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教学模式是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而教学模式主要包括对教学内容的创新、教学设置的创新等等，针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这门课程的特点来看，教学模式的创新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
1.1打破当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之间的界限
根据传统的教学观念来看，通常将1917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看作是中国的现代文学，将1949年之后的文学发展看作是当代文学，这样的划分方式在1980年左右受到了众多学者的质疑，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明确的分界将会被打破，逐渐提高文学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将文学的历史特征发挥到极致。
1.2在教学过程中坚持经典教学
传统的教学模式求全贪大，并无法做到精细，而在未来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将经典的作家和经典的作品作为教学赏析的重点，加大对知名作家的研究力度，努力使学生学会中华文学的精髓，并从这些名家名作中总结人生哲理，提高文学素养，培养自身高尚的道德情操，但是，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并不是单纯的对经典文化进行合法辩护，而应该是对经典文化进行全新的分析研究和阐释。进而要做到对教学内容的大胆淘汰，对一些不适合时展的作品和作家进行删除，更好的突出经典作品和文学精华，另外还要对教材之外的文学信息进行补充和增加，对特定的文学经典进行全新定位。
1.3实施分级上课，循序渐进地展开教学工作
上文中也提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分级教学，在具体教学过程中，需要学校合理安排教学时间和课程，将此项制度落实到实处。
2实现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
教学体系的创新离不开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的革新，传统教学理念的改变是进行创新的第一步，随着时代的发展，教学更加侧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努力培养出具有高素养的专业人才，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大胆的尝试讲座法、问题讨论法甚至课题研究法都是可行的，但是在创新过程中，要遵守以下几个原则。
2.1重视对学生分析能力和文学理解能力的培养
中文系的学生需要具有较强的阅读能力，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提高学生文学阅读能力的重要载体，教师需要为学生提供一些必读书目，一方面丰富学生的业余生活，另一方面使学生完成一定的阅读量，提高阅读理解能力，训练对作品的敏感度。
2.2提高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
教师努力实现教学多样化的本质目的是创设一个轻松和谐的教学氛围，使学生积极的参与到教学过程中，这是提高教学效率和课堂质量的重要方式。另外教师可以采用任务式教学法，通过提前布置作业的方式，促使学生积极完成教学目标。例如在进行“寻根文学”教学时，教师可以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自己喜欢的作家或作品，对其创作的背景进行分析，进一步总结出寻根文学产生的背景及发展的过程。
2.3重视创新思维，重视知识的系统性
中国当代文学史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也是一门影响广泛的学科。在现行的大学学科体制中,中国当代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合并在一起,称之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它其实告诉人们,这两个专业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它们研究的对象都是以现代汉语为基础的文学。在19世纪末期,闭锁的中国开始迈出了中国现代化的艰难一步。其中一个突出变化就是兴办现代报刊,这些现代报刊以城市市民为主要读者对象,基本采用白话文或文白夹杂的语言,以白话文为主要叙述语言的文学作品逐渐在这些报刊中占据更多的版面,这类文学作品可以视为以现代汉语为基础的文学形态的雏型。但标志着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诞生,却是自觉提出文学革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文学革命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在语言上断然与传统划清界限,强调新文学是以白话文进行写作,坚决反对传统文学的文言文写作。白话文即现代汉语的起点,它孕育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新生命,而中国现当代文学近一百年的发展和实践,一个重要的功绩则是催熟了现代汉语,使现代汉语逐渐规范化和经典化。现代汉语的叙述特点、审美特点和它与现实的密切关系,决定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整体性和延续性,也先天地注定了当代文学发展的走向和局限。
从现代汉语的角度来对待中国当代文学,并不是单纯地在当代文学史研究中引入语言学的方法,而是想通过分析现代汉语生成的历史背景所带来的现代汉语思维的特殊性,进而分析这种特殊性对现当代文学的内涵和形态所造成的影响。我把中国现当代文学定义为现代汉语文学,显然这里的现代汉语是特指一种书面语,是对应古代文学的书面语一文言文而言的。其关系完全是一种否定性革命关系,而不是渐进的改良关系,因此现当代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基本上是一种断裂的状态,二者之间缺乏美丽圆润的过渡,中国古代文学积累起来的审美经验要移植到现当代文学之中来出现了严重的“水土不服”,但这种移植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近百年来的过程中从来没有间断过。中国古代文学的审美经验是中国当代文学最具本土性的、最具原创性的精神资源,当代文学发展到今天,应该认真总结经验,更好地开发我们独有的精神资源。为了更好地开发古代文学的精神资源,就应该从二者断裂的根源总结起,根源就在于现代汉语对文言文的彻底否定。这也是本文从现代汉语思维人手来讨论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理由。
一 现代汉语的革命性和日常性 作为一种新的文学体系,现当代文学相对于古代文学当然不仅仅是语言形态的改变,而是在于语言形态的改变所带来的思维方式的改变。现当代文学是以现代汉语思维为逻辑关系的新的文学体系。现代汉语取代文言文,成为一种新的书面语言,首先是中国现代化运动进程中的启蒙运动的需要。胡适、陈独秀等人以《新青年》为阵地开展一场思想革命,而这场思想革命则是以语言革命为先导的。胡适在其《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的“八事”,其中有“五事”是纯语言问题,一句话,就是要以白话代替文言,要。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写”。白话是指当时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口语,因为只有采取日常生活中的白话,才能让思想革命落到实处,让广大的民众能够接受。
“五四”新文化的先驱们反复强调,文言文是死去的文字,必须摈弃不用,而白话则是活的语言。其实,说文言文是死去的文字并不完全符合当时的情景,文言文在当时是通行的书面语言,在传统社会里,它还是活得有滋有味的。如果依胡适的极端主张,还很难看出文言文与白话文谁优谁劣。胡适就说过,要把《丁文江传》改为《丁文江的传》,这样才是彻底的白话文。若真要按这种思路进行文学革命,恐怕白话文是难以战胜文言文的。但文言文只对传统社会有效,它无法处理一个新社会新时代的思想和文化,“五四”新文化的先驱们不得不合弃文言文,而选定白话作为启蒙的语言工具,于是一种活在引车卖浆之流口中的语言登上了大雅之堂。这就决定了现代汉语思维的两大特点:一是它的日常性,一是它的革命性。现代汉语革命性的思想资源并不是当时的白话所固有的,它主要来自西方近现代文化。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多半都有出国留学的经历,他们在国外直接受到西方现代化思想的熏陶,并以西方现代化为参照,重新思考中国的社会问题。通过翻译和介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就将西方的思维方式、逻辑关系和语法关系注入到白话文中,奠定了现代汉语的革命性思维。高玉在研究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的关系时注意到思想革命与语言变革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他说:“思想革命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绝对是重要的,而思想革命并不像五四先驱者们所理解的是独立于语言之外的理论上可以独立运行的运动,它和语言运动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并没有语言之外的思想革命。”反过来说,现代汉语从它诞生日起,就不仅仅是一种日常生活的交流工具,而是承担着革命性的思想任务。“五四”新文化的先驱们以现代汉语建构起新的文学时,必然采取的是宏大叙事,现代汉语的革命性思维在宏大叙事中得到充分的展开。另一方面,现代汉语的日常性思维又将现代文学与现实生活紧紧地铆在了一起,生成了一种日常生活叙事。宏大叙事与日常生活叙事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现当代文学绚烂多彩的风景,而这一切,我们都可以从现代汉语的思维特征上找到本源。
对于现代汉语思维的革命性和日常性的根本特征,海外的汉学家也许是“旁观者清”的缘故看得比较清楚。夏志清在其《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把“五四”叙事传统的核心观念明确地表述为“感时忧国”精神。认为“感时忧国”精神是因为知识分子感于“中华民族被精神上的疾病苦苦折磨,因而不能发奋图强,也不能改变它自身所具有的种种不人道的社会现实”而产生的 “爱国热情”。而这种“感时忧国”精神让中国现代文学从一开始就负载着中国现代化运动的重负。夏志清、李欧梵等一些海外学者将这种文学叙事称之为“五四” 和左翼的宏大叙事,或称之为革命叙事,或称之为启蒙叙事。而中国内地的现当代文学史基本上是以这种革命叙事或启蒙叙事建构起来的。他们提出了另一种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思路,认为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存在着一种日常生活叙事,挖掘出代表着日常生活叙事的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等作家的资源,并勾画出一张中国现代文学的新地图。这张新地图无疑把一些被遮蔽的历史显露出来,但由此颠覆以革命叙事或启蒙叙事为主线的现代文学史,又可能会导致另一种历史的遮蔽。事实上,不应该将革命叙事或启蒙叙事与日常生活叙事看成是截然对立的两种叙事,它们恰好是现代汉语思维的两种表现形态,是一张面孔的两种表情,会同时存在于一个作家的写作之中,不过在有些作家那里,启蒙叙事处于显性的状态,日常生活叙事处于隐性的状态;而在有些作家那里正相反。进入到当代文学阶段,革命叙事或启蒙叙事被赋予唯一正统地位,日常生活叙事受到严重的打压,但它仍以潜在的方式存在于作家的创作之中,或者在政治气候比较宽松的时候,展示自己的风采。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政治环境的大改变,日常生活叙事得到显性的发展。这也得益于
文学理论的推进。特别是海外学者关于文学史建构的理论的影/！/响。使现代文学中一直被遮蔽的日常生活叙事显露出来,并成为作家们寻求创新和突破的重要参照对象。于是启蒙叙事和日常生活叙事就像是两辆并驾齐驱的马车,共同获得充分驰骋的自由天地。无论是启蒙叙事,还是日常生活叙事,现代汉语思维这两种内在的叙事在新的文化气候中都结出了新的果实。 二 现实主义文学的主潮
