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企业性质
在新古典经济学那里，企业不过是投入和产出的生产函数，企业唯一的功能是根据边际替代原则对生产要素进行最优组合，从而实现最大的产量或最低的生产成本。企业组织背后的制度因素被忽视了，因而长期以来企业理论被称为"黑箱"。企业的契约性质第一次由科斯揭示出来，被称为开创了现代企业理论的先河。企业不再被认为是一个生产函数，而是一系列契约的有机组合。新制度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企业性质中不同的流派。
一、交易费用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性质理论是由科斯[1]首先提出来的，在其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一文中，科斯提出了交易成本概念，并将之用于经济分析，将生产的制度结构纳入经济理论。他认为作为价格机制替代物的企业，实质上是企业家与其他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的长期契约。在企业内部契约中，生产要素所有者为获得一定报酬而同意在一定限度内服从具有一定强制性权威的企业家的指挥。
张五常[2]进一步发展了科斯的企业理论，认为企业的出现是用资本市场代替产品市场，或一种契约方式代替另一种契约方式。市场交易的是产品或商品，企业交易的是生产要素。如果交易成本为零，那么两个市场是不可分割的，因为顾客向生产要素所有者支付的款项等于向产品销售者支付的款项。而交易费用的存在是市场分离的前提。
杨小凯和黄有光[3]在《专业化与经济组织--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一书中，通过消费者--生产者两分法、专业化经济和交易成本这三个方面的因素，建立了一个关于企业一般均衡契约模型。认为作为促进劳动分工形式的企业，尽管与自给经济相比也许会使交易费用上升，但当劳动分工经济收益的增加超过交易费用的增加时，企业就会出现。由于不同的结构会导致不同的交易效率，因此，企业的所有权结构安排是至关重要的。一种非对称的剩余索取权结构在改进交易效率的同时，还能避免直接定价和贸易中交易效率最低的活动，从而促进劳动分工。由于对管理者活动所付出的努力及其产出水平的测量要花费极高的成本，所以，管理者的剩余索取权安排是一种有效率的产权结构。
阿尔钦和德姆塞茨[4]在1972年发表的《生产、信息成本和经济组织》一文中也对企业的契约性质进行了研究，认为企业中的每个雇员与雇主之间只是一种简单的报酬合约关系，企业契约与市场契约的差别在于一个队对投入的使用，以及在所有其他投入的契约安排中有些团体处于一个集权的位置，他是一个队生产进程中的集权的契约人--但它并不具有更为优越的强制性指令或惩戒权力。
二、不完全契约理论
不完全契约理论流行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代表人物就是威廉姆斯和哈特。威廉姆森[5]认为，现实的生产要素交易中，许多资产具有专用性。这使得事前的竞争被事后的垄断取代，导致将专用性资产的准租金攫为已有的机会主义行为。用纵向一体化替代现货市场则可减少机会主义行为，因为在纵向一体化的企业中，机会主义要受到权威的监督和长期雇佣关系的弱化。显然，威廉姆森也认为企业的本质在于节约交易费用，只不过他进一步将资产专用性及相关的机会主义作为决定交易费用的主要因素，从而对企业产生或存在原因的解释更加透彻。
格罗斯曼和哈特[6]在坚持契约论的基础上，通过引"不完全契约"概念将企业性质理论推进了一步。他们将契约分为完全契约与不完全契约，并且认为要素市场的交易契约是一个不完全契约。而正是由于契约的不完全性导致不能在订约前把要素买卖双方的一切权利义务全部规定清楚，没有详细规定的剩余权力就必须赋予投资决策相对重要的一方在履约过程中行使。因此，在他们看来，企业本质上是权利义务条款没有事前完全界定，要素一方有权在履约过程中追加规定的一种特别契约。
三、委托理论
在《生产、信息成本和经济组织》一文中，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7]提到，由于一些生产活动具有团队性质，即多人在一起合作生产的效率要高于他们分别生产的总和的效率，因此适宜采取企业的形式。但却带来了另一个问题：一个人的生产贡献较难与另一个人分开，从而就较难按照生产贡献来准确支付报酬，这就不可避免的会鼓励偷懒，因此需要有人来监督。因此他们让团队监督者拥有团队的部分剩余索取权，以激励的方式约束他们的行为。他们的观点为企业委托--理论的研究开辟了道路。
詹森和马克林[6]在《企业理论：经营者行为、费用与产权结构一文中提到："委托人可以采取适当激励人的方法和承受约束人越轨行为的监督费用的方法，限制人与他本人利益的分歧"。
哈特[9]在《公司治理：理论与启示》中提到："在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公司治理无关紧要。在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公司中所有个人可以被指挥去追求利润或企业的净市场价值最大化，或者去追求最小成本。个人因为对公司活动的结果毫不关心而只管执行命令。每个人的努力和其他各种成本可以直接得到补偿，因此不需要激励机制调动人们积极性，也不需要治理结构解决争端，因为没有争端可言。"
张维迎[10]在其《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一书中，对于企业中谁应该是委托人这个问题，发展了一个企业的企业家--契约一般均衡理论。该理论在主流经济学的框架内解释了决定市场经济中企业内部委托权安排的因素，资本雇佣劳动的原因等一系列问题。
综上所述，科斯等制度经济学家看到了企业的交易性质，把企业视为一组契约的关系，企业内的各经济主体通过契约结合在一起，契约规定了各方的权利和责任，从而将新古典经济学忽略了的生产的制度结构引入到企业理论中，强调了契约、产权等制度对企业效率的作用，使人们重新关注企业内部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性质理论可以说是一场革命。但是，无论是以科斯为代表的交易费用理论，格罗斯曼和哈特的不完全契约理论，还是代表了新古典理论完全信息假设的委托--理论，实际上只是市场均衡论框架下的修正，认为企业的存在只是因为市场的失败，企业没有主动权。然而企业作为一个生产组织，是许多因素的综合体，包括隐藏于这些有形和无形要素之后的能力、企业家的创新、企业的文化等等。因此， 如何在已有理论研究的基础上， 构建起关于企业性质问题的综合分析模式，将是今后企业性质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1]科斯.企业的性质[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张五常.企业的契约性质[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3]杨小凯，黄有光.专业化与经济组织[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4]阿尔钦，德姆塞茨.生产、信息成本和经济组织[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3.
[5]威廉姆森.反托拉斯经济学--兼并、协约和策略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9.
[6]哈特.企业、合同和财务结构[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7]阿尔钦，德姆塞茨.生产、信息成本和经济组织[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3.
[8]詹森和马克林.企业理论：经营者行为、费用与产权结构[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0.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是中国经济学界最渴望新理论的时期。思想解放运动已经扫除了大多学术上的禁区，市场化改革也已基本上扫清了政治上的障碍。经济学研究出现了几个中心。一些中青年学者与他们的前辈一起加入到了政策咨询的行列。向政府高层提供体制改革方案的研究机构势成竞争。农村改革的成功正期待着人们对它的解释，乡镇企业的崛起又超出了人们的预期，市场化的主要内容 —— 价格体系的市场化正在艰难中前进，企业改革的目标模式还在辩论之中。经济学家们在如饥似渴地探求着新的理论资源。就在这时，新制度经济学与许多其它经济理论一起，进入了中国。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初次来到中国，应该说是在不经意之间。在我的印象里，第一本涉及到新制度经济学的中文书，是1985年出版的《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一个叫作勒帕日的法国人写的。在其中，新制度经济学被作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一部分，由作者做了简洁的介绍。1987年，奥利佛·威廉森教授应邀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讲学，系统地阐述了他的“交易费用经济学”，引起了更大的反响。后来他又于1989年到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的研究所作了演讲。大约于1988年，科斯教授的著名论文“企业的性质”被翻译成中文，首次在《中国：发展与改革》杂志上发表。1990年，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科斯的《企业、市场与法律》，后来这本书又以《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为名，于1992年出了修订版。1988年，张五常教授在他的随笔集《卖桔者言》中，以通畅易懂的语言，使科斯的名字（文中为高斯）超越了经济学界。他也曾于八十年代末多次来过大陆，宣讲产权经济学。科斯于1990年，诺斯于1993年先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对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又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诺斯教授的《西方世界的兴起》，《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和《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在九十年代初先后被翻译成中文。同一时期以中文出版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外国文献还有德姆赛兹的《竞争的经济、法律和政治维度》，多人的论文集《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等等。经过若干年的沉寂，经济科学出版社于1999年推出了《新制度经济学名著译丛》。2001年又有张五常教授的两本著作的中文版，《佃农理论》和《经济解释》出版。此外还有两种新制度经济学的教科书被翻译成中文。
更广义地看，制度经济学不仅包括新制度经济学。历史地看，还有在它之前的所谓旧制度经济学和后制度经济学。横向看，则有公共选择理论，法与经济学，“集体行动的逻辑”等相近理论。早在六十年代，一些旧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作品就被介绍到了中国，如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1962），凡伯伦的《有闲阶级论》（1964）；后来后制度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熊彼特和加尔布雷斯，也有著作翻译成中文，如前者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和《经济分析史》等；到了八九十年代，公共选择理论的大师，布坎南的《自由、市场与国家》，《民主过程中的财政》，《同意的计算》等，利益集团理论的先驱，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和《国家兴衰探源》，以及“法和经济学”的著作，等等，也出现了中译本。
这样一个翻译运动并不是说明这个理论趋势只是外来的，它恰恰说明当时中国内在的理论需求。与翻译运动并行的，是中国学者对制度经济学理论的介绍。在八十年代末有影响的学术刊物，如《中青年学者经济论坛》，《中国：发展与改革》和《经济研究》中，都出现了一些对这一理论的最初的介绍文章。到了九十年代初，在《经济研究》和《经济学动态》中出现了两个专门的系列，是专门讨论制度经济学问题的。《经济研究》的系列大概没有专门的名称，《经济学动态》中的则冠名为“新政治经济学”讨论。这时也出现了中国学者专门介绍新制度经济学的书籍，如张军的《现代产权经济学》。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学者越来越多地从介绍转向评论与批评，再到应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对中国的经济问题进行分析，在他们的著述中，也包含着越来越多的独创性。如林毅夫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汪新波的“对企业性质的重新思考”等等。在这前后，又出现了以制度经济学为主要分析方法的专著，如盛洪的《分工与交易》和张宇燕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革》。
在整个九十年代初期，制度经济学几成一种理论时尚。尤其是有影响的中青年经济学者，多与制度经济学沾边。1992年，《经济研究》召开了以制度经济学为主题的研讨会；从1990年到1994年，上海三联书店一年一度的经济学研讨会多是以制度经济学为主题的。1993年成立的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公开宣称，它是以制度经济学为理论背景的，并开始了对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1995年成立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也强调以研究过渡经济学为已任。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新制度经济学最初引起的兴奋开始消退，中国经济学界代之以低调但稳健的前进。在这期间，周其仁、汪丁丁和张维迎等人都发表过一些有影响的论文，天则研究所的“中国制度变迁案例研究”也完成了三批，并印刷出版了两个论文集。天则所还以《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天则论丛）为题出版了一本制度经济学的论文集。2001年9月，由天则所发起的中国制度经济学学会（筹备组）又召开了第一次年会。但总体来看，发展的速度低于人们的预期。
二
毫不奇怪，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兴起，显然与中国正在经历一个制度变迁的时代有关。首先人们需要理解，为什么计划经济是一个效率较低的经济制度，而市场经济则有效得多。在这时，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不能马上给予回答，因为它曾被用来证明计划经济的优越性。那些对计划经济有所批评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支，或者只是强调生产力的重要性，而默认计划经济在生产关系上仍是优越的（如张闻天，1979）；或者在集权和分权方面做文章（如布鲁斯，1984）。西方经济学的主流理论，新古典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既定的市场制度条件下的经济学，它一般不解释不同经济制度的优劣。有趣的是，它关于资源配置的理论，有时也能用来为计划经济提供依据。例如奥斯卡·兰格就曾证明，只要（1）中央计划当局用试错的方法找出均衡价格；（2）企业经理按照边际成本等于价格来决定产量；也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这个论证显然忽略了中央计划当局本身也是个利益主体和企业经理的动力问题，被实践证明是不可行的。
