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宏观经济；微观经济；关联性；互偿性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6-00-01
一、概念层次
1.宏观经济
就以我们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宏观经济一般来说指的是我们全部的国民经济，也可以称为关于我们国民经济的总体活动。也就是指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当然也包括哦过经济发展的现状，以及各种经济现状的总和。就我们医院内而言，宏观经济便是指医院整体的经济发展状况，以及整体的经济规划。宏观经济与我们的民生也是分不开的，比如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物价总体升降，以及我们的总体劳动就业率的变化等情况。在对外方面，宏观经济可包括我国的货币发行规模大小，以及根据世界汇率的变化来控制我国对外汇率的变化，还有便是要严格的控制进出库的规模，严防各种金融渗透等阴谋，来维护我国的总体经济稳定。
2.微观经济
对于微观经济而言，其是相对于宏观经济而言的，微观经济一般指的是单位的经济体，在某种意义上也能说成是宏观经济的构成单位，一般可包括我们常见的一些经营中的公司，个别的单个企业的总体经济活动。在这些单个的生产单位中，微观经济具体可细化到这些公司中的生产，销售，经营，以及其价格的制定等经济活动。对于我们医院来说，微观经济便是在宏观经济统一的指导之下，各部门之间为了完成整体的经济发展，而完成自己分内的事，各科室，各部门之间具体操作，以保证宏观经济整体的健康发展。这也需要我们医院的宏观调控上保持正确的方向指引，已保证整个医院经济的健康发展。
二、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关联
1.经济活动是一个整体
就我们的经济学来说，整个的社会经济活动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整体。因为在我们的经济领域中的生产、流通、交换、消费的这些维持市场运转必须的环节中，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密切联系的，即包含了微观经济的成分，又会是在宏观经济的调控之下。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还不是特别完善的今天，看得见的看不见的两只手相辅相成，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这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市场处于较为基础的位置，发挥着最基本的作用，宏观调控来弥补市场调节所带来的不足。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不管是国民经济还是我们医院的整提经济发展，都是同样的道理，医院整体经济的发展来讲，整个的宏观发展与个科室之间共同构成我们整个医院的经济状况。
2.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相互交融
由市场经济的整体性我们可以看到，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之间并没有较为明显的分界线，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之间可谓是互为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就以我们经济学中最为常见的生产、流通、交换、消费的经济活动过程中，就可看到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相交融之处。我们医院也是同样的问题，必须在我们整体的宏观经济大方向的指引下，微观上个部门之间沿着大方向走，共同促进我们医院整体经济的发展。当然只是宏观经济上来调控如何指定方向，而没有微观经济的各部门实施，也是不能促进整体的发展。说在此过程中，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是相互交融切不可分割的。
三、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互偿性
1.微观经济是构成宏观经济的基础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宏观经济是由微观经济所构成的。因为就是有了微观经济中各个具体的生产单位的具体工作进程，才共同形成了我们所看到的宏观经济中的整体国民经济。然宏观经济虽说在一定意义上指的是国民经济的具体发展状况，不过国民经济的发展也是体现在各个具体的经济领域中的，而在这些经济领域中，也是由各具体的生产单位具体的完成和构成，所以说微观经济是宏观经济构成的基础，没有微观经济，也就没有宏观经济的存在性可言了。当然同样的角度适用于我们医院内部，没有各科室，各部门之间具体的实施工作，来保证我们医院的整体运转，也就不会有所谓的宏观经济整体的发展，所以说在我们医院中也是由各部门之间的微观经济为基础，共同构成了我们的大环境宏观经济。
2.宏观经济是微观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尽管是由微观经济中的各个具体生产单位为基础来构成的，然而并不是说微观经济单方面的决定了宏观经济的发展，因为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具有互偿性特点，二者是缺一不可的，微观经济作为基础构成了宏观经济，同时宏观经济也是微观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宏观经济为微观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大的外部环境。并且微观经济的发展也是为了具体的宏观经济的健康发展，宏观环境的发展需求来指引和要求微观经济的具体发展方向。就我们医院的整体经济发展而言，只有宏观经济上确定了我们的发展道路在哪，我们应该怎样去发展，以及为微观经济体提供大的环境，微观经济上的各部门之间才能具体的实施工作，保证整个医院经济体的健康发展。
总结语
宏观经济与客观经济既包含着不同的研究对象，探索范围，他们之间又存在着不可或缺的关联性。一般来说微观经济是以单个客体，或是某一单一的单位结构作为研究的对象和目标，而宏观经济一般研究的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以及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整个过程。所以，经过本文分析我们能过看到，不管是国名经济还是我们医院的内部经济发展，宏观经济也为客观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正确认识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之间的关联及其存在的互偿性，恰当处理其之间的关系，才能有力的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良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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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宏观调控；政府干预；微观干预；通货膨胀
[中图分类号]F123.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09)02-0022-03
近几年，大家对宏观调控这个词可能是再熟悉不过了，特别是从去年到现在，我们经常听到政府官员或是学者提出要加强宏观调控，比如加强宏观调控，抑制流动性过剩；加强宏观调控，防止经济由偏快转为过热；加强宏观调控，防止物价由结构性上涨转为通货膨胀；加强对房地产行业的宏观调控；等等。然而对宏观调控的正确理解、对其真正内涵恐怕很少有人能说清。本文拟就宏观调控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谈点粗浅的看法，并对宏观调控与微观干预的本质区别谈谈自己的观点。
一、宏观调控与政府干预
宏观调控完全是中国化的经济理论术语，西方经济理论中没有宏观调控这一词语，而是使用政府干预(government interference)，其基本含义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凯恩斯主义，意指当市场出现需求不足、就业率下降等失灵时，政府通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刺激市场或弥补市场不足，使经济总量恢复均衡。而现代宏观经济学产生的标志，正是由于1936年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使得亚当・斯密自由经济理论从此走向幕后，国家干预经济理论走到历史前台，看不见的手也被看得见的手所取代。
我国的宏观调控这一概念源自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①而最早在党的文件中正式提出宏观调控则是在1988年9月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报告》指出：“这次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必须同加强和改善新旧体制转换时间的宏观调控结合起来”。至今已有20年。虽然在这20年里关于宏观调控的定义或者说内涵的界定在理论界还没有统一，但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宏观调控是对经济总量与经济结构的调节与控制。许小年认为，宏观调控指的是运用宏观政策调节社会总需求[1]；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辑的《现代经济辞典》中，宏观调控的解释是“为了防止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失效和保证国民经济总体的稳定运行，政府在市场发挥配置经济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的前提下，通过运用宏观经济政策工具来调节国民经济，以最终实现国家的宏观经济目标的一整套运作过程。”
我个人理解的宏观调控是当国家宏观经济出现波动，市场自身不能自动修复时，政府通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及必要的法律和行政手段进行调节和控制，以熨平经济波动，实现其目标，使其平稳持续发展。为把这一概念讲清楚，笔者从以下三个层面来做进一步阐述。
