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TO农业协议约束下，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框架目标已经确定。在目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双边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区域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和全球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将成为国际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发展进程中的三种趋势。 一、双边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趋势 这种趋势有可能更多地发生在发展中成员之间，受农产品协定的约束和影响，世界市场农产品的价格上涨和发展中成员贸易优惠的相对减少，使得发展中成员，特别是其中的农产品纯进口成员，必然发生由于进口用汇增加出现支付上的困难。这些成员解决该问题的有效措施之一，就是与农产品出口成员实行双边自由化贸易。根据双方签定的双边支付协定和换货协定进行，对农产品贸易发生的应收应付货款，不用现汇支付，采用记账抵冲，这种传统的国际贸易方式在今后一定时期内的农产品贸易中仍然会长期存在，如中俄之间、中朝之间、俄朝之间、中韩之间过去和现在都有这种贸易形式。当然，在发达成员之间以及发达成员和其他发展中成员之间也曾经出现并且仍有可能新出现这种贸易方式。 二、区域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趋势 受区域经济一体化大趋势的影响，农产：品区域贸易自由化将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在区域集团内部展开。这些国家为谋求地区经贸合作，希望得到一个比较稳定的外部环境，促进农业的发展和解决食品短缺问题。如欧盟(1993年前称欧共体)实行的共同农业政策已经取得了积极成果，但在成立之初，其内部的农产品自给率只有89％，谷物、肉类、蛋品和食品类在相当程度上靠外部进口，农业生产成本远远高于世界水平。自从实施共同农业政策后，欧盟各国的农业都得到了很大发展，不仅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农产品自给率，而且自1981年起，欧盟成了粮食净出口者。欧盟国家的市场供应稳定，促进了农业结构改革、农场规模扩大并走向现代化。欧盟的这种农业经营模式，在农产品协议约束之下仍将继续下去。近年来，许多国家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利益也开始走区域经济一体化道路，尽管这种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在实施过程中有很多限制因素，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明显加强。如非洲某些国家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助下，为实现农业发展中的短期目标做了不少工作。但这些国家的粮食增长速度一直赶不上人口增长速度，贫穷人数有增无减。加上近年来主要农产品出口贸易条件不断恶化，使本来已很困难的食品供应局面变得更加严峻，实际状况越来越坏。这种情况使他们认识到，任何一个非洲国家都不能单独有所作为，必须进行地区经贸合作，以改变其困境。目前已建立了南部非洲经济共同体、马格里布自由贸易区、东非共同体、西非经济和货币联盟等。在拉美地区，农业的发展与外部市场联系程度比较紧密，农业生产及贸易在整个经济活动中比重较大，国际市场上的营销波动和贸易规则的变动都将对其发展构成影响。近些年来，拉美地区农产品出口收入明显下降，农业损失巨大。尽管政府采取广泛积极的农业发展方针，却未能获得有效成果。该地区贫穷人数仍占相当大的比重。为创造一个比较稳定的外部条件，拉美地区许多国家积极推进本地区经济实现一体化进程，如建立安第斯集团、加勒比共同体等。 8年前开始运行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已形成以美国为核心的泛美贸易集团；10年前开始建立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将推动亚太地区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近两年正在酝酿建立的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其贸易额占全球贸易总量的1／3左右。显然这些区域集团成员在内部实施区域内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条件是存在的，集团内部成员将从贸易转移中获得利益。因此，在一定时期内，区域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将成为国际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主流发展趋势。 三、全球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趋势 开放农产品市场、降低保护程度，实现国际农产品贸易自由化，是农产品贸易发展的总趋势。多年来，发达国家对农业采取高度支持和过度保护政策，而对过剩的农产品库存采用低价倾销的方式推向国际市场，造成了国际国内农产品市场的混乱和政府财政的沉重负担。这些不良后果促使发达国家的农业政策向减少政府保护和开放方面调整，并向实现全球农产品贸易自由化方向努力。如欧盟自1992年以来改革共同农业政策的主要原则是：降低价格，增加休耕地面积，削减产量，对完成休耕地指标者给予一定的补偿；减少农业集约化程度，在农业用地上植树造林等。发达国家的这些行动，在一定程度上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扩大出口的机会，有助于发展其农业生产。而发展中国家发展农业生产，扩大 农产品出口，必然要增加生产资料进口，反过来又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消费与生产合理化。因为受自然资源的制约，没有一个国家的农业生产能完全满足本国居民日益增长的食品多样化需求，包括美国和欧盟在内，农产品的供求平衡仍然依靠进出口贸易来解决。因此，在WTO框架约束之下，开展全球范围内的农产品自由贸易和加强在农产品生产方面的国际竞争与合作，是大多数国家所需要的，但是，这种竞争必须按一定规则进行。 四、三种贸易自由化趋势的相互关系及影响 农产品全球贸易自由化和双边贸易自由化、区域贸易自由化的走向，既有矛盾的一面，又有统一的一面，尤其是双边自由化对全球自由化来讲，矛盾的程度尤甚，统一的程度不足。尽管这种双边自由化有其存在的客观条件，但它毕竟是与全球贸易自由化总目标相悖的。随着WTO农业协议的实施及各国经济的发展，双边贸易自由化趋势将逐渐减弱，以至于融人区域贸易自由化潮流之中，或者最后回归全球贸易自由化。区域贸易自由化与全球贸易自由化同样是既具有背离的一面，又具有趋同的一面。由于WTO农业协议的约束和推动，其背离的一面将会受到遏制，而趋同的一面将有加速之势，最终走向全球贸易自由化，然而，这条道路曲折而又漫长。 一般而言，农产品的区域贸易自由化具有双重作用，即“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两种效应，且都比较明显。首先，区域农产品贸易自由化使区域内各国的农业要素实现优化组合和配置，生产要素得以发挥比较优势，消除了影响自由贸易和要素自由流动的障碍。区域贸易自由化毕竟超越了国界，实现了更高层次的规模经济，这种趋势与国际分工向深度、广度发展的趋势是并行不悖的。其次，区域贸易自由化促使其内部调整农业结构，使农产品生产成本下降，比较利益提高。市场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也为非成员提供了贸易机会。第三，区域贸易自由化的发展趋势是不断向周围扩散。区域集团最初总是从几个国家开始的，然后再向周边渗透、辐射，接纳新成员，滚动发展。欧盟的扩大过程就是这样，北美自由贸易区也将会向整个美洲扩展；而酝酿之中的亚太经济圈、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必然呈现出多层次的分工与多样化的合作形态。因此，随着区域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向内部深化及其逐步增加对区外的开放，必然使其成为农产品贸易最终走向全球贸易自由化的一个过渡阶段。当然，这并不是说区域贸易自由化会自然而然地走向全球一体化，未来的农产品贸易趋势，将取决于各国、各地区、各集团竞争实力的此消彼长和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前景。 当区域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排他性大于其开放性、消极因素大于积极因素时，则出现贸易转移，并且给非成员以差别待遇，从而成为阻碍农产品全球贸易自由化发展的因素；当区域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开放性大于其排他性，积极因素大于消极因素时，则发生贸易创造，并且给非成员的差别待遇减少，从而成为促进农产品全球贸易自由化发展的因素。事实上，一个集团的建立，究竟是促进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发展而增加贸易创造效应，还是导致农产品贸易保护主义加重而增加贸易转移效应，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国际经济条件的变化及由这种变化所决定的非成员国的反应。在国际经济发展比较顺利，非成员国对其所受到的差别待遇反应并不强烈的情况下，它促进贸易自由化的倾向占主导地位，贸易创造效应增加明显；反之，当国际经济条件恶化、竞争激烈，任何形式的差别待遇都会导致在竞争中相对地位的重大变化时，非成员国将对这种歧视待遇作出强烈反应，那么，它就会成为农产品贸易保护主义的直接来源，此时，贸易转移效应增加明显。
一、国际农产品价格长期驱动因素分析
国际农产品价格长期驱动因素主要有三个：一是需求因素，包括经济增长、人口因素和生物能源。二是供给因素，主要体现在农产品产量、库存消费情况和生产成本变动。三是货币因素，尤其是美元指数走势和美国联邦基金利率的变动。同时，也穿插着短期波动因素，主要包括极端气候、政策因素和投机炒作。相对而言，这些短期因素对国际农产品价格长期趋势影响较弱，在长周期价格预测中可以忽略不计。
（一）需求因素：经济增长、人口因素和生物能源
长周期看，国际农产品价格需求驱动因素主要由经济增长和人口因素决定。进入21世纪，随着生物能源的快速发展，国际农产品市场需求大幅提高，目前生物能源也可视之为国际农产品价格需求驱动的一个重要因素。
1、经济波动通常与国际农产品价格走势保持一致
经济波动带动需求变动。具体表现为，经济上行带动农产品需求增加，在供给保持不变情况下，需求增加会快速拉动农产品价格上涨，反之亦然。图1可以验证上述传导机理。在图1中的阴影年份，世界GDP增速与农产品价格指数波动保持高度一致，呈现出同升同降特征，只是升降幅度表现出了一定差异。例如，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导致需求大幅减少，带动农产品价格大幅下行；2010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短期效应开始逐步显现，世界经济强劲“复苏”，农产品价格同步实现反弹。
经济波动并不能完全解释国际农产品价格变动情况。图1中的非阴影部分价格走势可以验证上述论点。以具体年份为例，1974年，石油危机和粮食危机使得世界经济进入滞涨时期，由于通胀效应大于经济减速影响，国际农产品价格表现出了“逆势”上扬特征。再如1999年，在艰难度过1997年东亚经济危机后，世界经济砥砺前行。但由于产能过剩原因，世界物价水平总体处于通缩状态，相应国际农产品价格也处于筑底阶段。
2、累计人口增长率与国际农产品价格趋势正相关
人口因素变动会通过口粮与动物饲料两个渠道引致国际农产品消费量变动，进而影响国际农产品价格。从人口增长率看，近50年世界人口增长率处于下行通道，人口增长率与国际农产品价格呈现出趋势负相关关系，说明国际农产品价格短期波动主要由人口之外因素决定。但从人口累计增长率来看，近50年世界人口一直处于增长状态，累计人口增长率与国际农产品趋势价格表现出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在进行预测分析时，应采用累计人口增长率作为解释因素，而非是人口增长率。
3、生物能源快速发展加剧农产品价格波动幅度
当化石能源价格高于生物能源生产成本时，企业就会增加农产品向生物能源的转化，在需求拉动下，国际农产品价格会进一步上升；而当化石能源价格低于生物能源生产成本时，企业就会选择在盈亏平衡点处停止生产，由于需求的降低，国际农产品价格会出现下降。研究发现，2001年之后，世界原油价格大幅上扬，在化石能源替代战略下，美国生物乙醇快速发展，玉米用量占美国（世界）消费量的比率已由2001年的6.5%（2.1%）大幅上升至2013年的41.9%（12.7%），相应的世界银行农产品价格指数也由2001年的46.9大幅上升至2013年的106.3，这意味着生物能源发展会大幅增加农产品需求，同时对国际农产品价格也会产生显著影响。
（二）供给因素：产量、库存和成本
长周期看，产量增速对国际农产品价格影响较弱，而库存则会在特定时期平抑或放大国际农产品价格，代表生产成本的国际原油价格走势往往则与国际农产品价格保持一致。
1、产量增速对国际农产品价格影响并非直接有效
由于农产品易受自然灾害、病疫和极端天气等偶发因素影响，国际农产品价格短期内波幅往往较大。长期看，由于存在库存的缓冲机制，国际农产品产量增速往往又表现均值回复特征，对长期价格趋势影响较弱。研究发现，自1960年以来，除1983年和1984年受极端天气影响外，玉米产量增速主要围绕均值3.5%，在一定区间震荡。除玉米以外，大豆、小麦、稻米等国际农产品也表现出了类似特征。这意味着在建立国际农产品价格长期趋菰げ饽P褪保不宜过多关注产量增速这个供给变量。
