主的宏观经济政策也对其他国家产生了示范效应。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以及中东欧国家面对经济转轨过程中出现的严重通货膨胀现象，也大多采取了大幅削减政府开支、减少货币供应量和提高利率的宏观经济政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对东亚和拉美发生金融危机国家提供援助贷款时，也要求这些国家采取类似的宏观经济政策。20世纪90年代盛行的以降低通货膨胀来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对当前全球通货紧缩趋势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世界经济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陷入通货紧缩陷阱
从以上导致全球性通货紧缩趋势的主要因素以及当前世界经济的走势看，造成目前全球价格水平持续走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都不必然会导致出现严格意义上的全球性通货紧缩。世界经济在可预见的将来出现衰退的可能性很小，也不会陷入通货紧缩陷阱。
首先，由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企业生产营销方式改变，以及经济全球化时代市场竞争加剧等结构性因素所引起的，建立在生产成本下降基础上的产品价格下降，不仅不会必然导致通货紧缩而妨碍世界经济增长，而且具有积极意义，是人类社会生产方式不断进步的必然表现。从历史上看，发达国家大多经历过因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生产成本下降而出现价格水平长期下降的阶段，但并未妨碍经济的持续增长。例如，西欧主要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曾经在1874-1895年长达21年的时间内价格水平持续下降，但经济仍在持续增长。美国在1917-1922年间也出现了价格水平持续下跌趋势，同样没有妨碍其经济增长。从当前的情况看，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市场竞争的加剧虽然导致生产成本和价格水平再度出现较明显的下降趋势，但并未因此影响世界经济的增长，也不是导致个别国家和地区出现经济衰退或通货紧缩的根本原因。日本的通货紧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泡沫经济破灭后，传统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以及经济发展模式不适应新形势而出现内需长期低迷不振，以及金融系统不良债权激增、信贷收缩等原因所引起的。美国经济的衰退则与新经济泡沫破灭、信息技术产业投资过度，以及恐怖主义袭击等因素有关，东亚和拉美地区近年来出现的经济衰退主要是由于金融体系不健全和金融市场动荡所引起的。
其次，因有效需求不足和部分产业生产能力过剩造成的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和全球价格水平走低具有一定的周期性，不会必然演变成全球性通货紧缩，可以通过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加以改变。有效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所引起的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失衡是导致一般价格水平下降和经济衰退的直接原因。如果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而不加干预，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就有可能最终导致经济衰退或通货紧缩。然而无论是在当代的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政府都拥有很强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力和手段，国际上也已出现各种形式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因此，在面临有效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有可能引发经济衰退或通货紧缩时，各国政府往往会相应地采取各种形式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来刺激和扩大需求，避免经济因有效需求不足而陷入衰退或通货紧缩的困境。在产业层次上，经济全球化也为企业加快淘汰过剩生产能力和调整产业结构和布局创造了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生产能力过剩对经济增长可能产生的持久的不利影响。
事实上，近年来世界各国的政府和企业大多采取类似的积极措施来预防和减缓可能发生的经济衰退或通货紧缩。例如，布什政府上台后，面对美国经济增速下降和有可能滑向周期性衰退，采取了一系列以大规模减税和增加政府开支为特征的财政政策来应对经济下滑，美联储在确认经济面临的主要威胁是需求不足后，同样毫不犹豫地连续12次大幅度降低利率以刺激经济增长，对减缓美国经济的衰退程度和促使经济迅速走向复苏发挥了巨大作用。东亚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则大多采取了以扩大内需为主的宏观经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经济增长对外需的依赖，增强了经济增长的自主性。与此同时，世界各国也都加快了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通过淘汰、压缩落后的过剩生产能力和不断发展新兴产业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些宏观经济调控和产业结构调整措施，有效地防止了世界经济进一步滑向衰退或通货紧缩，使得世界经济继续保持一定的增长。
再次，现代货币制度是建立在不可兑换的纸币的基础上的，中央银行从理论上说具有创造货币和信用供给的无限能力。因此，中央银行完全有能力对经济运行中所需货币流通量进行调控。战后西方国家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实践表明，主要采取降低利率和增加货币供应量的办法来刺激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这种以扩张性为主的货币政策往往容易引发通货膨胀；而以反通货膨胀为主要目标的货币主义货币政策则以抬高利率水平和控制货币供应量为主要手段，这种以收缩性为主的货币政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普遍出现了通货膨胀率持续显著下降的趋势，除石油外各类产品价格都不同程度地下降。据世界银行统计，以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GDPdeflator)计算，世界通货膨胀率在20世纪70年代为，9.0%，80年代和90年代持续降低到5.8%和3.7%，而2001年和2002年进一步降至2.3%和1.7%。其中，美、欧、日等工业化国家的通胀率在20世纪70、80和90年代分别为8.7%、4.6%和2.0%，2001年和2002年进一步降至1.5%和1.1%；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的通货膨胀率在20世纪70、80和90年代分别为9.5%、4.7%和2.4%，2001和2002年甚至降为-2.0%和-1.2%；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通货膨胀率总体上呈现明显的下跌趋势。即使按消费价格指数计算，同期上述国家和地区的通货膨胀率也呈现出大致相同的下降趋势。
