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化工技术是通过改进改良现有的化学技术及方法，对化学原理的应用和使用工程技术来减少甚至消除化工原料、催化剂、溶剂、化学废物或化工产品等能够污染环境的物质，实现废物零排放，减少其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的危害，建立友好环境。用“资源-产品-再生资源”这种全新的循环物质流动过程替换掉过去的“资源-废物”方式排放的流动过程。利用先进的绿色化工技术，研究出新型环保产品，及绿色工艺技术的运用实现清洁生产，从而大幅度降低三废排放量【1】。21世纪，绿色化工技术已经被国际发达国家在化学有机合成、生物化学、分析化学、催化等领域列为主要的研究发展方向之一。在我国制定的“九五”发展规划中，绿色化学与技术在酿造、制药、造纸、印染、海水淡化等行业作为应逐渐补充及开发应用的重大研究项目。
2绿色化工技术的开发
2.1原料的选用
绿色化工科技的发展，如果不从化工污染、化学反应的源头着手，那么始终是治标不治本而且十分被动的措施。那么化工科技及工艺发展过程中，选择无毒害溶剂、原料、催化剂等化学原料来进行化工生产、制作化工产品可实现零排放、零污染的清洁生产和加工原则，有效防止和控制化学污染的产生。近年较为常见的无害化学原料为：野生植物、农作物等生产物质。将芦苇、树木等天然野生植物纤维，以及稻草、麦秸和蔗渣等农副产品的废弃物作为原料加工糠醛、醇、酮、酸等化工原料。还有利用生物质气化产生氢气等，都是绿色化工技术中原料选择应用的非常好的例子。
2.2无毒害催化剂的选用
在百分之九十的化工生产中催化剂是提高反应速率的必需品。然而在绿色化工科技的开发过程中，无毒害的烷基化固相催化剂是国内外研发工作的重点。南京大学徐国际【2】利用环境友好性绿色化合成过程对烯丙基醇类化合物作为烷基化试剂，在无溶剂的条件下对1，3-二羰基化合物进行直接烷基化反应，反应后处理步骤简单，且催化体系可以循环使用，四次催化循环后收率仍然能大于84%。
3绿色化工技术在化学工业中的应用
3.1清洁生产技术
清洁生产技术是无毒、无害、无污染、无废物排放的绿色化工技术，包括辐射热加工技术，绿色催化技术，临界流体技术等。在冶金工业、印染工业、煤气化、制甲醇、垃圾处理、海水淡化等行业都得到了很好的运用。此外先进的脱硝脱硫技术、垃圾制沼气技术、高效清洁的煤气化技术、利用风能太阳能等自然能发电技术等等这些都利用了清洁生产技术。例如，海水淡化技术的应用不仅解决了我国淡水资源匮乏的现状，还利用有效的化学方法将海水中的盐水分离，在海水淡化的预处理过程中不会产生任何对环境状况的不良影响，也没有对生态环境造成伤害。而且，在海水淡化预处理过程中所产生的氢氧化镁作为一种成本低廉、工艺简单、不产生二次污染的清洁化工产品，具有非常广阔的发展前景。
3.2生物技术
生物技术领域包含细胞、基因、微生物和酶等技术范畴，其主要应用在化学仿生学和生物化工两个方面。生物酶在作为一种在生物体内的催化剂，具有高效、转移性，可以参与到各个生物化工的合成过程中。另外，化学仿生学中的膜化学技术也是这一领域中广泛应用的生物技术。在绿色化工技术中采用生物技术，可以利用再生资源合成化学品。从早期来源于动植物中的有机化合物原料，到后来以石油和煤炭作为原料。例如，在绿色化学工程与工艺中，制备丙烯酰胺，利用自然界中的酶替代丙烯腈催化合成丙烯酰胺后，大大降低能耗，且没有污染环境副产物产生。由此可见，利用广泛存在于自然界中的酶当做催化剂，与工业酶及一般的化学催化剂相比，自然界中的酶具有无污染、反应条件温和、产物性质优良的特点。
3.3生产环境友好型产品
南京林业大学张智光教授所带领的研究团队20年磨一剑，新近出版的《绿色中国（1-3卷）》（先后于2010年和2011年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向世人展示了绿色中国建设从理论和战略到模式和运作的宏大篇章。目前，关于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已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系统研究绿色中国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的学术专著还是首次出版。此前我们所见到的为数极少的以“绿色中国”命名的著作，或侧重于描述中国生态环境的历史、现状和问题，或致力于环保知识的普及。张智光教授的《绿色中国》系列著作，对实现环境和经济共生发展的绿色中国之路进行了开创性的理论与实践探索。这套著作有许多创新之处，我认为最突出的亮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抓住了绿色中国研究的关键交汇点
绿色中国建设所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包括资源与能源节约利用、可再生资源培育、森林生态建设、国土绿化、防治水土流失、防治土地沙漠化和盐碱化、水资源保护、湿地保护、环境污染治理、垃圾处理、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防治自然灾害、野生动植物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许多方面。对于这样一个庞大的课题，如果面面俱到，则难以深入研究下去，因此必须寻找到关键的突破口。
许多学者对地球生态系统做出了形象的比喻：森林是地球之肺，湿地是地球之肾，水系是地球的血脉，土地沙化是地球的癌症，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等。而这些子系统的健康与否都与林业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正如联合国的《2000年全球生态环境展望》中所指出的：“没有任何问题比人类赖以生存的森林生态系统更重要了，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应赋予林业首要地位”。中国政府也高度重视林业在绿色中国建设中的突出地位， 自2001年以来多次阐述了林业的地位：在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中，林业具有重要地位；在生态建设中，林业具有首要地位；在西部大开发中，林业具有基础地位；在应对气候变化中，林业具有特殊地位。2009年12月，在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上总理代表中国做出了温室气体减排的承诺，并强调，中国是世界人工造林面积最大的国家，人工林面积达5 400万hm2，居世界第一。
由此可见，与绿色中国建设各子系统关联度最大的关键子系统就是林业系统。张智光教授的这套专著恰恰抓住了绿色中国研究的关键交汇点，以林业为中心深入研究绿色中国建设的关键路径。然后在此基础上，适当拓展到绿色中国建设的其他相关领域，做到了深度和广度的有效结合。从而使得该著作所得出的森林生态与林业经济共生发展模式等研究结果，对其他领域的环境经济协调发展也有良好的示范和指导作用。
2 构建了绿色中国建设的三维体系框架
确定了研究的关键点，可以极大地提高研究工作的聚
焦度。然而，即使是以林业为中心的绿色中国建设问题也还是一个涉及生态、环境、社会和经济的复杂系统工程，还需要构建绿色中国建设的理论框架，以便为研究工作提供科学合理的技术路线。根据张智光教授先前提出的管理金字塔理论张智光著. 管理金字塔——成功企业三维集成管理体系研究.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2011年，获江苏省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他们将《绿色中国》系列专著的研究框架设计成一个包含管理层次维、领域维和过程维的严谨的三维管理金字塔体系。其中，管理层次维由绿色中国战略层、绿色共生模式层、绿色模式运作层构成；管理领域维由第一产业资源培育、第二产业绿色制造、第三产业绿色营销和绿色物流等构成；管理过程维由决策与计划、组织、领导、控制构成。在过程维中，组织过程是关键。在绿色中国建设的不同层次，其组织过程具有不同的内涵，它们分别是：战略层的经济—生态、模式层的价值链—资源链—生态链、运作层的运行机制—制度机制—市场机制等。
