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01-27 08:4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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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发展必然伴随着结构性的变化，而二战后高新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必然引起产业结构发生深刻的变化，一方面，第一次产业中的科技含量在增加，第二次产业服务化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另一方面是第三次产业的内涵、总量及其知识化程度在迅速扩大，以至于其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所占的比重及其重要程度逐步超过第一、二次产业。在农业生产、经营与服务“一条龙”的情况下，产值、劳动力就业比例等在统计上就很难将各产业截然分开。而第三次产业中的科技服务、信息服务等在第二次产业中的作用份额的不断增大，又使三次产业划分无法反映当今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很显然，高新技术及其产业的独特性使人们按照其性质对其进行独立的统计与分析，这样对原来的三次产业划分的理论和方法产生了影响，对原来的产业结构带来冲击，导致人们对产业结构理论与产业分类方法的进一步思考。
此外，随着新兴产业的不断涌现，第三次产业所包括的内容也越来越庞杂。本来第一、二次产业之外的所有产业都归入第三次产业，而这些产业的差别极为悬殊，从日常生活服务业到复杂的科技部门，从简单的修锅补盆到最繁杂的为航天事业服务的数据库都包括在内，饭店、理发店、报社、科研机构、咨询部门、政府机关、军事单位和商贸公司等应有尽有，五花八门，这就很难总结出它们的共同特征和发展规律，从而难以制订出共同的政策和管理方针。由此，也需要对三次产业分类方法进行修正、补充和发展。
事实上，作为三次产业分类法的最初思想是由英国经济学家阿·费希尔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来的，他将初级阶段生产的产业称为primaryindustry，处于第二阶段的产业叫做secondaryindustry，处于第三阶段生产的产业叫做tertiaryindustry。费希尔所用的这三个单词，primary有最初、初等的含义，secondary有中等的含义，tertiary有第三级的含义。所以，翻译也有“第X个产业”（简称第X产业，反映产业发展时序）与“第X次产业”（反映产业的演进层次）两种，只是历史的局限，当时只划分为三个先后层次。面对产业不断分化、发展、演进的实际，我们可将这种划分引伸为按产业的发展时序分类与按产业的生产力层次分类，前者可分为农业、工业、服务业、信息产业、航天产业、生物产业、海洋产业等，其中农业为第一产业、工业为第二产业、服务业为第三产业、信息产业为第四产业、航天或生物产业等为第五产业。后者可分为农业、工业、服务业、知识产业等，它们依次为第一次产业、第二次产业、第三次产业和第四次产业。显然在前一分类中第四产业是信息产业，它包括信息工业（属于第二次产业）、信息服务业（属第三次产业）和信息开发业（属于第四次产业），美国经济学家拉波特就是持这种观点。而后一种分类的第四次产业是知识产业，它由知识、智力密集型产业构成，包括高科技产业中的智力知识密集型子产业，如信息开发业、航天产业、生物产业、海洋产业以及服务业中的知识密集型产业等。显然知识产业作为第四次产业与作为第四产业的信息产业是不同层面的产业归属，二者是相交的关系。把信息产业等同于知识产业是错误的。
（二）
那么，第四次产业——知识产业究竟包括哪些产业或部门呢？对此，人们有不同的认识。美国学者马克卢普的观点是将知识产业作为与传统产业相对应的产业，是指“这样一些厂商或组织机构，在某些情况下可能还包括家庭和个人，他们生产知识，特别是信息产品与服务，无论这种生产的目的为何。”由此，他把知识产业分为5大类共30小类，如表1所示。
附图
我国学者对第四次产业的认识，首先是与第四产业相混淆，其次是对其所包括的内容有不同的认识。王树林在1996年出版的《21世纪的主导产业——第四产业》一书中明确提出要“把第四产业从第三产业中分离出来”，并指出第四产业包括科学研究、教育、信息服务、咨询服务、新闻出版、广播电视、文化、民间公证和法律服务等九种行业。显然，这是把第四产业定义为精神产品的生产领域。魏建国等人在《统计与决策》撰文主张“从实物经济与知识经济的分野中，将知识产业作为与实物产品生产下三次产业相并列的第四产业。”我国著名的知识学专家宋太庆则把在“第四次产业大革命浪潮”中涌现出来的知识产业概括为科学技术产业、信息情报业、文化教育产业、传播娱乐产业、智能智慧业、规划产业、咨询策划产业和思想设计产业等8大产业群体。如前所述，国内还有学者简单地把知识产业或第四次产业界定为高新技术产业或信息产业。
笔者认为，知识在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中越来越广泛深入地应用，必然导致产业的深化，从而促进产业结构不断向高级形态演进。20世纪中叶以来，计算机技术、电子技术、生物技术和现代通讯技术的广泛应用，使社会的产业形态极为丰富，出现了软件产业、信息咨询业、生物工程业和传播娱乐业等新的产业形式。这些新的产业形式过去仅仅依附于传统的产业形态之中，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将使它们作为崭新的产业形态而独立存在。为便于研究产业结构及其形态的变化，分析知识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我们有必要把知识产业从前三次产业中（而非仅第三次产业）分离出来，并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产业形态——第四次产业。因此笔者既不同意仅把知识产业视为信息产业或高新技术产业，也不同意知识产业仅是从第三次产业中分离出来的观点，对知识产业是对应于实物产品生产部门的精神产品生产部门的认识也不敢苟同。信息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的确是知识产业的主体、支柱，但毕竟只是组成部分之一，从对应的支撑技术和支柱产业层面上讲，知识产业要比它们的范围和内涵都要宽。虽然作为第四次产业的知识产业是在前三次产业基础上的演进，但并意味仅从第三次产业中分离出来，它与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产业都存在着渗透、融合，知识产业是前三次产业日益高级化的产物，既包括精神产品的生产，也包括物质产品的生产，它与前三次产业不同的是该产业的知识含量、科技含量（即知识技术密度）很高，即以知识创造财富，可以说，知识产业是相对于“非知识产业”而言的。据此，笔者认为，作为第四次产业的知识产业应包括下图所示范图：
