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版模式数字化攻略：深入开发，寻找赢利点
教育出版数字化并不难，但转型之后，如何找到符合教育自身特点的数字出版商业模式是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1.电子书包模式。电子书包(Electronic School-bag)代表着教育电子产品的发展方向。电子书包是一个组合产品，它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阅读终端，电子书包外形多如笔记本电脑式或平板电脑式，具有读写功能；其二，内容资源库，电子书包提供丰富的数字化教育资源(如涵盖了高中三年全新人教版教材的全部知识点和测试题库等)；其三，网络平台，为学生提供数字资源并对学生进行管理，促进家庭和学校，学生和老师的沟通，以及学生与学生之间的沟通。电子书包不但是一个真正的“书包”，同时也是一个数字化的课堂。在新加坡，学生的电子化教材教辅与互联网连接，通过电子邮件和即时通讯软件可与全球范围内的学生交流学习资料和学习心得，形成了全球性的电子书包。教育数字出版立体化开发，电子书包便是其终极模式。在我国，电子书包已经在上海、广东佛山等中小学开始试点，但主导的却是科技公司或电信运营商，出版社作为核心内容提供者却退居幕后。这提醒传统出版商，在产业链中如果不做出积极努力，很可能会处于被动地位。
2.网络平台模式。教育出版数字化，首先要从资源数字化开始，也就是建立教学资源库。而数字化资源数据库的积累，是发展网络平台和跨媒体复合出版系统的基础。我国高等教育出版社在这方面较早地作出了努力，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已大致完成了数据库的建设。在这一基础上，高教社建立了“高等教育出版社立体化教学网”(http：//4a.省略/)，其中所谓的4A，即Anyone、Anytime、Anywhere、Anything。该平台教学中动态形成电子教材、网络课程、资源库等，或部分课程，提供有立体化教学包。一般购买纸质课本，即可通过主教材所附赠的学习卡，使用者可以获得登录高等教育出版社立体化教材网的密码和口令，免费享用丰富的资源。网上还有课件等资源，任何读者都可以随时免费下载。其中，网络教学平台是一套完整的网络化的教学体系，它包括在线课堂教学、教学互动、课下辅助系统、课后成绩测评等一系列教学环节；它是一种师生相长的教学活动，是针对学生、教师甚至家长的服务。当这种教学方式达到较为完善的程度之后，它从某种意义上说就可以相当于同等存在的实体教学机构，能将教学资源、教学管理等融为一体，实现人机交互。目前国内多家出版社都已建立了此类平台，如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人教学习网”(省略)，江西教育出版社的“我乐学习网”(http：//省略)以及清华大学出版社的“《新世代交互英语》在线学习网”(http：//neie.省略)等等。
教育出版商适时地建设网络平台，向读者、学习者提供主动的知识服务，为受众打造多样化、全方位的需求配套产品，是打破传统出版社狭隘的“数字”瓶颈的切实有效的尝试方法。
3.移动教材模式。移动教材是教材教辅等教育资源在移动阅读器上的应用。移动阅读器主要有三类，即电子屏电子阅读器、平板电脑、手机和教育电子产品。如麦格劳?希尔与亚马逊合作，将其名下的100 种最畅销的高等教育图书在亚马逊的Kindle DX 阅读器上发行。又如，在与手机商合作方面，诺基亚与英国知名教育出版商培生集团合资成立诺培互联(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以加速“行学一族”(Mobiledu)业务在中国的发展。“行学一族”(Mobiledu)”是诺基亚在中国开发的手机渠道教育服务。该业务向手机用户提供英语学习材料与其他教育内容，客户可以通过在新款诺基亚手机上预装的应用软件读取，或通过访问该服务在中国的移动网址及大多数无线应用协议(WAP)门户获取相关内容；在与教育电子产品商合作方面，如诺亚舟作为国内学习机行业领导品牌之一，与众多的出版社和教育资源单位进行了广泛的合作，在英语同步教材和中学九门功课学习资源方面，诺亚教育网取得了广泛的授权，包括人民教育出版社、培生教育出版亚洲有限公司等。移动教材实际上是一种由教材内容商向移动阅读器分销产品的模式。大多情况下，教材内容商不生产阅读器。移动教材产业链上环节众多，整合比较复杂。但这种模式主要借用电子书分销模式。在国外，kindle和iPad等主流阅读器与教材出版商的合作常常在行业中最引人瞩目，处于领先地位。
4.开放式教材模式。开放式教材(Open Textbook)出版是一类新兴的教材出版模式，指网络出版平台向教师(作者)开放了权限，允许随时提交、编辑、更新教材内容，供读者免费阅读，而网站平台的赢利方式通过出售电子版教材或相关学习资料等其他方式实现。平世界知识库(Flat World Knowledge，简称FWK，http：//省略/)是目前最大的向世界各地的学生提供免费开放式教材的平台。FWK的诞生缘于西方教材高昂的价格、有限的选择性、内容缺乏适应性和调整性、版本迅速过时等问题。FWK提供教材在线免费阅读，而赢利则依靠售卖包装了的内容(如有声电子书)和便宜的纸本教材，为不同的电子书阅读设备提供不同电子书阅读格式(基于网站上免费的教材)等，包括学习辅导及相关材料等等。学生可以在数字版的课文页边空白上注释与评论，从而与其他学生分享见解、分析和推断，其优越性是不言而喻的。对于教师来说，FWK也有突出的方便性。FWK日前了一款名为MIYO(make it your own)的电子教材定制平台。该平台提供了一个简单的拖放式的操作界面，老师们可以按个人需要轻松移动或删除章节，或者选择和添加其他内容，而且这些内容在CC协议3下还可以被重新使用。制作完成后，MIYO自动将老师们改动过的版本存为一个新版本，然后提供在线阅读的免费版本或出售电子版等。
FWK为教材出版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教师们可以创造性地控制教材的内容，而学生们则有了更多的选择，也更能支付得起购买教材的费用，而网站平台方则不增加编辑成本。2009年时，FWK已经有44个国家，900多所学校的1 600多个教授和115 000名学生使用网站的图书，平均每个学生节约大约20美金，并且得到了贝塔斯曼、兰登书屋等公司的投资。与FWK类似的平台还有著名开放式教材平台Textbook equity (http：//省略/ )。
由于开放式教材模式降低了教材出版的门槛，缺乏严格的编审制度，电子教材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如：版权信息模糊不清；内容来源模糊不清，缺乏权威性；适用年级模糊不清；文字写作水平差，图片、照片、图表制作质量不高；内容过于零散——破碎成太多的“模块”或者“学习单元” ，不利于学习、记忆等等。可见开放式教材模式发展还不够成熟，以上问题有待解决。
5.多元化经营模式。目前，出版商仅仅针对学校市场，而忽视了在企业学习(corporate learning)、国外教育(education systems in other countries)、辅导补习(tutoring)、行业出版(trade publishing)、自学教育(home schoolers)等领域潜在的市场。出版商可以根据自身实力，选择性地进入这些领域，开辟教育出版新的赢利方式。
二、数字化人才培养攻略：各有专长，共同协作
1.编码设计师。教育出版数字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提高编辑的科技素质和应用数字技术的能力。出版社应该引进一批计算机专业的人才，或对原有编辑进行数字技术技能的培训，利用相关技术进行数字教辅的深层开发。
2.娱乐架构师。随着多媒体技术的运用，现在数字出版物往往兼具文字、音乐、图片、视频甚至互动游戏等。教育数字出版物置身于这种环境中，更应该寓教于乐，将学习性与游戏性融为一体，使读者在愉悦的体验中学到知识。因此未来教辅编辑应具备娱乐架构的意识和素养。
3.客户支持服务。教育数字出版中的客户支持服务主要指学习社区中的在线接待员和内容管理员。在网络平台中应安排这样一批专业的客服人员，及时回答用户提出的问题，帮助用户解决遇到的困难。内容管理员则须及时更新网站内容，不断提供新知识，并及时删除容易造成不良影响的垃圾内容。
4.数字版权保护。我国的数字出版环境混乱，盗版产品充斥市场。数字出版使复制盗版及私自变相大量传播变得更加容易，而且教育图书内容多非原创，同质化现象严重，一旦被盗版，很难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因此，在数字化内容滋生的时代，我们需要这样一批数字版权保护人才，来及时发现盗版内容的网站，并坚决打击盗版。
5.数字版权贸易。在数字出版领域，同样存在版权引进与输出的问题。因此需要版权贸易方面的专门人才，站在国际视野上，吸收、引进国外优秀数字化教育资源，更要推动我国本土数字教育资源“走出去”。
6.高水平管理人才。出版社还应通过现代出版企业制度改革，制定和实施对各类人才有较大吸引力的人事制度，引进一批在数字出版方面具有开发管理经验的高水平人才，能够整合各种网络及社会资源，带领团队不断创新，开发新产品。
三、结语
