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
1．识记德育、德育过程、各种德育方法的概念以及德育内容。
2．理解和掌握德育过程的规律、德育原则和德育途径的主要内容。
3．能运用德育过程规律、德育原则，解释、说明有关德育实践的具体问题。
（一）德育的概述
1．德育的概念
德育是教育者培养受教育者品德的活动，它包括思想教育、政治教育、法纪教育和道德品质教育四个基本方面。
2．德育的重要意义
（1）德育是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条件；
（2）德育在青少年思想品德的形成与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是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条件
（3）德育是学校全面发展教育的基本组成部分，是实现教育目的的重要保证
3．德育的任务
（1）培养学生初步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2）引导学生逐步确立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3）逐步使学生养成社会主义的基本道德、法纪观念和文明行为习惯
（4）培养学生具有一定的品德能力和良好的品德心理品质
（二）德育的内容
1．爱国主义教育
2．理想教育
3．集体主义教育
4．劳动教育
5．自觉纪律教育
6．民主和法制教育
7．科学世界观和人生观教育
8．道德教育
（三）德育过程
1．德育过程的概念
德育过程是教育者根据一定社会的德育要求和受教育者品德形成发展的规律，把一定社会的品德规范转化为受教育者品德的过程。
2．德育过程的基本矛盾
是教育者提出的德育要求与受教育者已有的品德基础的矛盾。
3．德育过程的基本规律
（1）德育过程是对学生知、情、意、行的培养提高过程
（2）德育过程是促进学生思想内部矛盾斗争的发展过程
（3）德育过程是组织学生的活动和交往，统一多方面教育影响的过程
（4）德育过程是一个长期的反复的逐步提高的过程
（四）德育原则
1．社会主义方向性原则
（1）基本涵义
（2）贯彻此原则的要求
2．从学生实际出发的原则
（1）基本涵义
（2）贯彻此原则的要求
3．知行统一的原则
（1）基本涵义
（2）贯彻此原则的要求
4．集体教育与个别教育相结合的原则
（1）基本涵义
（2）贯彻此原则的要求
5．正面教育与纪律约束相结合的原则
（1）基本涵义
（2）贯彻此原则的要求
6．依靠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的原则
（1）基本涵义
（2）贯彻此原则的要求
7．尊重信任学生与严格要求学生相结合的原则
（1）基本涵义
（2）贯彻此原则的要求
8．教育影响的一致性和连贯性原则
（1）基本涵义
（2）贯彻此原则的要求
（五）德育的途径和方法
1．德育的途径
（1）教学
（2）社会实践活动
（3）课外、校外活动
（4）共青团、少先队组织的活动
（5）校会、班会、周会、晨会、时事政策学习
（6）班主任工作
2．德育的方法
（1）常用的德育方法
说理教育、榜样示范、实际锻炼、陶冶教育、指导自我教育、品德评价。
（2）德育方法的选择与应用须依时间、地点、条件而定
选择德育方法的依据是：德育目标、德育内容、德育对象的年龄特点和个性差异。
3．德育工作的新形式
（1）通过开展社区教育进行德育
（2）创办业余党校
关键词：德育方法；理性反思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107（2013）03-0003-03
何谓德育方法？南京师范大学编写的《教育学》认为，“德育方法是为进行思想品德教育而采取的各种影响方式的综合……包括教育者的活动方法和受教育者的活动方法”[1]。这一定义认为方法就是“方式的综合”。由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编写的“教育原理”把德育方法界定成“方式”的综合，并明确“既包括教育者的施教方法，也包括受教育者形成品德的方法”[2]。1989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育大辞典・教育学》给德育方法下的定义是“思想品德教育所采取的各种影响方式的总合，包括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两方面的活动方法”。鲁洁、王逢贤主编的《德育新论》一书认为，“德育方法是为达到既定教育目标，教育者、受教育者参与德育活动所采取的各种方式的总称”[3]。该书将方法解释成“各种方式的总称”。詹万生等认为，“德育方法是为达成教育目标，完成教育任务，在教育原则指导下，运用各种教育手段，教师与学生相互作用的活动方式总和”[4]。檀传宝教授认为，德育方法是指“学生和教师在德育过程中为达成一定的德育目标而采用的有一定内在联系的活动方式与手段的组合”[5]。在这里，檀传宝教授把德育方法看成是“具体德育方式与手段的组合”。王玄武等人认为，德育方法是“为达到德育目的、实现德育目标、完成德育任务、落实德育内容所采取的各种手段、方式、途径和形式”[6]。很明显，王玄武等人把德育方法看成“手段、方式、途径和形式”的运用。
通过上述对德育方法概念的梳理可以看出，从表面上看，我国理论界对德育方法的理解大体上是一致的，即基本上都认为德育方法是德育“方式的总合”。也就是说，我国对德育方法概念的认识表面上基本都统一在所谓“方式”上。那么，究竟何谓方式？如果不能确切地回答这个问题，是不是有用概念解释概念之嫌。事实上，我们几乎都回避了这个问题，都是在实践中根据不同的理解来掌握，这就导致德育方法看似一致，实际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可以说十分混乱，这也是我国学校德育时效低下的原因之一。德育方法是实现德育目标的重要条件，然而在我国对德育方法概念迄今仍有着不同的认识，这就必然会致使具体的德育方法出现偏差，进而影响德育实效。笔者认为，导致我国德育方法概念混乱的原因有五方面。
一、对方法一词的模糊认识
方法是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词汇，人们的举止言行中处处都体现着方法。何谓方法？《辞源》的解释是“方法，谓办事之条理也”[7]；《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方法，指解决思想、说话、行动等问题的门路、程序”[8]；《新现代汉语词典》对方法的解释是，“古指量度方形的法则，现指为达到某种目的而采取的途径、步骤、手段等”[9]。可见，上述几部权威词典对方法的解释并不一致。实际上，在现代汉语和现实生活中“方法”也是一个模糊概念，也就是说，人们并没有把方式、方法、手段、原则，甚至途径严格地区别开来。尽管如此，由于有了具体的语言情境或上下文，还是可以较好地把握方式、方法、手段、原则和途径的内涵，达到沟通与交际的目的。然而，在教育研究与实践中就不允许我们使用模糊概念，也就是说，必须把握方法的确切内涵，并将其同方式、手段、原则和途径区别开来。然而，我们没有做到。在德育方法概念的界定中，由于大多都参考权威词典对方法的解释，因此，对德育方法概念的定义也基本是围绕着所谓“方式”进行的。究竟何谓方式？“方式的总合”就是方法吗？几乎又都回避了这个问题，各自在实践中根据不同的理解来掌握。笔者认为，我国当前教育中的许多问题都是因为没有确切地理解方法的内涵而造成的。事实上，在我国的教育理论与实践中，特别是在德育工作中，把方法、方式、手段、原则、途径，甚至内容混在一起的现象司空见惯，这一点，已经严重地影响了德育的实效与全面和谐发展教育的实施。这正是我国德育方法混乱的根本原因。
二、对方法一词内涵的误解
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们对“方法”一词内涵的认识不尽相同。最为明显的是人们常常把方法与方式混在一起，有时也把方法、方式、手段混在一起，有时把原则、途径也称之为方法。这种对“方法”的不同认识与解释，直接影响着人们对教育方法的理解，当然也影响到对德育方法的理解。在教育中，由于未能较好地区别开方法与方式、原则、手段、途径的关系，致使我们对教育方法的认识不尽统一，甚至人言言殊。在教育理论与实践中，有的把“方式”看成“方法”，有的把“手段”看成“方法”，有的把“途径”也当做“方法”来对待。特别是把原则当成“方法”的情况最为普遍。比如，孔子提倡的学思结合、启发诱导；《学记》中的善喻、长善救失、循序渐进、藏息相辅；朱熹提出的“学思结合、温故知新”；王夫之提出的“知行并进、学思想资、因材施教、积渐不息”以及陶行知提出的“教学做合一”，等等，这些都是原则，但许多权威专家也把它称为方法。众所周知，原则是应该遵循的准则，是指针，应该是“方法”的上位概念，原则下应该还有具体的方法，但如果把原则看成方法，就穷尽方法，没有下位概念。方法易于操作，而把原则当做方法来使用就难以实施和实现。大凡研究过西方发达国家教育方法的人就会发现，西方发达国家教育家说的方法都比较具体，且能够操作与评鉴。因为他们提出并研究的是真正意义上的方法。如夸美纽斯的教育过程四步骤法（观察、记忆、理解、练习）；赫尔巴特提出的教学过程四阶段论（明了、联想、系统、方法）；杜威根据“做中学”原则提出的具体教育步骤与方法：斯金纳的程序教学法；布鲁姆的掌握学习法；奥苏伯尔的先行组织者方法；罗杰斯的非指导性教学法；赞科夫的高难度教学法；洛扎诺夫提出的暗示教学法，以及案例教学法、任务驱动型教学法、项目驱动型教学法等。但是，在我国许多方法都比较原则且不易操作，更不宜评鉴，因为这些方法本来就是原则性的。究其原因，主要是对方法一词内涵的误解所致。德育是一个系统工程，在德育活动与过程中，方法是多种多样的，而且是灵活多变的；方法没有对错之分，只有妥当与否，应该寻求方法的最优化；手段是动态开放的，应有效地利用各种先进的技术与手段；途径是一种客观存在，要尽量开发和利用，否则德育就不会收到实效。
三、对方法本质的不同认识
对德育方法本身的理解与认识不同，也是导致德育方法混乱的原因之一。一方面，由于所持的教育理念和角度不同，对德育的动因或决定因素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导致对德育方法的认识不同。“教师中心论者”和认为“德育可作为知识教”者，从“教师主体”的角度和教师“教”的角度来理解德育方法，在他们眼里语言讲授（教授）的方法就是主要的方式和方法，而课堂教学则必然被视为最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德育途径。与之相反，“学生中心论”者，则把学生如何利用教师提供的教育资源进行自我教育视为德育的关键，即教师只是德育服务的提供者，学生在教师的帮助下自主创新性学习和自我教育才是德育的关键。因此，从如何指导与帮助学生生成与发展良好品格的角度来理解德育方法，十分重视学生自我教育的方法。具体而言，教育工作者所采用的德育方法（包括语言说理类、榜样示范类、实践锻炼类、规范制约类、评价激励类、情感陶冶类等）其落脚点主要在指导上；而在德育途径上除了强调课程学习外，也十分重视实践活动途径、日常生活途径以及管理活动途径等。因此，“学生中心论”者对德育方法下的定义是：“（服务）德育方法，是指为实现德育目标、达到德育目的，施教者依据德育基本原则向学生提供德育服务时所采用方式、手段与程序的组合，以及学习者在施教者的帮助下，在自我教育活动和过程中所采用的方式、手段与程序的组合”[10]。德育方法是一个由“施教者采用的德育具体方法”和“学生者自我教育的方法”构成的德育方法体系。另一方面，对德育方法的组成认识不同，也导致了对德育方法的不同认识。例如，有的专家学者认为，德育方法由指导思想和方法构成[11]；有的认为，由方法论意义上的方法和具体的方法构成[12]。笔者认为，我国亟待开展对德育方法论的系统的、理性的研究。
四、对传统德育的非理性评价
对传统教育方法缺乏理性的认识与客观的评价，导致德育方法概念混乱。现在有一种倾向，就是，谈到教育和教育方法问题，就指责传统教育；说起传统的教育，就一概予以棍之，加之盲目或断章取义地对古人教育思想与方法的批判，直接导致对教育方法及其概念的茫然。类似的批判可常见于报端，例如：“长期以来，我们将‘传道、授业、解惑’看做教师的神圣职责……教师的这种职业定位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使教师教育教学活动的创造性几乎丧失殆尽。”我们知道，“传道、授业、解惑”，这是我国唐代教育家韩愈的著名论断：“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其实，这里韩愈强调了教师作用的重要性，同时也强调了教师职业的特征。但以何种方式、方法，采取何种途径传道授业解惑，韩愈并没有具体说。就教师职业特征而言，“传道授业解惑”并没有错，这是教师职业的一部分功能，问题是采取何种途径、方法来“传道授业解惑”。我国古代许多宝贵的教育思想精华，如孔子学、思、行的教育主张；“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由博返约”、“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孟子“教亦多术”对教学方法的认识；王守仁“顺应儿童的性情”教育思想；王夫之 “讲习君子，必恒其教事”对教师的要求；杨贤江“全人生指导”教育思想以及陶行知“教学做合一”的教育原则等，都是文化瑰宝。我国古代、近代的私塾，老先生（教师）更多地管理着学生，由学生自己读书，遵循的是“书读千遍，其意自见”和“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教学原则，在今天看来，处处都洋溢着倡导学生自主性创新学习和自我教育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思想。然而，这些我们并未较好地汲取和继承，或非理性地漠视，或盲目地摒弃或批判，使得我们自己也陷入糊涂的泥潭，进而导致德育方法与概念的混乱。