2、库存与国际农产品价格表现出显著负相关性
回顾历史数据发现，国际农产品价格大涨背后往往是库存消费比处于历史低位，而当库存消费比处于相对高位时，国际农产品价格波动往往较为平稳，呈现出周期性波动特征。从趋势上看，库存消费比与国际农产品价格往往呈现出负向关系特征。
3、原油价格与国际农产品价格波动基本亦步亦趋
研究发现，20世纪的两次石油危机通过生产成本渠道和流通领域渠道，大幅抬升了国际农产品价格波动位势；20世纪的后20年，国际原油价格与国际农产品价格基本呈现出周期性同步波动特征；进入21世纪，国际原油价格蓄势待发，不断创造历史记录，在供给端和需求端（主要为生物能源和经济增长）共同作用下，国际农产品价格连创新高；2012年以来，随着世界经济增长放慢、原油价格下跌，国际农产品价格也表现出趋势性下降特征。总体而言，国际农产品价格走势基本与国际原油价格保持一致，预测分析时，应着重关注国际原油价格这一重要变量。
（三）货币因素：美元指数和美国联邦基金利率
多数时期，国际农产品价格与美元指数之间呈现出反向关系。而美国联邦基金利率调整则通过美国国内物价水平影响国际农产品价格水平，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后，两者线性关系较为模糊。
1、美元指数与国际农产品价格大致呈反向波动关系
两者大致呈反向关系在于国际农产品主要以美元计价。具体表现为，美元指数走高，美元购买力增强，相对压低国际农产品价格，反之美元指数走低就会推升国际农产品价格。由于国际农产品价格受到供求等多重因素影响，在一些时间段内，美元指数与国际农产品价格会呈现出同向波动特征。研究发现，多数时期内，美元指数与国际农产品价格指数呈现出反向波动关系。特别是1987年以来，两者反向波动特征较为显著。20世纪80年代中前期，第二次石油危机过后，美国经济实现短暂反弹，在美国经济增速的带动下，美元指数和国际农产品价格指数同时实现了上涨，而在美国经济反转被证伪后，上述两者又同时实现了下降。总体而言，美元指数与国际农产品价格反向关系较为显著。
2、美国利率在2008年后对国际农产品价格影响微乎其微
回顾历史数据，20世纪70年代初期和中后期，为应对通货高企，美联储相应调高联邦基金利率，同时国际农产品价格也出现了上涨，而当遭遇两次石油危机时，为防止经济衰退，美联储连续下调联邦基金利率，在预期作用下，国际农产品价格也应声回落。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为刺激经济复苏，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调至历史低位，并持续七年之久，期间联邦基金利率对国际农产品价格影响微乎其微，而美元指数对国际农产品价格的影响则较为显著。在进行价格预测时，考虑到美元指数与联邦基金利率存在相互因果关系，为避免内生性问题，计量模型中，本文只考虑美元指数这一货币变量。
二、预测结果
面向2030年，国际农产品价格波动中枢将趋势性上移。图2给出了四种情形的模型预测结果。需求驱动模型预测结果表明，在经济增长、人口因素和生物乙醇技术推动下，国际农产品价格指数波动中枢将在2017至2030年呈现出趋势性上移特征。与此同时，指数波动幅度也将逐步扩大（置信区间范围逐步扩大）。供给驱动模型预测结果表明，在库存消费比和石油原材料成本影响下，国际农产品价格指数波动中枢将在2017年至2020年表现出连续下降趋势，之后10年将会开启上升模式。货币驱动模型预测结果表明，在美元指数影响下，国际农产品价格指数波动中枢将在2017年开启下移模式，直至2025年完成筑底，之后将开启上移模式。需求、供给和货币共同驱动模型表明，在上述驱动因素共同作用下，国际农产品价格将进入上升通道。分时段看，2017年至2020年，国际农产品价格指数将在92点附近徘徊，2025年指数波动中枢将升至96点，2030年突破100点，来到105点，这一价位水平与2013年基本持平。考虑到需求、供给和货币共同驱动模型具有较好的样本内预测结果和其他优良性质，本文倾向于使用这一模型预测结果来判断国际农产品价格指数未来长期趋势。
三、政策建议
（一）优化农产品种植结构，着力推进农业提质增效
目前，我国粮食、经济作物和饲料种植结构较为不合理，粮食作物稻谷、小麦与玉米种植面积逐年增加，而豆类和薯类则逐年减少。近些年，大豆自给率不足20%，饲料原材料豆粕也主要依赖于进口。种植结构的不合理，使得我国部分农产品更加依赖于美国、巴西和阿根廷等农产品出口大国。在国际农产品价格波动中枢上移过程中，我国应加快构建粮经料协调发展的三元种植结构，深化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通过开展粮改饲、粮改豆补贴试点，补齐农业种植结构短板。同时，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大力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着力推进农业提质增效，增强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
（二）保障农产品和食品供应稳定，保持CPI平稳运行
目前，我国大豆、豆粕等农产品对外依存度偏高。国际农产品价格的趋势性上涨将会通过贸易渠道直接影响到我国的粮食、食用油、饲料等农产品，间接影响到猪肉、奶制品、水产品等食品。现阶段，我国CPI食品和农产品权重占比较高，波动幅度较大，对CPI拉涨作用十分明显。因此，为保持CPI平稳运行，应健全农副产品供应保障机制，以问题为导向调整优化补贴方式和额度，确保农副产品有序生产和平稳供应。同时，完善食品价格监测体系和联动机制，强化对各类“高频”数据的采集与校验，积极采取相应措施防范和平抑食品价格可能出现的大幅波动。
（三）加快国际农产品定价中心建设，力争农产品定价话语权
根据1996年和2006年两次农业普查结果分析，目前农村劳动力资源仍然相当丰富，就业比重高，但充分就业水平不高，仍有近7%的农民失业。部分农村劳动力稳定转移，1996―2006年的10年期间农村劳动力减少8000万人左右。男性劳动力仍是农村劳动力的主体，实际农村劳动力比名义农村劳动力的女性比例高，实际农村劳动力的女性化程度逐渐上升。农村劳动力以青壮年人员为主，实际农村劳动力年龄更大，农村劳动力呈现老龄化趋势。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基本不超过初中，10年期间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提高近1年。种植业仍然是农村劳动力从事的主要行业，农村劳动力的工业化倾向日益增强。农村劳动力来源基本分布在本村，户籍不在本村的劳动力以外省户籍者最多。自耕农仍然是农村劳动力的主体，务工者成为重要就业群体，雇工经营者已初露端倪。东部地区比其它地区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方式更加多样化。
从农业劳动力的特征及其变化来看，农业劳动力总体呈女性化特征，10年来女性化程度进一步上升；年龄高于农村非农业劳动力，老龄化趋势更加显现；文化程度基本上在初中以下，10年间呈上升趋势；从业时间平均超过半年，但出现减少苗头；西部地区农业劳动力最多，10年期间农业劳动力出现向西部和东北地区集中趋势；农作物种植业依然是农业劳动力从事的主要行业，但农业劳动力兼营非农行业的趋势大大增强。从非农业劳动力的特征及其变化来看，非农业劳动力以男性为主，男性化趋势加强；比较年轻，但年龄呈上升趋势；受教育程度较高，并呈上升趋势；从业时间平均在半年以上，长期保持基本稳定；主要从事工业、建筑业和批零贸易餐饮业，从事非农行业的建筑业比例10年中明显上升。
从农村外出劳动力的特征及其变化来看，外出劳动力已超过1.3亿人，10年间增加了6000多万人，出现精英化趋势。外出劳动力总体呈现男性化特征，但男女性别比差距缩小；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但平均年龄上升；受教育程度较高，并不断提升；主要从事制造业和建筑业，搞工业的比重显著上升而交通运输业的比重明显下降，从事服务行业的环境相对工业而言有所恶化；主要流向省外，并呈增强趋势；绝大部分在外从业时间都超过半年，其中60%以上几乎全年在外工作；中部地区外出劳动力最多，10年期间来自中西部地区的外出劳动力比例呈上升趋势。
随着世界经济进入下行区间，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难度越来越大。在切实执行好已出台的扩大农村劳动力就业和抓好农民工工作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基础上，建议：
一是研究建立农村劳动力跨省转移的社保资金省际流转补偿机制。跨省流动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是一种全国性的公共产品，在目前的财税体制下，输入地政府没有为中央政府提供外省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动力，只能由中央政府逐步设计政策安排来解决此问题。为此，中央财政的新增资金可按照各地常住人口设立地方社会保障资金补助科目。只要外出农民工及其家属长期（如7年左右）迁入输入地，由输入地政府提供养老、医疗、就业等社会保障服务，中央财政将输出地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补助资金划入输入地账户。此外，可探索建立长期举家外出农民工彻底流转土地后，将部分流转资金划入中央社会保障补助资金收入范畴。彻底解决外出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最终目标，则要靠借鉴发达国家经验，不论人口怎样迁徙和劳动力如何流动，凭一个社会保障账号就能在全国各地自由获取社会保障服务。
吉林省既是我国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基地，也是我国农产品出口贸易大省。农产品出口对促进吉林省农业及农村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都有重要作用。近年来，吉林省农产品出口呈现以下特点：第一，农产品出口具有一定的波动性。2001-2007年间的2002年、2003年、2005年相比上年均呈上升态势，尤其是2002年增长显著，比上年增长42％；而2004年和2006年比上年均呈下降态势，其中，2004年降幅达63％。2007年相比上年虽略有增长，但远未达到2002年与2003年的水平。第二，农产品出口在全省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较大。2001～2007年间，农产品出口占全省外贸出口的比重分别为49.2％、57.7％、60.6％、28.0％、34.9％、26.7％和22.8％。其中，2002年、2003年、2005年比上年均有所上升，其余年份则均呈下降趋势。第三，农产品出口在全国农产品出口中的比重呈下降趋势。2001—2007年间，除2002年和2003年比上年有所上升外，其余年份均呈下降态势。第四，农产品出口主要是初级产品。2004年以前，初级产品在农产品出口总值中所占的比重超过95％；2006年，随着农产品加工业的快速增长，初级产品在农产品出口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已降至60％。
二、吉林省农产品出口竞争力状况
本文采用贸易竞争优势指数(TC指数)、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指数)、国际市场占有率指数(MS指数)等方法加以测算。结论如下：
第一，从整体上看，吉林省农产品TC指数在O.44～O.56之间，且波动幅度不大。这表明吉林省农产品出口竞争力较强，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从主要农产品的竞争力结构变化看，玉米和干豆的贸易竞争力最强，其TC指数达到或接近1.00。在吉林省出口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中药材的贸易竞争力也较强，Tc指数在0.61～O.92之间，且发展趋势稳定。食用油籽的贸易竞争力较低，且由于近年来进口的不断增加，其贸易竞争力随之逐渐减弱，Tc指数从-O.15降至-0.64。鲜于水果及坚果的贸易竞争力由弱变强，逐步提高，Tc指数由-0.03上升到0.32。蔬菜的Tc指数有较大波动，特别是在2006年急剧下降，Tc指数由O.90下降到O.06。锯材的TC指数变化较大，由O.64下降到-0.0002，这一变化意味着该产品已从具有较强贸易竞争力下降到不具有贸易竞争力。
第二，从整体上看，吉林省农产品的RCA指数大致在2.88～6.78之间，具有极强的国际竞争力。从发展趋势看，RCA指数的波动幅度较大，在2001～2003年间，RCA指数趋于上升，但从2004年开始，RCA指数趋于下降，尽管2005年出现上升，但随后RCA指数再次下降，2007年进一步降至2.88。可见，吉林省农产品出口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在总体上趋于下降。第三，吉林省农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由2001年的0.13％下降到2007年的0.08％，尽管在2002～2004年间，吉林省农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有所提高，但在200I～2007年7年间，MS指数总体上呈下降趋势，这表明吉林省农产品出口的贸易竞争力趋于下滑。同时，在全国农产品出口贸易中的比重也在下降。遇技术贸易壁垒，其影响范围广且呈扩大之势，从畜禽产品到水果、蔬菜及加工产品等，几乎都面临技术性贸易壁垒的限制。如，作为吉林省重要的农产品出口市场的日本，从2006年5月29日起实施了《肯定列表制度》，这是为加强食品中农业化学品残留管理而制定的一项新制度。这一制度不仅使出口食品残留超标的风险增大，而且使出口成本增加。日本这一新的“肯定列表”制度给吉林省农产品出口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吉林省农产品对日出口也极为被动，从2006年下半年起受到全面打击。可见，加强农产品出口企业的质量安全意识，提高农产品生产技术水平，积极发展绿色农业，建立健全出口农产品的质量检查制度，确保出口农产品的质量，是积极主动地冲破技术贸易壁垒的根本手段。
(三)依靠科技进步，增强农产品的竞争优势