教育是一个各类新技术得以集中施展的领域，而教育出版也应该跟上时代步伐，努力打造属于自主的高品质的数字化教育资源，为我国教育现代化事业贡献力量。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09YJA870022)研究成果
当前，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传承越来越重视，学术界对非遗教育传承方式的论述、各地对非遗教育传承方式的实践研究和经验总结也越来越多[1]。斗门区是珠海市西部行政区域之一，占地面积较大，人口近60万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有50多所，近5万名学生。斗门有着较为悠久的历史文化，民间蕴藏着较多的民间传统文化艺术，如水上婚嫁、竹篾帽少女舞蹈、黄杨曲艺、乾务飘色和腰鼓等等，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非常丰富，国家立项有2项、省级立项有3项、市级立项有10项、区级立项有6项，共21项。为进一步了解斗门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传承情况，笔者随机抽取了200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从“关注度”、“了解途径”等维度对中小学生传承情况进行重点探析。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对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关注度比较低，“经常”、“不时”关注的比例比较低，只占25%，还有45%的学生很少关注或根本没有关注，通过社会教育的方式在青少年学生中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明显不足。从学生了解途径来看，学校通过正规的非遗课程实施教育基本没有，学生主要通过数字化媒体了解，占53%，其次是通过身边的人介绍，占27%。可见，数字化媒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
二、斗门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传承的意义
（一）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
目前，随着多元文化的冲击，年轻一代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同感和保护意识正在减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也非常困难。虽然家庭教育传承和社会教育传承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重要方式，但家庭教育主要通过口口相传，不利于非遗资料的整理和保存，在传承的过程中容易造成技艺和文化资料的遗失，并且传承的面也很窄；社会教育传承缺乏规范化、经常性的特点，对非遗的传承也很有限[2]。而学校教育传承则可以弥补这些不足，学校可以通过组织编写正规的教育读本，运用固定时间组织实施，并且可以形式多样、全员式进行，这样，就可以更加有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教育传承和保护。
（二）有利于完善学校课程体系
根据课程改革的要求，学校要研制“学校课程规划方案”，构建学校课程体系，主要包括国家课程校本化、综合实践和校本课程设计开发。校本课程的设计开发主要是满足个性化的学习需求，尊重学习的选择性,而要合理规划校本课程方案，主要要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需求分析，也即合理性论证，主要是学校的培养目标、社区发展需要和学生的课程需求等，这是校本课程开发的必要性论证。二是可能性论证，就是学校可得到的课程资源，包括学校历史传统、社区文化等。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社区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可以为学校提供丰富的课程资源。
（三）有利于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素质教育和技艺培养
义务教育阶段是青少年成长的关键期，也是各种素质培养和能力提升的关键期。在中小学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一方面，有利于培养青少年学生对区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从而增强爱祖国、爱家乡的意识；另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的文化资源有助于学生素质提升，传统技艺的学习，有利于提高学生动手能力和实践能力。
三、基于数字化环境下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义务教育阶段传承的途径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活化的社会记忆，口口相传和单纯的文字记录很难保持原样，会发生变形甚至断裂[3]，如果用音频、视频等数字化媒体作为补充，必将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而青少年学生又是使用数字化媒体最为活跃的群体，并且随着教育信息化的不断推进，学校和家庭也为学生提供了使用数字化媒体的平台，这就决定了利用数字化媒体将更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中小学传承。下面就以珠海市斗门区为例，提出一些基于数字化环境下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义务教育阶段教育传承的途径，供大家参考。
（一）组织学生学习信息技术非遗校本课程
课程是学校教育的重要载体，在学校教育教学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信息技术课程在注重学生信息素养培养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学生动手操作、实践能力的培养，教材中有丰富的操作实例。为让学生更清楚地了解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把信息技术国家课程校本化，用斗门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料置换原来的资料，让学生学习操作信息技术的同时，加深对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了解。如在“word综合排版”一节当中，把珠海市斗门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水上婚嫁”的资料作为素材，让学生编辑，从而让学生加深对“水上婚嫁”内容的了解。
（二）制作非遗网络小游戏
符合青少年学生特点的网络小游戏，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动力，体现学生在“玩中学”的理念。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很多技艺传承和文化展现，可以制作如“闯关”等网络小游戏，将斗门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传承技艺和展现形式作为闯关的障碍，学生如果想得到积分或闯关成功，就必须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和技艺的学习。
（三）组织非遗网络作品制作比赛
为推动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国家每年都举办青少年科技创新能力大赛，其中，电脑绘画也是创新大赛的重要内容。基于此，珠海市斗门区在第十一、十二届中小学师生电子作品大赛中，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科技创新大赛结合起来，要求电脑绘画的制作题材必须是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且在展示的时候解释作品的内容，这样，学生在参加电脑绘画比赛时，就必须加强对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习。
（四）制作非遗网页和非遗微信平台