附图
（三）
对知识产业或第四次产业进行计量、核算是产业统计的一项新领域，主要困难在于缺乏来自上述产业部门的实物产量、市场交易以及某些服务活动的市场价格的数据，此外中间产品的采购、就业人数、生产率的变化等信息也难以掌握。针对现行统计体系和可取得的数据的不完备性，一个可行的尝试就是将知识产业逐个从统计体系中挑选出来，然后逐个进行核算和平衡。马克卢普正是按照这一思路并采用最终需求法来测度美国的知识生产与分配过程的，最终需求法的公式为：
GD=C+G+I+(X-M)
式中，C代表消费，即消费者对最终产品和服务的需求量与消费量，G代表政府的需求量与消费量，I代表投资，即厂商对最终产品和服务的需求量与消费量，X、M分别代表进口额、出口额。这种经验性统计核算方法的优点是可以根据不同的具体产业（部门）和环境考虑知识的分配及其构成，但缺点是数据要求严格且庞大，并且有扩大知识产业部门范围的倾向。
除了核算其产值外，还应对知识产业劳动者、知识职业劳动收入进行估算，从而为知识产业经营规模与分配统计提供基础数据。对此，波拉特的信息产业测度体系具有借鉴意义，它是先把信息活动划分为市场信息活动与非市场信息活动，对那些向市场提供信息商品或服务并参与市场交换的厂商称为“一级信息部门”，将仅满足政府或非信息企业内部消费而提供信息生产与服务的部门称为“二级信息部门”，然后明确信息资本、信息劳动者和信息职业等范畴，最后依据这些范畴分别估算、一、二级信息部门的增加值。
我国著名统计学家贺铿以信息产品的性质为标志将信息产业划分为信息生产资料部门、直接信息部门和间接信息部门，其中前两个部门采用分离法从全口径投入产出表中分离出信息业并求得总产出，间接信息部门则采用典型调查法取得基础数据后在假设单位内部信息劳动者劳动生产率与所在单位全员劳动生产率相同的前提下推算信息产业的产值。这种方法可以用来核算知识产业的产值。
知识产业统计核算的另一种重要内容是计量知识产业的知识资源密集（集约）程度、丰裕程度、生产能力、发展潜力以及知识资本的存量与流量。知识密集量类似于劳动消耗量、原材料消耗量，是某种知识资源的消耗与产出之比，因而可视为科技活动的经济标准或科技进步的标志。测度知识密集量主要有三种方法，一是研究与开发性投入的费用与该部门的总产出或增加值之比，反映一般知识密集量；三是用产业部门内部知识劳动收入与非知识劳动收入之比，反映各产业部门使用知道资源的集约程度。根据这些指标，可以把各产业部门划分为三类知识资源密集型部门：知识资源高度密集型部门，如电子、航天等；知识资源中度密集型部门，如石油化工、机械制造等；知识资源低度密集型部门，如冶金、食品等传统产业部门。
知识资源丰度是反映知识资源丰富（裕）程度的指标，测度方法也有三种，一是反映知道资源生产力的指标，通常是用人均知识资源生产量来测度的，公式为：
R[,1]=(P[,1]+P[,2]+P[,3]+P[,4])/M
式中，P[,1]、P[,2]、P[,3]、P[,4]分别表示数据库数量、专利和商标数量、书报刊量、视听产品生产量，M为人口数。
二是反映基本知识资源储备潜力的指标，通常是用人均拥有的基本知识资源量来测度的，公式为：
R2=(Q[,1]+Q[,2]+Q[,3]+Q[,4]+Q[,5])/M
式中，Q[,1]、Q[,2]、Q[,3]、Q[,4]、Q[,5]分别表示计算机、文化设施、新闻设施、娱乐设施、邮电信设施的拥有量。
三是反映知识资源处理潜力的指标，公式为：
R3=(T[,1]+T[,2]+T[,3]+T[,4]+T[,5])/M
式中T[,1]、T[,2]、T[,3]、T[,4]、T[,5]分别表示识字人数、各级教育在样生数、科研人员数、政府部门人数和咨询机构人数。显然是用上述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来反映知识资源处理潜力。
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最有价值的是知识资本，它将企业信誉、商标、员工文化水平与技能、顾客满意、组织文化、机制及经营关系等许多传统管理理论所忽视，但却日益成为企业重要资源或者说已经成为企业核心能力重要组成的这些因素整合在一起并与企业组织结构、生产能力、技术创新、市场开拓能力以及财务状况紧密联系在一起，共同构成企业的核心能力和经营资产。那么，如何衡量知道资本的价值呢？世界著名的金融服务机构、瑞典的斯勘的亚公司在90年代初推出的一项传统会计系统不统计、但有价值的资产核算公式IC=MV-BV具有代表性，式中，MV为企业真正的市场价值，BV为帐面价值。显然，知识资本是市场价值与帐面价值之差。斯勘的亚认为，一个上市公司的市场价值要比其帐面价值高3-8倍，这个差值就是隐藏的价值，由于它属于非金融资本，会计学上把它列为债务类。因而，有必要将这种隐蔽资本浮出水面。为此，斯勘的亚公司于1995年公布了世界上第一份知识资本年报，它着眼于顾客、流程、更新、开发、人力、财力等因素，对知识资本进行分析与评价，还有人在此基本上提出了用增长和创新指标、效率指标、稳定性指标等三个动态指标来评定知识资本的价值。
知识的存量和流量是知识价值量的另一种表现形态，也是OECD关于知识经济测度框架的一个重要方面。测度知识的存量比较困难，但可以用科学技术指标来估算，如对不同国家或企业的R&D年投入的积累可借助析旧率的假设进行成本分摊，然后再根据R&D存量指标估算R&D投资的回报率，或根据特定领域研究与开发人员年增量估算R&D人员的存量后再按照人员流动和职业变动情况进行折算。值得注意的是，有人建议将教育费用投入也列入知识的存量。教育虽然只是知识的传播和积累，但教育是需要成本的，当人们投资于教育时，他们事实上牺牲了其它投资机会而换取了所掌握的知识，这类知识显然是可以直接形成生产力的。把R&D与教育费用投入之和作为知识存量的计算公式为：
附图
关键词:高分子材料抗静电研究
静电广泛地存在于自然界和日常生活之中，如人们每时每刻呼吸的空气每厘米就含有100500个带电粒子；自然界的雷电；干燥季节里人身上化纤衣物由于摩擦起电而粘附在身体上，这一切都是比较常见的静电现象。实际上，静电在生物工程中有着重要的应用。
一、高分子抗静电的方法概述
高聚物表面聚集的电荷量取决于高聚物本身对电荷泄放的性质，其主要泄放方式为表面传导、本体传导以及向周围的空气中辐射，三者中以表面传导为主要途径。因为表面电导率一般大于体积电导率，所以高聚物表面的静电主要受组成它的高聚物表面电导所支配。因此，通过提高高聚物表面电导率或体积电导率使高聚物材料迅速放电可防止静电的积聚。抗静电剂是一类添加在树脂或涂布于高分子材料表面以防止或消除静电产生的化学添加剂，添加抗静电剂是提高高分子材料表面电导率的有效方法，而提高高聚物体积电导率可采用添加导电填料、添加抗静电剂或与其它导电分子共混技术等。
