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马克思没有明确提出内生货币，但马克思对信用货币的创造过程以及银行资本运动形式的论述中，可以体现马克思具有丰富的内生货币思想。从信用货币的内生创造过程可以得出，流通中的商品总额决定的内生货币量，可以表示为：商品价格总额/同名货币的流通次数=执行流通手段职能的货币量。货币的内生性说明了央行可以干预货币的运动，但是干预的范围是受到限制，内生货币思想成为央行调节金融市场的行为准则。在176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斯图亚特就提出了货币供应不是由政府所决定的，而是与经济体系的活动相适应的内生货币论的思想萌芽。稍晚一些，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也提出过一些货币供给是由经济体内生的观点和想法。后来，瑞典学派的创始人威克塞尔在19世纪末进一步提出货币供应是由货币需求决定的内生变量。这些早期经济学家的货币内生论的猜测，到20世纪30年代在凯恩斯那里得到了系统地阐发。在1930年出版的《货币论》中，凯恩斯就较明确地提出，货币供应是内生的，是由企业和个人等从商业银行的贷款所决定的，因而并不是能由中央银行所能控制的外生变量。凯恩斯的这一思想，在后凯恩斯主义的一些经济学家如明斯基、戴维森、卡尔多特别是摩尔那里得到了更明确地阐释。这些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们发现，如果中央银行无力控制一个经济体内部的贷款量，那也就无法控制经济体内部的货币存量。
二、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金融危机理论的不同之处
（一）研究的方法不同马克思对金融危机理论分析中，采用科学的唯物辩证观，运用科学的抽象，在复杂的金融危机现象中，排除那些次要的、偶然的、表现事物外部特征的一切联系，一步一步地深入考察和分析，运用从客观事物中抽象出危机所发生的本质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马克思经济学在金融危机分析中侧重于制度分析，通过人与人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关系的考察来解释金融危机产生的本质问题。早期西方经济学中对金融危机形成理论大都从宏观层面分析，运用历史类比和简单的实证描述分析方法。近年来由于微观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们侧重于对金融市场中微观行为的理论分析并加以模型化，产生了四代货币危机模型，并在研究方法上采用严格的理论推理分析和数理化、模型化分析。虽然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不断创新和完善，但缺乏科学唯物史观，导致各学派在分析中往往侧重于各自不同的方面，过于强调个别因素，其结论往往只能解释金融危机的形成的部分机制或某一类型的金融危机，缺乏全面和系统性的研究。
（二）研究金融危机的目的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从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去分析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和性质，认为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过剩及经济周期危机问题。马克思认为，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产生的历史现象，也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局限性的表现，运用政策手段去解决金融危机只是暂时的现象，并且金融危机的克服是以经济萧条为代价，这必然不符合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必然会被共产主义制度多替代。④马克思经济学研究金融危机的目的是为了说明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缺陷性，要想克服金融危机问题势必要消灭资本主义制度。西方经济学对金融危机的现象和机制的研究大都是对已发生的危机进行总结，他们主要研究金融危机出现的原因和传导机制。虽然西方经济学家也指出金融危机的实质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周期爆发的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是和实体经济运行结合在一起的，但他们并未敢触动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而是从金融危机形成的原因及政府调控手段来寻找解决金融危机的手段。
（三）对金融不稳定性的分析不同马克思关于金融不稳定的思想更丰富，从信用制度与银行制度、股票市场的波动、金融的传导机制上详细解释金融不稳定的原因。信用制度与银行制度具有融资功能，使银行只需要保持较少的存款准备金就能实现资本的借贷，但由于金融环境稍微变化有可能就会导致银行的挤兑现象，助长了金融的不稳定性。⑤信用制度的发展导致金融衍生品的大量产生形成虚拟资本，虚拟资本容易产生泡沫经济，这是虚拟金融的不稳定性。在资本主义市场中，商品和劳务的关系都是通过货币金融联系起来。当商品和劳务市场中出现异常时像支付链条中断会通过关联效应向金融市场传导，使金融市场均衡发生波动产生不稳定性。马克思也指出，由于货币作为支付手段使人和人之间存在契约关系，但这也隐含着道德风险问题。若一方违约就会使整个债务链条断开，导致信用关系异常，最终会体现在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后凯恩斯主义金融不稳定性假说最初来自于明斯基20世纪50年表的论著。经济中实际获取利润的时机与债务负担的不协调的发展是金融不稳定的根源，经济高度繁荣时期，实体经济中赢利的前景较乐观，但实际赢利的机会受生产规模扩张的影响，但虚拟经济却不是进而导致信用的扩张。在信用扩张促使下货币越多的流向投机性和抵补性项目而不是用于实体经济中投资项目的融资。债务融资范围和债务链条越长越造成金融体系愈发不稳定，经济周期的累积又导致下滑的债务紧缩。后凯恩斯主义对金融不稳定的分析仅仅强调了债务执行的风险是导致金融不稳定的原因。
（四）对金融危机的政府干预的观点不同马克思指出，央行在金融危机时可以通过调整准备金来应对危机。按照马克思的解释是指为了支付存款和兑换银行券，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保持最低限额的金属贮藏。当出现金融危机，货币市场出现过多的货币流通即通货膨胀趋势时，央行提高准备金储备；相反，货币市场上出现货币不足时，央行降低准备金储备。同时，中央银行具有调节市场利率的功能。马克思说：“英格兰银行的权力，在它对市场利息率的调节上显示出来。”⑥金融危机时，央行可以通过提高利息率来对利率控制。以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提出了“金融约束论”。其核心观点是：金融市场中的信息不完全导致市场失灵，致使金融市场交易制度难以有效运行，必须由政府供给有正式约束力的权威制度来保证市场机制的充分发挥。弗里德曼的货币政策失误理论认为，货币供求失衡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货币需求方面，而在政府实施货币政策的失误，因为货币需求函数具有相对稳定性。⑦更甚，政策的失误通过心理效应加剧银行恐慌，使不严重的局部金融问题演变为不可收拾的全范围的金融危机。麦金农—肖理论主张应当尽可能减少政府对金融的干预。⑧
三、二者金融危机理论对我国的启示
通过对二者金融危机理论相似和不同点的比较可知，二者的金融危机思想对于我国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避免金融危机风险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一）二者关于金融体系不稳定的思想对于我国稳定金融体系具有启示作用把二者金融体系不稳定思想综合在可以一起看到，引起金融体系不稳定的因素在于银行制度、金融传导机制以及债务执行等方面，从这些角度完善和预防可以稳定我国金融体系。我国的金融体系具有典型的“银行主导型”特征，社会融资渠道过度集中于银行体系客观上导致了单一的融资结构，增加了银行体系的风险承载量，并且缺乏完善、有效的银行监督和惩罚机制，从而导致更大的金融风险和金融脆弱性。因此，借鉴二者金融不稳定思想进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首先，以商业银行为主体，发展保险、投资机构和其他金融机构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体系，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体系的融资体系，达到完善金融制度进而分散融资带来债务危机的风险。其次，建立有效的金融风险预警、监管和惩罚机制。信用制度的快速发展和外国资本大量流入对我国金融监管带来较大的冲击，因此，金融监管部门应随所面临的国内和国际金融环境的变化及时调整其监管职能和灵活性，多种监管工具并用增加金融风险预警能力，同时针对违反金融条例的行为给予严惩使监管机制真正有效可行。
（二）二者关于生产危机引起的金融危机思想对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具有启示作用二者都提出经济危机是产生金融危机的一个原因，因此，使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可减少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我国提出经济结构性战略性调整和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目标，这意味着我国在国内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上都要进行调整。国内：我国需优化产业结构实现传统产业的结构升级，建立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保持投资合理增长，把发展实体经济仍作为最坚实的基础。对外贸易：我们应坚持出口和进口比重，强化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协调，形成以技术、品牌、质量和服务为核心的出口竞争新优势，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增加企业国际化竞争能力，加强多边区域贸易合作抵抗国际经济风险。
（三）二者对金融危机中的汇率思想对我国汇率改革提供了启示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言，西方经济学的四代货币危机模型中关于汇率思想的描述较为详细，尤其关于固定和浮动汇率制度选择的观点对我国有较大的启示。人民币升值导致我国外汇储备资产呈现流失迹象以及净出口减少，并且对全球金融危机、对外汇储备资产的安全性和净出口也有很大影响。在当前全球汇率大战和贸易大战环境下，如何实现我国外汇储备资产的保值和对外贸易平衡已成为我国目前和以后所面临的重大课题。由于中国是人民币汇率盯住美元，相对稳定，因此，当境内外利率出现差异时，会导致单边套利机会的出现。套利成本虽在我国资本项目管制下会增加，但当赢利机会出现时仍会有非法逃套的情况，这使资本项目外汇管理的难度加大，容易导致资本市场危机。为了避免固定汇率带来的负影响，我国人民币汇率应由盯住美元转向参照货币一篮子浮动，稳步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提高人民币汇率弹性。
关键词：金融危机；金融业；启示
中图分类号：F83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3-0-01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这次金融危机，通过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影响，迅速的扩展到全球，并快速升级为自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世界面临的最大的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打击和衰退之中。金融危机中，由于全球空前一致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全球经济正逐步实现由深度衰退到艰难复苏的转变。但是，全球经济和金融的复苏将是漫长而缓慢的，同时，在这漫长的恢复调整的“后金融危机时代”，经济的恢复过程将充满着变数和不确定性。面对金融危机过去之后的全新的国际和国内经济金融环境，我国金融业在反思与吸取金融危机带来的经验与启示的同时，也需要正视当前的挑战与机遇，从而促进我国金融业健康发展。
一、金融危机为我国银行业带来的经验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的金融风暴以迅猛之势席卷全球，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巨大打击。与美国相比，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的典型特征是垄断程度较高、金融产品较单一、行业内竞争不足。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世界经济活动开始出现鲜明的发展方向：其一，经济活动市场化；其二，经济活动国际化及经济活动的全球化；其三，经济活动信息化。世界经济的这三个发展方向一起构成了这次世界金融危机的背景和形成因素，同时也是这次金融危机为世人留下的重要的经验教训。
能否迅速遏制全球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的冲击，并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处理好各种危机后遗症，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当前面临的最大考验之一。
二、现阶段我国金融业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金融危机给我国金融行业带来的严重的冲击与危害，但是另一方面，金融危机也给我国经济带来了部分机遇。我们需要综合分析金融危机给我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从而探究金融危机的应对方式与策略。
(一)现阶段我国金融业面临的挑战
