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后危机时代；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6-0076-02
2008年下半年，由美国次级抵押贷款诱发的金融危机海啸充斥着地球每个角落，在各国的努力下，金融危机正在逐渐缓和，世界经济步入后危机时代。对于后危机时代的研究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之一，到目前为止，对于后危机时代的研究主要在国际贸易、金融、经济关系领域，但是在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其他相关学科也引起了高度重视。从总体情况来看，目前关于后危机时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方面：一是后危机时代的内涵研究；二是后危机时代的问题与对策研究；三是对于后危机时代的哲学反思。
一、关于后危机时代内涵的研究
在关于后危机时代内涵的研究中，包含着“后危机时代是什么阶段”的问题。到目前为止，它还是一个在学术界存在较大争议、无法准确给出其内涵与外延的一个概念。学者主要从两个方面说明：一方面是区别于暂时已经过去的全球金融危机；另一方面，由于现阶段世界经济并没有明显脱离经济危机的负面影响，经济危机的反复随时可能出现。
孙立坚指出：中美经济最近都出现了程度不同而又明显的回暖迹象，意味着世界经济开始步入“后危机时代。”[1]李伟认为后危机时代也就是后金融危机时代，明确指出它是“一个危机得以缓和与不稳定、不确定相互混杂的时代，是危与机、希望与问题共生的特殊历史时期。”“是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2]左顺根也指出后危机时代是指世界经济随着金融危机的缓和而进入的一个相对平稳期。该时期的最大特征是经济等方面仍存在着很多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政府积极的经济政策引导使危机的危害得到缓解，经济下滑得到抑制；另一方面，由于固有的危机并没有完全解决，内在矛盾还长期存在，经济危机还会回来，甚至加剧并有可能引起新一轮的衰退[3]。
刘峰认为，后危机时代（Post-crisis）是一个相对平稳的阶段，在这个时期，经济波动较小，但是未来的经济发展仍然充满着较大的变数和未知，不确定与不稳定性是后危机时代特征的主要内容，并指出社会发展环境将在长时间内处于后危机时代[4]。吴春梅、石绍成也说后危机时代是随着金融危机的缓和而进入的相对平稳期[5]。白晓也提到随着全球经济逐步回升，结束了经济危机时经济环境的极度萧条和社会心理的恐慌而进入了相对平稳的“后危机时代。”[6]此外，她还指出这“是一个缓和与未知的动荡并存的时期”，“是一个既包含了危机内容本身又囊括了危机之后新的时代内容与价值的过渡性阶段，是由危机时代向新时代转变的中间环节”。
二、关于后危机时代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进入后危机时代，关于后危机时代的问题与对策成为后危机时代研究的主要问题。国内理论界对危机的产生根源及发展趋势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从经济、社会、社会价值观等方面提出各种对策与建议。
经济学界认为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对金融衍生品监管力度不大，过度负债投机造成虚拟资本的极度膨胀，纵容金融风险而致。强调自由市场的观点，认为是政府货币政策的失败，金融领域的机制性问题导致危机[7]，提出加强金融市场监管力度、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扩大内需等具体措施。
社会学主要强调社会建设问题在应对危机中的重要作用，中国要扩大内需，必须建立和完善城市化、社会福利体制、中产阶级以及消费信贷等四大支柱条件。因此，在应对危机中，主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面对经济危机时所采取的措施，即在经济刺激政策之外积极推行社会建设政策，扩大内需和建立社会保障制度[8]。
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为代表的哲学伦理学界则从意识形态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两个维度强调危机爆发的资本主义制度根源，并以制度、文化及其互动的角度揭示危机产生的成因机制，并在制度、体制、市场调控和管制以及文化等层次提出较为宏观的对策建议。
多数学者认为，“后危机时代”如何改变造成这场全球金融危机的制度因素是各国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如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全球统一的有效的监管制度和合作体系的建立，世界经济发展失衡的增长模式的调整，能够带来双赢效应的经济一体化的推进等。也有学者提出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不仅仅是一次经济意义上的全球危机，而是一次全球化发展方向的危机[9]。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意味着“美国化”时代和美国式意识形态的终结，宣告美国式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全球推行的失败。通过这次危机，更多的人能认识到“美国化”的全球化发展方向并不一定可行，美国式自由主义的价值观、意识形态也并不是全球普适的。全球化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阶段进程是不可逆转的，而对于自我意识形态的确立，不能盲目追随他人。
三、关于后危机时代的哲学反思
在后危机时代我们不仅要从经济理论方面分析这场危机，也要从哲学的角度来分析和审视。
冯晓宁和白晓都认为这场危机不仅使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去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学说，同时也再次印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学说的正确性[10]。
关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马克思指出：“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11]为了最大限度地追求剩余价值，资本主义企业一方面不断增加资本积累、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尽可能压低工人的工资。这样就形成了生产的无限扩大和普通劳动者购买力相对不足的矛盾，需求增长经常赶不上生产增长，从而导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资本与劳动之间对抗性的分配关系，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目的与实现这种目的的手段之间存在尖锐的对立。马克思对此明确指出：“但是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
有学者指出，20世纪70年代“滞胀”以来，新自由主义的盛行直接导致收入分配差距大，不平等加剧，进而极大地降低了吸收资本盈余的能力，这是20世纪初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由此可见，21世纪初爆发的美国金融危机动摇了新自由主义的信念，人们对其产生怀疑，已经威胁到资本主义的稳定，即使是极端新自由主义者也要求政府更多的干预。
第三世界的著名学者萨米尔・阿明谈到：“在我看来，全球化是现代历史事实，是积极的事实，是历史的进步，不能被自发的文化回应抹杀。”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主要面临两项任务：一是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及其方向的重塑或重构；二是尽快完成“民族国家”的建设。
从我国的立场出发，我们要确立以中国为根据的全球主义作为自己坚守的意识形态，这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其主要内容是：第一，要积极参与到全球市场的建构中去，进一步完善市场制度，改善市场环境，减少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体制；第二，转变政府职能，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改变政府对经济干预的途径和方式，将微观、刚性、全能干预转变为宏观、柔性、有限干预和协调。第三，加强社会思想道德建设，完善市场道德体系，克服各种思想障碍。树立新的国家安全观，构建文化安全战略。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分析方法，站在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对中外文化就以辨别、创新和发展，建立有效防备预警机制，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民族文化体系。
四、简要评述
从以上的梳理可以看出，学者关于“后危机时代”理论的讨论涉及面比较广泛。在系统性和深度上还可以加强研究。
首先，对于其内涵的研究，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大家对后危机时代的概念和内涵的理解基本一致。但是，对于后危机时代的问题与对策研究比较宽泛。“后危机时代”作为一种社会发展阶段，在这个大的背景环境下各国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不一样，各行业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不同，应该加强对解决问题对策的研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其次，关于后危机时代的哲学反思，主要表现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在我国，因加强思想道德教育方面的研究，这对于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金融危机后，利益格局的多元化日益显现、劳动收入和分配方式的日益多样化等，这使得人们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都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不断发展变化的现实带来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如政治信仰淡薄、理想信念模糊、社会责任感缺乏等问题。而大量西方文化思潮和价值观念的冲击，某些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对人们的影响也不可低估，这些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我国社会的政治凝聚力。正因如此，学者们应关注思想政治教育，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使人们认识到保持国家与社会稳定的重要性，认识到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
参考文献：
[1]孙立坚.“后危机时代”的课题[J].理论参考，2009，（4）.
[2]李伟.后危机时代背景下对“中国模式”的理性分析[J].河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
[3]左顺根.中国宏观经济状况与货币政策抉择[J].经济与管理，2011，（1）.
[4]刘峰.“后危机时代”转换的困境极其展望[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0，（6）.
[5]吴春梅，石绍成.后危机时代的中国政府改革：背景、特性与路径选择[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8）.
[6]白晓.后危机时代马克思主义价值的新认识[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7）.
[7]成思危，全球金融危机与中国的对策[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5）.
[8]成靖.“意识形态终结论”的终结：后危机时代的意识形态[J].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5）.
[9]冯晓.后危机时代背景下对全球经济危机的哲学反思[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9）.
