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8-06 10:52:12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宏观经济动态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先行指标体系由于在反映经济景气状况上具有预见性而成为研究和预测经济周期波动的一种重要方法,因此,建立经济先行指标体系一直是国内外经济学家研究的热点。国内对经济先行指标的研究主要停留在通过对先行指标指本身的变化来判断基准指标的走势,即割裂了先行指标与基准指标之间的互动关系。本课题认为,不同经济运行时期指标对经济运行变化的灵敏度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某指标可能在经济上行期对经济的反应比较灵敏,但是在下行区的灵敏度就会有所下降。据此,本课题站在新的经济背景下,选取与经济高度相关且能灵敏反应经济运行变化的指标构建基础数据库,通过时差相关法、K—L信息量法及波谷波峰法遴选出我国经济运行先行指标,并创造性地引入动态模型估计不同时期先行指标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确定先行指标弹性变化区间,通过弹性系数的变化对经济运行状况作出较为准确的判断和预测,为国家制定具有一定前瞻性、适宜性的经济政策提供决策依据。
二、先行指标筛选及检验
(一)样本的选择
一般而言,对于经济周期研究,指标的时间跨度越大越能发现经济运行的规律性。由于PMI只能找到2005年以后的数据,而且历史研究表明该指标是先行指标中的典型性代表,因此,本文选取2005年1月至2010年12月共72组月度数据,虽然在时间跨度上存在一定局限性,但还是能发现经济走势的基本情况,对后期经济走势的判断、检验具有参考意义。本课题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库》。由于部分数据缺失,在进行数据处理之前,本文采用线性插补的方法对原始时间序列的缺失数据进行了补全。对一些具有显著异常值的时间序列(特殊原因形成的特异项或者数据的误差等),结合实际情况,进行了特异项的平滑修正。由于工业企业增加值、社会零售总额、工业出货值、新增固定资产投资等指标的绝对数都是采用现价计算的,需要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才能达到各年份之间指标数据的可比。因此先对数据进行物价变动因素剔除,本文用消费价格指数?穴CPI?雪变化率来度量通货膨胀率,将各年度数据分月还原到2005年的物价水平,然后利用2005年各月环比CPI指数将数据还原至2004年12月的物价水平。在剔除物价影响后,利用PBC—X12—ARIMA中的X—12方法进行了季节调整。
(二)先行指标筛选结果及验证
1.先行指标筛选结果
运用马克威分析系统4.0,对各指标月度环比增长率数据,采取时差相关法和K—L信息量法进行筛选,结果分别如表1、表2所示:
2.先行指标的确定
用时差相关分析和K—L信息量法共筛选出14个先行指标,我们优先选择了两种方法同时筛选出的股票成交量、港口吞吐量和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3个指标。在剩下的11个初步筛选出的先行指标中,我们运用峰谷图形对应分析进行再次判断。该方法判断指标先行的好坏主要是通过将所选序列与基准序列的转折点日期进行比较,若所选序列的峰谷稳定地超前于基准指标的峰谷,则认为该指标序列好,若不然,则认为该指标序列一般或不好。
根据峰谷图形对应分析,并兼顾不同经济指标的含义和代表性,本文筛选出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新增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开发投资、M2、外汇占款、消费者信心指数等作为先行指标(筛选过程见附录1.1—1.6)。结合最先筛选出的股票成交量、港口吞吐量和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等,本文共筛选出9个先行指标,涵盖了投资、采购、消费、出口、金融等经济领域,覆盖面较广,较具代表性。
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该指标通过主要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变动对工业企业各项经济效益指标的产生影响,进而传导到整个宏观经济。
新增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开发投资:峰谷图形对应分析筛选效果也较好,而且符合我国属于典型的投资拉动型经济的现实,因此2个指标均入选。
M2:作为观察和调控中长期金融市场均衡的目标,被广泛应用于各国的先行指标检测体系中,如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等机构都先后将其列入先行指标。
外汇占款:1994年以来,随着开放型经济的飞速发展,带动我国外汇占款迅速增加,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考虑到目前开放型经济在我国经济中的重要性,入选该指标。
消费者信心指数:是综合反映并量化消费者对当前经济形势评价和对经济前景、收入水平、收入预期以及消费者心理状态的指标。一般而言,该指标是预则经济走势和消费的先行指标,评价经济周期不可缺少的依据,因此入选。
三、先行指标与基准循环指标的拟合与预测模型
(一)分析方法介绍
鉴于在不同的经济周期,如经济扩张期或衰退期,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结构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调整,导致先行指标与基准循环指标之间的弹性系数会发生变化,因此本文采用马尔可夫转移(Markov Switching,简称MS)模型来分别估计经济扩张期和衰退期的弹性系数,并依据系数的不同来判断和预测我国宏观经济周期的变化。
1.主成分分析
由于本课题所选指标较多,指标之间又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或者说各个指标反映的信息有一定的重叠,即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共线性,同时指标个数太多会增加问题复杂性,不便于计量模型的建立和分析。而主成分分析可以很好地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主成分分析就是设法将原来众多具有一定相关性的指标重新组合成一组相互无关的综合指标(通常数学上的处理就是将原指标做线性组合)来代替原指标,从而可以在不损失或者损失极少信息的情况下用少量指标反映原数据全部或大部分信息,达到降维和消除共线性的目的。主成分分析的一般步骤为:
第一步,指标数据标准化处理,即将原数据转化为均值为0,方差为1的数据。
第二步,建立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R。
在上述背景下,东北财经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院副教授齐鹰飞在其主持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中国短期通货膨胀动态实证研究》(批准号:10YJA790147)及专著《短期通货膨胀动态:理论和中国实证》(科学出版社2012年6月版)中,对中国短期通货膨胀动态进行了理论阐释和实证揭示。作者长期致力于宏观经济研究,曾在《经济研究》、《世界经济》和《财贸经济》等学术刊物上发表很多相关成果,对宏观经济问题颇有独到见解,其敏锐的分析直觉、独特的观察视角和扎实的研究功底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宏观经济学巨擘卢卡斯曾指出:“理论经济学的一个功能是提供表述清楚的人工经济系统作为实验室,让那些在现实经济中代价高昂到无法想象的政策实验可以在其中以低得多的成本得到透彻检验。”《短期通货膨胀动态:理论和中国实证》一书贯彻了卢卡斯对宏观经济研究的建议,为构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政策“实验室”进行了有益探索。纵观全书,作者立足于短期通货膨胀动态理论的前沿发展,着眼于中国现实的通货膨胀问题,在深入考察、描述中国通货膨胀经验特征的基础上,从通货膨胀预期、通货膨胀持久性以及成本渠道三个方面逐步深入地考察了中国短期通货膨胀的动态特征。特别是,作者娴熟地运用了动态随机一般均衡建模、仿真方法以及宏观时间序列分析的前沿方法,对中国短期通货膨胀动态进行了富有启发性的刻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政策参考意义。