从近两年的情况看，在世界经济增长陷入低谷、复苏乏力的背景下，全球各类商品价格下跌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特别是工业制成品和信息电子类产品的价格普遍大幅下跌，严重制约着世界经济的复苏。美国的消费价格指数在2001年仅上升了1.0%，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2002年美国各类商品价格继续走低，其中企业设备投资价格下跌了1.0%，汽车和家用电器等耐用消费品价格下跌了2.4%，服装类产品价格下跌了2.2%，个人电脑价格降幅高达20.9%。而且，价格下趺趋势还从制造业蔓延到美国具有优势的服务业，其中酒店价格下跌了2.1%，飞机机票价格下跌了3.8%，电话服务业的价格指数下趺了4.0%。通货紧缩正成为美国经济面临的新挑战。日本的通货紧缩趋势更加严峻，消费价格指数在1999年以来已经连续4年下跌，跌幅依次为-0.3%、-0.8%、-0.7%和-1.0%。其间，虽然日本采取了实施零利率政策、诱导日元贬值和不断增加货币供应量等旨在导入通货膨胀的措施，但通货紧缩趋势至今没有任何缓解的迹象。欧元区的通货膨胀率虽然由于能源和食品类价格上涨而略高于欧洲中央银行规定的2%的上限，但许多商品和服务价格由于需求不足而面临下跌压力。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以消费价格指数计算的通货膨胀率也降至2%以下，在2000-2002年分别仅为1.1%、1.9%和1.1%，并且至今没有出现通货膨胀的迹象。目前，只有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以及发生金融动荡的土耳其和阿根廷等拉美国家的通货膨胀率超过两位数，但即使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通货膨胀率也趋于稳定和下降。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全球价格指数虽然呈现出明显的持续下降趋势，但一般价格水平仍维持一定的涨幅，说明至今尚未发生严格意义上的全球性通货紧缩。在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中，只有日本的价格水平近两三年来呈下跌态势，美、欧、东亚及其他地区的价格水平仍在温和上涨。但是，由于全球通货膨胀率已经持续下降到不足2%的很低水平，许多产品和服务的价格近来普遍呈下跌态势，主要国家和地区的通货膨胀率已处于战后历史最低水平，并且几乎不存在任何明显通货膨胀征兆，因此世界经济确实正面临着日益增大的通货紧缩风险，发生全球性通货紧缩的可能性在增大。
二、导致出现全球通货紧缩趋势的主要原因
不同国家和地区出现价格水平持续走低甚至通货紧缩现象的原因不尽相同，从全球范围来看，以下因素是导致出现全球通货紧缩趋势的主要原因。
首先，信息技术革命极大地促进了产业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降低生产成本和增加产出供给的同时，必然导致产品的相对价格不断下降。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产业为先导的高新技术产业迅猛发展，在世界各国产业构成中的比重不断上升。由于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产业具有技术创新层出不穷和产品更新换代快的特点，使其在不断提高技术含量和质量的同时不断降低产品价格。与此同时，信息技术还迅速向其他产业推广普及。传统制造业由于广泛采用信息技术，其产品的研发制造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使厂商不断降低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服务业在采用信息、网络和现代通讯技术以后，能够以比以往相对低的成本提供更多的个性化服务，服务价格也呈现出下降趋势。
其次，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产业分工和转移模式出现新的变化，全球范围内的竞争日趋激烈，生产能力的扩张和市场竞争的加剧使得许多产品的价格难以上涨。为适应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竞争日益加剧的新形势，发达国家企业在继续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传统产业以腾出空间发展新经济的同时，还将许多高新技术产品的不同生产制造环节，按照成本最低原则尽可能地转移到劳动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自身则专注于技术开发、品牌经营和营销网络建设，通过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达到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赢利水平的目的。发展中国家为适应国际产业分工和转移模式的新变化，充分发挥劳动生产成本低的优势大量引进跨国公司投资，不断提高加工制造技术水平和扩充生产能力，力争加入跨国公司的生产营销网络而分享部分利益。其结果是造成全球许多产品的生产能力过剩和国际市场竞争的进一步加剧，最终导致产品价格的下降。
再次，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全球贫富差距扩大，加剧了总需求不足的矛盾，是造成全球通货紧缩趋势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处的地位和所分享的利益是截然不同的。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由于控制着产品的核心技术、品牌和营销网络，因此能够获得产品生产销售利润的绝大部分，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只能赚取少量的产品加工费。不仅如此，跨国公司在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生产制造工序或采用外包生产方式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也加剧了国内普通就业岗位的竞争，从而压低了普通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其结果是制约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普通劳动者购买力水平的提高，使得全球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日趋尖锐，一般价格水平涨势放缓，以致形成全球性通货紧缩压力。
最后，许多国家长期奉行以反通货膨胀为首要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在有效地降低了全球通货膨胀率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造成目前全球一般价格水平走势低迷的局面。在20世纪70、80年代，美、欧主要发达国家大多经历过严重的通货膨胀甚至是滞胀，以致90年代的宏观经济政策普遍以抑制和预防通货膨胀为主。在克林顿政府长达8年的执政时期，美国的财政预算政策始终以减少政府开支、削减预算赤字和最终实现财政盈余为目的；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也把重点放在预防经济过热和防止通货膨胀死灰复燃上，只要出现经济过热苗头而有可能引起通货膨胀时就采取预防措施提高利率。欧盟在向单一货币过渡的近10年时间里，规定了严格的经济趋同标准，要求成员国实行以稳定为导向的宏观经济政策，力争实现低通胀甚至是无通胀条件下的持续经济增长。其中，财政政策以减少政府开支和削减财政赤字为主基凋，最终将财政赤字降至国内生产总值的3%以下，并力争在中期实现预算平衡和略有盈余；货币政策也以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和降低通货膨胀率为主，促进成员国之间通货膨胀率的下降和趋同；工资政策则要求名义工资增长不得导致通货膨胀上升，实际工资增长不得超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欧洲中央银行成立后，在欧元区实施以稳定价格为首要目标的货币政策，规定欧元区的通货膨胀率不得超过2%的上限，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应保持在45%左右。
美、欧发达国家实行的这种以反通胀为主的宏观经济政策也对其他国家产生了示范效应。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以及中东欧国家面对经济转轨过程中出现的严重通货膨胀现象，也大多采取了大幅削减政府开支、减少货币供应量和提高利率的宏观经济政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对东亚和拉美发生金融危机国家提供援助贷款时，也要求这些国家采取类似的宏观经济政策。20世纪90年代盛行的以降低通货膨胀来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对当前全球通货紧缩趋势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世界经济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陷入通货紧缩陷阱
