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快乐经济学;幸福经济学;快乐思想;快乐计量
中图分类号:F0文献标识码:A
相信人人都是向往幸福快乐的,然而每个人幸福快乐又不尽相同。所以我们对于幸福快乐的追求和探索自古至今从未停止过,在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全力发展经济的今天,快乐经济学逐步进入了我们的眼帘。以幸福快乐作为主题和方向来研究的经济学分支,主要有“福利经济学”、“幸福学”和“快乐经济学”。本文采用快乐经济学的说法。
一、快乐经济学简单描述
传统经济学为了计量的方便而以财富和收入作为幸福快乐的近似物。这种近似替代,使经济学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也使它受到了批评。而以幸福快乐作为研究对象的新兴经济学领域――快乐经济学获得了显著的发展,它在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统计学、流行病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综合运用了传统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哲学、数学、会计学等研究方法,构建了其研究体系,扩展了传统经济学中关于效用和福利的概念,强调了除财富以外给人们带来快乐的其他因素。无可厚非的是,快乐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不仅是对传统经济学的挑战和延伸,而且是对传统经济学的拓展和完善。
二、快乐经济学溯源
(一)快乐思想的历史溯源。快乐思想首先是由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公元前341至前270年)提出的。他指出,人一降生就是趋乐避苦的。这种与生俱来且持续存在的感受与要求,使追求快乐成为人类的本性。生命有限而欲求无限,人的欲望永远不会得到饱和的满足。他认为,幸福生活是我们天生和最高的善,我们的一切取舍都从快乐出发。我们的最终目的乃是得到快乐。伊壁鸠鲁的快乐思想在当时和以后社会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英国的约翰・洛克(1632～1704年)融合了霍布斯的利己主义和柏拉图的情感利他主义,强调自然赋予的人对于幸福快乐的欲望,认为其是一种先天的倾向或者实践原则。“我们称那易引起我们快乐的为善,称那易引起我们痛苦的为恶”。由于他融合了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所以认为人们应该理性地控制欲念。
英国的杰里米・边沁(1748～1832年)更是快乐思想的一个集大成者。“可以说边沁是第一个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为最高原则和最终目的的人生哲学家;也是第一个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基础,坚持‘幸福’的数量意义,‘大’的数学意义,而展开自己体系的伦理思想家;并且还是第一个试图把‘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原则运用到政治、立法、行政、司法等各个实际领域之中去的改革家。”边沁认为,追求快乐不仅仅要有道德准则,而且还应有数量指标,以计量苦乐,并且提出了测量幸福快乐的七个指标,它们分别是:强度;持久性;确实性;远近性;因缘性;纯洁度;广延性。这是边沁的快乐理论的特殊贡献。他较为系统地阐述、集成并发展、完善了快乐主义思想体系,把快乐主义理论往前推进了一大步,并对当时西欧社会的功利主义思潮的蔓延产生了重要影响。贝克尔肯定了边沁快乐主义思想对人类行为分析的重要意义。
同样也是英国人的约翰・穆勒(1806～1873年)在其《功利主义》一书中对“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原则进行了拓展和完善。其认为美德也是争取快乐的手段,快乐是人类的最终目的。他更强调从社会分工与协作的相互需要中来论证个人的利益和社会的利益、经济利益与道德情操的辩证统一性。
(二)传统经济学中的快乐思想。经济学一个最基本的基本假设即理性经纪人假设,就包含着快乐思想。在经济学中,快乐主义思想实际上也是贯穿始终的。斯密首先认定追求幸福的利己主义本性是人类所有行为的出发点,使快乐主义成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心照不宣”的前提。他最初的《道德情操论》,对于情感快乐进行了大量研究。穆勒把人的利己主义应用在古典经济研究,创立了早期的效用主义经济学说。是经济学由“客观分析转向主观心理分析,把经济学变为‘痛苦和快乐的微积分’”。而到了19世纪七十年代,杰文斯和门格尔建立起了边际效用理论,传统经济学发生了发展历程中重要的边际革命。认为劳动的身心所承受的痛苦为负效用,劳动的收益即得到的快乐为正效用。并且在边沁的快乐的可计量的基础上,提出了拥有数量概念的快乐、痛苦、劳动、效用、价值、财富、货币和资本等。而均衡的劳动时间则由劳动的边际收益(正效用)等于边际成本(负效用)来决定。而边际效用理论组出现后就影响着传统经济学的发展。20世纪初期,作为经济学分支出现的福利经济学开始涌现,其关于经济发展即为了使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原则和帕累托最优等的提出,明显具有快乐主义“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的思想。“最终而言,福祉或者快乐才是人们的终极目的。”这些都表明,快乐思想实际上在传统经济学的整个发展过程中都贯穿始终。
三、快乐经济学的发展历程
经历了边沁等人关于快乐思想的发展,福利经济学作为一个经济学的分支被提出,其最早出现于英国。1920年庇古的《福利经济学》一书的出版,是福利经济学产生的标志。庇古认为,福利就是人们对于享受或满足的心理反应,而福利中,社会福利是包含着经济福利的,社会福利中能够用货币衡量的那部分是经济福利,并且经济福利体现在商品对消费者的效用大小上,据此建立了边际效用基数论。
而以卡尔多、希克斯等人为代表提出福利标准或补偿原则的问题并进行了大量讨论。他们主张把福利经济学建立在边际效用序数论的基础之上;并且把交换和生产的最优条件作为福利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这种建立在帕累托理论基础上的福利经济学,被称作新福利经济学。主张效用序数论,认为边际效用不能衡量,个人间效用也是无法比较的,不能用基数表示效用的大小,只能用序数表示效用水平的高低,并且反对旧福利经济学将高收入阶层的货币收入转移一部分给穷人去的命题。
美国的查德・伊斯特林是最早对快乐经济学理论进行研究的当代经济学家。他在《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中,提出了伊斯特林悖论:收入增加并不一定导致快乐增加,并且认为应当思考个人与他人间收入比较的效用。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籍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作为一位始终关注并肯定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重要学术领袖对于幸福问题的讨论最具有代表性,他通过引入创新性概念即功能和潜能,成功地把对物质方面和个人所取得的结果方面的考察与对权利和自由方面的考察结合在一起。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讲,森一直试图在他的分析框架中更多地加入伦理视角和哲学视角,对原有的新古典范式和福利经济学命题都有中肯的批判。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的丹尼尔・卡尼曼,其最大的贡献是“把心理学成果与经济学研究有效结合,从而解释了人类在不确定条件下如何作出判断。”并且他认为,快乐是人类行为的最终目的和行为动机的真正本质。“这是工业化革命后经济学的第二次现代化,旨在实现经济学后现代转型。”
美国华裔奚恺元始终致力于研究最大化人们的幸福,他是第一个将幸福学和幸福指数概念引入中国的美国研究学者。他认为更多的财富并不一定带来更多的幸福,在其《从经济学到幸福学》中分别从适应性理论、可评价性理论和社会性比较以及时间模式三个方面证实“财富≠幸福”,他同时提出幸福的最大化是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并且把这种理论称之为“幸福学”。
澳大利亚华裔黄有光所提出的“快乐是人类经济行为的终极目标”的思想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他认为幸福快乐是人生的最终目标,而且是唯一有理性的最终目标。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出发,积极主张扩大公共开支以增进公平,改善宏观制度,进而增强人们的幸福感。黄有光与他人合作的论文证明阿罗的不可能定理在个人偏好不变的情形下也还成立,并指出人际效用比较的必要性。这种比较并非是值判断,而在于认识到人们有限感受性下,以客观的方法进行比较,这又能支持一个边沁式的社会福利函数。
国内陈惠雄的《快乐原则》(2003年)中以趋乐避苦为人类行为的根本动力,认为“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人本身”,“无论是利己还是利他行为,皆是为了人们自己的快乐”;并且把经济学划分为动力原理、运行原理、管理原理和发展原理四部分,完成了快乐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而且“归根结底只有人类自身的有限生命成本约束或者叫人力资源稀缺性约束这一条。”他还认为,快乐主要来源于对于需要的满足,而需要的满足又是依赖于对物质的消费,能够满足需要即满足快乐的物质即为财富。2006年他又从另一个角度对快乐经济学中的理论难点、发展向度与现实价值做了阐释。
四、快乐经济学中关于快乐的计量
随着心理学、生理学、脑科学等基础学科的发展,快乐经济学中关于快乐的计量获得了较为显著的进展,很多经济学家、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快乐计量理论和模型。主要有杰文斯的快乐/效用模型、尼尔・卡纳曼的日重现法、陈惠雄的快乐计量理论等。
(一)快乐―效用模型。效用是指商品等满足人的能力。效用与欲望、需求(快乐)一样是一种心理感觉。具体商品的效用的大小没有统一的标准,取决于消费者在消费这种商品时的感受。杰文斯提出了“快乐、痛苦、劳动、效用、价值、财富、货币和资本等等,都是包含着数量的概念,因而可以推想为可以测定”的观点。并认为,快乐与效用是成正相关关系,人类的一切行为其目的就是实现效用(快乐)的最大化。因此,可以通过对效用的测量来计量快乐的程度。
(二)尼尔・卡纳曼的日重现法。尼尔・卡纳曼在《描述日常生活体验的调查方法――日重现法》中提出了日重现法这样一种测度幸福值的方法。日重现法就是根据一定问题的框架,引导被测试者回忆、再现一天来有关幸福快乐的状态,并对这些状态评估的计量方法。日重现法结合“时间-预算”法和“体验取样”法,评估人们如何花费他们的时间、如何体验他们生活中的各种不同活动和安排。参加者利用为减少回忆偏差而设计的程序,系统地重现他们一天来的活动和体验,从而达到对快乐进行计量的目的。日重现法实质是统计上的现象学方法,是一种融合了社会学、心理学于经济学中的方法。
(三)黄有光的快乐测量模型。黄有光在坚持快乐的可计量的基础上于提出了一个效用计量公式,来证明快乐的可测量和人际可比性,并以快乐积分计量的形式展开,即以“最小可感知的快乐”为计量单位进行快乐测量和人际比较。并根据这一计量模式,提出了数量测量方法和直截测量法两种快乐测量模型。
(四)陈惠雄的快乐计量理论。国内的陈惠雄提出了快乐的可测度性理论及其测度方法。他认为,快乐是人身机能的一种客观存在,而能满足快乐的物质或状态也是客观的。并设计了主客观相结合的快乐指数体系,提出了包含个性与健康、福利供给状况、分配公平性、家庭状况、职业环境、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七个影响快乐的变量系统,并在其《快乐原则》一书中提出了社会调查法(快乐感知调查)、科学测定法(客观变量分析法)和寿命衡量法三种计量快乐的方法。
五、简单评述
快乐经济学历经时代的发展,为人们探求幸福和快乐从经济学上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做出了显著的贡献,例如效用理论、帕累托最优理论等,无论是从经济学还是社会学角度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并为政府制定政策和民众的生活产生了影响,但其仍存在一定的缺陷。
(一)快乐不可知论与快乐的计量。快乐、幸福、效用、偏好等这些事具有强烈的主观性的,形成一个统一的标准是十分困难的,这就难免会陷入快乐不可知论,从而对快乐经济学的整个体系产生撼动,与此同时,就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关于快乐可计量的难题,虽然各个学者和研究人员都为此做出了努力,但是到现在并没有出现像测量人类的基础生命现象血压等血压计一般的“快乐计”的出现,这也是快乐经济学迄今为止仍未解决好的难题之一。
(二)GDP增长与快乐增长。快乐作为经济学的分支,难免陷入传统经济学关注经济发展的漩涡中去,大部分不是与现当今关注GDP增长的经济学产生一致的注重GDP的增长结论就是与其刚好相悖。在过去50年里,美国的收入一直稳步攀升且人均GDP已经增至原来的3倍。然而,对在美国生活满意度的测量事实上是没有变化的,类似的情况在日本、欧洲和许多其他社会也都存在。经济增长与快乐增长的相关性不一致问题即伊斯特林悖论,这是快乐经济学发展至今的另一难题了。经济发展究竟是以幸福快乐为核心还是GDP为核心?经济增长而快乐未增长,那么经济的增长是否有意义?经济增长如何正相关于快乐增长?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解决的问题。
综上所述,快乐经济学的发展需要更多的关注和投入,需要做出补充和完善,从而为我们做出更多的贡献,以实现人类对于幸福和快乐的永恒追求。
