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与司法制度有关的制约因素
目前新疆的外贸结构仍然是以边境小额贸易为主，一般贸易次之，以加工贸易和其他贸易形式为辅的结构。这种贸易结构决定了主要的支付方式不可能是信用证、保理这些对卖方来说风险较小的方式，而只能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传统方式或是风险较大的赊销方式。近几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新疆周边国家经济滑坡，市场需求缩小，再加上当地货币贬值严重，结汇风险加大，对新疆对外贸易产生较大影响。为了留住客户，商户们只能“无条件”地答应外商的一切要求。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下，外商欠款金额日益庞大。但这些欠款纠纷很难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制约了外贸的良性发展，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1.1法律文书的送达难目前，由于中亚国家还不是《海牙送达公约》的成员国，因此，中国法院在送达法律文书时就不能理所当然地适用该公约。公告送达虽然是一种可以选择的方式，但是，对方当事人往往并不是下落不明，而是我方当事人不知其下落，不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对适用公告送达的要求。并且，如果国外一方当事人在中国法院应诉，但庭审后又返回其国籍所属国，此时，送达裁判文书的问题就很难解决。
1.1.2涉外案件执行难在新疆发生的大部分涉外经济纠纷主要是拖欠货款纠纷和合同纠纷，一方当事人与案件有关的可执行财产，无论是动产还是不动产，一般都不在中国。这使得无论是诉讼还是仲裁，即使得到了判决或裁决，结果也很难得以执行。
1.1.3仲裁机制没有得到利用新疆各级人民法院既没有收到过来自中亚国家的各级法院协助执行裁决的请求，也没有向中亚国家法院发出过要求他们协助我国法院执行民商事裁决的请求。事实上，我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缔结的民事和刑事双边条约中都规定了缔约双方应根据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纽约公约》，相互承认与执行在对方境内仲裁机构作出的仲裁裁决。以仲裁方式解决经济纠纷，本来是一种最佳的方式，但是在中亚外贸中，仲裁机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1.2与金融政策有关的制约因素
1.2.1出口信用保险普及率低出口信用保险是通过承保政治风险和商业风险，对企业在对外投资、出口贸易和对外工程承包等经济活动提供风险保障的一项特殊保险，是政策性的保险，保险机构一般都是国有企业或国家机关。出口信用保险作为国际通行做法，是世界各国用来支持本国企业从事出口贸易的一项政策性措施，其目的在于通过国家承担出口可能存在的特定风险来鼓励企业扩大出口。内地外贸企业投保率达20%～30%，疆内外贸企业投保率却不足6%。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信保”)是我国唯一一家经营出口信用保险的机构。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新疆专项工作办公室已于2009年6月在新疆成立。目前全疆企业投保金额累计达10亿美元，已经有7家企业得到了赔付，赔付金额超过200万美元。但是仅乌鲁木齐就有数千家外贸企业，累计只有65家企业投保，连百家都不到。事实上，与内地同行相比，新疆外贸经营者面临的商业风险和政治风险更多、更大，但不少中小外贸企业在防范风险时依然相信“一手交钱、一手接货”是最好的交易方式，在赊销时也没有选择参保。这种观念使他们无法利用政府鼓励企业参保的优惠政策和出口信用保险的融资作用，极大地阻碍了外贸发展的规模。另外，一些参加保险的要求也将绝大多数从事边境小额贸易的个体商户拒之门外，如何从制度层面提高出口信用保险的普及率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1.2.2结算货币政策配套不到位在新疆与中亚国家的边境贸易中，边境小额贸易主要还是以美元现汇计价结算。以人民币结算的报关、核销、退税等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外贸企业在进出口业务中即使在少数情况下有人民币计价结算需求，也由于不具备相应的政策环境，在实际操作层面难以实现。尽管2010年4月，国家财政部和国家税务局颁布了《关于边境地区一般贸易和边境小额贸易出口货物以人民币结算准予退(免)税试点的通知》，新疆被纳入试点范围，2010年10月，新疆又成为中国首个开通跨境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的地区，但是，在新疆外贸企业与中亚国家开展对外贸易的实践中，由于近几年美元贬值而人民币升值的汇率变动，中亚商人在出口时倾向于选择人民币，进口时选择美元结算，加上新疆与中亚国家的跨境贸易长期保持顺差，形成人民币流出多而流入少的局面，无法形成人民币跨境流通，没有实现跨境人民币结算的目标。
1.3与俄白哈关税同盟有关的制约因素
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是新疆最主要的两个外贸伙伴。但是，随着2010年7月5日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关税同盟的正式成立，由于俄白哈三国的经济结构和对外贸易结构本来就存在竞争性以及高度的同质性，缺乏互补性。所以，该关税同盟缺乏广泛的经济合作基础。因此，该关税同盟对三国来说，产生的福利效应有限。然而，对于我国来说，却存在我国向关税同盟成员国出口的商品被俄罗斯或其他国家替代的危险。我国出口商品的价格明显低于关税同盟成员国所生产的同类商品。在机电产品出口方面，俄罗斯对哈萨克斯坦出口与我国差距较大，无法在短期内对我国出口造成威胁。但在运输设备、贱金属及其制品、矿产品、化工产品方面，俄罗斯对哈出口相比我国有明显优势。再加上关税同盟造成的内部贸易转移的效应，我国对哈萨克斯坦这五类产品的出口极有可能被俄罗斯甚至是第三国所取代。事实上，自从俄白哈关税同盟正式运作后，新疆与哈萨克斯坦间进出口贸易额已经由于关税同盟的消极影响产生了明显的下滑，两国间贸易额占新疆外贸总额由2010年的54.06%降至2013年的44.45%，降幅达到9.61%。另外，在独联体内建立类似于欧盟的经济一体化同盟是俄罗斯重振大国地位的布局之一。俄白哈关税同盟只是第一步，如果可以实现，未来的欧亚经济联盟还将包括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到时，中国将是上合组织内唯一不属于此联盟的国家，上合组织的其他国家将不再有在上合组织层面推动经济合作的动力。
2上合组织框架下的区域经济合作对问题的解决
2.1依靠上合组织平台，加强各国司法系统之间的交流合作外商恶意欠款，主要是商户之间恶性竞争造成的恶果，只要这种恶性竞争存在，恶意欠款的现象就一定会出现。在行政管理方面，面对这种问题，可以考虑成立行业协会，形成行业自律，避免商户在对外贸易过程中恶性竞争，造成整个行业的集体损失。商务局、商务厅、工商管理局等上级管理部门，则应控制经营摊点的数量，以免因“过剩”而导致商户相互恶性竞争，给外商欠款机会。在司法协作方面，事实上我国与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都签订了民事和刑事司法协助条约。但是在实践中，这种司法实践协助从未真正启动过，这才会产生上文中提到的送达难、执行难的问题。如何在不违反法律或者不破坏国家以及安全的前提下，贯彻条约规定的司法协作条款，最大限度地保障我国权利人合法权利的实现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本文认为，如今上海合作组织已经迈入深化务实合作的新阶段。2013年9月，国家主席访问中亚国家期间提出了强化上合组织成员国务实合作的倡议以及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设想，将中国推进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务实合作的设想更加具体化，受到各成员国欢迎。安全与经济合作是上合组织这架大飞机的两翼。中国与中亚国家理应成为执法领域关键性的合作伙伴。我们可以依靠上海合作组织这一重要平台，加强各国司法系统之间的交流、合作。具体形式可以是法院高层互访、法官培训、信息共享、相互提供调查协助。毕竟加强司法合作无疑对于打击犯罪和促进经济合作都是至关重要的。
2.2推出为中国—中亚贸易量身定做的出口信用保险中国信保的宗旨本来通过为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合作提供保险等服务，促进对外经济贸易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就业与国际收支平衡。中国信保成立以来截至2012年末，累计支持的国内外贸易和投资的规模约1万亿美元，累计向企业支付赔款43.4亿美元。同时，中国信保还带动160余家银行为出口企业融资约1.5万亿元。帮助广大外经贸企业破解了“有单不敢接”“、有单无力接”的难题。中国信保承保的风险主要有商业风险，包括买方拒收货物、拖欠货款、破产或无力偿付债务等；政治风险，包括买方所在国发生战争或暴动等。由于最常见的险种——短期出口信用保险和中长期出口信用保险都不适合中小企业，中国信保为年出口额在200万美元以下的中小企业推出了短期信用保险产品——“中小企业综合保险”。虽然这种险种设定在上海、江苏、宁波、厦门、福建、山东六地试点，但是中国信保对可以操作此种业务的地区实际是不做限制的，因此，在实践中后来又增加了安徽、河南两地。新疆还没有操作过此类业务。浙江省兰溪市政府2013年决定将为小微企业出口信用保险“埋单”。年出口额在100万美元以下的企业投保出口信用保险，保险费将由兰溪市政府统一安排支付，而且这一政策将保持三年不变。相信在这一政策的激励下，已经从事外贸出口的小微企业在这三年内必定会投保出口信用保险，减少外贸出口坏账损失，没有从事外贸出口的小微企业也可能因为此政策产生从事外贸的信心。即使三年后这一政策结束，相信经过此政策的帮助，已经了解了信用保险的企业也将继续投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也应当注意到出口信用保险的重要性，借鉴此种财政补助政策，这样除了可以收到上述讲到的益处之外，还可以吸引内地企业到新疆注册出口企业，增加财政收入，而不是仅仅将新疆作为一个出口通道。中国信保还推出了一种新险种“义乌中国小商品城贸易信用保险”，这是义乌市人民政府引入的政策性信用保险机制。这是中国信保第一次为特定地方外贸出口量身定做一种信用风险保障工具。这项险种针对义乌中国小商品城的交易特点为商户提供贸易收款风险保障以及信用风险管理咨询服务，帮助商户合理选择贸易伙伴、化解收款风险、扩大交易规模，协助义乌市人民政府进一步推动义乌市场的贸易发展。由于对中亚出口贸易无论是政治风险还是商业风险都相对较高，边境贸易居多而且我国与中亚国家司法合作不足，本文建议新疆人民政府也可以引入此种方式，连同中国信保推出“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贸易信用保险”“、喀什经济特区贸易信用保险”，这些新险种都应当着重于为从事边境贸易的新疆出口企业选择贸易伙伴、化解收账风险。甚至可以设想，这些新险种可以将投保主体扩大到在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经营的哈方企业以及在喀什经济特区落户的外方企业。