应制定农业生产及农产品加工的科技发展战略，加强农产品生产加工的技术创新能力。同时，加强与国外的交流与合作，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提高出口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从而推动农业产业结构升级，为提高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奠定坚实的基础。另外，在当今的国际农产品市场上，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竞争手段已由单纯的价格竞争转向以科技含量、环境质量等非价格竞争，科技进步及创新在农业发展及农产品出口贸易中的作用更加突出，对生产的环境质量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近年来，吉林省的农业生产及技术水平已有很大提高，但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如科研投入不足，企业缺乏自主研发能力，农产品加工研发滞后，品种单一，科技含量不高等。以玉米为例，吉林省是玉米生产大省，玉米深加工能力和水平较高，但玉米加工产品也只有近百个品种，仅为美国的1／20。随着吉林省农业产业化的进一步发展，产业链条不断延伸，原先大量作为初级产品出口的玉米出口量逐步减少，高科技含量的企业和产品不断增加，农产品加工业已成为中外客商关注的焦点和投资热点。因此，不断推动农业科技进步，是提高吉林省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根本途径。
(四)在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前提下，对农业予以政策扶持
按WTO《农业协议》的规定，国内农业支持政策可分为两大类：一是“绿箱”政策，即允许成员保留的国内支持政策。根据“绿箱”政策，可在农业科研与技术推广、病虫害防治、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采取措施支持农业发展。二是“黄箱”政策，即在“绿箱”政策范围以外的所有支持农业生产的措施。可根据“黄箱”政策中的微量支持措施，采取某些农产品的补贴支持手段。如，对农产品加工企业予以适当补贴，加大对农业生产资料的补贴等。政府对农业发展的持续投入与支持对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增强农业生产能力及农产品出口的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在农产品生产及出口方面，应借鉴国外一些发达国家的做法，在不违反WTO的原则和公平竞争原则的前提下，充分利用“绿箱”政策和“黄箱”政策，合理地制定一些切实可行的扶持农业政策，从农业及农产品生产、加工和贸易各环节加以适度扶持，以提高农产品质量，增强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五)提高品牌意识，发展特色品牌，提升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品牌化是发达国家外贸出口中的重要特征之一。知名品牌在国际贸易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占据越来越大的国际贸易份额。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农产品贸易中，培养和发展农产品品牌是提高我省农产品出口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在当今国际贸易竞争中，品牌的竞争已远远超过资金、技术、人才等单方面的对抗，它是一种能体现企业整体实力和知名度的竞争。经过多年努力，吉林省已出现一批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农产品品牌。但目前吉林省的品牌化建设还远远不够，为促进吉林省的品牌健康发展，应努力打造更多更有影响力的品牌。品牌成功的关键在于其定位是否正确，即应选准对象。在吉林省出口农产品的品牌定位上，应综合各方面因素，如经济发展水平、人均消费水平、地理位置等，从中锁定那些差异化、个性化、有发展潜力和发展优势的行业，作为打造目标，突出“吉”字号，发挥吉林省的特定优势，以提高吉林省农产品的贸易竞争力，促进吉林省农产品出口贸易的扩大。
近年来，中国农业发展连创佳绩，粮食连续11年增产，主要农产品产量和人均占有量显著增加，按可比价格计算，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11年保持较快增长，城乡收入差距连续4年有所缩小。但就总体而言，当前农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也在明显增加，农业发展正在呈现一系列重大趋势性变化。顺应农业农村发展的阶段性变化，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迅速凸显。本文基于对当前中国农业发展问题和趋势的分析，探讨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方向。
一、当前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农业生产对资源和要素投入的依赖迅速增加，耕地质量退化、环境污染加重甚至局部生态破坏等问题日趋突出
近年来，中国粮食和主要农产品产量的较快增长，是以农业要素投入的大量增加为代价的。2003―2013年，全国粮食、棉花、油料产量分别增长了39.76%、29.62%和25.12%，同期全国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农用化肥施用量、农机总动力、有效灌溉面积分别增加了8.01%、12.62%、34.01%、72.07%和17.51%。2003―2012年，全国农用柴油、农药、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分别增加了33.9%、33.3%和49.7%。（1）目前，中国农作物亩均化肥施用量21.9公斤，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7倍，分别是美国的2.6倍、欧盟的2.5倍。（2）
与此同时，中国农业资源、农业要素低效利用的状况近年来虽有所缓解，但并未得到根本改观。全国化肥的综合利用率仅在30%上下，与发达国家50%～60%的水平存在较大差距;中国每立方米灌溉水可生产粮食1公斤，发达国家已达1.2～1.4公斤。（3）中国有机肥资源的实际利用率不足40%。
长期超强度使用耕地、大量消耗水资源、超施化肥和农药，导致耕地质量退化问题加重，农业发展的资源环境压力显著加大，农业对环境污染甚至局部生态破坏的影响日趋凸显。2012年底，在全国18.26亿亩耕地（二调前国土数据）中，基础地力较好、耕地质量被评为1～3等的占27.3%;但耕地质量被评为7～10等的也达27.9%，这部分耕地基础地力较差，生产障碍因素突出，且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善。（4）中低产田比重大、耕地质量退化、耕地污染加重，土壤有机质含量低、补充耕地等级低、基础地力低，已成为中国耕地质量面临的突出问题，全国耕地退化面积已超过耕地总面积的40%。（5）近年来，中国农业面源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土壤重金属超标、有机质含量下降、农膜残留增加、部分地区地下水漏斗问题日趋严峻，在相当程度上侵蚀着食品安全的根基。
（二）农产品成本和机会成本提高、比较利益下降的问题迅速加重，增强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性迅速凸显
从近年来中国部分主要农产品每50公斤主产品总成本和净利润的变化（见表1）可见，就总体而言，中国主要农产品每50公斤主产品总成本呈明显上升趋势，但其净利润却增加不多，甚至在波动中有所下降或为负。2003―2013年，中国三种粮食平均、两种油料平均、棉花和规模生猪每50公斤主产品总成本分别增加了118.15%、130.27%、133.12%和134.28%;但三种粮食平均、规模生猪每50公斤主产品净利润仅分别增加了71.1%、13.7%，两种油料平均和棉花每50公斤主产品净利润分别减少了26.60元和404.84元。2013年两种油料平均每50公斤主产品净利润仅相当于2003年的12.4%，棉花每50公斤主产品净利润甚至为-102.27元。与2003―2008年比较，2008―2013年5年间三种粮食平均、两种油料平均和棉花每50公斤主产品的总成本上升更快，净利润下降更明显。
考虑主要农产品单产水平的提高，将主要农产品每50公斤主产品净利润和每亩净利润结合起来，可以更加全面地看出主要农产品生产经营效益的变化。2003年，中国三种粮食平均、两种油料平均、棉花的每亩净利润分别为34.31元、78.56元和461.28元，规模生猪每头净利润为79.19元;2013年分别变化为72.94元、13.25元、-214.98元和103.91元;2003―2013年间，三种粮食平均每亩、规模生猪每头净利润分别上升了38.63元和24.72元，但两种油料平均和棉花的每亩净利润却有明显下降，2013年每亩棉花的净利润甚至为-214.98元，比2003年降低676.26元。《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2014》中编入的稻谷、小麦、玉米、大豆、花生、油菜籽、棉花、烤烟、甘蔗、甜菜、桑蚕茧、苹果、散养生猪、规模生猪、大中城市蔬菜等15类农产品，2008―2013年5年间仅有苹果和大中城市蔬菜每亩净利润有所增加，分别增加了66.9%和51.6%;其他13类农产品每亩（头）净利润均有所减少。其中甜菜和稻谷减幅较少，分别减少3.4%和34.3%，其他11类产品每亩（头）净利润减幅均在50%以上。2013年大豆每亩净利润仅相当于2008年的18.9%，小麦、油菜籽、棉花、烤烟、桑蚕茧、散养生猪每亩（头）净利润均为负，分别为-12.78元、-98.30元、-214.98元、-37.30元、-3.63元和-106.15元。可见，近年来中国大多数主要农产品生产经营效益不增反降。考虑到同期物价水平的上涨，问题更为严重。
如果考虑每年国家用于抗旱防涝等救灾支出对维护农产品增产的影响，则近年来中国农产品生产的社会成本还远远大于微观经营主体层面的生产成本。
如果把主要农产品生产经营效益的变化放到更大的宏观背景下考察，则农业比较利益下降和机会成本增加的问题更为严重。如2003年中国农民工外出务工人均月收入702元，2014年上升到2864元，增加了308.0%，年均递增13.6%。2013年，中国农民工外出务工人均月收入2609元，分别相当于种（养）4.05亩稻谷、4.90亩玉米、5.96亩油菜籽、2.28亩棉花、7.16头散养生猪、9.92头规模生猪的收入（包括净利润和人工成本）。
农产品成本和机会成本的提高、效益和比较利益的下降，为吸引优质资源和要素进入农业、提升农业的物质技术装备水平增加了障碍，也使提高农业资源利用率、要素产出率和增强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性迅速凸显。
（三）国内农产品价格高于国际市场的问题日趋突出，增强农业国际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更加紧迫
在中国和美国，玉米均为第一大谷物。比较两国玉米生产的成本、收益状况，对于考察农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从表2可见，与美国相比，近年来中国玉米生产总成本上升的趋势更为强劲;尽管两国每亩玉米净利润均呈较大的波动趋势，但就总体而言，美国每亩玉米净利润增加的趋势却较中国更为鲜明。自2003年以来，中国玉米价格和生产总成本高于美国的问题日趋突出。2003年中国每50公斤玉米主产品总成本和平均出售价格分别是美国的1.15倍和1.52倍，2013年分别扩大到1.92倍和1.94倍。
2003―2013年，美国每亩玉米主产品净利润增加了96.7元，中国仅增加了14.74元。相对于美国，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状况可见一斑。需要说明的是，自2003年以来，虽然美国玉米生产的每亩净利润一直低于中国，甚至在2005年前连续几年为负，但美国庞大的农业补贴系统仍为美国玉米生产和农民收入的增长提供了强劲支撑。（6）相对于美国，中国农业补贴的水平低得多，这种情况加剧了中国农产品对美国农产品在国际农产品市场竞争中的比较劣势，也容易削弱中国农业生产经营者从事农业的动力。
近年来，中国农产品价格的变化在总体上呈现长期趋势性上涨和短期波动性加剧并存的特征。特定时期特定农产品价格的变化，往往是两种趋势综合作用的结果。一般而言，对国计民生影响越大、国家提供价格支持保护越多、国内外市场开放度越低的农产品，价格上涨趋势的主导性就越强，价格波动性就越弱;对国计民生影响越小、国内外市场开放度越高，甚至市场规模越小、产地集中度越高、因而越容易形成垄断供给的农产品，价格波动加剧的主导趋势就越强。这种价格波动加剧的趋势，主要表现为价格波动幅度放大或波动频率增加。货币供应量增长过快，农产品生产和流通成本提高，粮食等部分农产品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制度的实施，都是推动农产品价格上涨的主要因素。极端天气灾害和重大动植物疫病的发生、农业产业链垄断势力的强化及其向农产品流通领域的转移，农业组织结构的加快转型及由此带动的农产品市场运行方式的变化，往往是加剧农产品市场价格波动的主要原因。（7）此外，国际农产品和能源、金融等相关产品价格的变化及其影响向国内的传导，也在较大程度上影响着国内农产品价格的上涨或波动。从当前经济形势和中长期趋势来看，推动农产品价格上涨和波动加剧的主要原因，在短期内难以根本消除。因此，今后中国农产品价格的变化，很可能继续呈现长期趋势性上涨和短期波动性加剧并存的趋势。并且，随着农业市场化改革的推进，特别是今后实行目标价格制度的农产品范围扩大，越来越多的农产品价格变化将会呈现出波动加剧的特征。农产品价格波动加剧，增加了稳定农产品价格、优化农产品市场调控的难度，也对有效利用国际农产品市场及其与能源市场、金融市场的联动性，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
