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完善的成人教育法律体系
美国政府对成人教育立法非常重视，据统计，从19世纪60年代至今，有关法案已经颁布了十余种。英国1919年在《史密斯报告》中就对成人教育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之后不断地对相关法律进行完善补充。在法国，成人教育由青年体育部、教育部、劳动及职业培训部门管理，并在立法中对如何分配权利、如何调节相互关系做了规定。这些发达国家均通过颁布各种相关法律来确保成人教育的顺利实施，足以看出发达国家对成人教育立法的重视程度。
2.政府重视，中央、地方分权管理的体制
在美国，其成人教育的管理中心在地方政府，而不在联邦政府，实行管理权限下放。其文化教育直接由地方政府负责实施，各州不直接管理地方的文化教育，联邦政府对各州的文化教育没有直接的管理权，只负责关注成人教育。英国也实行了地方分权的成人教育管理体制，近年来，中央加强了与地方成人教育的合作，更显现出其管理体制的灵活性。国家实行地方分权管理，避免中央对地方成人教育管理过多过死，有效地刺激了地方兴办成人教育的积极性。
3.充足的经费资金保障
美国社区学院的经费主要是从联邦政府、州政府、当地税收和学费而来，企业也是成人教育的主要出资人。澳大利亚成人教育的经费主要来源于联邦政府的财政拨款，同时社会捐赠、企事业单位投入、州政府拨款也是主要来源之一。在芬兰，国家的补贴是70%，由地方政府负担的经费是30%左右。法国早在1971年《继续职业教育法》中明确规定，一定规模的企业必须将工人工资总额0．8%以上的经费投入到职工的职业深造中，且职工享有带薪培训的假期。
4.办学形式多样化
英国的成人教育多样化，教育机构和组织形式主要有:社区学院、寄宿学院、普通大学设立的继续教育学院、开放大学和成人教育中心等。美国的社区学院是美国成人教育的主要载体，社区学院根据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需要开设各种专业，着重培养学生的应用技术能力和操作技能。成人学员可以在社区学院通过短期学习，掌握自己感兴趣的某项技能。
5.优良的成人教育师资队伍
悉尼TAFE学院采用高标准的教师资格制度，对任职教师的实践工作经历、相关专业培训、持有教师资格证情况和职业训练等均做了相关要求。美国的教师招聘程序十分规范，其聘用制度中规定，新教师在试用期内不能胜任教学工作或者已聘教师聘期结束时没有提升，则被辞退。美国建立了健全的教师继续教育制度，为成人教育教师提升科学研究能力和理论水平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国外的教师评价机制也颇具特色，多采用同行评价的方法。
二、对我国的启示
1.加快成人教育的立法工作，推进成人教育的法制化进程
考察发达国家成人教育的发展历程就会发现，发达国家很重视通过法律法规来规范成人教育的发展，每个重要成人教育法律的颁布实施都对成人教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目前，我国成人教育处于无法可依的局面。因此，我国应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尽快制定出独立的成人教育法律，明确各级政府教育部门的责任，明确各级政府对成人教育的投入力度，政府教育部门及时制定出符合我国成人教育现状的成人教育基本法，对成人教育的实际问题作出明确规定或指导性建议，增强立法的可操作性，健全公民继续教育权的支持制度，促进我国成人教育在国家法令的指导下顺利快速发展。
2.领导政府给予充分重视，中央与地方协调管理
成人教育的发展迫切需要国家政府的重视，从而才能得到切实有效的发展、督导与管理。一般情况下，我国先是由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对成人教育的宏观层面作出统一制定，例如培养目标、政策方针等，随后再传达给各个地方政府的教育主管部门。然而各个地方发展不均衡，文化普及程度、经济水平都有较大差距，成人教育在实际执行时难免会遇到困难。因此，中央政府可先确定出成人教育发展的总体方向和目标，地方政府在其指导下，根据自身经济和教育实际情况，来具体制定成人教育实施计划，这样也更能激发地方政府的办学积极性。
3.拓宽经费投入渠道
不难看出，发达国家成人教育的经费主要是国家支出，只有充足的财政拨款和资金来源，才能改善各种软硬件设施，提高成人参加教育的积极性，保证成人教育快速发展。我国公共财政对教育的投入一直处于世界较低水平，直接制约了成人教育的发展。政府要加大对成人教育的财政支持，同时还应不断拓宽成人教育资金的来源渠道，鼓励民间资金对成人教育的支持。
4.整合社会有效资源，完善成人教育教学模式
为了促进成人教育的快速发展，成人教育应从封闭式走向开放式，加强各地成人高校间的横向联合，构建跨学校、跨部门、跨专业，全方位的学习网络。同时鼓励企业根据自身需求，设立专门的培训机构，与企业外部的教育科研机构联合对内部员工进行继续教育。总之，尽可能实现教育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共享。
5.注重教师培训，不断提升成人教育师资队伍素质
1.对人的认识和防范方面
(1)购物安全问题:
有的学生购物时不会讨价还价，不能辨别事物真假好坏，对商家的吹嘘偏听偏信。
(2)人身安全问题:
大学生失联遇害案在网络上时有出现，分析产生失联的原因，除大学生防范意识不够外，缺乏社会经验也是主因。
(3)情感安全问题:
有的学生不会正确处理好男女同学正常交往与恋爱的关系，掉进情感的陷阱。
(4)食品安全问题:
许多学生喜欢到校园周边消费，而很多不良的商家只把目光盯住大学生的口袋，给大学生提供“问题食品”。常言道“病从口入”，吃多了不安全的食品，常引起大学生的身体出现不适甚至食物中毒，危及大学生的安全。
2.对事情的应对处理方面
(1)财产安全问题:
因对财物的保管不谨慎，让盗窃分子有机可乘的现象在大学校园较普遍。学生之所以容易丢失财物，主要是个人保管不力，没有牢记“客不离货，财不露白”的古训。
(2)交通安全问题:
当前在高职学生中，拥有汽车、摩托、自行车的有不少，但交通事故也频繁发生。没有常思“在外出门小心好，凡事低调平安行”的古人出行经验。
(3)网络安全问题:
有些学生痴迷网络，“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同时，网络犯罪、网络欺诈让学生难以分辨。需要青年学生克服网瘾，不断提高明辨是非的能力。
(4)防火安全问题:
高职学校里经常发生学生因为违规使用电器或使用大功率电器引起寝室火灾之事。人们常说:“隐患险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只有加强防范，才能避免事故的发生。
(5)生产安全问题:
高职学生在实习实训时常发生伤残、失踪甚至死亡。社会经验告诉我们，“小心使得万年船”，其实只要在实习中多点小心，很多安全问题就不会发生。
(6)防灾安全问题:
人们通过多年的观察总结出许多安全防范知识，如“燕子高飞晴天到，燕子低飞带雨来”的气象判断;“骡马牛羊不进圈，鸭不下水狗狂叫”的地震前兆。调查发现许多学生的防灾避灾知识比较缺乏，当遇到自然灾害时不知道应对，可能会错过逃生的良机。
二、安全教育的举措
(1)加强安全教育。
把学生的安全问题始终放在学校教育管理的首位。定期研究学生安全的防范措施，消除学生安全方面的隐患，为学生健康发展保驾护航。开设人身安全教育课程和现行的基本法律教育，提高学生安全意识。
(2)制订安全的规章制度。
针对学生可能会出现的安全问题，制订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出台安全知识手册，发给每位学生，使学生做到安全有规程，行为有规矩。
(3)加强学习指导。
通过大会宣讲、经验介绍、媒体宣传、知识讲座、主题班会、防灾演练等多种形式，提高学生的安全防范知识和技能。
(4)加强心理辅导。
对学生进行心理咨询辅导，帮助学生克服心理障碍，提高其应对安全问题的心理承受能力。
(5)加强社会实践。
关键词：教育研究；方法论；科学方法；科学精神
一、教育研究界关于科学方法的不同立场
2001年12月28日，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的一次研究生课上，该院擅长定量研究（quantitativeresearch）的两位专家与以质的研究（qualitativeresearch）见长的两位专家组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题为“两种教育研究范式的对话”的座谈会。该座谈会吸引了校内外近百名师生参加，质疑问难，观点鲜明，气氛活跃。
数学和教育经济学背景的学者A相信，社会世界中存在着客观规律，社会世界是实际存在并可以认识的，可以通过事物之间的数量关系来揭示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定量研究以追求客观、科学、理性和合乎逻辑为目标；教育研究的功用之一在于为政策制定服务。自然科学和教育经济学背景的学者B认为，研究范式可能反映了研究者对于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的基本认识观的差异，然而，保持开放的心态、掌握各种研究范式的基础、在运用这些研究范式不断解决具体研究问题的过程中领会其精髓是最为重要的。
英语专业和教育人类学背景的学者C相信，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不存在一个独立于人之外的客观实在；社会世界是在人际互动和语言沟通之中建构起来的；研究者只有深入研究现场，深入被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现象，才能获得真正的“理解”和“解释”。教育学背景的学者D认为，我们研究可能面临三种不同的事实，即自然事实（物理事实）、社会事实与心灵事实，这也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分别；社会事实探究已经发生的故事，心灵事实谈论的是应当发生的故事，教育学既然是人学，其中关于心灵事实的层面以及部分社会事实的层面，就不适宜用自然事实的“规律”来统摄。
惋惜的是，不同专业背景和研究取向的学者各执一端，“独白”自己所持的研究立场，就研究范式问题难以形成“对话”，较少达成共识。
诚然，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争论由来已久，上述座谈会只是人文社会科学和教育研究范式论争在中国背景下的“复演”。譬如，1989年3月25～26日，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古巴（EgonG.Guba）在旧金山组织了关于研究范式的研讨会，并于翌年出版会议论文集《范式对话》（TheParadigmDialog）。从更为广阔的学科领域来看，在近现代西方思想史上，笛卡尔、康德较早注意到了研究自然世界与研究人的世界的方法论的差异问题，后来的思想家如狄尔泰、迪尔凯姆、胡塞尔、李凯尔特、韦伯等都就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论发表过独到的见解。
在教育史上，对“教育学科学化”的吁求与“教育学是人文科学”的宣称并行而进、此起彼伏。典型地，在德国，出现了“科学教育学”与“文化教育学”（Kulturpaedagogik，或精神科学教育学）的对峙。由狄尔泰、斯普朗格、李特、李凯尔特、福利特纳、鲍勒洛夫等组成的延续近二百年的德国文化教育学派各家虽则观点有别，但其基本主张是一脉相承的：对科技发达时代人的生存状况进行反思，认为现代科技文明造成了“非人化境遇”，在技术统治时代，人的价值、意义面临失落的危机；将教育—文化—人三者连接起来，融为一体，把教育（Bildung、Erziehung）看作一个人生完成、文化变迁的永恒过程，注重教育对人的价值和意义的提升。20世纪初，德国学者梅依曼和拉伊另辟蹊径，力倡把教育研究从哲学思辨传统中脱离出来，走科学化、实验化的路径，要求通过科学的验证来发现和陈述事实。1901年梅依曼首次提出了“实验教育学”的称谓，要求通过科学实验的验证来发现和陈述教育事实。数年后，拉伊在其代表性著作《实验教育学》（ExperimentellePaedagogik）中提出，只有通过实验与观察，在有意识地简化要素条件下研究教育现象中各种复杂的因果关系，教育学才能成为一门科学。
一个多世纪以来，人文社会科学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术蓬勃发展，研究方法日趋精细，并陆续引入教育研究领域，促使教育研究呈现出不同的取向和形态。但是，从研究范式上看，如国际著名学者胡森（TorstenHusén）指出的，教育研究基本上不外科学范式（scientificparadigm）与人文范式（humanisticparadigm）之列。实际上，在中国内地，关于教育研究方法论的论争主要不是表现为关于量的研究（一般称为定量研究）与狭义的质的研究的认识分歧，而是表现为关于科学研究范式（包括教育实验、问卷调查、数理分析等研究方法及相应的研究信念和成果形式）与人文研究范式（突出地表现为思辨、历史文献研究，以及近来兴起的深度访谈、自然观察、实物文本分析、叙事研究等研究方法及相应的研究信念和成果形式）的论争，或者说关于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论争、关于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的论争。