关键词:欧文;后金融危机;启示
中图分类号:F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3-0013-02
罗比特・欧文(1771―1858),19世纪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实践者。1799―1823年,欧文担任苏格兰新拉纳克大棉纺厂的经理兼股东。这个阶段是他实践社会主义的重要时期,也是工业革命的发展时期,大机器的广泛运用使得大量平民失业,手工业者破产,期间还发生了四次较大的经济危机,使得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逐渐暴露出来。欧文在这一阶段亲眼目睹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带来的种种罪恶现象,了解工业革命给无产阶级带来的痛苦,并同情工人、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产生了对资产阶级制度的不满,并积极探索应对危机的方法和社会改革的道路。在24年的厂长生涯中,欧文在资本主义环境中创造了一个和谐工厂、和谐社区。每年到新拉纳克参观考察的外国使节和其他企业家、教育家、慈善家络绎不绝。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他为“社会主义者运动的创始人”。欧文不仅改善了下层劳动人民群众的贫困状况,使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也使股东获得了较多利益,尤其是欧文所倡导的以人为本、坚定信念、强化监管、从容应对经济危机的做法,在资本主义社会独树一帜,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一
1799年,欧文买下了苏格兰克莱得河谷新拉纳克附近的一家大企业,这就是“新拉纳克纺纱公司”。恩格斯生动地写道:“这时有一个20岁的厂长以改革家的身份出现了,这个人具有像孩子一样单纯的高尚性格,同时又是一个少有的天生的领导者。”1806年经济危机时,大棉纺厂厂主们决定采取停止机器运转、解雇工人和以高价买进原料继续进行加工的办法,造成工人的恐慌。欧文则下定决心,采用既不伤害工人的利益,也不损害工厂的运行的办法,“停开全部机器,保留工人,维护机器,等待开工”,并且在禁运的4个月内给工人照常发工资。危机过后,企业恢复了生产元气,通过这次危机管理,欧文使工人“克服了他们的成见,并使我能够获得他们的充分信任。”从此工人们开始支持欧文和他的任何一项改革。欧文在那个普遍将延长工时来提高利润的时代中,做出了与当时资本家完全不同的方法,就是减少工时,更新机器,减少工人劳动强度来提高工厂的利润。当时一般的工厂资本家普遍实行13～14小时的工作日。在新拉纳克,欧文将劳动工作日缩短为10.45个小时,其中包括吃饭占用1个半小时,以使工人有更充裕的休息时间和学习时间。这一做法受到了工人们普遍欢迎。除了在自己工厂中减少工作时间外,欧文还积极地向贵族、议会宣传他的理论,推动立法,限制童工年龄和劳动时间。最终推动了限制童工年龄和缩短劳动时间的立法。同时欧文还耗资近一万镑在新拉纳克兴建了一所多功能学校,不仅为工人子女提供学习机会,也为社会上的下层人士提供教育。
二
欧文在新拉纳克担任厂长期间共发生过四次较大的经济危机,分别是1797年、1810年、1816年和1819―1822年。这四次经济危机,同2008年金融危机相比,尽管在表现形式和影响程度上有诸多不同,但危机发生的基本原因和机理是有共性的。把握这种共性对于我们处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科学发展有着一定帮助。
1797年由于英国农业歉收,政府大量进口粮食以及军费开支过高引起黄金外流,致使金价上升,银行倒闭,市场缩小,物价大跌。1806年由于美国对英国实行禁运,以及纺织品市场生产过剩,在1810年造成纺织品工业一泻千里,大工厂裁员过半,中小工厂关门大吉,物价大幅下跌,而后由于英美开战致使危机持续四年之久。1816年,由于英美商品对欧洲大陆和北美大陆无限制输出,致使冶金业和煤炭工业生产过剩,导致物价下跌。1819年,由于对前次危机中庞大的过剩产品吸纳能力不足,并产生了粮食歉收,致使殖民地原材料涨价,黄金外流,国内外市场萎缩,导致商品大量囤积,物价大跌。
相比较过去的经济危机,2008年金融危机则复杂得多。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危机的实质是生产的相对过剩,根源在于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矛盾。表现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主要是在新自由主义推动下,国际金融自由化,金融资本的贪婪和逐利性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扩大,人们消费能力持续下降,并缺乏监督,继而导致世界性危机。这次金融危机肇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由于虚拟资本过剩且金融投机活动无人监督,并与货币紧缩形成对立,使银行流动性不足,虚拟资本价格暴跌,从而引发金融危机。
现在的金融危机表面上看是信用体系危机或是货币危机,但事实上与生产过剩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关键点在于信用机构和投资银行设计出可以代替货币实现商品买卖的金融衍生品,帮助资本家解决市场紧缩和生产过剩的问题,结果造成金融衍生工具滥发,投机疯狂,形成大面积、大规模的负债超前消费,这种消费模式实质仍是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虚假消费“繁荣”,掩盖了资本主义生产能力增长与广大劳动者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的矛盾。传统的经济危机起始于实体经济领域,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大量生产能力闲置,物价下跌,市场萎缩,进而引发金融动荡,股市崩溃。而当下金融危机则以金融领域为起点,表现为有效需求“旺盛”,通过信用卡“过度消费”解决资本家生产过剩问题。
三
由于2009年的中国经济走出了一波V字形反弹,许多人处于乐观之中,但我们应当看到,我们的增长方式并没有实质性的转变,尤其是全球经济尚未走出危机阴霾的情况下,还不可能摆脱债务危机的威胁,而欧文应对经济危机时的一些做法仍值得我们在这个后金融危机时代加以借鉴。
(一)后金融危机时代应更加注重以人为本
欧文无论采用何种措施都首先考虑到工人的利益,以工人的角度出发进行自身的决策。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我们要更加注重民生,以体现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要保民生,促稳定。建立完善的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扩大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适时调控过高的房价、物价,加大公共领域投资的比重等等,让居民无后顾之忧,既敢消费,又放心消费,才能拉动内需。企业不应消极简单的“裁员,降薪”,要利用生产淡季加强员工的培训及教育,优化劳动力资源,塑造一种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调强把人作为企业管理和一切工作的中心,把关心人、满足人、发展人、完善人作为企业管理的归宿,最终解决危机造成的困难局面。
(二)后金融危机时代应更加注重转变经济发展模式
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如果思想观念不转变,发展模式转变就是空话。一是从国际形势上看,中国外贸依存度从改革开放之初的9.7%上升到目前的60%,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国际市场,金融危机一发生,外部需求急剧下滑,高度依赖国际市场模式的发展模式已走不下去了。二是从国内发展形势上看,在经济发展模式上存在诸多弊端,如发展质量差、过度关注GDP增长速度、不重视资源环境保护、重财富增长轻社会福利水平提高、结构不够优化,因而无法保持发展的可持续性。三是从企业发展存在的问题上看,企业目前自主创新能力严重不足,重低成本轻自主创新,缺乏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品牌产品少。四是从金融监管上看,对于中国现今来说,当务之急是建立一套完整的金融监管体制,既要加强金融创新,也要加强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督,使逐利性资本始终处于政府调控范围之内,努力建设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三)后金融危机时代应更加注重坚定信念
欧文在24年的经营生涯中,始终坚持着自己的信仰和做法。在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他就是一个奇迹。正是欧文坚持着自己的共产主义信念,才使他的企业在经济危机面前屹立不倒。中国在这次金融危机面前之所以没有被金融危机所左右,很重要的原因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没有照搬别国模式,没有按西方国家的要求进行改革。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人民性和计划性。充分发挥了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功能,也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即通过计划实行宏观调控,用计划的手段弥补市场的缺陷,通过国家计划宏观调控避免经济危机的动荡,最后保证人民利益的实现。后金融危机时代我们只要坚定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就一定能彻底战胜金融危机,取得最后胜利。
我们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加快发展模式转变和结构调整,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扩大社会的有效需求,保障广大人民利益实现,保证社会公平与正义,就可以不断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世界历史的发展中立于不败之地。邓小平曾指出:“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期过程发展后必然取代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我们坚信经过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后,随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不断复兴,社会主义力量不断强大,社会主义一定会代替资本主义,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568.
[2]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46.
[3]欧文选集:第3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128.
[4]欧文选集: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103-104.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金融危机;关联性
中图分类号:F038.1
文献标识码:A
一、当前金融危机的概况
从2007年2月份开始,美国的次贷危机现象开始严重起来,主要表现是作为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公司――美国新世纪金融公司,发出2006年第四季度的盈利预警;4月2日,面对债务压力,宣布申请破产保护。这标志着美国金融危机已初见端倪。2008年3月,摩根大通收购美国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
9月以后,许多著名的金融机构纷纷陷入困境甚至破产。包括美国政府接管“两房”,美国银行收购美林,雷曼宣布破产,AIG被政府接管,华盛顿互惠银行被美国联邦保险公司接管等。年末汽车行业三大巨头也面临巨大压力,急需政府的救助。
2009年年初,美国的多数商业银行也深陷困境,面临破产或被收购压力。这些现象让华尔街陷入“金融海啸”,数万人失去工作,且整个美国失业人数也在每天增加,形成了美国金融危机的严峻现状。
同时,这次金融危机扩散到全球。西方发达国家纷纷陷入金融恶化、经济衰退中,从而形成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这次危机在深度、广度上非常大。据权威专家估计,危机使全球财富损失达50万亿美元。危机在实体经济方面使各国工业生产严重萎缩,外贸出口大幅下滑,GDP增幅剧降。分析这次金融危机,不少专家学者认为危机的发生主要有这几个原因:
1 次贷危机是直接诱因;
2 根本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
3 金融机构的监管不力也是重要原因。
当然,金融危机的发生是许多因素综合导致的。我们只能从主导美国及西方国家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中去寻找。
二、新自由主义的主要观点
新自由主义是上世纪30年代开始就逐渐形成的。但面对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适应了当时的资本主义世界的需要,成为美国及其他国家主要运用的经济理论。到20世纪60、7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陷入了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共存的局面。这时,新自由主义者通过批评凯恩斯主义,极力推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经过里根政府和英国撒切尔夫人的选择运用,新自由主义登上了历史舞台,完成形态是1990年的“盛顿共识”。