中国农产品价格的长期趋势性上涨，也为国内农产品价格高于国际市场埋下了伏笔。近年来，中国越来越多的农产品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就是这种长期趋势性上涨的结果。如2013年越南米到中国南方地区的销售价格约为每公斤3.20～3.60元，较国内早籼米价格低0.2～0.4元/公斤。在国内价格稻强米弱的背景下，许多大米加工企业把低价进口的越南大米作配米，以降低大米出厂价格。（8）2014年10月，国内市场早籼米、晚籼米和粳米的批发价分别为每公斤3.84元、4.14元和4.56元，泰国大米的到岸税后价仅为每公斤3.14元，明显低于国内。（9）2014年10月第三周进口棉花中国主港到岸均价折合人民币进口成本每吨11912元，低于国内市场价格2909元，低于国内市场价格19.6%;按滑准税计算，折合人民币进口成本13770元/吨，低于国内市场价格1051元/吨，较国内棉花市场价格低7.1%。（10）
如果只是个别时期、个别农产品价格高于国际市场，问题尚不甚突出。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农产品国内价格高于国际价格的现象日趋普遍，在不少农产品上几近常态。在主要粮食品种上更为典型，如到2013年底，小麦已连续5年、稻米已连续3年、玉米和大豆自2003年以来国内价格均高于国际价格（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等，2014）。由于国际市场主要粮食价格下跌，特别是石油价格大幅下跌，国内粮食生产成本刚性上升，2014年又是中国加入WTO以来国内外主要粮食品种价格差距最大的一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等，2015）。
农产品国内价格高于国际价格，导致相关农产品进口压力明显加大（11），推动了近年来中国农产品国际贸易逆差的扩大，也为国际农产品市场上供给和价格的波动向国内传导“增开了窗口”。这会：（1）挤压国内农产品的市场空间和价格上涨空间，加大提高农产品价格、增加农民收入的难度;（2）侵蚀国内强农惠农政策的支持效果，容易导致中国增加农业补贴的效益大量外流;（3）增加中国农业生产经营的风险和稳定农产品供给能力的困难，容易加重中国农产品进口增加与国内积压滞销并存的现象。近年来，中国越来越多的农产品国内自给率下降，不只是国内需求缺口增大所致，而是在国内价格高于国际价格的背景下，农产品进口增加与国内积压滞销现象并存发生的结果。中国许多农产品生产缺乏转型升级的基本条件，难以吸收社会资本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甚至不得不在较低的利润水平下“苟延残喘”。这与相关农产品进口对市场的挤占和价格的打压密切相关。这些情况说明，增强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已经空前紧迫，时不我待！
按照中国入世承诺，与大多数国家相比，目前中国农产品平均关税水平低，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4;最高关税水平与绝大多数国家相距更大;粮棉油糖等大宗农产品实行的关税配额量大，配额内关税多在1%～5%，配额外关税最高仅65%，已成为世界上农产品市场开放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倪洪兴，2008）。因此，中国农产品关税水平难以有效抵御来自国外低价农产品的进口冲击，关税“防火墙”作用有限。近年来，中国虽然不断加大农业补贴力度，但许多现行农业补贴政策属于“黄箱”范围，对部分农产品的支持已接近入世承诺上限，进一步加大支持面临上限约束。2014年，由于实施转基因管理及进口与库存配比销售等措施，中国玉米进口得到一定控制，进口量较上年同比下降20.4%;但作为其替代品的高粱和大麦进口却增势迅猛，较上年增加778万吨，增加了2.3倍（课题组，2015）。
（四）农业产业链、价值链的整合协调机制亟待健全，跨国公司对中国提升农业价值链和维护农业产业安全的挑战日益增多
近年来，中国农业和农业产业化的组织创新日趋活跃，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步伐明显提速，有效地促进了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公司农业、农业产业化经营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机服务公司、植保服务公司、农业技术研究所等新型服务主体竞相发展、各显神通，成为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先行者，也是推进农业现代化的生力军。农业和农业产业化的组织创新，为农业乃至农业产业链增强竞争能力、抗风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更好地对接资本市场、要素市场、产品市场和消费需求提供了重要支撑，也为参与全球价值链、构建国内价值链和推进价值链升级提供了重要载体。但就总体而言，中国农业产业链、价值链的整合协调机制建设仍处于初级阶段，利益联结机制不健全，甚至价值链片段化、碎片化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价值链领导型企业不稳定、对价值链治理的主导能力不强也是突出问题;甚至在宏观农业政策的设计中，重生产、轻服务，重产中、轻产前和产后环节的现象仍时有发生。
随着农业对外开放的扩大和深化，农业发展中国际竞争国内化、国内竞争国际化趋势日盛。在此背景下，中国参与全球农业价值链的涉农企业和农业组织不断增加，但大多处于全球农业价值链的低端，难以进入其关键环节和战略领域，全球农业价值链的管理权和控制权大多掌握在以发达国家为主的跨国公司手中。顺应国内农业市场空间迅速拓展和市场需求结构迅速变化的潮流，越来越多的国内涉农企业致力于构建国内农业价值链，并力图向区域和全球范围拓展，形成由本土企业主导的全球农业价值链。但是，迄今为止，在中国，这方面仍只处于起步阶段，真正能在农业价值链的战略环节和关键领域形成有效的进入壁垒，进而在农业价值链利益分配中获得优势地位的领导型企业并不多。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扩大，越来越多的国内农业价值链面临着与全球农业价值链对接的问题。在此过程中，少数在全球农业价值链具有管理权和控制权的国外跨国公司很容易凭借其核心技术、资本实力、管理经验、经营理念、信息化和市场营销手段等优势，在较短时期内迅速蓄积起对中国农业价值链战略环节、关键环节的控制态势，进而导致中国农业价值链管理权和控制权失守、价值链领导型企业被边缘化或被跨国公司兼并重组等。这种现象在中国大豆产业链、价值链较为典型。（12）作为世界最大的大豆消费国，近年来中国大豆生产受到过度挤压，价格受到明显抑制，定价话语权显著减弱，产业控制力严重削弱，产业调控难度明显加大的问题迅速凸显（倪洪兴等，2010）。1995年中国还是大豆净出口国，2003年和2014年，大豆自给率已分别下降到42.9%和14.6%。
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农业产业链、价值链，往往是从以低价进入为切入点的贸易控制起步，转向通过参股合资进入加工领域，进而通过低成本并购形成对农业产业链、价值链的控制态势（姜长云，2011）;甚至将这三阶段方法有机结合，通过在国际农产品市场及与此高度联动的金融市场、能源市场上“兴风作浪”，加剧国际农产品市场进而国内农产品市场价格的波动，为进行贸易控制、参股合资，进而低成本收购行业龙头企业提供契机。一般而言，跨国公司在进入中国农业产业链、价值链的过程中，比较青睐的领域往往集中在农产品、农业加工品、农业投入品的现代营销体系，农村金融和农产品批发市场，规模化、集约化和现代化的农产品深加工业，农业种质资源开发，食品安全和农业品牌、销售渠道等领域。由此不仅容易导致中国农业价值链升级面临国际分工地位被“低端锁定”的风险，容易将中国的涉农企业和农业产业组织推向农业价值链利益分配的边缘地位;还容易加大中国维护农业产业安全面临的挑战，导致中国对农业发展和农产品市场的调控容易因农业价值链管理权和控制权失守而遭遇“屏蔽”。
二、农业发展值得重视的几个趋势
（一）对农业或农产品的需求总量持续增长，需求结构加速分化
自2004年以来，按照可比价格计算，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连续11年超过7%，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连续11年超过6%;尤其是自2010年以来，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连续5年超过9%。到2014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已经分别达到28844元和9892元，连续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快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为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需求分化提供了重要基础，也对农产品需求总量和需求结构的变化产生深刻影响，基本的趋势是：
1.社会对农产品的需求总量持续增长，需求结构多元化持续推进
近年来，农村居民对粮食和蔬菜的人均消费量有所下降，城市居民对粮食和蔬菜的人均消费量稳中略降;但农村居民人均植物油消费量、城乡居民人均猪牛羊肉消费量均呈增长趋势，城市居民人均植物油消费量、城乡居民人均家禽消费量稳中略增，城乡居民人均水产品消费量在经历较长时期的增长后趋于稳定。由于2014年中国城镇化率已达54.8%，今后城镇化率很可能继续以每年超过1个百分点的速度提高;同时考虑到目前城市居民人均粮食消费量不足农村居民的一半，城市居民人均蔬菜、食油、猪牛羊肉、家禽、水产品消费量均明显高于农村居民;据此可以粗略推算，今后中国城乡居民对粮食（主要是口粮）的消费总量将呈下降趋势，对植物油、猪牛羊肉、家禽、水产品的消费总量将呈加速提高趋势。从国内外经验看，城乡居民对猪牛羊肉、家禽、水产品等养殖产品消费总量的扩张，以及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对动物毛皮、内脏、骨、血等养殖业副产品需求的增长，会带动社会对饲料粮需求进而粮食需求总量的增长。因此，在2020年前甚至更长时期内，农业发展对资源的需求总量将呈增加趋势，农产品需求结构多元化也会加快推进，实现农产品供求平衡的难度在总体上将呈增大趋势。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也将带动农产品进口需求的扩张。
2.不同类型消费者的农产品消费需求加快分化，消费市场进一步细分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收入分化，城乡居民对农产品需求的增长日益呈现个性化、差异化和多样化趋势，专用化农产品、加工食品、品牌食品和安全化、优质化、体验化食品日益成为农产品需求增长的重点，甚至在产品功能之外对农业生活、生态功能的需求也日益成为农业需求的新增长点，农业发展的科技、教育、文化内涵和生态休闲、旅游观光等体验功能也将日益受到重视。这也导致创新供给，引导、凝聚、激发农业需求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迅速凸显。如许多地方通过激活农业的景观功能，引导和激发农业新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城镇化和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需求分化的影响也在迅速深化。2020年和2030年，中国城镇化率很可能分别将达62%和70%上下。201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已达27395万人，较上年增加501万人;其中本地农民工10574万人，外出农民工16821万人，举家外出农民工已占外出农民工总数的21.3%。同年，全国65周岁及以上人口已达13755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0.1%，分别较2003年增加39.5%、提高3.5个百分点。城镇化和人口老龄化的深化，导致生活方式转变对农产品消费需求的影响日益深化，加剧农业需求增长的个性化、差异化、多样化、安全化和优质化趋势。
（二）要素成本提高对农业发展的影响不断深化，农业对农民增收的相对贡献出现趋势性减弱
近年来，中国农产品成本和机会成本的提高，以及农业经营比较利益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农业要素成本的迅速提高和农业发展的粗放经营。以三种粮食平均为例，2008―2013年间每亩总成本的增量为463.77元，其中对增量贡献较大的主要有①人工成本增量254.69元，占54.9%;②物质与服务费用增量127.34元，占27.5%;③土地成本增量81.74元，占17.6%。人工成本和土地成本的增加，与工业化、城镇化迅速发展带动劳动力和土地等要素成本提高密切相关。近年来随着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农业用工成本迅速提高。农民非农收入的增加和闲暇效用的上升，也是推动农业用工成本上升的重要原因。近年来，工商资本进入农业越来越多，带动农地租金迅速上涨，成为推动土地成本上升的重要原因。同期，三种粮食平均每亩用工数量由7.69个减少到6.17个;但劳动力日工价则由21.60元增加到68.00元，增加了214.8%。劳动力日工价的提高，成为推动每亩用工成本提高的全部原因。不仅如此，用于粮食生产的劳动力日工价的增速，还明显快于外出农民工人均月收入或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增长。（13）在三种粮食平均的物质与服务费用中，机械作业费、种子费和化肥费是增量最多的三大块，分别增加55.95元、24.79元和24.82元，分别占总成本增量的12.1%、5.4%和5.4%。进一步分析，每亩化肥费的增加基本上由化肥投入的增加与化肥价格的上涨平分秋色;每亩种子费的增加主要由种子价格的提高所致，但每亩种子用量的略增也发挥了辅助作用。
