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新常态；贸易强国；评价体系；战略路径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283（2017）02-0037-06
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分工的深化推动了全球贸易的快速增长，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全球性垂直专业分工发展，推动形成了国际社会的全球价值链体系（裴长洪，2016）。但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济与贸易开始进入深度结构性调整的“新常态”（刘世锦，2014）。对于我国而言，过去数十年持续贸易增长形成规模扩张、低价竞争、外资主导与低技术附加值的特征化事实。这种长期以来所形成出口驱动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始终面临着“浮萍经济”和“低端锁定”的双重风险，在外部冲击下这种模式的弊端暴露无遗（盛斌，2011；张二震，2014）。作为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重要成分和国民经济发展的有力驱动，对外贸易的提质保量与优化升级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面临的紧要任务。2012年商务部《对外贸易发展“十二五”规划》，明确将“巩固贸易大国地位，推动贸易强国进程”作为贸易发展的指导思想。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加快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巩固外贸传统优势，培育竞争新优势”的“十三五”发展新目标。围绕这一发展理念，在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的基础上，抓住全球贸易新常态为我国外贸转型升级与提质增效所创造的战略机遇，实施贸易强国战略无疑具有重要现实指导意义。然而，贸易强国如何定义？当今哪些国家可以称作贸易强国？我国距离贸易强国存在哪些差距？强国战略路径如何选择？这些都是我们亟需解决的问题。因此，本文在系统梳理有关贸易强国战略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揭示贸易强国理论内涵，对贸易强国的特征、评判体系、历史经验和战略路径进行整理和评述，以期为中国实施贸易强国战略提供借鉴与启示。
一、贸易强国的内涵
贸易强国作为反映一国贸易实力的概念，与一般意义上的“贸易大国”存在“质”上的区别。传统的贸易理论和实践往往从贸易规模角度衡量一国的贸易竞争力和影响力，从而构成贸易大国的显著特征。然而，经济全球化与跨国公司兴起所形成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推动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贸易模式的形成条件和基础，贸易不再是一国要素的产物，而是多国要素的集合，贸易总规模不再是一国竞争力和国际经济地位的表现，而只是跨国公司进行全球布局的结果（张幼文，2015）。此时，贸易大国与贸易强国的内涵差异日益明显。同时，要素流动理论表明，现代的国际贸易竞争力是由本国要素收益的价值构成而非一国贸易收益规模所决定，遵循本国要素收益原则，贸易强国正是以要素收益结构作为评判指标和微观基础（张幼文，2016）。由此可见，“贸易强国”概念的出现是经济全球化推动的必然结果。
二、贸易强国评判的理论溯源
在不同历史时期关于贸易强国的判定标准存在差异。传统理论中对于贸易强国的判别可追溯到重农主义和重商主义。重农主义认为，农业是生产的基础，一国生产并出口的农产品越多，则所获贸易利得越多，农业大国等同于贸易强国。在这一阶段，贸易强国往往是以农产品出口量作为衡量标准。而重商主义推行“货币差额论”和“贸易差额论”，将货币和财富等价，以金银作为财富的唯一形态和衡量国家富裕程度的唯一尺度，主张奖出限入。此时，贸易强国是以出口量或金银货币的储备量为标准。
亚当・斯密从劳动生产率或生产成本的绝对差异的角度提出绝对优势理论，揭示国际分工与交换蕴含的贸易利得，贸易不再是国家利益间的零和博弈，自由贸易能够使贸易双方同时获益，基于绝对优势理论的分工和交换使资源实现合理配置。在此基础上，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理论，指出国际贸易流向及利益分配原则取决于相对优势而非绝对优势，一国只具有相对生产优势也可参与贸易并获利。该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绝对优势理论的局限性，对有悖绝对成本优势原则国家之间的贸易做出解释，使得劳动生产率或成本优势成为贸易强国的评判标准。
赫克歇尔和俄林的新古典贸易理论则将生产要素由单纯的劳动扩展到资本，从要素禀赋的角度进一步解释了各国间生产成本的差异。此时，贸易强国的评判标准从以劳动要素为基础的生产率水平逐步扩展到以资本为代表的高级要素的禀赋状况。然而，上述理论都片面强调外生静态比较优势而忽略动态比较优势的培育和演化对一国贸易地位和福利的影响。此后的新贸易理论则引入规模经济以及垄断竞争对动态比较优势进行深入扩展。贸易强国的评判开始从一国外生静态因素向内生动态竞争优势转变。
三、贸易强国的特征及评价标准
关于当代贸易强国的评判标准，国外文献主要从贸易开放度（Squalli and Kenneth，2011）、贸易结构与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阶位（Cattaneo et al.，2011；Feenstra and Wei，2010）、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Kudrle，2012）等角度对一国的贸易发展特征与所处贸易地位做出评价，但由于研究范式与理念的差异，鲜有关于贸易强国战略等具体政策导向性的概念提法。与之不同，我国加入WTO之后源于对外贸易飞速发展所带来的现实需要，国内学界普遍基于不同视角，对贸易强国的相关议题展开讨论。
一些文献基于定性分析，从外贸特征、贸易质量与效率、国际分工地位、话语权的优势以及外贸和经济的关系等方面对贸易强国的特征或概念加以界定。对贸易强国应具有的贸易特征，有学者参照世界主要经贸强国的标准进行总结概述：经济高度发达、收入水平高、贸易规模大、市场占有率高、影响力强、辐射面广、具有要素比较优势和技术竞争优势、高度开放等特征（何新华等，2000；余芳东等，2001）。但也有文献指出，贸易强国应具备以高级要素为基础参与国际分工的能力，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与利益分配上占据主导地位，在国际贸易体制以及相应的经济合作体制中拥有话语权和影响力（郑宝银，2011；盛斌，2014）。同时，在技术复杂度、质量与效率上应体现可持续发展和核心竞争力，拥有贸易定价权以及抵御风险冲击的安全体系（桑百川，2015）。具体到产品层面：出口产品的高级生产要素含量和附加值高，掌握高端制造业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和销售渠道，品牌化程度高，拥有国际核心竞争力和应对外部风险能力（陈飞翔等，2006；程筱宇，2015）。同时，贸易强国的服务贸易应尤为发达并存在较大的内外部市场需求，拥有一批能够整合全球资源和主导国际分工走向的跨国公司作为贸易主体，具备对外投资竞争优势（洪涛，2010；杨圣明，2011；赵培文，2013）。此外，有学者认为货物、服务和货币贸易共同构成全球贸易的总和（杨枝煌，2014），因而贸易强国除具有突出的制造能力和科技创新能力外，也应是金融与货币强国，拥有现达金融市场体系（柳思维，2011）。
部分文献建立了指数化的评价体系，围绕相关指标的选取和测算展开定量研究。一些文献从贸易规模、进出口结构、产品竞争力、市场势力、附加值以及国际分工地位等多角度对中国贸易现状作静态评析，从而得出中国为贸易大国而远非贸易强国的结论（刘宝荣等，2000；王冉冉，2005；毛群英，2008）。同时，一些文献基于国际贸易地位及其发展趋势的影响因素，构建形成包括经济规模、产业结构、贸易依存度、汇率水平、贸易主体、贸易条件、贸易差额、贸易品牌、贸易服务化、贸易多元化以及对外投资等更加系统全面的宏观贸易质量评价体系，还选取同期世界上主要贸易强国样本开展定性对比分析，从而指出中国与贸易强国所存在的差距（魏浩等，2005；张钰梅，2010）。其中，张钰梅（2010）利用10个一指标和26个二级指标，测算了美德日三国样本在各项指标值的算术平均作为贸易强国的标准阈值系数。此外，一些文献还从国际贸易数据统计口径的概念范畴和指标（贾怀勤，2014；杨枝煌，2014）、贸易政策取向与结构调整的线索回顾（尹翔硕，2003a；裴长洪，2009）、全球价值链分工视角下的贸易增速变化演变逻辑（戴翔和张二震，2015a；2016）等方面分别对中国外贸格局地位进行评析和论证并提出转变贸易发展方式，实施贸易强国战略的相关建议。
基于对研究方法的创新探索，有些文献引入计量回归模型，对贸易强国的评判展开经验研究。马淑琴等（2006）采用贸易水平升级因子分析法建立回归函数模型，从理性开放度、贸易条件水平、结构合理度以及市场分散度等因素视角，运用1990―2005年进出口贸易数据对中国的贸易升级问题展开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伴随中国贸易的发展，理性开放度与贸易结构合理度提高，但贸易条件日趋恶化，成为阻碍贸易升级的第一要素。类似的，张亚斌等（2007）基于全球生产网络，从贸易效益、贸易环境以及贸易结构等层面，利用因子分析法的综合得分进行聚类的实证分析并得出结论，中国居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其贸易效益、贸易环境与贸易结构亟待转变。郑甘澍等（2013）则根据生态位理论提出“国家贸易生态位”的概念，分析了中国与美英德日四个传统贸易强国之间的地位和竞争关系，并利用生态位扩充、分离和共生等理论，探析国家贸易生态位变化规律，提出中国实现贸易强国的路径。
四、世界贸易强国的历史经验
现有相关文献还对国际贸易发展史上主要贸易强国的历史经验进行回顾和整理，并结合贸易现实从不同时期的贸易战略国际比较（尹翔硕，2006）、对外贸易的政策变迁与演进（Robert Gilpin，2006a；2006b；田素华和尹翔硕，2006）、贸易强国的发展轨迹与经验方略（盛斌，2015）以及近代中国的海权思想与贸易机遇（柳思维，2010）等角度进行阐述。其中，柳思维（2010）以明代郑和下西洋史实为例，将其与开启欧洲诸国海上贸易霸权的哥伦布、麦哲伦等人的远航探险活动进行深层次对比，从目的与动机、文化背景、激励约束与主体组织制度设计等方面对近代中国错失海上贸易的机遇进行制度反思。田素华和尹翔硕（2006）梳理了美国对外贸易政策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演进脉络，指出贸易政策是一国贸易优势和国家利益的有机统一，国家利益随着贸易竞争比较优势变化而变化，故而需在不同时期对贸易政策做出适时调整。。
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商品经济的繁荣推动了海上贸易的兴起。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和航海技术优势开辟贸易新航线，成为16世纪海上贸易的垄断者。与此同时，荷兰也日益崛起，其通过贸易公司制度的股份产权制度与金融制度的创新，将社会各阶层利益与海外贸易直接结合起来，极力推行海外贸易扩张，成为名副其实的“海上马车夫”。18世纪中后期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壮大导致新的世界贸易格局产生。英国凭借制度革新与技术创新迅速崛起，并积极实施海外扩张，利用众多海外殖民地的资源和市场及贸易垄断特权获得世界贸易霸主地位。早期采取重商主义的保护贸易策略而后转变为自由贸易政策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资本输出，“日不落帝国”盛极一时。然而，20世纪初的两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及随之兴起的贸易保护主义使得国际贸易的发展跌入谷底，昔日的贸易霸主英国开始迅速走向衰败。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德国完成统一并通过工业革命迅速崛起，对外推行自由贸易政策，积极参与世界贸易市场竞争。战后的数十年间，德国依靠强大的制造业基础，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在欧洲的一体化进程中日益壮大最终一跃成为世界贸易强国。同样的，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快速走上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建立起完善的国民经济体系并发动对外战争掠夺海外资源，快速成长为新兴的工业强国。战后，日本经济迅速恢复，得益于系统的产业政策指导以及进口保护以促进出口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激励，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然而，随着日本同美国贸易摩擦的加剧，《广场协定》导致日元短期大幅升值，随后经济泡沫的破灭使日本陷入长达数十年的经济停滞和衰退，贸易增长缓慢，全球份额持续下滑。
