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8-06 10:5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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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那么，在这个时期内，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如何？宏观经济形势对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又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深入分析这些问题，对于促进农业农村经济繁荣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十二五”期间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出现了较为显著的变动，投资和净出口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显著。首先，资本形成总额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其次，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率出现较大幅度上涨，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
展望“十二五”时期，由于内部经济结构调整和外部经济环境恶化，相比于2000年以来或者“十一五”期间，我国未来五年的经济增长率将可能会出现小幅下滑。
投资需求可能会出现小幅下滑。无论从国际比较视角还是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近期我国可能已经达到了重化工业的顶点，“十二五”时期依靠工业化进程推动投资增长动力减弱，由工业化带动的投资增速会逐渐降低；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虽然可能激起新一轮的投资高峰，但仍可能无法弥补工业化推动的投资增速下降。与此同时，由于我国城镇化过程远未结束，高储蓄率仍能维持，因此，总体而言，投资将不会出现大幅下降，预计投资增速将略低于“十一五”时期水平，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率可能会降低0.48个百分点左右。
消费增速可能略有上升。“十二五”时期，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将发生转变，适龄劳动力数量增长速度逐年减缓，多年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日益减少，这些因素将有利于提高农村居民收入，进而提高消费水平。与此同时，我国政府为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而采取的收入分配调整措施将促进消费增速的上升。预计“十二五”期间，消费对我国经济的拉动率可能会提高0.34个百分点左右。
净出口增速将出现一定幅度的下滑。未来世界经济走势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IMF、世界银行、EIU和OECD Statistics Directorate等机构对未来世界经济作出了许多分析与预测。IMF对世界经济增长的长期预测结果虽然数值上与EIU有所不同，但显示出的趋势相同：世界经济稳步缓慢增长，2009-2014年各年度的实际GDP增长率都低于2004-2007年平均实际GDP增长率。另外，EIU、IMF和世界银行的预测数据都显示：从世界经济增长的区域结构来看，未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发达国家，其中又以亚洲发展中国家的表现最为突出。“十二五”时期，欧美等主要发达国家对其外部不平衡的调整将制约我国产品出口的需求空间，我国出口增速可能出现较大幅度下降，而国内经济仍能保持平稳增长，进口增速仍将保持稳定。正反两方面的因素叠加，总的来说，预计净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率将降低0.5个百分点左右。
二、宏观经济给农业农村经济带来的机遇
（一）政府农业投入有望持续增长
“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增长率尽管可能会出现小幅下滑，但总体会比较平稳；投资增速也不会出现大幅下滑，政府对农业的投入不会因为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而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从增加农民消费、保障农产品供给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角度讲，“十二五”期间，政府对农业方面的投入会持续增加。
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政府农业投入的提升空间较大。2010年我国政府农业投入占农业GDP比重为9.75%，而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中，政府对农业提供的财政支持相当于农业GDP的25%以上，加拿大、以色列等国更是高达45%以上（朱钢、张元红、张军等，2000）。如果考虑到我国政府财政支出中用于人员供养及行政开支部分比例很高（韩俊、谢扬，2003），则我国财政对农业的支持力度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就更大。从对农业生产具有重要影响的农业科技投入来看，无论是政府农业科研投入还是政府农业科技推广投入，相比发达国家也有很大差距（何利辉、经庭如，2003）。
为了保持经济平稳快速增长，促进消费、投资、进出口的协调发展，政府将加大刺激农村消费、提高农村消费能力的政策力度。扩大内需，重点在农村。一方面，农村家庭拥有耐用消费品数量显著小于城市家庭，农村市场发展空间极为广阔，政府对于农村消费的刺激将有力促进农村消费结构升级。另一方面，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低于城市居民，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要高于城市居民，据估计（国家统计局综合司课题组，2004），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是0.85，城市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是0.72。因而同样的消费刺激力度，政策效果在农村将比城市更好。
为提高农业的保障能力、保证粮食安全，同时避免农产品价格过度波动，政府也将加大对农业生产的支持力度以保证农产品的充足供应。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确保粮食基本自给始终是头等大事。同时，农产品价格是基础价格，保持农产品价格水平总体平稳十分重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停滞、退化现象有所发展，许多地方农业基础设施对粮食增产的支撑作用减弱，甚至农业受灾面积、成灾面积和成灾面积占受灾面积的比重一直处于历史较高水平（姜长云，2006）。我国粮食供求仍然处于“紧平衡”状态，大豆、棉花等产品对外依存度高。因此，从确保粮食安全、平稳物价等方面的考虑，“十二五”时期，政府将进一步加大支农投入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保证农产品的充足供给。
（二）农民收入有望实现较快增长
在宏观经济基本保持平稳增长且消费增速上升的背景下，农民收入及消费有望实现较快增长。预测模型结果显示，“十二五”时期，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率可能会逐年加快，增速最慢的2011年也将达到11%以上。
消费结构升级导致的供给结构转变将增加农民收入。目前，中国各阶层的收入水平都处于“收入-消费台阶效应”的临界点，“十二五”时期消费结构升级现象将十分明显。从全国整体水平来看，我国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消费结构将全面步入工业化消费时代。这种消费结构的转变必然会带动对农产品需求结构的转变，并带动农业生产供给结构的转变。农业生产结构的持续转变和优化会带动农民收入的不断提高。
农村总人口的持续减少将使得农民收入提高。农村人口持续转变为城镇人口意味着在计算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时分母将持续变小，即便在不考虑农业产值增长的情况下，农村家庭人均经营性收入仍会由于农村总人口的持续变小而不断增加。计算结果显示，假如城市化率提高1个百分点至46.7%，农业人均产值将提高到8191.6元，相比城市化率未改变前提高了1.9%；当城市化率提高到55.7%时，农业人均产值将提高到9855.1元，相比城市化率未改变前提高了22.6%。
未来劳动力价格持续上涨将推动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长。一般而言，第三产业的劳动收入占比高于第二产业。“十二五”时期，第三产业相较于第二产业的更快发展将提高收入分配中劳动收入占比，相应的外出务工人员工资收入将上涨，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长速度会加快。同时，由于我国劳动力结构的转变，劳动力成本将稳步上涨，这也将推动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长。
（三）农业产业化有望加速发展
农业产业化经营作为促进农业结构调整、促进农产品贸易和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措施，其地位日益重要。“十二五”期间，世界经济将会从危机时的谷底缓慢复苏，但长期以来欧美发达国家大量进口而发展中国家严重依赖出口的贸易结构将发生改变。从国内宏观经济而言，劳动力市场结构发生转变、消费水平和对农产品质量的要求逐步提高以及我国农产品市场的进一步开放，等等，都将从不同方面“倒逼”我国农业产业化的发展。
从国际比较看，我国农业产业化程度仍然较低，发展空间较大。发达国家农业产业化经过数十年的发展，通过联合与合并，进行规模化整合，扩大经营规模，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体系。如1950年联邦德国有23842家农业合作社，到1998年有4221家，到2006年仅有3188家（徐旭初、贾广东、刘继红，2008）。德国80%的农场主参加了各类合作社，农业合作社的市场占有率在肉类、谷物类和蔬菜类以及奶制品类的交易中分别达到30%、50%和75%。而我国农业产业化组织规模仍然偏小，带动能力较弱。
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将提高。农业生产的组织化是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重要内容。“十二五”期间，国家仍然将从政策层面推动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的提高。第一，市场对农产品质量的更高需求将促进提高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随着我国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农产品市场与国际市场的接轨，国内居民对农产品质量的要求更高，农产品出口面临的技术要求和质量要求也更高。第二，“十二五”期间，欧美等主要发达国家将会调整其外部不平衡，农产品贸易面临更加严峻的形势。分散的个体农民难以按照进口国的标准来生产、经营，包括种植、用药、加工、包装、贮运等方面，难以突破技术壁垒。同时，分散农户难以承担获得信息的成本或缺乏足够的能力获得信息。只有提高组织化程度，才能更好地参与市场竞争。