新自由主义包括许多学派,主要有: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心自由主义学派,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以拉弗为代表的供给学派,以卢卡奇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这些学派各自主张的政策的侧重点不同,但都是以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所以它们有一些共同的主要观点,体现在:
(一)主张自由化、市场化,反对国家干预
新自由主义学者认为70年代的滞涨现象主要是国家干预造成的。因此主张经济的自由化和市场化,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配置资源,使贸易自由、资本自由、金融自由、创新自由。他们反对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控制,认为市场通过自由竞争有足够的能力去实现经济的良好发展和效率以及对资源的合理配置。而政府的干预反而不利于市场机制的完善和经济效率的提高。
(二)主张私有制,反对公有制
新自由主义者主张私有制,反对公有制。他们的态度非常坚决,认为一切经济主体私有化,产权明晰,才能保证高效率。认为私有经济具有内在的稳定性。因为市场经济的前提是竞争制度,而竞争制度的先决条件是私有制。由于生产资料私有,拥有它的人们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极大地调动了个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反之,如果是公有制,行政命令,会导致个人积极性的下降,资源配置的不合理,最终导致经济效率的低下。私有制同时可以最大限度发挥个人的自由;同时也可减少一些交易费用,而节约交易成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是很重要的。
(三)理性经济人的假设
新自由主义者主张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这些的前提假设就是经济人理性。就是说,市场上的人们是理性的,对未来是可以预期的。人们会为了自己的最大利益而根据实际情况去判断自己该做什么,同时也能够自由的去做什么。这样资源才会配置的有效率,资本的利润也能获得最大化。
(四)主张全球经济一体化
新自由主义者坚定支持全球的贸易自由和经济全球化。从亚当斯密到李嘉图的理论,都论证了自由贸易的好处。新自由主义者以自由市场为先导观念,认为在全球范围内,也应该做到这一点。把全球当作一个大市场,只有全球范围内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才能实现各国之间的利益增加。这样做使全球的资源自由的最优配置,可以形成全球劳动分工的合作,以促进全球共同发展。
三、新自由主义与当前金融危机的关联性
上面的新自由主义的主要观点,在美国及世界范围内都得到了运用,再看看当前的金融危机现状,仔细分析:我认为这些新自由主义与当前的金融危机有很大的关联性。
(一)经济自由化,市场化导致金融领域自由过度,从而引发金融危机
美国政府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实施的是罗斯福总统的新政,国家积极干预经济。国家队金融领域实施严格的监管。一直到70年代,没有出现严重的金融危机。而在里根以后,新自由主义思想登上舞台,美国实行金融自由化政策。
自由化、市场化的经济具有资源配置速度快、市场反应敏感等优点,但同时,也带了市场的盲目性、混乱性和滞后性等缺陷。当这些缺陷的影响显示出来时,就会给经济发展带来问题:经济畸形化,生产过剩或成产不足,两极分化严重等。同时,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社会不公正、经济寻租等“外部不经济现象”也会出现。当这些现象越来越多时,就需要政府及时的调节。只有政府适当调节,才能限制市场经济的缺陷,使经济平稳发展。
而新自由主义主张自由化市场化,否认政府的作用。在这种思想主导下,美国国会在80年代初通过了解除对金融行业严格监管的两个法案,在1999年废止了分业经营的分业经营的法案,这种情况下,美国金融市场上几乎没有监管,信息不透明,欺诈行为过多。80年代以后,美国经济中开始出现资产泡沫,80年代的储蓄银行的破产,90年代的股票市场的大泡沫引来了全球范围的资金,21世纪又在房地产领域形成巨大泡沫,从而导致一系列次贷危机,引发金融危机。
(二)经济私有化引发金融监管机构的缺失,从而放纵金融危机的发生
国家的金融监管机构是国家控制金融宏观形势的组织,具有很大的作用,但在美国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私有制,金融业也私有化。金融机构包括股票市场、债券市场、银行业等在自由自主的基础上,疯狂最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没有金融监管机构的管制,没有一系列的控制风险的强有力的政策法令。各种
金融机构为满足人们的消费心理、投机心理,不断推出金融创新产品,金融创新服务,来吸引投资者和消费者以获得一系列的中间费用。实现自己的利益。但却忽视了创新中的问题。
金融监管缺位,金融创新失衡,是美国金融监管机构的重要责任。1933年,美国出台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在金融领域实行严格的分业监管和分业经营制度。在这个法律的指导下,美国的金融业在大危机后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没有爆发大的金融危机。但1999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结束了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经营的格局。这为金融创新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1999年以后,美国金融业自由发展,但其一些矛盾的出现和积累都没有很好的得到控制和调节。久而久之,这些矛盾在一个时点大爆发就是必然的。
主要是在金融创新方面:金融衍生品发展中出现过度混乱局面,导致在房地产按揭贷款环节发生重大问题,引发了次贷危机。次贷危机扩大又引发了金融危机,进而引起全球金融危机。在这一系列的过程中,美国金融监管机构没有起到很好的监管作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放纵了金融危机的发生。
(三)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是错误的,从而诱发金融危机
理性经济人认为不论个人还是企业都是理性的,但却没有认识到,当所有的人都是理性的时候,如果没有国家有形的手来引导,会照成信息的不明确。企业或个人都追求最大利润,这符合他们的个人理性。但对整个社会经济来说,他们是无法能够及时得到信息,无法及时做出准确的判断,进而无法做出理性的行为。而新自由主义者似乎忽视了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这个重要现象。
面对房地产的高利润,人们纷纷投资;面对高利润,各种金融机构创新产品,贷款给需要的人,而且门槛不高。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没有考虑到市场的总体情况,没有考虑到风险。所以对整个社会来说它们的行为不是理性的,而是非理性的。
正是这样的因素导致房产泡沫的膨胀,引发次贷危机,进而形成全球危机。
(四)经济全球化导致全球经济紧密相关,从而加速金融危机扩散到全球
美国自里根政府接受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来,实施一系列与新自由主义理论相符合的经济政策。
在全球范围内,主张自由贸易。并且通过控制世界经济“三大支柱”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来制定一系列的国际规则和政策,向全球输出其经济思想和价值观,把主要发达国家都拉人全球一体化中。
在这样的情况下,全球经济融为一体,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但其中蕴含的矛盾也在慢慢积累。当积累到2008年时,美国首先出现危机,随后那些实施与美相似制度,与美经济联系密切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陷入了金融海啸中。主要的欧洲国家的金融机构同美国关系密切,受害极深,如英国、德国等国家面临着银行破产,人们失业严重等状况。前苏联东欧转型国家也受到极大地影响,面临着货币贬值、外资撤离等严峻的经济状况。
西方国家的经济联系密切,所以当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后,其它环节也跟着出现问题。而如今全球化导致各个国家经济关系密切,全球经济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所以美国的金融危机会形成一场全球金融危机。这次危机是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危机,给资本主义国家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同时给其它发展中国家也带来巨大影响。
(五)新自由主义其他方面的观点与金融危机的关联性
新自由主义者主张节约开支,主要是削减社会福利。同时要求税收最小化,主要为了增加资本家的利润,以刺激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然而,当社会福利减少时,人们会更加贫穷,会更加疯狂,会增加通过非正常手段来获得收入的想法和行为。这样的话,投机是理想的选择。而投机是金融市场失衡的罪魁祸首,进而引发一系列危机。当资本家的利润更多时,投资的非理性因素也可能增加,也会增加危机的可能性。
新自由主义者反对工会组织,提出“自然失业率”理论。认为劳动市场不会出现“非自愿失业”。只要对劳动市场加以改进,使其具有较大的流动性,就可以使要求的工资不过高,且有一定的技能的人们找到工作。反对工会组织,认为它是“自由市场经济”的障碍。这些观点使资本主义国家剥削工人更加严重。这样掩盖了危机的生产相对过剩的根源,使生产社会化过程中的矛盾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
四、小结
美国金融危机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引起世界性的经济衰退。许多人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其根源,但究竟是不是这样的。我认为,这次危机是新自由主义政策实施过程中积累的一系列矛盾的爆发。新自由主义的观点是自由经济,主张“看不见的手”――市场的巨大作用,忽视了“看不见的手”――政府的作用。然而市场有自己的缺陷,当产生的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爆发,从而引发了当前的金融危机。
关键词: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虚拟资本 中国 论文 联盟
马克思分析社会经济现象的方法论为我们解读金融危机提供了正确的理论视角。尽管《资本论》这一巨著完成于19世纪,今天的资本主义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此次金融危机也呈现出与以往危机不同的特点,但是《资本论》揭示的资本主义本质并没有改变。从根本上说,此次危机也并未超出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判断和精辟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仍然是我们今天正确认识这场危机的指针。
二、金融危机发生的理论根源
西方新自由主义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成为此次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理论根源。新自由主义的主张,强化了资本对剩余价值贪婪的性,导致在私人经济利润率持续提高的同时,工人实际报酬持续下降,“是美国政府与垄断组织联手所制造的‘美国梦’的破灭。”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实行以凯恩斯主义为导向的经济政策,经历了持续二十多年的经济繁荣,被称作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但是,20世纪70年生的石油危机以及美元的大幅贬值,使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入持续的生产过剩和利润率低迷,甚至形成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局面,从而宣告了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失败。为了走出“滞胀”危机,以弗里德曼、哈耶克等人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受到政府的青睐,其政策主张被当作解救拉美国家和所谓转型国家危机的药方,先是成为英国撒切尔政府和美国里根政府的经济政策,以后又在一些国际机构的推动下,成为风靡全球的思潮。