现代汉语思维的革命性和日常性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现实主义文学作为宣泄的载体。 现实主义文学不仅是反映现实生活的文学,而且也是最适宜进行启蒙的文学,因为启蒙是面对现实的启蒙,如果文学缺乏现实的内容,启蒙就变成虚空的启蒙,不可能打动现实中的民众。现代文学初期,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分别代表着“为人生而艺术”和“为艺术而艺术”的两种主张。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而艺术”直接呼应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思想,采用的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生活在“人间”,感受着国家、社会和人民的苦难。创造社尽管强调艺术的激情,大举浪漫主义的大旗,但在启蒙和救亡的大的语境下,他们很快就转向了革命文学,创造社的代表性人物成仿吾反省说:“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是社会的一个分子,我们知道我们在热爱人类——绝不论他们的美恶妍丑。我们以前是不是把人类忘记了”。创造社的同仁们就以现实主义的叙事来表达他们的浪漫和激情,将现代汉语思维的革命性发挥到极致。中国现代文学就因为先天性地承载着启蒙的思想任务而将自己托付给了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在现当代文学史的发展过程中自然就成为了最强音。当代文学作为革命胜利者的文学,也就确立了现实主义文学的正宗地位,现实主义文学成为当代文学史的主潮。因此,描述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现实主义文学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切入点。
仅仅从现实主义文学的角度去描述当代文学史,是不是过于狭窄了,是不是就会忽略文学的丰富多样性,就无法涉及到现实主义文学流派以外的作家和作品。如果我们仅把现实主义仅仅理解为一种创作方法,一种文学流派,那么就的确会影响我们对文学史的全面描述。然而,现实主义文学不仅仅意味着一种创作方法,而且也意味着一种世界观。法国新小说派的领袖人物阿兰·罗伯一格里耶曾经很深刻地谈到现实主义与文学的微妙关系,他说:“所有的作家都希望成为现实主义者,从来没有一个作家自诩为抽象主义者、幻术师、虚幻主义者、幻想迷、臆造者……”罗伯—格里耶对此的解释是;“他们之所以聚集在现实主义这面大旗下,完全不是为了共同战斗,而是为了同室操戈。现实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每个信奉者都利用这种意识形态来对付邻人,它还是一种品质,一种每个人都认为只有自己才拥有的品质。历史上的情况历来如此,每一个新的流派都是打着现实主义的旗号来攻击它以前的流派:现实主义是浪漫派反对古典派的口号,继而又成为自然主义者反对浪漫派的号角,甚至超现实主义者也自称他们只关心现实世界。在作家的阵营里,现实主义就像笛卡尔的‘理性’一样天生优越。”罗伯一格里耶提示我们,一个作家在创作方法上可能是非现实主义的,但他的世界观中仍然包含着现实主义的要素。也就是说,现实主义文学是以现实主义的世界观为根本原则的。
因此从考察作家的现实主义态度人手来描述文学史是有理论依据的,是能够把握到历史的脉搏的。而中国政治赋予现实主义正宗的地位,使现实主义成为一种显在的、主宰的文学意识形态,从而也造成了当代文学基本上以现实主义文学为主潮的事实。因此,描述当代文学在现实主义文学主潮下的千姿百态,剖析这种千姿百态的成因和意义,应该是把握中国当代文学特殊性的适当方式。
现实主义的世界观强调对自然、现实的忠诚态度,是人类最早成形的世界观,与人类的思维史相伴而生。它体现在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中,最基本的内涵便是要求文学艺术要客观再现社会现实。而“再现”本身就包含着对意义的诠释。20世纪最忠诚地维护现实主义地位的卢卡契是这样定义现实主义的“客观再现”原理的:“艺术的任务是对现实整体进行忠实和真实的描写。”所谓整体描写就是反映社会、历史的整体性,探索隐藏在现象背面的本质因素,发现事物内在的整体关系。卢卡契肯定了主观认识在现实主义文学中的重要性,强调客观性和主观性的统一。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场景中,作为世界观的现实主义被凸显和强调出来,现实主义的主张其实就是一种世界观的主张,具体到文学创作中,提倡现实主义的当代文学的文艺政策制造者们和理论家们所强调的正是主观认识这一方面,因此,现实主义在其文学实践的具体展开中,就演化为一个意义规范化的问题。也就是说,人们以现实主义来要求文学,从根本上说,并不是说要求文学“真实”地反映现实,而是要求文学“正确”地反映现实。
1953年在全国第二次文代会上,提出要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中国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最高准则,周扬说:“判断一个作品是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主要不在它所描写的内容是否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而是在于以社会主义的观点、立场来表现革命发展的生活的真实。”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把现实主义的意义规范在“社会主义”这一政治内容上。但这种意义是政治以生硬的方式加进来的,并不是现实主义在叙述中自然生成的,因此,当代文学的现实主义始终存在着一个叙述与意义之间的矛盾,作家在叙述中会有意无意地修正政治赋予的意义,会溢出规范化的意义,会让现实自身生成出新的意义。20世纪50至60年代,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意义规范化确立期,随着规范化的确立,现实主义被限定到一个非常狭窄的政治框架内,现实主义的意义阐释到了一个偏执的程度,它给文学留下的空间非常逼仄,这一情景在“”时期更是推向极端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意义阐释演变为“三突出”原则,文学几乎失去了自由创造的能力。粉碎“”之后,文学界首先要解决现实主义的偏执的意义阐释,借助政治上的拨乱反正,现实主义文学导演了一场拨乱反正的宏大叙事,从“五七干校”回来的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以历史受害者的身份获得了优先的发言权,他们成为拨乱反正宏大叙事的主角,并以现实主义的名义使得拨乱反正的宏大叙事成为新时期文学最具合法性的通道。20世纪90年代初,作家们试图解除现实主义叙事中的意义承载,于是有了一次“新写实”的潮流。“新写实”强调零度情感,强调原生态。
新时期文学的30年,现实主义基本上仍是文学的主潮。但现实主义经历了一场自我解放的过程,在这之前,现实主义的意义阐释达到了偏执的程度,于是现实主义叙述受到偏执意义的严重束缚。新时期文学从拨乱反正开始,拨乱反正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改变意义偏执的状况,但它并没有改变现实主义叙述与意义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后来的发展中,现实主义经历了疏离意义、放逐意义、重建意义的螺旋往复的过程。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大转型带来中国当代“新的现实”,则是重建意义的必要条件。“新的现实”是当代文学的重要资源,“新的现实”变幻莫测的生活万象和前所未有的生活经验对于当代作家来说确实也是充满诱惑力的,但由此在对“新的现实”的叙述中也形成了越来越多的写作模式和小说样式。20世纪80年代,由知识分子政治精英话语建立起来的新时期文学拨乱反正宏大叙事与现实主义度过了一段蜜月期,但90年代的中国社会逐渐给市场化加温,经济几乎成为社会的主宰,市场经济的利益原则和自由竞争原则诱使文学朝着物质主义和欲望化的方向发展,这为现实主义与拨乱反正宏大叙事的亲密关系的松动乃至瓦解创造了最合适的条件。但另一方面,现实主义摆脱意义约束之后,便朝着形而下的方向沉沦。 三 当代文学的组织性和合目的性 中国当代文学是革命胜利者的文学,革命胜利者对它具有当然的领导权。
中国革命理论中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把文学看成是革命的武器和工具,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艺应该是。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后,党中央就召集一批文学艺术界名人在北平商议成立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联合会,即以后的中国文联。1949
年6月30日,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正式召开,7月23日,正式成立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简称全国文协,即中国作家协会的前身),全国文协的领导成员为:主席茅盾,副主席丁玲、柯仲平。丁玲为文协党组组长,冯雪峰为副组长。全国文协在 1953年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更名为“中国作家协会”,大会通过的章程规定:“中国作家协会是以自己的创作活动和批评活动积极地参加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的中国作家和批评家的自愿组织。”但实际上它是国家领导和组织文学事业的特别机构,理论上说是群众团体,实际上是被纳入到国家正式编制中的执行国家文化政策的、具有行政性质的机构,其工作列人到国家决策计划之中,是有国家正式编制和相应的政治待遇的。作家协会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特殊产物,它不完全等同于其它国家内部的作家协会或作家同盟组织。在20世纪阶级斗争对抗的时代,社会主义国家都有相似的作家协会机构,随着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这些国家的作家协会也形存实亡,或者性质发生根本的变化。 社会主义国家对待文学的态度,反映了在阶级对垒分明的时代,无产阶级要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回文化领导权的愿望。这一愿望对于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显得更加迫切,因为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是在东方****文化土壤上开展的革命,缺乏资产阶级文明的广泛传播和精英阶层的集结,无产阶级政党以唤醒民众的方式,将启蒙与革命合为一体,这一切决定了当代文学的组织性和合目的性。如全国文协(即中国作家协会前身)成立不久,便创办了文学刊物《人民文学》,时任主编的茅盾在创刊词中是这样阐述刊物的编辑方针的:“作为全国文协的机关刊物,本刊的编辑方针当然要遵循全国文协章程中所规定的我们的集团的任务。
这一任务就是这样的:一、积极参加人民解放斗争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建设,通过各种文学形式,反映新中国的成长,表现和赞扬人民大众在革命斗争和生产建设中的伟大业绩,创造富有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人民文学,以发挥其教育人民的伟大效能。二、肃清为帝国主义者、封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服务的反动的文学及其在新文学中的影响,改革在人民中间流行的旧文学,使之为新民主主义国家服务,批判地接受中国的和世界的文学遗产,特别要继承和发展中国人民的优良的文学传统。三、积极帮助并指导全国各地区群众文学活动,使新的文学在工厂、农村、部队中更普遍更深入的开展,并培养群众中新的文学力量。四、开展国内各少数民族的文学运动,使新民主主义的内容与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形式相结合,各民族间互相交流经验,以促进新中国多方面的发展。五、加强革命理论的学习,组织有关文学问题的研究与讨论,建设科学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六、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的文学的交流,发扬革命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精神,参加以苏联为首的世界人民争取持久和平与人民民主的运动。”这一编辑方针更像是在完成一项政治思想任务,而这恰恰说明,当代文学从一开始就是被纳入到国家的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建设的宏伟规划之中的,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
但成立中国作家协会等相应的文学组织,只是国家全方位领导文学的方式之一,国家领导文学的方式是多方面的,还表现在国家文化政策的制定,文学制度、文学体制和文学生产方式的确立,等等。总之,国家通过多种方式使其领导和组织文学事业的意图得以实现。这一切,给文学创作带来深远的影响,因此,要更为准确、全面地描述当代文学史,就不能忽略对文学制度的考察。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当代文学中的文学制度和文学体制问题,并将其引人到文学史的写作中。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为我们率先做出了一个良好的样板,他在这部着作中注重从文学制度入手去分析一些文学现象的成因,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王本朝的《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则是国内第一本系统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以来文学制度的专着。他在这部专着中阐述了文学制度的现代性意义。
