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金融危机预警与治理经济格局变化秩序重建
一、从墨西哥到亚洲：全球化时代的金融危机
1994年末和1995年初，墨西哥陷入严重的金融危机。这场危机被有些学者称为“全球化时代的第一次危机”。之所以这样讲，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这场危机发生在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后者被认为是全球化进程重要标志之一－－之后，在很大程度上是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必然出现的；二是这场危机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危机，即由于国内生产过剩导致的危机，而是金融领域的变化，特别是国际利率和汇率引发的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讲，墨西哥危机的爆发标志着金融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成为当代市场经济发展过程的首要的危机形式；同时也标志着金融领域在整个市场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得到了确立。[1]
关于墨西哥危机现在已经有大量的研究文献。它们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墨西哥危机爆发的原因。[2]这些文献的一个基本主题是：作为新兴市场的代表，墨西哥在90年代表现出的经济活力和发展潜力在发展国家是非常突出的，但是由于大量流动资本的进入，也带来了巨大的潜在风险，因为墨西哥还没有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制度来规范资本行为，预防和限制风险。总体来说，导致墨西哥危机的有三个主要原因：一是外部的经济性因素。1994年2－9月，美国为了降低经济过热而将短期利率提高到2.5%，这样国内大量的投机资本开始寻求向国外扩展，由于90年代初的繁荣以及两国之间利率差，墨西哥成了最佳的投机地之一。这样第二个因素——国内经济制度的作用就体现出来。虽然墨西哥为了吸引外国资本，大力开放金融市场，推动自由化进程，但是并没有建立起完善的规制体系，尤其是有意放松了某些方面的管制，做了扭曲的制度调整，为投机资本提供了制度上的空隙。但是真正引起危机爆发是第三因素——政治因素。1994年是墨西哥政局动荡，先后发生了恰帕斯州南部的农民起义，总统候选人卡洛斯和执政党总书记马斯西乌被刺等事件，长期执政的革命制度党的地位岌岌可危，这直接造成了市场的恐慌，包括国内资本在内的投机资本纷纷外流，为了维持资本信心，墨西哥政府发行了以美元计值的短期公债，并且一直用外汇储备来支持市场，保持汇率不变，这实际上将比索贬值的危险从外国投资者转移到墨西哥政府的身上，并且把政治风险和金融风险结合在一起。一旦政府做少许变动，就可能导致更大的市场动荡，而1994年12月22日墨西哥政府放弃支持汇率，听任货币贬值的决定作出之后所发生的一切都证明了这点。
毫无疑问，墨西哥危机的爆发是多因素造成的，但是这里笔者要特别强调一下政治因素，正如克南所说1994年春天资本流入的终止“源于人们对政治前景判断，特别是政策制定团体的政治命运的判断的改变……市场观点的改变不能归结为市场理解墨西哥经济具体情况的方式的改变。必须把这看作是市场对墨西哥重要事件－查巴塔造反以及克洛西奥被刺－理解方式的改变。”[3]因此，“墨西哥经历了一场政治引发的投机攻击，并且像滚雪球一样发展成金融危机。”[4]从另一个角度讲，危机的应对过程并不是单纯的经济过程，而是一个由某些利益集团主导的政治过程，它们为了自己的利益，牺牲了更大数人的利益。
亚洲危机，更确切地说是东亚和东南亚危机是从1997年下半年开始的。与墨西哥危机相比，亚洲危机在表征和影响上更具有全球性。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影响范围是全球性的。首先是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以及泰国出现了大规模的私人资本外逃，总量达到了1000多亿美元，占这些国家危机前国内生产总值的大约11％。这导致了这些国家货币的剧烈贬值。在一年之后，也就是1998年8月的时候，危机变成了全球性的。俄国、拉丁美洲等国都遭到了资本外逃的冲击。
2.对于各国以及世界经济运行产生的冲击更为全面深刻。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国内需求、外汇储备、出口增长率等主要经济指标都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参见下表）尤其对于长期以来保持世界领先经济增长率的东亚国家来说，经济的急剧下滑使各国政府显得手足无措，政局出现动荡。但是，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各国货币汇率的大幅度贬值，这些国家的公众长期辛苦积累下的财富一夜之间减损大半，造成了国际购买力的减弱以及生活水平的下降。本来已经大幅度减少的贫困人口数量出现明显反弹。
亚洲危机也对全球经济的增长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长期以来，东亚和东南亚一直奉行出口导向政策，充分利用了低劳动成本优势，是世界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东亚和东南亚经济的增长不仅拉动了全球经济的增长，而且有利于全球资源的有效率配置。亚洲危机直接影响到了全球经济增长总水平，并且不利于全球经济的均衡发展。
3.亚洲危机爆发的原因更加复杂，更具有国际性。经合发组织在一个分析报告中指出，虽然亚洲危机的直接原因在本质上是金融方面的，但是有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这些国家产业的结构性弱点在其中扮演了根本性角色。[5]有学者认为墨西哥的危机是由于货币危机引发金融危机，而泰国等国是由于金融危机引发货币危机。[6]实际原因更为多样，因为亚洲危机是地区性的，牵扯的国家更多，而且各国情况也明显不同。经济学家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Feldstein）指出，东亚各国的问题源于不同原因。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问题是币值高估和固定汇率；韩国的问题是放纵一些金融机构承担大量的短期美元债务并且把这些资金投在高风险的长期项目上。因此整个地区经济的衰退反映的是“危机管理”的问题，而不是各经济体的基本特征（例如政府－企业关系、劳动市场原则、出口保护程度以及不愿意外国所有权扩大等）。[7]
从现有文献可以归纳出导致东亚危机的几个要素。
（1）国际贸易条件的恶化。1996年，日本、中国和欧洲的进口需求减弱，美国等国家对电子产品的需求量骤减，加上电子元件价格下跌，东南亚各国出口贸易受到严重影响。同年的出口贸易额增长率大幅度下降，有的出现了负增长。
（2）与美元挂钩的危险。80年代中期以来，东南亚各国相继与美元挂钩。由于美元汇价在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大约10年内持续下降，所以这些国家的货币保持弱势，有利于出口。同时也吸引了日元的进入。从1995年开始，美元对日元的比价开始上升，从而造成了各国货币的升值，限制了出口，而且改变了日本在该地区的地位。在危机爆发之前，各国的现金帐户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赤字。证券投资的大量涌入加剧了赤字。在1994－1997年间，这些国家的短期债务与外汇储备的比率急剧增长。印度尼西亚、韩国以及泰国的这个比例在1997年中期达到了100％。本国货币钉牢美元的做法扩大了问题的严重性。
（3）周边国家的竞争。最大的竞争对手来自中国。中国凭借成本更低的劳动力、更优惠的投资政策以及更有潜力的国内市场吸引了大量的外资，并且在电子、玩具等诸多东南亚国家的传统优势领域中对后者构成了威胁，直接导致了这些国家出口的减弱。
（4）国内金融监管和财政调控能力的软弱。由于银行存款与放款之间的利息差额非常可观，银行和金融机构为追逐高额利润，积极扩大资产规模，造成物业过剩、通货膨胀率上升和以套利为目的的短期外资流入增加。而在危机中，中央银行无法通过提高利息来消除货币危机。只是一味地在外汇市场和期货市场直接卖出美元，买入本国货币，这容易招来拥有大量资金的国际投机家。
（5）政治因素。长期以来，东亚和东南亚各国的政治、财阀和金融之间形成了密切关系。这种体制虽然在经济起飞时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严重限制了各个行业根据市场要求进行灵活调整。尤其在银行业改革上，非常容易导致实权人物的反对。而危机爆发后，政府应对的失误，进一步造成了政府公信力的缺失以及政局的动荡，影响了危机拯救措施的有效贯彻。
4.亚洲危机引起的全球性反应更为强烈,国际组织的参与与卷入程度更高。尽管在亚洲危机的解决上，美国所表现的热情和投入没有在墨西哥危机中那么高，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突出表现有目共睹。它们虽然采取的措施引起了许多方面（包括危机国政府和民众）的抵触和反对，但是其所扮演的危机解决牵头者和国际协调者的角色是不容置疑的。它们分别从政策建议、救援资金、国家间协调、预防对策等诸多方面对危机国提供了帮助。而且更重要的是，一方面，它们的协调行动体现了全球经济治理的端倪，表明在全球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今天，任何一国危机的解决都需要更多国际主体（不仅包括国家还包括国际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和协作；另一方面，它们的行为直接引发了对于未来国际经济管制体制的争论。显然，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基础的，先有的国际经济管制体制无法解决新的全球问题，必须进行改革。
二、全球经济治理和经济预警：争论的焦点
东亚危机不仅对东亚模式提出了挑战，而且引发了对现有国际经济管制体制及其未来的争论。而后一个争论似乎涉及的范围更大，影响更广。随着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深化，已经成为了新世纪急需解决的全球性问题。从本质上讲，这个争论所围绕的核心问题就是全球经济治理。尽管目前对于这个概念依然众说纷纭，但是逐渐形成了一个基本共识：全球经济治理是多层次、多主体的。在层次上涵盖了地方、国际、区域以及全球；在主体上包括各级政府、国际政府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显然，治理不是“国家中心”的。正因为如此，半个世纪以来被视为国际经济制度支柱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在危机中以及危机后成为了关注的和批评的焦点。
冷战结束后，全球政治经济的基本特征由东西方对立的政治局面转变为南北分化的经济局面。市场体制获得了全球合法性，西方经济的优势地位更加明显化。主要由西方国家建立并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关贸总协定等覆盖范围有限的国际性组织转变成全球性组织。RobertSolomon在评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时说，伏尔泰曾经说过，神圣罗马帝国既不是“神圣的”，也不是“罗马的”，更不是“帝国”。用这个方式来描绘90年代以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也同样适用。它不是国际的（因为俄罗斯和中国没有参见进来），比货币范围更大，而且离所谓的正式“体系”甚远。而90年代后，这种状态发生了重要改变。现在只有9个国家和地地区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它们包括：古巴、朝鲜、台湾、安道尔、列支敦士簦、摩纳哥、瑙鲁、图瓦鲁和梵蒂冈。[8]
伴随这种制度性扩张的是经济理念的扩散。80年代在英美等国盛行的“撒切尔主义”、“里根主义”进一步系统化，最终体现为198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华盛顿共识”。它包括十项内容：在财政上严格控制，减少刺字；在公共开支方面，取消补贴，政府投资方向转到教育、健康和基础设施上；实行税收改革，扩大税基，边际税率要适度；在利率政策上，实行正的实际利率，减少资本外逃，提高储蓄；在汇率政策上实行“竞争性”汇率；实现关税最小化，推动贸易自由化；放宽外国直接投资限制；实行私有化；解除政府管制；改革产权结构。[9]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华盛顿共识“扮演了新的意识形态的角色，成为西方传播其理念，为其利益辩护的重要根据。从内容上看，”华盛顿共识“的侧重点是扩大市场的力量，而且实事求是地讲，在单项建议上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并且推动了国际资本在全球范围更自由的流动。但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发展战略，”华盛顿共识“具有两个明显的缺陷：一是只强调如何解放市场，不关注社会公正，只强调经济因素，忽视了政治因素。只强调给资本以自由，忽视了对资本的有效合理管制；二是其思想的最初版本来自西方经验，把发展问题线性化、单一途径化了，没有为其他可能性选择提供空间。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共识“的实现是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自愿的，而是胁迫性的。西方国家和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常常用停止援助资金、贷款等手段来迫使发展中国家来实行。这种方式很容易产生不顾各国实际情况的武断做法，为了短期内能够实现经济自由化而忽视了相关的配套制度改革，并且容易引发社会矛盾，造成政治的不稳定。
“华盛顿共识”的弱点在东亚危机中充分暴露出来。首先是这些国家在缺乏制度保障的情况下，过快地开放了国内金融市场，造成了大量投机资本的涌入，使管制当局无法应付。其次，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消极态度表明，国家利益在国际援助行动中依然是核心动力。在墨西哥危机中，美国表现非常积极，在它的推动下，经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商，在1995年宣布提供约480亿美元的援助（其中美国200亿，货币货币基金组织178亿，国际清算银行100亿）。而在亚洲危机中，美国并没有采取积极的实际行动，而是先对东亚模式横加指责，然后又压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危机国提出援助条件。至于日本，作为该地区唯一的经济强国，行为更为人所不齿。它没有积极协调地区行为，相反想借机摆脱本国长期经济衰退的困境。最后，资本的全球流动性与资本管理的局部性和有限性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现有的经济治理依然是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辅以区域性组织和一些国际组织。在区域组织上，目前最完善的是欧盟，而负责全球经济事务的国际组织主要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在东亚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行动有许多不协调之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危机国大加指责，并且在救援措施上简单武断，试图把一切责任都推给危机国政府，把问题的原因都归结为国内，把自己树立成一个高高在上，毫无失误的全球“救世主”形象。而世界银行则显得低调一些，以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世界银行官员主张要客观全面地分析危机的起因，不能简单地否定东亚模式的有价值之处，而在危机救援中要考虑社会政治因素，尤其要尽量减少危机的社会冲击。他认为，这次的金融危机烈度如此之大又如此难以解决与两个条件有关：一是世界变了，最突出的是流向发展中国家的私人资本有了显著增加。要不是巨额国际资本流动的掺和，今天的危机就很类似于1980年的韩国或1983年泰国所碰到的问题。二是东亚国家已经放弃了过去运用得很成功的政策，在那儿金融自由化和资本帐户开放已经得到实施，但同时相应的监管措施却没有跟上来。[10]在这些条件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应该进一步反思自己，对国际治理结构和制度的进行更合理、更具有建设性的改革。