2.3加强上合组织成员国间金融合作应充分发挥上海合作组织的平台作用，从国家层面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签署金融合作框架协议。考虑到哈萨克斯坦对新疆外贸的重要性以及与哈萨克斯坦已有的金融合作，可以以哈萨克斯坦作为突破口，商讨放宽金融机构互设准入限制，商讨形成人民币与坚戈之间的市场汇率，而不是通过美元套算。在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设立跨境人民币服务中心，推进与哈萨克斯坦的人民币流通与循环。鉴于实现人民币结算的前提是外方银行必须有人民币储备，推动人民币在中亚国家充当外汇储备货币才是当务之急。次贷危机对美元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削弱了各国对将美元作为外汇储备的信心，但没有动摇美元的结算功能。因此，想要在中亚国家实现人民币结算很难，但是减少一部分美元外汇储备，将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货币之一却并不很难，可以实现双赢的效果。因此，国家高层应利用上合组织平台说服哈萨克斯坦当局将人民币作为其外汇储备的一种。这样，中亚的贸易商可以将通过贸易获得的人民币存入当地商业银行，而商业银行可以将人民币存入当地中央银行来兑换本币或美元，中央银行可以与我国央行兑换美元。由此，人民币的离岸交易会增加，人民币的流入流通也会渐趋平衡。另外，我国应考虑在上合组织平台中，用人民币对中亚国家进行援助。2013年11月30日，国务院总理在塔什干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总理第十二次会议，提出深化上合组织务实合作六点倡议。其中第四点倡议就是加强金融合作。发挥好上合组织银行联合体作用，推进建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为成员国互联互通与产业合作提供融资支撑。加快实现成员国间本币结算，中国也愿意设立面向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国等欧亚国家的“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这一合作基金就可以以人民币向上述国家提供项目贷款等支持。
【论文摘要】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动下，东亚经济一体化终于从“设想”转化到“实际行动”的轨道上，但是存在诸多影响其进程的因素。中日两国在经济一体化问题上能达成多大共识，美国对东亚国家在政治经济上的强大影响力，东亚地区存在诸多的安全问题，都成为影响东亚经济合作的重要原因。 【论文关键词】 中日合作 美国 东亚多边安全合作 在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的推动下，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新特征，但是与北美和欧盟相比，东亚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步伐却远远落后，毫无疑问，东亚经济一体化的缓慢步伐已经成为了东亚地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其间存在着诸多的制约因素，本文将选择其中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因素予以分析。 一、中日合作是东亚经济一体化成功的关键 在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发展中都有主导性国家，在东亚经济合作中中日经济合作占据重要地位，很明显东亚经济一体化能否顺利向前推进将取决于中国和日本在多大程度上的合作。然而中日两国的关系是“政冷经热”，两国经济合作缺乏信任，大多停留在技术性合作的层面上。笔者认为现今的中日两国是竞争加合作，以竞争为主的经济关系，这主要是由于日本的消极态度所至，原因在于：第一，日本有着主导东亚经济一体化，打造东亚日元区以压制中国抗衡欧美的强烈欲望，对中国心存芥蒂。第二，日本力图保持“雁阵模式”，在东亚地区保持垂直国际分工也是不符合东亚其他国家利益的 ，随着区域内水平分工的加强，日本经济的衰落使之失去了“领头雁”的地位，而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提升了在雁阵中的地位。第三，日本国内“中国威胁论”的思想阻碍了双方的经济合作。总之，中日作为东亚两个大国和区域经济“引擎”，如果双方能够就东亚区域合作进程达成共识，则能有效的推动东亚经济合作的快速发展。 二、美国是影响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一个重要外部因素 由于东亚各国在经济上都对美国具有很高的依赖性，在政治与安全领域也受到美国的强烈影响，因此美国的态度对东亚经济一体化有着很重要的影响。美国视东亚地区为其全球战略重心之一，在东亚政治经济上，美国始终持积极介入的态度，力图保持对东亚政治安全问题上的主导，并积极在东亚构建以自己为核心的东亚多边安全框架。由于美国在东亚具有强大政治经济影响，因此消除美国的疑虑和排除其干扰，使之发挥建设性作用，是推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一个必要条件。笔者认为现在在东亚建立一个排斥美国的地区组织是不现实的，东亚国家现在要做的是怎样促使美国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起建设性推动作用。由于东亚的经济一体化步伐还刚刚开始，不确定因素还很多，因此现在还很难说清楚美国将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但是以下两个因素会影响到美国对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态度：首先，未来的中美关系，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如何看待崛起中的中国，而拥有大国雄心的中国将怎样处理与美国的关系将直接影响到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其次，日美同盟的走向，美国不断加强日美同盟，放纵日本的军事化，从而引起东亚国家之间的相互不信任，也加大了朝鲜半岛，台湾海峡爆发危机的可能性。这两大因素关系到东亚安全新格局形成，而在一个不稳定的东亚安全框架下是不能谋求经济一体化的顺利发展的。 三、东亚经济一体化需要一个稳定的多边安全合作框架 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政治上的强烈共识，政治上的共识就包含着区域安全合作。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区域多边安全合作是紧密联系的；首先，经济一体化可以促进区域多边安全合作，根据新功能主义理论中的“溢出效应”，经济合作上取得的成果可以向政治领域溢出，带动政治上的合作；其次，区域多边安全合作是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强大动力；在一个不稳定的安全环境下，经济一体化是很难有所突破的。东亚地区存在诸多的政治安全隐患，任何一个危机的爆发都会影响到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另外，东亚国际政治格局正处于一个结构性变动期，中国经济大国地位的日益巩固，日本加快其走向政治大国的步伐，美国把其全球战略重心部分东移。因此在地区安全问题上，东亚急需形成一个新的多边安全合作框架以保障和平。但是要在一个大国力量交汇，地区热点众多的东亚在政治合作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在短期内是不可能的；而在现阶段也只能是乘经济一体化这条船，借全球化和区域化的风去破诸多政治安全问题的浪了，争取在未来“东亚自由贸易区”或“东亚经济共同体”的平台上形成成熟的东亚多边政治协商机制以谋求地区安全问题的化 解，最终建立新的东亚多边安全合作框架。 四、结束语 “东亚地区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发展最快，贸易额增长最迅速的地区，但却是世界上贸易自由化进程最慢、市场壁垒较高的地区之一，极大的限制了本地区的经济增长” 。因此，对于东亚国家来说，加快东亚经济一体化是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潮下谋求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近几年来，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明显加快，东亚各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共识不断增多，合作的意识也不断增强。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已经从设想转变到实际行动的轨道上。但是由于东亚地区存在的巨大的差异性和复杂性，影响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因素也甚为错综复杂，因此，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无疑是曲折和漫长的。本文只是挑选了诸多影响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因素中的几个予以试探性的分析。这几个因素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它们既能成为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动力，也能成为其阻力；这取决与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以及东亚国家的把握。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货币合作已经得到来自经济学家和各国政策制定者们的越来越高的重视。早在1978年的波恩峰会上，七国集团就已经达成了一套非常详备的合作方案，使我们不能再对该领域内的重要进展无动于衷。在研究中我们常常将货币政策合作（PolicyCooperation）和货币政策协调（PolicyCoodination）交替使用，用以指称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货币决策机构或决策当局之间某种形式的合作关系。对国际货币合作的基础和有效性问题，从来都存在广泛的争议，支持者麦金农和威廉姆森宣称，目前国际货币体系中无节制的汇率浮动对国内宏观经济管理和物价稳定非常不利，而一国货币政策的目标恰恰是宏观经济和通货的稳定，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不是目标本身而仅仅是达成目标的手段，对开放经济体而言，有效的国际货币合作值得优先追求。而反对者则阵容更强大，国内稳定是汇率稳定的前提条件已根深蒂固，哈伯勒等则将支持者的论点反转过来，声称应该优先考虑国内的货币稳定，唯其如此这些国家才有能力遵循一种更稳定和更富有预见性的汇率政策，进行国际货币合作才有起码的基础。至今，如何形成有效的国际货币合作机制，并防范其向逆效合作滑落仍是国际经济学有待探索的前治理论。