五、外文文献的误解误译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近年来我国引进与翻译了大量的英文教育文献。然而，由于对有关教育方法词汇的误解与误译，在一定程度影响了我们对德育“方法”概念的正确认识。“方法”一词，英文为“method”，一般认为，该词来源于希腊文的“metodos”，意思是沿着的一条路径或程序。实际上，在现代英语语言中，英文“method”、“approach”、“way”、“means”等都可以表达汉语的“方法”之意（在汉语中“方法”一词是个笼统的模糊概念），其中“method”和汉语的“方法”意思最近，英文的“methodology”翻译成“方法论”；“approach”也有汉语“方法”的含义，但更多地强调“方法实现的活动过程”；英文的“way”也可译成汉语的“方法”，但更多地强调“方法实现的路径”；英文“means”也可以译成汉语的“方法”，但其重点在“手段”上。汉语的“方式”，英文用“way”、“manner”、“mode”、“style”等来表示，这里的“way”实际上更强调“方法实现的过程特征”，“manner”强调的是“人的（好的、坏的）活动方式特征”，“mode”（非常正式的词汇）强调“方式的选择性，主要用于有关文化的上下文之中”、“style”强调的是“形式”和“风格”。汉语“途径”用英文“way”、“channel”表示，“way”强调的是“路径”，“channel”指的是“渠道”。通过上述分析发现，除了“method”外，在英文中，“approach”、“way”、“means”也都有汉语“方法”的意思。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way”既可以表示汉语的“方法”，也可以表示“方式”，还可以表示“途径”，也就是说，英文的“way”是一个常用多义词汇（common word），在明确上下文的情况下，可以用来代替“method”、“means”、“manner”、“style”和“channel”等。事实上，在英语语言中，尤其是在非正式的（infml）或非标准的（nonstandard）或口语（oral or spoken）的文献中，这种现象十分常见。这就是说，在英译汉时，只有仔细阅读和领会字里行间的含义，才能知道究竟该用“方法”还是“方式”，或者说是“途径”来翻译。本人发现，在教育专业文献中，不确切的翻译司空见惯，由此引发的误解和不必要的争论更是层出不穷。可见，由于翻译不当造成对“方法”、“方式”、“途径”等的混淆不可小视。
总之，目前我国德育方法的概念十分混乱，造成这一问题除了上述五大原因外，还有一些其他原因，诸如是实施“大德育”，还是“小德育”；道德是否可教；德育是否只是有目的、有计划的活动等，这些都影响着德育概念和德育方法概念的界定。笔者认为，从德育方法概念的文字表述来看，如何界定德育方法概念，关键是要从文字意义上把教育方法、教育方式、教育手段、教育途径、教育原则较好地区别开来。否则，概念不清或混乱必然影响对德育方法的认识，进而影响德育实效。
参考文献：
[1]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282.
[2]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校.教育原理[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115.
[3][11]鲁洁，王逢贤.德育新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386，401-412.
[4]詹万生.整体构建德育体系总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420.
[5][12]檀传宝.学校道德教育原理[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146，151-166.
[6]王玄武等.比较德育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225.
[7]词源（第二册）[Z].北京：商务印书馆，1915：1145.
[8]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Z].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306.
[9]王同亿等.新现代汉语词典[Z].海南：海南出版社，1993：434.
关键词：德育教育；系统观；整体性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还强调，要切实抓好青少年的思想品德和心理素质的德育教育网络，在社会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育人环境。在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研究探讨德育教育新的特点、规律和方法，对于加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仅拟对德育教育的系统方法谈点看法。
一、德育教育的整体性原则
整体性原则是系统方法的重要原则。它要求人们在认识和改造系统对象时，把对象作为整体看待，从整体与部分的相互联系中提示系统的特征和运动规律。谈德育教育的整体性原则，旨在对当前存在的单一、分散、封闭的弊端，变单维德育为多维德育，封闭德育为开放德育，他律德育为自律德育，分散德育为整体德育，进而由经验向科学，由静态的固步自封到动态地向全世界学习，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能发挥最大效能的整体德育效应。
首先，分析德育教育系统。德育教育作为一种教育，实质上是德育教育工作者通过教育手段，使受教育者接受种种教育内容，以转化其思想、规范其行为的过程。因而构成德育教育系统的要素至少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教育主体，主要指党、政、军、工、青、妇等各级政工干部，各类学校的教育、干部、宣传、思想战线的教育工作者等；二是教育客体，即更为广泛的教育对象，一切公民、一切集体和个人（包括教育者自身）都应接受党的思想教育；三是教育内容，主要有理论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伦理道德教育、法制纪律、时事政治教育等等；四是教育手段，包括开展德育教育的各种渠道、途径、方式、方法以及必须的物质条件。只要使德育教育系统的各个要素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就会显示出整体性的优势。恩格斯在阐述这个原理时说：“许多人协作，许多力量溶合为一个总的力量，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造成新的力量，这种力量和它的一个个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在实施教育过程中，就是要把各方面力量组织部署好，形成相互联结、相互作用、思想统一、步调一致的整体，从而发挥德育教育的整体性。
其次，分析德育思想系统。思想系统是指教育对象的各种思想意识观念，它是德育教育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思想系统的要素一般包括三个方面：世界观方面、思想认识方面、思想方法方面。一个完整的世界观体系应包括自然观、历史观和人生观；思想认识，包括对各个具体领域的认识，如对政治、经济、伦理、道德、民主、法制以及对科学、宗教的认识等；思想方法，是指认识问题、研究问题的具体方法。思想系统内部的各要素关联性很强，世界观对具体的思想认识和思想方法起指导和制约的作用，思想认识和思想方法影响并体现世界观。各种思想认识融会贯通，各种思想方法同时并用，才能体现思想系统的整体性。
德育教育系统和德育思想系统是多种要素的集合体，各要素关联十分密切，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从而使众多的要素集合为具有高度整体性的统一体。同时也说明对这两大系统的分析研究必须贯彻系统分析的整体原则，多角度地进行综合的、系统的、辩证的考察分析，以获得对其全面的深刻的科学认识，为找出合乎德育教育目的和要求的最佳科学方案奠定基础。
二、德育教育的层次性原则层次性原则
是系统方法的重要原则，它要求人们在认识和改造系统对象时，要遵循其层次特征，注意整体与层次以及层次与层次之间的关系。德育教育的层次性原则，要求我们在进行德育教育时，一定要注意教育对象思想构成要素的层次性和接受教育的差异性，因人施教提高教育效果。教育对象思想结构上的层次性是客观存在的，主要表现为两方面：
一是教育对象群体思想结构的层次性。由于人们的年龄、性别不同，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生活经历不同，所受的社会影响和教育不同，都可能导致构成人们的思想要素的差异性。若把教育对象作为一个群体来考察，不难发现这一群体思想结构有明显的层次性。如年轻人的恋爱观问题比成年人突出，宗教信徒的宗教思想比一般人突出，有的人有良好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有的人在这“三德”方面却严重欠缺。我们在评价人们的思想品德时，常说“高尚、一般、低下、恶劣”，就是对人们思想品德结构层次性的具体描述。
二是教育对象个体思想结构的层次性。人们的头脑是一个复杂的多种矛盾的统一体，各种矛盾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和转化，促使人们的思想结构不断地变化。无论是什么人，先进的中间的或落后的，他们的头脑中往往同时存在首是与非、真与假、善于恶、美与丑等多种矛盾。就人们的思想状况而言，各种思想观念也有不一致的情况，如有人在自然观上是唯物的，在历史观上却可能是唯心的，在分析此一问题是辩证的，在分析彼一问题却可能是形而上学的，正是思想上的这些矛盾、互相依存、互相转化、共处一个统一体中，从而形成了人们个体思想结构的层次性。
可见，教育对象思想结构的层次性是客观存在的，这是客观世界的复杂性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德育教育必须坚持层次性原则。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把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核心，要求共产党员、国家干部必须模范地、忠实地实践党的这一宗旨，同时对全体社会成员提倡到互相帮助、互相服务，要求作为道德原则共同遵守。从今年六月在高校开始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就是教育全体党员在各方面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履行党员义务，实践党的宗旨。教育广大教师要加强师德建设，其他管理干部、后勤职工要搞好管理育人、服务育人。这就把先进性的要求与广泛性的要求很好地结合起来，鼓励先进、照顾多数、督促后进，逐步形成一个文明、健康、高尚的社会道德风尚。
三、德育教育的最优化原则最优化原则
要求人们在动态中协调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使部分的功能服从总体的最优目的，从而达到总体最优。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强调：“加强青少年的思想道德建设引导人们在遵守基本行为准则的基础上，追求更高的思想道德目标”。这就更进一步要求德育工作者要坚持德育教育的最优化原则，在确定德育教育的整体目标后，运用科学的方法，分析考察组成德育教育系统若干“子系统”的功能作用，通过有效地调整各子系统的功能目标，从而达到思想教育系统最优化的目的。
德育教育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它由各具特色的若干子系统构成，如党、政、工、青、妇等系统，这些子系统不仅纵向贯通，有各自的若干子系统，而且横向还有密切联系，从而构成了一个多维网络化的大系统。在德育教育过程中，各子系统都要发挥不同的作用。同志说过：“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高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也强调：“要根据德育工作的总体目标，科学地规划各教育阶段的具体内容、实施途径和方法，加强整体衔接，防止简单重复和脱节”。这两段话，都强调要发挥教育主体、教育内容、教育手段等各方面的功能和作用，为实现思想教育的总体优化而努力。实现思想教育的最优化，党的系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能否充分发挥党的系统的功能作用，是能否实现思想教育最优化的关键。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并强调，必须按照党的教育方针，把德育工作摆在素质教育的首要位置，贯穿于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建设物质文明关键在党、建设精神文明关键也在党”，“机关、企事业单位、农村、学校、街道的党组织要切实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努力把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落实到基层”。“要增强思想政治参考文献：
工作的实效”实践证明，什么时候党对思想教育工作失误，社会道德风尚就滑坡；什么时候党重视和加强对思想教育工作的领导，思想教育就成绩突出、效果显著，就能有力地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进步。
实现德育教育的最优化，还必须用科学的德育教育理论指导德育教育的实践。要积极吸收和利用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许多新兴的边缘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与方法，实现教育内容的综合化、教育手段的现代化和多样化，实现教育方法的科学化。增强德育教育系统与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事业大环境的适应性，使德育教育服从并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
总之，系统方法是现代各门科学广泛采用的一种崭新的科学研究方法，兼备多种功能。在德育教育中运用系统方法，除了应当遵循整体性、层次性、最优化原则外，还应注意与系统论其它的原理、方法和原则相结合，才能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使德育教育工作卓有成效，为两个文明建设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
参考文献：
[1]党的十六大报告，十六大报告辅导读本，2002.11.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975.166.