两大国际组织在看法和行动上的分歧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是东亚模式是世界银行总结和倡导的，因此不可能主动摧毁；二是世界银行的官员许多来自发展中国家，而且作为副行长的斯蒂格利茨在理论立场上一直强调国家的有效作用与市场应有作用的有机结合，因此更强调社会政治因素。
更重要的是，这种分歧也充分说明检讨现有的的国际经济治理结构的问题并进行改革日益紧迫。东亚危机以来，越来越多的主体介入了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中。概括来说，这些讨论有三个主题：
1.对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和制度的批评
无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批评的焦点。批评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现有的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和制度实际上是根据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的经验建立的，因此无法适应新的形势，作出更合理的反应。萨克斯等人认为，在1997年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失误表现为：夸大了问题的严重性，因此肯定在措施上不谋求在短期内恢复信心；从一开始就把危机归结为国内要素的基本缺陷，而不是债权人自己造成的恐慌，实际上加剧了市场的动荡；其采取的措施使债权人认为无法挽救，所以收回了短期投资；其提出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存在着矛盾。货币从紧政策在通常情况下可以加强一国汇率，但在恐慌时期却减少了国内经济的流动资金，削弱了商业借款人，给银行增加了压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的不确定性削弱了借款人的信心。总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措施实际上起到了“在剧场中喊失火“的负面效应。[11]曾经担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义的费尔德斯坦指出，导致印度尼西亚和韩国经济崩溃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该组织中盛行的全球主义。他的结论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试图强加给亚洲的‘大刀阔斧的结构性和制度性改革’，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都将带来恶果。”
第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国际官僚，其行为缺乏民主和监督，很容易成为暗箱操作。有学者指出，实际上早在墨西哥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部就有报告指出了一些缺陷，但是很快就被掩盖过去。而在东亚危机爆发之前，组织内部报告就提出了印度尼西亚存在着危机隐患，并且写进了康德苏访问印尼的讲话稿中，但是在访问印尼时，康德苏有意忽略了这些内容，只赞扬印尼的优点。而在解决危机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无视其他意见，一意孤行。造成的结果是，就像墨西哥在1994年到1995年那样，韩国和其他亚洲国家是由于自己没犯下的罪行而受到惩罚。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和政府财政预算都受到控制。它们不是罪人，却是不健全的国际汇率制度的受害者。[12]
第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国际资本利益的代表，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工具。长期以来，这一直左翼学者坚持的观点。比如著名学者阿明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其从一开始建立就受美国控制；2）、从来无法迫使大国接受自己的建议和措施；3）、在与第三世界的关系，未能阻止债务危机的出现，也没有有效地解决债务危机；4）、对于东欧国家的经济转型，把过多的精力，不顾世纪情况放在实现这些国家的货币可兑换上，使这些国家承担了巨大的代价；5）、没有实现自己目标的实际权力，不过是七国集团的工具。[13]在亚洲危机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到批评的队伍中，其中最突出的有萨克斯、詹姆斯·托宾、乔姆斯基、巴格瓦蒂、斯蒂格利茨等人。这些学者大部分属于西方主流队伍，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批评在表面上似乎并不合理，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充分说明了现有的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存在问题的严重性。
萨克斯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权力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它是美国财政部干预发展中国家的工具。[14]而巴格瓦蒂讲的更加明确。他认为现在的国际经济治理结构被所谓的“华尔街-财政部集团“所控制，这个集团通过影响美国政府，进而控制着国际经济，为资本在全球流动开路。他说，华尔街之所以对华盛顿具有超凡影响力，原因很简单，趣味相投、地位显赫的各界名流形成了一个小圈子，他们大多来自华尔街、财政部、国务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等最著名的机构。财政部长鲁宾来自华尔街；阿特曼从华尔街来到财政部，接着又回去了；尼古拉斯.布雷迪（NicholasBrady），曾任布什总统的财政部长，现在重操金融旧业；恩斯特.斯坦（ErnestStem）曾任世界银行代行长，现在是J.P.摩根的总裁；詹姆斯.沃尔芬森（JamesWolfensohn）曾是一名投资银行家，现任世界银行行长……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了维护这个集团利益的重要工具，它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是危机国，而是资本。[15]
2.改革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和制度
对于现有的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和制度，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是取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立有能力管理和协调全球货币，充当最后贷款人的新机构。在目前情况下，这种看法过于极端，缺乏可操作性。另一种看法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两大组织并没有过时，不应该终止，而应该进行改革，使之更开放、更透明、更有效力。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森在谈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时指出，它并没有过时，对于稳定很有必要。世界经济和金融的领导作用是把短期稳定与长期稳定工作结合起来，另外就是保护易受伤害的国家。此种看法中包括多种建议。这里罗列几个有代表性的：
第一，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公开性。萨克斯提出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从三个方面入手：1）公开所有计划资料，公开进行讨论并接受批评性检查；2）执行委员会要监督成员的工作，不能只是橡皮图章；3）结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发展中世界虚假的政策制定垄断。
第二，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管理权限。在这个问题上，美国财政部长萨默斯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康德苏持相反的立场。前者认为，除了帮助最贫困国家减低债务负担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该把注意力放在预防和解决危机上，这意味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不再承担向发展中国家进行中长期融资的任务。而康德苏认为，许国家还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持，而且不可能把世界各国区分为对金融体制有重大影响和无重大影响的两类。应该进一步提高基金组织的地位和权力，使之成为全球金融体制的最后贷款人。[16]
第三，重新确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策制定的基本原则。费尔德斯坦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提出的改革应该符合三个条件：1）、对于同国际资本市场接轨是有必要的；2）、不能干涉国家所固有的法律权限；3）、改革内容同样也适应于主要工业化国家。他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制定政策上，要放弃美国模式，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提出适用的改革方案。
第四，对国际经济治理结构进行全方位的改革。曾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级官员的高塔姆·卡吉，佩赖·米斯特里，提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集中精力处理国家与国际的可能影响金融市场全球化的政策、困难和问题。它的目标应是实现国家、地区和全球这三个层次的协调。除了发挥监督作用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着力消除或迅速矫正由发达的或者新兴市场暂时故障引起的混乱。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增加中央银行的储备，通过实际提供预先安排和预先谈判好的给受危机影响的新兴市场的中央银行和其他主要金融机构的备用信贷，以恢复信誉，防止传染的蔓延。世界银行应将更多精力集中在机构、市场、市场支持构架及其他有利条件。它还应该处理相关的实际的和基本的困难与问题。世界银行应作如下努力：加强商业银行体系，设立财产重组基金，改进地区投资银行业务和提高公司的金融能力，参与发展和加强电子通信系统，提高非政府部门市场的运行效率。世界银行应帮助发展国家和地区的健全的衍生品市场，制定对风险管理的全球标准，它应参与在整个金融服务部门建立长期的和非自愿储蓄的更可靠的机构。金融服务部门包括保险公司、共同基金资产管理、投资信托基金以及自愿和非自愿退休基金储蓄等。它需要积极努力，为非政府部门企业进入金融市场－－首先进入国内金融市场，然后进入地区和国际资本市场－－开辟直接的渠道。它应该注重基础设施部门的私有化和私人投资，以及新兴市场中政府行为的透明度及其责任，同时改变过分考虑缓解贫困（不过是言论多于行动）的态度。[17]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在克林顿总统的建议下，组织了“theIndependentTaskForceontheFutureoftheInternationalFinancialArchitecture”其中包括了许多学界、政界以及企业界的知名人士。该组织的报告摘要发表在ForeignAffairsVol.78,No.6,1999上。改报告提出了六项原则：1）鼓励新兴市场加强危机预防；2）允许储蓄流向回报最高的国家和行业；3）加强私人债权人、官方债务人以及官方债权人在危机过程中的责任；4）加强以市场为基础的激励机制在危机预防和解决中的作用；5）进行双向的金融改革，工业化国家要发挥作用；6）重新调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发挥作用的领域。它提出的建议包括：1）、给那些能够“管好自己家”的国家更大的鼓励；2）、调整资本流动的数量和结构；3）、私人部门要承担应负的责任，遵守市场纪律；4）、停止钉牢利率；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要用在刀刃上；6）、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要调整关注对象，把注意力集中在基本要素上；7）、为改革创造制度支持。
除了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外，还有学者提出要加强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国际证券委员会组织以及国际清算银行等组织。尽管这些组织在相关领域的管理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是它们对于各国政府的行为的监督和引导缺乏有效的执行机制，并且彼此之间的协调关系也存在着问题，依然有很大改革和深化空间。
总的来说，全面改革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和制度是一个长期而且系统的工作，并且牵涉到各方面的利益，因此将非常艰巨。
3.建立全球经济预警系统，尽可能减少金融危机的冲击，缩小影响范围。
全球金融市场充满了风险，要进行准确及时的预警显然非常困难。可以肯定地说，现在还没有一套非常有效的预警系统。但是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还是富有启发意义的。
萨克斯等人认为过去的预测模型无法解释亚洲危机，因为它们没有把“没有流动性”(illiquidity)和“没有清偿能力”(insolvency)区分开来。没有流动资金的贷款者虽然缺乏现金来支付债务，但是其资产的能力足以支付未来的债务。但是，债权人个体由于担心贷款无法偿还，会停止贷款，这样会在债权人中间产生连锁效应，最后导致资本市场的自我恐慌。当资本市场不向具有清偿能力的贷款者提供新贷款的时候，没有流动资金就会导致金融危机。亚洲危机不是因为没有清偿能力，而是因为没有流动资金。因此，他们认为，危机是由债权人对其他债权人期望的剧烈变动引发的。他们根据1994-1997年在24个新兴市场中发生的9次金融危机的情况，建立了一个概率单位模型。在这个模型中，他们提出了7个危机预警指标。它们分别是：短期债务/外汇储备、债务人信用/GDP、资本流入/GDP、现金帐户/GDP、外债总量/GDP、真实汇率的变动以及腐败的比较指数。他们通过分析指出，只有前三个与危机有重要关联，而其他提供的或者是错误信号，后者是不重要的信号。