在各种理论的竞争中，新制度经济学的出现，似乎对上述问题给出了简洁而有力的解释。针对列宁提出的“整个社会就像一个大工厂”的形象比喻，交易费用理论指出，企业内组织费用作为交易费用的一种，当企业规模超过一定限度时，会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大而增加，在企业组织的边际费用与市场交易的边际费用相等的那一点上，就是企业与市场的边界。如果企业超出这一点继续扩张，以至扩张到了整个社会，显然企业的组织费用会远远高于市场的交易费用，也自然会导致经济效率的下降（盛洪，1994）。在这时，进行市场化改革，即将企业的规模缩小到它与市场的均衡边界上，无疑会提高社会的经济效率。新制度经济学的另一个重要概念，产权，也似乎有着很强的解释力。尽管国有产权在概念上可以是明确的，但一个有效的产权还要能在现实中有效行使。并且在所有权和控制权相分离的现代企业中，始终存在着委托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公司治理结构作为这一冲突的解决方案也仍然要承受费用。国有企业将这一问题推向极端。一方面，作为十几亿委托人之一，对每个人来讲，对人的监督相当于公共物品，谁也没有积极性在这方面作过多投入。另一方面，从全国人民这个初始委托人到企业人之间，有着过多的环节，从而有着过长的委托链条；每经过一个委托的环节，来自初始委托人的强烈的激励和监督动力和信息就会部分衰减，以致到了企业这个端头几乎丧失殆尽了（张维迎，1995）。因而国有产权形式是国有企业的根本问题。这两种解释有着很强的经验基础。事实上，二十多年的改革基本上就做了两件事，一是用市场价格机制代替了中央计划当局的指令；一是用非国有的产权制度替代国有的产权制度：或者是非国有企业在国有企业之外生长起来，或者是国有企业自身进行产权改革。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新古典主义
新制度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最重要的发展。新制度经济学以现实的人的行为假定为基础，以制度为研究对象，在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中引入交易成本和产权这两个重要范畴，建立了将制度内生化的经济发展理论。新制度经济学发展观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制度结构、制度安排、制度变迁等制度因素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源泉。
一、新制度经济学在研究方法和发展绩效的影响
新制度经济学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对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入手”。这对后来运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产生了深远地影响。传统经济发展理论特别是新古典理论被过度概括模型的危险，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启发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环境适时并安置可变物进行详细说明而得到避免。在现实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制度分析可允许我们“穿透”社会事实而不是远离事实的分析模式来对发展问题予以说明。同时，通过“跨文化的启发式研究”得到大量的个案积累，也“应该产生对不同的社会和文明内在的行动倾向理解水平”。事实上，不同国别发展绩效的差异，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并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释，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许多情况下对发展绩效会有更大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个案研究方法的采用正是源于其对不同时空中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具有的较大异质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见。新古典主义的约束条件根本不足以表达这诸多的复杂性。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将对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意识形态等制度因素给排除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过度简单化倾向，而且还克服了其把经济理论置于抽象时空的。早期发展经济学家也曾就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进行过个案研究，但由于其主要是从总体上来把握有关变量，因而充其量只是一些粗糙的描述和分析。市场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行动情况中的角色既面临约束也面临机会，约束和机会的存在依靠各种结构的环境所组成的要素之中”。对特定环境下个体行为的重视有可能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建立坚实的微观基础，克服结构主义微观基础建构不力的缺陷和新古典主义过于抽象的不足。
二、新制度经济学对发展的决定因素的作用
麦金农指出：在所谓资本匮乏并且某些特定部门遭受供给瓶颈限制的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却是过剩的未充分利用的工厂和设备。新制度经济学指出，“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发挥作用。制度至关重要。”这充分说明，资本不足不是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根本原因，而恰恰是欠发达的结果。阻碍发展的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制度缺陷。不少落后国家寻租盛行，不仅使生产经营者在提高经济效率方面的动力消失，而且还导致整个经济的资源大量耗费于寻租活动，并且通过贿赂和宗派活动增加了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所有这些方面无疑大大削弱了国民经济的内在实力，并且使得发展经济急需的投资或者难以形成或者投资方向和结构受到严重扭曲。在猛烈抨击“国家控制教条”中起家的新古典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的“政府失灵”，正是“看得见的脚”对“看不见的手”的践踏应该对糟糕的经济绩效负责。只要政府放弃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让经济系统“获得正确的价格”，市场机制会自动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静态的最优必将最终转化为有效率的动态经济发展。而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的科斯定理告诉我们：交易是市场的前提。在交易成本为正的现实世界里，没有适当的制度，任何有意义的市场经济都是不可能的。有观点也明确指出，兴盛的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是那些能够保障个人权利的制度。没有这些制度，也就没有人会积极地储蓄和投资。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因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者更确切的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
三、新制度经济学对于发展政策的新要求
发展中国家存在结构刚性和资本短缺的结构主义的自然主张是，利用国家的力量扭曲资源价格进行资本积累，组织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平衡或有选择的大规模投资，以期借此走出贫困陷阱。新古典主义则认为，只要政府“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后呆在一边”，经济就能自然地得到发展。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制度系统。因为：①制度通过确定明确的规则，增加了资源的可得性，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因而减少了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了市场更好的运行；②制度通过明确界定产权，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鼓励了创新和企业家的出现，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③制度通过建立社会活动的基本规则，扩大了人类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领域的选择机会，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发展的内涵。特定制度的出现与否取决于对它的需求和供给，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在促进发展上，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重于一切。而有效率制度安排的出现要依靠政府和社会的共同作用，特别是对政府要施加严格的限制，即建立一个受限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破除了结构主义“政府万能”和新古典主义“市场万能”的幻想，为发展经济学的政策研究和取向提供了更为现实的视角。总之，无论是在方法论上，还是从理论本身涵盖的内容来讲，新制度经济学都汲取了结构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诸多积极因素，并在自己的框架内进行了富有启发意义的整合，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深化，充分反映了发展经济学微观实证化，内部各学派之间融合的发展潮流。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分析方法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的地位日高，可能是发展经济学真正的复兴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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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现实主义 制度主义 经济学本土化
作者张建伟，1971年生，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生。
在国外最近几年的有关经济学论的中，"经济学与现实"、"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经济学帝国主义"等问题的讨论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这实际上反映了经济学界对经济学理论自身解释力的反躬自省，也透露出世纪之交的经济学正面临着一个"范式转换"的前夜。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在世界性的经济学现实主义潮流的背景下，讨论中国经济学在关注现实问题方面的本土化努力也就提上了日程。
从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史来看，经济学的现实主义运动作为一种学术思潮自"李嘉图恶习"在经济学界存在和产生影响以来一直沉沉浮浮、曲曲折折地发展着(德国学派和美国旧制度学派的出现曾使经济学现实主义运动出现过短暂的高涨)。在当代，现实主义运动随着二战后经济学形式主义化的日益加重，也在60年代初出现回潮。以科斯在1960年发表的《成本问题》为标志，制度主义作为现实主义运动的一面旗帜，正引导着经济学去探索更加纷繁复杂的"真实经济世界"。当今现实主义运动潮流中的制度主义、演进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一起作为与主流学术秩序相对抗的异端派别，倍受国际学术界瞩目。
这支在主流学术体系的周遭生长出来的现实主义的学术思潮的纵深发展，正在规范的意义上对各种理想主义、空想主义、抽象模式所蕴含的"市场神话"、"国家神话(政府神话)"、"私有产权神话"等理念产生强有力的冲击，从而使主流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放宽假设，修改前提条件，引进新的工具、拓宽研究领域。从这种意义上说，现实主义思潮的勃兴也许暗示了经济学的未来发展趋向，值得关注。在现实主义运动中，这些相互交叉的学派的学说包括:不确定性经济学、非线性经济学(混沌经济学)、行为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经济学、实验经济学、交易成本经济学、公共选择学派、组织经济学、新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新经济史学、演进经济学、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兴古典经济学等。它们的名称各异，但在对现实的关注方面却表现出相似的理论倾向，即，将经济学重新拉回到"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状态。
一、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现实主义运动
(一)"为经济学而经济学"的形式主义:当代主流经济学的窘境20世纪50年代，弗里德曼(中译本，1991)倡导实证经济学分析方法，他认为，经济理论的全部意义在于，能否对尚未观察到的经济现象作出合理的预测;与理论假设有关的问题并非是它们在描述方面是否现实(因为它们从来就不现实)，而是分析逻辑本身;某一理论越是杰出，它的假设就越超脱现实。他的这一看法对当代经济学的形式主义思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当代经济学已经害了"形式主义病"。美国学者艾克纳(中译本，1990)指出，当代主流经济学除了建立在一系列形而上学的、从而非的公理基础上的一系列演绎推理而外，几乎一无所有。它只是在大学的象牙塔中构思出来的"逻辑精品"。