在数字化媒体蓬勃发展的大环境下，学校也积极转变思路和策略，要将数字化媒体和传统的教育教学方式结合起来，以数字化媒体辅助教育教学，数字化媒体在学校教育教学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鉴于此，珠海市斗门区在传承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中，既组织编写了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校本教材，也制作非物质文化遗产网页和非遗微信公众号平台，让学生有更多选择学习方式的机会。另外，网页带有的音频、视频资料，直观展现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现形式和制作技艺，也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降低学习的难度。
四、结语
关键词：汉语国际教育 数字化 教材 建设
中图分类号：H19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97（2013）09-0079-04
作者简介：马春燕（1981―），女，浙江浦江人，浙江大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博士生，浙江理工大学文化传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汉语国际教育等。
近年来，“汉语热”在全球持续升温，每年来华留学生的规模以13%左右的增速发展，这大大促进了我国的汉语国际教育教学。教育部公布的数字显示，2012年共计有来自200个国家和地区的328，330名各类外国留学人员分布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690所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其他教学机构中学习①。
汉语国际教育事业发展虽快，但三教（教材、教师、教法）问题始终制约着该项事业的发展。[1]许嘉璐先生在2012年第四届全国汉语国际教育人才培养论坛暨专业硕士培养工作研讨会上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一定要提高汉语国际教学的质量和水平，否则，三年后将掀起关闭孔子学院的高潮。汉语教学质量的不断提高，有赖于三个方面：一是要有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二是要有一系列高质量的汉语教材；三是要有行之有效的好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2] 其中教材是汉语国际教育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教材和教学资源是教学的主要依据，是学科发展水平的综合体现。
一、国际化背景下对教材的要求
虽然经过二十多年的开发和研究，我国汉语国际教育方面教材的研究和编写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随着学习者和学习方式的转变，现有的教材已不能很好地满足汉语国际教育教学的需求，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因地制宜”能力差
现在的汉语国际教育教学已变“招进来”为“招进来和走出去并举”，变“汉语国际教育教学”为“汉语国际教育教学与国际汉语教学并举”。目前的汉语教学不再局限于对来华留学生进行教学，全球孔子学院的建立，各国教育机构开设的汉语课，都使汉语教学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据国家汉办《孔子学院发展规划（2012-2020年）》，到2015年，全球孔子学院将达到500所，中小学孔子课堂达到1000个，学员达到150万人，其中孔子学院（课堂）面授学员100万人，网络孔子学院注册学员50万人。汉语学习场所由中国扩展到世界，这就要求教师、教材能够迅速地适应不同的教学对象和教学环境。虽然目前有不少出版社推出了不同语言版本的教材，但是因地制宜除了语言要求外，更深远的是对文化和习惯习俗的需求。
（二）“因材施教”能力差
教材开发的最终目的是满足教学和学生的需求。教学对象和教学场所的多样化必定引起教学需求的多样化。一方面，学习者从单纯的汉语学习转变为语言学习和文化学习并重；另一方面，本土学习者缺乏汉语环境，而目前传统的教材仅适合课堂使用，无法提供语言环境。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的迅猛发展，使得汉语学习者的年龄层跨度越来越大，不同年龄层的学习者也对教材和学习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材应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制定出具有针对性的内容和方案。
另外，随着国与国之间交流的日益频繁，短期学习者的数量在近几年也增长迅猛，但短期教材却极度贫乏。
（三）“与时俱进”能力差
传统的教材更新慢，雷同现象严重，重复建设现象突出。这些严重阻碍了国际汉语传播的进程，牵制了由此衍生的其他国家层面的战略性思考。[3]随着信息化加速和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数字图书因其便携性、互动性、立体性得到了人们的青睐。西方国家已经提出了“无书包”“无校园”和“无教师”的教学模式。我们首先要建立大规模数字化汉语教学资料库，给各国汉语教师提供选择、拼接教材的方便，可解决某些国家和地区教材不足的困难，也可帮助教师合理应用教学法，提高教学能力，部分缓解教师不合格的矛盾，并为培训教师提供更多资源。[1]
《孔子学院发展规划（2012-2020年）》指出，到2015年派往孔子学院的专兼职合格教师达到5万人，其中，中方派出2万人，各国本土聘用3万人。汉语国际教育教师的缺口和差异将会进一步扩大，无校园、无教师的教学方式也为解决我国汉语国际教育师资缺口的问题提供了思路。
二、数字化汉语教材出版的可行性分析
（一）政策的扶持和推动
我国《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纲要》和《关于加快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报告的若干意见》都明确指出要大力加快我国数字化出版步伐。国家汉办《孔子学院发展规划（2012-2020年）》明确表示：“到2020年，要基本实现国际汉语教材多语种、广覆盖。基本建成功能较全、覆盖广泛的中国语言文化全球传播体系。与国内外出版社密切合作，打造编写、出版和发行一体化的教材供应体系。建立国际汉语教材资源库，为教学法研究和教材编写提供信息服务。建立中国语言文化国际传播数字平台，帮助世界各国汉语学习者用母语上网学习，鼓励和支持各国孔子学院开展远程教学。”
（二）科技的发展为教材的出版提供了技术支
持
数字化教材研发要与电子技术相结合，与网络平台相结合。如积件系统、E-Learning、云计算等技术的开发运用，都为数字化教材的开发提供了技术支持。
在信息化浪潮下，西方教材出版业的数字化转型不管在广度、深度还是力度方面都领先于世界水平。早在2007年年底，美国的白宫科技办公室与国防部共同推动了高级分布式学习先导计划（Advanced Distributed Learning Initiative，ADL），希望通过“教材再用与共享机制”的建立，来减少教材开发时间和成本，平台的建立能让学习者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通过任何装置（如计算机、手机、网络电视等）获取所需的学习资源。2012年4月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以下简称“FCC”）和教育部召集苹果、英特尔、微软、谷歌等公司举行会议，讨论制定具体措施，计划未来5年在全美K-12公立学校普及数字化课本。[4]CK-12基金会开发的Flex Book平台为高中教学提供数学和科学模块，大大满足了个性化学习和自我学习的要求。
（三）我国出版界的有益尝试
据报道，人民教育出版社在数字出版领域已扬帆启航，2011年成立了数字出版部，2012年成立了数字出版公司[5]，还制定了“十二五”数字出版发展规划。
2012年，外教社两项数字出版项目获得了专项基金资助，其中“交互式外语数字教材编纂系统的研发”获得了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上海市新闻出版专项资金40万元，另一项“基于电子书包平台的外语电子教材平台”获得了2012年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扶持资金150万元。
在汉语国际教育方面，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也积极推进数字教材体验平台的建设，另外还推出了针对中文教师编写教材和日常备课的实际需要的工具软件。该软件除了帮助教师编写教材外，还能评估教材的难度和质量。这为实现汉语国际教育数字化教材建设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四）汉语教材和教辅材料的研究和出版
近几年出现的教材大多配有较为齐全的辅助材料，除了有主要课本之外，还有教师用书、练习册、家长用书等，另外课件、音频、视频等方面的配套资料也在增多，还有不少出版商提供了可供下载的网络拓展知识。