第一,辨析了通货膨胀预期的时间坐标。通货膨胀的动态演变依赖于通货膨胀预期,预期在短期通货膨胀动态演变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该书首次构造出最小距离估计量,对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和粘性信息菲利普斯曲线进行了实证比较,并发现前瞻性因素在中国短期通货膨胀动态中发挥重要作用。
第二,确认了通货膨胀持久性的内在性。通货膨胀是否具有内在持久性对于货币政策制定具有重要意义。如果通货膨胀具有内在持久性,经济中的随机冲击就会引起通货膨胀持续地偏离其稳态均衡,通货膨胀对货币政策的敏感性也会降低,货币政策更会具有明显的滞后效应。通货膨胀持久性是中国通货膨胀动态过程表现出的重要经验特征,但通货膨胀是否具有内在持久性则需要细致的结构分析。该书利用新凯恩斯主义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以及广义矩估计方法对中国通货膨胀持久性进行了结构分析,并确认了其内在性。
论文关键词:宏观经济环境;资本结构;调整速度;非平衡面板数据
在调整速度的众多影响因素中,宏观经济因素对调整速度的影响近年开始引起学术界的关注。Douglas0.Cook(2009)分别采用两阶段和综合两种动态部分调整模型,考察宏观经济环境对调整速度的影响,发现在宏观经济繁荣时调整速度较快。原毅军,孙晓华(2006)的研究得到调整速度与上一年GDP增长率正相关,与通货膨胀率,实际贷款利率和财政支出增值率负相关的结论。黄辉(2009)对宏观经济环境和制度因素影响调整速度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调整速度表现出顺经济周期现象。本文对前人研究方法进行改进,基于部分调整模型,用宏观经济变量划分样本进行调整速度对比研究。在目标资本结构的回归中不考虑宏观因素。这样改进可以避免双重考虑宏观经济因素造成研究结果不稳定性和不显著性。
一、研究模型与变量设计
1.研究模型
接受Nerlove的部分调整模型(partialadjustmentmode1)的构建思路,构建下面的资本结构部分调整模型(1)
其中,和分别表示公司i在第t年末的最优资本结构和实际资本结构。为调整系数,表示在一个年度内公司的资本结构向目标水平调整的快慢,并间接反映调整成本的大小。
根据屈耀辉(2006)等人的研究,目标资本结构可表示为公司特征向量与行业特征向量的线性函数
其中是影响公司目标资本结构的一组相关变量,和分别为行业和时间虚拟变量。
将(2)式带入到(1)式整理得到本文的回归模型(3)式
2.变量设计
(1)资本结构变量。本文分别使用账面资产负债率和市场资产负债率两种资本结构进行研究。
表示账面资本结构,市场资本结构。表示长期负债,表示短期负债,表示账面总资产,表示流通股账面价值,表示流通股市场价值。
(2)目标资本结构拟合变量。根据已有文献对目标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研究,本文选用的公司特征变量包括:公司规模(SIZE),用主营业务的自然对数表示,目前公司规模与资本结构的经验研究没有得到一致结论;资产有形性(TANG),用固定资产除以总资产表示,经验研究表明有形资产的比率与资产负债率正相关;非债务税盾(NDTS),用固定资产折旧除以总资产表示,经验研究研究发现非债务税盾与资本结构负相关;公司成长性(GROW),用托宾Q值表示,公司成长性对资本结构的影响目前还没有定论;公司盈利能力(PROF),用息税前利润除以总资产表示,公司盈利能力对资本结构的经验研究也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税收因素(TAX),用所得税除以利润总额表示。考虑行业特征因素,用行业资产负债率平均值(HAB,HAM)表示。
(3)宏观经济变量。仿照Douglas0.Cook(2009),本文选用GDP增长率来定义宏观经济环境。GDP增长率定义为本年GDP减去上年GDP再除以上年GDP。宏观经济变量划分样本的具体情况是,l3年的GDP增长率数据以2002年的GDP增长率为中位数分为两个部分,每个部分分别按照GDP增长率的二分位数再进行划分,将样本分成四个部分。取GDP增长率最小的三年1998~2000定义为为宏观经济环境衰退;取GDP增长率最大的三年2005~2007定义为宏观经济环境繁荣。
二、样本选取与估计方法
选择沪深两市1996~2008一般上市公司的数据,不包括金融上市公司,剔除PT,ST公司。经过数据整理,获得分布于十二个行业的715家公司的9295个样本观测点。样本数据来源于CCER数据库。由于模型(3)把目标资本结构的决定因素内化其中,模型右边包含因变量一阶滞后变量,采用动态面板数据的G删估计方法,把模型(3)右边所有变量的二阶滞后变量作为工具变量。
三、实证结果分析
模型(3)的回归结果如表1
注:括号里的数据是T检验值,表中***、**、*分别代表在1%,5%以及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1929-1932年出现全球性经济大萧条之前,以马歇尔为代表的古典主义学说占统治地位,观点是市场自由放任论。凯恩斯主义(因为产生在经济大萧条背景下被称之为“萧条经济学”)认为自由放任的市场调节不能自发实现平衡,用有效需求不足理论说明必须依赖财政刺激,3%左右的温和通胀水平对经济增长是有利的。直到1974-1975年出现最奇特的滞胀危机,古典主义卷土重来,认为滞胀是凯恩斯主义财政刺激的恶果。在批评凯恩斯主义基础上,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和供给学派兴起,相互之间论战相互进行理论修补。在新(后)凯恩斯主义、现代货币主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等模型中,以及实验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和行为宏观经济学等前沿研究中,都可以寻找到宏观经济理论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的争议。
1930年代大萧条出现后,费雪的“债务-紧缩理论”,或明斯基“信用-紧缩理论”认为,大萧条经济危机出现是由于繁荣时期过度负债(信用)的存在,走出“大萧条”解决通货(信用)紧缩的对策或是自由放任,企业破产后的强制恢复,或是增加货币供给,利用通货膨胀的方式助其恢复。现代货币主义对1970年代的滞涨进行研究认为,由于私人经济具有天然不稳定性,中央银行应奉行与实际经济增长率相适应的“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无效。但是1980年代初发生通货紧缩的衰退(因降低货币增长率),1990年代初发生衰退(货币是稳定的),在上述理论中找不到答案。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性预期学派)研究认为,货币在长期是中性的,货币在短期也是中性的,因而提出公开宣布的稳定的货币政策主张。1970年代真实经济周期模型(RBC)认为,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都由一个变量的变动来解释,货币冲击是真实冲击之外的一个变量。在此基础上扩展研究而来的随机动态一般均衡(SDGE)模型,包含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物价水平等货币因子。阿尔克洛夫(2005)认为,自然率假说与现实相悖,古典主义对于货币中性的判断是错误的,实际经济活动中存在低水平货币幻觉。小规模滞后调价或工资黏性会导致货币数量改变,从而影响到宏观经济均衡的显著变化。阿尔克洛夫等在行为宏观经济学框架下通过实证研究认为,需要构建一个稳定化的低通胀目标而不是零通胀目标的宏观政策框架,宏观经济学在偏离完全竞争时才有意义。
(二)微观基础是一种泡沫长期可持续的货币冲击吸收机制
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泡沫具有反稳定的负面效应。另外一些学者研究表明泡沫具有积极效应,特别是经济面临金融抑制、实体经济和需求约束时,在经济趋于动态无效的情况下积极效应就会变得显著。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Shefrin和Statement(1994)的“行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Behavioralcapitalassetpricingmodel,BCAPT)研究了市场有效性的微观基础—泡沫市场中交易者行为。行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修正了资产定价理论的理性预期假定前提,分析了市场中存在噪音交易者(Noisetrade)与信息交易者(Informationtrade)时的泡沫如何形成。行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推导了价格效率的必要与充分条件,分析了噪音交易者对价格效率、波动率、报酬率异象和交易量的影响,认为在价格有效市场中,价格效率均衡都可以有效地进行重新构造。借鉴1980年代以来美国、日本和欧洲通过泡沫化机制刺激经济,及其经济泡沫治理的教训,我国迫切需要通过金融部门变革来建立强大开放的金融市场和高度发达的金融体系,在金融制度上建立有助于设置防范泡沫和泡沫破裂的货币冲击吸收机制。金融部门变革与创新,金融深化与实体经济结构调整互相促进,泡沫可能具有长期可持续性;当资本市场可以维持较高的平均信心值水平并维持较高回报率时,泡沫的长期持续有可能提高经济的动态效率。