农业龙头企业在吸引社会资金投入以及国家政策支持方面都面临着良好的发展机遇。第一，龙头企业将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投入。从全球来看，对农业进行商业投资是粮食危机之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一个共同特征，联合国《2009年世界投资报告》指出，投入农业的外资总量在1990-2007年间增长了2倍，达到每年30亿美元。第二，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将更加完备。目前，我国农产品流通存在着产品配送能力不足、交易成本高、损耗和浪费大等问题。“十二五”期间，我国高速交通、轨道交通等建设将快速发展，以及国家对粮棉油糖等大宗农产品仓储设施建设的投入，都将为农业龙头企业的发展奠定基础。第三，国家对农村金融的支持力度将加大。“十二五”期间，进一步放宽农村金融准入政策，落实和完善涉农贷款税收优惠、定向费用补贴、增量奖励等政策，是完善我国金融体制的必然要求，这些措施也将逐步降低农业龙头企业发展面临的金融服务制约。
三、宏观经济形势给农业农村经济带来的挑战
（一）农村劳动力素质在“十二五”期间的结构性下降趋势将更为明显
我国城市化率将逐步提高，劳动力市场出现“刘易斯拐点”，以及政府收入分配改革的推进，可以预见，“十二五”期间，劳动力成本必然上升，务农机会成本进一步增加，加之新生代农民工务农意愿进一步降低，农村劳动力素质结构性下降的趋势将更为明显。
务农的机会成本进一步增加，更多农业人才流向其他产业、流向城镇。按照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城市工商业之间极大的工资收入差异，促使农业剩余劳动力从农业部门不断地向城市工商业部门转移。从现实情况看，在职业市场上更具有竞争力的受过初中教育的农民大都进城了。在家务农人员以老年人居多。
新生代农民工务农意愿低（韩长赋，2010）。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20世纪90年代后出生的农民工（也包括80年代末出生的，统称为“90后”农民工）。目前，约有1.5亿农民工外出打工，其中大约有4000万是新生代农民工，他们许多生在城市，大都接受过初中教育，在务农时间、务农经验等方面都较少甚至没有。绝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务农意愿和能力都较低。
农村青壮年外出务工以及农村人才流失导致的农村劳动力素质结构性下降，直接妨碍现代农业技术、农业经营方式在农村的扩散。一是农业新技术推广越来越困难，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现代农业，对农业劳动力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但目前真正从事农业的农民，接受技术培训的意愿和能力往往比较弱；二是农业生产缺乏青壮年劳动力，生产经营管理变得更加粗放，对农田水利的投入也不足。
（二）农产品价格波动性增大
“十二五”时期，由于国际农产品价格对我国农产品价格传导将更为明显，农业存货调整行为将更为剧烈，极端天气灾害、重大动植物疫病以及食品安全事件可能更为频繁发生，我国农产品价格波动幅度可能进一步增大。
国际农产品价格对国内农产品价格的传导将更为明显。我国农产品贸易额的不断增加提高了国内农产品价格和国际农产品价格的联动程度。研究表明，在国际粮食价格出现波动后的3-5个月时间内，国内四类粮食价格也会出现持续的同向波动，其中大米和玉米的波幅将接近国际波幅的33%，大豆接近国际波幅的60%，小麦达到国际波幅的14%（丁守海，2009）。随着农业对外开放的持续扩大，国内外农产品市场、农资市场的联动效应将进一步增强，国际农产品价格与国内农产品价格的联动性将进一步提高。
极端天气灾害和重大动植物疫病可能更为频繁的发生加剧价格波动。受气候持续变暖影响，未来我国极端气候灾害发生的频率、强度和区域分布将变得更加复杂和难以把握，所造成的灾害也将更为严重。这种气候变化和极端气候灾害将导致我国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的自然波动，波动幅度将从过去的10%增加到20%，极端年景甚至达到30%以上（秦大河，2007）。与此同时，重大疫病不仅比以前多、比以前重，还比以前的影响更深刻。极端天气灾害和重大动植物疫病，往往具有突发性强、传播性和转折性大及防控难度高的特点，很容易导致农产品产量和质量的明显下降，并增加其变化的不可预见性（姜长云、张晓敏，2009）。
（三）农业的净进口局面将继续维持
而自2001年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农产品贸易规模快速扩大，进出口双向逐年增长，进出口贸易总额由2002年272.3亿美元增加至2010年1208亿美元，其中农产品进口总额与农产品出口总额分别由2002年111.4亿美元和160.9美元增加至2010年719亿美元和489亿美元。但是我国农产品的进出口贸易发展呈现出明显的不平衡性，农产品进口总额高速增长的同时，出口总额上涨较为缓慢，特别是自2007年以来，农产品出口增速乏力，农产品贸易逆差迅速扩大。展望“十二五”时期，受国际、国内经济局势以及国内外农产品供需状况影响，我国农产品进口可能进一步提高，出口增速可能出现下滑，未来农业的净进口局面将继续维持。模型预测结果显示，“十二五”时期，我国农产品贸易可能一直处于净进口状态，贸易逆差额持续扩大，2015年的贸易逆差额可能扩大至792.6亿美元。
农产品进口可能进一步增加。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以及产业结构变动和劳动力市场状况变动，国内人均收入水平将稳固攀升，而居民收入水平的大幅增加提高了对农产品的消费水平，尤其是农产品和食品需求将由传统单一的数量多向质量高、种类多发展，因此居民对进口农产品的消费需求也将随之不断增加；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继续推进同部分农业发达国家或地区自由贸易区等贸易协定的签订，我国农产品市场可能进一步开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以及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将进一步完善，中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区谈判以及中国-印度区域贸易安排等都可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各大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完善将使得我国对部分农业发达国家或地区农产品所征收的关税大幅下降甚至实现零关税。
农产品出口增速可能出现下滑。国际经济增长形势不明，对中国农产品需求可能下降。目前，我国农产品出口市场格局已经初步形成，主要集中在亚洲、欧洲和北美洲，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特别是日本、美国、欧盟、韩国和香港地区已成为我国农产品的主销市场，占到农产品出口总额的60%以上。尽管“十二五”期间国际经济将会从金融危机时的谷底复苏，但缺乏有效的经济增长拉动，作为中国农产品主销国的日本、韩国、美国等发达国家受金融危机影响严重，因此，在未来五年中，中国农产品的国际需求增速将大大放缓，2003-2007年农产品出口高速增长的局面将很难恢复。与此同时，贸易保护主义出现明显抬头迹象，国际贸易环境可能面临恶化的趋势，中国农产品出口可能受到较大影响。
（四）粮食安全面临压力
1980-2003年，我国大部分年份的粮食自给率都在97%以上。自2004年起，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断下降，2008年更是下降到93.5%。本文的预测模型显示，“十二五”期间，假定我国人均粮食需求量为390-395公斤，我国将存在一定的粮食缺口，粮食缺口在295万-1991万吨之间。
1.未来我国农产品供给增长可能较慢
（1）“十二五”时期，耕地等农业生产资源对农业生产的约束可能日益加大。近年来我国耕地面积持续减少，耕地质量不断下降（江娜，2009）,据推算，近10年间因占补耕地质量差距导致耕地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至少减少120亿公斤。宜耕后备土地资源日趋匮乏，而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又派生出对土地的极大需求。
（2）“十二五”时期，种粮比较效益可能持续下降，农民可能更倾向于外出打工，或者即便继续经营农业，也可能选择经济利益较高的经济作物。同时，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农业劳动者可能倾向于选择用工量少的耕作制度，如改一年种两季稻为种一季稻等，或者用工量少的作物。
（3）“十二五”时期，全球粮食供求关系可能进一步趋紧，利用国际市场调剂余缺的难度可能加大。据测算，近10年来全球谷物消费需求增加2200亿公斤，年均增长1.1%；产量增加1000亿公斤，年均增长0.5%。2006年世界粮食期末库存占当年粮食产量的18.7%，占年度需求量的16.4%，低于18%的安全线（张红宇、杨春华、杨洁梅，2008）。“十二五”时期，由于人口持续增长，人均收入持续提高，同时全球利用粮食转化为生物能源的需求逐步增加，未来农产品需求将进一步快速上升；受制于耕地、水等自然资源的约束，同时受到全球变暖导致的气候异常等因素的影响，未来农产品供给能力提高速度可能有限。
2.未来国内粮食需求可能持续增加
（1）“十二五”时期口粮消费减少幅度有限。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居民人均口粮消费量持续下降，城镇居民人均粮食消费量由1990年的130.7公斤下降到2007年的77.6公斤，农村居民人均粮食消费量由1990年的262.1公斤下降到2007年的199.5公斤。但近几年里，城镇居民人均粮食消费量下降幅度逐渐缩小，从2001-2007年，人均消费量仅下降了2.1公斤。综合考虑城乡居民以及数量庞大的农民工，未来总体人均口粮消费量下降幅度可能缩小。
（2）饲料用粮需求持续上涨。随着收入持续提高，居民的消费结构逐步升级，肉禽、油、蛋、奶等动物性食品消费占比持续增长。“十二五”期间，由于收入仍会持续上升，而且消费结构的升级将更为明显，预计未来居民的肉禽等制品支出将会进一步增长。为了满足居民需求的快速增长，动物性食品的供给将会进一步增加，因而将会带动饲料用粮需求的持续上升。
（3）工业用粮需求可能持续上涨。“十二五”时期，由于我国仍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之中，消费升级现象将会更加明显，同时政府逐步的经济结构调整为高速增长创造了较好的条件，未来经济仍会持续增长。经济增长的过程必然伴随着对于原材料需求的持续扩张，而粮食作为重要原材料之一，其需求也一定会随着经济的扩大而不断扩张。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十一五”时期，工业用粮中增长较快的是玉米消费，这与使用玉米制造生物能源密切相关，“十二五”时期，由于能源价格仍可能会维持高位，未来用来制造生物能源的粮食需求可能会持续增加。
四、结 论
[关键词]大数据；宏观经济学；教学改革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7.06.162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7）06-0-02
0 引 言
随着计算机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社交网络等现代网络新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人们通过网络浏览、搜索、购物等行为产生的数据日益增多，致使人们迈入了数据以大量性、多样性、价值性和高速性为特征的大数据时代。在我国，大数据已提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国务院于2015年颁布的《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指出，“深化大数据在各行业创新应用”，在文化、教育等领域全面推广大数据应用和开展大数据应用示范。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三五”规划纲要进一步提出了将“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推进数据资源开放共享”。
目前，大数据及大数据技术已经渗透到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影响着人们的理念、行为和习惯，其中，本科高等教育也深受影响。随着大稻莸募铀俜⒄梗现代教学技术不断转型升级，出现了慕课、微课、翻转课程等新的教学方法，对传统的本科教学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要求。如何追随大数据时展带来的深刻改革，对教师掌握日新月异的现代教学理念，提高教学效果具有重要的意义。国内已有学者探讨了大数据对应用经济学、国际经济学、财政学、统计学和管理统计学等课程教学的影响及相应的调整策略。尽管刘涛雄和徐晓飞（2015）、姜疆（2016）、申红艳 等（2014）探讨了大数据时代的宏观经济分析，但鲜有文献研究大数据对宏观经济学教学的影响。因此，本文拟在大数据时代探讨宏观经济学本科的教学改革。