在教授汉语比较成熟的国家和地区（如美国），本土化的教材也层出不穷，如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耶鲁大学出版社、Cheng & Tsui出版公司都出版了一些汉语教材，这些教材结合当地学生的学习特点和本土化的知识，能使学生在学习时有亲切感。但是这些教材往往使用面比较窄，没有得到很好的推广。
汉语国际教育学习网站的建立。美国教育部门主办的“阅读中文网”“学写汉字网”“中国语言文字网”“汉语国际教育辅助教学网”都帮助学生提高阅读、书写汉字的能力。这些网站图文并茂，配有大量音频、视频、动画素材，生动灵活，深受学习者喜爱。我国汉办网站http：//专门开设了在线孔子学院http：//，该网站可使用10种语言，并按照使用者的不同开发了学汉语、教汉语和汉语考试板块，按照年龄开发了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的相应汉语课程，按照汉语水平设置了初级汉语、中级汉语和高级汉语的相应课程。汉语学习者既可以在这里在线互动学习汉语，也可以浏览中国文化（文化集锦）和查阅相关书籍（数字图书馆），还可以了解中国的新闻（新闻汉语）。在线孔子学院为汉语国际教育数字化教材建设做出了很好的尝试和示范。
工具类汉语学习网站。这类网站主要提供对汉语学习起支持作用的软件服务，如词典、拼音输入、翻译等。如“在线新华字典”。值得一提的是“线上中文工具”与全球最大搜索引擎google联网，不仅提供词典功能，更提供语言、文化常识，如中国人的姓氏、中国的数字文化等。
另外，教辅资料的研究和开发也为立体化数字教材提供了援助。文化类的如《中国的世界遗产》（英文、日文两个版本）、《中国文化欣赏》《中国国情课件》《中国文化课件》《博览中国》等，都是很好的现成视频资料；语言类工具书如《汉字演变五百例》《汉语近义词典》《对外汉语常用词对比例释》《HSK汉语8000词》等。
（五）阅读工具和阅读方式的改变
信息时代的到来，使人们的阅读习惯发生了改变，尤其是年轻人和发达地区的人们，而这些人恰好又是汉语国际推广的主要对象。美国学生拥有平板电脑的比例已经高达76%，拥有笔记本电脑的比例更是高达85%以上。[6]智能手机、iPad、Kindle阅读器、电纸书、iBook等数字终端产品的热销和普及，使得纸质出版物逐渐失去了市场主宰的地位。
网络覆盖的进一步扩大，使得这些功能强大、携带方便的数字产品深入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再加上生活节奏的加快，使得大部分人对携带、储存方便，互动性强，个性化程度高的产品的需求更为急迫。
（六）数字化教材突显的优势
数字化教材有别于传统教材，它利用多媒体技术将传统纸质内容进行数字化处理，转化为适用于各类电子终端的互动性教材，其优势在信息化时代日益得到凸显。
从出版商的角度看，数字化教材比纸质教材更具经济性、便捷性和环保性。而且对于出版社，数字化的教材格式让教材定制、操作起来也非常方便。数字化也有利于教材的拓展，如进一步开发出医学汉语、科技汉语等专业汉语教材。目前专业汉语教学的困境是汉语教师不懂专业术语，专业教师不懂汉语教学，数字化教材的立体性和互动性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从使用者的角度看，有时候学生们需要的仅仅是一本书中的某几章，或者是几本书中的某几章来辅助学习，借助定制教材，读者可以不用为对自己无用的内容买单。[5]FCC的研究显示，如果使用数字课本取代传统的纸质课本，每年每名学生可以节约至多250美元成本。[5]
数字化课本还能带来更具针对性、趣味性的互动学习体验。美国教育部全国训练和仿真协会最近进行的研究显示，数字化学习环境能够将学生学习一个主题的时间减少80%。另外一项研究显示，93%的教师认为，电子白板是一种积极的学习工具，81%的教师对平板电脑也持这个态度。[6]
数字化教材的这些优势也进一步推动其实现全球化。
三、汉语国际教育数字化教材建设设想
教材数字化并非简单地将纸质教材转化为数字图书。数字化教材要十分注重内容和制作方法，因此，要求从业人员具备专业和数字技术的双重知识和能力，在制作中要时刻体现并突出以下几点。
（一）针对性
数字化教材要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学习者的学习特点开发本地化教材，体现因地制宜、与时俱进、因材施教，改变过去“以我为主”的教材编写观念，特别要注意学习者的年龄、文化、喜好，及中国文化与当地文化的结合。
从操作层面上来讲，可以首先建立一个庞大而细致的资料库。前文已述全球已经有大量的汉语教材在使用，我们可以挑选在全球有一定影响的教材，并对这些教材的适用范围进行合理标注，如学习者情况（母语、国家、民族、地区、年龄、使用效果等）、内容（语言内容、文化内容、使用要求等）、配套（练习册、教师用书、视频音频资料等），针对学习者的具体情况做出判断，主动为学习者配置适宜的学习资源和相应的交流渠道。
（二）立体化
数字化教材能够克服传统教材形式单一的缺陷，满足现代学习者多种学习方式的要求，促进优秀教学资源的整合和利用。
建设中应该充分利用图书、多媒体和网络等不同介质的优势立体化开发教材，另外还要注意跟语言知识、文化知识、社会热点相结合，跟语料库相结合，跟教材使用地、使用人的个性相结合，还要体现出对学习者学习知识的拓展，在掌握了相应的语言文化知识后，给出相关的拓展知识导航供学习者选择。
（三）互动性
数字化教材的互动性不能单纯地体现在以往远程教育的可点读，有授课视频，实现师生互动、生生互动上，还要体现在教学相长上。通过对师生问题的积累，建立有利于学习的语料库（如文化冲突库、语言偏误库等），这些问题可供全体教学、研究者研究，实现研究成果共享，再反过来给学生提供更好的针对性的、个性化的服务，促成螺旋式上升的良性发展。
另外还可以通过对教学资源进行系统评估和整合，及时反馈出现的问题，进一步改进互动工具，甚至还可以建立一个更为庞大的社区体系，让世界的语言和文化在这里得到碰撞和融合。
四、结论
未来学习必然经历“无书包―无校园―无教师”的发展，教材的发展也必定要走一条“传统出版─局限于内容电子化的主流数字出版─为电子教材提供在线学习工具和在线教学服务的延伸数字出版─提供内容深度挖掘加工和高附加值的增值服务的深入数字出版”的道路。[7]汉语国际教育作为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一个学科，有能力、也必须走在数字出版的前沿。
注释：
①以上数据均不含台湾省、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
参考文献：
[1]周小兵.建设数字化国际教学资源库[J].华文教学与研究，2010，（1）.
[2]陆俭明.再谈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学科建设问题[J].长江学术，2007，（2）.
[3]吴志山.定制式数字化汉语教材辅助分析与重组方法研究[D].北京：北京语言大学，2009.
[4]竹子.美教育部拟5年普及数字化课本 苹果三星等参与[DB/OL].http：///20120331/n339524560.shtml，2012-03-31.
[5]刘霄.中国教材出版如何应对教育资源数字化？[N].中华读书报，2012-08-22.
数字教材与纸质教材
数字教材是未来趋势，必然会对纸质教材带来冲击。但目前阶段，纸质教材仍在课堂中占绝对主要地位。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纸质教材和数字教材还将并存。随着数字教材产品的研发越来越成熟，数字教材将逐渐占据主要位置。
在实际的课堂当中，无论数字教材还是纸质教材，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教材是纲，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引导教学，但要取得最好的教学效果，仍需要教师对课堂进行合理的设计和安排。
传统出版行业的专长是把内容通过合理的方式推送给需要的人。数字时代，依然需要这些人将好的内容通过恰当的呈现方式推送给需要的人。但要在数字出版大潮中不落伍，出版社需要在资源的积累、资源的数字化以及产品研发经验积累方面加快步伐。
数字教材的优势
教材是承载教育目标的实体，是教师教学活动设计的最基本的依据。好的教材能够充分体现课程标准，引领和辅助教师完成各项教学任务，达到既定的教学目标。相对于纸质教材，数字教材具有先天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充分互动。通过数字技术，教学内容和教学资源以多种媒体方式呈现，可以灵活地实现各种排列和重组，实现人与内容、人与设备的互动，增强学习的趣味性，促进学习的主动性，提高学习效率。好的数字教材，还能够通过活动的设计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并借助网络技术搭建人与世界互动的平台。
（2）海量资源。由于数字教材的数字化存储方式，使得资源在数量上可以得到充分的扩展。好的数字教材，能够实现个性化定制、减轻教与学双方面的负担，从而使资源的价值最大化，并能够通过数据分析使资源分类更为科学合理。值得一提的是，数字教材中的资源并非越多越好，若要使教学双方能够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必须将资源有序化，使得资源的呈现是合理的、符合教学实际需求的。