关键词:金融稳定;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扩展的宏观经济模型;网络模型
中图分类号:F8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1)04-0067-05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共有93个国家先后爆发117起系统性银行危机,45个国家发生了51起局部性银行危机。维护金融稳定日益成为各国中央银行的核心职能,而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金融体系面临巨大的挑战和新的风险,维护金融稳定是国民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保障。因此,总结金融稳定分析的宏观模型、探讨宏观因素及冲击对金融稳定的影响,便具有较强的实践价值。
近五年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中央银行及以Claudio Borio为代表的国际清算银行、以Elsinger代表的奥地利学者,尤其是伦敦经济学院的 Goodhart教授等诸多国外学者对金融稳定分析的宏观模型进行了大量研究。由于可以通过对某类模型的组成元素进行扩展或修正,从而将其变为另一类模型,而且不同研究方法的模型之间是相互补充的,因此难以对金融稳定的宏观模型进行严格的划分。笔者借鉴Clark(2007)、Bardsen et al.(2006)的方法,把金融稳定的宏观模型分成三类:扩展的宏观经济模型、基于微观主体优化行为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和网络模型。
一、扩展的宏观经济模型
扩展的宏观经济模型主要包括: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s,CGE)、动态聚集模型(Dynamic aggregative estimated,DAE)和金融经济周期模型(The financial business cycle,FBC)。扩展的宏观经济模型沿袭了传统宏观模型的研究成果,引入一系列相互影响的随机变量,研究GDP、短期或长期利率、通货膨胀、失业率和汇率等宏观变量的变化对金融稳定的冲击和影响。扩展的宏观模型被认为是一种测量管理风险的有价值而且可操作性强的方法。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于1999年联合推出并通过了金融部门评估规划(FSAP),而FSAP及其压力测试技术的理论基础就直接源于扩展的宏观模型。虽然扩展的宏观模型相对简单,而且数据容易获得,但其缺点也是明显的。首先,这种方法实质上是一种简约模型,而不是结构性模型,而且缺乏清晰的微观行为基础。第二,没有提供企业、家庭和银行对外在金融压力的反应。第三,没有抓住金融部门之间的内在结构和相互影响,而这一点正是金融危机研究的核心。正因为这样,该模型不能指出危机的传染性和危机的动态变化。
在扩展的宏观经济模型中,Bernanke(1996,1998,1999)提出的金融经济周期理论是分析金融不稳定最重要的宏观模型。由于经济高度虚拟化、金融化,消费、投资和储蓄等宏观变量的方差减小,真实经济的周期性特征表现不明显;而以金融为核心的虚拟经济周期波动更加突出,金融波动、金融不稳定才是宏观经济波动的主因。传统的古典经济周期理论、货币经济周期理论、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均无法模拟金融冲击导致的经济剧烈波动,而金融经济周期理论利用“金融加速器”对此能做出深刻、令人信服的解释。与金融危机理论相比,金融经济周期理论既可以解释金融危机的起因和机制,也清晰地呈现了危机后经济走向复苏的调整机制,即经济均衡的状态转换机制。
与多数扩展的宏观经济模型一样,把金融经济周期理论用于金融系统不稳定的分析时,其缺陷也非常明显。第一,由于继承了传统理论的理性经济人和同质经济人假设,因而在该模型中,不存在违约,银行和企业倒闭不仅不会发生,而且不存在传染源,这与金融不稳定的核心内涵相违背。第二,同样由于经济人缺乏异质性,该模型无法分析政策变化的分配效应和波动效应;模型的结果只是约束有效或者说是次优的,因而无法评估流动性约束、资本监管对金融稳定的影响。第三,金融经济周期模型只是一个局部均衡模型,而把这种局部均衡模型镶嵌到一般均衡模型中用来分析宏观金融的稳定性,必须做出很大的改进。
二、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
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DSGE)由Kydlan和Prescott(1982)首先提出,它以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为核心。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是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的基础上添加了随机冲击。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在Goodhart等学者的长期研究中继续发展成熟,主要文献有Tsomocos(2003)、Goodhart et al.(2006)、Saade et al. (2007)等。
如前所述,扩展的宏观模型方法的缺点在于缺乏清晰的微观行为基础、缺少对于金融部门或其他经济部门行为的反馈,其金融含义也是被强加于一个简约模型之中;该类模型所描述的金融中介机构都被认为是同质的,从而忽略了金融体系内在的结构差异,因此这类模型无法捕获金融不稳定的一些最重要的特征。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正是在克服扩展的宏观经济模型上述缺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作为当今宏观经济学的主流分析工具,DSGE模型具有动态(Dynamic)、随机(Stochastic)和一般均衡(General Equilibrium)三个鲜明的特点,从而能够很好地描述真实世界。
第一,动态。在这里,动态一词具有两重含义。第一重含义,模型中各个行动主体的行为决策有可能对现在以及未来各期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这就意味着,行动主体在进行决策时,不仅需要考虑行为在当期的影响,还需考虑行为在未来的后续影响。也就是说,行动主体必须“预期”自己行为在未来所产生的结果。这就自然而然的引出了“动态”一词所代表的另一重含义:对未来的预期是行为主体在制定决策时的重要考虑因素,而“预期”在建模时通常采用“理性预期”来代表。
第二,随机。由于种种原因,未来是不能被精确预测的。为了描述这种存在于真实世界中的不确定性,在DSGE模型中引入了随机因素。具体而言,各期模型都会受到外生的随机因素的冲击,模型最终表现出来的行为就由于这些随机冲击的存在而呈现出不确定性。
第三,一般均衡。由于宏观经济研究的对象是经济社会整体。而在经济中,各行为主体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在这种情况下,一般均衡理论是最好的选择。在一般均衡模型中,所有的行为都来自于行为主体的理性,从而随意的行为假设减到了最少。
模型的主要假设有:(1)经济人的异质性,这是本模型最重要的假设,即经济人对未来的经济状况具有不同的估计和预期、不同的初始资本和资源禀赋、不同的投资行为和风险偏好;(2)存在违约且违约率不一样,这是异质性假设的自然延伸,如果经济人是同质的,要么所有人都违约,要么都归还债务;(3)异质性的金融中介机构之间相互作用;(4)不完美市场、信息不对称;(5)金融危机具有传染性。前两个假设说明传染源的存在性、可能性,后三个假设说明传染源在金融市场可能迅速蔓延。总而言之,上述五个假设使得“危机具有传染性”的假设具备坚实的理论基础,而金融危机的传染性是导致宏观金融不稳定的关键所在。
为了体现不同时期变量产生的影响,模型被分为两个时间段。在初始期,所有经济人面临不确定性,居民和企业可贷可借,平均一生的消费和投资,实现效用最大化或者利润最大化;商业银行通过银行间市场进行投资和融资,不断调整资产组合,实现利润最大化。到了期末,市场出清,银行可清算,所有利润和资产被完全分配给股东。与其他模型不同的是,如果居民、企业和银行出现违约,中央银行将对其进行惩罚,居民效用和企业利润都因此而受到不利影响。因此,违约及违约率是模型中非常重要的变量。尤为重要的是,内生变量在两个时期是动态随机变化的,所以异质经济人能够在理性预期的基础上进行跨时决策,以期实现决策目标。同时,模型的构成则被归纳为三个部门(中央银行、三个异质商业银行、三个居民和企业)、三个市场(信贷市场、存款市场和银行间市场,均有交易发生、可满足调整资产组合的需求)。中央银行对资本充足率低和违约率高的商业银行进行罚款并进行公开市场操作以期决定利率、货币供应、贷款规模,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进行宏观调控和监管;商业银行实施竞争性的存贷利率并发放竞争性的贷款,使预期利润最大化;居民和企业决定存贷款数量。简言之,这是一个一般均衡模型,经济人可根据市场情况和偏好,对投资、融资和消费进行动态调整,所以模型中的变量是随机的,模型的均衡解是随机变量动态调整的结果。