1.经济周期下降带来资产质量下降的风险。一方面，虽然经济危机过去一段时间，但是经济危机带来的显著影响还在继续，世界经济恢复步伐缓慢，经济的外部需求扩张还需要等待，甚至在短时间内经济快速发展还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使银行资产质量面临考验。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显著问题是我国经济的投资总额不断上升，而相比的经济消费和出口发展却依然处于疲软状态。
2.金融业逐步开放带来国内市场竞争的加剧。随着国外银行和外来投资这的大量涌入，外资在我国迅速实现了数量的增加及资产规模的扩大，我国国内市场的重要竞争者中，外资银行和外来投资者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角色。
3.利率市场化带来净利差收入的减少。现阶段，外币贷款利率、大额外币存款利率以及部分小额存款利率已经放开，在货币市场上，央行票据、国债在整个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回购利率也已实现了开放，同时人民币利率改革发展到“存款利率规定上限，贷款利率规定下限”的阶段。利率市场化的基本走势就是银行存贷利差收窄，将带来巨大的利润压力。
4.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带来巨大的挑战。《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是由我国中国人民银行等六部委联合，其中指出将在在上海、广州、深圳、珠海、东莞五个城市进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这一举动说明我国人民币正式开始了国际化进程发展道路。
(二)现阶段国金融业面临的机遇
1.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将进一步加深和改善。现阶段我国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是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是不相适应的，我国金融市场存在很多断点。这次金融危机的冲击使我国金融市场中的供需不协调表现得更为突出，同时也推进我国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的优化与发展。
2.银行面对的市场和客户将进一步扩大和成熟。例如我国企业资本运营问题，我国企业中由于长短期限不匹配、投机股市等现象，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很多知名企业由于运营资本的问题而无法抵抗金融危机而破产。
3.金融监管的体制和机制将进一步优化和完善。这次金融危机一定程度上对我国金融业以及企业造成了严重后果鲜明的暴露出了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和机制的不健全以及其弱点。
三、现阶段我国宏观调控应采取的主要政策措施
1.以经济稳健发展为前提，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现阶段，首先，我国应当积极调整投资结构的构成，通过调整经济结构的构成，优化我国经济结构，从而提升我国经济结构的稳定性，以及促进我国经济结构有效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带来的危害；其次，优化我国投资与消费的比例，投资于消费比例关系到我国经济的活力与生命力，我国应积极协调投资于消费的比例，从而保障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再者，缩小城乡收入的差距和实施区域总体发展战略，从而通过保障我国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保障我国经济整体的活力与竞争力。
2.转变发展方式，着力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在我国经济发展中，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尤其要改变和摆脱既有思维方式束缚和路径依赖。同时经济的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和浪费资源为代价而求得快速发展，经济的发展也不能以扩大社会矛盾为代价来换取经济的发展，也不能以增加历史欠账为牺牲换取经济发展。
3.将“中国制造”逐渐发展为“中国创造”。通过狠抓品质管理，提升产品整体科技含量，来提升我国的经济竞争力。
4.在调整中持续实施扩大内需策略。我国人口众多，地域宽广，内需的增长是我国应对国际性的金融危机的重要策略。现阶段金融危机的影响依然存在，要着力保持扩大内需政策的稳定性、有效性和持续性，通过内需的提高，保持我国经济持续的生命力，促进我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5.积极拓展国际新兴市场。金融危机启示我国经济发展中应积极拓展全面的国际市场。我国拓展国际市场需要积极推动与相关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自由贸易区谈判，通过这些谈判，进一步拓宽国际市场空间，增加贸易渠道，分散出口过度集中少数发达国家的风险。
参考文献：
[1]刘元庆.资本约束、金融脱媒、利率市场化与商业银行战略转型[J].金融论坛,2006.
[2]詹向阳.新形势下中国商业银行改革的路径选择[N].金融时报,2009-11-02.
[3]郭田勇,陆洋.中国银行业改革发展的回顾与展望[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8(3).
美国次贷危机于2006年下半年初露端倪，到2008年8月升级为全球性金融危机，次贷危机是引发此次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这是目前国内理论界的共识。因此，要探究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发生，首先必须弄清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目前国内理论界在这方面有大量文献，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主要观点。
1.美联储货币政策变动。
一种观点认为，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是由美联储货币政策变化和房地产市场不景气所导致的，即是由于利率变化和房价波动引起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赴美考察团（2008）认为，美国次级贷款之所以引发全球范围内金融市场的危机，利率与房价波动是关键因素。首先看美联储利率政策及贷款利率的变化。美联储从2001年初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动次贷规模迅速增加。但出于对通货膨胀的担忧，美联储从2004年6月起逐步提高联邦基金利率与房屋贷款利率。利率的上升无疑对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形成压力。其次是美国房屋价格普遍出现大幅下降，利率变动影响到借款人的融资成本和还款能力，而房屋价格变动则影响到借款人的还款意愿，两者共同决定了次级贷款的违约率。房价增速放缓甚至下跌是到期未付率开始上升的重要原因。［1］
2.金融衍生产品的滥用与金融市场操作不规范。
另一种观点从金融市场层面挖掘次贷危机的原因，强调了次贷危机中金融衍生产品的滥用与金融市场操作不规范造成的影响。如何帆、张明（2007）将利率上升和房价下跌归结为次贷危机发生的触发动因，并从创新的金融衍生产品和金融市场操作视角出发，将次贷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归纳为：宽松的贷款标准和创新的贷款品种、风行的证券化和偏高的信用评级。金融衍生产品创新方面，次级抵押贷款市场面向的是那些收入较低、负债较重的、原本不够资格申请住房抵押贷款的潜在购房者群体，同时房地产金融机构开发出多种抵押贷款品种，如可调整利率抵押贷款。另一方面，从金融市场操作角度看，房地产金融机构为了迅速回笼资金，以便提供更多笔抵押贷款，可以在投资银行的帮助下实施证券化，发行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在市场繁荣时期，信用评级机构有时候通过提高信用评级的方式来讨好客户，主观上降低了信用评级的标准，而证券化产品偏高的信用评级导致机构投资者的非理性追捧，最终导致信用风险的累积。［2］
此外，刘克崮（2007）［3］、冯科（2007）［4］等也认为，次贷产品设计本身存在缺陷，且过度衍生,使得风险跨市场传递；而且信用评级机构的中介独立性弱化，以资产证券化为代表的金融创新工具被过度滥用，是产生次贷危机的根本原因。
3.金融监管不力。
还有许多学者将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原因归结为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缺失。罗熹（2008）认为，对金融机构监管的放松是导致次贷危机的重要因素。在此次受次贷危机影响较大的美国、英国、爱尔兰等国家实行的是典型的盎格鲁—萨克逊模式。该模式信奉自由贸易主义、最低政府干预以及最大程度的竞争，其逐渐放松的金融监管使得其金融体系常常陷入危机当中。首先，从美联储的职能看，以往美联储在金融市场发生动荡时采取的救市行为容易助长投机心理，甚至产生不负责任的道德风险。其次，从对金融部门的松懈监管看，监管机构了旨在将投行业务和商业银行业务分离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让商业银行能够从事全能银行的业务。在美国，金融扩张的幅度明显大于其所服务的实体经济，而且随着监管的绊脚石被移走，一旦房地产泡沫破裂，危机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5］
4.流动性过剩。
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之前，流动性过剩是理论界讨论的热点问题，金融危机发生后，许多人将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原因与流动性过剩联系起来。华民（2008）认为，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全球流动性过剩。由于全球经济进入成本竞争后产生了价格持续下降的通货收缩效应，从而导致货币需求的减少、美国长期累积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规模巨大的贸易赤字，导致了美元的过度供给等因素，不可避免地造成全球性的流动性泛滥。过剩的资金大量购买高风险资产，从而引发了以美国次级债为典型的金融风险。［6］陈雨露、庞红、蒲延杰（2008）认为，就根本而言，次贷危机的根源在于货币紧缩政策的时滞和全球的流动性过剩。随着美国利率的不断提高，货币紧缩政策的累积效应逐步积累沉淀，最终引发次贷危机突然大规模爆发；而在全球资金供给过剩的背景下，贷款标准降低，贷款规模过度扩大，最终演绎成为全球潜在的金融风险。［7］黄纪宪、张超（2008）则试图从商业银行这一视角，探讨流动性过剩背景下商业银行风险不断积累的原因。他们认为，银行流动性过剩会影响商业银行的竞争行为，导致过度竞争，使得次级抵押贷款的信用风险快速膨胀。［8］
5.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
当今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虚拟资本的运动，虚拟经济的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之间的失衡角度出发研究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也是目前比较流行的观点。
杨圣明（2008）认为，次贷危机的最深的根源之一是虚拟经济同实体经济严重脱节。由于价值背离使用价值，这就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节。当这种背离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时，就有可能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巨额的财政赤字和外贸赤字，直至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之一，就在于虚拟经济（其主要代表是金融业）严重脱离实体经济而过度膨胀。［9］
杜厚文、初春莉（2008）从美国房价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对比、出租房屋空置率两方面进行分析，认为多年来美国房地产市场在虚假繁荣的外表下泡沫化程度十分严重。同时市场的杠杆作用又导致虚拟资本价值过度膨胀。脱离实体经济的泡沫资产一旦开始向真实价值回归，就必然导致泡沫的破裂。所以，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过度膨胀，产生的资产泡沫终将破灭，这才是次贷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10］
6.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
还有一种观点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角分析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这种观点认为，虽然历次经济危机的直接或具体原因各有不同，但危机的本质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
张宇（2009）从资本主义制度层面分析，指出当前的这场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即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或新自由主义发展阶段的一次总危机。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并有了新的发展，资本与劳动的矛盾进一步加剧，经济运行的无政府状态更加严重，在此基础上，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离，全球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当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基本矛盾不断深化和集中爆发的结果，危机事实上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终结。［11］