再从棉花来看，2008―2013年，每亩总成本增加1097.53元，其中人工成本、物质与服务费用、土地成本分别增加832.76元、161.96元和102.81元，分别占同期总成本增量的75.9%、14.8%和9.4%。在物质与服务费用增量中，增幅比较大的主要有机械作业费、化肥费、排灌费和种子费，分别增加45.47元、24.49元、23.49元和16.49元。同期，棉花生产每亩用工天数由23.09天减少到19.44天，减幅达15.8%;棉花家庭用工日工价和雇工日工价分别增加了214.8%和139.7%，用工价格上涨成为推动棉花生产用工成本提高的全部原因。将棉花每亩总成本的增量结构与三种粮食平均进行比较可见，越是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生产，工价提高对总成本增加的影响越大。
进一步来看，将规模生猪与散养生猪比较，2008―2013年，规模生猪每头总成本增量353.02元，其中物质与服务费用、人工成本分别增加263.07元和89.36元。相比之下，散养生猪每头总成本的增量为536.85元，超过规模生猪52.1%;其中物质与服务费用、人工成本分别增加了244.89元和292.07元，物质与服务费用的增量略小于规模生猪，但人工成本的增量超过规模生猪达2.27倍。在规模生猪和散养生猪中，精饲料费的增量分别达到281.36元和299.38元，均超过各自全部的物质与服务费用增量，而且精饲料费的增量均主要来自精饲料价格的提高，精饲料量的增长影响较小。相对而言，散养生猪物质与服务费用的增量略小于规模生猪，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散养生猪有更多的生活废弃物可资利用，如剩饭剩菜。从散养生猪与规模生猪每头用工成本的比较可见，促进农产品生产的规模化，有利于降低劳动力成本，抑制用工成本上升对总成本增量的影响。
近年来，在农民收入总量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虽然农民来自于农业的纯收入仍呈增长态势，但农业对农民增收的相对贡献能力已经呈现趋势性减弱。2008年，在农民人均纯收入中，来自于农业的纯收入仍占40.9%，2013年已经下降到31.8%。（14）随着农业对农民增收相对贡献能力的趋势性减弱，提高农业效益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更加突出。否则，由于农业经营主体缺乏生产经营积极性，农业经营副业化和兼业化将会迅速普遍化。
（三）农业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的迅速推进有效带动了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也对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提出了新的更高层次的要求
在微观层面，农业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的推进，往往表现为农户规模经营的发展，以及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和工商资本等新型经营主体、新型服务主体的成长。相对于普通农户，新型经营主体的成长，也对新型服务主体的发育及其规模化和产业化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近年来各种新型服务主体的成长，不仅有效促进了农业的节本增效和降低风险，还同农业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的发展形成了良好的互动效应。如在部分地区，农资经销商向农资综合服务商转型，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向农业产业化综合服务商转变，甚至有些农产品加工企业成功实现由卖产品向卖设计、卖服务转变。近年来，许多地方农机服务业的迅速发展，成为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新亮点。
在中观层面，农业发展的区域专业化、规模化和集约化，也对推进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及其集群化、网络化提供了强劲的需求拉动。如由于区域层面农业发展的集群化和连片化迅速推进（姜长云，2011），主要农产品生产向优势产区集中步伐明显加快，导致主要农产品主产区与主销区的空间距离扩大，实现农产品供求平衡对农产品流通特别是物流体系的需求明显增强。这在粮食方面尤为典型（姜长云，2012）。如2003―2014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增加17640.4万吨，增产量占全国比重超过5%的省份主要有黑龙江、河南、内蒙古、安徽、山东、江苏、河北7省，合计占全国粮食增产总量的66.2%，这7个省份基本在秦岭―淮河以北或淮河沿线。2003―2013年这7个省的年末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重由35.3%下降到34.4%。（15）但这7个省粮食产量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比重却由41.7%增加到49.3%。
三、对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若干启示
（一）当前中国农业发展已经进入生死攸关的“十字路口”，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应该是未来推进农业发展的主旋律
从前文分析可见，尽管近年来中国主要农产品供给和农民增收形势较好，但农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已经比较严峻，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已经不是一个要不要做、可不可以缓些做的问题。应该把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作为今后推进农业发展的主旋律，着力促进农业的提质增效升级，并将其放到与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和质量安全同等重要的地位，引导农业更好地增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否则，中国农业发展很容易陷入走向衰退的恶性循环，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和食物安全的难度与风险也会显著增加;甚至保障农产品当前的有效供给，也会以损害中长期有效供给能力为代价。
把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作为今后推进农业发展的主旋律，也是提升农业价值链和附加值，增强农业对农民收入贡献能力的客观要求。否则，农业发展很可能因为农户缺乏生产经营积极性，陷入农业经营普遍副业化和兼业化的轨道，导致农业后继无人和老人农业普遍化的问题日趋严峻。失去农户生产经营积极性的支撑，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很容易落空。
（二）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应该统筹考虑需求结构、产业结构（供给结构）的变化，注意促进农业发展由生产导向向消费导向转变
从前文分析可见，今后随着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需求分化的提速，对农业或农产品的需求总量持续增长，需求结构加速分化，因此引导农业发展由生产导向转向消费导向日趋重要而紧迫。今后鉴于在总体上实现农产品供求平衡的难度显著加大，农业政策选择和对农产品市场的调控，必须加强对农产品市场需求和需求结构变化的前瞻性、细分性研究。通过科学引导消费，抑制农产品需求的非理性增长及其对农业发展的资源环境压力，对于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也具有重要意义。如从当前来看，中国大陆居民人均食用油消费量已经位居亚洲国家或地区前列。引导居民适度减少食用油消费，不仅有利于城乡居民的身心健康，也有利于优化农业、农产品供给结构。此外，应基于对当前或长远农产品供求状况的客观研判，科学平衡对不同类型农产品供给能力建设的支持保护力度，防止畸轻畸重，导致某类农产品供求的松平衡建立在其他类型农产品供求失衡的基础之上，形成农业资源利用的浪费，影响农产品有效供给。
所谓农产品供求紧平衡，简单地说，就是农产品供求基本平衡，但供给略小于需求的一种状态。就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而言，综合考虑农业发展的资源需求和资源可得性，紧平衡应该是农产品市场调控的理想状态和目标模式，因为它兼顾了生产者和消费者双方的利益（张合成，2015），既避免了因农产品供求平衡过松即供大于求，导致农价下跌和农民生产经营积极性受挫;又可以避免因农产品供不应求，导致农价上涨，市民尤其是城市低收入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得不到保障。在紧平衡状态下，农产品供求平衡的基础往往比较脆弱，容易因环境的变化由平衡转向失衡。发展市场经济，首先要求尊重经营主体的选择，优化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环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产品供求不平衡是经常的，平衡是暂时的。农产品供求紧平衡是通过市场对供求关系的自发调节，辅之以必要的宏观调控，在动态波动中实现的。我们可以说，紧平衡是中国农产品供求关系调控中理想的“期望值状态”;但如果把紧平衡说成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中国主要农产品供求平衡的常态，则容易引起误导，让人误以为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无论是在总体上还是在特定类型的主要农产品上，中国主要农产品供求的紧平衡都是可以自动实现的。
实际上，主要农产品供求在总体上呈现紧平衡状态，更多地只是强调由于农业发展可用资源的有限性，主要农产品供给只能在总体上基本满足需求，甚至供给还可能略小于需求，要注意引导农业资源的节约利用、循环利用和可持续利用。但这并不等于说，在任何时期、任何种类的农产品供求都是处于紧平衡状态。在社会资源或农业资源总量一定的情况下，资源供给向特定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建设过度倾斜，可能导致其供求处于松平衡状态;但其代价却是其他农产品供给可用资源不足，供给难以满足需求，供求紧平衡不能实现。比如，当前在粮食库存消费比远远高于正常水平的情况下，粮食供给实际上处于松平衡状态;但这种粮食供求松平衡的实现，却是以棉花、食用植物油等农产品难以主要依靠国内实现紧平衡，必须大量依赖进口为代价的。如2014年，尽管棉花、食用植物油进口量均较上年有所减少，但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棉花和食用植物油进口国。
（三）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关键是要转换农业发展的动力结构，着力推进农业发展的创新驱动
要在重视农产品供求数量平衡的同时，更加重视农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更加重视提升农业的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把农业发展有效引入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发展轨道。
推进农业发展的创新驱动，从根本上说是为了解决以下三方面的问题。（1）促进农业发展更多地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升，促进农业的节本增效升级，并降低农业经营风险。（2）推进农业的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育和农户等传统经营主体的改造，完善农业经营主体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通过增强农业经营主体的竞争力，更好地增强农业竞争力。（3）完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环境，优化其激励机制，积极发挥其对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引领、支撑和带动作用。实践证明，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通过促进农业的服务外包和分工分业，不仅为解决农业劳动力老弱化背景下“谁来种田养猪”、“如何种田养猪”提供了有效出路，也为促进农业的节本增效升级、农产品的产销对接和提升农业价值链，提供了重要途径。推动农业发展的创新驱动，要把促进新型经营主体的发育与促进新型服务主体的成长有机结合起来，努力形成“新型经营主体+新型服务主体+普通农户”的现代农业发展格局，以普通农户为主力军、新型经营主体为生力军、新型服务主体为引领支撑，合力推进现代农业发展。
鉴于当前中国农业产业链、价值链的整合协调机制亟待健全，跨国公司对中国提升农业价值链甚至维护农业产业安全的挑战日益增多，引导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甚至进入农业的工商资本按照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思路，延伸产业链、打造供应链、提升价值链，鼓励其成为产业链、价值链整合协调的领导型企业日益重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和消费结构升级，农产品价值链的主要驱动力已经由生产者转向购买者。流通环节日益成为农产品价值增值的主要源泉，品牌、科技、销售渠道、市场运作、供应链管理能力等无形资产对构建农业全球价值链的作用不断提高（张辉，2006;蒙丹，2011）。顺应农业价值链由生产者驱动向购买者驱动的转变，支持涉农大型零售商、经销商、品牌制造商、高新技术或供应链管理企业加强农业产业链、价值链整合协调，成为农业产业链、价值链的领导型企业，对于提升农业价值链、带动农民增收和维护农业产业安全都具有重要意义。这不仅有利于创新农业科技发展方式，优化农业科技的支持重点，增强农业创新驱动能力;还有利于更好地发挥消费结构升级、消费需求分化对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引领带动作用，更好地促进农业发展由生产导向向消费导向转变。