18世纪70年代，美国独立后实施以提高联邦政府财政收入与保护本国制造业为双重目的的进口贸易保护政策，保护和扶持了幼稚工业的发展。此后的南北战争加快了统一的商品和原材料市场的形成，西进运动、移民热潮与技术革命的兴起共同推动了美国的工业化进程，并逐步形成现代的民主政治制度和健全的自由竞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积极推行私有产权保护和专利法制度，激发技术创新的热潮，使美国成为全球技术研发和扩散中心。战后，美国建立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主导建立自由多边贸易体制，全球贸易开始进入“美国时代”。尽管经济危机以及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的崛起给美国经济带来冲击，但其凭借要素禀赋及市场优势，发达人力资本与产业技术研发优势，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全球商业网络与营销渠道优势以及制度与文化的创新不断稳固贸易强国地位。
五、我国贸易强国战略的实施路径
我国传统粗放型贸易增长方式日益受到环境资源和要素成本上升以及新兴国家竞争等影响，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积极推进外贸发展方式战略转变。2010年商务部《后危机时代中国外贸发展战略》，明确提出外贸“两个十年”由“大”转“强”的发展目标。2016年，商务部《商务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又一次明确提出“加快建设贸易强国”的指导思想。针对这一议题，国内相关文献对贸易强国战略的实施路径进行深入探讨。
张幼文（2003）结合当代经济强国优势的结构特征提出，经济全球化与知识经济为我国建设经济强国提供历史机遇，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事实、国际社会的积极评价以及经济地位的提升趋势都为实现经济强国目标战略提供了依据。同样的，一些学者基于对我国外贸的现实基本面的分析，提出贸易发展方式的转变应以贸易强国战略作为指导，以市场战略与资源配置为核心，实施科技兴贸战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在贸易增长方式上，更加注重贸易质量提升与结构性平衡，推动贸易产业支撑的基础制造业战略升级，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和全球化布局战略，从经贸方式与主体的不平衡向相对协调平衡转变（董晓麟，2011；程筱宇，2015）。在贸易结构上，应以提升进口贸易地位作为外贸发展方式战略转型的关键，从注重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到注重进口更加有效地利用国际资源，配合以内需为主要拉动力的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实施货物与服务贸易、进口与出口贸易、加工与一般贸易的多元平衡发展战略（裴长洪，2005；冯雷，2014；王备，2014）。在贸易规模扩大的同时，更加注重提升贸易的比较利益，促进贸易条件的改善，积极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在发展模式上，由对外贸易的“赶超”、“优先”、“超高速”、“外需拉动”模式向“巩固地位”、“适度优先”、“速度适中”、“ 稳定拉动”的发展模式转变（黄锦明，2007；李等，2010；）。
部分学者从贸易新常态与构建全方位开放型经济体系层面提出实施贸易强国的具体战略要求（裴长洪和郑文，2014；唐海燕2014；裴长洪，2015）。值得注意的是，面对全球经济变化和经贸格局调整，过去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利用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和鼓励大规模出口，实施低成本竞争的循环开放格局制约我国提升全球价值链位置与实现经济转型内在需求（张二震等，2014；戴翔等，2015）。应构建与扩大开放相适应，符合贸易新规则，具有战略纵深和全面空间布局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包括资本技术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优势。突出培育主体、创新发展方式，形成开放型经济竞争新优势（裴长洪，2016）。同时，把握战略机遇，围绕“十三五”中国改革目标与任务，实施“走出去”、“自贸区”以及“一带一路”等战略。依托供给侧改革继续推动生产要素和贸易出口转型升级。扩大贸易规模，优化贸易结构，提升贸易质量，提高外资利用效率。鼓励国内企业的OFDI，完善投资结构和渠道，积极构建跨国生产经营网络。另外，积极推动生产制造业的服务化（吴汉嵩，2009；张二震，2011；杨圣明，2011），在能源及其他战略性原料贸易领域获得定价权优势（贾怀勤，2014）。
一些文献则从制度创新层面思考加快中国经贸发展方式转变的深层次问题，指出贸易强国不仅不限于生产的成本优势和产业的技术优势，还取决于国家的战略优势和体制优势。多轨并进贸易政策相较全球多边贸易政策运作效率更高，而其前提是一国拥有较强市场势力（田素华和尹翔硕，2006）。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应通过实施贸易投资战略，与各国签署投资协议，开展双边至多边的区域合作。利用国际投资制度性的互惠互利市场开放消除贸易扭曲，将贸易开放战略上升到贸易强国战略（马涛，2016；张幼文，2016）。积极谋求建立现代贸易与投资新规则，加强政策规制的协调，推进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大融合。特别地，要妥善处理贸易摩擦或争端，进一步完善国内贸易救济法律体系，建立专门补贴管理与贸易援助制度（薛荣久，2007；盛斌，2014）。与此同时，在国内贸易制度改革中消除相关歧视待遇，健全外贸发展促进体系，注重制度顶层设计，形成市场化管理格局和研究智库体系。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与贸易便利化，优先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提高国际贸易规则制订和贸易谈判中的话语权（杨枝煌，2014；马相东等，2015）。制定粮食等农产品贸易战略与发展低碳经济的总体战略，倡导生态文明理念（郑宝银，2011）。
在贸易强国战略的微观层面，有学者指出贸易战略要受一国要素投入与市场规模等内部客观条件的制约。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升级的不同阶段，结合要素供给与市场需求多元化灵活调整贸易政策，由出口导向型向进出口均衡、内外需协调发展战略转变，以摆脱要素投入和市场规模两方面的约束，推动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尹翔硕，1992；2004）。打造贸易强国应以培育高级要素为基础而非直接激励出口能力，大力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引导对外贸易和国际分工走向是构建贸易强国的核心战略（裴长洪，2013；张幼文，2015）。利用要素引进阶段创造的条件及时向要素培育战略转型升级，有效规避要素合作陷阱或价值链低端陷阱（张幼文，2016）。
六、总结性述评
综上所述，贸易强国的评判标准往往与现实背景紧密联系，并因不同研究视角与主观价值判断而异，很难形成统一标准。现有文献的贡献在于构建一系列贸易指标评价体系对中国的贸易质量进行评价，并据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为贸易强国战略的研究提供了现实依据。但值得注意的是，现有定性研究在贸易强国的评价指标选取上相互援引大同小异，往往侧重于对贸易质量的主观评析，在理论逻辑上无实质区别。而定量研究则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传统静态分析模式的缺陷，有效避免主观随机性评判所导致的谬误，为后续研究提供良好的思路和借鉴。尽管研究方法各异，但现有文献却大都得出一致结论：我国已成为贸易大国但远非贸易强国，贸易结构亟待转型升级。具体而言，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化与要素禀赋优势使中国成为贸易大国，但贸易质量与结构的失衡，国际竞争力薄弱，产业创新能力不足，缺乏国际贸易规则话语权的能力等种种迹象都表明中国并非贸易强国，因而加快构建和推进贸易强国战略迫在眉睫。
关于贸易强国评判的理论溯源，目前还鲜有文献对其进行系统全面的梳理，一方面归因于国际贸易发展的不同时期，“贸易大国”与“贸易强国”概念的模糊与混淆不清。从传统观念来看，贸易大国往往也是经贸强国，但不同历史阶段贸易理论的演进及变迁，难以达成共识。另一方面，经济一体化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形成，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贸易与投资推动了要素的跨国流动，传统的基于比较优势分工格局的贸易规模不再与贸易利益分配流向相一致，此时贸易大国在贸易规模上的优势只是资源在全球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结果，而非一国竞争力的完全体现。结合具体的时代背景，贸易强国相较贸易大国的内涵更加复杂深远，传统贸易理论的解释难以为继。更重要的是，由于国内外研究范式与理念的差异，国外学界鲜有关于贸易强国战略等具有政策导向性的概念提法，与之接近的是战略贸易理论。因此，目前学界尚未形成有关贸易强国评价标准的理论体系，也使得现有评价体系缺乏理论依据。
纵观近现代贸易史上贸易强国的兴衰起伏，我们也可以对其历史共性加以总结。首先，贸易强国的崛起与霸权均是以先进技术为保障。无论是新航路开辟、贸易权垄断还是近代工业革命都归功于技术研发创新与传播，生产性创新技术成为决定贸易优势的首要因素。当代贸易强国引领全球贸易的关键在于对高端制造业技术与创新服务的掌控。其次，贸易强国兴起均得益先进的制度体系。通过完善产权保护与商业规则体系，参与国际规则与惯例制定，为贸易与投资提供制度保障和话语权优势。第三，不同时期的资源约束与贸易政策取向往往相一致。早期贸易强国的崛起处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过渡阶段，主要面临土地资源约束，普遍实施对外扩张，以满足资源需求。对外采取贸易保护政策，扶持本国幼稚产业发展。军事与贸易战争往往是贸易强国间完成嗔Ω迭的重要手段。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策略有违当代所倡导的合作、开放、共赢的贸易理念。
在贸易强国战略的路径选择上，现有文献大都基于国家层面或产业层面加以阐述，涉及到微观企业层面则鲜有具体的指导性建议。同时，全球经济与中国对外贸易的新常态引发广泛关注，相关文献大都趋于中国的贸易动态特征及成因分析，对全球经济的“新常态”与中国贸易强国战略之间的联动机制研究则略显不足。另外，国内文献习惯于运用中国或世界数据进行经验研究，缺少对国际贸易基础理论的创新性探索与研究的横向互动。
随着贸易政策在指导经济转型升级、培育和打造国际竞争新优势中地位的日益显著以及学界对贸易强国战略研究的逐步深入，未来关于我国贸易强国战略评价体系构建与实施路径的研究，可以采用经验研究方法，围绕当前国际贸易组织制度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大背景，运用中国的微观层面贸易数据，分别从贸易总量、贸易结构（二元边际、出口质量、技术复杂度和成本加成）和市场势力等方面深入考察中国贸易发展现状。进一步地，基于当前所面临的贸易环境因素，揭示中国由“贸易大国”转向“贸易强国”的战略路径和作用机制渠道。毫无疑问，这对于指导中国贸易结构的转型升级和提升贸易质量的实践，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和资源的合理配置，为真正实现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支撑。
[参考文献]
[1] 陈飞翔，吴琅.由贸易大国到贸易强国的转换路径与对策[J].世界经济研究，2006（11）：4-10.
[2] 程筱宇.贸易强国应具备的“素质”――刍议中国与“贸易强国”的差距[J].金融经济，2015（7）：20-22.
[3] 戴翔，张二震.我国增长新阶段开放型经济的转型发展：目标、路径及战略[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5（5）：82-91.
[4] 戴翔，张二震.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与中国外贸失速之“谜”[J].经济学家，2016（1）：75-82.
[5] 冯雷.进口贸易是通向贸易强国的关键――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战略研究[J].国际贸易，2014（12）：51-56.
[6] 何新华，王玲.比拼经济实力――对外经济贸易强国主要特征与指标分析研究[J].国际贸易，2000（12）：14-18.
[7] 洪涛.由贸易大国向强国跨越[J].国际贸易，2010（12）：15-18.
[8] 黄锦明.中国迈向贸易强国的理论与对策研究[M].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172-176.
[9] 贾怀勤.从统计规则辨析中国2013年货物贸易总值是否超美――兼论中国建设贸易强国[J].国际贸易，2014（2）：10-15.
[10] 李钢等.后危机时代中国外贸发展战略之抉择[J].国际贸易，2010（1）：4-11.