白暴力、梁泳梅（2008）认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其原因是实体经济中以房屋为代表的商品卖不出去，最终引起危机爆发。生产相对过剩、有效需求不足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危机的根源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此外，金融产品、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因素推迟并加深了经济矛盾，导致本次危机的集中强烈爆发。［12］
张宇、赵峰（2008）指出，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始终存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与这一基本矛盾相联系的经济危机也始终与资本主义经济相伴相随。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潮在西方国家兴起，正是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在美国和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全面推广和贯彻，激化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推动了金融危机的爆发。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居民收入增长长期停滞、市场监管和国家干预的放松或缺位，导致了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以及经济的金融化，导致整个经济生产的利润总额增长放缓甚至绝对下降，最终形成资本的危机。因此，新自由主义政策推动的资本主义经济基本矛盾的激化是导致这场金融危机最深刻的根源。［13］持类似观点的还有朱安东和尹哲（2008），他们认为，导致此次金融危机的原因主要是近30年来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金融自由化、金融化以及贫富分化。［14］
吴宣恭（2009）指出，由于滞胀问题的存在，为提升乏力的消费力，美国一方面大力发展消费信贷，鼓励居民大量借债；另一方面利用五花八门的金融衍生工具多方分散和转移贷款风险，供美国国内放胆扩大消费。这种信贷消费模式所遮掩着的生产无限扩大趋势与消费能力相对缩小这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经济危机就爆发了。同时，资本主义信用制度对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的产生和加剧起了巨大的助推作用。［15］
顾钰民（2009）通过对金融危机实质的分析指出，源自实体经济领域的生产过剩，在通过金融领域的活动得到缓解的过程中，隐含着使这种生产过剩进一步深化的隐患；在现象上表现为金融活动的失控，实质是实体经济领域的生产过剩，金融活动的失控和实体经济领域的生产过剩相互交织，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出现危机的一个新的特征。［16］
此外，刘明远（2008）［17］、张作云（2008）［18］等也都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仍然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
上述六种观点从不同角度出发，对当前全球性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并得出了自己的判断。如第一种观点从货币政策角度进行考察，认为是货币政策失误导致金融危机，这实际上是沿袭了著名货币主义者米尔顿•弗里德曼所提出的“货币政策失误”理论。弗里德曼认为，货币乘数相对稳定，货币需求是一个稳定的函数，货币数量决定了物价和产出水平。货币供给变动的原因在于货币政策，也就是说，金融动荡的根源在于货币政策。事实上，由于弗里德曼关于货币流通量的方程式颠倒了商品流通与货币流通之间的因果逻辑关系，因此在解释物价变动与货币量的关系时出现了明显错误：是物价和产出水平决定了货币数量，而非相反。并且，金融危机的根源不在流通领域，而是在生产领域，只有深入到生产层面，才能找到本质原因。第二至第四种观点着重于金融市场角度，将金融危机的原因归咎于金融制度本身的缺陷。但金融制度的缺陷只是为金融危机的发生提供了可能性，金融危机从可能转化为现实，是经济过程内部矛盾发展的结果。马克思在研究社会再生产的实现条件时指出，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需要货币流回规律为中介。即各产业部门进行交换时，生产者预付到流通中进行商品交换的货币，将按照他们投入的数额流回到自己手里。只有在宏观经济运行比较平稳时，货币流回规律才能实现；一旦货币不能如数回到自己手中，说明社会再生产出现问题，应当到生产中去寻找原因。第五种观点分析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这种观点似乎是对前几种判断的一个综合，将货币和金融层面所有问题都包含在内，但马克思早就揭示出，当虚拟经济过度膨胀而与作为其基础的实体经济相失衡只是导致经济危机爆发的导火索，并且会将经济危机的影响放大，但这不是本质原因。实际上，前五种观点是从经济运行的流通层面分析原因，停留在经济运行的表面，并没有深入到生产过程。而第六种观点则从更深层次解释了经济危机的发生。资本主义经济存在着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这样一个基本矛盾。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使得财富日益集中于少数资本家手中，社会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现象日益严重，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跟不上生产能力的增长，这必然导致普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同时，为缓解有购买力的需求不足而兴起的信贷消费流行，加上资本主义经济中金融和信用体系过度发展，把生产和消费的矛盾成倍加以放大，使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脱离。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一直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而存在，但经济危机不是任何时候都会发生，它的爆发是有周期和条件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激化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从而推动经济危机的爆发。
二、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
美国次贷危机发生于房地产市场，并通过信贷市场、金融市场、资本市场，最终又反作用于实体经济，引起世界经济整体动荡。研究实体经济发展的失衡是如何通过传导机制引发了金融危机，以及金融危机通过何种途径反过来影响实体经济，对于我们认识经济运行过程、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目前国内理论界主要将研究重点放在金融领域，侧重于讨论次贷危机产生的信用风险如何传导、引致金融危机并影响实体经济。
张明（2008）分析了次贷危机是如何在不同的金融市场之间、在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之间进行传导的。他的主要观点和分析逻辑为：第一，基准利率上升和房地产价格下降引爆了危机；第二，次级抵押贷款的证券化、金融机构以市定价的会计记账方法，以及以在险价值为基础的资产负债管理模式，导致危机从信贷市场传导至资本市场，造成资产价格泡沫破灭，而去杠杆化在资本市场的危机深化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第三，资产支持商业票据市场的萎缩导致商业银行被迫向特别投资载体提供信贷支持，以及受损商业机构不得不通过降低风险资产比重来重新满足资本充足率要求，导致危机从资本市场再度传导至信贷市场，造成持续的信贷紧缩；第四，财富效应、托宾Q效应、金融加速器机制、持续的信贷紧缩、次贷危机直接造成房地产投资下降等因素，导致危机从金融市场传导至实体经济。［19］
余永定（2008）认为，次贷危机的发生经历了流动性短缺、信贷紧缩与实体经济萎缩这三个阶段。利息率的上升和房价的下跌使再融资者无力偿还新贷款，违约率的上升导致以次贷为基础的债券价格下跌，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和对冲基金受到影响，出现流动性短缺；而金融机构为规避风险将杠杆比率降低，导致信贷紧缩，最终对实体经济造成重要影响。［20］
张宇（2009）从资本主义制度层面分析，指出当前的这场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即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或新自由主义发展阶段的一次总危机。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并有了新的发展，资本与劳动的矛盾进一步加剧，经济运行的无政府状态更加严重，在此基础上，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离，全球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当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基本矛盾不断深化和集中爆发的结果，危机事实上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终结。［11］
白暴力、梁泳梅（2008）认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其原因是实体经济中以房屋为代表的商品卖不出去，最终引起危机爆发。生产相对过剩、有效需求不足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危机的根源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此外，金融产品、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因素推迟并加深了经济矛盾，导致本次危机的集中强烈爆发。［12］
张宇、赵峰（2008）指出，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始终存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与这一基本矛盾相联系的经济危机也始终与资本主义经济相伴相随。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潮在西方国家兴起，正是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在美国和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全面推广和贯彻，激化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推动了金融危机的爆发。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居民收入增长长期停滞、市场监管和国家干预的放松或缺位，导致了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以及经济的金融化，导致整个经济生产的利润总额增长放缓甚至绝对下降，最终形成资本的危机。因此，新自由主义政策推动的资本主义经济基本矛盾的激化是导致这场金融危机最深刻的根源。［13］持类似观点的还有朱安东和尹哲（2008），他们认为，导致此次金融危机的原因主要是近30年来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金融自由化、金融化以及贫富分化。［14］
吴宣恭（2009）指出，由于滞胀问题的存在，为提升乏力的消费力，美国一方面大力发展消费信贷，鼓励居民大量借债；另一方面利用五花八门的金融衍生工具多方分散和转移贷款风险，供美国国内放胆扩大消费。这种信贷消费模式所遮掩着的生产无限扩大趋势与消费能力相对缩小这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经济危机就爆发了。同时，资本主义信用制度对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的产生和加剧起了巨大的助推作用。［15］
顾钰民（2009）通过对金融危机实质的分析指出，源自实体经济领域的生产过剩，在通过金融领域的活动得到缓解的过程中，隐含着使这种生产过剩进一步深化的隐患；在现象上表现为金融活动的失控，实质是实体经济领域的生产过剩，金融活动的失控和实体经济领域的生产过剩相互交织，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出现危机的一个新的特征。［16］
此外，刘明远（2008）［17］、张作云（2008）［18］等也都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仍然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