（3）过程记录。数字教材中信息技术的运用使得教与学的过程记录变得简便易行，教学过程中的行为记录、数据统计分析将为教师设计教学活动、了解学生学习状况提供依据，为学生的学习提供评价、诊断、改进方案以及资源的定向推送，从而能够为教学过程科学化和个性化提供条件。数字教材的设计中，要考虑如何利用技术的优势解决人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成为人的智慧的补充，从而既发挥数据的作用，又不被数据所局限。
数字教材能够避免人为因素对于教材理念实现所造成的干扰，使教与学回归本质，更好地实现课程标准所设定的各项教学目标。除了这些教学方面所具有的优势，数字教材在生产方面所独具的节约资源、可反复利用、不受地域限制、直接面向读者、为学生在物理与心理方面双重减负等特性也让数字教材在未来有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数字教材研发
数字教材的研发和使用是未来教育信息化的趋势，将在教育信息化进程中起重要的作用，所以数字教材的研发显得尤为重要。只有经过精心设计的高质量的数字教材，才能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优势，并能够贯彻科学的教育理念，引领新的教学模式。下面以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以下简称“外研社”）研发的“iEnglish基础教育数字教材”为例，探讨数字教材研发的要点。
外研社研制的“新标准”一条龙英语教材在执行课程标准、贯彻科学理念、教学实际可行几个方面都得到了教师和学生的认可。但纸质教材本身在容量、呈现方式等方面的局限，使得教材编写者的意图不能全部完整地体现，与教材相关的资源也不能充分合理地展示，在教材的使用方法上也难以有重要突破。因此，外研社邀请教材主编，依据原有内容和框架，结合现代信息技术，开发了外研社iEnglish基础教育数字教材。
在设计方面，该数字教材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以深厚的资源体系为支撑，以教与学的过程为轴线，以教学活动为基础，以多样的呈现方式为载体，以现代信息技术为辅助。整体设计尊重教学规律，教学目标清晰，并在教材内部给予教师以教学指导。同时，该数字教材针对教师和学生设计了不同版本，呈现了不同特点。
教师版首创基于教学设计的具有清晰教学流程的教学活动。纸质教材由于篇幅的限制，一个单元只能容纳4～6个活动，真实课堂上教师一节课约需10个～12个活动。为此，教师版教材中每课的活动拓展为10个～12个，满足教师基本的教学量。教师版配有“导教”模块，教师可以无障碍完成本节课的教学任务，从而减少由于教师能力差距造成的课堂质量差距，既能够部分解决教学公平问题，也能够基本解决质量问题。
学生版则基于纸质教材的原版原式，以此减轻学生对数字教材的接受难度，缩短学生的适应时间，使学生更快进入数字教材的使用氛围。在纸质教材的基础上，学生版增加了多种数字特性。首先，富媒体呈现，数字教材变成一个可以发声、可以播放动画、可以点读的有声有色的书；其次，学生版中嵌入了先进的语音引擎，可以对孩子按照准确度、韵律、流利程度等多个维度进行音评测；再次，数字教材学生版还为学生提供多种学习工具。
教师版与学生版呈现方式不同，但内容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后台也将打通，实现课堂管理，记录教学过程。其功能设计丰富，既可用于课堂，也可用于课下；既可由教师在大屏幕上展示使用，也可以一人一机的模式创设一对一互动课堂。针对目前实际应用场景，该数字教材适配于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交互式电子白板和手机，并可与点读笔结合使用。
为将科学的教学理念传递到课堂，并实现教材设计之初所设定的目标，外研社还为数字教材的使用提供强大的服务支持，包括课题研究、教师培训、教学指导等。目前，该数字教材在全国各大区的试点反响良好。
通过以上案例，可以看出，检验产品生命力的标准是教学效果，数字教材开发的终极目标是满足教学需求。为使信息技术真正深入到课堂当中，各教材出版单位都应当深入教学一线了解需求，花大力气研制真正满足需求的数字教材，并提供相应的服务，以便促进教育信息化走向技术与教学的双向融合，达到“公平、优质、个性化教育”的目标。
数字教材开发面临的问题
一、“常青藤”学长制的产生背景
1、基于数字化环境下高校学生管理的需求计算机网络的发达带来的QQ、飞信、人人、微博、微信、陌陌等多种软媒体的无限蔓延,昭示着我们已进入数字化时代。数字化生存环境对当代大学生在思维模式、语言特点、行为方式、心理意识等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学生人数不断增加,学分制的推行,使得以班级为纽带的联系逐渐淡化,学生之间缺乏一个特别稳固的团队形式来组织,渐趋松散,再加上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人员数量相对较少,使得学生工作在突然间陷入被动局面,有些地方还出现了“真空”状态,迫切需要新的教育管理体制进行弥补。数字化环境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利用网络的显性和隐性方式积极“营造显隐结合、以隐为主的宽松、自由与自主氛围,通过感人情境、优美艺术、多样语言与多彩活动等教育信息依托、渗透、潜藏到网络信息中”①。如何通过树立品牌进一步创新数字化环境下学生教育管理模式,促进数字化生存状态下大学生的成长成才,成为当前高校一线的学生工作者———高校辅导员面临最严峻、思考最深刻的问题。
2、基于国内外学长制实施的实践经验“学长制”(英文为“StudentMentoringScheme”简称“SMS”)是在国际上和港澳台地区普遍推行的一种学生自主管理模式,指在高年级学生中挑选政治觉悟高、成绩优秀、有一定工作经验的高年级学生,经过培训,对新生开展帮扶、指导、教育,引导和帮助新生尽快地度过入学适应期的一种管理模式②。早在15世纪,英国的伊顿公学就出现了学长辅导制度③。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学长辅导制度在学业、心理、生活和社会实践都已经发展的很成熟。日本早稻田大学将学长制纳入学分,西澳大利亚大学的学长制作为新生始业教育的组成部分。在我国,这项计划于1998年试行于香港城市大学,现已在香港各大、中学校广泛应用。近年来,内地的北京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山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温州大学等几十所高校陆续启动了此项计划,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3、基于当前学生工作多元化的思考学生管理工作的事务性越来越复杂,如何将繁杂的事务条理化、规范化、清晰化也成为学生工作管理者思考的话题。这就需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有一定的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结合数字环境下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特点,树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品牌意识,不断开拓工作思路,寻求新方法,探索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的新范式。新生不适应大学生活,往往较难很快地改观其在高中应试教育体制下形成的封闭型、自我型心理状态。高校实施学分制,给学生带来了更大的自主发展空间,学生可以根据需要选择部分课程,选择过怎样的大学生活。但这种选择有可能是片面的,不科学的,如果对于新生有了较为贴切和细致地指导就可以少走很多弯路。但是光靠辅导员一个人的力量,远远不够。为此,江苏师范大学信息传播学院专门成立了学长计划项目组,团队成员深入学习调研了国内外学长制的实施概况,实际调查了我院新生的需求状态,从理论上探讨了学长制的可行性,并于2009年在实践中实施“常青藤”学长制。“常青藤”寓意朝气与蓬勃,积极与向上。同时,美国的常青藤高校是顶尖名校的代名词,常青藤高校的理想是培养一个完美的人,一个能让自己快乐也能给别人带来快乐的人。给学长制冠以“常青藤”,便于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中让学生们乐于接受和印象深刻,进而打造基层学生工作的品牌。
二、“常青藤”学长制的实施和模式构建
1、“常青藤”学长制的实施与运行“常青藤”学长计划是由学生工作领导小组策划、组织,选拔和培训一批高年级学长,组成“常青藤”学长队伍,通过构建1位学长辅导4-5位新生的学生互助网络。从大二、大三年级中选拔各方面表现优秀或有所特长的学生,能够积极主动地去辅导低年级同学,从而使同学们更快地适应大学生活,更好地度过大学时光。“常青藤”学长团队由不同专业、不同班级,或者学习成绩优异,或者专业上学有所长,或者科研成果丰硕,或者组织管理能力较强等几方面或者某方面突出的高年级学生组成。学长人选的产生经过自主报名、上一届学长推荐、班级推荐和综合确定四个步骤,学长入选后进行统一培训才正式和新生见面。培训内容主要包括如何管理好你的辅导队伍、建立密切良好的关系等。第一学期末提交“常青藤”学长工作总结和“常青藤”学长意见反馈表,通过学长自评、被辅导同学评测和学院学生工作领导小组测评等几个方面进行学长工作的中期考核,督促做好第二学期工作。第二学期5月份,面向全院大一、大二、大三招聘下一届学长。