[11] 刘宝荣，李健.从贸易大国迈向贸易强国――未来10年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趋势分析[J].国际贸易，2000（11）：22-24.
[12] 柳思维.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的制度创新思考[J].湖南商学院学报，2010（6）：5-10.
[13] 罗伯特・吉尔平.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98-112.
[14] 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2-27.
[15] 马淑琴，戴晋.影响我国对外贸易水平升级的相关因子研究[J].财贸经济，2006（10）：64-68.
[16] 马涛.全球价值链背景下我国经贸强国战略研究[J].国际贸易，2016（1）：26-32.
[17] 马相东，王跃生.全球贸易新常态与中国外贸发展新策略[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5（6）：77-84.
[18] 毛群英.贸易大国迈向贸易强国――基于我国外贸发展背景与现实的分析[J].价格月刊，2008（10）：36-41.
[19] 裴L洪.迈向贸易强国应先跨过几道坎儿：对我国由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的思考[N].中国经济导报，2005-01-22（1）.
[20] 裴长洪.中国贸易政策调整与出口结构变化分析：2006-2008[J].经济研究，2009（4）：4-16.
[21] 裴长洪.进口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规律与启示[J].经济研究，2013（7）：4-19.
[22] 裴长洪，郑文.中国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基本目标和主要特征[J].经济学动态，2014（4）：21-24.
[23] 裴长洪.经济新常态下中国扩大开放的绩效评价[J].经济研究，2015（4）：4-20.
[24] 裴长洪.“十三五”时期中国对外开放的新目标与新任务[J].南京社会科学，2016（1）：1-3.
[25] 盛斌.迎接国际贸易与投资新规则的机遇与挑战[J].国际贸易，2014（2）：18-21.
[26] 盛斌.建设国际经贸强国的经验与方略[J].国际贸易，2015（10）：4-14.
[27] 桑百川.从外贸大国迈向贸易强国[N].国际商报，2015-12-23（3）.
[28] 田素华，尹翔硕.论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对外贸易政策选择[J].上海经济研究，2006（4）：14-20.
[29] 张二震.战略机遇期与中国开放战略的调整[J].南京社会科学，2010（12）：1-5.
[30] 张二震，戴翔.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探讨[J].南京社会科学，2014（7）：6-12.
[31] 张幼文.经济强国――中国和平崛起的趋势与目标[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24-26.
[32] 张幼文.中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发展的道路[J].邓小平理论研究，2015（9）：5-12.
[33] 张幼文.目标升级与战略创新：贸易大国如何实现转型[J].探索与争鸣，2016（2）：83-88.
[34] 唐海燕.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究竟“新”在哪里[J].经济研究，2014（1）：15-20.
[35] 王备.中美贸易关系现状及其发展趋势探究[J].北方经贸，2014（7）：17-19.
[36] 王冉冉.我国离贸易强国还有多远――我国外贸国际竞争力现状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05（10）：9-14.
[37] 魏浩，马野青.我国与世界贸易强国的差距及对策[J].经济纵横，2005（2）：21-23.
[38] 吴汉嵩.论实现贸易强国的方略[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09（6）：51-57.
[39] 薛荣久.我国开放型经济体系构建的纲领与重大意义[J].国际商务，2007（11）：5-10.
[40] 杨圣明.“十二五”规划与贸易强国战略[J].时代经贸，2011（2）：13-16.
[41] 杨枝煌.关于中国成为第一贸易大国的战略思考[J].经济学家，2014（6）：25-33.
[42] 尹翔硕.试论贸易战略选择的客观基础[J].世界经济，1992（7）：11-12.
[43] 尹翔硕.中国对外贸易政策取向的变化及贸易格局的变动[J].世界经济，2004（3）：38-43.
[44] 尹翔硕.贸易战略的国际比较[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51-52.
[45] 余芳东，寇建明.我国与世界贸易强国差距有多大[J].中国国情国力，2001（6）：2-4.
[46] 张亚斌，李峰，曾铮.贸易强国的评判体系构建及其指标化――基于GPNS的实证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07（10）：3-8.
[47] 张钰梅.距离世界贸易强国，我们有多远[N].国际商报，2010-04-29（3）.
[48] 赵蓓文.实现中国对外贸易的战略升级：从贸易大国到贸易强国[J].世界经济研究，2013（4）：3-9.
[49] 郑宝银.“走向贸易强国之路学术峰会”会议综述[J].国际贸易问题，2011（6）：174-176.
[50] 郑甘澍，蔡宏波，罗彩瑜.中国实现贸易强国的路径探析[J].国际贸易问题，2013（11）：3-13.
[51] Cattaneo， O.， Gary， G.， and Cornelia S.， Global Value Chains in a Post Crisis World： A Development Perspective[R].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10.
[52] Feenstra， Robert C.， and Shang-jin Wei.， China’s Growing Role in World Trade[R].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关键词:外贸结构;产业结构;联动机理
一、文献综述
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关系的理论研究大多停留在定性研究上,具体可分为两大类观点:一种认为二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另一种认为二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
(一)认为二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相关文献
张亚斌(2000)从耦合的角度将外贸结构与产业结构视为两个不同的系统,认为这两个系统的演进作为国民经济结构运动的两种方式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1]。王岳平(2007)从实质、动因机制等方面剖析其对技术进步继而产业升级的推动作用。指出产业结构总体上决定贸易结构,贸易结构又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2]。蒋昭侠(2005)指出产业结构是贸易结构的基础,决定了一国贸易结构的水平;而贸易结构是产业结构的反映,引导着一国产业结构的变化,二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3]。原毅军(2008)也认为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贸易与产业结构之间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4]。吴颖(2005)、赵东(2006)认为在产业间贸易下,外贸商品结构和产业结构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联系,即产业结构决定一国外贸结构水平,而外贸结构反作用于产业结构[5～6]。
(二)认为二者是对立统一关系的相关文献
国内学者肖云(1994)、谭清文(1997)认为,在违反比较利益原则的情况下进行国际贸易,不会促进产业结构的有序成长,而往往会造成产业结构畸形[7～8]。黄晓玲(2002)在对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与工业化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时指出,静态的比较优势具有强化、凝固现有的产业结构的倾向[9]。陈元(2007)也同样指出:一般而言,一个开放经济体在对外贸易和国内产业政策扭曲程度较小的情况下,国内的产业结构,尤其是可贸易程度较高的工业品应该和对外贸易结构比较相近,国内产业比重较高的部门也应该是出口较多的产业部门;相反,在对外贸易和国内产业政策扭曲程度较大的情况下,则国内产业结构与对外贸易结构偏离程度越大[10]。
综上,二方面的研究各有侧重,并不存在必然的矛盾。只是后者站在发展中国家更强调对立的一面。但需指出的是: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传统理论中的规律性论断已经难以反映当前的现实。
二、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耦合联动机理
(一)产业间分工下: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关系
按照费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发达国家的产品生命周期是“生产—出口—进口”;而按照赤松要的雁型模式,后发国家的产业发展路径是“进口—国内生产(进口替代)—出口”。将二者联系起来就得到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国际产业转移模式: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通过产品循环,出现由产品结构推动产业结构进而推动贸易结构,再由贸易结构带动产业结构不断高级化的演变趋势。显然,在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背景下,二者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
(二)林氏逻辑下: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
关于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互动关系研究,在国内颇有影响要数以林毅夫(2007)为代表的学者提出的“比较优势战略”(本文称为“林氏逻辑”)。该战略指出:禀赋是一国技术选择和产业选择所面临的最重要的紧约束;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只有根据由经济体的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进行产业选择和技术选择,才会在竞争中具有自身能力;通过资本积累速度的的加快实现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进而实现对外贸易结构的优化;贸易结构优化反过来又带动了资本积累速度的加快,从而使发展中国家国内产业结构得到提升[11]。显然林氏逻辑下的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关系忽略了国际产业转移的作用,国际产业转移可以通过资本的积累和技术扩散效应,使一国突破要素禀赋的限制,实现蛙跳型跨越。
(三)新一轮产业国际转移下: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耦合的联动机理
在20世纪90年代新经济和信息产业在全球迅猛发展之前,国际产业转移基本呈现同类产业整体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依次梯度转移的特征。20世纪90年代之后,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业全球化发展态势明朗,国际产业转移更多地表现在全球化产业链条上不同要素密集度的经营链条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异的国家之间梯度转移。
1.外贸结构作用于产业结构的途径与机制。(1)外贸结构通过提升要素察赋的途径直接影响产业结构中开放部门的增长。首先,外贸结构通过不同程度地改变各产业的要素供给弹性,从而使那些受制于国内要素察赋的产业得到长足的发展。其次,外贸结构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各产业的产品需求弹性,进而使受制于国内市场容量的产业得到规模经济效应。(2)外贸结构通过国际产业联系影响着产业结构的投入产出关系。通过国际产业关联实现国内产业结构的改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消除结构瓶颈,促进结构合理化;二是强化结构转换能力,促进结构高级化。在这个过程中,外贸结构既可通过产业中间需求,也可通过产品最终需求影响着产业结构的供求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内产业间的投入产出关系。而投入产出关系是生产技术水平的反映,所以,外贸结构通过影响生产技术水平的途径作用于产业结构[12]。
2.产业结构作用于外贸结构的途径与机制。(1)产业结构通过外贸结构获取比较利益。在国际交换中,一国出口的是国际价值大于国内价值、本国具有劳动生产率比较优势产业的产品;而进口的是国际价值小于国内价值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处于劣势产业的产品,从而获得贸易利益并在国际分工中形成符合本国比较利益的外贸结构。(2)产业结构通过外贸结构反映竞争能力。在国际市场上,一国产业的竞争力通过出口额及其比例表现出来。产业竞争力越强,其出口结构的比例越高,说明本国产业要素转换效率越高;而产业竞争力越弱,其进口结构比例越高,说明本国产业要素转换效率越低。发达国家经验表明产业竞争能力变化与产业结构高度化趋势是一致的。
3.fdi的流动。20世纪90年代以来,贸易投资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使国际贸易分工的基础由比较优势转变为跨国公司数量和在国际范围内整合资源的能力为主的竞争优势。fdi的流动成为影响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说,母国和东道国存在技术差距,fdi一方面会强化东道国技术、管理、市场营销等无形资产的实现,另一方面增加了东道国的资金积累。因此,fdi在东道国的产业布局,会影响其产业结构,进而影响其贸易结构。对于母国来说,将国内已经没有竞争优势的产业转移到生产成本较低的国家或地区,用进口来代替出口,可以为其产业结构升级创造条件。而且,经济全球化的深化,使得国外因素尤其是fdi对外贸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影响也越来越重要。
4.政府的贸易政策、产业政策。作为一国外生变量的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对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也有重要的影响。贸易政策是贸易结构形成的直接因素之一,是指一国或地区运用关税、补贴、进口商品价格或数量限制等政策工具,维护本国贸易或经济利益。从性质和作用角度看,贸易政策可分为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贸易政策。在自由贸易政策下,贸易结构一般会遵循国内或区内的比较优势结构;相反,在保护贸易政策下,由于贸易政策工具对进出口结构直接或间接的干预,贸易结构与国内或区内的比较优势结构可能发生背离。
产业政策是指国家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提高产业素质、调整产品组织形式和产业结构要求而采取的措施和手段的总和。产业结构政策是产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通过对产业结构的调整达到既定的目标。常见的政策方式有,在一定的时期内,支持某些重点产业的发展,或对某些弱小产业进行必要的保护,或帮助衰退产业平稳地退出市场等等。而这些方法措施的使用,都对产业结构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整。产业政策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如果政府在产业发展方面的决策失误,或者干预过度,都可能导致区域产业结构的畸形,降低结构效率。
三、结论
综上,按照古典贸易理论建立在要素禀赋基础上的产业结构决定了比较优势结构,比较优势结构又决定了贸易结构;在开发经济条件下,产业结构是贸易结构的基础,外贸结构是产业结构国际竞争力的体现。发展中国家尤其中国,在分析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耦合现状时,必须考虑fdi和相关贸易、产业政策等因素。恰恰是这些因素在中国对外开放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如果忽略了这些因素的作用,其研究的说服力将大打折扣,就容易出现似是而非的结论。
参考文献:
[1]张亚斌.所有制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耦合研究[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80.