从以上导致全球性通货紧缩趋势的主要因素以及当前世界经济的走势看，造成目前全球价格水平持续走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都不必然会导致出现严格意义上的全球性通货紧缩。世界经济在可预见的将来出现衰退的可能性很小，也不会陷入通货紧缩陷阱。
首先，由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企业生产营销方式改变，以及经济全球化时代市场竞争加剧等结构性因素所引起的，建立在生产成本下降基础上的产品价格下降，不仅不会必然导致通货紧缩而妨碍世界经济增长，而且具有积极意义，是人类社会生产方式不断进步的必然表现。从历史上看，发达国家大多经历过因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生产成本下降而出现价格水平长期下降的阶段，但并未妨碍经济的持续增长。例如，西欧主要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曾经在1874-1895年长达21年的时间内价格水平持续下降，但经济仍在持续增长。美国在1917-1922年间也出现了价格水平持续下跌趋势，同样没有妨碍其经济增长。从当前的情况看，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市场竞争的加剧虽然导致生产成本和价格水平再度出现较明显的下降趋势，但并未因此影响世界经济的增长，也不是导致个别国家和地区出现经济衰退或通货紧缩的根本原因。日本的通货紧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泡沫经济破灭后，传统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以及经济发展模式不适应新形势而出现内需长期低迷不振，以及金融系统不良债权激增、信贷收缩等原因所引起的。美国经济的衰退则与新经济泡沫破灭、信息技术产业投资过度，以及恐怖主义袭击等因素有关，东亚和拉美地区近年来出现的经济衰退主要是由于金融体系不健全和金融市场动荡所引起的。
其次，因有效需求不足和部分产业生产能力过剩造成的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和全球价格水平走低具有一定的周期性，不会必然演变成全球性通货紧缩，可以通过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加以改变。有效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所引起的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失衡是导致一般价格水平下降和经济衰退的直接原因。如果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而不加干预，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就有可能最终导致经济衰退或通货紧缩。然而无论是在当代的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政府都拥有很强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力和手段，国际上也已出现各种形式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因此，在面临有效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有可能引发经济衰退或通货紧缩时，各国政府往往会相应地采取各种形式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来刺激和扩大需求，避免经济因有效需求不足而陷入衰退或通货紧缩的困境。在产业层次上，经济全球化也为企业加快淘汰过剩生产能力和调整产业结构和布局创造了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生产能力过剩对经济增长可能产生的持久的不利影响。
事实上，近年来世界各国的政府和企业大多采取类似的积极措施来预防和减缓可能发生的经济衰退或通货紧缩。例如，布什政府上台后，面对美国经济增速下降和有可能滑向周期性衰退，采取了一系列以大规模减税和增加政府开支为特征的财政政策来应对经济下滑，美联储在确认经济面临的主要威胁是需求不足后，同样毫不犹豫地连续12次大幅度降低利率以刺激经济增长，对减缓美国经济的衰退程度和促使经济迅速走向复苏发挥了巨大作用。东亚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则大多采取了以扩大内需为主的宏观经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经济增长对外需的依赖，增强了经济增长的自主性。与此同时，世界各国也都加快了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通过淘汰、压缩落后的过剩生产能力和不断发展新兴产业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些宏观经济调控和产业结构调整措施，有效地防止了世界经济进一步滑向衰退或通货紧缩，使得世界经济继续保持一定的增长。
再次，现代货币制度是建立在不可兑换的纸币的基础上的，中央银行从理论上说具有创造货币和信用供给的无限能力。因此，中央银行完全有能力对经济运行中所需货币流通量进行调控。战后西方国家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实践表明，主要采取降低利率和增加货币供应量的办法来刺激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这种以扩张性为主的货币政策往往容易引发通货膨胀；而以反通货膨胀为主要目标的货币主义货币政策则以抬高利率水平和控制货币供应量为主要手段，这种以收缩性为主的货币政
宏观经济主要变量包括国内生产总值、失业率、通货膨胀率等，这些宏观经济变量的长期和短期的决定因素是不同的。在分析重要宏观经济变量时，需要考察“这些变量的短期变化是由什么决定的？这些变量长期作何变化并由什么决定？”“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实际上是从不同的时间角度来考察每个重要变量：当期、短期和长期，并运用不同模型分析长期问题和短期问题。”
（一）产出的决定因素
在长期，工资和价格具有伸缩性，它们可以充分调整到使劳动市场达到充分就业，无论价格如何变化，产出总处于潜在水平，总供给曲线为一条垂直线。例如，当价格提高时，名义工资和价格保持同比例增长，实际工资不变，劳动市场总处于充分就业状态，产量为充分就业的产出水平或潜在的产出水平（也称自然产量率）。因此，长期产出水平与物价水平并不相关，它是由经济供给产品与服务的能力决定的，这种能力取决于资本和劳动的供给数量、制度因素以及可获得的技术水平。经济增长模型用于研究长期产出的决定因素及变动趋势，解释各国居民生活水平差异的原因，在此基础上试图提出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政策。在短期，由于工资具有粘性，当物价水平上升时，货币工资不会立即对此做出反应，随着实际工资的下降，企业将雇佣更多的工人，并增加供给量。菜单成本等原因的存在使一些物品与劳务的价格对经济状况变动的调整也是缓慢的（即“价格粘性”），当物价水平提高时，一些企业保持其价格不变，这种低价格吸引了消费者，从而引起这些企业增加就业和生产。工资和价格在短期的粘性特征使总供给曲线向右上方倾斜。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对经济前景的信心、企业对新投资项目盈利性的估计、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变动等会引起总需求曲线的移动，在供给不变的情况下，产出将达到新的均衡水平。特别地，在极短时期内，价格水平是固定的，总供给曲线为一条水平线，无论产出的需求如何变化，企业都会提供与之相等的产出，此时的产出仅取决于总需求。由此可见，影响总需求因素的变动会影响短期的产出水平。由于潜在产出反映了经济社会的生产能力，受总需求影响的实际产出将围绕潜在产出水平上下波动。大多数经济学家使用总需求与总供给模型来分析宏观经济诸如繁荣与衰退的短期波动，并考察经济从短期转向长期的内在调整过程。
（二）通货膨胀的决定因素