人文范式的教育研究者批评教育研究中的“科学主义”倾向：“由于科学主义的倾向，今天的教育学成了一种纯粹描述的东西，使得以人为关注对象的教育学把人放在了自己的理论视野之外；在语言的论述上，所见到的只是逻辑的或科学的语言”。重微观轻宏观；重应用轻积累；重技术轻原理；重定量轻定性；重现实轻历史；重事实轻价值。有学者在论证教育学的文化性格（即境域性）时提出：“随着教育学科学化运动的继续深入，特别是许多心理学家独占教育学之鳌头，教育学的语言出现了‘客观化’、‘逻辑化’和‘中性化’的倾向，隐喻，特别是那些能够有力地说明问题的隐喻倒真是不多见了。……教育学成了一个只有血肉（科学材料）和骨架（逻辑概念）而没有意识和灵魂的‘植物人’。”最近，又有学者明确宣称：“教育即培养人。育人即培育人生，构建人生历程，引导并含蕴人生的意义。教育学即育人之学，育人之学理当关注人生的培育，关注人生意义的建构，关注人生意义的实现。关注人生，这是教育学作为人文学之根本。……教育学不可能全面知识化，教育学思想的魅力就在于去激励、引导、启发人们去‘思’、去‘想’教育的‘问题’。如果教育学力图为自己建构严密的、规范的教育学知识框架，这就意味着教育学的自我终结。如果说目前的教育学还只是‘准’教育学或‘准’科学，那么它今后也不会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教育学。”这些学者并非简单地反对在教育研究中运用科学方法，而是表达了对教育研究中“唯科学主义”倾向的担忧。
持科学范式的教育研究者关注研究方法论问题，如闵维方教授、丁小浩教授提出，“研究方法论本身的价值常常超过了研究所得到的某个具体特定的结论的价值”。但总的来说，很少有人就此撰文发表见解，而且较少对针对“科学主义”教育研究的批判做出书面回应。他们信守自己的研究范式，“客观”、“科学”、“精确”、“严谨”、“规范”、“先进”等，这些是他们对其研究的自我评定。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在教育研究领域，中国内地学者已经完成了一些规范的、有说服力的实验研究和实证研究，如中科院心理所卢仲衡研究员主持的长达二十多年的“中学数学自学辅导实验”、北京大学厉以宁教授等主持的“教育经费占GNP比例的国际比较研究”，等等。
在中国内地，与心理学研究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样，虽然近年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倡教育研究中实现科学范式与人文范式的沟通和融合（一般提法为“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科学范式与人文范式相结合”），但是两种研究范式是否可以融合、如何融合成了难解之题。由于知识背景和研究信念的阻隔，将两种研究范式较好地结合起来的教育研究范例屈指可数。整体而言，科学方法在中国教育研究界，其命运截然相反：要么受推崇，要么被拒斥。
二、科学方法在教育研究中的适用与限制
在世界各地，关于科学的涵义的认识并不一致。譬如，在英语世界，科学（science）指“涉及对物质世界及其各种现象并需要无偏见的观察和系统实验的所有智力活动。一般说来，科学涉及一种对知识的追求，包括追求各种普遍真理和各种基本规律的作用”。在这里，科学是自然科学的代名词。在德语世界，科学（Wissenschaft）的涵义则要广泛得多，包括一切有系统的学问，不仅包括自然科学，还包括经济学、法学、哲学、历史学、语言学等社会科学和精神科学，甚至包括宗教、艺术，教育学属于科学之列。德文“科学”的词根Wissen的涵义是“知识”。虽然关于科学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但是主流的科学世界观认定，世界可以被认知。“科学假定，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以恒定的模式发生和发展，通过认真的、系统的研究可以认知”，（通过人们运用智慧，借助加强感官的仪器）各种特性的模式是可以发现的，宇宙间存在适用的基本规律。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以无偏见的观察和系统的实验作为主要研究方法。观察和实验方法被奉为科学之圭臬，在科学探究活动中是适用的和不可或缺的。
从16世纪起，科学实验开始成为独立的社会实践形式。经由伽利略首创、培根论证的实验方法论对近代科学的兴起和发展起了关键作用，其基本思想在现代科学实验观念中大致都保存下来。实验成为自然科学中占主导地位的研究方法后，经由心理学而引进入教育领域。在教育领域，从一般教育实践中的试验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学的教育实验的形成和运用，前后凡二百余年，这其中经历了从物理学生物学实验生物学、实验心理学实验教育学的发展演变。20世纪初，形成了实验教育学派。实验教育学派以自然科学方法为典范，以实证主义为哲学基础，主张通过观察、统计、实验等方法研究教育行为，与思辨的、内省的教育学分道扬镳。此后，经过几代教育学家、心理学家的努力，实验与数理方法相结合并运用于教育研究，形成了注重定量研究的教育实验基本研究方式，实验方法成为一种公认的教育研究方法。采用这一方法的研究者根据研究目的，合理地控制或创设一定的条件，从而验证假设、探讨教育现象的因果关系。不少学者认为，教育实验研究方法的形成，有利于克服教育研究中的主观性和偏见。
与实验方法密切相关的是观察方法。观察是指人们有目的、有计划地通过感官和辅助仪器，对处于自然状态下的客观事物进行系统考察，从而获得经验事实的一种科学研究方法。科学研究中如果没有关于研究对象的原始材料，就无法深入认识事物的本质和事物之间的内在关系。通过对教育领域某一现象及变化过程进行全面、深入、细致的观察，可以获得关于该事物较为翔实、客观的事实材料。对客观事物的观察还有助于检验某种教育理论是否正确，有助于形成新的研究课题。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一些新的仪器设备延伸了教育研究者的感官，使研究者的观察能力进一步提升。例如，功能性核磁共振显像（fMRI）是一种拥有高度空间解像和清晰显像的仪器，它可以描绘出身体和大脑的三维结构和组织。运用这种技术和仪器，可以观察到被试在接受不同方法的语文教学后，大脑处理语言文字时认知神经活动的情况，进而判断哪一种相应的教学方法更为有效。
数理研究方法不断发展和统计工具不断完善，以及它们在经济学和社会统计中的成功运用，促使教育研究中的数量分析不断开展起来。随着教育逐渐演化为一项巨大的社会事业，教育领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需要研究的复杂化数量问题；同时，数理研究方法和统计工具的不断发展完善，使得对一些大型样本和数据库进行数量分析成为可能，相应地产生了一些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上文提到的厉以宁教授等主持的“教育经费占GNP比例的国际比较研究”，就是内地一项成功的教育经济研究，并有力地影响了政府的教育投资决策。
实验、观察、数理分析和测验等研究方法在教育研究中的运用，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一样，具有共同的哲学基础和信念。这一信念就是，坚持实证主义的理论基础，认为存在客观实在，客观世界存在普遍性的规律；把社会当作物质（如迪尔凯姆提出的把社会事实“视为物”来处理），以研究物质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相信这有助于祛除成见、达致客观；以自然科学为典范，主张通过经验—数理方法而获得精确的、普遍性的知识。
主要以实验、调查、测验和数理分析等自然科学研究方法进行的实证研究（empiricalresearch，另译经验研究）适用于下述研究，并具有以下特征：（1）适合于宏观研究，以发现趋势性的特征。譬如，内地关于高等教育（作为社会经济部门之一）的产出乘数和影响力系数的研究。（2）适合于对社会现象进行数量化的因果分析和相关分析，发现趋势性的因果规律和相关规律。例如，在国际范围进行比较，研究教育经费投入与GDP之间的数量关系。（3）能够证实或证伪已形成的理论假设，并不断地修改或完善已有的理论假设。几十年来，儿童心理、学习心理领域的许多理论就是通过验证或证伪方法发展起来的。这一点，类似自然科学研究的“累积效应”。（4）研究结果可以做概念上的推断演绎，只要测量尺度、数据类型符合数学模型的要求，推断就是有代表性的、可推广的。（5）实证研究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具有明确、具体的操作程序，结果检验有具体的检验手段和系统的评估标准，基本可以保证研究操作和结果的可重复性。由此可见，在教育领域中，在宏观研究、因果分析、规律性和趋势性问题分析及验证推演方面，自然科学方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毋庸置疑，科学方法在自然科学研究中是适用的、可行的。自然科学方法经过改造后，移植到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研究领域中，促使这些研究领域发展成为较为成熟的社会科学学科。当然，关于在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研究中采用科学方法，仍然存在争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FreidrichA.vonHayek）批评了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企图以自然科学方法研究人文社会界，认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极为复杂，不能仅凭数据和量化证据达成探究过程；他还指出，不但在经济学领域，“普遍地在与人有关的其他学科中，貌似科学的方法其实是最不科学的”。就教育研究而言，问题似乎更为复杂。
教育研究者面对的是一个有意义的、价值关涉的教育世界。在教育世界中，既存在科学世界范畴，也存在生活世界范畴。教育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它首先是一个人的培养过程，一个活生生的学生成长过程，然后才衍生为一项社会事业。教育中的许多问题，需要采取不同的研究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去探讨。教育世界中的微观问题、深层问题和价值关涉问题，需要研究者进行深入细致的描述和分析，需要深层的体验和思考；教育活动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因而需要研究者对教育活动的整个脉络进行详细的动态描述；微观的教育活动特别是课堂活动、师生交往活动是一种自然情境，在自然情境下研究教育活动者的经验世界，研究结果可能更切合教育活动者的生活实际，研究结果的运用更具有针对性。此外，教育的目的、理念、制度和道德人格等价值关涉问题，难以采取纯粹的量化研究方法，而是需要运用哲学、历史、比较等方法进行考察，或者综合运用各种研究方法。一些倡导但不拘泥于科学范式的教育学者觉察到了这一点。譬如，力倡教育研究实验化的梅依曼否认实验教育学可以包括教育学的整个领域，他还详细论证了实验教育学的研究范围。
杰尔纳（EernestGellner）提出的“只有一种人，还是有许多种人？只有一个世界，还是有许多个世界？”这个本源性问题，在国际及国内教育研究界都表现出不同的回答。有学者认为，社会科学（包括教育学）“能否达到像自然科学那样的发达程度，取决于社会科学的研究者有没有能力去发现、鉴别和研究人类特性与人类活动中的恒常性质”，“一切区域、一切种族的人们都有着相同的基本分子结构；他们有着组成大脑结构的相同的神经系统；一切个体的生长方式也都是相同的。这些限定着人的生理和心理行为的共同特征来自共同的基因组成”，“区别是表面性的，主要是来自一代又一代人对环境的适应；相似则更具有根本性，因为它们是一种共同的人类本质的体现”，“可以说全体人类都属于一个种类，只有一个人种”。持类似观点的内地学者坚持自然科学的世界观，并坚信社会世界存在与自然世界一样的规律，可以通过科学方法来揭示这种规律。在另一类教育研究者看来，物质世界存在客观规律，但是这种规律不能迁移到社会生活世界中来；社会世界中或许存在宏观性的发展趋向，但是历史是一次性的、不可重复的；每一个个体的情感和行为是独特的，个体的价值是独一无二的，区别和差异是显著的，正是个体的差异组成了社会世界的丰富多样性。后者还认为，探讨人类的基本分子结构或大脑结构的神经系统，这属于生命科学的范畴，探究的是“物质人”的规律；教育研究者面对的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的世界，研究对象是由有情感、有意识的人组成的教育活动（主要表现为课程、教学和课堂），不能采用把人“还原为物质”的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教育活动，教育研究需要体认、理解与解释；其中，还不断有学者宣称教育学是人文学科，是一种关于人的独特知识，这门学问探讨无规则可循的人的精神世界。