一、国际货币台作的原因：市场溢出和政策溢出
如果我们承认全球化导致各国在货币经济领域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日益加深，那么一国资本市场的异常波动就可能影响和波及国际资本市场，而国际资本市场危机也可能无法充分隔疫而困扰国内资本市场，这通常被称为市场的“溢出”和“溢入”（MarketSPill－over）。一国货币政策也既可能传递到也可能受制于它国的货币政策，这通常被称为政策的溢出和溢入（PolicySpill－over）。显然市场或政策溢出及相关命题都仅对开放经济体才有意义。鉴于对全球资本市场和对国际货币体系的管辖权的归属模糊不清，人们试图通过国际货币合作来降低上述溢出效应。
基于“货币政策溢出”的国际货币合作理论的代表人物有库珀等。经济全球化的加深导致只有小型开放经济才可以基本不考虑政策的溢出效应，而大国在制订货币金融政策时，就不能不事先考虑相互间的政策溢出并进行政策协调。一般认为，政策溢出效应主要通过贸易渠道和资本流动渠道传递。以贸易渠道为例，一国紧缩性货币政策可能导致进口需求的下降，而其政策溢出则给予其主要贸易伙伴一个外源性需求紧缩；以资本流动渠道为例，一国紧缩性货币政策意味着本币利率上升，而政策溢出则导致向这个国家的资本流动，他国因资本外流而有意外紧缩。库珀的大致结论是：在开放经济下如果不考虑货币合作，则一国政策效能将大为削弱。此后库里，列文和维达里斯等（1987）研究了近年浮动汇率制发展历程后指出，各国力图确保它们宏观政策的独立性可能对世界经济具有破坏性，溢出效应的存在说明各国可以通过国际货币合作来分享合作体系带来福利增进。富兰克尔的基本思路是：所谓政策溢出，是指在经济相互依存不断加深时，一国的政策行为将影响别国的福利函数，而它国的政策行为同样将影响本国福利函数的达成，因此各国彼此割裂和相互冲突的货币政策是不可取的，必须通过货币合作降低整体福利损失，富兰克尔尤其主张以建立起较大的货币区（CurrencyBloc）来作为国际货币合作的手段。
基于“资本市场溢出”的国际货币合作理论的代表人物归功于蒙代尔，他分别讨论了在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下，资本流动带来的溢出效应，以及一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搭配问题。目前基于市场溢出的货币政策合作大致有以下几种思路：一是主张国际货币合作可以降低市场和汇率的不确定性，即浮动汇率制在确保了各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同时，并不能完全隔疫资本市场的溢出效应，其频繁波动反过来将削弱各国货币政策的效能，各国让渡部分货币进行合作可以降低外汇市场和汇率的不确定性，并最终使货币合作参与者受益；二是主张国际货币合作应该有恰当的水平和方式。S．汉和C．瑞因哈特等认为，估计在1992年时，1．7个百分点的利率差才会因溢出效应而引起货币市场间的波动，而现在0．7个百分点的利率差即可达到类似效果，甚至股票市场等其它资本市场的溢出效应也在增加，因此各国必须在会计准则、银行监管、信息披露等方面进行适当的国际货币合作。可见，各国产生在货币领域进行合作的初衷，就在于通过货币合作降低政策或市场的溢出效应，并改善本国货币政策的效能及资本市场的稳健性。
二、国际货币合作的霸权稳定论
基于霸权稳定结构的货币合作理论的始作佣者可能是金德尔伯格（P．C．Kindleberger），霸权稳定论（HegemonicStabilityTheory）并非由金氏提出，而是另一位学者克欧亨尼（R．Keohane）提出的，但金德尔伯格首先将其运用到国际货币合作领域。在其《1929－1939世界性经济萧条》一书中，金氏认为在国际货币领域需要一个霸主以杜绝政策或市场溢出效应，霸主的作用不仅仅局限于充当发行世界货币和充当全球最后贷款人角色，也应为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发挥作用。但除了霸主和附从者之间以霸权稳定结构维持国际货币秩序之外，金氏甚至否认其他形式的国际货币合作的有效性。1973年正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际，但金德尔伯格仍然坚称霸权稳定结构是唯一途径，实在具有讽刺意义。此后，克拉斯纳（S．Krasner）和吉尔芬（R．Gilpin）等对霸权稳定论进行了发展。一般来说，霸权稳定结构必须满足下列条件：1、关键国具有足够的经济规模，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2、他国相对于关键国地位的明显逊色和对关键国地位的不言自明的普遍默示；3、体系创立伊始关键国通货稳定，且附从国认为其自身货币政策相对于关键国货币政策的从属性和被动性未对自身利益构成威胁；4、霸权体系内的成员存在一定水平的经济发展趋同性。而霸权合作体系则具有一下特点：1、霸权体系的货币合作体现为霸主决定霸权体系的货币政策，其他附从国认同和接受，一旦默示的接受性受到怀疑，霸权结构就从稳定向非稳蜕变；2、霸权体系的货币合作通过制度予以维持和协调；3、霸权必须能够产生类似“公共产品”的收益以抵补附从国牺牲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成本，当霸权稳定结构的合作收益趋于枯竭时，该体系就将崩溃。
金德尔伯格等提出的霸权稳定结构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克欧亨尼随后提出了后霸权合作论。最早运用霸权稳定结构一词的克欧亨尼在其《霸权衰落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倾轧》中指出：“霸权性合作并不构成唯一可能的合作方式”，“霸权后合作也是可能的”，他指出后霸权稳定结构（Post－HegemonicStabilityTheory）的特征是：1、从逻辑上看，霸权不是寡头合作体系中出现货币合作的必要条件，而后霸权体系则是大国间的寡头合作博弈过程，大国间“可以自己提供集体利益”；2、不管是否属于霸权性质，国际体系所依赖的是共同的或互补的利益关系，频繁的政策和市场溢出将促使货币合作的规模和程度更深更广，尽管着重寡头合作的信誉是可质疑的；3、霸权体制本身具有惯性，霸权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合作体系的消亡，但体系中霸主将受到寡头的挑战，从而导致霸权稳定结构向后霸权合作体系渐变。此后库纳（R．Copper）、艾治格林（B．Eichengreen）等一起发展了后霸权合作理论。他们将国家分为两类，一类是小型开放经济体，对于它们，其参与国际货币合作的可能选择只有两种对角选择（TwoCornerSolu－tions），要么保持彻底的浮动汇率制度，要么通过钉住单一货币或货币局制度（CurrencyBoardSystem）固定其汇率。这也被形象地比喻为“暴风雨中的风叶”理论，一个国家的汇率安排就好象风叶一样，在金融全球化的暴风雨中，除了将风叶和风车完全脱钩，让风叶随风而转之外，就只有把风叶和风车完全固定，让风叶和风车静止不动。另一类是大国经济，对于它们，没有一国在货币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国际货币事务必须通过合作来解决。这潜在地反映了世界多极化的趋势，此方面典型的例子是西方七国集团的政策合作体系。
从全球角度观察，霸权和后霸权的货币合作模型可以用以下模型概括。如假定全球由n国组成，且各国均有自己的货币和中央银行，并通过固定彼此之间的汇率建立货币体系，假定第n国的货币汇率为1，用Si表示i国货币相对于第n国货币的汇率，Fi是i国用本币表示的外汇储备变动，由于全球国际收支差额必为零，则有：S1F1＋S2F2十S3F3＋……Sn－1Fn-1十Fn＝0。为了维持该系统的相容性，第n国必须既不为其国际收支变动Fn规定独立的目标，也不应干预市场，以试图确定S1、S2、S3、Sn-1中的任何一个汇率，结果第n国的唯一选择，就是采取“有益疏忽”政策，把Fn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残差”来决定。因此包含n国成员为了维持汇率和系统的相容性，其可能的路径只有三种：第一种是后霸权合作体系。在n－1国选择其对于第n种货币的汇率并自主国际收支时，第n国必须成为和体系中其他寡头采取合作姿态的“无为的霸主”，放弃其国际收支和汇率政策的自主性；或者相反，第n国执行独立的货币政策，而其余n－1因为维持对n国货币的稳定，它介1的国际收支和本币供给被动地由n国的货币政策所决定，n国成为要求其余附从国服从霸主的“稳定的霸主”。第二种是霸权稳定结构，即在S1、S2、S3，Sn-1、Sn等被货币同盟所确定时，为维持系统相容，各国必须建立区域内的中央银行，并授权它以统一的货币政策保证S1F1＋S2F2十S3F3＋……Sn－1Fn-1十Fn＝0的条件；或者至少在货币政策、汇率和国际收支方面进行非常密切的政策协调，这正是欧盟的德洛尔解法（Delors’SApproach）。第三种，为n国引入第n＋1个约束变量，即“外部驻锚”（ExternalArchor），这样n－1个汇率和外部驻锚的价格是外生的，第n种货币供给才可能成为内生，系统方才具有相容性。但既然全球是n国组成的，故已不可能引入第n＋1个约束变量，这种解法只有在n国是趋于货币同盟而不是全球货币联盟时才可能存在。
三、国际货币台作的博弈分析论