(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商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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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的发展 论文摘要：本文从西方经济学发展的角度分析了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的发展，对西方经济学家关于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社会保障与自由放任或国家干预、社会保障与福利、社会保障与福利改名社会保障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分别进行了论述，在此基础上论述了西方社会保障理论对建立我国社会福利保障学说的启示。 一、导论 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的产生阶段，它经历了一个从否定社会救济到主张社会福利的思想发展过程，具体内容包括三个方面；英法古典经济学家否定社会救济制度的作用的社会保障思想、德国历史学派提倡国家福利的社会保障思想、福利经济学关于福利保障的思想。二是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的形成阶段，它标志着福利型社会保障思想的确立，具体内容包括两方面：凯恩斯主义的福利保障理论、“福利国家”论者的社会保障理论。三是西万社会保障理论的多样化发展阶段，它表现为当代西方福利型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理论，具体内容包括三个方面：新自由主义学派的社会保障理论（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社会市场经济学派、公共选择学派等关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理论）、其他经济学派的社会保障理论（新制度经济学派、经济增长学派、未来学派等关于社会福利保障理论）、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的福利经济理论。 英国社会学家贝弗里奇（W T． Beveridge）在1942年11月向英国政府提出的《社会保险及有关服务》的报告中已说明：“社会保险应旨在维持生存的最低限度的收入”，“‘社会保障就是对收入达到最低标准的保障”，“国家所组织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的目的在于保证以劳动为条件获得维持生存的基本收入”，至于有些阶层要求保障超出最低生活标准的需要，那可以通过参加私人举办的自愿深险计划去解决。他认为，英国社会政策应以消灭贫困、疾病、肮脏、无知和懒散五大祸害为目标，主张通过建立一个社会性的国民保障制度，对每个公民提供七个方面的社会保障：儿童补助、养老金、残疾津贴、失业救济、丧葬补助、丧失生活来源救济、妇女福利。报告中提出了三个原则；一是普遍性原则，社会保障的实施范围不限于社会的贫困阶层，应包括所有公民，并且不论贫富都按统一的付难交纳保险金；二是政府统一管理原则，政府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组织实施各种社会保障措施；三是全面保障原则或公民需要原则。社会保障计划包括三种保障方法：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自愿保险。可以说，贝弗里奇不仅在理论上确立了社会保障的主要内容、基本功能与原则，而且说明了社会保障在实际运行中的机制。贝弗里奇的社会保障理论为西方现代社会保障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是西方对会保障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笔者由此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的发展问题。 二、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的发展 1．关于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 西方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并没有充分认识到社会保障的功能作用，因而对社会救济持否定态度。随着工业化、市场化、社会化的发展，经济学家对社会保障功能的肯定也有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认识过程，这直接导致了社会保障制度安排的出发点已由解决劳资纠纷、缓和劳资矛盾逐步转向构筑市场经济中的一个功能体系。也就是说，经济学家将社会福利保障政策视为经济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具体来说，将其归为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特别是现代主流经济学派将其作为政府调节经济周期、促进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这样，社会保障的功能就由社会功能转变为经济功能，成为促进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既为社会保障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同时也增强了对社会保障的需求规模和需求水平。但是，现代主流经济学派无限扩大“福利国家”的功能，使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最终必然导致“福利国家”危机和“福利国家”论的危机。由此可见，西方社会保障理论是西方基本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充分反映了西方基本经济理论发展的特征。 2．关于社会保障与自由放任主义或国家干预主义的关系问题 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的发展在较大程度上反映了自由放任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两大经济思潮兴衰交替的关系。古典经济学派主张自由放任主义，认为市场机制可以实现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因而对社会保障持否定态度；现代新自由主义如现代货币主义、社会市场经济学得、公共选择学派等都认为社会保障破坏了市场机制的功能，严重影响了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因而反对“
市场和政府各占多少的问题和经济学一样古老，因此，政府规模对经济与社会的影响一直是备受关注的话题。由于对发展认识的不同，政府规模研究经历三个主要阶段的变化。从庇古时期的“守夜人”的政府，到凯恩斯主义时期的全能政府，再到公共选择理论的适度规模政府。政府规模的研究首先经历了研究政府规模大小及其理论解释阶段和适度政府规模研究阶段。虽然研究的内容有一定的区别，但这两个阶段政府规模的研究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所关注的最终目的都是经济增长。
新古典主义理论从需求和供给方面来解释政府规模的扩大问题。政府规模的扩大是由于纠正市场失灵和社会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因此政府规模扩大对经济和社会产生积极影响。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规模的扩张尤其是投资的扩张会对其他部门产生挤出效应。政府选择过度参与和监管经济，损害经济增长和公民生活质量。但是这些理论只解释了政府规模如何影响经济和社会，却解释不了政府规模大小也好、适度也罢。这种调整最终要达到的目标应该是什么。
依据生态经济学的观点，经济增长是有限的，而质量的改善是无限的。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人的发展和国民生活质量的改善，那么政府规模的大小就应该与国民福利的增长联系起来。因此，新的阶段政府规模的研究应实现转型，不仅仅限于研究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国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规模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方面。但是政府作为社会福利的主要推动者，政府规模的扩大应该与社会福利的增长密切相关，即评价政府工作的好坏应该是看社会福利的改善，而不是看GDP的增长。因此，有关政府规模的研究应实现面向福利增长的转型。
基于这些认识，本文深入研究了国内外有关政府规模研究的相关文献，并依据政府规模研究的理论解释将其分为三个阶段，提出新阶段政府规模的研究应该，向注重福利提高转型。并论述研究转型的理论根据和意义。
二、政府规模研究的演进
(一)政府规模的概念及界定
广义的政府规模指以职能和权力配置为基础，按一定组织原则建构的政府各个组成部分的总和。政府规模包括内在规模和外在规模。内在规模指政府职能和行政权力的范围及结构，即职能规模和权力规模。外在规模是指政府机构设置、人员配置的数量、结构以及行政成本消耗的数量，即机构规模、人员规模和费用规模。”
政府规模对经济与社会影响的主要方面。表现在政府所掌握和调控的经济资源的规模和大小。国际上的研究主要采用政府总支出或各项目支出占GDP的比例作为衡量政府规模的指标。
(二)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转型前的政府规模研究及理论解释
考察国内外相关的文献，根据其依据的理论，政府规模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或层次。
第一阶段，对政府规模大小的研究和解释。早期对政府规模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研究政府规模的变化及探讨背后的理论解释。主要结论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规模逐渐增大。德国经济学家阿道夫，瓦格纳注意到一个经验规律，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部门逐渐增大，即瓦格纳法则(Wagner's Law)。鲍莫尔(Baumol)则推测，由于政府部门生产率低于其他部门，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部门的产出成本将大于其他部门，而社会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价格无弹性，意味着随着需求的增长。只能以政府规模的扩大来满足，即所谓的鲍莫尔成本。
研究者依据新古典主义理论，从需求和供给方面来解释政府规模的扩大问题。大多数认为政府规模的扩大是需求导致的。一方面由于要纠正市场失灵。要求公共部门进行干预：另一方面随着收入的增长，社会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也增长，因此政府规模扩大对经济和社会产生积极影响。Kauand Rubin认为政府规模的扩大是由于供给增加。因为技术进步使纳税经济活动增多及税收成本降低，从而使政府收入增加及劳动力供给增加，如果需求不变，则政府规模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大。
在实践上，现代政府早已摆脱庇古时期政府“守夜人”的角色，凯恩斯的大政府论在20世纪30年代金融危机之后备受推崇。总之，对于政府规模大小的争论永远不会停止，当经济高速增长。市场运行良好，人们就希望政府退回“守夜人”的角色。管得越少越好：而每当经济危机袭来，人们又很自然地期望政府充当“救市者”。
第二阶段，经济增长的适度政府规模研究。虽然公共选择理论同样很好地解释了政府规模扩大的原因，例如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利益集团、官僚体制和财政幻觉导致了政府规模的增长。但公共选择理论对政府规模研究的最大贡献是指出政府过度参与和监管经济会损害经济增长。公共选择理论指出政府中的官僚也是经济人。是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者。官员函数中包含的变量包括薪酬、所在机构及人员规模、权利及地位等，这些变量与政府预算成正相关。因此，追求政府预算最大化是官员的目标。这种官员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行为导致了“政府失灵”，从而使经济和社会福利恶化。公共选择理论主张限制政府的干预，反对凯恩斯主义。Borcherdingand Lee认为，政府规模的扩张尤其是投资的扩张会对其他部门产生挤出效应。政府规模的研究转到关注经济增长的适度政府规模阶段。
Ram、Rubinson和Kormendi and Meguire总结出政府规模和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关系，扩大致府的规模将促进经济增长。而Landau和Barro的研究认为。政府规模扩大会降低人均收入，不利于经济增长。Folster andHenrekson发现，政府规模和经济增长存在负相关的关系，过度扩大政府的规模会造成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进而影响经济增长。
对于上述结果的不一致，一些学者发现政府规模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非只是单调的关系。Grossman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析和证明了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存在一种非线性关系。Armey证明并用曲线表达政府规模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称阿米曲线。而更进一步，Vedder and Gallaway、Pe，den等还证明了政府规模对经济增长存在最佳规模。
国内有关政府规模的研究并不多，而且主要侧重于研究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这与经济增长理论仍然占主导地位是分不开的。马栓友、李国柱、马树才和刘方等学者以政府支出占GDP的比例为政府规模指标，研究并估计了我国相对于经济增长的最优政府规模水平，得出大致相近的结果。
三、从经济增长到生活质量：政府规模研究的福利转型
在新古典增长理论占主导的情况下，对政府的评价是根据GDP和GDP的增长来判断的。但在发展已经定义为人的发展和福利提高的情况下，政府作为社会福利的主要推动者，政府规模的大小就应该与国民福利的增长联系起来。国际国内的研究者已经从实证上做出了尝试。
第三阶段：政府规模与福利关系的研究。近两年，国际上
关于政府规模研究的新动向是学者们开始关注政府规模与生活质量的关系。美国学者Antony Davies研究了政府规模对福利的影响。使用政府消费支出和政府投资支出分别占GDP的比例作为政府规模指标，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指数(HDI)作为衡量社会福利的指标，利用154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结论，相对于以HDI表征的社会福利，存在最优政府规模。发达国家DHI最大化的政府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为17％，政府投资支出占GDP比例为13％。总的最佳规模为30％。而发展中国家政府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与HDI正相关，政府投资支出占GDP的比例只有达到40％以后才对HDI有促进作用。
Christian Bi・rnskov等人采用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WVS)中生活满意度作为福利指标，用政府总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作为政府规模指标。实证分析74个国家的政府规模是否有利于或不利于生活满意度。研究结果表明，生活满意度随着政府总消费支出的增长而下降。