[3][6]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2004.9著作选读（乙种本），210.
关键词：高校德育方法创新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11-107-02
高校德育是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人才的一项根本工作，是高校育人的生命线工程。当前高校德育所面临的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大学生群体也呈现出新的特点。高校德育工作者必须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在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坚持与时俱进，努力创新德育方法，使高校德育工作更好地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一、高校德育方法的创新依据
德育方法是德育过程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相互作用的中介，是实现高校既定德育目标的必要条件，是使德育内容产生德育效果的重要手段。高校德育方法的创新，就是要求教育者根据时代要求和发展趋势以及不断发展变化的学生思想实际，在批判继承优秀德育传统方法和借鉴国外先进的德育做法的基础上，通过实践活动，对德育方法不断创造。创新高校德育方法，既有其相应的时代背景，也有其迫切的现实需求，更有其深厚的理论基础。
1.高校德育方法创新的时代背景。德育作为人类社会一种普遍的实践活动，在当代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虽然不同的国家对德育的表述不同，如公民教育、共同价值观教育、品格教育等，但其本质是一样的。当前，我国社会正处在深刻而剧烈的历史变革之中，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转变和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使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日趋多元化，追求平等与个性自由在社会生活中日益凸现，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德育环境，既为高校德育提供了新内容、新途径、新条件，有力地推动了高校德育工作向前发展，也对高校德育不断提出了新问题、新要求、新希望。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高校德育方法只有不断改进、不断发展，切实提高学校德育工作的实效，才能适应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对创新型人才的素质需要，才能真正发挥德育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建设服务的作用。
2.高校德育方法创新的现实需求。德育的实效性问题是道德教育领域恒久的话题，也是道德教育领域很难解决的―个问题。说它难以解决，从深层根源上看，固然与教育者自觉或不自觉奉行的深层的道德教育哲学理念密切关联，但也与德育方法本身的不适当地选择与应用有关。在一定意义上，正确地选择与应用德育方法是提高德育实效的关键。正如有论者所指出：“好的德育内容只有通过有效的方法才能为受教育者所接受，进而转化为他们的人生准则”。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形势的变化，我国高校德育工作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普遍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德育方法滞后于实际，缺乏针对性和适应性，从而导致德育效果不佳、实效性不强。要想尽快改变这种局面，最关键的是要针对新形势下大学生思想变化的特点，主动适应时展，进一步创新德育方法。
3.高校德育方法创新的理论基础。现代德育的基本精神正朝着崇尚人性的人文主义方向发展，强调以构建学生和谐人格的人格教育为核心。这就要求学校德育不仅要在内容上进行革新，而且要在方法上有所创新。而现代科学技术和教育的发展，不仅为德育方法提供了相关学科最新知识和方法。而且直接为德育方法的创新提供了现代化的技术与手段，有力地推动了德育方法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在对道德教育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以理导人、以情育人、以形感人、以境育人的道德教育方法为德育方法的创新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源泉；现代心理学揭示了人的道德品质形成过程及人的能力性格等个性特征形成的途径和方法，为德育方法的实施提供了更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行为科学关于人的共同理想和行为规律的研究，关于如何调动人的极积性、主动性、创造性等方面的研究，也都是德育方法创新值得吸收和借鉴的；数学方法的运用使德育从定性向定量的转变，为德育的系统性、针对性、准确性提供了可能；计算机技术的广泛应用，更是为丰富德育方法提供了现代化的操作平台。
二、高校德育方法的创新思路
创新德育方法已成为新形势下高校德育工作的重要内容，但德育方法的创新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一个“认识一实践一再认识―再实践”的无限循环发展的过程。在这一发展过程，笔者认为，关键是要实现以下四个转变，以不断引领和促进德育方法创新。
1.建立德育民主性，使德育方法由单向灌输向平等交流转变。人是教育的中心，同时也是教育的目的，一切教育都应该以“人”为本，这是现代教育的基本价值。高校教学活动的主体是学生，德育的主体也应该是学生，因而必须以“学生”为本。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忽视了学生的主体地位，把他们简单地当成教育对象，“灌输”现成结论与传授道德知识，只注重对他们进行观念的说教、规范的灌输、行为的约束，施加的往往是口号式的令人可望不可及的教育条目，整个德育过程忽略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把人视为填充各种美德与高尚品格的袋子。这样的一种道德教育其实效性必然大打折扣。因而，在德育工作中，教师不应再是以道德教育的权威者的身份出现，而应是一位顾问，一位帮助学生发现问题的引导者，一位讨论问题的参与者。让学生真正认识到自己是个人道德生活的主体，并以一种积极进取、自觉成长的生活观，与教师互相探讨、共同思考，学会道德判断和道德选择。
2.实施德育个性化，使德育方法由模式教育向个性张扬转变。德育个性化旨在培养个性充分发展的、人格健全独立的、会做人、会做事、懂生活、精工作的社会公民。实施德育个性化要求教师在德育过程中尊重学生主体个性，注重个性化人格的培养，帮助学生发展优良的个性品质，抑制和克服不良的个性和特点，使学生得到和谐健康发展。反思以往学校德育针对性、实效性差的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我们的德育以培育“听话的好学生”、“模式化的人”为目标，忽视学生的个性发展，忽视人的千姿百态的差异，忽视良好的个性心理品质的培养。这种模式教育把学生定位于自觉的、机械的“听话人”，既无视学生的兴趣、爱好，与现实生活脱离，又禁锢了学生的思想，窒息了学生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因此，创新德育方法，要求我们要学会尊重学生的人格和意愿，给学生一个选择的余地，在常规教育的同时，引导学生对学习内容、学习方法进行选择，对
冲突的价值取向做出自己正确的判断，保护学生个性发展的权利。
3.培养德育自觉性，使德育方法由他律向自律转变。大学生良好人格和道德习惯的养成，既有赖于严格的要求和纪律约束，更有赖于学生自身对道德理想的追求和坚持不懈的自律慎独。培养德育自觉性就是使学生形成自觉树立道德目标，主动提高道德能力的主体意识，使学生的道德素质得到全面和谐、充分自由的发展。就目前我国学校德育而言，由于施教者要完成规定教学任务以及受传统教育观念的束缚，在方法上，惯用的是说服教育、批评指正、品德评价等，这些教育方法多少都带有强制意味。这些强制性的“灌输”容易引起学生的反感，产生抵触心理，导致德育他律功能的弱化和消解。“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走出德育他律困境的出路是德育自律。德育自觉性就是要改变德育他律的强制性、约束性为德育自律的内控性、自主性，突出理性说服，关注爱的施予，重视隐性课程的教育，实现他律向自律的过渡。
4.落实德育实践性，使德育方法由封闭式向开放式转变。道德品质的形成动力来源于新的道德需要，新的道德需要产生于具体的生活实践，脱离了生活实践，学生的道德需要就会枯竭。在长期的计划经济模式的影响下，学校德育工作一直处于自我封闭的状态。学校的德育工作，总是把学生束缚在校园里，禁锢在课堂上和书本中，让学生不加思考地接受既定的政治思想和价值观念。这种德育方法脱离了丰富的社会生活实际，不给学生创造自己认识社会、自己判断思考的机会。这种闭锁性的德育方法不利于学生形成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因此，在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德育观念必须更新，德育方法必须改革。学校应从现实出发，把学生从课堂上书本中解放出来，让学生走出“世外桃源”，自己去观察社会，去思考现实问题。让学生在开放的德育过程中真正产生免疫力，掌握辨别真善美与假恶丑的本领，最终确立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三、高校德育方法的创新原则
原则是以客观规律为基础的，根据实践主体的意志提出的主观要求，它反映了人们对基本规律的认识，又对人们的活动产生指导作用，是行为的基本准则。为了确保高校德育方法创新取得最佳效果，在实践中我们还必须遵循和坚持以下几个基本原则。
1.方向性原则。道德是社会意识形态的有机组成部分，属于社会上层建筑，它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利益服务的。高校德育过程作为道德的外化过程和动态表现，其方法必定具有特定的阶级性和方向性。因此，我国高校德育方法的创新，必须要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正确把握高校德育发展，对不断变化和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研究和总结，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适时地修正自己的教育方法，逐渐形成一套适合于新时期高校德育工作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以体现方向性原则。
2.主体性原则。主体性德育是与传统被动式德育相对应的一种新的德育理念，它强调学生的主动性，以培养受教育者的主体性为目标。在德育过程中，始终把教育对象看作具有主体意识、主体价值观念和独立人格，具有主观能动性、自主性和创造能力的独立个体。主体道德教育模式更多地主张运用互动式、体验式、渗透式和咨询式等德育方法，加强道德教育的实践环节，让学生直接参与各种有益的社会活动、社区活动及学生社团活动，从中懂得如何自我管理、自我教育，以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有效地激发学生接受教育影响的内在需要和动机。有针对性地解决他们在日常生活和道德修养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保证德育过程的实效性。