由艾斯里·德谟夏克一坎特（AsliDemirguc-kunt）和德特拉加克（EnricaDetragiache）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银行危机最重要的预兆是：宏观经济因素（低增长和高通胀）、高利率、资本外流的易动性，国内金融自由化和无效的法律实施。
多米尼克·萨尔瓦多提出的预警指标包括：经常项目赤字（国内投资减储蓄加政府开支减财政收入）；全部外债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短期外债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经常项目赤字减去外国直接投资后的数量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外债过大而需要致富巨额的利息和费用，使异国容易面临资金枯竭和外国投资者因害怕该国无法履行债务而突然撤走资金的风险。其他制指标包括：一国短期债务与国际储备的比率，偿付外债与其国际储备的比率；偿付外债与其出口创汇的比率；一国的外汇储备所能支撑的进口付汇能力的比率。他认为单一指标是不能准确预测一国何时面临危机的；多个指标固然优于单一指标，担也未必准确地预测金融危机；各国具体情况应区别对待；金融指标仅在以下几个方面有用：提供一国金融形式概况；预警异国一国如处理不当，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及已发生的危机危机可能带来的损失；政治危机常对金融起催化剂作用。[18]
东亚危机与以前发生的危机的显著不同点就在于许多东亚国家的宏观经济基础是相当牢靠的，表现在高储蓄、预算盈余或少量赤字、低通胀以及相比较而言为数不多的外债等多人面。尽管一些同家（如泰国）有较大的经常项目赤字，而另一些国家(如印尼）的经常项目赤字却不大，有的国家（如韩国和马来西亚）的赤字不仅适中而且还在下降。虽然东亚危机有其独特指出，但是众多研究表明，在危机预警指标中，与流动资本相关的各个指标带有更强的关联性，因此也特别值得重视。
著名经济学家托宾对东亚危机的分析在这里很有启发意义。以下是他对资本流动如何导致危机的各个步骤的分析：
挂钩：一个国家把货币跟另一种“硬”货币——美元、日元、德国马克（这三种货币是全世界都接受的）或三者联合起来——挂钩。这是为了促进国际对该国货币的信心。中央银行答应，它将根据挂钩汇率在外汇市场买卖本国货币，以换取硬货币。为了履行这个承诺，中央银行持有硬货币储备。承担的诺言通常不是规定明确的价格，只是一个价格范围。挂钩汇率往往在宣布后慢慢下跌。
货币定价过高：如果一国的挂钩汇率定得过高，出口货价格对外国人来说会偏高，居民却认为进口货便宜。于是就出现令人吃惊的贸易赤字。投机者开始怀疑挂钩汇率可能会支撑不住，那就是，中央银行储备金不够，无法兑现诺言，在需求时把本国货币按照挂钩价格换成硬货币。
恐慌：在全球自由市场里，大量私人资金可以以闪电般的速度转移到任何地方。一旦一国的中央银行捍卫挂钩汇率的能力受到怀疑，投机性的资金流动能迅速使它的储备货币迅速化为乌有。遇到银行发生挤提，仓促溃逃的群体心态便会出现，迫使这个国家放弃挂钩汇率，让本国货币汇率下跌，以便保存剩余的储备。
三、发展中国家：风险与机会
AlexandreLamfalussy说：80年代“世界金融体系突然间发生了三场革命－解除管制，国际化以及创新”。[20]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在国内经济发展要求和国际压力的推动下，它们开放国内金融市场，允许外资的进入，实行浮动汇率。这些措施深化了这些国民经济与世界市场的联系，尤其为西方资本提供了新的利润空间（见表二）。与此同时，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金融创新以及西方各国金融制度的改革也为西方资本的向外输出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资本的全球流动并不单纯是一个经济现象，而是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是在西方政府的推动和支持下完成的。E.Helleiner认为，80年代各国对金融体制实行的自由化实际上是政策制定者在面对明确的问题和选择情况下精心采取的政治决定。[21].而美国政府在其中的作用最为突出。例如，为了解决70年代出现的货币市场共同基金（MMMFs）对银行的冲击，198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根斯特-杰曼法案”，允许银行提供货币市场存款帐户（MMDAs），以此为银行提供与包括建立证券机构在内的非银行机构公平竞争的条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这项法案对于维持金融市场的竞争起到了作用，但是也鼓励了非银行机构的发展，实际上为货币市场共同基金的发展提供了机会。
政府与资本的有效互动进一步巩固了西方国家在全球金融市场中的优势。以金融创新为例，80年代以来的主要金融创新基本上都是在美国完成的（见表三）。金融创新是一种双向的工具。一方面可以为资本向外流动提供更简单便捷的手段和途径，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政府的监管能力的提供，可以更有效的防范金融风险。在创新领域中，谁第一个创新，谁就会第一个受益。西方国家在这方面占据了明显的优势。而发展中国家则暴露出明显的缺陷。
这种缺陷集中体现为金融管制体制无法适应过快的金融自由化。这实际上陷入了一种“管制陷阱”：一方面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为了防范金融风险加强和完善了金融管制，这不仅起到了规范国内资本投机行为，防止更大的风险出现的效果，而且也迫使投机资本向国外转移，实际上起到了转移风险的作用；另一方面为了本国资本寻找新的投资空间，诱逼发展中国家不顾本国制度情况和实际后果加快金融自由化的步伐。而这些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着管制上的严重不均衡。结果是大量投机资本蜂拥进入这些管制不力、有利可图的国家和地区。而一旦攻击得手，就会趁对方来不及反应迅速撤离。
“管制陷阱”的存在造成了近20几年来世界金融危机呈现出两个基本特点：一是危机的主要发生地是发展中地区（见表四）。二是越是发展迅速，对流动资本越具有吸引力的新兴市场越容易发生危机。到1997年东亚危机发生时，几乎所有发展迅速的新兴市场都不同程度经历过了危机。
在发展中国家中，到目前为止，有两个国家有效地避开了金融危机的攻击。它们分别是智利和中国。二者在避开冲击的手段上非常不同。智利政府实际上采取的是“托宾税”来管制短期资本流动，而中国则由于没有开放金融市场，实行货币可兑换，所以限制了短期资本的进入。另外，中国的外国投资政策的重点是吸引直接投资，这也防止了外国资本的波动性。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与智利的做法也许没有太多的直接借鉴意义，但是这些做法说明了一个根本的问题：要有效地管制短期国际资本。当然，在全球经济日益联系密切，各国经济进一步开放的条件，有效地管制不等于全面限制，那是消极的做法，而是要积极地改革国内金融监管体制，加强国际合作，并且逐步使国内政治、社会、经济等领域的发展协调起来。
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存在着一个认识上的恶性循环：往往在危机出现后把原因归结到政府头上，诱发了对政府的普遍不信任，从而导致了政府各项措施（不管是否合理）无法有效执行，使危机更加严重，引发政府，政局动荡，危机更加难以克服。出现这种恶性循环的原因一方面在于这些国家政府能力的缺乏；另一方面在于对市场的盲目信任，认为市场可以自动解决各种问题。最终结果是把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矛盾极端化了，不可调和化。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民族国家依然是最基本的政治-经济单位，政府依然有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政府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唯一合法主体，而秩序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根本保证。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说，深化、高效和健全的金融体系对经济的增长与稳定是何等重要，但若离开了稳定和增长，这种深化、高效和健全的金融体系就不可能形成。显然、政府个其中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这不仅直接体现在监管金融体系上，还体现在建立一套鼓励谨慎有效行为的激励机制上。[22]
摘要：2009年3月开始，我国进出口总额实现连续8个月的环比增长，开始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如何在后金融危机时代里及时调整我国出口贸易政策，将是我们面临的严峻的课题。文章通过对今年我国外贸形势的分析，了解到我们目前所面临的挑战，并对出口贸易政策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时代；出口贸易政策
一、引言
2007年3月13日，作为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的新世纪金融公司因濒临破产而被纽约证券交易所停牌，这标志着美国次贷危机正式爆发了。受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复杂的金融衍生品市场的推波助澜，次贷危机迅速发展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我国的对外贸易亦深受影响，2008年出口额为14285亿美元，增长17.2％，但比2007年增速的25.7％要放缓很多，全年的顺差为2955亿美元，增长13.5％，相比2007年的47.7％下降很多。2009年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为217817亿元，同比增长7.7％，比上半年加快0.6个百分点。这证明我国也正逐渐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背景下，出口政策不能停留在应对金融危机开始时期的短期策略，应该集中在中长期的调整上，应从税收政策、汇率政策以及信贷政策方面做努力。
二、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外贸出口面临的挑战
第一，国际市场需求持续萎缩影响我国出口贸易。我国自21世纪以来，对外贸易依存度便一直居高不下，年均38％以上，2008年更高达63％。对外贸易成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力，同时，金融危机对我国外贸的负面影响也是尤为突出的。2009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为15578.2亿美元。欧盟作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市场，双边贸易额为2600.5亿美元，占同期我国进出口总额的16.7％；同期美国为我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中美双边贸易额为2118.8亿美元，占同期我国进出口总额的13.6％；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后，各大经济体的经济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的恢复期，而对国际市场的需求也将持续萎缩。
第二，人民币的持续升值压力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在全球金融危机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全球主要经济体纷纷采取降低利率以稳定金融系统和刺激经济。目前，欧盟、美国、英国和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经济体的利率都接近于零。同时，宽松的货币政策也成为这些国家抑制金融危机的办法。国际市场上的出口贸易主要以美元为结算货币，美联储不断降低利率的政策，使人民币与美元的息差会吸引大量美元资本注入我国市场，这将进一步导致美元的泛滥，从而进一步推动美元资本向我国市场的持续流入，导致我国人民币币值更快的升值，仅2009年2月份人民币有效汇率的上升幅度就超过6％，这将大大削弱我国出口产品的相对竞争力。
第三，贸易保护主义对我国的出口贸易的影响。自由贸易一直是全球经济发展的主要基调，但每当国际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各国为了保护本国经济发展，贸易保护主义便会抬头，值此后金融危机时期也不例外。如2009年11月24日，美国商务部做出终裁，以我国油井管产品存在补贴为由宣称对相关产品实施10.36％-15.78％的反补贴关税，该案涉及金额高达27亿美元，是迄今为止美国对我国贸易制裁的最大一起案件，这表明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贸易保护主义将更为严重，并将发展为全球性的贸易保护主义，对我国的外贸出口将形成全面性的制约。
三、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出口贸易政策
第一，税收政策。我国应当有选择性的提高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并分析该出口退税和其他有关政策调整的效果，进行适当评估和微调。同时，我国的海关机关应积极推行“提前申报”、“属地申报，口岸验收”等快捷通关措施，进一步提高口岸通关效率，降低企业通关成本。近期出口退税率的不断上调从短期来看是必要的，也刺激部分产品的出口增长，特别是针对2007年和2008年上半年部分产品的退税率过度下调所采取的纠偏措施更是理所当然的。但要把出口退税作为从整体上挽救外贸出口下降趋势的基本政策手段，甚至是唯一手段，从而全面或大面积大幅度提高出口退税率，对所有出口商品或大多数商品实行普遍优惠政策是不可取的。
第二，信贷政策。贸易融资是最现实和最迫切的问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冯国经先生说，国外进口商对我国出口商品采购量的下降，其重要原因不是该国居民的购买力，而是进口商难以从金融机构得到流动资金贷款来购货，因为西方国家的金融机构普遍遇到了流动性困难。根据WTO的报告，2008年年底全球贸易融资缺口为250亿美元。因此，充分发挥政策性银行的综合优势，运用出口卖方信贷、出口买方信贷、外汇担保等多种政策性金融手段支持企业出口。积极配合实施科技兴国战略，重点支持高技术、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成套设备、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
第三，汇率政策。在新形势下为了保证外贸稳定增长，我们不妨将思路放在人民币汇率上。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货币体系将会持续性地动荡，汇率风险将会进一步加大，这对我国外贸出口而言将是更为严峻的考验。我国可以通过政策来鼓励金融机构加强和深化国际金融创新，发展符合当前出口贸易需要的避险工具与解决方案，以减轻汇率风险对我国外贸出口的负面影响。这对于推动我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经贸关系发展，规避汇率风险，改善贸易条件，保持对外贸出口稳定增长，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李文华.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外贸企业战略转型研究[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9(6).