相对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社会制度,文学制度更为隐性,更多地通过一种社会习惯和精神指令加以实现。不同的社会形态具有不同的文学制度,文学制度是一个社会使文学生产获得良性循环、文学能被广大社会成员接纳的基本保证。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学制度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是执政者对文学有着明确的政治要求,其文学制度是为了最大化地保证其政治要求的实现,通过相应的文学制度,将文学纳入到政治目标中,这使得当代文学从一开始就具有明显的组织性和合目的性。这样一种文学制度从根本上说是与文学的自由精神相冲突的,因此文学制度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内在矛盾就十分的尖锐,这导致了文学制度和文学创作双方的相互妥协和调整。尽管当代文学制度最初明显表现出与文学自由精神的冲突,不利于发挥文学的积极性。但我们在对待这一历史现象时,不应该轻易地从否定文学制度的角度来总结历史经验,菲合尔·科勒克说过:“无一社会制度允许充分的艺术自由。每个社会制度都要求作家严守一定的界限”,“社会制度限制自由更主要的是通过以下途径:期待、希望和欢迎一类创作,排斥、鄙视另一类创作。这样,每个社会制度——经常无意识、无计划地——运用书报检查手段,决定性干预作家的工作”。而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新中国的执政者是有意识、有计划地通过文学制度来干预作家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首先通过组织建设保证了对文学的统一领导,但随着创作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文学的领导者发现,光有组织上的严密建设,并不能保证每一个作家以合目的性的思想进行创作。为了确保文学的合目的性的发展,执政者在文学领域开展了规模广泛的思想改造运动和文学批判活动。1950年《人民文学* 第3期上发表了萧也牧的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这篇作品今天读来仍能感觉到作者力图站在工农兵立场上的态度,对有着知识分子情调的“我”采取了自我反省式的批判。但即使如此,这样的作品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仍有距离,因此在几乎事隔一年之后,展开了对《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与此同时,一些新的作品如碧野的长篇小说《我们的力量是无穷的》、白刃的长篇小说《战斗到明天》等被认为有相同思想倾向,也成为了被批判的对象。为了从思想上保证当代文学的合目的性,就必须改变作家的思想,从而产生了以思想改造为目的的文学制度,这就是一次又一次的思想批判运动。建国之后,相继开展了几次大规模的思想批判运动:1951年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4年的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1955年的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1957年的反斗争,每一次运动都是发动了全国思想文化界参加,在全国各类
大型报刊上展开,有的还是全民性的运动。这种运动方式无疑会对人们的思想产生深远的影响。 当代文学的组织性和合目的性,显然与文学创作的个人性的自由精神是有冲突的,这种冲突也构成了当代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因之一。 当代文学在文学制度上的过于刚性的要求,则导致了文学体制的脆弱和功能退化,因此到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学体制陷入重重困境。无力解决文学的问题,而将文学问题政治化。“”结束之后,执政者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不断改善和调整文学制度,特别是90年代以来,社会的转型也推动着文学制度的变革,一个多元化的文学格局逐步形成,体制内文学与体制外文学并行不悖,一个显性的文学制度逐步让位于一个隐性的文学制度。在这样的趋势下,当代文学的组织性和合目的性与文学创作的个人性和自由精神的冲突不再像当代文学发展初期那么尖锐和突出,当代文学的组织性和合目的性也被大大地削弱,但当代文学的这一特征并没有彻底改变,只不过组织性和合目的性不再是通过一种强制性的、行政性方式实现,而是渗透在文学制度的建设和实施之中。如今,中国作家协会已经是一个庞大的机构,目前有会员近万名,每年还以批准三四百名新会员的速度递增,至于各省市的作家协会所拥有的会员数就更多了。作家协会虽然不同于计划经济时代的运作方式,但仍通过不同方式养了一批专业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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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被人称为“批评家的批评家”的韦勒克与奥斯汀・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把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理论和文学研究方法融为一体，为文学新批评的观点进行了一个系统全新的总结。自出版以来，被多个国家所追捧，翻译成多种语言，广泛流传。韦勒克的文学史观在《文学理论》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表面上看《文学理论》主要作为西方研究文学的理论依据，与中国没多大关联，但是近年来学者发现，我国的现当代文学与其存在着很多联系。
2 《文学理论》中的文学观
《文学理论》是美国著名学家韦勒克和沃伦共同撰写的关于文学研究的著作，也是两人的代表作。其对西方甚至世界的文学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在《文学理论》一书中，韦勒克提出了自己对于文学史的认识与理解。提出将文学研究分为“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外部”指的是对文学的社会背景，环境等的研究，而“内部”指的是对文学自身进行研究。认为研究文学史的主要任务有两个，分别是描述作品批评史和作品类型史。所以，在进行这两项任务前，首先一定要确定好这一作品的文学传统地位，其次，要描述文学类型的发展历史。韦勒克和沃伦认为大多数学者对文学史的分期都是根据政治的变化来划分的，但他两觉得文学史的分期应该以作为文学的文学发展史为出发点，不应该仅仅局限于人类的活动和发展以及人类的主观意识来划分。这两位作者在书中指出文学研究的对象就该只是文学，不应该把它和其它学科混同在一起，或者用对其它学科的研究代替对文学的研究。文学史也应该是作品的历史，而不是其他的历史。
3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和文学观
（一）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
中国现代文学指的是1917年至1949年期间的文学发展。是指中国社会内部在经历历史性变化的情况下，广泛接受国外文学的影响，汲取国外文学中的优秀成果，从而形成新的文学。不仅在语言上，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还对文学的表现形式进行了革新，比如话剧，小说，诗歌等。创作方法上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并重。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主要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受救亡图存，穷则思变的影响，被迫对文学进行了改革；其次是中国文学的自身发展，随着时代的革新，古典文学越来越满足不了人们的思想感情表达的需要，所以相相继对各种文学领域进行了改革，还开展了白话文运动；最后深受外国文学的巨大影响。国外留学生回国后，将国外的优秀文学作品引进中国，并对其进行翻译，广泛流传。而中国当代文学指的是从1949年开始至今的文学发展，从重功利轻审美，扬理念抑性情，到如今的多元共存，百花齐放。
（二）中国现当代文学观念
文学观就是对文学的基本看法，各个时期的文学观都有不同的地方。中国现代文学共有五种观念，以胡适为代表的进化论观；以鲁迅为代表的循环论观；有阶级论；“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观和“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各个观念都体现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存在着肯定和质疑的地方。
4 《文学理论》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影响
中现当代文学史的“建史”阶段是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正式开始的。在《文学理论》一书中，韦勒克和沃伦提出：技术为历史发现服务。在学者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研究过程中，开始重视资料、文献和版本等带来的信息。但是在搜寻过程中，难免容易带进个人情感，要考虑到搜寻者自己的经济状况和个人名望，而且这方面往往要运用到一些专业技术。因为一个作品重印次数与修改次数，都有利于了解此作品的受欢迎程度和成就，而版本间的不同，能够了解到作者的修改历程，从而有助于解决作品的起源与进化问题，这都需要一定的技术。在《文学理论》中指出，文学研究要客观，讲究真实性。所以研究者开始大量发掘那些被“当代史”所掩埋，曲解和修改的资料，利用这些去探究真正的历史，真正的文学发展，揭示出历史的真相，告诉人们历史发展的真正过程。
在《文学理论》一书中，两位作者对“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进行了大量的文字阐述，指出“外部研究”主要研究文学作品的社会背景和环境等，“内部研究”主要研究作品的本身。突出其在对文学研究过程中的重要性和不可分割性。在我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我国的学者大多把“外部研究”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占据着统治地位，因为“外部研究”主要研究文学的社会背景和环境等，这样更容易把文学的发展与历史发展建立一种因果关系，也更能从历史大背景去研究文学发展的历程。甚至有些学者把“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放在两个对立面来研究。但那时很多学者之所以倡导“外部研究”是因为当时文学主要承担着反抗和评判政治的艰巨任务，这是当时历史需要。
我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对象不仅是当代的，也应该是针对历史的。《文学理论》不仅立足于“今天“也致力于“历史”。在新批评的形式上加上西方古典文学的内容，站在过去和现在是交汇点，这样才能更辩证客观地进行研究，更具权威性。
5 总结
总而言之，《文学理论》认为文学就是文学，不应该把文学的研究和其他学科的研究混同起来。文学的研究重点就该只是文学作品，而不是其他。它作为西方研究文学的重要理论依据，其中的观念对于文学发展的促进作用是十分重要的。虽然，表面上我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与其没多大关联，但是通过学者的仔细研究，发现我国文学史研究的内容很多都受到《文学理论》的影响。虽然可能与韦勒克和沃伦的观点有些差异，但是也深受他们研究方法和观念的影响。总之，文学研究的方法和理论的不同，主要是由于社会背景，环境和文化发展背景不同，都是立足于本国的需要和实际情况而做出的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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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人格是生活在特定社会物质关系中的人，在自我意识和生存理念基础上形成的理想、道德、信念和价值等判断，并通过主客体关系表现出来的主体的言行和行为方式的总合．大学生的人格主体独立性增强、主体的价值体系基本确立、形成了自尊、自强和自立的精神，个性的张扬和成就感突出．但是，大学生的人格现状也有自身的不足：有的人存在自我中心倾向、在金钱和物欲的冲击下人格的失落、在各种压力下降低做人的原则等等．所以，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人格教育是当前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面．
一、人格内涵的解析
关于人格的定义，目前为止，还没有人们普遍认同的理论表述。不同学科的学者从各自的领域出发，赋予人格以哲学的、法律学的、社会学的、心理学的不同内涵。事实上，从科学研究的视野出发，从不同的角度去定义人格，都有它的道理，都有其在本学科范围内使用的合理性。但是，作为一个在人们社会生活中普遍应用的概念，它所表现的内涵，毕竟应该有其更广泛的涵盖性和使用范围，如果仅限于个别狭窄的学科定义，势必会影响人们的认识和理解，甚至产生使用上的歧义。
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在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的活动时，不能脱离社会物质生产发展水平，不能脱离社会的物质生产关系和人们之间的交往关系，在此基础上才能对人们的各种社会活动以及自身的多样化的表现作出正确地说明.所以，生活在特定社会环境中的人，必定具有特定的物质基础，特定的交往方式，形成与物质生活条滓护相适应的思想和道德、心理习惯和行为方式。所以，人格与生活在特定的社会关系及其物质生活条件中的人相联系:人格也必定在与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中表现出来。因此，对人格的定义不能脱离这个基本的前提。