上述三维体系结构将复杂的绿色中国建设问题梳理得十分清晰，对于该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应用实践都提供了十分有效的系统化分析框架和工作路径。
3 提出了绿色中国建设的理论和战略体系
根据以上三维体系框架，《绿色中国（第一卷）：理论、战略与应用》主要研究了在绿色中国建设战略层的问题，包括战略理论、战略体系和战略应用。在这本著作中，作者首先构建了绿色中国战略的理论体系，并将相关理论归纳为绿色中国战略的通用理论和专用理论两大类。其中，通用理论包括环境经济学理论、生态经济学理论、绿色GDP理论、绿色文化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循环经济理论和低碳经济理论等，专用理论包括森林资源—环境—经济复合系统（FREES）协调发展理论、林业绿色供应链理论、自然保护区可持续发展理论、绿色城市理论等。这一理论体系既体现出一般性绿色中国理论的广度和前沿性，又展示了以林业为中心的绿色中国理论的深度和独创性。
在战略理论的指导下，该书研究者运用系统工程方法对绿色中国战略环境、FREES系统结构、战略目标进行了系统分析，并在系统评价的基础上构建了包含战略领域维和过程维的绿色中国的战略体系。在战略领域维，从林业三次产业的视角，着重研究生态战略和产业绿色化战略；在战略过程维，主要研究了绿色中国战略实施过程中的组织保障以及绿色文化建设等问题。而在绿色中国建设的系统结构、定量评价、优化模型、战略保障和战略应用等方面均体现出多维度的集成化战略管理思想。
4 确立了实现绿色中国战略的绿色共生型供应链模式
在探讨了绿色中国的理论和战略之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践行这些理论，探索实现绿色中国战略的途径和模式。为此，《绿色中国（第二卷）：绿色共生型供应链模式》运用共生理论，提出了实现经济与环境互利共生（又称为绿色共生）的林业绿色供应链模式。
张智光教授把传统供应链、一般绿色供应链、绿色共生型供应链三者之间的关系分析得入木三分：传统供应链的目的是实现物流链和价值链的整体优化，它与生态系统的关系是一种非共生关系；一般绿色供应链通过对废弃物的处理和回用，实现“从摇篮到摇篮”的资源循环利用，从而降低资源消耗，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并提高经济效益，是一种“保健式”的管理机制，属于偏利共生；而绿色共生型供应链将传统制造业拓展到可再生资源培育环节，不仅要减少对资源、环境和生态的破坏，更要实现森林资源的增长、生态环境的改善和经济效益的提升，即实现整体供应链“从苗圃到森林”的“成长式”管理机制，是一种互利共生的发展模式，是实现绿色中国战略的正确和有效的途径。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该书研究者在模式领域维，以林业绿色供应链为主线，将战略层的三次产业具体化，着重研究资源培育、绿色制造、绿色营销和绿色物流等供应链环节及其相互关联的系统结构和运行原理。在模式过程维，将战略层的经济建设和生态建设过程进一步深化，研究价值链、资源链和生态链三个循环过程，探讨“三链”系统结构和“三链共生”模式的原理。然后在此基础上，研究了各维度的集成管理：探讨中国林业绿色供应链的发展状况；研究林业绿色供应链的多级测度体系——面向企业的绿色核算体系、面向产业的绿色度评价体系、面向产业与生态的共生度评价体系；由此构建林业绿色供应链“三链共生”模式的多层次结构模型和循环经济结构模型。
张智光教授的研究团队所提出的绿色共生型供应链模式为绿色中国建设在经济与生态的矛盾交织中找到了一个“冲出重围”的突破口，以及实现绿色战略目标的有效路径。
5 设计了绿色共生模式的运作机制
战略和模式建立起来后，要将绿色中国建设的谋划付诸实现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必须解决，这就是绿色共生模式如何运作的问题。否则，绿色中国战略和模式都将成为不同层面上的“空中楼阁”。为此，在《绿色中国（第三卷）：绿色共生模式的运作》中，张智光等进一步探讨了绿色共生模式的运作管理问题。
在运作层的领域维，沿袭模式层的资源培育、绿色制造、绿色营销和绿色物流等供应链环节，研究了绿色共生模式下林业供应链的销售、生产和资源培育各环节的集成化运作技术，以及林业绿色物流各环节和整体物流系统的集成化运作技术。
在运作层的过程维，根据模式层所提出的价值链、资源链和生态链的共生原理，从多层次运行机制、制度机制、市场机制、生态文明支撑等管理过程，研究“三链共生”的集成化运作体系。在运行机制方面，基于MultiAgent技术，分别研究了林业绿色供应链系统的核心层、紧密层/半紧密层、松散层和协同层的运行机制。在制度机制方面，分别面向资源链、价值链和生态链，研究了绿色共生模式的制度机制和市场机制。在生态文明支撑方面，研究了生态文明理论框架、发展现状和绩效评价，并从生态物质文明（包括生态经济文明、生态环境文明和生态科技文明等）、生态精神文明和生态社会文明（包括生态政治文明和生态行为文明等）几个方面构建了绿色共生模式的生态文明支撑体系。党的十报告已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在了突出地位，可见张智光教授的科研团队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具有较强的学术前瞻性。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该书作者还将上述研究成果综合应用于实际问题的解决，为我国两个林业绿色供应链示范区量身定制了具体的发展战略、共生模式和运作方案，并进行实施成效的分析和展望。示范区的实践探索，一方面表明关于绿色中国建设的研究成果具有良好的实际应用效果，另一方面也为绿色共生模式的广泛实施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6 结 语
[关键词]低碳经济;绿色经济;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170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0)11-0048-04
当今世界,绿色经济发展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和基本趋势。因而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把发展低碳经济,推进低碳发展,作为本国应对多重危机、谋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现在,全球发展绿色、低碳经济的潮流正在改变着工业文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即当代人类生存与发展方式及其世界科技、贸易格局和经济社会发展形态,这已成为21世纪全球性的时代课题,需要我们深入研究。
一、历史机遇与严重挑战