一些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的形式主义的泛滥深表忧虑。1991年由12位著名经济学家组成的"经济学研究生委员会"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大学的研究院正在费劲地培养一代技术高超、但对现实经济问题一无所知的"低能特才"者(卡西迪，1996)。但是由于主流学术秩序为形式主义提供了牢固的堡垒和文化土壤，并已形成强化形式主义的机制，他们的劝说和忧虑并没有产生多少实际影响。在西方国家，"个人要从事经济学家这个职业，必须要足够聪慧地理解新古典理论的抽象结果，并出色地装聋作哑，对它们忠心不二。"(尼尔·凯，1984;霍奇逊，中译本，1993，第9-10页)经济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学术"象牙塔"中同行之间的孤芳自赏的尤物。经济学家既然遗弃了公众，公众也就对经济学产生了失望情绪。
(二)经济学现实主义的历史渊源---两个"斯密定理"和两条思想发展线索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两个定理或两种分析思路:其一，"看不见的手"的定理，即市场竞争和价格机制能够使经济资源得到有效配置(市场的配置功能)。这条理念后来被新古典主义采用边际分析、均衡分析等方法进行了形式化处理，以效用函数、无规模报酬的生产函数和市场均衡等数学工具进行了描述，到德布鲁那里用拓扑学中的分离超平面定理描述价格和供求量之间的关系，用不动点定理描述一般均衡理论等，我们已经从这些方程式中看不出什么现实经济过程了。其二，斯密第二定理:"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并且劳动分工的精细化造成的专业化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增进国民财富。这种思想还可理解为:分工与经济进步和演化是互为因果的，其中必然包含着收益(报酬)递增、规模报酬递增机制和经济组织进化的有关原理。这就与斯密第一定理的无规模报酬或报酬递减假定、生产函数、消费函数给定等假设相冲突。斯密思想的二重性在马歇尔那里再次显现。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1890)一书中的第8-12章就是专门论述专业和分工问题的，而另外的部分则以边际分析或数学模型分析资源配置问题。斯密和马歇尔之后的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分别沿着两条线索展开，一条形成崇尚数学演绎的"杰文斯-瓦尔拉斯-阿罗-德布鲁-弗里德曼-卢卡斯"的主流分析传统;另一条则以杨(Young，1928)的经典论文《报酬递增和经济进步》为代表，形成"凡勃伦-杨-熊彼特-舒尔茨-阿瑟"的演进分析思路，侧重历史过程分析。前一种分析范式着重在时间无涉、制度无涉、技术无涉的前提下，分析市场机制运行和资源配置问题，而后一种分析范式则试图捡拾起主流经济学形式化过程中所遗漏的几个因素，分析历史过程的细节(如收益递增)和动态演进趋势。后者不断地对前者脱离现实的形式主义作风展开批判，从而使主流学派在与他们的竞争中改进和放宽前提假设。我们把经济学发展史上经济学家在面临复杂的现实问题时，对形式主义的经院作风的不断克服甚至批判，以及经济学家和现实之间的扣问和解答称为经济学发展中的现实主义运动。
(三)当代经济学现实主义运动的主要1.对人类行为假设的拓展与修正。以西蒙和贝克尔为代表的行为经济学家致力于探索新古典假设关于人类行为在经验中的有效性的研究，并对新古典假设进行实证检验，从而根据实际经验修正新古典的有关行为假设。西蒙认为，人们在面临不确定性时，决策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有限理性)，这就决定了行为者无法在诸种可能的选择中作出最佳选择。贝克尔则在个人效用函数中引入利他主义行为来说明人类行为的一般性，这就拓展了"经济人"的假设，将非经济因素纳入到经济模型分析中来，同时为家庭制度中普遍存在的利他主义行为模式提供了经济分析视角。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威廉姆逊则提出"契约人"假设来增进人们对契约过程的理解。由于在契约过程中，不确定性、信息不完全性、小数目谈判、资产专用性、可交易数量的有限性和地理位置等现象的存在致使交易费用为正，机会主义行为就有了更多的实施空间(Williamson，1975)。威廉姆逊通过在经济学假设中引入社会学假设，来弱化新古典传统假设的严格性，使经济学研究更贴近现实的交易过程的考察。
在厂商行为假设的现实化方面也很值得关注。新古典理论坚持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假设，一些现实主义者对这种厂商效用函数提出质疑。鲍莫尔认为可用"最大销售收益"来代替"最大利润"的目标函数。为此鲍莫尔(1959)提出了几个经验性证据:(1)销售收益增加使职工收入增加，便于处理内的人事;(2)销售收益增加使企业能更多地得到银行的资金支持;(3)实证经验表明经理层的薪金与销售收益的关系大于它与利润的相关程度。塞尔特和马奇则认为厂商并非严格遵守利润最大化原则，他们有时由于有限理性更倾向于"令人满意"的原则(SyertandMarch，1963)。莱宾斯坦的"X效率"理论也认为"舒适"也是经理人员效用函数中的一个备选变量，并且它和利润之间有某种替代关系(Leibenstein，1976)。演进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尼尔森和温特提出了一个动态的厂商行为模型(NelsonandWinter，1982)，他们认为新古典企业理论是一种静态的理论，没有考虑到不确定性、技术进步、信息不完全、有限理性等因素，应该用演进的观点观察企业应对复杂环境的行为。
2.正交易费用的引入改变了新古典环境的无摩擦力世界。新古典环境主要是指完全竞争的"无摩擦力"(无交易费用)环境。凯恩斯革命将预期、不确定性、不完全信息引入经济分析，使政府、厂商和个人决策时面临的环境参数发生了改变，这也是凯恩斯革命的现实主义精髓，但是后来的新古典综合派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在寻找凯恩斯理论的微观基础时将这些精髓丢掉了，走向了新古典主义的道路。倒是新剑桥学派秉承了凯恩斯的遗风，其代表人物罗宾逊夫人坚持认为凯恩斯体系的本质是不确定性。她在微观上也已经注意到企业面临的是不完全竞争环境，但她没有一个可操作的概念来分析企业和市场的边界问题、企业的内部权力结构问题，以及企业所面对的市场交易及其契约过程的外部环境问题，也就是说她还缺少一个关于微观组织分析的理论框架，来解释不完全竞争产生的内在深层原因。科斯和威廉姆逊的交易成本理论正好弥补了她的理论缺陷。威廉姆逊从契约过程的角度对交易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等新古典环境所遗漏的问题进行考察，从而揭示了市场和科层两种组织类型的内在行为机理和替代边界，为比较制度分析(制度选择)提供了重要的分析视角。，正交易费用及其相关假定已经构成了一个可能替代新古典环境的所谓新制度环境，正在影响许多经济学家的思维和信念。
3.新方法的引入与"经济学帝国主义"。正统的主流经济学受经典物方法和数学方法的影响，经过长期的积累，已经形成了崇尚科学精神的传统，这也使经济学在社会科学诸学科中更具"科学"的外观。同时经济学的"科学"性质也使它有能力侵犯到别的学科去拓展自己的理论疆域，形成一种所谓的"经济学帝国主义"现象。经济学方法在向其它学科渗透时，也受其它学科方法和范畴的影响，这种相互影响和渗透已经形成了一系列交叉学科如法律经济学、经济社会学、新经济史学、经济心理学、管理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经济、信息经济学等等。在这种融合中，经济学得到的不仅仅是研究领域的扩大，同时也引进了一些现实主义的研究方法和概念范畴，增强了经济学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使学科交叉本身也成为当代经济学现实主义运动的一部分。(1)案例研究。在经济学研究中，对案例研究方法的倡导，科斯教授的贡献不容忽视。案例研究可以有两种思路:其一，用经济学方法研究那些法庭诉讼案例，得出一些在相对意义上具有普适性的原理。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就运用了大量的此类案例，来说明交易费用与制度运作之间的关系。其二，观察、搜集现实生活中厂商行为、个人行为有关决策过程的案例，用以检验经济学中关于人类行为假设的有效性。(2)实验方法。受心理学上心理试验研究方法的影响，西蒙、洪等人试图通过实验来研究经济行为，从而对现实问题作出合乎逻辑的推理(Simon，1976;HongandPlott，1982)。实验经济学者希望通过实验来检验理论上和现实中有意义的假设，与其它方法相比，其好处在于实验的可控性和可重复性，缺点在于实验者必须对实验对象的决策环境做极大的简化才能在实验室里发现一个决策环境(汪丁丁，1995)。(3)社会调查研究方法。一些现实主义者并不满足于抽样调查、普查等统计技术分析。因为对于一些宏观模型来说，统计数据往往来源于一些总量数据，其中干扰因素很多，很难准确说明经济行为者的决策过程。从微观角度来说，一些公司的人员会利用"创造性会计程序"(creativeaccountingsystem)制造虚假数据信息;而一些计量分析人员也往往为发表文章而存在某种机会主义倾向或"道德风险"，去操纵"时滞"(timelag)或自己编造数据以迎合自己的某种理论直觉，这些都会影响计量分析的声誉。一些研究地下经济的学者甚至认为，动态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预测效果之所以不好，可能与一些地下经济活动的数据没有进入官方统计资料有关。看来，新的调查方法必须为经济学者所利用和掌握，有时亲自去实地采访、调查、搜集有关数据仍是必需的。(4)科学哲学方法论的影响。长期以来，经济学研究受科学哲学方法的影响，主要有两种方法:一为生物学中常用到的整体演进方法，以及与之对应的历史归纳法，其二为牛顿经典力学的拉普拉斯决定论范式，即静态抽象演绎实证方法。近二十年来，科学哲学中的演进主义、历史主义重新受到重视，尤其是普里戈津的耗散结构理论的发现，使科学家认识了界进化中的"时间之箭"，科学哲学中的一些方法重新点燃了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现实主义、历史主义的火焰。制度主义和演进主义这两个相互补充、观点相近的学派，成为现实主义运动的两面旗帜，引导着经济学从一个相异于主流经济学的方向发展。
(四)当代经济学现实主义运动的方法论意义从内容来看，现实主义运动的实质是在倡导一种研究历史中的现实和现实中的历史的动态、非均衡理论体系，因此是一种对新古典主义的制度无涉、时间无涉理论体系的反叛。从方法论角度来看，历史归纳法和案例分析是现实主义者所倡导的研究方法。它表明现实主义经济学家对经济理论界长期积累的"李嘉图恶习"(熊彼特语)(抽象演绎实证方法)的不满和抛弃。现实主义运动的潮流表明，经济史理论是重要的，而且现实总是可以从历史中去寻找。熊彼特早就指出过其重要性:"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有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我相信目前经济分析中所犯错误，大部分是缺乏历史的经验，而经济学家在其他条件方面的欠缺倒是次要的"(熊彼特，中译本，第三卷，第92页)。
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现实主义运动还体现出对人的主体性的关注，它恢复了经济学对"人与人的关系"的研究传统。例如:新制度环境不再像新古典环境那样，将经济主体理解为原子式的互动，而是看到了有限理性、不确定性、机会主义，以及个人理性和社会理性的不协调之处，而这正是现实中所最亟待解决的问题。在这方面，制度主义的潜台词是:人类应该在制度方面有所建树，以引导人类社会走向更为文明的佳境。而这种理念正体现了与马克思相同的信条:不仅是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
当代经济学现实主义运动对经济史理论的重新发现表明，未来的经济学理论应该是不同于新古典的静态封闭的自足的系统，而是开放的动态的系统，其中必然包含着经济学理论中的各个学派之间的竞争和融合。因为，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吴承明，1995)，其最终的目的是解释现实问题和发现经济过程中潜藏的，为人类社会的制度设计提供理论指导。
二、当代制度主义:现实主义运动的一面旗帜
制度主义是当代学现实主义潮流中最大的流派。在制度主义的旗帜下，集结了一批有制度倾向的许多分支，这些流派都不约而同地对新古典的抽象演绎模式表示不满，另一方面它们又表示了相似的对过程和现实的关注。
(一)制度主义的几条线索1.凡勃伦-康芒斯传统。凡勃伦和康芒斯以及米契尔等人继承了德国历史学派的传统，在美国形成制度学派。该传统的当代传人主要继承了凡勃伦的演进经济思想和他对新古典主义的批判精神，强调经济的整体、演进观点，倡导结构分析。其代表人物塞缪尔斯高度赞扬了欧洲演进经济学(EAEPE)的一些学者坚持凡勃伦传统用进化论思想分析制度与经济的互动和整体演进的思想，并指出未来的制度经济学很可能将是在凡勃伦-康芒斯传统基础之上的综合。这一派制度经济学理论在当代最前沿的或最杰出的贡献之一就是强调技术变迁的演进经济学与制度分析的融合，这种融合被称为演进制度分析。而在分析上，它吸收了博弈论的方法。尼尔森和温特(NelsonandWinter)在其《经济变迁的演进理论》(1982)一书中，分析了常规在制度演进中的作用。他们认为制度是以常规作为基础的，企业制度的演进是常规演进的结果，它起到了一种类似于基因在生物进化中所起的作用。按照他们的理解，常规具有知识属性，它存在于组织的记忆之中，是组织内部重复博弈的均衡解，也是合作的源泉(NelsonandWinter，1982)。正式将博弈论引入制度分析的是斯考特(Schotter)、克莱普斯(Creps)和宾姆尔(Binmore)等人。斯考特根据经济人假定，构造了一个制度博弈分析模型。"当行为当事人处于一个重复的博弈状态，一个群体的所有成员行为就具有一种性，当且仅当它是真实的并且是共享性知识的时候，就是制度 。"(Schotter，1981，p.11)他认为，"......在经济中，制度倾向于为当事人整理记忆，并因此而将他们正在进行的博弈从不完美记忆博弈转化为制度支持的完美记忆博弈。"(Schotter，1981，p.109)。斯考特的演进制度分析有与新制度经济学融合的倾向，并且在其分析框架中承接新奥地学派哈耶克的有关知识认识论思想。
2.科斯传统或新制度经济学(交易成本经济学)。与旧制度学派相比，新制度经济学体现了知识传统的渐进发展，这又表现在它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一些假定展开的边际修正方面。他们采用的是"新古典分析+交易费用"的范式，但其研究对象不再是脱离现实的"零交易成本"世界，而是充满了不确定性、有限理性、机会主义等因素的现实的正交易成本世界。该学派在当代的最新发展包括以下几个理论分支:(1)产权经济学。(2)交易成本经济学。(3)合同理论。(4)新经济史学(计量经济史、经济史的新制度分析)。由于该学说在当代学术界讨论颇多，故在此不予详述。
3.威克塞尔传统或宪政经济学(公共选择学派)。宪政经济学的理论先驱是威克塞尔(Wicksell)。他曾在其《财政理论研究》(1896)一书中指出，要影响行为者的决策就必须注意改变规章制度(宪政约束)，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采取一致性原则。这就将宪政规则的选择和选择的原则纳入到经济分析框架中来，有力地启发了布坎南等人对公共选择问题的研究。布坎南(1987)认为，经济学实际上是一门选择，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是"制约因素下"的选择，因此可以用成本-收益分析模式;而宪政经济学研究的是"立宪层次"的选择，是"制约因素"的选择，则必须注意程序、过程的公正性，这就要求对政治过程中的"经济人"进行立宪制约。与宪政经济学密切相关的研究还包括塔洛克的"寻租的政治经济学"、奥尔森的关于集体行动的经济学分析。他们都和布坎南一样将政治过程纳入到经济分析中，并注意到利益集团斗争在经济决策、政治决策中的重要性，不仅拓宽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而且还对现实经济运行提供了超越纯交易经济分析的更为深刻的洞察。