货币量是物价水平和通货膨胀率的长期决定因素。传统货币数量论认为，由于货币流通速度大体稳定，长期中的潜在产出水平由要素供给和技术水平决定，而与货币无关，货币数量增加只会导致物价水平上升和高通货膨胀率。“古典二分法”和“货币中性”以及货币主义关于通货膨胀总是货币现象的观点揭示了货币与通货膨胀的长期关系。凯恩斯也认为，一旦对应于充分就业的产量得以实现，古典理论就会再次盛行起来，货币扩张将产生“真正的通货膨胀”。总需求和总供给变动是短期通货膨胀的原因，其主要类别有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和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总需求不同组成部分的增加都可能带来通货膨胀压力，如消费需求的扩大、投资超速增长、政府赤字过大以及净出口增长都会直接拉动总需求，结果在短期引起整体物价水平上升。成本是决定价格的最重要部分，如果农产品价格提高，能源价格上升或者工人和企业预期物价水平上升而达成高水平名义工资合同并在合同期保持不变，企业成本将上升，除一些企业迫于竞争压力而通过提高效率来降低成本外，其他企业通常有提高价格的动机和倾向，从供给方面引入通货膨胀压力。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世界经济史表明，石油价格上升导致的成本上升是成本推动通货膨胀的最重要因素之一。通货膨胀的长期和短期分析视角并非绝对矛盾，需求和供给的变动、人们预期变化等都与货币数量变动存在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从需求、供给、制度及预期等不同角度剖析货币数量增加的原因，对于认识和治理通货膨胀是有益的，并且与通货膨胀“永远而且到处”是货币现象的论断并不相悖。
（三）失业的决定因素
长期经济中趋近的失业率称为自然失业率，是长期中不会自行消失的失业，也是充分就业状态下潜在产出得以实现的失业率。“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对应的失业率即为自然失业率。决定长期失业率的因素主要有人口组成、部门差异、工会的力量、最低工资制度等。许多公共政策如能有效实施，则可以通过减少摩擦性失业来降低自然失业率，如政府就业机构及时传播工作空位信息，可以使工作岗位和工人更有效地匹配；公共筹资的再培范小仲：宏观经济学中的长期与短期率、通货膨胀率等，这些宏观经济变量的长期和短期的决定因素是不同的。在分析重要宏观经济变量时，需要考察“这些变量的短期变化是由什么决定的？这些变量长期作何变化并由什么决定？”“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实际上是从不同的时间角度来考察每个重要变量：当期、短期和长期，并运用不同模型分析长期问题和短期问题。”
（四）产出的决定因素
在长期，工资和价格具有伸缩性，它们可以充分调整到使劳动市场达到充分就业，无论价格如何变化，产出总处于潜在水平，总供给曲线为一条垂直线。例如，当价格提高时，名义工资和价格保持同比例增长，实际工资不变，劳动市场总处于充分就业状态，产量为充分就业的产出水平或潜在的产出水平（也称自然产量率）。因此，长期产出水平与物价水平并不相关，它是由经济供给产品与服务的能力决定的，这种能力取决于资本和劳动的供给数量、制度因素以及可获得的技术水平。经济增长模型用于研究长期产出的决定因素及变动趋势，解释各国居民生活水平差异的原因，在此基础上试图提出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政策。在短期，由于工资具有粘性，当物价水平上升时，货币工资不会立即对此做出反应，随着实际工资的下降，企业将雇佣更多的工人，并增加供给量。菜单成本等原因的存在使一些物品与劳务的价格对经济状况变动的调整也是缓慢的（即“价格粘性”），当物价水平提高时，一些企业保持其价格不变，这种低价格吸引了消费者，从而引起这些企业增加就业和生产。工资和价格在短期的粘性特征使总供给曲线向右上方倾斜。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对经济前景的信心、企业对新投资项目盈利性的估计、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变动等会引起总需求曲线的移动，在供给不变的情况下，产出将达到新的均衡水平。特别地，在极短时期内，价格水平是固定的，总供给曲线为一条水平线，无论产出的需求如何变化，企业都会提供与之相等的产出，此时的产出仅取决于总需求。由此可见，影响总需求因素的变动会影响短期的产出水平。由于潜在产出反映了经济社会的生产能力，受总需求影响的实际产出将围绕潜在产出水平上下波动。大多数经济学家使用总需求与总供给模型来分析宏观经济诸如繁荣与衰退的短期波动，并考察经济从短期转向长期的内在调整过程。
（五）通货膨胀的决定因素
货币量是物价水平和通货膨胀率的长期决定因素。传统货币数量论认为，由于货币流通速度大体稳定，长期中的潜在产出水平由要素供给和技术水平决定，而与货币无关，货币数量增加只会导致物价水平上升和高通货膨胀率。“古典二分法”和“货币中性”以及货币主义关于通货膨胀总是货币现象的观点揭示了货币与通货膨胀的长期关系。凯恩斯也认为，一旦对应于充分就业的产量得以实现，古典理论就会再次盛行起来，货币扩张将产生“真正的通货膨胀”。总需求和总供给变动是短期通货膨胀的原因，其主要类别有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和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总需求不同组成部分的增加都可能带来通货膨胀压力，如消费需求的扩大、投资超速增长、政府赤字过大以及净出口增长都会直接拉动总需求，结果在短期引起整体物价水平上升。成本是决定价格的最重要部分，如果农产品价格提高，能源价格上升或者工人和企业预期物价水平上升而达成高水平名义工资合同并在合同期保持不变，企业成本将上升，除一些企业迫于竞争压力而通过提高效率来降低成本外，其他企业通常有提高价格的动机和倾向，从供给方面引入通货膨胀压力。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世界经济史表明，石油价格上升导致的成本上升是成本推动通货膨胀的最重要因素之一。通货膨胀的长期和短期分析视角并非绝对矛盾，需求和供给的变动、人们预期变化等都与货币数量变动存在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从需求、供给、制度及预期等不同角度剖析货币数量增加的原因，对于认识和治理通货膨胀是有益的，并且与通货膨胀“永远而且到处”是货币现象的论断并不相悖。
（六）失业的决定因素
长期经济中趋近的失业率称为自然失业率，是长期中不会自行消失的失业，也是充分就业状态下潜在产出得以实现的失业率。“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对应的失业率即为自然失业率。决定长期失业率的因素主要有人口组成、部门差异、工会的力量、最低工资制度等。许多公共政策如能有效实施，则可以通过减少摩擦性失业来降低自然失业率，如政府就业机构及时传播工作空位信息，可以使工作岗位和工人更有效地匹配；公共筹资的再培范小仲：宏观经济学中的长期与短期训计划能使工人更容易从衰落行业转到新兴行业。短期失业问题与经济短期波动密切相关，通常是由于总需求不足而导致的失业。在宏观经济运行的繁荣与高涨时期，经济中对产品和服务的总需求上升，对劳动力的派生需求也上升，因而失业率较低；相反，在经济运行衰退和萧条阶段，对产品和服务的总需求减少，对劳动力的派生需求下降，失业率比较高。由于难以避免的原因，经济中总存在失业，实际失业率将随经济周期的阶段性变动，在自然失业率水平上下波动。
二、宏观经济政策的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