进入21世纪之后,英国率先发起了“低碳革命”。2009年夏,英国制定了《英国低碳工业战略》,并了国家战略文件《英国低碳转换计划》,把低碳经济作为英国后危机发展的一个重大战略。今年初,瑞士达沃斯论坛呼吁发展低碳经济、低碳产业,建设低碳社会、低碳城市;再加上西方国家的“碳关税”、“碳标签”等措施,逐步步入实践阶段,可以说,低碳经济与低碳发展的浪潮席卷全球,使人感到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低碳时代。对此,也有学者认为这是西方发达国家设置的“低碳陷阱”。今年8月11日,太原日报以“新起点、新高度、新跨越”为题发表了“
前世界范围内绿色产业和绿色经济领域的最新成果,“引导
新型工业化的能源结构中化石能源仍占主导地位,这就决定了新型工业文明的经济还是一种高碳经济与高碳文明。因此,发展低碳经济,建设低碳文明,走低碳发展之道,必须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综合为生态文明发展道路的内在环节,加快新型工业化的绿色低碳转型,实现一种工业化同生态化、低碳化同时进行与有机结合跨越式低碳发展,体现着工业文明与高碳文明向生态文明与低碳文明的绿色转型,努力走出一条绿色工业化、绿色城镇化、绿色市场化和绿色信息化的绿色低碳发展道路。
第四,关于低碳经济发展战略与运行机制问题。首先,我们要深刻认识低碳经济发展代表着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和编辑整理
参考文献
关键词：园林城市绿色空间系统规划设计
创建“园林城市”要求城市生态环境、景观风貌、城市文化等方面的综合改善和提高。“园林城市”建设是一个宠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先行制定科学有效的规划设计。
一、创建“园林城市”需要切实有效的规划理论和方法
现行城市规划理论、方法在指导“园林城市”创建中具有局限性。
（一）“园林城市”建设规划非城市园林绿地系统规划所能替代。
首先，当前城市总体规划对绿化环境研究局限在绿化用地系统，易忽视其它用地绿化环境。我国城市园林绿地相关指标均远低于世界有关组织推荐的合理指标。鉴于我国城市用地紧张，城市内增避大片绿地是不可行的，为创建“园林城市”而占用郊区耕地的作法也得不偿失。因此，必须挖掘城市绿化空间潜力和提高绿地综合效益。其次，城市园林绿地系统规划理论对城市绿地作为居民主要游憩空间功能的认识不足。城区绿地的主要功能是调解城市生态环境和作为居民接触自然的游憩空间功能。我国绝大部分城市由于人口稠密，单纯生态意义的绿地几乎没有。防护绿地在现实中常常成为附近大量居民散步游憩区。
（二）园林绿化、城市规划、环境工程等专业应加强相互渗透、协调。城市空间规划时常出现以下现象：（1）绿化规划设计缺乏艺术文化特色和供居民游憩利用价值的植被空间；（2）囿于场地铺装图案、雕塑小品造型和建筑立面装饰设计，而缺乏环境保护规划缺少对空间机能和绿化调节效益的考虑。
（三）现有城市规划设计理论对城市居民室外休闲生活内容、规律和活动空间的研究不够。当前，人们发展已改变原有单纯的“家庭——工作单位”式空间流动模式，并热切于走出居室、走向充满绿色和阳光的大自然——游憩、娱乐、运动和交流。加强对人类活动与城市环境相互影响机制的了解，加强对社会休闲生活与社会文化建设相互影响机制的认识，城市由物质文明观念向生态环境、精神文明观念转变的人文主义思想。
（四）城市生态理论指导城市建设的可操作性较弱。城市（市区）是物质、能量、信息交流最活跃和最开放的空间系统，人类现有的知识水平难以对其进行定量的研究把握（例如美国“第二生物圈”试验失败的结果，表明人类对生态的认识还很肤浅）
综上所述，城市环境综合建设需要探索和运用具有操作性的理论和方法，对城市园林绿化、城市环境卫生、居民活动、景观风貌、城市文化等各方面进行系统研究。
二、城市绿色空间系统概念的建立
我们认为城市绿色空间系统是以绿色植被为特征，要求环境优美、空气清新、阳光充沛、人与自和谐相处的人工自然环境，是城市居民进行室外游憩、交往和交通集散的城市空间系统。它具有以下涵义：
（1）可持续发展观念：“绿色”作为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词、被国内外普遍认可，相对于“森林”、“田园”等提法，确切地表明了现代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理念。
（2）是城市工业、商业、基础设施、交通、仓储等城市设施集中的用地空间以外的开放型用地空间。
（3）人文主义思想；绿色空间系统包括绿化、自然环境和空间内人群行为的双重意义。
（4）整体环境观念：对城市环境各种要素（物质、形式、精神）的整体综合研究。
a.物质要素——植物、阳光、空气、水、设施、人；
b.形式特征——形状、大小、规模、质量、功能；
c.精神风貌——艺术、气质、文化意韵。
（5）系统观念：相对于现行城市绿地规划理论中的“点、线、面”用地概念，针对城市空间不断立体竖向发展的态势，提出“点型、带型、场型”空间概念。并将各种类型空间作为有机联系的大系统，综合运作规划学、园林学、环境学、建筑学、生态学、行为学、社会学、美学、工程技术等学科理论知识，对城市空间进行系统研究和规划设计。
城市绿色空间系统规划是在城市发展战略或城市总体规划纲要指导下相对独立的规划体系，和城市总体规划同步进行，与园林绿地系统规划、环保环卫规划、风貌特色规划、城市设计构成互补关系。从宏观到微观可分为城市绿色空间系统规划、绿色空间系列规划和环境环境设计三个层次。每一层次含空间性质、功能、生态质量、绿化、环保环卫、人群行为、艺术特色、景观风貌等研究。其规划内容包括以下八个方面主要内容：
（一）制定城市绿色空间系统建设总体目标。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制定城市空间系统在不同发展时期的生态环境质量、绿化水平、社会服务、特色风貌等目标。借助“3s”等新技术，在定性基础上逐步高度定量化，使目标体系具有可操作性。
（二）城市人群休闲行为的研究与预测。对城市居民和外来旅游者，进行调研和趋势预测：
（1）价值观、心理需求、文化取向；
（2）人口规模、人口特征（年龄、职业、性别、消费等）；
（3）人群在城市绿色空间系统中流动、集散、停留时间等规律；
（4）休闲方式选择与休闲文化取向。
（三）绿色空间序列规划。对城市空间进行调整，形成“点型、带型、场型空间”相结合的空间系统。绿色空间包括；公共绿地、城市滨水地带、运动场、游乐园、城市广场、主要街道、大型建筑庭院、居住区绿地、防护绿地、生产绿地等。规划要从用地规模、空间规模、空间序列组织、空间视线、环境效益等方面综合研究，做出定性、定量规划。
（四）绿色空间功能规划。绿色空间功能规划包括生态效益功能、活动利用类型（游憩、娱乐、运动、集散、停留、展示、分隔、交通）、和人通、文化艺术表述等各项功能。规划要对城市各主要空间作出系统的主次功能认定。
（五）绿色空间系统特色风貌规划。在总体特色风貌目标控制下充分考虑绿色主要空间进行艺术风格、文化主题等方面规划。
（六）绿化规划对“点、带、场”空间进行全面的绿化指标控制。基于各空间功能、生态指标、建设条件确定各空间绿化指标时效要求。绿化指标包括绿化覆盖率、绿地率、绿视率、郁闭度、叶面积系数等。绿化规划要对各主要空间植被特征加以规划定。
[关键词]绿色创新；市场导向；政策导向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回顾
绿色创新是继环境创新、可持续创新概念之后，成为组织和环境研究中的主流概念。至今，学术界尚未给出一个能被大众所理解并广泛接受的定义。绿色创新作为一个关键词，2005年以来，开始日益出现在科学杂志上。随着近年来绿色创新在管理理论和实践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大，绿色创新研究成为管理学领域的前沿和热点问题。相关研究就国外已有成果来看仍处于早期阶段。而国内学界关于绿色创新的研究才开始起步。因此，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对绿色创新的讨论都具有重大意义。