[2]王岳平.我国产业结构的投入产出关联特征分析[j].管理世界,2007,(2).
[3]蒋昭侠.产业组织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235.
[4]原毅军.产业结构的变动与优化:理论解释和定量分析[m].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139-140.
[5]吴颖.吉林省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关系的实证分析[d].吉林:东北师范大学,2005:15.
[6]赵东.广东省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与产业结构关系的实证分析[d].广东: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06.
[7]肖云.我国产业结构的演进及对外经济的战略选择[j].贵州社会科学,1994,(5):15-19
[8]谭清文.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问题与对策[j].经济体制改革,1997,(4):67-72.
[9]黄晓玲.外贸、外资与工业化——理论分析与中国实践研究[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21-33.
[10]陈元.我国外贸发展对国内外经济的影响与对策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41-44.
【论文摘要】 国际贸易理论的第三个发展阶段——新贸易理论将传统贸易理论的相对要素禀赋原理修正为相对要素禀赋和规模经济优势原理，较好地解释了现实世界中的各种新的贸易现象。其中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建立在不完全竞争、规模收益递增基础上的新贸易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新贸易理论为我们的贸易政策提出了许多新思路，对我国对外贸易战略的选择具有重要的启示。 【论文关键词】 新贸易理论对外贸易发展战略中国 一、国际贸易理论的第三个发展阶段——新贸易理论 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从古典贸易理论到新古典贸易理论，进而从新古典贸易理论到新贸易理论三个发展阶段。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自它诞生之日起，就不断遭到严峻的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国际贸易领域出现了许多新现象。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额超过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额；发达国家之间制成品的产业内贸易比重上升等。对此，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一筹莫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斯蒂格利、克鲁格曼、格罗斯曼以及赫尔普曼为主要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创建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吸取了以往诸多贸易理论的合理因素，发展出自己的理论，这一理论被称为“新贸易理论”。起初新贸易理论旨在用实证的方法解释贸易格局，填补传统贸易理论的逻辑空白，后来发展成为以规模经济和非完全竞争市场为两大支柱的完整的经济理论体系。 新贸易理论在企业生产具有规模经济、国际市场的竞争是不完全的、国际技术外溢等假设上，提出了不同于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的一些观点。 1.国际贸易形成的根本原因 传统贸易理论认为:商品价格差异是贸易产生的最直接的原因。新贸易理论则认为相对要素禀赋差异与相对要素价格差异是等价的，但由于技术因素的引入，两者与相对商品价格差异不再等价，相对要素禀赋差异与经济规模的差异共同作用的结果是贸易的根本原因。反过来说，即使两国间没有要素禀赋的差异，由于经济规模的不同也会出现贸易。这就解释了战后工业化国家之间的贸易大增，直到今天占世界贸易额的60%以上的现象。 2.贸易构成和贸易量 传统的贸易理论认为:两国间只存在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要素密集度相似的产品的贸易)不可能存在。现实情况却不然，不仅许多产业内(如小汽车、机械、电子)等存在着大量贸易量，更有甚者，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增长更快。新贸易理论引入了相异产品的概念来建立贸易模型。就总的贸易量而言，要素禀赋的相对差异(决定产业间贸易量)和国家相对规模(决定产业内贸易量)共同决定了贸易量。 3.贸易利益 传统的贸易理论认为:当存在着要素禀赋相对差异的两国分别进行不完全专业化生产，各自发挥比较优势，然后进行贸易，双方都能获利。这种静态的贸易来自专业化生产的生产效率的提高。新贸易理论则指出，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经济不可能达到完全竞争市场下的资源最佳配置状态，只能在一种次优状态下运行。但相比于各国自给自足的情况，开展贸易后，全世界的总体福利水平提高。 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从本质上说，新贸易理论是将传统贸易理论的相对要素禀赋原理修正为相对要素禀赋和规模经济优势原理，较好地解释了现实世界中的各种新的贸易现象。新贸易理论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它替代了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传统贸易理论与新贸易理论争论的实质是干预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争论。 二、新贸易理论政策——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 贸易理论是贸易政策制定的依据，理论发生变化必然导致政策也随之发生变化。尽管新贸易理论家一再强调“新贸易理论最初绝非是政策导向型的”，但新贸易理论却在理论上为贸易政策提供了支持。贸易理论家们和许多政府就借助新贸易理论所提供的分析工具或局部结论，努力寻找那些适合于不完全竞争的新的贸易政策。在这种努力中，最引人注目的和最具争议性的贸易政策就是战略性贸易政策了。 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建立在不完全竞争、规模收益递增基础上的新贸易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战略性贸易政策从本质上说并不是关于战略性产业的贸易政策，但却是一种有利于促进战略性产业发展的、政府有效干预的对外贸易政策。 战略性贸易政策是20世纪80年代由布兰德（J.A.Brander）、斯潘塞（B.J.Spencer）、克鲁格曼（P.R.Krugman）等人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贸易政策理论。自产生之初，就由 于它为政府干预对外贸易提供理论依据而倍受关注。支持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观点有两个：一个是利润转移的论点；另一个是外部经济的论点。 1.利润转移 利润转移论点是以内部规模经济为基础的，该论点主张政府通过关税和配额等进口保护和出口补贴等出口促进政策，加强本国厂商的竞争地位，扩大本国厂商在国际市场的份额，以外国向本国转移利润为直接目的。其政策目标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一是用出口补贴为本国寡头厂商夺取市场份额;二是用关税来抽取外国寡头厂商的垄断利润;三是以进口保护作为出口促进的有效手段。 2.外部经济 外部经济论点则是以外部规模经济为基础的，该论点认为某些产业或厂商能够产生巨大的外部经济，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出口扩张，但由于这些外部经济不能完全被该厂商占有，因此，这些产业或厂商就不能发展到社会最优状态。如果政府能对这些产业或厂商给予适当的保护和扶持，则能促进这些产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提高其国际竞争能力，获得长远的战略利益。 总而言之，新贸易理论政策认为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一国政府可以借助生产补贴、出口补贴、进口关税、研发补贴、保护国内市场等措施扶植本国战略性产业的增长增强其国际竞争能力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从而转移国外垄断厂商的超额利润、提高本国的福利水平。 三、新贸易理论对我国对外贸易战略选择的启示 中国在对外贸易实践中一直主要采取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贸易发展战略。随着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以及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比较优势战略呈现出了明显的不适应性。而新贸易理论为我们的贸易政策提出了许多新思路。例如规模经济的贸易学说提出了一个“战略性贸易保护”的问题。国际贸易的新理论并不告诉我们应不应该保护的问题，而是为了我们贸易政策的选择提供了更多需要考虑的问题。 新贸易理论对我国对外贸易战略选择的启示如下： 1.重视培育国家竞争优势 一国兴衰的根本在于国际竞争力的大小，在于国家的竞争优势。国家竞争优势要以主导产业的竞争优势为基础，应大力发展高科技、优化产业结构。我国创造产业的竞争优势，首先需要用科技对原有的比较优势产业进行改造，使其具有竞争优势，但劳动密集型产业不能成为带动产业结构升级的领头产业;其次是发展新的高科技含量的产业，培育新的优势产业，带动全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以获得国家的竞争优势。所以，我国的对外贸易，不管是实施出口替代战略，还是进口替代战略，都始终要把提高产业结构水平做为重点。 2.重视国内市场 巨大的国内市场可以形成企业的规模经济，增强企业竞争能力；可以缓冲出口不利时的风险，也可以容纳下大量进口商品以免国内产业受到毁灭性的冲击。对国内市场的适度保护有利于培育本国战略产业的竞争能力。我国的外贸发展必须以努力保护而非损坏国内市场为代价，即在努力扩大出口的同时，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对国内市场进行适度保护。 3.重视规模经济的作用 从实际情况来看，国际竞争力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加以培养和获得：资源禀赋竞争力、规模竞争力、资本竞争力和技术竞争力。规模经济带来的成本优势可以增强国际竞争的能力，但目前我国多数企业规模小、相互分工缺乏、平均成本很高，这削弱了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使国际竞争能力下降。所以，培育我国外贸企业的规模经济迫在眉睫。 4.重视发挥政府的作用 政府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可以创造出新的比较优势。国家对主导产业的支持，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提高，有利于培育产业竞争优势和国家竞争优势；国家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可以保护国内市场，促进外部经济产业的发展，重视对高级要素的培育，有利于尽快获得强大的国际竞争能力。
（1.安徽财经大学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2.安徽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摘 要：马克思虽然没有一部关于国际经济贸易的理论著作，但他对国际贸易、国际分工、世界市场、对外开放，特别是对国际价值、对外贸易政策等重要思想的概括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国际经济贸易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深刻地理解和掌握这一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马克思；国际经济贸易理论；国际分工；世界市场
中图分类号：A811；F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40（2015）04－0032－03
收稿日期：2015-02-20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非股权安排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影响及政策研究”（12BGJ039）；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13YJC790086）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周经（1982-），安徽舒城人，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国际贸易理论与对外投资研究；李勇刚（1980-），广西桂林人，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城市经济学研究。
马克思的国际经济贸易理论，散见在他的多部著作中，他对国际贸易、国际分工、世界市场、对外开放, 特别是对国际价值、对外贸易政策等重要思想深刻、全面的阐述，是马克思主义国际经济贸易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深刻地理解和掌握这一理论体系，对于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国际经济贸易理论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非常重视国际经济贸易理论的研究，他的国际经济贸易理论散见于他的多部著作当中，主要由国际价值理论，对外贸易政策等理论构成。
（一）国际贸易、国际分工、世界市场与国际价值理论
1.国际贸易。马克思认为，国际贸易是人类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首先，国际贸易是工业发展的必要条件，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本、丰富的劳动力以及广阔的海外市场。“世界贸易则是大机器工业的必不可少的条件。”[1](P448)当然，国际贸易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结果。其次，国际贸易使对外贸易交换国能够获取使用价值和价值的比较利益。发达国家由于生产技术先进和劳动生产率较高，其出口商品的国际市场价格会高于该产品的国内市场价格，从而取得自己的比较利益。而发展中国家虽然劳动生产率低和生产技术落后，但如果进口自己资源匮乏和生产成本高的产品，生产和出口自己具有一定优势的产品，也可以取得自己的比较利益。第三，国际贸易可以使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各种比例协调起来。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经济发展国际化的趋向不断进入新的阶段，各国的资源通过国际经济贸易活动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配置。世界各国都可以通过商品及服务的对外贸易来调节本国国内市场的商品及服务的供求，满足社会生产和消费的需求，改善社会经济结构和城乡居民生活水平。
2.国际分工。马克思对国际分工没有做出明确的定义。马克思认为，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看，自然条件因素、社会经济发展因素和科学技术水平是产生商品生产和消费的国际分工的原因，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马克思正是从自然条件因素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角度分析了国际分工形成的原因。国际分工能节约社会劳动，提高劳动生产率，给参加的双方都带来好处，进一步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但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扩大。在旧的国际分工模式下，商品流向基本上是发达国家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原材料等商品，发展中国家则从发达国家进口工业产品和服务，发展中国家要充分利用本国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优势，使自己在国际经济贸易活动中取得更多的利益。