2、学长制实施存在的问题“常青藤”学长制自实施以来,选拔了57位各方面表现优异的同学,通过各种方式与新同学建立了良好的互助关系,不仅在专业学习上给予了悉心的帮助与指导,也与他们在生活上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然而,由于时间上的相对不宽裕,对于学长的各种培训不够充分,“常青藤”学长们对工作不够熟悉,也凸显了一些问题:(1)学习活动开展较少。有的学长因专业赛事多、学生干部事务多等,而与学弟学妹们日常面对面交流较少,专门的学习活动开展也较少,这使得“常青藤”学长计划的开展失去了其原有的意义。(2)生活中交流不够多。一些学长在提供学习上指导的同时忽略了对学弟学妹们生活以及心理动态上的关注。对新同学们的指导应渗透于大学生活的方方面面,真正的用心去倾听去关注他们才会使交流互动更有意义。(3)在辅导低年级同学时耐心不足。也存在极个别的学长,忙于自己的事情多,辅导学弟学妹耐心不足的现象,这一点对于新一届学长的遴选起到了借鉴作用。新同学们对大学的学习生活都相对陌生,作为一个过来人,应对他们保持以真诚及耐心,这也成为了日后遴选学长的最重要条件。
3、“常青藤”学长制实施模式的构建结合半年的学长制的实践,学长计划项目组对调查条款进行了修订,大量地搜集了学长及被辅导的低年级新生对于此项制度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有针对性地调整了学长计划的相关活动安排、制度要求,一定程度上规范了学长从遴选到考核的所有流程。体制上的健全和制度上的严格,使学长制开始从稚嫩走向成熟。为了便于学长团队的管理,缓解学院学生工作人员的压力,进一步加强学生的自我教育与自我管理,设立了学长事务委员会,来专门负责“常青藤”学长计划的具体实施工作。学长事务委员会和年级事务委员会、专业事务委员会平行,同时隶属于院学生会,总体负责“常青藤”学长制的实施,从事相关计划、规则的制定,遴选学长及部署培训事宜,并且对学长的工作进行指导和考核。新生可以通过反馈机制对自己学长的辅导情况进行反馈,通过考核机制对学长进行测评。学长要帮助新生更好更快地适应大学各个阶段的学习、生活和工作,消除心理上的困惑与恐惧,使大学生活更加充实而多彩,也为今后的人生之路做好前期的积淀和准备。学长遇到辅导中无法解决的问题时可及时与学长事务委员会联系寻求帮助,同时注意自身素质的提高,以实实在在的工作为低年级同学服务。结合90后大学生数字化生存状态下的特点,我们搭建了“常青藤”学长的网络交流平台。“常青藤”学长QQ群,主要用于即时的通知和在线的交流;“常青藤”学长博客,主要用于适时的、定期的交流,是不同专业小组进行小组内交流和小组间交流的平台,是资料保存和非在线交流的载体。老师可以通过这些网络平台,监督和指导学长的工作。同时也向更多的老师和同学公开网络交流平台,使更多的人关注“常青藤”学长,评价学长的工作,不断地激发学长的工作热情和内在的动力。
三、“常青藤”学长制运行的意义分析
（一）移动互联网社区教育的影响
自1990年开始，我国政府开始运行远程教育体系，并以此作为我国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随着社会改革的不断调整，自21世纪以来，我国大力改善教育体系，变革应试教育方法。另外，随着科学技术不断深化，互联网时代的创新手段也被应用到教育教学中。可以说，数字化社区教育的发展不仅使我国逐渐成为学习型社会，还使我国的社区制度建设迈上了新台阶。随之开设的“全民学习”，也得到了广大民众的追捧。同时，社区教育的斜跨式升级也促进了我国教育领域的优化改造。
（二）移动互联时代数字化社区教育的作用
日常生活中，居民可在数字化社区的背景下学习知识，数字化社区教育具有资源丰富、使用便利的特性。民众不仅可以通过网络信息相互沟通，还可共享资源，借鉴学习，共同进步。
（三）移动互联时代数字化社区的更新发展
近年来，一些新型教育手段逐渐融入我国教育行业，如网络教学、FlippedClassroom等。我国的社区教育在历经十多年发展后，也开始优化升级。就目前的发展趋势看，未来发展，社区教育与网络教育以及FlippedClassroom相融合成为社区教育的必经之路。如今，数字化社区教育已经和网络信息相交融。2014年，我国颁发的《中国移动互联网统计报告》显示，我国网民数量已达6.85亿，比2013年增加1500万人，尤其是使用手机上网的人数逐年增长。这一现象预示未来的教育发展中，手机网络将带动多个行业急速升级。这也说明，我国的数字化社区教育可以建设在线式平台网络，实现与移动网络的有效融合。目前，我国地域发展不均，经济水平也存在差异，一些发展地区的社区数字化教育停滞不前。一是因为科技网络的发展将社区学习者的时间分割，二是因为我国的数字社区教学没有紧跟时展进行整改，阻碍社区未来发展的脚步。我国一些发达地区并没有受这些因素影响，如上海，推出学习平台，旨在实现资源共享，让社区居民在任何地点都可以进行学习。另外，我国东北地区将微课逐渐应用到大学教学，实现社区资源教学在线平台和移动式微课的资源共享。事实证明，我国社区教育未来发展过程，一定会依赖网络和移动式教学进行改革。
二、加强数字化社区教育的措施
（一）创新数字化社区教育教学手段
数字化社区教育是以数字化技术为基础，运用先进的教学管理模式和管理手段对社区内居民进行教育的活动。与传统社区教育相比，数字化社区教育具有明显优势。在对居民进行数字化教育过程中，首先，可学习，即运用数字化教学资源进行集体教学，通过口传面授，更好地帮助社区居民掌握数字化技术，提高他们数字化资源使用能力。其次，可开展合作学习活动，即由数字化社区教育管理者建立交流学习平台，给社区居民提供共同的学习环境，在平台内进行网络学习，探讨学习中遇到的问题。最后，进行个体学习。这种学习方式在社区教育中比较常见，也是最能显示学习者学习能力和主观能动性的方式。这些教育方式的相互配合，不仅能提高社区的数字化建设水平，更能调动更多社区居民加入数字化社区教育学习。
（二）开发数字化社区教育资源
开发数字化社区教育资源是促进社区教育发展的主要手段，是一个不断积累、积极创新和逐步优化的过程，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第一，开展具有特色的实地街道调查，对数字化服务社区进行课程资源调查走访，收集相关资料、视频等，然后进行分类整理。第二，制定相关数字化社区教育相关标准，利用现阶段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方式管理和规范教育资源，建设一定标准的数字化社区教育资源。第三，创新模式，联合本区域高校开发新模式，利用技术优势形成高质量的数字化教育资源，实现本土化数字教育资源发展。
（三）构建数字化社区教育服务平台
高效管理能充分发挥教育资源价值。因此，要构建数字化教育社区服务平台，把社区居民始终放在重要位置，保证其能得到良好、舒适的教育资源，达到共享教育资源的目的。首先，应依据社区特色形成全民学习以及终身学习的教育理念，建立符合相关标准的涵盖文化、生活、历史等方面的学习资源体系，实现统一管理、学习、考核的目标，密切结合社区居民就业等信息，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其次，建立全方位、多元化教育资源。注重资源教学内容，以实际需求为基本导向，挖掘具有一定适用性和多元性的资源。最后，提供远程学习服务。不断提高社区、镇教育体系的结合和互通，建立学习支持系统，通过远程中心进行在线学习指导、报名指导、咨询政策等，促进社区教育服务长远发展，不断提高教育水平。
（四）完善数字化社区教育资源建设
第一，需要解决目前存在的学习资源和多元化不匹配问题。数字化社区发展虽已逐渐进入全民终身学习阶段，但网站平均每日访客数量与网站注册人数的比对数据不是十分乐观。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学员实际需求与学习资源存在脱节问题。因此，在构建数字化社区教育资源过程中，要需要充分分析客户实际需求，有针对性、有计划地建立学习资源。第二，解决传统学习习惯以及数字化学习间的矛盾。与传统面授方式相比，数字化社区教育学习方式更便于社区群众适用。因此，要普及数字化社区教育资源，改变传统学习习惯，提高学习效率。第三，提供一定的技术保障和支持。在建设数字化社区教育服务时，需要相应的技术支持体系，应遵守开放、服务向导、交互的基本原则，不断分析和研究教育资源的存储、分类、更新及维护技术。第四，形成比较完善的培训社区教育服务体系。在建设数字化社区教育时，需要保障具有一定建设经费，定期进行培训及评估检查，提高社区教育效率。
三、结语
电子课件类资源的逐步丰富以及数字教材的更多出版，为教育打造专属于本社的教育教学资源库奠定了基础。现在出版的一些纸质教材上，常见二维码或增值服务码，读者购买教材后，通过这些数字标识便可实现课堂学习资料与课外资源的下载、试题库内容的提取以及延伸阅读的电子书试读。此类延伸服务资源的建设便是出版社在数字化出版布局上更进一步的标志。
时下在社会舆论和资本圈都炙手可热的教育话题，非在线教育莫属。在K12领域，已经有诸多在线教育产品开始了群雄逐鹿；高等教育领域内，也有大学MOOC、学堂在线等高频使用的产品。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卫生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大社等专业社亦参与了在线教育平台的运作，开始探索发展之路。