笔者基于EBSCO、ProQuest、SCI、ScienceDirect、SpringerLink、Wiley InterScience等外文数据库，和CNKI中文数据库，以“绿色创新”为关键词检索，关于绿色创新研究（不包括可持续创新、环境创新和生态创新研究）的外文文献59篇，中文核心期刊文献15篇。其中，关于企业绿色创新驱动因素的研究，主要分为三类：
第一，政策法规因素。Vicki Norberg-Bohm提出设计“绿色”公共政策法规促进刺激“绿色”创新。Chen et al.指出环保法规是绿色创新的外部起因。许晓燕等利用2003-200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研究表明与命令一控制型规制相比，市场激励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有着更显著的促进作用。
第二，市场因素。Weng and Lin根据调查发现客户对于中小企业的绿色创新有显著影响。Lin et al.也通过对越南摩托车产业的实证研究，表明市场需求与绿色产品创新和企业绩效都呈正相关。Qi et al.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实证表明国外客户在推动企业采用绿色工艺和绿色产品创新战略中发挥了显著作用，社区利益相关者和监管利益相关者对绿色工艺创新和绿色产品创新没有显著影响。
第三，企业内部驱动因素。Lin and Ho根据对台湾162家物流公司的调查分析，组织激励、人力资源质量等对物流服务供应商采用绿色创新的意图有显著影响。Chen et al.同时认为只有环保领导、环保文化和环保能力内部起因才可以促进积极的绿色创新。Leenders and Chandra强调基于企业自身的环境意识和产品质量管理的内部驱动力比外部驱动力更能促使企业进行绿色创新。张钢、张小军也提出预期经济收益是促进绿色创新行为产生的内驱因素。
由此可见，企业绿色创新驱动因素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也有诸多不足：首先，对政策规制因素的研究主要是基于理论层面探讨，鲜有的实证研究也只是对以专利作为绿色创新测量指标的影响研究；其次，对市场因素主要从顾客需求单一因素考察其驱动作用，而忽视了市场中其他利益主体比如竞争者，对市场因素的范围界定太窄不够全面；再次，仅有的几篇企业内部驱动因素研究涉及的内部因素多为情景因素，因此并没有从真正意义揭示企业内部的前置驱动因素，张钢、张小军提出的预期经济收益也只是理论层面讨论；最后，已有文献侧重分开考察了政策规制因素和市场因素作为单独解释变量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但很少在一个模型中同时关注政策和市场两因素。
二、理论与假设
（一）绿色创新的定义
目前，对于绿色创新的界定，不同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出发，形成了不同的研究侧重。已有界定大致可以分为三类：（1）绿色创新是旨在通过技术创新等降低对环境的消极影响从而实现生态上的可持续发展；（2）绿色创新是在原有经济绩效的基础上引入环境绩效，是一种新视角的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考量；（3）绿色创新等同环境创新或环境绩效的改进，而这种创新包含所有能对环境产生有利影响的创新。这些界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诠释了绿色创新的涵义，但比较笼统，不利于理解和应用。
本文在已有的研究文献和实践调查基础上，给予新的界定：绿色创新是指企业在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过程中，无论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在产品设计、生产、包装、使用和报废环节节能、降耗、减少污染，旨在改善环境质量和提升产品性能，兼顾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创造性活动。
（二）理论模型
尽管几乎所有企业都认同绿色创新对于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多数企业表示在实施绿色创新时缺乏明确的激励性。这主要是因为企业绿色创新既具有一般创新的特征，又不同于一般创新具有“双重外部效应”。对于这种类似公共产品的正外部性，仅靠一般创新管理理论的市场是不够的，政府规制是企业绿色创新的初始驱动。因此，绿色创新既强调市场的推动作用，也需要政府政策规制的拉动作用。基于此，本文在已有的创新驱动因素模型中引入政府的政策规制因素，考察市场导向和政策导向对绿色创新的驱动效应，验证在以创新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实现生态文明建设中市场力量与政策力量的共存性和互补性。同时为了进一步区分不同驱动因素对绿色创新不同层面的影响，根据Chen et al.把绿色创新分为绿色产品创新和绿色工艺创新两个部分进行讨论，并检验现阶段绿色产品创新和绿色工艺创新与我国企业绩效的关系。本文的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三）研究假设
假设1a：市场导向对绿色产品创新有正向影响；假设1b：市场导向对绿色工艺创新有正向影响。
市场导向是近三十年中战略营销关注的主要概念之一。在以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背景下，近几年来有关市场导向与产品创新、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也成了研究者们讨论的重要问题。市场导向是一种对市场的反应方式。在概念层次上，企业绿色创新的市场导向与市场导向并无多大差异。因为“仅仅修改其适用背景，市场导向概念的基本性质不受影响”。目前关于市场导向的界定，主要有两种视角：文化视角和行为视角。本文的研究基于市场导向作为一种价值观，促进产生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逻辑，因此，本文采用文化视角的界定：通过对顾客、竞争者和部门间协调的重视，以期产生更好的顾客价值，建立竞争优势。
市场导向是促进了企业创新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创新，Slater andNarver指出创新是一种核心价值创造的能力，创新的成功大多来源于市场导向。张婧、段艳玲基于220家制造型出口企业指出市场导向中职能间协调和顾客导向对产品创新有显著的积极影响。Weng和Lin，Qi et al.等的研究也表明市场中的客户需求对绿色创新有正向影响。
假设2a：政策导向对绿色产品创新有正向影响；假设2b：政策导向对绿色工艺创新有正向影响。
政策导向（Policy Orientation）一词早期主要用于医疗、教育等公共产品研究领域，很少涉及以企业为主体的研究对象。陈启杰等首次提出“企业政策导向”，开启了政策导向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领域。这对于政策规制是企业进行绿色创新的初始动因――这一研究情景，更具借鉴和指导意义。但由于陈启杰提出的政策导向是基于“信息行为观”，是从行为视角界定，为了和市场导向的界定视角保持一致，本文试图给予政策导向一个文化视角的界定。参考市场导向是一种“组织文化”，和Wood对“导向”涵义的解释，根据Jaffe et al.对政策工具的划分和现有国内外绿色政策的分析，本文界定政策导向为：企业通过对政府出台的激励性政策和强制性政策的关注，了解相关政策对企业本身的影响程度，并据此调整企业的经营活动。