在国际货币合作分析中引入博弈论工具的代表人物是滨田宏一（Y．Hamada）等。从广义上讲，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在货币领域的表现，指“各国充分考虑国际经济联系，有意以互利的方式调整各自经济政策”的过程，而国际货币合作则是政策协调在货币领域的表现，这一过程在协调范围上有较大的可伸缩性，滨田定一（Y．Hamada，1985）用博弈论直观地说明了两国条件下的政策协调过程。下图中，横轴代表国1的政策工具I1；，越右表示国1相对货币政策越为宽松的财政政策；竖轴代表国2的政策工具I2，越上表示国2相对货币政策越为宽松的财政政策。{U*｝是国1的具有同等福利程度的无差异曲线的集合，即在每一条无差异曲线U*1；上各点的福利是相同的，但距离最佳福利点B*越远的无差异曲线所表示的福利程度越低，即U*i＋1＜u*i；类似地，{U^i}表示国2具有同等福利点程度的无差异曲线的集合，B^表示国2的最佳福利点，并且在图中依然有U^i＋1＜U^；成立。由图可知，滨田宏一分析的依据是相对于一定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越宽松的国家越能获益。
如果不存在政策溢出效应，则各国的无差异曲线可能是直线。在图中，国1的无差异曲线（包括最佳福利点）表现为一系列垂线，而国2的无差异曲线（同样也包括最佳福利点）表现为一系列水平线。这意味着两国自己的政策不会造成对对方的影响，即每一国最优政策的选择是独立于别国最优政策的，各国不必考虑对方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就能够制定自己的政策以达到最优福利安排。此时各国没有必要展开国际货币合作。但现实中无政策溢出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越深，一国政策对别国福利的影响更加显著，表现在图上则是使两国原本为直线的无差异曲线变为围绕各自最佳福利点的椭圆形曲线。此时只有使两国无差异曲线相切的货币政策才是有效的，在切点上的政策实现了帕累托最优。因为此时一国福利的改进必须以牺牲另一国福利为代价，这些切点构成的曲线如图所示就是连接两国最佳福利点的契约线B*B^。契约线上的点所代表的政策是国1国2协调的结果。故从博养论角度看，各国必须进行货币合作。
问题是，如果各国拒绝合作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先以国1为分析对象。如果缺乏合作，则对国1而言，国2的政策就是一个既定的函数，其造成的福利结果表现为一条条水平的无差异曲线U^i，由于政策的外部性的客观存在，国1的无差异曲线呈椭圆形曲线。所以，对每一个U^i，国1必须选择一种政策，使得自己的无差异曲线U*i；与水平线U^i相切，切点组成的轨迹构成直线R*，这就是不合作时国1的对策函数。类似地，对国2来说，国1的无差异曲线U*i为一组垂直线，国2为使本国福利最大化必使自己的政策所决定的无差异曲线在与U*i有接触的前提下尽量接近本国的福利最佳点，也即是取与每条垂直的U*i相切的U^i，切点构成的直线R^就是不合作时国2的对策函数。博弈的最终结果是使两国福利的取值在各自反映函数R*和地的交点N上达到稳定。N点是一个稳定的纳什均衡点（NashPoint）。从图一上我们看到，这一点所对应的政策是无效率的，它代表的福利比契约线上进行适当的国际货币合作所对应的任意一点都更远离帕累托最优状态。这说明，在存在政策溢出的前提下，进行国际货币合作将有助于改进参加协调国的福利。
四、国际货币合作的两难：有效合作和逆效合作
除了霸权和后霸权货币合作理论、货币合作的博弈理论之外，还存在其他一些国际货币合作的理论流派，但国际货币合作并不总是有效的，有时反而是无效甚至逆效的。所谓有效的货币合作（ProductiveCooperation），是指成员们通过规则协调或随机协调来参与货币合作时，货币合作的福利产出不仅可以抵销各国所付出的货币政策独立性部分丧失的成本，还可以完全或部分抵销政策和市场溢出带来的损失；所谓逆效的货币合作（Counter-ProductiveCooPeration），是指随着国际经济格局和货币秩序的变迁，货币合作的福利产出逐步下降，当下降到不足以抵补各国所付出的货币政策独立性部分丧失的成本时，货币合作就成为逆效的，此时各国参与货币合作不仅没有降低市场和政策的溢出性，反而还付出了货币政策独立性受损的代价，结果合作不如不合作，原有国际货币合作的制度安排或随机安排在惯性消失后崩溃。人们就不得不经常对货币合作作出评估，以判定其是有效的或逆效的。
基于成本收益法来判定货币合作属于有效或逆效的代表人物是的欧迪兹（G．Oudiz）、J萨克斯（J．Sachs）和罗高天（K．Rogoff）等人。对国际货币合作可能带来的收益并不表示乐观。其开创性研究表明，1984－1986年间，美日德三大国从完全和充分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协调中的获益还不到GDP的1．5％。这样的结果显然并不能令政策协调的支持者满意。而罗高夫则指出如果政府在货币合作过程中放松了对通货膨胀型货币扩张的约束，那么国际货币合作不仅不能改进福利反而可能使参与国福利降低。在此基础上，列文（P．Levine）＆居里（D．Currie1987）通过使用OECD互连模型的两集团简化版本研究了无信誉政策的不稳定性，指出不讲信誉的政策容易导致过度通货膨胀，从而使福利呈现不升反降的趋势。
基于博弈论来判定货币合作属于有效或逆效的代表人物有滨田宏一和克莱恩（B．Klein）和莱福勒（F．Leffler）等。从博弈论角度观察，货币合作成为逆效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搭便车行为。为防止政策溢出，各国采取合作可能改善各国的福利函数，但是货币合作是有成本的，如果合作体系本身缺乏制度化的监督机制，那么合作带来的福利增进就成为类似公共物品的东西，那么货币合作将可能因搭便车行为缺乏制约而失败，即合作为逆效合作。二是国际货币合作的持续性和可置信度问题。由于政府间的货币合作往往时分时合，矛盾重重，因此私人部门对其可持续性持怀疑态度，这在对汇率的联合干预方面尤其突出。
关键词:农村合作经济;模式;现代农业
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广大农民群众为了提高组织化程度，共同组建的一种“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受益”的新型经济合作组织。它在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提升农业产业发展水平，提高农业和农民组织化程度，增强市场竞争力，提高农民素质，培养新型农民，完善乡村治理结构，推动基层民主管理，改变乡村习俗，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都发挥着日益显著的作用。
一、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的模式
据中国农业部统计，全国已有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140万个，其中比较规范的合作组织有14万个，带动农户总数的4000万户左右，占全国农户的22。6%。涉及到农村的经济的众多门类，主要分布在蔬菜、水果、养蜂、家禽、渔业养殖、稻米等生产领域。
在实践中，各地因地制宜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根据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依靠的不同动力源，我们将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分为两类4型。即:来自内部动力，或农民自发型(能人领办型);来自外部动力，或政府推动型(项目引导型、企业带动型)。
1.农民自发型。由一人或数人发起，多人或多户自发参与，组成的“农户+农户”模式的专业协会或合作社，这种模式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完全是由农民自发组成、自愿参加所建立的，农民的主体性是这种协会的主要特征。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领袖人物的觉悟和管理的需要，逐步地在外部专业人士的帮助和指导下建立起符合该组织的《章程》和相关制度等，以此架起了农户通往市场的“桥梁”。
2.政府推动型。在农村经济改革中，一些集体经济为适应城市化和就业市场等新的经济体制的改革，而实行的转型与当地农民建立起“政府+农户”模式的“官办”合作经济组织。这种模式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主要靠行政的手段“自上而下”地组建形式，农民以户或组连带土地整体加入专业协会或合作社，政府推动型的专业协会或合作社，有政府的支持和外部专家的指导，得到了来自政府或政府职能部门(主要是农、林业等涉农部门)给予的政策优惠、资金支持、技术服务和市场保障等一系列支持，具有一定的经济规模和实力，市场经营能力较强。农民能从合作经济组织中得到较多的经济收入等。
3.项目引导型。其“专业协会+农民”模式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接受国际援助项目的参与式理念，建立的农民专业协会得到一定项目资金的资助和项目专家的指导。由于这类农民专业协会是由国际或国内项目资助，强调“以人为本”的理念，以贫困农民为主体，通过强化民主意识和赋权来提高农民自主管理、自我约束的能力;以农民自愿参与为内在动力，“自下而上”地发起并建立起专业性合作经济组织。在专业合作组织中，培养“主人翁”意识，让农民能够充分地了解自己在组织中所扮演的角色。一些专业合作组织具有一定的经济规模，还在协会以下建立有相关企业，引导农民由农田、山场逐步地走向“工厂”，由家庭走向市场，在协会与市场的互动中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
4.企业带动型。企业带动型“公司+农户”模式的合作经济组织，其合作关系建立在农业发展的商品性生产的过程中，当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时，应用低成本介入的方式与急需解决生产资金、技术、和产品销路的农民建立起的一种在事实上不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企业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通过与农民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以合作经济组织的形式与农民开展有限的合作。企业通过支持农民参与前期的生产或加工环节，以便取得产量稳定、质量达标的成批量原材料或初级产品，形成了“市场企业基地”产业化链条。二、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基本判断和对策
纵观我国农村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历程，我们大致可以得出如下判断:
合作组织的发展速度较快;合作组织的创建大多以农村能人大户牵头组织为主;合作领域大多限于种植业和养殖业;合作组织的服务内容以农资供应、农产品销售和提供信息服务为主;合作组织成员多是源于乡镇范围以内。