上述六种观点从不同角度出发，对当前全球性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并得出了自己的判断。如第一种观点从货币政策角度进行考察，认为是货币政策失误导致金融危机，这实际上是沿袭了著名货币主义者米尔顿•弗里德曼所提出的“货币政策失误”理论。弗里德曼认为，货币乘数相对稳定，货币需求是一个稳定的函数，货币数量决定了物价和产出水平。货币供给变动的原因在于货币政策，也就是说，金融动荡的根源在于货币政策。事实上，由于弗里德曼关于货币流通量的方程式颠倒了商品流通与货币流通之间的因果逻辑关系，因此在解释物价变动与货币量的关系时出现了明显错误：是物价和产出水平决定了货币数量，而非相反。并且，金融危机的根源不在流通领域，而是在生产领域，只有深入到生产层面，才能找到本质原因。第二至第四种观点着重于金融市场角度，将金融危机的原因归咎于金融制度本身的缺陷。但金融制度的缺陷只是为金融危机的发生提供了可能性，金融危机从可能转化为现实，是经济过程内部矛盾发展的结果。马克思在研究社会再生产的实现条件时指出，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需要货币流回规律为中介。即各产业部门进行交换时，生产者预付到流通中进行商品交换的货币，将按照他们投入的数额流回到自己手里。只有在宏观经济运行比较平稳时，货币流回规律才能实现；一旦货币不能如数回到自己手中，说明社会再生产出现问题，应当到生产中去寻找原因。第五种观点分析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这种观点似乎是对前几种判断的一个综合，将货币和金融层面所有问题都包含在内，但马克思早就揭示出，当虚拟经济过度膨胀而与作为其基础的实体经济相失衡只是导致经济危机爆发的导火索，并且会将经济危机的影响放大，但这不是本质原因。实际上，前五种观点是从经济运行的流通层面分析原因，停留在经济运行的表面，并没有深入到生产过程。而第六种观点则从更深层次解释了经济危机的发生。资本主义经济存在着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这样一个基本矛盾。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使得财富日益集中于少数资本家手中，社会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现象日益严重，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跟不上生产能力的增长，这必然导致普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同时，为缓解有购买力的需求不足而兴起的信贷消费流行，加上资本主义经济中金融和信用体系过度发展，把生产和消费的矛盾成倍加以放大，使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脱离。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一直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而存在，但经济危机不是任何时候都会发生，它的爆发是有周期和条件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激化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从而推动经济危机的爆发。
二、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
美国次贷危机发生于房地产市场，并通过信贷市场、金融市场、资本市场，最终又反作用于实体经济，引起世界经济整体动荡。研究实体经济发展的失衡是如何通过传导机制引发了金融危机，以及金融危机通过何种途径反过来影响实体经济，对于我们认识经济运行过程、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目前国内理论界主要将研究重点放在金融领域，侧重于讨论次贷危机产生的信用风险如何传导、引致金融危机并影响实体经济。
张明（2008）分析了次贷危机是如何在不同的金融市场之间、在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之间进行传导的。他的主要观点和分析逻辑为：第一，基准利率上升和房地产价格下降引爆了危机；第二，次级抵押贷款的证券化、金融机构以市定价的会计记账方法，以及以在险价值为基础的资产负债管理模式，导致危机从信贷市场传导至资本市场，造成资产价格泡沫破灭，而去杠杆化在资本市场的危机深化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第三，资产支持商业票据市场的萎缩导致商业银行被迫向特别投资载体提供信贷支持，以及受损商业机构不得不通过降低风险资产比重来重新满足资本充足率要求，导致危机从资本市场再度传导至信贷市场，造成持续的信贷紧缩；第四，财富效应、托宾Q效应、金融加速器机制、持续的信贷紧缩、次贷危机直接造成房地产投资下降等因素，导致危机从金融市场传导至实体经济。［19］
余永定（2008）认为，次贷危机的发生经历了流动性短缺、信贷紧缩与实体经济萎缩这三个阶段。利息率的上升和房价的下跌使再融资者无力偿还新贷款，违约率的上升导致以次贷为基础的债券价格下跌，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和对冲基金受到影响，出现流动性短缺；而金融机构为规避风险将杠杆比率降低，导致信贷紧缩，最终对实体经济造成重要影响。［20］
关于金融危机影响实体经济的过程及途径，理论界的观点比较一致，徐克恩和鄂志寰（2008）［21］，黄小军、陆晓明和吴晓晖（2008）［22］，曹红辉（2008）［23］，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赴美考察团（2008）［1］等，他们认为，金融危机通过投资和消费两条路径导致实体经济下滑。例如，曹红辉（2008）认为，次贷危机从住房投资和居民消费两方面对美国经济产生影响。首先，次贷危机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加大房价下跌压力。一方面，丧失抵押品赎回权比例的提高意味着贷款人将处置更多作为抵押品的房屋或有更多借款人被强制要求出售房屋，增加了房屋供给；另一方面，贷款人为控制信用风险提高贷款利率，并提高贷款标准以压缩信贷规模，控制房贷风险，对住房需求也起到抑制作用。其次，次贷危机通过两方面对消费产生负面影响。一方面，次级贷款的借款人中部分中等收入群体的债务状况对消费的影响相对于低收入群体更加显著；另一方面，抵押品权益撤回（MEW）金额占消费的比重从2005年起下降，对消费的影响日益突出。［23］
理论界在次贷危机如何由次级贷款市场传导至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和对冲基金的机理研究得十分透彻，对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和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途径分析也十分到位。许多人相信，次贷危机、金融危机和全面经济危机是以连锁反应形式依次出现的，只有在实体经济受到影响后，金融危机才会导致全面经济危机的发生，似乎实体经济受损是金融危机的结果，而非原因。事实上，实体经济的失衡恰恰是引发金融危机的原因。源于美国的这场金融危机，正是由于在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指导下，居民收入增长长期停滞，工人的实际工资甚至下降，贫富分化加剧。为维持生活水平，多数家庭不得不大量借债，信贷消费开始流行，而居民消费又是拉动美国经济增长的主力。但这种没有实际收入增长，仅仅依靠借贷实现的虚假的消费繁荣终究是不可持续的。一旦信贷消费减少，生产过剩的危机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而信用制度只是加速和扩大了危机发生的程度、范围和持续时间，同时也反过来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是产业危机引起次贷危机，次贷危机通过金融信用制度进一步引起整个金融系统的危机，而金融危机又在更大的规模上、更深的层次上推动产业危机发展，这一点是目前认识比较欠缺的。
三、此次金融危机的发展趋势
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已经对世界经济产生了较大影响，金融危机将何去何从，其影响有限抑或将演变成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那样的危机，也是目前国内理论界讨论的焦点。
1.金融危机影响有限。
赵涛（2008）利用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理论分析认为，20世纪90年代IT产业的发展、经济全球化等启动了新一轮长周期，这次长周期的终结期应在2050年以后。从时间上看，当前的美国次贷危机不可能演化为类似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大危机。关于次贷危机的时间长度，赵涛认为，战后美国共发生10次经济衰退，经济衰退的时间平均为11个月左右，次贷危机从2007年8月开始，美国已于2007年11月进入经济衰退。这次经济衰退的时间长约11-16个月，美国经济在2008年年中到达谷底，2008年底或2009年初结束，2009年出现全面复苏。［24］
黄隽（2008）利用2000—2007年美国十大银行的财务数据，对银行的基本业务性指标、稳定性指标和效益性指标等方面进行分析，认为，次贷危机对美国主要银行的影响有限，美国十大银行的基本面没有受到很大冲击。次贷危机的影响还将持续，但对人们心理和信心因素的影响要大于对经济的实质影响，只要银行的支付系统和支付能力没有问题,美国的次贷危机并不会导致真正的金融危机。［25］
2.危机尚未结束，但美国经济长期内出现衰退的可能性很小。
李翀（2007）认为，次贷危机对美国经济的各个方面产生了影响，造成了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的损失；导致信贷市场提高贷款条件和减少贷款数量，造成信贷市场的收缩；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造成房产市场的收缩；通过股票、信贷和房产市场三个途径造成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下降。但由于此次次贷规模并不大，考虑到美国中央银行对经济的干预，次贷危机可能导致美国消费支出、投资支出、进口支出以及国内生产总值小幅度的下降，但不会对美国经济产生严重的破坏性影响。［26］
李向阳（2008）在《2009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一书中认为，次贷危机存在向纵深发展的可能。目前，次贷危机尚未全面扩展到信用违约掉期领域。其发展前景一方面将取决于政府干预措施能否遏制金融市场的信心危机，另一方面将取决于能否遏制房地产价格的继续下跌。从调整的时期和幅度来看，美国房地产市场会在2009年下半年进入稳定状态。进而，金融市场会趋于稳定。［27］
3.美国经济在长期内将步入衰退。
陈雨露、庞红和蒲延杰（2008）认为，次贷危机导致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已经确定无疑，唯一不确定的仅仅是衰退的程度。现在所暴露出来的次贷损失，可能只是世界金融体系总体损失的一小部分，次贷危机并未触底。全球经济将面临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可能同时出现的局面。［7］
李慎明（2007）根据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理论分析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和新的高科技革命可能使美国摆脱正常的商业周期危机的影响，但却无法使其摆脱长波周期危机的规律。他接受比利时经济学家曼德尔在《晚期资本主义》中的观点，认为美国经济从1967年起，已经进入长波收缩期中的衰退。从1993年3月至2001年3月美国经济长达近10年的繁荣，仅仅是美国经济进入长波收缩期衰退中出现的特例。美国经济要走完这一衰退时期，可能需要二三十年甚至更长一点的时间。［28］
总之，对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的发展趋势，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V字型，即触底反弹，这是一种比较乐观的估计；U字型，即金融危机尚未结束，经济放缓将维持一段时间，然后才会逐渐复苏；L字型，即在金融危机影响下，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在较长时间内将进入衰退阶段，这是比较悲观的观点。目前国内理论界大多数人都集中于分析经济危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对于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趋势之间关系这个问题却少有关注。我们认为，历次经济危机之后，资本主义经济就会产生许多新变化，如加强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调节等，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取消经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从而改变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趋势。一方面，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调节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经济危机的破坏性，但另一方面，国家的干预和调节使经济危机不能充分展开，不能充分发挥危机淘汰过剩生产能力、危机对生产的强制性调节作用，以暂时解决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这就使生产能力的过剩经常化，加深了生产过剩的危机，使经济危机不是消失或者转移了，而是爆发得更加频繁了。［29］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继续存在和更加频繁的爆发，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即将崩溃。因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危机频繁发生的同时，用一系列自我调节和改良措施去缓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束缚，并采取一系列社会调整措施，如企业职工持股、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等，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使劳资矛盾趋向缓和，经济社会发展总体保持稳定。简言之，正如马克思揭露的：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我们要运用唯物史观方法辩证地看待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趋势及其与经济危机的关系。
四、对中国的启示
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揭示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而我们现在面对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都是市场经济，在经济运行的一般层面是存在共性的。因此，此次发生于美国并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也为我们把握宏观经济平稳运行、熨平经济周期波动提供了重要启示。目前国内理论界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讨论：货币政策、房地产市场、金融市场和经济结构。