新自由主义坚信市场的有效性,认为私有经济和竞争性市场具有内在的稳定性和自我调节的功能,无需人为的干预,自由的市场经济就会自动趋于一般平衡和充分就业。据此,他们倡导经济自由主义,几乎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建议取消价格管制,放任市场自由定价,放松金融管制和外贸管制,实行利率市场化;积极主张国际贸易自由化、国外投资自由化和汇率自由化,建议对公共部门实行私有化、削减社会保障和福利、削弱工会和对劳动力市场的保护。与古典自由主义相比,新自由主义在主张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的同时,更为强调金融资本的作用,反对对金融资本的严格监管,推动金融自由化。新自由主义的上述理论和政策体现为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在全世界广泛推行,自由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在全球迅猛扩张,市场经济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空前加剧,同时也使资本对剩余价值贪婪的本性得以进一步强化。同时,为维护私人经济利润率的持续提高,自由市场经济国家还进一步形成了“工资挤压”和“工资崩溃”趋势。工人的实际工资持续下降。
与经济基础的上述变化相对应的是政治上的保守主义,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指出,变化的核心在于“将时间往回调,逆转那些抑制不平等的经济政策”。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也强调,当前的金融危机都是新自由主义惹的祸。陆克文认为,这场遍及全球的危机“对过去30年风靡全球的新自由主义正统经济理论——这一理论正是各国及全球监管框架的理论基础,但他们在防止当前这场灾难方面已告失败——提出了质疑”。
三、金融危机发生的制度根源
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的社会性同生产资料的私人资本主义占有制之间的矛盾,构成金融危机的制度根源。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区别于以往任何生产方式的特点是,一方面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巨大的发展,生产达到了高度社会化的水平;而另一方面社会生产资料和生产成果却被一小撮资本家私人占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尖锐化的表现,只要存在资本主义制度,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
在资本主义痼疾的制约下,无论是凯恩斯主义或者是新自由主义,都无法解决促进经济增长、减少失 业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反而使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进一步加深,生产的无限扩大与社会大众的消费需求相对狭小、个别企业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矛盾更加尖锐。尽管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了历史性的变革,但资本对剩余价值贪婪的本性并没有改变,其结果必然是社会财富不断膨胀的同时,公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从危机的演进过程可以发现,本次危机与以往所有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一样,根本原因都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无法得到解决,生产相对过剩,有效需求不足,金融危机只是实体经济问题的表现形式。
从生产的角度来看,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乍看起来好像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而且事实上问题只是在于汇票能够兑换为货币。但是这种汇票多数是代表现实买卖的,而这种现实买卖的扩大远远超过社会需要的限度,这一事实归根到底是整个危机的基础。”正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使资本主义的生产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势,但由于对抗性分配关系的存在,有效需求并没有相应增加,由此社会再生产的链条就会中断,其最典型的极端表现就是经济危机,在现代货币经济条件下,就表现为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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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金融危机发生的直接诱因
虚拟资本的过度膨胀,金融衍生品的恶性泛滥,是引发此次金融危机的直接诱因。由于信用的作用,从产业资本、商业资本中分离出来的生息资本取得了独立的存在形式,并产生了虚拟资本。所谓虚拟资本,就是依据一定的收入比例虚构出来的资本,它可以给其持有者带来一定的收入。马克思这样解释,“假定平均利息率是一年5%。如果500镑的金额转化为生息资本,一年就会生出25镑。因此,每一笔固定的25镑的年收入,都可以看作500镑资本的利息。但是,这总是一种纯粹幻想的观念。”虚拟资本本身毫无价值,但是它可以带来价值,即“以钱生钱”。
值得指出的是,从表面上看,金融危机是由虚拟资本自身的特殊性产生的。但是,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那样,现实资本的内在矛盾,“归根到底是整个危机的基础。”虚拟资本的过度泛滥只是引发金融危机的直接诱因,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才是危机的真正根源。只有在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条件下,经济危机的 可能性才会变为现实,“社会生产发展同它的现存的生产关系之间日益增长的不相适应,通过尖锐的矛盾、危机、痉挛表现出来。”
五、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
在金融危机肆虐全球、世界经济衰退之际,中国的发展令国际社会瞩目。2009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较以往虽然有了明显的下滑,但仍然达到8.7%的水平,表明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仍然是良好的,美国《时代》周刊称之为“例外”,并冠以“罕见的乐观迹象”。为了有效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加快我国经济全面复苏和健康快速增长,需要认真谋划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
1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我国经济实现总体回升向好
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更加凸显出来。在金融危机冲击下,我国经济运行和发展中的困难,一方面是金融危机导致外部世界经济减速,但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我国内部经济发展方式落后。此次危机对我国经济社会产生的严重影响,表面上看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而实际上则是对原有落后的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
过去三十多年来,我国通过改革开放,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随着发展阶段的提升、经济规模的扩大及所面临的国内外条件的变化,我国传统发展方式显露出的问题和矛盾日益突出,如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城乡发展不协调、区域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失衡、国内与国外结构失衡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必然要求。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要是指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逐步实现经济结构优化、生态环境改善、生活质量提高和社会福利增加等,一句话,就意味着经济、人口、社会、自然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我国只有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才能够不断提高应对国际风险的能力,为长期的稳定增长创造更多的机会和动力。
2.谋划发展,充分发挥内需的拉动作用
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是由生产和消费的矛盾所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消费需求规模的扩大和消费结构的升级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扩大需求可以有效地减弱危机的影响。世界经济正在进入后危机时代。从全球需求和生产结构的调整来看,进入后危机时代,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低储蓄、高消费难以持续,居民储蓄率将有所上升,消费率将继续下降,国际市场需求短期内不会恢复快速增长,甚至会相对收缩;另一方面,就生产能力的变化而言,许多国家都要继续促进本国经济的恢复,全球生产能力供给将会有所增加。这说明,后危机时代的全球供求结构将发生深度调整。
全球经济的新调整,必将对我国后金融危机时期推进发展提出新的要求。需要积极开发巨大的内需市场,注重发挥内需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拉动作用。
一方面,可以通过采用大规模的投资计划来有效应对危机。新增投资的重点要逐步从传统的基础设施领域,转向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在保持中央新增投资的同时,还应及时出台刺激民间投资的政策。同时,扩大投资要切忌盲目性,要以优化经济结构推进产业升级为前提,防止重复建设与产能过剩。
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刺激消费需求,要加快建立健全就业促进和服务体系,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积极促进消费结构升级,更加注重扩大服务性消费,倡导健康文明的消费方式,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3.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更要注重防范金融风险
此次危机表明,各国金融机构的相互影响正变得更加复杂;随着金融创新和金融衍生品交易规模的迅速扩大,金融风险的隐蔽性、突发性、扩散性也进一步加剧。这也警示我们,在我国金融业积极稳妥地推进对外开放的同时,全球金融体系中的风险不容忽视。
当前我国尚处在创建现代金融业的初始阶段,构建发达、完善的金融体系,是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国际化和加快发展的迫切需要。及早构建起完善的现代金融体制和机制,从而大大提升我国国民经济的活力和发展动力,但也要注意处理好实体经济与资本市场的关系,防止金融虚拟经济的过度发展。
同时,从此次金融危机的教训来看,金融衍生品的交易机制必须保证透明,衍生品的评估机制需要充分揭示其潜在风险,监管部门需要对金融创新机构加强道德风险监管。同时,金融机构必须在传统金融业务与创新业务之间建立严格的防火墙,严格限制传统金融机构参与金融衍生品市场的交易规模。
4.关注民生,财富增加和收入分配要保障社会公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快速发展和居民收入大幅增加的同时,也出现了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情况。应当从此次危机中吸取教训,高度关注我国的社会公平问题,大力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调整分配结构,通过提高人们的实际收入,增加货币流动性,提升公众的消费预期,实实在在地拉动消费需求。
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应当采取多种有效措施,增加居民收入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同时,还要加大公共财政、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制度改革的力度,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实现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结合,把改善民生、关注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为社会有效运行提供必需的安全、稳定、预期和公平的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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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保罗·克鲁格曼,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8 中国 论文 联盟 .coM
关键词：货币危机模型 演化路径 理论逻辑 现实困境
一、引言