对此，中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李春顶博士认为，此次危机使全球减弱对美国信心。专家表示，本次金融危机发端于美国，传染全球，可谓“美国感冒，全球打喷嚏”，由此传递了两个信号：一是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处于重要地位;二是美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有些失职。正是由于危机的爆发，引起了全球各国的反思，即过度依赖美国和美元的世界经济格局需要有所改变。 新兴市场引导世界经济复苏。 但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新兴市场国家在金融危机中仍然保持了相对较快的经济增长，显示了较强的抗危机能力，给世界经济的恢复带来了信心和支持。李春顶称，金融危机对于世界经济秩序的影响，主要在于动摇了世界对于美国的信心，以美国为主导的格局受到了一些挑战，世界多极化趋势进一步显现，同时新兴市场国家作为脱颖而出的一支力量，受到了世界关注。
然而，实际情形并没有实质变化，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短期来看不会改变。 金融危机让新兴经济体看到国际。 经济旧秩序改革势在必行，但在与发达国家博弈过程中，新兴经济体能否掌握更多话语权?李春顶强调，新兴经济体同样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影响和冲击，而随着这些国家自身实力的增强，在世界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提高，它们希望在国际经济秩序中有更多的话语权和参与权，得到与其经济实力相对应的权利。
另外，它们希望建立能够考虑新兴市场经济体利益的全新国际经济体系。 李春顶表示，能够掌握话语权和增加谈判筹码不是一次危机就可以实现的结果，新兴经济参与到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重构，需要国家实力的不断提高。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弗雷德·伯格斯腾表示：中国经济去年第二季度已经开始恢复快速发展，“中国经济带领全球经济复苏”。很多经济学家都认同，在当前各大经济体中，中国经济已率先复苏，而且，与以往经济复苏情况有所不同的是，新兴经济体正成为牵引世界经济复苏的主要火车头。[论-文-网] 全面复苏尚需时日。 近期不少国家经济景气指数显好，对于世界经济复苏前景，李春顶强调，未来世界经济仍然存在不确定性。虽然近期各经济体均呈现了触底反弹的迹象，但能够维持全球增长的长期动力尚没有找到，近期的反弹不排除只是全球各国经济刺激方案的结果;同时，宽松的货币政策还有可能引起全球通胀的危险。所以，总体看，全球复苏趋势已现，但预计仍需要经历一个缓慢的恢复期，短期内全面复苏的概率不大。
布局新兴市场：企业家在行动。 分析人士认为，有远见的企业选择在经济低迷期、经济调整期建厂，经过两三年的生产建设周期，经济恢复时也正是这些工厂生产能力最强的时候。事实上，国内外许多知名企业的触角早已延伸到新兴市场。据沃尔沃集团高级副总裁潘伟博介绍，沃尔沃做了很多工作来挖掘中国的市场潜力。沃尔沃在生产轮式装载机的山东临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控股70%，在中国还有两家合资企业，在上海有独资的沃尔沃建筑设备工厂，此外在无锡还有一个重要的船用引擎和发电机的工厂。由于新兴市场具有反经济周期的特性，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和公司盈利循环周期与西方国家的股票指数相关度很低，有的甚至是负相关，因此 ，在欧美出现不利的经济循环时，对新兴市场的投资可以有效对冲掉上述不利影响。 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柳传志表示，联想在这次危机中受到很大影响，是因为发达国家中联想的大客户相继削减了IT方面的支出，所以下一步联想将加大对新兴国家消费类产品的支持力度。他坚信，经济危机终将过去，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在电脑需求上有后发优势，这些都是联想的机会。
20世纪以来，金融危机的频繁发生让人们看到了对金融市场放任自由的巨大风险，加之凯恩斯主义主张政府干预经济，于是在美国以金融体系安全为优先目标的金融监管出现了。金融监管是一国政府通过特定的机构(如中央银行)对金融交易行为主体进行的某种限制或规定。目前，综观世界各国，凡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无不客观地存在着政府对金融体系的监管。虽然监管机构可以依据市场状况和发展需要制定监管规则，但金融市场的其他参与方在理解和执行这些规则时，往往会考虑自身的利益，做出相应的决策，其行为会对监管规则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进而监管机构也会根据金融机构的行为不断做出调整。目前世界各国主要存在两种监管体系，即分业监管体系和统一监管体系。当前金融监管体系改革过程中，相当数量的国家和地区逐渐向统一监管体系过渡。我国的金融监管模式是央行、证监会、银监会和保监会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金融监管体系。在金融监管的模式上，一直存在着分业经营和混业经营两种截然不同的模式。分业经营是指金融业中银行、证券和保险三个子行业相分离，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只能经营各自的银行业务、证券业务和保险业务。采用分业经营时各种机构分设，能够避免金融危机的统一波及问题，有利于控制风险。此外，分业经营可以使各行业集中精力，各自明确自身监管目标，提高经营与监管的效率。不同于分业经营，混业经营即银行、保险、证券、信托机构等金融机构均可以进入上述任一业务领域甚至非金融领域，进行业务多元化经营。实行混业经营，任何一个金融行业都可以兼营众多业务，有利于实现多元化运作、扩大收益来源。此外，实行混业经营加强了自身竞争，有利于优胜劣汰，促进社会总体效益的上升。但是，混业经营容易形成金融市场的垄断，产生不公平竞争，而且大规模的综合性集团可能会招致新的更大的金融风险。当前我国监管水平有限，各行业发展不平衡，缺乏专业性整合型人才，这使得我国选择了分业经营的监管模式。但随着金融业的不断发展，分业经营的不足也不断地显现出来。例如商业银行的业务受限、过于单一，商业银行和证券公司缺乏优势互补，证券业难以利用商业银行的资金优势和网络优势，商业银行也不能借助证券公司的业务来推动其本源业务的发展等。
二、后危机时代国际金融监管改革
1、美国的金融监管改革在众多国家的金融改革方案中，力度最大的首推美国。2010年7月美国国会正式通过《金融监管机构改革与金融消费者保护法案》，可以说是“大萧条”以来最严厉的金融改革法案。根据该法案的规定，美国设置了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FSOC)，主要负责识别金融系统性风险并及时应对，此外还在美联储下设立消费者金融保护局，明确消费者保护职责等。在经历了混业经营、分业经营及相应的统一监管、分业监管之后，美国现行金融监管模式是独特的双线多头监管体制，双线即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双层监管机构两条线，多头指设立多个金融监管机构来共同负责金融监管。美联储对金融控股公司进行综合监管，在美联储之下，其他监管机构根据不同功能分别负责不同行业的金融监管，即银行类由银行监管机构监管，证券类由SEC监管，保险类由保险监管机构监管。美国的这一金融监管模式是由其政治体制结构决定的，多头监管导致任一监管部门都无法在整个金融体系中采取协调行动，由于职能分工的不同，容易出现监管漏洞。
2、英国的金融监管改革后危机时代，英国在2010年6月通过了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决定在英格兰银行内部设立金融政策委员会(FPC)，负责对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建筑业协会等金融机构进行审慎监管。作为资深的资本主义强国，英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创建就是从英格兰银行的建立开始的。英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具有“灵活、非制度化的金融监管向日益规范化、制度化发展;由多家监管机构向单一金融监管机构转变;质化的监管标准和非量化的弹性管理”特点。英国现行金融监管模式是统一型的混业监管模式。集银行、证券、保险三大监管责任于一体的金融服务监管局是英国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主要负责英国全部金融机构及业务的审批和监管。在经历了08年金融危机之后，英国对原有金融监管体制进行了变革，将金融服务监管局原有的金融监管职能重新归还英格兰银行，其自身主要负责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和打击各类经济犯罪。英国实行的以金融服务监管局为主的统一型混业监管模式明确了监管机构的责任，有助于提高金融监管的效率，但是单一的监管机构由于缺乏多种监管机构的竞争，较易产生道德风险等问题。
3、欧盟的金融监管改革08年金融危机之前，欧盟的金融监管模式采用的是莱姆法路西框架(Lamfalussyframework)，根据这一模式，欧盟内金融监管机构并不直接对欧盟成员实施监管，欧盟成员国的金融监管权由成员国单独行使。由于缺乏系统性的风险防范机制，金融危机发生后便很快在欧盟成员国内蔓延。2010年9月，欧洲议会通过了欧盟金融改革法案，根据该法案，欧盟设立了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ESRC)，作为欧盟统一的监管主体负责成员国金融风险的防范，并在发生金融风险时要求成员国采取相应措施。
三、我国金融监管的完善
虽然金融危机对我国金融业造成的冲击相对较小，但是金融领域的改革和创新带来的风险需要我们重视对金融统性风险的识别与防范。国际社会在后危机时代的金融改革中更加顺应金融法则，结合前文所述，从国际金融市场现状及我国金融业发展趋势来看，混业经营应当是一种必然趋势，美英欧盟等国的金融监管模式变革对于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体系也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1、坚持全面监管理念，强调监管的层次性监管体系的不完善往往会影响监管效率，增加监管成本。美国金融业的监管体系是分业监管模式，难以避免出现监管疏漏和监管冲突问题，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成本巨大，监管的有效性值得怀疑。而英国以金融服务监管局为主的统一型混业监管模式和欧盟设立的统一监管主体却有利于明确监管责任，提高金融监管效率。所以我国要建立明确法律权限的金融监管协调机构，成立跨部门的系统性风险监管理事会。
2、完善宏观审慎监管体系，增强抗击系统性的风险能力次贷危机再次证明了市场的缺陷是存在的，以盈利为目标的市场运作，特别是金融监管滞后于复杂的金融衍生品的创新，导致了金融危机。所以，我们要明确中央银行在审慎监管和防系统风险的职能，构建完善的风险处理制度框架，逐步完善金融机构公司的治理结构。此外，我们应当借鉴美国等经验，将金融消费者权益纳入有关的法律规章当中，设立保护消费者权益的专门机构，最大限度保护消费者权益。
3、加强各国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随着金融国际化的发展和不断深化，各国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和依赖性也不断加强。“金融危机的快速蔓延充分说明……面对系统性金融风险，任何一个国家无力单独防范和处置，扩大国际监管合作是抗击下一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必然选择。”对我国来说，一方面，须严格遵循国际间的一系列标准和准则，规范国家金融市场的发展。另一方面，我国应加强与其他国家监管当局的合作，加强监管者之间的信息交流和共享，协调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在突发事件下加强合作，防止国际金融风险的扩散传播，共同维护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
四、总结
关键词：购买力平价；巴拉萨—萨缪尔森关系；劳动生产率