国内有关政府规模与福利关系的研究，刘长生等首次研究政府支出规模与社会福利的关系。作者构建了社会福利指数，以政府总支出占GDP的比重作为政府规模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和最优规模估计，估计出我国最优政府总支出规模为39.21％。潘雷驰对政府支出的增长率和HDI两个时间序列进行分析，得出政府支出增长率的变动对人类发展指数变动的影响不显著。这些研究虽然使用的指标与国际上的研究相似，但没有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因此，值得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深入系统的研究，为我国政府规模与福利关系研究提供更全面的实证结果和理论基础。
四、政府规模研究福利转型的理论根据
(一)生态经济学是政府规模福利转型的理论基础
新古典理论从需求或供给方面可以解释政府规模扩大的原因，公共选择也可以说明过度的政府规模会对其他经济产生挤出效应，从而影响经济增长。但是这些理论只解释了政府规模如何和为什么会影响经济、社会，却解释不了政府掌握和调控经济资源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政府规模大小也好、适度也罢。这种调整最终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新崛起的生态经济学，作为对传统经济学的反思，在经济发展的目的和政府调控目标上可以解释上述问题。
1 新古典理论及传统增长理论是建立在以下两个主要假设基础上的，但是这些假设遇到了挑战
假设一：经济增长可以持续地带来福利增长。
假设二：福利的提高需要加强政府干预和扩大政府规模，以便纠正市场失灵。
第一，许多研究证明经济增长并不能带来福利的持续增长。Manfred Max-Neef提出“门槛假说”，即“在每一个国家似乎存在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经济增长带来生活质量的改进到达一个点，即门槛点，超过这个点，如果更多的经济增长，生活质量可能下降。”之后，生态经济学家的研究证明了经济增长存在福利门槛，超过这个门槛经济增长不再导致福利增长。
为了克服GDP作为福利测量的不足，Daly and Cobb提出了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Index 0f SustainabIe EconomicWelfare，ISEW)，Cobb又提出真实进步指标(GenuineProgress Indicator，GPll作为GNP替代指标来测量福利，发现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GNP持续增长但ISEW开始下降。之后ISEW被应用到英国、荷兰、澳大利亚和意大利等国。计算不同国家的ISEW发现，ISEW随着GDP的增长会达到某一点，超过这点ISEW的增长出现停滞甚至下降。原因是经济增长引起的环境和社会问题使得经济增长创造的财富没有全部转化为福利，并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福利。生态经济学家将这种现象成为经济增长的福利门槛。这些研究显示经济增长不一定可以持续地带来福利增长，至少在发达国家是这样。
第二，相对于福利的提高，并非政府规模越大越好，最新研究显示存在福利增长的适度政府规模。前面介绍的Antony Davies的研究结论，即相对于以HDI表征的社会福利，存在最优政府规模。Biornskov等的结论是，生活满意度随着政府总消费支出的增长而下降。这些结论构成了对假设二的挑战。
2 生态经济学可以很好地解释评价政府的标准是什么
1977年赫尔曼・E・戴利fHerman E.Daiy)发表了《稳态经济学》，重新将经济和物质世界联系起来。在《稳态经济学》及之后的著作中。戴利反驳了传统经济理论将经济过程与能量和物质资源脱离开来，提出了为古典经济学家所不熟悉，但被新古典经济学家和主流经济学家完全排斥的概念：增长的极限。戴利指出，经济理论和实践遵循热力学第二定律(熵定律)，用熵定律可以解释经济过程。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将潜在的、有用的能量和物质转化为这样那样的商品，商品经过一定的时间被用光或损坏最终被抛弃。因此。所有的商品是将低熵的资源转化为高熵废物的中间物。由于地球本身不能增长和以不变的比率接受太阳能。所以。以无限制地将能量和物质输入经济过程。无限制地向环境输出废物为特征的无限经济增长是难以为继的。那么，政府一味追求经济增长虽然在一定阶段、一定程度可以解决发展中的问题，最终仍然缺乏根据。政府作为社会福利的主要推动者，其规模的调整应该以福利最大化为目标，即评价政府应该使用福利标准，而不是GDP或GDP的增长。
(二)生态经济学对福利衡量的反思是政府规模福利转型的推动力量
自从庇古区分了经济福利和非经济福利的概念，指出非经济福利是不可测量的，经济福利是福利中能够用货币加以量度的部分，国民收入(GDP或GNP)就一直是福利的代名词，
但是，GDP作为福利测量存在许多不足(Costanza)。生态学家对如何更好地测量福利进行了许多探索。Dalv和Cobb等先后提出了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ISEW和真实进步指标GPI。Pearce和Atkinson提出了真实储蓄GS(Genuine Say-ings)的概念。
阿马蒂亚・森发展了福利经济学，认为人的福利主要取决于人获取福利的能力。人获取福利的能力与健康、知识和收入密切相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0年人类发展指数(HDI)作为衡量福利的新指标与阿马蒂亚，森的贡献分不开。阿马蒂亚・森认为，HDI是广泛认可的用于比较国际之间福利的指标。
从福利研究的进展可以看出，经济增长不能等同于福利，而且仅靠经济增长单一手段也不能持续地推进福利增长。那么，政府规模研究仅仅考虑经济增长是不够的，政府规模的研究应该实现福利转型。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人的发展和国民生活质量的改善，政府作为社会福利的主要推动者，其调控经济资源的最终目的应该有利于国民福利的提高。
五、结论
一、社会福利及其价值基础──有关社会福利理论与社会政策讨论的核心议题
社会福利与其价值基础的关系是欧美福利理论与社会政策争论的核心议题。长期以来，人们主要关注福利制度的资源基础、政策设计、组织结构与政策影响，但关于福利制度、政策模式及其文化价值基础的探讨却不多。
这种状况在“福利国家”日趋成熟和社会政策争论日趋“政治化”的背景下发生了根本转变。随着1970年代“福利国家财政危机”的出现和新右派上台执政，意识形态、价值理念和社会认知议题受到各界前所未有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这些议题也成为福利理论、政策争论的中心，成为政治学、社会学理论和知识社会学探讨的主题。
1971年英国著名学者平克的《社会理论与社会政策》一书首次从历史角度分析了意识形态和规范理论对社会政策的影响[1].1972年，英国的权威性社会政策杂志设置了“社会政策中的价值”专栏，揭开了社会价值与社会福利关系的大辩论之序幕。英国的社会政策大师马歇尔率先发表了“福利─资本主义的价值问题”。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已发生根本性转变，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实际上变成了“民主─福利─资本主义”，民主、福利已经成为资本主义体制的价值基础[2].同年，两位英国著名学者发表了“社会价值、社会阶级与社会政策”一文，从社会价值、阶级冲突与社会秩序的角度，明确地提出了阶级利益冲突和统治阶级价值观念在福利政策形成中所扮演的举足轻重角色的观点[3].
这些文章和讨论标志着对欧美国家影响深远的“福利的意识形态大战突然爆发”。权力、权威与合法性的价值基础及其工具性角色，意识形态、价值冲突与社会福利研究的关系等热点议题，成了社会政策、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和知识社会学探讨的理论主题。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观成了最时髦的概念。
社会价值与社会福利的相互关系这一议题的核心地位是由多种原因决定的，因为它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政策意义与理论意义。社会福利与社会政策研究涉及诸多本质上充满争议的基本概念，如需要、权利、社区、民主、自由、平等和公正等[4].这些概念既构成福利政策的价值基础，又决定政策目标、资源分配原则、服务对象和组织体系等关键性制度安排和政策模式。所以，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研究已成为理解福利制度特征的思想基础，也是分析福利政策模式的最佳视角。更为重要的是，社会福利制度、理论与政策演变的脉络，也就是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变迁的过程。
二、公民权理论与福利国家的价值基础
欧美福利国家的价值基础多种多样，公民权理论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份。1950年英国宣布世界首个“福利国家”的诞生，其政府开始为所有公民提供由“摇篮到墓地”的普及性服务，范围复盖义务教育、国民健康服务、收入维持、住房和社会救助等领域[5].目前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是某种类型的福利国家，政府将其收入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用于公共服务。
福利国家的价值基础丰富多彩，思想渊源深厚。自由放任的个人主义，谴责被牺牲者的人口过剩论，温和改良的费边社会主义，主张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倡导充分就业的凯恩斯主义思潮等，均曾深刻地影响过福利制度及其政策模式。著名学者米什拉将福利的涵义演变总结为5种基本类型：首先是19世纪时作为社会改革的福利；其次是作为公民权的福利，核心思想是从公民权利和社会公民权利角度看待福利；第三，趋同或技术决定理论，主要观点是强调工业化在福利制度形成中扮演的核心角色；第四，功能主义福利观，核心理论假设是从整体社会观和社会制度功能的角度分析福利；最后是马克思主义福利观，基本主张是从阶级冲突角度解释福利制度发展。[6]
综观欧美福利国家的演变轨迹，“贝弗里奇报告”和马歇尔的公民权理论是最重要的价值基础。如果说前者奠定了福利国家的制度框架，那么马歇尔的公民权理论则是福利国家制度最主要的价值基础。公民权理论为观察社会结构与社会政策之间的关系，描述福利制度的特征，分析福利制度的价值基础，解释民族国家的社会发展等，提供了描述性和普遍性的核心概念框架。它既可以帮助人们从理论上来认识国家福利的发展，又可以为构建社会变迁和福利制度、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之间的关系提供理论基础。
1950年，英国著名的社会政策大师马歇尔在剑桥大学发表了“公民权与社会阶级”的经典演讲。他从公民权的发展历程及其对社会不平等影响的角度，首次系统地阐述了公民权的体系、结构、功能和历史演变轨迹。他认为，公民权利主要由民事、政治和社会权利组成；民事权利泛指个人的经济自由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政治权利主要指政治投票权，包括选举和被选举权；社会权利主要是指经济保障、享受社会发展成果和维持社会认可的文明生活方式等福利权利；民事权利以法律制度为基础，政治权利以政治制度为基础，社会权利以福利制度为基础；民事权利主要发展于18世纪，政治权利主要发展于19世纪，社会权利主要发展于20世纪[7].
马歇尔认为，公民权利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多种角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首先，公民权是确定人们的身份和社会地位的标准。人们通常依据公民权确定自己在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中的位置。缺乏完全的公民权，抑或没有乃至丧失公民权，这样的人就处于社会底层，是遭受剥削压迫和受到排挤的边缘群体。其次，公民权反映了社会发展和制度安排的特征。公民权范围是由上而下扩大的。如历史上政治权利先由贵族扩大到中产阶级，然后再扩大到工人阶级，最后扩大到妇女。公民权可以成为国家和社会群体之间社会封闭和社会排挤的重要工具[8].再次，公民身份与公共服务、社会服务消费密切相关，与人们的生活状况与生活质量息息相关。公民权是使用福利服务的重要资格标准，社会排挤常典型地反映在社会服务供应中[9].最后，公民权状况可以说明民主与自由、个人与国家、参与和革命、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市民社会与民族国家等重大的、关键性的社会议题[10].简言之，公民权理论是观察社会结构、分析社会政策模式与社会排挤的策略性概念工具。
三、“单位─福利国家”的价值基础
对中国的社会福利政策模式有多种理解，其理论框架和分析角度截然不同。
1970年代以前，欧美学者主要是从社会主义国家和“工作能力─业绩”角度，来分析中国的社会福利政策。这种分析角度主要侧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详细描述[11].英国社会政策的鼻祖蒂特马斯归纳了剩余性、“工作能力─业绩”和制度再分配这3种模式。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福利制度基本上属于“工作能力─业绩”模式[12].
1980年代中期，对国家社会主义的研究中出现了“新传统主义”的概念，其研究者企图用这种概念解释经济改革过程中的国家与社会、工作与福利之间的关系[13]，这种分析角度关注反映中国社会结构与组织特征的工作单位。
1995年，王思斌指出，中国是政府主导下的非专业化福利政策模式[14].这种观点主要是从社工专业发展的角度概括福利政策模式。
1996年有两位香港学者认为，在经济改革过程中，中国的福利政策模式正趋同于东亚的福利模式，即儒家文化色彩浓厚的福利模式[15].这种观点主要关注传统文化在福利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发挥的作用。香港学者黄黎若莲主要从民政福利工作的角度，将中国的福利政策归类为剩余模式，认为国家在福利发展中扮演的是最后出场者的角色[16].
毫无疑问，中外学者对中国的福利政策模式和福利制度基本特征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他们的分析框架日益多样化，理论上关注的焦点也随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但是，在这个领域内从事研究的学者们普遍地不太关注福利制度的价值基础。
笔者认为，中国的社会福利制度特征与政策模式是“单位─福利国家”。如果从国家提供的普及性服务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福利制度并非福利国家；但是，若从国家干预社会生活和政府提供“从摇篮到墓地”服务的角度看，中国又似乎是个典型的福利国家。
所谓“单位─福利国家”是指福利安排、运作机制、服务提供主要以工作单位为基础的政策模式。工作单位既是国家福利运作的前提，又是影响国家福利制度的最重要变量。工作单位的性质类型、行政级别、拥有资源、组织规模千差万别，单位之间的差别决定了员工的福利待遇与生活状况。工作单位是国家结构的具体化，社会结构与制度特征主要通过工作单位的结构和功能反映出来[17].