4.奥地利传统或市场的扩展秩序论。最著名的奥地利学派的当代传人是哈耶克。他遵循奥地利经济学家门格尔、维塞尔和米塞斯的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方法论传统，主张将注意力从古典经济学集中于被定价的客体转移到从事于定价的主体研究上来。他不满于主流经济学所沿用的科学主义的物方法在经济学中运用，认为科学主义将不可避免地忽视现实的一些关键方面，如:感觉、目的和预期等。在社会制度方面，他强调制度作为一种自然秩序不是人为设计的结果，而是人类活动演进的结果，例如:语言的使用和货币制度的出现就是明显的例子。市场制度对人类合作前景的贡献在于，市场作为一个过程，不断地提供有关物品和劳务的价格信息，这些信息可以作为人们选择的基础。而在这种选择中，传统和知识是至关重要的。制度是传统的演变，是信息和主体预期互动的结果。任何理性的设计都不可能创设出理想的制度。哈耶克的思想尽管保守，但他对市场过程的观察以及对知识、信息、等的重视，启发了后世的现实主义者尤其是制度经济学家对市场演进过程中共享性知识(传统)的研究。其思想已经为从事演进制度分析的克莱普斯和斯考特进行博弈分析提供了知识认识论基础。
5.左翼制度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制度分析。布逻姆利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或新制度经济学很多有关"效率"的论述是一种同义反复，往往在私有产权-市场-效率的表层现象之间兜圈子。他更关注利益和制度的相互作用，强调制度结构包括产权、经济主体的财富状况和其它界定交换领域和范围的博弈规则等对个人选择的影响。因此他主张应该同时注意激励因素和剩余控制权不同所导致的财富分配的差距(马克思强调)两种因素的作用(布逻姆利，中译本，1996)。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对制度主义的研究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的研究涉及经济、社会权力、商业周期、环境污染、异化、组织、民主等问题，常常是早期制度经济学家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们研究工作的继续(塞缪尔斯，1995)。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有很丰富的制度经济思想(诺斯就是马克思制度变迁思想的直接受益者)，如: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与经济理论、技术和制度(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之间张力的理论，恩格斯关于家庭制度、私有财产制度以及国家起源的理论等。和西方主流制度经济学家不同的是，他们将眼光投向更幽远的历史与未来，并且强调社会制度变迁中既有量变也有质变。支撑他们这些理论的基础或方法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因此他们能够透过纷繁复杂的意识形态表层看到制度结构深层的矛盾运动。在他们的眼里，技术不再是一个外生变量，而是构成矛盾累积的内生变量，人们为了生存而累积的技术进步因素成为推动制度变革的根本性动力。
(二)当代制度主义的综合倾向和发展趋势许多经济学家相信，"总有一天交易成本和对合同的选择作为对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富有成效的分析的源泉而取得的位置，将可以与边际效用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所占的位置相比美"(张五常，中译本，1992)。然而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科斯却对此持一种保守和谨慎的态度。他认为，新制度经济学作为对主流经济学的正面袭击的结果所造成的变革将不会发生，只有当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识到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性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它才能为主流经济学家所接受(Coase，1998)。制度主义作为一种现实主义的学术思潮，其潜力已有所显现，在实力方面则略显不足。制度主义目前仍是一个相对松散的理论大杂烩，在它的内部需要各分支流派的综合，在外部则需要吸收更多的理论营养，以壮大实力。而这种综合的趋势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
1.制度主义在现实主义基础之上的综合。制度主义的综合表现为其内部分支之间的综合趋势，也表现为它和新古典主义以及其它流派之间的综合趋势。制度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外部综合表现为它们之间的双向交流。(1)首先是制度主义中的新制度经济学试图融入主流的努力。以科斯、威廉姆逊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实际上在基本精神和方法上都借鉴了新古典主义的，如实证主义效率观等。最近几年又倾向于将其理论体系严密化(如采用数学分析方法、计量分析方法)。主流学派的一些微观经济学教科书中，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内容也开始进入。(2)制度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合流，形成后凯恩斯制度学派。他们注意到对宏观问题的解决方法，不能仅仅局限于宏观变量的短期政策调整，还要将不确定性、预期、制度等因素内生化进行制度结构改革，以求从长期的角度解决失业、通货膨胀和经济周期等宏观经济问题。(3)制度主义和演进经济学的合流，形成演进制度分析学派。演进经济学是一个宽泛的、边界很模糊的学派，有时它被作为制度主义的一个分支来处理(它与制度主义有诸多方法论和研究程序方面的交叉之处)，有时它又作为专门致力于技术变迁研究(继承熊彼特传统)的"新熊彼特主义"的面目出现。它强调对历史过程的研究，提出了很多发人深省的被新古典传统所遗漏的命题，如:正反馈、报酬递增、多重均衡、混沌、非线性等。新熊彼特主义与制度主义的融合，使制度变迁的研究者将技术进步纳入到他们的理论体系中，而这种结合又与马克思关于技术和制度的矛盾的分析相接通。
在制度主义的内部，新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哈耶克的知识认识论、信息、竞争与合作等有关命题，被演进制度分析学派的斯考特(Schotter，1981)用到其制度演进的博弈模型中。新经济史学的当代杰出代表葛瑞夫则受公共选择学派的国家理论的影响，认为国家作为"经济人"一方面具有界定和保护产权的功能，另一方面也会由于税收利益因素的影响扼制市场的发展。由于这种"国家困境"的存在使中世纪的行会并不依托于国家，而是凭借商人之间共同的文化信仰和长期交易中建立起来的信誉机制而产生，并起到一种替代国家界定和保护产权以及解决一些产权纠纷的作用(Greif，MilgromandWeingast，1994)。诺斯则受哈耶克、布坎南、奥尔森等人的影响，越来越认识到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政治结构、文化传统对制度变迁的影响重大，并使他逐渐改变了他在早期著作《西方世界的兴起》(1973)中，用相对价格的变动和均衡概念等解释制度变迁的方法。左翼制度主义者布逻姆利(Bromely)和公共选择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奥尔森，则明显受到马克思的利益冲突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的影响，认识的制度的非中性特征。
2.制度主义综合过程之中也凸现出制度主义经济学的未来发展趋势。第一，将经济嵌入社会之中，试图从人类历史长河的长期变迁中理解经济过程的内在规律;另一方面又试图使其理论体系体现出一种历史和逻辑的统一。而在这方面，马克思的理论体系的确提供了一个经典的范本。马克思的研究从整体上来看是历史的研究，而且有一种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马克思将人既视为"社会的人"，也视为"历史中的人"。他认为，私有财产制度使人变得愚蠢和片面，在这种制度下，人的感觉和肉体都绝对地受私有财产这种"异化"的形式的支配而贫困化，因此私有制度阻碍了人向自己的生命本质的全面复归(即阻碍了人的全面解放)，是应被取代的制度形态。可见，马克思对人文精神的追求是建立在他对历史的深厚理解基础之上的。而他在考察资本主义和私有财产制度时又是用辩证逻辑和抽象法来分析的。正如恩格斯所评价的:"这里所涉及的不仅是纯粹的逻辑过程，而且是历史过程和对这个过程加以说明的思想反映，是对这个过程的内在联系的逻辑研究。"(转引自陈彩虹，1998，第25页)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体现出的思想和方法必将对当代制度经济理论产生持续而强有力的影响，并将促使制度主义在理论形态上形成一个系统的经济哲学观。第二，在中观形态上，制度主义追求理论建构的现实性，重在研究真实世界中的经济现象，尤其强调前提假设应是真实而易于处理的，而在研究的重点方面强调对现实约束条件进行实际调查。第三，追求一种目的，为政策制定和立法提供其理论基础。在政策的制定中，将现实和抽象的模型等同起来，往往会产生误导。熊彼特就曾批评过演绎实证主义的始作俑者李嘉图的这种理论倾向，他认为李氏试图将其理论直接运用到政策制定中，是从高度抽象的、非常繁琐的理论一下子跳到政策结论(斯坦费尔德，中文版，1990)。与李嘉图所不同的是，制度主义者重在观察制度运行所需的现实条件，以及条件变化后的制度应如何适应变化了的现实。因此，制度主义能为政策制定和立法提供理论基础，并为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应用性转化架起一座桥梁。第四，接受科学哲学的最新发展的有关理论和方法，将混沌理论、正反馈、自组织理论引入制度分析，并通过机模拟建模注入数学的严密性，将能使制度分析更为有效地探究经济系统中的"复杂现象"。
三、学的
(一)现实主义与中国经济学1979年以后，中国的经济现实发生了重大变革，改革和发展成为经济生活的主旋律。一些经济学者隐约地感到在过去很长时间内中国不仅在经济发展中存在着浪漫主义和空想主义倾向，在经济学的发展上也存在着教条主义倾向。他们开始寻求一种能够解决现实经济发展的，以解释发展变化了的现实。
8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中国主要引进的是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学派的理论，包括新古典学派和古典学派以及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理论。在80年代中期，宏观经济学在中国尤其兴盛，原因在于80年代上半期尤其是1984年第四季度的经济过热和需求膨胀导致的经济波动的出现，迫使人们对宏观作出思考。这一时期的一些经济学者虽然有一些现实主义的想法，但由于理论储备不够，食洋不化，对西方经济学的理解和存在生搬硬套之嫌(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学的现实主义倾向，或许仅仅停留在对各学派理论对中国现实的适用性的选取上)。80年代中期到1989年风波期间，中国经济学界出现了引人注目的现象:(1)在理论引进上，侧重于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引进和介绍，这也是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现实的。(2)出现了改革对策论的热潮。许多学者对中国的改革突破口、改革路径等问题发表见解，形成几个不同但有些交叉的改革流派的理论交锋，如:协调改革派、所有制改革派、产权改革派、宏观改革优先派、宽松学派、经营权主导改革派、体制改革派等(叶选胜，1993)。(3)在这一时期，西方自由化思潮对中国冲击非常明显，在经济学领域也是如此。有关部门曾采纳一些浪漫主义的、有新古典主义倾向的经济学家的建议，几次进行价格闯关都因招致通货膨胀而流产。1988年的那次闯关造成极为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使很多人认识到改革没有浪漫曲。产权改革派中的一些学者也曾受主流产权理论的，设想从产权明晰的角度去尽快解决中国的问题，实际上是一种"产权神话"在中国的翻版。(4)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因为和中国改革现实相契合，开始引起中国一些中青年学者的浓厚兴趣。他们开始翻译和介绍这方面的理论，并用其中一些理论中国现实。当然这一时期的理论发展仍基本上处于引介评述阶段。
总之，整个80年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中国学术界影响呈上升趋势，并接受中国经济现实的检验。实践证明，主流西方经济理论不能有效地解释和解决中国的问题，因为，主流的新古典主义和一些主流的宏观经济学理论都有其较完备的市场条件作基础，而这些条件在中国是不具备的。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中央决策层开始反思改革思路，经济学理论界也开始反思中国到底该以什么样的理论，作为中国经济学理论建构的生长点。
从90年代初到现在是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兴盛时期。在这一时期，无论是理论评介，还是以中国的现实为基础检验和重构新制度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和命题，都达到了一个新阶段。人们发现用新制度经济学有关理论和来描述、解释中国改革和过程，很具有说服力。科斯教授倡导的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在中国得到了回应。
(二)中国制度经济学研究:理论贡献中国经济改革现实是中国制度经济学理论生长的试验田，它催生出许多有关中国经济转轨的经济理论。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中国制度经济学已经从改革对策(寻找改革突破口)、目标模式研究转向对改革过程本身的研究。20年改革和发展史为经济学家提供了近距离观察中国经济变迁的机会，到80年代末中国制度经济学者愈加注意对改革成本、利益冲突的研究，改变了以往对改革所持有的浪漫主义简单看法。改革要付出代价，此代价应该由谁承担，政府该怎样补偿利益受损者，这是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问题。樊纲、盛洪和张军等人的系列论文(见《中国的过渡经济学》，盛洪主编，1994)提供了这方面的深刻洞察。进入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制度经济学研究又有了新的突破，这表现在林毅夫等人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1994)和张曙光主编的《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第1集(1996)、第2集(1999)的出版上。它们标志着中国制度经济学研究从简单模仿、运用国外现成理论解释中国问题走向自主创新阶段。尤其是90年代后半期，一批挑战主流新制度经济学的论文的出现，将中国制度经济学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至此，一些建立在中国经济现实基础上的独特的理论话语，如:增量改革、试点改革、计划利权交易、渐进改革、补贴改革、"模糊产权"、"超产权"、"内生产权所有制"、承包权、法人财产权等出现在中国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专业之中。同时一些现实主义的计量实证分析也试图为这些理论提供经验数据的支持。本文将主要对制度经济学在90年代中期以来的主要理论贡献作一简要综述。