人格是生活在特定社会物质关系中的人，在自我意识和生存理念基础上所形成的理想、道德、信念、价值等判断，并通过主客体关系表现出来的主体言论和社会行为方式的总和。这表明:第一、人格历来与在社会物质条件和物质关系中从事活动的人相联系，人格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第二、人格存在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中，是主体基于对客体的自觉认识基础上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判断和活动取向.离开与客体的关系，人格无从表现。那么，与主体人格相联系的客体指的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物质的社会关系:与主体相区别的其他个人、团体及社会.换句话说，这里说的客体既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物，但必须与主体密切相关联。第三、人格总是主体基于特定的生存理念和生存态度而产生对客体的价值判断。所以，作为主体行为方式的人格和主体内在的价值判断，两者历来具有对称性。认识一个人的人格，可以洞察该人自我意识的程度和对人生的态度，以及个人对自我生存状态的把握能力。第四、人格具有自觉性.人格是一种理性判断的表现模式，是确立自我基础上的一种价值取向和社会活动方式，表现一种什么样的人格，离不开人的理性思考。第五、人格的突出表现是自尊、自爱和自立。人格既然是主体的自我社会表现，作为一个人来说，最重要的是尊重自己在社会中的存在价值，去立自身的尊严。必须考虑到主体的行为给自我的社会存在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和影响，保有主体所具有的各种社会权利，在任何时候不自贬身价，不牺牲自己的某种权利去求得一时的便利和好处，这就是自尊和自爱。人格是相对独立的个人自我确认。所以，在保持自我生存与发展基本权利的基础上，适时地处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不能丧失主体存在的价值求得他人的施舍和恩赐，这就体现为自立。
从这里可以看出，保持人格的尊严和独立，是任何一个有理性的社会个体都应格守的做人原则。如果为了一些蝇头小利、眼前的物质利益和虚荣，放弃了这条最基本原则，从最低限度来说，做人是不合格的。
二、大学生的人格优势
当代大学生生活在一个社会大变革的年代，激变的时代对大学生立身行事、对他们选择生存方式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大学生作为一个具有高智商和较丰厚知识的群体，面对社会大潮，凭借自身所具备的知识和信息优势，显然能紧跟时代潮流，并由此形成了大学生群体的人格优势。
(1)主体的独立性增强。大学生生活和学习在一个比较宽松和自由的环境中，自治性较突出，许多问题都需要大学生自己去判断和解决。这种社会存在培养了大学生特有的相对独立意识。所以，在自身的学习过程、生活过程、处理与他人和社会的关系的过程中，都会产生自己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自己的能力去处理与自身相联系的各种矛盾。这种长期形成的群体生活惯例和传统，不断地被承袭下来，也使步入成人行列的大学生减少了社会生活的某种依赖性，作为社会运动主体的那种独立性在新的生活条件中得到了强化，形成了主体地位的意识，确立了学习和校园主体的活动取向。
(2)主体的价值体系初步确立。大学生作为高智商的群体，拥有相对丰富的书本和课堂知识，在学习以及对社会的一定接触中，逐渐确立了自身的价值观和价值判断，能够根据自身的价值标准去评定外界的事物，处理与其相联系的各种关系。特别是通过长期以来的学校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大学生的价值体系基本上是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范畴中，因此，在认识和处理学习和社会实践的有关事务中，能够发挥出积极的作用，能够发挥群体的智力优势，在一定条件下去服务于社会。
(3)形成了自尊、自强和自立的精神。校园生活的特殊性造就了大学生的特有的群体精神，即自尊、自强和自立。鉴于对社会与个人关系的理解和确认，作为在社会中有一定地位和影响力的群体，特别是这个群体对社会未来的作用是得到人们的自觉认同的，这种特有的社会存在，使大学生们普遍的形成了强烈的自尊，作为社会存在的个体的自尊和作为较特殊的高智商群体的自尊。注重自身生存的价值和意义，注重个人的言行应无损于个人在体验社会和校园生活中的尊严。在此基础上，他们接受了普遍的理念:要自强和自立，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奋斗去实现生存的价值，达到人生的理想境界。这种群体精神无疑深深地影响每个大学生的生活，植根于他们的心灵之中。
(4)个性的张扬和成就感突出。当代大学生的人格发展趋势是，正在打破过去那种自我封闭的、内向的人格模式，开始向张扬个性，推销自我的人格模式转变。这种转变受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方面，全球化的大趋势，世界变成了开放的世界。世界的开放性，致使每个国家、民族、团体和个人，不同程度地受其影响，都向开放型和外向型转变。另一方面，对个人而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为个体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社会条件，强有力地推动了个人的个性和才能的发展。所以，每个人都有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展示自己才能的机会和条件，如果谁固守陈规，不去充分展示自己，市场经济则不会自动地去选择他。正是对个人才能和个性外化模式的重新选择，每个人都需要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实现或半实现自己，急于取得一定的成就，这是每个人的心愿。大学生群体人格中的积极方面成为这一群体发展的主流，在大学校园生活中和社会实践中处处表现出来。
三、大学生人格中的消极因素及克服
当代大学生的人格总的来说是积极的、向上的、进取的，与社会主义的进步与发展相同步，这是主流，是基本的方面。但也应该看到，大学生的人格现实中也有一定的不和谐因素。有值得注意的倾向和克服的东西。
在主体性增强的同时，有时也出现自我中心的倾向。由于大学生自我管理和校园生活自治性强的特点，在注重自我发展的过程中，有的人也形成了自我中心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在校园生活中我行我素，以自我为中心进行价值判断和道德选择，有时不顾及他人的地感受，很少考虑与周围的关系，使得与他人和社会关系有失和谐。
市场经济的冲击和影响，使有的人出现某种程度的人格失落。在社会中，对金钱的崇拜和对物欲的追求，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普遍现象，这一点在大学生群体中也客观存在，以至于为了追求金钱、为了获得物质享受、为了追赶时尚、为了某种欲望而丢掉人格者，也时有出现。
由于生活所迫或就业的压力等，有的人丢掉了基本的做人底线，说谎、造假、失信等，使得个别人的人格大大地打了折扣。
大学生中存在的这些状况是个别现象，对此不必苛求。因为大学校园不是世外桃源，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都会通过各种渠道渗透到校园中，反映到学生的活动中。如果我们能够正确认识，加以正确引导和教育，就能够把一些消极的东西的影响降到最低限度。克服大学生人格中的消极因素，是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面，同时也是大学生自我健康成长的关键所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格教育有着特殊的困难性，受客观条件制约较强，在一定条件下，人格素质的变化往往被市场经济的消极作用主导。但是，如果我们工作得力，措施到位，正确引导，对大学生的人格教育就会取得成功。
论文摘要：本文通过对现代法治国家内涵阐述，以及对实现法治的国家推进模式论、社会模式论和折中推进模式论的分析，得出我国的法治监视模式乃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工程，其应在国家的主导推动下，利用社会的其他力量，积极利用外部的有益影响，并结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道路。法治是相对于人治而言，是指统治阶级以法对国家权利进行限制和制约，以有效地运用公共权力，使已经制定的法律得到普遍的服从，法律在社会生活中具有至上的权威，它与民主、自由、人权等紧密相连，政府推进模式，主张在国家的帮助下，进行法治国家建设，强调社会自身发展在法治建设中的基础作用，折中主义模式主张把国家推进与社会推进结合起来。因为无论是国家推进模式还是社会推进模式，各有其优缺点，不一而足。本文也是这种主张，并且主张积极利用外部的有益影响。具体包括：树立法律权威、司法改革、法律教育和宣传、法律研究与移植、对外法律交流与学习。论文关键词：法治；模式；司法改革；法律教育一、引论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出“依法治国”的决策，1999年全国人大会议修改了宪法，增加了“依法治国”的内容，从此，“依法治国”、“法治国家”成为举国上下关注的热点问题（1）。本文拟就中国法治实现模式的选择问题发表一些意见，以期有助于我国法治建设的发展。二、法治国家的基本内涵“法治”在不同的时代与国家，具有不同的涵义。古希腊人所谓的法治，乃是指贵族与平民在法律适用上的平等以及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而英语中，rule of law，指的是法的统治，法律平等地时同于所有的人。在现代社会里，法治国家或依法治国尽管内涵丰富，外延广泛，但我们认为法治国家必须包括下列内容，即法治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是指统治阶级以法对国家权力进行限制和制约，以有效地运用公共权力，使已经制定的法律得到普遍的服从，法律在社会生活中具有至上的权威，它与民主、自由、人权等紧密相连（2）。因此，法治国家不同于有法制的国家，因为有法制的国家有可能是专制、人治的国家，与民主、自由、人权毫不相关；也不单纯是依照法律去治理国家，因为它还强调了对权力的限制的制约。当然，没有法制的国家、不依照法律治理的国家，也不可能是法治国家。三、实现法治国家的模式主张及评价模式，乃是一种话语表述，是对一种事物的描述。当然，我们对一种事物的表述，可以用不同的词语来进行。比如可以代替模式的就有构造、建构、方式等。但由于模式一词具有了较公认的内容，因此，本文也用“模式”一词。这里所说的法治国家的模式乃是指实现法治国家的行为方式，是建设法治国家的一种具体操作和过程，具有特定的内容；词语表述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其包含的具体内容。（一）国家推进模式国家推进模式又叫政府推进模式、改良主义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主张在国家的推动下，进行法治国家建设，强调国家在法治建设中的支配地位和决定性作用（3）。该主张认为，目前中国在由人治向法治转变的过程中，法治建设由政府推进，政府可以从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公民的素养等方面，进行综合性的考虑，由政府组织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法治，这种方式与中国改革由政府推进的情况相一致。该主张认为，在国家主导下，进行法治建设，其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对法治目标、实现步骤、战略的思考与设计，取决于国家对近期计划与长远目标的统筹谋利与合理推进的结果。该主张认为，国家推进模式，包括学习西方，变法改革。因为这种做法可以迅速学习到以前没有的知识，降低成本，缩短时间；同时又可以避免社会自然演进所可能出现的混乱、流血和冲突。棕上，认为，中国的法治化道路，在于从整体上设计出立足中国实际的切实可行的把依法治国与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发展相统一的发展战略。国家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无疑扮演着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现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不能缺少政府的保护和支持，在法治建设中当然也不例外。对于国家的作用在下文有不少阐述，这里主要谈谈国家推进模式的不足与缺点。首先，国家推进模式中包含了一个理论预设，那就是行使国家职权的人是善良的。因为这种模式中，把国家的优点、作用阐述了很多，给人的印象是国家的作用是决定性的，甚至国家是法治推进的唯一动力，把国家放在这样一个高度，但是并没有说到对国家权力，乃至于行使国家权力的人的制约。因而，其预设国家权力及其行使者是善良的，不会滥用权力。但实际上，实行法治的 一个基本内容就是对国家权力进行限制和制约，以防止国家权力过度干预私人生活，其行使者滥用权力，侵犯公民权利。人性善恶姑且不论，但历史已经证实，失去制约的权力会无限扩大与膨胀，会肆意侵犯公民的权利，乃至任意践踏公民的生命，而对公权力的行使者，会滥用权力为个人谋私利，会徇私枉法。