长期以来，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为其工作人员提供全方位的福利，服务范围由“摇篮到墓地”，导致就业者对工作单位的全面依赖。改革开放以来，工作单位型福利制度并没有根本性变化。在风险意识、不确定因素和利益冲突增多的处境下，工作单位制度甚至有所加强[18].这意味着“单位─福利国家”的分析框架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理论意义和政策意义。
“单位─福利国家”价值基础由5部份组成。首先是“父权主义”保护情结。国家承担着一种无限责任，国家与社会的边界模糊不清。这意味着国家与国民的关系是不平等和非契约性的，公民缺乏独立与自主性。其次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这意味着社会福利与政治权力的关系不明显，福利主体是国家福利，市场、家庭、社区和非政府组织的福利无足轻重。第三，集体主义文化和功利性家庭主义。这意味着个人的身份、地位只有在社会关系网络中才有社会意义，个人不是独立的主体。个人的需要与福利状况要依赖社会需要与集体福利状况。第四，片面强调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公民权利理论的精髓是权利与义务应高度统一。但中国的福利文化单纯强调个人的责任和义务，极少涉及权利。这意味着中国人缺乏理直气壮地要求政府提供服务的意识，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求助于人。第五，社会互助与社区互助。
“单位─福利国家”价值基础的关键问题是缺乏实质的公民权。社会公民权理论的精髓是：所有公民均有依据个人和社会需要从国家获得免费服务的权利。以基本需要为基础，普及性原则、去商品化服务和国家承担福利责任，是公民权理论的核心。中国的《宪法》规定，公民享有基本权利和义务[19].但是，从总体上来看，中国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基本上停留在形式公民权的层次，人们普遍缺乏实质公民权。更重要的是，长期以来，福利政策基本上处于次要和附属的地位，福利的发展总是让位于经济增长，福利政策是典型的“婢女模式”[20].这就无形中抑制和削弱了公民权意识的健康发展。
四、形式公民权利与制度性不公平
形式公民权是指表面上公民权利与义务完美无缺，实际上公民权利与责任缺乏实质社会意义，公民权停留在形式层次上。
首先，这种状况典型地反映在政治生活领域中，国家与公民的政治契约关系薄弱。公民对国家权力的结构与运作机制了解不多。立法、行政和司法三种权力高度融合，权力制衡机制较弱。政治与行政高度整合，行政吸纳政治的现象十分普遍。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较低。
其次，市场经济缺乏历史传统和适宜的社会环境，市民社会和民间力量薄弱。公民的自由流动和向上流动机会面临诸多制度障碍。生产与消费相互脱节的现象严重，生产常无法及时有效地回应公民的需要。经济权利体系与权利关系结构处于低级的静态简单状态，公有制经济既导致以生产为基础权利的失败，又导致交换权利的失败，引发了贫困和剥夺问题[21].
第三，二元社会结构、二元福利结构是形式公民权在社会领域最典型的反映。中国的社会特征是二元社会结构，少数市民是“城市贵族”，多数农民是“二等公民”。国家实行“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制度，出身和户籍成为确定公民身份地位的主要标准[22].二元社会结构主要反映在二元福利结构中。二元福利结构主要由不合理的户籍、粮食供给、副食品与燃料供给、住宅、生产资料供给、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保险、劳动保护、人才、兵役、婚姻和生育制度等14种制度构成[23].
第四，中国的现存社会价值基本上是集体主义取向的文化价值观，个体主义思想长期受到批判而被压抑，公民权利意识与观念薄弱。中国社会仍然维持着伦理本位的社会特征[24].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社会长期缺乏政治文化和公民文化的观念，公民的政治参与文化、市场交换活动与哲学思辨活动普遍比较薄弱。
简言之，形式公民权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领域均表现得十分典型。形式公民权与“单位─福利国家”的政策模式之成因错综复杂，它产生的社会排挤效应十分明显。
中国社会缺乏公民权生存发展的历史文化传统，家族制度和伦理道德束缚人们的手脚，追求个体价值与独立自主意识的公民难以产生。一家一户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无需所有权与交换权利。与此同时，权威强大和至高无上的国家压抑和妨碍了社会的健康发展，民间社会力量薄弱，“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框架失去了应有的社会意义[25].而且中国社会的转型速度缓慢，形成了“超稳定态”结构，普通民众在权力结构中处于不利的劣势地位，没有平等公民权。家族主义、集体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狭义民族主义教育，强调国家与社会至高无上地位，常常忽视和压制个人需要，导致“单位人”取代“社会人”，“组织人”取代“契约人”，“城乡居民”取代“国家公民”的状况，制约了公共福利的发展与公民权思想的扩散。在中国，历史传统和政治社会环境因素相互影响，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因素相互交织，制度力量与结构力量相互强化。
需要强调的是，形式公民权的负面影响深远。它导致政治、经济、社会层面的排挤效应和文化歧视，令社会四分五裂，产生了制度性不公平现象，致使社会团结与社会整合方面难题重重。
形式公民权的负面影响首先表现在公民政治文化与民主政治发展缓慢，政治排挤严重。例如，亿万农民缺乏利益代表和政治代言人。其次，形式公民权在经济上也有严重的负面影响，公民缺乏私法和民事权利。例如，农民工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次要劳动市场和边缘经济地位[26].再次，形式公民权在社会层面的负面影响是导致社会的四分五裂，二元社会结构与“单位福利”制度盛行，社会结构分化程度低，社会不平等现象日趋严重，形成了“国家强盛、市场力量与民间组织弱小”的不平衡状态[27].例如，亿万农民无权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只能靠社区互助与家庭保障来满足其基本生活的需要。最后，形式公民权在文化上的负面影响是，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中扮演过份重要的角色，个体主义和个人价值观薄弱，集体主义文化盛行一时，传统的社会价值观念主宰政策模式、公民的行为规范和社会选择。
五、社会结构转型与重构公民身份
本文从福利制度及其价值基础的角度，分析了“单位─福利国家”的政策模式及其社会排挤的负面影响，目的是重新认识中国的福利制度与政策模式，为福利制度创新与重构价值基础提供理论解释和政策建议。
目前，市场经济发展、生活方式转变、价值观念更新、社会转型与现代化进程，处处凸显出形式公民权基础上的福利制度之落后性。形式公民权必然引发结构紧张、利益冲突和价值碰撞。要考虑政治体制改革、市场经济发展、社会转型与价值观念更新等战略议题，为发展民主政治、完善市场竞争、建立现代社会和价值观念而努力，将形式公民权改为实质公民权是一个突破口与切入点。
当前，中国社会环境的变化既为解决公民权问题营造了气氛，提供了多方面的条件，又为形式公民权转为实质公民权和重构公民身份提供了动力与推力。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和公民身份的时间、社会、政治和行为边界日趋模糊不清，也迫使我们反思公民权制度与理论，以建构与国际化相应的公民权，从而谋求全球发展[28].
从中国历史变迁的脉络来考察，传统农业社会的历史积淀，中央集权政治体制、计划经济体制、工作单位为基础的社会组织体系、准军事化的社会控制模式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都是“单位─福利国家”与形式公民权的制度基础。“单位─福利国家”模式的价值基础是形式公民权和国家权威，而非实质公民权和个人权利。形式公民权具有一系列负面效应，会不可避免地造成政治、经济、社会排挤与文化冲突。其最大的负面影响是形成结构不平等与制度不公平，把社会中的多数人排挤到全面边缘化的状态，这种状况将成为影响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制度根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政府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由国家统一调配转向部份的市场交换，社会资源占有关系由集中转向分散，社会功能结构由高度综合转向高度分化，社会阶级结构由封闭转向开放，社会文化由大一统转为多样化，对外关系由封闭到与世界接轨[29].
这样的结构变迁虽然未涵盖公民权观念的重构，却为形成新的公民权制度提供了动力。只有重构公民权观念和相应的公民权制度，中国才可能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完善市场经济，促进社会和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构筑协调的国家与社会、城市与乡村等重大关系，从根本上确保社会稳定。
「作者说明
本文系笔者承担的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欧美国家社会福利理论的演变及其核心理论争议”阶段性成果的一部份，特此说明并向资助者致谢。
「注释
[1]Pinker，R.（1979），Social Theory &Social Policy（London：HeinemannEducational Books ），p.vii.
[2]Marshall，T.H.（1981），The Right to Welfare and Other Essays（London：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p.104.
[3]George，V.&Wilding，P.（1972），"Social Class，Social Values and SocialPolicy，"in Social and Economic Administration ，Vol.6（3）：236-248.
[4]Lee ，P.&Raban，C.（1983），"Welfare and Ideology，"in Loney，M.，Boswell ，D.&Clarke，J.eds.，Social Policy and Social Welfare （England ：Open University Press ），p.18.
[5]Sullivan，M.（1996），The Development of the British Welfare State（London：Prentice Hall），p.51.
[6]Mishra，R.（1982），Society and Social Policy：Theories and Practice ofWelfare （London：The Macmillan Press Ltd.），p.x.
[7]（英）马歇尔，T.H.，“公民权与社会阶级”，刘继同译，载《国外社会学》（北京），2003年第1期，第4页。
[8]Brubaker，R.（1992），Citizenship and Nationhood in France and Germany（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x.
[9]Twine ，F.（1994），Citizenship and Social Rights：The Interdependenceof Self and Society （London：Sage Publications），p.95.
[10]Bulmer ，M.&Rees，A.M.eds.（1996），Citizenship Today：The ContemporaryRelevance of T.H.Marshall （London：UCL Press），p.269.
[11]Dixon，J.（1981），The Chinese Welfare System.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2]（英）蒂特马斯，R.M.著，江绍康译，《社会政策十讲》（香港：商务印书馆，1991年出版），第19页。
[13]Walder ，A.G.（1986），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in Chinese Industry.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4]王思斌，“中国社会工作的经验与发展”，载《中国社会科学》（北京），1995年第2期。
[15]梁祖彬、颜可亲，《权威与仁慈：中国的社会福利》（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6页。
[16]黄黎若莲，《边缘化与中国的社会福利》。香港：商务印书馆，2001年出版。
[17]路风，“单位：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
[18]李路路、李汉林，《中国的单位组织：资源、权力与交换》（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出版），第40页。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出版），第20页。
[20]刘继同，“生活质量与需要满足：50年来中国社会福利研究概述，《云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
[21]阿马蒂亚·森著，王宇等译，《贫困与剥夺：论权利与剥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出版），第8页。
[22]陆学艺，《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3版。
[23]郭书田、林纯彬，《失衡的中国：农村城市化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31页。
[24]梁漱溟，《中国人：社会与人生。梁漱溟文选》（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6年出版），第100页。
[25]邓正来，《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3页。
[26]张小建主编，《中国农村劳动力就业与流动研究报告》（北京：中国劳动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40页。
[27]陈金罗、吴忠泽主编，《社团管理工作》（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页。
[28]Vogel，U.&Moran ，M.eds.（1991），The Frontiers of Citizenship（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p.xii.