在网络信息传播条件下，高校德育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虚拟网络空间逐步成为高校德育发展的新境遇，青年学生的思想意识也产生了许多新的发展特点[1]，对德育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的形势要求高校德育工作者在深入分析和把握教育对象、教育环境等发展变化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德育理念、改进方式方法，做到牢固把握高校德育的主导权。我们认为，主体性原则、实践性原则、疏导性原则、前瞻性原则、渗透性原则是当前高校网络德育工作中需要注意的重要原则，本文将对这些原则及其工作方法进行具体阐述。
一、主体性原则
主体性原则是网络环境下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所形成的新型主客体关系在网络思想 政治 工作中的要求和体现。网络社会的崛起促使青年一代在自我意识、民主意识以及成长意识等方面的快速发展，表现出理性、自信、自主、自觉的崭新精神面貌，他们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更表现出一种与单向度的主客体关系不同的、更加重视主体际关系的崭新态度和行为方式。
网络环境下的德育主客体关系，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所共同建构的交互性或复合性主体关系。也就是说,在教育者主动建构的教育情境中，教育者是主动施教的主体，受教育者是参与活动、接受信息的客体。在受教育者主动建构的自我教育情境中，一方面，受教育者是主动学习的主体，教育者则是具有辅助、服务功能的客体；另一方面，受教育者还是自我教育的主体。于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在具体的德育情境之中实现着互动作用，形成了具体而并非抽象，运动而并非静止的主客体交替重叠的、相互作用的运动过程。这一新型的德育主客体关系的形成正是青年大学生主体意识迅速发展和逐步成熟的结果。因而，在网络环境下的高校德育工作中，必须确立主体性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原则，顺应大学生主体性发展的趋势和特点，尊重并提升受教育者的主体意识和自主活动，在满足大学生的成才需要、服务辅导大学生成长发展的过程中实现德育的目标。
在网络德育工作的具体实施过程中贯彻主体性原则，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要不断加强调查研究，充分了解大学生作为受教育者在成长方面的各种需要，根据不同类型大学生使用网络的目的以及接受网络影响状况的差异，做到在网络德育工作中抓住他们思想和行为发展阶段上的主要矛盾，满足其成长成才的需求，提高他们接受网络教育的能动性，从而实现对青年思想发展的有效引导。例如，对于大学新生而言，学习和掌握网络知识和技术、利用网络帮助自身的学习和素质发展是其主要需要，因而德育工作的重点在于帮助他们找到正确使用网络的方法，引导他们参与积极的校园网络文化建设，逐渐养成 科学 、良好的网络使用行为和观念，防止自身受到诸如网络沉溺、上网行为失范等网络负面影响的伤害；对于高年级的大学生而言，他们已经融入到大学校园文化之中，在网络行为上自觉性增加、自我调控能力增强，利用网络参与公共事务的民主意识和参与行为不断增强。因而，教育者在工作中要尊重青年学生的主体意识和参与热情，注重对高年级学生的民主参与观念的引导，规范其民主参与行为方式的健康发展。在教育方法上，要积极发挥正面宣传教育阵地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建立规范化的沟通渠道，并与现实中的沟通渠道密切结合，实现网上网下相结合的沟通与反馈机制，引导大学生树立良好的法制、民主观念，实现合理、有序的民主参与行为。
其次，在充分发挥网络思想政治工作者的主体作用的同时，更要注意充分调动大学生作为自我教育者的主体的能动作用，从而提高网络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鉴于网络文明条件下青年一代在自我意识、民主意识以及成长意识等方面的快速发展，表现出了理性、自信、自主、自觉的崭新精神状态，因此我们要充分发挥青年学生的自我教育作用，引导他们在网络条件下积极参与对理想信念问题、社会热点问题、大学生思想道德和心理人格成长等问题的讨论、探索、争辩；引导他们在网络上交流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时事政治问题的学习心得和体会，等等，帮助大学生在发现问题、独立思考、交流与辩驳以及 总结 提高的过程中实现自我教育。实践表明，这是一种对大学生来说产生逆反心理最少、最有吸引力、参与积极性最高、教育效果最好思想政治工作方式之一。
二、实践性原则
实践性是德育活动的本质特征之一，尤其在网络德育活动中显得更为突出。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国全面接入国际互联网以来，网络的发展及其影响在我国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发展实践的各个阶段必然面临各种各样的新情况、新问题，使得我们的理论研究和工作实践必然处在一个不断发展深入的过程。对于网络建设与应用走在社会前列的高校而言，网络的发展及其对于青年学生思想和行为的影响更是处在一个动态变化的阶段，需要网络德育工作必须确立实践性原则，即把高校网络德育工作立足于网络实践的发展，针对实践发展的具体状况、实际问题进行理论研究的不断创新和工作实践的不断深入。
网络德育的实践性原则要求高校德育工作者树立起不断加强学习、提升自身素质的紧迫意识，在实践中切实适应和把握好网络时代开展德育工作的方式方法：
首先，德育工作者要真正进入网络生活，努力适应网络这一种全新的教育环境。教育者必须努力学习网络知识，掌握网络的使用技术和操作技巧；并且在日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多接触网络，使用网络，真正成为一个网民；最重要的是要培养起自己参与大学网络文化生活的意识，加强与大学生进行网上交往活动的主动性，真正地融入网络生活，真切地去感受网络文化，体验大学生们在网络空间的交往、学习、娱乐方式以及他们思想、心理以及行为的发展变化，真正做到与大学生在同一个环境下进行交流。
其次，德育工作者要不断熟悉和掌握网络文化，做到在网络环境下能够与大学生实现有效沟通。在当前高校德育工作中，由于大学生在网络交往实践中逐步建构出具有亚文化色彩的网络语言，使得传统德育的话语体系产生了沟通有效性的危机。教育者从不了解大学生的网络话语，进而难以了解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文化心理，对教育对象的主导作用大为减弱。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话语差异现象说明了大学德育环境的重构和教育文化的转变。在新的形势下，德育工作者如果不学习和掌握网络文化的特点和 规律 ，固于传统的话语方式与大学生开展沟通交流，势必无法有效达到教育效果，不但无法被认同还可能引发逆反心理，从而失去网络阵地的主动权。因此，只有了解大学生的网络话语体系，适应大学生在网上的交流方式，才能够更敏锐地捕捉大学生的思想、心理动态，把握大学生思想和行为的发展变化；另一方面，只有很好地掌握网络话语这一新的沟通媒介，才能够真正与大学生展开思想交流和对话沟通，用他们所喜闻乐见的语言表达方式及时有效地传递教育内容，取得教育的实际效果。
再次，德育工作者要转变教育观念，在与大学生平等对话的过程中引导他们思想和行为的发展。网络社会的崛起对于当代教育提出了新的文化境遇。传统德育从文化意义上看是典型的“前喻文化”模式，教育者以权威的身份向教育对象灌输教育内容，两者之间缺乏平等的交流。而网络时代带有显著的文化反哺的特征，由于大学生走在互联网使用的前列，是网络社区的主体力量和文化创造者，因而在网络信息传播的条件下，大学生在某些方面反过来变成了其前辈的知识传授者和信息传播者。这形成了具有典型意义的“后喻文化”色彩的文化场域。德育工作者要充分认识和把握教育文化的时代特征，在教育活动中转变教育观念，创新教育方式，充分重视与大学生在网络实践中的平等交流和沟通，积极引导他们发挥自主性和创造性，在教育和自我教育的结合中发展进步。
三、疏导性原则
关键词：中职学生 思想道德教育 创新教育方法
一、调研教育现状
笔者遵照孔子问计于民的主张和的没有调查就是没有发言权的教导，对中职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现状进行了调研。在调研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都请教于班主任、学生干部、学生代表，通过调查问卷、个别谈话、座谈交流等形式调研分析现状。笔者认为，中职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取得的成绩是主流，存在的问题是支流。主流主要表现在大多数学生思想开放，关爱他人，博学进取，追求时尚，心存梦想；支流主要表现在部分学生信仰、思想、道德、学养较差。信仰较差表现在不信中国特色理论，却信西方普世主义；不信科技是生产力，偏信关系是生产力。思想较差表现在临渊羡鱼，不知退而结网；享之以鱼，不愿学打鱼之术。道德较差表现在心胸狭窄好斗气，鼠目寸光好盲从。学养较差表现在不学无术心气高，不知进退心浮躁。对于学生存在的“四差”现象，教师要认真对待，耐心教育。
二、调整教育内容
笔者认为，思想道德教育必须有针对性、时效性、科学性，调整过去那种空洞式、填鸭式、拼盘式的思想道德教育方式，将思想道德教育内容科学地、系统地归纳为“三爱”“三生”“三观”教育。
1.“三爱”教育
（1）爱劳动，就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热爱工人、农民、市民和知识分子，尊重他们的劳动成果。
（2）爱学习，树立“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的理念，刻苦学习知识和技能，要学出成果、学出品味、学出精神。
（3）爱他人，首先要尊重他人，学习他人，然后要关心他人，帮助他人。
2.“三生”教育
（1）生命教育，教育学生珍爱生命，注意饮食卫生、生命安全、心理健康，树立正确的生命观，实现生命最高价值，同时也要关爱他人生命安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2）生存教育，教育学生要笑对人生，面对现实。人的家庭环境无法选择，但是通过个人努力可以改善家庭生活环境。就业选择的工作空间不大，但经过奋斗、增长才干，本事大了就会选择大的发展平台，有了事业就会有奔头，这就是正确的生存观。
（3）生活教育，教育学生苦辣酸甜才是生活，生活不是一帆风顺的，彩虹总在风雨后。要树立正确的生活观，对幸福有正确的定义。
3.“三观”教育
（1）世界观教育，教育学生世界是运动的发展的变化的。身体不锻炼就没有健康的体魄，学习不刻苦就没有进步，学业不精细就没有发展，工作不努力就没有新变化。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才能更好地看待世界。
（2）人生观教育，人的一生不是由命运来支配的，个人通过努力学习工作可以改变自己的人生，改变自己的命运，从而享有更好的工作、富裕的家庭，幸福的心理，美好的人格。
（3）价值观教育，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本地区价值观教育、本学校的价值观教育以及本专业的价值观教育。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不仅要有对工作价值的追求，而且还要有人对社会尊严价值的追求。
三、运用教育原则
2009年7月2日，教育部等六部门出台的《加强中职学校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意见》中提出了中职学校学生思想道德教育五大原则：方向性与时代性相结合的原则；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未成年人的原则；知行相统一的原则；教育与管理相结合的原则；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的原则。笔者认为不仅要在中职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实践中坚持这五项原则，还要在中职学生思想道德实践中运用这五项原则。只有在中职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实践中运用，才能体现这五大原则的价值。