1.林毅夫在新制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相结合的理论框架下，考察了中国十几年改革和发展史，提出了一系列有广泛影响的理论命题。他与那些具有明显新古典倾向的经济学家不同，他更加注重对经济制度变迁和技术变迁过程的考察，力图将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两大现实问题融合进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中，并以此为出发点，探讨中国经济体制的形成逻辑、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改革中出现的"活乱"循环以及国有改革等相关的难题(林毅夫等，1994， 1997)。他们还对国有企业改革的"产权核心论"提出质疑，指出了在中国的特殊背景下市场竞争环境的重要性，极大地启发了后来的学者的研究。
2.以张曙光为代表的天则经济研究所，主要从事中国改革过程中的制度变迁案例研究。天则所已经完成了两项"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项目，1993-1994年完成10个案例，1995-1997年又完成了12个案例，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整体上来说，这20多个案例分析中所体现的是主流制度经济学(即以科斯、威廉姆逊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价值观和方法论倾向，它们以"效率"为核心和导向，以个人和契约过程分析来观察评价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制度的转轨过程。在这些分析中，有一个隐含的前提，即市场经济制度比计划经济制度要更有效率。同时，他们注意到中国制度变迁过程中的本土化特征，对中国转轨过程中出现的各种"过渡性制度安排"的二重性、易变性进行着力关注和重点刻画，从而力求使中国制度经济学研究在"融入主流"的同时，作"发展主流"的努力(张曙光，1996，1999)。
3.樊纲(1995)考察了非正式制度安排-中华文化传统在经济发展中的意义和局限。他认为华人文化不重视理性化的正式制度安排，更注重人际关系等非正式制度安排，因此华人企业多为家族式企业。而正是中国文化传统的这种特质("重不重形式"、重非正式关系而不重正式制度)使中国的渐进改革取得了相对成功。但是他认为华人经济如果还要取得进一步的长期发展，还必须注意依靠"法治精神"来实现自我完善。樊纲的分析也表明文化传统等意识形态范畴对制度变迁的路径有重大影响，但这方面的研究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是很薄弱的。王询(1999)也注意到文化传统对经济组织形式变迁的影响。他认为，东亚国家由于在文化传统方面的特殊性使企业和市场之间的界限较为模糊，企业和市场之间的空间往往较大，更容易发展出各种中间形式，而这种中间形式在中国的特殊背景下往往成为节省交易费用的组织形式。另外，由于制度环境的不完善，中国的家族式组织和交易的人际关系模式有可能又是行之有效的组织形式。
4.在中国制度变迁的方式的研究方面，杨瑞龙(1998)根据中国的转轨现实的特殊性提出了"制度变迁方式的三阶段论"和"中间扩散型假说";黄少安(1999)则提出了"制度变迁主体的角色转换假说"。不过杨瑞龙更加强调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制度创新中的作用，尤其考察了地方政府作为一个利益主体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中的"中间扩散效应"。而黄少安则更强调制度变迁中的利益主体的多元化特征，认为制度变迁往往是由不同主体联合行动才能完成，并且不同主体在创新中的角色随着创新过程的演进而不断发生变化。
5.挑战西方主流新制度经济学。最近几年，中国经济学家在对待西方经济学的态度上表现出了更多的主体意识和创新精神，这一方面表现为对主流经济理论的批判性吸收，另一方面又表现为以中国经济现实来证实或证伪西方经济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能解释中国现实的理论模型。中国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就体现在这两个方面。
首先，中国学者对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核心概念和分析逻辑表示怀疑。(1)盛洪对新制度经济学的一般历史观提出挑战。盛洪(1995)认为，由于公共选择的外部效应，一些人在进入公共选择领域时，有可能采取非市场手段，通过对公共选择过程的不当运用，使制度变迁走向以效率较低的制度安排替代效率较高的制度安排的路径上去。这种观点与主流经济学认为的制度是人们互相趋利避害的选择的结果，因此对个人都是有利的主流观点有所不同。(2)汪丁丁对"交易费用"概念提出质疑。汪丁丁(1995)指出了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交易费用"自身的逻辑缺陷。他认为，交易费用实际上也可用"机会成本"来定义，它作为制度的运转成本，在一般均衡中不过是某种实现了的博弈均衡，是对每一个参与博弈的主体的主观价值而言的机会成本。但是由于主体知识结构的影响，参与博弈的主体实际上没有选择博弈均衡的自由，制度选择也就无所谓替代性，或者说对制度选择而言，再谈论"机会成本"(交易费用)问题似乎没有意义了(因为交易费用在多数情况下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一个演进过程)。(3)程恩富(1997)对"私有产权神话"的批评。程教授认为产权仅仅是经济发展函数的一个变量，完整的经济发展函数为:F发展=f(c产权、t土地、l劳动、z资本、j技术、g管理......n)，私有产权也并非先验的永恒的安排。(4)柯荣住对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提出挑战。柯荣住(1997)认为，诺斯的"如果预期净收益超过预期成本，一项制度安排将会被创新"的论点在现实中无法得到证实。他认为该论断考虑的仅仅是制度创新的必要条件，忽视了以下五个方面的因素:A.创新的不连续性;B.创新的不确定性;C.制度创新中的供求一致性;D.制度创新主体的行为理性;E.一定利益格局对制度变迁的影响。在考虑以上五个因素后，他给出了一个模型来解释制度变迁中长期谈判的均衡博弈问题。柯荣住在他的文章中表示了对新制度经济学的新古典分析倾向的不满，他认为应该修正新古典主义的绝对时空观和连续性假设，关注不确定性、混沌、耗散结构等更为复杂的现实问题，从而加深新制度经济学对经济现实的理解。(5)崔之元博士对"主流"范式的挑战。崔之元认为，在市场不完全、信息不充分条件下，制度改革应寻求次优结果，而不是"最优"结果(崔之元，1999)。他还对"软预算约束"命题作了富有新意的阐发，他认为"软预算约束"不仅仅存在于东方主义国家，西方私有制经济中也广泛存在这种现象。他进一步强调"软预算约束"在一定的制度条件下也能提高社会的整体经济效率。他还指出了产权理论与"软预算约束"理论的内在联系，提出了"产权明晰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谁有权，通过什么过程来界定产权"的命题(崔之元，1999)。
其次，建立在中国转轨经济现实经验基础之上的本土化的理论模型，是中国制度经济理论研究的特殊贡献。(1)李稻葵的"模糊产权"理论。李稻葵(1995)对教条化的"科斯定理"提出挑战，他认为产权安排与制度环境互为因果，在不同的环境下，都会有一种最佳的产权制度选择，但此选择未必是清晰界定私有产权。现实中具体采取何种产权安排取决于交易费用的大小。中国乡镇企业采取"模糊产权安排"，在中国相应的制度环境下，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率的制度选择。(2)田国强的"内生产权所有制"理论。田国强(1996)构造了一个非完全市场环境下内生产权所有制模型，来说明所有制安排的内生性，即所有制类型(国有、民有、集体所有)分别与经济自由程度和市场完善程度相关，也就是说，产权不是外生给定的，而是经济环境的有效对应。(3)刘芍佳和李骥(1998)的"超产权论"。他们挑战西方的私有产权理论，认为私有产权论仅仅阐明了收益激励机制对企业效率提高的作用，没有注意到市场竞争因素的作用。他们认为利润激励只有在市场充分竞争的前提下才能发挥其刺激经营者努力的效果，应该在企业治理结构模型中同时引入市场竞争和产权两个变量。这就丰富了主流产权理论的内容。
(三)中国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反思1.关于案例研究方法。在中国目前统计数据失真而且现有数据缺乏的情况下，开展案例研究确实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替代方法，但是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案例分析结果的一般化问题，也就是如何将案例分析上升到总量分析的高度，归纳出一般的理论形式的问题。这与案例选取的典型性有关，也与分析者的理论素养有关。如果案例分析结果不能一般化，则各个相关案例的结果就不能联结成一个整体，那么我们对历史和现实过程的观察就难免有支离破碎之感。
2.基础理论研究的薄弱。中国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基本上采用的是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但是西方制度主义经济学的最新发展中，却出现了各种制度主义流派相互融合的趋势，尤其是旧制度经济学派由于和演进经济学、博弈论等的融合显示了更强的生命力，而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对价格分析、交易费用分析、成本-收益分析在分析长期变迁方面显示出了局限性，因此西方制度主义经济学越来越重视历史过程和利益冲突的分析。而中国以效率为导向的改革在取得一系列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许多社会矛盾，尤其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所造成的利益冲突，失业人员增多造成的社会混乱逐渐显露出来，使改革成本明显加大，深层次改革举步维艰。因此，利益冲突与摩擦将是中国后期改革所必须着重关注的问题。这些现实问题要求理论工作者转换理论视角，尤其是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应将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对价格分析、交易费用分析方法和旧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康芒斯的社会控制理论、左翼制度经济学家布逻姆利的利益分析和公共政策分析以及演进制度分析学派的博弈分析甚至马克思的利益矛盾分析、公共选择理论的利益集团分析等综合起来，形成一个能够解释中国现实的理论框架。目前，可能最为急需做的工作是，挖掘经济思想史上的制度经济理
论思想，进行理论梳理，并进行各流派之间的比较与综合，同时摆正制度主义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三者之间的位置。但是从目前来看，这些都已经构成了中国制度经济学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3.如何将中国的产权结构、制度结构、政治结构和市场结构结合起来，并融合中国经济史进行研究，形成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也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课题。
(四)中国经济学发展中需要进一步思考的几个问题1.关于"范式危机"。学术界对中国政治经济学的"苏联范式"的危机给予了诸多关注。笔者认为，所谓"范式危机"，与其说是某一理论范式的危机，不如说是各种教条主义经济理论的总危机。近几年中国经济学发展中现实主义和制度主义思潮的勃兴，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经济学者的"问题意识"、"历史意识"、"主体意识"的觉醒，它标志着中国经济学者的工作从理论引进模仿的自在方式到理论创新的自觉或自为方式的转变，但是，要形成一个对中国历史和现实有解释力的理论范式还需要学术界同仁的共同努力。
2.关于马克思经济学、制度主义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改革和发展是中国目前的最大现实，中国经济学要想在现实的理论解释力方面有所突破，制度主义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是必然选择。但是，马克思经济学的指导地位仍不容忽视。马克思经济学本质上具有历史属性，在对历史过程和对现实矛盾的关注方面，它和制度主义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有沟通和融合的潜力。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兴起正反映了这种趋势。因此，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马克思经济学都应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指南，并在经济层面上提供思想认识源泉。西方主流经济学所蕴涵的精神和对市场经济运行的洞察也应为中国经济学者所吸收，并在方法论意义上成为中国经济学者工具箱里的一个重要分析手段。在全球化语境中，本文强调经济学的人文属性、历史属性，并且笔者坚信，越是历史的才越是民族的;"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进一步说，经济学的历史价值也就是经济学的永恒价值(惟有历史的才是永恒的)(陈彩虹，1998)。
3.中国经济学的本土化。中国经济学的本土化是中国经济学能否在世界经济理论之林中占据一席之地的重要前提。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既有意识形态必然影响到中国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的模式不同于西方国家。这种独特性应为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工作者所认识。而要认识这种独特性就必须深刻理解中国经济史，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变迁史，这正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一个最薄弱的环节。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史研究往往成为纯粹的史学家的专有领域，经济学者却鲜有涉足。同时中国经济学理论也缺少经济史的视角和经验支持。因此中国经济学理论的未来发展尤其需要经济史理论的奠基。当然，这种经济史理论研究必须以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作为分析工具，在这方面新经济史学派的理论可以提供一些借鉴。对于一些人主张的中国未来的经济学必须"融入主流"的观点，笔者不敢苟同，中国经济学本土化要求的恰恰是"主流融入中国经济史"!