[关键词] 社会保障 民主社会主义 中间道路 新自由主义
中图分类号：F06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7)1-0096-06
引言
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理论研究与具体制度安排方面受西方社会政治经济思潮和经济政策影响深远。这一方面是规模日益庞大的社会保障基金需要坚实的经济基础和合理的经济政策，另一方面也是社会次序、国家政局和社会发展的头等任务所致。从19世纪的自由放任主义到贸易保护主义，从凯恩斯主义成为20世纪上半叶的正统经济学理论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弗里德曼货币主义的盛行，再到20世纪末经济自由化的一定程度的回归，我们不仅能够清晰地观察到这一百多年来西方政治经济思潮的演变，而且能透过其理论的变迁来发现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和发展的轨迹。从社会保障演进的历史制度主义的角度来看，19世纪初期以前的社会保障制度以一种民间自发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为主，然而社会保障制度的安排是一种公共品而“搭便车”导致制度的创新不足。这样国家的干预可以提供持续的制度供给，这种强制型的制度变迁由于其规模经济而逐渐成为社会保障制度形成的主要方式。而国家是否有激励和能力去设计和推行适当的社会保障制度安排，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政治等社会科学知识所提供的制度安排选择集合。本文主要分析这两者的关系。
民主社会主义、干预主义与现代社会保障理论的起源和发展
社会保障制度始于19世纪的工业化鼻祖英国，正式形成于19世纪末的德意志帝国。19世纪的英国和德国是社会保障制度形成中的两个历史渊源。19世纪30年代英国制定了新的《济贫法》[1]，并且推行了“救济大量平民、失业者为主要内涵”的社会保障措施。加之英国工人自发组织的友谊社提供养老等保障，这些成为现代福利国家的先声。但在当时，英国国民充斥着自由放任的自由市场意识形态，英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安排形式也以自愿为主，是一种诱致性的制度变迁。故在1908年之前，英国始终没有一个由政府管理的公共养老金计划，这样德国就后来居上。
德国的新历史学派提出要增加社会福利，主张由国家来制定劳动保险法、孤寡救济法等。继1883年颁布《工伤保险法》，德国相继通过几项法令，从而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完备的工人社会保障计划。新历史学派的国家干预思想及其政策主张催生了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德国社会保障制度成为以国家为主体的强制型制度变迁的典型代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美各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获得全面发展，其转折点是最初发表于1942年12月的《贝弗里奇报告》[2]，它是英国及世界保险制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其思想渊源是新自由主义。报告提出：“国家对于每个公民从摇篮到坟墓即由生到死的一切生活与危险， 诸如疾病、灾害、生育、死亡以及鳏、寡、孤、残疾人都给予安全保障。”而后英国政府以实现充分就业和社会福利为纲领，先后通过了《国民保险法》(1946)等六项立法，构成了战后英国社会保障的新法典。从而使英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趋于完善并冠以“福利国家型”的称号。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工党作为欧洲最大的社会，提出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与纲领，同时制定了“政治自由、混合经济、福利国家、凯恩斯主义和平等信念”等五大原则，并于1951年在德国法兰克福召开的“社会党国际”成立大会上公开提出。经过这次会议，民主社会主义被传播到许多国家，不少社会登上执政党地位后，即将福利国家的理论变为执政的纲领和政府的现实的政策。其福利理论流派及政策的主张如下：
1.福利经济学及其政策主张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庇古1920年写成的《福利经济学》一书的出版，标志着福利经济学的诞生。后来，在希克斯、卡尔多、萨缪尔森和黄有光等人批判和吸收旧福利经济学的基础上，到20世纪50年代福利经济学理论进一步发展为新福利经济学。尽管传统福利经济学以持有基数效用论抑或持有序数效用论为分水岭而有新旧之分，但大体上都包含了两个层次的内容：一是论证竞争市场的有效性及其例外；二是认可政府能够有效地矫正市场失灵，从而实现某种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在旧福利经济学中主要反映功利主义式的社会成员效用的最大化；而在新福利经济学中则反映为社会效用函数的最大化。作为“福利经济学之父”，庇古确立了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标准，即经济福利将随国民总收入的增加而增大，同时，经济福利根据边际效用递减原则，当所有人的收入均等化从而使货币的边际效用相等时，社会经济福利最大化。庇古认为，如果把富人收入的一部分转移给穷人，经济福利就会增大，而收入转移的途径就是政府向富人征收累进所得税和遗产税，然后举办社会保障事业，补贴穷人，即用来发放失业津贴、社会救济、养老金、医疗保险、房屋供给等。这些收入转移将会增加穷人的实际所得。其论点为西方“福利国家”提供了最初的理论依据。
新福利经济学则提出了补偿原则和社会福利函数。补偿原则的基本思想是：国家的任何政策变动都将会导致市场价格变化，都会使有人受益，有人受损，这是不符合帕累托最优条件的福利原则的。应该从受益者那里取走一些收入以补偿那些受损者，如果补偿后还有剩余，就说明社会福利增加了，这样的国家经济政策才是合理的。社会福利函数理论的基本思想是：社会福利是全体社会成员所购买的商品和所提供的要素和其他有关变量的函数，帕累托生产和交换的最优条件仅是福利最大化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其充分条件是收入分配的合理化。而所谓的合理收入绝不是收入分配的均等化，它归根到底是由某种道德信念来决定的。
被称为“经济学的良心”的阿马蒂亚・森在1998年以对福利经济学的贡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其研究范围涉及社会选择的公理化理论、福利和贫困测度指数的定义、对饥荒的经验研究等。阿马蒂亚・森把发展的目标看作是等同于判定社会上所有人的福利状态的价值标准[3]。财富、收入、技术进步和社会现代化等固然可以是人们追求的目标，但它们最终只属于工具性的范畴，是为了人的发展、人的福利服务的。阿马蒂亚・森认为，以人为中心，最高的价值标准就是自由。这种实质的自由是指享受人们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
2.瑞典学派的福利经济理论及政策主张
瑞典被人们称之为福利国家的橱窗，而其依赖的思想就是瑞典学派的福利经济理论。
瑞典学派的福利经济理论的主要思想有两点：一是依靠政府的干预，通过宏观经济调节的方式来平抑经济周期的波动，这一点类似于凯恩斯主义，但瑞典学派更强调市场的作用；二是用收入再分配的方法，主要是指利用累进所得税以及转移性支付，举办社会福利实施，使社会各阶级、集团之间的收入和消费水平通过再分配趋于均等化，从而实现收入的平等，这一点与福利经济学相似，但瑞典学派更强调阶级调和。瑞典学派不仅在理论上为福利制度奠定了基础，而且在实践上也得到了应用。由此瑞典便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走上积极稳定政策道路的国家，同时也开创了以国家干预进行“充分就业”和“收入均等”的瑞典福利模式，成为独特的“混合经济”下的“福利国家”。
瑞典学派的“自由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制度理论是瑞典福利制度的理论基础。其主要内容是：在政治上保留西方的“民主制度”(即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实行“国有化”、“福利国家”、“市场经济”三者相结合的制度。
3.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与罗斯福的“安全保障社会化”理论
西方国家1929―1933年的大萧条使政府和公众都认识到，失业不仅给劳动人民带来痛苦，而且使经济和社会陷入难以摆脱的困境，只有政府作为组织者才有能力实行包括失业保障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扩大社会需求，抑制通货膨胀，从而有可能摆脱旷日持久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
源于对大萧条的理论思考，凯恩斯于1936年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4]，阐述了国家干预经济理论及相关对策。凯恩斯主张通过累进税和社会福利等办法重新调节国民收入的分配。国家对社会福利领域的干预有助于增加消费倾向，实现宏观经济的均衡。
而为了面对大萧条的严酷现实，罗斯福总统突破了当时美国社会福利观念中占主流的保守主义的束缚，于1934年底在第二次“新政”的酝酿时期就提出著名的“安全保障社会化”理论。其主要的内容是：①安全保障问题在工业化社会日益突出，社会保障成为一项取消传统“家庭保障”的制度安排。②“普遍福利”为核心的社会保障制度应成为国家的根本制度之一。一切人都应当享有安全保障权利，以免陷入年老、病残、残废和失业的困境。③社会保障制度应与国民的自我保障意识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罗斯福政府认为，社会保障制度的资金应取之于民，用之于民。1935年，《社会保障法》获得通过，它对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虽然新旧福利经济学与凯恩斯理论都是福利国家建立的主要经济学理论基础，但福利经济学与瑞典学派是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出发讨论再分配对提高社会福利的必要性，凯恩斯理论则是以维持社会再生产连续性为目的来考虑社会保障政策。在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过程中，如果按政府的责任和保障水平来划分，同属于干预主义的福利经济学和凯恩斯理论其实分别主导了两种不同的福利制度模式：一是“全民福利型”，即国家对全体公民实施普遍的社会福利项目，资金来源于税收，全部或大部分由国家财政支付，个人基本上不缴纳保险费或缴纳很少。如瑞典等西北欧国家就采用这种欧洲大陆模式，我们称之为福利国家。二是“社会共济型”，即以个人或雇主交纳保险费为主，政府财政给予补贴，采用这种模式的国家主要有美国及澳大利亚等盎格鲁-萨克逊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两大脉络各自的发展重心由战前的英国和德国转移到美国和北欧各国。欧洲大陆模式向其公民提供了标准更高的社会福利，政府的参与程度也比较高，但其经济效率相对较差，出现了20世纪80年代的福利病。
社会保障制度危机与新自由主义的兴起
西方福利国家发展到70年代末，相继步入困境，福利支出成为一种沉重的负担。由国家维持高标准的福利制度的高费用和低效率导致经济政策的失败。干预主义主导的社会保障制度遇到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和经济危机。20世纪70年代，包括公共选择学派、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在内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大行其道，其核心内容是政府失灵，其政策主张的基本理念是政府无为而治。与民主社会主义相反，新自由主义是明确反对福利国家政策的。他们认为，庞大的社会福利的开支已经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沉重的财政负担[5]。社会福利制度的推行，降低了经济效率，削弱了国际竞争力，减少了利润。新自由主义要求大量消减社会福利开支和降低国家在这个领域的作用。新自由主义反对国家调节失业率，认为劳动市场可以通过工资涨落和劳动力的供需之间的自发调节而实现充分就业。
哈耶克、弗里德曼等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认为：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私人企业制度和自由市场制度是到目前为止最好的制度，国家过多的干预经济忽略了市场的能动作用，也妨碍了个人的自我独立；集权主义和社会主义违背了人的本性，实行计划经济是一条“通往奴役的道路”[6]。
以布坎南和奥尔森为代表的公共选择理论家利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来研究政治问题。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只不过是一个无意识、无偏好的“稻草人”。由于政治家和官僚本身都是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因此人们就不能指望他们总在关心公众或社会的福利。公共选择的最终目的，是要寻找一种规则，从而使只关心自身利益的个人在自利的同时也造福社会。
弗里德曼及其货币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内在稳定性，政府的干预政策对失业来说虽然在短期内有一定的效果，但只是暂时的，并且它与通货膨胀有关。而长期来看，如果要想把货币的市场利率和市场失业率控制在“自然利率”和“自然失业率”以下是不可能的，“自然利率”是投资与储蓄的均衡价格或称资本需求与资本供给之间均衡价格，“自然失业率”是指存在的岗位空缺和失业人数之间的均衡点。如果市场利率和失业率处于均衡状态，那么商品与劳动力这两个市场则处于自然状态。在这个状态下，如果增加货币供给量，就会导致利率下降和商品需求的增加，产出也就增加，就业也必然随着增加。同时通货膨胀也将会高于预期，这样价格上涨将会增加市场利率上扬的压力，使之再次回到自然利率水平，从而使失业率也会重新回到原来的自然失业率水平。货币主义的结论是，从长期来看，政府的任何行为都是徒劳无效的。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根本没有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故弗里德曼对失业社会保险的效果持否定态度。
在英国，自称为哈耶克信徒的撒切尔夫人在1979年就任首相后，积极推行货币主义，大幅度削减福利支出，于1986年通过了新的社会保障法案，使政府从繁重的公共保障制度中抽身，同时鼓励私人养老金的发展；智利政府也采纳了货币主义的改革理论，大胆使用留美归国的号称“芝加哥弟子”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充当了社会保障私有化改革的急先锋，取得了重要的改革成绩，成为社会保障成功的典范。
作为经济自由主义的代表，供给学派的社会保障思想对美国的改革产生很大影响。供给学派分析社会保障问题有两种不同的思路：一是运用“拉弗曲线”作为分析工具，论证减税的必要性。1981年1月，里根就任美国总统，制定了经济复兴计划，开始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较大调整性的改革。大幅度削减社会福利支出，在1982―1984年，共减少了1 279亿美元，把联邦政府的责任向州和地方政府转移。同时，新自由主义主张减税，并承认富人会得利，因为只有合理的税率才能吸引富人去投资。1981年，里根政府制定减税法案，全面降低个人所得税。
二是选择储蓄作为中间变量，主要在养老社会保险领域讨论现收现付制度和完全积累的个人账户制度对经济增长产生的不同影响。供给学派的代表马丁・费尔德斯坦认为，社会保障通过“资产替代效应”和“引致退休效应”从相反方向影响个人储蓄。据他估计，在1929―1971年间，美国的社会保障计划(即现收现付制)大约减少了50%的个人储蓄。这会使投资减少，产出降低，有碍于经济增长。因此，他极力主张美国养老社会保障制度的私有化改革，并鼓励社保基金从现收现付转向基金制。
“中间道路”――妥协与矛盾中的社会保障改革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克林顿入主白宫和布莱尔当选首相，两人分别宣称奉行“中间道路”。作为一种学说或思潮，中间道路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其代表人物有马克米廉、贝弗里奇、马歇尔等人。它是基于三个基本假设建立起来的一种介于民主社会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一种理论。其假设如下：第一，资本主义是最好的体系，这个体系导致了经济的高速增长；第二，不管资本主义有什么优点，它本身仍有许多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导致了贫困、不可容忍的不平等和失业。第三，相信政府能最大可能解决这些问题。“中间道路”能给社会福利制度带来一个新的选择吗?