宏观经济短期波动主要源于总需求冲击，政府可以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影响总需求，以熨平经济波动。然而，在宏观经济学发展史上，不同流派对总需求管理在短期和长期的政策效果却存在分歧。凯恩斯主义认为当经济出现波动时，需要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的运行，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来控制总需求，使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变动范围，以减少波动；向右下方倾斜的菲利普斯曲线为政策选择提供了菜单，决策者可以失业率上升为代价降低通货膨胀率，也能以通胀率上升为代价来降低失业率。现代货币主义反对凯恩斯主义“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其代表人物弗里德曼认为，人们的消费取决于恒久性收入而不是短暂性收入，所以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中的减税政策或者增税政策可能是无效的。在短期内，实际通货膨胀率可能高于预期通货膨胀率，企业收入增长率将高于名义工资增长率（即成本增长率），企业增加产量和就业是有利可图的，从而使失业率低于自然失业率水平，但由于人们适应性预期的作用，实际通货膨胀率最终将与预期通货膨胀率相一致。所以，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交替关系仅在短期存在，在长期不存在，长期菲利普斯曲线是一条位于自然失业率水平的垂直线，因而凯恩斯主义的货币政策最多只能在短期内有效，长期必然无效，从长期来看，扩张性货币政策不但不能降低失业率，还会使通货膨胀率不断上升。货币主义还认为，由于政策时滞的存在，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反而会加剧宏观经济的不稳定。该学派认为货币是影响产量、就业和物价水平的最重要因素，主张实行“单一规则”或“固定规则”的货币政策，为经济运行提供稳定的环境。对于凯恩斯主义积极的宏观政策，理性预期学派认为过多的政府干预只会引起经济的混乱，政府所使用的刺激总需求的货币政策是造成经济波动的原因。如果政策事先被人们合理预期到，政策对产量的变动就会无效。人们的理性预期使得实际通货膨胀率将总是与预期通货膨胀率相一致。所以，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都不存在交替关系，菲利普斯曲线总是一条位于自然失业率水平上的垂直线，因而凯恩斯主义的宏观货币政策在短期和长期都无效。理性预期学派认为，稳定的政策规则比政策本身更重要，政府应按稳定的政策规则行事，而不是采取积极行动主义政策。20世纪80年代末，一些经济学家继续坚持原凯恩斯主义的信条，同时吸收其他流派的理论观点，采用新的分析和研究方法，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原凯恩斯主义，形成了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该学派认为，当经济中出现需求或供给冲击后，工资和价格的粘性使市场不能出清，经济处于非均衡状态，即经济周期波动和存在非自愿失业，即使有理性预期的存在，由于经济自动恢复均衡是一个较缓慢的痛苦过程，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仍然有积极作用。
三、长期问题与短期问题的分离与融合
（一）古典经济学侧重经济的长期问题
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试图解释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他的核心思想是：经济增长产生在资本积累及劳动分工的基础上，资本积累促进了生产的专业化并推动了劳动分工的发展，而劳动分工使得工人的生产率提高，从而提高社会总产出，进一步增加了资本积累。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在“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经济自身能够迅速实现均衡，使得供给量等于需求量，他们接受了供给本身会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的逻辑：经济社会一般不会发生任何生产过剩的危机，更不可能出现就业不足，因此政府不需要干预市场经济的运行。可见，古典模型中工资和价格具有伸缩性的假设使短期保持稳定的问题并不在古典经济学家的考虑范围内，长期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才是他们的兴趣所在。
(二）凯恩斯侧重短期经济波动问题
20世纪30年代，西方世界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出现了经济大萧条，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经历了大规模失业和收入的大幅度下降，这次危机的影响在历史上是最为严重、最持久和最广泛的。古典理论无法对此做出解释，根据这种理论，国民收入取决于要素供给和可获得的技术，而在1929～1933年间，这些条件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动。在大萧条爆发之后，许多经济学家认为需要一个新模型来解释这种大规模与突发性的经济衰退，并提出可以减轻众人所面临的经济困难的政策。凯恩斯有一句名言：“在长期，我们都死了”，这是针对古典经济学的“从长远看，市场最终会达到均衡”。他认为长期的观点无法指导当务之急，“古典学派的假设条件只适用于特殊情况，而不适用于一般实际生活中通常的情况……如果我们企图把古典理论应用于来自经验中的事实的话，它的教诲会把人们引入歧途，而且导致灾难性的后果”。[3]凯恩斯否定了萨伊定律，认为总需求决定国民收入和就业，有效需求不足将会导致大规模失业和产能过剩，经济在短期内并不能迅速实现供求的均衡，主张政府采取财政政策来刺激总需求，以克服经济萧条和大规模失业。凯恩斯使宏观经济学关注的重点由古典长期增长问题转向短期的经济波动问题，并开启了现代宏观经济学。此后，总需求方面的短期问题成为当时宏观经济研究的前沿，而古典主义侧重的供给方面的长期问题则处于次要地位。
（三）新古典综合派将长期问题与短期问题进行综合
二战后，随着经济分析的不断发展和深化，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对凯恩斯的“短期比较静态分析”提出批判和质疑。新古典综合派为了弥补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理论之间的分歧，使凯恩斯的理论长期化和动态化，综合了各种经济波动理论与经济增长理论。该学派实际上是把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和凯恩斯理论综合起来，主张采取凯恩斯的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调节，以避免经济波动从而达到充分就业，而当经济一旦实现了充分就业，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就可以适用，并且能够持续维持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
（四）“东亚奇迹”吸引经济学家将目光逐步转向长期增长问题
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经济处于“滞胀”之中，凯恩斯主义既无法予以解释，也不能提出合理的政策主张。与此同时，东亚却正在创造着经济奇迹。日本在20世纪60～70年代取得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亚洲“四小龙”的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的经济也在此期间增长迅速。东亚的奇迹与非洲国家地区相对落后贫穷的经济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吸引了相当一部分经济学家来思考研究长期的经济增长问题。东亚奇迹让人们感受到长期的经济增长比短期的稳定重要得多，虽然短期经济波动会影响人们的福利水平，但是长期经济增长带来的是人们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它是一国国民经济福利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如果我们能使政府的政策选择对长期经济增长哪怕只有很小的影响，那么较之于逆周期政策和微调的宏观经济分析的全部历史，我们对提高生活水平的贡献也要大得多。经济增长是宏观经济学中真正至关重要的一部分”。20世纪80年代产生的内生增长理论是在继承和批判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索洛模型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人均产出增长取决于外生给定的技术进步，经济的自发运行使经济最终处于最优增长路径上，经济政策不会对经济的长期增长产生显著的影响，因而新古典增长理论无法为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指导。内生增长理论则将技术进步因素视为内生变量，在经济系统内部讨论技术进步的来源与演进，以及技术进步与其他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该理论把经济体系中的教育和研究开发活动视为技术进步的源泉，认为知识生产和人力资本生产的溢出效应即外部性使整个社会的生产具有收益递增的特征，进而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政府可以通过适当的税收或补贴政策鼓励研究开发和人力资本投资，以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五)真实经济周期理论：长期与短期问题的融合