1 宏观经济学传统教学模式中的问题
宏观经济学是经济管理类专业中一门承上启下的基础课程，是经济管理类硕士与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必考课程。宏观经济学研究整体经济现象，解释同时影响许多家庭、企业和市场的经济变化，主要考察国民收入的决定与变动、短期的经济波动、长期的经济增长、就业、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等问题。当前大部分高校的宏观经济学还是采用传统的教学模式，存在诸如注重理论教学、轻实践教学；教学方式单一、学生自主学习意愿不强；考核方式偏向固定化等问题。
1.1 注重理论教学，轻实践教学
宏观经济学是理论性和实践性均比较强的一门基础课程，该课程的理论可以指导解决现实生活中的经济问题和现象。但在传统的教学中，主要以讲授抽象难懂的理论知识为主，如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模型、IS-LM模型、AD-AS模型等，为了让学生能够理解清楚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内涵，任课教师往往会用大量的时间去讲解这些理论知识，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学生掌握理论知识，但占据了太多的课堂时间、消耗了教师太多的精力，教师在课堂上基本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区开展实践性教学。
1.2 教学模式单一，学生自主学习意愿不强
大多数高校的宏观经济学仍采用教师课前备课，课堂上讲授教材附带或自作的PPT，课后解答疑难问题单一的传统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以教师为主体，教师在课堂上讲授的内容是学生获取知识的主要途径，而且教师课堂讲授占据了大部分的课堂时间，留给学生在课堂上讨论的机会和时间并不多，学生在课堂上以被动听讲为主，导致学生自主学习意愿不强，这不利于提高学生提问、探索、思考问题的能力。传统的课堂教学深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教师完全掌握了教学进度，学生基本上按教学大纲进行学习，自主安排学习的空间不多，这不利于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1.3 考核方式偏向固定化
传统的宏观经济学考核方式主要以期末考试为主，课程成绩一般按照平时成绩（包括出勤、作业、课堂表现、期中考试成绩等）与期末考试成绩3∶7或4∶6的比例加权平均组成。这种考核方式尽管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相对客观地检验学生掌握宏观经济学基本概念、原理和规律等内容的情况，但也可能存在教师在试题命题过程中因为没有为主观题和客观题设置合理的比例，而出现学生平时上课不认真听讲，通过考前死记硬背获得高分的问题，未能检验学生运用宏观经济学理论分析并解决问题的能力。传统的考核方式也未对学生的学习态度、实践能力进行考核。
2 大数据时代宏观经济学教学改革的探讨
大数据时代为宏观经济学教学带来了海量的数据和新颖的案例等资料，为宏观经济学课堂教学提供了既丰富又生动的素材，为推进宏观经济学教学改革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在大数据时代，对宏观经济学教学进行改革，可以提高教学效率、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更有利于经济管理类专业学生掌握宏观经济学基础知识，为学习国际经济学、金融经济学、财政学等后续专业课程奠定扎实的基础，并为参加研究生入学、政府机关、金融机构、高校等用人单位的招聘考试做好充分准备。
2.1 形成基于大数据的教学理念
大数据时代要求人们要形成大数据思维，同样，大数据背景下的宏观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也需要具备大数据的思维。为了形成基于大数据的教学理念，任课教师要紧紧跟随大数据时展的步伐，积极参加各种运用大数据改进教学的培训、进修，认真学数据时代先进的教学技术和方法，并不断将这些教学技术和方法引入宏观经济学课堂教学中。
2.2 多渠道丰富教学内容
第一，添加大数据时代的海量数据信息资料，丰富教学内容。传统的宏观经济学教学存在理论性较强的问题，在大数据时代，任课教师可辅之以海量数据信息资料来丰富教学内容。与纯粹理论知识教学不同，基于现实经济现象的数据案例教学更加生动有趣，更能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更有助于学生牢固掌握抽象的宏观经济学理论知识，并提高运用宏观经济学理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如，在讲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时，可分别引入基于扫描数据、网络搜索数据、谷歌趋势（Google Trends）预测CPI等案例分析。宏观经济学课程中，所有章节的内容基本都可以通过互联网查找到大量相关的数据信息资料，利用这些资料可以更新、修订教学大纲、教案和讲义，有利于丰富教学内容，也有助于提高教学效果。
第二，增加运用大数据技术进行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更加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和更加繁重艰巨的任务，因此，宏观经济决策对宏观经济分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指出“完善政策制定和决策机制：注重运用互联网、统计云、大数据技术，提高经济运行信息及时性、全面性和准确性”。因此，在大数据时代的宏观经济学教学改革有必要加入宏观经济分析。
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主要通过对比宏观经济指标、构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仿真宏观经济动力系统，对宏观经济运行形势及其发展趋势加以判断和预测。大数据时代的数据规模大、类型多，拓宽了宏观经济分析所用数据信息的来源，并提高了数据信息获取的时效性。目前，国内外运用大数据的概念、方法和技术进行宏观经济分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经济预测（尤其是现时预测）、宏观经济分析技术、宏观经济政策和宏观经济数据挖掘等领域。
第三，借助大数据时代媒体报道拓宽知识面。在学习教材的基础上，可推荐学生通过互联网；物联网；经济信息联播、经济半小时、经济信息联播等财经类电视节目；《21世o经济报道》《经济观察报》《金融时报》《经济学人》等报纸杂志的财经报道，多渠道关注宏观经济热点问题，拓宽学生的知识面。
2.3 加强实践性教学
培养学生熟练运用宏观经济学理论与方法分析国内外现实生活中的经济问题和现象是宏观经济学教学的目标。因此，任课教师在讲授理论知识和方法的基础上，更应注重实践教学。
大数据时代的宏观经济学本科实践教学，应当以培养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为根本出发点，任课教师可以以宏观经济学理论知识和丰富的大数据资源为基础，结合与大数据相关的课题、论文，将宏观经济领域的研究思想、研究方法、研究前沿引入教学。具体而言，教师可通过引导学生如何观察现实经济问题进行选题，如何结合宏观经济学理论构建数学模型，如何查找和整理文献，如何搜集大样本的宏观经济数据，如何撰写学术论文并加以修改等方式增加研究性教学。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到研究中，使学生在研究过程中不断学习和实践，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习惯，提高其研究学习能力。
此外，还可采取“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的战略开展实践性教学。“走出去”是指组织学生到当地的统计局、发改委、经信委等与宏观经济运行紧密相关的政府部门和互联网、金融、电信、零售等应用大数据的企业进行参观学习，加强与这些单位开展深入合作，建立校外实训实习基地，让学生真正参与宏观经济学实践活动。“请进来”是邀请这些单位既熟悉宏观经济学分析，又精通大数据分析的工作人员到学校为学生开展报告、经验交流座谈会。
2.4 采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
大数据时代的在线教学平台、翻转课堂、微课、慕课，为实现宏观经济学教学模式，由“以教师为中心”转换为“以学生为中心”提供了保障。具体来说，教师可先根据课程标准和教学实践的要求，制作宏观经济学课程教学大纲，接着按照微课、慕课、翻转课堂等教学模式的要求，从学生学习需求的角度出发，将每章节内容制作成PPT、视频、练习题、测试题、讨论题、评分标准等资料，然后将这些资料上传至教学平台，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也为学生提供更多自主学习的空间，这样学生可随时随地通过在线教学平台进行自主学习。
在线教学平台采用交互式的短视频学习模式，以10分钟左右的片段式多媒体视频为主，并在线完成配套的测试题，让学生在轻松有趣的环境下掌握枯燥无味的宏观经济学原理，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率。在线教学平台为学生和教师、学生和学生、教师和教师之间搭建了交流平台，通过平台可以相互发表观点、交流意见、提问、解答等，有利于增加师生的互动，也有利于培养学生思考、分析和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的能力。此外，在线教学平台会将学生的学习行为进行记录，并根据记忆退化曲线提醒学生哪些内容需要及时复习，进一步运用大数据技术对平台记录的学生信息进行分析，可提炼出学生的学习能力、性格特征、学习状态等信息，依此开展有针对性的个性化教育。
2.5 实施多元化考核
在大数据背景下，宏观经济学课程应采用多元化考核方式，既考核学生对宏观经济学理论知识的理解程度，也考核学生综合运用宏观经济学知识的能力，同时，也考核学生在线学习和参与宏观经济学实践教学等情况。如，其可根据教学平台记录学生完整的在线学习过程（包括每一个知识点内容的学习进度、完成配套练习和测试的情况，完成答题的时间、答题的熟练程度、答题的顺序和答题的次数等），并结合参加实践性教学的情况、对各部分内容掌握的情况、课堂表现、出勤等综合考核，给出合理的课程成绩以及相应的评价。
3 结 语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宏观经济学课堂教学提供大量的数据和丰富生动的案例等资料。在宏观经济学教学改革中，应紧扣大数据时展的脉搏，充分把握好大数据时代带来的有利条件，整合一切可以整合的大数据资源，合理运用翻转课堂、微课、慕课等新教学方法，更好地发挥大数据服务宏观经济学本科教学改革，不断提高教学效果。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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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西方财政学；财政学理论；理论基础
Abstract:Since1892Bastable(Bastable,CF)publishedinthe"publicfinance",morethan100years,WesternFinancehasdeveloped,buttheirtheoryonthebasisoftheproblemistherearealwaysdifferences.Thisarticle,fromthefinancepointofviewbelongstothefundamentaleconomics,butcontainsacertaindegreeofpoliticalscience,economicsandpoliticalscienceofcross-disciplinary;thefinancialactivitiesofmajorandfundamentalisthemicro-economicactivities,butalsoincludesderivativeMacro-economiccontent.