（一）添加导电填料
这类方法通常是将各种无机导电填料掺入高分子材料基体中，目前此方法中所使用的无机导电填料主要是碳系填料、金属类填料等。
（二）与结构型导电高分子材料共混
导电高分子材料中的高分子（或聚合物）是由许多小的重复出现的结构单元组成，当在材料两端加上一定的电压，材料中就有电流通过，即具有导体的性质，凡同时具备上述两项性质的材料称为导电高分子材料。与金属导体不同，它属于分子导电物质。根本上讲，此类导电高分子材料本身就可以作为抗静电材料，但由于这类高分子一般分子刚性大、不溶不熔、成型困难、易氧化和稳定性差，无法直接单独应用，一般作导电填料与其它高分子基体进行共混，制成抗静电复合型材料，这类抗静电高分子复合材料具有较好的相容性，效果更好更持久。
（三）添加抗静电剂法
1.有机小分子抗静电剂。有机小分子抗静电剂是一类具有表面活性剂特征结构的有机物质，其结构通式为RYx，其中R为亲油基团，x为亲水基团，Y为连接基。分子中非极性部分的亲油基和极性部分的亲水基之间应具有适当的平衡与高分子材料要有一定的相容性，C12以上的烷基是典型的亲油基团，羟基、羧基、磺酸基和醚键是典型的亲水基团，此类有机小分子抗静电剂可分为阳离子型、阴离子型、非离子型和两性离子型4大类：阳离子型抗静电剂；阴离子型抗静电剂；非离子型抗静电剂；两性型抗静电剂。
导电机理无论是外涂型还是内加型，高分子材料用抗静电剂的作用机理主要有以下4种：（1）抗静电剂的亲水基增加制品表面的吸湿性，吸收空气中的水分子，形成“海一岛”型水性的导电膜。（2）离子型抗静电剂增加制品表面的离子浓度，从而增加导电性。（3）介电常数大的抗静电剂可增加摩擦体间隙的介电性。（4）增加制品的表面平滑性，降低其表面的摩擦系数。概括起来一是降低制品的表面电阻，增加导电性和加快静电电荷的漏泄；二是减少摩擦电荷的产生。
2.永久性抗静电剂。永久性抗静电剂是一类相对分子质量大的亲水性高聚物，它们与基体树脂有较好的相容性，因而效果稳定、持久、性能较好。它们在基体高分子中的分散程度和分散状态对基体树脂抗静电性能有显著影响。亲水性聚合物在特殊相溶剂存在下，经较低的剪切力拉伸作用后，在基体高分子表面呈微细的筋状，即层状分散结构，而中心部分呈球状分布，这种“蕊壳”结构中的亲水性聚合物的层状分散状态能有效地降低共混物表面电阻，并且具有永久性抗静电性能。
二、我国高分子材料抗静电技术的发展状况
我国许多科研机构和生产企业已陆续开发出一些品种，以非离子表面活性剂为主，目前常用的品种有，大连轻工研究院开发的硬化棉籽单甘醇、ABPS（烷基苯氧基丙烷磺酸钠）、DPE（烷基二苯醚磺酸钾）；上海助剂厂开发目前多家企业生产的抗静电剂SN（十八烷基羟乙基二甲胺硝酸盐），另外该厂生产的抗静电剂PM（硫酸二甲酯与乙醇胺的络合物）、抗静电剂P（磷酸酯与乙醇胺的缩合物）；北京化工研究院开发的ASA一10（三组份或二组份硬脂酸单甘酯复合物）、ASA一150（阳离子与非离子表面活性剂复合物），近年来又开发出ASH系列、ASP系列和AB系列产品，其中ASA系列抗静电剂由多元醇脂肪酸酯、聚氧乙烯化合物等非离子表面活性剂；ASB系列产品则为有机硼表面活性剂（主要是硼酸双多元醇脂与环氧乙烷加成物的脂肪酸酯）与其他非离子表面活性剂复合而成；ASH和ASP系列主要是阳离子与非离子表面活性复合而成，杭州化工研究所开发的HZ一1（羟乙基脂肪胺与一些配合剂复合物）、CH（烷基醇酰胺）；天津合成材料工业研究所开发的IC一消静电剂（咪唑一氯化钙络合物）；上海合成洗涤剂三厂开发生产的SH系列塑料抗静电剂，已经形成系列产品，在使用效果和性能上处于国内领先地位，部分品种可以替代进口，如SH一102（季铵盐型两性表面活性剂）、SH一103、104、105等（均为季铵盐型阳离子表面活性剂），SH抗静电剂属于结构较新的带多羟基阳离子表面活性剂；济南化工研究所JH一非离子型抗静电剂。（聚氧乙烯烷基胺复合物）等；
河南大学开发的KF系列等，如KF一100（非离子多羟基长碳链型抗静电剂）、KF-101（醚结构、多羟基阳离子永久型抗静电剂），另外还有聚氧乙烯醚类抗静电剂，聚乙烯、聚丙烯和聚氯乙烯专用抗静电剂202、203、204等；抗静电剂TM系列产品也是目前国内常用的，主要用于合成纤维领域。
从抗静电剂发展来看，高分子型的永久抗静电剂是最为看好的产品，尤其是在精密的电子电气领域，目前国内多家科研机构利用聚合物合金化技术开发出高分子量永久型抗静电剂方面已取得明显进展。
三、结语
我国合成材料抗静电剂行业发展前景较好，针对目前国内研究、生产、应用与需求现状，对我国合成材料抗静电剂工业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一）加大新品种开发力度
近年来国外开发的高性能伯醇多聚氧化乙醚类非离子型表面活性剂；用于聚碳酸酯的脂肪酸单缩水甘油酯；用于磁带工业的添加了聚氯化乙烯醚醇的磷酸衍生物；适应于聚烯烃、聚氯乙烯、聚氨酯等多种合成材料的多元醇脂肪酸酯和三聚氰胺加成物等，总之国内科研院所应根据我国合成材料制品要求，开发出多种高性能、环保无毒的抗静电品种，并不断强化应用技术研究，以满足国内需求。
（二）加快复
合抗静电剂和母粒的研究与生产
今后要加快多种结构抗静电剂及其他塑料助剂的复配，向适应范围广、效率高、系列化、多功能、复合型等方向发展。另外合成材料多功能母粒作为助剂已经成为今后合成树脂加工改性的重要原材料，如着色、阻燃、抗菌、成核等母粒在国内开发方兴未艾，国内要加快抗静电母粒的开发与研究，促进我国抗静电剂工业发展。
参考文献：
[1]高绪珊、童俨，导电纤维及抗静电纤维[M]．北京：纺织工业出版社，1991．148154．
关键词：竞技体操 核心期刊 现状分析
中图分类号：G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3）06（b）-0250-01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我国竞技体操以九金直上紫禁之巅。中国体操完成了一次全能式的精神革新与实力飞跃，平了独联体在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上独霸九金的纪录，与前苏联1988年汉城奥运会的十金奇观仅差一金。科学研究的每一次进步，都必将给技术的发展带来深刻的变革，技术的进步必须伴随科学理论的指导。我国竞技体操从弱到强，从金牌为零到金牌大国的发展史就是最好的证明。
本文通过对2000—2008年我国中文体育类核心期刊竞技体操科研论文研究现状分析表明，目前我国在竞技体操理论研究方面还不够深人，这与我国在竞技体操方面取得的成就不相对称，若想继续保持我国竞技体操在世界体坛的领先地位，除了技术上精雕细刻外，必须在科研上狠下一番功夫，以达到理论指导实践，实践验证理论的同步协调发展。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笔者以2000—2008年“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为查找范围，以体育类核心期刊发表的256篇竞技体操论文为研究对象，对所涉及的各期刊年的科研群体的结构特征、地域特征和科研论文的研究内容进行数据统计与分析，根据对研究现状的分析，归纳、总结了我国竞技体操文献的规律性特征。