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认为经济波动主要是由意料之外的实际经济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宏观经济经常会受到一些实际因素的冲击，比如石油危机和农业歉收，还有战争、人口变化、技术革新等。该理论认为技术冲击是最常见、最值得分析的造成经济周期的实际因素，并把技术冲击作为经济波动的根源。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试图将长期增长和短期波动的研究统一在同一个模型之中，并且认为决定经济波动的因素与长期增长的因素是相同的，既有总供给又有总需求，可以归结为供给特别是技术方面的冲击，因而不存在短期和长期之间的区分。经济周范小仲：宏观经济学中的长期与短期期不是短期经济对长期趋势的偏离，即不是国内生产总值对潜在的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偏离，经济周期是经济趋势本身的变化，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四、结语
［关键词］房地产；金融化；过度繁荣；投资扭曲
一、日本上世纪80年代末房地产泡沫的特点
日本80年代末的房地产泡沫举世闻名，以至于有人戏言日本经济给世界留下的“财富”除了 经济发展奇迹，还有房地产泡沫。 日本经济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迅速持续增长，到80年代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日本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历了三次主要的资产价格泡沫周期。第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 第二次是田中角荣首相的“重塑日本列岛”的复兴计划时期；第三次是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 的平成繁荣时期，是房地产市场过度繁荣的一个经典案例。
为了克服日元大幅升值对日本经 济的负面影响，日本政府制定了以国家投资、私人投资和个人消费支出扩张为主的内需型增 长策略，掀起了一轮大规模基础设施与房地产建设的高潮。①与此同时，在金融自由化和 金融 脱媒压力下，银行开始大幅增加对中小企业和个人抵押贷款，其中房地产被视为最佳抵押物 。在实体经济缺乏投资渠道的情况下，企业和个人则开始大搞“炼金术”。在政府、银行、 企 业和个人“三驾马车”式的推动下，终于制造出史无前例的房地产泡沫。此次被广为提及的 房地产泡沫事件，主要特点包括：
(一)泡沫巨大
在乐观预期和投机作用下，房地产价格不断上涨。1984―1990年，日本6大 城市地价上涨21倍，年平均增长率达252%。1985―1990年，日本土地资产总额增长了2 4倍 ，相当于同期GDP增速的3 7倍；1990年末，日本土地资产总额达到15万亿美元，为同期美国 土地资产总额的5倍。
(二)泡沫具有鲜明的结构性特征
从房地产类型来看，是从商业地价上涨传导至住宅市场； 在泡沫之前，商业用地价格涨幅始终高于住宅用地。从地区来看，集中在三大都市区，其中 又以东京地价上涨为导火索。东京地价从1983年开始上涨，然后传导至大阪及名古屋，大阪 和名古屋分别于1984年和1985年启动。
(三)跌幅大，持续时间长
1992年泡沫破灭之后，日本地价持续下降14年，直到2006年才有 所回升。2007年底，六大城市土地价格不及1991年高点的1/3；绝对价格也只相当于25年前 ，即1982年的水平。
二、美国此轮房地产市场过度繁荣的特点
美国此轮房地产市场波动的幅度，虽然与日本不可同日而语，但在其历史发展上也是独一无 二的。
(一)房价持续上涨脱离基本面
由于直接计算房价基本面，需要了解房地产市场供求曲线， 并花费大量篇幅说明所选用的参数和模型的合理性。因此市场更多是采用比率估值法。从美 国情况来看，全美房地产同业公会的“房屋购买力指数”（Housing Affordability Index, HAI）从2002年的131降至2005年的114，创历史新低。同时，房价―租金比（Price/ Rent
Earnings, P/ E）则创历史新高。根据IMF的计算，2004年，美国该指标比此前三十年的最 高点（1979年）高出10%。表明无论从购买能力指标，还是从房租收益角度，都已很难解释 房价的涨幅。
(二)各地区房价上涨的同步性显著增强
由图3可知，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美国各地区房 价开始大幅攀升，同步性明显增强。与以往更多受当地经济影响相比，房价开始脱离各地实 体经济约束，而更多受共同因素影响。
(三)全国名义房价首次大幅下降
由上图可知，美国三大名义房价指数（N AR、Case-Shille r、OFHEO）在上世纪80年代都有过较大的波动，尤其是代表大中城市为主的Case-Shiller指 数下跌 超过6%。但次贷危机以来，代表全国情况的NAR和OFHEO指数首次环比大幅下跌，跌幅分别达 到7%、5%。
三、日本与美国房地产市场过度繁荣的共性
（一）经济增长动力减弱，但仍想维持原有增长模式
日本的高速增长期在上世纪70年代初就已经结束，但日本经济的逆转不是从上世纪70年代初 直接走向停滞 ，相反，在上世纪90年代的危机出现之前，日本经济经历了一个迸发出高度活力的时期，即 现在被 称为泡沫的那段空前的繁荣。如下图所示，从表面上看，是尼克松冲击②和第一次石油危 机使日本经济结束了其持续高速的增长期，但事实上从上世纪70年代起，日本经济增长动力 已经开始减弱。
一是从日本自身经济结构变迁看，日本经济发展到了上世纪70年代便进入成熟期。理查德 卡茨（1 998）认为，1960―1979年间日本生产率的提高，1/3来源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其余的2/3来 自 产业结构转型的动力，即资本、劳动力从农业转向工业，在工业中则从纺织业转向机械制造 业。进入上世纪70年代以后，不同产业间生产率的差距缩小了，转型基本上结束，也就意味 着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开始减弱。
二是从日本赖以发展的国际环境来看，上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使日本经济 开始面 临根本性的转折。正如高柏（1997）所指出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支持下的固定汇率和对资本 流动的严格控制，使日本政府可以采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促进经济增长，同时用紧缩的财政 政策来控制通货膨胀，避免了“蒙代尔一弗莱明”的三元悖论，从而得以独立追求本国经济 的高速增长。
三是从微观层次来看，最显著的一个现象是企业从实体经济抽离。由于日本国内产业结构调 整困难，实体投资机会减少，金融投资成为企业利润的重要来源，金融资产占比随之迅速上 升。上世纪70年代后半期，日本非金融企业的金融资产与负债之比约为40%，1985年上升为8 5%，到1986年更是超过了100%，所筹集到的资金都被用于金融和房地产市场投机（高柏，19 97）。
从美国的情况来看，虽然美国先后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末的经济衰退和2001年网络泡沫破灭 ，但衰 退都比较温和。与此同时，更大的风险是，美国开始进入“后工业时代”，经济过度依赖房 地产和金融业拉动，未能确立新的经济增长动力。
一是经济房地产化，发展后劲不足。2002―2007年，美国房地产占有形财富比例从36%上升 至 38%；与此相对应，机器设备和软件占比则从14%下降至11%。一般而言，房地产业的技术含 量较小，与生产力进步的相关性较弱，因此，非房地产部门的相对萎缩，一定程度上表明经 济发展后劲不足（Posen，2009）。
二是企业成为净储蓄提供者。虽然历次经济衰退之后，企业都有一个资产负债表的修复过程 ，但2001年网络泡沫之后，这种变化尤其明显，企业储蓄率上升最高，持续时间也最长（Br av，2003）。资产价格膨胀中企业投资意愿的持续低迷，与日本上世纪80年代的情况惊人的 相似。
（二）过度利用金融资源