与此同时，合作组织的辐射范围有限;发展不够规范;相关的立法支持缺位。
发展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必须着力解决如下问题:
一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要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把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作为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民增收的的方向性和战略性举措来抓。认真宣传贯彻《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政策法规，进一步做好教育和引导工作，提高基层干部对发展合作经济组织重要性的认识，充分调动广大农民加入合作经济组织的积极性，形成全社会支持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良好氛围和舆论环境。
二是加强规范管理，促进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有效发展。在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中大力开展了三项建设。一是组织内部建设。建立健全规范的组织机构，理事会、监事会分工明确、各负其责、有条不紊。建立健全各项制度，完善协会章程、财务管理、理事会职责，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大会等内部管理制度，使合作社(协会)的各项工作有章可循，遵章办事。二是加强对合作经济组织负责人的教育管理。每年定期举办培训班或外派培训，对负责人和财务人员进行业务培训，以增强经营管理能力和自律意识。三是开展诚信经营教育。以问题食品做警示教育社员，从田间到餐桌严格管理、监督。同时，积极申请国家农产品质量认证。
三是选准当地优势产业和特色产品。政府要引导、提倡大力提倡一村一品，一乡一业，形成了诸多专业村，如蔬菜、水果、养猪、奶牛、运输等，这些专业村，生产形成了规模，销售形成了优势。二是帮助群众选准创办合作经济组织的骨干力量。乡镇的“七站八所”，特别是农口部门，有为农服务的经验和优势。由他们领办，启动快、效果好。农村干部群众威信高、带动能力强，由他们牵头创办合作经济组织是一种有效形式。
四是推进“三社一化”，拓展供销社为农服务新领域。探索“农合联依托供销社起步、供销社借助农合联发展”的途径，加快“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新型农村合作组织建设，以“三社一化”(即基层供销社、专业合作社、村级综合服务社和农村现代经营服务网络化)建设为工作着力点，强化了供销社服务三农的基础和实力。
参考文献:
1.孟建国《着力发展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J]《全国商情》2008年第8期
2.佚名组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推进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发展[EB/OL]/05zjnews/system/2009年11-12/2009-07-16
【摘 要】：本文主要利用汇率长期行为理论研究从1983年到2001年以来日元汇率的变化。笔者认为日元的实际升值的基本原因在于是日本非贸易品相对价格的快速上升。文章同时通过对日元实际汇率和国内生产总值、消费物价指数以及贸易差额等相关经济变量之间进行回归分析，得出各变量之间的数学规律。 【论文关键词】：汇率；实际汇率 ；国内生产总值；数量关系 一． 研究背景从1997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基本保持在1美元＝8.27人民币水平上。近期人民币汇率面临越来越大的升值压力。很多学者强调人民币不能升值，因为在货币汇率问题上，日本有过前车之鉴。日元汇率从1973年开始随市场变化自由浮动，当时1美元＝308日元。1985年日本签下了“广场协议”，日元被迫升值，1995年4月19日出现历史上最高值，即1美元＝79.75日元。之后虽然有所起落，但总的来说70年代以来，日元整体处于升值状态。不少学者认为正是日元的升值导致了日本经济长期萧条。本文主要研究1983年到2001年以来日元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的变化，汇率变化和国内生产总值、进出口贸易额、消费物价指数之间的相互关系，探索日元汇率变化的规律，分析产出的增加是否必然导致实际汇率的上升。希望通过对日元汇率市场化后变化的分析，能够对我国的汇率制度建设有所借鉴和启示。二．汇率长期行为理论关于名义汇率和各国物价或成本水平比例关系的理论可以追溯到16世纪，与货币数量理论发展密切相关。20世纪初瑞典经济学家古斯塔负·卡塞尔推广购买力平价理论（PPP），即一国的名义汇率会与各国物价或成本水平比率平等变化，使PPP假说成为汇率理论的核心部分。购买力平价理论背后的基本思想是一价定律，一价定律适用于单个商品（例如商品i）的情况，而购买力平价理论则适用于普遍的价格水平。在下面对日元汇率分析中，假定用 表示美国价格水平， 为日本国内价格水平， 为名义汇率为单位本币的美元价值， 为实际汇率，由名义汇率和价格水平来确定，它是对一国商品和劳务价格相对于另一国商品和劳务价格的一个概括性的度量，实际汇率的数学表达式为： （1）从购买力平价背后的一价定律来说， 应该不变，或是从长期趋势来看，应该波动不大。根据上式计算1983-2001年日元对美元实际汇率的变动。一般来说广泛使用的实际汇率根据以下价格指数计算：国内生产总值缩减指数、消费物价指数、批发物价指数、出口价格指数以及单位劳动成本。由于消费物价指数比较容易收集，本文选用该指数来计算实际汇率，同时为了观察上的方便，对日元汇率采用直接标价法。注：以1990年消费物价指数为100计算 注：资料来自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从上述图表和数据显示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在各年度之间发生的波动，1984到1986年期间，日元汇率发生剧烈波动，币值出现大幅度的升值，此后起落相对平稳。1989年到1994年期间日元再度升值，在1995年达到最高值，此后日元币值有所贬值。1997年到1999年中日币反弹，又出现20日元左右的升值。1999年之后受到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日元小幅度贬值。总的来说，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走势基本相同。购买力平价理论在解释名义汇率短期行为时完全没有效力，但是大量实证证明，工业国的实际汇率有向长期历史平均水平回归的趋势，这表明购买力平价理论在长期有一定的效力。对于汇率长期趋势偏离购买力平价的趋势，有许多重要的修正和改进理论。对于日元实际汇率变化，也就是日元长期处于升值可以采用巴拉萨和萨谬尔森（Balassa－Samuelson）的推测来解释：收入水平较高的国家非贸易商品与贸易商品价格之比较高的原因是随着实际收入的增长，贸易商品部门生产率的提高快于非贸易部门生产率的提高。由于国家内存在竞争的压力，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中技能类似的工人工资必须大致相等。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贸易商品部门较快的生产率增长提高了非贸易生产部门的相对成本，因而提高了非贸易商品的相对价格。在各个国家贸易商品的相对价格保持不变的条件下，非贸易商品相对价格的提高导致了币值的实际升值。下面将一国的价格总水平定义为非贸易商品价格和贸易商品价格的算术平均。假设两个国家的价格总水平分别为 和 ，非贸易商品价格为 和 和贸易商品价格为 ;和 ，带 号的变量表示外国。（2） （3）当以消费物价指数表示价格 时，权重（ 和 ）为非贸易商品在消费总量重所占的比重。可将两个国家以同种货币表示的贸易商品的相对价格定义为： （4）定义下列方程： （5） （6）根据（5）和 （6）式可以得出： （7）（7） 式给出实际汇率（ ）、两个国家各自非贸易商品的相对价格（ 和 ）、非贸易商品在国内和国外价格指数中的权重（ 和 ）以及所有国家贸易商品的相对价格（ ）之间的关系。从等式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非贸易商品国内相对价格（ ）上升会导致实际汇率的升值。结合上述的等式来看看日本经济发展种的实际情况：如果日本生产率在贸易品部门和非贸易品部门平衡增长或是在各行业中得到整体提高，则各部门都获益并将导致日元的贬值。但事实上，日本贸易品和非贸易品部门的生产率不是同步提高的，导致对实际汇率完全不同的影响。贸易品部门生产率的增长迅速，而非贸易品部门的生产率增长相对较慢。贸易品部门生产率的上升有助于提高整个国家的工资水平，因而非贸易品的生产商被迫以提高价格的方式来对付工资成本上升的压力。在日本以贸易品来衡量的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一直趋于上升。相对来说，美国的贸易品部门与非贸易品部门的生产率差异较小，所以日本的非贸易商品的价格要比美国上升得更快。根据经济学家理查德·马斯顿对1973-1983年美国和日本行业数据的研究，美国贸易品生产率的提高比非贸易品生产率多出13.2％，日本贸易品生产率的提高是非贸易品生产率的73.2％，美国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上涨了12.4％，而日本上涨了56.9％。在1983年以后，这种情况仍然持续。与美国的贸易品相比，日本贸易品的价格下降许多，但是贸易品价格的下降不足以抵消日本非贸易品价格急剧上升对汇率的影响。总之，日本非贸易品价格的快速上升是导致实际汇率升值的基本原因。 三．日元实际汇率和几个经济变量的数量关系（一） 日元实际汇率和国内生产总值（ ）之间的数量关系产出的增加是否会导致实际汇率的上升，一直以来是汇率长期行为的实证研究的重要课题。