因而，国家推行模式中必须认识到这种理论预设的不足和危害，防止国家权力的过度扩张和行使者的滥用权力。其次，国家推进模式隐含了国家万能论的观点。国家推进模式中一再强调国家对社会的组织、领导、统筹归纳，国家可以从社会的方方面面推进法治的建设，看起来国家好象是无所不能的。国家万能论的思想也是致命缺陷的。因为国家借以规划、设计的条件永远不会完全具备，做出决策的信息也永远是不完全的，这不是悲观的不可知论，而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这也是哲学思想一贯承认的，马克思主义也认为人对事物的认识只能达到相对真理，不可能做到绝对真理。因而，国家不可能是万能的。万能的国家、政府也被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证明是幼稚、荒谬的，因此，我们必须警惕国家推进模式中的国家万能论。最后，在国家推进的法治建设中，不能缺少社会发展的配合。尽管国家在推进法治中的作用巨大，但不是只靠国家单方面的努力旧能实现社会的法治的，还须有社会的相应发展相配合。中国从清末大规模移植西方的法律，至今已过去一个世纪矣，但仍然没有实现法治国家的目标，原因何在？这其中不乏政府的决心，仁人志士的努力，但他们都没有清醒的认识到当时引进西方的政治、法律制度的社会条件距离法治实施相距甚远，因而，制定的法律、探索的学术，只是成了一纸空文，并没有转化为社会的实际行动。因而，在国家推进的法治建设中，必须强调社会的相应发展与配合。对于社会的配合方面，下文还有详细论述。（二）社会推进模式社会推进模式又叫历史推进模式，这种模式在社会自身发展中，推进法治建设的发展，强调社会自身发展在法治建设中基础性的作用（4）。该主张认为，在中国进行法治建设，不能离开本地资源，要充分利用民间的本土资源，重视在社会生活中形成习惯、惯例和传统。该主张认为，法治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能操之过急，必须有中国社会的相应发展和具备相应的条件，不可能通过单纯的变法和移植来实现，必须依赖中国公众的实践来推进，改造并利用本地资源。该主张认为，中国社会具有自己的历史传统、文化等特征，因此，中国不同于西方国家，不可能单纯的套用西方的模式来实现自己的法治国家，必须结合中国实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国家。社会是国家存在的基础，国家是社会的上层建筑。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会永远存在。因此，社会自身的相应发展是实行法治的不可缺少的条件，没有社会自身的相应发展而推进法治，要么一再失败，中国的近代史已反复证明了这一点；要么只能停留在口号中、书本上，而不可能变成社会的实际行动。因而，在推行法治的过程中，社会的发展和条件具备是基础性的，不可缺少的。对于社会资源的利用下文还有论述，这里主要谈谈社会推进模式的不足和缺陷。首先，中国不具备法治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国具有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历程，至今没有走上法治民主的道路，而封建社会里，无论是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都是封建、专制的。“尊尊，亲亲”的社会法制思想可以说集中概括了封建社会里中国的专制状态。中国民众缺乏民主的体验和经历，养成了顺从的民族心理。因而，中国的文化传统的骨子里流淌着专制的精髓，不具备民主法治的内核，若依赖从传统文化中寻求法治的根源，无异于南辕北辙、越走越远，这是我们不同于西方国家自由、民主的历史传统的地方，是中国的特色。因而，从历史传统文化中借鉴的路走不通。其次，中国传统的社会存在形式，血缘家族在本质上也是反民主、法治的。由于封建的小农自然经济基础，中国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血缘家族却是社会存在的基石。因此，才会产生族权、夫权这样的封建事物。族权、夫权是封建国家权力在广大农村的延伸，其本质是专制不平等的。因而，血缘家族本质上决定了其不可能再成为我国法治建设的基本单位。同时，随着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的自由流动变得可能，这一点，打破了传统血缘家族聚群而居的现象，也使血缘家族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逐渐衰落。四处奔波，追逐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将组成的是一个契约的社会，而不是身份的社会。再次，行政村组织的衰落。源于计划经济的行政村制度，在改革开放后，在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的形势下，其作用和职能已 远不能与计划经济时期相比，其承担组织农村基层社会的作用实际上也在大大下降。商品经济的发展，土地对相当一部分人变得不重要了，再加上人们大规模的自由流动，因而，行政村承担的计划经济时代的作用和职能必定大大降低，其基本消亡指日可待；同时，包括镇、乡在内的农村基层政府、政权，由于其一方面增加了农民的负担，另一方面大行贪污、受贿，而行政职能减弱，效率低下，故这些事物都属于应消亡或基本消亡事物，不可能承担起新的法治建设的重任。总之，新的道德观念、社会风俗、社会组织的形成并稳定是长期的，我们不可能坐待观望、坐享其成。我国社会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之中，旧的道德观念、社会风俗将逐步打破，渐渐消亡，而新的道德观念、社会风俗尚未形成。同时，道德观念、社会风俗、社会组织的形成并稳定下来，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可能要十几年，甚至上百年，难不成我们就这样等待几十年，几百年吗？我国是一个后进的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必须赶超式发展，而不是缓慢自然地生长过程。（三）折衷主义模式该模式主张，把国家推进与社会推进结合起来。因为无论是国家推进模式还是社会推进模式，各有其优缺点，不一而足。因而，把它们有机地结合起来，更合理，也更有效果（5）。具体又有国家演进主导说、市场演进主导说。本文也主张折衷主义模式，下文详细论述。四、实现法治国家的模式选择及理由本文主张在国家推进的主导下，充分利用社会个方力量，并积极利用外部的有益影响，走出一条低成本、高效益的结合中国实际的综合特色发展道路。简略地概括为“上下互动，内外结合”模式。（一）有自己特色的法治实现模式首先其根源在于中国具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国情。法治国家具有一些共性切共性是主要的，但它们也有一些差别。差别也是同样存在的，因此，我们不能只强调共性而去照搬外国的模式，也不能强调差异而任意创设新的内容。我们应在坚持共性的基础上保留与法治精神并不矛盾的个性，从而彰显中国的特色，符合中国的国情，以求得法治的更理想的结果。其次，不仅不同的国家有自己的法治实现模式，即使是同一个国家，在法治发展的不同阶段，也具有不同的特征。比如，资本主义发展初期，都强调严守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结构，但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政府的实际立法职能大大加强，议会往往把许多法律的制定权授予了政府。再比如，因为法治国家如英、美、法、德之间，其具体制度差别很大。这一点，也说明，实现法治的具体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不必强求同一。当然，这些国家的法治精神是一样的（6）。（二）国家推进为主导首先，我国是后进的国家，我们要赶超发展，必须注意吸取别国的有益制度和经验，进行变法和改革。加强宣传和教育等。做起这些事情来，现代社会的国家无疑比其他社会组织、外部力量要更有力、更系统、更宏观地计划、实施。尽管社会组织、外部影响也是实现法治的推动力量，但它们比之国家，则显得弱小得多，其作用的发挥也需要较长的时间。因而，必须以国家推进为主导。其次，现代的国家观念和功能定位认为，国家不仅要干预社会，而且应根据已有的知识、经验，科学地预测社会危机，积极采取措施，把危机消灭在萌芽阶段。即国家应该主动、科学地干预社会，发挥其维持社会秩序、协调社会生活的作用。我们国家当然也不例外。在实现法治的过程中，我们应积极利用国家的力量，组织研究，采取措施，制定法律、制度等，以积极的态度对待促进法治建设，以争取更有效、更快地实现法治。（三）充分利用社会的其他力量首先，社会无疑是国家存在的基础。法律包括国家在内，只不过是社会的上层建筑。没有社会基础的存在和支持，无疑法治只能是空中楼阁，勉强实施，也是貌似神非。哈耶克在归纳英国的宪政民主制度时认为，英国的民主宪政是社会渐进的、长期演化的结果，而不是事先根据某种模式设计去人力推进的（7）。其次，法治要实现，不能只是有法律规则就足够了。法律不是万能的，规范人们的行为，调节社会生活的规则是多种多样的，包括道德、纪律、守则、章程，它们各有不同的作用对象和实施力量。因而，它们具有不同的功能。他们与法律一起维护着人类的社会秩序。法律不仅不是万能的，有些社会领域也不需要法律介入，不如，友谊、爱情等。因而，必须充分利用社会的其他力量，为法治建设添砖加瓦。 （四）发挥外部力量的有益影响这一点，在国家推进中就已包含，但是不明显，为了突出地强调这一点，故把它单独提出来加以阐述。首先，我国缺乏法治的历史传统文化，我们现在甚至还不具备法治的社会条件。我国无论是历史的，还是现在的法治建设，都是因为我们落后，在外部力量的威胁、压迫下进行的。因此，法治的本地资源不具备，必须从先进的国家有益的制度、经验中学习。我们不应该闭门造车，排斥国外，一概斥之为资本主义的腐朽的东西，而应该求实地、认真地向别国学习、借鉴，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取得更大的成就，只有实事求是地学习先进，才能把我国法治建设进行的更好。其次，发挥外部力量的有益影响。我们在外力的威胁或压迫下进行法治建设，会使一部分人感到不舒服，具有逆反心理，似乎有“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之论，但我们确实应该认识到我们是落后了。我们应该把学习借鉴外国看作自己迎头赶上的大好机会，把法治建设看作我们实现现代化，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迫切的内在需要。那么，我们的法治建设就会有一种内在的推动力和自强的精神，而不是虚与委蛇、唬弄别人，从而，得到社会公众的发自内心的广泛支持。（五）我国的法治实现模式将是长期的综合发展的过程从以上的分析与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实现法治，决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而是一项复杂的、系统的工程，需要我们从各个方面、各种工作进行推进，将是一个长期努力的结果。因此，我们不能操之过急，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积极而又稳定地进行，取得这项长远而有艰巨的建设任务的胜利。五、当代中国实现法治的具体操作分析法治国家实现的模式，其目的是为当代中国如何具体建设设法治国家提出理论认识和制度设计，若没有具体的操作设计，则理论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一）法的形式理性至上法的形式理性，是指法律制定时，基于人们对人类社会以及人们之间关系的理性认识而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法律制定后，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形式物，它具有人们的理性而又没有人的主观偏好、情感，因而，它比有感情的个人更能保持公正。法的形式理性至上即制定的法律在一个主权国家的范围内具有最高的权威，任何其他组织、个人，乃至国家机关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都必须处于法律统治、支配之下；任何个人、组织、国家机关都不享有法律之外的特权，也不免有法律之外的义务；任何组织、个人、国家机关都必须守法，其违法行为都必须得到追究并做出相应制裁。具体又有以下特别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在宪法、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都不能享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当然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无论是党组织的决定还是党员的个人行为，违法的，必须追究法律责任。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唯一执政党，党员几千万。尽管党领导人民制定了法律，若党不遵守，则无疑使法律成为一纸空文。几千万人不受法律约束，谈何法治。立法机关及立法权也必须置于法律的控制之下。首先立法机关的立法权是法律授予的，立法机关行使立法权必须依据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权限，否则，其制定的法律无效。其次，法律尽管是立法机关行使立法权而制定的，但是法律一经正当程序制定并生效后，就具有无上的权威，包括立法机关及其成员在内，都必须遵守法律的规定，对其违法行为都必须追究法律责任。司法机关必须处于法律的控制之下。即司法机关必须依法行使司法权，依据法定的程序和权限行使司法权，否则，其违法行为必须给予纠正和制裁，包括对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的处罚。行政机关必须处于法律的控制之下。行政机关的职权和行为必须依据法律，对于行政权，法无授权即违法。