购买力平价是关于汇率决定的最具影响力的一个理论，也是在对各国进行宏观经济比较时应用得最为广泛的一种汇率理论。在近年来发展起来的许多检验方法面前，购买力平价是否成立受到了质疑。特别是巴拉萨—萨缪尔森命题（Balassa-SamuelsonThesis）被提出之后，国际理论界普遍认为购买力平价理论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与挑战。但仔细研究购买力平价理论及巴拉萨—萨缪尔森命题的内核，我们发现二者在一定程度上的互补性和一致性。本文将在分析巴拉萨—萨缪尔森命题的基础上，讨论并给出我们对于购买力平价理论的新的理解与新的解释。
一、巴拉萨—萨缪尔森命题及其基本含义辨析
巴拉萨—萨缪尔森命题的第一个含义（以下简称命题1）是，在采用传统意义上的购买力平价计算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汇率时，其双边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之间会出现系统性偏差。
巴拉萨、萨缪尔森在对购买力平价理论进行分析时，采取了如下假设条件：（1）采用绝对购买力平价形式，即St=Pt/P*t。其中，St为t期的名义汇率，Pt和P*t分别为国内外t期的价格水平（这里假设本国是发展中国家，外国是发达国家）。（2）均衡汇率是由可贸易商品的价格决定的，并主要受外汇供求的影响，这表现了一种收支平衡的观点。（3）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同时生产贸易品和非贸易品。（4）劳动力可以在本国的部门间流动（但不能在国家间自由流动），而这种流动会使得国内的工资平均化。[1-2]巴拉萨和萨缪尔森分别注意到，发达国家贸易品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高于发展中国家贸易品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而它们的非贸易品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却是很相近的。后两个假设意味着，以相同的货币衡量，非贸易品的价格在发达国家比在发展中国家要高，而贸易品的价格却相同。结果，贸易品和非贸易品蓝子的加权平均价格在低工资国家（发展中国家）也会比较低。如果说名义汇率被看作由贸易品的相对价格决定的，那么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之间会出现相对偏离。发展中国家货币的名义汇率相对于实际汇率被高估，即实际汇率相对于名义汇率贬值。其货币对发达国家包括非贸易品的广义商品篮子的购买力会小于对其仅含有贸易品的商品篮子的购买力。由于在不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普遍较低，如果劳动生产率不同，就会出现这种结果：
方程（1）和（2）是从生产成本角度考虑的价格水平简单的微观定义。其中，Wt是工资，Xt是平均劳动生产率。方程（3）说明，当同质劳动可以在一国内的各部门间完全自由流动时，各部门的工资率也会相等。这里的关键性假设是XNTt=XNT*t，这是以许多非贸易品是服务且两国间的劳动生产率的差别不大为条件的。例如，各国的理发业的劳动生产率基本相同且保持不变。然而，XTt＜XT*t，这反映了发达国家的贸易品生产部门(如制造业等)的劳动生产率高。其中暗含着发达国家非贸易品与贸易品的价格比率高于发展中国家。Kravis和Lipsey1983年的实证检验支持了该推导过程。为了进一步讨论,我们把所有的价格用一种货币表示，并用名义汇率St来进行转换。St是一单位外币的本币价格。在这种情况下，两国（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价格指数为：
这里a是价格指数中贸易品的份额。为简便分析，假设两国的a相同，并把方程（4）和（5）代入实际汇率方程Qt=SP*t/Pt，可得：
由于国际间商品套利的存在，PTt=StPT*t，并且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工资比发达国家的工资要低(而非贸易品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相同),PNTt＜StPNT*t。因此在公式（6）中，Qt大于1。这可通过将一些数字代入公式（6）式得到证明。
例如，令Pt=StPT*t=10，PNTt=2，StPNT*t=6，a=1/2；则Qt=4/3。在命题1中假定了名义汇率由贸易品生产部门的商品套利决定的，即STt=PTt/PT*t。这其中暗含着Qt等于1的假设。但是从方程（6）可以发现，如果两国货币对于包括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广义商品篮子的实际购买力相等，Qt就大于1。因此，由贸易品价格决定的名义汇率会低于实际汇率。
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间的这种相对偏离包含着这样两种含义：其一，若将一定量的人民币（发展中国家货币）按名义汇率转化成美元（假定美国是发达国家）在发达国家只能买到比本国少的商品与服务。这与购买力平价理论的思想是相矛盾的，因为购买力平价理论认为，人民币按购买力平价名义汇率转化在两国买到的商品和服务的数量是相等的。其二，比较人均收入的正确方法不应是通过汇率转换，因为名义汇率不反映货币的真实实际购买力。人均收入应该用实际汇率Qt进行比较。因此，发展中国家价格指数所包含的商品和服务应该用美元来定价，或者反过来，美国价格指数中的商品和服务应该用发展中国家的价格指数进行计算。
巴拉萨—萨缪尔森命题第二个含义（以下简称命题2）是，劳动生产率增长较快的国家的汇率包含着升值的可能性与趋势。
根据巴拉萨—萨缪尔森命题第一含义的推导，如果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快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汇率会相对于发达国家升值。发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发展中国家贸易品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有所增长。如果把这个含义稍加推广，就可以得出劳动生产率增长较快的国家的货币会相对劳动生产率增长较慢国家货币升值的结论。这就是巴拉萨—萨缪尔森命题第二个含义。图1讨论的就是这种情况。如图1（a）所示，发展中国家生产可能性曲线以一种有偏的方式外移，即贸易品的增加快于非贸易品的增加，T2/N2＞T1/N1（T为贸易品，N为非贸易品）。这就会使图1（b）所表示的均衡实际汇率均衡实际汇率有两种表达方式：从宏观均衡（内外同时达到均衡）角度，Qt=StP*t/Pt；从微观均衡（仅考虑内部均衡，生产资料在贸易品部门和非贸易品部门最优配置）角度，Q=PT/PN，它是对前者的一种简化。决定模型中的RR曲线右移，从而使实际汇率升值。
由生产可能性曲线移动引起的收入效应取决于实际收入的增加和收入对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的弹性大小。CC函数会随之移动,这也会影响汇率Q。如果收入对非贸易品的弹性大于对贸易品的弹性，CC左移，汇率升值就会放大。
二、国际上对巴拉萨—萨缪尔森命题的实证检验——方法及结论
自巴拉萨—萨缪尔森命题被提出以来，已经有很多的学者采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检验了实际汇率与相对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可以参考Hsieh(1982)，Marston(1990)，Micossi和Miles-Ferretti(1994)，DeGregario和Wolf(1994)。并且找到了显著的巴拉萨—萨缪尔森关系。根据国际上对巴拉萨—萨缪尔森命题讨论的总结，本文将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对实际汇率造成影响称作巴拉萨—萨缪尔森关系。
Faruqee、Strauss、MacDonald、Strauss、Chinn、Chinna和Johnston[8]、Canzoneri等[9]、Mark[10]采用协整的方法检验实际汇率水平和生产力水平之间的关系，对巴拉萨—萨缪尔森命题进行了研究。其中有些研究建立在比巴拉萨—萨缪尔森假说更具一般性的理论框架上，包括了政府财政余额等其它变量。例如，Faruqee采用Johansen的模型来检验1950—1990年美元和日元实际有效汇率与劳动生产率差异（用本国相对于外国的CPI和WPI的比率来衡量）、国外资产净头寸及贸易条件（TOT）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他的实证分析结果清楚地表明，这两种货币存在着协整关系。并且对美元而言，一系列的排除实验表明，国外资产净头寸和巴拉萨—萨缪尔森关系都不能单独解释实际有效汇率的长期运动（尽管排除了TOT的解释作用）；对日元而言，任何变量的解释作用都不能被排除。Strauss检验了同期的六种基于马克的双边汇率（瑞士法郎，加元，芬兰马克，法国法郎，英镑和美元），采用部门劳动生产率作为衡量巴拉萨—萨缪尔森关系的手段，用Johansen协整法发现了强有力的协整证据。Strauss在14个国家中的8个国家中发现了全部要素的劳动生产率与德国马克双边汇率间存在协整关系的证据。
Chinn用各种协整估计值（包括Johansen、Phillips-Loretan和Pedroni估计值）去估算实际汇率与代表需求方的巴拉萨—萨缪尔森关系（全部要素生产率衡量）及政府支出变量间的关系。他同时还检验了汇率与其它变量间的关系，诸如偏好变量、贸易条件和石油价格。Chinn采用了一种包括14个国家1970—1991年的“有效”数据集（有效汇率和有效的解释变量，按有效汇率中的权重构造变量），运用单一方程时间序列法进行检验，发现实际汇率与解释变量间的统计联系很微弱。在采用面板数据进行协整检验时，Chinn发现劳动生产率效应的系数符号与理论上相一致并且在统计上是显著的，但其它变量与实际汇率的统计联系却不显著。值得关注的是，这一面板数据检验结果所暗含的返回均值的时间在2.5—3年之间，这比仅以滞后的实际汇率作为解释变量进行的平行数据检验的反转速度要快。Chinna和Johansen[8]采用类似Chinn的方法和数据集，所不同的是他们的研究是针对双边实际（按CPI计）汇率进行的。他们得到的结果也与Chinn的类似，他们在面板数据集中发现了比在使用单一方程时更有力的协整证据。然而他们估计的实际汇率返回均值速度较慢，报告的系数约在4—5年之间。Canzoneri、Cumby和Diba采用平行数据协整法来检验巴拉萨—萨缪尔森关系。[9]他们采用一个包括了3个OECD国家的1970—1991年的数据集，并以美元作为标价货币，结果发现了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和人均劳动生产率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的强有力的证据，这样就验证了巴拉萨—萨缪尔森命题的一个重要部分。实际上，他们没能拒绝二者间协整关系的斜率系数为1的假设，这意味着二者之间是一一对应的。然而，他们在对名义汇率与贸易品相对价格进行协整检验时发现，尽管协整关系的斜率系数不为1，但仍可在数据上支持二者间存在协整关系。但是，在检验实际汇率（以对数形式的名义汇率及相对价格之差来表示）的平稳性时，他们没能拒绝存在单位根零假设。他们采用德国马克作为标价货币，证明了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水平与人均劳动生产率之间是协整的（协整系数为1）。
Mark采用1871—1994年的年数据，分析了基本经济变量的在解释英镑对美元的实际汇率的系统性运动中的重要性。他对包括相对实际利率、相对货币供给以及相对生产力水平的基本变量进行了检验，但是惟一的显著关系出现在汇率与相对劳动生产率（用人均收入确定）之间。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检验的结果与特定的汇率制度相关（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显著性和系数更大）。[10]
这些实证分析的证据尽管不是十分充分，但仍支持了巴拉萨—萨缪尔森关系。显然，显著的巴拉萨—萨缪尔森关系的存在对传统形式的购买力平价是一种冲击。一些经济学家把巴拉萨—萨缪尔森关系的存在看作是购买力平价理论在长期中也不能成立的一个原因。但是发现了巴拉萨—萨缪尔森关系是否就等于否认了购买力平价，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三、对巴拉萨—萨缪尔森命题的重新认识与购买力平价模型的修正
我们在前面已经对巴拉萨—萨缪尔森命题的基本内涵进行了讨论，它之所以被人们称之为是对购买力平价的一个否定，其基本原因在于它认为，如果应用购买力平价来确定汇率，会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1）在每一时点上，劳动生产率较高国家的币值（名义汇率）往往会被高估，而劳动生产率较低国家的币值往往会被低估。（2）在长期中，劳动生产率的差异会使名义汇率发生变化，从而实际汇率也发生变化，在统计上表现为均值不反转并收敛于1。以上两点实际上分别是对卡塞尔购买力平价理论的绝对和相对形式提出的质疑。