Keywords:Westernfinance;financialtheory;theoreticalbasis
财政学仅是经济学，还是政治学和经济学交叉学科？
最初的专著性西方财政学是从经济学角度展开论述的，巴斯塔布尔指出，“从最初意义上看，财政科学是经济研究的产物。”（注：Bastable，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汉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财政学大纲》第一章第三节标题就是“公共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尽管作者接着于下一节“公共财政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也指出了财政学与政治学、历史学的密切关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关于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观点。
与这种经济学观相反，西方财政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了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观。道尔顿（Dalton，H.）1922年的《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第一句就指出，“财政学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过，由于英美早期财政思想传统的影响，直至本世纪50年代末为止，认为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财政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主张随着社会抉择理论从60年代开始逐步被纳入西方财政学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社会抉择论从威克塞尔开始，就是主张政治程序进入财政分析视野的。为此，作为社会抉择学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一书“前言”中就指出，财政学是涉及经济学与政治学两个方面的学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尽管许多财政学著作不再指出财政属于何种学科，但由于它们所包含的有关社会抉择论的内容，总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学的分析。所以，现代西方财政学尽管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具有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将其视为纯经济学科的看法，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财政学仅属于微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学兼有？
宏观经济学是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西方财政学是谈不上以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的。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财政政策的成功运用，它逐步进入西方财政学中而成为其重要内容，就很自然了。这样，西方财政学除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之外，同时出现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财政与预算政策》一书，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点。该书体系分为两大部分，即“A编：微观经济学”和“B编：宏观经济学”，前者分析的内容包括税收、政府支出和预算范围等问题，后者则分析了经济结构、经济稳定与增长、预算与经济政策等问题。（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纽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财政学引论》指出，公共财政学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务，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稳定，前二者属于微观经济学，而后者即稳定任务则属于宏观经济学。（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温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财政学：公共抉择与公共经济》，也将财政的微观与宏观问题分开论述，即该书第三篇为“微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税收与公共支出；第四篇为“宏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的财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还有许多西方财政学也包括了财政政策的内容，表明传统地只局限于微观经济分析的西方财政学，已开始接纳宏观经济内容了。
但与此同时，许多西方财政论著仍坚持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传统。这点，只要看一看许多西方财政学仍然不包括财政政策的内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逊（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就明确指出：“……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是限制在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知识范围内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使公共部门经济学发生了质的飞跃。目前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应直接归功于微观经济理论。”（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纳（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财政学：民主社会中的收支》一书，也将财政学研究对象归入微观经济学中。他指出：“公共财政学的研究有两个主要分支：公共抉择和运用微观经济学。……运用微观经济学，检验的是公民个人对公共抉择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罗森（Rosen，H.S.）的《公共财政学》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将财政政策内容包括在内，并且也如同其他许多主张财政学仅属微观经济学的财政学论著一样，设有专门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内容的篇章，作为全书的理论基础。（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财政学属于微观经济学的主张。
进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括宏观经济分析内容的许多学者，也仍将财政学的分析基点和重点放在微观经济分析上。在西方财政学界有着很大影响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兹（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经济学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认真地说，（本书）不打算包括稳定和宏观经济政策内容。……在穆斯格雷夫时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财政学理论》（1959）中包括210页的有关稳定政策的内容。然而，自那时以来，经济学出版状况变了，人们在文献中对该问题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们的重点仅放在（政府）目标而不是稳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尽管这段话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含有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将财政学重点和基点放在微观经济学上的。对此，米尔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总结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学理论》中，他以三个政策目标：配置、分配和稳定等术语，概括了他的主题，……。该书以超过200页的篇幅研究了稳定问题，即我们现在称之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在较后的教科书即阿金森与斯蒂格里兹的《公共经济学教程》（1980）中，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被排除了。……公共经济学，甚至公共财政学，被认为仅涉及配置和分配问题。而稳定问题则被留给宏观经济学及其教科书。”（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经济学关于微观和宏观的划分，本身就存在许多问题而争论不休，这造成了西方财政学的争论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与斯莫琳斯基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由戴门德（Diamond，P.）撰写的第八章名为“配置与稳定混一的预算”，资源的配置属于微观经济学问题，而经济的稳定属于宏观经济学问题，因而该标题清楚表明了作者将宏观经济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两大内容统一于财政的意图。（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附带应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张财政也应包括宏观经济学内容的西方财政学著作中，其体系内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础部分仍然是微观经济分析。因此，西方财政学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没有包括微观经济学基础，而在于有没有包括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
总之，尽管现代西方财政学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从根本上看，它沿袭的仍然是微观经济学的传统。此外，西方财政学在其上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还随着微观经济学的变化而变化。早期西方财政学专著已包含了福利经济学思想，这在道尔顿《公共财政学原理》第二章“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该章中批判了萨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税收是数额最低的税收”的观点，反对了传统的“税收邪恶论”，提出了财政和税收的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为微观经济学分支的福利经济成为西方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问题的分析，最终落实到社会福利函数所确定的最大效用点上。这使得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与私人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一样，都统一到福利经济学基础上来了。这是西方财政学完全建立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理论表现。
西方财政学的价值理论基础