政策导向与绿色创新关系的研究，Johnstone发现政府规制通过促进工艺创新从而对绿色创新有正向影响。王炳成、李洪伟以中国220家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表明国家法规因子对企业的绿色产品创新作用显著。Chen et al.指出环保法规促进企业的绿色创新。许晓燕等则实证研究表明与命令-控制型规制相比，市场激励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有着更显著的促进作用。
假设3a：绿色产品创新对企业绩效有正向影响；假设3b：绿色工艺创新对企业绩效有正向影响。
关于绿色创新与企业绩效，多数研究证实绿色产品创新和绿色工艺创新都与企业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Chen et al.基于台湾电子信息企业的经验证据，研究表明绿色产品创新和绿色工艺创新与企业竞争优势呈正相关，并提出企业对绿色产品创新和绿色工艺创新的投资是有助于企业经营。Chiou et al.跨越行业以台湾124家公司为研究对象也表明绿色产品创新和绿色工艺创新都显著正向影响企业竞争优势。Lin et al.通过对越南摩托车行业的实证分析指出绿色产品创新显著正向影响企业绩效和竞争能力。但Chen and Chang通过采用自适应神经模糊推理系统研究表明，绿色创新对企业竞争优势具有非线性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一）问卷设计
基于研究需要，本文设计了企业绿色创新驱动调查问卷。问卷采用5级Likert分量制，其中“1”代表“非常不同意”，24表示同意的程度依次增加，“5”代表“非常同意”。调查问卷初稿是在查阅大量文献以及对6位已实施绿色创新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做了深度访谈基础上形成的。初稿形成后，选择了MBA培训班制造业行业的同学进行测试，主要检测问卷是否合理性和语言是否清晰陛，.并根据他们的反馈对问卷作了一定的修改，形成预调研问卷。预测试，通过暑期调研项目选择了34家企业负责人作为被试。预调研果表明各测量题目与指标具有较好的单一维度性和内部一致性。在预调研结果的基础上形成了最终的调查问卷。
（二）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在中国境内的生产制造业企业和软件、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为研究对象。由于样本选取以企业为基本单位，加大了调查的难度，又要考虑实施绿色创新这一条件约束，因选用网络调查、邮寄调查和面谈访问多种调查方法。为了提高问卷的有效性，依托相关研究课题和行政管理单位的支持收集数据。回收问卷201份，有效问卷132份。其中，从企业所属行业来看，建筑业比例为20%，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比例为10%，设备制造业比例为30%，服装与鞋业比例为9%，食品饮料比例为5%，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比例为20%，其他比例为6%。
（三）变量的测量
市场导向的测量（MO）。本文借鉴Slater和Narver（1994）开发的MKTOR量表，并根据访谈的信息，修改部分题项使之成为适用绿色创新的测量题项。通过顾客、竞争者和部门间协调三个维度对驱动企业绿色创新的市场导向进行测量，共有15个题项。顾客维度六个测量题项，竞争者维度四个测量题项，部门间协调维度五个测量题项。
政策导向的测量（PO）。本文借鉴Jaffe et al.和王炳成、李洪伟的研究，从企业感知的政策内容对企业影响程度层面来设计政策导向测量量表。按照Churchill的量表开发建议，形成最终的政策导向测量量表，主要包括财政、税收、金融政策三个方面，按其导向性划分为激励性和强制性政策两种类型，共有12个题项，其中激励性政策7个题项，强制性政策5个题项。
绿色创新的测量。参照Chen et al.和Chiou et al.的研究，绿色创新划分为绿色产品创新（GPtI）和绿色工艺创新（GPsI）两个部分，共有9个题项，其中，绿色产品创新5个测量题项，绿色工艺创新4个测量题项。
企业绩效（FP）的测量。本文借鉴Chan和Lin et al.的研究，从投资回报率、市场份额、销售增长和产品成本、产品性能、顾客满意方面来测量。
控制变量。本文将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重要影响的企业规模作为控制变量。企业规模按照已有研究以企业员工数来测度。
四、实证分析
（一）分析方法
本文采用了基于PLS建模方法的结构方程模型（SEM），检验市场导向、政策导向与企业绿色创新及绩效的关系。结构方程模型是能够实现很好描述多个外生变量、内生变量、潜变量和观测变量因果关系的模型。选择基于PLS建模方法是因为PLS法相比较于LISREL方法更适用样本容量小于200的情况，没有严格的分布假定限制，也不存在模型的识别问题，可以利用数值迭代算法得到稳健的估计。因此，选择构建基于PLS的结构方程模型做实证分析。
（二）描述性统计分析
由表1可知，相关分析结果与本文的理论假设相一致，但相关分析仅表示相关性，并不能说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和影响程度大小，因此，接下来借助结构方程对样本数据做进一步的分析。（三）信度与效度检验
信度分析包括内部一致性信度和合成信度两方面检验。内部一致性信度一般用Cmnbaeh Alpha（α）系数来衡量，合成信度通过计算Composite Reliability（CR）来衡量。由表2可知，市场导向、政策导向、绿色产品创新、绿色工艺创新和企业绩效的α值和CR值均超过了0.7。说明问卷具有可靠性。效度检验主要看AVE的值。由表2可知，市场导向（MO）、政策导向（PO）、绿色产品创新（GPtI）、绿色工艺创新（GPsI）和企业绩效（FP）的AVE值均超过了0.5。因此，问卷具有有效性。
（四）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在构建基于PLS的结构方程模型时，区分“反映性指标”和“形成性指标”。根据Jarvis等提出的判断标准，本文模型为“反映性”测量模型。运行Visu-alPLS1.04b1软件，选择基于Bootstrap的算法，得到市场导向、政策导向与绿色创新及企业绩效的关系路径模型见图2。
判别PLS―SEM模型的正确性与可靠性，主要通过参数的显著性检验和模型拟合度检验来验证。由图2可知，给出路径系数对应的括号内t统计量值，除了假设3b路径的1.539以外其他t值都大于1.96（PLS模型默认设置是5%的显著水平，t统计量值对应临界值为1.96），说明假设3b没有通过检验，其他假设均成立，得到了支持。也就是说，市场导向对绿色产品创新有显著性的正向影响，市场导向对绿色工艺创新也有显著性的正向影响；政策导向对绿色产品创新有显著性的正向影响，政策导向对绿色工艺创新也有显著性的正向影响；绿色产品创新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绿色工艺创新对企业绩效的正向作用没有得到支持。这个结论揭示了在现阶段绿色工艺创新尚未给企业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
模型拟合度检验：PLS主要通过RSq%反映前置潜变量对内生潜变量的解释程度。由图2可以看出RSq都大于0.4，经验数据表明在管理实践中凡RSq大于0.3，就认为具有很好的解释力，因此，该模型完全可以被接受。