2010年11月4日，美国重启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简称QE2），这引起了世界资本市场剧烈的反映。在本次金融危机还未完全过去的时期，美国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受到了来自世界各国的极大关注，这无疑对金融危机的的发展态势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现代金融危机理论的体系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Krugman）于1979年首创的。该理论是在黄金本位制度崩溃后，随着世界各国放弃固定汇率制度而采纳浮动汇率制度的国际金融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从当前货币危机理论的研究现状来看，许多西方学者都使用该模型来解释货币危机爆发的原因和机理。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货币危机模型按照其研究的重点不同可以划分为三大类型：一是国际收支危机模型，其研究的重点在于探寻扩张性经济政策同固定汇率之间的矛盾关系，即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二是危机预期模型，其研究的重点在于强调危机的自我促进（又称为自我实现）的性质，即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三是道德风险模型，研究的重点在于探讨金融资产泡沫同金融机构道德风险之间的内在联系，即第三代货币危机模型。以上三代货币危机模型的结论都明确地分析了国际资本流动出现急剧逆转的根本原因。国内已有的综述货币危机模型方面的文献十分丰富，但它们缺乏系统、全面地阐述每一代货币危机模型形成的假设前提及其基本原理，在研究每一代危机的困境方面涉足更少。因此，本文试图在作者前期研究的基础上（高晨伟、王选华，2010）进一步来弥补该领域的不足，全面地研究三代模型的演化路径、理论逻辑及其现实困境，以便对现代金融危机理论的基本原理进行全面把握，并为研究当前全球金融危机提供理论帮助。
二、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理论逻辑
（一）模型的假设前提 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的假定前提包括五个方面：一是政府将内部均衡视为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目标；二是外汇市场信息完全，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国内外资本可完全替代，且投资者进行理性决策；三是政府发行货币不受限制；四是外汇储备规模有限，可以持续耗尽，但购买外汇的本国货币规模不受限制，可以自由得到；五是外汇市场实行固定汇率。
（二）模型的理论体系 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主要研究了外汇市场的投机攻击同国家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内在联系。Krugman在1979年所构建的国际收支危机模型假设前提之一就是完全预见能力的存在（即外汇市场的信息完全），在这种假设前提下，产生国际收支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一国政府所实施的扩张性经济政策同固定汇率之间的不适应，这种不适应性最终会导致理性的投机攻击产生。其理论逻辑在于：扩张性经济政策财政赤字增发货币影子汇率本币贬值。这时，公众会减持本币数量，增加对外币的持有，通过调整其资产结构来降低本币与外币未来收益率变动的不确定性。因此，在社会公众理性投机的持续攻击下，政府不断为弥补财政赤字而发行货币，已有的外汇储备会随之而耗尽，固定汇率逐渐丧失。后来，弗拉德和加尔伯（Flood and Garber，1984）认为，由于国内的信贷过程和投机攻击随着时间的变化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Krugman模型中的完全预见能力假设不成立，他们对Krugman模型进行了改进和简化，简化模型称为K-F-G模型。在K-F-G模型中，所有的经济变量都是动态变化的，且是一个具有线性结构的国际收支模型。该模型的基本结构为：Mst=Pt［a-b.Ret］ （1）
（二）货币危机预期模型――金融恐慌模型 金融恐慌模型是货币危机预期模型的另一个理论模型，其中比较著名的是戴蒙德和戴维格（Douglas. W. Diamond and Philip .H Dybvig，1983）首先提出来的银行挤兑模型，又被一些学者称为D-D模型。为了更清楚地说明银行挤兑模型的基本原理，许多学者采用保罗・克鲁格曼（1998a）对该模型的简化形式。
（1）D-D模型的假设条件。模型有四个假设条件：银行的存贷款业务遵循大数定律，存贷款业务按照一定储蓄进行；假设存在三个时期T（T=0，1，2），银行客户均在T=0时刻向银行存款，当取款发生在T=1，2时刻时，假定对应的回报分别为1+R，（1+H）2（H≥R）；按照提款时期将存款者共分为两类：类型1（T=1时期提款消费）和类型2（T=2时期提款消费）；银行不知道存款者的类型，只有本人知道。
（2）D-D模型的基本原理。首先，一般模型推理。假设存在一种跨3个时期的模型（T=0，1，2），在T=0时期有两类投资项目：第一类项目约定只有在第1时期获得的报酬才为1+R，第二类项目约定只有在第2时期获得的报酬才为（1+H）2，且项目回报考虑资金时间价值因素，时期越长，回报率越高，即假定H>R。因此，如果第二类项目的报酬要想提前到第1期取得，只有以价格P来计算报酬，且P
四、第三代货币危机模型的理论演进
（一）第三代货币危机模型的假设条件 从第三代货币危机模型的假设条件来看，主要包括五个方面：通过建立开放的小国经济模型来研究以劳动和资本作为投入要素的单商品生产，且国内商品对进口商品具有不完全替代性；假定收入不存在剩余，即企业将收入全部用于投资，工人将收入全部用于消费，并将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作为研究投入―产出的基本工具；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贸易都在开放条件下运行；国内企业在国际市场融资不存在国内障碍，被允许任意借债经营，其投资规模受最优化条件约束，即：Rtd= （1+Rft）-1，在约束条件中，Rtd、Rft、Rt分别表示国内、国外资本投资回报率和国内价格水平；假定国际市场的资金供给方对国内企业附加了约束条件，其融资规模取决于国内企业的净财富水平和融资能力。
（二）第三代货币危机模型的理论体系 Krugman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以下部分：（1）金融过度（financial excess）和道德风险（Moral hazard）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诱因。Krugman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中介存在金融过度行为，这种行为导致货币危机爆发的原理在于：当国内金融机构处于封闭状态时，随着国内企业的投资需求膨胀，国内资金逐渐耗尽，而又无法从国际市场筹集资金，这时企业膨胀的投资需求不会导致实际投资过度行为发生，而只会引起国内银行利率的上升；相反，当国内金融机构处于开放状态时，它可以从国际金融市场自由获取资金支持，这时金融中介机构会摆脱道德约束，将大量资金流向证券和房地产市场，从而导致过度积累，形成金融过度和金融泡沫，恶化了国内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当证券和房地产市场受到外部力量的冲击时，金融泡沫破灭，货币危机爆发。（2）“亲缘政治”加深了金融过度的程度。这种“亲缘政治”表现在政府同企业和银行之间形成的裙带关系，并为这些机构提供隐性担保，从而催化了企业和银行敢于从事道德冒险的经济活动，由此形成的不良资产就成为政府的“隐性赤字”。然而，东南亚国家潜在的隐性赤字却表现为“良好”的财政状况，最终导致货币危机到来时为力的困境。正是这种“亲缘政治”的长期存在导致了东南亚国家时刻处于危机爆发的风险之中。（3）东南亚爆发的货币危机主要在于企业的经营行为。因为企业财务状况恶化主要根源于：国内货币贬值银行利率提高企业销售收入急剧下降企业资产负债恶化企业财务状况崩溃。这时，即使想通过改善银行经营活动（比如将面临困境的银行实施重组）来扭转企业日益恶化的财务状况，这种设想是不成立的，因为即使将金融环境得到改善，那种财务状况已经急剧恶化的企业也无法得到改变。因此，企业财务状况发生恶化的主因并不在于银行经营活动的改变。（4）在小国经济模型中，共有三个均衡存在。其中中间均衡具有不确定性。这时，其他两个均衡可以不予考虑：即当 = 时的高水平均衡和低水平均衡。当处于低水平均衡状态时，国内企业无法在国内筹集到资金，因为资金所有者认为企业没有得到担保，贷放资金会承受较大风险，不会向企业发放贷款。这样，国内的实际汇率面临贬值的风险，加速了企业破产的进程，从而又印证了资金所有者拒绝向企业贷款所做决定的合理性，最终形成了拒绝贷款实际汇率贬值企业破产继续拒绝贷款……的恶性循环。因此，资金所有者拒绝向企业贷款的行为具有预期自我实现的特征。（5）政府对于是否维持汇率的稳定性并没有固定的决策模式。因为在作出决策时它面临两难境地：当作出稳定汇率的决策时，另外一种导致货币危机爆发的可能性会随之出现。如当企业的财务杠杆效应十分明显，所负债的金额又较大时，如果政府继续维持汇率稳定，其维护成本较高，因为这样势必会导致企业减少生产，从而加速企业财务状况恶化，货币危机随时爆发。
五、三代货币危机模型的现实困境
（一）货币危机模型没有形成成熟的理论体系 到目前为止，货币危机模型还属于一种不断发展的理论，同传统的经济理论相比还远未成熟。比如，第一代危机模型所推导的投机攻击时间仅仅是在严格假设和高度抽象的条件下，从理论层面来论证确定的投机攻击时间，而在现实实践中并不能准确判断投机攻击时间点的发生；第二代模型虽然将心理预期视为货币危机的变量，对现实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它所强调的金融体系的内在不稳定性导致多重均衡的出现，各种均衡之间随着预期的变化而不断转移，这种均衡转移的过程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释；第三代危机模型将道德风险和亲缘政治等社会因素作为危机的控制变量，这些非经济因素对危机爆发的影响程度如何来实施计量，从目前研究的现状来看还没有涉及。
（二）危机模型的封闭性无法扩展对现实的解释 从三代货币危机模型的理论体系来看，都是在分析个别案例的条件下形成一种只是局限于特殊现象的解释，而无法建立预测模型。因此，这种封闭的特性决定了三代模型的理论局限。对于货币危机来说，导致其爆发的诱因较多，如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制度因素等等，因此，每一次货币危机爆发后都有其特殊原因，如果仅仅是从局部范围来进行原因分析，每一次货币危机爆发都会提出一种新的理论，且这种理论无法逐渐成熟，因为当下一次危机爆发后引起经济学者对原因的寻找又会掩盖前一次理论的发展。如此循环下去，最后留下的仅仅是讨论货币危机爆发的零碎的理论片段。
（三）危机模型研究方法上的“形而上学” 从三代危机模型寻找到的危机爆发原因来看，都是对危机现实表面原因的描述。当然，西方学者所描述的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公众心理预期、金融体制的脆弱等等看上去的确符合当时的危机表象。但是，他们没有进一步寻找这些原因其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因为那将涉及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合理性的思考。从历次爆发的货币危机来看，其主要原因均可以归结为市场的缺陷，而市场缺陷其根源又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从马克思经济学理论视角考察，货币危机是西方新自由主义失败的象征。因为新自由主义鼓吹市场的“万能性”，用“最小的政府、最大的市场”来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定“良方”，想必这样的逻辑正是货币危机爆发的真正诱因。因此，三代货币危机模型在各自局限的范围解释独特的危机现象，而使用这种“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来寻找货币危机爆发的原因，最终很难建立一套能全面防范、治理和预测各种货币危机的理论体系。
六、结论
从三代货币危机理论的演化逻辑及其现实困境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虽然三代货币危机模型已经成为解释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原因的主流理论，但它们共同面临的现实困境则充分暴露了危机模型的局限性，即无法建立统一的理论体系来对金融危机进行解释、防范、治理和预测。全球金融危机还未完全过去，如何对此次危机从理论上作出合理的解释是当前经济学者关注的热点。从当前金融危机的现象来看，政府缺乏对金融市场的监管是导致危机爆发的主因，这是区别以前货币危机的重要特征。因此，在既有的三代货币危机理论的逻辑框架内无法对此次危机作出合理的解释。按照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危机的出现是社会制度基本矛盾的强制平衡，资本主义的本质决定了其自身无法解决周期性的金融危机。因此，如果要建立一套能解释所有金融危机爆发诱因的危机理论，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逻辑框架下，从分析社会制度本身出发，将决定金融危机的本质要素分离出来，通过引入政府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宏观管制职能来约束危机爆发的基础――自由市场盲目地、自动地调节机制。只有这样才能在统一的逻辑框架下将所有的金融危机纳入解释范畴。至于如何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框架下建立统一的金融危机理论，这是今后的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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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后危机时代 金融监管 对策