2 竞技体操科研群体的结构特征
2.1 年龄特征
按其数量上看，我国从事竞技体操科研群体从30～45岁年龄段呈上升期，46～60岁开始呈下降期，60岁以上又有上升趋势。其原因主要是：30～45岁年龄段的群体，精力充沛，对学术研究有较大的热情，同时有提高自己技术职称的需求，故对科研工作投入较大，发表的论文数量较多。而46～60岁及以后年龄段的群体，特别是60岁左右群体，面临退休带来的极度不适应，投入在科研上的时间和精力相对较少，论文数量越来越少。而60岁以后的群体退休后余暇时间较多，有一部分人又重新回到研究的工作中来。
2.2 性别特征
在统计的242人次中，其男性为151人次，占62.4%，女性有91人次，占37.6%。竞技体操科研群体中男性人数远远高于女性，这与作者主体集中在高校，而高校又以男性教师较多有关，同时也与竞技体操这个项目有关。另一方面因为女性的特质，家庭观念比较重，致使女性的科研动力不足。关心和鼓励女性群体从事科研工作已成为急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2.3 职称特征
中级和副高级职称的在职人员会发表较多数量的论文，正高职在职人员明显会很少。本文总结了以下几点原因：（1）从事科研人员的群体对其的动机和认识产生偏差，科研和晋职产生概念化混淆。（2）评聘工作被政府和学校等的智能部门公式化：N篇文章就是一个教授。（3）岗位相应的业绩考核缺乏，这样晋升副教授的教师和晋升教授的副教授这样技术职务的人数明显增多，如果升到正高级，科研的自觉主动性自然而然的就会降低。
2.4 竞技体操研究的地域特征
从竞技体操文献的地域分布情况及数量来看，现在中国竞技体操科研整体水平较为落后，具有明显的不均衡性，普及度也不高。首先，竞技体操科研水平与该地区的经济水平直接相关。经济发达地区如：中国南方地区，以及华北、华中沿海地区竞技体操科研水平较高。其次，竞技体操文献发表的不均衡性也体现了竞技体操高竞技水平的地区与自身竞技体操科研实力的不匹配性，竞技体操强省湖北、江苏等，每年发表的竞技体操科研成果都很有限。
2.5 竞技体操研究的内容分析
我国竞技体操科研内容主要集中在比赛分析与发展趋势、训练理论与方法、技术动作分析三个方面，对于规则分析、科学选材研究较少，对于竞技体操的器械、营养与运动损伤、市场化产业化和裁判因素研究很少，这与我国现在竞技体操所取得的辉煌成绩不相协调。
3 结语
我国竞技体操在2000—2008年间在核心期刊上的发表数量总体较少，主要集中在2004、2001和2005三个年份，自2004年以来有逐渐减少的趋势。研究者多集中在41～45年龄阶段的具有中级和副高级职称的人员，其中男性明显高于女性。
从竞技体操文献的地域分布情况及数量来看，现在中国竞技体操科研整体水平较为落后，具有明显的不均衡性，整个中国竞技体操科研的阵地主要位于现代化程度较高的中国南方地区，以及华北、华中沿海地区，且普及度不高。
我国竞技体操科研内容主要集中在比赛分析与发展趋势、训练理论与方法、技术动作分析三个方面，占到68%。对于竞技体操科学选材及市场化等方面的研究十分稀少。
4 建议
以上现象与当前竞技体操可持续性发展不相适应，分析发现，尽管我国竞技体操科研工作取得一定的成绩，但要保持技术水平稳定发展，继续保持世界领先地位，在研究内容和方式上应多样化、系统化，进一步促使竞技体操科研规范化、制度化。各级政府、机关及高等院校应及时制定相关政策，正确引导科研群体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的竞技体操事业在世界上继续保持领先地位并不断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趋同化经济思想马克思
0引言
古典政治经济学派指的是凯恩斯理论出现以前的经济思想主流学派，由亚当·斯密在1776年开创。主要追随者包括大卫·李嘉图、托马斯·马尔萨斯和约翰·穆勒。一般说来，该学派相信经济规律(特别如个人利益、竞争)决定着价格和要素报酬，并且相信价格体系是最好的资源配置办法。
不可否认的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结构对后来的经济学家发生了深远影响。古典政治经济学受到过度地膜拜，似乎发展成为了许多后世经济学理论框架的起点和基准线。著名古典经济学家史密斯（Smith），理查德（Ricardo），马尔萨斯（Malthus），米尔（Mill），甚至包括马克思（Marx）和凯恩斯（Keynes）撰写的传世之作为当时社会的经济过程描绘了第一幅蓝图。经济学理论自此不断发展，现今流派纷呈，不过，古典经济学看来已经构成现代经济学理论趋同化的理论起点。
1市场自我调节理论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著名定律之一乃是市场自我调节原则（marketself-regulation），这是古典经济学派立论的出发点，其对后世经济学的作用不可低估。
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不加以调控的市场体系（unregulatedmarketsystem）将会充分地掠夺式开发社会的生产潜力。通过亚当.史密斯（AdamSmith）那只“看不见的手（invisiblehand）”，市场将充当最有效的“工具（device）”，分配可以获得的稀缺资源，最佳地满足社会对资源的无限需求。借助于有价格修正作用的机制使之能够行使分配权力，具备自我调节功能的市场就可以发挥其功能了。正是由于这种价格机制的修正功能，保证市场对货物、服务及劳动力的旺盛需求。灵活工资和浮动价格相当于市场的自我调节。不幸的是，由于在20世纪30年代那场沉重的经济危机中古典政治经济学所信奉的灵活工资制和价格机制顿时失灵了，从而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大部分理论被永久性地挫败了，由此为约翰·凯恩斯及其门徒们打开了另一条大门。
2经济过程的循环性特征
经济过程周而复始地运动的特点，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提出另一条重要定律。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社会阶层或劳动分工具有内成的循环性质。每一个经济活动参与者既充当买方又担任卖方，从而使商品——货物、服务及劳动力——发生交换关系，形成一个环状的运动轨迹。一种商品的卖出，为该出售者换取了获得其它商品的手段和工具。通过这样的交换，商品的卖方取得了一定数额的收入。