4.中国经济学的未来发展需要人文精神、现实主义精神、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的理念作为指导。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科学、人文科学，它应以"人"的发展作为最后的归宿，不仅仅关注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还应该关注"人"在效率提高中的"主体性"的发展。同时经济学还应该不断地关注历史和现实，以增进其理论解释力。当然，这些仍然不够，经济学者的眼光还不应仅仅停留在现实的细枝末节上，也就是说，还要关注未来。这在中国表现为关注改革后期的"后市场化"问题，如异化、犯罪、环境污染、经济周期、道德沦丧等。这就是说，要以一种马克思的批判现实主义的眼光去审视市场经济的种种缺陷，以免重蹈覆辙。
5.中国经济思想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或是否会有一个经济学的"中国学派")。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曾有过影响世界学术思想发展的辉煌成就:我们能从法国"重农学派"的学说中找到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影响(谈敏，1992);而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也被认为是受到司马迁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影响(扬格，1996);在当代，又有人考证出美国"新政"时期的有关"农业调整法"的条款直接来源于中国古代的"常平仓"思想(李超民，1999)。看来，中国经济思想的影响不仅仅停留在学术领域，而且影响到别国的施政纲领和立法实践。因此，面对西方强劲的"文化殖民"倾向，我们大可不必数典忘祖或妄自菲薄。然而，由于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专利制度的缺乏以及长期的闭关锁国，致使中国曾经辉煌过的经济思想衰落了。可喜的是，近二十年的体制改革又一次给中国经济学发展提供了机遇，中国经济转轨成功的经验又势必具有世界性意义;中国的学术环境也有了很大的改善(知识产权法的实施，匿名审稿制度，文献制度，竞争、开放的学术秩序)。我们不能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这是否意味着二十一世纪中国经济学在国际学术界崛起的历史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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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罗姆利:《利益和经济制度---公共政策的基础》(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
陈彩虹:《经济学的属性和逻辑论》，全国经济高级研讨会论文(上海)，1998年。
程恩富:《西方产权理论评析》，当代出版社1997年版。
崔之元:《"看不见的手"范式的悖论》，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恩格斯:卡尔·马克思《经济学批判》，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樊 纲:《中华文化、理性化制度与经济》，《二十一世纪》1994年第6期。
弗里德曼:《实证经济学论》，载《弗里德曼文萃》，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黄少安:《制度变迁主体角色转换假说及其对中国制度变革的解释》，《经济》1999年第1期。霍奇逊:《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卡西迪:《经济学的衰落》，载《纽约人》杂志1996年12月号，译文参见《现代外国哲学科学文摘》1997年第4期。
柯荣住:《长期谈判的均衡:制度变迁和博弈》，《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7年春夏季卷。李超民:《"常平仓"、华莱士与"农业调整法"》，上海财经大学博士论文1999年。
李稻葵:《转型经济中的模糊产权理论》，《经济研究》1995年第4期。
林毅夫、蔡、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林毅夫、蔡、李周:《充分信息与国有改革》，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
塞缪尔斯:《制度经济学的现状》，《剑桥经济学杂志》1995年8月号，中译文见《当代经济科学》1999年第2期。
盛 洪:《为什么人们会选择对自己不利的制度安排》，《中国社会科学季利》1995年春季卷。盛 洪主编《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
斯坦费尔德:《制度:经济学中即将到来的发展》，载艾克纳主编《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谈 敏:《法国重农学派的中国渊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田国强:《内生产权所有制理论与经济体制的平稳转型》，《经济研究》1996年第11期。王 询:《文化传统与经济组织》，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汪丁丁:《从"交易费用"到博弈均衡》，《经济研究》1995年第9期。汪丁丁:《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吴承明:《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经济研究》1995年第4期。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扬 格:《市场之道:司马迁与看不见的手》，《太平洋评论》1996年第一卷第2期。杨瑞龙:《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论》，《经济研究》1998年第1期。
关键词:经济理论 经济史 制度理论 中国经济史
中图分类号:F0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04-038-04
一、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的结合
经济理论和经济史研究不仅需要回答现实经济是如何运行的,而且也必须对经济的长期趋势和结构变化作出解释。诺思认为,经济史的基本任务就是“解释经济在整个时期的结构和绩效”。吴承明先生也指出,“经济史是研究各历史时期的经济是怎样运行的,以及它运行的机制和效果”。经济史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历史过程,它一方面要求我们对人类的经济活动历程进行客观翔实的描述,另一方面也要求我们对经济的发展做出时序性、规律性的阐释。马克思、熊彼特、库茨涅茨、舒尔茨等学者历来都将历史看作理论灵感之源。经济史是经济学的一部分。但经济史与经济学并非相互包含或融为一体,而是相互提供方法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经济学史和经济史的研究时,非常强调要重视逻辑的方法,重视经济关系的抽象和理论概况。同时,希克斯也认为,经济学的理论与经济发展的历史应该是统一的。这种统一表现在:在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下对经济发展的历史开展研究,在经济发展史中对经济学理论进行验证。
首先,经济史是经济学实证经验的源泉。实证方法是经济学的主要方法之一,其方法的本质简单说来就是用经验和事实说话。而直接用经验和事实说话,正是经济史的根本特征和优势:一方面,经济史可以为经济学的假设和命题提供更可靠的经验实证;另一方面,可以为经济理论提供更符合经验事实的假定。经济史所提供的大量经验和事实,大大扩展了经济学的实证范围,为经济理论的实证性验证提供更多的事实依据。而这些通过经济史学家提炼和抽象所得出的具有规律性的经验事实比经济学家所感知的现实经济世界要可靠得多。经济学家可以利用经济史所提供的经验世界,对经济学的假设和命题进行经济学模型的实验检验和理论修正,从历史和现实中抽象和完善理论。
其次,经济史是经济学理论假设研究的起点。假设是经济学理论建立的一个重要步骤。但是如果一种经济理论的研究,不是依赖于理论对经验事实的相符性,而是依赖于自身逻辑的严密性。然而,任何一种假说或理论,随着经济现实的变化和发展,其赖以成立的正确性也会失去其原来的真理性,如果不对其进行修改,就会导致整个经济大厦的摇晃。如新古典经济学以一种不可更改的演绎推理的偏好,来过分强调其完全公式化理论体系的发展,从而导致了一系列假设和命题的谬误,以至于面临众多的尴尬和挑战,如“黑箱子”。诺思究其根源,就在于缺乏历史感。而熊彼特也指出,“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
再者,经济学对经济史进行规律性指导。经济学是对经济史的抽象概况,经济学理论对于经济史研究的作用,就在于它决定着用什么观点考察经济的历史,用什么方法理解和阐释经济的历史。也就是说,“在解释经济史之前,需要一个概念基础”,而这个概念基础是由经济学提供的。经济学对经济史的指导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经济学为经济史提供各种可用的理论模型,如熊彼特的创新模型,诺思的制度分析模型以及罗斯托的起飞模型。还有就是,经济学中的各种分析工具都可以用于经济史学的分析研究中,如计量经济学方法、边际分析方法等。所以,不断引进和运用新的经济学理论和各种社会科学理论于经济史研究,不仅可以对史料加以重新的归纳、组合和整理,而且能够对重大历史问题总结出一本规律。
所以,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的结合,从经济学角度来讲,是经济学要主动求诸经济史检验和修正其理论假设,是经济学改革的重要方面。经济史的任务,不仅要为经济学理论提供更多的证实性材料,而且要为经济学理论提供更多更新更好的假设。正如诺思所指出的:经济史的“研究目的不仅要解释经济的过去,而且也要对经济理论有所贡献,提供一个分析架构使我们能了解经济变化。”从经济史角度来讲,经济史的“按时序解释经济结构及其实绩”,即从时间上解释经济结构和实绩的演变,用经济学方法来理解和阐释历史研究。经济史要利用经济学的理念、观点和方法,以及理论模型来分析和阐释历史,实现经济史和经济学的有机结合。而西方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史学在理论和方法上的历史突破,正是体现了这一点。
二、制度理论分析框架
在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分析方法中,市场的运作被假定为在完备信息、产权明确和零交易成本的条件下运作,偏好、技术、禀赋和制度构成经济主体行为的既定因素,被视为四个基本的外生变量,排除了制度或组织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然而,新古典经济学的这一分析体系,逐渐受到质疑。因为理性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动力既是经济增长、社会繁荣的主要动因,也是经济衰退的重要原因,这种理性人的“非理性结局”正是由于组织和制度所造成的。也就是说,新古典经济学家和博弈论经济学家所长期恪守的“理性经济人”这一维度,将会被人类社会实存的文化、背景下的交流和社会博弈分析和建构所取代。这就使得西方学者不再囿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而将组织和制度纳入经济学的分析体系中,并形成目前学术界对制度和制度模式研究的四大流派。
一是由凡勃伦(Torstein Veblen)、康芒斯(John Commons)、米契尔(Wesley C.Mitchell)、阿里斯(Clarence E.Ayres)、法格・福斯特(John Fagg Foster)、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马克・图尔(Marc R.Tool)等人发展起来的美国制度主义传统,也称为旧制度经济学或制度学派,这一流派的分析思想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并一直延续至今。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以凡勃伦、康芒斯等为代表的老制度经济学派从社会学、心理学、法学等角度来解释人类的经济活动,开始认为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凡勃伦认为“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是一种流行的精神状态或一种流行的生活理论。”即凡勃伦注重制度的心理和文化分析,把制度的发展看做思想意识演进的结果。康芒斯所解释的制度是指“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使之遵循一定的规范。因为社会经济生活中,在众多的社会集团之间广泛存在着利益的冲突,而冲突的各方又都是相互依存的,这种相互冲突和依存要得到协调,就需要秩序,即通过集体行动为冲突各方建立一个“行动规则”,使交易各方处于协调之中。而这种“行动规则”有来自经济、法律和伦理等方面,其中他特别强调法律对利益各方的调节机制。20世纪60―70年代加尔布雷斯所研究的制度不仅包括各类组织,还包括社会集团的行为准则、社会意识类型。制度只是人类本能和外在客观因素相互制约所形成的广泛存在的习惯,现实的经济制度只不过是心理现象的反映和体现,起决定作用的是法律关系、人们的心理以及其他非经济因素。
二是由科斯(Ronald H.Coase)、威廉姆森(Oliver E.Williamson)、诺思(Douglass C.North)等人所发展起来的新制度经济学派,人们一般将交易成本和产权,政治经济学和公共选择,数量经济史,关于认知、意识形态与路径依赖的作用等这四个研究领域都归入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范畴。科斯强调市场制度和企业组织对降低交易费用的根本作用,也是有效率的产出和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正常发挥作用的约束条件。也就是说,市场制度支配着历史上的各种交换关系,也是市场和其统一化的过程,培育了经济效率与增长。而诺思通过对经济史的研究发现,用传统理论去研究某一历史时期的经济增长和经济绩效,并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尤其是它无法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增长和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诺思在其三部曲中所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制度的核心是产权制度,而产权的制定者是国家。诺思对美国和欧洲经济史中制度变迁的历史进行了实证的分析,研究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对制度、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影响,并用制度变迁轨迹和路径依赖理论探究和解释了“为什么相对无效的经济会持续?是什么妨碍了它们去采用更有效的经济中的制度呢?”