金融监管是金融监督和管理的简称，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金融监管是指特定的机构，如中央银行或其他金融主管当局在依据国家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对金融机构及其开展的业务活动进行综合性、经常性的管理、检查和督促，以实现金融业的依法稳健发展。广义的金融监管不仅包括了上述涵义，还涵盖了金融机构自身的内控机制、同行自律性组织及社会第三方组织的监管等内容。传统的金融监管一般局限于国内银行业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但随着金融工具和产品的不断创新，金融监管的对象也逐渐扩大业务性质与银行类似的准金融机构，一般来讲，一国的整个金融体系都可视为金融监管的对象。具体来讲，金融是资金的融通，是随着货币的流通职能的产生而出现的一种经济现象和活动。经过漫长的演变发展过程，金融在现代经济中的内涵和外延不断得到延伸，不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尤其是金融市场成为独立体系后，现代金融业已经成为各国国民经济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同时作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途径之一，与财政政策的相互配合下在促进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发挥巨大作用。金融监管内容包括了对金融机构设立的监管，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对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信托业等的监管，其中对商业银行的监管是重点。
一、新时期加强金融监管的重要意义
（一）金融危机凸显金融监管的重要性
2008年席卷全球金融市场的金融海啸对各国的经济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当前，随着各主要经济实体相关统计数据指标的好转，整体呈现企稳向好的趋势，全球经济发展已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然而此次金融危机不论是从波及的范围还是破坏程度都是史无前例的，促使我们认真思考金融危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各国都在积极总结经验和教训以实现本国金融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其中美国金融监管中存在的问题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和讨论的热点。作为一个标榜自由，素来以强调法律规制政府行为的国家，随着国内金融监管体系的不断演变，可以看出美国对于金融市场的监管力度不断减少，监管实质性作用下降。特别是金融监管能力远远跟不上金融创新的发展变化，创新过度也成为美国次贷危机的关键原因之一。毫无疑问，美国次贷危机成为各国金融风险的防范与监管的典型反面教材，也更加凸显金融监管的重要性。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的国家，任何一个国家的金融监管体制必须与其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做到最大范围的风险覆盖，既充分发挥金融业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又能为其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支撑。
（二）加强金融监管的重要意义
全球金融海啸凸显了各国金融监督方面存在的问题，为金融改革提供了动力。后危机时代，各国充分认识到金融监管的重要性，已经开始或正在积极着手准备对本国的金融监管不断进行完善和提高。不可否认，高效有力的监管是金融体系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后危机时代加强和强化金融监管职能具有重要意义。
从市场经济的本质来看，金融市场自身存在不可避免的市场失灵现象，如规模不经济、外部性及垄断等所造成的资源配置的无效率。金融监管正是试图以一种有效的方式来纠正弥补金融市场失灵所造成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后危机时代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因素剧增，经济的一体化及全球化更加剧金融市场的风险性，提高公众金融信心更显必要性，强化金融监督职能实现对金融市场缺陷的有效和必要补充。其次，后危机时代切实发挥金融监管应有的作用，创造一个公平、有序的金融竞争环境，降低金融市场的交易成本，提高金融运行效率；防范和化解潜在的金融风险，促进金融秩序的正常合理化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安全。通过金融监管确保金融服务水平的提高以增进社会福利，切实保护公众的利益，促进金融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再者，通过金融监管可以实现金融机构经营行为与央行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目标的一致性，发挥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在执行货币政策时的传导机制作用，向金融市场传递风险信息和国家调控信息，实现金融监管在国家宏观调控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促进货币政策有效实施的同时维护金融业的稳健运行。
二、后危机时代加强我国金融监管的对策分析
随着我国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推进，我国金融监管工作已取得了初步成就，特别是在应对此次金融危机过程中，我国金融业显示了独特的优势所在。但此次金融危机也给我国金融业发展带来了更深层面的思考，后金融危机时代如何进一步改进和完善金融监管工作，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实现金融业安全稳定和良好运作秩序，促进金融与经济的发展仍是摆在面临需高度重视的关键性问题，要给予十二分的关注。
（一）重塑监管理念
金融监管理念是指贯穿于金融监管整个过程，指导监管实践基本原则和精神。金融监管作用的最大化，需有先进的监管理念做为引导和支撑。当前，我国金融监管上仍是以命令与控制为主导的监管，监管主体与监管对象之间处于相互的对立关系，既不利于监管工作的顺利开展，也难以充分发挥金融监管的实质性作用。在遵循市场法则的前提基础上，切实转变传统的惯性监管理念，重塑与社会主义市场相适应相互促进的监管理念，注重加强与培养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两者间脑与四肢式的协同合作关系。准确定位监管者的地位和功能，摒弃政府的市场主事人角色，通过强化市场运作机制的功能来达到金融监管的作用。同时，“放松监管、金融自由化”的监管理念在美国次贷危机中已宣布破产，没有完善的金融监管将难以保障金融市场的稳定，其负面影响也会最终反应到经济运行中，影响和破坏经济的正常健康发展。因此，在充满不确定风险性的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只有坚持安全与效率并重的监管理念，保障金融市场的稳定，才能真正实现金融监管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经济福利最大化中的重要作用。再者，过度创新成为美国次贷危机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创新的停止只能造成金融业发展的停滞不前。创新作为金融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动力不可忽视。我国金融监管要秉承风险可控、信息充分披露的金融创新原则，提倡鼓励金融创新，坚持金融创新与风险监管的并重，实现以创新促进金融业的良性发展。最后，转变金融监管思路，实现从“事后化解”的合规性监管向“事前防范”的风险监管转变，通过集监测、预警与防范为一体的全方位、多层面的动态监管系统实现对金融市场运作的事前有效防范，最大限度地降低各种风险带来的负面影响和损失。
（二）健全监管机制
加大力度建立健全由国家专门监管机制、金融机构内控机制、同业自律机制及社会组织监管机制共同组成的多元化监管机制，实现以国家监管为主的机制向多元化的监管机制转变。注重功能型的专门化国家监管机制的建立，在全国统一的监管机构领导下，由专业分工、职责定位明确的管理部门对于金融机构的不同业务进行监管，有效解决混业经营条件下的监管真空和多重监管的问题，更好地适应金融业在今后发展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新情况。世界金融监管的实践经验表明，无论外部金融监管制度如何完善、监管程序如何严密，有效金融监管的实施更需要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制度、同业自律机制及社会组织的监管机制与国家专门监管机制的相互配合，多管其下才能真正发挥金融监管的实质性作用。各金融机构要合理设置内控机构，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内控机制，并根据金融创新的发展和环境的变化对内控制度进行修改和完善；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高效的金融管理信息系统，为内部风险控制和防范提供准确的数据支持，及时化解风险。再者，行业自律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重要监督手段之一，金融监管当局要积极采取措施鼓励不同类型具有地方特色的金融同业公会，建立完善金融同业自律机制，充分发挥其行业监管的作用。同时同业组织的自律可以凭借其专业性优势弥补当前监管制度供给的缺乏，更可对监管主体进行约束以防止权力的滥用。
（三）完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健全的金融法律法规体系是金融业有效运作的必要条件。各种金融活动必须严格遵守相关的法律规章制度，以其为行为的准绳和标准，直接关系到金融健康发展的金融监管活动更不能例外。当前，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法律主要体现于《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两部基本法律、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等，金融监管法律建设远远落后于金融市场的发展，同时以行政命令随意代替法律的现象严重。严格的金融立法是执行金融监管职能的法律保证，也是金融监管必要的法律依据。在后金融危机时代，金融监督法系体系的完善应立足于金融国际化，在准确把握金融监管法系国际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到我国的特殊国情，加大力度做好金融立法工作，保障金融监管法系体系能够全面支持未来金融监管的发展需求。颁布实施金融监管具体操作程序及监管人员的守则；及时修订明显过时的法律规定，清除现行法律法规间重叠、不协调甚至相抵触的地方；加快制定《金融监管法》《投资基金管理办法》等新法律；加快出台相关金融法律的实施细则，提高法律的可操作性，切实解决当前我国金融监管过程中出现的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一系列问题，实现依法监管，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和高效率，促进我国金融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另外，除继续加强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监管范围和力度，保障其独立性外，鉴于当前我国金融监管分业经营、分业收管的管理模式及监管过程中存在的交叉或真空现象，后危机时代更加凸显了监管部门间协调的重要性，要更加积极适应金融机构发展的趋势，建立起各大监管机构间的定期交流与会晤机制，进一步加强合作，通过信息交流共享机制及信息披露制度，提供共同监管的效率。积极引进、借鉴和吸引国际先进经验，根据我国具体实际情况，逐步实现向功能性监管思路的转变，实现对现有金融监管资源的有效配置，逐步建立起统一的金融监管体系，完善风险监管职能。同时在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不断强化的当前，要更加重视国际间的监管合作，加强与国际监管组织和外国监管当局的合作，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参与国际性或区域性的金融监管组织，为我国金融业发展中提供一个更加良好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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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危机；债务危机；资本主义；内生性根源
中图分类号：F8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2）08-0005-05
一、引言
如果从2006年春季“次债危机”在美国显现端倪算起，金融危机距今已经快七年了。七年来金融危机经历了显现——集中爆发——持续影响等过程后，并没有消除。反而，金融危机演化成了“债务危机”。如今，“债务危机”在一些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却越演越烈。除了挪威、希腊等国家最早发生债务危机外，目前，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也卷入了欧债危机。债务危机似乎只有恶化的趋势，而没有好转的征兆。面对残酷的现实，不仅要追问此次金融危机为什么持续这么长的时间，影响面这么广，深度这么深，同时能够引发债务危机？这次深度的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对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有什么启示？这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二、金融危机的内生性根源