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贡献在于得出货币非中性的结论。由于引进信息不对称及其所带来的风险和流动性约束,使得名义变量如货币需求的变化能够影响价格和产出,而价格的变化及其相对变化又能够影响收入和财富及其分配。由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与现实世界非常接近,因而能够准确分析和评估宏观冲击对金融稳定的影响。(1)模型的假设和结果使得模型能够方便地分析金融机构之间、金融系统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传染。(2)金融不稳定是作为模型的均衡结果出现的,并且政府是构成模型的重要元素,因而在该模型中,政府部门不仅能够采取积极的措施对金融危机加以干预和管理,而且可以评估货币政策、监管政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及其相互作用的效果。(3)由于金融不稳定概念与福利损失、流动性短缺相关,所以金融脆弱性的恶化对资源配置效率、居民消费产生不利影响,因此,该模型能对金融稳定性变化的社会福利效应进行模拟分析,这就使得该模型具备一般均衡模型的特点和功能。(4)可以进行比较静态分析,比如说,可以在对比分析资本充足是否有约束的两种情况下,扩张性货币政策对银行投资行为、利润、稳定的影响。(5)拓展了金融脆弱性的概念,该模型把私人部门的违约、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利润减少及其波动包括在金融脆弱性内,金融脆弱性不仅仅是指银行挤兑、恐慌等极端事件,还可解释金融顺周期性、银行挤兑等现象,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框架下,金融经济周期模型、银行挤兑模型只是其中一个特例。
三、网络模型
网络模型试图引入金融部门的某些内部结构特征,把金融部门看作是相应的风险敞口网络上一系列相互连结的节点,每个节点即银行被赋予一定量的资本、资产和负债,并定义相关规则来说明每一个节点对资产负债表变动的反应,特别是在资产净值降为零或为负值时的反应。
银行系统的安全对于金融系统稳定至关重要。Allen(2000)基于Diamond和Dybvig(1983)的假设,用银行网络表示银行间交叉存款市场,建立了外生流动性冲击与银行危机传染的网络模型。Brusco和Castiglionesl(2007)在上述两个模型的假定条件中加入一项投机性长期资产,通过银行的道德风险将传染机制内生化,进而建立了内生流动性冲击与银行危机传染的网络模型。Nier et al.(2007)采用Eboll(2004)的网络方法构造金融网络,改变金融网络的资本水平、联结程度、银行间敞口规模和集中化程度等重要参数,分析金融网络结构对于传染的影响。结果表明:资本水平越高,敞口规模越小,集中化程度越小,传染可能性越小;而联结程度呈现非单调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9)指出,次贷危机表明仅仅单个机构稳健对于保证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是不够的,机构之间的相互联结对于金融系统稳定性非常重要。提高某个机构健康度的措施可能会破坏整体系统的稳定性,而网络方法恰恰能够进行系统整体而不是个体的分析,因此网络方法是进行金融稳定性分析的理想手段之一。至此,在继扩展的宏观模型和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后,网络模型作为一种分析金融稳定的新宏观模型日益引起重视。
该模型的主要贡献在于,它能显示金融体系既是充满活力的,同时又是脆弱的。尽管节点间更广泛的联系有助于风险的分散,也降低了个体失败的初始可能性,但是一旦危机发生的话,所形成的冲击也会显著增强。更广泛的相互联系意味着在第一轮冲击中幸免于难的机构,可能要遭受第二轮规模更大的冲击。这种模型也揭示了预先无法识别的冲击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一个金融体系可以经受1 000次同等规模的冲击而仍然保持弹性,但1 001次冲击,如果作用于一个结构弱点或压力点上,却可能产生一个完全不同的结果。
该模型的优点在于,作为一个封闭解决方案可以用于数据仿真,而且这种方案在验证不同反应规则和连接模式的影响时,允许较大的自由度。另外,尽管这种方案很难用参数来表示现实世界的金融体系,但它有效洞察了诸如银行规模分布、竞争对手数量等结构特征的变化影响冲击传导并扩大的途径。更进一步,节点的中断(如银行破产)和其他摩擦(如受损资产折价拍卖的冲击)会对整个金融体系形成一个非线性的动态冲击,这恰是实践中所显示的在严重压力下金融体系发生的场景。
但该模型的缺点也是显著的,与其他模型相比较,虽然网络模型在理论上很完美,但是网络非常复杂,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类模型都不可以“完全求解”,或者对需要认可完全求解方案的假设进行严格的限制,从而削弱了模型的价值。另外,将其用于实证分析甚至是模拟分析的难度还很大,在这一点上,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远远优于网络模型。
四、总结和展望
由于扩展的宏观模型相对简单,而且数据容易获得,相比之下,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和网络模型的建立和求解则要复杂得多。所以从实际应用的结果来看,扩展的宏观经济模型比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和网络模型的应用范围更广。但从模型对现实情况的拟合程度来看,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优于另外两种模型。由于网络模型过于复杂、不可以“完全求解”、至少需要对完全求解方案的假设进行严格的限制,从而削弱了模型的应用价值。随着现代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计量经济技术的广泛应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将逐步取代扩展的宏观模型和网络模型而成为金融稳定分析中的主流工具,同时该模型本身将会融入更多的子模型,以达到对现实经济更加贴近的拟合,从而能更好地为现实的经济决策和预测服务,对各国的种种经济目标的实现提供一种决策的基准。
如何根据中国社会背景和特殊的金融制度,构建中国特色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用之于中国金融稳定的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操作性强的维护我国金融稳定的政策建议,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在理论模型的构建上,要借鉴、吸收金融经济周期模型尤其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并在结合中国特殊的银行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基础上,进行二次创新,最终构建中国特色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具体来说包括两点,一是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引进资产价格,考察资产价格波动通过“金融加速器”对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的影响,进而考察资产价格波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然后考察企业投资、居民消费等因素所引起的宏观经济波动对银行不良资产率和资产利润率的影响,以此来考察资产价格引起的宏观经济波动对金融稳定的影响。二是对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结构进行改进,主要包括三点。(1)引进外援融资依赖度不同(用资产负债率来衡量)的两类企业。(2)商业银行包括三个,分别代表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和其他银行,在模型中对三类银行赋予不同的权重,这样就充分考虑了中国银行业特殊的市场结构及其相互影响机制这一金融稳定的研究核心。(3)中国的社会制度具有“二重结构”,即发达而富有控制力的国家上层结构与流动性强且分散化的下层结构(张杰,1998)。中国制度的“二重结构”在金融的表现是中国金融制度的产生和发展一开始就不是顺其自然而进化的,而是政治变革和政治需求的产物;更进一步,强有力的中国政府能够在数量众多、极度分散、流动性强的下层组织中实施强制性制度变迁并保持足够的控制力(勋,2009)。根据上述分析,在构建理论模型时,应该对政府部门如中央银行或银监局和居民赋予不同的决策权重,这样,就能够考察在中国特殊的社会制度背景下,中国企业、家庭、银行和政府对外在金融压力的不同反应方式和不同反应程度等中国特有的因素对模型均衡结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Allen,Gale. Financial Contagion[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0,(2):5-27.