这种新制度经济史学的分析在从事制度分析时,主要使用了交易成本和产权理论,其研究领域也就限定在了由国家制定和实施的产权上,而对于无国家和中央法律体系强调的自我实施制度,没有也无法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特别是在现有的经济理论分析框架中,无法解释本身作为一种制度的国家的起源。另外,尽管诺思等人对文化传统及意识形态给予了一定的关注,但是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及翔实的历史实证来分析非经济的社会和文化因素对制度变迁轨迹和路径依赖理论。而这个被诺思所认识到但反复强调的对意识形态、文化因素以及人们的主观预期研究的困难性解释,在20世纪80、90年代后被另一个学派所发展。
三是阿罗(Kenneth J.Arrow)、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阿克洛夫(George A.Akerlof)等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家从一般均衡、交易费用和信息经济学(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角度对制度作用和选择的研究。斯蒂格利茨和阿克洛夫作为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中的其中两位,其对信息经济学的贡献已经逐渐受到重视,其理论被继承和发展为与现代新古典经济学相呼应的新凯恩斯主义流派。阿克洛夫继承阿罗所提出的保险市场上的败德行为效应,发展了柠檬市场上的逆向选择效应。而这些由信息不对称问题所引发的效应,斯蒂格利茨进一步将其扩展为一个信誉模型。这一系列的“信息不对称”研究,将心理和社会因素引入经济研究中,来解释诸多市场机制和经济制度出现的原因,从集体惩戒角度即不遵守社会习俗会导致足够的声誉损失或违背成本的增加,为社会习俗的长期存在找到经济原因的分析,也为人们对市场行为规范的遵守找到了“非个体行为最大化”的多重均衡解释。而这种“不对称信息”研究的分析框架逐渐被众多研究者所推崇和拓展,用以分析诸多经济组织和制度的出现和存在,是用以消除信息不对称的负面影响。
四是由安德鲁・肖特(Andrew Schotter)、宾默尔(Ken Binmore)、萨金(Robert Sugden)、杨(H.Peyton Young)等人建立的博弈均衡制度分析方法,并被格雷夫(Avner Greif)、青木昌彦(Masahiko Aoki)等人在此基础上发展为历史制度分析理论或比较制度分析理论。鉴于历史的制度分析作为目前制度经济史学领域的主要分析范式,其理论建构和分析方法及研究领域的扩延,被目前经济学和经济史学界所广泛关注,日益成为现今制度经济史分析的传统分析模式。
三、制度理论与经济史的结合
制度经济史学是在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史学革命的推动与促进下产生发展起来的。20世纪50年代之前,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计量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被普遍应用于经济史的研究中,从而实现了经济史研究方法上的革命,开创了经济史研究的新时期。这些新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的应用,极大地增强了经济史学对制度及其相关问题的解释力,为新经济史学家运用这些特有的理论框架和专门的分析工具,去系统地分析和研究制度及其相关问题,构建了较为完整的理论方法、分析工具和研究体系。此后,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形成了所谓的制度理论和经济史结合而成的理论,即“制度经济史学”。
制度经济史学大致经历了“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新制度经济史学”和“历史的制度分析”这三个阶段。其中,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得源于新经济史学革命的发展,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本理论框架,以计量和统计分析为主要方法和工具,以历史上特定的经济制度――市场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来研究历史上的各种经济交换关系、经济效率和增长。其对历史上的大量有关价格、数量以及不同产业的周期性质等外生变量的历史资料进行归纳整理和统计分析,从而极大地增强了其对历史上的各种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的解释力,拓展了经济史的研究领域。而后,伴随着新制度经济学对制度研究的不断深入,经济史尤其是制度经济史对制度分析的特殊重要性逐渐被得以重视,并形成了“新制度经济史”。新制度经济史的集大成者是诺思教授,其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制度分析框架,对西欧和美国的经济史,特别是制度变迁的历史进行了广泛的实证研究,以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国家和意识形态对制度和制度变迁的影响,来说明经济增长的制度变迁模型和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从而形成了一个以制度、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为主轴,以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理论为主要分析框架的新制度经济史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格瑞夫在分析中世纪末期商业革命中的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时,超越了新制度经济史学将国家作为唯一的制度来源分析范式,重新给制度下了一个更为宽泛的定义,即本身“是自我实施的对行为的非技术决定的约束。”与那些由国家和法律强制实施的制度不同,自我实施制度必须是参与者各方在特定的文化背景和各种制约因素、意识形态等理念下,经过协商、谈判、讨价还价后自愿达成的一致结果,它最主要的性质就是自发产生和自我实施。
格瑞夫在给出了明确的制度定义后,对比分析了11―14世纪欧洲“商业革命”时期的意大利城市热那亚和地处北非地中海沿岸的马格里布商人,在相同的环境和条件下,二者不同的制度选择。分析得知,马格里布人和热那亚人不同的文化遗产以及他们在文化方面表现出来的巨大差异性决定了他们对制度的不同选择。到中世纪晚期的商业革命时期,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已经使热那亚和马格里布分别形成了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文化传统。而不同的文化传统,对热那亚和马格里布人的经济政治制度选择和变迁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深刻影响。热那亚人的文化传统使其在选择海外关系和内部关系模式时,选择了以“个人主义”惩罚机制为基础的第二方实施制度、开放型的扩大贸易方式和“纵向”的模式,而这些对于一个社会的长期经济增长是十分有利的。相反,马格里布商人则选择了以“集体主义”的惩罚机制为基础的第三方实施制度、封闭型的扩大贸易方式和社会内部横向的模式,而这些对经济的长期增长是不利的。热那亚的个人主义社会,由于缺乏经济上能够自我实施的集体主义惩罚机制和畅通的信息网络,及相关的非正式的集体主义实施的制度保障,促使其形成了保险制度、以国家权威为基础的法律制度、以及股票市场等相关制度的产生和发展。而马格里布的集体主义社会通过非正式的集体主义制度解决了相关的制度保障文艺,但同时也阻碍了其相关市场制度的产生和国家法律的强大。文化信仰对经济和政治制度的选择和变迁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而后者的发展状况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
格瑞夫对影响制度选择与变迁的非法律因素的历史制度分析,把研究重点引向了缺少国家和中央法律体系条件下的自我实施制度,将非正式规则对制度变迁的决定性提上了一个更重要的台阶,注意文化信仰在制度模式选择和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对于我们加深理解我国长期历史时期的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而历史的制度分析领域的另一个代表人物青木昌彦以博弈论为起点,以东亚经济特别是日本经济作为典型案例,来研究比较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方方面面,把制度概括为关于博弈重复进行的主要方式的共有信念的自我维系系统。他用“共有信念”概括了诺思对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等方面的解释,从而扩展了“制度”的内涵和外延,将制度的本质定义为能被共用资源、交易(经济交换)、组织、社会交换、政体和一般性组织领域等相关性领域所有相关人所感知的对均衡博弈路径显著和固定特征的一种浓缩性表现。即制度以一种自我实施的方式制约着参与人的策略选择,“并反过来又被他们在连续变化的环境下的实际决策不断再生产出来。”此外,青木昌彦运用进化博弈思想解释了制度演化中的多重性和不可确定性问题,因此历史和现实中,即使面对相同的技术知识和相同的市场,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制度安排会出现差异,同一文化背景下,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也会出现不同的制度选择。青木昌彦根据博弈的性质和对应的适当的均衡概念以及均衡达成的方式,确定了制度的三种主要方式,即管制制度、社会规范、规则和惯例。按照青木昌彦的观点,制度的作用是制约参与人的行为,通过协调人们的理念来控制参与人的行动决策规则。作为制度,共有理念引导着参与人在多种可能性(即多重均衡)中抉择,朝其中某一特定的方向行动。在此意义上,不论共有理念是管制性的、规范性的还是认知性的,制约都是其内生特征。制度通过对均衡状态的简要表征来协调参与人的信念;在一个信息非完备和非对称的世界里,制度又协助理性有限的参与人节约决策所需的信息加工成本。
历史的制度分析,将研究重点放在自我实施的制度(下转第41页)(上接第39页)上,拓展了制度经济史的研究范围和领域,超越了新制度经济史学把国家作为制度的唯一来源的分析范式,强调制度自发产生和自我实施的性质,认为自我实施制度必须是参加者各方经过协商、谈判、讨价还价后自愿达成的一致后果。制度概念范围的扩大,为明清时期各大商帮在缺乏民商法等“第三方”强制制度情况下,所依据不同的地缘文化、而选择的自我实施和集体主义惩戒机制制度模式的选择和实现方式方面的分析拓展了一个新的分析范式。
四、制度理论在中国经济史中的应用
中国经济史学在20世纪80、90年代经历了理论和研究方法上的“危机”之后,各家开始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来探究中国经济史的发展。其中,将西方经济理论引入传统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运用经济学理论来解释和发展经济史的研究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探讨和研究方向。特别是,西方制度经济史的兴起和发展,更是极大地促进了制度理论在中国经济史中的应用。其中,以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为代表的研究更具有特色。
晋商研究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和分析工具,借鉴西方制度经济史学的理论分析模式,对晋商的经济活动、发展脉络、运行机制、变迁规律进行制度经济史的分析,建立一个晋商制度分析模式。构建了一个较为全面、系统的晋商制度安排、配置与变迁的理论框架。将晋商的盛衰看作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运用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分析方法,对晋商制度变迁的主体、动因、方式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从理论上对晋商的发展脉络、运行机制、变迁规律进行了梳理和论证。运用了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制度分析与非制度分析以及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等多种方法,对大量可靠的史料进行了理论分析,使晋商研究得到进一步的深入。
晋商研究还应用历史的制度分析的理论分析模式,历史经验的归纳分析法、博弈论分析法,通过委托中的晋商信用研究、晋商金融信用的演进研究、资本运营中的信用关系研究以及晋商信用制度的实证分析,来构建晋商信用的历史制度分析模式。从产权结构、交易成本来研究晋商的信用制度,以及晋商信用的基本模式与实现方式,变迁过程及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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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美]凡勃伦.有闲阶级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变化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已经引起了发展经济学者们的高度重视，制度内生的经济发展理论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种流行的观点。
1. 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方法论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新制度经济学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对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在对新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科斯论文的详细考察中发现，“其研究方法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入手。”诺斯也强调：“历史至关重要。……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的。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过去只有在被视为一个制度演进的历程时才可以理解。”这对后来运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产生了深远地影响。传统经济发展理论特别是新古典理论“被过度概括模型的危险……（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启发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环境适时并安置可变物进行详细说明而得到避免。”在现实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制度分析可允许我们“穿透”社会事实而不是远离事实的分析模式来对发展问题予以说明。同时，通过“跨文化的启发式研究”得到大量的个案积累，也“应该产生对不同的社会和文明内在的行动倾向理解水平”。
事实上，不同国别发展绩效的差异，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并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释，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许多情况下对发展绩效会有更大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个案研究方法的采用正是源于其对不同时空中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具有的较大异质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见。新古典主义的约束条件根本不足以表达这诸多的复杂性。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将对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意识形态等制度因素给排除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过度简单化倾向，而且还克服了其把经济理论置于抽象时空的。
2. 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发展的决定因素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反贫困首先始于对制约发展因素的探讨。所以对发展决定因素的求索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依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和罗斯托的“起飞理论”，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决定因素，形成了过分强调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唯资本论”。根据这种理论，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在于资本稀缺。纳克斯提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和纳尔逊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则进一步展示了资本不足与发展停滞的恶性互动关系。
在猛烈抨击“国家控制教条”中起家的新古典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的“政府失灵”，正是“看得见的脚”对“看不见的手”的践踏应该对糟糕的经济绩效负责。只要政府放弃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让经济系统“获得正确的价格”，市场机制会自动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静态的最优必将最终转化为有效率的动态经济发展。而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的科斯定理告诉我们：交易是市场的前提。在交易成本为正的现实世界里，没有适当的制度，任何有意义的市场经济都是不可能的。奥尔森也明确指出，兴盛的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是那些能够保障个人权利的制度。没有这些制度，也就没有人会积极地储蓄和投资。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则开门见山地指出：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因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者更确切的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