四、创新教育方法
基于多年中职学生思想道德教学实践，基于学习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精神，基于中职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现状、内容及原则，笔者认为，应该采用如下创新教育方法。
1.心灵沟通法
心灵是指内心、精神、思想等，心灵沟通是指师生间和学生间说心里话、精神鼓舞、思想交流等。心灵沟通法，是以师生互敬互爱为基础，以教师的人格魅力和渊博学识及精湛的技术影响学生，以谈话法为主，了解学生心事、心境、心理，耐心做学生思想工作，消除心病、打开心扉、满足心愿、鼓舞心劲的方法。
2.渠道贯通法
渠道贯通法，是指以课堂为主渠道，讲授政治经济与社会、人生哲学、心理健康、职业道德等知识，让学生全面透彻地了解自己和社会，以提问讨论、解惑等方式沟通思想和情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就业观的教育方法。另外还可通过师生微博、校园网站、心理咨询、电子图书等途径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
3.集中学习法
集中学习法是由学校、学生处、班级三个层面集中学习的方法。学校层面，每年定期集中全校师生，聘请当地法官、律师、民警讲法制课；邀请优秀毕业生到校作报告，进行理想前途教育。学生处层面，组织后进生集中学习，请学校思想道德教育专家，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课。班级层面，由班主任组织全班学生，按计划、有针对性地召开主题班会，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这就是三结合集中学习方法。
4.校园文化法
每个学校都有特定的校园文化。笔者以为，文化育人是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潜移默化的实践活动。学校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如美术画展、讲演比赛、技能大赛、学雷锋做文明学生等活动。以文化艺术节为龙头推动校园文化建设，让学生积极参与，给每个学生提供展示才艺平台的机会，凝聚正能量，以良好校风、先进文化、优美环境熏陶学生。这种方法，笔者称之为校园文化法。
5.自我实践法
中职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是通过外因教育和内因省悟而起作用的。学生要学会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积极向上，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中职学生思想道德规范，践行“厚德精技、务实奉献”的校训，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加强个人思想道德修养。笔者把这种方法，称之为自我实践法。
五、改进工作作风
关键词：洛克；道德人；理性；教育；自由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3-0184-03
“道德人”作为洛克著作中一个重要的概念，指的是由道德人格构成的自我个体。而洛克所提倡的教育是一种以“德行”为首的全方位塑造和辅导。虽然国内外不少学者对洛克的道德学说有所涉及，但并未将其道德教育作为唯一切入点进行研究。笔者在这里所做的研究，就是要将道德教育作为唯一切入点，基于《教育漫话》①所提到的道德教育方法和途径，力求从其政治、哲学等其他著作中收集道德思想，并将这些思想通过有机结合形成一个理论模式来阐述洛克亲手描绘的“道德人”教育宏伟蓝图。
一、道德原则：“道德人”教育的基础
道德的产生来源于欲望和理智的冲突，而古希腊先贤们倡导极度欲望与极度克制之间的平衡，洛克也传承了这种对自制能力欣赏的思想。不过，人的自我克制在洛克看来是有标准的。他主张这种克制应该遵循一定的“道德原则”，并接受理性的指引，而这种 “道德原则”是与其“自然法”思想密切相关的。洛克认为“自然法”是出于上帝意志的命令，是道德正确性的坚实不变的基础和“唯一真正的试金石”。通过“万能”的上帝，可以把公众利益和德行结合起来，从而统一了道德的相对性和绝对性。与此同时，“道德原则”也可作为一种“道德知识”。洛克的这种观点也被称作他的“道德建构主义”，他认为人心中不存在任何天赋的观念，所以道德原则也不应该是天赋的，而是在后天经验基础上形成的。
虽然确信道德是“人类固有的科学和职务”，但洛克却从来未对其进行过明确而系统的解释。詹姆斯・塔利基于《人类理解论》关于道德的论述，认为洛克的“道德原则”可以概括为一个“洛克道德体系”，这个体系是法律道德模式与快乐论统一的方案。至于“道德行为者”如何参与到“道德体系”当中，塔利则认为是通过洛克提出的“白板说”理论。而美国学者格瑞特・汤姆森针对洛克的“道德原则”提出了三种不同的“提纲式道德描述”。首先是“自然法”，也就是最高一层的道德原则，定义了“道德义务的本性”。其次是“上帝的意志”，道德义务的观念需要一个指定这些法则的上帝存在。最后是“快乐”，人类行为的最终动机是为了“寻求快乐”。汤姆森认为洛克所谓道德上的善恶，就是指人们的自愿行动是否契合于某种能致苦乐的法律。以上两位学者都抓住了“自然法”和“快乐论”两个洛克的道德核心理论。相比而言，塔利较强调“道德原则”这一概念的整体，而汤姆森则更注重整体当中各个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一致性。由此我们可以做出如下概括：上帝创立了“自然法”，并将其作为人类的普遍道德律，而制定“自然法”的目的，就在于规范人们“寻求快乐的行为”，这就是洛克的“道德原则”体系。
至于理性，从哲学的角度，洛克是赞同亚里士多德“人是理性的动物”的观点的，他在《人类理解论》中也清晰地界定了“理性”这一概念的两种含义：一种是相对狭义的理性演绎，另一种是较为广义的心智能力。洛克明确地强调了后者，他认为上帝的意志必须依靠后者传递给人，从自然法引申出的道德规则，也只能依靠后者才能恪守。更为重要的是，理性能将洛克这一“道德原则”实施过程逆向进行：人类要执行道德所规范的行为，必然先根据自己的“天性”――寻求快乐，然后通过“理性”的发掘，上升到“神性”――理解“自然法”后实现。从这一意义上说，“自然法”也可被称为“理性的法则”，而理性则是“上帝之声”在人类身上的体现，其在洛克道德哲学中的地位不言而喻。
所以，洛克坚持把道德教育放在第一位，认为道德意识和自我克制必须经由教育的培养和灌输方能养成，即用“通过教育”回答了“人如何成为道德人”的问题：“自然人”要基于自然法的道德原则，经过培养教育，才能发展成熟为恰当运用理性控制去行动的“道德人”。
二、权力威信：“道德人”教育的手段
究竟采取何种手段可以使儿童养成自我克制的习惯，逐渐成为遵循道德原则的 “道德人”呢？笔者认为，洛克十分强调家长权威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性，并把它看作是连接各种德行教育具体手段的主线。在洛克看来，父母必须掌控好自己的“管教权力”，它是权力威信的坚实基础。要想在子女心中树立权威，应该巧妙利用好“称赞和奖励”。当然，惩罚也不能被完全剔除，如果碰到顽劣不化的儿童，惩罚则是必须且适当的矫治。所以，父母应该充分利用儿童幼年时对父母的依赖心理，在温和与严格的两种管教融合过程中，逐步树立起家长的权威。
洛克继而认为父母也应当尊重儿童，用榜样作为教导的方法。洛克在《人类理解论》中说道，人的心智发展是先从感官开始掌握各种意念的。像“道德”这样相对比较复杂的观念，虽说不能很直观地向儿童展示，但家长的行为却是一个力量强大的“隐蔽”实体，不知不觉通过儿童的感官将道德善恶观念导入儿童心中。所以家长只有树立良好的榜样，才能让儿童乐于与父母相处，在乎父母对自己态度的变化，使父母获得支配儿童心智的力量。
《教育漫话》中还谈道，人既然具有“理性”这种独特高级的心智能力，就应该合理地加以运用。对一个逐步形成理性的儿童来说，一方面要顾及他的“名誉”，因为“名誉虽然不是德行的真正原则和标准，但是它离德行的真正原则和标准是最近的”，否则这种权威教育就会失去力量。另一方面，洛克提出家长和教师要树立权威，还必须对儿童实施“说理教育”，将其作为支配儿童的重要手段。洛克认为家长和教师对任何人，尤其是对自己的孩子，就“道德知识”而言，要讲一切合乎道德良心的“理”，若照此下去，则儿童也会久而久之将“讲理”作为自身的一种习惯。同时，洛克也认同要依据儿童的身心发展来对他们“晓之以理”，重视合理的管理与指导，使儿童朝着正轨发展。总之，洛克之所以认为“说理”是对待儿童的真正办法，无论是德行还是过失都应采取“以理服人”的方式加以说服，是因为他主张人们“应该把儿童当作理性的动物来看待。”
既然德行教育涉及洛克的“家长权威”，就不能不谈到其“政治权威”，特别是父权。在中西政治思想史当中，君臣、父子都被认为是对等的权力关系。然而，洛克质疑“父权”可以延伸到“政治权力”的这一论断。他在《政府论（上篇）》中一直在试图解释为何父权不能推展到家庭以外的范围，尤其是不可上升到政治层面，也就是说，父权应该受到约制。这一论断充分体现了洛克对“父权”与“政治权力”这两种权力“异质性”的不断强调。然而在《教育漫话》中，因为“父亲在上的地位对于维持人类的延续是必要的”，洛克对父权主义做出了一些让步，并将“父权”转化为“双亲权”，但是他仍然强调：“家长的威信并不全是替人服膺于政治威权做准备的”。父母如果要在儿童心中树立家长的权威，则不可忽视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爱”，要让儿童对父母产生特别爱慕的心思。二是“畏”，要使儿童对父母产生一种畏惧心理，因为它是家长树立家长权威的必要条件。在此基础上，洛克认为家长的权威不只来自某种依赖的感觉，也是训练父母拒绝满足儿童诸多需求的先决条件。而家庭教师的作用，则是家长权威的一种迁移，儿童需要服从、敬畏的，仍然是那个精神上的父者。
由此可见，对于发挥真正的道德教育，让“自然人”向“道德人”迈进，洛克反复论述了父母和家庭教师如何在儿童心目中树立权威的问题。较早的在儿童心目中树立权威，对儿童进行说理教育，可以使儿童便于管理，有利于引导儿童的德行朝健康、向上的方向发展。这也是得到子女敬爱的期望，当子女长大以后，同样会用友爱等方式来维系、缓和这种家庭权威。所以，权力威信是“道德人”教育的主要手段。
三、天赋自由：“道德人”教育的目的
虽然洛克的教育是一种严厉，自我克制的道德要求，但其根本却在于寻求权威与自由之间的平衡，实现人的“自由气质”。他认为自由是一种道德性实践，克制欲望并不是让儿童摒弃一切欲望，而是使其放弃不合理的要求，所以道德教育也应该遵循自然的原则，适合儿童的能力，符合儿童的天性，即给予被教育者充分的自由。
天赋自由可以说是洛克学说的经典。在社会政治层面，洛克认为“新政权的来源”是以“人生而自由”的假设为条件的“人民的准许”，其讨论的自由主要有两类，一是人的“自然自由”，二是政治社会中的自由。第一类自由表达了在理性范围内，每个人都是自由的、自足的；而第二类自由就表现了这种自然权利的不可剥夺，需要法律来保障。洛克这两类自由在社会和政治领域中的含义是统一的，是自由的两面。在层面，洛克认为自由是由平等而来的，每个人除了服从上帝以外，都可以行使自己的自由权力。唯一的限制就是自然法，而它又通过理性来认知，所以理性对自由的限制是内含在“自由”的概念之中的。另外，宽容是信仰自由的重要表现，是人类的重要精神价值。洛克明确提出“政府”作为一种“外部力量”不应该干涉“灵魂”这种“出于内心”的事，因为“对每个人的灵魂和天国的事情的管理只能完全由每个人自己去管。”从以上两个层面来看，只有当自由得到确立时，人们才能享受到自由的好处，而道德和道德价值，只有在自由的环境里才会成长。
对理性而言，自由为其提供了公开运用的机遇和条件。洛克将个人自由置于社会和公共机构之上，认为人之所以能有自由，不仅仅是摆脱了外部的强制性力量，而且还在于摆脱内心的强制。而摆脱内心的强制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合理地”实行道德教育，最终获得“理性的”自由，享受精神上、身体上的自我支配。又因为家庭不是政治专制的模式，所以更能成为让人得到自由教育的工具。由此观之，洛克几乎是依靠伦理学作为中介，将哲学社会、政治意义与教育联系起来。不过，洛克的自由观念是基于主因能力范围的大小的，他认为“离开了思想，离开意欲，离开了意志，就无所谓自由。”虽然如此，洛克却认为意志和自由是人的两种不同能力。前者是帮助人们来支配，来规划某些行为的“实现或停顿”；而后者则被他细分为两种，一种是“自由的条件”，另一种是他更为强调的实现这种“条件”的“权力”。人们按照自己心理的真实选择，并且由“追求幸福”的本性来决定。