教育资源数字化 优势与短板并存
教育出版社做教育与教学资源的数字化建设，优势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内容。内容，是包括在线教育产品在内的所有数字化产品得以开发、运营并实现盈利的基石。
（一）四大优势
优势一：来自政府部门的支持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曾明确指出：“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具有革命性影响，必须予以高度重视。”来自政府部门的支持，便是教育出版社做教育产品数字化的动力来源。对教育出版社来说，教育信息化是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出版社不能原地踏步，死守传统纸质教材出版。
在2012年的《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中，教育部提出了“建立经费投入保障机制、鼓励多方投入、加强项目与资金管理”三项在经费投入方面的落实意见。这意味着教育出版社在今后开展教学资源数字化的过程中，只要项目优秀，便能够得到来自政府专项资金的支持。
优势二：自有版权的内容资源
以纸版教材的标准化、精准化内容为核心，出版社便可设计出各种适用的立体而多维的数字化资源产品。通过纸版教材与数字化资源的一体化设计，新形态的教材产品既能发挥出纸质教材体系完整的特色，又能呈现出多样化及个性化的数字产品的特点，形成相互支撑的知识与教学体系，提高教材服务教学的能力。
优势三：庞大的作者资源
出版社在教材出版中积累的不只有内容，还有庞大的作者资源。这些来自各学科领域的作者，多数为高校的优秀教师，而教师的人脉资源是出版社在开发数字产品及开展在线培训业务时最为宝贵的资源。
优势四：渠道优势
教材出版社借助纸质教材的发行网络，能够将营销网络覆盖到全国各地的院校和经销商，这为数字化产品的推广奠定了良好基础。未来，院校，将成为数字化产品营销中的重要资源。从纸质教材到数字化教学整体解决方案的升级过程中，教育出版社除了是内容提供商外，还承担着服务商的角色。如何为每个院校、每个专业，甚至每个课程订制符合需求的数字化解决方案，均需要出版社利用院校资源，深入学校、课堂，进行个性化服务。
（二）两大短板
短板一：技术和专业人才不足
对从事内容生产的教育出版社而言，即便较早地参与了数字化资源的建设，对比互联网公司、技术提供商仍有很大不足。特别是在新技术和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上，没有高新技术企业的支持，出版社很难在技术上有所创新，实现可持续发展。
技术层面的缺陷，说到底也是由于专业人才储备的不足。和高新技术企业相比，传统出版社在吸引人才方面普遍缺乏竞争力，难以招揽到一批技术领军人才。原有人才队伍在短时间内也很难通过短期培训和学习实现对出版社数字出版业务产生跨越式推动。
短板二：短期难以盈利
数字化教育资源主要是销售产品和服务。就产品来说，对比巨额的投入，单一的数字教材和数字资源对出版社来说短期内很难获得收益；而服务，目前仍主打纸质教材的增值服务。包括在线教育在内，盈利模式仍然并不成熟，读者为教学内容消费的习惯仍没有形成，教育数字化资源的市场仍需要一个很长的培育期与成熟期。
优质资源+最新技术 布局四大产品
发挥自身优势，用外部力量以补足短板，是教育出版社参与资源数字化生产与运营时采用的运作思路。资本、技术、人才的全面引入，并非是简单意义上的“引进来”“招进来”，还面临出版社在体制机制以及企业制度上的全面改革，以及思想意识上对数字出版、互联网思维的透彻理解。
做教育资源的数字化，出版社需要有技术人才，更需要有懂内容的技术人才。由出版社发起成立的独立数字出版公司能够更好地调配懂内容和懂技术的人才，利用好在纸质教材出版中所积累的资源，发挥自身在内容领域的特长。
而出版社在寻找“外援”时，如果仅简单地将技术外包，而忽略技术与内容的融合是不够的。选择什么样的内容、如何表现内容、如何做精细化产品、如何为产品提供延伸服务等等问题，都是需要出版社来策划的内容。优秀的数字化教育产品既搭载有最新、最适合产品表现的技术，又将出版社的优质内容资源进行了深度开发。
纵观本次新华智库1937监测的24家出版社，涉及的高等教育重点数字资源共计46个。由于各家出版社在数字出版战略路径、资源分布的认识程度有所不同，出版社的数字资源在呈现形式上，边界较为模糊，内容有所交叉。既有针对某本教材开发的电子教材、有配套纸质教材的教学资源库，也有时下较为热门的在线教育平台，更有包含数字教材、教育资源库、技术解决方案的综合平台等等。
根据数字资源的适用对象以及具体用途将它们主要细分为六类，分别为：①在线教育平台，是出版社聚集自身优势，并且联合知名讲师，开发在线课堂、翻转课堂等平台型产品。②数字教材，既包括纸质教材数字化，即将出版社原有的教材进行数字化呈现，不仅包括单一的纸质转电子，还有教材多媒体开发；又包括出版社彻底脱离纸质教材，全新出版的纯数字教材。③教学资源平台，这是配套于纸质教材的教学资源库或教学平台的搭建，是服务于教师教学的综合解决方案。④教育资源数据库，是出版社依托数字化教材而产生的专业数据库，具有强大知识发现、语义分析、内容重组等功能。⑤技术平台，出版社通过搭建技术平台，利用新技术完成从出版到发行的升级。⑥综合服务平台，在大型出版社的战略规划中，全方位的综合平台必不可少，其中既有数字资源，也有教学资源库，还有在线教育等等，以此构建智慧综合服务型平台，形成多层次的内容产品，实现跨越式发展。
1.大学社聚焦优势学科，重点布局在线教育平台
互联网的发展，给包括出版业在内的内容产业带来了不小的变化，只有将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有机融合发展，能够真正用互联网思维重构企业的出版社，才能够真正赢得未来。如前文所述，近年来，在高等教育阶段，在线教育平台虽不如K12、职业教育、语言教育等阶段教育火热，但随着用户对于在线教育形式的接受度越发提升，以及在线教育产品的愈发增多，在线教育已经成为教育的必提话题，利用在线教育，我们可以让教学更生动、让学习更有效、让成长更全面。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出版社纷纷以此契机，借助教材切入在线教育领域，如表2所示，近年来各出版社成功推出的在线教育产品更是标志着出版社在主动应对出版产业转型升级、积极探索数字出版的道路上与学校优势学科合作迈出了重要的步伐，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2. 数字教材建设受关注，呈现多媒体融合趋势
纵观表1，紧随在线教育平台之后的是数字教材，占比为19.57%。这与目前数字教材的建设情况相符合。数字教材这一概念被提及多年，随着近年来各相关部门的日趋重视，数字化已成为各出版社企业战略中必不可少之项，近年来出现不少精品，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已经从单一的纸质化转电子化，升级为更多样式，呈现出多媒体融合的趋势。
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自主研发的“M+Book移动学习平台”别具特色，M+Book即Mobile Multi-MediaBook，是一种新型的出版形态，通过图像识别与增强现实技术将纸质出版物与移动终端中的多媒体素材有机融合，使学生实现泛在学习（U-Learning），是一种传统纸媒体与新媒体融合的创新型出版物类型。该在线学习平台通过四项技术让读者可对图书内容进行立体化的阅读。技术一，全能阅读器，不仅可以阅读图文和影音，也可读取带有材质、灯光、动画、物理属性的原生三维格式并实现交互。技术二，兼容技术，Flas在Android和iOS系统兼容技术。技术三，双重防盗版技术，除了对数字资源采取DRM保护，M+还在数字资源采取DRM保护，M+还在纸质书上采用了“一书一码，扫后即毁”的保护机制。技术四，图像识别与AR技术，基于ISLI编码规则，自动研发图像识别算法并完成图像识别模块，打造出适合出版界的轻量化三位引擎。
3.重视用户需求，服务平台成出版社新关注方向
随着互联网思维愈发深入人心，寻找用户需求、做好服务等理念也越来越被出版社所接纳，在拥有了大量的专家、院校、教师和读者资源后，出版社也在摸索如何用好资源，如何让用户满意，在本次统计中服务平台的产品数量颇多，充分体现了出版社对于服务平台建设的高关注度。清华大学出版社较为重视服务平台建设，本次新华智库监测的48个产品中有2个服务平台产品入选。为了实现教育资源的最大化共享，清华大学出版社参与控股了兆泰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合作进行教学平台的开发和教学资源的制作，创新研发了集数字内容和资源库的采集、出版、数字化互动教学和三维仿真训练为一体的智慧出版教学平台。2014年更是推出了书问平台，成为出版业领先的TMT（Technology，Media，Telecom）平台，走的是一种“互联网（搜索）+图书信息”模式，以此来逐步搭建服务型云平台。
4.布局教育资源数据库，走好差异化道路
一、教育信息数字化是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开展远程教学的必然趋势