金融危机的原因，国内外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论述（白暴力、梁泳梅，2008；吴晓求，2008；刘迎秋，2009；Taylor，2008；Phillip Arestis、 Elias Karakitsos，2009）。虽然这些论述具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缺乏一定的系统性和全面性。为此，本文将从基本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微观市场的运行和操作这三个层面来剖析此次金融危机发生的内生性根源。
（一）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矛盾
此次由美国次债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其深层次的根源仍然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资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认为资本家对超额利润的追求决定了资本家会不断的扩张生产规模，另一方面由于工人仅仅获得维持基本生活所需的工资，其有限的支付能力与资本家无限扩张的生产之间的矛盾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最根本原因。马克思曾经说过：“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产生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
理论上来说资本主义生产“相对过剩”才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但是，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的相对过剩的矛盾出现新的变化：
1.生产相对过剩的表现形式由“有效需求不足”转向“有效需求过度”。资本主义生产的相对过剩是生产的无限制扩张和有限的支付能力之间的矛盾。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解决生产过剩的方法已经不是过去那种简单的“把牛奶倒掉”的浪费做法了，而是创新金融制度和金融工具来扩展全社会（包括政府、社会和私人）的支付能力。具体涉及到私人信用的扩张、政府债务规模的扩大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等方面。首先，私人信用的过度扩张。具体来讲就是私人信用工具的创新，即通过“按揭”等金融创新产品来鼓励全社会的超前消费，帮助人们用未来的钱实现现在的梦想。在这样的制度下，虽然可以扩张全社会的消费规模，部分解决生产过剩的问题，但是人们却变成了一个个“负翁”。当受到利率等外部因素冲击时，没有实际支付能力的“负翁”很容易发生支付困难，变成“倒下去的负翁”，即个人的破产。其次，政府信用的过度扩张。为了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除了创新金融工具，释放全社会的“未来需求”外，资本主义国家还通过大规模借债来扩大公共支出。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金融危机后，欧洲等一些国家采用借债的方式筹集资金来刺激本国经济，由于其国家债务负担超过了未来的偿付能力，结果诱发了债务危机。再次，社会福利水平的过度扩张。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一些欧洲国家，为了缓和阶级矛盾，不断的提高全社会的福利水平。当一个国家的福利制度被政治人物用来讨好选民时，就会变成一项刚性的制度。在国家税收增长幅度不大或下调的情况下，伴随逐渐上升的福利支出的必然是政府的财政赤字。其实，过度福利化的代价是社会信用和政府信用的过度扩张。希腊等发生债务危机国家的情况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总之，为了解决生产过剩问题，资本主义社会在私人信用、国家信用和社会信用方面进行大规模的扩张，结果是“负翁”、“负国”和“负社会”的出现。当受到外部冲击时，尤其是全社会的支付链条中断后，发生金融和债务危机也就是在所难免的了。
关键词：凯恩斯主义；金融危机；政府救助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6）03-0004-06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6.03.01
一、引言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理论界通常以“萧条经济学的回归”、“经济自由主义的终结”等来描述西方经济思潮的新动向及西方国家拯救经济的政策取向。这样的评论与描述一方面使人们更简洁明了的了解当前理论及政策的取向，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对凯恩斯主义的误读。因为这类“一刀切”的评论将政府救助理论等同于凯恩斯主义，将凯恩斯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粗暴的割裂开来，并没有意识到凯恩斯主义从诞生至今一直在自我完善且结合时代特点不断增加新的内涵，也没有考虑到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凯恩斯主义者试图改善政府救助理论及实践的新探索。因此，要弄清“凯恩斯主义回归”的真正内涵，关键问题在于弄清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基本主张，并通过梳理总结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与政府救助金融危机政策之间的关系，剖析凯恩斯政府救助的理论不足与实践的偏差，为后金融危机时代政府救助金融危机理论及实践的拓展提供新的思路。
二、凯恩斯政府救助的理论逻辑
基于人们不确定的心理预期，凯恩斯认为经济危机必然存在，且有效需求不足乃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导火索，故政府应实施救助。结合图1可知，经济危机发生时，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决定居民及社会消费不足，利息率刚性及资本边际效率不稳定导致个人及社会投资不振，此时迫切需要外界推力，即政府救助来填补有效需求不足之沟壑。凯恩斯认为，温和的通胀对经济增长有益，故其主张扩张性货币政策；投资乘数会使国民收入几倍于政府支出，故其主张扩张性财政政策，凭政府之力达到充分就业之均衡[1]。
“罗斯福新政”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凯恩斯主义的正确性，凯恩斯的追随者们，如汉森等，对其补阙挂漏，如图1所示，将宏观经济分析融入微观经济学精髓，将封闭经济条件下的政府救助扩展到开放经济，将短期、静态分析延伸到长期、动态分析，将投资乘数蔓延到消费、政府支出乘数，将自发投资伸展到引致投资，经过“充血”的政府干预理论成功适应了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亟待扩张的需要，且迅速蔓延。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凯恩斯商品与货币市场均衡首先被扩展到商品与货币市场同时均衡，由此得出的IS-LM曲线根据利率变化趋势划分出不同的区域，补充了政府救助政策搭配的边界，在此基础上，加入劳动力市场，得出代表三者均衡的AD-AS曲线，根据均衡收入与充分就业收入之间的关系确定政府干预的时机与政策搭配[2]。但“滞胀”问题的出现将国家干预理论推到了风口浪尖，政府干预逐渐失灵，此后西方经济学陷入长达数十年“政府干预”与“自由市场”的混战，崛起的新一代凯恩斯主义者吸纳理性预期等学派的主张，在经济全球化、金融虚拟化程度逐渐加深的背景下，提倡国家适度干预原则，美中不足的是新凯恩斯主义作为当今力荐政府干预的学派，既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也未能根除现代系统性金融危机的痼疾，加之“滞胀”隐形存在，政府救助理论发展任重而道远。
三、凯恩斯政府救助实践的演进脉络
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危机孕育了凯恩斯的政府救助理论，如图2所示，沿着总需求管理这条主线，凯恩斯认为政府救助的主要政策工具应包括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通过这两大政策工具的需求管理可以解决经济萧条及失业问题。凯恩斯认为温和的经济膨胀对经济复苏有益，当经济危机发生时，应采用扩张的货币政策。相较于货币政策，凯恩斯更认同财政政策救助的作用，货币政策仅可为辅助手段，且不能逾越财政政策。在经济萧条时，应采取扩张的财政政策，即增加政府支出，减少税收；为了弥补政府救助金融危机导致的财政赤字，最优的方式是发行公债。
二战后至上世纪50年代末，以汉森为代表的凯恩斯主义者弥补了凯恩斯理论的局限性，西方国家尤以美国在该阶段一直执行其主张的补偿性财政货币政策，使用繁荣年代的财政盈余弥补萧条时期的财政赤字，并根据不同的经济发展形势，采取相应的政府干预手段。如经济萧条时，采取双扩张的财政货币政策，经济繁荣时则与之相反。“艾森豪威尔停滞”的出现打破了该阶段凯恩斯主义者的美梦，导致美国经济陷入乏力增长的困境[3]。
为修补这一缺陷，推动美国经济新一轮增长，结合对外贸易逐渐扩大的趋势，在充分就业、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又扩充了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这两个救助目标，托宾、奥肯、海勒等凯恩斯主义者祭出增长性财政货币政策的猛药，一度推高了通胀率，此时美国政府干预风向骤变，短期内演变为“双紧”政策，且带来了失业率攀升的难题。这俨然成为“滞胀”的催化剂，低息、高赤字、高福利、高通胀的隐忧，经济效率低下的迷局，均暗示了政府救助失灵初现。此后近十年，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凯恩斯主义者试图用浮于资本主义表象的新理论如松紧搭配的财政货币政策，不同市场、部门区别对待的微观化政策，政府对物价进行管制的工资政策，政府针对就业和劳工市场制定的人力政策等多样化手段修补出现的困境，但对于长期赤字财政导致的“滞胀”却无异于杯水车薪，政府救助彻底失灵，自由主义与政府干预再次陷入混战[4]。
进入20世纪80年代，金融虚拟化程度不断加深，金融稳定成为政府救助的第五个终极目标。同时，“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也即总需求管理与总供给管理逐渐融合。通胀的高悬未决成为新上任的里根总统的首要难题，其救助手段也隐含着凯恩斯主义的观点，他以总供给管理即自由市场主义为主要出发点，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却导致经济出现结构性、周期性衰退，这亦间接证明国家适度干预的重要性。此后，美国政府救助手段此后长期“萧规曹随”，充斥着新凯恩斯主义的身影。
四、凯恩斯政府救助的理论缺陷与实践偏差
由空想的理论与花哨的模型支撑的凯恩斯政府救助理论先天不足，且当今虚拟经济支撑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已明显与凯恩斯政府救助理论诞生时以实体经济为上的经济环境相背离，换言之，时代局限性使凯恩斯政府救助理论缺陷逐显。
（一）政府救助理论先天不足性
1.货币政策利率回调与超调
关于货币政策中的利率回调现象按照凯恩斯经典理论，扩张性货币政策，导致货币供给增加，利率下降，投资上升，国民收入上升。但这一说法，仅关注了货币市场的变化，尚未考虑到商品市场对货币市场的反应。随着收入上升，对商品需求增加，引致对货币需求增加，而利率下降已经导致储蓄意愿下降，货币供给下降。两方面作用下，市场利率重新上升，导致投资下降，收入下降，对商品需求减少，引致货币需求减少。利率的再次上升，又会引发储蓄增加，货币供给增加，两方面作用下，利率重新下降。这一过程将会不断反复，直至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到达均衡状态。如图3所示，LM曲线右移到LM'，利率由i1下降到i3，引致商品市场中IS曲线右移至IS'，利率上升，又引致IS曲线左移至IS'，直至商品市场与货币市场均达到平衡，IS*和LM曲线相交，均衡利率为i2，位于i1和i3之间。
关于货币超调，货币政策在商品市场影响下会形成挤出效应，造成最终均衡利率低于宽松货币政策初始达到的利率水平。换言之，如果要达到宽松货币政策的预期水平，所执行的货币扩张程度要大于不考虑商品市场的扩张量。也即，在IS-LM框架下，考虑到商品市场与货币市场的交换反应，目标利率的实现意味着货币量的过度注入。如图4所示，假如当下的IS-LM曲线在初始位置，利率为i1，收入为Y1。经济危机后央行将利率目标设定为i2，执行扩张性货币政策，LM曲线由原来位置向右移动到LM1，利率由i1下降到i2。受利率下降影响，商品市场消费、投资增加，IS曲线右移由IS1，利率由i2上升至i3。央行为了重新达到降低利率的目标，只能再次扩大货币供给，将LM1右移到LM2，利率重新降低至i2。商品市场消费投资扩张，将IS1曲线右移由IS2，利率由i2上升至i4。如此循环，当利率成功降至设定目标i2时，货币供给已经超过预期投入的货币量，造成货币政策超调。
2.财政政策的外在依赖性