从日本情况来看，在广场协议签订和日元升值之后，日本没能确定新的战略性产业并进行重 大的结构性改革，相反，日本银行采取扩张型金融政策，企图依靠宽松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 长。到1987年2月，日本银行已5次降息，将利率从5%降到了25%，并将此利率一直维持到1 989年5月，进入所谓的超低利率时代。在1987年10月美国股市暴跌（即著名的“黑色星期一 ”）后，日本进一步放松货币供应，1987－1990年的4年间，日本的货币供应量（M2+CD）年 平均增长率超过10%，比1981―1985年间的平均年增长率高出2个百分点。从微观层面上看， 由于大企业融资脱媒化及金融自由化带来的竞争日益加剧，银行开始实施 激进的贷款行为。为了提高收益，银行被迫向中小型企业和个人发放抵押贷款，且贷款倾向 于以地产或股票作抵押，使大量企业从实业转向金融投机。不仅如此，银行还给许多非银行 金融机构（信用组合、住宅金融专业公司）大量融资，从而间接参与房地产投机，管理更为 混乱。
从美国的情况来看也是如此。受网络泡沫破灭影响，为了防止衰退，美联储从2001年初以来 连续13次调低利率至2003年的1%，达到过去46年（自195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并将该利率 维持了一年。宽松的货币政策促使房贷利率不断下降，30年固定按揭贷款利率从2000年末的 81%下降到2003年的58%。
宽松的货币环境还伴随量的扩张，并且这种量的扩张远非伯南克宣称的“全球储蓄 过剩”（global savings glut）所能解释。例如，上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经常账户逆差/ GDP约 为15%，到了1998―2007年间，这一比率上升至45%左右，而同期信贷年均增长量/GDP约 14 %，也即信贷扩张是新增经常账户逆差的5倍左右。因此，如果认为这只是金融机构起到了中 介作用，那就需要解释为何乘数是如此之大。美国宽松的资金环境，显然不是被动的吸收发 展中国家资金所致，而是主动的政策选择。
（三）“房价不灭神话”的共识
上世纪70年代至2007年之前，美国的名义房价几乎没有下跌过，所以市场形成的“公理”就 是“房价永远不会降”，道理很简单，既然这样的趋势能持续这么多年，没有理由这时候就 会停止下来。 而日本当年的情况只会更疯狂。日本国土面积非常狭小，土地被视为最为可靠的财富，日 本民众对房价上涨抱有极高预期。不但如此，日本在海外的投资也是“房价不灭神话”理念 的延续。在日元升值影响下，日本企业大批投资海外，但投资领域并非汽车或其他制造业， 而是集中在金融、保险与房地产业。海外收购中最著名的是三菱地产公司1989年收购了称之 为“美国象征”的纽约洛克菲勒中心大楼，使美国舆论哗然。日本人认为，这既是金融资本 的象征，也是其文化资本的象征。
四、与美国房地产市场过度繁荣的不同之处
（一）日本以企业负债为主、美国则以家庭负债为主
日本和美国的房地产市场过度繁荣都是此前经济增长模式的强行延续。日本经济增长中，投 资占很大比例，此后的房地产泡沫中，企业是泡沫经济的主要推动力。泡沫经济中，1985― 1 992年，日本企业购买了净值46万亿日元的土地，而家庭出让土地的收入高达834万亿日元 ，企业是土地价格上涨的最主要推动者。与此相反，美国以消费拉动为主，家庭是负债主体 。因此，美国房地产市场繁荣延续了消费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同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差 异，对美、日两国房地产过度繁荣后的经济调整路径有着直接的影响。
一是债务重整难度存在差异。一般而言，企业去杠杆化手段较灵活，包括增加收入、破产或 者兼并，还可以发行股票的形式去杠杆，退出机制较灵活。而家庭去杠杆化只有两种可能： 一是增加收入，二是银行勾销不良资产。此外，家庭的消费习惯在短期内也很难改变。因此 ，理论上美国家庭去杠杆化所需时间更漫长。但从美国和日本的实际情况来看，却并非如此 。一方面，由于日本独特的经济体制及社会理念，以及以银行融资为主的融资体系，使得日 本企业的破产、兼并事实上都较难进行。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的“僵尸银行”、“僵尸企业 ”比比皆是，严重阻碍市场优胜劣汰机制的进行。另一方面，美国的银行对住房抵押贷款并 无追溯权，一旦房价下跌过多，居民即采取以脚投票形式，放弃住房所有权。这样的体制使 得银行、家庭的资产负债表更具弹性，虽然波动大，但修复较快。
二是生产能力过剩较消费过度对经济的影响可能更大。受投资收益大幅增加的刺激，泡沫后 期，日本企业在生产能力上也进行了大量投资，1987年增长了86%，1988年增长了166% ，甚至打破了经济高速增长期的记录。泡沫破裂后，日本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消化了产能过 剩，成为泡沫破裂后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与消费习惯变迁的困难相 比，设备投资更具不可逆转性。从这个角度而言，美国房地产萧条对经济影响的严重程度应 比日本弱些。
（二）日本以银行融资体系为主、美国以市场融资体系为主
美国的市场融资体系发达，由银行等金融机构发起抵押贷款，然后出售打包贷款，资金来源 于二级市场，次贷危机的爆发也从二级市场开始。日本是主银行制度，间接融资占主导地位 ，危机从房价下跌和抵押贷款坏账开始。 两者的融资体系迥异，但都爆发了严重的房地产金融危机。可见，次贷市场的发展和扭曲不 是次贷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本质上都是在经济增长动力减弱时，仍过度利用金融工具，导 致房地产市场过度繁荣，由此带来经济主体的过度负债和此后实质意义上的“次贷”（还款 安全边际下降），并危及整体实体经济的平稳运行。事实证明，任何一种金融模式，都无法 克服金融体系内在的不稳定性。
五、结 论
从日本和美国的比较来看，至少可以得出如下两个结论：一是经济增长动力减弱之际，而又 过度利用金融资源，通过房地产市场制造虚假繁荣，经济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二是次贷 市场的发展和扭曲不是次贷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在现代金融体系下，房地产市场放任自由 的发展，其后果往往是投机盛行和被过度金融化，从而导致经济主体过度负债和此后实质意 义上的“次贷”，并危及实体经济的平稳运行。
我国尚处在城镇化过程中，房地产市场比美国以及当年的日本更为复杂。但从房地产市场发 展的经验来看，我国似乎也开始具备这样的迹象，即经济增长动力减弱又过度利用金融资源 。因此，当以日本和美国为前车之鉴，通过制度性改革，建立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的长效机 制，改变经济过分倚重房地产业的状况，积极培育新的增长点，从战略高度及早实施经济结 构的调整。
注 释：
①1987年，作为综合财政政策的一部分，大东京地区的地方政府上马了3个大规模的城市发 展计划，这些计划不仅刺激了地价的上涨，同时也使拥有土地企业的股票价格上升。而景气 的繁荣使更多的企业、机关在大城市设立办公地点，掀起了楼房建筑热，使土地价格更是直 线上升。
②为摆脱越战期间美国社会失业、通胀以及国际收支赤字的困境，减缓大量黄金外涌的危 机，尼克松政府于1971年8月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包括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征收10％ 的进口附加税等，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对日本的影响最为严重，故被日本金融界称之 为“尼克松冲击"。
主要参考文献：
［1］ 奥村洋彦．日本“泡沫经济”与金融改革［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
［2］ 陈道富．从“广场协议”看日元升值的教训及启示，国研网．
［3］ 高 柏．日本经济的悖论――繁荣与停滞的制度性根源［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
［4］ IMF，“Global 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2005、2007．
［5］ Jan Loeys，《Corporates are driving the global saving glut》，J.P. Morgan ，2005．
Over-prosperity of Real Estate Market: Comparison b etween Japan and U.S.
Ge Ying
Abstract：Two conclusions could be drawn from the comparison be tween real estate
boom which happened in the late 80s in Japan and United States. First, the boom