1.货币政策方面。
吴培新（2008）通过对次贷危机形成机理以及对现行货币政策框架的含义分析，对我国货币政策框架的改善提出了四点启示：（1）在坚持币值稳定和经济增长目标的同时，也要适当考虑资产价格的过度偏离以便采取防御性的货币政策；（2）由于现行的货币政策框架有“时间不一致性”的新的表现形式，因此必须延长货币政策目标的覆盖期限至整个经济周期，并考虑货币政策在全经济周期中的均衡性；（3）以央行为主导，加强三大监管机构的合作与沟通，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和宏观金融审慎监管协调机制，以改善货币政策环境，抵消金融系统的过度顺周期性；（4）开展对我国人民币升值背景下的货币政策框架的内在不稳定性研究，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采取预防性的货币政策，防止经济大起大落。［30］
2008年底我国外汇储备已超过2万亿美元。李若谷和冯春平（2008）认为，中国外汇储备规模巨大，迫切需要加强对外投资。次贷危机以后，美国一些金融资产价格相对缩水，更接近合理的价格区间，为中国对外投资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契机。［31］
2.房地产市场方面。
蒋先玲（2007）认为必须从意识上强调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也是一种风险资产；警惕住房抵押贷款的潜在信用风险,严格贷前审查；认为我国已在很大程度上具备了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条件，应尽快总结抵押贷款证券化的经验并进一步推广；寻找有效手段调控房地产市场，对利率杠杆的使用要慎之又慎，完善土地出让制度，提高土地管理机关、房地产交易管理机关的透明度，减少商业腐败等，从制度上保证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32］
刘克崮（2007）认为，借鉴美国用次级贷款等市场方式解决中低收入者住房问题的总体思路，加强住房金融市场分层和金融产品创新，将有利于我国形成完善的住房金融体系，以多种方式解决中低收入人群住房困难问题。［3］
麦元勋、刘湘云（2007）则对抵押贷款的证券化持谨慎态度。他们认为，当市场参与主体过度追求利润而滥用资产证券化工具时，资产证券化不但不能分散风险，反而会沿资金链条迅速将风险传播出去，最终演变为影响广泛的危机。应坚持审慎原则促进我国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发展。［33］
汪利娜（2007）认为，“人人享有适当住宅”并不意味着人人都要买房，让无支付能力的低收入者进入购房市场，不仅事与愿违，还会产生许多负效应。一个优化的市场结构应是新建房与存量房、出售房与租赁房、商品房与政府提供公共住房的统一。［34］
3.金融市场方面。
此次金融危机对中国在金融市场方面的启示，大家的观点比较一致，在许多问题上达成了共识。首先看关于金融业金融创新和金融市场操作的讨论。如蓝庆新（2008）认为，必须提高金融机构的风险防范意识，完善风险防范制度。我国银行必须加强金融机构内部风险控制制度建设，提高金融机构自身风险管理能力，并有针对性地加强对金融机构的外部监管。［35］黄润中（2007）提出，金融创新工作要特别注意掌握规律，金融创新尤其是金融衍生工具是把双刃剑，必须在趋利避害中寻求利益最大化。［36］罗熹（2008）认为在银行风险管理方面有以下启示：一是在投资、信贷活动中要坚持独立的风险判断，确保对风险的识别、控制能力，不要投资于“不懂”的产品和领域。二是现代金融领域各类风险的内在关联性越来越大，风险的表现形式越来越复杂。当今的金融风险很难孤立地进行识别和管理，要求国内银行必须加快提高全面风险管理水平。三是要有明确的风险战略、政策制度和健康的风险文化，健全内部治理结构，严格执行风险政策和制度，在风险收益的长期平衡中实现可持续发展。四是要进一步密切关注我国房地产市场走势，重新检讨现行的住房开发贷款和按揭贷款管理制度，最大限度地估计房地产泡沫破裂引发大规模不良贷款的可能性。［5］
其次看关于金融监管的讨论。张雪春（2008）指出，必要的中央银行监管职能，有利于中央银行在危机处理中积极有效地履行职责。必须赋予中央银行必要的监管职能，进一步完善中央银行与银监会等金融监管机构的实时信息交换机制和维护金融稳定的预警机制。此外，在构建存款保险机制时，中央银行应该占据特殊地位。从这次美国次贷事件看，在危机发生时，中央银行是站在第一线的，应当与存款保险机构共享信息，并与存款保险机构的运作有相当的默契。［37］阳建勋（2008）认为，为减少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必须构建完善的市场纪律约束机制，加强市场化监管，同时构建完善的金融市场准入机制、金融市场行为监管机制和金融市场退出机制；加强监管成本意识，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谨防国际金融风险，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38］
4.经济结构方面。
张宇、赵峰（2008）在深刻揭示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源的基础上，将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的重要启示总结如下：（1）注重社会公平，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我国现阶段在促进发展的同时，应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为我国经济实现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奠定基础。（2）在以股票、债券等为基础的虚拟经济中，由于资本的运动与实体经济的运动往往是脱节的，市场失灵的问题更加突出。作为一个处在发展与转型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有效发挥国家的调控作用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3）当前的金融危机证明了新自由主义不顾一切的盲目的私有化是有害的，我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4）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不断扩大和加深的情况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无视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影响，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的关系，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坚持独立自主。［13］
何干强（2008）从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的关系角度分析认为，从产业结构来看，我国将小汽车产业和房地产业作为拉动经济发展的支柱行业是不合理的。如果过多地发展脱离一般老百姓消费力的高档商品且超出一定限度，产生供过于求而导致一系列相关产业的商品流通遇到困难，这就必然反映到货币流通上，引发金融问题。并且，引起产业结构不合理与市场社会分工制度的自发性有关，私有制比重越大，这种自发性就越大。因此，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振兴新型公有制经济；同时从有利于人民角度出发，调整产业结构。［39］
朱安东、尹哲（2008）认为，应出台关乎民众利益的政策，采取有效措施在稳定物价的同时提高中低阶层的收入，降低贫富分化的程度，提高居民消费和内部需求，减少对国际市场的依赖。［14］
余永定（2008）认为，在积累了1.8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之后，中国已经成为美国次贷危机的“损失分担者”，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能保持中国的巨大贸易顺差，但这些顺差代表中国可能或已经遭受的真实财富损失。因此，中国必须加速经济增长方式、增长战略的调整，坚决把经济增长的动力尽快转移到内需上来。［20］
吴敬琏（2009）认为，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根本方法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实现这一转变存在体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各级政府仍然掌握了过大的资源配置权利。因此，要继续深化尚未完成的市场化改革，特别是产权改革进程，减少政府对资源的控制权，提高市场机制对资源的配置效率。［40］
彭兴韵、吴洁（2009）则认为，次贷危机归根到底是自由市场竞争体制的危机，虽然完全排斥市场机制会阻碍经济发展，但那种迷恋于完全自由市场竞争的发展道路，终究是要付出惨重代价的。只有在政府的宏观引导、风险及时得到消解的情况下，市场机制才能够较好地服务于社会与经济的发展。［41］
从我国理论界关于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对我国启示的讨论中可以看出，对启示的讨论是建立在对原因的分析的基础上的，对金融危机产生根源的不同层次的研究决定了在不同层次提出各自的启示和对策。将此次金融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归结为美联储货币政策失误的观点，主张采取预防性的货币政策；房贷的发放要严格审核，并从制度上保证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认为金融危机主要是由于金融创新和金融市场操作失误引起的观点则更侧重于从金融角度，要求银行加强风险防范意识，合理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加强银行风险管理，监督机构必须充分发挥监管职能。另一些学者在认识到金融危机发生的本质原因后提出，应转变我国经济结构，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注重社会公平，缩小居民收入差距，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内需。我们认为，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根源于产业危机，通过信用制度和经济全球化将危机扩散到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及世界各国，并加深其影响的范围、程度和持续时间。因此，上述各种观点实际上是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归纳出此次金融危机对我国在经济运行各层面应把握和注意的问题。但是最根本的还是应该认识到，此次金融危机实质上是一种债务危机，是因为生产的商品在流通中遇到困难而导致货币流通不畅引起的，因此，要从生产领域寻找解决办法，同时调整货币政策和金融市场制度，标本兼治，从根源和外部条件上预防金融危机的发生。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赴美考察团.美国次贷危机考察报告［J］.中国经济研究报告，2008,(69、70).
［2］何帆，张明.美国次级债危机是如何酿成的［J］.求是，2007,(20).
［3］刘克崮.美国次级房贷危机的原因及启示［J］.管理世界，2007,(12).
［4］冯科.从美国次级债危机反思中国房地产金融风险［J］.南方金融，2007,(9).
［5］罗熹.美国次贷危机的演变及对我国的警示［J］.求是，2008,(18).
［6］华民.2008，全球流动性过剩仍将持续［J］.沪港经济，2008,(1).
［7］陈雨露，庞红，蒲延杰.美国次贷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影响［J］.中国金融，2008,(7).
［8］黄纪宪，张超.流动性过剩下美国次贷危机的原因与借鉴［J］.金融论坛，2008,(6).
［9］杨圣明.美国金融危机的由来与根源［N］.人民日报，2008-11-21（7）.
［10］杜厚文，初春莉.美国次级贷款危机：根源、走势、影响［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1).
［11］张宇.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与中国的道路［J］.经济学动态，2009,(4).
［12］白暴力,梁泳梅.当前世界金融—经济危机的原因及后果［J］.经济学动态，2008,(12).
［13］张宇,赵峰.新自由主义政策：金融危机最深刻的根源——当前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启示（上、中、下）［N］.中国青年报，2008-12-0（1、2、3）.
［14］朱安东，尹哲.长波理论视野中的美国金融危机［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4).
［15］吴宣恭.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J］.经济学动态，2009,(1).
［16］顾钰民.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阐释金融危机［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1).
［17］刘明远.政治经济学视野中的美国次贷危机［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11).
［18］张作云.金融危机的根源、生成机制及其在我国发生的可能性［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11).
［19］张明.次贷危机的传导机制［J］.国际经济评论，2008,(7、8).
［20］余永定.美国次贷危机：背景、原因与发展［J］.当代亚太，2008,(5).
［21］徐克恩，鄂志寰.美国金融动荡的新发展：从次贷危机到世纪性金融危机［J］.国际金融研究，2008,(10).
［22］黄小军，陆晓明，吴晓晖.对美国次贷危机的深层思考［J］.国际金融研究，2008,(5).
［23］曹红辉.美国信用危机：成因、风险传导与制度变革［J］.经济学动态，2008,(10).