一是宏观调控的主体。笔者认为宏观调控的主体一定是政府，而且是中央政府，不能是地方政府。因为只有中央政府才能调控整个宏观经济，才能对经济总量指标负责，地方政府只能无条件执行或是监督宏观调控政策的执行情况，而同时地方政府也可能是中央政府的调控对象，甚至有些时候地方政府为自身的地方利益而对国家的宏观政策进行抵制或消极执行。所以宏观调控的主体只能而且必须是中央一级政府。
二是宏观调控的手段。宏观调控的手段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其次还有必要的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财政政策包括财政收入政策和财政支出政策，具体有：税收、预算、国债、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付等[2]；货币政策主要包括利率政策、汇率政策、存款准备金政策、信贷政策及公开市场业务等。
三是宏观调控的客体。从客体看，宏观调控主要涉及到国民经济的总体和总量，这主要是通过一些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体现出来，比如经济增长的速度，商品的总供求平衡，劳动力的总供求平衡，货币的稳定等。具体指标有：GDP增长速度、CPI、失业率、固定资产投资总量、国际收支平衡程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
以上关于宏观调控的表述可以看出，政府干预还不能等同于宏观调控。有的学者认为政府干预主要是指以行政手段代替市场进行资源配置的一种行为，笔者认为这种说法也不够科学，这只是说出了政府干预的一个方面；而西方意义上的政府干预也似乎不能涵盖政府干预的实质，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是与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相对应的，而这里面的政府也是指中央政府，所以可以看出，这里的政府干预与我国的宏观调控其实质是一样的。但笔者认为政府干预应该是个宽泛的概念，可以包括中央政府的干预，也可以包括地方政府的干
预；可以包括政府(中央政府)对宏观层面的干预，也可以包括对微观层面的干预。这样一来，
政府干预就可以概括成宏观干预与微观干预的统称。
二、宏观干预与微观干预
上面提到，政府干预包括宏观干预和微观干预，而宏观干预其实就是指宏观调控，这一概念前面已进行了详细表述。所谓微观干预，是针对市场由于种种原因而缺乏效率的情况所采取的措施，是在某个领域上用政府的干预或管制来取代市场机制的作用。例如，商品的价格本来是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但由于一些特殊的情况，某种商品的市场价格出现了异常的变动，以至引起了被认为是不合意的或不能接受的收入分配结果，这时，作为一种特殊安排，政府限制价格在一定时期可能是必要。或者说就是政府为了短期经济运行的平稳，直接干预企业的产出和价格，直接管制市场的准入和退出。而更通俗地说微观干预则是指对某一行业(如金融行业、汽车行业、房地产行业)，某一产品(如猪肉、鸡蛋)，或是某个市场(如钢材、电力、煤炭)出台一些政策，进行干预，或限制，或鼓励。比如某一地方政府对鸡蛋价格的限价，或者前一段时间兰州政府对当地牛肉面价格的限价这都是微观干预。再比如国家针对房地产行业出台的有关土地、贷款等方面的政策也是微观干预，不能看作宏观调控，所以诸如 “加强对房地产行业的宏观调控”，“加强对煤炭行业的宏观调控”的这种说法就很不准确。这使我想起几年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卢卡斯来访中国时，正值政府的各项宏观调控措施出台，他在一个学术会议上对此作了一句话的评论：中国出台了这么多措施，没有一项是宏观(调控)政策，全都是微观(干预)政策。
我对卢卡斯这句话的理解是，作为中央政府应该出台更多的宏观调控政策，也就是要进行宏观干预，而不是微观干预。在市场经济十分发达、相对成熟的国家，中央政府进行宏观干预就足以使经济总量恢复均衡，足以解决市场中的一切问题，就不需要或是极少用到微观干预，正如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所言：“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中不能广泛使用微观干预手段，因为它的副作用很大。”而具体到我国，一个市场经济欠发达、由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才几十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完全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调控经济，想让其恢复正常，实在有些勉为其难，完全按照发达国家的作法或是照搬经济学理论也常常以失败告终。如2008年上半年我国政府有意让人民币加速升值，以此来抑制通货膨胀，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了10%，但通货膨胀不但没有下来反而高达7.9%。那么是不是就可以大量使用微观干预，大到提高电价、打压煤价，小到限制蛋价、规定牛肉面价格?笔者看来都不可行。作为新型加转轨的市场经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在诸多领域不起作用，或是作用不明显，甚至与政府的初衷相背离，宏观调控不能医治百病，更不能药到病除，一定要有微观干预；而微观干预不能处处干预，要恰到好处，点到为止，永远处于辅助的地位。比如2008年6月7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为加强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于2008年6月15日和25日分别按0.5个百分点上调，但同时又宣布，对于此次准备金率的调整，地震重灾区法人金融机构暂不上调。这就是宏观调控中有微观干预，可谓合法合理，恰到好处。
微观干预和宏观调控是政府干预的两种形式，微观干预多一些还是宏观调控多一些主要取决于不同类型的政府，当然也取决于这个国家所处的阶段。一般认为发达国家的政府主要以宏观调控为主，发展中国家则到处是微观干预。而在某一特定阶段无论是什么样的政府或国家都是更重视微观干预，如最近出现的金融危机，特别是影响较大的美国，无论是对“两房”的国有化还是对投行的并购及对汽车业的保护(注资)都是明显的微观干预，这无疑是必须的，也是合情合理的。所以笔者认为，宏观调控与微观干预虽然有本质的区别，虽然我们更多时候更青睐于宏观调控，但在非常时期，或是某个领域进行微观干预也许效果更显著、更直接。当然，在正常时期，特别是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国家或地区，应该更多地使用宏观调控手段，微观干预只能是辅的有益的补充，尽量少用、慎用。
既然说到宏观调控，就不能不说一下当前的宏观调控。
三、我国当前的宏观调控
改革开放以来到现在，我国政府共进行了6次宏观调控[3][4]，其中5 次是反通货膨胀(包括这次)，一次是反通货紧缩(1998年～2003年)。而每次出现经济波动、总量失衡时，开始都不在意，政府也不太重视，每次问题严重了进行宏观调控时，宏观调控政策也似乎不很奏效，政府心里也没有底数。从时间上看，每次进行的宏观调控的周期也逐渐拉长，当然这也因为一次比一次情况复杂，每次经济波动的原因也不尽相同。那么从2003年10月份到持续至今的经济波动，特别是从去年到现在的明显的通货膨胀，其造成的原因是什么?宏观调控的目标如何调整呢?
本轮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十分复杂，最开始时是2003年10月份的粮食价格上涨(其实这是对粮食价格长期扭曲的合理回归)，后来进行宏观调控有所缓和，再后来2006年开始又出现粮油等农产品价格普涨，以及2007年开始肉禽蛋价格飞涨，直到现在由于国内国外的原因而出现通货膨胀。当然对本轮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见仁见智，笔者认为主要是成本推动型，以及资本泡沫的膨胀加上国外通货膨胀的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后者是本次通货膨胀所独有之原因，因为2001年我国加入WTO后，已经成为其中一员，全球经济一体化必然使一国经济更多的受到其他国家影响，同时也影响到其他国家，特别是在2006年后我国的银行等金融领域对外全面放开，就更受其他国家的影响。
宏观调控的目的就是减少经济波动，促进经济平稳协调发展。经济过热时我们采取措施使其降温，经济过冷时我们采取措施使其回暖。对于从2003年到2008年上半年的宏观调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刘树成教授给了很高的评价，认为五年来的宏观调控无论从增长速度、波幅，还是与国际比较上看都成效显著[5]。对于这点笔者也很认同，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当前所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如结构性矛盾、增长方式粗放问题、体制机制问题等，这些矛盾和问题如得不到根本的解决，我国的宏观调控就会失灵或没有成效，当然这又是个长期的过程，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地深化改革，毫不动摇。
我国本轮宏观调控的具体目标或者说首要任务，从2007年的“一防”，即“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到2008年年初的“两防”，即“防止经济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物价由结构性上涨转为通货膨胀”，再到2008年中提出的“一保一控”，即“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抑制通货膨胀”，最后再到2008年底提出的“保增长，扩内需”，出台了扩大内需的十条措施，并确定总额高达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进而提出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从宏观调控的目标或任务的变化上，特别是2008年一年中的前后变化，让我们看到了经济形式的“突变”，也显示出了我国宏观调控的“灵活”，因时而变、相机决择固然是好的，但要“审慎”。由于受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2009年的宏观调控任务要转到“保增长，促调整，防通缩”上来，而这一任务可能要持续一段时间，而笔者认为，从长期来看，作为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我国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还是防通货膨胀，这虽然有些不合时宜，但这万万不能掉以轻心。
[注 释]