不管是主张财政学具有何种学科性质，西方财政论著都必须对财政问题进行大量经济分析，因而必然要受到当时流行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影响，必然或迟或早地按照已变化了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来修正与重构自身的理论体系。
在英语财政学专著出现之前，西方经济学上的“边际革命”已经发生，边际效用价值论很自然地成为西方财政学的价值论基础。道尔顿的《公共财政学原理》鲜明地体现了这点。他在该书第三章第二节提出，私人分配支出所应遵循的边际效用相等原则也应运用到公共支出的使用分配上来，指出：“除了法律上的意义以外，公共当局并不是一个人，难以象一个人那样预计各种支出的边际效用。但政治家们据以开展行动的总原则仍是相同的。对于公共当局来说，各种公共支出的边际效用应该相等。从理论上看，既定支出总量在不同项目之间分配就是这样决定的”（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17—18.）
在1928年的《公共财政学研究》一书中，皮古也有相同的表述：“就如一个私人应当通过在不同支出类别之间保持平衡，从而以其收入获得更大的满足一样，作为一个共同体通过其政府的活动也应如此。”（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接着还运用这些原则，去解决公共部门如何决定哪些公共服务应予提供的难题，指出“支出应当用于战舰还是用于济贫，应按此种明智的方式，即由它们各自所提供的最后一先令所产生的相同的真实报酬来决定。”（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按皮古的看法，这一方式可用来得出某一精确的社会平衡点，即如果共同体是一个统一的存在体，“支出就应在各方面逐步增加到这一点，此时花费的最后一先令所获得的满足，应等于由于政府服务而相应要求的最后一先令所损失的满足。”（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所建立的这一模型被称为皮古模型，是现代西方财政学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若干著名模型中的一个。这样，皮古就从边际效用价值论出发，在理论上界定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资源配置的最佳点。
不过，皮古等人引入西方财政学的，是当时通行的可测度的、可比较的、同一的基数效用函数。这一效用函数在本世纪30年代，随着帕累托新福利经济学取代了皮古的旧福利经济学而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主观的个人评价的序数效用函数，等效用曲线等帕累托概念也被运用到财政学上来。其后西方财政学对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模型问题的分析，对于税收以及其他各种财政效率问题的分析等，也都建立在效用无差异曲线上了。
这样，私人经济分析所能适用的价值理论和其他基本概念，都被运用到公共经济分析上来了，公共财政学不再是与经济学的其他分支相抵触的一门学说了。与西方经济学在价值论上的统一，无疑为西方财政学在本世纪60年代及其以后的大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条件。
西方财政学理论基础分析的借鉴意义
第一，财政学从根本上看是一门经济学，但又具有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
关于财政学仅是经济学分支，还是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问题，我国财政理论界也曾有过类似争议，即关于“财政是上层建筑还是经济基础”问题的争议，这是本世纪60年代初由于财政本质问题争议而引发的。此后，在后的80年代初，我国财政理论界结合着新的历史背景旧话重提，又一次以财政本质问题为中心形成了对此问题的争论。这些争议大致形成了三大类不同的观点：（1）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仅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认为只能从经济的角度去分析财政问题；（2）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但又兼有上层建筑的性质，或者主张财政既是经济基础又是上层建筑。这就不能仅从经济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3）主张财政属于上层建筑。在我国财政理论界，持第三种观点的人数很少，大部分持第一、二种观点，并且第一种观点还有逐步占据优势的趋势。但如同财政本质问题一样，这一争议在当时被视为是一种纯学术的探讨，经过那两次争议之后，至今已极少有人问津，除了在高校教学中作为一种理论问题介绍外，似乎已被人们遗忘了。在实践中，人们则是将财政作为经济工作来对待的。
然而，财政作为政府的分配活动，它采用的不是市场自愿等价交换的方式，而是由政府以强制形式完成的；它不是以市场为媒介和通过市场渠道来完成的，而是由政府在国家预算的形式下，通过政治程序的安排与运作来展开的。这样，财政的运作过程就直接表现为是对市场的否定，具有强烈的政治内容和因素。对于计划经济来说，由于其本身就否定着市场，本身就政企不分，因而财政这种非市场性与计划经济本质上是相通的，只提财政的经济性而不提政治性，并不影响问题的实质，即不影响人们实际上从经济和政治两重角度去考虑财政问题。
但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不同。由于此时政企必须分开，这样财政所包含的两重属性合一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财政作为一种分配，它是经济活动的一部分；但作为通过政治程序直接安排和操作的活动，它又与政府的具体政治制度和规则密不可分。此时如果只谈论财政的经济性，其结果只能是忽略政治程序在财政活动中的作用，忽略政治权力凭籍财政分配介入和干预企业正常市场活动的可能性，这显然是不利于根据财政的特性去指导财政实践的。
我国财政理论否定政治程序是财政活动的内容之一，在实践上导致了忽视乃至否定建立科学规范合理的财政制度与程序的结果，使得我国实际财政工作缺乏必要的制度和程序的规范、制衡与监督。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进展，由于缺乏自我约束能力的政治权力本身的不规范行为，导致了我国财政新老问题和弊端的急剧膨胀与扩大，是目前我国财政经济工作分配秩序严重混乱，腐败浪费低效猖獗的关键原因所在。因此，承认基本上是一门经济学的财政学，具有一定的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正视财政活动中所具有的政治性质与内容，在实际的财政工作中相应地从整顿规范与财政相关的政治程序和规则入手，使之从原有的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基点转到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基点上来，才是对症下药之举。为此，在以经济学为基础理论的同时，也有必要从政治学角度来开展我国的财政研究。
第二，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也包括着宏观经济学的内容
关于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问题。我国财政学从未讨论过这一问题，但由于我国财政理论强调财政是国家作为社会中心组织进行的一种分配，是从整个社会角度进行的活动，因而人们理所当然地视财政为一种宏观经济活动，而否定从微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在最近的政府机构改革中，财政部被列入宏观部门之内，就充分地说明了这点。对此，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下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当时正是以否定企业的独立自主性和以国家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直接安排国民经济活动为体制特征的，并且此时的财政是国家从整个社会角度安排经济建设资金的主要和基本手段。但在市场经济下则不同。此时社会的经济单位已不再是国家而是企业了，此时财政从宏观上调控经济尽管是其极为重要的内容，但尊重企业的独立市场运营主体地位，确保国家不干预企业正常的市场活动，则是我国政府和财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学会的崭新内容。
西方财政学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看待财政问题，对我国是具有重要借鉴作用的：
1.西方财政学从微观角度分析财政问题，是隐含着这么一种涵义的，即此时的政府参与社会资源配置，其地位如同企业和个人一样，都是身份相等的市场活动主体，即企业和个人是处于市场有效运行领域的活动主体，而政府则是处于市场失效领域的活动主体，它们进行的都是同等的资源配置活动。这样，它们之间除了依法正常交往如照章征税纳税之外，只能是互相尊重，互不侵犯和干预，而不能是国家凌驾于企业和个人之上，可以随心所欲地干预它们的市场正常活动。
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分析
一、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介及公司概况
（一）股票简介
五粮液，代码是000858，是1998年4月27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其所属公司是宜宾五限粮液股份有公司。
（二）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概况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是由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酒厂于1998年4月份独家发起设立，始以发起人净资产投入折为发起人股24000万股，1998年3月27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网经定价发行后，上市时总股本达32000万股，其内部职工股800万股，于公众股7200万股，1998年4月27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期满半年后上市。其注册地址是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岷江西路150号。注册资本是 271，140.48万元。经营范围是以五粮液及其系列酒的生产经营为主，同时生产经营精密塑胶制品、成套小汽车模具、大中小高精尖注射和冲压模具，以及生物工程、药业、印刷、电子、物流运输和相关服务业及相关辅助产品（瓶盖、商标、标识及包装制品）的生产经营以及饮料、药品、水果种植、进出口业务和物业管理等多元发展，具有深厚企业文化的现代企业集团。主要从事五粮液及其系列白酒的生产和销售。
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历史沿革：公司前身是宜宾五粮液酒厂于1959年3月12成立。97年5月8根据五粮油酒厂关于发起设立本公司的决议，对五粮液酒厂进行局部改组。97年8月经四川省人民政府[1997]295号文批准，由四川省宜宾五浪液酒厂独家发起，并拟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募集设立该公司。
二、影响股票投资价值的外部因素
（一）宏观经济因素
宏观经济走向和相关政策是影响股票投资价值的重要因素。因为宏观经济走向包括经济周期、通货膨胀率以及国际经济市场的变化等因素：国家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收入分配政策和对证券市场的监管政策等相关政策也会对股票的投资价值产生影响。所以宏观经济分析是判断证券市场发展趋势和投资价值的基础。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持续保持着快速的增长，所以行业均保持稳健的发展。由于宏观经济面的走好，我国证券行业一直处于快速发展。虽然07年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股市股市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但是我国政府通过宏观调控控制住实体经济的发展，当实体经济走出危机的阴影，虚拟经济也正在摆脱危机带来的影响。所以一个良好的宏观经济发展的背景下，投资股票长期必定增值保值。
目前来看，我国经济发展存在着一定的通货膨胀因素，但是，这样的膨胀是政府能够掌握，居民能够承受的通货膨胀。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消费水平没有降低，随着名义工资的提高，对白酒的购买力相对较高。
（二）行业研究
通常认为，行业发展水平对行业证券有着较大的影响，一个行业如果始终持续快速发展，那么投资者对这个行业的前景一定充满信心，如前段时间国家发改委颁布促进经济发展的规划时，建筑、水泥等行业利好，多只股票连续几天涨停。相反，如果行业逐渐趋向衰退，那么就会然投资者失去信心。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白酒行业的发展前景。