［24］赵涛.应对美国次贷危机，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J］.经济学动态，2008,(6).
［25］黄隽.次贷危机对美国银行业的影响不宜估计过重［J］.经济纵横，2008,(7).
［26］李翀.论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的原因和影响［J］.经济学动态，2007,(9).
［27］王洛林，李向阳主编.世界经济黄皮书：2009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28］李慎明.“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理论视野中的美国经济［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4).
［29］徐崇温.从实际影响中去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J］.理论视野，2003，（1）.
［30］吴培新.次贷危机的形成机理及其对货币政策框架的含义［J］.国际金融研究，2008,(10).
［31］李若谷，冯春平.美国次贷危机的走向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J］.国际经济评论，2008,(2).
［32］蒋先玲.美国次级债危机剖析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7,(11).
［33］麦元勋，刘湘云.从美国次级债券危机引发的思考［J］.经济纵横，2007,(12).
［34］汪利娜.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的警示［J］.财经科学，2007,(10).
［35］蓝庆新.美国“次贷危机”与我国金融风险防范［J］.理论探讨，2008,(2).
［36］黄润中.美国次贷危机的市场影响、启示及对策［J］.中国金融，2007,(19).
［37］张雪春.透视美国次贷危机的传导与启示［J］.金融纵横，2008,(1).
［38］阳建勋.美国对次贷危机干预的两难选择与启示［J］.财经科学，2008,(9).
［39］何干强.关于“信心”的访谈［Z］./Article/ArticleShow.asp?ArticleID=1348
［40］吴敬琏.金融海啸与中国［J］.亚太经济，2009,(1).
［41］彭兴韵,吴洁.从次贷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的演变与扩散［J］.经济学动态，2009,(2).
社会管理下公务员休息权的保障与替代解决
社会转型期中乡镇政权行政行为分析——基于武威市J乡的个案研究
完善我国公务员退出机制的思考
地方治理行动自由空间中的五大矛盾解析——个人与制度的冲突
中国农民工培训:经验与反思
社区融合:城乡一体新社区治理的新模式——以嘉善县桃源新邨社区为例
信任产物和信任建构:中国非营利组织信任研究
“有管理的竞争”理论的国外经验及其中国启示
中国地方财政收入空间分布差异研究——基于1997～2008年各省数据的分析
家电下乡财政补贴分配机制研究
完善我国农村合作金融改革的政策选择
我国网络团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研究
论地方涉台立法权的适度拓展——以平潭综合实验区为考察对象
行政机关案例指导制度的正当性证成
中国语境下的法律信仰:缺失与建构——从伯尔曼的《法律与宗教》谈起
和谐行政法律秩序下行政和解新机制的构建
福建省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对消费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PanelDate模型的分析
网络舆情与公共政策公信力危机治理
基层维稳运行的路径选择——基于运行机制的制度性缺陷
高可靠性应急管理政府:借鉴与构建
行政成本控制的路径选择——基于系统理论的研究
体制转型中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和角色分析
传统与现时代:马克思主义区域化的文化场域——从温州社会的实践、经验与诠释出发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视阈中的生态危机根源
试论新媒体境况下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贫困大学生的网络人格研究
“文化自觉”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的必要性
构建商业道德规范的基本要求及路径
工人阶级新变化与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兼论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启示
《海峡法学》征稿启事
对提升中国软实力的思考——以对非洲援助为视角
非民主政治: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选择
论国家刑事责任的承担
“行政”审查标准的式微与因应
改善收入分配与扩大居民消费
试论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的产权与制度因素——基于经济社会学的认识
建立我国绩效审计评价标准的研究
世界金融危机: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契机
金融危机下的贸易保护主义:一种新的理论解释
行动学习法及其在我国的应用研究
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路径选择与制度安排
构建“强县扩权”改革的制度基础——基于对潜在隐患的规避
金融危机下公共服务体制创新策略探析
基于不同视角的劳务派遣制度分析——兼论促进劳务派遣业发展的建议
构建中国现代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路径选择——基于社会转型期存在的问题
房地产业的社会责任缺失及其规制
文化创意产业国际化发展研究——以北京为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内涵、目标与原则
单位盗窃的司法困惑与应然认定
新农村法治进程中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建设的模式
论农村纠纷诉讼的研究维度
法律经济学视野下的地理标志保护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对经济危机根源的思考——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视角
国际金融监管的多边治理机制——一个多层次的构想框架
从课税成本看地方税权配置的模式选择
创意经济条件下企业产品开发模式创新探析
福建省城乡用电同网同价的实践与探索
[论文摘要] 当前美国次债危机已经演变为金融危机，大有重创世界经济之势。我们通过分析美国次债危机产生的机理，来阐述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启示。
美国次债危机发生一年多来,在全球金融市场掀起了一场规模庞大的金融风暴：全球股市下挫,美元加速贬值,众多著名金融机构蒙受巨额损失甚至破产倒闭，引发金融危机，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引起各国对发生经济衰退的担忧。美国次债危机爆发原因及对中国的影响和启示成为有必要探讨的问题。
一、 美国次债危机产生原因
美国的次债危机源自于资产证券化,所谓资产证券化是指以缺乏流动性、但能够在将来产生稳定的、可预见的现金收入流的资产作抵押，发行可以在金融市场上出售和流通的证券，债券持有者可以依据资产所得收益获得稳定收益。事实上，这种证券收益严重依赖于抵押资产本身的质量。在美国的资产证券化过程中，因房地产价格的不断攀升，出现了一些贷款机构向信用程度较差和收入不高的借款人提供的贷款，这部分贷款称之为次债。随着美联储自2004年开始的联邦基准利率的连续提高,房地产价格出现下跌趋向，次级按揭贷款人心理预期与偿付能力下降，以致于出现大量违约。因为抵押证券很大一部分出售给商业银行、对冲基金和保险公司等机构后，危机进一步扩大。我们可以发现，利率提高和房地产市场价格下跌成为危机爆发的导火索。
二、美国次债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1.贸易渠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美国的消费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七十，次债危机重创了美国的金融业，这将引起流通性不足，银行收紧信贷。对于严重依赖贷款消费的美国来说，直接导致消费下滑。此外，随着次债危机的恶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逐步显现出来，引起失业率上升。全球经济贸易结构中，基本上是美国对其他国家逆差，国际消费很大程度上依赖美国，中国对美贸易占很大比重，在此背景下，将直接影响中国出口。当前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已超过百分之六十，出口的下降，将对中国经济产生直接影响。
2.通过汇率对中国形成冲击
美国次债危机会导致美国经济和美国元下滑，必然也会对主要与美元挂钩的人民币汇率产生影响。当前，中国外贸不平衡的矛盾更加突出，在美国利率降低和经济衰退的背景下，美元将不断贬值，者为追求息差收益，纷纷涌向中国，这将对人民币产生升值压力。人民币经过近三年的不断升值，已给中国的中小企业产生沉重压力，许多中小企业纷纷倒闭，将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健康成长。
3.对中国房地产市场和股市的影响
对于严重依赖预期的股票市场来说，美国次债危机重创了投资者对未来经济的预期，全球股市自从2007年下半年以来大幅度下跌，中国的a股亦未能幸免。房地产投机炒作成风，中国房价已经历了近十年的大幅上扬，银行的房地产贷款也占了很大比重，房地产信贷风险情况不明且风险相对集中于银行体系内。在经过多年的房地产高速增长后，中国的房地产价格亦开始松动，中国的住房按揭贷款正步入违约高风险期。
三、美国次债危机对中国的启示和建议
1.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新的金融创新工具，它涉及到金融体系的方方面面，是一项严谨而复杂的工程。它的健康发展需要一个优质的资产、独立的评估体系、有效的监管制度来保证。只有如此中国资产证券化业务才能启动和健康发展，避免金融风险的产生。
2.银行应严防信贷风险，注重客户信用和偿还能力。
美国次级债券危机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在房地产价格上扬时，银行往往让大量无偿还能力的客户获得了贷款，忽视了房价逆转时可能产生的违约风险，从而为次债危机埋下了祸根。在中国，住房按揭贷款一直被银行视为优质资产，在房价高速上涨过程中，出现银行业忽视贷款申请条件，给予按揭贷款的现象，在房价上涨时，这些现象的风险容易被掩盖，然而房价一旦发生逆转，隐藏的风险就会暴露出来，使得银行业面临大量的不良资产。所以对贷款条件的审核不应该放松。
3.扩大内需，促进经济持续增长
中国经济增长严重依赖的“两架马车”——出口和投资，在出口下降，进而引起国内企业的投资欲望降低，中国经济更容易受到世界经济周期的冲击。在此背景下，只有采取扩大内需的手段，才能抵消外部因素影响。扩大内需，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减税，尤其是长期困扰居民消费欲望不强的社会保障、教育和医疗等问题的解决。
参考文献:
[1]王琳:由美国次债危机引发的对中国资产证券化发展的思考.金融经济，2008.10
[2]田秋生和付留鹏:美国次债危机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操作.西部金融，2008. 2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影响深刻而深远。这次金融危机不是一次简单的周期性危机,不是类似1998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危机那种局部、短暂的金融危机。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有言:这是一场“百年不遇”的危机。这场危机影响深、蔓延广,由欧美发达国家蔓延到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演变成为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而且这场“金融海啸”已经由虚拟经济蔓延到实体经济,演变成为对全球的实体经济造成直接伤害的经济危机,在这场危机中,几乎所有国家都难以幸免。
本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研究分析系统、全面。作者从金融危机发生的机理出发,揭示了危机发生的深层原因,探讨了危机的深刻影响。难能可贵的是,本书立足于中国国情,有针对性地分析了中国的楼市、股市,分析了中国的产能过剩等问题,提出了政策性建议。作者认为,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有着深刻的经济原因、社会历史原因,甚至文化原因。金融危机在什么时间爆发,以哪个银行出问题为标志,这有偶然性;但就危机爆发本身而言,有着一种必然性。这次金融危机最直接的导火索就是美国的次贷危机,次贷危机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金融危机的蔓延导致了全球性经济危机。金融创新工具过度发育,资产证券化大行其道,虚拟经济同实体经济严重脱节,都是金融危机发生和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同时,也不能忽视“布雷顿森林体系”破产后,美国凭借发行货币的优越地位,不断扩展“货币战争”的影响。此次金融风暴,本质上是以“华盛顿共识”为标志的美国模式市场经济治理思想的严重危机。作者还探讨了金融危机发生的很重要的环境因素――美国民众的消费观、美国式的生活方式、价值理念。我们看到的美国的经济危机的背后却是美国的文化危机。