3.世界市场。马克思认为，国际贸易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同时，也为其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资本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向深度和广度延伸。资本的逐利本性，导致国内市场已无法满足其扩张的需要，迫切要求突破国界，加强与各个国家的经济联系与交往，开拓了广阔的市场。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市场集结在一起，先进的交换工具促进了世界市场的形成。世界市场包括的范围很广，不只是单一的商品市场，也已经形成了货币资本、服务市场。世界市场对世界经济的繁荣具有巨大的作用，世界市场加强了各国之间经济、科学和文化等方面的交往，将世界各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因而推动了经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4.国际价值理论。商品的价值是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的凝结。在国际贸易中，一国商品的个别价值成为国别价值，该国商品的社会价值成为国际价值。国际价值是各国是在世界市场的商品交换中形成的，不是由某个国家的平均劳动时间决定，而是如马克思所说，国际价值量是由“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2](P614)决定的。由于世界各个国家劳动生产率不同，有的国家高些，有的国家低些，因而各个国家生产同种单位商品具有不同的国别价值量。国际价值实质上就是世界市场内商品进行交换的市场价值。在世界市场中，商品交换同样遵循价值规律，国际价值的实现同样要受供求关系的影响。任何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在进行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时，表面上看来是公平的，双方都能得到好处，但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劳动生产率高的国家得到的利益更多一些。
（二）对外开放、利用外资与国际经济贸易政策
1.对外开放与利用外资。国家之间必须积极对外开放，才可能充分利用全球的物质和精神资源，享有整个人类社会进步的利益。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交往必然会推动各国之间的科学文化交流。正如邓小平所说，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一个国家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在实行对外开放中，要注意引进国外资金和技术，要对投资方向加强引导，使外商的投资向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转移，更好地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2.国际经济贸易政策。马克思的国际经济贸易政策包括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贸易政策理论。在世界市场中，每个国家只有采取符合国情的国际经济贸易政策，才能迅速推进该国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19世纪初的德国，通过实行适时的保护贸易政策，迅速赶上了英、法等发达国家。后起的新加坡等国都是通过用符合国情的国际经济贸易政策，使国家走上了富强之路。贸易保护政策在给一国带来经济社会利益的同时，也会使消费者的利益受到损失。一国的贸易政策必须同该国的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当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高以后，以保护贸易政策为主就应适时的转向以自由贸易政策为主。自由贸易政策在本质上更加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更能发挥出提高市场经济运行效率的功能，如马克思所说，“自由贸易扩大了生产力”。[3](P451-452)马克思指出一国实行哪一种贸易政策，不能脱离本国的国情，必须以自己国家的情况作为客观依据，要根据形势及时调整和改变对外贸易政策。
二、马克思国际经济贸易理论的现实意义
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我们不仅要学会管理国内经济的本领，也要学会对外经济贸易的本领。掌握马克思国际经济贸易理论的科学体系，对促进我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国际分工理论。马克思关于国际分工的理论，启示我们要利用国际分工大发展的契机，加快企业改制和工业结构调整步伐，在扩大出口的基础上，加快对西方国家先进科学技术的学习和引进力度，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和高新技术产业。马克思认为，要改变不利的国际分工地位，就需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使自己在国际分工和国际商品交换中获得更多的利益。当前国际分工日益深化和细化，特别是全球价值链的兴起对中国的产业分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标准。中国的跨国公司可以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利用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区位优势来统筹产品内不同工序间的价值转移和价值创造，从根本上提升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竞争中的分工地位。
2.国际价值理论。马克思创立的国际价值理论显示着越来越旺盛的生命力和越来越强的现实意义。 首先，国际价值理论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理论武器。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本质上是商品(包括服务)交换关系，国际经济秩序也就是世界市场的交换秩序。在市场经济中，价值规律发挥着调节、刺激、分配和分化等诸多作用，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世界市场没有国界的限制，价值规律起作用也没有国界的限制，世界市场上交换双方要按照国际价值量进行等价交换。我们现在要建立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就是在国际价值规律基础上的正常的国际商品等价交换秩序。[4]其次，国际价值理论是我国走向贸易强国的指路明灯。我国的对外贸易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是，仍然不是贸易强国。我国走向贸易强国的关键是基于科技之上的劳动生产率水平的迅速提高。第三，国际价值理论是国际贸易理论创新的重要指针，我们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为指导的理论创新。目前我们特别需要关注的问题应为：（1）区域价值问题。世界市场中的区域集团化可能使国际价值形成区域价值。（2）价值的国际间转移问题。跨国公司在世界市场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在国际间的价值转移上充当了举足轻重的角色。（3）高科技劳动创造价值的问题。二战以来，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新的劳动形式不断涌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值得重新研究的重要问题。
3.对外开放与外资利用。马克思关于对外开放与利用外资的思想，启发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当代世界政治经济的状况和中国的国情，在新形势下发展了马克思的对外开放思想，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理论。党的十八届三种全会明确提出将"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作为今后一段时期内经济工作的核心。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一系列重大政策的出台成为深化对外开放的关键举措。当然利用外资的思路也要及时转变，要紧密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灵活应对，既要吸引外资又要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有机结合起来，从而集聚新形势下对外开放新能量。当今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这是对世界经济发展历史的深刻总结，是生产社会化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这是对中国发展历史的深刻总结。[5]邓小平十分重视对外开放的问题，多次论述了对外开放的重要性。认为，在实行对外开放中，必须利用好外国资金，处理好利用外资与发展民族经济之间的关系，利用外资可以扩大我国同各国之间经济技术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要优化利用外资结构，合理引导外资投向，重点是农业综合开发和能源、交通、重要原材料的重点建设项目。邓小平提出的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开放，是实现经济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4.国际经济贸易理论。马克思的国际经济贸易理论是一个科学、开放的体系，它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对外经济贸易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是因为它对于现实的深刻揭示和对未来道路的明确启示。马克思认为，产品缺乏国际竞争力的国家可通过自身俱有的比较优势在对外贸易中获取利益。我国对外贸易战略是充分利用本国在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方面的优势，集中力量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力图获得更多的比较利益。这种对外贸易战略，使我国避免了单纯实行进口代替战略的发展中国家所出现的国际收支严重失衡的恶果，外汇收入增加，促进了劳动力就业，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但这种对外贸易模式很难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市场竞争力，不断扩大的出口使我们对外打开了国际市场，过度依赖发达国家的高科技产品，导致外贸结构畸形、贸易条件恶化。我们必须改变对外贸易战略，从“比较优势战略”转向“竞争优势战略”。在对外贸易中，通过深化市场化改革，促进企业科技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在价格、技术和服务等方面获取竞争优势。具备充分竞争力的产品在市场上具有一定的垄断性，由此可以获取更多的垄断利润。“竞争优势”既可能依赖于丰富的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也可以凭借科技水平来创造，即使整体生产能力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也完全可以凭借技术创新在某些方面获取竞争优势。“竞争优势”理论为发展中国家国际经济贸易提供了理论依据。[5]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4] 胡静．江苏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江苏大学学报（社科版）,2014,(2).
关键词：马克思；服务贸易；税收优惠
中图分类号：F810.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03-0076-03
联合国贸发会议了2015年《贸易政策重要数据及趋势》报告，报告中指出越来越多的贸易协定不仅涵盖货物贸易，还涵盖了服务贸易，其规则也超越了相互关税减让。自开始记录以来，2015年服务贸易占全球贸易增长的比重首次超过商品。在当前的国际背景下，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对制定合理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我国的国际贸易发展，优化对外贸易结构，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一、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
马克思的国际贸易理论包含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关税政策的内容。
（一）自由贸易政策
在《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中，马克思解释了资本主义自由贸易的定义：在现代的社会条件下，自由贸易就是资本的自由。也明确指出了自由贸易对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性，那就是：“只有实行自由贸易，蒸汽机、电力、机器的巨大生产力才能够充分地发展。”[1]同时，他还指出，自由贸易可以促进消解保护关税制度，导致商品价格降低，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全球化发展。
（二）保护关税政策
关于保护关税政策，在《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中，马克思指出，保护关税制度是制造工厂主、剥削独立劳动者、使国民的生产资料变成资本、强行缩短从旧生产方式向现代生产方式一种人为的过渡的手段。可见，实行保护关税政策是资产阶级扩大资本积累、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生产力升级，从而巩固其统治地位的重要途径。但同时，恩格斯说，在资本主义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不断发展的前提下，保护关税政策“对于任何一个有希望获得成功而力求在世界市场取得独立地位的国家都会变成不能忍受的镣铐”[1]。可见，保护关税政策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可以发挥巩固其现有利益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形成了其扩大经济利益，提升经济地位，开拓世界市场的枷锁。
随着世界范围内、生产力的进步、生产关系不断变革，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但同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形势下，必须不断在实践中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的国际贸易理论，也意味着国家的税收政策制定也必须依据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更要从本国的国情出发，根据形势及时做出调整和优化。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有中国特色市场经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联系日趋紧密，国际经济一体化趋势受到挑战，我国在推进贸易全球化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我国吸收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的精髓，提出了提升我国国际贸易发展水平，鼓励服务贸易发展，优化调整产业结构，努力提升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的战略目标。为此，我国特制定了服务贸易税收优惠政策，以便使我国服务贸易形成价格优势，力求提升我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同时帮助服务贸易企业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和风险，并在公平的基础上更好地融入世界经济。
二、我国服务贸易税收优惠政策
今年2月1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做出了促进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要决定，用两年时间，在哈尔滨等5个部级新区开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重点对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发展模式、便利化等八个方面的制度建设进行探索。要求试点地区不但要加大力度积极宣传、推广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并且要扩大享受优惠政策的企业范围，即由服务外包扩大到高技术、高附加值的其他服务行业。目前已公布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包括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两个税种。
（一）增值税税收优惠政策