对违法的行政行为，必须追究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这一点，对于我国这种传统上行政权处于绝对支配地位的国家来说，尤为重要，必须牢牢树立“依法行政”的制度和观念，加强对行政机关权力的制约和行为的司法审查。确保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是我国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加强对行政权的制约和控制，可以作为我国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对其予以全面的规划的设计，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法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法的内容和实施必须是确定的，可以明确预见的，这样，公众才可以依据法律，预见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以便调整自己的行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这里，必须反对法律神秘主义，“法不可知，则威不可测”，这种封建专制的法制主义思想必须抛弃，这是一种恐怖主义的统治思想，极大地束缚了人们行动的自由和积极性，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是与现代法治观念背道而驰 的。坚持法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还必须反对法律新的虚无主义。该观点认为法律是有漏洞的，范围是有限的。法律实现的条件是不完备的，因此，法律在我国现实中作用不大。若作为一种理论上的探讨，该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它没有认识到中国的具体的情况，我国民众本来对法律的热情不高，信任不深，因此，我们再宣传法律的缺陷的不足，无疑给民众本来就不高的法治热情泼冷水。同时，即使法律是有缺陷的，也必须依法司法，以树立公众对法律的信心和尊重，建立法治的公众基础。（二）保障自由、民主和人权由于法的形式理性也有不足和缺陷，那就是会通过法定程序和职权制定的法律，是对自由、民主、人权的侵犯和剥夺，是违背公众的意志和利益的。因此，真正的法治还必须包括自由、民主和人权的价值在内。侵犯公民自由、人权的法律，公众有权力反抗。二战时期，纳粹德国就在法的形式下，通过法律，对无辜的民众，尤其是犹太人，进行大规模的屠杀。这种根本违反人权的法律，竟能制定并实行，证明了法律形式理性之上不是完美无缺的。必须以民主、自由、人权价值对其进行制约，以防止其危害公众基本人权的行为和法律，都是非法的，以此对抗国家权力的无限膨胀，作为制约国家权力实施的有效手段。（三）进行司法改革在我国，目前我们即使做不到司法权完全独立，但我们可以进行以下内容的司法改革，把司法改革作为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一个非常有利的突破口，以期逐步推进法治国家建设的开展，奠定司法的较强基础。法院、检察院独立与行政机关。目前我国的法院处于行政权的较强控制下，即法院、检察院的人、财、物处于行政机关的控制下，司法系统缺乏独立的人、财、物基础，因此，在形势司法权时，受到行政机关的很大制约。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独立，不受行政机关制约，从而保证司法的公正和统一，打破地方行政机关制约司法权造成的司法混乱以及对地方利益的司法保障，以促进统一的、公正的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法官独立。即法官办案，只对法律负责，只依据法律进行，任何国家机关、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干涉，否则，则构成妨碍司法公正罪。只有让法官独立，法官才敢于秉公执法，才敢于冲破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阻力，公正司法。因此，没有法官的独立，而达到司法公正的结果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我国，法官受到党组织、权力机关、行政机关乃至法院内部各个方面的管制和制约，在这种情况下，司法不公正是常见的，司法公正倒是少见的了！如果司法达不到公正，就会严重损害公众对法律的信心以及法律、法院、法官本身的形象。因此，必须规定法官独立制度，以求达到司法公正。严格司法。由于我国仍处于法治建设之初，再加上司法系统自身的不足，因此，不应授予司法机关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应尽力要求法官严格司法，严格遵照法律实施，以树立法律的权威，防止司法擅断而导致法治建设流于形式和理论，在实践层面得不到正确的贯彻实施。提高司法效率，强化司法裁判的执行。现阶段，我国司法机关的司法效率不高，有的案子竟然一拖几年，这种状况严重损害了人们诉讼的积极性，因为人们进行诉讼，需要消耗大量的财力、物力，诉讼的结果可能是得不偿失，因此，人们不愿进行诉讼，所谓有冤无处伸，这种情况的存在又大大损害了司法机关和法律自身的形象，因此必须提高司法效率。同时，我国现阶段司法裁判执行的情况令人忧虑，能够及时、完满执行的裁判不足一半，这种判而不执的情况，同样挫伤人们诉讼的积极性，损害司法机关和法律的形象，不利于树立法律的权威，必须加以改变。（四）充分利用社会的力量，加强公众对法律实施的监督我国现阶段腐败现象严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社会公众对法律的监督不力、不够造成的。公众的监督没有约束力，被监督机关和个人并不害怕受处罚，担责任。这也造成了公众监督的积极性不高。因此，必须拓宽公众监督的途径，增强公众监督的约束力，以调动公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形成有力的制约，造成法治建设的社会公众基础，从根本上克服权力腐败的现象。开展法律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院。没有法律高等教育，就不能培养高素质的专门法律人才，那么，法治建设就会因为缺乏高素质的人才条件而难以实现。同时，没有法学学术研究及其发展，就不能为法治建设的实践提供理论总结和指导，那么，法治建设的水平就不会提高，因此，开展和加强法律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对于法治的实现也是必不可少的。大力培育法律服务中介组织。法律服务中介组织的成员大多精通法律 ，能为公众提供法律服务，排忧解难。同时，他们接近公众，让公众信赖，使公众不视诉讼为畏途。目前，我国社会上法律服务中介组织数量有限，远远不能满足公众的需求和法治建设的需求，因此要大力培养法律服务中介组织。（五）积极利用外部的有益影响及法律移植和借鉴由于我国固有的传统，远离法治的现代精神，因而，决定了我国在建设法治的过程中，必须大规模移植和借鉴外国先进的制度和有益的经验为我所用。我们不宠洋媚外，也不盲目排外、闭门造车。有借鉴地利用西方国家成熟的制度，无疑会加快我国法治建设的速度，提高我国法治建设的水平。开展对外的法律学习与交流。由于我国本土缺乏法治资源，因此，在法治建设过程中，必须积极开展对外的法律学习与交流。对外的法律学习与交流可以为我们提供法治建设的理论与经验，一方面使我们的法治建设有章可循，另一方面又可以避免他国在法治建设过程中的失误，从而，更好地建设法治国家。六、结语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意义十分重大。没有法治就没有民主自由，没有法治就没有社会的进步与国家的现代化。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已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但它又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艰苦的工作，需要我们从各个方面、各种工作中去推进。因此，也就需要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才可能或者更快、更好的实现。当然，对于我们法律人来说，更是责无旁贷，我们期盼法治国早日实现，我们为此而努力奋斗！
论文关键词：陶瓷艺术,学院派,创新精神,否定传统
一、学院派陶瓷艺术的概述
学院派陶瓷艺术的产生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建国瓷”的烧制。以中央美术学院陶瓷艺术家祝大年，高庄等为代表，设计制作了一批即继承传统装饰纹样，又融入西方雕塑造型观念的实用型器物。此后形成了一批专业艺术院校，艺术院校陶瓷专业以及陶瓷艺术研究所等，并影响了一批五六十年代的学生，如景德镇陶瓷学院的周国桢教授以及中央美术学院的韩美林教授等。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中期，学院派的发展经历了与民艺派风格的融合，受西方现代艺术与陶艺的影响，强调创作者的个人感受，不受传统，地域及创作形式的影响，塑造出了一批具有强烈个人色彩的陶艺作品。
二、当代学院派陶瓷艺术现状及个例分析
当今的陶瓷艺术，艺术价值相对较高，有代表性的就是景德镇瓷器，既有继承传统的民间工艺大师的作品，又有一批新生代的景德镇陶瓷学院的学院派青年作品。学院派的代表例如景德镇陶瓷学院的何炳钦教授，他的早期作品运用了传统的装饰元素，将中国吉祥的花卉图案经过设计组合，通过浅浮雕工艺进行制作，使用素雅柔和的色釉进行装饰，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又融入了自我的艺术感觉进行创作，个人风格非常明显；后期作品用色泥镶嵌创作花卉素材的现代陶艺，将色泥组合成花卉，镶嵌在泥片造型作品中，保留了创作中泥土的运动状态，将陶瓷材料美感营造到了极至；近期的创作又加入了青花花卉元素，不仅如此，为了作品的稳定性还花消大量时间研究稳定的釉里红，使用到个人创作中。何炳钦教授将继承来的传统当中的精华元素与自己的艺术感受融合在一起，从花卉样式到器皿造型再到亲自动手镶嵌现代类创作，始终都在探索和研究，甚至利用高科技成型手段进行创作，在中国陶瓷艺术史上都是无前例的。立足本土的传统图案花卉素材在他的思维牵引下走出了传统与现代的，继承与创新的“差异化”。汤正庚的青花山水更是独具一格，由于他长期从事国画山水的教学与创作研，有着雄厚的国画功底，其陶瓷作品以中国水墨绘画为雏形，在继承传统国画中对于笔墨神韵意境追求的同时，加入了自己对于山水画表现力的理解，从形式上打破传统。他的早期作品致力于青花瓷表现的探索，画面敦厚华滋，水色交融，在典雅精致的瓷韵中蕴含着高洁意境，皴法独具一格，具有较强的视觉冲击力，在现代多元艺术语境中有一定的独特性。
在景德镇这片具有极强包容性的陶瓷艺术孕育地上，同时也存在着一批以继承传统为主的民间陶瓷艺术家，他们将优秀的陶瓷制作工艺传承到了极致，例如陶瓷艺术大师彭竟强，他的花鸟可谓将传统的粉彩工艺延续到了极致，他对于中国传统陶瓷艺术有着全新的理解与认识，认为只有先继承好了优秀的传统工艺才能既而加入自己的认知进行个性化创作。经过数十年的探索研究，他真正做到了与创造经典作品的古人进行交流与对话，从古代作品中学习精髓和技术。他为了看傅抱石的用笔专门跑到南京去看原作，感受原作与画册的区别，从绘画大家那里吸取养分，再站在他们的肩膀上重新面对古彩工艺。他将西方现代艺术以及时代给予他的影响运用形式表现出来，对于空间的表现强烈的反映出他的个人艺术修养。
三、当代学院派陶瓷艺术的思考
这两种不同艺术风格的存在，就不免会引起一些矛盾和争议的产生，学院派认为，大师们再怎么做都做不过古代官窑，而能代表当代中国人审美思维特征的现代陶瓷还是需要学院派陶瓷创作者们去创造。他们站在不同层面上，代表着现代陶瓷艺术发展的趋向，他们的创新精神也会引领将来陶瓷艺术的发展。现如今，他们的这种“创新精神”引起了我们的关注，到底是怎么样一种思想在引领这种“创新精神”呢？不难看出，由于对传统陶瓷艺术的这种排斥，导致现今许多年轻的学院派陶瓷创作者所谓的创新走向了盲目跟风的现状，这股风主要来自日韩和欧美，而完全对我们的传统工艺视而不见，甚至把继承传统看做是可耻的。
艺术需要创新精神，但是创新的理念来源于我们个人的艺术感知力，个人的精神感受，而非流于外在的表现形式。“传统”有两种不完全相同的含义，一种是指已经成为历史的事物，，而另外更深一层的含义是指一种贯穿古今的内在联系，甚至还包孕在未来。艺术创新中的“反传统”，对于“传统”的第一层意义上的否定还是言之有理的，但是换个角度来讲，如果将创新与传统彻底的隔开，彻底地否定传统，是不可能成立的，除非我们回到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而艺术活动也将返回到原始艺术。这种对于传统文化的曲解与排斥也是有历史性原因的，逻辑也很简单，传统的艺术既然产生于过往的封建社会，那理所当然带有落后，封建的影子，因此现在必须否定与弃之。因此由于这种传统艺术的阶级性，使得它的民族性与传承性也受到了否定。尤其是在西方现代艺术的传入以后，加上中国艺术市场的大环境追求所谓的标新立异，许多艺术家们迷失了方向，忽视了艺术创作本身的意义，出现了迎合市场，崇洋媚外的现象，陶瓷艺术界亦是如此。
四、当代学院派陶瓷艺术的发展对策
好的陶瓷艺术的创作应该是个人化的，不论表现形式是融合了传统元素还是现代的表现手法，只要出发点是对于个人精神世界的表达或是对于艺术的一种探究的态度，那都是值得肯定的，不论表现形式是沿袭传统还是借鉴西方的现代艺术。艺术本就是无界线的，更何况工艺性较强的陶瓷艺术。艺术家之所以伟大，往往就是因为他们的不拘一格，因为他们懂得“取其善者而用之”。对于我们年轻的学院派创作者来说，“善者”即是优秀的传统工艺。
每一种艺术形式的存在都有它的必然性，纵观历史上的艺术潮流变革，学院派陶瓷艺术才算刚刚起步，像初生的太阳，既然有了优秀的领路人，只要重视自己的艺术生命，相信我们的路会走的更远。
参考文献
1 朱良志 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关键词:中国现当代文学;历史真实性;文学理论;文学翻译
一 引 言