可见，科学方法在教育研究中是适用还是有所限制，迄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是采用科学方法还是采用非科学方法（non-scientificmethod，不一定是反科学方法），与其说与研究者的专业背景相关，毋宁说与研究者的世界观、人性论、研究信念关系更为密切。虽然人文科学背景的教育研究者采用自然科学方法的比较少，但是深谙自然科学方法转而以哲学、历史、比较方法或质的研究方法从事教育研究的学者并非凤毛麟角，人文科学背景的教育学者力倡自然科学研究范式的也时有出现。
鉴于对自然科学方法的限制的认识，近年来，后实证主义、批判理论、建构主义得到了内地众多教育学者的大力提倡，后现论和其他非理性主义（如存在主义）亦为一些中青年教育研究者所推崇，质的研究方法于数年前引进内地后逐渐被一些学者、研究生和中小学教师所接受和采用；实证研究在教育政策制定中受到了倚重，但是在教育研究界并不具有“话语”优势。于是，有人认为，在缺乏科学传统、实证研究为数甚少的内地教育研究界，质的研究和后现论是一种“奢侈品”，教育研究更迫切需要的是科学方法。
三、作为教育研究者必备品质的科学精神
在我国教育研究界，关于科学方法的论争，就如国外延续了数百年的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论争以及延续了一个世纪的教育研究方法论的论争一样，不会有答案，但还会不断延续下去。进入不同教育研究者的视界的教育问题不一样，他们采用的研究方法差异甚殊，但是，有一种共同的研究信念和气质应当贯通于不同的教育研究群体中，这就是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受到我国学术界的关注，由来已久。1922年，梁启超先生就“科学精神”问题做专题演讲。他指出：“有系统之真知识，叫做科学。可以求得有系统之真知识的方法，叫做科学精神。”梁启超对科学方法的涵义以及中国学术研究由于缺乏科学方法而带来的病症进行了精辟的分析，但是囿于时代，这位启蒙思想家的理解难免有所偏差，他所提出的科学精神实为科学方法。
科学精神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科学精神源于自然科学，可以概括为求真求实求准：求真就是注重对事物内部联系和内部规律的探索，强调由兴趣激发纯粹求知的探索；求实就是讲求以实验为依据，认识真实的、可重复推广的现象；求准就是讲求定量上的准确描述。广义的科学精神则是指由科学性质所要求的、贯穿于科学探究活动之中的基本的精神状态和思维方式，是体现在科学知识中的思想或理念，它不限于自然科学领域。下文所指的科学精神是在广义上使用这一概念。
科学精神不同于具体的科学研究方法，前者属于更高层次的方法论原则或探求真理的精神境界。科学精神是一种追求真理的精神，是科学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叶澜教授提出，科学方法在教育研究中要“有条件地适用”，“但科学的精神，不以臆想代替事实，以事实为根据作判断，遵守人类语言、理论表达、交流的一般逻辑要求，则具有普遍的意义”。求实、怀疑、批判、严谨、坚持、协作、无偏见等，这些都是科学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科学精神不独体现在自然科学研究中，以及采用自然科学方法进行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一项严格的实证—实验研究或定量研究是建立在科学精神的基础上的。但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哲学思辨、历史研究、比较研究，所采用的主要不是自然科学的方法，只要其是严格的研究，其精神气质就是科学的、求真的。譬如，质的研究者的世界观与科学范式的研究者不同，前者认为在研究中不存在独立于人之外的客观实在；在研究取向上，前者不追求研究的纯粹客观性、精确性、可重复性。但是，质的研究者要求研究必须有深入、细致、系统的调查材料作为基础，从研究者自己收集的资料中寻找有意义解释或理论的根据。质的研究不是一种模糊的、包罗万象的方法，而是有一定科学规范和明确要求的分析方法。可见，一项严肃的质的研究，是符合科学精神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研究问题不同，方法必然有所区别，但是科学精神却是在做任何一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应当具备的。在教育研究领域，莫不例外。
“科学”研究并不完全取决于研究中所采用的特定方法。事实上，对一种现象的探究可以采用数种方法，在每一种方法内又可以选择不同角度，没有一套规则或“科学方法”能够告诉研究者如何去开展各自的研究。由研究者开创的研究完全依赖于研究者自己的创造力，设计出特定的方法，去发现和检验某个系统中的一贯样式。当然，在研究过程中确实存在一套非正式的程序，在表述研究结果时同样应力求精确严密。对人文社会科学和教育研究而言，研究方法是具体的，渗透在整个研究过程中的科学精神则具有更根本的意义，应该由科学精神来引导选择研究方法、设计研究途径、实施研究过程，最终表述研究结果。
以下结合对中国内地教育研究现状的考察来讨论涵养科学精神在教育研究领域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笔者依据对我国规则最高、影响最大、稿源最丰富的教育类学术期刊——《教育研究》（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主办，月刊）2001年所登载论文的分析予以佐证。
2001年度，《教育研究》登载各类文章204篇，其中研究论文165篇，其余39篇为学术访谈、会议综述、书评、课题成果简介等。在165篇研究论文中，笔者根据论文作者所主要采用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有关统计，各类研究论文分布如下：思辨类论文115篇；历史文献研究论文14篇；比较研究（主要是国别研究）论文14篇；调查报告12篇；实验报告7篇；数理分析论文3篇。可见，2001年度《教育研究》所登载的论文主要为以思辨、历史文献分析、比较研究等方法完成的“定性研究”论文，占86.7%，这其中思辨类论文在数量上又占有绝对优势。采用“定量方法”或自然科学方法完成的调查报告、实验报告和数理分析研究论文共计22篇，仅占13.3%。需要指出的是，在思辨类论文中，严格的哲学思辨论文并不多；不少论文缺乏理论提升，或者缺乏严密的逻辑推理，或者没有建立在对教育事实的系统分析之基础上，属于议论性而非论证性作品。从这一年份《教育研究》所载论文情况，可以窥见内地教育研究的现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内地的教育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从经验走向理论，研究方法日趋丰富，研究逐步规范，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对于揭示教育教学规律、改进教学质量、提高教育决策的科学化水平做出了相当的贡献。但是，教育研究的现实仍然不容乐观，提高教育研究的水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有研究者通过对内地20年来教育研究方法和资料分析方法的研究，归纳了教育研究在方法论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注重方法论，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思辨倾向严重，大量的文章是解释或综述性的，实证研究比例很低；研究方法单一化，定性研究传统仍然占主导地位，实证—实验方法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有些实证—实验研究者又固守实证方法而忽视或贬抑其他方法，各种研究方法缺乏融合和互补；研究方法落后，质的研究很少应用，现代数学和自然科学成果迟迟未被引进到教育研究中来。
中国内地教育研究者一般来自教育学或人文学科背景，教育专业研究生的来源要多样化一些，但是理工科背景出身者仍属少数。教育研究尚未走出思辨传统，实证研究还需要大力开展起来。在这种背景下，时有人文类教育学者对“唯科学主义”发难，科学范式的教育学者保持沉默，无怪乎有识之士要为教育研究中的“科学主义”辩护，反问：没有“科学”，何来“主义”？这是在维护自然科学的教育研究方法，更是在呼吁一种科学精神。
由于知识背景和研究信念的差别，在教育研究者界存在斯诺（C.P.Snow）所指陈的“两种文化”的对立，门户之见颇深，龃龉不断。在一些非正式场合，科学范式的教育研究者非议同行中的非实证研究者“写文章，不是做研究”、“写故事”、“凭空臆想”、“拍脑袋”；人文范式的教育研究者反唇相讥，认为对方“机械移植自然科学方法”、“把人工具化，失落了人的价值”、“没有思想”、“做习题”。总之，事实与价值、量与质、工具理性与目的理性等的二元分割明显阻碍着不同教育研究群体的交流与对话。由此可见，内地教育研究方法论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是研究方法的问题，培养科学精神可能更为紧迫。这是因为，有了科学精神的指引，研究者就会更自觉地学习专业知识和专业相关知识，掌握并恰当地运用研究方法。对于内地教育研究界而言，涵养、弘扬科学精神比学习、掌握研究方法更带有根本性。当然，研究方法的训练十分重要，教育研究者需要熟练地掌握一种或一种以上的基本研究方法，对其他的主要研究方法也要有所了解。
应当指出的是，倡导科学精神并不意味着忽视、否认人文精神在教育研究中的重要性。科学求真，人文求善，但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并不矛盾，二者之间的冲突只是其表象而已。科学追求真理，认识自然和人赖以生存的物质世界，使人获得自由与幸福，这与强调人的价值、尊严、自由、幸福的人文精神是内在地和谐一致的。教育的对象是人，教育研究的对象是由人构成的教育现象。在教育研究中，可能存在科学范式与人文范式的对峙，教育研究者可能会侧重使用各自熟悉的研究方法，但是，在气质追求上，任何一项真正的教育研究都应该是融合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研究。提倡“科学范式与人文范式相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实际上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结合”在方法论层次上的反映。
人文社会科学和教育研究中的不同研究范式是在不同的世界观下形成的，各种广泛使用的研究方法无一不是人类长期进行知识探索和知识积累的结晶，各种研究方法各有各自的合理性和适用范围。在教育研究中，厚此薄彼，排斥异己，是科学精神的对立面。科学范式的教育研究者与人文范式的教育研究者携手合作，培植科学精神，造就学术共同体，是为教育研究之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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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理论课程，由于它的貌似简易实际复杂，理论追求与实践取向并存的特点，往往使教学工作者左右为难。长期以来，教育理论课程在师范院校和大学教育系，一直处于既不能充分向学生提供实践的智慧，又不能成功地用理性征服学生的境地，令人苦恼之余不免叹息。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教材编写质量问题，有学生兴趣不足问题等等，但最主要的应该是人的因素和方法的因素。教育理论教学工作者虽然越来越关心教学方法，但迄今为止尚无理想的、有效的教学策略。解决问题，必先发现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根据问题提出针对性的策略。笔者从事教育理论课程教学多年，在实践中，发现了教学方法上的一系列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了教育理论教学的策略。
一教育理论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教育理论教学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教师照本宣科，学生无法获得超越教材的成果