①1985年9月，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世界银行联合举办的“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在从重庆到武汉的长江“巴山号”轮船上进行。来自国外的一批著名学者和专家，就宏观经济管理问题和我国经济改革过程中碰到的许多重要问题，如改革的目标模式选择问题、经济体制模式转换的方式是“一揽子”还是“渐进式”问题等，展开了深入的讨论，使与会的中国经济学家大开眼界，从此展开对中国宏观经济管理问题的系统研究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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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roeconomic Control and Microeconomic Intervention
Sun Qingyan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Dalian 116025， China)
拉姆齐模型在七十年代的宏观的变革中被重新发现，发挥了虽然是迟的但却是意义深远的。本文从思路和数学这两个角度去分析拉姆齐模型对现代宏观经济分析的影响，并讨论了该模型对我国经济研究工作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拉姆齐模型 微观基础 连续时间 动态经济 变分法
一：西方宏观经济分析的现代变革
七十年代震惊资本主义的“经济滞涨病”的出现，不仅对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提出了挑战，更是对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的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资本主义三十年代的大萧条孕育了经济的“凯恩斯革命”，创立了近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基础。而现代宏观经济分析的兴起正是源于经济学家们对多年以来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奉行所带来的资本主义“经济滞涨病”的反思，在对当时主流宏观经济学的批判中崛起。在凯恩斯所创建的宏观经济学框架的基础之上，萨缪尔森实现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新古典综合”。从四十年代创立一直到七十年代，“新古典综合”学派一直处于主流经济学的地位。然而，面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滞涨病”，“新古典综合”学派即不能在理论上解释“滞涨”，更不能在实践中提出解决“滞涨”的政策主张。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局面，使得“新古典综合”学派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危机之中。与此同时，以卢卡斯，萨金特为代表的持“理性预期”观点的经济学家们更是在理论基础上给“新古典综合”学派以致命的打击，他们认为“新古典综合”学派的宏观经济学缺乏微观基础，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隔离产生了巨大的矛盾。
“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应该是建立在理性预期的微观基础上的，然而，“新古典综合”的宏观经济学却和微观经济学在微观基础上不能一致。首先表现在宏观经济学建立在不合理的预期基础之上，大部分的表现为适应性预期而非理性预期，而且，个人在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中的行为存在矛盾，不能协调一致。其次，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未必是个人的最优目标。 所有的症结都归结于所谓主流经济学的宏观经济分析竟然建立在缺乏微观基础之上。在“理性预期学派”和其继承者“新古典主义”的抨击下，在“新凯恩斯主义”对“凯恩斯主义”微观基础的修补下，现代宏观经济分析逐步摈弃了对宏观经济问题超脱微观基础的简化研究的方法。简化终于证明了极大的误入歧途，凯恩斯经济学的危机正是在长时间里采用了这种简化。
宏观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所要研究的是产出，失业，通货膨胀等大范围的经济活动的现象。宏观经济学企图回答的问题内在的就是困难的问题，现代宏观经济分析就是面对这些困难的问题，在一定的微观基础上，试图回答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对不完全（及可能不完整）的市场进行动态一般均衡的研究，分析和力图理解经济中产出，就业和价格的运动。通过共同采用冲击-传导机制框架和有关的时间序列分析，把波动方面的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结合到一起。到为止，真正统一的现代宏观经济学还没有产生，现代宏观经济分析正处在最富创造性，最为多产的阶段。
二：拉姆齐模型简介
在如今的多数的前沿宏观经济分析的专著之中，都会出现拉姆齐的名字和拉姆齐模型这一术语。拉姆齐模型已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分析最有力的工具之一。弗兰克拉姆齐是英国剑桥的数学家和逻辑学家，1928年12月，他在[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储蓄的数学原理]一文，建立了拉姆齐模型。该模型在确定性的条件下，分析最优经济增长，推导满足最优路径的跨时条件，阐述了动态非货币均衡模型中的消费和资本积累原理。这个模型被后人称为拉姆齐模型。拉姆齐研究的中心问题是跨时资源的分配，在任何时刻，国民产出有多少应该分配给消费以产生当前效用，又有多少应该储蓄并投资以提高未来的产出和消费，从而产生未来的效用。模型如下：
假设用两中投入：资本K和劳动L，生产函数是Q=Q(K，L)，无技术进步，人口为恒量，但提供的劳务可以变动。产出可用于储蓄或消费，储蓄导致投资和资本积累。则Q=C+S=C+K`或C=Q(K，L)-K --(1) 消费通过一个社会效用函数U(C)来衡量。U”（C）〈=0，劳动的负效用D（L），D”（L）〉=0。所以净社会效用函数为U（C）-D（L），那么经济计划者的问题是最大化当前一代人和未来所有代人的社会效用：MAX
--（2）为了克服没有采用贴现因子所带来的函数可能发散问题，拉姆齐用MIN ---(2`)求解得FL=-U”(C)〆C/〆L+D’(L)=-U”(C)QL+D’(L);FL`=O;FK=-U’(C)〆C/〆K=-U’(C)QK;FK`=-U’(C)〆C/〆K=U’(C) 通过以上导数，运用变分法，得D’(L)=U’(C)QL 对所有的t>=0，--（3）解释为在任何时候劳动的边际负效用必须等于消费的边际效用和劳动的边际产出的乘积。〆U’（C）/〆t=-U’（C）QK对所有的t>=0—（4）解释为消费的边际效用在任何时刻必须等于资本边际产出的负值的一个增长率。我们得出最优投资和资本路径 *K’(t)=[B-U[C(t)]+D[L(t)]/U’[C(t)]—(5)这个结果被称为拉姆齐规则：（5）式这个欧拉方程描述了在任何时间路径上都必须被满足的必要条件。这是边际替代率等于边际转换率的标准有效条件的连续时间模拟。对该模型之所以是简介是因为我们省略了其中复杂的欧拉方程的变分法推导和随后的抽象的相位图分析。
拉姆齐模型在其出现后的相当一段长的时间内，由于其研究的思路与方法与主流经济学的不一致，而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在七十年代，当宏观经济分析出现“理性预期革命”之后，拉姆齐模型似乎又被重新发现。弗兰克`拉姆齐提出的问提是一个国家应该储蓄多少，并用模型去求解，用模型去解出资源的跨时最优配置，最优消费和投资决策。中央计划人员将作这些选择，他们利用模型使具有典型性的个人效用最大化，我们可以证明这种中央计划分配等价与竞争性经济。在竞争性经济中，个人根据相关联的当前与预期的市场出清的工资和利率，作出最优的消费和投资决策。
所以，不难看出，拉姆齐是要去解决一个宏观经济问题，一个国家应该储蓄多少。在一个动态的时间序列内，应该选择怎么样的一个消费和资本积累路径。然而，这个宏观问题的求解却是从微观的角度出发，通过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的约束，在满足最优化的条件下，从微观角度求解出宏观的最优消费和资本积累路径。所以这个模型体现了宏观和微观的紧密结合，从静态到动态的演变，较好地实现了在一定的假设前提下，一国经济中的资本随时间积累的路径。该模型虽然是讨论一个宏观经济的增长问题，但却深刻的把宏观分析紧密的建立在有效的微观基础之上。因而，对后来重新发现它的经济学家们产生了虽然是迟的但却是深远的影响。正是由于该模型提供了现代宏观经济分析的思路，给后来的经济学家在理论和方法上都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摈弃了宏观和微观相互脱离的状态，在微观中分析宏观，在宏观中把握微观，从而开创了在微观基础上分析宏观问题的较早先例，在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上都对现代宏观经济分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拉姆齐模型在研究思路上对现代宏观经济分析的影响
纵观拉姆齐以前和拉姆齐之后几十年的经济思想，微观经济分析和宏观经济分析似乎各自独立的向前着。微观经济分析忽视了宏观方面，而宏观经济分析则超脱了微观基础。然而，整个经济研究就如一个有机生命体一样，也许我们从外观上根本就看不到有机体内部的细胞的活动，但这个有机体的一切外部表现无不受到其内部细胞的特性和活动的制约。物发展就经历了一个微观粒子世界的研究深入而改变了宏观研究的思路和方法的过程。二十世纪初，许多物理学家都认为物理学的大厦已经在牛顿的力学三大定律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今后物理学的研究也莫过于在此基础上的修修补补。然而随着对射线的发现和对原子内部结构的探索，人们对微观离子世界的认识彻底改观。微观粒子世界出现的大量新事物，使得经典物理学家们束手无策，经典物理学面临极大的危机。而在这场危机当中，诞生了狭义和广义相对论以及量子力学，彻底的改变了物理学的研究思路和方向。当今我们的现代物质文明大部分都来源于这一次物理学的大革命。宏观经济学的研究也正如宏观物理学的研究不能脱离微观粒子世界的运动规律去讨论宇宙的发展、黑洞的演变一样，宏观经济学也不能脱离微观经济主体的特性去讨论投资，利率，资本积累等宏观经济现象和宏观经济运动。我们的研究可以在简化的前提下，抽象地去讨论宏观经济，但目前世界经济的复杂联系，市场经济的日益发达，使得我们不能脱离微观经济基础去研究宏观经济。经济首先是人的活动，而人是由一个个在外型，思想，行为上都不相同的具体的人的汇总，我们的任何一个宏观经济活动都是微观经济主体集体活动的汇总。我们可以对微观经济主体进行抽象和简化去研究宏观经济，但不能不谈微观基础而超脱的去求解宏观经济的答案。从西方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边际革命’开创了微观经济学的基础，而“凯恩斯革命”则奠定了宏观经济学的基础。然而，两者的发展却是基本上各自较为独立的在各自的领域内完善。虽然“新古典综合”在理论体系上实现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结合，但这种结合是不完善的和不严谨的。