该项收入又将被用于购买和消费另一种商品，这是一种需求激励因素（demandstimulus）。随着需求增长，商品存货下降。这种供应匮乏状态又会刺激生产过程，最终会回归原始起点，也即通过商品的最初售卖增加收入。这种经济学思想意味着宏观的经济现象可以通过对微观的经济决策的观察和理解得以界定和解释。一言以蔽之，亚当·史密斯对经济的理解是：“经济是多个企业单元相互之间的交互关系。”
3劳动价值理论
为了使社会的总有用性实现最大化，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要求对劳动阶级进行分工并使之走向专业化和专门化。当时，史密斯相信一个国家的总财富应当以全体国民的财富之总和来计算和测度，而不是按照国王的财富来测算的。史密斯还认为，最直接地创造社会财富的办法乃是进行社会分工。劳动价值理论（labortheoryofvalue）直接地将劳动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过程联系起来，商品标价是与每一商品生产过程投入的劳动力相关的。
古典经济学理论实际上在此假定的是，每一个生产者,通过供应恰当数量的产出，将确定地获得补偿，足以“更新其自身的生产方式”。劳动价值理论表明循环流动具有不稳定性。如果劳动价值理论不成立，事实上经济过程的循环性破裂了，那么，凯恩斯螺旋形下降模型所带来的累积性生产效应将损害整个社会。
当然，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没有认识到的是，市场也有可能因内部协调全盘失灵而遭到破坏。“萨亚（Say，1767—1832)法则”，也即“市场法则”是政治经济学内在的一种古典观念，断言：“逻辑上不可能遭遇整体的市场失灵”(CaporasoandLevine)。如果在周而复始的经济流动过程中发生了某个环节的爆裂，那么，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将无法供给一种修复机制，无力使裂缝弥合。因为他们不相信会出现这样的裂缝。例如，凯恩斯主张财政赤字消费以刺激需求，即为著例。
古典学派的学者坚信，商品价格可以自由地上涨与下降，总是能够发挥调节作用，保证满足旺盛的市场需求，但是个体生产者计算错误，则是个例外。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式是承认个体生产商和供应商存在计算错误的情况。
市场也可能并不接受某个经济活动参与者所提供的商品。换言之，个体销售者可以在市场找不到购买他商品的买方，但是，从整个市场来判断，交易失灵（transactionfailure）不太可能发生。
按照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必然要得出的结论便是个体生产商和销售商在市场上会面临尴尬境地。事实上这种困境催生了一种动机，按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这种动机将协助市场发挥分配功能。1800世纪的工业和技术革命发生之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预测道，某些类型的劳动力商品将发现他们在市场上“不对路了”，提供的服务不再是必需品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相信，本质上“失宠的”个体生产商必须开发新的商品以供出售，或者转而学习新的劳动技能,市场终将回报他们。总之，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认为，个体生产商困境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也是暂时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提及社会公共物品（societalpublicgood）的存在，界定为“对经济活动参与者私人目的的满足”。实际上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重点放在开发资本存量以满足公共物品的需要。遗憾的是，劳动力（labor）最终会被视为市场上的任何其它商品一样的商品。如果存在劳动阶级的话，对他们的制度性保护是极其有限的。工厂18小时轮班倒、童工剥削、肮脏的工作与生活环境，都是因为严格遵守市场自我调节原则所造成的。
按照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制度性的政治体制往往是与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学相伴相生的。由于经济活动参与者的逐利行为所无意间带来的结果，政府的与政治的政策随之形成。换句话说，政治要受制于市场经济学。如此组织起来的社会，基本上为了经济市场的便利和效率而存在的，也是由经济市场的方便与效率而驱动的。
另一个残酷的现实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自我调节性质的市场将推动工资水平向维持劳动人口的生计的趋势发展。在后现代世界里,对劳动力的制度性保护得到了较大的发展，限制这种极度不公平现象对社会造成的破坏。这种巨大的困难造成人们在19世纪很难接受自由放任政策及放任主义经济措施。史密斯“看不见的手”理论鼓吹自由放任政策，政府对经济活动可以不加干预，公共机构也不得对之加以干预，由此导致劳动力工作条件恶化、货币工资收入减少。
古典理论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商品的卖方花费金钱，增大消费，实现一种供需平衡。在一个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假定的市场上，人们没有什么持有货币的激励，也即不存在什么“凯恩斯流动性偏好理论(Keynesianliquiditypreferencetheory)”。
4资本积累理论
在货币市场上，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认为利息率（interestrates）充分灵活，并随着经济情况的变化而作出适时调整，使之对经济体中的投资与储蓄达致平衡。古典学派（Classics）并不承认凯恩斯提出的“节俭反证（paradoxofthrift）”。
从古典学派的视角来看，个人生产商选择支出还是储蓄，关系不大。随着生产商储蓄增加，利息率将下调，刺激投资需求，抵消消费削减带来的负面效应。这种消费削减是由于储蓄增长造成的。