（四）推进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是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重要抓手，要把引导农机作业服务组织的发展作为促进农业机械化的重要方向
鉴于人工成本增加成为当前农产品成本提高的重要原因，甚至首要原因，推进农业机械化应该是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抓手。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农业机械化特别是大型机械化的发展，对于节约农业发展的人工成本，对于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和农业规模经济效应的提升，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日本的经验证明，具有规模经济效应的农业机械越普及，大规模农户的经营优势就越突出;大规模机械化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不仅为大规模租地农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也为面向小规模兼业农户推进农机作业承包提供了动力（速水佑次郎、神门久善，2003）。
从中国的经验来看，以大型机械为主的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不仅有利于节约农业生产的用工投入，促进化肥、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料的高效利用，推进农业的节本增效并降低风险，提高农业经营的比较利益水平;还有利于促进农业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的发展，减少因大量使用化肥、农药等引起的环境污染和耕地破坏问题，加强耕地质量和农业环境治理。近年来，导致中国耕地质量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耕地的利用和管理不当，如深耕深松作业不足，土壤蓄水保墒能力低。多数农民使用小型农机具耕地，耕作层较浅，浅耕、旋耕面积占机耕面积的比重超过六成。长期采用这种浅耕作业方式，导致土壤理化性能变差，有机质流失，肥力下降。加之，由于农业比较效益低，农民不愿在养地方面增加投入。（16）要改变农民对耕地重用轻养的问题，必须促进农业比较利益的提高。当然，由于各地条件不同，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也并非发展大型机械一条路。如在山区、特色农业发展优势区，专用灵巧、简便实用的小型机械或许更有用武之地。
自2004年中国政府正式启动农机购置补贴政策以来，中国农业机械化迅速发展，向大型农机倾斜的态势日益强化。但是，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也面临一个提质增效升级的问题。从当前情况和今后一个时期的趋势来看，促进农业机械化提质增效升级，除加强对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支持外，一个重要方向是支持专业化、市场化、产业化的农机服务组织发展。我们对安徽金寨、颍上两县的调查显示，近年来农机服务组织的发展，对于解决农村土地撂荒问题，促进农村土地流转方式的创新;对于促进农机农艺结合，带动农产品质量和农业产业链全程机械化质量的提高，都有重要意义。农机服务的专业化、规模化和集约化，还有利于加快农业机械化进程，有效带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育和农业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的发展（姜长云等，2014）。为支持农机服务组织的发展，建议将农机购置补贴政策逐步调整为农机服务补贴政策。借此，规避农户分散独立购机导致的农机闲置和资金浪费，提高农机具利用率、农机使用的经济效益和农业机械化的资源配置效益，弱化机械作业费上涨对农产品成本上升的推动作用。
注释：
（1）本文资料凡未注明出处者，均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4》、《中国统计年鉴2013》或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2014》相关资料整理。
（2）农业部：“农业部关于印发《到2020年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和《到2020年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的通知”，农业部网站2015年2月17日。
（3）国新办就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工作有关情况举行会，《中国网》2015年4月14日。
（4）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关于全国耕地质量等级情况的公报”，《农民日报》2014年12月18日。
（5）乔金亮：“中国中低产田占耕地总面积70/% 耕地退化超4成”，《经济日报》2014年12月19日。
（6）美国的农业补贴政策尽量与生产决策和当期价格脱钩，补贴额的计算基于历史单产、播种面积或收入水平;各种补贴充分互动形成农民收入保护网。如通过直接支付为农户提供基本的收入保障，通过目标价格和目标收入补贴帮助农户抵御农产品价格下跌的风险，联邦保险费补贴和收入补充计划则协助农户减少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
（7）此处主要讨论农产品名义价格的变化，不讨论农产品实际价格或相对于工业品、服务品的价格变动。参见姜长云（2011）。
（8）佚名：“2013年稻米市场回顾”，《中国粮网》2014年1月15日。
（9）佚名：“2014年10月稻米市场监测报告”，jsagri.gov.cn，2014年11月6日。
（10）佚名：“2014年10月第3周中国棉花市场周报――国棉价涨跌互现 外棉价格反弹”，agri.gov.cn，2014年10月21日。
（11）如2013年中国大米进口量较大，尤其是走私大米大量增加，一个重要原因是从国际市场特别是邻近的越南进口大米价格较低，导致大米进口压力加大。
（12）2004年在中国发生的大豆危机及其后在中国大豆产业链发生的连锁性事件，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参见顾善松（2006）。
（13）相比之下，2008―2013年，全国外出农民工人均月收入（不包括包吃包住）由1340元增加到2609元，增加了94.7%;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由28898元增加到51483元，增加了78.2%。
（14）因2014年国家统计局实现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改革，201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中来自于农业的纯收入数据缺。
【关键词】 农业；机械化 ；现状； 方向
中图分类号：F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3-123-01
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我国农业发展也踏入了一个关键时期，农业也将在国际竞争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唯有提高我国农业现代化水平才能增强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而实现农业现代化就必须加强农业机械化建设。为此，就我国农业机械化现状和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和研究。
一、我国农业机械化的的现状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化促进法》的颁布实施，中央和地方财政补贴力度的加大，我国农业机械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由于农业化促进法涉及农机化工作的方方面面，为我国农业机械化的发展道路扫清了很多障碍，农村经济发展和地方基本设施建设规模的扩大也为农机化提供了有利条件。在我国加入了WTO后，国际间的农机技术交流和合作得到加强，为鼓励大型农业机械的引进，国家还制定了优惠进口税收政策，为我国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和技术提供机会。很多国际企业还在中国举办展览会，也是农机界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形式。近年来， 国际上不少大型农机企业看准中国巨大的农机市场,，与中国有关部门和企业合作，在中国开拓事业, 取得了双赢的佳绩。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我国农业机械拥有量增长了上千倍，有的品种甚至数万倍。农田作业机械化水平显著提高，机械耕地、播种、收获水平逐渐提高。
总的说来国内农机业发展的势头较为良好，通过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和技术, 加大技术改造和升级换代力度, 也推进了国产农业机械化产品质量的提高。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减轻繁重体力劳动方面，农业机械化也体现出重要的作用，但也暴露出很多问题。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我国的农机装备水平还不能完全适应全部的市场需求。农业机械装备不合理，市场所急需的大功率拖拉机及配套农具数量较少，深加工机械、农田作业机械、大中型机械的匮乏，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机具的整体功能。农业机械化发展不平衡，农业经营规模化程度低，过于分散，制约了农机化作业水平的提高。区域上，南部高寒阴湿区和偏僻山区农机化发展水平低于北部地区。除此之外，生产成本和加工技术方面的原因，导致我国生产的农产品在价格和品质上和发达国家还存在很大的差距，缺乏国际竞争力。由于农机装备开发的难度本身就大，加之利润不高，导致很多大型企业对农机装备的研发失去兴趣，目前大部分农机装备制造企业仍是中小规模企业。如此一来就使得我国农机装备制造行业整体呈现出研发能力差，行业管理水平低，整体规模小，技术设备落后的状况。
针对这种状况，强化农机化科技创新，支持开发和引进符合市场需求的农机产品，培植大型农机装备制造企业迫在眉睫。创新是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的关键，要结合农业结构调整，加快农机新技术、机具的研究与开发；进一步深化农机化科技体制改革，充分发挥农机科研院校、大型农机企业的积极作用，优化农机科技资源配置；加强农机化新技术的推广应用。
二、我国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方向
绿色化，智能化，自动化、信息化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随着“建设节约型社会”步伐的推进，迫切需要农机装备低耗能、零排放。加之世界资源日紧张，燃油价格不断攀升的情况，我国农机制造企业将重点发展节能、节水、节肥和降低农业成本、保护生态环境，增加产量的农机装备，以适应当下市场需要。
农机装备智能化和生产作业方式自动化是发展高效节本农业的有效途径。在国际竞争激烈的环境中，我们必须通过缩小与农业发达国家在农机装备上的差距，才能阻止国外先进的高智能化和高自动化的产品垄断我国市场，阻碍我国自主农机装备企业的发展。上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技术领域，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可以将科学技术成果迅速传播到各个社会经济门类。国外已有了一些比较成熟、方便我们使用的应用性成果，比如全球定位系统（GPS）、地理信息系统（GIS）、连续数据采集传感器（CDS）、遥感（RS）、变速自理设备（VRT）和决策支持系统（DSS）等，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这些先进技术或在此基础上进行再次开发已得到符合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的产品，为提高我国农业机械智能化和自动化水平而服务。从国际农业发展经验和国际科学技术的发展进程以及趋势来判断，我国农业绿色化，智能化，自动化、信息化的趋势将会日益显著。
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发展农业机械化仍然是我们应该坚持的主题。在这样一个知识经济日新月异的时代，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带给我们诸多便利的情况下。我们要抓住机遇，加强农业机械化科技创新能力，加快农业机械化新机具的研发和开发，提高劳动生产力率，减轻繁重体力劳动，从而带来生产力的质的飞跃，努力打造真正意义上的农业大国。
参考文献：
[1]伦冠德.我国农业机械化现状及发展趋势[J]. 农机化研究.2006(6):17-19.