拉姆齐模型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从宏观和微观结合角度来研究宏观经济的增长问题，不能不说这是一种卓越的思想，自从它又回到主流经济学的领域之后，深远的影响了当今的经济学研究。该模型首先研究了经过了一定抽象的微观经济主体的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在建立了在一定假设基础上的微观基础之后，拉姆齐开始讨论微观经济主体在追求其行为的最优化的过程当中，宏观经济的路径是如何确定的。也就是说，投资、资本积累、储蓄的宏观经济的时间路径是如何受到微观经济影响的。所以，拉姆齐模型是在微观经济主体的最优选择过程中，确定了宏观经济发展的趋势。就是这种在微观基础之上，研究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思路，使得现代的经济研究人员在研究问题时广受启发。而拉姆齐模型也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分析的经典工具之一。
四：拉姆齐模型在数学上对宏观的
在数学方法上，拉姆齐模型采用了当时前沿的数学分析方法：变分法，来处理连续时间路径上的经济。在跨时效用函数的处理上，以积分的形式完成了对跨时效用函数的描述，从而较为精辟的概括了经济主体在连续时间路径上对效用的评价。这一方法被以后的经济人员在处理连续时间上的效用函数的评价时所广为采用，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拉姆齐模型的效用函数采用了加法可分的处理方法，从而对连续时间上的动态分析产生了很强的效果。但该模型没有采用指数贴现的处理方法，因为拉姆齐认为当代人对未来的人的效用函数进行贴现是不道义的。但后来的经济学家还是广泛的采用了指数贴现的处理方法，因为指数贴现和加法可分一样都可以产生很强的理论效果。后来的经济学研究人员对这两种假设加以拓宽，放松加法可分的假设导致更为复杂的动态，对指数贴现的时间偏好率差异的引入，以及对取决于效用的贴现率的引入，使得抽象经济更多的符合实际经济的状况。在对连续时间路径上的效用函数的设定上，拉姆齐模型做了开创性的贡献。
拉姆齐在对消费行为和储蓄行为长期动态分析中，采用了变分法对经济行为的最优化进行分析。在变分法被拉姆齐引入经济分析的数学工具之后，后来的经济学家在分析动态最优化问题时，广泛的采用了变分法来分析动态最优化问题。在拉姆齐模型当中，微观经济主体的决策是跨时的，消费者选择消费水平和储蓄水平的行为不仅依赖于当前的经济状况，而且还会依赖于消费者过去的消费储蓄行为。而变分法在处理这一类问题时，首先将连续时间路径上的问题化为离散时间上的问题，并采用非线性规划的最优方法，得出连续时间路径上的最优条件。在这一过程当中，欧拉方程起了重要的作用。在拉姆齐采用变分法分析跨时最优行为以后，变分法在这一类问题中被广泛的运用，但更为广泛的被最优控制论所代替。最优控制问题和变分问题是等价的，一般的能用最优控制方法求解的问题都能用变分法来求解，但最优控制方法显得更为直观，虽然，在现代的宏观经济分析中，最优控制方法逐渐地代替了变分方法的分析，但变分法在动态经济最优问题分析中的基础地位还是没有动摇。拉姆齐在连续时间路径上对经济问题所做的数学分析具有开创性的贡献，对后来者的影响是深远的。拉姆齐为了更直观的将经济最优路径的动态过程表现出来，采用了相位图来进行图形上的分析。相位图就是用坐标图形演示动态微分方程的解及其稳定性，可以将复杂的经济动态过程直观的在坐标图形上演示出来。从而有助于人们加深对复杂经济变量之间关系的理解，更直观的讨论动态经济变量的稳定性问题。
拉姆齐综合的运用上述方法于宏观动态经济的最优分析之中，为后来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并被后来者广泛的运用于宏微观经济问题的分析之中，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如希得劳斯基对货币的研究成果，新古典主义对实际经济生产率冲击的讨论等等，以至于在许多宏观经济学的高级教科书里，拉姆齐模型总是处于前两章就要介绍的重要。
五：拉姆齐模型对我国经济研究工作的启示
我国目前正处于建立和完善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进程之中，在经济研究领域内，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同时也必须充分借鉴现代西方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尤其是适应的经济学研究理论和方法。在这一方面，拉姆齐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的经济研究工作是有借鉴作用的。
目前，我国的经济学研究在某些方面也是在超脱了微观经济基础的简化形式上讨论宏观经济问题。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各微观经济主体在利益和行为方式上都存在着差别，所以，如果能在一定的微观经济基础上讨论宏观经济问题，似乎更能有说服力。另外，在我国的经济学的研究工作当中，定性研究方法历来处于主流研究方法的地位，但是，在经济研究工作当中，很多问题却需要用定性的方法研究。在语言逻辑层次上讨论一个问题，能够清晰的剖析事物的本质，揭示出内在性，但如果能够加入一定的定量分析，则更能说清事物之间的关系和经济现象的发展演变。而且有些问题是语言逻辑难以描述清晰的，这时我们可以考虑用定量研究的方法去解决这些难题，因而，适当的数理分析在经济研究工作当中是很有必要的。
拉姆齐模型在数学建模和研究思路上对我国的经济研究工作是有启示作用的。我国的经济研究工作可以考虑在宏观和微观结合的方向上多做探讨。例如，就对我国证券市场的研究来说，这似乎是一个宏观的经济问题，但券商，散户和机构投资者在行为方式和利益目标上的差别，使得微观市场的结构必然影响到整个宏观市场的运作，并可能影响到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撇开拉姆齐错误的效用价值论不谈，无论实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还是西方的市场经济，经济学都是研究人的理性行为，研究范围包括消费者，厂商的均衡行为，储蓄投资，资本积累等。在宏观经济当中，人们必然要考虑各种宏观经济变量在时间上的运动，如随着时间的变化，产出，消费水平，工资水平，资本存量如何变化。如果采用微分方程，差分方程的数学工具，用变分法，最优控制法等数学方法，则更能说明一些复杂的而非语言所能够解释清楚的变化过程。所以，对于我国的经济研究人员来说，掌握适当的数学工具，适当的数学分析是有益的。
当然，拉姆齐模型也有糟粕和局限性所在。拉姆齐模型的抽象简化条件即是其分析问题的优点所在，而抽象简化本身又构成了局限性所在。如在该模型当中，人都是长生不老的，因而用该模型分析政府发行债券或讨论征税时，李嘉图等价的命题便会成立。但人并非长生不老，在世代交叠模型中，李嘉图等价就很成问题。所以，该模型的许多结论只适用于该模型所规定的经济环境。另外，就该模型的价值论来说，是庸俗经济学的效用价值论，是主观唯心的和为资产阶级辩护的。除去这些缺点而论，拉姆齐模型在研究思路和数学分析上还是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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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蒋中一（美）[动态最优化基础] 商务印书馆 1999 版
关键词:西方财政学;财政学理论;理论基础
财政学仅是经济学,还是政治学和经济学交叉学科?
最初的专着性西方财政学是从经济学角度展开论述的,巴斯塔布尔指出,“从最初意义上看,财政科学是经济研究的产物。”(注:Basbr,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汉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财政学大纲》第一章第三节标题就是“公共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尽管作者接着于下一节“公共财政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也指出了财政学与政治学、历史学的密切关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关于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观点。
与这种经济学观相反,西方财政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了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观。
道尔顿(Dalton,H.)1922年的《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第一句就指出,“财政学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过,由于英美早期财政思想传统的影响,直至本世纪50年代末为止,认为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财政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主张随着社会抉择理论从60年代开始逐步被纳入西方财政学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社会抉择论从威克塞尔开始,就是主张政治程序进入财政分析视野的。为此,作为社会抉择学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一书“前言”中就指出,财政学是涉及经济学与政治学两个方面的学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尽管许多财政学着作不再指出财政属于何种学科,但由于它们所包含的有关社会抉择论的内容,总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学的分析。所以,现代西方财政学尽管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具有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将其视为纯经济学科的看法,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财政学仅属于微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学兼有?