五、结论与政策涵义
本文从市场导向和政策导向两方面讨论了我国企业绿色创新的驱动因素。研究表明：（1）市场导向和政策导向对我国企业绿色创新都有积极的影响，也就是说，在现阶段企业绿色创新进程中，市场和政策都发挥了重要的正向作用；（2）市场导向对绿色创新的积极影响大于政策导向对绿色创新的积极影响，即市场作用大于政策作用；（3）相比市场导向对绿色工艺创新的影响，市场导向对绿色产品创新的积极影响更强；（4）与政策导向对绿色产品创新的影响相比，政策导向对绿色工艺创新的积极影响更强，这意味着基于财政、税收、金融等方面的政策导向更多通过影响工艺创新对绿色创新有正向影响；（5）绿色产品创新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绿色工艺创新对企业绩效的正向作用并没有得到支持，这一结论与Wong基于中国电气和电子行业的实证研究表明“在资源有限的情况，应优先追求绿色产品创新”的观点相一致。这可能主要是因为工艺创新的滞后性和风险性，使得绿色工艺创新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不显著。
以上研究结论不仅证明了市场和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驱动作用，而且进一步明晰了两个驱动因素的不同。由此引申出来的政策涵义：
其一，在绿色创新的初期阶段，市场的导向作用具有决定性意义。对于正在深化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的中国来讲，尤其值得决策当局重视。换言之，“发挥市场经济的决定性作用”，是未来中国推进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的基本原则。
关键词：绿色MBA；培养体系；北京林业大学；研究生教育
作者：余吉安，陈建成，徐宇沛
绿色发展是当今世界所倡导的一种新的发展模式，是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党的报告明确指出“生态环境任重道远”，提出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推进绿色发展，着力解决突出的环境问题”，“建设美丽中国”，显示了我国政府对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高度重视。早在1990年，多所大学共同发起签署了《塔罗礼宣言》，提出了提高可持续发展意识、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制度文化、培养大学生对环境负责的公民意识等十点行动计划。、国家环保总局、教育部联合编制并于2001年5月31日的《2001—2005年全国环境宣传教育工作纲要》指出，要在全国高等院校逐步开展创建“绿色大学”活动。党的报告进一步提出要开展创建绿色学校的行动。绿色人才培养已经成为“绿色大学”创建的根本目的和评价标准。“绿色大学”的含义之一，就是要用“绿色教育”思想培养人[1]，培养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可持续发展意识的高素质人才[2]，党的报告更是提出要创建“绿色学校”，这对传统的工商管理理念与模式提出了新的变革要求。作为响应生态文明建设的创新模式，以绿色行政为保障、以绿色管理为方向、以绿色战略为抓手的绿色组织管理体系必将成为可持续发展背景下组织实现基业长青的理性选择。
北京林业大学作为“绿色高等学府”，肩负着“绿色教育”的职责。学校自开办MBA项目以来，专业方向的设置就以社会需求为导向，MBA项目的定位就是绿色MBA（GreenMBA），旨在培养“绿色经济与管理”人才，相应的培养方案、教学组织等也奉行“绿色”导向，遵循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客观规律和基本需求，从师资培养到课程体系建设、从教材编著到案例选择构建了富有特色的绿色MBA培养体系。美国绿色MBA项目的繁荣发展也为我国开办绿色MBA项目提供了借鉴[3]。
一、绿色MBA的背景及内涵
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资源和环境出现严重危机，生态受到严重挑战。1987年4月27日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orldCommissiononEnvironmentandDevelopment）发表了《OurCommonFuture》的报告，首次提出“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Development）”理念，绿色与可持续发展成为国际共识。在中国，“推进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已经成为全国共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国家基本韬略，被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还专门出台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以“加快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增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总书记明确指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推动经济和社会绿色发展成为时代呼声，全球绿色治理行动已经在展开。这需要大量的具有绿色理念、掌握绿色技术和绿色管理技能的绿色人才。绿色教育是培养绿色人才的主要途径，是推进绿色发展的重要方式。国家环境保护局、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国家教育委员会于1996年联合印发的《全国环境宣传教育行动纲要（1996-2000）》指出，环境教育的内容包括环境科学知识、环境法律法规知识和环境道德伦理知识，是面向全社会的教育。绿色教育的目标是让人们了解和关切环境问题，使人们掌握绿色知识、技能，并有态度和意愿解决环境问题[4]；把以生态环境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升级到以人类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5]；鼓励焕发学生生命力的教育，让学生生命充满生机活力、自由生长、不断超越[6]。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绿色MBA应运而生。
绿色MBA是将经济、环境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理念融入传统工商管理项目[7]，是绿色观念与工商管理结合的产物，不仅是创建“绿色学校”的重要举措，也是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创新，旨在培养具有绿色理念、熟悉绿色技术、掌握管理技能的专业性管理人才。绿色MBA的提出与实施，必定会在未来管理和绿色发展过程中产生重要影响。绿色MBA通过培养绿色管理人才，将绿色理念应用到管理中，积极采用绿色技术，运用绿色管理技能，践行绿色生产方式、绿色生活与消费方式，是推进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策略。
二、绿色MBA培养体系的构建及其国际化