利用EVIEW软件对1983以来的数据用做出简单的回归分析， 表示日元的实际汇率，采用直接标价法， 表示国内生产总值，结果说明20年以来日本的实际汇率和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如下的线性关系为：（8）Dependent Variable: LOG(E) Method: Least Squares Sample: 1983 2001 Coefficient Std. Error t-Statistic Prob. C(1) 12.63532 0.397077 31.82088 0.0000C(2) -0.750959 0.038354 -19.57975 0.0000R-squared 0.957539 Mean dependent var 4.868300Adjusted R-squared 0.955041 S.D. dependent var 0.361649S.E. of regression 0.076682 F-statistic 383.3665Durbin-Watson stat 1.923346 Prob(F-statistic) 0.000000模型说明在1983-2001年之间 ，GDP每增加1％，日元实际汇率数值就反向变动0.75％。说明产出增加1%，日元汇率会发生0.75％的升值。上述模型较好地验证了产出的增加会导致实际汇率的升值。（二） 日元实际汇率和消费物价指数之间的数量关系价格指数是市场供求关系的晴雨表，同时也反映了日元的国内购买力。国内价格水平对于汇率的影响很重要。下面是1983-2001日本消费物价指数和日元实际汇率之间的回归研究，存在线性方程： （9）Dependent Variable: LOG(E) Method: Least Squares Sample: 1983- 2001Coefficient Std. Error t-Statistic Prob. C(1) 26.71714 2.499147 10.69050 0.0000C(2) -4.729298 0.540896 -8.743446 0.0000R-squared 0.818080 Mean dependent var 4.868300Adjusted R-squared 0.807379 S.D. dependent var 0.361649S.E. of regression 0.158723 F-statistic 76.44785Durbin-Watson stat 0.824394 Prob(F-statistic) 0.000000双对数方程的系数说明，在1983-2001年这段时间内，消费物价指数变动与日元的实际汇率呈现反向变动。日本国内的普遍物价上涨1％，日元实际汇率数值下降，日元升值4.7％左右。（三） 日元实际汇率与对外贸易之间的数量关系众所周知，本币贬值可以促进出口抑止进口，从而改善贸易收支的情况。按照如此的经济逻辑，日本贸易应该出现这样的情况：日元升值出口下降顺差减少外汇盈余减少，但是现实情况却出现日元升值出口数量减少 出口质量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加 产品价格上升 贸易顺差居高不下。从1983年到2001年日本长期处于顺差状态。1．日元实际汇率与出口额之间的数量关系国际贸易理论一般认为，一国的出口额是外国国民收入和实际汇率的函数，鉴于考查日元对于美元实际汇率的变化，以及美国是日本的主要贸易伙伴，因此将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作为考查对象。（10）Dependent Variable: LOG(X) Method: Least Squares Sample: 1983 2001Coefficient Std. Error t-Statistic Prob. C(1) 0.821563 0.021085 38.96380 0.0000C(2) -0.214512 0.047617 -4.504920 0.0003R-squared 0.923484 Mean dependent var 8.007967Adjusted R-squared 0.918983 S.D. dependent var 0.353902S.E. of regression 0.100733 F-statistic 205.1766Durbin-Watson stat 1.958383 ; Prob(F-statistic) 0.000000 （11）从模型的各项检验指标来看，在1983-2001年时段内，日本的出口符合国际贸易理论的描述，汇率与外国国民收入都是促进出口的变量，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和日元贬值可以增加日本出口额。2．日元实际汇率与进口额之间的数量关系对于进口来说，国际贸易理论认为，一国的进口是本国国民收入和实际汇率的函数，如下所示： （12）Dependent Variable: LOG(M) Method: Least Squares Sample: 1983 －2001Coefficient Std. Error t-Statistic Prob. C(1) 0.731957 0.034029 21.51002 0.0000C(2) 0.030109 0.072177 0.417151 0.6818R-squared 0.794207 Mean dependent var 7.716868Adjusted R-squared 0.782101 S.D. dependent var 0.380447S.E. of regression 0.177591 F-statistic 65.60713Durbin-Watson stat 0.863086 Prob(F-statistic) 0.000000 （13）从模型的各项检验指标来说，日本的进口模型符合国际贸易理论的描述：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是促进进口的变量，直接标价法的日元实际汇率与进口量呈负相关。但是模型说明主要影响进口量的变量是国内生产总值。3．日元汇率与贸易差额之间的数量关系从国际贸易角度来说，贸易差额是汇率的函数；而从国际金融角度来说，贸易差额影响一国的外汇储备，也反映了一个外汇市场上的外汇的供求关系，会影响汇率的变动。长期的出口顺差，会使得实际汇率数值下降，导致本币升值。根据1983 年到2001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Dependent Variable: LOG(X-M) Method: Least Squares Sample: 1983 2001Coefficient Std. Error t-Statistic Prob. C(1) 11.33301 0.913581 12.40504 0.0000C(2) -0.977389 0.187171 -5.221919 0.0001R-squared 0.615979 Mean dependent var 6.574787Adjusted R-squared 0.593390 S.D. dependent var 0.450372S.E. of regression 0.287184 F-statistic 27.26843Durbin-Watson stat 1.391723 Prob(F-statistic) 0.000069从模型的各项检验指标来看，在1983-2001年期间，日元汇率和贸易差额之间是这样的关系： （14）说明外汇市场上实际汇率和贸易顺差反向变动。直接标价法下，实际汇率 数值上升，币值贬值，贸易顺差会增大。实际汇率每发生1%的变动，贸易差额就会反向发生1％左右的变动。四．结论本文根据巴拉萨和萨谬尔森（Balassa－Samuelson）假说解释了日元实际汇率升值的基本原因，并将日元的实际汇率和几个相关的经济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日元的实际汇率和国内生产总值、消费物价指数、进出口额之间存在以下几个数量关系：1． 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每增加1％，日元实际汇率升值0.75％。2． 日本消费物价指数上涨1％，日元实际汇率升值4.7％左右。3． 日本主要贸易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和日元贬值可以增加日本出口额，之间的数量关系是：如果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加0.8％，日元实际汇率贬值0.2％，日本的出口额将上升1％。4． 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促进进口增加，日元实际汇率与进口量呈负相关，但是影响进口量的变量主要是国内生产总值，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增加0.73％，日元汇率升值0.03％，日本的进口额上升1％。5． 日元实际汇率每发生1%的变动，贸易差额就会反向发生1％左右的变动【参考文献】刘巍.对日元汇率与其他宏观经济变量之间数量关系的分析. [J].金融与投资2002（1）15-17伊藤隆敏.彼德·伊萨德等. 汇率变化及其对亚太经合组织地区贸易合投资的影响. .[M].中国金融出版社1996年12月保罗·克鲁格曼.国际经济学.[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2月 刘巍.对人民币变动轨迹的实证分析.[J].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 2003（2）26-30
1．潜在的新进入者的威胁
根据波特的定义，潜在进入者是指希望进入高等教育领域与之相竞争者的情况。我国的高等教育在开始扩招的几年，由于市场需求的原因，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取得了一个突破，但随着近年来的扩招的放缓，我国的高等教育规模已经基本稳定，因此，新的进入者会与现有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的机构和组织发生市场份额的竞争。
2．替代威胁
在波特看来替代威胁主要为同行业或不同行业中的其他组织或者公司所生产的与现有组织或者企业生产的可以相互替代产品，从而导致与现有组织或企业形成竞争性的行为。在此，我们将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之间的替代威胁界定为除国内高等教育机构之外的其他教育方式，包括世界一流大学的教学视频、境外高等教育的远程教学、国外机构在国内注册的教育培训机构等。
3．买方议价能力
在波特的模型中买方议价能力指的是为消费者、下游组织或者企业以较低的价格来获得与其预期相应的较高的服务质量或产品，对行业中现有组织或者机构的营利产生影响的能力。在此，我们认为买方议价能力主要是指学生或者家长期望的与交付学费相适应的服务和教育教学质量、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的学费等。
4．卖方议价能力
在波特模型中卖方议价能力指的是这样一种能力，即为行业中的上游组织或企业通过其提高投入要素价格与降低单位价值质量，来影响行业中现有组织或企业特别是下游企业的营利能力和产品竞争力。据此，我们认为在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中的卖方议价能力是中外方办学机构利用其资源优势和独特性，对教育对象收取的服务价格(即学费)和提供的教育教学以及服务质量能力。
5．行业内竞争者现有的竞争能力