宏观经济学是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西方财政学是谈不上以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的。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财政政策的成功运用,它逐步进入西方财政学中而成为其重要内容,就很自然了。这样,西方财政学除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之外,同时出现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财政与预算政策》一书,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点。该书体系分为两大部分,即“A编:微观经济学”和“B编:宏观经济学”,前者分析的内容包括税收、政府支出和预算范围等问题,后者则分析了经济结构、经济稳定与增长、预算与经济政策等问题。(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纽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财政学引论》指出,公共财政学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务,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稳定,前二者属于微观经济学,而后者即稳定任务则属于宏观经济学。(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温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财政学:公共抉择与公共经济》,也将财政的微观与宏观问题分开论述,即该书第三篇为“微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税收与公共支出;第四篇为“宏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的财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还有许多西方财政学也包括了财政政策的内容,表明传统地只局限于微观经济分析的西方财政学,已开始接纳宏观经济内容了。
但与此同时,许多西方财政论着仍坚持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传统。这点,只要看一看许多西方财政学仍然不包括财政政策的内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逊(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就明确指出:“……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是限制在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知识范围内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使公共部门经济学发生了质的飞跃。目前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应直接归功于微观经济理论。”(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纳(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财政学:民主社会中的收支》一书,也将财政学研究对象归入微观经济学中。他指出:“公共财政学的研究有两个主要分支:公共抉择和运用微观经济学。……运用微观经济学,检验的是公民个人对公共抉择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罗森(Rosen,H.S.)的《公共财政学》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将财政政策内容包括在内,并且也如同其他许多主张财政学仅属微观经济学的财政学论着一样,设有专门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内容的篇章,作为全书的理论基础。(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财政学属于微观经济学的主张。
进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括宏观经济分析内容的许多学者,也仍将财政学的分析基点和重点放在微观经济分析上。在西方财政学界有着很大影响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兹(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经济学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认真地说,(本书)不打算包括稳定和宏观经济政策内容。……在穆斯格雷夫时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财政学理论》(1959)中包括210页的有关稳定政策的内容。然而,自那时以来,经济学出版状况变了,人们在文献中对该问题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们的重点仅放在(政府)目标而不是稳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尽管这段话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含有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将财政学重点和基点放在微观经济学上的。对此,米尔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总结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学理论》中,他以三个政策目标:配置、分配和稳定等术语,概括了他的主题,……。该书以超过200页的篇幅研究了稳定问题,即我们现在称之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在较后的教科书即阿金森与斯蒂格里兹的《公共经济学教程》(1980)中,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被排除了。……公共经济学,甚至公共财政学,被认为仅涉及配置和分配问题。而稳定问题则被留给宏观经济学及其教科书。”(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经济学关于微观和宏观的划分,本身就存在许多问题而争论不休,这造成了西方财政学的争论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与斯莫琳斯基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由戴门德(Diamond,P.)撰写的第八章名为“配置与稳定混一的预算”,资源的配置属于微观经济学问题,而经济的稳定属于宏观经济学问题,因而该标题清楚表明了作者将宏观经济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两大内容统一于财政的意图。(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关键词:分析;宏观经济学;教学方法
宏观经济学课程是财经类本科院校开设的重要专业核心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为学生进一步学习其他经济学课程建立理论基础,使之能够掌握宏观经济学分析工具,用来认识和理解现实中的经济问题,尤其是中国宏观经济问题。本文根据教学实践,对宏观经济学教学方法进行探讨,以期对该课程的教学提供一些可供借鉴的路径。
一、把握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思维趋向是该门学科的重要前提
宏观经济学的课程体系是较为清晰的,它遵循理论基础―理论―理论应用的分析顺序,包括一个总量(GDP)、三大模型(简单国民收入决定模型、IS-LM模型和AD-AS模型)和四大问题(失业、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要把握课程体系架构的要点,可围绕国民收入是如何决定的这条主线,寻找每一部分内容之间的逻辑关联和先后顺序,整个体系框架如图1所示。
总供给和总需求是决定国民经济的两个主要力量,图1表明,短期国民收入的主要决定取决于总需求曲线和总供给曲线,总需求曲线又取决于3个市场的变量,即产品市场、货币市场和国际市场。曼昆认为在长期内,真实GDP的增长依赖于要素投入的供给增加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图1表明,国民收入的长期决定有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不同经济学家围绕需求与供给谁占主导地位就形成不同的宏观经济学流派。
实际上,按木桶理论的逻辑,需求和供给是同一木桶上的两块木板,它们对GDP的影响,完全遵守短边规则。总需求这块木板本身又是由若干小板组成的。具体地说,是由C、I、G和(X-M)组成的,即由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和净出口组成的,这几块小板也有个长短问题,例如,总需求的两个基本部分:消费和投资,相互关系密切,一板过短,则短线制约不可避免。一个国家的总产品供给能力受两个因素制约,一个是一国的资源禀赋,或称为资源环境条件,第二个因素是该国的资源产出率或要素生产率,即资源或要素投入量与有效产品的产出量之间的对比关系。由此可见,宏观经济学的思维模式将趋向从需求与供给两方面同时着手,只有实行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并重,才能实现供需的均衡。供给决定论与需求决定论在争论与对立中,最终必将走到合流与统一。
在教学过程中让学生把握了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思维趋向,以国民收入这条主线把宏观经济学的主要经济理论串起来,使其在以后的学习当中“既见到树木,又看见森林”,不至于迷失方向,使他们在把书读厚后,又会自然会把书读薄。
二、理解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联系和区别是该门学科的基础
学习宏观经济学,必须要回答两个问题,即微观经济学是宏观经济学的基础吗?它们的联系是什么?回答这
两个问题的关键性概念是生产可能性曲线和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经济学研究的起点,生产可能性曲线是用来说明和描述在资源的稀缺性情况下可能达到的最大产量组合曲线,它可以用来进行各种生产组合的选择。
假定用现有资源来生产黄油和大炮两种产品。如果全部用来生产黄油,可生产15万吨,如果全部用来生产大炮,可生产5万门;如果同时生产黄油和大炮两种产品,则可能有各种不同黄油和大炮两种产品的产量组合,将黄油和大炮两种产品的各种不同的产量组合描绘在坐标图上,便可得到生产可能性曲线,如图2所示。图2中的AB线即生产可能性曲线,或称生产可能性边界。
在AB线上任意选择C和D点进行比较,表示生产黄油和大炮两种产品的两种不同组合,到底应选择C点,还是D点,或者是AB线上的其他点,这就是微观经济学所研究的问题,“微观经济学是假定资源已经实现了充分利用,也即生产一定处于生产可能曲线上,来研究经济理性人如何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即选择AB线上哪一点进行生产,资源配置依靠看不见的手,即价格机制来完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微观经济学理论又称为价格理论”。
生产可能性曲线上的点是社会经济达到充分就业状态的点,而生产可能性之外的任何一点(如G点),则是现有资源和技术条件所达不到的。那么,曲线以内的任何一点(如H点)说明什么?它说明生产还有潜力,即还有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存在资源闲置。在此前提下,经济理性人会实现资源更高的利用程度,即经济理性人会使经济慢慢靠近充分就业状态,也就是H点如何移向AB线上的任一点。但是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由于存在市场失灵,在经济利益博弈过程中往往出现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矛盾和冲突,难以使经济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那么宏观经济学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如何进行帕累托改进,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自然发挥重要作用,从这种意义上说微观经济学构成了宏观经济学的基础。资源如何充分利用就成了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两者的具体比较如表1所示。
实际上,研究宏观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基础成为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向,现在几乎所有的西方经济学家都认识到,由于宏观经济产生于许多居民户和厂商的相互作用,所以要理解总量行为,就必须分析居民户、厂商与政府在劳动、商品与资本市场上的决策行为和相互作用,就必须坚持将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原理结合起来,实现两部分经济学的内在的合理的统一。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说:“整个经济学界已经相信宏观的变化必须以微观经济学的原理为基础”。
在教学过程中拿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作比较,使学生理解两者的联系与区别,从而既复习了微观经济学又促进宏观经济学的学习。
三、构建宏观经济学与现实经济现象的联系是该门学科的实践桥梁
学习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目的就是为了分析和理解当今国家的经济现象,同时也只有与经济现象紧密联系才能更好地把握宏观经济理论。我们认识事物要从具体上升抽象,再从抽象回到具体,从而更能够把握事物的本质。宏观经济学的教学可以从国家当今财政或货币政策入手,分析我国为什么要采取如此的财政或货币政策,从而从具体的经济政策上升到宏观的经济理论,再用宏观经济理论来分析经济政策,使学生更能够把握宏观经济学的本质。
目前我国正在大力推进新农村建设,国家财政大力支持新农村建设,这完全从宏观经济学理论找到根据。我国这几年尽管经济高速增长,但是生产能力普遍过剩、消费不足仍然是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从目前形势来看,生产能力全面过剩,这是“十一五”期间必须解决的问题。如果不能将生产能力问题在各个领域解决的话,国内则可能出现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一线天”的情形。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要将存量消化掉,这可以利用“四个存量需求”来实现,“四个存量需求”两个在投资方面,两个在消费方面。两个投资分别是外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和民间的投资,两个消费分别为城市消费和农村消费。前三个已经解决,唯一没有真正启动的是农村消费。我国有2/3的人口在农村,而它的消费水平却远远低于城市的消费水平。但是,农民收入低,缺乏购买力,培育不了市场,由此可见,要推进新农村建设,增加农民收入,增强农民消费能力,才能有效地启动内需。对农村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推动新农村建设,拉动农村消费和投资,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政府在基础设施上面的投入本身是一个投资需求,同时还会创造出很多的消费需求,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为0.74,如果农民收入每年增加300元,则农民人均消费每年能增加200多元,农民消费总水平年均能增加1500多亿元。由此可见,新农村建设必然会启动内需,从而拉动国民经济健康快速发展,这是宏观经济学中国民收入决定理论的现实样板。
上述说明,宏观经济理论必须与经济现实相结合,既可以增加宏观经济理论的说服力,又可以激发学生学习宏观经济学的兴趣。
参考文献:
1、曼昆.经济学原理[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3、.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几个问题[J].农业经济导刊,2006(4).