[2]宋宜清.我国农业机械化现状及发展趋势[J].农业与技术.2007(2):25-28.
【论文关键词】 中国财政；支农；农业增长；影响研究
引言
由于资本具有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属性，商业资本和民间资本很少流向农业，支持农业的发展；同时，在农业生产方面，农村信用合作社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申小莉等（湖南农业大学学报， 2007）采用经典的 c—d生产函数作为模型，研究了湖南财政支农投入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该研究结论认为湖南省的财政支农支出与农业生产总值之间密切相关，财政支农支出弹性达到 0.3396。在财政支农投入项目的边际产出效应方面，李焕彰、 钱忠好（中国农村经济， 2004）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法，验证财政支农增长和农业产出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中国财政支农投入项目中，科技三项费用最高，基本建设支出次之，生产性支出和事业费最差。
一、 研究方法及模型
1.变量的表示
（1）财政支农投入变化趋势及虚拟变量（政策变量） dt的引入
财政支农资金是指国家财政提供建立农村公共产品的资金，主要包括支援农业生产和农村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农村基本建设支出、 农村科技三项费用、 农村救济费支出。从1981—1997 年的十七年间，中国财政支农投入的总额为5 565.02 亿元，但是从 1998—2005 年短短的八年时间，财政支农投入的总额却达到13 051.94亿元。这是由于在1997年中国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自此以后国家加大了财政支农的力度，财政支农投入在1998年增加到1 154.76亿元。 因此，我们认为1997年是中国财政支农投入的分水岭和转折点。
（2）变量的无量纲化处理
为了消除量纲的影响，我们把 1981—2005 年中国财政支农投入与农业生产总值的数据进行了标准化，标准化公式为 zx= （x-μ1 ） /σ1 与 zy= （y-μ2 ） /σ2，其中 zx、 zy分别是财政支农投入绝对值（x ）与农业生产总值绝对值（y ）的标准化值，μ1、 μ2 分别是二者的均值； σ1、 σ2 分别是二者的标准差。
2.财政支农投入与农业生产总值的相关性分析及模型
（1）中国财政支农投入与农业生产总值的相关性及模型我们运用 spss11.5 软件对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pearson 检验表明中国财政支农投入与农业生产总值的相关系数为 0.951， kendall's tau_b 检验与 spearman'srho检验表明二者的相关系数是 1.00，以上检验 99%的置信度水平上显著。所以我们认为 zx与zy是高度相关的。为了定量研究 zx（财政支农投入标准值）与 zy （农业生产总值的标准值）的关系，我们构造如下模型：zy=β1 exp （zx ） +β2 +（β3 exp （zx ） +β4 ） dt其中， zx， zy是标准化的财政支农投入与农业生产总值，β1、 β2、 β3、 β4 是待估计的参数， dt是虚拟变量。
（2）参数的估计及统计学检验
对于参数值的估计，本文运用 spss11.5 软件中非线性回归的方法，运用迭代法通过四次模型计算和二次求导后终止，两次相邻的计算的残差平方和的差值等于1.000e- 08。 得出结果（见表1）：从表 1、 表2可知，方程的拟合优度达到了0.99324，各参数在置信区间的取值不为零，均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我们运用 eviews3.1 再一次拟合了模型，在可决系数和参数估计值及参数估计的显著性等方面得到相同的结论。同时 dw=1.676694＞du （0.05 显著性水平下的上限值为 1.454），说明模型无自相关性；同时怀特检验结果 nr2=6.119065，说明模型无异方差性，即模型通过了计量经济学的检验。 因此，我们得到模型：zy=3.1841099exp （zx ） - 2.3908454+ （- 3.0542754exp （zx ）+2.9697466） dt令 dzy， dzx 分别表示 zy， zx 的微分， e z y 表示 zy 对 zx 的弹性，易得如下的函数关系式：边际收益函数 dzy/dzx=3.1841099exp （zx）-3.0542754exp （zx）dt，弹性函数 e z y =[3.1841099exp （zx） -3.0542754exp （zx） *dt]（zx/zy）表1 可决系数及相关的统计结果自由度 平方和 均方回 归 4 23.83768 5.95942残 差 21 0.16232 7.73e- 03可决系数 0.99324表2 参数估计值及其相关的检验参数 估计值 标准误 95%的置信区间上 限 下 限β1 3.1841099 0.1146728 2.9456348 3.4225850
β2 - 2.3908454 0.0695646 - 2.5355129 - 2.2461779
β3 - 3.0542754 0.1150110 - 3.2934540 - 2.8150968
β4 2.9697466 0.0862260 2.7904298 3.1490635
（1）边际收益分析
图 1 说明在 1998—2003 年期间财政资金的大量投入并没有带动农业生产总值的快速增长，在财政支农资金利用方面，存在效率低下的问题。2004—2005年财政支农投入的效率有所提高（边际收益值大于1），但是与1981—1997年的平均水平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见图1） 。图 1 财政支农边际收益趋势
图 2 财政支农弹性变化趋势
（2）边际收益与弹性对比分析
通过对图1、 图2 的对比分析，我们发现边际收益变化趋势与弹性变化趋势的 “转折点” 不同，即边际收益趋势的 “转折点” 出现在1998年，弹性变化趋势的 “转折点” 却出现在 1994年，这说明中国财政支农的边际收益在1998年出现 “转折” 决
非偶然，这在1994年通过弹性的 “转折” 已经有所预示。
三、 结论
（1）中国财政支农投入与农业产出增长之间有着高度的
相关性。
（2）中国财政支农投入的效率呈现出阶段性的变化，即从 1981—1997 年财政支农投入效率水平高（平均边际收益水平是1.8386）； 1998—2003年财政投入效率水平低下（平均边际收益水平是0.3390）； 2004—2005年财政投入效率水平较高（平均边际收益水平是1.3615） 。
（3） 2004—2005 年是中国财政支农效率水平提高的新起点。按照2004—2005年财政支农投入的平均效率水平计算，支农投入平均每增加1 000万元，农业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加 1 361.5 万元。
（4）弹性的变化趋势与边际收益的变化趋势相比，弹性变化趋势是滞后的。
（5）从1981—2005 年中国财政支农资金边际效益的平均增幅为 0.104，农业生产总值对支农资金的弹性的平均增幅是 0.0554 （剔除 1994 年的强影响值） 。假设按照这个水平提高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率，整合支农资金，那么到 2010 年，中国财政支农资金支出增加带来的边际收益值应稳步达到2.41，而弹性应稳步达到2.26。
四、 对策及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农业产出增长对国家财政支农投入的依赖性很大，目前农业产出增长还离不开国家财政支持，还需要进一步提高财政支农投入资金的使用效率，使财政支农资金边际收益最大化。
（1）继续加大对农业的财政支持力度。特别是加大对不发达地区、 偏远地区的财政支持力度。 （2）优化财政投入结构。加大对农业科技、 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比例，尤其是科技三项支农投入的比例，减少农村行政、 事业费的支出。 （3）加强财政支农资金的整合。建立财政支农资金的有效监管机制和组织协调机制，做到每一笔资金用得清，说得明；对农业项目资金要专款专用，实行项目资金和项目 “打包” 或 “捆绑” ，专款专用。 （4）加快发展农村金融合作组织，带动社会资本对农业的投入。同时应充分发挥地方政府与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各自的功能，在机制上形成一个互相支持，共同为农业产业化服务的有机统一体。
参考文献：
[1] 李焕章，等.财政支农政策与中国农业增长：因果与结构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 2004，（8） .