1.不会被淘汰的行业
众所周知，酿酒行业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产业之一。在世界各地，都留下了许多有关酒的佳话，酒成了人们生活所必需的，过去如此，现在也是这样，将来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变。所以说，酿酒是一个永远不会被淘汰的产业，历久而弥新，在时间的长河中，不断有新的行业诞生，也陆续有旧的行业消亡，但是白酒行业从一开始似乎就摆脱了行业的生命周期规律的束缚。中国的酿酒业，距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渊源。白酒作为我国特有的、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酒种，在世界烈性酒类产品中散发着熠熠光彩。无论何时，它都与相应时期的政治、文化、经济、军事等休戚相关，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市场和消费的需求，在消费者的心目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2.利润丰厚的行业
酒与烟一样，都是各个国家的重要税收来源，在每年的国家税收中，白酒所占的比重都是不小的，而且这也是一块非常稳定的税收来源，这一产业也是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据中国酿酒工业协会的统计，我国现有白酒企业3.7万家，其中独立核算白酒企业约4870家，从业人员有200万人，2000年全国白酒产量约为500万吨，工业总产值约为350亿元，利税近130亿元，其利润率在所有行业的排序中，是位居前列的。
三、影响股票投资价值的内部因素
（一）公司净资产分析
净资产是总资产减去负债后的净值，它是全体股东的权益，是决定股票投资价值的重要标准。
从财务指标的数据进行如下分析：五粮液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在 09年最高，说明在09年公司的盈利能力比较强，今年的收益率比去年较低，但是相比于以前还是高的，总体来说盈利能力比往年好。从相关资料得知，该行业的净资产收益率平均为4.45%，而今年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为19.88%，远远高于行业的平均水平，由此可知，五粮液公司在同行业中的地位还是名列前茅的。
（二）公司盈利水平分析
公司业绩的好坏集中表现盈利水平的高低，公司的净利润增长率也是在 09年最高，今年比09年虽然有所下降，同以往相比有所上升，总体来说其增长能力还行，前景可观。该行业的平均净利润增长率为87.20%，高于公司今年的净利润增长率，公司应该加强管理，对成本进行控制，以追上行业的发展。
今年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为29.03%，比起行业的平均资产负债率41.17%较低，说明公司的负债较少，偿债能力较强。2010年的净利润现金含量为115.73%，比行业的平均净利润现金含量142.96%的低，说明公司的现金流量不够强。
四、投资建议
10月23日，中信银行昆明分行营销的中国移动下游专营商集群项下单户企业实现25万随借随还业务放款，标志着分行在基于大数据分析项下微小信用贷及随借随还业务方面实现了突破。
昆明中信银行办理首笔人民币基础利率定价利率互换业务
10月24日，中信银行昆明分行成功为云南一家生物科技企业办理了一笔人民币基础利率定价利率互换业务，金额8000万元，期限一年。该笔业务是中信系统内第一笔基础利率定价利率互换业务。
[关键词]“试错法”改革 宏观经济微观基础 马尔可夫过程假说
〔中图分类号〕F015,F0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07)01-0069-06
一、引言
1978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的基本背景是渐进的和全方位的经济转型。即使现在的汇率制度改革、金融体系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仍然在摸索和实践之中。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沿用“试错法”（Trial and Error）的改革思路，但是“试错法”意味着改革者不能区分转型的长期影响和短期冲击。而很多经济现象长期和短期效应是相悖的（例如汇率贬值的J曲线效应、农业产量与农业基础设施投入的关系等），这必然造成改革者走很多弯路甚至错路。到了改革的深入阶段，这种情况尤其严重。就目前情况来说，国内争论的一个热点，就是我国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是否是有效的，有人甚至说，这些改革总体上是失败的。以上问题的出现与对我国转型经济的研究现状不无关联。
目前关于转型经济的研究可以归类为三种方法。（1） 制度经济学分析，采用的是制度的比较静态分析方法，如Sachs、[1] Jefferson和Rawski、[2]吴敬琏。[3]（2） 微观领域的产业组织分析，主要采用静态博弈方法或厂商行为方法，如Tian、[4] Bai [5] 和Svejnar [6]( P243-254 ) 等。这两种方法的研究多采用静态和确定性分析，忽略了动态和不确定性的影响。经济人是前瞻性（forward-looking）的理性人，没有理由不对未来进行预期；另外在中国经济转型中，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如工资体制改革引起了收入的波动，以及教育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引起了支出的不确定性等。但它们与本文的主旨不同，这暂且不谈。（3） 宏观方面的结构性宏观经济分析及实证分析。其中，结构经济分析主要是利用国外现有理论直接构造结构性的宏观经济模型。但是这种方法肯定是误导的，甚至是错误的。这是因为，国外宏观经济理论建立的基础是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与我国从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的渐进转型有着本质的差别。例如大多数对人民币合意变动幅度的研究（Chou和Shih、[ 7 ] 张晓朴、[ 8 ] 林伯强[ 9 ] 等），主要是套用国外均衡汇率模型。但国外均衡汇率理论一般假定分析国家为小型开放经济、产品市场自由竞争和要素国内自由流动，而这三个假定在中国无一成立。实证分析方面主要是利用中国数据进行各种计量回归，有时在模型中考虑一些制度变量，如Cowgill[10]和Song[11]等。但是该做法在加入制度变量时十分主观；另外，即使我们能够确定那些制度变量会影响宏观经济，但对于这些制度变量如何进入模型，以及如何影响宏观经济这两个问题，我们仍然是不清楚的。
总体上，目前中国经济改革遇到了一些困难，这至少在部分上是中国经济研究在方法上落后而导致的。笔者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办法是：首先对目前的“试错法”改革方式进行规范和科学的理论化和量化，然后阐述特定制度和转型背景下的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机制，最后，据此科学地设计制度转型的推进进程。宏观经济运行机制是现实经济人在一定约束条件下相互作用的经济实现，而对理性的经济人行为进行规范的描述，则又是科学地阐述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机制的前提。因此，解决（或至少部分解决）目前改革困境的出路在于：把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主流分析方法与我国经济转型的具体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重新建立我国经济转型时期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理论，再把微观研究运用到宏观经济分析。建立这样的理论或模型，会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安排起到重要的指南作用，这样的模型和方法本身在理论上也是对经济学的贡献。
二、为什么要分析转型时期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
（一） 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定义
所谓微观基础，应是指两个方面的含义，微观行为基础和微观制度基础。微观行为基础是指代表性的经济主体（通常假定是理性的）出于特定的动机（例如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厂商追求利润或企业价值最大化等公理化假定），在资源约束下进行决策、决策实施和事后学习等的行为，以及把这种行为理论化和模型化的方法；微观制度基础是指经济中现有的制度安排对微观经济主体行为的特定约束。则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就应该是指：
“在经济中现有制度安排、资源和信息的约束下，理性的经济主体出于特定的动机而进行决策、决策实施和事后学习等的行为，以及把这种约束下的行为理论化和模型化的方法。”
（二） 微观基础的重要性
近年来，在国内外宏观经济学领域，加强微观基础研究的呼声愈加高涨。那么，在宏观经济领域，微观基础到底有多重要？
对此，不同的经济学家有着不同的看法。Snowdon等[12]对主流经济学派主要经济学家的访问表明，大多数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微观基础十分重要，但并不代表宏观经济学的全部。微观基础研究的重要性表现在：首先，所有的宏观现象都是许多微观现象的加总；其次，没有这种研究工具，经济学就不再有许多内容，最终将演变成描述；最后，微观基础的研究能够揭示一般经济规律后面的深层次的渊源，使得我们对宏观经济的运行具有更深刻的理解。但这并不是说全部宏观经济学都必须从微观经济学基础出发，有很多像IS―LM模型等那样十分有用的模型，尽管这些模型并没有从单个单位出发并从此建立起来。
实际上，如果经济的结构稳定（例如完善的市场经济），政府的政策行为也具有一致性，一般性的经济理论加上经验性的研究可能已经可以满足一般的宏观经济分析需要。例如，就短期预测而言，一些实证模型，尤其是时间序列模型十分有用（Hanmilton）。[13]
（三）为什么要分析转型经济的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卢卡斯批评”的启示
尽管在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微观基础研究并不能代表宏观经济学的全部，但是，微观基础对于研究转型经济中的宏观经济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笔者认为，它代表了我国宏观经济研究唯一正确的方向。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借鉴现代宏观经济理论的最新成果。在近几十年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中，可能最有影响力的就是所谓的“理性预期革命”，“卢卡斯批评”（Lucas critique） 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卢卡斯(Lucas)[14] 在其经典的论文中指出：政策制定和实施者行为方式的变动，如果不考虑结构性经济模型深层次参数（deep parameters），则计量经济研究（尤其是凯恩斯式的Tinbergen框架研究）就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模型分析和预测的系统性失误。
对此，Lucas举了一个极好的例子：如果你看到我在克拉克大街上驾车向北行使，你就猜测几分钟后我仍在同一条大街上朝北走，那么你就获得了良好的（尽管不完全）预期的成功。但是你想预测如果克拉克大街关闭以后我的反应，那就应该想想我打算去哪里以及我另外可以选择的路线有哪些。这个例子生动地说明了决策问题的本质和微观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如果想知道在政策的一些变化下，人的行为可能怎样变化，那就有必要研究人们做出选择的方式。
“卢卡斯批评”主要是针对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的行为方式而言的。它虽然深刻，但忽视了对经济主体赖以行为的制度背景的考虑。这可能是因为卢卡斯把分析建立在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因而不必要过分强调制度背景。但在我国全方位和渐进的改革中，经济制度一直处于深刻的变动中。这意味着传统理论借以发挥作用的最基本的条件也都得不到满足，更不用说政策制定者行为方式的变动了。可见，如果我们套用国外的模型来研究中国宏观经济，必然会导致模型的设定错误（specification error），而招致“卢卡斯批评”。而套用国外现有的理论直接构造中国的结构性宏观经济模型，正是当前研究我国宏观经济的主流方法之一。例如，刘小玄等[15]和Wang Xi[16]论证了在经济转型时期，由于特殊的晋升制度和“控制者收益”效应，我国国有经济经理人同时存在数量与效益的双重经营目标。而完全市场经济中的厂商一般被假定只具有利润这样的效益目标。这就意味着国有经济必然表现出异于完全市场导向厂商的特殊行为。此时，套用国外的厂商模型来分析国有经济行为，方法必然错误。王曦[17] 对中国货币需求函数的分析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实际上，不单是国有经济行为与货币需求函数，类似的结论贯穿于中国宏观经济研究的各个方面。