然而，如果我们对购买力平价理论与巴拉萨—萨缪尔森命题的基本含义进行深入的思考，将会发现，实际上巴拉萨—萨缪尔森命题同购买力平价理论并不是矛盾的，甚至可以认为它是对购买力平价理论的补充。澄清以下事实，有助于我们理解购买力平价理论与巴拉萨—萨缪尔森命题之间的关系：
现在普遍接受并应用的购买力平价理论被描述为这样一种思想，即汇率是由两国价格水平决定的（绝对购买力平价）：St=Pt/P*t
或者是由两国价格水平的变动决定的（相对购买力平价）：
St=S0Pt/P*t
其中，Pt和P*t分别为相对于t=0期的物价指数。
这就是说，当换算成同一种货币之后，各国的价格水平应该相等，也就是说某种货币在国内的购买力应该等于其所能交换的货币在国外的购买力。这一结论是建立在一价定律基础上的。一价定律认为，商品市场中的套利行为会使各国的贸易品价格趋于相等。如果各国所有商品都是可贸易的，并且综合价格指数中的各种商品的权数相同，则剔除交易成本之后，它们的综合价格指数应该相等。因此，根据购买力平价，对于两个存在贸易关系的国家，在任何时候，由采用同种货币衡量的两国价格水平的比例所确定的实际汇率应该等于1。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仔细考察购买力平价创始者卡赛尔的原意。[11-12]首先，我们应该看到，购买力平价理论中的关键是购买力，它是汇率的决定因素；而价格水平的倒数只不过是购买力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是被用来代表购买力的。这就要求在用价格水平表示购买力平价时，必须考虑两者之间的关系，如果价格水平不能充分反映与代表购买力，那么以该价格水平来衡量的实际汇率就不可能等于1。然而，购买力本身又可细分为对贸易品的购买力、对非贸易品的购买力、对国内产品的购买力、对国外产品的购买力。卡塞尔所指的购买力是对国内产品的购买力。并且，他认为，通过充分套利机制，这种购买力可以一对一地转化为对国外产品的购买力。同时价格水平又可分为贸易品价格水平、非贸易品的价格水平及总价格水平，总价格水平又可分为仅由国内产品构成的价格水平和包括进口产品的价格总水平，它们分别对应着不同层次的购买力。卡塞尔曾专门澄清自己所指的价格水平是本国生产商品的价格总水平。其次，卡赛尔学说虽然以货币数量论为出发点，认为货币是中性的，物价与汇率仅是一种货币现象。然而，由于他采用国内生产的全部产品的价格水平来标志购买力，这在客观上已将劳动生产率的因素引入了汇率决定机制。因为，实际上价格水平的变化在反映货币数量变化的同时，也反映着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前述的价格水平分别反映着对应层次的劳动生产率，而国内生产的全部产品的价格水映的正是国内整体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尽管我们在这里将购买力、价格水平、劳动生产率进行了层次上的划分，我们仍要看到，在实际经济生活中，由于各部门、各经济体间存在的各种交换机制，最终会使它们在各国之间出现趋同的可能性。发展经济学中的趋同（Convergence或称收敛）有两个含义。如果欠发达国家有比发达国家更快的发展速度，就认为存在着绝对趋同。另一种趋同的含义为如果各个国家经济体的实际人均收入水平的发散程度随着时间递减，就认为存在着第二类趋同。这两种趋同是相关的，第一种趋同是第二种趋同的必要不充分条件。对于这两个概念的讨论参见Galor(1996),Sala-i-Martin(1996)。因为从长期来看，随着现代交通信息技术的发展，各国之间的相互学习与交流，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金融及跨国投资推动资本流动性增强，甚至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性也在不断加强，使得要素禀赋结构变动增加，一定程度上都推动了各国的趋同。我们很容易看到，卡塞尔与巴拉萨—萨缪尔森对决定名义汇率的价格水平理解上是有差异的：卡塞尔认为，是一国贸易品和非贸易品部门生产的全部商品的价格总水平决定着名义汇率，即St=P*t/Pt，这是对全部商品的购买力平价，其中的价格水映的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劳动生产率。进一步，他的实际汇率公式为Qt=SP*t/Pt。而巴拉萨—萨缪尔森则认为，是贸易品价格水平决定着名义汇率，即St=STt=PT*t/PTt，这实际上是对贸易品的购买力平价，其中的价格水映的是贸易品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进而其实际汇率公式为Qt=SPT*t/Pt。可以看到，二者对于进一步将名义汇率转化为实际汇率，进行物价因素剔除过程中所采用的却都是总价格水平。所以卡塞尔认为实际汇率应该为1，而巴拉萨—萨缪尔森则认为各国劳动生产率差异将导致实际汇率很难等于1。笔者认为这两种理论得出不同结论的一个原因是二者所考虑的时间长度存在差异。在一个相对的短期内，对各国生产的全部产品的套利是不充分的，而对于各国生产的贸易品的套利则会相对比较充分，因而在每一个时点上，应该说巴拉萨—萨缪尔森选取贸易品价格水平来确定名义汇率更接近于实际情况（套利机制下的国际收支平衡，主要是经常账户的平衡），尤其是在资本账户开放程度较低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而像卡塞尔那样采用价格总水平来确定汇率在现实中很难实现。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如果发展中国家的劳动生产率相对于发达国家增长较快，即两国的劳动生产率是趋同的，那么反映劳动生产率的价格水平就必然会趋同，进而卡赛尔和巴拉萨—萨缪尔森所讨论的两种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也会趋同。因而实际汇率在长期中又会趋向于1。反之，如果两国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是发散的，则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汇率Q就会向大于1的方向偏离。
Zussman采用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法分别对1950—1992年的OECD的24个国家所选OECD国家，除美国外，20世纪50年代，相对于美国的人均GDP水平都较低，其实际汇率也对美元贬值；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它们中的大多数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快于美国，其实际汇率升值。的人均GDP（作为劳动生产率的代表）和实际汇率的平稳性进行了检验，结果都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零假设。他发现，随着劳动生产率的趋同，实际汇率也在趋同。[13]
从这个角度来讲，巴拉萨—萨缪尔森给出的实际汇率公式是购买力平价在一个相对短期（在经济学中仍可定义为长期，因为假设劳动生产率是可变的）中成立的形式，而这正是对卡塞尔购买力平价理论的一种补充。然而，劳动生产率的趋同过程是慢长的，就两个国家而言可能会持续几个世纪，因而会导致双边汇率在一个相当长期内偏离购买力平价。这一认识对我们有两点启发：
第一，既然我们已经注意到St与StT之间的差异是由于它们各自所对应的劳动生产率差异引起的，因此我们在采用StT来表示St时，就应该加入相应的调整变量。
笔者认为，应该根据巴拉萨—萨缪尔森命题对购买力平价理论的公式进行必要的分解，并真正地体现出购买力平价理论的原义和购买力平价对汇率的决定作用。
令P=dPT，P*=d*PT*，绝对购买力平价公式应该修正为：
St=P*t/Pt=d*tPT*t/dpTt=STtdt/d*t（7）
其中，dt、dt*分别代表本国与外国的劳动生产率。
如果令dt=abXTt，d*t=ab*XT*t，其中b=(1-a)/XNTt，b*=(1-a)/XNT*t，则相对购买力平价公式应该修正为：
St=S0pt/p*t=ST0（d0/d*0）×pt/p*t（8）
方程（8）表明，在以购买力平价理论为基础来确定两国之间的汇率时，应该考虑两国的劳动生产率差异，经过劳动生产率指数调整的贸易品价格水平可以更好地反映购买力。
第二，我们在讨论像整个浮动汇率期间（1973年至今）或者像我国改革开放以来（1978年至今）这样一个相对短期中的购买力平价时，应该考虑由劳动生产率、制度变革等实际因素变化引起的时间趋势问题及结构问题。这在理论上支持了最近国际上一些学者在对购买力平价成立与否的检验中加上趋势项及结构哑变量的作法。同时，也支持了平行数据单位根检验法。因为在一个多国数据构成的集合中，由于各国劳动生产率发展不平衡的情况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相互抵消，从而使劳动生产率的趋同过程相对变短（需要进一步检验），因而更适于检验一个相对短期中购买力平价的有效程度。
巴拉萨—萨缪尔森命题与我们的购买力平价修正方程都考虑了这样一种事实，即如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某一个国家的贸易品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相对较快，会内生出该国汇率相对走强从而引发长期升值的趋势。现有的一些关于人民币汇率的实证分析结果实际上也支持这种观点。例如，卢峰和韩晓亚对1995—2005年我国贸易品部门和非贸易品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相对于美国和13个OECD国家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情况及人民币对美元的实际汇率变化情况进行了检验。他们的检验结果发现：1995—2005年我国贸易品部门的“相对相对”劳动生产率比美国和13个OECD国家分别增长了65.5%和92.8%，而同期人民币汇率仅升值2个百分点。同我国贸易品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及单位劳动成本变化方向及幅度相比，人民币存在低估的现象。[14]因此，巴拉萨—萨缪尔森命题以及我们给出的关于购买力平价的修正方程对于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人民币汇率改革与新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设计是有比较重要的理论参考意义的。
当然，汇率如何定价要考虑多种因素，特别是要考虑汇率如何能够保证该国宏观经济的内外均衡与持续稳定的发展。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汇率作为两种货币交换的比价，必须要在合理的范围内反映货币所具有或者代表的价值和供求关系，而决定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劳动生产率。所以在汇率形成机制中反映劳动生产率的状况与变化是客观的要求，也是汇率合理定价的基础。
四、结论
购买力平价理论发展至今已有80年的历史。从创建之日起，它就立即成为汇率理论中的最有影响力的学说，但它也不断地受到各种观点与检验方法的挑战。一直以来，巴拉萨—萨缪尔森命题被认为是对购买力平价理论的一个最强有力的否定，而且该命题又得到了诸多统计检验的支持。本文根据对购买力平价理论原意及巴拉萨—萨缪尔森命题的剖析，把购买力平价理论同巴拉萨—萨缪尔森命题结合起来，发现了二者的互补性，并给出对购买力平价的修正方程［方程（7）、（8）］。本文目的主要是想澄清购买力平价理论最初的、本质的含义，并使该理论更符合实际。国际上关于购买力平价理论讨论的文献很多，但目前并没有对购买力平价理论中价格水平变量进行修正的。笔者给出的修改方程虽然可能不是完美的，但这至少应该是一个新的见解与方向，希望得到有关对它的批评，并引起关于购买力平价理论新的讨论，和对适合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形成作出有意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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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危机；宏观经济；威胁；反思
文章编号：1004-7026（2017）18-0078-01中国图书分类号：F091.348；F015文献标志码：A
1宏观经济学对金融危机的阐释