在洛克那里，自由要求以“人性论”作为其理论基础。对自由的渴望是基本人性，同时又是人渴望拥有控制权力的资本，换句话说，最能驾驭他人的欲望也让人拥有了另一种渴求：自由。然而，人要具备某种品性和气质，才能彰显理性，才配享受自由，要具有这样的品性和气质，就只有通过道德教育。正是道德教育施展在人的秉性上，配合理性，让其往好的方面发展，才培养出了“道德人”。因此，天赋自由既是道德教育的前提，更是道德教育的目的。
四、结语
综上所述，洛克的“道德人”教育过程，实际上是将“道德原则”、“权力威信”和“天赋自由”完美结合的一个培育模式。在这一模式当中，“理性”是最为活跃的因素，只有理性的人才可能是具有道德品质的人，并通过理性与基于“自然法”的道德原则进行互动。虽然理性是我们生来就具有的禀赋，但是我们不能要求还不会使用理性控制欲望的婴儿成为“道德人”，所以他们还需要在家长的权威下，配合恰当的训诫手段，进行理性运用的学习，直到让自己拥有成熟的“理性”并以其为指导，依照伦理规则，最终达到个人天赋平等和自由的目的。洛克在不否认“道德原则”的前提下，重视“道德行为”的教育，以日益增长的理性去增进人们的道德能力，体现了他的高明之处。这种思想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参考文献：
[1][英]约翰・洛克.教育片论[M].熊春文，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2][英]约翰・洛克.政府论（上、下）[M].叶启方，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3][英]约翰・洛克.人类理解论[M].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4][英]约翰・洛克.教育漫话[M].杨汉麟，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
[5][英]约翰・洛克.论宗教宽容[M].吴云贵，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6][美]格瑞特・汤姆森.洛克[M].袁银传，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
[7][英]詹姆斯・塔利.语境中的洛克[M].张炜，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8][美]纳坦・塔科夫.为了自由――洛克的教育思想[M].邓文正，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9][英]彼得・拉斯莱特.洛克〈政府论〉导论[M].冯克利，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关键词]大、中学校德育衔接工作 本质层面原因 非本质层面原因德育活动 特殊本质和规律 德育衔接基本原则及具体方法
我国大、中学校教育阶段的德育衔接问题的提出，起源于大、中、小学教育阶段衔接问题的提出和发展，它首先是作为一个大、中、小学教育阶段衔接的实践问题提出来的。我国的大、中、小学教育阶段衔接问题是在20世纪80年，最早是在上海提出来的。这是从大学生中发现的。在大学中反映出来的学生在学业上、思想品质和能力培养上的诸多问题，并非大学教育的缺陷，而是中小学教育的“后遗症”。在德育教育及思想政治教育方面。中小学不是集中在培养学生的基础道德品行和学习、生活待人接物的行为准则、社会公德方面下功夫，却把一些应在大学进行教育的基础理论、观点，放到中学作为教育的内容，到了大学，学生感到重复而失去学习兴趣。把德育衔接问题从大、中、小学教育阶段衔接问题中分离出来，明确提出大、中学校教育阶段的德育衔接问题，从时间上来说应该被认定为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德育不衔接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学校德育教育工作存在的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实际德育教育中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都是从当时大学生的道德失范现象中发现并引起人们的注意的，而这种道德失范现象产生的直接原因与基础德育相关。近几年，学校德育衔接问题主要是作为一个实践问题被提出来，这里的所谓“德育衔接问题”概念有特定含义，它主要指上面所说近几年我国学校德育及其衔接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即各种不衔接的问题。面对这些新问题，学校的德育教育虽做了许多改进，但由于在解决德育不衔接问题过程中，教育者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及所采用的具体方法往往不是建立在对德育过程及其阶段衔接本质规律自觉认识的基础上，而主要是根据自己的德育经验提出和应用，或者随意性大，或者方法陈旧，跟不上社会变化和未成年人思想变化的要求，因而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总是难尽人意。关于大、中学校德育衔接问题的研究最终目的要落脚到怎样提高思想道德教育活动及德育衔接工作的科学化、有效性上来，也就是要落实到怎样运用思想道德教育的规律提高思想教育及其德育衔接方法和实践的效果，因此如何使德育衔接工作及其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更加科学有效也就成为本文研究所要达到的最主要目标。要达到这一目标，我们认为，首先要准确了解和分析德育衔接工作的现状，对涉及到关于大、中学校德育不衔接问题产生的具体原因和基本原因的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和正确揭示目前大、中学校德育工作中不衔接问题产生的根本性原因和解决途径，以德育衔接根本方法、基本方法及辩证逻辑关于归纳、演绎推理的基本原理为指导，参考全国近几年关于大、中学校德育衔接问题调查和研究的大量相关文献资料，提出和制定出一套关于对解决大、中学校德育教育不衔接问题的基本原则、具体方法及其对策措施。
1.当前我国大、中学校德育衔接工作的现状及具体原因分析。科学、有效地解决目前我国大中学校德育衔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首先要准确了解和分析德育衔接工作的现状。为此，我们采用了问卷调查、座谈访问及统计处理等方法，对6所中学、4所大学进行了调研，覆盖面近2000人次，获得了大量有说服力的第一手数据。我们还采用了大、中学校德育工作观摩交流、高中毕业生情况通报与跟踪反馈、高中毕业生品德考评系统试验等方式，开展了大学德育衔接实践环节的探索。我们还采用了研讨的方法，对大、中学校德育衔接的重点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共召开大型专题研讨会、小型讨论会多次。根据本课题组对山东省及济南市大、中学校较系统的调查和分析，我们认为目前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尤其是大、中学校德育工作现在仍然存在着不可忽视的脱节现象，对衔接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在宏观协调指导上没有明确的整体衔接意识，缺乏既有系统性又有层次性的操作原则。对德育工作不衔接现状的分析，不仅涉及到关于大、中学校德育不衔接问题产生的非本质层面原因的分析，也涉及到关于大、中学校德育不衔接问题产生的本质层面原因的分析，对于正确揭示德育工作不衔接现状直接性表层原因、具体原因和基本原因有重要意义。以下我们从几个大的方面(基本原因)对德育工作不衔接现状和具体原因进行粗浅的分析。限于我们的能力，难以对全国近几年大、中学校的德育衔接问题进行系统的调查与分析，因此本节分析存在问题所依据的资料有一定局限性。
1.1 未将德育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把不同教育阶段的德育目标、内容、方法等通盘考虑。
1.1.1 学校各个教育阶段的德育工作层次不清，分工不明，德育工作任务序列化的设计有待进一步加强。目前我们的大学、中学的德育工作未能根据学生年龄层次和思维特点制定相应的目标任务，尤其是各个阶段的具体目标不明确，没有根据学生的年龄特征及阶段性思维特点科学的有计划地设计中学阶段、大学阶段各个不同年龄层次及阶段学校德育工作的目标任务和具体的德育教育实施方案，大、中学校的各项德育工作层次和总体思路不够清晰，具体分工不够明确。虽然我国大学、中学已有了德育大纲。但是这两个德育大纲中提出的目标，未能明确提出和规定大学、中学的各项德育工作的更加细化阶段目标，因而这两个大纲提出的关于中学和大学各项德育工作目标的规定，存在着阶段性特征和要求不明确及表述不够具体并缺乏操作性的不足之处。
1.1.2 大学、中学政治理论课的教材内容及教学方式上存在着简单重复、脱节的现象，大、中学校德育方法单一、陈旧，现有的德育手段急待改进。目前有的初中理论课教材编写方式成人化，内容偏多偏深。对于一些在大学、中学都必须讲授的基本政治观点，如何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知识程度和思想实际，循序渐进地展开教学，目前还缺乏整
体考虑。高教和普教在课程设置和教材编写上相互沟通少，几乎没有联系，而且某些大学政治理论课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教材由各校自己编写，甚至有一所高校同一课程编写两三本教材的现象。另外，在政治理论和基本观点的教育内容和方式上重复、脱节。在教学形式和方法上，从中学生、本科生到研究生，中间有一个过渡时期，高等学校容易忽视这一点，没有及时引导他们适应大学生活，中学、大学及硕士生和博士生的政治理论课在教学方法上，几乎是相同。界定不明晰，差别不明显。Ⅲ研究生教育阶段的德育未能充分强调和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强调师生互动，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手段，有机地将德育过程运作为贴近实际、健康向上的道德品质动态生成的过程，研究生教育阶段的有些教育方法有悖于以上这些原则，带有本科生教育阶段的影子。影响了德育效果。
1.2 大学与中学的教育思想不完全一致，未能将素质教育的思想贯穿于大、中学校的一切教育阶段。
1.2.1 大学与中学的教育思想不完全一致，道德认知、道德责任、道德人格的要求不够明确和统一。首先，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未能将素质教育的思想贯穿于大、中学校的一切教育阶段，尤其是未能将素质教育的思想贯穿于中小学的各个教育阶段。相比之下，目前在素质教育思想宣传和实施力度上前者比后者要强；也可以说现在还存在大学与中小学阶段的素质教育不够衔接的问题。其二，目前我国大、中学校对学生的道德认知、道德责任、道德人格教育和培养的缺乏必要的计划性、整体性和连续性，致使三个不同年龄层次及阶段的道德教育目标、任务和具体实施方案在内容上衔接不起来，这是当前我国大、中学校德育及其衔接工作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其三，大、中学校周边的文化环境亟待净化。无孔不入的现代传媒对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这里要强调的是尤其是中小学生泡网吧(许多是非法的网吧)、沉湎于网上聊天室，或曾光顾，阅读图书和音像市场不健康书刊和音像制品，这给他们今后的成长留下了阴影。本该在中小学德育中解决的基础文明及起码的人格教育未能解决好，到大学和研究生教育阶段再进行诚信教育、艰苦奋斗教育、“三观”教育等，其效果受到影响。