在波特模型中指的是行业中现有的各组织及企业为使得自己获得竞争优势，与竞争对手进行竞争的能力。
二、基于“五力分析”框架的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快速发展的因素分析
在上述框架基础上，我们来分析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快速发展的背景和环境。
(一)潜在进入者的威胁
随着我国高校规模的稳定和近年来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的日益严峻，高等教育的发展战略正经历由规模的扩张向以提升质量的内涵发展战略转变。人们对接受高等教育有了更加理性的态度，对于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更是如此。如果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的优质教育资源得不到应有的体现，教育质量得不到保障，办学目标不能真正体现教育的公益性，就会导致人们对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的认同危机，如果这样，境外高水平教育机构与国内有关机构合作办学的诉求就会越来越强烈，就会形成潜在进入者的威胁。从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目前的整体趋势来看，由于世界一流大学一直秉承历史传统和精英教育模式，基本上还是在本地区进行办学，对进入中国教育市场的兴趣不大，国内的一流大学同样关注国内的优质生源，与境外的教育机构合作的兴趣也很低，因此，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主要是以合作项目为主。另一方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的要求，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审核将越来越规范，条件将越来越高，因此，新增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幅度不会太大。由此可见，一方面由于现有的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以合作项目为主，目前的竞争格局变化不大;另一方面，由于国家对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坚持依法办学、突出公益性和鼓励引进优质资源等，新的具有强大影响的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也难以出现，因此，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面临的潜在进入者威胁并不严峻。
(二)替代威胁境外知名大学的教学视频
远程教育模式和境外教育培训机构的培训以及各种资格认证制度可能对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构成替代威胁。一些国外大学通过远程教育方式来对国内受教育者提供教育教学，以此来减轻受教育者的教育成本。有的学生在国内的大学学习的同时，通过国外的免费视频教育教学资源来接受国外知名大学的教学。例如，MIT就把本校最优秀的教育教学资源进行免费共享，可以实现在家里接受世界一流大学的教学。我们可以看到，由于世界一流大学的免费视频对学习者英语学习水平和相关专业知识要求较高，使用这种方式进行的学习还是比较有限的，国外培训机构在国内进行的培训对于经济要求较高，相对于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来说可能付出的经济代价更大，这些形式相对于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来说，并不具有绝对的竞争优势。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具有独特优势，因此，在短时间内其替代威胁并不强。
(三)买方议价能力
买方议价能力指的是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作为新兴的教育模式，它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吸引广大考生和学习者的眼球，以此来招收更多的学习者参加学习。教育消费是发展人性、培养人格和改善人生的过程。在信息处于买方市场的条件下，消费者的注意力成为决定文化教育市场价值的决定性要素。人才的培养质量是教育和办学的根本所在。由于高等教育不属于完全公共产品，其消费需要学习者自己进行购买，也就是说，高等教育的成本需要由学习者进行分担。《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对学费进行明确的规定:“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收费项目和标准，依照国家有关政府定价的规定确定并公布;未经批准，不得增加项目或者提高标准。”因此，对于买方来说，其实并没有太多的进行议价的空间可言，更多的可能是通过缴费获得满意的教育服务。这就对办学机构提出了更高要求，必须通过切实落实优质教育资源吸引更多学习者的关注，达到吸引更多学习者进行学习的目的。在这方面，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因为拥有其境外优质教育资源使自身具有了竞争优势。
(四)卖方议价能力卖方议价能力是指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通过向学习者提供切合学习者需要的高质量的教育教学和培养高质量的人才来提高自身价格水平的能力。中外合作方在这方面作了不少努力，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和影响。首先，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选择的教育内容，聚焦于当前社会上的热点，设置的专业和项目都是当今社会关注的重点，同时也是最适用于当今社会的实践性强的专业和项目，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在当今以就业为中心的大学教育中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其次，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的机构选择，注重双方的影响力和实力。如2006年成立的西交利物浦大学。名校的选择为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增色不少，使得其具有更鲜明的竞争优势。最后，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的师资选择，注重引进世界优秀教师进行教育教学工作，以保障其人才培养质量。例如，西交利物浦大学，按照世界知名大学标准面向全球选聘教师，80%为外籍教师;宁波诺丁汉大学以引进国际优质教师资源为核心。正因为在教师引进、教育内容和合作机构的选择上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做到了价值的提升，因而拥有了更强的议价能力。
(五)现有竞争对手的竞争
随着大学教育国际化的推进，与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进行竞争的对手主要来自于国内外知名大学。由于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必须设立在国内，人们认为在国内并不能真正感受到国外的文化，也就不能真正感受国外的高等教育，而且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的学费也不低，因此，家庭有条件的家长可能更多考虑送孩子直接到国外接受教育。另外就是国内的一些进行双语教学的大学，开设的一些专业课聘请国外著名教师用英语授课，而学费相对要低得多，因此，也会给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带来竞争压力。特别是随着大学教育国际化的进展，高等教育国际化趋势加快，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面临的竞争也就更加激烈。
三、启示对照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现状
反思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面临的环境和发展要素，我们认为，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给我们以下启示。
(一)切实树立以培养高质量的国际化人才
为根本目的的国际化教育理念。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的各个利益相关者不论基于何种考虑，最终都应落实到以培养高质量的国际化创新型人才上。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的举办者都应围绕质量提高，根据国际化教育的思路，在生源质量保障、优质教育资源的配置、培养过程的各个环节设计以及质量监控方面，进行全方位的质量保障。如在教育培养过程中可以借鉴国际高等工程教育CDIO模式的先进理念，让学生以主动的、实践的、课程之间有机联系的方式学习工程，注重培养学生的思维和实践能力，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质疑精神。
(二)遵循共同治理的理念建构
适应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规律的有效的治理结构。作为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部分，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应遵循高等教育办学规律，但同时因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引入了包括外方教育机构在内的众多利益相关者，各个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取向存在差异，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具有不同国内高等教育的一些特征。在办学过程中，需要根据现代大学制度的要求和共赢的思路和理念，建构与之适应的共同治理的内部和外部治理结构，以平衡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关系，保证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