许多教师不自觉地认为，教学就是把教材上的内容给学生交待清楚，奉行“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的古老精神。因而在课堂上无视学生的认识状况，按部就班地讲解教材，追求学生明了。实际上，编写质量较高的教材，学生完全可以自求自得。教材语言与学习者的语言间没有障碍，社会科学一般来讲又不会告诉人们不知道的东西，这样，如果教师仅是传授、解惑，教学，便无多少价值。教师这种职业的出现是要帮助学生高效率地学习，并通过知识的学习获得智慧和品性，若教师只是照本宣科，不过是做了一个传声筒。有人觉得，照本宣科，自然而然，学生不悦，是学习素质不良，这种观点在大学教育中，在理论教学中是站不住脚的。大学教育是与普及相对应的提高教育，其目的不单是要普及某科知识，而是要提高学生的认识境界。相应地，理论教学工作者主要不是追求知识量的增长，重在追求认识的质的变化。照本宣科，很显然很难甚至无法完成大学教育和理论教学的任务。
2．知识分析浮光掠影，使学生无法感到理性的力量
作为教育科学的研究对象，教育是实践的，但并不意味着教育理论是对教育实践的图解，若是那样，理论就会落后于实践，就会低于实践，无法对教育实践起到指导作用。从根源上讲，理论来源于实践，但理论是由明确的概念、合乎逻辑的判断推理以及严密的逻辑证明所组成的逻辑体系。理论不是实践的模写，而是对实践的解释和设计。既然如此，浮光掠影的“讲述举例”式是庸俗低效的，它无法让学生体验到理性对人的征服。
3．教师缺乏哲学思维和艺术追求，使教学陷入走不出去的怪圈，最终使学生无法获得教育的智慧
传统认为，大学教学是无所谓教学法的，大学教师只需学问渊博就足能为人之师了，这种观点是有问题的。可喜的是，多年来，我们已在对非师范类学校毕业的教师进行大学教学论教育。我国哲学教育不足使许多大学教师缺乏哲学素养，给理论教学制造了极大的障碍。没有哲学素养，导致了教师缺乏理性思维能力，无力驾驭理论教材，只好做了教材的奴仆，照本宣科。这本是由教师自身的素质不良带来的，有的教师却不愿承认或意识不到，反倒认为理论本身或教材出了什么问题，令人啼笑皆非。更有甚者，觉得理论教学只能如何，不可能有什么新招术。在教育理论教学工作者中还流行一种“教育学贫困”的观点，这实际上是教师个人的贫困，并非什么理论的贫困。此外，缺乏艺术追求，少有审美理想的理论课教师，不断制造枯燥、乏味、乏理的教学，使学生除了在知识上有所收益外，根本无法获得教育智慧。
4．知识分析缺乏历史意识，使学生无法准确把握理论发展状况
许多教育理论课教师讲概念只讲定义、特征，讲原理，只讲判断，让学生觉得历来就是如此，未来仍是这样，体会不出理论的运动过程。理论教学在某种意义上是文史哲合一的，其中有语言分析、历史分析和哲学分析，只有这样的理论教学才是完满的。
二教育理论教学策略
1．对知识的语言学理解
语言是解开自己文化遗产的密码。一种语言的词汇反映前代人将其经验、梦想和才智加以总结和解释并进行编码的基本概况。语言中的词汇、习语和句法帮助我们如何思维、感觉和判断；通过语言，我们可以接触其文化中所包含的环境的基本定义。理论，尤其是社会科学理论都是以语言文字的形式存在的。从帮助学生形成和建立科学概念的角度讲，理论教学工作者完全有必要把理论问题还原为语言学问题，通过对语词基本含义的把握，自然形成科学概念。
在教育理论教学中，把理论概念还原为语词理解，不仅能帮助学生理解，还能促发一些新的观点，之所以如此，是我们在理论中所使用的语词均与它的基本意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仅举几例加以说明。
“目的”的解释：“目”是眼睛，“的”是靶子，当眼睛和靶子发生接触，人用“目”有意识地关注“的”时，目的现象就出现了。因此，目的是种关系，反映教育主体和教育期望之间的关系。
“指导”，通过手指而导。
“引导”，通过目标或教师示范而导。
“熏陶”，重烤、冶炼。
“感觉”，由感而知。
“知觉”，由知而知。
语词分析的确可以帮助学生理解抽象的理论问题，同时能分清感觉层次的把握和思维层次的把握。一般专业术语的语词，在使用上已远离了它原初的含义，但语词是人类从远祖传递到后代的一种最基本的内存信息系统，因而，它的含义可以追溯到原初意义中去。譬如“解释”，现代汉语词典释为分析说明，这一释义可以从原初意义中寻找。对术语语词作追根溯源的说明，实际上相当于把人对术语的把握转换到感觉层次中去，在感觉的基础上重新提高，使人获得较高层次的认识。汉字是世界上唯一的从古至今一直使用的历史最悠久的文字。从性质上讲，汉字属于意音文字，不同于字母表音文字。关于汉字的结构，我国有传统的六书理论，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许慎用六书理论，分析了九千多汉字结构，写成了《说文解字》。清人戴震认为六书的前四种是造字的方法。象形是把事物的轮廓或具有特征的部分描画出来；指事是一种用记号指出事物特点的造字方法；会意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形体组成，把它们的意义组合成一个新的意义，让人们看了可以体会出来；形声字是由意符（形符）和声符两部分组成的。意符表示意义范畴，声符表示读音类别。总的讲，汉字造字是感觉的，一字、一词，往往可以用感觉做源初的说明。汉字的这一特点，就为理论教学中充分运用语词分析帮助学生掌握抽象概念，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在教育理论教学中，对理论概念的定义做句法分析，把定义转化为一个简明的语言结构，可以突出本质，使学生一目了然。例如，对教育定义的分析，南京师大《教育学》把狭义的教育定义为“教育者按照一定的社会要求，向受教育者的身心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以使受教育者发生预期变化的活动。”按句法分析，产生如下递进情形：
教育是活动/是受教育者发生变化的活动/变化是预期的/是教育者预期的/为了实现预期变化，教育者要向受教育者的身心施加影响/影响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
一个完整定义往往内含数个简单的判断，当教师把每一个简单判断分析说明之后，定义自然就形成了。
通过对概念术语词的语源分析和对定义的句法结构分析，一个理论概念的形象就在学生大脑中彻底确立了，这种分析方法不仅帮助了学生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可以对学生的分析研究能力起到训练作用。例如对“目的”的分析，采取语词分析法，把“目的”解析为“目”（扩展为主体）和“的”（扩展为客体）的关系，既使学生具体理解了“目的”，又得出了具有哲学意义的”目的是关系“的结论。可见，语言分析的方法具有教学意义，值得人们重视。
对知识的语言学理解，自然依赖于教师的语言学修养。语言文字既是思维过程的工具，又是思维结果的载体。这种作用决定了语言文字在知识及其传播中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我们是通过语言文字间接学习思想的，传播者是通过语言文字间接传递思想的。正因此，语言文字成为传播的媒介。语言文字是一种工具、一种武器，它首先是传递的工具和武器。但如果我们不只是知道语词的浅义，而是能历史地深刻地领会，那语言文字就成为我们彻底把握文化知识的工具和武器。教育理论教师，应拥有丰富的语言学知识，并能灵活运用，只有这样，理论教学才能具体、深刻，且能散溢出文化韵味。
2．对知识的历史学理解
“史”与“论”是在理论教学中是以一定的方式统一的，“史”是理论的史，“论”是某一历史阶段的理论。教育理论，从孔夫子到陶行知，这期间的任一教育理论家，莫不继承前代优秀教育理论，总结当时教育经验。否则，他们就不会成为继往开来的人物。过去的教育思想中的优秀成分，犹如金子，以历史遗传的方式，积淀在今天的教育理论中，所以，无论在哪个时代，教育理论背后都潜藏着个体的思维过程和理论的历史演变过程。不掌握历史，就不易理解今天。这一法则要求我们把隐匿在概念、原理背后的过程呈示给学生，让学生真正跨入教育知识的大门。为数不少的教育系本科生，对教育学一知半解，无系统认识，究其原因，主要是教学中的论不及史，史不涉论造成的。因而，我们才强调教师应有历史意识，对知识做历史学的理解。
对知识做历史学的理解，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是通过考察古今人物对某一问题考察的历程，帮助人们理解现行理论概念、原理产生的必然性；二是通过考察现行理论提出者个体的探索过程，帮助学生理解继承与创造。
（1）历史经历了一段时期以后，在教育实践中就出现了一些由来已久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也是由来已久的。由此，现行理论结论并非从来如此，而是经历了一个进步过程，这一过程可能是递进的，也可能是斗争式的。教育理论课教师要把上述过程的性质揭示出来，把过程的阶段划分出来，以使学生能以动态的观点看待理论。当他们领会了“并非从来如此”时，也就确立了“不会永远如此”的观点，从而努力探索、发展理论。
对理论做宏观的历史理解时，关键是对首尾进行把握。换言之，在理解某一概念或原理的历史时，主要得考察概念、原理的提出状态和现行状态。这样，我们容易看到首尾的方向差异和距离，利于推断理论历史的过程，还可以帮助我们研究首尾之间的发展情形。以“教”的概念为例：《说文》解为“上所施下所效也”，此即所谓首。那么，这个时期人们所理解的教的过程是“施”和“效”双边的。依此推出，这个时期的“教”是指“施——效”这种结构行为。今天教学论中的教又指什么呢？除“传授”之外，又有“引导”义，故有教的过程是导的过程之说，这是所谓尾。分析首尾“教”义之不同，可以看出，教，由“施——效”，到“教——学”，到“导——学”的历程。这样的分析，就使人透过理论看到了历史。
（2）每一种理论都出自个人，理论的产生既是理论历史的必然，又是理论家个体思维的必然。理论教学应挖掘理论家制造理论的“历史”。一个新的概念或原理，一般都是理论家个体千思百虑的结果，为一结论奋斗终生者不在少数。理论历史的必然是通过个体思维实现的，理论不具有主体性，只有人才能继承和发展理论。考察理论历史时，我们既应理解使理论产生成为可能的背景，又应理解使理论产生成为必然的条件，这就是对知识进行历史学理解的完整含义。
听到学生们说某教师渊博、丰富，多指教师能呈示出知识的历史过程。能呈示出知识由个体创造的过程，易使学生感到课有韵味。对知识进行历史学理解是一种功夫，是一种能力。它首先需要相关史料的积累，要求教师把某一知识在每个时代的存在状态加以确定；其次需要运用理论分析的能力，对积累的史料进行科学分析，寻找知识发展的内在逻辑。教育理论课教师往往有功夫、能力不能兼备的现象。有些教师有史料的积累，缺乏理性思维能力，只是记问之学；有些人有理性思维的良好天赋和训练，却又缺乏史料之积累，教学易走入玄奥，不具体、不形象，没有历史感。这两种情况都不利于对知识进行历史学理解，因而，教育理论课教师，一方面要掌握必要的历史资料，为所授知识提供一个背景，另一方面要通过哲学、思维科学等方面的学习和训练，形成理性分析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兼有史的功夫和理论能力，才能在教学过程中实现史论统一。
对于一般教育理论教师来说，他们更关心从史料中寻找理论发展线索的具体方法，笔者愿谈些个人感受。在对知识作历史理解时，第一步是把有关这种知识的尽可能多的论述按时间顺序加以排列；第二步是提取“共同成份”，罗列种种不同成份；第三步是探究“共同成份”存在的原因和不同成份存在的原因；最后是对最终的理论结果作出历史判断。
关于知识的个人创造过程分析，是一个难题，难在知识文本不直接反映个人思考过程。人们了解知识的创造过程多从科学家轶事或研究札记（笔记、日记）着手，不失为好办法，理论课教学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对每一个概念和原理的创造过程作出分析。但是，分析的策略是要明确的。策略的关键是理解，理解知识创造者本人的思想基础、研究轨迹，理解知识创造者所处的时代。
3．对知识的经验理解
所谓社会科学不会告诉人们不知道的东西，应指社会科学的理论一般都能还原为经验问题。在教育理论教学中，笔者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一点，并由此想及布鲁纳的著名论断：如果找到合适的方法，我们可以把任何知识教给任何年龄阶段的任何学生。试想，如果理论知识不能还原为不同年龄阶段的经验结构，又如何实现这一论断呢？实质上，理论是经验事实的概括。尤其是社会科学的理论，总有经验事实与它相对应。科学哲学认为，任何事实都从一定层次反映了客观存在的本来面貌。经验事实和理论事实都是对客观实在的真实描述，都具有客观真理性，它们之间的区别表现在对客观实在反映的深浅程度上。
在讲授行为科学时，笔者把行为理论还原为“毛驴拉磨”的经验问题，指出人驱使驴的三种策略：打、蒙、诱，并进一步指出人所利用的是驴子的经验和本能。在讲授予教育学中的启发时，笔者把启发还原为外科医生手术、护士注射，简单明了。有些理论的构思就来源于经验，便能很自然地化为经验问题。
对知识作经验地理解，相当于用通俗的语言说明深刻的道理，深入浅出，具有明显的教学意义。如果能考虑到理论向经验还原的层次性，还能向学生展示认识由感性到理性的客观过程。
以下是向学生呈示智力的不同层次：
——智力开发是一般或总体的认识能力或者是一种整体的能力和潜能。（艾森克）
——智力是个人的抽象思考、学习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盖奇）
——智力是聪明程度。（经验观点）