每一次金融危机过后都是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一次拷问，而经济学家试图找到对金融危机的有效解决途径。然而面对不同学派与立场的研究中，对金融危机的形成与发展的观点差异较大，尚未形成一个可以达到高度共识的立场。从西方主流学派的经济学观点中能够明确，沿袭凯恩斯主义的传统经济学派认为，金融市场产生的信贷泡沫是产生经济危机的关键因素，以宏观调控不力，导致经济行为逆向选择，最终形成了经济危机的爆发，并引起经济倒退的现实危机。依据其学术观点能够明确，金融危机并未形成与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实质性冲突，而强调了宏观调控的重要性。但是在宏观政策的调控下，并非所有政府都能承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宏观调控是否有效受到质疑，而宏观经济学理论是否能够预见金融危机的产生，也是需要进一步深思的问题。如果失去对金融危机的预见性，单从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采取的挽救措施来看，经济倒退是可以避免，但从中损失的经济效益却无法挽回。而且宏观调控也并非每次都能到达预期的效果，如果宏观调控失去力度，是否意味着金融市场就此萎靡不振，而无法前行。
2金融危机的现实影响
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受到影响最为严重的莫过于进出口行业。一方面，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会从经济层面拓展到生产经营环节，直接影响到国际贸易。在2007年金融危机中，美国支出的GDP总额超过70%以上，而国内消费高于10万亿美元，与此同时中国消费支出也超过1万亿美元。当时国内需求无法弥补金融危机的需求减少，而相关调查显示，美国经济每下降1%，我国出口贸易下降6%。另一方面，次贷危机削弱了美元的金融地位，从出口产品的优势地位下行逆转，产生了贸易逆差。美国联邦储备局不断降低基准利率，并未国有银行注入流动资金，与我国当时采取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形成鲜明对比，在大量美金流入我国之后，人民币升值而美元贬值，导致我国的出口价格优势降低。金融危机过后，虽然对我国实体经济产生的影响并不高，但是贸易出口额下降的事实不容忽视。虽然同比出口金额上升，但这种增长速度也受到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并非健康的经济发展模式。而东南亚和欧美地区的海外企业频繁毁约，也造成我国企业外部信用环境一度恶化。
3金融危机时期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反思
宏观经济学主流学派，认为自由市场的贸易环境并非宏观调控能够控制，而自由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是客观存在的。当宏观经济学认定金融危机属于意外因素时，“黑天鹅事件”属于偶尔失效，并非金融市场体系存在根本问题。这样的思想认定政府干预的无效性，尤其对宏观调控比喻成为扭曲的资源配置，认为其金融影响力会对金融危机产生负面的消极作用。同时也要部分学者认为，美联储在金融危机中的宏观调控，加剧了金融危机的恶化，以及延长了影响时间。
相对于主流经济观点，近些年来在非主流宏观经济学的活跃度异常明显，几乎完全倾向于政策观点，并就主流经济学观点的问题深究其责。但是非主流经济学理论也错综复杂，并非单纯诊断政府宏观调控有效性的实质作用。其中，奥地利学派以坚持极端市场化观念为主导，认为政府行为的宏观干预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金融市场混乱，而后形成了经济衰退的现象。而新制學派则认为，金融危机的爆发源于对金融交易市场的治理失误。
而后凯恩斯学派却反对主流派对金融危机的解释，也不同意其他非主流学派对金融危机的现实观点。其经济学观点将金融济危机归纳为政府干预实效的偶然性，并视金融危机为突发事件和单纯意外，这样的非对称信息也未能触及金融危机的深层机理。
参考文献：
[1]张凤林.金融、经济危机引发的宏观理论与政策反思——基于后凯恩斯经济学派的视角[J].经济学家，2013，（03）：32-41.
关键词：金融危机；企业投资；持续时间；产权性质；投资效率
一、 引言
宏观外部冲击对微观主体的作用机制和影响路径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企业投资行为是微观主体的重要体现，是连结宏观经济与微观金融的重要纽带。此次金融危机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外生性的自然实验环境。研究金融危机冲击之下，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变化、持续时间以及不同特征的企业投资变化差异，能够有效避免以往内生性的问题。在中国资本市场中，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与民营上市公司同时存在，两者的市场行为常常表现出不一致性。产权性质不同的上市公司，在面临的融资约束、投资效率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本文正是基于此，选取2007年～2014年沪深A股持续经营的全部上市公司，研究结果表明：危机显著降低上市公司投资水平，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投资下降程度较少；民营上市公司2年后基本恢复危机前投资水平，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投资水平在危机发生4年后依然显著低于危机前水平；危机发生前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投资效率显著低于民营上市公司，是导致这种不同的原因之一，从而得到非效率投资更容易受到外部冲击且负向影响持续时间更长。研究结果支持提高企业市场化竞争水平和国有企业改革等政策。
二、 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将外部冲击与经济波动的关系研究推向高潮。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再次引发学者对外部冲击的溢出效应进行广泛而深刻的研究。但是，如何刻画、描述微观经济主体在冲击下的行为特征及其持续时间，一直鲜有文献讨论。一方面是由于将宏观波动与微观主体建立联系存在一定困难；另一方面，在样本的时间持续上存在不足，没有足够数据支持实证检验。因此，本文从金融危机、不同企业产权特征对企业投资水平的影响和外部冲击对企业投资影响机制三个方面展开文献回顾和理论分析。
1. 金融危机与企业投资。国外学者利用金融危机形成的“自然实验环境”对企业投资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但是结论却存在争议：大部分学者认为金融危机主要是从供给端影响非金融机构从外部资本市场获得融资的能力，现金储备可以缓解金融危机对企业投资的影响（Duchin et al.，2010；Campello et al.，2010、2011）；而有的学者认为在金融危机期间投资的现金流敏感性已经消失（Benigno et al.，2013）。随后，Anand，Irvine和Puckett（2013）研究认为金融危机造成金融市场动荡进而引发流动性不足，机构投资者倾向于在金融危机期间撤消大部分风险投资。
国内学者也关注到危机期间企业投资行为的异动。祝继高等（2012）的研究认为，在金融危机期间女性董事比率高的公司在危机中投资水平下降的幅度更大，尤其是在存在过度投资的公司中，这种效应表现的更为明显。曾爱民等（2013）研究表明财务柔性企业在金融危机时期的投资所受融资约束程度显著更轻，企业事前储备的财务柔性能有效增强其抵御不利冲击的能力。
危机的冲击对企业投资产生负向影响，通过恶化融资环境和减少外部投资机会两个方面导致企业投资水平显著下降。一方面，危机的爆发导致资本市场环境急剧恶化，融资约束显著增大，企业流动资金面临重大挑战，甚至出现资金流断裂的可能。另一方面，危机爆发通过有效需求下降、净出口与投资减少和融资约束进一步增大等途径减少企业投资机会。
2. 产权性质与企业投资非效率。非危机视角下的产权性质与企业投资关系，普遍观点认为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更容易出现投资过度，民营上市公司更容易出现投资不足；较为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能够改善其过度投资的行为。危机视角下，产权性质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有了新的解读。目前文献主要是从产权性质不同的上市公司投资下降程度不同作为主要切入点。梁琪、余峰燕（2014）研究发现金融危机会对企业资本投资带来冲击，但国有股权能弱化这种负面影响：主要得益于所在国家（地区）的银行业国有化程度较高和国有企业在金融危机期间资本投资下降较少。影响机理表现为国有银行、国有企业偏好谨慎、保守的商业模式。无论是在非危机还是危机期间，产权性质对上市公司投资行为都有显著影响。
3. 宏观外部冲击对微观企业主体的影响研究。刻画宏观外部冲击对微观企业主体行为的影响文献较少，以往相关的研究集中在外部冲击对宏观经济系统的影响和负面效应。戴觅、茅锐（2015）以金融危机为自然实验，研究表明金融危机促使企业“出口转内销”，但出口降幅与内销增幅并不匹配。许涤龙、沈春华（2012）研究表明金融危机对经济的影响是一个渐进、动态的过程，而非一个静止的状态，而且这种影响是长期的。
在冲击对企业投资行为的持续时间上，鲜有文献进行相关研究。外部冲击存在滞后性，会持续存在一段时间，这一点已经大量文献证明。本文认为，冲击的持续时间长短受到冲击本身量能的大小、传导路径的通畅程度、被影响主体的外部依赖性和自身调节能力有关。通常冲击量能越大、企业外部依赖性越强、企业自我调节能力越弱，冲击的持续时间越长。在同一冲击力度下，对企业投资影响持续时间除了和企业所处行业、经营状况有关外，产权性质及由此带来的投资规模和效率的不同，是影响持续时间的重要因素。
基于上述三部分的论述，联合提出本文研究假设1、研究目标2和假设3：
研究假设1：金融危机作为外部冲击，显著降低我国上市公司投资水平；其中产权性质对投资下降程度有所影响。进一步认为危机对民营上市公司的投资水平影响大，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因政府干预等因素，投资水平下降程度较轻。研究目标2：通过实证检验，初步回答不同产权性质的上市公司其投资水平受到危机冲击的持续时间。研究假设3：金融危机对上市公司投资水平影响的持续时间与危机前企业是否存在投资非效率有关；企业投资非效率程度越大，受到危机冲击的影响越大，持续时间越长。
三、 研究设计与实证分析
1. 研究设计。
（1）样本选择、数据来源与处理。本文的实证研究分为全样本实证与分样本实证。全部样本为沪深A股2007年以前上市且持续经营的全部公司，2007年第4季度～2014年第3季度共28季度数据。其中剔除金融类、在样本考察期间被特别处理、数据不全的上市公司，最终得到1097家上市公司。根据上市公司最终控制人/实际控制人是否为国资委、各级政府与中央或国有集团公司，划分为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与民营上市公司。在上述样本基础上得到国有控股上市公司695家，民营上市公司402家。
本文采用Winsorization的方法对异常值进行处理，对原始数据使用概率为1%的缩尾处理，财务数据和公司治理数据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并对各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以便于横向比较与线性回归。
（2）变量定义。企业投资这一变量，根据理论分析及国际衡量标准，采用t年j季度固定资产、长期股权投资、无形资产与在建工程等项目较上一期的增量，与现t年j季度资产规模的比值衡量企业的投资水平，用Invest表示。定义金融危机，需要考虑传导的时滞效应。根据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和进出口贸易总额增长率，定义为2008年第四季度到2009年第三季度为危机中，引入虚拟变量Crisis表示并取值为1；其他时间定义为非金融危机期间，取值为0。在研究危机持续时间时，同样引入虚拟变量Crisis_after1～Crisis_after5，用以表示危机后1年～5年。
根据国内外学者的文献研究，影响企业投资水平的因素还有很多，引入包括现金储备、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和成长机会等作为控制变量。在研究危机企业投资效率时，根据Richardson（2006）投资标准模型，引入Investj，t，i_1表示投资滞后一期。
2. 实证结果与分析。