[2]Beaver, W. Financial Ratios as Predictors of Failure[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1966,(5):77-111.
[3]B’ardsen et al. The Econometrics of Macroeconomic Modeling[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4]Bernanke,B.,Gertler ,M.,Gilchrist,S. The Financial Accelerator and the Flight to Quality[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96,78 (1):1-15.
[5]Bernanke,B. Nonmonetary Effects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the Propagation of the Great Depression[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8,73 (3):257-276.
[6]Bernanke.B.,Gertler.M.,Gilchrist,S.The Financial Accelerator in a Quantitative Business Cycle Framework [A].John,B.T.Woodford,M.HandbookofMacroeconomics[C].Amsterdam:Elsevier,1999:1-122
[7]Brusco,Castigliones. Liquidity Coinsurance, Moral Hazard, and Financial Contagion[J].Journal of Finance, American Finance Association,2007,62(5):2275-2302.
[8]Clark. Analytical Models of Financial Stability[Z].lectured at the Cass Business School, 2007,(3).
[9]Crocket. Why Is Financial Stability a Goal of Public Policy?‘Maintaining Financial Stability in a Global Economy’[R].held in Jackson Hole,Wyoming,August28-30.Economic Review,1997,(4).
[10]Froyland, Kai Larsen. How vulnerable ar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 macroeconomic changes? An analysis based on stress testing[J], Economic Bulletin.2002:92-98.
[11]Fong. Stress Testing Banks’ Credit Risk Using Mixture Vector Autoregressive Models[R]. 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oty Working Paper,2008.
[12]Goodhart, Charles and Sunirand, Pojanart and Tsomocos, Dimitrios P. A model to analyse financial fragility[P].Discussion paper, 2004:492-501.
[13]Goodhart et al. A Model to Analyze Financial Fragility[J].EconomicTheory,2006,(27):107-142.
[14]Goetz von Peter. Asset prices and banking distress: A macroeconomic Approach[J].Journal of Financial Stability,2009,(5):298-319.
[15]Haldane et al. Financial Stability And Bank Solvency[R].prepared for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Chicag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hicago Illinois, 2004,(9).
[16]Houben et al. Toward a Framework for Safeguarding Financial Stability[R].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king Paper,2004.
[17]Issing,O.Monetary and Financial stability:Is there a Trade-off[R]. BIS Papers,No.182003.
[18]Lindquist,Tsomocos. Evaluation of macroeconomic models for financial stability analysis[R]. Working Paper 01, Norges Bank,2006.
[19]Nier et al. Network Models and Financial stability[J].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2007,31(6):2033-2060.
[20]Mishkin.Preventing Financial Crises: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D].The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1994,62:1-40.
[21]Miguel et al. Default, Credit Growth, and Asset Prices[R].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king Paper,2006.
[22]Oriol Aspachs,Goodhart. Towards a Measure of Financial Fragility[D].Lea ZicchinoBank of England.2006,9.
[23]Roberto Tamborini. A Macroeconomic Model of Bankruptcy. Workshop on Economics with Heteregenous Interacting Agents.Ancona,1997.
[24]Saade et al. An equilibrium approach to financial stability analysis: the Colombian case[J].Annals of Finance,2007,(3):75-105.
[25]Sorge.M,Virolainen.K.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acrostress-testing methodologies with application to Finland[J]. Journal of Financial Stability,2005,(2):113-151.
[26]Trond Eklund, Kai Larsen , Eivind Berhardsen. Model for analysing credit risk in the enterprise sector[M]. Economic Bulletin.2001:99-106.
[27]Tsomocos,D.P. Equilibrium analysis, banking and financial instability[J].Journal of Mathematical Economics,2003,9(5-6):619-655.