资本积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下永远是要受到市场上的储蓄供应量的限制的。储蓄是直接测算资本持有者赚取的再生产盈余或利润的尺度。资本积累要同时受制于和取决于储蓄的供应。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支持，实际上鼓吹不平等地分配财富和社会阶层。生产资料的持有人在经济循环流动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将经济盈余和利润转化成为新的资本，由此创造出新的市场，为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出卖售其劳动力。古典学派主张资源的不平等分配，以确保经济扩张。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特征是私人对财富的积累以及私人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私人财富（资本）的积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式中，会导致社会生产能力和效用最大化的增长。一个关键的假设是：整个社会的资本存量所能够产生的生产能力总是被充分地利用。再者，新的资本存量的引入，包含最新的技术进步，随着机器生产工艺的运用，都可能对劳动阶级发生“去稳定性效果”。
5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总体评价及其影响
古典经济学又称古典政治经济学、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是指大约从1750--1875年这一段政治经济学创立时期内的除政治经济学之外的所有的政治经济学。其起源以大卫·休谟（DavidHume）的有关著作出版（1752年）为标志，以亚当·斯密(AdamSmith)的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出版（1776年）为奠基。后来创立的政治经济学产生于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卡尔·马克思曾这样概括地评价：“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属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的时期的。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不可逾越的界限。”但正是由于存在着这种理论的批判关系，古典经济学也就成为了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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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的绝对普遍公平在客观上是不存在的，公平必须是考虑到投入和收入之间合理关系，在机会均等基础上对人（含法人）的能力和努力起促进作用的收入均等，这就是有限公平，它将有利于效率。我国税制的公平目标应该是实现资源配置优化的公平，本文从经济、社会、生态三个层次分析公平问题，探讨适合我国税制改革方向的税收公平评价体系。
（一）经济公平
税收的经济公平考虑的是如何通过课税机制建立起经济利益主体之间平等竞争的条件和环境。通过有效的途径将税负在社会成员中进行合理分配，不至于使不同社会成员有负担沉重或负担很轻的感觉，主要运用纳税能力负担原则。根据WTO的国民待遇原则，在所得税方面内外资企业应当一视同仁。目前外资企业享受的15%优惠税率，实际上是享受了超国民待遇，这对国内企业显然有失公平。一直以来，我们对外商实行1到2年免税、3到5年减半，据统计，从1983年到1992年期间，仅这一项税收优惠，税基就损失了1500亿，税款流失了500亿，并对内资企业带来严重歧视。从实际效果来看，税收的优惠并非外商投资中国最重要的考虑因素。首先，应该进行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统一，把《商投资企业和外商所得税法》和对内资企业征收的《内资企业所得税条例》合并，制定一个同时适用于内外资企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二，税率问题。我们过去的法定税率是33%，因为对外资企业有很多的优惠，实际税率可能只到12%～15%.内资企业在扣除优惠以后实际税率在25%左右。税率高，优惠多，就为逃税漏税创造了机会。税率降为25%～30%比较合适。三是税收优惠问题。除了减少优惠以外，税收优惠应该体现鼓励高科技产业的精神，对特定的行业、项目应给予更多的优惠。最后，应该对西部开发给予地区性优惠。
（二）社会公平
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是紧密相关的，税收公平要考虑如何利用课税机制达到社会有序发展的目标，应从两个方面来贯彻税收的社会公平。一方面通过征收社会保险税用于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解决社会失业人口的基本生活保障问题。另一方面，具有相同负担能力的人应缴纳同样数量的税。社会公平的实现不仅需要好的税收制度，还要求在实行过程中能普遍征税。一个税种对纳税人征税应尽量普遍地触及征税环节的每一次交易，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免税减税，并防止偷漏税。整体税法是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而惟有个人所得税相反，是公平优先、兼顾效率。这种考虑是因为国家在个人所得税的立法过程中不是先考虑怎么把居民的钱都收上来，而是考虑将个人所得税作为调节器，平衡贫富差距。首先，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是当务之急。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只有800元，这个起征点是以20年前的收入标准和物价水平来确定的，而现在800元在一些大城市仅仅可以维持基本生活需要，但却要交税。另外由于我国税收制度不够完善和健全，个人所得税60%以上是由工薪阶层所缴纳的，高收入者根本触及不到。为了保护居民消费热情、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应尽快将个人所得税征收起点由800元提高为1500元或2000元，扩大扣除额，并按一年的总收入征收所得税。同时税收减免应考虑家庭负担的不同，根据纳税人抚养、赡养的人数不同，扣除额也应不同。目前我国80%的收入集中在20%的人手中，必须加大对高收入者的征税力度，税收所得可用于补贴低收入者、用于建立社保基金。其次应抓紧制定遗产税法。遗产税的好处是鼓励人们勤劳，也能够使贫富差距缩小，同时也是国家收入的来源，遗产税也存在起征点的问题，在我国将起征点定到100万比较合适。