我们可以看到智力由认识能力到思考、学习解决问题的能力，直至聪明程度，给人的智力概念，层层具体，逐渐接近经验。我们再把这个呈示逆推过去则是由感性到理性，由具体到一般的过程。
对知识作经验的处理也是由大学教学的特点决定的。在教学中，学生主要是学习前人已经积累下来的知识经验，通常表现为书本知识。这些知识对学生来说是间接的知识经验。社会要不断向发展，人不能事事都去直接实践。因此，教学必须借助于直接经验，否则，学生就无法掌握间接经验。陶行知曾有“接知如接枝”的比喻。他说：“我们必须有从自己经验里发生出来的知识做根，然后别人相类似的经验才能接得上去，倘使自己对于某事毫无经验，我们决不能了解或运用别人关于此事的经验。”来源于经验的理论，要理解它仍然需回到经验层次，然后再作上升。学生难以理解理论，其教学的深层原因就是未能把概念原理还原到适于学生经验的层次。现代认知心理学在学习问题上特别强调结构同化机制。同化失败意味着主体的认知结构与教材知识结构不适应。所谓不适应，指主体认知结构和教材知识结构处在不同的认识层次。要使二者统一起来，需要作双向努力，一是引导学生认识走向更高层次，二是把教材知识还原为较低层次。
那么，对知识的经验处理会不会导致理论的庸俗化呢？否。理论的雅，在于术语。术语的内容是经验的。人之所以要把经验上升为理论，是为了扩大、增强认识成果的适应性，使之更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并无化俗为雅的企图。庸俗者，简单化、机械化，是违背辩证法的。我们所讲的把知识还原为经验并不是简单、机械地把理论原理依附于某种经验现象。若是那样，正是我们所批判的。无论把理论还原到哪个认识层次，认识成果的结构是恒定的。比如，x+3=5是方程、代数式，但幼儿启蒙读物有+3=5，这里的结构无改变，自然也无由指责相对于x的庸俗。实际上，理论教学中，我们并无必要将理论纯粹还原为经验，否则，学生的认识毫无负担，不利于发展，也无高效率的掌握。
对知识的经验理解是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有效途径。理论的概括与抽象，使得理论教学必须考虑理论所反映的实际和学生心理发展水平的实际。考虑第一种实际，可以避免从概念到概念的做法，给理论教学注入活水。考虑第二种实际，为了使理论教学落到实处。笔者以为这是教学中理论联系实际的完整含义。还需指出，理论联系实际是一种精神，是一种手段，不可处处教条式地附会。实际是有层次的。因学生积累或素质的不同，联系实际的层次也不相同，这其中的机制就是把理论还原为不同层次的经验。必须把对知识的经验理解与“讲述——举例”区别开来。前者是寻求理论的新表达方式，后者则是一对一的说明。举例的技能较于对知识作经验理解的技能，要简易得多，它主要借助恰当与否、适时与否衡量其质量，“还原”式理解则是在寻找适合某一年龄阶段学生认知结构的知识表达方式。
对知识的经验理解，要求教师要具有深厚的学科知识修养和认知心理学修养。教师首先要把知识本身理解透彻，然后就是运用认知心理学技术，寻找不同年龄阶段能负载知识信息的代码。找到了代码，知识就可以进行转换，转换为一定年龄阶段的学生可以接受的形式。
4．关于“爆炸式分析”
爆炸式分析是由知识点而引起的纵横、全方位分析。与此有关的信念是：读一句话可以成为专家，读一本书可以成为学者。要实现这一信念，读书的方法要变革，要变普通的读为爆炸式的读。讲课也是这样，有流水式的普通的讲授，也有爆炸式的讲授。
示例如下：
“授予学生系统的科学知识”，是智育任务之一。一般教师讲授多无丰富内容，一掠而过，似乎这段话没有再深入的必要。但是，使用爆炸式分析法就别有洞天。操作如下：
（1）确定关键词：知识、科学、系统；
（2）挖掘问题：——知识是什么？知识的来源如何？知识如何分类？知识论对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影响如何？——科学意味着什么？科学与真理的关系如何？——系统论是什么？
（3）对每一个问题进行头脑风暴式解决，激发学生各抒己见，形成多种观点，教师加以引导，得出恰当结论。
关键词：革新性学术知识；多元文化教育；实践性研究；经验性研究；规范性研究
中图分类号：G40-0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3）03-0012-05
一、班克斯及其革新性多元文化教育研究简介
詹姆斯·班克斯（James A. Banks）教授被美国教育界及社会学界视为“多元文化教育”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于1992年在华盛顿大学西雅图校区创立了多元文化教育中心并担任主任至今。他是美国国家教育研究院成员，并曾任美国教育研究会（AERA）和美国社会学研究会（NCSS）主席。
班克斯的研究几乎触及了多元文化教育领域的每一个主题。在美国教育资源的数据库ERIC（Educational Resources Information Center）中，班克斯的研究成果比其他同行的著名学者多两倍以上，如Geneva Gay，Carl Grant，Sonia Nieto，Christian Sleeter等学者。班克斯发表了100多篇学术论文并编写了20余本著作。他的著作包括：《从全球视角看多样性与公民教育》、《族群研究的教学方法》、《文化多样性与教育：基础原理、课程与教学》、《多元文化教育简介》、《多元文化社会的公民教育》等。班克斯教授还编辑了《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手册》和《劳特利奇多元文化教育国际指南》等具有影响力的多元文化教育研究书目。2012年6月出版的由班克斯教授编辑的4卷《教育中的多样性大百科全书》是目前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最为广泛的大部头。这些重要的标志性研究不仅说明多元文化教育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而且展示了其在美国及世界各国的发展状况。
班克斯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定义并影响了多元文化教育的发展，为多元文化教育的体系化作出了很大贡献。他的教育理论被广泛引用，许多教师在遇到以下议题时都会使用班克斯的理论来设计教程，比如社会正义、族群认同的形成阶段、多元及同化的意识形态、有机及系统的多元文化教育课程改革、知识建构及知识类型、少数群体学生的学业成就差距、多元文化教育的维度、多民族国家公民教育及标准制定等问题。班克斯的研究明确了多元文化教育的概念、历史发展过程、目标及维度，这些内容清晰地界定了多元文化教育的学科属性及发展地位。他如今仍然是影响美国多元文化教育发展方向的持续性的力量。
之所以称班克斯的多元文化教育理论体系为“革新性多元文化教育”（transformative multicultural education），是由于这个理论体系在近40年的发展中挑战了以往在社会与学校等机构的传统制度化的主流学术知识范式与概念，创造并发展了革新性学术知识（transformative knowledge）。班克斯的多元文化教育理论体系是以革新性学术知识为基础的。革新性学术知识主要指挑战美国主流学术并反映了社会多样性的知识。这种知识扩宽了历史和文学等文化标准的理念、范式和观点，不赞同主流学术知识的宗旨，即知识能够保持中立和客观，不受人类利益和价值观的影响。这种知识体现了后现代主义对知识本质的观点。革新性学术知识认为知识受到了人类利益的影响，所有的知识都是权力和社会关系在社会中的体现，并认为知识建构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帮助社会进步，使其更公平和人性化。此外，班克斯的多元文化教育理论体系所具有的实践性、课程的文化构建性、研究的规范性与经验性特征都进一步说明了该理论体系的革新性特征。
二、直指实践的革新性多元文化教育研究
实践性研究（praxis-oriented research）以解决教育实践中的问题为目的，而不以客观“描述”和“解释”教育现象为目的。如果说实证研究和思辨研究的主要目的都是为了解释教育世界，那么教育实践性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改造教育世界，为现实中所出现的教育问题指出切实可行的路径及方法。石中英教授在《论教育实践的逻辑》一文中引用了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并比较系统地阐释了“教育实践的逻辑”的概念。他提出，把“各种教育实践共同分享和遵守的一般形式、结构或内在法则称为‘教育实践的逻辑’，它是教育实践工作者身处其中但又未必完全清晰和无法逃脱的文化系统，是各种具体教育实践样式得以存在、得以展开并在交流中走向未来的内在法则” [1 ]。
革新性多元文化教育的实践性存在于多元文化教育的概念及目标之中。班克斯将多元文化教育定义为一种“理念”、一种“教育改革运动”或一种“历程” [2 ]，其基本诉求是要拓展所有学生的视野，消除不同的偏见与歧视，以接近真正的教育机会均等或公平。将多元文化教育等同于“教育改革运动”，以及对“过程性”的强调都是以实践性为导向的。除了多元文化教育概念与目标的实践性特征外，班克斯的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始终围绕着文化多样性在教育实践中的作用及应用，并以平等与社会正义等因素为其核心价值主张，体现了多元文化教育的道德性及关怀性。他的教育理论在教育实践上重视课程与教材的设计与应用、受教者的社会文化背景，强调“平等教学法”（equity pedagogy）的教学与学校环境设计，重视教育工作者的文化知识与对学生的族群敏感度，以及学校与社区的互动，以协助学生认识与理解自己与他人的文化，理解并包容来自不同群体的人的文化。最终使学生通过多元文化教育提升自身的知识与技能，并在不同文化层次中发挥作用，以在生活实践中改变社会环境中的不公正现象。
革新性多元文化教育的内容及教学策略具有丰富的实践性及应用性。班克斯更为重要的理论建构工作是多元文化教育的5个维度理论①、课程改革理论及教学策略等理论。教育者们可以直接使用这些理论体系来设计和评价他们的教学实践。班克斯设计了一系列表格（checklist）来帮助教师设计多元文化教育的课程设计策略，并帮助教育管理者评价学校的多元文化教育的实施情况。比如他设计的衡量学校多元文化教育程度的表格，其中有一系列详细的标准，如政策申明、教职员工态度、学校人员组成、课程、家长参与、教学策略、教材等。在一项长达4年的跨学科研究中，班克斯和他的团队就学校教育与文化多样性的关系提出了12个基本原则，并依据这些原则设计了包含62个检验问题的表格来供教育实践者设计与检验他们学校的教师教育、学生学习状况，学校的人际关系，以及学校的管理、组织和评估状况 [3 ]。
此外，革新性多元文化教育的实践性还体现在教学的实验与设计中。一些学者和组织根据班克斯的理论进行多元文化教育课程设计与实验，其中班克斯比较认可Vavrus、Ozcan 等人的研究。还有教育研究者使用了班克斯的多元文化教育课程理论进行了学校的多元文化教育课程设计与改革，比如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Andrew Jackson在2001年夏季使用班克斯的多元文化教育课程理论设计了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夏季教师教育研究课程——“研究者话语中的种族、民族、宗教及性别等多样性问题”，其中对学校的150多位师生做了问卷调查，并撰写了博士论文来验证班克斯课程理论对大学多元文化教育课程的帮助。Immaculata大学的博士生Miles A.Edwards对美国宾州东南部的3位社会科教师使用班克斯多元文化教育理论进行的课程设计进行了研究。此研究表明班克斯的课程设计理论具有很强的现实性，而且容易使用 [4 ]。Eryca使用班克斯的“课程检验清单”来验证6个学区的社会科教材，发现这些教材没有足够体现“文化涵化与语言和女性的作用”；而且有些学校的课程属于添加模式，个别进入了社会行动模式 [5 ]。学者Christie A. Linskens使用班克斯的多元文化教育课程发展理论来设计Marquette 大学一年级法学院的课程，其中使用了班克斯归类的知识，即在课程设计上通过发展事实、概念、概括性知识（generalization）作为课程设计策略，并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6 ]。上述研究表明班克斯的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可以被应用于不同学科的教学实践中。
多元文化教育实践的主要目标是提升有色人种学生的教育水平，促进教育公平，改善学校及相关社会环境中的人际关系，最终使得社会更加人性化。要实现多元文化教育的终极性的社会改良目标，不是一个教育家或者某种教育可以做到的。社会的政治与经济改革和学校范围内的教育改革应该同步进行，教育改革始终需要能够切实指导实践的理论。此外，教育家与教育研究者在学校环境外所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因此他们在教育领域开展的理论研究是必要的，也是可控的。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教育理论家的理论也需要经过长期的实践来验证，例如赞可夫的发展性教学理论就经过了20年的实践性验证。班克斯的多元文化教育理论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并经受验证。