传统理论和模型之所以有效，正是因为它们是从一定假定条件（制度稳定、市场竞争性等）下对经济主体进行微观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的。而在我国，由于经济转型的作用，这些通常是合理的一般化假定条件都不能得到满足。生搬硬套西方现成模型分析中国经济在方法上是错误的，其结论会误导。
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是，把现代经济理论和我国经济转型的特殊背景联系起来，重塑转型时期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建立推导真正符合我国宏观经济分析的理论和模型。
三、如何建立转型经济中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
宏观经济学本身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领域。由于经济现象十分复杂，经济学本身又同时具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双重特征，对同一经济现象会有不同视角的观察，因此出现了不同的学派。目前国际上代表性的主流宏观经济学派有：新古典学派，代表人物是R. Lucas，T. Sargent和R. Barro等；以及新凯恩斯学派，以N. Mankiw，O. Blanchard和S. Fischer等为代表。虽然其观点不同，但若深入考察其思想体系，我们会发现各个学派在分析思路上存在着相当的一致性，即首先是建立关于经济人行为的若干公理，然后通过一定的技术模型化经济人行为从而引出结论并指导政策。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公理化和逻辑化的分析方法。从这个角度看，转型时期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问题就包括建立转型时期微观行为的公理化体系；通过一定的方法对经济人行为进行理论化并指导政策。逻辑化的分析方法通常与建模的技术相联系，可以直接向主流学派借鉴，这里暂且不谈。对经济人行为的公理化假说是微观基础分析的思想基础，它通常包含对经济人目标、预期和市场出清三个方面的先验论断。不同学派的假设不同，因而引至不同的结论。下面提出转型时期的公理化假说。
（一）特殊制度下的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设
主流宏观经济学假定经济人是追求目标函数最大化的理性人，简称为理性人假说。
在经济学中引入理性人假说出于两种动因。一是所谓的“规范性”动因，即了解人们在既定情况下怎样合乎理性的行动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这通常与讨论人们“应该做什么”的规范性研究联系起来。第二种动因涉及到能解释和预测实际行为的理模型运用的可能性，这属于“是什么”的实证性研究范畴。经济学家首先对理进行刻画，然后基于理分析实际行为。这一动因构成了一般均衡理论的主要基础。其理由是，尽管实际行为从原则上说可以采取任何形式，但有理由相信在大部分时候它可以被描述成是“理性的”。
在经济学思想史的发展上，将人类看成是在不懈地追求他们各自的私利，以代表理性人的最大化目标，是一种重要的观点。虽然有许多其它的动机（例如令人满意的和有界的理性）在人类的行为中可能是重要的，但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强理性人假说，长期以来在刻画个人行为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由于把理性人假说运用到经济学研究的方便和深刻性，“新古典学派”和“新凯恩斯学派”同时继承了理性人假说。
(注：相对于“新古典学派”比较一致的理论框架，“新凯恩斯学派”的观点显得有些庞杂，但一般认为，标准的“新凯恩斯学派”接受了理性人和理性预期假说。)
就转型经济而言，笔者认为，一般意义上的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设可以用来分析转型经济中的宏观经济。首先，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设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最为方便的理论框架，能排除那些最明显的行为不协调。其次，经济学发展史证明，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设是一个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可以使我们对宏观经济的运行具有更深刻的理解。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们这里强调的是一般意义上的理性人，是指在特有制度下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代表性经济主体。在特有制度下，“个人利益最大化”并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经济理论中的“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厂商利润最大化”和“政府福利最大化”，可能具有更特殊的形式。例如，前文已经说明，国有企业经理同时具有数量与效益的双重目标；又如，在人民币外汇市场上，由于市场信息的不完全和特殊的行政制度，对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的操作员甚至汇率政策的决策者都倾向于维持汇率基本不变。此时，个人风险最小化是更合适和直接的假设。
（二）市场非出清的可能
持续的市场出清（continuous market clear）是指：理性经济主体根据已有信息进行最优反应的结果，造成了在每一个时点上，所观察到的经济现象都处于均衡状态；所有的观察结果都被视为是“市场出清”的，是经济主体按照他们所觉察到的价格做出的最优供求反应的结果。对此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不可能在人行道上存在不被人拣起的10美元钞票。
新古典学派是市场持续出清假说最强硬的支持者，并且该假说可能是新古典主义最核心的部分。它意味着，价格和工资会以极快的速度调节到均衡点，不可能存在供求的脱节和非自愿的失业。理性人假说、理性预期、持续的市场出清再加上卢卡斯总供给曲线，构成了新古典的均衡经济周期理论。其政策含义包括：政策无效性的主张、反通货膨胀的零成本和“卢卡斯批评”等。“新古典学派”对于经济理论出色的演绎，也许加上一点修辞上的优势，(注：这主要得益于理性预期中的“理性”一词，因为没有人希望自己是“非理性”的经济学家。)使得它在20世纪70、80年代极其盛行，“凯恩斯主义”似乎注定要退出舞台。但是新古典主义断言反通货膨胀政策具有零成本和市场持续出清，当英国撒切尔政府和美国里根政府进行反通货膨胀的试验之后，两国经济深度的衰退似乎对新古典主义提出了相反的证据。这使得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一些经济学家开始重新思考新古典经济学的公理化假说，尤其是持续的市场出清假说的可信性。在反对阵营中，新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家成为主要的力量。
“新凯恩斯学派”面对“新古典主义”的挑战，开始着手重塑凯恩斯主义的微观基础。他们虽然接受了“新古典学派”理性人和理性预期的假设，但对持续的市场出清假设一直予以激烈的批评。他们认为，由于市场的不完全竞争、劳动的非同质性、信息的不对称和菜单成本（menu cost）的存在，以及关心公平的经济主体行为，使得价格和工资的调整存在名义的或实际的刚性（nominal and real rigidity）。刚性使得价格和工资不能足够迅速地调整以出清市场，于是名义和真实的需求和供给冲击将导致产量和就业巨大的真实效应。产量和就业对其均衡值的偏离是巨大而长久的，而且毫无疑问这种偏离对经济福利是有害的。政府因此要对经济采取干预的政策，并且这种政策干预是有效的。
在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市场不可能连续出清，甚至不可能出清。经济体制改革以前，我国照搬前苏联集中计划的模式来管理经济，国有企业内部实行物资和原材料的计划调拨分配，财务上实行统支统收；银行系统也采用条块分割的方式来实行现金发行计划和贷款计划的数量性管理。在这种体制下，市场的作用被压缩到了最低点，市场非均衡占据了统治地位，很难想象会有持续的市场出清。经济转型之后，由于我国实行渐进的改革，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善，因此整体经济中的持续市场出清也是不可能的。例如，我国到目前为止仍实行固定利率制度，货币市场不存在利率机制调整货币供求，更不用说快速的调整。
市场非出清的可能性意味着，在一些时候，我们必须利用非均衡分析方法来分析特定的问题。陈平等 [18} 对现阶段人民币汇率非均衡机制的分析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
市场非出清的可能性还意味着，与“古典二分法”不同，名义冲击很可能对真实经济总量造成巨大和持久的影响。王曦等（2003）[19] 对我国货币市场实际运行态势的分析表明，我国货币市场的冲击作用具有波及性、永久性和持续性；货币市场失衡是普遍现象；宏观总量在向均衡的渐进调节过程中呈振荡性波动，存在超调现象。
（三）经济转型中的预期
理性预期（rational expectation）的思想最早可能起源于Muth，[20] 1961年他认为：“预期就是对未来事件有根据的预言，因此预期与相关经济理论的预言是基本一样的。”大约10年之后，新古典学派经济学家才正式将这个假说吸收到宏观经济研究中；随后，该假说开始被新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采纳。理性预期是指在形成关于某一变量未来值的预期时，理性的经济主体会最有效地利用所有可以得到的该变量决定因素的信息。新古典和新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一般使用的是理性预期的强形式，这与马思的假说相符，即认为：经济主体对经济变量的主观预期将同这些变量的客观数学条件期望一致，或者说理性预期不存在任何系统误差。如果在时期t要预测t+1时的变量Xt+1，则理性预期意味着：
Xet+1=E[Xt+1|It]
其中，It为时间t时的信息集。理性预期也可以表示为：
Xet+1=E[Xt+1| It]=Xt+1+εt+1
其中，ε为理性预期的误差，E[εt+1]=0，E[εt+1| It]=0。
E[εt+1]=0和E[εt+1| It]=0清楚地显示，理性预期不存在系统误差。
就笔者而言，理性预期的思想无疑是正确的。这首先是因为，如果我们采用了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说，我们实际上就是假定，他（她）具有和真正的经济学家一样的分析和处理问题的能力。
(注：这个假定可能过强了，一个相对弱的解释是理性的经济主体可以从公开得到的专业经济学家的研究报告中获悉专业预测。)
这就是说，理性人没有任何理由不高效率地运用他（她）可以获得的公开的信息。其次，可以证明，很多其他的预期形式，例如适用性预期、外推型预期等，实际上都是理性预期的特例，是特殊随机过程下理性预期的特殊实现。但问题的关键是：在我国经济转型的背景下，经济人是怎样进行预期的？
四、“试错法”改革的随机过程表述
“试错法”经济转型，其含义是：改革者在推进下一步的改革时，除了大方向以外，其依据就是当前的改革推进程度。在数学上，如果可以把某些制度改革的推进想象为一个性的随机制度向量的变动，则该制度向量刚好具有随机过程中的马尔可夫性（Markov property：是指随机向量的下一期变动只与该向量的当前实现有关，与历史无关）。这就是本文要提出的假说――“试错法”改革的马尔可夫过程表述。为了使这个假说更有适用性，我们分别考虑了两种表述：
强形式：Xt+1=AXt+C+εt+1（1）
弱形式：Xt+1=AXt+C+μ(Zt)+εt+1 （2）
其中，X为制度向量， A为系数矩阵，C为趋势向量，ε为i.i.d.的白噪声，It为时间t时的信息集，函数μ(・)表示其他当前状态向量（Z）对改革推进的影响。由于μ(・)利用了额外的信息，因此式(2)的假设要弱于式(1)。弱形式的一个例子是我国政府在1988年宣布要进行“价格闯关”的情形，其中μ (・)表明了“政府宣布”的作用。
这种“试错法”的改革推进特点对经济主体的预期行为而言，就是他们缺乏或只具有很少的信息来预测未来。对式（1）和式（2）取条件期望，有：
预期强形式：E(Xt+1| It)=AXt+C （3）
预期弱形式：E(Xt+1| It)=AXt+C+μ(Ωt)（4）
式（3）表明，对改革推进的预期只与当前的改革安排有关，与改革的历史无关；式（4）虽然利用了当前改革推进的额外信息，但仍与历史无关。
以上分析说明，由于经济主体在预期时只使用了最近的信息，因此其预期表现出“短视（myopia）”的特征。
五、结语