随着因特网技术的日益成熟，千兆网、万兆网的广泛应用，已经为各种数据的传输提供了一个可靠、高效的技术平台，而利用网络进行远程教育是院校教育的有效拓展，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必然趋势。
1、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为网络化教育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持。当前世界教育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关于教学内容、教学手段的现代化。所谓教育现代化，包括教育体制、教育结构、学制、专业、课程、教材、教法、教学手段、教育管理等方面的改革。其中，教学内容的改革是根本，教学手段的改革是关键。世界各国都在进行教学内容的改革，以反映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新成就。本世纪中期出现了教育传播学、应用传播理论与技术研究探索人类的教育活动，阐发现代教育的思想观念，它涉及教育的结构与模式、教育设计与组织形式、教育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教育的方式与方法等等。总之，现代教育技术手段是一项革命性的内容，就教育手段而言，现代教育已从传统的电化教学向无纸化、数字化方向发展，利用网络技术，依靠一定的技术平台，制作网络课程，开展网上教学已为国内许多院校所应用。同时，通过实时传输技术，将课堂教学搬上网络，建设开放式的教学课程，这就使得网上的教育资源信息量剧增，使教育形式发生了新的变革。
2、适应现代教育规律，开展信息化教学成为必然。现代教育技术革命对高等教育的影响是全面的、深刻的，教育技术的发展不仅仅是改变教学方式，更重要的是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教育现代化的宏伟蓝图。数字化、网络化、个性化、交互式是21世纪教育技术发展的显著特点，教育技术的发展将给教育界乃至整个社会带来了全新的观念。因此，高校如何运用教育规律，探索适应社会对高层人才的需要，如何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开展信息化、网络化教学已成为必然趋势。我们知道，无论高等院校培养的人才目标如何定位，但其课程的开设都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尤其是公共基础课，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范围内具有通用性。而这些课程的教学又非常适合通过建设网络课程的形式来实现，从而可以将有限的教育资源充分利用起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3、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人才培养，需要适合其自身特点的教育信息数字化资源。美国教育技术CEO论坛第3年度(2000)报告指出：“数字化学习的关键是将数字化内容整合的范围日益增加，直至整合于全课程，并应用于课堂教学。当具有明确教育目标训练有素的教师把具有动态性质的数字内容应用于教学的时候，它将提高学生探索与研究的水平，从而有可能达到数字化学习的目标。为了创造生动的数字化学习环境、培养21世纪的能力素质，学校必须将数字化内容与各学科课程相整合，以便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与效率”。各级各类高等院校，根据社会的实际需要，培养能为社会做出贡献的有用之才，其培训模式千差万别，培养目标基本定位于应用型与研究型两种人才模式。一般而言，本科以下的教学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主，而研究生以上的教学一般以研究型人才为主，但部分专业也必须突出其应用能力的培养。根据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人才培养要求，向学生提供的各种教育信息数字化资源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因此，要根据不同专业、不同层次的人才培养需求，有针对性地建设教育信息数字化资源，通过建设适合专业培养目标与人才培养层次的教育信息数字化资源来提高教学质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二、加强公共资源建设，全面提升教育信息数字化资源的保障力度
教育信息数字化资源的建设，除依照学科专业的要求进行组织外，还必须以一定数量的高质量的公共信息资源为基础，以提高教育信息数字化资源的保障水平。
1、公共信息资源的建设是促进学科教育信息数字化资源建设的根本保证。公共信息资源是指为各种学科专业、不同课程所共有的，具有共享意义的资源体系，这类信息资源可以根据学科领域来建设，也可以根据其表征体系来进行组织，只有具有一定量的公共信息资源，才能推动学科资源的建设。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各种资源的建设必须依托于一定的素材来完成，因此，公共信息资源的建设可以定义为素材层面上的信息数字化资源保障体系，这些素材可以为开发建设专业素材，建设网络课程提供最基本的元数据。建立公共信息资源体系，实际上就是通过建立知识资源与管理系统，把教员分散的知识变为单位的系统知识资源，然后在通过宽畅的知识通道，再为人人所共享，反过来又变成教员的新知识，实现知识的共享和增值，这是一个1+1>2的过程。例如，一个教员在组织一门课程的教学，往往需要本专业其他教员的相关经验、相关学科的知识和各种实例和案例，才能设计出一门完整、内容丰富，生动和具有创新性的课程教学，而这些知识和资料不可能被一个或极少教员所拥有，如果没有一个高效运转的公共信息资源体系，制作这门课程的教学难度和效率是可想而知的。反之，如果建立了丰富的知识资源体系，实现了知识共享，就一定会方便容易得多了。
2、强化教育技术部门的职能，加强公共信息资源建设全面提升教育信息数字化资源保障力度。公共信息数字化资源建设是一个涉及高校各教学单位的系统工程，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必须依靠教育技术部门来进行，即必须通过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与组织机构来全面实施公共资源建设。应坚持以教育技术中心为主体，统一协调公共信息资源建设，强化教育信息数字化资源建设的保障力度，并根据学科建设和调整的趋势，将资源建设重点放在特色学科的建设上。通过统一的领导与强有力的协调工作，来统领全校的教育信息数字化资源建设工作，从而确保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适合本校教学需求的教育数字化资源体系建设。
3、公共信息资源建设必须依托于学科力量进行。公共信息资源建设是为学科建设服务的，也是为课堂教学与学生课后自学所广泛应用的资源体系，如何适合学校的学科建设需要进行统一规划与建设成为必须要解决的重要课题。因此，在建设过程中，必须依托于学科力量，也就是通过与各学科领域的专家、教师的通力合作，进行专业资源的建设，依靠建设完成的公共信息资源平台，将之与学科教学相结合，成为适应各专业、各类课程所需要的有机体，这样才能使教育信息数字化资源体系具有更强的生命力。
三、以学科建设和教学改革为牵引，努力建设具有政治理论学科特色的教育信息数字化资源体系
近几年来，我院紧紧围绕新型政工人才的培养目标，坚持“三个贴近”，即贴近新军事变革，贴近部队思想政治建设，贴近军事斗争准备，深入开展学科建设，大力推进教学改革。在教育信息资源建设过程中，我们从学院学科建设和教学改革的需要出发，有针对性地开展了教育信息数字化资源建设。首先，在教育信息数字化资源系统的总体设计上，充分反映、积极服务于我院学科建设和教学改革的要求，以“三个贴近”为标准，科学统筹，合理规划，力求建设一个符合我院教学需要，反映我院学科特色的教育信息数字化资源体系，使我院的多媒体信息资源系统不仅能够为本院教学服务，还能够成为全军政治理论教学和军队政治工作学教学的信息资源基地。其次，在教育信息数字资源建设项目的立项上，对符合“三个贴近”标准的项目予以优先安排，集中精兵强将，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充分保障，力争出精品。第三，对教育信息数字化资源建设提出了“新、快、军”的建设要求。所谓“新”，是指及时吸纳采集与我院学科建设相关的最新资料，使教员、学员能够获取各专业领域最新的信息，更好地为教学科研服务；所谓“快”，是指信息资源更新快，始终跟踪信息资源建设的发展，及时充实新的信息，使整个资源体系动态发展，充满活力；所库存“军”，是指建设中贴近部队建设实际，大量采集整理与部队建设和军队院校教学紧密相关的信息，力求更好地为院和部队建设服务。目前，我院已初步建立起具有我院特色的教育信息数字化资源体系，其内容基本涵盖了我院各学科专业，为教员利用先进手段开展教学科研提供了宽阔的平台，也为学员的学习成材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