三、更新课程文化的多元文化教育研究
教育是文化实践中的一环，各文化族群都有其教育活动。多元文化教育的重心不仅在教育，更要关注到文化。文化研究通常致力于关注社会中弱势群体的利益，解构支配性权势集团的文化概念，揭穿、批判这些概念与意识形态在不平等社会中的作用。因此，文化研究具有重新发现与评价边缘群体文化的研究机制。革新性多元文化教育理论是从文化的知识学基础来建构新的课程文化。
班克斯的多元文化教育研究从革新性学术知识（transformative academic knowledge）的角度来强调族群文化研究及使用。革新性学术知识包括挑战美国主流学术知识，扩宽了历史和文学等文化标准的理念、范式和观点 [7 ]。革新性学术知识认为，知识受到了人类利益的影响，体现了社会中的权力关系。主流群体的知识体现了社会精英阶层的知识，并在学校教育中有意或无意地排除了有关少数群体的文化。知识建构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帮助社会进步，使其变得更公平和更人性化。在学校教育中，知识经验作为被提炼的文化而成为教育的重要内容与载体。因此，文化的多样性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知识的多样性。学校教育选取什么教育内容，是在一定知识价值观指导下进行的。就此问题，班克斯的多元文化教育强调了不同族群所具有的文化价值及对他们社会生存所有的工具性意义。学校教育文化选择若不能充分反映文化的多样性，就会缺乏考虑学习主体的多样化需求，这将使得学生在获得一种文化价值的同时又放弃了其原生的文化价值，因而可能会成为其自身文化群体的“边缘人”，他们将为此付出一定的心理代价。
班克斯的多元文化教育理论挖掘了少数族群的教育本质、意义与功能，并试图以此为基础来评价和改变学校教育的入学机会、课程、教学、评估及学校环境因素。学校教育的受众均来自不同的文化群体，班克斯的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包含了主流及少数群体的文化。因此，多元文化教育作为一种基本教育，可以提供给所有受教育者，而不是仅适用于少数或弱势受教育者。将教育视为文化实践之环节时，多元文化教育的革新性意义在于唤起不同文化群体的文化主体意识，并增强对异文化间的权力结构关系的理解，从而使其进入自我转化的“增能”（empowering）过程。
四、注重规范性的革新性多元文化教育理论
班克斯倾向于研究的规范性（normative）。“规范”就是评判事物的行为标准或尺度，规范性即能够衡量事物的准则性。班克斯在很多作品中多次提到“应该”（should）这个词。规范性研究探讨着应该怎样做才能达到教育公平，涉及了道德及价值判断的应然性问题。根据德国学者布列钦卡（Brezinka，W.）的见解，教育学对教育实践的规范与指导主要体现在理想规范与行为规范两个方面 [8 ]。班克斯对多元文化教育的各个因素都有所规范，具体涉及多元文化教育目的、教育者、教育活动、教育内容的规范等。班克斯在不同时期对多元文化教育以上不同因素有所偏重。他主要通过一些制度性、技术性的规则与建议对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提出要求，进行指导，告诉人们“怎么办”。班克斯以非常容易理解的方式，为教育组织（学校等）、教育行为主体（学校中的教师、学生、领导者）提供符合伦理的、有效的、可转为应用于具体情景中的教育操作技能与方法，比如他所设计的多元文化学校的标准量表，非常详细地为教育工作者提供了多元文化学校的改革与评估标准。在《文化多样性与教育》一书的第十五章中，班克斯还详细列举了长达23条的多元文化教育的课程指导原则 [9 ]。
在以上各领域中他最偏重的是多元文化教育的内容，即他所倡导的以革新性知识为基础的课程改革问题。对于不同时代的教育学来说，都需要对19世纪英国教育家斯宾塞（Spencer，H.）提出的“什么知识最有价值”（What knowledge is of most worth）以及现代教育学者阿普尔（Apple，M.W.）的“谁的知识最有价值”（Whose knowledge is of most worth）等价值性问题作出回答，对当下的教育知识选择作出规范性要求。班克斯的教育学理论发挥了规范和指导教育实践的功能，在他多年的教学过程中不断发展并为多元文化教育实践者提供理论支持。
班克斯的多元文化教育革新性课程理论包含了较强的道德观。学生在掌握跨学科知识的概念与问题时，应该同时进行价值观与道德的探寻，以产生清晰的价值观来引导具有反思性的个人及公民行动。这个过程需要在具有民主气息的课堂中展开，学生能够自由地表达他们的价值选择，了解不同价值观之间的冲突，思考不同价值选择可能带来的结果，并能够在保持人类尊严、平等和美国核心价值观的前提下来做出具有道德性的选择。班克斯分析了一个9步价值探寻模式来帮助学生澄清价值并做出反思性的道德抉择 [10 ]。
革新性多元文化教育的另一规范性层面是提出培养学习者的批判性思维技能，使他们成为能适应多元文化社会的人才，并具备参与民主行为的知识、态度、技能和决心，成为拉近社会理想与现实的动力。班克斯就此具体提出了10步发展批判性思维技能的方法 [11 ]。
总体来看，革新性多元文化教育的规范性是统筹于班克斯一向倡导的推进人类尊严、平等和社会正义的核心价值观之中的。班克斯始终倡导这一原则来规范多元文化教育之目的、知识的选择及课程标准。
五、强调经验性的革新性多元文化教育理论
班克斯的多元文化教育理论是一种经验性理论（empirical theory）②。经验性理论强调理论的建构须有经验事实的根据，同时运用科学的方法，客观地验证事物及现象的本质，并据此做出评判，以求得准确的解释及结论。班克斯公民教育理论是从经验性角度来建构的。规范性理论与经验性理论在班克斯的多元文化教育理论体系中相辅相成，共同在他的理论建构中发挥作用。
班克斯在《种族、文化与教育》一书中讲述了自己的教育经历，这种教育经历及其体验使我们理解到教师及教育研究者（尤其是他所提到的革新性学者）的个人化实践知识。这使得阅读其著作的人能够理解他的多元文化教育的独特之处，甚至在教育实践及研究之中能够进行自我反思与自我唤醒。
西方经验主义范式的假设是：经验产生的知识是中立并且客观的，其原理有广泛适用性。这种的经验范式较少探讨研究者与学者的价值、参照系及规范性的立场 [12 ]。班克斯的经验研究认为经验是受到研究者的文化、利益、价值观的影响，他通过自身的经验并从不同的文化群体及社会阶层群体的角度来看待人类经验，以此来揭示族群、社会阶层、性别等在知识建构中的影响，从而站在了更高的认识论领地。
班克斯教育理论的转变过程也一直没有离开经验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末他由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出发来研究黑人教育学及多民族教育学，90年代初转变到具有后现代特征的批判理论导向的多元文化教育学。他的知识建构理论具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特征，挑战了实证主义关于人类价值、知识及行为的设想。然而他的这种倾向到90年代末有所减退，又回转至经验主义。此时他在研究知识的社会学中，对Karl Mannheim之理论进行引用。又使用了标准的现代社会研究经验主义的框架来表述他的多元文化教育的核心概念和目标。他的理论发展一直围绕着一种经验的政治和道德的维度，这也是他离开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原因。
六、班克斯革新性多元文化教育理论的启示
费孝通先生提出“文化自觉”，意思是要学者首先要了解自己的文化，其次要学会尊重、理解和欣赏研究其他民族的文化，研究“我文化”和“他文化”在人文世界中的角色和贡献 [13 ]，从而清楚地认识自己的群体文化在不同文化层级中的地位。班克斯对自己及一些革新性知识分子的经验性研究就是要看透自己的局限性，看到权力阶层对边缘群体的约束，从而创建革新性知识的理论，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多元文化教育理论体系，以帮助受压制及处境不利群体通过教育来改变自身状况，使得自身生存的社会更为人性化。由于班克斯的论述是以美国的社会和文化为背景的，他的研究经历与结论不能照搬到我国的教育研究中，然而，反思班克斯革新性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对我国的多元文化教育的研究内容、方向及研究方法等都具有借鉴意义：
1. 应进一步关注不同文化群体的文化属性
班克斯的革新性课程论述围绕革新多元文化课程的取向，提出学校要建构具有文化多样性课程。班克斯的研究目标是为不同族群，不同文化、语言和宗教的群体构建具有文化自由及赋权的观点、理论和实践，使其致力于促进国家和世界的公正和人道性，并具有能够行动的技能。
我国的少数民族教育从课程内容到体系等方面都具有明显的多元文化特征。我国学者以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为基础，构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教育”（“多元文化整合教育”）、“文化共生教育”等理论。班克斯的研究强调了不同族群所具有的文化价值及对他们社会生存所有的工具性意义。我国多元文化教育的出现与发展是与少数群体的发展需求相关的。我们在此思路上应该进一步思索学校教育文化选择如何进一步充分反映文化多样性，以适应学习主体的多样化需求。文化多样性除了族群特征以外，还需要涉及性别、语言、阶层、宗教等不同方面。
2. 注重教育实践的不同层面
教育研究者可以根据教育在实践中的不同层面来进行研究。根据班克斯的个体认同研究，我们针对不同文化群体的教育可以聚焦于：1）如何在教育实践中使学生维持其原生族群、保持文化认同；2）如何使学生自由地在自身族群外发挥作用，形成在社会中积极参与公民生活的知识与技能；3）如何培养学生具有宽容和开放的态度，使其能够尊重价值差异和适应不同文化，成为具备跨文化适应能力的世界公民。
我国于2001年开始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将课程分为国家课程、地方课程、校本课程三级体系。根据班克斯的革新性多元文化教育的实践取向，我国的教育研究者应更多聚焦于地方课程与校本课程，让本土性知识、地域性知识进入学校课程，并成为学校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以使学校的课程更加贴近不同文化群体的学生生活。
3. 注重挖掘教育所具有的规范性特征
班克斯在多元文化教育规范性研究中探讨了应该怎样做才能达到教育公平，涉及道德及价值判断的应然性问题。随着我国改革不断深入，国内社会的各种深层次矛盾也不断凸显。教育研究者在这种情境中如何进行价值观与道德的探寻，以促进教育用清晰的价值观来引导具有反思性的个人行动，是教育研究者的重要责任。这一任务可以从课堂教学入手，比如如何建构具有民主气息的课堂，使学生能够了解不同价值观之间的冲突，思考不同价值选择可能带来的结果，并能以人类尊严、平等及社会正义的价值观来做出具有道德性的选择。此外，如何在课堂中培养学习者的批判性思维技能，以及如何使用并改进班克斯提出的10项发展批判性思维技能的方法，都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内容。
教育的规范性还体现在教育的法律、政策与规定中。如何与社会的不同组织与机构合力建立公开且平等的制度与机制，来消解因民族、阶层、性别、宗教等经济及文化方面的差异而导致的深层次冲突，以使不同文化群体更完全地参与社会公共生活，并在政治、经济及教育生活上获得公平的对待，这也是需要教育研究者关注的重要议题。
注 释：
① 班克斯所建构的多元文化教育之内容由5个维度（dimension）构成，即：内容整合、知识建构、减少偏见、平等教学法以及赋权的学校文化。
② 在社会科学中，经验研究取向主要在于需要透过实地的个体或群体经验来证实或检验。有人将此翻译为实征研究（empirical research），是为了与实证研究（positive research）相对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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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德]布列钦卡.教育科学的基本概念：分析、批判和建议[M].胡劲松，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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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James A. Banks. Teaching Strategies for the Social Studies：Decision-Making and Citizen Action[M].New York：Longman，1999.