（1）金融危机期间企业投资下降了么？Model-1为全样本研究，未区分产权性质，证明危机确实使得企业投资水平普遍且显著下降。Model-2、Model-3引入State和交互项Crisis*state：表明在整个样本期间，国有组投资显著高于民营组。进一步使用Model-4、Model-5来分组考察下降程度，发现两者Crisis系数均显著为负，但民营组系数更大，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国有组投资水平下降较少。上述实证结果验证研究假设1。
（2）金融危机对企业投资冲击持续时间多久？采用间隔式的样本分段研究金融危机冲击之后，滞后效应的持续时间。Model-6回归样本为危机前和危机后一年（2007Q4～2008Q3、2009Q4～2010Q3）共8季度数据，Model-7～Model-9的回归样本以此类推。与直觉认为不同的是，危机在国有组中持续的时间更长。Model-6～Model-9中，国有组Crisis_after系数均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负；而民营组的系数在危机后第二年就已经表现为不显著。整体看，Model-7～Model-9说明国有组和民营组在受到危机冲击的持续时间上存在差异。
（3）危机冲击的持续时间不同是因为投资效率吗？上述实证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与一般推论所想不同。基于以往文献的研究结论与本文理论部分的分析，投资效率的差异可能是造成这一结果的重要原因。基于此，本部分采用Richardson（2006）的标准投资模型，刻画上市公司在样本研究期间的投资非效率情况，并将代表投资非效率程度的？驻Investj，t，i作为被解释变量，建立回归模型分析危机冲击的持续时间与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
Model-10 state的系数在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危机传导至国内前，民营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显著高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Model-11～Model-15通过引入Crisis_after1～Crisis_after5，分别研究危机前与危机后1年～5年比较时，国有组与民营组投资效率的差异。State的系数在危机冲击后第2年不再显著，但在全部模型中系数均为正，说明整体而言不论在危机前还是危机后，国有组的投资效率均低于民营，这种差异在危机前和危机后一年尤为显著。回归结果也与前文持续时间的模型结论一致。Model-16～Model-17为分组检验在危机冲击后5年投资效率的表现，结果说明危机中由于国有组与民营组的投资水平均显著下降，幅度较大，导致投资效率下降；但危机后由于国有组的冲击影响持续时间较长，但力（下转第75页）度已经逐渐减弱，反而使得投资效率提升。结果也从侧面说明国有组在危机前确实存在较大程度的投资非效率情况。
四、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国际金融危机的视角，采用全行业样本，研究在金融危机这一突发性外部宏观冲击下微观主体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的变化，得到的主要结论有：（1）金融危机传导至我国后，危机期间我国全行业上市公司投资水平显著下降；其中产权性质影响下降幅度，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投资水平下降幅度较小。（2）危机冲击对产权性质不同的上市公司持续影响力度不同：与直觉认识不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受到影响持续时间长达5年；而民营上市公司在危机冲击2年后，投资水平就逐渐恢复至危机前水平。（3）造成危机持续时间不同的原因之一，是产权性质不同的上市公司投资效率不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在危机前投资非效率的情况更为严重，由此可推论非效率投资更容易受到宏观波动的冲击。
基于以上结论可知，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在投资效率和自我恢复能力方面均逊于民营上市公司，其背后的原因可能涉及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薪酬激励与成本、股权结构与集中度、集团母公司和政府“帮助之手”与“掠夺之手”等方面；尤其是这些因素在危机冲击后，其影响上市公司的机制与方向是否发生改变，都是进一步可供研究的方向。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效率投资能够较好地抵御外部宏观冲击，支持国有企业改革与提高市场化程度促进竞争等政策，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投资效率；同时也为有关部门在外部宏观冲击后如何使用相机抉择的经济政策提供一个微观主体行为方面的实证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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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号：71273020）。
关键词：国际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比较
马克思主义金融危机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19世纪中后期，马克思和恩格斯针对资本主义全球扩展过程中日益严重的经济与金融危机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分析，在劳动价值论和商品与货币关系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科学的金融危机理论，这些理论精华都表现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巨著《资本论》中，在经历了一个半世纪之后，金融危机同样的出现，并有加剧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显得十分必要了。本文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出发，分析两次金融的成因，从中找出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的办法。
一、金融危机概述
马克思认为，金融危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金融危机是只伴随经济危机爆发而爆发的一般意义上的金融危机；狭义的金融危机则是指单纯的货币危机。在广义的金融危机当中，生产即是以商品为载体的剩余价值的生产，是攫取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的生产，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中就包含着不顾市场的限制而生产的趋向。这个本质就成为了资本主义生产现实运动的起点和驱动力，也是商品和货币走向绝对对立的基本线索；狭义上的金融危机是当社会的再生产过程尚未拉紧到极限、全面的生产过剩尚未发展到临界程度时所产生的金融危机。
马克思在当年总结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就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产的社会化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就必然会造成经济危机并伴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马克思曾指出，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体系下，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就不可能消灭，它是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矛盾。自资本主义制度确定以来几百年的历史中，世界上发生了很多次大大小小的危机，21世纪前后就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和目前持续全球的美国次贷危机。
二、亚洲金融危机和目前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成因分析
按照马克思金融危机理论，亚洲金融危机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中多种矛盾激化的表现，既有国际经济市场化过程中打破了原有经济格局、尚未形成新的经济秩序必然引发的矛盾，也有发展中国家在实行对外开放、追求经济增长中缺乏对外开放条件下宏观调控经验而引发的矛盾。亚洲金融危机是发展中国家在竞争中失利的表现，进入九十年代以后，苏联、东欧和我国先后都实行了市场经济体制，世界经济一体化步伐加快。
反观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它的诱因主要是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委托链过长。金融创新并不能有效解决资本市场的道德风险问题，随着抵押债券层层证券化，必然使委托链条越来越长，这在一定程度上使道德风险问题更加严重，从而为次贷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
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过度消费。美国式的文化模式使其居民过度消费。美国只有依靠大量发行负债才能满足其消费欲望，从而造成美国债务存量持续增加，最终影响了国家信用，引发了经济波动。美国居民对住房的需求超过其收入水平，因此只有通过住房抵押贷款才能满足需求。随着时间的推进，其债务越积越多，无论政府执行何种政策，无节制的负债必然会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
三、对比两次金融危机的相似处
金融监管不健全是这两次危机产生的相似原因。金融资产质量差是亚洲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政府对金融部门的监管水平直接关系到社会资金的分配总量和结构，关系到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发生金融危机的亚洲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建立健全金融监管体系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金融机构设立比较混乱，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管理薄弱，经营水平不高。同时，这些国家的金融机构发放贷款对贷款风险分析重视不够，而只是较多地照顾各种关系，最终导致银行出现大量坏帐。
这次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也是由于本国金融监管不力造成的。随着金融创新工具的不断涌现，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行业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使已有的分业监管模式失去了效力，这必然增加了整个金融业的系统性风险。因而政府的不力监管就成了危机爆发的主导因素。从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金融危机真正的根源在于美国监管机构失职、在于美国监管体制存在重大漏洞，在于对投资银行的监管不到位、对次级贷款等金融衍生品的监管也不够重视。美国的监管标准不仅单一，而且明显滞后。
从对比中我们可以发现，市场经济绝不是自发的自由经济，绝不能放松对经济的宏观管理，尤其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现代经济中国际间竞争十分激烈，政府若放松对本国经济的组织和管理，或宏观经济政策失误就可能在竞争中失利，就可能发生危机。四、世界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应采取的对策和对我国化解金融风险的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