1.2.2 大、中学校德育及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方法的不衔接，忽视品行和能力的培养，在高级中等教育与大学之间反映得比较明显。受应试教育思想的影响，高中教师着重强调学生对德育知识的理解，忽视了品行和能力的培养，把课本上的教学内容讲解得十分细致，反复交代做题及考试的技巧；学生的学习方法基本上是预习、听课、复习、做作业，始终围绕着教师所讲的德育及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内容和教科书，教学方法的不衔接，很少进行查阅参考资料、参观访问、调查或独立进行实验等富有创造性、主动性的学习活动，与大学教学方法相比差异较大，相互联系、过渡和衔接的环节较为缺乏。此外，大学阶段有些教育方式事实上是扼杀学生的创新，基本上是辅导员、班主任“抱着走”。研究生教育阶段学生的独立性强，处于一种松散的管理状态，有些本科一毕业就进入研究生阶段学习的学生，离开导师的指导几乎寸步难行，容易将自己局限在导师的研究领域。
1.3 德育实施的具体途径缺乏整体规划和明确分工，没有注意与其他各种途径密切配合、形成合力。
1.3.1 大、中学校对学生思想品德评定标准不一，德育及思想教育的工作方式及渠道上存在较大差异。首先，目前中小学毕业生的品德评定内容不一、标准不一，某些品德要求标准呈现幼稚性。表达方式不一，而且学生的个性特不突出，评语大同小异，有“千人一面”的现象，缺乏个性，难以“导向”和“选择”。有的学校甚至使用含混的文字，有意拔高或隐瞒实情。这样的品德评定既缺乏准确性，又没有可比性，不仅使中学德育失去了导向机制，而且也使大学在招生工作中难以贯彻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招生原则。其次，在班集体的建设和德育管理上，中学严格有余而放手不足，大学放手有余而管理不够。中小学主要是班主任一体化，大学则有思政教师和班主任两重结构。在工作方式上，中学班主任往往采取的是保姆式的封闭型管理，学生接触社会少。由于大、中学校缺少相互了解。客观上造成刚跨入高校的新生面对突变的环境，一时难以适应。而在大学里，班主任比较超脱，往往注重了放手让学生自我管理，而放松了必要的管理教育。在德育管理方法上本科生与研究生基本相同，仍然摆脱不了“活动式”、“运动式”和“说教式”的管理方法。
1.3.2 大、中学校学生干部的选拔和培养上出现局部的滞后和无序状态。抓好学生骨干的培养对搞好大、中学校的德育工作有着重要意义，而学生干部的培养又是一个不断递进与发展的过程。现在对大、中学校学生干部的培养本身就缺乏明确的层次性要求，而对学生干部的使用指导上又存在较大的差异。中小学的学生干部对老师的依赖较多，教师指定的因素较多，而大学的学生干部能够比较独立的开展工作，有较浓重的“竞选”色彩，其间缺少一些过渡的环节。更主要的是，目前大中学校间尚无必要的渠道沟通学生干部的情况。大学在物色学生干部时，往往因情况不明或不实，而影响对干部的选拔和“接力”式的培养。一些中学生干部进入高校后因无法适应新的工作环境而逐渐退出干部队伍。
1.3.3 大、中学校德育的社会实践要求雷同，缺乏层次性。目前社会实践已列入大学、高中的必修课，但明显地还处于探索过程，效果还难以落实。如军训中的军事理论教学，大、中学校无统一安排，中学甚至无教材。下农村锻炼，大中学校在目标、内容要求等方面都无明确要求，缺乏层次性和联结性。社会考察也是如此，大学、中学缺乏各自的特点与“角色化”的联系，有的甚至流于形式。此外在大学阶段，本科生和研究生阶段的德育工作都要求学生参加一定的社会实践，但在内容、目的、要求、组织形式等方面无明确地阶段性要求，缺乏更为细化的层次性。各校组织的较多的社会调查、为民服务、下乡或下基层等实践活动缺乏不同教育阶段的各自特点及“角色化”的联系，有的甚至流于形式。
1.4 在德育教育及管理中注重形式，轻视效果，德育效用“空泛”、“乏力”和“失灵”等实效不高的现象严重。
1.4.1 大学德育效果实效不高的现象值得关注，目前迫切需要解决“言传身教”的问题。“身教重于言传”这是大家公认的，但现实生活中有许多不利于青年成长的现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老师，但有的家长起着不好的表率作用，使学校的德育工作轻而易举地付诸东流。大学里每位任课老师都应该是学生的德育老师，但老师中只教业务、不管德育的现象比较普遍。教育学生要诚信，研究生导师是研究生的第一德育老师，我们有许多优秀导师以自己的学术和人格影响着学生一生的成长，但也有个别导师不能很好地履行言传身教、为人师表，他们将研究生看成单纯的劳动力，让学生自生自灭；有的业务上吃老本，不注重知识更新，科研
上急功近利；也有的导师只教书不育人。
1.4.2 大、中学校德育方法单一、陈旧，现有的德育手段急待改进。从中学生、本科生到研究生，中间有一个过渡时期，高等学校容易忽视这一点，没有及时引导学生适应大学生活，“两课”教育往往是我说你听、照本宣科、没有讨论，而学生中存在的问题又得不到解决，因此将老师讲的东西置若罔闻，或仅仅为了考试得分数，记在笔记上，而未进入脑海里，使“两课”教育“失灵”。本科生的辅导员大多是毕业不久的年轻教师，他们本身涉世不深，“对付”学生本领不多，往往按照上面的布置去执行，这也影响了德育效果。研究生教育阶段的学生思想相对成熟，一般具备了自我判断、自我教育、自我控制的能力。因此这一时期德育更应强调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强调师生互动，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手段，有机地将德育过程运作为贴近实际、健康向上的道德品质动态生成的过程。日前，研究生教育阶段的有些教育方法有悖于以上这些原则，带有冷科生教育阶段的影子，影响了德育效果。
2.大、中学校德育不衔接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及相关基础理论探析。解决目前我国大中学校德育衔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实现学校德育教育合理的衔接，首要任务是在全面、准确了解德育教育不衔接现状的基础上，揭示出青少年德育教育不衔接问题产生的原因，从而为下一步提出解决德育不衔接问题的原则与对策建议奠定扎实基础。如上所述，德育不衔接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和多层次的，按照这些原因的作用和性质进行区分，大致可分为本质层面原因(主要包括具体原因、基本原因、根本性原因)和非本质层面原因(主要包括直接性表层原因)两大类。在前面的论述中，主要对目前我国大、中学校德育不衔接问题产生的直接性表层原因及具体原因和基本原因进行了初步分析，它不仅涉及到非本质层面的原因，而且还涉及到本质层面的一些原因。目前我国教育界及理论界对德育不衔接原因的研究较多地集中在对非本质层面原因的探讨上，也有许多关于本质层面上原因(具体原因、基本原因)的探讨。
应当特别指出，以上所述当前大、中学校德育衔接工作所存在各种问题的形成具体原因和基本原因及其特殊本质，从根本上讲都是德育衔接一般本质和基本规律的体现和表现形式。从这种关系及意义的角度上讲，我们认为未能科学地把握和遵循德育衔接的基本规律(尤其是指狭义上的德育衔接规律)，未能正确认识和处理德育活动与受教育者思想品德发展的矛盾，尤其是两者之间及其在具体实践中发生的冲突和对立，是导致近几年大、中学校德育工作中不衔接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另外，未能正确体现和严格遵循德育衔接的一般本质和基本规律是导致产生所有德育不衔接问题的根本性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原因。我们目前不乏关于德育不衔接问题产生的本质层面上的具体原因、基本原因的理性探讨，缺乏的却是于德育不衔接问题产生的本质层面上的根本性原因的理性探讨，即主要是关于大、中学校德育衔接问题本质内涵和基本规律的理论探讨。我国教育界、理论界对德育不衔接本质层面原因研究较少，而且也主要是一种关于德育不衔接问题特殊现象的特殊本质的分析，而对于德育衔接一般本质层面理论问题研究很少，尤其是对德育衔接的本质、基本规律、基本矛盾及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系统研究及可借鉴的理论资料几乎是空白。
加强关于德育不衔接问题产生的根本性原因即大、中学校德育衔接问题本质及规律的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首先，关于大、中学校德育衔接问题本质及规律的理论探讨对于正确地制定德育衔接的根本方法，合理的构建起一个关于解决大、中学校德育衔接问题的科学方法论体系具有价值和意义。如何使德育衔接方法更加科学、有效是贯穿于德育衔接方法论基本问题研究过程中的中心线索和根本任务，这种关于德育衔接方法科学化、有效性问题的理论探讨，从其学科基础上看，它是属于德育衔接方法论问题研究的范畴。加强德育衔接方法科学化及有效性问题研究或者说是德育衔接方法论的研究，我们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大、中学校的德育衔接问题解决的基本方法和具体对策从何而来的问题。要科学的揭示大、中学校的德育衔接问题解决的具体对策理论依据，这就涉及到关于大、中学校德育衔接问题产生原因与解决方法的关系问题。科学认识德育衔接的本质、基本规律、基本矛盾及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不仅可以正确揭示德育不衔接问题产生的本质层面上的根本性原因，而且对于提出有效而切实的解决实际问题的根本方法、基本原则和具体对策提供直接与间接的理论根据，成为解决大、中学校德育衔接问题整个过程中起着承上启下作用的重要环节。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推出这样一个结论，目前我国大、中学德育衔接工作存在问题及其未能有效地彻底解决，与我们未能深入研究和正确揭示德育衔接的基础性理论问题及德育衔接的特殊本质和基本规律有很重要的关联，它实际上成为目前大、中学校德育工作中不衔接问题产生的根本性原因，这也是问题存在主要症结所在。我们认为。对德育不衔接原因的研究不能仅满足于或停留于上述这些层面，而是要多做些深化性、开拓性和创新性研究，即是要大力展开对德育不衔接本质层面原因的探索，尤其是关于对德育不衔接根本性原因(本质层面)。所以说如何加强关于大中学校德育衔接本质和规律的研究，是目前我国德育实践给我们提出的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因此它自然也成为大、中学校德育衔接问题产生原因的研究的重点内容。以下是我们对大、中学校德育不衔接问题产生的根本性原因进行研究所涉及到的主要问题及其基本结论：
2.1 关于大、中学校德育衔接概念的界定。严格地讲，德育衔接是近几年我国教育理论研究者根据新的实践要求和理论概括而提出的一个新概念。它意味着大、中学校德育教育理论研究进入新的阶段。目前我们在学校德育教育理论研究中，对有关大、中学校德育过程的理论研究很重视并有较多研究成果，但是对其中包含的“德育过程的阶段衔接”即德育衔接理论的研究还很少，很不适应德育实践的发展和需要。但是，由于过去我们一直没有明确提出德育衔接概念，因此也没有十分明确的把大、中学校德育衔接问题从关于德育过程的理论研究中分离出来，并进行专门的系统研究。在这种研究中，现在一般只提德育过程的概念并对其有明确定义，还没有明确提出大、中学校德育衔接的概念并较少直接在德育衔接概念的名义下研究关于德育过程的相关问题。由于从客观存在的角度看，德育衔接是德育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我们认为，从比较准确和较为严格的意义上说，所谓的“大、中学校德育衔接”应该被认定为它是关于大、中学校德育过程的阶段衔接这一表述的一种简称，而后者是其前者的全称。按照辩证逻辑的下定义的方法，所形成的德育衔接概念(狭义)是一个辩证的具体概念，这样我们就可以将大、中学校德育衔接定义为：学校德育过程的各阶段即从中小学到大学是一个整体，德育教育的每一阶段不仅具有不
同于其它阶段的特点和质的区别，而且这个阶段之间是相互联系、前后相随、互为因果及不断发展的。如果要用精炼的语句把上述作以简捷的概括，即是：大、中学校德育过程及各阶段之间是独立性、连续性及整体性的辩证统一。