当前，新课程倡导的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的教学新理念已经得到广大教师的赞同；但对于如何实施新课程，很多教师是有困惑的。在引导函授班学员讨论新课程标准时，很多学员提出自己的问题：一节课只有四十分钟，教学进度很紧张，哪有时间进行发现式学习？班上有五十多位同学，讨论要分成十个组，课堂没有办法维持起码的秩序，怎么判断学生“合作”了没有？课程改革主张给学生选择的自由，学生选择“不学习”怎么办？……问题很多，但核心是一点：新课程倡导的学习理念是好的，但在课堂教学中很难实施。
胡卫平等在山西进行的调查也反映了新课程实践困难的问题：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有60.87%的校领导表示此次课程改革执行起来有很大困难。教师中有46.27%的认为理念很好，实际操作起来困难重重；9.02%的认为一些教学要求远远超出学生实际，过于理想化[1]。
“好”的学习理念却难以实行，是由于教师自身素质的欠缺，还是学习理念本身不够好？笔者认为症结在后者：当前我国的教学方式变革并不全面、深刻，尚无能力真正落实新课程要求。
一、传统教育的“三位一体”与进步教育的“三大主张”
教学方式变革是从传统教学方式走向现代教学方式的必要过程，而改革的第一步，是要清楚认识传统教学方式是怎样的，现代教学方式又是怎样的。
（一）传统教学的“三个中心”是三位一体的
20世纪前期美国进步主义教育家指出，传统教育是以教科书（教材、书本）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的，这种观点也是当前我国研究者对传统教学的基本看法。但教科书中心、课堂中心、教师中心三者是相互孤立的，还是紧密相联的呢？研究者并没有进行深入的探究。但笔者认为这一问题至关重要：如果“三个中心”没有内在联系，那么，改革中可以对其进行分阶段处理，比如首先落实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性，然后再考虑如何扭转教科书中心的不良局面；而如果“三个中心”是内在相联的，教学方式变革就必须研究何者最具根本性和如何全面推进改革的问题。
因而，“传统教学方式是怎样的”这一问题必然地转化为“‘三个中心’的内在关系是怎样的”这一更加深入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杜威在其教育论著中有较清晰的阐释。
在文明社会中，学校教育对于传递“复杂社会的一切资源和成就”有着突出的价值，但也有着一种明显的危险——“正规教学的材料仅仅是学校中的教材，和生活经验的教材脱节。”如果这种危险成为事实，教育、教学就会被理解为“传授有关遥远的事物的知识”，理解为“通过文字传递学问”[2]p13-14。
在传统社会中，这种危险变成了现实，传统的制度化教育在与社会生活截然分离的轨道上持续前行：学校的主要任务是把“过去已经拟订好的知识和技能的体系”传授给新的一代；对过去的知识的记忆被当作教育的目的；学习的涵义成为获得书本里面和成年人头脑里面已有的东西[3]p248-249。“以教科书为中心”就是指学校教学的基本目标是学生对教科书的“掌握”，而不关心学生的生活和经验的发展。
“以教科书为中心”的教育目的认可“以课堂为中心”的教学方法。既然教学的任务就是把书本知识灌输到学生头脑中，教师应该做的，就是把学生召集到狭小、简单、纪律严整的教室里，把学生应该知道的知识讲出来、念出来，把重点写在黑板上，同时，认真检查学生是否安静听讲，是否用心背诵。这就是“以课堂为中心”，即把课堂上的知识传授作为教学的基本形式，而不考虑学生的兴趣和需要以及知识在学生生活中的应用。
在以教材掌握为基本目标、以课堂教学为基本形式的教学中，师生关系是“以教师为中心”的，学生是被动的。首先，教师熟练地掌握了教材，在教学中扮演着给予或施舍知识的角色；学生知识浅薄，他的本分就是被动接受。其二，由于教学以现成的科学教材为起点，脱离学生生活经验，学生对学习缺乏相应的兴趣，因而，教师必须在教学中运用引诱、强迫等手段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教师成为课堂活动的控制者。其三，由于课堂讲授极大地限制了学生的活动自由，教师必须随时扮演警察、法官的角色：他监督学生的学习，运用惩罚、恐吓、表扬、奖赏的方式诱使、迫使学生服从[3]p249。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教科书中心、课堂中心、教师中心是三位一体的，其中，教科书中心是传统教学形态的决定性因素：以书本知识的死板记忆为教学目标内在规定了在封闭的课堂上进行知识传授这一教学形式以及课堂教学中教师的控制者角色。由此而得到的一个重要推论就是：要变革传统教学，必须首先转变教学目标，并在此基础上开展教学方式的整体性变革。
（二）进步教育的“三个中心”是内在统一的
以杜威为代表的进步主义教育家指出，传统学校培养了会活动的书橱，而没有培养学生实际参与社会进步事业的能力，是对“人的生命的浪费”[4]p57。并且，杜威等人在教学实验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教学主张：以经验为中心，以活动为中心，以学生为中心。这就是现代教学方式的“三个中心”。
新的“三个中心”同样也是三位一体的。它们的内在结构关系可以从杜威著作中比较清楚地看出。
杜威提出：“教育是在经验中、由于经验和为着经验的一种发展过程”[3]p255。这一点，对于理解“以经验为中心”、“以活动为中心”至关重要。“以经验为中心”是就现代教学的目的而言的，即教育是“由于经验和为着经验的”、服务于生活的。杜威主张，教育没有外在的目的，而有一个当前的目的，即“直接转变经验的性质”，教育的价值就在于“使生活过得有助于丰富生活自身可以感觉到的意义”[2]p86，简单来说，教育就是学会生活的过程。
“以活动为中心”指明了现代教学的形式，即教育“在经验中”。传统的“静听”不能使学生学会生活，现代教育必须把学校改造成为学生可以充分自由活动的场所，在学校里设置实验室、工场、园地等，使制作、创造、交流的主动作业成为学校生活的联结的中心，让学生在其中探索、学习、成长。只有坚持在经验基础上学习，才能改变学校与生活的隔离，消除“所学非所需”的问题，使儿童能够“带着整个的身体和整个的心智来到学校，又带着更圆满发展的心智和甚至更健康的身体离开学校” [4]p31-66。
主动作业“使学校的整个精神得到新生”，确立了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和新型的师生关系，即“以学生为中心”。首先，主动的作业能抓住儿童强烈的自发兴趣和注意力 [4]p31。在真实的作业情境中，学生会主动发现问题，并围绕问题进行积极探究。其二，主动作业本身规定了团体纪律。学生共同从事生产、制作的社会事业，“所有的个人都有机会做出贡献，并且对社会事业都具有责任感”，全体人员都参加的活动成为控制的主要手段。其三，主动作业使教学成为师生共同参与的活动，师生关系走向平等。教师和学生共同在经验中学习、生长，同时，教师对团体生活负有指导责任，但这种指导不是对学生自由的侵犯，而是对学生健康发展的帮助和保护[3]p277-279。
笔者建议这样来理解经验中心、活动中心、学生中心的内在逻辑关系：关注学生生长和经验改组的教学目的，要求“在活动中学习”的教学方式；而“在活动中学习”是学生主动学习的必要前提。
二、当代中国教学方式变革的“跛足”及其文化学分析
（一）我国教学方式变革的“跛足”及其危害
在当代我国的现代教学建构中，有两条核心的主张：一是素质教育，即主张以促进学生全面素质的发展作为教育目的；二是主体教育，即主张在教学中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让学生自主、自觉地学习。而“在活动（经验）中学习”尽管偶尔会被提及，但并没有进入绝大多数研究者的视野。这样，对比进步教育的“三个中心”，我们少了一条，而且是进步教育对现代教学形式的基本规定这一条。
这种现象在新课程中并没有引起充分的注意。《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秉承了素质教育与主体教育的基本主张，强调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倡导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同时，也提出要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学习”，但没有只字片语的解释。在新课程的实施过程中，各地学校的普遍现象是教师试图在课堂上，在教科书的研读中，引发学生的主动探究。但探究真的能够发生在与现实隔离的课堂上吗？为什么我们不能把“课堂”搬到教室之外，搬到森林、农场、企业？
对比杜威的教育主张，当前我国的教学方式变革并不全面，其具体表现如下：（1）绝大多数的变革主张集中在确立学生的主体性，其中主要有主体性教育、个性化教学、建构主义教学观、自主学习、探究学习等思想；（2）研究者在理论上认同素质教育的主张，认为教育的目的是促进个体生活能力的发展，但众多论著仍把书本知识的掌握看作教学评价的基本尺度，没有深入分析“掌握了知识”是不是真的“发展了素质”，教育服务于生活的意识并不清晰；（3）差不多所有的研究者都没有认真思考实际经验在教学中的地位，只是试图在课堂上实现学生的主动探究、自主发展[1]。笔者将这种现象称为教学方式变革的“跛足”。从新“三个中心”的角度来看，“以学生为中心”呼声最高，“以经验为中心”（发展学生的素质）有些认识上的模糊，“以活动为中心”（在经验中学习）则基本被遗忘。考虑到“在经验中学习”是学生主动学习的先决条件，这种“跛足”就意味着我们的教学方式变革走入了歧途：在与学生的活动、经验相隔离的课堂上，学生有可能在教师诱导下提出教师期望的问题，但不可能提出真正属于自己的问题，主动探究从何说起？在课堂教学成为“教学”的同义语的时代，教学难以走出以书本知识为中心的老路，而学生的主体性也只能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假象。
（二）教学方式变革“跛足”的文化学分析
为什么杜威主张的“三个中心”在我国变成了“两条腿走路”呢？文化学中的误读理论可以为我们做出解释。
何谓文化误读？众所周知，每种文化模式都是对特定的环境适应的结果，在整体上以及在各个组面都有自己的特点。文化模式的特点导致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思维方式、价值观、行为方式诸方面存在极大的差异[6]p156。人们在接触异质文化时，往往很难摆脱自身文化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总是根据自己熟知的一切进行选择、切割和解读。这种现象，便是文化误读[7]p110。
当进步教育“三个中心”的教学思想传入中国时，它便遭遇了基于中国教育传统的误读。在这里，我们不难发现今日中国教学方式变革“跛足”的原因。
儒家教育向来有“成人”传统，主张培养圣人、君子，反对“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功利教育目的。这种“成人”传统，能够很自然地与“关注人的发展”的西方文化进行对话，从而转化为“提升学生的全面素质”。
同理，儒家教育反对科举教育对儿童天性的磨灭，反对对学生的刻板规训，而是主张“乐学”。孔子主张“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总是等学生发现问题才来解答、教诲；朱熹“居敬持志、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已体察、着紧用力”的读书法，也是对学生自主学习的引导与建议。这种“乐学”主张，为接受学生中心思想、提出主体性教育理念奠定了文化基础。
但儒家的“成人”，主要是伦理道德意义上的成人，而不考虑个体的实际操作技能，儒家的教学方式，重视书本教学，轻视实际生活；强调“从书本求智慧”，忽视“在经验中学习”。时至今日，“教学就是课堂教学”已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于是，在中西文化碰撞时，“在经验中学习”、“做中学”便遭到了质疑与拒绝：我国研究者在没有深入考查、扎实实验的情况下，就得出“忽视学习的系统性”、“理论的极端性导致进步教育在美国的失败”等结论[8]。于是，研究者很少或者根本不考虑课堂之外的学习方式，追求通过课堂教学来发展学生素质、在课堂上落实学生的主体性。
教学方式变革的“跛足”由此产生：杜威主张通过实验室、工场里的主动作业改变学生在教育中的被动状态，培养学生成长为社会生活的合格成员。而我们则主张通过教室里的问答、讨论落实学生的主体性，培养学生的各方面素质。我们能够成功吗？没有人能给出肯定的回答。
三、呼唤中国的经验学习
客观说来，新课程全面展现了主动学习、全面发展的教育理想，但关于如何实现理想，《纲要》讲得不多、不细、不够：《纲要》提出教师要组织探究学习，但“在哪里，通过何种方式组织探究”的具体方案付之阙如——而这恰恰是一线教师所关心的。
笔者认为，要全面实现新课程提出的理想，必须全面反思经验在学习中的价值。在杜威的教育思想体系中，“在经验中学习”是一条根本性的教育原则。杜威主张，学校生活应以学生的主动作业（活动和经验）为中心，让学生在现实的经验情境中探究，在操作、探究中建构真正有用的知识、技能和品格。在经验中学习并不是否定书本和课堂的价值，而是主张让学生带着问题走进图书馆，让课堂变成学生与学生、学生与教师交流经验、相互借鉴的场所[4]p52-67。在实验学校中，杜威精心挑选了木工、铁工、缝纫等长期的作业作为学校生活的轴心，让学生在经验中逐步理解历史、地理、数学、语言等各种学科的社会价值；其他响应杜威思想的学校也都进行了类似的尝试。这些尝试在当时显示了进步教育的魅力。
相对传统教学，在经验中学习的道理是相当简单的，但教师必须具备较高超的教育智慧才能胜任新教学的组织，否则，教学就会流于形式，成为放任自流。这是杜威所担心的，但却成为进步教育运动中的现实。由此导致的结果是进步教育遭到质疑，杜威思想暂时沉寂，但杜威思想的合理性决定了它的不朽。1970年代以来，“在经验中学习”再次成为美欧教育界的亮点，并且得到了较充分的发展。首先，“在经验中学习”被正式命名为“经验学习”（experiential learning），而组织经验学习的教育则称为“经验教育”（experiential education）；其二，成立了“国际经验教育联合会”（Association of Experiential Education），联合会出版专业杂志《经验教育杂志》（《Journal of Experiential Education》），召集经验教育年会（至今年会已成功举办32届）；其三，以联合会和杂志为中心聚集了大量的经验学习实践者和研究者：在实践方面，人们在各级各类教育形式中，进行探索，形成了经验学习的多种操作模式，如服务学习（service learning）、户外教育(outdoor education)等；在理论方面，依据笔者2005年4月19日的搜索，ERIC中正标题含“经验学习”或“经验教育”的文章，共有686篇之多。尽管在实践中，经验学习往往是作为某门课的教学方式出现的，但实践的成功正吸引着越来越多教师的加入；同时，也有研究者提出依据杜威的思想来理解经验学习，将经验学习/教育作为一种应然的教育形态（而不仅仅是一种学习模型），以经验教育来主导教育改革 [9]。
20世纪上半期，杜威“在经验中学习”的主张曾经得到陶行知等人的热烈响应，中国教育史上最具现代性的教育实践和教育论著由此产生；而20世纪后半期杜威思想再次唱响美欧大地的时候，我国的研究者却没有对“经验学习”采取应有的开放态度。然而，面对课程改革中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我们必须扎实地引入和开展经验学习，为中国教育的新生开创一条新路。
那么，究竟什么是经验学习，经验教育又是怎样的呢？笔者拟进行简单的介绍。
在当前美欧的研究中，“经验学习”与“经验教育”并没有“法定”的表达，但人们有基本的共识：（1）经验学习、经验教育的理论基础是杜威“在经验中学习”的教育思想；（2）经验学习、经验教育强调学习、教育是在直接经验基础上发生的学习或教育过程。
基于学习是“由经验或练习引起的个体在能力或倾向方面的变化以及个体获得这种变化的过程”[10]p1815，经验学习可以理解为在直接经验基础上个体发生变化的过程及这种变化的结果。当代处于主导地位的经验学习模型（由美国教育心理学家科尔伯提出）将经验学习划分为四个阶段的循环上升：（1）具体经验阶段，即学习者在具体情境中做事，从事某一活动并看到这一操作在具体情境中导致的结果，获得即时的具体经验；（2）观察和反思阶段，学习者依据以往经验和知识、理念对具体经验进行批判性的反思与提问，认识活动与结果之间的关系；（3）抽象概念化阶段，学习者使用逻辑法则进行概括，揭示特殊事件背后的普遍原则，形成在特殊情境下如何应用原则的假设；（4）积极实验阶段，学习者在新的情境中主动实验，对情境中发生的过程进行干预，检验第三阶段的结论是否正确。这一过程又作为具体经验，成为进一步反思的起点[11]p39。
经验教育就是组织和促进学生的经验学习的教育形式。在经验教育中，教师创设良好情境，将要求学习者反思、批判并进行综合处理的经验组织起来，要求学习者在经验过程中积极地提问、调查、实验，解决问题，创造性地工作。在经验教育中，学习者全身心地进入到不确定的经验环境中，在其中体验成功、失败、危机与挑战。在经验教育中，教育者的基本角色是选择合适的经验，设置问题情境，指导反思，提供必要信息[9]。
当然，在学校中开展经验教育，组织学生的经验学习，要求具备一系列条件。从客观条件来看，班额缩小、丰富教学资源是必要的，学校尤其要有实验室、工场等经验的场所，当然这种场所可以是社区中的服务学习基地[2]。从主观来看，经验教育的组织要求教师对知识、技能和价值观等教育目标有清晰把握，对如何建立经验与学生心理的联结有深入研究，对组织经验过程和师生互动有饱满的热情。
杜威提醒我们，在经验中学习，才能真正实现学生的解放，真正促进学生的发展。于此，为中国的经验学习鼓与呼！
参考文献：
[1] 胡卫平.小学新课程实施现状调查报告.课程·教材·教法，2005 (2).