（三）生态公平
生态环境问题是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经济发展只有在不仅维护了生态平衡而且改善了生态环境的基础上才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如果由于外部效应的作用，一部分企业的利润获取以牺牲其他企业和居民赖以生存、享受的条件为代价，或这一代人的资源享用以牺牲下一代人甚至以后各代人的资源享用或生存条件为代价，都是不公平的。生态外部效应破坏了帕累托资源有效配置的必要条件，因而也是不经济的。税收的生态公平，就是要通过课税机制将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可能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失形成的外部成本内部化，防止企业为了追求眼前利益，将不可再生资源的过度开发和污染环境造成的损失转嫁给社会和未来，消除企业因资源环境占用条件不同而形成生态层次上的机会不平等环境，克服市场机制只注意“最近、最直接的有益效果”的短期行为，引导企业追求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组合——生态经济效益的提高。建议加快对污染征税立法，以污染税代替罚款措施。
二、强调收入适度，营造公平竞争环境
效率优先、有限公平的税收制度是通过收入原则体现的。税收收入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在实现财政预算平衡，调节总供给和总需求均衡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收入目标的实现是效率、公平目标实现的基本保证。税收收入规模的大小，税率的高低，征收方法的选择，都应力争减少对效率和公平的损害。税收的收入适度，就是要尽量减少对资源有效配置的扭曲。从大背景看，在经济全球化的格局中，资本和劳动力都会向税率低的地方流动，其他国家税率下降而我国税率保持不动，无疑将削弱我国的竞争力。据了解，2001年我国的税赋水平大致在15%左右，但这并不包括预算内和预算外的各种收费，如果按“大口径”（包括财政收入和各种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计算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我国的税赋水平估计在30%左右。从这个现实看，中国有减税的空间。因为我国政府收入的构成比较复杂，所以减税可通过税制改革的方式变相进行。具体而言，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后，可以对买进的设备进行抵扣，估计这一项可以减收300亿元。停征投资方向调节税一项可以减收100多亿元。统一内外资所得税后，内资企业的税前抵扣将大大增加，其实际税率将明显降低。当然税制改革也会带来部分税收的提高，但从总体看，是在减少。对于消费者则应通过减轻直至取消消费税、减少低收入者个人所得税征收、减少利息税征收等方式，间接促使居民收入增加以扩大消费需求。我国连续几年财政收入增长超过经济增长，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由1995年的10.7%提高到2000年的15%，国家财力增强，也使实行结构性减税具备了经济基础。
虽然目前我国不具备全面减税的条件，但可以实行有针对性的减税：（1）完善出口退税机制，实行全额退税结合增值税的转型，对出口商品实行彻底退税的办法，即实行完全的零税率，逐步取消退税指标的分配管理办法，鼓励企业扩大出口。（2）取消汽车、化妆品等商品的消费税。对个别商品征收消费税，不利于消费增加，如目前购买汽车要收10%的消费税，消费税和汽车牌照费、泊位费、保险费等各种费用加起来要支出几万元，这就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一部分居民的汽车消费。此外一辆汽车每年大约需要3000元的各种杂费，“买得起车，养不起车”的现象也严重扼制了汽车成为消费热点的进程。在加入WTO的背景下，国家应及时取消汽车、部分化妆品和家电等商品的消费税，给国内外产品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也给消费者提供一个更广阔的消费选择范围，使消费者被抑制的消费需求释放出来。消费税应该扩大征收范围。例如在商店、饭店的消费，可以考虑除了正常的消费外，再征收消费税。征收可以采取由消费提供者代扣代缴的方式，但也要达到一个起征点才可以征收。（3）鼓励高档商品的消费。国家对购买住房、汽车、通信、家用电脑等商品的消费，可采取免征个人收入所得税的政策。（4）减轻农民的税负。3年内减免农民的部分农业税，继续进行农村费改税的试点，并扩大试点范围，尽快在全国推广和实施。目前农民在全国的收入水平是最低的，但农民的个人储蓄存款仍要征收20%的利息税，这无疑等于减少了农民的收入。鉴于农民生产经营的特殊性，农民的存款大多数要用于生产性经营，建议对农民个人储蓄存款5000元以内的部分免征储蓄存款利息税。（5）营业税也应对税率及征收范围进行调整。国内金融保险机构的营业税3年内应从8%降到5%左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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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域物流;区域经济;区域物流能力
Abstract:Atthebasicofdefiningthelogisticscapacity,theregionallogisticscapacityanditsconstituentelementsarepreliminarystudied.Thenanalyzetherelationshipbetweenregionallogisticscapacityandregionaleconomyqualitativelyinthethreeaspectsoftheregionallevelofeconomicdevelopment,logisticneedsandthetransportinvestmentinordertoprovidereferenceforregionallogisticscapacityprogramming.