本书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视角非常独到,分析非常犀利,观点非常鲜明。针对国际上(也包括国内)的一些官员、专家学者、实业家看到2009年上半年国际经济运行态势出现一定恢复的迹象,因而呈现出过于乐观看法;作者明确指出,现在即判断全球性金融危机已经结束为时尚早,现在的经济恢复只是一定程度的“反弹”,还不能断言国际经济已经复苏,还要有长期作战的准备。书中集中了大量笔墨探讨金融危机发生的必然性、蔓延的普遍性、危害的深刻性、影响的长期性。两位青年学者还对金融危机的走势作了预测,认为危机呈现“W+L型”走势的可能性非常大,而且2009年年底、今年年初国际经济将呈现新的一轮波动,这个波动将影响全球经济,包括中国经济。
在研究方法和写作方法上本书也很有特色。这体现在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国际问题与国内问题相结合上。不仅一般性地研究金融危机的历史和形成机理,更侧重研究危机的走势及其对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现实影响;不仅一般地分析金融危机的教训,更侧重对危机走势的预测和判断。同时,本书以对话形式写作,一问一答,侃侃而谈,像是作者两个人聊天,又像是作者和读者讨论,循循善诱,丝丝入扣,紧扣读者的思考历程,随时照顾读者可能想到的问题,尽量把话说明白,把理讲清楚,形式新颖、别致,语言生动、活泼,内容紧凑,逻辑性强,把读书活动由枯燥的理性思维变成生动的艺术享受。这实在是难能可贵!采取对话的形式,以实在的语言,以朴实的文风,进行一部学术味道很浓的著作的写作,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提倡的风格。
本书的两位作者是活跃在理论界和学术界的优秀青年学者。我和他们是忘年交。20多年来,眼看着他们在学术园地里不断地成长、进步,我十分欣慰。早在1985年我就与权元七博士相识。那是在长春召开的东北三省经济改革论坛期间。他当时就读东北大学,是大三学生,作为东北大学两名代表之一参加那次论坛。在这个论坛上,我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演讲,引发了他对改革理论的兴趣,从而形成了对理论的孜孜追求。从此我们之间建立起“学术友谊”。后来元七在东北大学毕业,先后在政府机关工作,又担任国企董事长5年。199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系攻读经济学博士。博士毕业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攻读法学博士后,又在美国哈佛大学作一年访问学者。现任北京大学东北亚战略研究中心理事长。同时权元七在实业投资、企业管理方面也非常成功。他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和走势非常准确,这和他特殊的经历和学识不无关系。梁启东是我的学生,在我任辽宁大学校长时,他在历史系读书。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个思维敏捷、奋发向上的优秀学生会干部。大学毕业后,他到省直机关工作,还到基层锻炼。实践使他养成了理论思考的习惯,为他形成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术风格奠定了可贵的基础。之后调到辽宁社会科学院工作,为他实现自己的学术目标提供了广阔的平台。他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城市经济和辽宁省情研究,是辽沈地区为数不多的知名优秀青年学者之一。他勤于实践,善于思考,在省内外做了500余场报告、讲座,被称作“省情演讲家”。近年来他在辽宁中部城市群(沈阳经济区)研究方面颇有建树,著述颇丰。
作为热心宏观经济和现实问题研究的青年,两位学者的共同特点是理论基础扎实,基本技能全面,知识视野广阔。作为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优秀青年学者,他们的学术风格和学人品格也是值得称道的。他们是各自研究领域的专家,而且还是负责任的学术公民,保持着学者的良知;他们在关心自己前途的同时,更关心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程,对历史负责,对时代负责,勇于担当、甘于奉献。
［关键词］金融危机 金融业务 金融创新
［中图分类号］F83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2）02－0144－02
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性金融危机
（一）东南亚金融危机
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金融全球化浪潮，在使各种金融因素相互联系、相互影响，逐步趋向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进程中，金融风险和危机也全球化了。20世纪90年代，金融危机在全球范围内相继爆发，给世界经济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纵观数次金融危机，无论是1992-1993年英国英镑、意大利里拉贬值所导致的欧洲货币体系危机，或是1994-1995年墨西哥比索危机所引发的拉美危机，还是1997-1998年泰国货币危机所演变成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它们的共同特征是：金融危机都带有明显的传染效应，一个国家的金融危机会迅速扩散到其他国家和地区，演变成为区域性甚至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在经历了20世纪末的动荡与调整之后，进入新千年的世界经济呈现出复苏和稳定发展的态势。然而，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进一步加强和发展，各国在经济、金融方面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在给全球经济带来诸多发展机遇的同时，也使金融不稳定因素大大增加。表面繁荣的背后，潜伏着较以往更大的能够导致金融危机的风险。
（二）席卷全球的华尔街金融风暴
2008年9月15-20日短短的六天，近200年来逐渐形成的华尔街金融版图，正遭遇“地毯式”的剧变。有着158年辉煌历史的雷曼兄弟公司一夜之间轰然倒下，美林集团易主美国银行，大摩也传寻求合并……更多“涉雷”“涉贷”坏消息向我们吹来。曾经春风得意，制造着财富繁荣和资本神话的华尔街金融机构，如今又向全球输出着恐慌。这样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动荡对我国的金融业是猛烈的一击。接踵而至的欧债危机再一次给全球金融业带来雪上加霜的一脚。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金融业要从美国金融危机中吸取什么样的教训，在深化改革中加强对外经济和对内发展采取何种更为稳健的规划？
二、金融危机对我国金融业的影响
（一）金融危机对我国金融业的直接影响
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是因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而引起的金融风暴，而其爆发的大规模金融危机提高了我国金融业境外投资的风险。据美国财政部的统计截至2006年年底，中国机构购入的中国按揭债券总额为1075亿美元，占亚洲国家购入总量的47.6%。一般情况下，次级按揭债券在整个按揭债券市场中所占的比例是15%左右，单纯地按照这个比例来推算，我国金融机构购入的美国次级按揭债券接近160亿美元。而国内的金融机构，如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交通银行、中信银行、招商银行等6家上市银行在此次危机中均造成了一定的损失。从国外的投资情况来看，工行、建行、中行再次级债券中的投资占资产比重小于1%，有海外投资的6家中资银行次级债亏损49亿人民币，其损失也不会影响其银行的正常营业活动。中国商业银行总计持有美国雷曼公司20562万美元的贷款，此次雷曼的破产对中资银行的影响也是很有限的。从整体看来，由于中国金融业相对封闭，金融危机对我国金融业的直接影响并不是很大。
（二）外汇市场中人民币的潜在危机
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元的汇率一跌再跌，屡创新低。美元的大幅度贬值让手中持有美元资产的中国政府囊中的资产大幅缩水。与此同时，美元的大幅贬值也对人民币的升值造成巨大的压力。中国属于出口密集型的发展中国家，如果美元继续贬值人民币升值过快的情况下，很容易被一些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国家所代替。在全球能源、劳动力、原材料大幅上涨的今天，在美元大幅贬值的情况下价格会持续上升。中国目前处于一个对原材料和能源相对缺乏的时期，美元的贬值进口材料的上涨，会使中国很长一段时间停留在对进口能源、原材料的阶段。
美国的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只是进出口价格和货币价值的层面上，而是对中国的经济结构起到了影响。在这场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国被迫去调整原有的金融结构来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例如，放缓人民币升值的速度；改变原有对进口能源、原材料的依赖程度；大力提倡自出创新、研发等方法来减少对进口的依赖。但是由于中国长期以来没有主动地对自己国家的经济结构进行与时俱进的调整，在当前这种被迫的调整要比主动地调整经济结构出现的困难多的多。而同时国际金融危机的压力和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也会出现很大分歧。
（三）房地产市场在金融危机中的持续下滑
提到金融危机让人们最谈资色变的房地产在这场金融危机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从地产商的供给方面来看，未来两年的商品房供给数量和闲置率都会大幅度提升。
从1999年到2008年，商品房累计新开面积为54.93亿立方米，其中竣工面积36.8亿立方米，销售面积37.38亿立方米。从目前情况来看，商品房的竣工面积和销售面积基本保持平衡。但是未竣工的商品房面积超过17.55亿立方米，这17.55亿立方米会在未来两年中投入市场。金融危机下的房地产处于低迷状态，而现阶段的供给出现了大面积的剩余。从购房者的角度分析，国家大力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宏观调控和一步步的信贷紧缩来控制刚性需求的减弱。信贷的步步紧缩让购房者的购买能力下降也使购买者的压力增加。房地产的低迷，购房者的观望让商业银行房地产信贷也暗藏着巨大的风险。一些中小开发商由于竣工数量大销售速度慢从而导致资金链的断裂造成违约。由此引发的房价暴跌也会将个人住房按揭贷款的“断供”率大幅上升，从而让金融业承担双方的压力。
三、金融危机对我国金融业的启示
这样的一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对全球的金融市场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破坏。面对这样的挑战，我们更多的是反思这场金融危机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和让我们知道在未来经济发展中我们应该如何避免被动的局面。
（一）金融危机对我国金融业的冲击
美国这一次的次贷危机让我们看到了，虽然金融基础设施是健全的，金融市场是有序完善的，金融创新是不错的，发达国家也无法避免金融危机的厄运。由此可见我们身为新兴市场的发展中国家就更加需要对自己的金融市场进行有效并且实时的风险评估，变被动为主动。不能因为发达国家爆发金融危机而去封闭自己，反而应该打开市场变换思路，去从容地应对风云变化的国际金融市场。
（二）金融创新各有利弊
万事万物都有利有弊。当然金融创新在带给我们新思路的同时也存在着不可规避的风险。如何有效地利用金融创新提高金融效率和优化金融资源的配置。成为解决金融创新衍生的问题的关键。金融创新在可能带来高效的同时也会产生严重的财务风险和流动性的风险，给脆弱多变的金融体系埋下一颗未知的定时炸弹。
（三）金融市场的有效监管是保障金融安全的最有力手段
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在有序地控制金融活动的同时还可以对脆弱的金融市场进行监控，来尽可能规避一些暗藏的金融风险。同时良好的金融监管对金融安全也是很有必要的。
（四）金融安全的绝对重要
美国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重新调整固有的经济结构，从经济危机中吸取经验，摒弃原有的自由经济规律，开始政府出面干涉市场，避免可能出现的道德风险。稳定的金融市场可以保障金融业安全有序的发展，而金融安全是现代经济市场的核心，所以金融安全在金融市场中起到绝对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贾恒山,崔霞.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金融业的影响与启示.中青年论坛.2009(03):32-34.