[2] 杜威著，王承绪译.民主主义与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3] 杜威著，姜文闵译.经验与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4] 杜威著，赵祥麟等译.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5] 李芒.论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与教师的教学能力.教育研究，2002(3).
[6] 吕斌.文化进化导论.学林出版社，1994.
[7] 乐黛云，勒·比松.独角兽与龙—在寻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误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8] 田慧生.关于活动教学几个理论问题的认识.教育研究，1998(4).
[9] Christian Itin. Reasserting the Philosophy of Experiential Education as a Vehicle for Change in the 21st Century. Journel of Experiential Education. Fall， 1999.
[10] 顾明远.教育大辞典.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11] Knud Illeris.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Learning. Roskilde University Press， 2002.
[12]刘长海.服务学习的理念与流程.福建教育，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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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杜威；实用主义；思想魅力
杜威是20世纪最伟大的教育家之一，他最卓越的贡献是用其实用主义或经验自然主义的价值观重新确认了世界内在的连续性和整体性。他的教育思想影响深远，是美国教育发展进程中，乃至整个人类教育发展史上的一面旗帜。
一、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
杜威是当代西方著名实用主义哲学流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杜威把他的形而上学称为“自然主义经验论”“经验自然主义”或者是“自然主义的人文主义”（以下称为经验自然主义哲学）。之所以强调实用主义，是为了区别古典英国经验论的哲学思想。
这一思想其实就是对哲学基本问题（即物质与意识谁是第一性的问题）的探究。针对这一问题，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中对于古典英国经验论的哲学思想大加挞伐，并且在深刻分析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经验自然主义思想：“经验是一个不断前进的、不断变化的过程。”绝不可能仅仅寄托在那些“材料”即原子式的感觉上，而应该视为人类行动的适应过程，是主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自然是一个“于时间和空间均无定限，既无边际也无终际，而于内部构造则无限复杂的宇亩”。
总之，相互作用与运动变化可以说是杜威经验自然主义哲学的两大基本特点，我们称之为交互式动态理念。
二、杜威的教育三命题
1.教育即生活
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杜威指出教育广义上讲就是“生活的社会延续”，提出“生活就是通过对环境的行动的自我更新过程”，“生活的延续就是环境对于生物需要的不断的重新适应”，“社会的继续生存，必须通过教导和学习”。我们可以看到，生活、生活的延续都被认为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据此，教育可以解释为个体或者说儿童依据社会需要，通过教导和学习实现自我更新的过程。简言之，教育就是个体实现社会化的过程。
2.教育即生长
“教育即生长”这一论述，明确了教育与生长的关系。杜威认为，生长不单单是外在力量帮助的结果，而是也依赖于儿童在未成熟状态下所蕴含的积极向前生长的动力。杜威强调在教育或者说生长过程中，尤其是学校教育中，教育者（成人），应预防受教育者成长过程中“寄人篱下”与“无名癫狂”两种危险，利用好未成熟状态的“依赖性”与“可塑性”。
总之，杜威并不急于寻求教育的终极目的，而是强调要把教育或者说生长作为学习者自觉行动的过程，注重的是教育动态过程本身，尤其是教育内在与外部的交互影响。
3.教育即经验的改造或改组
随着论述的深入，教育与经验的关系或者说人与生活、经验的关系以及学习者与教育者的关系一步步明晰细化，接着杜威将教育直接解释为“经验的改造或改组”。这一命题可以说是是杜威教育思想的核心问题，也是杜威教育的核心理念之一，他将经验推至教育前台，委以重任。
“这种改造或改组，既能增加经验的意义，又能提高指导后来经验进程的能力。”也就是说，教育立足于现在，不仅面向过去，对已有经验重新整合，而且面向未来，对于未知经验科学预见；不仅面向个人，而且面向社会。无论是对个人而言还是对社会而言，这种改造或改组，其实就是知识经验传承发展的动态过程，是一项未完成的持久工程。
行文至此，杜威教育思想的魅力也可窥见一斑。从中我们也得到了一些启示：首先，教育是个体社会化的过程，受教育者要依据社会的要求不断进行自我更新，这样才能适应社会，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其次，受教育者，尤其是中学生，还处于未成熟阶段，具有“可塑性”和“依赖性”，因此，需要教育者正确恰当地指导与引领。教育应该面向未来，要“活到老，学到老”。
参考文献：
[1]约翰·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
[2]自窦新元.杜威形而上学的经验自然主义[J].学术研究，2004（12）.
[3]张华.课程与教学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作者简介：梁小敏（1988— ），女，山西大同人，山西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学科教学·语文。
关键词：新课程改革； 教师专业化； 科研能力； 培养途径
一、高中教师科研能力的提出与界定
199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5届国际教育大会在日内瓦召开，大会提出：“在提高教师地位的整体政策中，专业化是最有前途的中长期策略。”1996年美国卡内基财团组织的“美国全国专业教学标准委员会”编制的《教师专业知能标准大纲》是一份迄今为止最明确地界定了教师专业标准的文件。该文件“强调教师作为‘反思性实践者’、‘行动研究者’，要勤于思考，从自己的教学实践中学习和总结经验，紧跟教育科研步伐，激情满怀地投入到从不间断的专业发展中。”我国《教师法》第七条要求教师：“从事科学研究、学术交流，参加专业的学术团体，在学术活动中充分发表意见。”这些都是在强调教师教科研能力，它是教师专业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高中教育课程改革以一种全新的教育理念掀起了教育领域的一场革命。这一轮课程改革立足于当代科学知识综合化的大趋势，以先进的教育理念作为教材编写的立足点，以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养为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以促进学生转变学习方式――变被动接受式学习为主动探究式学习为突破口，顺应社会的要求和时代的潮流，为每个学生的终身学习、生活和发展奠定良好科学基础。这就要求高中教师在教育理念、教育方法、教学手段等方面全面更新，使教学过程始终充满着探索、研究，不断解决教育实践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和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对教育的种种要求。因此，高中教师不仅仅是“知识传授者”，更应该是教育科研的能手，这样才能适应高中新教育课程改革的需要，才能适应社会变革对教师专业化的需要。
教育科研能力是一种高级的、来源于教育实践而又有所超越和升华的创新能力。首先，教育科研能力来源于实践，它是在教育教学实践中依据先进的教育理论日积月累起来的经验和借助先进的教育手段逐步形成的。其次，教育科研能力是在教学实践基础上的一种超越和升华的创新能力，不是简单的、原地踏步式的传统教育能力。第三，教育科研能力是在有意识的学习、总结、提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动态的认识和改造教育的能力。
二、教师科研能力的结构
新世纪的教育需要更多的教师积极投身于教育科学研究，尽快从“教书匠型”教师转化为“专家型”教师，从“经验型”教师转化为“科研型”教师。教师应具备的科研能力应包括：对教育实践反思能力；教育研究能力；撰写教育教学论文的能力；校本课程开发能力。
1.教育反思能力
教育反思能力是指教师在教育教学实践中，以自我行为表现及其行为之依据的“异位”解析和修正，进而不断提高自身教育教学效能和素养的能力。美国心理学家波斯纳（G.J.Posner，1989）提出了教师成长的公式：成长=经验+反思。相反，如果一个教师仅仅满足于获得经验而不对经验进行深入的思考，那么、即使是有“20年的教学经验，也许只是一年工作的20次重复；除非……善于从经验反思中吸取教益，否则就不可能有什么改进。”他永远只能停留在一个新手型教师的水准上。所以，教育的反思能力是成为专家型教师的必备能力。
2.教育研究能力
教育研究能力，是在教师反思能力基础上更高的能力要求。它是指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从事与教育教学有关的各种课题的实验、研究与发明创造的能力。教育研究能力总体上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选题能力
选题能力是指教师根据教育教学实践及其发展的需要，选定研究课题、实验项目或确定教育科研论著名称的能力。教师选题能力的大小，体现在选题的质量上。对教师教育研究选题的质量要求，大致有三点原则，即符合科研选题的实践性原则、独创性原则和可行性原则。
（2）教改实验能力
所谓教改实验能力，是指教师根据研究课题的设想，在周密计划和专门设置的特定条件下进行教育教学改革实践的能力。由于教改实验是在完全自觉的情况下进行的，这就要求教师在做好思想、物资和人力准备的基础上，还应该做到：目标明确、可行；要有控制变量；进行总结验收。
（3）收集整理教育研究资料的能力
收集整理教育研究资料的能力，是指教师根据研究范围和课题的需要，有目的、有计划地查索及归纳整理有关资料的能力。例如，如果想收集第一手资料可以做实验、记观察日记，写教后记，录音、录像、拍照等；收集第二手资料可以利用图书目录和索引，订阅文摘等情报资料，浏览专业报刊，参加有关学术研讨会，阅读时搞摘录、摘要等。
3.撰写教育教学论文的能力
撰写教育教学论文的能力，是指教师用书面文字把自己教育教学研究中的经验体会、思维成果反映出来。大部分教师的教学技巧、方法比较灵活，掌握的熟练，但是把教学过程中的所思、所想写成材料，发表自己的看法等方面较差一些。教育教学论文属于学术论文范畴，是专门探讨教育教学规律的学术论文，所以教师在撰写教育教学论文时需要具有多方面的相关能力。例如：聚焦定题的能力，审题定旨的能力，组织结构的能力，分析论证能力等。撰写教育教学论文的能力，是衡量教师教育教学成果的重要标志之一，是教师对教学活动的反思与总结，同时也为今后的教育教学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