创办绿色MBA，就必须使MBA保持坚定的绿色方向和定位，以便于统筹使用校内外的各种资源来发展绿色MBA。而且，由于MBA教育具有较为通用的国际评价体系。因此，绿色MBA培养体系要从国际视野来构建。
1.绿色MBA培养体系的构建
师资培训是绿色MBA开展工作的前提。课程设计是核心，主要包括选取适用的教材，在课堂上学习学科理论，进行案例分析讨论。然后分研究小组讨论，进行反转课堂，由学生组织进行自选角度的专题讲解，最后完成课堂作业及论文。那么这就需要选择合适的案例或者进行案例开发以供教学之用。经验交流主要包括举办绿色论坛和讲座，开展专业性绿色讲座，相互进行交流等。实战演练就是让MBA学员通过社会实践来提升绿色管理实际技能。经验交流和实战演练是将知识与社会实践进行融合，升华绿色理念和技能。由此，绿色MBA培养体系构成主要有6大部分：师资培训、课程设计、教材编著、案例选择和开发、经验交流和实战演练，如图1所示。
（1）建设“绿色”师资团队。师资团队是教学开展的基础。教师是课堂教学的中心，教师的自身素质直接影响着教学质量。为了更好地开展绿色MBA课程和加强师资团队绿色意识的建立，教师应该通过参加教师培训、研讨会等活动，强化绿色观念，丰富绿色学识，构建绿色思维，并对备课方式、教学方法、作业布置、学期考评等方面进行绿色化的调整。同时，在构建了师资团队绿色教育思想之后，要注重对课程规划、师生沟通方法等进行一定的革新与优化。在日常教学中，教师加强与学员的交流互动，充分了解学员对于绿色理论的体会，收集学员产生疑问的地方对症下药，增强课堂活力与趣味性，以此来调动学员的学习兴趣，提高学员的学习效率，提升学员的课程参与度，并吸引更多对商业、管理、企业社会责任、可持续发展和环境责任等有兴趣的学员加入绿色MBA。
此外，社会提高对环境保护的重视度，高校增加对环境教育教学研究的关注度，教师加强对绿色观念、环境教育的传播程度，只有这样，绿色MBA才能高效地开展，为社会培养高素质、有社会责任、注重生态环境的绿色观念管理人才。
（2）设计绿色课程体系。构建完善合理的课程体系是学科建设的关键。绿色课程是实施绿色教育的主要途径[8，9]，绿色课程体系是绿色教学的骨架，课堂设计是核心。这就要重视第一、第二课堂教育，采取课程与实践相结合的培养方式[10]，提升学生的“绿色素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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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绿色MBA培养体系的构成
第一，开发绿色课程。除开设全国MBA教育指导委员会规定的核心课程之外，绿色MBA项目还须突出绿色经济与管理等前沿系列专题特色课程的教学，同时与其他专业合作开设公选课。如把绿色观念与其他专业相融合，开设绿色建筑、绿色管理、绿色会计、绿色创业等公共选修课，这样有利于增强学科间的交流，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也有利于选课学员获得一个可以进行多元思考的角度和进行相关绿色创业的方向。通过建立多元化的课程体系，从多个角度全面深入学习绿色MBA的知识，与相关学科合作，立体化管理学习。课堂教学要做到：夯实学科理论基础在案例分析中强化理论理解组织研究小组讨论反转课堂课程作业及撰写课程论文。在具体教学过程中做到在理论基础学习方面全面且细致，案例分析方面丰富且易懂，反转课堂方面和论文撰写方面确保学员积极参与、认真讨论。
第二，夯实绿色管理理论基础及案例分析。在日常教学中，从课本出发，详解学科基础理论，逐步为学员搭建理论框架，初步建立学员的绿色管理理念。为了不仅仅局限于课本上的知识，选取多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并充分鼓励全体学员共同参与案例分析。通过研究讨论、情景模拟、角色扮演、点评讲解等环节丰富案例分析的过程，让学员活用课堂所学的知识进行案例中的管理决策，让课堂更有吸引力，学员有更高的参与度。
（3）编著绿色教材。教材是课堂教学的关键。如果课堂教学是构建学员理论基础、形成绿色观念的第一个过程，那教材编著就是构建理论框架的第一块砖。而编著绿色教材是开展绿色MBA教育的第一块砖。①绿色MBA可从现有的绿色管理类教材中进行选取。目前有清华大学出版的《国际著名企业管理与环境案例》、浙江大学出版的《企业的绿色责任和绿色战略》等优秀书籍可供选择。②为了更好地结合学校自身的特色，可不拘泥于现有的书籍，教师可考虑自行开发特色教学材料，并运用自身丰富的专业知识、较高的业务水平、理论修养和科研技术等，结合绿色管理观念，有效地整合课程资源，进而编著绿色教材，以达到提升课本品质的效果。
（4）选择和开发绿色案例。为了优化课堂教学体系，充实教学内容，仅仅依赖于书本理论知识是不够的，选择优秀案例进行教学能够引导学员从案例中抽离出理论，然后又用理论指导实际工作，深化对于绿色管理理论的学习。案例教学是一种高效的教学模式，学员在参与案例讨论、情景模拟、角色扮演、点评分析的过程中，将自己在书本中学到的理论知识具体化，理论结构框架立体化。为了让案例分析发挥出更好的作用，选择案例是关键，选择适合的案例能做到事半功倍。
第一，可利用已出版的优秀案例书籍，如刘静玲、贾峰的《环境科学案例研究教师手册》、杨志峰的《环境科学案例研究》和贝迩（BELL：Business，Environment，Learning，Leadership）项目使用的《中国企业可持续发展案例集》等，这些优秀书本为绿色管理的发展提供了很多适用的优秀案例。
第二，为适应绿色MBA的教学需求，还可以从案例库选择相关绿色主题的案例，如从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选取优秀案例。针对教学中的一个理论点选取一到两个相应案例的方法，整理排版收集到的优秀案例，装订成集，这样就能确保每个案例都贴合绿色MBA教育的需要。
第三，开发绿色案例。将开发出的案例与教学活动配套使用，推动绿色MBA课程良好发展。教师根据研究方向和任课要求，深入企业和社会进行调研，提炼总结绿色实践的做法、经验或教训，并运用绿色发展理论来分析和揭示绿色实践中的冲突焦点，引发学员对绿色发展进行深入思考和讨论。
（5）经验交流与学习。经验交流是学员加强绿色管理观念，深化绿色管理思想，培养绿色管理技能的重要环节。通过交流讨论的方法，让学员意识到绿色管理的重要性、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企业的社会责任，以期学员在未来的企业管理中注入绿色、可持续、保护环境的元素。
第一，聘请绿色企业家为导师。高校为每个研究小组选聘绿色管理领域的专家作为研究顾问或导师，为学员营造专业的学术氛围，学员在日常学习研究过程中有任何问题都可以与顾问联系并随时请教。这种方式有助于学员的思辨及解惑。
第二，定期邀请国内外来自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的知名专家、学者和企业家们前来开展讲座。这些专家、学者、企业家们能够与学员分享自身长期研究的成果或亲身实践经验。这样的专业人员参与和他们所讲述的实践经验将提高绿色MBA课程的含金量，并开阔学员的视野。
第三，参加或举办论坛，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同时学习他人的实践经验。通过论坛、案例大赛或者绿色管理知识竞赛等多种方式，使更多学员获得绿色创业和管理的经验，能够让学员了解到学科前沿的案例，在竞争与学习中深化学员对于绿色管理的记忆。
第四，运用微信等公共平台。可建立微信公众平台，每天为学员推送一个优秀案例和一个问题并进行讨论，以达到及时复习知识点和开阔视野的作用，还可以通过学员的转发推送把绿色管理的理念扩散到人群中去，让更多的人了解绿色MBA，了解绿色管理理念。