在“试错法”的改革过程中，制度背景不同、经济结构不同导致了中国宏观经济殊的微观行为方式。此时，直接照搬主流宏观经济学的模型是误导的，必然遭受到“卢卡斯批评”，产生系统性错误。解决这个问题应从深层次着手，将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与中国经济转型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以重塑转型时期的中国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作为这个工作的第一步，我们重新定义经济转型时期的公理化假定，包括对“试错法”改革的马尔可夫过程表述、特殊制度下的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设、市场非出清的可能以及理性预期假说。下一步的任务就是，针对具体问题，利用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技术展开分析。在这方面，我们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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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行全国投入产出调查的通知》规定，从**年起每五年进行一次全国投入产出调查和编表工作。按照规定要求，全国第五次投入产出调查和编表工作即将开始。为此，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联合发出了《关于认真做好20*年全国投入产出调查工作的通知》。根据国务院和国家三部委文件精神，本市将于今年10月起开展20*年*市投入产出调查工作。现就做好此项工作通知如下：
一、要充分认识投入产出调查的重要意义
投入产出核算是国民经济核算的重要组成部分，投入产出表是宏观经济管理和决策的有力工具之一，是研究国民经济发展、进行经济数量分析的重要手段，是制定国民经济中长期发展规划的重要基础。实践证明，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投入产出表在我国宏观经济分析和管理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政府的职能转变将进一步加快，宏观调控的任务也将越来越重，投入产出表的作用也将显得更加突出。大量的政策模拟和定量分析都离不开投入产出表，投入产出表作为管理经济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在我国的经济生活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投入产出调查是对全社会生产经营单位的投入结构、产出使用、增加值形成等情况的重大综合性调查，是编制全国和地区投入产出表的重要基础。实践证明，认真做好投入产出调查，对进一步提高投入产出表编制质量，提高政府对宏观经济的管理水平，加强企业经营管理，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各有关部门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二、要加强对投入产出调查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协调
投入产出调查时间紧，任务重，技术和质量要求高，调查资料涉及生产、技术、财务、供销、统计等各个方面，为此，各有关主管部门要切实加强领导，积极配合，相互支持，认真做好组织、协调、指导、督促、检查等相关工作。
三、要统筹安排调查计划，严格按照进度要求实施
各被调查单位要严格执行国务院办公厅通知的要求，尽快确定一名主要领导负责调查工作的组织领导，及时协调解决调查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要组织和督促各相关职能部门和专业人员参加统一培训，认真学习调查方案和填报方法。要根据调查任务，认真制定工作计划，明确职责。在统一安排下，搞好分工协作，相互配合，严格按照业务主管部门制定的投入产出调查制度所规定的时间和内容，保质保量地完成20*年*市投入产出调查任务。
关键词：项目财务评价；项目经济效益评价；项目不确定性分析
1 引言
当前我国酒店行业的经营规模和生存情况体现出两极分化态势，其中高端星级酒店凭借其高端设施设备和优质服务，吸引了大量高端客户，依托高额投资额度形成了较高的进入门槛。然而在硬件扩张的同时，国内高星级酒店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基层员工流动性偏高、酒店高级管理人才缺失，酒店整体规划、装修、所提供服务差异化不强等日渐明显。同时由于高密集度的项目建设带来了新一轮激烈的价格大战，这给业主带来了巨大的经济风险和经营风险。所以要想降低项目投资风险，就需在项目正式投资之前开展科学的重点评估，确保项目的可行性。
2 项目建设的市场分析
2.1 项目选址及规模
拟建亚洲餐厅项目位于青岛鲁商凯悦酒店一楼，毗邻鲁商银座领海公寓。餐厅面积将有500平方米，大约容纳160至190位客人。客源主要是青岛居民、亚洲人，也有其他国家人士。酒店和鲁商银座领海公寓客人也将是项目客源。
2.2 项目市场定位
拟建项目应定位为一所符合国际标准要求的较高档餐厅。基于项目地点及其与各类需求客源邻近程度的分析，本文认为，项目地点具备开发此定位餐厅的良好特征，具体如下：
项目地点濒临海滩，地理位置与景观条件优越，又倚靠凯悦品牌，因此具备开发高档餐饮的潜力；
中档定位难以充分利用项目地点和品牌的各种优势，项目业主在该区域内的投资也将难以实现收益最大化；
随着高档酒店和餐饮新增供给预期进入青岛市场，竞争市场各酒店可能会上演“价格战”，并面临客源下滑的压力，再加上国家宏观政策调控，因此，拟建项目不适合豪华定位；
标准的较高档定位更适合那些预期在青岛酒店餐饮市场占据主导地位的客源需求类型，目前该市场以商务需求为主，预期此趋势将继续得以延续。
标准的较高档定位至少能使拟建项目与青岛现有及未来新增餐饮比肩，反而拥有更大的市场容量，同时也不会产生额外的或不必要的开发成本，进而降低业主开发此项目的风险。
2.3 项目竞争力分析
2.3.1 项目竞争优势分析
（1）项目投资商背景：投资方山东省商业集团资金实力雄厚，其所属的青岛海景（国际）大酒店发展有限公司在青岛市场深耕多年，建立了广泛的美誉度，得到了业内和消费者的广泛认可。此次所投资的餐饮项目，可以凭借投资方的经济实力、品牌美誉度、营销网络以及国际管理团队的丰富管理经验、先进的软件技术、优秀管理团队的优势，帮助拟建项目的经营较快步入正轨。
（2）区位优势：宏观区位上来看，项目邻近青岛高科技产业园、青岛国际会展中心，毗邻著名景点与高尔夫球场，景观条件优越；远离市区拥挤的交通，可进入性高。微观区位上来看，项目位于鲁商凯悦酒店一楼，动静分离，便于烧烤、酒吧等经营类型的操作，并且拥有较灵活的承载量与餐位摆台形式，便于承接各类客源。
（3）客源保障：客源主要是青岛居民、亚洲人，也有其他国家人士。酒店和鲁商银座领海公寓客人也将是项目客源。项目周边旅游资源密集，文化氛围浓厚，无疑将吸引更多的客源。
（4）经营管理优势：拟建项目管理方为美国凯悦酒店集团，在世界各地管理、特许经营、拥有和开发凯悦旗下品牌酒店、度假村、住宅和度假性产业，1986年即进驻中国市场。拟建项目将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凯悦的专业管理并有效区别于青岛众多同级别餐饮项目。此外，拟建项目能借助于凯悦集团全球市场推广和预订系统，从而更好地渗透较高收益的国际客源市场、商务客源市场以及高档旅游客源市场。
（5）菜品优势：亚洲餐厅菜品以韩国和东南亚烧烤为主，辅以来自韩国、台湾、越南和其他亚洲国家的特色菜品，酒水以米酒、日本烧酒、多种亚洲品牌啤酒为主。青岛旅游市场主要客源以及商务市场主要人群皆来自于日本、韩国及东南亚地区，拟建项目的菜品恰是针对这些人群进行开发。
2.3.2 项目竞争劣势分析
与既有高档餐饮相比的竞争劣势：市场既有餐厅开业已有很长一段时间，在市场敏锐度、经营管理、人员培训、人才培养等方面都更为成熟，已经被当地市场所认可，并且和周边企业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占据了一定的市场优势，在产品销售中，有一个相对完美的销售渠道，和门户网站、第三方、搜索引擎等都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在消费者心里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知名度和声誉。这些餐厅的优势也正是拟建项目经营管理初期的劣势，在项目操作过程中需要尽快弥补这些短板。
2.3.3 项目竞争机会分析
（1）青岛市加速旅游业发展所带来的机遇：2014年8月，国务院《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要“增强旅游发展动力”，“支持有条件的旅游企业积极开拓国际市场”。青岛一直以来都把打造“国际化旅游目的地城市”作为发展目标，亚洲餐厅项目正是崂山区乃至青岛市国际化目标的重要承载物。众多机遇将促进本地消费需求的提升，这对于旅游产业链上的重要环节――高档餐饮来说将迎来新一轮的发展机遇。
（2）物业价值提升带来的机会：无论国家宏观调控，还是从青岛市房地产市场现实情况，拟建项目所属物业在未来将保持极高的升值预期。伴随着旅游城市竞争地位的不断增强、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地铁项目建设开工、北部新城区战略、数个国家级经济功能区的深入开发等诸多利好的相继出台，青岛的经济发展将被持续注入强大的推动力。而作为位于城市核心商圈附近的高端物业项目也将会有更好的升值前景，在投资立项、工程建设等各个环节得到了本地政府政策上的支持，一旦出现物业升值的情况受益幅度将会更大。
2.3.4 项目竞争威胁分析
（1）同业恶性竞争：青岛旅游市场的一个特点就是淡旺季非常明显，在旅游淡季，由于客流下滑，无论是竞争优势较强的酒店为了考虑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还是经营状况不好的酒店为了考虑能够维持生存，这两方面的动机都会促使他们采用超低价销售的手段恶性营销，从而在竞争中表现为针锋相对、杂乱无序的营销策略。
（2）酒店餐饮的利润空间正日趋紧缩：除本地婚宴和商务宴请需求，酒店餐饮设施获取的其他外部餐饮需求十分有限，除早餐外，许多酒店客人倾向于到酒店外的独立餐厅用餐，这一方面归咎于价格因素，在竞争市场中，酒店餐厅的价格通常高于外部独立经营餐厅；除了价格差异，青岛本地餐厅更贴近市场需求，提供更多样化的菜式选择。
3 项目不确定性分析
针对本项目特点，本文从宏观经济分析、酒店财务风险和市场供给风险三个方面来进行不确定性分析。
3.1 宏观经济分析
亚洲各国的休旅客人和商务客人是拟建项目的主要客源，而该客源是否稳定与国内外宏观经济是否运行平稳有着密切关系。持续升值的人民币，将从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旅游酒店业景气度。首先，入境旅客来我国消费成本大幅度增加，这将直接影响到入境游客赴境内旅游的愿望，出于经济成本的考虑，这部分游客将会选择其他目的地作为出游目标，对我国境外游客接待量起到负面作用；其次由于人民币的持续升值，将会刺激国内游客出境游需求，部分国内游客将会选择赴东南亚一带价格更有吸引力的旅游目的地开展旅游活动。
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对项目的影响是投资经营者无法左右的，我们只能根据这方面的发展变化调整自己的决策，而无法改变宏观经济的影响。
3.2 酒店财务风险
在项目投产建设期，一旦发现投资额度与预算偏差较大造成支出大幅增加而超出预算，或者在项目建设期间出现投资资金没有及时到位，都可能导致项目资金链的断裂。除此之外，如果从项目建成后第二年开始的经营期间出现应收账款不能在合同约定期限内及时收回，造成项目营运资金长期被占用或者经营中坏账超出正常范围、坏账准备超出预算水平等问题，都会引发拟建项目的财务风险，因此就务必要求投资者、经营者要时刻保持资本意识和财务统领意识，全面贯彻预算管理手段，加强财务资金管理。
3.3 市场供给风险
众所周知，市场是由供给和需求两部分组成的，产品的价格是由供给数量和需求数量两方面共同决定的，而成本与价格的波动都对利润空间造成影响。对于规模相对较小的项目来说，因本身所占的市场份额不高，所以受到宏观市场变化的影响也不明显。如果酒店在竞争圈内的竞争对手的价位相当，一旦出现更具成本效益的酒店，自身项目酒店业绩将受到致命影响。在市场环境下，供给风险是潜伏的，但却无时不存在的，特别是在当今消费者对商品及服务要求越来越苛刻、酒店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形势下，时刻保持竞争忧患意识，采取科学的市场分析方法，准确定位，不断创新，提供个性化的、独特化的服务，是当前酒店项目投资者必须具备的管理理念。
4 结论
本文通过对宏观政策经济背景的研究，深入阐述了项目投资效益评价基本理论及其评价模型，在此基础上分析了青岛鲁商凯悦酒店亚洲餐厅和酒吧项目的建设环境及具体定位，并对其进行了SWOT分析，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该投资项目市场环境和经营前景良好。综合全文论述可以得出，青岛鲁商凯悦酒店亚洲餐厅和酒吧项目完全可行而且预期收益可观，对于山东省商业集团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投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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