[28]Tsomocos, D.P. Equilibrium analysis, banking, contagion and financial fragility[R]. Bank of England Working Paper No.175,2003.
Reviews and Prospects about Macro Models of Financial Stability Analysis
Tan Zhengxun
(Department of Finance,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关键词:演化经济学;碳交易;自主体
在2015年的中美两国《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中国承诺到2017年将启动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在这种背景下,开展碳交易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从系统的角度来看,碳交易过程具有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两个显著特性。(1)不确定性,主要表现为企业经济行为的内生不确定性、企业对政策响应的不确定性以及多种不确定的交叉组合。(2)复杂性,主要表现为微观企业行为与宏观产业结构间的协同演化关系,即宏观产业结构在影响微观企业的同时也会因企业经济行为反馈而进行相应调整。能否有效刻画这两个特性,是开展碳交易相关研究的前提。从理论的角度来看,碳交易过程所表现出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已突破了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这就要求我们采取新的经济学研究范式,而演化经济学正契合了这种需求。所谓演化经济学是以经济主体的有限理性为基本假设,以动态的、发展的、非均衡的视角看待经济系统[1]。为此,将碳交易问题置于演化经济学的分析框架,通过构建微观企业行为与宏观经济政策相耦合的动态演化模型来分析相关的交易机制及其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探索和实际应用价值。
1碳交易及其演化经济学基础
根据碳交易定义,合同一方通过支付另一方而购得碳减排额度,所购得额度可用于履行事先给定的碳配额限制,而当合同买方不能履行其配额限制时,将受到一定程度的惩罚[2]。在碳交易过程中,企业是微观层面的合同交易主体,也是碳交易政策的承受者;而政府是宏观层面的碳交易机制设计者和管理者,主要负责碳配额配给和过程监管。目前在我国试点的多个省市自治区碳市场中,具有较高排放水平的电力、热力、化工、石化、纺织、造纸、钢铁、水泥等多个行业都已被纳入到碳交易范畴。就现有试点市场的运行情况来看,要想将其推广至全国范围,仍需系统地考虑一系列问题。从演化经济学的角度看,碳交易市场是一个典型的复杂适应系统(ComplexAdaptiveSystem,CAS)。复杂适应系统是由美国SantaFe研究所的JohnHolland教授于1944年首次提出,其核心思想是系统的复杂性起源于其中个体的适应性。所谓适应性是指自主体(agent)能够与其所处环境以及其他自主体进行交互,并通过交互来“学习”和“积累经验”,从而改变自身的行为方式。这里的自主体是指处于一定的环境中并能与其他自主体进行交互的主体,自主体具有目标导向性,并能通过记忆和学习来改变自身的行为规则。在复杂适应系统中,微观层面的自主体是系统演化的核心。这些自主体能自主决策,通过改变自生的行为来适应系统的状态变化。随着微观自主体的行为变化,系统的状态也将发生改变,而最终体现为微观自主体行为的涌现。显然,在碳交易市场,微观企业自主体是系统核心,当外部碳市场发生变化时,包括交易价格、交易条件等,企业主体将通过改变自生技术(如创新)、交易行为等方式来适应新的环境;而企业行为的变化又反作用于碳市场的运行,结果表现为宏观产业结构的演化,即微观企业行为在宏观层面的涌现。除了企业自主体之外,政府作为配额分配和交易机制的设计者和管理者,其行为也会影响微观企业和市场的运行,也是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
2碳交易的自主体行为分析
对于复杂适应系统的剖析,可以从该系统的核心自主体开始。一般而言,这些自主体具备如表1所示的4个属性[3]。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现有区域碳市场试点还是未来全国统一碳市场都受制于既定的宏观调控政策。如果将政府自主体的行为设定为外生给定,那么企业自主体的行为特征及其与产业部门间的动态演化关系将成为关键。结合表1的自主体属性,为适应市场运行的状态变化,碳市场中的微观企业自主体往往表现出三个显著特性。第一,自主性。在碳市场中,企业对于是否交易、交易数量等交易行为具有决定权。为此,它们需要做出一系列的生产和交易决策。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1)调整生产规模。在碳市场下,碳排放权成为一种稀缺资源。而获取这一权利必将会增加企业产品的平均成本。为避免亏损,企业将所增加的成本转嫁至销售产品的价格当中。随之而来的是,企业市场份额也将发生变化。可见,在碳市场下,企业需要合理调整其生产规模以平衡因成本增加导致的产品价格上升与市场份额的下降。(2)确定交易数量。当企业所分配份额与其实际排放不相等时,企业可以决定自行减排还是配额交易以使其收益最大化。这主要取决于企业自身的减排能力。通常的决策是,当企业自行减排成本高于市场交易价格,企业倾于向市场购买碳排放权;反之,则倾向于自行减排。值得一提的是,企业减排成本可能会随着减排量的增加而呈现出非线性上升,这就要求企业对自身的减排能力进行正确评估。第二,异质性,即碳市场中的不同企业在生产和交易决策方面具所表现出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主要是因为不同企业所被赋予的劳动力、物质资本和技术水平的初始水平及后续演化的不一致性。资源禀赋的不一致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企业未来的发展路径差异。其中,反映技术进步水平和创新能力的企业知识资本投资和积累是研究异质性企业主体演化过程中最难、也是最重要的环节(见微观企业子主题体的第三个显著特性)。一般的结论是,对于那些具有大量知识资本投资和累积的企业往往更偏好于通过发展先进技术来缓解减排压力。值得一提的是,企业规模的大小也会影响企业间的异质性格局。在竞争性的碳交易市场环境下,规模较大的企业往往容易躲避非系统性风险所带来的影响,其结果是这些企业在长期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了较好的竞争优势地位,而规模较小的企业则易于被市场淘汰。第三,创新性。为了在竞争市场上获得比较优势,异质性企业往往会在碳减排的研发创新领域进行研发投资,即创新。然而,创新结果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例如,创新能否成功的概率有多大;如果成功,能在多大程度上带动减排;创新减排的成本效益如何等。就创新过程而言,异质性企业具有不同的关注点。例如,是选择产品创新还是过程创新,是选择渐进创新、激进创新还是完全关注模仿等。在此基础上,大量异质性企业的微观创新结果可能最终在宏观层面表现出特定的涌现现象。对于这种涌现的分析是碳交易的自主体建模一个难点。
3微观企业行为与宏观经济政策融合的碳交易建模
目前关于碳交易建模研究主要有两种类型:自顶向下和自底向上。所谓自顶向下的碳交易建模方法是指,从宏观的高层出发,通过构建宏观经济部门间的关系,分析宏观政策对微观层面的企业行为的影响。这种分析方法多见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omputableGeneralEquilibrium,CGE),如郑玉歆,樊明太(1999)与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政策研究中心合作构建的PRCGEM模型[4]。与自顶向下相反,自底向上的碳交易建模方法是指,从微观企业行为出发,通过描述参与交易企业的主体特征及其间的交互,分析企业的经济和减排行为.这种分析方法多见于基于自主体模型(AgentBasedModeling,ABM),如朱潜挺(2012)等构建的基于自主体的全球碳交易模型[5]。可以看出,碳市场中的企业具有微观主体特征,它能根据经济环境和自身减排能力做出自主决策,适用于ABM建模方法。遗憾的是,虽然该方法在描述微观企业主体的自主决策和交互行为方面具有极大优势,但其在刻画宏观经济各部门间关系及产业结构演变等宏观问题上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为了完成碳交易建模,一个解决办法是将微观企业行为模型与宏观经济政策模型相融合。这里引入了投入产出模型(Input-OutputModeling,IOM)。作为分析宏观经济各部门及产业结构内在联系的重要工具,投入产出模型可以定量分析这些部门及产业间相关指标的相互依赖关系。与其他传统额宏观经济分析工具一样,IOM只能反映宏观产业或部门间的联系,而无法刻画微观主体在宏观经济政策影响下的自主决策和交互行为。将ABM与IOM相结合,既可以弥补两种方法各自缺陷,又能最大程度发挥两者优势。图1是ABM与IOM相结合的融合微观企业行为和宏观经济政策模型。模型以微观企业技术进步(创新)为核心,一方面大量微观企业创新在总体上改变了宏观IO结构;另一方面,IO结构的变化进一步反作用到所有微观企业行为。具体来讲,对于一个宏观经济系统,所有产业部门均有大量微观企业构成。将每个微观企业的投入产出结构汇总到一起就形成了宏观层面的投入产出表。由于受到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不同企业在其投入产出方面的变化不一,尤其是在各自不同创新能力下做出的调整。这种调整后的微观投入产出结构必反馈回宏观层面的投入产出结构,从而形成一个微观与宏观交互的闭合经济回路,并充分展现了其演化经济特性。就碳交易过程而言,图2是多主体交易的碳市场定价流程。模型以初始化碳价格零为出发点,开始计算当前市场价格下的企业碳排放量,通过比较当前碳排放与碳配额的大小来调整碳交易价格,如果当前碳排放大于其配额,则表示碳价格过低,需要增加调整(增加)初始碳价格,直至当前碳排放等于碳配额,此时,达到均衡碳交易价格。