对翻译历史性问题的研究有诉诸哲学途径的，也有带有后殖民或异质翻译视角的讨论。在文学翻译中，如果把原文看做一个历史节奏，那么译文是否是另外一个历史节奏，这个问题很不容易回答。澳大利亚汉学家Bonnie S. McDougall(中文译文是杜博妮，以下简称杜博妮)通过长期翻译和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形成了自成体系的翻译历史真实性理论。她的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批评研究为翻译活动提供了理论基础，而她的翻译实践也为文学理论研究和翻译理论研究提供了经验基础。以其所选择翻译和研究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而言，翻译的历史性问题非常突出，这既起因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特质，也是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现状所致。文学翻译理论研究离不开文学本身的研究，文学历史真实性问题解决好了，文学翻译的历史真实性问题才有望深入讨论。杜博妮的翻译真实性理论主要包括文学理论历史真实性问题和文学翻译历史真实性问题两个方面。
二 文学理论历史真实性
作为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国，丰富的文化现象和历史遗迹为很多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取之不尽的优秀素材。历史真实性问题最成功的研究领域当首推人类学特别是考古学。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研究论文在国际一流的科学论文期刊《自然》上能够获得发表的最多的是中国考古学论文。事实上，不仅中国的人类学注重历史真实性问题，中国文学理论关注历史真实性问题也由来已久，并不是现当代才提出的理论问题。中国传统的考证学、训诂学都在一定程度上关注文学和语言的历史真实性问题。尽管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不同，考证学在文学研究中，尤其是古典文学研究中有很重要的地位，而训诂学在汉语语言学研究中的作用也十分突出。现当代以来，古典文学研究逐渐从文学研究的主要领域逐步过渡到与现当代文学相并列的研究范畴，但考证学在古典文学研究中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那么，为什么文学历史真实性问题的研究在现当代阶段显得尤其迫切呢?这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特质有一定的关系。
中国现当代是中国社会充满变化的转型期，相应地，文学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转型。中国现当代文学时期是充满争论和变化的时期:文言文学与白话文学，功利性文学与无功利性文学，自由文学与革命文学，新文学观与鸳鸯蝴蝶派文学等等。面对如此众多的文学流派，如此不同的文体风格和文学功能，如果不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有全面的研究，海外读者很难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有一个真实的认识。因为海外读者多是通过翻译读本接触到中国文学，翻译作品由于数量、发行等原因所限，在文学作品的译介方面会出现不同领域的作品翻译不均衡的现象，这使得海外中国文学的研究在研究范围上会有所局限。目前总的趋势是:海外汉学家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很多，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相对较少，例如，仅《论语》一部古典作品的译本就已经有一百多种，而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译本总共加起来可能有一百多种。即使有学者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也是凭借有翻译作品的有限的作家而引发的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讨论。这样，由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流派很多，而研究者所能获得的译本资料有限，一个不同流派的不同作家给研究者呈现的只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部分，它们可能在某一个视角真实翻译了中国现当代社会的文化与历史，但是带有某一写作角度的历史，可能无法完全反映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个历史时期的全貌。
在这种背景之下，杜博妮的研究很是可贵，她既翻译也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她的视角正是历史真实性的视角。这一方面体现于她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整体性把握，另一方面体现于她对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关注。杜博妮早在1976年就出版了她的博士论文《何其芳诗歌与散文翻译及评论》，后来陆续出版了《1949-1979年中国流行文学与表演》、《1919-1925年现代中国对西方文学理论的译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等多部著作。杜博妮对中国文学的研究有面有点，既注重整体也注重个案，都做到了深入而真实的研究。她对何其芳诗歌的翻译和研究得到了研究者的认同，评论者认为:“本书(《何其芳诗歌与散文翻译及评论》)应先阅读前言和总结，然后阅读诗歌和散文。杜博妮翻译得非常好。”① 她对北岛诗歌的翻译与研究也很出色，雷金庆认为:“北岛有幸有一个出色的批评家和翻译者杜博妮。”② 她对鲁迅和许广平所著《两地书》的翻译研究也很深入:“这本书是关于鲁迅和许广平的传记，同时也是关于信件写作广泛意义上的讨论，并且探索了中国和西方不同的隐私概念。”③ 杜博妮对阿城小说的翻译更是出色，译文前有18页关于阿城作品的详细研究，译文后又做了80条小说中的名词解释，旨在努力再现真实的小说原貌。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杜博妮对文学理论问题的深人思考。她参阅了《中国文学大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现代文学手册》、《中国现代文学名著辞典》、《现代中国作家传记词典》和《中国文学选读》等第一手资料，并与雷金庆合写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是一部较为全面的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专著。哈顿认为:“本书为中国文学目前的趋势和未来的走向提出了很有洞察力的见解。”④ 除此之外，杜博妮对中国20世纪小说家有专著论述，并且讨论了虚拟读者的文学问题。杜博妮也特别关注新文学运动，写出了《1919-1925年现代中国对西方文学理论的译介》一书。黛安娜梅认为:“杜博妮成功地唤起人们对那些已经遗忘的名字的记忆，探询了那些关于‘西方理论重要性’的事实，并揭示了这些理论来源的出处。”⑤ 她的整体性文学思考在她的专著《1949-1979年中国流行文学与表演》一书中体现得尤其明显。本书主要解决了几个文学问题:“中国文学目前的现状如何，是怎样形成的?这样的文学来源于怎样的文学和非文学源头?在塑造文化产品方面，艺术家、观众和权力机构之间的关系如何。”⑥ 对这些文学理论问题的讨论，促使杜博妮进一步思考文学范畴的基本问题。
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基本范畴，杜博妮特别强调读者。她在《1949-1979年中国流行文学与表演》一书中指出，在战后的中国，以作者为中心的文化逐渐转向以读者为中心的文化。她还区分了两种读者类型:群众读者和流行读者。前者是官方机构设定的读者对象，更关注群众应该如何而不是他们想要什么。⑦ 另一种类型的读者则是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文学市场发生变化、文学的商业性实践活动所形成的。流行文学的兴起促使群众读者向流行读者转化。笔者认为杜博妮对读者的研究抓住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中国现当代文学起始于借鉴西方文学、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新文学运动。新文学运动的宗旨在于开启民智，提高国民素质，增强救国兴国的人民力量。新文学运动尽管积极引进西方文学，但由于西方不同流派文学理论的译介和消化需要一段时间，而当时中国国内的新文学运动还处于开始阶段，短时间内很难有一个像传统文学那样稳健的文学结构建构起来，加上战乱和经济危机等因素的影响，促使流派众多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理论论争持续很久。每一个草创阶段的文学理论都是从召唤和影响读者的角度出发，结合倡议者自身的文学理论特点，提出带有某一方面特质的文学方案。强调启蒙救国的文学流派针对广大的群众读者和知识分子阶层，提倡针砭时弊的历史真实性作品。主张西方美学和文学艺术的文学流派以及提倡中国传统文学向现代转化的文学艺术流派都把流行读者作为写作的对象，尽管这些流行读者在早期还不是主流，远远没有群众读者的数量多、影响力大。正如杜博妮所言，在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这些流行读者才真正流行起来。⑧ 有了这样的读者划分，我们就更能够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各理论之间的论争，其设定的读者群体不同，文学理论的侧重点也不同。争论归争论，这些文学作品确实在不同的读者层面实现了相应的文学功能。
注释:
①B21 Duke，Michael S. Paths in Dreams: Selected Prose and Poetry of Ho Chi-fang by Bonnie S. McDougall.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84(1):184.
② Louie， Kam. Reviewed work: Notes from the City of the Sun: Poems by BEi Dao translated by Bonnie S.McDougall.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1987(18):205.
③ Wedell-Wedellsborg， Anne. Love-letters and Privacy in Modern China: The Intimate Lives of Lu Xun and Xu Guangping by Bonnie S. McDougall. The China Journal，2005(53):205.
④ Haddon， Rosemary. The Literature of Chin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by Bonnie McDougall and Kam Louie. The China Journal，2000(44):160.
⑤⑦⑧ MEI， Diana. Reviewed work: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into Modern China 1919-1925 by Bonnie S. McDougall. The Journal of Asian Atudies，1972(1):144-145.
⑥ King， Richard. Popular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erforming Art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79 by Bonnie S. McDougall. Pacific Affairs， 1985-1986(4):693.
⑨B15B29McDougall， Bonnie S. Ideology， Power， Text: Self-Representation and the Peasant “Other”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by Yi-tsi Mei Feuerwerker. Harvard Journal of Asastic Studies，1999(2):621，622.
⑩McDougall， Bonnie S. Drama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y Constantine Tung; Colin Mackerras.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1988(19/20):387-388.
B11约翰金塞拉、欧阳昱:《当代澳大利亚诗歌选》，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8页。
B12McDougall， Bonnie S. Reviewed work: Unwelcome Muse: Chinese Literature in Shanghai and Peking 1937-1945 by Edward M. Gunn， Jr. Harvard Journal of Asiastic Studies，1981(1):279.