(三)建立起可持续发展观与质量观
(一)当前中非经济贸易合作现状
首先，根据相关统计数据现实，中非之间的经济贸易额呈现出稳定增长的良好态势，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非洲地区经济的腾飞，中非贸易额年增幅不断提高。其次，中非贸易比重在我国对外贸易额中所占的比例持续上升，并且非洲在对外贸易比重方面与过去相比也有较大的提升，我国作为非洲的重要贸易合作伙伴，在非洲对外贸易中的地位在不断提高。另外，在中非贸易商品结构方面一直保持着稳定的结构态势，非洲主要向我国出口燃料和矿产品，而我国主要向非洲出口制造业产品。最后，从总体上来看，非洲对我国贸易顺差，但是个体对我国逆差，这主要是因为在非洲除了少数国家以外，大部分非洲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经济产业结构比较单一。
(二)当前中非经济贸易合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中非经济贸易合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两个。首先，中非贸易合作关系的基础四资源禀赋差异，这种合作出发点对双边贸易关系发展产生了一定的不良影响。这种不良影响首先来自西方国家中非贸易的恶意揣测，认为我国利用经济方式对非洲进行资源掠夺，破坏了中非经贸合作环境。非洲国家和地区的制造业也在不断发展，这对我国大量的制造业产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且有些国家正在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促进本国制造业的发展，中非贸易合作形势不乐观，加上新能源新技术的发展，使得以石油、矿产等不可再生能源为主的中非贸易形势面临新的挑战。其次，由于我国和非洲经济仍然处在发展阶段，并且中非之间的经济贸易合作范围较窄、中国企业对非洲市场的自信心较低等原因，中非贸易合作总量仍然处在较低的层次。
二、中非经济贸易合作未来发展趋势
(一)加大非洲进口
为了更好地促进中非经济贸易合作关系，加大非洲进口是未来中非经贸合作发展的重要趋势。首先，要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增加非洲产品在我国市场上的占有量，这是改变当前中非经贸关系逆差状况的重要措施，在于我国有着良好外交关系的非洲欠发达国家95%税目产品输华免关税的待遇措施要得到切实的落实，并且在未来考虑将这一比例提高到97%，进一步优化相关制度细则，促进非洲国家出口创汇。其次，建立促进非洲非资源类的产品宣传销售平台，创新营销手段，为非洲企业建立良好的宣传和推介环境，为其提供更多的优惠政策。
(二)改善我国出口
改善我国出口方面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要对我国出口非洲的市场秩序进行进一步的规范，强化质量监督机制，严把质量关，禁止向非洲地区出口劣质产品和残次品。其次，要对我国出口产品的质量和档次进行不断的提升，在非洲地区建立良好的品牌效应，增强营销渠道等等，强化企业的国际经营模式，不断提升我国出口贸易的品质。
(三)强化中非经贸合作的便利性
强化和促进中非经贸合作的便利性是未来中非经贸合作的重要载体，也是新时期中非经贸合作的必然要求。首先，落实相关会议规定，利用法律援助、资本融资等方式方法，帮助非洲国家对其海关、商检的设施进行调整和改善，提高非洲国家的清关效率。其次，要在海关、税务、质检、产品标准体系建立等方面进行积极的沟通，强化我国同非洲地区在部门对口合作、业务合作机制等方面的沟通和交流，基于双边经济发展现状和相关制度措施，借鉴国际经济法和国际贸易法等相关制度规定，建立符合相关制度的便于经贸合作的合作机制。最后，积极跟进贸易便利化中的“单一窗口”合作协议的落实工作，不断提高中非贸易合作的便利性。(四)在整体上优化中非经贸合作在整体上优化中非经贸合作是解决当前中非经贸合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的根本措施，也是未来中非经贸合作发展的必然趋势。整体上优化中非经贸合作，最主要的就是要用投资代替部分制造业在产品对非洲出口，紧紧把握当前非洲国家工业化发展初期的良好机遇，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下，在非洲地区开展绿地投资、劳动密集型产品投资等，逐步降低中低端制造产品对非洲的出口，是深化中非经贸合作的重要措施。
三、结束语
一、农业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现状与主要形式
（一）发展现状
我国一直就有自发形成的农业经济合作组织，但是随着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加快，农业难以单独应付市场行情，于是相继组建了一批专业市场、专业生产合作社、专业生产经济合作组织、农民联合体、经营大户牵头联办的互助合作经济组织以及由企业或技术服务单位牵头的产供销服务的经济组织，同时还涌现出专门从事农副产品营销专业户或经纪人，这些组织虽名称各异、形式不一，功能相同、组织层次有高有低，但在帮助农民进入市场，缓解产销矛盾，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深受农民的欢迎。
（二）主要形式
据调查，经济合作组织中，专业生产协会（学会），专业生产经济合作组织，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等三种形式，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
1、专业生产协会主要是挂靠科技、农业、林牧等部门，依托农业技术服务部门，一般围绕某个集中产品，开展技术和经营，内部比较松散，一般不具实质性。如清苑县蔬菜协会，挂靠清苑县农业局；清苑县回鱼加工协会，挂靠在清苑县林牧渔业局，经费来源主要是社会集资、会员交一定的会费和从销售额提取费用等三个方面。
2、专业经济合作组织主要是围绕某一产业或产品的经营服务，为农民自愿投资入股、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合作组织。一般实体性强，内部联系比较紧密，多数具有产供销全过程服务的功能，是目前农业中介经济服务组织中层次最高的合作组织。
3、龙头企业龙头企业是一个独立的法人，虽不具备有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真正含意，但要经营加工的产品都是农民生产的某项产品，因而发挥着集聚吸纳农产品和推动农业产业化的巨大效应。企业从自身利益出发，一般采取公司+合作组织+农户，或公司+基地+农户，以公司+农户模式与农户签订购销合同，同时预付订金或提供种申彩虹刘巧茹汤红娜子，交货时实行货款两清。
二、发展农业经济合作组织的主要经验与问题
（一）主要经验
1、领导重视一个好的协会往往都是领导重视的结果，农业经济合作组织更是如此，这是因为协会没有刚性的约束机制，在内部存在一定的松散性，外部存在法律地位、经济地位等不确定性，领导历来重视协会在三农工作中的作用。为了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清苑县2005年实施了强龙行动计划，该计划中重点培植了一批农业经济合作协会和龙头企业，例如以合利的丰裕糖业公司为龙头的粮食协会，以宁富食品公司为龙头的生猪协会和以海马食品公司为龙头的水产业协会等。
2、部门参与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一些典型的好的协会一般都有县级部门的挂靠，比如清苑县农业资源开发局扶持的清苑县加工蔬菜协会，已经突显其协会作用，会员从中得到不少利益，在县级部门中，农业局、林牧渔业局、农工办等单位都帮扶了不少协会。
（二）主要问题
从调查的结果看，各类中介经济服务组织，组织程度还处在初始阶段，存在各项制度不健全，服务领域不广，综合服务能力不强；经济运作质量不高，经济基础薄弱；法律意识不强，自我保护力差；内部管理松散，综合素质不高等诸多问题，就专业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的角度看，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1、协会的规模不大，发展不平衡主要原因是思想观念更新太慢，很多农业合作组织都是近年来才成立的，一般规模不大，很难形成聚合效益，例如甜瓜协会，主要是因为成立时间不长，规模不大导致效益上不去，难以吸引新的会员。
2、内部管理不严。外部环境不好有些农业中介组织发展不规范，章程不明确，规模较小，组织松散。主要表现在不照章程办事，理事会、监事会活动不正常，组织经济实力不强，只收取一定的会员费，销售一定数量的产品，吸引力不大。
社员的素质低，只顾眼前利益，市场行情好，不管合作组织订合同与否都往外销，市场行情不好，就找经济合作组织，致使运行困难。加之外部环境不宽松，主要表现在人才、资金、市场和优惠政策等方面，如果政府不出面协调，事情就很难办到，这也制约了中介经济服务组织的发展壮大。
3、法律意识淡薄，法律地位不明确现有的中介经济合作组织，一但遇到经济纠纷时，不善于用现有法律保护自己。
同时，我国到目前为止，对农业经济合作服务组织的性质、宗旨、服务等方面，在法律法规上缺乏具体规定，地方人民政府也未出台法律法规，农村合作经济服务组织也未明确注册登记的部门，法人主体不明确，这不利于有序竞争和发展。超级秘书网
三、对发展中介组织的几点建议
（一）加大政策和资金扶持力度
建议政府出台相应的扶持配套政策，如积极的优惠政策，信贷支持政策，用地优惠政策，项目优先政策。同时，每年要在农业综合开发项目中安排专项资金，进行中介技术人才、管理人才的培训和招商引资活动的补贴及必要的仪器、办公设备的添置。
（二）加快招商资力度
农业经济协会和龙头企业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清苑县的农业产业基础非常好，同时有了协会的指导，已经形成了良好的氛围。目前，清苑县的蔬菜种植面积和粮食种植面积均在省内占有一定的优势，而生产能力严重不足，急需招引农产品加工企业，既能够促进协会的完善和发展，更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
（三）建章建制，加强内部管理
1、建立规范的组织章程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总体要求，制定完善统一的经济合作组织示范章程，搞好建章立制工作，完善内部组织运行机制和操作管理办法，使其走向规范化发展道路。
2、建立风险调节机制合作经济组织在产、购、运、销和加工经营中应提取一定比例的风险储备资金，以保证服务组织为农户服务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