2.2 关于大、中学校德育衔接规律的表述与划分。目前我们对德育过程规律的研究很重视并有较多研究成果。但是对其中包含的“德育衔接规律”理论的研究还很少，很不适应德育实践的发展和需要。(上述所谓的“德育衔接规律”的表述，我们认为应该被认定为它是关于德育过程的阶段衔接规律这一表述的一种简称，而后者是其前者的全称。)目前我们对德育过程规律的研究很重视并有较多研究成果，但是对其中包含的“德育过程的阶段衔接规律”即德育衔接规律理论的研究还很少，很不适应德育实践的发展和需要。在这种研究中，现在一般只提德育过程的规律，还没有明确提出德育衔接规律的概念并较少直接在德育衔接概念的名义下触及这个问题。由于从客观存在的角度看，德育衔接的规律是德育过程规律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我们认为，从比较准确和较为严格的意义上说，所谓的“德育衔接规律”应该被认定为它是关于德育过程的阶段衔接规律这一表述的一种简称，而后者是其前者的全称。可以这样说，德育过程规律和德育衔接规律即广义的德育衔接规律和狭义的德育衔接规律之问，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客观存在着一种特殊的一般与个别的对立统一的关系。正确揭示狭义上的德育衔接规律的特殊性内容，尤其是科学地阐释德育活动与受教育者思想品德发展之间相互区别、排斥和相互对立及其在当前的具体表现，对于正确认识目前大、中学校德育工作中不衔接问题产生的根本性原因具有很重要的理论意义。
2.3 关于大、中学校德育衔接方法层次划分及其内在关系的性质。德育衔接问题产生的原因大致可以归结为具体原因、基本原因及根本原因三个方面，从其性质上讲，它们都属于德育衔接问题本质层面上原因的认识，其中前者(具体原因)属于浅层次的本质方面的原因，而后两者(基本原因及根本原因)都属于深层次的本质方面的原因。因此，根据德育衔接问题产生原因性质和分类及其本质层次原因的结构特点，相应的可以把关于德育衔接问题的正确解决方法大致划分为根本方法、基本原则和特殊方法(具体对策)三大层次。这里所说的德育衔接的“根本方法”，实际上是指解决德育过程的基本矛盾即教育者提出的德育目标与受教育者思想品德现状矛盾的方法，是在德育衔接工作全过程中都起指导作用的方法。它规定了其他方法和原则运用的方向、准则和要求，在德育衔接方法论体系中，具有特殊重要地位，起着导向、规范的作用，它是德育衔接原则、具体方法及对策制定的理论依据。
大、中学校德育衔接的根本方法、基本原则与具体方法及对策措施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辩证联系，德育衔接的根本方法、基本原则在德育衔接具体方法及对策措施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总体上讲，这种关系的特点可以简述为间接性与直接性统一。大、中学校德育衔接的根本方法、基本原则，不能直接对德育实践发生作用，只有转化为作为个别层次的德育衔接的具体方法和对策建议才能发挥实际作用。大、中学校德育衔接的根本方法、基本原则作为一般性方法，它同客观实在的德育过程及其阶段衔接的联系是间接的，是通过一系列具体方法和对策建议来实现的。大、中学校德育衔接的根本方法、基本方法和对策建议的作用特点是由它们之间存在的共性和个性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也就决定了此类德育衔接的根本方法、基本方法对具体方法和对策建议起着指导的作用。大、中学校德育衔接的根本方法、基本方法作为一般性和特殊性方法为具体方法和对策建议的制定和应用，提供了基本的理论依据，作出了基本的规定，使其具体方法、对策建议在制定和应用时能够有所遵循。在实际的道德教育活动中，一个成功和有经验的教师往往可以在“不假思索”的情况下将德育方法的运用搭配得天衣无缝，从而有效地达到德育目标。但这种似乎“不假思索”的主要是建立在一系列由思考、审慎抉择组成的有关道德教育方法实际运用的教育经验积累基础之上，这种道德教育的经验和具体方法实际上已包含和体现了关于道德教育的某种本质、规律和根本性方法的认识。当然，当人们还未认识德育教育规律和还未掌握根本性方法的时候，也可能提出一些在…定程度上符合德育规律的原则和措施建议，但这些原则和具体方法不是在对德育规律自觉认识的基础上提出的，而是根据德育经验提出的，是德育经验自发地符合了德育规律，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和不稳定性。
3.解决大、中、小学德育教育不衔接问题的基本原则及对策措施。针对当前大、中学校德育衔接工作现状，分析其产生问题的原因，提出解决问题的科学有效的具体方法即对策措施是本项课题最终目标。根据前述德育衔接根本方法、基本方法和具体方法之间辩证关系的原理，德育衔接具体方法的形成过程即是揭示大、中学校德育衔接问题的特殊本质和规律并把它转化为操作方式和操作程序的过程，从实质上讲，它还是一个从前提到结论的推出过程、思维运动的过程，大、中学校德育衔接的根本方法、基本方法和具体方法之间客观存在着判断之间的联结，体现为由一个或一些判断(与根术方法、基本方法所包含的客观要素相关内容)的向另一个判断的过渡和转化。在这整个演绎推理过程中，德育衔接根本方法、基本方法作为这一推理的前提都将成为制定德育衔接具体方法直接或间接的理论依据。以上我们对大、中学校德育衔接的本质和规律及根本方法等问题进行了科学的表述和具体阐释，为制定其德育衔接具体方法提供出较为完整的理论依据。以下我们针对大、中学校德育衔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以德育衔接根本方法、基本方法及辩证逻辑关于归纳、演绎推理的基本原理为指导，参考全国近几年关于大、中学校德育衔接问题调查和研究的大量相关文献资料，提出和制定出一套关于解决大、中学校德育教育不衔接问题的基本原则、具体方法及其对策措施。
3.1 德育活动要与受教育者思想品德发展实际状况相符合，教育者制定的德育目标及其内容、结构、层次、序列等要符合大、中学校不同年级受教育者思想品德发展的水平及特点。
3.1.1 科学地构建适应全面素质教育要求的德育目标及内容的体系，制定与中小学相衔接的火学德育目标。首先，以中小学、大学德育层次系统为书，进行横向贯通，纵向衔接，切实有效地构建适应全面素质教育要求的大中学校德育体系。为此，大、中学校首先要从德育的目标、内容方面整体构建德育体系，以保证德育要素在大中学校各个教育阶段的完整性和连续性，逐步确立大、中学校再年龄段道德认知衔接、道德责任衔接和道德人格衔接的目标。其次，对于大、中学校德育的各阶段性目标，要各有侧重，年级目标要具体明确、知行统一。要根据大学生和中学生的年龄特点、知识水平和成长规律有所侧重，不可求全。大、中学生在校的每个教育阶段都必须保证德育内容结构的序列性和完整
性、渐进性和层次性，克服倒挂、脱节、简单重复和脱离实际的问题。再次，在德育目标上，建议有关教育部门提出相应明确的方向，参照和对应“中学德育大纲”及德育工作的一些要求，也相应的对大学的德育工作制定更加细化的大纲，作出更为明确的规定和要求，使中学的“大纲”目标与要求和大学的“大纲”目标内容更好的衔接起来。为大、中学校德育过程及其阶段衔接创造良好的条件。
3.1.2 对大、中学校及高等教育中本科生和研究生政治理论课的教学目标、课程设置和教材编写要有通盘的考虑和安排。首先，要根据现阶段我国大、中学校的具体培养目标，明确各自思想治理论课的任务和要求。建议高教和普教主管课程教材改革的职能部门要加强联系，相互沟通，统筹安排，逐渐形成一个既有不同层次要求，又有内在联系的大、中学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科学体系。目前要抓住中学新教材的编写和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大纲重新修订的契机，做好大、中学校政治理论课教学目标、课程设置和教材编写相互衔接与配套的工作。其次，逐步形成一个既有不同层次要求又有内在联系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政治理论教育科学体系，处理好高等教育中不同教育层次之间政治理论课的衔接配套问题。
3.1.3 合理地构建大、中学校德育教育的基本途径及具体方法的体系。首先，合理地整体地构建大、中学校德育教育的基本途径体系，这主要包括：思想品德和思想政治课、其他各科教学、育人、班主任工作、党团组织和学生会工作、劳动与社会实践、课外活动、校园文化建设等。把课堂教学作为大、中学校德育的主渠道，同时注意将以上各种途径密切配合，要针对相应的内容，有主有次，协调配合，发挥各自的功能并形成合力，共同完成德育任务，使其在时间、空间、人力、物力上得到保证要求德育途径。其次，合理地构建大、中学校德育教育的具体方法的体系。高等学校内部要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协调好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德育工作，包括德育的管理体制、德育队伍建设、德育经费的落实等，通盘考虑学校的德育工作。不同层次教育阶段的德育工作既有区别，又有内在的联系，充分利用学校和社会的德育资源，形成不同教育阶段的特色德育工作。高校内部的德育工作队伍。可实行不同岗位的交流和轮岗，并进行必要的岗前培训，使德育队伍的思想、观念及工作方法适应学生的需要，跟上时展的步伐。
3.1.4 完善高等学校的政治理论课教学体系，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首先，规范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三个教育阶段的政治理论课教学体系，明确了各自的教学内容，使三个阶段的教学内容有内在联系，但又不重复。明确三个不同教育层次的教学内容本科生规定的政治理论课必修课。此外，可根据不同类别选修其他课程，思想品德课不需作为一门单独的课程开设，而将思想品德教育渗透到本科生的各门课程和各个教育环节中。其次，改革教学方法和考核办法，解决好大、中学校政治理论课的衔接问题。大学本科阶段的政治理论课教育老师讲课时，要学生结合思想和社会实际重点讲解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结合所学的基本理论和观点，提出问题，师生共同讨论，教师可作适当的引导。但由学生思考和回答。硕士生课程自始至终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采用启发式、研究式、讨论式的教学方法，紧密结合专业学习、科学研究和学生的思想实际，避免简单灌输抽象的理论。博士生课程应在学生自己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关原著和选读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有关代表著作的基础上，进行专题研讨，并与组织博士生参加社会调查及社会实践活动结合起来，请企业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作报告。对于有争论或正在探索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让学生充分发表自己的看法，教师应该用严谨、科学的态度介绍不同的学术观点和自己的见解，与学生一起讨论，以达到师生互动、教学相长。
3.2 正确认识德育衔接工作所具有的系统性、整体性特点，德育过程的运行要坚持计划性、有序性和连贯性的有机统一。
3.2.1 各级领导要形成共识，把加强大、中学校德育衔接工作作为必须齐抓共管的一项重要任务来完成。首先，要确定协调大、中学校德育工作的职能部门，成立研究机构，编印信息，制定相应的制度、计划。要提倡高校政工干部和中学政工干部的互访交流、调查研究，定期举行研讨会。积极支持有利于加强大学与中学德育工作有机联系的各种改革措施。此外，要确定本科生和研究生德育工作的职能部门，明确各自职责，明确不同教育阶段的德育目标、内容、要求，制订相频的制度、计划，编印信息，加强督促和检查。不断提高大、中学校教师的德育素质。目前，要在高中毕业阶段和大学低年级建立一个相互适应的“过渡期”。中学的高中阶段应改变封闭式、保姆式的管理方式，大学应改变全方位开放的管理方式，对处于过渡期的青年学生都应采取“管中有放，放中有管”的方式，当然“管”和“放”的程度应视学生的成熟程度而有所不同。特别是对高中三年级与大学低年级学生应有一个渐变的适应过程。建议在重点中学高三年级开设“大学生生活、学习指导”选修课，实施适应性的超前教育；逐步形成大、中学校班主任定期交流制度，其中包括定期的专题座谈交流，研讨观摩；试行大、中学校双向的“见习班主任制”；举办大、中学校班主任共同参加的短期培训活动，了解衔接的内容、措施和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