of real estate is always caused by excessive use of financial resource when the
economic growth was abating. Second, the development and skew of subprime marke t isn't the root of mortgage crisis in United States. The instability of financi al system is endogenous. In modern financial system, real estate could be excess ively financialized if without any control, which will further lead to excessive
speculation and over-indebtedness of economy with the consequence of substantiv e“subprime mortgage" and instability of real economy.
我国经济即将进入到新一轮快速增长期，但在这一轮经济增长启动的同时，我国的旧的经济增长方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势在必行。
一、必须摒弃传统发展理念
过去那种把经济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把经济增长等同于GDP增长的观念，那种“重投资、轻效益”“重速度、轻结构”“重数量、轻质效”“重短期、轻长期”“重增长、轻环境”“重经济、轻社会”“重物质财富、轻人的全面发展”的行为。都已难以适应今天发展的需要。必须清醒地认识和把握可持续发展的规律，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以新的资源观、成本观、产业观和政绩观等。重新审视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一步深化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认识。必须以国家宏观调控为契机，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依靠科技进步，改善劳动者素质，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增强核心竞争力。
二、加快发展中等职业教育，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然选择
为了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实现这个转化，需要教育发挥关键性和基础性的作用。在各级各类教育中，最能够对提高劳动力素质做出直接贡献的。就是职业教育。职业教育是现实的、直接的生产力。
回顾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狠抓了教育，狠抓了人力资源开发。我国基本实现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大众化两个历史性跨越，这为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和人力资源的开发做出了巨大贡献，保障了经济建设对人力资源的需求。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进一步转变，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也将进一步提高。人们一般认为百年树人。教育具有长远的意义，这是不错的；但还要充分认识到，教育对于人力资源的开发。进而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现实的根本性的作用。因此，在新的发展阶段，不仅要使广大劳动者普遍接受九年义务教育，而且还要让他们普遍接受基本的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与之相适应。要求中等职业教育必须有一个大的发展。
三、发挥价格机制的作用，尽可能让价格真实地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有赖于价格机制的作用。市场价格机制可以及时反映资源的供求状况和稀缺程度，同时又激励人们不断开发替代品和提高资源使用效率的新技术，从而淘汰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的落后生产工艺、技术、设备和产品。而在价格机制不完善或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情况下，资源的稀缺程度就得不到真实的反映。节约资源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管理方式，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建设，就缺乏足够的动力。
近几年，一些名目繁多的土地优惠政策，能源、水资源等“僵硬”的官制价格，环境污染的“低成本”或“零价格”，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导致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和经济粗放型增长的重要原因。它们也表明政府对某些资源的配置，仍拥有过多的支配权力。因此。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应当进一步发挥价格机制的作用，让价格能够灵敏准确地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同时，应建立和强化相应的制度约束。在打破所有制歧视、公平市场准入的基础上。制定和实施严格的土地、资源和环境标准，规范政府行为和新增投资的进入规则，让那些对土地过度使用、对资源过度开采和对环境严重破坏的经济行为支付较高的制度成本。当然，一些基础性资源的价格变动牵动面很广，有的直接关系到群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的承受能力，必须慎重对待。但尽可能地让价格机制及时向企业和社会传递资源稀缺程度的真实信号，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言是绝对必要的。
四、加快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我国迄今未能摆脱粗放型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滞后。与制造业相比较。服务业提供的不是有形的产品，而是无形的劳务。因而。单位增加值产出的资源消耗相对较低。环境污染相对较少。更为重要的是，服务业的就业弹性较高，技术和知识密集，具有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会直接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效率。
加快服务业的发展。需要进一步转变观念，将其放到与现代制造业建设同等重要的位置上。现代制造业是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是国民经济的主要装备部门和技术创新的重要平台，是竞争实力的重要支撑。但现代制造业的发展不能以牺牲服务业为代价，而应与服务业形成良性的互动。近年来。有些地方片面追求制造业的发展，在疏导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服务业方面，则无所作为；有的地方对竞争力已经衰退的传统工业，仍极力给予政策扶持，而较少引导它们从工业领域退出，向服务业转移；有的地方在税收、用地等方面，一律向制造业倾斜，对服务业“另眼相看”。面对新的竞争形势和约束条件，下一步不仅需对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制造业进行严格控制，对现代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的重点领域、关键技术及产品进行引导和扶持。而且应采取有效的方式和手段。进一步激活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五、提升工业高新区建设水平，发挥产业集群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