关键词：西方财政学；财政学理论；理论基础
abstract: since 1892 bastable (bastable, cf) published in the "public finance", more than 100 years, western finance has developed, but their theory on the basis of the problem is there are always differences. this article, from the finance point of view belongs to the fundamental economics, but contains a certain degree of political science,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of cross-disciplinary; the financial activities of major and fundamental is the micro-economic activities, but also includes derivative macro-economic content.
key words: western finance; financial theory; theoretical basis
财政学仅是经济学，还是政治学和经济学交叉学科？
最初的专著性西方财政学是从经济学角度展开论述的，巴斯塔布尔指出，“从最初意义上看，财政科学是经济研究的产物。 ”（注：bastable，c.f.public finance.london：macmillan & co.，1892，p7.）汉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财政学大纲》第一章第三节标题就是“公共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注：hunter， m.h. outline of public finance.new york：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1921，p4.），尽管作者接着于下一节“公共财政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也指出了财政学与政治学、历史学的密切关系，（注：hunter， m.h.outline of public finance.new york：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1921，p4， 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关于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观点。
与这种经济学观相反，西方财政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了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观。道尔顿（dalton，h.）1922年的《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第一句就指出，“财政学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注：dalton， h. principles of public finance.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 sons，ltd.， 1922，p3.）不过， 由于英美早期财政思想传统的影响，直至本世纪50年代末为止，认为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财政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主张随着社会抉择理论从60年代开始逐步被纳入西方财政学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社会抉择论从威克塞尔开始，就是主张政治程序进入财政分析视野的。为此，作为社会抉择学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一书“前言”中就指出，财政学是涉及经济学与政治学两个方面的学科。 （注： buchanan， j. m. the public finances：anintroductory textbook.homewood：richard d.irwin，inc.，1960，pvii.）此后尽管许多财政学著作不再指出财政属于何种学科，但由于它们所包含的有关社会抉择论的内容，总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学的分析。所以，现代西方财政学尽管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具有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将其视为纯经济学科的看法，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财政学仅属于微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学兼有？
宏观经济学是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西方财政学是谈不上以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的。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财政政策的成功运用，它逐步进入西方财政学中而成为其重要内容，就很自然了。这样，西方财政学除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之外，同时出现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威廉斯（williams，a. ）1963年的《公共财政与预算政策》一书，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点。该书体系分为两大部分，即“a编：微观经济学”和“b编：宏观经济学”，前者分析的内容包括税收、政府支出和预算范围等问题，后者则分析了经济结构、经济稳定与增长、预算与经济政策等问题。（注：williams， a.public finance and budget policy. new york：prederick a.praeger，publisher，1963.）纽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财政学引论》指出，公共财政学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务，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稳定，前二者属于微观经济学，而后者即稳定任务则属于宏观经济学。（注：newman，h.e.an introduction to public finance.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inc.，1968，p223. ）温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财政学：公共抉择与公共经济》， 也将财政的微观与宏观问题分开论述，即该书第三篇为“微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税收与公共支出；第四篇为“宏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的财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 finance： public choices and the public economy.new york：harper & row， 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还有许多西方财政学也包括了财政政策的内容，表明传统地只局限于微观经济分析的西方财政学，已开始接纳宏观经济内容了。
但与此同时，许多西方财政论著仍坚持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传统。这点，只要看一看许多西方财政学仍然不包括财政政策的内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逊（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就明确指出：“……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是限制在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知识范围内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使公共部门经济学发生了质的飞跃。目前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应直接归功于微观经济理论。”（注：brown， c.v. & p.m.jackson.public sector economics.oxford：martin rober-taon，1978，p7.）瓦格纳（wagner，r.e.）1983 年的《公共财政学： 民主社会中的收支》一书，也将财政学研究对象归入微观经济学中。他指出：“公共财政学的研究有两个主要分支：公共抉择和运用微观经济学。……运用微观经济学，检验的是公民个人对公共抉择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 finance： revenues and expenditures in a democratic society.little brown & co.，1983，p4.）罗森（rosen，h.s.）的《公共财政学》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将财政政策内容包括在内，并且也如同其他许多主张财政学仅属微观经济学的财政学论著一样，设有专门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内容的篇章，作为全书的理论基础。（注：rosen，h.s.public finance.4th ed，homewood：irwin，1995.）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财政学属于微观经济学的主张。
进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括宏观经济分析内容的许多学者，也仍将财政学的分析基点和重点放在微观经济分析上。在西方财政学界有着很大影响的阿特金森（atkinson，a. b. ）和斯蒂格里兹（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经济学教程》引言中指出， “最认真地说，（本书）不打算包括稳定和宏观经济政策内容。……在穆斯格雷夫时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财政学理论》（1959）中包括210 页的有关稳定政策的内容。然而，自那时以来，经济学出版状况变了，人们在文献中对该问题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们的重点仅放在（政府）目标而不是稳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 & j.e. stig-litz.lectures on public economics. new york：mcgraw—hill，1980， pxv & p4. ）尽管这段话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含有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将财政学重点和基点放在微观经济学上的。对此，米尔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 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总结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学理论》中，他以三个政策目标：配置、分配和稳定等术语，概括了他的主题，……。该书以超过200 页的篇幅研究了稳定问题，即我们现在称之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在较后的教科书即阿金森与斯蒂格里兹的《公共经济学教程》（1980）中，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被排除了。……公共经济学，甚至公共财政学，被认为仅涉及配置和分配问题。而稳定问题则被留给宏观经济学及其教科书。”（注：quigley，j. m. & e.smolensky， ed：modern public 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经济学关于微观和宏观的划分，本身就存在许多问题而争论不休，这造成了西方财政学的争论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与斯莫琳斯基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由戴门德（diamond，p.）撰写的第八章名为“配置与稳定混一的预算”，资源的配置属于微观经济学问题，而经济的稳定属于宏观经济学问题，因而该标题清楚表明了作者将宏观经济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两大内容统一于财政的意图。（注：quigley，j.m. & e.smolensky， ed： modern public finance. 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p213.）