B13B14 McDougal，l Bonnie S. Chinese Reportage: The Aesthetics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 by Charles A. Laughlin. The China Journal，2004(51):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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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二十世纪的中国出现了复杂的现代化变革，这种变革改变着中国人传统的生活方式、思想情感、价值观念和精神特征，也在文学作品中出现了一类新的人物形象——精神困惑的现代人形象。这类形象不只一般地困惑于“自我”生活的具体问题，而是进入到人的“超我”思索，执著于“人”的精神困惑，以这种困惑为主要精神特征的知识女性形象，“五四”时期崭露头角，新时期得到发展，世纪之交进一步深化。通过分析系列知识女性形象，展示她们从“自我”到“超我”的精神困惑，能引起人们对生存困境的思考。
一
二十世纪的中国，虽然不同于西方高度发展的工业社会，但它已经面向世界，在自己特殊的历史土壤中，出现了复杂的现代化变革，这种变革改变着中国人传统的生活方式、思想情感、价值观念和精神特征，也使新文学作品中出现了一类新的人物形象——困惑的现代人形象。这类形象不只一般地困惑于“自我”生活的具体问题，而是进入到人的“超我”思索，执著于“人”的精神而又找不到出路。她们在灵与肉、情与爱、事业与家庭、满足和追求、理想与现实、希望和失望间挣扎，而自身的能力和现实社会的严峻，形成极大的反差，构成她们的精神困惑。
精神困惑对于知识女性而言不是偶然，而是一种必然。当夏娃在蛇的引诱下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实之后，那种蒙昧混沌但安宁和谐的伊甸乐园生活便结束了，迎接她的是困惑与流浪。“智慧之果”使夏娃心明眼亮，懂得了善恶与羞耻，同时也注定了她面对庞大而芜杂的世界时那波荡不平的心灵世界。幽默的马克·吐温在《亚当夏娃日记》中借夏娃之口对那个古老的神话做了不无反讽的改写，夏娃说：“开始我想不出我被创造出来究竟是为了什么，但现在我认为，我被创造出来是为了探索这个世界的各种秘密……”这与耶和华创造夏娃做伴侣以免去亚当孤独的初衷相去甚远，但却明白造出了拥有知识的“夏娃”们必然的生命选择——永恒的探索与困惑。以这种困惑为主要精神特征的知识女性形象，“五四”时期崭露头角，新时期得到发展，世纪之交进一步深化。这一系列知识女性形象从“觉醒”到“困惑”，从“自我”到“超我”的精神历程，能引起人们对自身矛盾的正视和对人类社会存在状态的思考。
二
在那个“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中国女性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当时的知识女性要想在社会上站稳脚跟是很困难的。女性作为人类社会的“一半”，她们的婚姻爱情等情感问题始终以其巨大的吸引力，牵动着自“五四”以来众多作家的神经，他们关注着中国女性的命运。
鲁迅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塑造知识女性的作家。他在自己唯一一部以爱情为主题的小说《伤逝》中成功塑造了在苦难生活中觉醒的知识女性的代表——子君。她在“五四”新思潮的鼓荡下，为了争得“人”的权利，勇敢地向世界呐喊：“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这是被封建镣铐捆锁了几千年的中国女性自觉的呼喊。它昭示了那个时代知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正如鲁迅先生所言：“中国女性，并不如厌世家们所说的那样无情可施，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的。”
面对着民主、科学、自由风暴的冲击，知识女性以其独有的细腻而灵敏的心性感应着这鲜活的生机，心理上追求个性解放的觉醒，使她们在人性上得到了更大程度的复苏。冰心在《疯人笔记》中的女人主公“我”，尽管只是一个补鞋的疯老人，但仍然对理想爱情有着美妙的幻想和憧憬。冯沅君《隔绝》中让隽华勇敢地发出了“生命可以牺牲，意志自由不可牺牲，不得自由我宁死”的誓言。这更是被压抑的爱的大胆宣泄，是对封建礼教的勇敢挑战。她们要求解除一切束缚，要求意志的彻底自由，却还不能找到可以实现这一切的道路，从而产生了理想与现实的落差，萌生了精神上的“困惑”。
那么人性觉醒，出路何在？丁玲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做了形象的回答。在激烈的时代洪流中，受个性解放思想熏陶的莎菲，挣脱了封建思想的牢笼，开始“人”的觉醒，执拗地寻觅着人生的意义。她这种理想追求在当时的实际生活中也必然碰壁，那是标尺过高而无衡量对象的虚幻。她的呐喊亦如铁屋中的呐喊，终将消失在茫茫黑夜里。正如茅盾所言：“莎菲女士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从封建家庭出走，争取婚姻自由到又回到封建家庭，莎菲在上的矛盾心理与大胆反叛，同时也带来了一个严峻的危机，那便是：梦醒了无路可走。
伴随着这一时期女性生命意识的觉醒，五六十年代的女知青开始进入人之生存状态及其人性特征的探索。在“左”倾错误思想的笼罩下，具有人之尊严感的女知青们没有人的基本尊严，她们的“自我”被扭曲和沦丧，无法作为一个独立的“大写的人”而重新站立起来，从而陷入“人性回归，出路何在”的精神困惑之中。她们逐步走向对“女性——人——作为知识女性的人”的探索。乔雪竹的短篇小说《荨麻崖》，表现了对特定历史时期“人”的悲剧的审视。连长、女知青“副连长”以及“上士”之间，在特定情境中剧烈的矛盾冲突构成的小说的主要情节。副连长在大庭广众中扮演的是先进分子的角色，暗地里却长达五年被迫同连长保持难堪的关系。原本纯真的少女之心变得冰冷、麻木，“上士”与另一位女知青的真挚爱恋反倒由她主持进行严厉批评。而当她得到上大学的机会即将离去时，被扭曲的心灵所积蓄的逆转能量终于爆发。她拒绝临行前对连长最后一次动情的欢悦，撕开心扉向天地呼喊：“我——再——不——假——惺——惺——了！”荨麻崖下，她作为独立的“人”重新站立起来了。纯真的爱情不能生长，丑恶的两性关系却长久持续，人的尊严的丧失令人触目惊心。
另一位女作家竹林的长篇小说《女性——人》（又名《呜咽的澜沧江》）是作者为那时的知识女性所写的一部“招魂曲”。魂之迷失与魂之寻觅构成它的主旋律。小说的女主人公莲莲从一条充满苦难的路上走来。莲莲及其女友的遭遇集中了女性人生的多重悲剧：一是蒙受与“”反动政治结合在一起的“权力野兽”的性、性欺虐；二是在特定文化背景中具有人之尊严感的女性自我的扭曲和沦丧；三是灵与肉、情与欲的对立和分离。以莲莲为代表的那一时代的许多知识女性经历了由盲从、狂热到失望、迷茫，从彷徨、困惑到反思、追寻的人生之路。他们的失落不是单一的，其寻觅也就势必是多元的。其中包括面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以及面向自身精神、物质等多方面的追索探求。作品通过莲莲等人的经历启示人们，人性的对立物是神道、兽道。当莲莲开始追求真正具有人之尊严的女性自我，追求自己作为有个体价值的“人”的社会存在，追求灵肉合一的爱情，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这几个层面的回归时，她就开始成为“大写的人”。
三
中国女性一直都在追寻“自我”的道路上艰难跋涉。莎菲的茫然感，子君的转回去，已成隔代的历史。但在追求女性解放的过程中，新的问题又出现了，这便是女性新的社会地位与旧的家庭角色的冲突，知识女性的不断进步和多数男子传统中心意识的矛盾。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不仅表现了女性为维护自己的独立性与男性所展开的冲突，同时还层层深入地表现了她内心中的自我冲突与精神困惑。小说结尾，男女双方经过反复协议，准备去办离婚手续时，互相预祝对方能遇上温顺的妻子或体贴的丈夫。但是，这时她心中所想的与她嘴里所说的话全然不同，她既满腹委屈地责怪他过去对自己关心不够，但又“很想伸过手去，把手指插到那乱蓬蓬的头发里，慢慢地把它们梳拢顺”。这正是女性自我矛盾的集中表现。
谌容《人到中年》中的陆文婷的精神困惑，是一种超负荷运转带来的心力交瘁，是一种获得了工作权利、获得了自由之后无法兼顾人的生命节律所造成的社会与个人尖锐矛盾的精神苦恼。张洁的《方舟》刻画了三个不幸的知识女性形象：从事理论研究的荆华、电影导演梁倩、精通外语的柳泉。她们勇敢地冲破婚姻束缚，有着极强的事业心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但在男权社会中处处碰壁，大部分时间不得不与男人、与性别歧视斗争。作为知识女性，她们希望与男性在同一地平线上起飞，不得不以牺牲爱情和家庭为代价。她们处在事业与家庭、事业与感情的两难境地，虽然赢得了事业，经济上获得了独立，但在精神情感上却难逃困惑，揭示出知识女性要实现自我全面发展的艰难。“女性雄化”是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现象，更是对扭曲的时代中知识女性自我形象扭曲的历史控诉。而今，知识女性走入了社会，释放了作为人的巨大能量，但并不代表她们获得了真正的解放，直到现在男女两性的社会差异仍然存在。作为“现代人”的知识女性也必然经受着“人的发现”这一裂变过程中的所有痛苦、迷惘与困惑。
知识女性对于作为真正“人”的寻觅的困惑，还表现在战胜自我、超越自我的无力实现。知识女性接受现代意识现代文明，具有宽阔的视野和知识面，这使她们更能自觉进行主体性的思考与探究。心灵天地的广阔、情感体验的丰富，导致其思考多于行动，徘徊多于抉择。因此，特别容易失望、伤感、困惑，形成她们过于敏感的心灵与情感的不稳定心态。生理上、心理上，乃至历史的深层积淀，都造成了女性对男性的依赖，已经获得经济独立的知识女性同样如此。只是这种依赖性已更多地从物质上转变为精神上的东西。她们往往还需要找一片“停泊地”、“避风港”。张辛欣的《最后的停泊地》可以视为《在同一地平线上》的续篇，小说是用第二人称来写的。“你”是一位不断地追求爱情幸福却不断幻灭的女话剧演员。在经历了一切爱的幻想和幻灭之后，女主人公十分坦率地承认：“不管一个妇女怎样清醒地认识和承担着自身在社会、家庭关系中的全部义务，不管我们怎样竭尽全力地争取着那一点点独立的权利，要求和男人一样掌握自己生活的命运，然而，说到底我们在精神生活里，从本质上永远不可能‘独立’，永远渴望和要求着一个归宿。”《最后的停泊地》中的女主人公以惊人的坦率，透露了当代知识女性普遍存在的难以超脱的精神困惑。
四
中国文学史行进到世纪之交，女作家开始更多地关注人的心灵和精神状态，描写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的形而上困惑。这种探索现代人精神困惑的作品，最早可以追溯到张辛欣的《我们这个年纪的梦》，这篇小说开通了一条通往知识女性心灵与精神的通道。这部作品写的是“”中度过青春的女知青，从生产建设兵团回到城市后，经过结婚、生育、上班、家务这些人生必经之途，陷入平庸的生活困惑的故事。她的幻灭，不仅来自十年浩劫对青春的耽搁，而且与世俗化无聊乏味生活的销蚀有极大关系。尤其是女主人公最后“去淘米、洗菜、点上煤气，做一天三顿饭里最郑重其事的晚饭”时，作品便具有了超越女主人公虚掷青春那段荒唐历史的意义。我们看到，小说中的“她”，毕竟还联结着一个“沉重的昨天”，它是对苦难的昨天的历史控诉。
哲学的辩证法认为：当生活痛苦的时候，我们为生活而困惑；当生活不痛苦的时候，我们为自身而困惑。在今天，理想主义者以为使一个民族蒙受苦难的昨天结束了，一切都会过去。但实际并非如此。蝌蚪的小说《无以诉说》中的苏佩，就是一个并不曾因“历史”而完全因自身而困惑的知识女性形象，“蝌蚪描写的是一种特别提取出来而又加以强化了的情绪和心态。它让我们看到的是现代人生活的另一面，即在所有幸福的温文尔雅、文质彬彬的外表下裹着的精神的苦闷、烦恼和焦虑。”
刘索拉作品中的知识女性形象也常常流露出如苏佩一样的迷失。《蓝天绿海》中的女主人公反复自问：“你到底想要什么？你是不是想不出来？想出来又不敢说？想出来做不到？”这是在剧变的现代价值观念洗礼下的现代知识女性的一种精神困惑。
从张辛欣的《我们这个年纪的梦》到蝌蚪的《无以诉说》，再到刘索拉笔下的知识女性形象的精神困惑与焦灼，女性文学在对知识女性“形而上”困惑的表现中，在对知识女性精神世界的深层挖掘中，愈益表现出知识女性从追寻“自我”到追寻“超我”的超越过程。
这是一群深陷于现代人的困惑、孤独、悲哀却找不到精神家园的知识女性。这是由深切的怀疑失望导致的一种对人生的虚无态度，是一种被失望乃至绝望挤压出来的反叛与嘲讽，一种被痛苦的宣泄扭曲了的无序世界。而将这一切推向极致的是残雪。
残雪致力于描写极端的病态、变态心理、精神失常、错觉、幻觉、梦魇、歇斯底里等非常的精神状态，致力于袒露种种混乱、黑暗、令人厌恶的灵魂。作品所提供的那些反复出现的强烈刺激的感知世界，诸如父亲的眼是一只熟悉的狼眼，小妹的眼睛竟然一只变成了绿色；诸如臭熏熏的泥浆，有许多紫疤的脸，许多老鼠在风中狂奔；诸如充满窥探欲，婆婆的眼珠贼溜溜的……透过这些表象，我们感受到的正是力透纸背的对丑行与恶欲的嘲弄。如果说其他女作家是睁大了眼睛正视着现实世界和人生的“痛苦”与“困惑”，那么，可以说，残雪是凭着“第三只眼”看取和感觉着人性中的“荒诞”与“困惑”。
残雪这些充满感觉、印象等主观色彩的表现，有其本质上的真实意义。本质即是人类生活和事物的矛盾，这是一种现代化生活与人类“超我”的矛盾，作者在对这种矛盾、丑恶的嘲弄之中，蕴含着对本质矛盾的另一面——善与美的强烈渴望，对人类“超我”的强烈追求。“邻居还在捣墙上的那个洞。今晚要是刮起风来，那围墙一定会倒下来，把我们的屋子砸碎。”在这类似狂人呓语中，谁说它就不包含着一种深深的、永恒的对善与美的渴望，对人类“超我”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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