4结语
基于演化经济学框架,研究通过分析碳交易的演化经济学基础及,从微观的主体行为的自主性、异质性和创新型为出发点,以企业自主体的技术进步为驱动力,采用微观企业行为与宏观产业部门联动的动态演化机制,最终构建了一个含碳定价机制的微观企业与宏观经济相耦合的碳交易模型,为进一步开展碳交易模拟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SafarzynskaK.Thecoevolutionofcultureandenvironment[J].JournalofTheoreticalBiology,2013,322(8).
[2]韩昭庆.《京都议定书》的背景及其相关问题分析[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2).
[3]吴静.人地关系分析的自主体模拟理论框架及其平台开发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08.
[4]樊明太,郑玉歆,马纲.中国CGE模型:基本结构及有关应用问题(上)[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8(12).
摘 要 21世纪,世界经济格局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新科技革命突飞猛进,全球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增强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下,宏观经济管理工作面临新的环境。宏观经济管理是一个由管理目标、管理主体、管理客体、管理手段等诸多要素构成的系统,要科学有效地提高政府宏观经济管理能力,以应对入世的挑战,就必须对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系统要素进行协调配套的创新。
关键词 宏观经济管理 创新思想
一、目标的创新
宏观经济管理目标即政府在宏观经济管理方面所要达到的国民经济运行状态的预定目的,它实际上决定着管理的内容重点和着力方向,同时也是评价宏观经济管理工作的重要依据。因此,宏观经济管理目标的创新对于整个宏观经济管理有着重要意义。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随着宏观经济运行的具体情况不同,宏观经济管理目标的重点亦不同。当经济过热时,控制经济增长速度就成了重点目标;经济不景气时,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就成为重点目标。重点目标的实现,能够带动其他目标的实现,促进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的首要目标是保持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其次是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与升级。保持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大体平衡,是实现经济平稳发展的重要前提。历史上,每一次经济出现大起大落,都是源于经济总量平衡出现问题。在经济上升阶段,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的欲望增强,合理把握总需求的增长尤为必要。目前,居民消费行为已趋于成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比较稳定,除个别热点产品外,不会出现排浪式消费热潮。因此,合理控制投资增长速度,特别是支撑投资增长的银行贷款增长速度,就成为保持总量平衡的关键之举。在总量平衡中,经常项目收支平衡尤为关键。例如,今后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势必增加对进口商品的需求。 再如,我国持续采取的刺激内需的政策,也会刺激进口的需求。
二、主体的创新
所谓宏观经济管理主体,是指依法成立、履行着宏观经济管理职能的政府组织机构。政府宏观经济管理主体创新的内容是塑造现代政府主体,具体表现为组织创新和人员创新两个方面。其组织创新的实质是进行政府机构改革,其主要内容是改革政府职能、确立政府规模与提高政府效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管理经济的重要职能是监管市场运行,维护市场秩序,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在宏观经济发展中掌好舵,而不是去划桨,鼓励和调动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划桨的积极性,掌好舵。要按照政企分开原则,转变政府职能,改善公共决策系统,提高公共政策质量,实现由微观直接的干预向宏观间接调控的转变;按权责一致原则,调整政府各职能部门的权限,明确划分部门之间的职能分工,防止职能交叉,克服多头管理、政出多门、互不负责的弊端;按照精简、统一的原则,调整政府组织结构,加强宏观经济调控部门,调整和减少专业经济部门,适当调整社会服务部门,加强执法监管部门,发展社会中介组织;按照效能原则,确立最优政府规模,政府最优规模应是边际政府交易成本和边际市场交易成本、边际制度收益和边际制度成本分别相等的那一点上;按照效率原则,要以尽可能少的机构、人员去完成既定的工作任务,以降低政府工作的成本,提高政府工作的效率。关键是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要定位。不仅要进行组织创新,而且要进行人员创新,即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素质,从而实现宏观经济管理的高效运作。
三、客体的创新
宏观经济管理客体即宏观经济管理主体的管理对象,具体包括:国民经济总量和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效益;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基本建设投资的规模、结构和效益;消费基金的规模、结构和水平;进出口贸易总额和国际收支的平衡;国内生产总值的分配和再分配;生产布局和地区协作等。
四、手段的创新
宏观经济管理手段是政府进行宏观经济管理时所采用的有助于实现宏观经济管理目标的一切手段,它包括软件方法,如经济方法、法律方法、行政方法,也包括各种硬件,如各种传媒和网络等。管理手段是决定管理效能的关键因素,能否进行管理手段的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政府宏观经济管理职能的发挥水平。
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下,我们进行管理手段的创新,就是要运用法律手段来进行宏观经济管理。原因在于:一方面,我国要建立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主要依靠法律手段调节经济的运行。另一方面,关于宏观经济管理的手段问题。人们一般的提法是:宏观经济管理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无论如何,在一个法制健全的国家,重要的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一般都会采取法律的形式,以法律为依据,以相应的法律作保证,避免主观随意性。