附带应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张财政也应包括宏观经济学内容的西方财政学著作中，其体系内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础部分仍然是微观经济分析。因此，西方财政学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没有包括微观经济学基础，而在于有没有包括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
总之，尽管现代西方财政学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从根本上看，它沿袭的仍然是微观经济学的传统。此外，西方财政学在其上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还随着微观经济学的变化而变化。早期西方财政学专著已包含了福利经济学思想，这在道尔顿《公共财政学原理》第二章“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该章中批判了萨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税收是数额最低的税收”的观点，反对了传统的“税收邪恶论”，提出了财政和税收的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注：dalton，h.principles of public finance. london：george routledge & 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为微观经济学分支的福利经济成为西方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问题的分析，最终落实到社会福利函数所确定的最大效用点上。这使得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与私人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一样，都统一到福利经济学基础上来了。这是西方财政学完全建立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理论表现。
西方财政学的价值理论基础
不管是主张财政学具有何种学科性质，西方财政论著都必须对财政问题进行大量经济分析，因而必然要受到当时流行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影响，必然或迟或早地按照已变化了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来修正与重构自身的理论体系。
在英语财政学专著出现之前，西方经济学上的“边际革命”已经发生，边际效用价值论很自然地成为西方财政学的价值论基础。道尔顿的《公共财政学原理》鲜明地体现了这点。他在该书第三章第二节提出，私人分配支出所应遵循的边际效用相等原则也应运用到公共支出的使用分配上来，指出：“除了法律上的意义以外，公共当局并不是一个人，难以象一个人那样预计各种支出的边际效用。但政治家们据以开展行动的总原则仍是相同的。对于公共当局来说，各种公共支出的边际效用应该相等。从理论上看，既定支出总量在不同项目之间分配就是这样决定的”（注：dalton，h. principles of public finance.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 sons，ltd.，1922，pp17—18.）
在1928年的《公共财政学研究》一书中，皮古也有相同的表述：“就如一个私人应当通过在不同支出类别之间保持平衡，从而以其收入获得更大的满足一样，作为一个共同体通过其政府的活动也应如此。”（注：pigou，a.c. a study in public finance.london：macmillan & co.，ltd.，1928，p50.）皮古接着还运用这些原则，去解决公共部门如何决定哪些公共服务应予提供的难题，指出“支出应当用于战舰还是用于济贫，应按此种明智的方式，即由它们各自所提供的最后一先令所产生的相同的真实报酬来决定。”（注：pigou，a.c. a study in public finance.london：macmillan & co.，ltd.，1928，p50.）按皮古的看法， 这一方式可用来得出某一精确的社会平衡点，即如果共同体是一个统一的存在体，“支出就应在各方面逐步增加到这一点，此时花费的最后一先令所获得的满足，应等于由于政府服务而相应要求的最后一先令所损失的满足。”（注：pigou，a.c. a study in public finance.london：macmillan & co.，ltd.，1928，p50.）皮古所建立的这一模型被称为皮古模型，是现代西方财政学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若干著名模型中的一个。这样，皮古就从边际效用价值论出发，在理论上界定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资源配置的最佳点。
不过，皮古等人引入西方财政学的，是当时通行的可测度的、可比较的、同一的基数效用函数。这一效用函数在本世纪30年代，随着帕累托新福利经济学取代了皮古的旧福利经济学而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主观的个人评价的序数效用函数，等效用曲线等帕累托概念也被运用到财政学上来。其后西方财政学对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模型问题的分析，对于税收以及其他各种财政效率问题的分析等，也都建立在效用无差异曲线上了。
这样，私人经济分析所能适用的价值理论和其他基本概念，都被运用到公共经济分析上来了，公共财政学不再是与经济学的其他分支相抵触的一门学说了。与西方经济学在价值论上的统一，无疑为西方财政学在本世纪60年代及其以后的大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条件。
西方财政学理论基础分析的借鉴意义
第一，财政学从根本上看是一门经济学，但又具有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
关于财政学仅是经济学分支，还是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问题，我国财政理论界也曾有过类似争议，即关于“财政是上层建筑还是经济基础”问题的争议，这是本世纪60年代初由于财政本质问题争议而引发的。此后，在文革后的80年代初，我国财政理论界结合着新的历史背景旧话重提，又一次以财政本质问题为中心形成了对此问题的争论高潮。这些争议大致形成了三大类不同的观点：（1 ）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仅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认为只能从经济的角度去分析财政问题；（2）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但又兼有上层建筑的性质， 或者主张财政既是经济基础又是上层建筑。这就不能仅从经济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3）主张财政属于上层建筑。在我国财政理论界， 持第三种观点的人数很少，大部分持第一、二种观点，并且第一种观点还有逐步占据优势的趋势。但如同财政本质问题一样，这一争议在当时被视为是一种纯学术的探讨，经过那两次争议高潮之后，至今已极少有人问津，除了在高校教学中作为一种理论问题介绍外，似乎已被人们遗忘了。在实践中，人们则是将财政作为经济工作来对待的。
然而，财政作为政府的分配活动，它采用的不是市场自愿等价交换的方式，而是由政府以强制形式完成的；它不是以市场为媒介和通过市场渠道来完成的，而是由政府在国家预算的形式下，通过政治程序的安排与运作来展开的。这样，财政的运作过程就直接表现为是对市场的否定，具有强烈的政治内容和因素。对于计划经济来说，由于其本身就否定着市场，本身就政企不分，因而财政这种非市场性与计划经济本质上是相通的，只提财政的经济性而不提政治性，并不影响问题的实质，即不影响人们实际上从经济和政治两重角度去考虑财政问题。
但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不同。由于此时政企必须分开，这样财政所包含的两重属性合一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财政作为一种分配，它是经济活动的一部分；但作为通过政治程序直接安排和操作的活动，它又与政府的具体政治制度和规则密不可分。此时如果只谈论财政的经济性，其结果只能是忽略政治程序在财政活动中的作用，忽略政治权力凭籍财政分配介入和干预企业正常市场活动的可能性，这显然是不利于根据财政的特性去指导财政实践的。
我国财政理论否定政治程序是财政活动的内容之一，在实践上导致了忽视乃至否定建立科学规范合理的财政制度与程序的结果，使得我国实际财政工作缺乏必要的制度和程序的规范、制衡与监督。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进展，由于缺乏自我约束能力的政治权力本身的不规范行为，导致了我国财政新老问题和弊端的急剧膨胀与扩大，是目前我国财政经济工作分配秩序严重混乱，腐败浪费低效猖獗的关键原因所在。因此，承认基本上是一门经济学的财政学，具有一定的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正视财政活动中所具有的政治性质与内容，在实际的财政工作中相应地从整顿规范与财政相关的政治程序和规则入手，使之从原有的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基点转到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基点上来，才是对症下药之举。为此，在以经济学为基础理论的同时，也有必要从政治学角度来开展我国的财政研究。
第二，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也包括着宏观经济学的内容
关于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问题。我国财政学从未讨论过这一问题，但由于我国财政理论强调财政是国家作为社会中心组织进行的一种分配，是从整个社会角度进行的活动，因而人们理所当然地视财政为一种宏观经济活动，而否定从微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在最近的政府机构改革中，财政部被列入宏观部门之内，就充分地说明了这点。对此，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下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当时正是以否定企业的独立自主性和以国家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直接安排国民经济活动为体制特征的，并且此时的财政是国家从整个社会角度安排经济建设资金的主要和基本手段。但在市场经济下则不同。此时社会的经济单位已不再是国家而是企业了，此时财政从宏观上调控经济尽管是其极为重要的内容，但尊重企业的独立市场运营主体地位，确保国家不干预企业正常的市场活动，则是我国政府和财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学会的崭新内容。
西方财政学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看待财政问题，对我国是具有重要借鉴作用的：
1.西方财政学从微观角度分析财政问题，是隐含着这么一种涵义的，即此时的政府参与社会资源配置，其地位如同企业和个人一样，都是身份相等的市场活动主体，即企业和个人是处于市场有效运行领域的活动主体，而政府则是处于市场失效领域的活动主体，它们进行的都是同等的资源配置活动。这样，它们之间除了依法正常交往如照章征税纳税之外，只能是互相尊重，互不侵犯和干预，而不能是国家凌驾于企业和个人之上，可以随心所欲地干预它们的市场正常活动。
关键词:微结构汇率决定理论;宏观经济基本面:指令流
中图分类号:F83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3-0050-02
导言
宏观经济基本面和指令流这两大解释变量是在完全不同的汇率决定过程中,对汇率决定发挥解释作用的,因此,仅凭理论推导无法明确二者的关系。本文回顾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传统汇率决定模型的实证研究,以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利用外汇市场高频数据对微结构汇率决定模型的实证检验。
Meese和Rogoff(1983,1988)。Franlde和R0se(1995),Cheung、Chinn和Paseual(2002)所作的关于传统宏观经济汇率决定模型实证研究表明,在短期汇率决定上。没有哪一个传统模型在汇率预测能力上一直优于随机游走模型。