(1)克林顿的社会保障思想。克林顿当选为美国总统后，在他向国会提交的经济报告《美国的前景》中提出了自己的政策主张，他认为自己的政策是介于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之间的折中主义经济政策。克林顿采取的政策措施涉及到社会保障方面的内容主要有：①短期内增加政府开支以缓解失业。②长期内增税减支以削减财政赤字。削减财政赤字，减少政府债务，是克林顿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③改革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美国的健康保险制度是克林顿政府社会福利政策的中心。克林顿主政之前的美国有3 500万人不享受任何医疗保健，于是他强调建立更广泛的高效的医疗保健网络，雇主应为职工提供更多的医疗保险。这表明，一方面，克林顿主张增税，另一方面又主张降低高收入者享受的过于优惠的税收待遇和削减公共部门过高的医疗保健开支，将政府公共开支向低收入阶层倾斜，这甚至可以理解为在不同收入阶层之间进行某种形式的再分配。因此，克林顿自称奉行“中间道路”。
(2)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工党主席布莱尔出任英国首相后，即提倡“第三条道路”，它实际上是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在英国的新发展。所谓第三条道路，即“中间道路”，它在内政上主张经济增长与保持社会公平有效地结合起来，在外交上强调“共同的价值观”与“命运共同体”。它倡导积极的福利。“积极的福利”开支将不再是完全由政府来创造和分配，而由政府与其他机构(包括企业)一起通过合作来提供。在积极的福利社会中，个人与政府之间的契约发生了转变，因为自主与自我发展将成为重中之重。积极的社会福利不仅关注富人，而且关注穷人。
“第三条道路”对社会保障问题持如下基本观点：国家仍然在福利领域起重要作用，并认为稳定与秩序是全部社会生活的基础，而不公平和贫穷不仅剥夺了个人的自由和保障权利，而且对国家和社会的稳定构成了威胁和挑战。因此，国家需要提供相应的社会保障。然而，中间道路者又不赞成国家提供过多的福利，认为这侵蚀了人们的生活意志和自我负责的精神。因此，他们认为福利的提供应当是政府、非政府组织和个人的共同参与。国家不仅应该提供适当水平的养老金，而且应支持强制性的养老储蓄。提倡把国家资金和私人资金结合起来为老年人提供养老金的制度[7]。
通过对上述“中间道路”理论的评析，我们发现它是在妥协和矛盾中发展起来的一种折中理论，其理论观点及政策主张能解决当时现实社会中的一些问题。它实际上是对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大力推行引起各种矛盾的一种矫正，又注定了它是一个过渡的阶段。它主张的福利制度也是一种混合和折中，而不是一种创新。
新型保守主义下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前景
美国新型保守主义源于20世纪60年代下半期的美国政坛，新型保守派特别强调社会文化价值观，尤其是宗教伦理精神，认为他们是维系美国文明大厦的基石。他们认为，一个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结构都建立在文化价值观念基础之上，缺少文化价值观的支撑，社会共同体将难以为继。其思想渊源和哲学基础主要来自强调个人自由和个人精神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新型保守主义不像传统保守主义那样一味强调个人作用和责任，彻底排除政府的干预和调节功能，而是主张政府理性的管理、适当的调节，以确保整个社会的建康发展[8]。经过30多年的发展，新保守派已成为当今美国社会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2001年布什总统上台后，开始推动社会保障私有化的进程。以小布什为代表的美国新保守主义者认为以前的社会保障制度违背了美国传统价值观， 进一步助长了个人懒惰、依赖他人的消极道德观。他们认为， 单亲家庭的增加、要求获得救助者人数的不断上升， 主要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大社会、小政府、低税收、有限福利模式政策的发展趋势。布什政府的种种举措也正是减少国家政府权力、扩大各州的自治权的尝试。
2003年1月，他呼吁允许年轻人选择将部分的社会保险税投入个人存款账户中。他希望利用私人投资账户，允许个人将一部分老年、遗属及伤残信托基金投资于股票，从而使个人能更加主动地调整自身的收益。此外，在2001―2003年间布什政府还采取了大刀阔斧的减税措施， 希望借此促进国内经济的活力，并进而间接地改善社会保障制度的赤字问题。然而， 到2003年， 经过两轮减税行动之后， 美国的税收在国内经济中的比率下降到了自195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在布什的第二任期内，针对普通民众福利收益率降低， 布什政府对普通家庭，尤其是低收入家庭给予一定的医疗保险资助[9]。
不过不少人美国认为社保基金赤字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政府利用此项基金来抵消减税所导致的财政收入减少的结果。看来，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还需要进一步寻找新的出路。
近几年来，西欧国家有关社会保障制度的讨论进入一个更高的阶段，相当部分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在对新保守主义的右倾思想及其推进的模式进行解构的同时，更加注重通过对模式的比较研究来区分利弊得失，无论是瑞典模式还是美国模式都不能照搬，只有对以前制度的再改造，并结合本国实际情况，才能适用于新时期的发展需要。
总结
近一百多年西方社会保障的发展和实践进程表明，社会保障制度的安排实质上是一种社会价值的选择，而社会价值取决于一个时期的主流社会政治经济思潮。[10]不管是国家干预与自由竞争的选择，还是平等与效率的选择，抑或是具体的制度安排与发展手段的选择，当代西方的社会学思想、经济学和政治学思想所取得的成就为社会保障制度选择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思想准备。
注释：
[1]何春雷.社会保障制度的国际比较.法律出版社，2001
[2]华迎放等译.贝弗里奇报告――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
[3]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4]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77
[5]郑秉文.经济理论中的福利国家.中国社会科学，2003(1)
[6]哈耶克.通向奴役的道路.商务印书馆，1992
[7]李珍，刘子兰.西方社会保障理论及其政策主张回眸.经济学动态，2004(1)
[8]王恩铭.论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解读当代美国新型保守派.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10)
关键词：罗斯福新政；凯恩斯主义；相互关系
一、史学界的几种不同说法
罗斯福新政与凯恩斯主义之间的关系，史学界历来有着几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罗斯福新政是以凯恩斯主义为思想依据。美国共产党前主席威廉·福斯特说：“新政大部分是以著名的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思想为依据的。”美国史学家约翰·加勒蒂也曾说：“……萧条的紧急情况迫使他的政府开支超过他的政府税收。这样，他就部分采用了凯恩斯主义的办法。”
与以上观点持不同意见的是我国学者黄绍湘，他在其著作《美国通史简编》中说：“罗斯福新政及其‘智囊团’实行‘新政’的指导思想是采用当时美国芝加哥学派的观点，它是和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凯恩斯的理论或‘凯恩斯主义’相吻合的。”
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二者是不谋而合的，我国学者刘绪贻、金重远就持这种观点。
二、“不谋而合”
罗斯福毕业于以“实用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哈佛大学，罗斯福在上大学的最后一年，选修了4门经济学课程，“讲授这些课程的老师，都是主张改革的；他们反对自由放任主义……他们是主张‘管理国家’的。”可见罗斯福在青年时代就已经接触了这种类似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观点。到罗斯福就任美国第三十二任总统时，他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经济理论”或者说危机处理的方法。富斯菲尔底根据自己的研究，将罗斯福的“经济理论”概括为：“私营企业、私人利瑞经济不应消灭，应当保留。可是，这种经济的运营并不总是促进普遍福利。因此只要有必要，这种运营就必须有各州和联邦政府作出努力加以改进和补充。”当然罗斯福本人则否认自己有什么“经济理论”，这也表明罗斯福确确实为实用主义者。
在罗斯福致力于新政的同时，严重的经济危机也使得以“萨伊定律”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彻底的破产，形成了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学派、美国早期芝加哥学派以及凯恩斯主义等。
凯恩斯主义从产生到成为西欧乃至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政策指导思想，有着一个长期的过程。在1931年的哈里斯金圆桌会议上，凯恩斯对美国实行公共工程还表现的信心不足：“我感到，关于实行公共工程的理由，在美国要比英国小得多。”1933年，凯恩斯在《走向繁荣之路》一书中对财政政策作用的肯定程度才开始加强，1936年标志着凯恩斯主义形成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发表，这时已经是新政的第三个年头了，新政的推行无疑早于凯恩斯主义的形成。
三、罗斯福与凯恩斯到底谁成就了谁
凯恩斯对罗斯福本人的影响是非常小的。1934年罗斯福总统在白宫接见了这位经济学家，会后罗斯福说道：“他完全是个书呆子。他一定是个数学家，而不是一个政治经济学家。”凯恩斯把这些财政措施当作原理，而罗斯福只是迫不得已“只把它当作权宜之计，目标还是平衡预算……”
相反，罗斯福新政则对凯恩斯主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29年以来，凯恩斯就密切关注着美国的时局，并多次在《大西洋》等杂志上发表文章，为“新政”出谋划策。1933年7月，美国反对恢复金本位，要求美元贬值。对于此举，凯恩斯在《每日邮件》上写文章盛赞说：“罗斯福总统做得极其正确。”凯恩斯的种种言论表明，其从“非凯恩斯主义者”发展到“凯恩斯主义者”这一过程中，“新政”毫无疑问地对凯恩斯起着促进作用。
“新政”的成功在当时的舆论界被普遍认为是凯恩斯理论指导下的结果。这一赞赏也逐渐被资本主义学界，甚至政界所接受。于是“凯恩斯主义神话”便应运而生。由此可见，“新政”促进了凯恩斯主义的传播和认可，奠定了凯恩斯主义“新正统”地位的基础。在标志着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成为一个完整体系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发表将近10年以后，凯恩斯主义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新正统”地位被最终确立了下来。
参考文献：
[1]威廉·福斯特.美国共产党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
[2]约翰·加勒蒂.美国简史.哈珀与罗出版社，1985.
[3]黄绍湘.美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83.
[4]丹尼尔·R富斯菲尔德.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经济思想与“新政”起源.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6.
【关键词】经济增长；收入差距；福利成本
经济增长往往意味着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因而受到经济学家们的极大关注和家庭的普遍欢迎；而对于收入差距拉大，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看法，一般认为，家庭是风险厌恶者，他们喜欢持续稳定的消费增长，对于收入差距拉大，富人持欢迎态度，穷人则持厌恶态度，总体来说，收入差距的拉大有损于社会整体福利水平的提高。因而，作为社会福利的坚决捍卫者，政府在促进经济较快增长的同时，应该关注并尽可能减小收入差距。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对于这两者的关系问题，却存在很大的争议.
从理论上来讲，早期研究中一种较为流行的看法是，收入差距有利于激励生产者，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与此相反，一些发展经济学家提出了与上述看法不同的观点，例如，托达罗在其名著《经济发展》一书中提出了平等实际上是发展中国家实现自我持续增长的一个条件的思想。近十多年来，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再次受到了增长经济学家们的热切关注.
但研究结论同样具有很大的分歧，一方面，经济学家们观察到的实际情况是，在一些增长较快的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持续增长伴随着相对较小的收入差距，而在一些南美国家，收入差距巨大却与经济增长停滞并存，由此，部分经济学家认为收入差距可能对经济增长有负面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有一部分研究文献认为，得出上述结论的实证研究往往犯有数据不准确和遗漏变量的错误，因而研究结论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实际上，一国收入差距的拉大与随后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同向关系（forbes，2000）。总之，现有研究结论的不一致对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很多有待回答的问题.
就实践来看，近二十年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奉行的分配原则，然而，在经济实现高速增长的同时，我国的收入差距却在急剧拉大。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与此同时，居民收入差距也经历了急剧扩大的过程。据世界银行和其他中外研究者的计算，中国的基尼系数在1980年为0.320，到1984年一度下降到0.257，到1990年上升到0.355，2001年进一步达到了0.447（世界银行，2004；wider，2000），开始越过0.4的国际警戒线，并连续几年直线上升，2006年达到了0.46，贫富差距不断恶化.
根据世界银行2005年发展报告，按由低到高的顺序排列，中国的基尼系数在120个国家和地区中名列第85位，已经接近一些社会分化严重、经济增长停滞的拉美和非洲国家水平。近几年来，理论界关于公平和效率的讨论更是不绝于耳，因而，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是，当前我国的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对社会福利水平到底具有怎样的影响.