凯恩斯偏爱的财政政策要依赖货币政策方可发挥作用，而货币政策又需要财政政策从三个方面进行协助。一是货币政策的主要操作对象――国债，需要政府承担创造成本，也即财政政策为货币政策提供运作的燃料和对象；二是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操作目标和中间目标，需要政府维护，也即在关键时刻，需要财政政策维持大型金融机构的政策运转，保证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完整顺畅；三是货币政策的传导路径――投资、消费、出口，需要政府提供优惠政策进行疏通，也即在投资、消费、出口不振情况下，需要财政政策承担刺激货币政策传出路径的成本，包括减税、打折等鼓励政策。综合来看，财政政策“提供燃料”、“维护渠道”的作用具有相对主动性，财政政策可以主动进行发债、注资等活动。相比之下，财政政策“鼓励传出”作用则略显被动，尤其在经济危机背景下，消费能力被破坏、投资前景低迷、出口疲软，减税、打折等鼓励政策并不能疏通货币政策的出口。
（二）政府救助理论实践偏差性
凯恩斯政府救助理论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当时实体经济仍然在经济增长中占据主导地位，社会基本矛盾主要表现为生产相对过剩引发的产销不畅之间的矛盾，随着时代的发展，凯恩斯的继承者们也在理论及政策层面积极充盈政府救助思想，然而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学家们提出的救助理论并不能完全剥除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所有制之间的矛盾，从而决定了其救助理论只能延缓而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长达30年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已然造成需求疲软，西方当政者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还在源源不断扩张需求，长期无节制的干预市场自由运行，滥用凯恩斯政府救助理论。其后，随着现代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实体经济疲软、虚拟经济泛滥，实体经济供给、需求萎缩与虚拟经济供给、需求过度扩张的三重矛盾导致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逐渐演变为生产全球化与经济、金融资源的超级垄断之间的矛盾。生产的全球化要求有全球性的货币体系和管理机构与之相适应，美元本位制及一定程度上IMF、世行等机构的不作为成为其掣肘，虚拟经济资源的垄断导致美国一家独大掌控着全球经济资源与世界机构。新的基本矛盾逐渐滋生系统性经济危机。现代金融体系下，金融创新泛滥、超前消费理念使本身不稳定的信用体系逐渐成为资本的奠基石。由于资本的逐利性，当现有资本利益空间逐渐缩小时，必然会有新的足值、不足值资本出现，真实价值越来越低的新生代虚拟资本便成为资本家的最佳选择，虚拟资本衍生速度快、投机性高的特点决定了信用链条一旦断裂，与虚拟金融资本相关的上下游各个行业都将崩塌，即为现代金融体系下金融危机爆发的原理。基于心理层面理论推导的脆弱性及抛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生产关系、空谈政府救助的狭隘性已然与现代金融危机发生的原理有很大偏差，凯恩斯政府救助理论陷入新的难题：即在信用链条支撑的现代金融体系下，如何救助系统性经济危机[5]。
五、旧瓶装新酒：凯恩斯主义的回归
理论缺陷及实践偏差催生出政府救助理论的困境：即全球滞胀与系统性金融危机救助难题，滞胀成为政府救助理论由盛转衰的分水岭，时至今日仍是凯恩斯主义者的梦魇，系统性金融危机救助难题导致新凯恩斯主义者对现代金融体系下政府救助手段进行新一轮探索。
由于滞胀问题尚未彻底根除，故在现代金融体系下，凯恩斯政府救助理论的局限性很容易被进一步曝光。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例，如图5所示。首先，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先行一步，各国纷纷降息，此后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沿袭了以往金融危机救助中扩张性货币政策的经验，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的创新突破了以往理论中单一的货币政策救助手段；其次，全球联合注资及国有化腐烂的金融机构，形成救助规模效应；再次，在信贷市场出现复苏迹象之后，各国采取凯恩斯主义高效的“老药方”即财政刺激计划以拯救全球性经济衰退；最后，经济呈现复苏之后，各国纷纷转向预防性措施，强调金融监管的重要性，改革金融机构[6]。
总体来看，各国的联合救助行为实际上仍属于凯恩斯式应急措施，仍沿袭新凯恩斯主义救市路径，对原有救市经验产生路径依赖并对救市理论的内涵和外延做出修正。经过修正后的凯恩斯主义已不仅仅局限于政府干预经济危机的必然性，还糅合了经济自由主义等学派的观点，增加了富有时代特色的政府干预内涵。但归根结底，凯恩斯经济学是为资本主义服务的，因此难以消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结合凯恩斯生活的年代及凯恩斯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可以理解凯恩斯政府救助理论的出发点：首先，凯恩斯代表的是垄断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虽然其指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存在缺陷，但他仍隐形保护了资产阶级资本家的利益；其次，凯恩斯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波动的根源归结为人们不确定的心里预期，进而认为只要政府积极进行干预就可以拯救金融危机，这实际上折射出凯恩斯赞同政府完全理性的“精英治国”思想，然而政府和经济人都不是完全理性的，政府救助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能拯救经济危机于水火，却不能完全决定经济走向；再次，凯恩斯没有意识到资本主义导致的社会收入结构失衡及社会阶层结构问题是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国家救助理论掩盖了市场经济本身自我调节的过程，为后续经济问题的出现埋下伏笔。
现代金融体系下，新凯恩斯主义者的救市措施短期内会对金融危机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但长期来看却可能会陷入新一轮“凯恩斯失灵”。自凯恩斯政府救助理论诞生至今，各学派虽对政府干预与自由市场界限争论此起彼伏，却均未触及到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导致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为根除经济危机，唯一的手段即为消灭资本主义，显然这是不可行的。为缓解这一矛盾，减少经济危机爆发的频率，本文认为，现代金融体系下，各国政府救助金融危机的逻辑应为：短期手段，需求管理应先行一步，即采取凯恩斯式逻辑，通过注入流动性避免经济陷入有效需求不足陷阱，利用政府信用稳定市场预期，防止经济出现大规模衰退。长期手段，供给管理应占据主流，即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疏导短期救助导致的过剩流动性，各国根据其国内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致力于优化国内产业结构，打造区域经济圈，激励生产创新[7]。长短期政策搭配使用，既有利于缝补当前救助手段的缺陷，也将为政府救助理论的后续发展提供可行之路。
六、它山之石，能否攻玉？凯恩斯主义在中国
凯恩斯主义引入我国的过程是十分曲折的。直至上世纪80年代末理论界并未意识到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有关系，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首次将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张从幕后推到了台前。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我国内需不足、通货紧缩的迹象明显，中央政府将稳健的货币政策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搭配使用，具体包括降低银行存贷款利率、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发行国债等，这不仅在当时成功抵御了金融危机的冲击也促进了此后几年间我国经济的发展。因此，可以说凯恩斯政府救助理论及政策在我国的初次试水是成功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凶猛来袭，迫使我国政府第二次拿起凯恩斯政府救助的武器。“4万亿”猛药将财政刺激计划的规模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加之宽松货币政策的配合，此轮政府救助的力度更大，方式更多，效果更显著，凯恩斯主义的印记也更深刻。
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在我国的两次实战中均取得了显著成就，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凯恩斯的政策主张与我国的经济特点之间具有内在契合性。一是凯恩斯主义承认市场在资源配置及价格调节中的核心作用，反对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这与我国长期以来坚持的政府扶植并主导市场经济的大方向较为一致；二是凯恩斯政府干预理论的基础为总需求管理政策，即通过刺激有效需求提高经济产出能力，投资、消费及出口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与凯恩斯总需求管理的思想内涵相一致；三是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为“适宜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搭配使用”，在我国长期以来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无论是央行的货币政策干预手段亦或是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的财政政策手段均带有明显的“凯恩斯式”特征。
但值得注意的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至今，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再也没有与我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相分离，暗中涌动的干预势力无形中打破了我国经济体制的均衡状态，凯恩斯主义中国化的局限性逐显：一是长远来看，应急式的政府救助政策带有明显的牺牲长远利益以换取短期经济指标坚挺的痕迹；二是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看，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长期被推崇政府宏观调控的我国政府奉为圭臬，从而逐渐将政府权力强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严重阻碍了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三是从经济增长推动力角度讲，单纯依靠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刺激经济增长的方式颠倒了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导致我国经济增长患上了严重的“政府投资依赖症”。政府过多的依赖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手段无形中降低了企业自救的积极性，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反而造成资金愈发短缺，接着再加大投资力度，资金再短缺；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在短期内确实会有积极效果，长久使用却将中国经济拖入病态的循环圈。
因此，在我国新一轮经济调整过程中，宏观调控与改革应同步进行。短期来讲，政府应稳健缩减凯恩斯国家干预手段的使用力度。当前我国经济处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关键期及前期政策消化期叠加的阶段，在新的经济增长点尚未形成，传统行业疲软的现状下，经济“硬着陆”的风险将大大增加。加之财政政策要受到“三元悖论”的制约，故税收、支出及负债三种手段实施财政政策不可能同时满足[8]。因此，政府可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与宽松的财政政策搭配使用的方式抑制经济下行的风险。此外，在国际经济环境不确定性风险逐渐加大、经济二次探底风险仍存在的情况下，财政政策的退出仍需要一段缓释期，政府应扩大财政政策的涉及范围，通过增加支出和减税等不同手段，在继续保持财政政策规模的同时，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适当的减轻区域内企业及居民的税收负担，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以活化“僵硬”的经济增长模式，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长期来看，国内的理论界应发展独立的经济学研究，在洞悉西方经济危机的病根和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基础上，掌握理论和实践上的制高点，逐步使政府干预手段消失殆尽，以改革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实现我国经济新一轮的、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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