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工作后，我国已将部分服务业如信息技术服务、研发和技术服务等纳入了增值税征收范围，并实行跨境应税服务实行零税率或免税的税收优惠政策。《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文件的附件《跨境应税行为适用增值税零税率和免税政策的规定》，采用列举的方式规定了适用增值税零税率和免税政策的出口应税服务范围。零税率是指对出口的应税服务除了在出口环节不征税外，还要对该应税服务在出口前已缴纳的增值进行退税，使该应税服务在出口时完全不含增值税，从而以无税产品进入国际市场，体现了国家提升服务贸易企业国际竞争力，助力服务贸易发展的目的。出口应税服务免税仅是指在出口环节不征收增值税，直接免除纳税人的纳税义务。
（二）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将享受政策的企业范围由服务外包扩大到高技术、高附加值的其他服务行业，给予减按15%缴纳企业所得税的优惠，并对职工教育经费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8%的部分据实税前扣除。
三、哈尔滨市服务贸易发展现状
服务贸易又称劳务贸易（trade in services），一般是指国与国之间互相提供服务的经济交换活动，包括的行业类别较多，如运输、旅游、文化、技术贸易、金融等等。
（一）服务贸易企业总体情况
哈尔滨市服务贸易在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快经济转型升级、吸纳大学生就业等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具体表现为：一是技术贸易、研发服务外包等业务表现突出。2015年研发服务外包的合同额，占全市服务外包合同总额的68%。二是传统制造业转型初见成效。哈尔滨市部分重点税源企业由传统生产制造业向现代生产服务业转变，具有代表性的企业有哈飞航空和哈飞空客、天狼星电站设备公司等。三是云计算服务发展迅速。2014年初借助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安全保证、能源保障、人力资源及成本等综合优势，哈尔滨市被发改委、工信部列为全国云计算服务创新发展试点城市，并成为国家重要的云计算产业基地和云计算示范城市核心基地。四是动漫设计等文化服务业特色鲜明。平房区的黑龙江动漫产业基地培育了品格文化、极光文化、英立科技等文化及科技类骨干企业，形成了从数字动漫、立体影像、新媒体基础网络运营、广告策划创意到食品加工、服装加工、玩具设计等衍生产品以及新媒体人才培训等多领域的聚合产业集群。五是对俄服务贸易有所突破。针对对俄贸易特点，以中俄电子商务平台为基础，积极开拓对俄服务贸易市场，并取得一定成果。特别是黑龙江赛格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在俄罗斯、独联体国家及中亚拥有较完善稳定的销售网络和渠道，开发建设了国内唯一一家大型中俄双语B2C购物交易平台，实现了在线通关、国际交易支付、结汇、物流配送等跨境贸易“一站式”商务综合服务。
同时，通过网络问卷调查方式，对全市180户从事服务贸易的企业进行了参与服务贸易意向性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企业生产经营规模、享受税收优惠情况、对哈尔滨新区服务贸易税收优惠政策的了解程度等。
首先，受访企业特点。其一，总体规模不大，多为中小型企业，国有企业占比较大，占53%；其二，技术贸易企业比重不大，仅占13%；其三，目前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服务贸易企业比例不高，占30%；其四，受访企业实际平均税负较为适中，为3%，但41%受访企业主观认为税负较重或非常重。
其次，受访企业面临的困难。一是人工成本急剧上升、资金压力十分紧张；二是对服务贸易政策适用行业、区域范围以及申报程序比较模糊；三是对税收优惠政策促进服务贸易企业经营发展的预期并不十分乐观，51%受访企业认为未来无明显影响。
（二）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通过对部分统计数据和问卷调查情况分析，总结出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第一，缺乏统一的服务贸易统计体系和信息共享平台。从本次调查看，国税系统信息获取渠道单一，过度依赖其他政府部门信息。统计数据不完整、不精准、不全面，不能互相印证，只能得出较为粗略的分析结果，难以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企业解决涉税难题。
第二，缺乏先进型服务贸易企业认定标准。目前国家尚无下发统一的先进型服务贸易企业认定标准，导致部分具备一定研发能力、能够进行技术创新、核心竞争力相对突出的企业无法进一步享受税收优惠。
第三，支持服务贸易快速发展的配套措施没有形成合力。目前哈尔滨新区规划重点发展的服务贸易行业分别归属不同政府部门管理，国税部门与其他部门的业务沟通极其有限，相互之间的信息了解较少，各部门的优惠政策相对独立，没有形成有机的合力。
第四，税收优惠政策宣传工作有待加强。根据调查结果，部分服务贸易企业的管理人员、财务人员对现行的税收优惠政策并不了解，对税收优惠的备案及审批流程并不熟悉，对税务行政审批认知还停留在过去。
四、促进服务贸易发展的建议
第一，积极加强政府相关部门协作，共建服务贸易信息共享平台。国务院提出重点发展的“6+1”服务贸易的管理部门包括财政局、商务局、工信委、旅游局、文化新闻出版局、卫计委等多个部门。建议尽快建立跨部门的管理组织，形成容纳多项数据的电子信息交换平台，实现信息共享。特别需要税务部门的积极参与，开展有深度的经济数据及税收收入分析，为政府决策提供税收方面的建议。
第二，积极落实创新发展服务贸易认定标准，用足用好国家税收优惠政策。在国家出台统一的先进型服务贸易企业认定标准前，参照服务贸易发展较快城市的认定标准，制定哈尔滨市先进型服务贸易企业标准。积极促成服务贸易企业所得优惠政策尽快落地，并及时通过有效渠道开展宣传工作，争取企业及时尽快掌握，并用足用好税收优惠政策。特别要建立税收绿色通道，为服务贸易企业办理退免税手续。
第三，积极宣讲服务贸易税收优惠政策，打通税收优惠“最后一公里”。充分利用微博、微信等新型网络媒介，重点宣传服务贸易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并全面认真梳理服务贸易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编制操作性强的服务贸易企业税收指南手册。举办税收政策宣讲会、服务贸易企业专题税收论坛，提高纳税人对相关税收政策认知度，对重点企业上门辅导，打通纳税人享受国家税收优惠政策的“最后一公里”。
第四，尽快出台适用于服务贸易的税收鼓励政策，促进企业积极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借鉴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研究适用于服务贸易的税收鼓励政策，鼓励企业加入服务贸易行业，同时提升企业研发高附加值服务产品的积极性。特别是对国家鼓励发展的服务贸易重点领域内的投资项目的纳税人，在规定范围内，给予免征进口自用设备及其按照合同随设备进口的技术及配套件、备件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的优惠。
【关键词】国家贸易理论 国际贸易 政府角色定位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 A
在国家贸易理论中，对于政府是否应过多干预对外贸易一直存在较多的争议。国际贸易新理论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形成了两个典型性的理论体系，即主张政府应以积极的态度干预国际贸易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Strategic Trade Policy）和认为政府应辅助自己的国家保持竞争优势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Competitive Advantages of Nations）。两者作为新贸易理论的代表，对政府的角色定位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两种基本观点。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主张政府应以积极的态度干预国际贸易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主要观点是，认为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以及规模经济下，政府应在国际竞争中处于积极干预的角色地位，通过对关税、相关补贴等政策措施的恰当运用来保证一国经济福利水平的提高。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强调，政府干预是实现规模经济的最佳途径。政府通过扶持规模化的“战略性”部门，在不完全竞争市场经济结构下，形成超额垄断利润，以促进动态和静态规模经济的形成。
具体表现在，一方面静态规模经济厂商边际成本随着产量的增加而递减。政府可以通过扶持或保护本国企业，促使其在国际市场中产量增加，不断提高利润份额，更好地提高本国的福利水平，以促进静态规模经济的形成。另一方面，动态规模经济指的是在技术水平提高的前提下，实现厂商边际成本的曲线下移。也就是说，政府通过对企业技术生产水平的扶持和干预，来实现动态的规模经济。
国际贸易新理论的一大进步在于，在国际贸易理论分析中对政府的角色进行了全新的阐释，并在此基础上将政府干预内生化。这一解读颠覆了政府干预造成国民损失的结论，因而与现实更为接近。但在国际贸易实践中，要使战略性贸易政策顺利实施仍存在较大的困难，如政府对“战略性”部门的正确识别和定位问题仍未有效解决。此外，由于各部门之间存在关联性，政府实施政策扶持必然牵连甚广，也难以正确评估预测政策实施的整体效果等。
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主张政府应辅助自己的国家保持竞争优势
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由波特（Michael E. Porter）提出，其主要观点是，认为政府的作用等同于机遇，都是一国竞争优势的辅助要素，而基本要素主要有生产要素、生产产业、企业竞争以及企业需求。政府可以通过一定的政策和行为影响四大基本要素，并以此对国家竞争优势产生间接的影响作用。其作用机制主要表现在：生产要素方面，政府可以通过制定教育投资、补贴、市场等相关政策，在专业化和高级生产要素中发挥重要作用；需求方面，包括客户的需求以及国内市场的需求等方面，政府可分别通过制定产品规格标准和确定采购方式进行影响；产业方面，可通过规范产品的销售活动以及媒体的广告形式等来实现；企业竞争方面，主要体现在一系列的税收制度、反垄断法、市场规范制度上。
以国际竞争优势理论来看，在保持产业竞争优势方面，政府处于从属性地位，只有存在于上述四大基本要素中，政府政策才能发挥效用。换句话说，政府在国际贸易中的主要任务在于维持良好的生产环境，最大限度地保证生产率的提高。这也意味着在贸易壁垒、市场垄断等方面，政府不主动进行干预，而需要在改善企业经营环境、提供基础设施、确保强有力的竞争等方面扮演积极的角色。
此外，国家竞争优势理论还强调，对企业生产率以及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来说，制度环境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这一点上，为提高生产力和竞争力创造了基本条件的大学等教育机构、相关法律系统以及消费者协会等，都在其中发挥着积极的意义。因此，政府应在诸如此类的创新发展中积极扮演重要的角色。
两种新理论颠覆了传统的自由贸易理论的地位，对政府角色定位进行了重新解读
两种贸易新理论分别从不同的观点出发，对政府在其中的角色作用进行了不同的定位。这两种理论体系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传统的自由贸易理论的地位。总的来说，两者对于政府的角色定位虽然存在一些相似之处，但其中的差异性却十分具有突破意义。如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将政府干预放于主导地位，认为政府应当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并可直接进行政策的实施等。相比较之下，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则将政府归于辅助角色，认为政府的重要价值在于通过制定政策来保证环境的改善，且其政策效果是双向性的，最有益的应该是着眼于长期的经济发展利益。
归根结底，这两种理论都明确地反映了国际贸易中的保护贸易和自由贸易已逐渐成为两种并行不悖的发展趋势。两者都是基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但在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方面的主张却有所不一。从现实情况来看，政府对经济过多干预的“战略性”政策并不是都能高效率完成，与此同时还有可能产生不利于市场发展的腐败现象。从某种程度上说，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较多地存在逻辑上的可能性，永久性的保护贸易必然会对市场经济的自由发展造成很大的影响，因此国家着力于促进自由贸易也具备现实意义。通过将两种理论结合分析和辩证思考，可以对政府在其中的角色定位进行全新的解读，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两种观点对政府的角色定位都存在一定的片面性，需要辩证地看待政府在国际贸易中作用的发挥。既不能认为政府在一国国际竞争力中处于绝对地位，也不能将其视为被动的参与者。应该正视国际贸易及经济发展中政府的关键作用，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准确的定位，将其角色作用控制在适宜的范围之内，才能更好地发挥其指导作用，实现国民利益的最大化。
其次，实现企业的创新和自由竞争是提高一国国际竞争力的根本途径。政府在市场经济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于促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加强市场环境的建设，积极推动自由贸易的发展，为企业的竞争和创新完善后备支持。如健全各阶层教育设施投入、完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建立健全相关的政策法规等，创造利于提高生产率和竞争力的良好的制度环境。
最后，市场经济的发展并不完美，也有市场失灵的情况发生。在这一前提下，政府就需要在市场的不完善之处发挥作用，积极进行宏观调控保持市场的稳定。如可以采取适当的扶持措施，促进具有外部效应产业的发展或积极推动关键技术的创新和进步等，借此来促进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同时也需要保证这种干预和保护只是暂时的，并将之与企业的竞争相结合。
（作者单位：衡水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①李春梅：《经济结构调整与政府角色转型》，《人民论坛》，2015年第17期。
②魏安喜：《政府在开拓国际贸易市场中扮演的角色研究》，《东方企业文化》，2015年第11期。
③周方：《国际经济与贸易开拓当中政府的角色分析》，《企业改革与管理》，2014年第16期。
④高影：《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中的政府角色定位探析》，《知识经济》，2014年第14期。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211
【原刊页号】61～63
【分 类 号】f52
【分 类 名】外贸经济、国际贸易
【复印期号】200302
【 标 题】西方工业国贸易保护的历史演进和发展趋势分析
【英文标题】the evolution and prospect of trade protectionism in wester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zhang zhi-min
【 作 者】张志敏
【作者简介】张志敏 中央财经大学 北京 100081
【内容提要】本文分析了西方工业国家不同历史阶段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的发展变化，归纳了贸易保护的规律性和发展趋势，提出了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贸易保护仍然是各国政策的支撑点，进一步分析了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特点和发展趋势以及对我国参与国际经济和贸易的重要启示。
【摘 要 题】贸易保护
【英文摘要】in this essay,the author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s of trade protectionist theories and policies in wester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summarizes the regularities and prospect of trade protectionism,and concludes that trade protection is still the focus of the trade policies in every country under the circumstance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the author further examin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prospect of the new trade protectionism,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our country to practicipate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trade.