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目前的研究大都停留在定性的层面上，而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各自对社会福利的影响恰恰是一个定量研究才能回答的问题，这是现有研究的一个不足。另外，政府在制定相应的经济政策时，仅仅考虑经济增长速度是不够的，因为政府的目标应该是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因而需要在理论上对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的福利效应进行分析。但是，目前关于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绝大部分研究都是在增长理论的框架下进行的，因而很难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对家庭的福利水平的影响进行定量分析研究（陆铭等，2005）.
本文认为，对收入差距问题的正确认识应该建立在福利分析的基础之上，在这方面，卢卡斯（1987）对商业周期福利成本和经济增长福利收益的估算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可供借鉴的范例.
福利分析方法考虑单个消费者的偏好特征，尤其是时间贴现、风险规避以及收入差距等因素，而这些因素可能会显著地增强再分配对社会福利的重要性，从而弱化增长对社会福利水平的影响力。因而这种分析方法才更有可能定量地对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做出新的解释.
二、模型
（一）社会福利的定义
本文关于经济的假定与卢卡斯（1987）关于经济的假定基本相同，假设时间是离散的，人口总数固定不变并正规化为1.
代表性个体最大化如下效用函数的期望终生总效用：u（c0）=e0∞t=0σβtu（ctσσ）（1）其中，c0是消费者的初始消费水平，ct表示第t期的消费水平，e0为期望算子，β是主观贴现因子。为了简化分析，我们假定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crra（常相对风险规避）形式，即有：u（c）=c1-γ-11-γ，这里为跨期替代弹性（ies），γ为相对风险规避系数。进一步地，假定消费的对数在确定性趋势附近稳定波动，可以用如下的随机过程来描述：lnct=ρlnct-1+（1-ρ）（a+bt）σηt（2）其中，ρ∈[0，1]表示消费的持久性。a和b是常数。ηt表示消费受到的冲击，且服从标准正态分布，在这些假定之下，消费的无条件分布满足：lnct：n（a+bt，σ2x），其中，σ2xσ21-ρ2。显然，σ2x度量了模型所描述的经济的不平等程度。参数a和b的选择要使得第t期的总消费ect等于（1+λ）（1+μ）t，在该设定下，μ为消费的增长率，而λ为时刻0的消费水平，后面我们用它来度量不同的实验中的福利收益或福利成本，在基准情形下，令其等于零。本文关于社会福利的定义与juancarloscor-dobaandgenevieveverdie（r2005）是一样的：w∫u（c）f（c）dc（3）其中，f（c）表示在时刻0消费水平低于或者等于c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按照作者的解释，这样定义的社会福利函数具有如下两个方面的优点：第一，该福利函数平等地衡量每一个个体的福利水平；第二，个体之间的福利差异并非由他们的偏好不同所导致，而是由个体不同的资源禀赋所引致。这样，结合上述（1）、（2）、（3）式和效用函数的具体形式，可以得到福利的计算公式：w=eu=ee0∞t=0σβtu（ctσσ）=∞t=0σβtec1-γ-11-γ=11-γ∞t=0σβte（1-γ）（a+bt）+12（1-γ）2σ2x-σ1σ将常数a和b代入上式，化简后可得：w=w（λ，μ，σ2x，γ，β）（1＋λ）（1+γ）e-γ（1-γ）σ2x/2（1-γ）（1-β（1+μ）1-γ）-11-γ11-β（4）为了便于福利比较，我们需要计算基准福利水平，基准福利水平满足：w0=w（0，μ0，σ20），各参数均取其基准值.
（二）福利成本的定义下面，我们遵循卢卡斯（1987）和juancarloscordobaandgenevieveverdie（r2005）的做法来定义几种福利成本（收益）的度量。我们首先将福利成本定义为：为了使社会计划者在基准水平和另外一种情形下无差异的消费水平的改变比例。这意味着收入差距的福利成本就是社会计划者为了消除收入差距而放弃的增长数量.
1.消除收入差距带来的增长成本。
我们定义如下的福利成本：w0=w（0，μ0＋μx，0），按照这个定义，μx表示社会计划者为了消除收入差距而放弃的经济增长率。显然，μx<0，利用上述公式（4）和基准福利水平的定义式，可以求出：μx=1β1-eγ（1-γ）σ2x/21-β（1+μ0）（1-γ）σσσσσσ11-γ-（1+μ0）（5）另外，也可以考虑补偿社会计划者的另外一种途径，即社会计划者牺牲增长来换取收入差距的降低。由此，我们可以定义如下：w0=w（0，0，σ20-θxσ2x），按照这样的定义，θx×100即为社会计划者愿意接受的以零增长所换取的收入差距的减少比例。同样地，我们可以解得：θx＝2ln（1-β）－ln1-β（1+μ0）（1-γ）σσσσγ（1-γ）σ2x（6）鉴于文献中常常认为收入差距是由于向个人提供激励所造成的部分结果，一个自然的想法是，同时消除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的结果会是什么。由此我们可以定义如下的福利度量公式：w0=w（λx，0，σ20-σ2x0），这里，λx是当前收入差距-增长组合的净福利收益（如果为负，则为成本），同样地，我们可以求出：λx=e-γσ/21-β1-β（1+μ0）（1-γ）σσ11-γ-1（7）三、参数校准及数值计算结果（一）校准为了计算上节中定义的各种福利度量的具体数值，我们首先需要校准相应的参数数值μ0，σ2x，β和γ.
首先，对于人均消费的增长率来说，目前还没有可供直接参考的数据，研究者主要是通过估算来间接获得数据。陈彦斌和周业安（2005）依据《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全国居民消费水平”构建了1985年~2003年中国对数实际人均年度消费数据.
在时间作为唯一的解释变量的情况下，其回归系数是消费的平均增长率。他们测算的结果为：μ=0.06。考虑到这类数据的缺乏和上述作者计算的合理性，本文采用了上述数据.
其次，对于一国国内消费分布的数据也无法直接得到，kruegerandperr（i2002）就美国的个人消费的对数的标准差进行了估计，在控制年龄和种族的情况下，该数值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大致固定在0.48左右。考虑到中国经济具有较大波动性的特点，在本文中这一数值取0.5.
再次，对于相对风险规避系数γ，已经有很多文献进行了估计，但对于其合意值却存在很大的争议。hal（l1988）以及campellandmankiw（1989）发现跨期替代弹性接近于零，这意味着相对风险规避系数γ趋于无穷大。而在另外一个极端上，beaudryandvanwincoop（1996）发现γ近似等于1。为了便于比较，我们遵循卢卡斯（1987）的做法，我们使用γ的不同数值来计算福利成本，我们取γ∈[2，5，10，20].
最后，对于主观贴现因子β，现有的关于福利分析的文献中，往往取值为0.95或0.90，例如，lucas（1987）就是这样。本文遵循这类文献的做法，在计算中取其值为0.95.
（二）数值计算结果及比较分析
在对各个参数校准的基础之上，表1计算并报告了我们在第二节中定义的福利度量。μx度量的是社会计划者为了消除收入差距而导致的经济增长率的下降比例。比如，当γ=10时，μx=-6.57%，这意味着社会计划者愿意接受消费增长率下降6.57%的代价来消除收入差距。由于基准增长率为6%，新增长率就是-0.57%，这意味着收入差距的社会成本是不可忽视的.
计划者为了减小收入差距，就要降低经济增长速度，θx度量的是能够补偿计划者降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福利损失的收入差距的减少，举个例子，当γ=10时，θx=19.3%，这意味着计划者仅仅需要收入差距降低19.3%来补偿增长的缺失。从表1中可以看出，收入差距的相对较小的降低就可（下转第102页）2x??各个指标的权重值确定如下：a1=（0.4170.0980.0620.2630.160）a2=（0.4580.2520.0560.1450.089）a3=（0.0540.4670.0870.2490.143）a4=（0.4290.0360.1220.0620.229）陕西移动公司营销渠道的初级评价如下：b1=a1*r1=（0.05770.18350.70990.27540.7896）b2=a2*r2=（0.05420.31630.33690.20890.0837）b3=a3*r3=（0.11010.20540.33260.23030.1282）b4=a4*r4=（0.20530.25000.33060.18610.028）陕西移动公司营销渠道的综合评价如下：r=0.05770.18350.70990.27540.78960.05420.31630.33690.20890.08370.11010.20540.33260.23030.12820.20530.25000.33060.18610.02!\"\"\"\"\"\"\"\"\"#$%%%%%%%%%&8b=a*r=（0.08700.27440.36350.21480.1388）计算综合评估值，根据评语系数矩阵v=（54321）t，可以计算出综合评价结果（见表3）.
三、结论
通过上述计算方法，可以量化、了解各个移动通信公司营销渠道经营管理的基本情况，不但可以从整体上进行比较，还可以就单个指标进行衡量和对比；也还可以将不同地区的同一企业在当地的营销渠道的管理情况进行横向比较，或将相同地区不同移动通信公司营销渠道的管理情况进行纵向比较，从而为企业有针对性的提高营销渠道的绩效以及指定相应的优化管理方案提供量化基础和依据.
表3陕西移动公司营销渠道综合评价情况
【参考文献】[1]周成国.中国移动，3g运营策略前景分析[j].移动通信，2005，（1）.
[2]邓刚，陈武.营销渠道绩效体系的构建[j].创业科技月刊，2005，（6）.