[2]广天响石.直击华尔街风暴.中国纺织出版社,2008:5-8.
[3]党玺.美国次债危机对中国金融市场的警示.经济导刊.2008(06).
关键词：金融危机 经济人 有效市场 集体非理性
经济学家普遍认为金融市场是现实生活中最为接近完全竞争的市场例证，有效市场理论假设证券市场价格充分反映市场信息，任何公开或非公开的市场信息能够立刻通过价格传导到市场参与者，参与者能够根据市场信息做出理性的反映以实现收益最大化，因此市场能够实现动态的一般均衡。但是金融史上的历次金融危机的普遍特征却是市场远离均衡的剧烈波动，而且每一次波动中市场参与者都表现出了如同希勒在《非理性繁荣》一书中指出的种种非理性的表现，这使得人们开始反思有效市场理论和经济学的理性假设，希望通过经济学基础假设的改进使得经济学更为准确地描述人们的行为和接近现实世界，从而减少金融危机的爆发频率及其破坏性。
一、有效市场理论――从微观到宏观
新古典经济学的逻辑核心就是市场参与者追求个体效率，围绕这一逻辑核心的分析范式是：首先阐明理论假设；在理论假设基础上用数学的方法描述研究对象的行为；用经验事实检验理论模型。贝克尔对经济分析的核心做了精彩的概括并得到经济学家的广泛认可，他指出，最大化行为、市场均衡和偏好稳定的综合假定及其不折不扣的运用便构成了经济分析的核心。“经济理论考察的核心问题就是经济人及其在市场经济中的互动过程及结果，因此理性假设既是新古典经济学的逻辑分析起点也是经济分析的核心。经济人行为有两个最根本特征：其一是动机的“自利”性即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其二是经济人行为方式的“理性”性。新古典经济学假设所有人都是经济人，都按照边际均等原则实现收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这就使得新古典经济学可以通过求解市场参与者在约束条件下的效用函数的最优解实现市场参与者的效率最大化。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则主要描述了通过市场参与者的最优行为实现市场的动态一般均衡。至此，新古典经济学实现了从微观个体均衡到宏观一般均衡的刻画。
金融市场的有效市场理论则是新古典经济学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对金融市场的刻画，通过假设市场参与者是完全理性的：证券市场价格能够迅速反映市场上公开或未公开的信息，参与者充分了解购买证券后果的概率分布而且能够选择使自己目标函数最大化的方案。在这样的假定之下，证券市场的常态应该是动态均衡的，任何的短期波动或冲击都能够通过市场的自我调节迅速恢复。因此，理性假定奠定了有效市场理论的微观基础，是金融市场长期均衡的基石。
二、金融危机的主观机理――有限理性
根据建立在理性人基础上的有效市场假设，只要市场参与者满足完全理性的假定条件，市场均衡是常态，任何的非均衡是短期的而且市场能够迅速修复。但是人类金融史上金融危机并不新鲜，而且大规模破坏性的金融危机使得市场远离均衡而且恢复缓慢。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破坏力惊人，各国纷纷启动救市计划。金融危机的现实促使人们反思有效市场理论的核心假设――完全理性。
总体而言，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理性假设遭到了两方面的批评。西蒙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假设太强，能够在任何时候准确计算自己收益和成本的完全理性的超级经济人是不存在的并提出市场参与者实际上只具备有限理性。西蒙指出：市场参与者的计算能力是有限的，面对复杂多变的现实市场，参与者无法知道各备选方案结果的概率分布；参与者认知现实的能力是有限的，所以人类的理性是在有限的认识能力约束下所能达到的最大化。从行为经济学角度，卡尼曼认为：完全理性是不可能的，人类有很多认知偏差如人类的自负即往往趋于高估自己的能力等，因而容易走向个人非理。
弗里德曼在《实证经济学》中指出，人们获得最终的结果并非出于对于各种可能结果精心计算概率分布而最终实现最大化。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总是从简单到复杂，从静态到动态，由于所处世界的复杂性超过了人们的认知理解能力，面对现实的极端复杂性，人们不得不假设人的理性是完美的，并以此作为证券市场资源配置的理论基础。一般均衡模型实际上为研究真实的市场提供了参照标准，从而测度、估计现实的市场状态是否达到最优，用与理想的市场（资源配置达最优）的差距来评价现实市场。但实际上，完全理性是不可能达到的，现实市场中参与者往往是有限理性的。因此金融危机产生的主观方面的原因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现实参与者的有限理性与有效市场假设下完全理性的冲突。
三、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个体理性与集体非理性
理性可以分为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新古典经济学把个体理性建立在理性公理的基础上，即：反身性，完备性，传递性等，但是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排除了集体理性，排除集体理性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市场失灵。通常所说的市场失灵来自外部性，垄断、信息不对称、公共物品等，这就在于个人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并不一定会带来社会最大化的结果，经济学中即称为“社会困境”，因此大部分市场失灵现象具有个人理性导致社会困境的一般特征使得完美市场是不可能实现的境界。金融危机一旦爆发往往不断恶化有越演越烈的趋势，这就在于金融市场的主导理论有效市场假设只关注市场参与者单个的最优化，而不考虑市场整体最优化的实现，而市场整体最优化的实现有赖于参与者单个的最优化外和市场整体最优化之间利益冲突的有效调节。
例如金融危机的爆发首先要有泡沫的膨胀期，这就如同凯恩斯的“选美”理论，每个市场参与者都想实现个人的最优化，但由于市场整体理性考量的缺失，在个体理性的驱动下，市场参与者考虑的不是市场将来可能出现无法控制的泡沫，而是积极的猜测大多数投资者的选股倾向和购买行为。而且在金融泡沫不断堆积衍生的过程当中往往有很多投机致富的示范效应从而使得个体投资者视投资行为为非理性而投机从众行为为理性。从市场参与机构来看，参与机构在金融泡沫的堆积过程中往往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一点在金融衍生品创新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金融衍生品一方面可以控制金融风险，进行风险管理，因而是风险管理的很好工具；可是另一方面若金融衍生产品使用不当，或者被滥用，反而会放大风险，造成灾难性后果。在金融泡沫不断堆积的过程中，参与机构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往往会视金融创新本身为点金术，如此次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就是失控的金融创新的后果。新古典经济学排除了集体理性的研究，从而使得市场如何从个人理性走向集体理性的过程研究成为缺失的一环。因此，金融危机的破坏性通过个体理性向集体非理性的传导机制而不断堆积和恶化。
四、经济学需要更接近现实世界――几点建议
从郁金香狂热、南海泡沫、上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到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金融史上历次金融危机的破坏力使得人们又一次反思和追问经济学的解释力。笔者认为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对经济学的启示是经济学的完全理想假设需要有一定程度的改进，此外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也要进一步的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使得经济学更加接近现实世界。
（一）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有效协调
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模型使用很多假设以实现逻辑自洽，如一般均衡模型假设不存在货币、政府，法律制度，产权体系，银行等等，所有信息通过价格进行传递和调节，而自由市场机制还需要非市场制度才能使市场得以有效运行。个体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的悖论说明仅依靠价格机制难以协调市场参与者与市场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如何通过激励相容的制度在无秩序的、多元的个人理性与有秩序的集体理性之间搭建均衡应该是此次金融危机对于经济学的启示之一。
（二）借鉴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
自从马歇尔把边际分析引入经济学以来，经济学出现了数理化的倾向，萨缪尔森在《经济分析基础》一书中把数学最优化和经济学均衡原理相结合，使用数学形式表述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主体内容。此后，西方经济学逐渐从语言表达和图解式的分析方法转变为用现代数理经济分析方法等高深数学为主的工程化研究方法。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哲学基础和研究方法方面有一定的共通之处， 但正如波普尔和哈耶克在《经济学》杂志中表示，社会科学不可能得出像物理学那样的结果，哈耶克猛烈的抨击了机械的、不加鉴别的适用自然科学的定量方法，他称之为“科学主义”。
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现代经济学体系建立在个体理性假设基础上，严格假设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数理化求解目标函数的最优解。但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主题根本不同，只有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社会科学的研究结论相结合才能更准确的解释市场参与者的经济行为和社会现象，比如借鉴神经心理学，行为科学的结论。但是，由于很多社会科学的结论是很难或没法定量化的，比如集体理性该如何衡量，有限理性该如何纳入新古典经济学的模型中，即使能够量化，纳入后经济模型能否求解，这些都需要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突破。
经济学家哈恩曾指出：为证明“无形之手”，新古典经济学家走上了一条非常狭小的羊肠小道才走到了峰顶，而走上峰顶的重要垫脚石就是理性公理假设。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对新古典经济学最大的启示就是：为认识复杂的经济世界而不得不做出的理性假设使得经济理论不足以对现实予以充分准确的刻画和解释；理性假设本身需要改进，作为新古典理论大厦的基石，理性假设的改进需要付出精心的探索和长期的努力。
参考文献：
［1］［英］亚当・斯密《国富论》著 ［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3月
［2］［美］乔治・索罗斯《超越金融：索罗斯的哲学》［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4月
［3］张平，刘霞辉《中国经济增长前沿》［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年5月
［4］左大培，杨春学《经济增长理论的内生化历程》［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6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