【关 键 词】贸易保护/历史/规律/趋势
trade protection/history regularity/trend
【 正 文】
［中图分类号］f75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549(2002)11-0061-03
一、西方工业国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的历史演进
1.亚当·斯密之前的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
在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体系创立之前就存在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之争。重商主义最早提出贸易保护的观点，尽管不够系统，但其理论的基本点：“鼓励输出、限制输入，发展经济，实现国家财富积累”已经被当时各国政府所采纳。一些贸易保护的手段诸如行政管制、高额关税、退还税款、发放奖金和补助金、特许证等被政府广泛使用。
16世纪后期的英国，重商主义的发展达到高潮。从17世纪开始，一些商人、政府官员、学者先后提出自由贸易的观点，并且在18世纪上半叶的英国发生了两场著名论战：一是关于放宽与法国贸易的限制是否对英国有利。主张自由贸易的和主张贸易保护的两大派别分别创办了各自的杂志来宣扬自己的观点。尽管两派在理论上各不相让，但政府还是执行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而主张放宽英法贸易的条款未能得到批准。二是英、法、德等国的学者围绕国际经济是否存在内在平衡机制所进行的论战。以休谟为代表的学者从货币数量论出发，认为国际经济中存在自动平衡和调节机制，不需要政府的干预国际经济会自然的保持平衡，因此，他们主张贸易自由；以斯图亚特为代表的学者则反对休谟的货币数量论，否定国际经济中存在自动平衡机制，主张政府干预和贸易保护。这场争论在理论上也是难分胜负，但在现实中各国政府（包括当时比较先进的英国）仍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
2.亚当·斯密之后的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
理论界一直把1776年斯密的《国富论》的出版视为自由主义理论体系创立的标志。作为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奠基者，斯密对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观点进行了批判，并鼎力主张对内实现自由放任、对外实行自由贸易，主张降低关税和取消出口补贴和奖励金，并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即“绝对成本说”。大卫·李嘉图对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作了进一步补充和发展，提出了更为现实的“比较成本说”。绝对成本说和比较成本说构成了古典贸易理论的核心。
然而，斯密《国富论》的出版并没有对英国和其他西方各国的政策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在斯密和李嘉图完善自由贸易体系的同时，和其观点相对立的一些经济学家仍然始终倡导贸易保护，为此双方不断展开理论较量。1860年英法两国签定了《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随后，英国又和其他国家签署了降低关税的商贸条约，从而使西欧各国走上自由贸易道路。《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的签定，标志自由主义政策在英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这距离1776年斯密《国富论》的问世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由此可见，开辟贸易自由主义政策的道路是多么艰难。
3.现代贸易保护主义理论与政策
尽管自由主义理论从提出到付诸实践需要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但不能否认，自斯密创立自由主义体系以后，尽管也出现过李斯特和凯里为代表的贸易保护主义理论，但一直到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产生，在170年的历史中贸易自由主义始终占据了理论上风。到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人物马歇尔时期，虽然现实中各种贸易保护的政策不断被实施，垄断也不断出现，但马歇尔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仍然是宣扬自由主义，在稍后出版的《工业和贸易》一书中虽然涉及到垄断问题，但他认为垄断和竞争只是程度上的差别而无本质区别。只有到凯恩斯经济理论的提出，才从根本上动摇了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
然而，现实却非如此，真正贸易自由的历史却非常短暂。自由主义在实践中获胜的同时就开始遇到挑战，因为从19世纪60、70年代开始各种垄断组织不断出现，并在各国逐渐取得主导地位，进而为国家垄断奠定了基础。同时，李斯特和凯里的贸易保护理论对德国、美国的政策产生了影响。德国率先实行贸易保护，法国和美国分别于1881和1890年重新设立了关税法，意大利、奥地利和瑞士等国也相继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进入20世纪以来，国际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存在生产过剩的危机，为了摆脱危机，各国互相用高关税封闭本国市场，互相用货币贬值及降低工资等方法提高本国经济竞争力，使各国内部和各国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最终导致了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
二战结束后，除美国以外的各垄断资本主义集团均遭重创，美国对欧洲、日本具备了无可匹敌的竞争优势，美国此时开始倡导自由贸易，但到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德国的经济逐渐恢复并日益强大，大量美元外流，致使布雷顿森林体系动摇，1969年尼克松政府以保卫美元为由提出，为了保持对外军事支出，维护冷战盟主地位，美国的贸易收支经常保持盈余是必要的，为此，必须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
上述历史表明，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在自由主义政策实施不久，保护主义的政策则开始陆续在各国出现，到20世纪开始逐渐加强，在二战以后，尽管日益强大起来的美国开始宣扬贸易保护，但60年代以后随着日、德等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各国又重新举起了贸易保护的旗帜。
4.新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两次石油危机使世界经济增长缓慢，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力都在不断增强，逐渐形成了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新的保护主义和传统的贸易保护相比，更具有隐蔽性的特点：
关键词：加工贸易；雁行理论；梯度转移；比较优势
中图分类号：F7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1）01-0093-05
自1978年珠海市签订全国第一份来料加工合同以来，加工贸易在中国快速发展，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从1981年的25亿美元，增长到2009年的8 503亿美元，增长322倍。然而，我国加工贸易地域分布严重不均，2010年前5月，中西部地区加工贸易占同期中国加工贸易进出口总值的比重仅为3.9%①。要缩小地区差距和实现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就必须把东部沿海地区加工贸易的边际产业梯度转移到中西部地区，贯彻落实国家提出的“梯度转移，东部做高端、中西部做中低端”的加工贸易产业转移思路。因此，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促进加工贸易科学、合理而有序地进行梯度转移，成了各级政府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
二、相关文献综述
“雁行理论”是一种应用较为广泛、影响深远的产业经济理论。1932年，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Kaname Akamatsu）在《我国经济发展的综合原理》一文中首提“雁行模式”（Flying Geese Paradigm），主要用来说明日本的工业成长模式，指出日本的产业发展通常要经历进口新产品、进口替代、出口、重新进口等四个阶段并周期循环，这四个阶段在图表上呈倒V形，酷似飞行中的雁阵（胡俊文，2000）。也有国内学者指出，赤松要是在1936年以棉纺织业为例分析产业跨国梯度转移时提出了“雁行发展形态说”，从而奠定了国际产业转移的理论基础（罗建兵，2009）。后来，小岛清把赤松要的雁行形态进一步区分为原形和两种引申形（如图1）（车，2004）。引申形A表示不同产品的“雁行”进口、生产和出口，即国内产品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转移；引申形B表示产品在不同国家的“雁行”进口、生产和出口，即产品的跨区域梯度转移。后来，山泽逸平通过对东亚经济圈进行深入研究之后完善了赤松要和小岛清的雁阵阶段划分，提出了东亚各国产业的发展普遍要经历“引进―进口替代―出口成长―成熟―逆进口”五个阶段（孙高洁，2007）。“雁行理论”提出后，经大来（Okita，1985）、Vernon（1966）和小岛清（Kojima，2000）等学者的进一步发展和丰富，融合了比较优势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边际产业理论，已经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关于产业区域转移的理论体系（蔡，2009）。从内涵上来看，“雁行”理论主张结合动态比较优势和静态比较优势，谋求一国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跨越式发展；主张根据生产成本的变化进行地域分工，把边际产业向外转移，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空间（董洁，2006）。
从以上综述中不难得出，“雁行理论”最初以一个形象的“经济比喻”的面貌出现，通过后来学者充实和拓展后，成为了一种产业转移理论。在宏观上，“雁行理论”能为国家进行产业规划和布局提供理论指导；在微观上，“雁行理论”能指导企业根据比较优势的变化或产品生命周期的改变而进行产业转移。从已有的公开文献来看，“雁行理论”主要应用于解释亚洲经济发展奇迹、分析亚洲国家的经济政治关系和研究产业发展等三个方面。例如，张帆（2003）用“雁行理论”研究了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徐世刚（2005）用“雁行理论”研究了东亚产业分工的新变化；胡俊文（2004）用“雁行理论”研究了中国制造业的战略选择。遗憾的是，国内尚没有学者从“雁行理论”视角研究加工贸易梯度转移这一当前热点问题。在国内已有的一些研究加工贸易梯度转移的文献中，除了罗建兵（2009）选取了产品内分工的理论视角外，其他的论文都只是从资源、成本、政策等方面论述加工贸易梯度转移的背景、问题与对策，着力探讨加工贸易梯度转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党军，2008；艾民，2009；马凌，2009；等等）。虽然已有的研究不无意义，但大多只是泛泛而论，缺乏理论深度。
“雁行理论”非常适用于分析加工贸易梯度转移，其原因在于：第一，加工贸易梯度转移实质上是加工贸易产业的梯度转移，而“雁行理论”主要适用于分析产业的转移；第二，加工贸易梯度转移的深层原因在于产品生命周期和比较优势的改变，而“雁行理论”就是融合了生命周期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的理论体系；第三，东亚和国内加工贸易的转移呈现明显的“雁行”形态。“雁行理论”应用于区域产业分析应具备两个基本特征：该区域内部存在着相对领先与落后的地区，它们之间保持着产业升级的先后次序；存在着从相对领先地区向落后地区的大规模产业转移现象（金戈，2010），而加工贸易梯度转移正好具备这两个特征。
三、东亚加工贸易梯度转移的“雁行”分析
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的飞速发展，在经济史上创造了一个经济发展的“东亚奇迹”（也称“东亚模式”），并以持续的发展否定了“克鲁格曼质疑”。关于“东亚奇迹”，学术界有基于政府、伦理、制度等多种解读范式，但学术界忽视了加工贸易承接和转移在创造“东亚奇迹”中的重要作用。东亚国家或地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强政府”（夏爽，2006），东亚奇迹呈现出来的持续性高速经济增长，是政府强力推动产业结构更新换代的结果（邹消娟，2007），而承接和转移加工贸易是政府强力推动产业结构更新换代的重要途径。
东亚加工贸易因应比较优势的改变而进行区域梯度转移，呈现明显的“雁行”特征。在东亚加工贸易承接和转移的“雁阵”中，日本充当了领头雁的角色，亚洲“四小龙”为雁阵中的第二梯队，中国大陆和印度为第三梯队，越南、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国家为第四梯队。从时序上来看，日本最先承接欧美的加工贸易，并将加工贸易的边际产业向东亚其他国家或地区转移。早在二战前，日本就开始发展简单的加工制造业。二战后，日本确立了加工型外贸体制，抓住机遇引进欧美的资金和技术，发展汽车、电子、电视等附加值高的加工贸易产业。通过利用加工贸易的知识溢出效应，日本的技术水平和制造能力快速提升。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的加工贸易产业结构逐渐向电子计算机、医药、精密机械设备等产业转型升级。在“石油危机”和“广场协议”后，随着日元升值、资源价格上涨等因素导致生产成本不断增加，日本将服装、玩具、皮革等加工制造业向其他成本低廉的国家和地区转移。日本与“四小龙”间的产业转移是东亚区域经济内的第一次产业迁移（袁易明，1998）。东亚“四小龙”通过设立出口加工区、税收减免、投资优惠等措施主动承接日本的产业转移，大力发展加工贸易。以服装产业为例，东亚的服装加工制造业经历了三次明显的转移：第一次转移发生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早期，世界服装产业的重心从北美、西欧转移到日本；第二次转移发生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生产重心由日本转移到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韩国；第三次转移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生产重心从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转移到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其他国家（刘德学，2006）。