【关键词】教育福利政策功能价值分析
在我国，很少有学者或官方文件使用“教育福利政策”概念，与此相近的概念主要有教育资助政策、教育救助政策，等等。笔者以为，采用资助或救助的概念表述，强调的往往是经济援助或某一方面的扶持措施，其背后逻辑更多体现为一种救济施舍而非公共教育服务的责任担当，这远远不足以涵盖教育福利的核心要义。
福利经济学派的开创者英国经济学家庇古认为，福利由效用构成，效用就是满足，人性的本质就是追求最大的满足即最大的效用，也可以说是追求最大的福利。从经济学视角看，教育本身具备正外部性效用的典型特征，因而与福利密切相关。所谓教育福利，是指以促进和保障教育权利公平为目标，通过各种途径为扶持和发展教育事业所做出的努力，从而达到提高国民素质、推动个人和社会全面发展的整体效用。
从功能主义观点出发，有学者将社会福利分为“补救型”的社会福利和“制度型”的社会福利两种类型[①]，前者的服务目标主要是针对“弱者”，后者则强调为全体社会成员服务。据此，作为社会福利重要组成的教育福利亦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普惠型”教育福利，强调所有社会成员都有权享有一定年限或某种类型的教育，并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维护其受教育权利或机会，如向适龄儿童提供“免费义务教育”；二是“选择型”教育福利，基于事实上的教育不公平状态和促进教育的整体效用考虑，倾斜性地为弱势群体提供福利服务，保障其受教育权利落到实处。社会学理论一般认为，所谓弱势群体是由于某些自身障碍或缺乏经济、政治、社会机会而在社会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群，多指社会中需要给予特殊关爱和照顾的人群共同体[②]。
与社会政策旨在“解决社会问题以实现公正、福利等特定的社会目标”[③]的根本观点相契合，所谓教育福利政策是指国家和社会针对具有普遍意义的教育公平问题，为调节和满足社会或特定群体的教育需求，提升其教育福祉，通过一定的决策程序，制定并颁布实施的系列法律、条例、措施和办法的总称。从动态分析，教育福利政策涵盖政策决策、执行、监督和评价的全部过程；从静态分析，教育福利政策特指相关法律、条例和措施等具体表现形式。如前所述，基于政策指向的目标社会群体，教育福利政策可以分为“普惠型”教育福利政策和“选择型”教育福利政策。采用何种教育福利政策，往往与一定的国家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特定结构以及社会文化背景等因素密切相关。
一、教育福利政策的功能
教育福利政策的宗旨在于维护和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权利，促进教育公平进而深刻影响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推动社会协调全面发展。总理在200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曾强调指出：“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教育公平是重要的社会公平。”
（一）政治功能：保障受教育权利，促进教育公平
教育公平是教育福利政策的合法性基础，教育福利政策是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手段。教育公平包括入学机会公平、受教育过程公平和教育结果公平三个层面。与此相呼应需确立三项基本原则：机会均等原则，即不论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它观点、民族或社会出身、经济条件或家庭背景，所有人均有相同的机会升入教育系统某个特定学习阶段；过程公正原则，即学习者在大致相当的环境和条件下接受教育，并且基于公正的规则要求开展竞争；结果补偿原则，即对处于相对弱势的受教育群体予以必要支持，保障其平等参与学习和竞争，共享教育发展成果。诚如罗尔斯主张：“为了平等对待所有人，提供真正同等机会，社会必须更多注意那些天赋较低和出生于较不利的社会地位的人们”[④]。
“在现代社会，受教育已经是一个人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没有受过教育的公民难以融入现代社会，其个性、尊严和基本需求也得不到充分的发展和实现”。[⑤]通过制定和落实教育福利政策，尤其是借助各种途径对教育资源进行调节和再分配，为贫困学生、残疾学生、流动人口、女性群体等常常处于教育困境的人们提供必要补偿，可以有效地维系和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权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公平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比如随着教育主体多元化，公立、私立学校以及不同等级学校之间在法律地位上存在微妙差异，在不同教育机构接受教育，往往会导致教育福利的待遇迥然，民办学校学生助学贷款难即是一例。从更深层次分析，社会资本进入教育领域后，如何均衡资本逐利本性与教育公益属性二者之间的摩擦和冲突，需要不断完善教育福利政策来加以和统筹发展。
（二）经济功能：提高个人收入水平，促进国民经济增长
现代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推动经济长期增长最主要的动力来自知识（人力资本），这些知识一方面可以转化为新技术和新产品，直接推动经济增长；一方面会通过溢出效应增加社会的知识总量，长期推动经济增长。随着我国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教育与人们的收入水平、生活水平之间的共变关系越来越密切。个人的受教育程度，将直接决定其工作机会的选择和工作报酬的水平。
明瑟收益率是衡量教育与经济收入相关度的重要指标，表示社会成员每多接受一年教育，在经济收入上提高的百分比。北京大学岳昌军教授基于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研究表明：简单明瑟教育收益率从1991年的2.76%上升至2000年的8.21%。而且，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年均教育收益率呈现出明显的递进规律。相对接受小学教育者而言，初中、高中、中专、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的年均教育收益率依次为3.74%、5.24%、5.40%、6.24%和8.84%[⑥]。通过完善和落实教育福利政策，为人们更多更好的受教育机会，有助于缩小社会教育差别，进而弥合日益拉大的社会收入差距。事实上，也惟有均衡发展教育，才能将我国庞大的人口资源转换为人力资源，从而为国民经济的永续发展注入不竭动力。“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支出，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大大高于诸如资本品的其他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尤其是在知识经济的形态下，这种趋势更加明显。”[⑦]
（三）社会功能：促进社会流动，建设和谐社会
社会阶层结构是社会结构体系的核心内容。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呈现出典型的“金字塔”特征：极少数位于塔尖的群体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并占据大部分社会资源；大部分群体居于塔基，他们缺乏必要的社会话语权，生活状况常常处于贫困线和温饱水平之间；介于二者之间的中间阶层群体只占社会的少数。有研究表明，受教育水平与职业选择高度相关。从事较高层次职业的人，往往具有较高的受教育水平；从事较低层次职业的人，往往受教育水平也较低；不同的职业选择本身往往意味着不同的社会声誉、社会地位和资源拥有程度。
社会流动是社会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源泉，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社会分层理论认为，形成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前提是有开放的社会空间、合理的社会流动，尤其底层成员能够有机会向上层流动。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认为，学校教育的社会功能有二:一是社会化，二是社会选拔。柯林斯曾尖锐地指出：教育是限制经济领域中具有优厚报酬职位的竞争者数量的筛选工具，帮助那些接受过较高层次教育的人占据这些职位。[⑧]在现代社会，教育对于社会分层的影响更加深远和广泛。在社会差别不可避免的前提下，如果能赋予处于社会底层而往往成为弱势群体的人们以更多的教育机会和必要的救济支持，他们就有可能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奋斗，顺利流动到经济、政治、社会地位更高的阶层，从而改善不合理的社会结构现状。反之，若缺乏必要的教育福利，贫困家庭“缺乏知识和技能”的素质缺陷就会如同疾病基因一样代际相传，世代沉沦于社会的底层。（四）文化功能：消除“贫困文化”，促进社会融合
美国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提出的“贫困文化”观念认为，长期生活于贫困之中的穷人，会逐渐脱离社会主流文化、不受主流文化的影响而形成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即特定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价值观念等。这一“贫困文化”的形成和存续，会对周围的人，特别是穷人的后代产生深远影响并且代际相传。处于“贫困文化”体系保护下的穷人群体，彼此之间维系着简单的人际关系，以血缘、亲缘、地缘为半径而建立的社会关系网络规模小，社会资本质量低。而且，由于“贫困文化”的阻隔，穷人与主流社会的接触机会很少，无法通过社会关系网络获取更多的稀缺资源。“贫困文化”现象割裂了社会群体之间的融合，并极有可能造成彼此间的对立和冲突，与建设和谐文化的努力方向背道而驰。
哈夫曼和沃尔夫认为，教育具有积极的外溢作用[⑨]：教育可以改善穷人的知识贫困状态，改变观念、行为、意识与精神面貌，增加与主流文化接触的意愿和机会，增强社会参与能力，扩大其人际交往的范围，从而提高穷人的社会资本存量，切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纽带；教育可以增加医疗卫生知识，改善配偶和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降低因病致贫的风险；教育可以降低生育率，减轻家庭抚养子女的负担，等等。诚如郑杭生教授所主张：“要消灭贫困，首先必须改造贫困文化……而要摆脱贫困文化的束缚，就应当增加他们及其后代与主流文化接触的机会及其被主流文化接纳的技能。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教育，即促进教育机会的均等”。[⑩]
二、教育
福利政策的价值取向
任何时期的教育福利政策都具有一定的价值取向。上世纪70年代，西方许多国家经济发展下滑，一些所谓的“福利国家”开始更弦易辙，大力削减包括教育在内的庞大公共开支，一些学者也开始鼓吹“高福利的负面效应”和“市场机制的高效率”。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在《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一文中提出，公共教育制度是一种政府的垄断，缺乏必要的市场竞争将导致效率低下、资源浪费，无论从经济从社会还是从教育上看都是失败的，唯一的出路是走市场化的条件。哈耶克则认为片面强调社会正义会促使人们对市场秩序产生各种不切实际的期望，市场和竞争原则才是教育活动的基础和依据，并主张国家对教育的投资规模完全应由教育投资的回报率来决定，而一个社会如果要从有限的教育投资中得到最大限度的回报，就应该将投资集中于少数尖子的高等教育。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实行“免费加助学金”的福利教育模式，与西方许多所谓“福利国家”在表面上具有某些共同性，由此在理论界和政策制定者当中产生深刻影响，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要避免福利化的观点成为共识。基于这一逻辑假设，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我国政府一方面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另一方面则在包括教育福利在内的社会福利领域逐步退隐。“教育不是免费午餐”成为改革时代的流行语。直至上世纪末期，随着社会公平引发的社会矛盾日益暴露，政府渐次认识到公共服务对于社会良性发展的重大意义，“责任政府”、“服务型政府”、“关注民生”等概念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同，并引领政府职能转变的努力方向。随着政府角色转型趋势的日益显著、迅捷，教育福利政策坚持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和演变趋势更加清晰。
（一）从消极走向积极
传统社会福利是以公民的各种权利为理论基础，如社会权或公民权等，福利政策常常被看作是消极的再分配功能，是障碍经济发展效率的因素。近年来，各国政府和社会政策研究者开始重新检视社会福利和社会政策的作用。新福利主义理论认为，经济全球化、劳动力的流动性、家庭生活的复杂化以及社会结构的变化迫切要求改变旧有的社会福利制度，增加教育福利的支出，因为只有用于人力资本的投资，才能增加个人参与经济机会的可行性。
教育福利具有人力资本投资功能，通过提高受教育者的知识和技能，增强其社会生存和发展能力，从而减弱对一般性社会福利的依赖。教育福利政策不是简单的社会再分配方案，而是变被动恩惠式福利为主动进取式福利，变事后补偿利为事前预防利，是“授人以渔”而非“授人以鱼”，这也有助于增强整体社会福利政策的可持续性，并推动教育福利政策的关注重点从扶助弱势群体的“选择型”福利逐步拓展到提供公共教育服务的“普惠型”福利。我国实施免费义务教育政策的渐进路程很好地阐释了这一趋势：由少数贫困地区到中西部农村地区，再到全国农村地区，直至2008年秋季在城市全面铺开，最终实现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同在一片蓝天下”。
（二）从济贫走向发展
传统的教育福利政策，关注的往往只是少数贫困特殊群体，以致人们似乎形成这样一种思维定势：教育福利是社会的善义之举，仅与救济经济贫困学生相关。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们逐步认识到贫困不只是物质和经济的匮乏，更是一种“能力的剥夺”，“社会排斥”的概念由此开始纳入对贫困的阐释当中，教育福利政策更多地关注通过教育路径促进社会的整合与可持续发展。教育福利的供给对象开始逐渐覆盖贫困群体之外的其他社会群体，如女性群体、有残障者、流动人口及其子女、少数民族群体，以及其他在接受教育方面处于劣势的群体。就此而言，教育服务的性质已经具备更多的公共特征，即从基于救济的目标向发展的目标逐步延伸。
教育福利本身即是社会公益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教育公平进而推动社会公平的实现是教育福利政策的题中应有之义。不论其身份、地位、家庭出身、财产背景如何，尽量满足所有社会成员在接受教育方面的现实要求，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为此，一方面要营造积极的公平教育环境，实现教育权利面前人人平等；同时要采取必要的优惠政策和特别保护措施，以弥合现实中存在不同群体间的教育不平等鸿沟。事实上，通过必要的帮扶措施，帮助教育弱势群体及个人走出困境，并使其有效地参与社会公共生活，共享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成果，正是暗合了“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全面发展的价值选择。
（三）从单一走向多元
早期的西方国家，教育福利政策的决策主体和行为主体都是政府，尤其在“福利国家”流行时期，政府的角色得到空前强化。国家高度介入教育福利领域，以公共权力干预市场分配不公，使社会成员特别是弱势群体成员的受教育权利得到充分保障。与此同时，教育服务质量欠佳、效率低下、严重、政府负担过重等问题也沉疴日深，“教育市场化”呼声鹊起，且愈演愈烈，“福利多元主义”日渐占据主流观点：强调教育福利服务可由公共部门、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家庭与社区共同来负担，政府角色逐渐转变为福利服务的规范者、福利服务的购买者、物品管理与仲裁者，以及促使其他部门从事服务供给的角色。
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采用“国家─单位制”的模式，基本由政府包揽了所有的教育福利内容。伴随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国退民进”的角色变迁过程在教育福利领域同步上演。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我国政府在教育福利多元化的过程中存在严重的角色缺位，一是忽视了政府的主导作用，“一退了之”；二是忽视了对教育福利的社会组织体系的培育；三是教育收费制度和准入制度政出多门，缺乏科学统一的规范；四是个人及其家庭负担教育成本比例普遍超出其承受能力范围。但无论如何，我国政府推进教育福利多元化的大方向是清晰的，由“福利国家”逐步演变成“福利社会”是促进教育福利事业发展的有效路径。在新的制度框架下，政府的教育福利角色从过去的直接提供者变成主导者，但政府依然是教育福利政策中最重要的角色，包括政策的主导决策者、教育福利资金的提供者、教育服务质量的监控和评估者、教育福利社会组织的扶持者，等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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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陆士桢，常晶晶．简论儿童福利和儿童福利政策［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3年（1）：1－2．
[②]李永生，高洪源．美国解决弱势群体教育问题的政策与实践［J］．基础教育参考，2007年（3）：43．
[③]郑杭生，李迎生．社会分化、弱势群体与政策选择［M］//郑杭生．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2002）——走向更加公正的社会．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5．
[④]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96．
[⑤]张维平．维护教育的公益性［J］．求实，2005（14）：34．
[⑥]岳昌君．教育对个人收入差异的影响［J］．经济学（季刊），2004年10月（第三卷增刊）：142－144．
[⑦]王超，罗然然．我国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J］．统计与信息论坛，2004（4）：77．
[⑧]Collins，Randall．FunctionalandConflictTheoriesofEducationalStratification.AmericanSociologicalReview［J］，1971（36）：1002－1019．
[⑨]徐延辉，谢芳．“教育救助”在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作用——基于福建省漳州市军溪村的个案调查．学习与实践［J］，2006（10）：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