微结构汇率决定理论引入指令流变量,解释汇率行为。Evans和Lyons(1999,2002),Evans和Lyons(2003),Bacchetta和Wincoop(2003),Evans和Lyons(2007)所作的实证研究表明无论短期还是长期,指令流对汇率都有显著影响。
可见在短期汇率决定上,仅以宏观经济基本面作为汇率决定的解释变量是不充分的。指令流作为汇率决定的一个重要解释变量在实证研究中得到了证实。微结构汇率理论表明,指令流汇集传递了分散的宏观经济基本面信息,并且这部分宏观信息是经过客户主观判断加工过的非原始信息。实证研究分析进一步明确了指令流传递的是,尚未在即期汇率中反映的未来经济基本面的新消息。
一、传统宏观经济汇率决定模型的实证研究
传统的汇率决定理论认为,宏观经济基本面因素是决定汇率的唯一因素。但在浮动汇率制下,在短期,对宏观经济汇率决定模型的实证检验并未得到同样的结论。
Meese和Ragoff(1983)对20世纪70年代传统汇率决定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在解释汇率决定方面,随机游走模型的预测能力优于传统的汇率决定模型。Meese和Rogoff(1988)的实证研究并没有发现真实汇率和实际利差之间的联系。Meese(1990)对传统汇率决定模型进一步研究后发现,对短期(一个月或一季度)内的汇率变化,宏观经济模型基本不具有解释能力。Frankle和Rose(1995)在Meese和Rogoff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总结。并指出,没有足够的证据Meese和Rogoff关于传统宏观经济汇率决定模型对短期汇率变动解释无效的结论。在20世纪90年代,这一结论得到了经济学家的普遍认同。Cheuhg、Chinn和Pascual(2002)在Meese、Rogoff(1983)在对20世纪70年代传统汇率决定模型实证检验的基础上,扩大了检验模型的范围,对20世纪90年代的宏观汇率决定模型(黏性价格货币模型、利率平价模型、以生产力为基础的模型和行为均衡汇率决定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没有哪一个传统模型在汇率预测方面一直优于随机游走模型。
短期内,宏观经济基本面对汇率变动的解释能力如此之差的原因是,在外汇市场的实践中,宏观经济基本面的变动并不能即时反应在汇率变动上。也就是说,在宏观信息变动和货币价格水平变动之间,存在一个以外汇交易变动为表现的传导机制和过程,这一传导过程实际上是信息汇集传递的过程。当宏观信息变动与货币价格变动不同步时,外汇交易的变动不仅反映了价格的变动,而且反映了尚未在货币价格变动中得到体现的宏观经济基本面的变动。正是由于信息汇集传递过程的存在。宏观经济基本面的信息不能直接、即时通过忙率变动来体现,从而导致了宏观经济基本面对汇率决定的解释偏差。
二、微结构汇率决定模型的实证研究
将市场微观结构方法应用到汇率理论研究中的时间并不长,最早的比较有影响的是Engle、Liu和Lin(1990)等人利用外汇市场的高频数据对交易日内汇率波动情况的实证研究。 LvOIlS(1995.1997)和其他众多经济学者应用市场微观结构方法建立的汇率模型,在实证检验中也都取得了成功。与传统汇率模型相比,微结构汇率模型可以说明即期汇率每天变化中大约40%以上的比例,而传统汇率模型的这一比例不足10%。
市场微观结构方法研究汇率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对传统宏观经济汇率决定理论的公开信息假设进行了扩展,新的假设认为市场中不仅存在公开信息,也存在分散的私有信息。微观结构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的核心变量是指令流,它代表市场中全部交易定单的集合,具有传递信息的职能。
实际外汇市场中,宏观信息传递有两条渠道:一是与传统宏观经济汇率决定路径相一致的影响渠道,即一部分宏观信息立刻、直接反映在货币价格变化上,这部分宏观信息与指令流没有关系;二是宏观信息通过引起指令流的变动而对货币价格产生间接影响。
在外汇交易中,指令流汇集、传递的是两种信息:一是用户通过各自的渠道收集分散的宏观经济信息;二是与公开的宏观信息无关的私有信息。从宏观信息和指令流两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汇率变化的影响共有三种:宏观经济信息的直接影响;宏观经济信息通过指令流的间接影响;与公开的宏观信息无关的指令流的影响。
Bacchetta和Wincoop(2003)将汇率、宏观经济基本面以及指令流,纳入一个标准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之中,他们的模型比较清晰地揭示了短期和长期中汇率、宏观经济基本面和指令流三者之间的联系。模型的基本结论是:在汇率和经济基本面的关系中,短期内汇率与宏观经济基本面相背离,从长期来看,汇率能够反映宏观经济基本面,未来的基本面预期并没有反映在汇率变动上;无论短期还是长期,指令流对汇率都有显著影响。
指令流量传递的是与汇率决定相关的分散宏观经济信息,因为指令流量包括那些对基本因素进行分析后发生的外汇交易。更确切地说,这种指令流代表了一种对汇率未来变动预期的投票机制。因为指令流的数值代表外汇市场中确实发生的交易,这些外汇交易是投资者按照各自的预期在外汇市场中实际进行的外汇交易,实际上指令流是投资者市场期望的真实反映。从这一信息的传递过程,可以看出指令流与宏观经济基本面在信息方面的区别,指令流包含了私有信息,更重要的是,投资者由于存在异质性,对相同因素的预期也是不同的。
Engel和D Wesl(2003)的研究表明,汇率是由于可观测的经济基本面的当前价值和预期的未来价值,以及不可观测的其他冲击共同决定的。这一实证研究揭示了影响汇率决定的因素,不仅有经济基本面的即期值,而且有经济基本面的预期值。
【关键词】城镇；微观时化；收入差距
作为改革开放政策的一部分，我国的收入分配体制也在不断发生变革，这对我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方面，持续30多年年均增长约10%，经济总量持续上升，创造了经济奇迹，另一方面，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贫富悬殊，引起了广泛热议。对于我国存在收入差距并且不断扩大的问题，国内外学者达成了一致意见，然而，对于我国收入差距到底有多大，却自始至终存在争议。一些学者通过计算我国的基尼系数得出我国收入差距已经超过了国际通行标准的0.4的警戒线（Khan&Riskin，2005；Ravallion&Chen，2007；程永宏，2007；李实，2011；李实、罗楚亮，2011等）；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我国的基尼系数被高估（江小涓、李辉，2005；周其仁，2006；魏杰、谭伟，2006；白重恩、钱震杰，2009等）。因此，本文打算另辟蹊径，利用CHIP最新公开的微观数据，建立微观时化模型，分析2008年到2012年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情况。
一、微观时化模型
众所周知，微观经济是宏观经济的基础，要了解一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必然需要了解该国的微观经济情况。微观经济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微观个体的异质性，然而，现有的绝大多数研究文献忽略了微观个体异质性，一方面是因为建模技术的匮乏，即无法建立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之间的沟通桥梁，另一方面是因为微观数据的匮乏。对于前者，1957年，美国Orcutt教授提出，建立微观模拟模型是解决该问题的有效途径。此后，微观模拟模型在西方国家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成为了很多国家公共政策的评价工具，例如美国TRIM系列模型、欧盟的EURMOD模型、澳大利亚的MITTS模型等。国内，近年来也已经有一些学者开始研制微观模拟模型（张世伟，2008；郝东阳，2008；张世伟、周闯，2010；万相昱，2011等）。对于数据匮乏的问题，基于调研成本和可行性的考虑，“微观时化”成了有效的解决途径。
1.微观时化的概念
“微观时化”指的是运用数学方法把基础期的数据推算到目标期，实现数据状态的转移。一般来说，“微观时化”分为两种：静态时化和动态时化。静态时化指的是把基期数据一步时化到目标期，具体说来，就是人们通过“重新加权”和“属性调整”为基期样本重新设置特征值从而生成目标期数据，“重新加权”的权数和“属性调整”的调整因子一般可以根据宏观经济指标确定。由此，可以看出，静态时化是一个外生过程，并且本质上假设微观个体的一些属性没有发生变动，这在政策的短期效应分析中是合理的。由于技术相对简单并且计算精度高，静态时化发展相对成熟，应用也很广泛。而动态时化则通过对微观个体的基期数据逐步时化，实现基期数据到目标期数据的转移，这实质上是一个模拟过程，所以，相对比较复杂，成本较高。
2.微观收入数据的时化
微观数据匮乏，收入方面的微观数据也不例外，国内外权威的微观收入数据寥寥可数，并且，鲜有连续年份的大型微观收入数据，例如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的CHIP数据，已公开的微观数据只有1988、1995、1999、2002、2007和2008年的，显然无法完全满足经济研究的需要。因此，收入数据的时化成为客观必要。
万相昱等（2009）指出，收入数据的时化方法主要有两种：微观时间序列回归法和宏观特征匹配法。微观时间序列回归法通常用于动态时化，指的是，微观个体某一时间点的收入是其时间序列的函数，这就需要有效的时间序列数据，而这通常不是很容易满足，此外，微观时间序列回归忽略了宏观经济的影响，可能导致微宏观背离。宏观特征匹配法则弥补了这方面的缺陷。宏观特征匹配法的本质在于使微观个体的某种经济信息累加到特定的宏观层面时与相应的宏观经济指标相等，最简便的方法就是将宏观指标与相应累积微观参量进行等级提升，通常，处于可操作性的考虑，选取行业平均工资作为收入数据时化的标准参量。
因此，本文在微观数据上选择了CHIP2008年的数据，为了保证微观时化的准确性，本文选择了有固定工作的城镇居民样本，剔除了退休者和个体经营者样本，宏观数据则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在时化方法上，本文选择宏观特征匹配法进行收入数据时化，运用明瑟方程，采用结构回归，具体时化模型如下：
其中，y表示城镇居民的工薪收入，c是常数项，ai为待估系数，sex表示性别，edu表示受教育年限，exp和exp2分别表示工龄和工龄的平方，occi表示样本的职业，YIND表示样本所在行业的平均工资。运用stata12本文计算得出了模型的待估系数，估计结果体现了较好的显著性，见表1。
通过将新的特征值代入上述时化模型就得到了2009、2010、 2011、2012年的有固定工作的城镇居民收入（这里没有时化到2013年是因为最新的宏观数据只更新到2012年），处于篇幅的考虑，本文就不一一描述了。
二、中国城镇收入差距走势分析
在得到有固定工作城镇居民收入之后，就是计算收入差距。在社会经济研究中，衡量收入差距的标准很多，例如卡克瓦尼度量、Theil指数、基尼系数等，其中，以洛伦兹曲线为基础的基尼系数应用最为普遍，所以，在收入差距衡量标准上，本文也选择了基尼系数。经过多年的发展，基尼系数的算法越来越简洁，首先，把一个社会中的人按收入从低到高排列，均分为几个组（本文分为5组），然后计算第1组到第i组人口累计收入占全部人口收入的比例wi，代入基尼系数公式即得所求基尼系数。
从表2可以看出，2008年以后，城镇有固定工作的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在逐步变小，跟国家统计局的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从2008年开始一直在回落的数据一致。而且，2008年到2009年回落的非常明显，究其原因，首先，2007年，国家实行又一拨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工薪所得税扣除标准从1600上升到2000，该政策从2008年3月1日起施行，基于政策时滞的存在，对2008年的影响有限，到2009年就出现了比较大的影响，其次，收入时化的本质假设是个体的经济特征没有发生变动，那么从2008年时化到2009年，忽略了一些收入变动，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基尼系数的低估，但是从整体上看，低估的影响不大。自2009年以后，基尼系数继续下降，在2011年新一轮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开始以后，基尼系数仍继续下降，这也说明了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对于城镇有固定工作的居民收入的调节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三、结论
本文在万相昱等（2009）微观时化模型的基础上，对CHIP2008年的微观收入数据进行了时化，通过时化数据计算了2009年-2012年的有固定工作的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结果显示，2008年-2009年，有固定工作的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逐步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为2007年和2011年工薪所得税扣除标准的两次提升提供了数据支持。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