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和资金的积累，东亚“四小龙”加工贸易的产业结构不断高级化，逐渐转向电脑、通信、医药等高附加值产业，而把服装、皮革、玩具、家具、鞋帽等边际产业转向具有劳动力、资源、政策优势的中国大陆、印度、越南等。因此，日本的加工贸易主要集中在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业，“四小龙”加工贸易的产业水平次之，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则集中在中国大陆、印度、越南等。整体上，东亚加工贸易产业经历了进口、进口替代、出口、向外转移、复进口等阶段。在同一国家或地区内，表现为高附加值的加工贸易产业逐渐替代低附加值的加工贸易产业；在不同国家或地区内，表现为加工贸易边际产业向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转移（见图2）。
“雁行理论”是建立在比较优势理论基础上的关于产业追赶、升级和转移的理论。东亚国家和地区的静态比较优势是加工贸易“雁行”分布的内在原因，而动态比较优势决定了东亚加工贸易的“雁行”转移。一方面，作为宏观调控主体的东亚国家和地区政府根据比较优势的变化，适时调整或指定新的产业规划，辅之以相关政策引导加工贸易升级或转移；另一方面，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加工贸易企业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的变化，寻找更具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地区进行转移。通过加工贸易的转移，东亚加工贸易不断调整“雁阵”，充分利用了东亚各国家和地区的比较优势。
四、中国加工贸易梯度转移的“雁行”分析
（一）中国加工贸易区域分布的“雁行”现状
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地理位置、经济条件、开放程度等方面的差异，我国加工贸易发展的地域差别巨大，加工贸易企业绝大部分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而远离港口、运输成本高、产业配套程度差的中西部地区，尽管地域广阔，存在资源、劳动力相对廉价的优势，但加工贸易在全国所占的比例非常小。以加工贸易出口额为例，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存在巨大的悬殊，1995―2007年，95%以上的加工贸易出口额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见表1）。2007年，东部地区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为9 609.3亿美元，为中西部地区251.1亿美元的近38倍。2005―2007年，东部地区加工贸易进出口额占全国进出口贸易额的比重基本稳定在97.5%左右，而中西部地区仅为2.5%②。2008年，广东省加工贸易进出口额为3 559.41亿美元，相比之下，2008年湖南省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为11.37亿美元，200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甘肃省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则分别为7.96亿美元和3.0亿美元，相差十分悬殊。
目前，中国加工贸易形成了一个以东部沿海地区为头阵、西部地区为尾阵、中部地区为中间阵的不均衡“雁行”阵列。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的是服装、皮革、家具、制鞋、玩具等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产业，每一加工贸易产业都经历了图1中“雁行”形态的原形发展过程，即进口、生产、出口的过程。随着技术、资金的积累和开放程度的提高，东部地区的电子、通讯、机电等高附加值的加工贸易产业逐渐占据主体，表现为图1中的引申形A。同时，东部沿海地域的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的加工贸易边际产业出于成本的考虑开始向中西部转移，表现为图1中的引申形B。
（二）我国加工贸易梯度转移的“雁行理论”解释
加工贸易的梯度转移是对我国加工贸易“雁阵”结构进行调整和优化，从而形成一个更加有序、合理、高效的“雁阵”。雁行理论认为，随着比较优势的变化，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会在追赶的过程中，一方面低附加值的产业会取代低附加值的产业，另一方面边际产业会向其他国家或地区转移。因此，我国加工贸易在时空上的“雁行”分布不是静态不变的，而是不断地进行着动态调整，比较优势的变化是中国加工贸易必须进行梯度转移的内在原因。
1. 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充足且廉价的比较优势不断弱化，而中西部在劳动力的供给和价格上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虽然沿海地区经济总量大，但全国的人口大省主要集中在湖南、河南、四川等中部省市。即使加工贸易最不发达的西部地区，劳动力资源也非常丰富，人口达到36 179万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7.5%③。西部农村富余劳动力数量近8 000万人，近年来通过向城市异地转移和进入乡镇企业就地转移3 500万人左右，尚有4 000多万人滞留在农村④。如果把中国人工工资平均水平设为1，中国东部的人力工资水平约为1.31，西部地区是0.91。中国内陆地区一般劳动力工资在1 000元/月左右，沿海地区在1 400元/月左右⑤。以最低工资标准为例，目前东莞市的最低工资标准提至920元月，广州市、深圳市、杭州市为1 100元月。根据中国香港贸发局2007年对中西部加工贸易梯度转移重点承接地的调查，中西部地区的最低工资普遍低于600元月，不少地区还低于500元月（见表2）。
2. 东部地区的土地、水电等资源和能源价格不断上涨，环境承载力已经十分有限，而广阔的中西部地区则集中了全国的能源和矿产资源，具有显著的资源比较优势。以西部地区为例，该地区煤、油气资源和有色金属储量占全国之首，原油探明储量占全国的27.8%，天然气探明储量占全国的87.5%，现有煤炭资源保有储量占全国的39.4%。西部人均能源资源为1 207吨标煤，为东部的3.58倍，人均可开发水能为4 982千瓦，为东部人均的1.095倍⑥。目前全国已探明的156种矿产资源中，西部地区就有138种；在45种主要矿产资源中，西部有24种，占全国保有储量的50%以上；西部铁、锰、铬、钒、钛等5种黑色金属矿探明储量分别占全国的52%、68%、72.1%、72%和95%；钾盐基本上全在西部⑦。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土地要素等成本不断上升，土地价格平均是中西部地区的1.44倍⑧。根据中国香港贸发局2007年对中西部重点城市的调查，中西部城市的厂房租建成本和水电收费明显低于东部沿海地区。
3. 东部地区发展加工贸易的政策比较优势逐渐弱化，加工贸易发展的优惠政策开始向中西部倾斜。为了促进东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落实“中部崛起”和西部开发战略，国家逐渐收紧了东部地区的加工贸易政策，逐渐向中西部倾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中西部加工贸易发展的优惠政策。2006年以来，国家多次调整加工贸易限制类商品目录，限制或禁止“两高一资”（高污染、高能耗、资源性）和低附加值加工贸易在东部地区的发展，同时东部地区凡被列入禁止类商品的加工贸易业务，必须缴纳台账保证金，实行银行保证金台账“实转”管理。相比而言，新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则可以在中西部地区开展限制类产品的加工贸易，同时允许在中西部地区从事A类和B类限制类商品加工贸易的企业实行台账保证金空转。2007年11月，商务部和国家开发银行联合了《关于支持中西部地区承接加工贸易梯度转移工作的意见》中提出：2010年要培育形成50个优势明显、各具产业特色的中西部加工贸易重点承接地的目标。此后的2007年和2008年，商务部先后确立了南昌、武汉、芜湖、新乡、太原、昆明、银川、南宁等31个城市为全国加工贸易产业转移重点承接地。为了建好中西部加工贸易产业转移重点承接地，国家还采取了相应的配套措施。国家开发银行对中西部加工贸易重点承接地的重点项目予以政策性优惠贷款的支持，海关总署把保税物流功能赋予中西部重点承接地的出口加工区，铁道部门也协作开展铁―海联运，把出口货物直接运至东部港口码头。
（三）中国加工贸易梯度转移的“雁行”对策
随着东西部比较优势的改变以及国家鼓励加工贸易从东部密集地区向中西部转移的一系列有效政策的施行，中国加工贸易梯度转移已取得了明显成效。2005―2007年，东部地区加工贸易出口额年均增长率为21.6%，而中西部地区加工贸易进出口额年均增长率为30.8%，高出东部地区9.2个百分点⑨。虽然中国加工贸易梯度转移已经初见成效，但由于中西部地区存在物流成本高、产业配套程度低、市场环境较差等诸多问题，加工贸易梯度转移依然任重道远。因此，中国应该结合“雁行理论”、东亚国家（地区）加工贸易梯度转移的经验和当前加工贸易梯度转移存在的问题，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努力。
1. 增强政策倾斜，重点支持中西部地区加工贸易的承接和发展。一方面，国家要继续强化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加工贸易发展的差别化政策，鼓励东部地区利用资金和技术优势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通过执行差别化税收政策和调整加工贸易商品目录，引导加工贸易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另一方面，国家加强资金投入，优先支持中西部地区出口加工区的建设。目前，中国的出口加工区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2000年4月―2007年底，全国已封关运行的出口加工区有34个，分布在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中，东部沿海地区有24个，占全国出口加工区总数的70.6%；中部地区有3个，仅占8.8%⑩。
2. 进一步加强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缩减物流成本。目前，中国加工贸易商品的主要进出口运输方式是水路运输，而国内的港口码头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东部的公路和铁路运输也比中西部便利高效。2008年，全国的进出口商品总值的66.1%通过水路运输[11]。我国物流基础设施54%分布在东部、30%分布在中部、16%分布在西部，明显呈现梯级递减模式?[12]。加工贸易从东部向中西部转移，物流成本会显著增加。对于本来获利就比较微薄的加工贸易企业而言，高昂的物流成本会带来巨大的营运压力，同时也会降低交货和报关效率。不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会阻碍外商进入非沿海地区（Amiti & Javorcik，2007）。因此，一方面中国要加强中西部的铁路和高速公路建设，提高运输效能；另一方面更多地赋予中西部出口加工区物流功能，建设一批报税物流园区和仓库。
3. 鼓励配套产业的发展，着力提高中西部地区加工贸易转移重点承接地的产业配套水平。国家商务部选定的31个加工贸易重点承接基地虽然具有承接加工贸易转移的优势，但目前的产业配套能力不足，集群水平较低。中国应借鉴国际经验，通过建立一批功能完善、设施配套、机制灵活、政策优惠、特色鲜明的加工贸易工业园区，把东部的资金、技术、管理等优势，与中部地区的土地、劳动力和优惠政策等优势结合起来，引导东部产业集群中的核心企业与相互配套的企业整体迁移到中部的产业园区，发挥工业园区作为加工贸易转移和发展的最佳载体和最优平台的作用（梁小萌，2007）。因此，中西部加工贸易转移重点承接地区要在引进东部地区的重点加工贸易项目的同时，引进产业上下游的配套产业或鼓励当地资本发展相关配套产业，提高集群水平。
注释：
①杜海涛：《加工贸易结构出现两大变化》，《人民日报》，2010-06-29。
②刘容欣：《加工贸易向中西部的梯度转移》，《开放导报》，2009年第5期，第82、80、82页。
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7）》，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年版，第106页。
④⑥韩润娥：《我国加工贸易梯度转移趋势探讨》，《商业时代》，2009年第10期，第105页。
⑤曲建：《内地如何更多地承接产业转移》，《第一财经日报》，2009-09-10。
⑦艾民，宁静：《促进加工贸易向西部地区转移政策研究》，《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第17页。
⑧⑨高思：《浅析中国加工贸易中西部转移的成效及问题》，《法制与社会》，2009年第4期，第98页。
⑩马凌：《中部地区承接加工贸易梯度转移探讨》，《商业研究》，2009年第9期，第110页。
[11][12]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中国海关统计年鉴（2008）》，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页。
The Gradient Transfer of the Processing Trade
Zeng Gui1, Li Hongxiang2, Tian Huarong2
（1. School of Economy &Management, Hunan Institute of Engineering, Xiangtan 411104, China；
2. College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Chongqing Univercity, Chongqing 400030,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