3. 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发展政策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发展中国家存在结构刚性和资本短缺的结构主义的自然主张是，利用国家的力量扭曲资源价格进行资本积累，组织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平衡或有选择的大规模投资，以期借此走出贫困陷阱。新古典主义则认为，只要政府“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后呆在一边”，经济就能自然地得到发展。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制度系统。因为①制度通过确定明确的规则，增加了资源的可得性，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因而减少了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了市场更好的运行；②制度通过明确界定产权，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鼓励了创新和企业家的出现，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③制度通过建立社会活动的基本规则，扩大了人类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领域的选择机会，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发展的内涵。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已经引起了发展经济学者们的高度重视，制度内生的经济发展理论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种流行的观点。
1. 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方法论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新制度经济学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对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在对新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科斯论文的详细考察中发现，“其研究方法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入手。”诺斯也强调：“历史至关重要。……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的。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过去只有在被视为一个制度演进本文的历程时才可以理解。”这对后来运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产生了深远地影响。传统经济发展理论特别是新古典理论“被过度概括模型的危险……（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启发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环境适时并安置可变物进行详细说明而得到避免。”在现实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制度分析可允许我们“穿透”社会事实而不是远离事实的分析模式来对发展问题予以说明。同时，通过“跨文化的启发式研究”得到大量的个案积累，也“应该产生对不同的社会和文明内在的行动倾向理解水平”。
事实上，不同国别发展绩效的差异，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并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释，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许多情况下对发展绩效会有更大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个案研究方法的采用正是源于其对不同时空中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具有的较大异质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见。新古典主义的约束条件根本不足以表达这诸多的复杂性。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将对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意识形态等制度因素给排除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过度简单化倾向，而且还克服了其把经济理论置于抽象时空的历史虚无主义。
2. 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发展的决定因素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反贫困首先始于对制约发展因素的探讨。所以对发展决定因素的求索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依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和罗斯托的“起飞理论”，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决定因素，形成了过分强调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唯资本论”。根据这种理论，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在于资本稀缺。纳克斯提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和纳尔逊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则进一步展示了资本不足与发展停滞的恶性互动关系。
在猛烈抨击“国家控制教条”中起家的新古典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的“政府失灵”，正是“看得见的脚”对“看不见的手”的践踏应该对糟糕的经济绩效负责。只要政府放弃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让经济系统“获得正确的价格”，市场机制会自动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静态的最优必将最终转化为有效率的动态经济发展。而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的科斯定理告诉我们：交易是市场的前提。在交易成本为正的现实世界里，没有适当的制度，任何有意义的市场经济都是不可能的。奥尔森也明确指出，兴盛的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是那些能够保障个人权利的制度。没
有这些制度，也就没有人会积极地储蓄和投资。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则开门见山地指出：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因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者更确切的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
3. 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发展政策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发展中国家存在结构刚性和资本短缺的结构主义的自然 主张是，利用国家的力量扭曲资源价格进行资本积累，组织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平衡或有选择的大规模投资，以期借此走出贫困陷阱。新古典主义则认为，只要政府“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后呆在一边”，经济就能自然地得到发展。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制度系统。因为①制度通过确定明确的规则，增加了资源的可得性，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因而减少了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了市场更好的运行；②制度通过明确界定产权，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鼓励了创新和企业家的出现，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③制度通过建立社会活动的基本规则，扩大了人类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领域的选择机会，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发展的内涵。
【论文摘要】19世纪开始，政治经济学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分化为占主流的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前者把现存的制度当作外在的、既定的或从来就有的社会秩序，强调将复杂的社会现象简化为某种可以像物理学那样准确把握的东西进行研究；后者继承了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强调将生产关系作为主要的内在变量进行研究，以找出社会制度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内在规律，从而达到拨正经济学航向的目的。
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科斯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不满主流经济学使“经济学越来越数学化、正规化，但其准确性却越来越低”的现实，注意吸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配框架，把制度视为经济领域的一个内生变量，研究制度、制度变迁及其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探讨了制度的基本功能、影响制度变迁的因素做出制度选择的原因，以及在制度变迁中国家行为和意识形态的作用等，本文将在以下进行分析。
一、前提假设：社会生产和经济利益的客观性质与人的主观行为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分析的基本假设过于理想化，因而放弃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完全理性、充分信息和确定性的基本假设，提出了更为现实的经济分析假设，即有限理性、目标函数最大化和机会主义。有限理性指由于环境的不确定性、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及人们对环境与信息的计算能力和认识能力的有限性等原因，必须承认人们只有有限的获取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这就意味着不是所有的交易都可以由契约和市场来组织的。由于人们的理性是有限的，所以就必须搜寻备选方案，对外界及未来进行估计并进行相应的计算和比较。目标函数的最大化不同于新古典理论所假设的家庭追求效用极大化，企业追求利润极大化的分析方法，而“强调个体单位总是在一定约束条件下追求目标函数极大化，这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这就强调了个体单位的理性选择。在新制度经济学中，一个个体无论他是政府官员还是企业主，都被认为是进行理性选择的，以追求自己的目标函数极大化。机会主义“指的是欺骗性地追求自利，这包括但并不仅仅限于比较明显的形式，如说谎、偷盗和欺骗。机会主义更多地涉及更复杂的欺诈形式，包括主动的和被动的形式，包括事前的和事后的形式。”机会主义被定义为是一种自利行为，它的存在是经济交易中不确定性的一个来源。限制机会主义因此成为制度之所以产生的一个重要根源。
以社会生产和经济的利益的客观性质为前提假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生产力自身的发展及生产力发展的社会条件是研究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在生产力发展的社会条件中，最重要的就是经济关系，即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所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明确地把研究对象定位在研究生产关系及其发展的规律。新制度经济学则认为，研究制度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一方面人的主观行为会受到各种客观条件的制约而并不能完全依靠市场来解决所有的问题；另一方面，由于人的主观行为本身存在着缺陷而不能使各个方面都按照共同利益的要求来进行决策。因此，就必须建立一种制度，使人们能够进行理性选择，在有限理性的条件下追求自身目标函数的极大化；同时，通过这种制度对人们的主观行为进行约束，使机会主义的行为受到限制，实现共同利益的最大化。
二、研究方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与唯科学主义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从古典经济学中发展起来并超越古典经济学的科学，它有其深厚的哲学理论基础，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世界观，也是其基本方法论。它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其实就是辩证唯物史观的具体展现。它关于自然和社会、社会制度中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理论，坚持了辨证的、唯物的发展观，唯物主义、辨证观点和矛盾分析方法始终如一地贯穿于生产力理论、生产关系原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原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原理中。在理论分析中，坚持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演绎分析方法；在理论和史实的分析中，坚持了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分析方法。在社会分析中，坚持了阶级分析方法；与此相联系，研究方法中的集体主义原则在马克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中得到重视。
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人的理性和人所面对环境的理想化假定做了更加切合现实的修正，并借助交易费用概念论证了在存在交易费用的现实世界里产权制度与资源配置效率之间的相关性，得出了经济人活动其中的市场制度有着改进的必要，而不能被理想化和永恒化的结论。其对市场现实分析得出的产权理论，成为支撑其整个制度变迁理论大厦的一个基本基石。但是，其整个学说仍然是建立在斯密的功利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等经验主义哲学思想中汲取养分构建的经济人命题之上的，其基本方法论是与这一哲学基础相联系的包括逻辑实证主义、证伪主义的“唯科学主义”，其研究方法根子上仍然是新古典主义的。这一方法论的一个特征是坚持实证与规范的划分，其有关经济史的理论，在标榜价值判断中立的旗号下，力求其理论对史实的解释力，因此，实证分析方法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描述方法。由于其最终以理性人为基本假设，因此，个人主义原则是其研究方法中所追求的基本原则，它强调个体的理性行为对集体行动的影响，对个人理性的重视贯穿于它对企业、利益集团、国家等组织的分析和研究中。当修正后的经济人假设被安装到每一个经济单位和组织身上后，接下来很自然地新古典经济学的收益成本比较方法、边际分析方法、均衡分析方法等，也就成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常规方法。
三、研究目的：资源配置效率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从表面上看，新制度经济学是以制度作为其研究对象，其实，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中心的希缺资源的配置。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是建立在关于经济人行为的两大基本假定的基础之上的，即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和经济人具有充分的理性。新古典模型是一种脱离现实的观念的人。新制度经济学正是通过对新古典模型中经济人假定的修正才扩展了经济学对现实生活的解释能力。“当代制度经济学应该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于是新制度经济提出了经济人行为的有限理性假定和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的假定，新制度经济学采用了比新古典模型跟逼近现实层次的人的行为假定。新制度经济学运用了交易费用的概念。在新古典模型中，暗含的假定是交易费用为零。在新制度经济学中，交易费用为零的假定被修正为交易费用为正。新制度经济学来源于新古典经济学，并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补充和发展。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希缺资源的配置，新制度经济学仍坚持这一研究对象，它只是加上了资源配置目标函数的一组制度约束条件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制度的目的和标准在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从范式的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采用的是一种终极性价值判断，即在物质资料生产中，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核心，以制度安排对人的存在的意义为标准的判别方法，它认为制度的变迁和替代是必然的。而新制度经济学采用的是一种现世性价值判断，即以希缺资源的配置和物质财富的生产、分配为核心，以“自然形成”的既定制度永恒合理为标准的判别方法，它以理性和实用主义为基础。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采用的价值判断标准不同，才产生了两者的研究宗旨的不同。
四、结束语
毫无疑问，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诞生，在很大程度上借鉴和继承了马克思制度经济学重视和分析制度的理论和传统，并在其发展过程和理论体系中深受马克思观点的影响。但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作为一个开放的体系，也受到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和作用。虽然我们比较了二者的诸多不同，但是从超越对立的思路来看，二者存在互补的一面，新制度经济学以它独特的视角和方法论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补充了马克思制度经济理论的某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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