Keywords:regionallogistics;regionaleconomy;regionallogisticscapability
0引言
区域经济交流和合作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经济现象,区域间物流、商流、信息流、资金流等不断涌现,使物流活动变得日益频繁。如何构建区域物流体系已成为区域经济快速、健康、稳定、持续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区域物流体系的构建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涉及物流基础设施平台、物流信息平台以及物流政策平台的规划和建设[1]。而区域物流能力的提升必须以区域物流需求为导向,以满足区域经济当前以及未来的发展需要。因此研究区域物流与区域经济的关系,特别是区域物流能力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是非常必要的。
1区域物流能力概述
1.1物流能力的涵义
物流能力是指某特定的物流系统,从接受客户需求、处理订单、分拣货物、运输到交付给客户的全过程中,在响应速度、物流成本、订单完成准时性和订单交付可靠性等方面的综合反映,也可以简单地把物流能力理解为是由物流系统的物质结构(如配送中心数量与规模、运输能力、分拣处理的设备能力等)所形成的客观能力,以及管理者对物流运作过程的组织与管理能力的综合反映[2]。物流能力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物流能力指物流设施设备或物流系统的容量或能力;广义的物流能力是指企业的物流运作能力,它反映了组织的综合物流功能水平[3]。
1.2区域物流能力
区域物流以及区域物流能力二者在概念上是有区别的。区域物流是指在区域范围内的一切物流活动,包括运输、保管、包装、装卸、流通加工和信息传递等功能实体性的流动以及物流过程中各环节的物品运动[4]。区域物流是区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侧重于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的供应者到需求者的物品运输和集散一体化的过程,目的是运用区域概念和战略的手法解决有关大范围物流的各种主要问题,实现区域物流的最佳化。
区域物流能力则是指区域范围内的物流部门为本辖区社会经济发展需要提供物流支撑和服务的能力[5]。从系统的观点来看,区域物流能力有两个方面属性,一是区域物流的需求能力,一是区域物流服务的供给能力。物流需求能力的规模和结构决定了区域物流服务能力的规模和结构,区域物流需求能力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区域经济的发展规模[6]。
1.3区域物流能力的构成要素
从企业的角度提出物流能力既包含了企业物流设施设备生产能力等静态能力,也包含了企业管理与经营物流的动态能力,以及企业对上述二者协调运作的综合控制能力[2]。供应链环境下的物流能力是由物流要素能力和物流运作能力综合而成的[7]。区域物流是众多微观物流作业、企业物流在区域空间领域的反映,更强调系统整体性运作。站在区域范围的高度,区域物流能力是由区域物流要素能力、物流企业经营服务能力、区域物流协调能力构成。
1.3.1区域物流要素能力
区域物流要素能力是指区域物流体系中的各种资源,包括物流基础设施、物流信息技术以及物流设备等。
(1)物流基础设施
物流基础设施是为服务供应链整体功能和具体环节,满足物流组织与管理需要,具有综合或单一功能的场所或组织的总称,由各类物流通道和结点的有机结合配置而成[8]。
(2)物流信息技术
物流信息技术通过物流企业的业务流程来实现对物流企业各生产要素的合理组合与高效利用,加速了物流企业经营和管理方式的变革,在物流管理决策、管理组织结构、物流业务运作方式等方面起到了重大的改革和促进作用。
(3)物流设备
物流设备则指物流园区、物流中心以及各物流企业内部的各种运输工具、装卸搬运机械、自动化作业设备、流体加工设备、信息处理设备以及其他设备。在区域物流中,存在着多种运输方式的交叉作业,物流设备的兼容度、标准化也成为提供区域物流能力的重要方面。
1.3.2区域物流经营服务能力
区域物流服务的提供最终落实在具体的物流企业、物流结点及供应链上。因此区域物流能力还体现于区域内物流服务提供者的经营服务能力。区域物流经营服务能力是指物流服务提供者在区域物流要素能力的基础上通过先进的管理思想、技术和方法,采用物流计划、组织、协调与控制等手段,优化配置物流资源,为区域物流提供高效率、低成本的物流服务的能力。它可以通过物流服务企业的数量、经营规模、各种类型的运输、仓库和堆场储存能力、服务网络、技术和服务水平、对客户需求的满足程度等体现。
3.3区域物流协调能力
区域物流协调能力就是指对区域物流要素能力、区域物流经营服务能力,以及物流发展环境进行协调,以追求区域物流的合理化,协调企业物流与区域物流,区域物流与区域经济的发展。其包括区域物流空间布局规划、物流基础设施平台规划、物流信息平台规划、物流政策规划和物流产业主体发展规划等。
2区域物流能力与区域经济的关系研究
区域物流与区域经济是互相依存的统一体,区域物流是区域经济系统形成与发展的主导力量之一,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区域物流产生并发展的源动力。
2.1区域物流能力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
现代物流业将进一步带来商流、资金流、信息流、技术流的集聚,以及交通运输业、商贸业、金融业、信息业和旅游等多种产业的发展,这些产业都是区域经济新的增长点。从这个角度来说,现代物流的发展有利于区域产业结构向高度化方向发展。基于增长极理论的区域物流基础设施平台规划的核心是重点对区域物流增长极的物流资源进行配置。对区域物流增长极的选择一般依据区域物流现状,选择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或者物流发展条件较为优越、发展潜力较高的地区。根据条件的优先在区域物流增长极中规划建设物流基础设施,重点规划物流园区和物流中心等大型物流结点以及主干通道和次干通道,构筑起一个主次分明、重点明确的物流基础设施平台,并借助物流增长极的极化和扩散效应来推动区域物流业的一体化和现代化。
2.2区域物流能力与交通投资的关系
随着交通行业投资I的增长,物流能力投资弹性E呈现下降趋势;物流能力投资弹性随时间t呈下降趋势;物流能力的提高不仅仅依赖于交通行业投资的增长,建设现代物流系统是提高综合物流能力的根本途径[4]。区域物流基础设施是区域物流能力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区域物流能力的发挥以及提高不仅仅只依靠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在物流投资弹性随交通投资的增长呈下降的趋势的前提下,我们必须立足于国家宏观经济条件、区域经济发展的现状和发展战略、区域所在区位的综合交通网络、区域物流信息化水平、区域物流基础设施现状,在对区域物流需求的进行分析预测的基础上对区域物流基础设施平台进行规划,充分整合区域物流基础设施资源并对需要建设的物流基础设施进行立项投资。
2.3区域物流能力与区域物流需求的关系
区域物流需求是指区域内或区域外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需要的物流相关活动。它是一种派生需求,主要来自于当地工商企业以及普通消费者对物流服务的需求,如果只强调现代物流业的发展,而忽视了当地经济发展的水平,物流业的发展也就失去了物质基础。同时,一个区域的协调发展离不开该区域内物流服务支持。对于物流需求的分析,主要基于城市的产业布局调整以及对区域经济发展情况的预测。城市产业布局的发展与调整,将直接影响物流需求的分布状况及需求类型,区域经济的发展状况也将直接影响区域物流需求量的大小。而物流需求的类型、规模以及分布将是影响物流基础设施规划的主要因素。只有把握了物流需求特征才能保证物流基础设施规划的质量,才能保证区域物流能力的充分发挥。
3结论
通过区域物流能力与区域经济关系的分析,可以得出区域物流能力的规划和建设应适应、适当超前于区域经济发展,从而起到促进拉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而不至出现资源浪费。然而目前对于物流能力研究还不够系统深入,关于物流能力的概念,物流能力的构成要素、度量方法、评价指标等都还没有统一的界定。对物流能力的研究范围也仅限于企业层面和供应链层面,未能从更高层面进行协调。这一系列的问题都可能造成对区域物流能力规划预测的偏差,而导致区域物流能力和区域经济的不协调发展。它急需做进一步定量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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