宏观经济管理手段的创新还包括实现管理手段的现代化与网络化,即进行电子化政府建设。为此必须高度重视“电子政府”的建设,努力构建我国“电子政府”的完善体系,加快网上“政府工程”的实施步伐,必须加速构建覆盖全国的“政务网”体系,加强政府网站管理,探索政府上网良性发展的运行机制,以办公自动化为突破口,推进政府管理手段信息化。
我国公共管理中存在许多问题,如机构庞大,人员臃肿,政府运行成本逐年增长,公共投资项目启动盲目等等,平衡记分卡是高效的绩效评估工具之一,平衡记分卡从其本身所涵盖的领域来看,他的影响将涉及管理理念的转变,管理技术选择,组织再造乃至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革等多个方面,引入平衡记分卡绩效评估方法有其必要性,平衡记分卡是高效的绩效评估方法,平衡记分卡的引入无疑将引发一场新公共管理的革命。它的核心理念在于谋求组织发展的平衡性和可持续性,它是一种多元化、多维度的平衡理念和模式,以平衡计分卡为基础研究党政部门绩效体系,对于进一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推动公共战略有效执行,促进党政部门工作目标细化、量化、科学化,改进党政机关内部运行机制,进一步降低行政成本,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关键词:宏观;经济学;理论;应用;分析
1问题研究背景及意义
依据研究对象来对现代西方经济学进行分析,一般情况下可以划分为研究经济资源最佳配置的微观经济学以及研究经济资源最佳使用的宏观经济学,两个重要分支型学科,宏观经济学一般情况下是会将整体国民经济活动作为研究对象,核心内容是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因为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角度是整体经济运行,因此其所研究的领域当中包含的是,长期经济稳定以及持续增长问题,短期经济波动问题、就业问题以及通货膨胀问题等,比方说贸易问题、国际收支问题以及汇率问题,因为宏观经济学研究的都是有关于国民生产总值、总投资以及银行信贷总额等国民经济领域当中发生比较大变动的法则,宏观经济理论实际应用的过程中,一般情况下解决的问题是,怎样才可以让各项经济资源得到有效的应用,具体措施是政府在对行政、经济以及法律措施加以一定程度应用的基础上,通过使用财政、货币以及产业等宏观经济政策,来让整体国民经济运行得到优化调整。
2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学科研究的对象
经济学的产生,是为了让人类自身需求无限性和资源稀缺性之间的矛盾得到缓解,其所面对的两个问题较为严重:第一,人类的需求及欲望具有无限性。第二,资源具有一定稀缺性。不断发生变化的欲望和需求重要程度不同,相对来说稀缺性比较强的资源也有被选择的特征,经济学研究的并不是资源稀缺性问题的形成原因,而是在资源稀缺性问题的影响下,出现的资源选择及配置问题,极为有效的资源应当得到正确的应用以及有效的配置,以便于可以让人类社会需求得到满足,所以经济学应当站在资源稀缺性的角度上,研究怎样才可以让稀缺性比较强的资源得到科学合理的应用,在此情况下就将经济学划分为资源配置以及资源应用两个独立的分支学科,分别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将资源科学合理配置当成是前提条件,致力于研究现有的资源为何难以得到充分的应用,并逐步在实际工作的过程当中,找寻出来可以让资源得到充分应用的方法,在此情况下应当让三个问题得到解决:第一,充分就业这个问题,因此资源是否可以得到充分的应用,产量是否可以达到最大数值,怎样才可以让资源闲置以及浪费问题得到解决,在此基础上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社会劳动力是否充分。第二,通货领域中的问题,换一种说法就是货币的实际购买能力,无论是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问题,货币实际购买能力发生的变动,会对资源的配置以及应用造成一定影响。第三,经济增长问题。和经济增长因素之间关系较为密切的因素是经济资源投入量以及生产率,也就是让经济资源得到动态合理的配置以及应用,以便于可以对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及合理性做出保证,逐步在国民经济领域当中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个目标,在此情况下,宏观经济学自然应当将国民经济当成是研究对象,针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情况进行分析,将决定国民收入的问题作为中心问题进行研究,也应当在整个经济运行流程当中涉及的各个经济变量进行研究分析,具体一些来说,就是针对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以及投资总量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分析,也应当针对经济资源应用问题衍生出来的社会经济问题形成原因及应对措施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就可以提出可行性比较强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对国民经济稳定性及安全性做出一定保证,这是宏观经济学的研究目标以及任务。
3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应用
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逐渐进入到中国社会,并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发展,在这期间,经过了否定批判、部分吸收以及借鉴应用等适应阶段,之所以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应用十分曲折。第一,以前,中国经济将政治经济学作为指导思想以及理论基础,现代西方经济学作为一个“后进者”,如果想要在整个经济学领域当中得到认识与接受,需要经历一个比较长的过程。第二,以前,中国施行的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计划经济体制,和西方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差异性比较强,中国进入到改革开放的崭新社会经济发展时期之后,虽然逐渐向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转变,但是经济转型需要一定适应时间。第三,从本质的角度上对西方经济学进行分析,西方经济学其实具有双重性质,既具备宣传资产阶级意识的形态性,又具有对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客观总结性。针对宏观经济学宣传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这一特征,应当秉承的是否定态度;另外,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领域当中有一定共同点,西方经济学对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做出的总结,可以将经济社会客观存在这一个现实呈现在人们眼前,逐渐演变为应当吸收和借鉴的内容。当然在对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进行借鉴的时候,不应当完全照搬,应学习并消化有效性比较强的部分,争取可以在实际工作的过程中,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怎样才可以让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知识得到适当的应用,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从市场经济运行性质的角度上分析问题,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以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下的宏观经济调控理论,其实都是针对现代市场经济运行客观规律进行科学合理的总结,通过施行科学合理的宏观调控措施,来对国民经济总量的均衡性做出保证,与此同时让经济结构逐渐得到优化调整,除去上文中所说的这些作用之外,也可以对国民经济发展稳定性及安全性做出一定保证,逐步推动经济社会得到全面的发展,从而也就可以在我国和国际接轨的过程中,起到一定促进性作用。
参考文献
[1]张新云.宏观经济预测理论及其在中国宏观经济中的应用[D].山东大学,2015.
[2]黄如祺.经济大萧条与宏观经济理论的形成与发展[D].东北师范大学,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