关键词：农产品；贸易形势；趋势展望
中图分类号：F752.6
2013年1～8月，我国农产品进口额增速明显回落，去年出现的进口激增态势得到缓解，农产品贸易总体继续保持增长。从具体产品看，玉米、小麦进口量同比下降，大米进口量大幅增加，三大谷物品种继续呈现净进口；大豆进口受巴西装运瓶颈和国内饲料需求等影响增幅趋缓；棉花、食糖在国际市场低价刺激下进口保持高位，国内价格受到打压，库存积压严重。综合考虑国内外经济走势、农产品供求状况，预计下半年我国农产品贸易形势仍较为严峻，可能会出现“进口增、出口缓”的局面。在大宗农产品净进口范围扩大、进口量增加、进口农产品价格“天花板”效应凸显的背景下，要确保农业产业健康发展，必须加强对进口的监测和调控，加强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
一、 2013年1～8月贸易特点及原因分析
本部分主要包括以下几点，分别是农产品贸易继续保持增长，进口增速大幅回落，出口增速高于上年；小麦、玉米进口下降，谷物整体保持净进口态势；大豆进口量高位回落，植物油进口较快增长，油菜籽进口大幅增加；棉花和食糖受内外价差驱动大量进口，国内价格下行压力增大，库存积压严重；猪肉进口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牛羊肉进口大幅增加，奶粉进口保持较快增长；水果出口继续下降，蔬菜、水产品出口额增长。
（一）农产品贸易继续保持增长，进口增速大幅回落，出口增速高于上年
1～8月，农产品贸易额1199.6亿美元，同比增长5.5%。其中，农产品进口额为769.6亿美元，同比增长4.2%，较上年同期25.1%的增幅大幅回落，也低于入世以来22.7%的年均增速；出口额430亿美元，同比增长7.8%，出口增幅略高于上年同期水平，贸易逆差为339.6亿美元，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见表1）。
（二）小麦、玉米进口下降，谷物整体保持净进口态势
1～8月份国际市场小麦、玉米价格处于较高水平，加之国内饲料需求不振，小麦、玉米进口动力减弱，进口量分别为213.8万吨和160.6万吨，同比分别下降20.8%和56.9%。稻谷1～8月进口158.9万吨，同比下降4%（见表2）。稻米主产国如泰国、越南、巴基斯坦具有很强的价格优势；泰国白米到港税后价只高于广州销区价32元/吨；越南大米到港价比广州市场早籼米价格大约低800元/吨。国际稻米价格持续低迷，对国内市场的影响将不断加剧。谷物整体仍保持净进口，1～8月净进口654.5万吨（见图1～图3）。
（三）大豆进口量高位回落，植物油进口较快增长，油菜籽进口大幅增加
由于降雨导致巴西港口装运能力不足，加上国内养殖行业不景气对豆粕的饲料需求下降，大豆进口趋缓，1～8月进口量4105.5万吨，同比略增4.4%。1～8月食用植物油进口616.5万吨，同比增长14.8%；进口额61.7亿美元，同比下降1.1%（见表3）。主要受主产国增产、全球经济增长缓慢以及生物能源产业需求低迷等因素影响，国际市场植物油供大于求、价格走低（见图4）。国际油菜籽和菜油价格优势增强，进口动力强劲。油菜籽进口量同比增长24%，菜油进口量同比增长67.0%。
（四） 棉花和食糖受内外价差驱动大量进口，国内价格下行压力增大，库存积压严重
由于全球棉花供大于求、库存高企，国际棉价持续下跌，2012年以来进口棉花到岸税后价仍比国产棉花销售价格大约低3000元/吨，企业进口动力强劲。2012年棉花进口量达到创纪录的541.6万吨，导致国产棉花大量积压在库。今年国家实行了国储棉抛售同滑准税配额发放按3：1比例搭配的政策，棉花进口激增势头有所缓解，但1～8月份进口量仍高达327.4万吨，加剧了国内棉价下行和库存压力。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我国对棉纱实行5%～6%的单一关税，进口棉纱不受配额限制，近年来棉纱进口呈较快增长。1～7月，累计进口棉纱174.0万吨，同比增长49.8%。这将进一步加剧进口对国内棉花产业的压力。
世界食糖市场也延续了供给过剩态势，糖价低迷，按配额内15%关税计算，进口原糖精炼后的税后均价约为4500元/吨，比我国蔗糖5700元/吨 （按475元/吨甘蔗价格推算）的税后成本价低1200元左右（见图5）。按配额外50%的关税计算，税后均价与国产糖税后成本价基本相当。受低价进口糖影响，国内糖价走低，云南昆明、广西南宁、广西柳州等5大批发市场蔗糖平均价由1月的5553元/吨降至8月的5320元/吨。由于国内外价差相对稳定，1～8月共进口233.4万吨，同比微降3.8%，基本保持不变。
（五）猪肉进口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牛羊肉进口大幅增加，奶粉进口保持较快增长
1～8月份进口猪肉92.5万吨，同比基本持平。牛羊肉进口因国内价格高涨大幅增加。1～8月进口牛肉20.9万吨，同比增长3.6倍，进口羊肉16.9万吨，同比增长1.2倍。1～8月，奶粉进口49.4万吨，同比增长24.5%。如保持目前月度进口水平，全年奶粉进口量将近80万吨，折合液态奶约为国内产量的17%。
（六）水果出口继续下降，蔬菜、水产品出口额增长
1～8月水果出口275.6万吨，同比下降4.2%；出口额36.2亿美元，同比下降2.1%。对日本、美国、欧盟等主要出口目标市场的出口额均出现不同程度下降。1～8月蔬菜出口631.5万吨，同比增长3.9%；出口额74.2亿美元，同比增长15.6%。对欧盟、韩国、美国等主要目标市场的出口略有增长。同时受新兴市场需求拉动、鱼类产品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水产品出口形势良好。1～8月，我国水产品出口额128.5亿美元，同比增长9.6%（见表4）。
二、下半年我国农产品贸易趋势展望
下半年我国农产品贸易发展趋势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的影响。
（一）世界经济形势总体向好，但总体环境依然复杂
2013年上半年，世界经济在平稳中呈现弱增长态势。从失业率、消费者信心指数、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等指标来看，美国经济增长势头表现良好，日本经济回升迹象明显，欧洲的衰退幅度有所减缓。而新兴经济体受经济危机影响日趋凸显，经济增长普遍放缓、低位运行的特征已常态化，同时随着发达经济体量化宽松政策和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负面影响的扩大，新兴经济体面临严峻的挑战。全球贸易增长动力依然不足。
（二）世界主要农产品供应充足，库存消费比继续上升
根据粮农组织（FAO）、国际谷物理事会（IGC）、国际糖业组织（ISO）、国际棉花咨询委员会（ICAC）等机构的最新预测，2013/14年度全球小麦、玉米、油籽供应充足，国际价格呈稳中趋降态势；全球大米比上年小幅增产，期末库存消费比继续上升，越南、巴基斯坦产量均保持在较高水平，泰国等主要出口国库存较高；国际食糖和棉花市场仍然供过于求，库存高企，价格下行压力较大。
（三）国内夏粮丰收，下半年生产情况总体趋好
1～8月我国农业生产发展总体稳定。夏粮生产再获丰收，总产量达到2638亿斤，比2012年增产39亿斤。其中，夏收油菜籽产量超过1300万吨，比上年有所增加。下半年还将面临洪涝、干旱、霜冻、疫病等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的考验，生产形势不容乐观。畜产品市场形势低迷，H7N9流感病毒使家禽业遭遇重大挫折。下半年随着天气转冷及节假日的增多，畜产品需求将出现季节性回升。消费回暖将带动养殖户的生产热情，国内生产将保持平稳态势。
（四）新西兰乳品安全事故爆发，国内消费者信心可能受到影响
据媒体报道，新西兰最品企业恒天然公司下属某工厂生产的浓缩乳清蛋白粉检出肉毒杆菌，可能受污染的产品被用于婴儿配方奶粉和运动饮料的生产。我国已进口的受污染乳清粉超过200吨，涉及问题奶粉超过600吨、400多万罐。国内消费者对于进口乳品的信心受挫，乳制品进口量增速可能有所放缓。
（五）预计后期粮棉油糖等大宗农产品仍将保持较大进口量
综合考虑国内需求和生产的增长、畜牧业和饲料业的发展、国内外价差等多方面因素，食糖、棉花、大米进口主要受内外差价驱动将保持历史高位；植物油和油籽进口受既成供需格局决定将保持近年来的稳定增长态势；乳制品受“恒天然事件”影响，进口增速可能略有放缓。农产品出口将受到国际市场需求不振影响，增速将放缓。下半年农产品贸易可能会呈现“进口增、出口缓”的态势。
三、未来需要关注的问题及政策建议
从1～8月贸易形势和下半年走势分析来看，应特别关注以下四个问题。
（一）农产品全面净进口态势继续保持，两个市场相互影响进一步加深
近年来，在大豆、棉花、植物油进口继续保持高位，食糖、乳制品净进口大幅增加的同时，主要粮食作物全部转为净进口。净进口产品范围已由大麦、大豆、植物油等部分产品扩大到粮棉油糖等所有大宗农产品。今年1～8月虽然小麦、玉米进口大幅回落，大豆、棉花在历史高位上也有所下降，但大宗农产品整体继续保持全面净进口。尽管粮食特别是大米和小麦的净进口量非常有限，保持很高的自给水平，有些产品在今后某些年份仍有可能出现净出口，但从10多年的发展变化看，中国大宗农产品正在进入全面净进口阶段的趋势十分明显，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的影响将进一步加深。如果说大豆等个别产业受到进口冲击后，还可以通过调整结构、腾出资源改种其他作物来减缓其实质性影响以及对农业的整体影响，那么在大宗农产品净进口范围不断扩大、进口量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农业调整结构余地有限，应对进口冲击和影响的挑战将是前所未有的。切实加强对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统筹，在更加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和资源的同时更加有力地保障农业产业安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迫切和重要。
（二）价差驱动正在成为大宗农产品大量进口的重要原因，与缺口驱动型进口相比其对产业的负面影响更加深刻
1～-8月食糖、棉花、大米等产品进口量较大，其中相当一部分不是因为国内短缺和品种调剂需要，而是受国际价格低于国内价格、内外差价扩大驱动。食糖甚至出现了以50%的配额外关税大量进口的情形。与短缺情况下的进口相比，价差驱动下的进口具有“进口价格过低”、“进口量更难调控”的特征，更容易打压国内价格、导致库存积压，对国内产业的杀伤力也就更大。在国内农业生产成本快速上升的背景下，只有农产品价格相应合理上涨，才能确保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才能使产业发展具有必要的利益激励。在价差驱动进口下，大量进口的同时国内产品却积压在库，国内价格无法随生产成本的上升而相应上涨，产业发展遭受损害，农民收入遭受损失，确保农业健康发展的难度加大。要加强对农产品进口的跟踪预警，开展产业损害调查，及时充分利用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手段，有效实施贸易救济。探索建立产业损害补偿机制，逐步建立对受进口影响较大的产区、产业和生产经营者的利益补偿机制。
（三）进口价格的“天花板”效应逐渐显现，制定价格支持政策时必须注意考虑进口价格因素
我国人均农业资源不足，特别是水土资源相对短缺，农业经营规模小，劳动生产率低，这是较长时期内难以改变的现实。尽管通过适度规模经营、科技进步等措施提高农业竞争力有一定余地，但整体看我国农业特别是大宗农产品基础竞争力先天不足，与世界主要出口国存在难以克服的巨大差距。在基础竞争力不足的情况下，通过必要的关税保护，使进口产品进入国内市场后，能在高于国内成本价的基础上与国内产业公平竞争，这是国际上兼顾好进口与国内产业的普遍做法。然而，由于我国农业在入世过程中做出了重大承诺，农产品平均关税水平仅15.2%，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粮棉糖配额外关税最高也只有65%。由于关税水平低，棉花、食糖、大米的进口完税价格开始低于国内价格，刺激了进口量的增长。随着进口量的增加，进口价格在国内价格形成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进口价格的“天花板”效应逐渐显现。在制定最低收购价、临时收储等价格支撑政策时，必须考虑国际价格因素，制定合理的收购价格，避免导致“抬高国内价格-国内外价差扩大-刺激进口”的现象。对于收购价格未能弥补“生产成本+ 合理利润”的部分，可以实行差价直补。
（四）在边境保护空间越来越有限的情况下，必须切实加强国内农业支持力度
随着国内生产成本的上升以及人民币的升值，国内农产品价格的上涨不可逆转，边境保护政策的空间越来越有限。目前已经出现了以40%的配额外关税进口棉花、以50%的配额外关税进口食糖的情形。按照当前提高最低收购价的速度，未来几年很可能出现以65%的配额外关税进口大米和小麦的利润空间。对于配额外进口部分，目前我们基本上没有调控手段。在关税保护作用日益削弱、大宗农产品进口动力强劲的情况下，为确保农业的健康发展，加强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就越来越重要。要充分利用世贸组织赋予的“绿箱”和“黄箱”政策空间，进一步加大财政支农力度、强化生产性支持，努力实现财政支持总量增加、比例提高、结构优化。要着力解决当前农村金融信贷服务发展滞后的问题，可借鉴法定储备金制度研究制定制度性措施，强化金融信贷机构的社会责任，如规定各类信贷机构用于农业的贷款比例等，确保金融和信贷资金流向农业，切实加强对农业的金融信贷支持。
参考文献：
[1]刘涛.2012年中国物价形势分析及展望[J].中国市场，2012（29）.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最新预测[EB/OL].（2013-07-09）.http：///external/chinese/pubs/ft/weo/2013/update/02/pdf/0713c.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