（6）绿色实战演练。在课堂教学中，虽然能够增加趣味性的反转课堂等环节，但学员对绿色知识的学习很大程度上仍局限于课本分割的模块和章节，他们很难将分割的知识整合运用。为了学员更好地掌握绿色管理技能，更好地传递绿色管理理念，高校应与绿色企业紧密合作，让学员提前接触到具体实际的工作，为学员提供多元化的实战演练。通过绿色创业辅导、案例大赛、实习实践基地建设等不同于课堂教学的多元方式，让学员将理论应用到实际问题中去，打开学员关于绿色管理的新视角新方向，拓展学员思想的广度及深度。
第一，建设绿色实习实践基地。高校与绿色企业进行战略合作，建设实习实践基地，让学员有机会进入绿色企业进行实习，在现实的企业日常工作中实地感受绿色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保护生态环境的具体行为事项，通过接触到的实际工作，使课堂教学中绿色理论知识具体化。
第二，开展绿色创业辅导。与高校创业协会、大学创业园区进行合作，通过建设交流中心、组织宣讲会等方式，对学员进行绿色创业辅导，培养学员的绿色创业观，向学员传授绿色创业知识，培养学员的绿色创业技能，激发学员在创业途中识别机遇、直面挑战的能力。还可邀请优秀的创业成功的毕业生回校进行演讲，讲述自身经历体验，分享创业心得体会，传授创业技能及创业重要注意事项。
2.绿色MBA培养体系的国际化
经济全球化使企业管理者不仅需要国际视野也需要处理本土化问题。中国自2001年加入WTO后，国际交流和国际贸易更加广泛，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也将有更多的中国企业走向世界。“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需要更多的具有国际视野的专业管理人才。MBA培养体系需要放眼全球，建立国际化培养体系。
绿色MBA是绿色与可持续发展背景下的专业学位项目，其背景本身就是国际化的。而且西方发达国家目前在绿色治理方面还有比较先进的技术和经验，这也需要从全球角度构建绿色MBA培养体系。
绿色MBA培养体系的国际化，不仅具有国际定位，还要在实施过程中引入更多的国外师资，变革教学方式和引入国际教材，从理念和内容上体现国际化。同时还要积极推动MBA教育国际认证，以MBA认证来促进绿色MBA培养体系标准化、国际化、特色化，防止绿色MBA同质化。
三、北京林业大学绿色MBA培养体系建设及经验
1.北京林业大学绿色MBA培养体系的建设
北京林业大学绿色MBA构建了较为完备的培养体系，从绿色师资的培养到绿色课程的精心设计，从教材编著到案例选择的恰当性到实战演练的实际性，都紧紧围绕MBA学员绿色理念和价值观的树立、绿色管理技能的培养以及绿色视野的开拓而展开，使北京林业大学MBA项目成为名副其实的“绿色项目”。
（1）建设绿色师资团队。北京林业大学先后制定了师资队伍建设的总体实施意见和建设规划，针对MBA项目成体系推送教师培养培训工作，实施了一系列提升教师教学和案例开发能力的措施，其中有针对绿色主题方面的专门措施。北京林业大学MBA教育中心非常重视并积极组织师资和管理人员参加全国MBA教育指导委员会组织的各类培训和交流活动，同时也注重吸收各兄弟院校的成功经验，辅以针对性强和形式多样的校本部培训以及国内外交流与访学、企业挂职锻炼等，建立了学校宏观引导、学院和中心两级实施的教师培养培训体系。MBA教育中心累计推送50余人次参加全国MBA教育指导委员会组织的教学培训，包括全部核心课程教师在内的百余人次参加进修、交流或校际课程研讨活动；为核心课程教师组织了课程组，定期开展教学研究活动并有明显成效。学校还形成了定期输送任课教师到欧美国家和地区商学院研修的制度。每年还会组织两次MBA教师教学研讨会，旨在总结教学方法和提升教学效果。通过定期开展教学研讨活动，北京林业大学MBA任课教师的教学水平得到了提升，授课方式愈加适用于MBA教学，MBA教学和培养质量由此得到稳步提升。
同时，MBA教育中心还引入海外教师授课和做专业讲座，拓宽MBA学员国际化视野，提升MBA学员的国际化水平。
（2）设计绿色课程。在课程体系方面突出绿色经济的特点，在教学中开设特色前沿系列专题，如绿色经济前沿、绿色经济实践与发展。在“创业管理”中专门开设了绿色创业的专题，在“营销管理”中有绿色营销的内容，在“战略管理”中有专门的绿色战略的篇章。通过课程设计，使更多课程含有绿色案例或者理念，通过开设“绿色管理能力提升”课程提升学生绿色管理的实际能力[11]。
（3）编著绿色教材。2013年10月开始，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林业大学MBA教育中心陆续组织编写了系列教材——《绿色MBA教育丛书》，包括《绿色行政》《绿色管理》和《绿色战略》等。该丛书的编著，为稳步推进北京林业大学绿色MBA建设奠定了基础。还有教师开发了绿色战略课程英文教材，有效拓宽了MBA学员的知识面。绿色管理教材的编写和出版，奠定了北京林业大学创办绿色MBA项目的基础。
（4）选择和开发绿色案例。MBA教学以案例教学为主，案例教学是一种价值教育、自由教育和启发思维的教学方式[12]，教师可以融合情景模拟，从案例选择、情境创设、任务设定、角色扮演、过程控制、点评讲解等方面进行设计[13]。北京林业大学MBA授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引入绿色管理的案例，使绿色理念能够更具体、生动地融入学生价值观中。在教学中从多个案例库选择绿色管理的案例，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经济·管理案例库中关于“绿色管理理念引领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案例——《宛西制药“绿色管理”7部曲》，介绍了河南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在追求利润的同时，以绿色管理理念引领可持续发展步伐，最终抢抓绿色消费创造的市场商机的实践过程。引导学生意识到在全球性的以保护人类生态环境为主题的绿色浪潮中，在人们绿色消费欲望日益强烈的背景下，建立绿色管理理念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必经之路。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案例库中关于“传统重工业绿色企业建设”的案例——《华电灵武的绿色企业建设之路》，回顾了2006~2015年，以煤电为主的发电企业华电宁夏灵武发电有限公司在不断变化的政策环境、行业环境、市场环境条件下，在企业社会责任驱动和可持续发展理论指导下，展开的以绿色电力为中心的绿色企业建设工作。引导学生深入理解绿色企业的概念，熟练掌握绿色企业特征及绿色企业建设的驱动因素，启发学生思考和探讨如何建立绿色企业。
北京林业大学MBA授课教师不仅开发了一般的教学案例，还先后开发了多个与绿色相关的系列专题案例，如《会计准则修制定的动因与影响——以IASB对生产性植物的修订为例》《“活的”与“不动”：生产性植物资产会计规范的选择》被纳入MPAcc教学案例库，《福建金森生物资产计量模式及财务影响》还获评为MPAcc优秀教学案例；《“归真堂”IPO风波的法律与伦理之争》《嘉汉林业被浑水猎杀事件背后的商业伦理探析》也获得“伟创力商业伦理案例写作大赛”的奖项。
（5）学习与交流绿色实践经验。除了设置的绿色课程，在其他课程中也需要渗透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内容，实际上是隐性的绿色教育课程[14]。在“移动课堂”上也注重绿色理念，“绿色经济与管理”课程的实践环节都要带学生参观访问北京东升科技园，由MBA任课老师带队，参观智慧农业，使MBA学员了解“绿色经济和绿色发展”，了解全智能的农业生产，了解中国农业的科技化和可持续发展。
举行绿色讲坛，邀请在绿色创业和管理方面有建树的企业来MBA教育中心介绍经验，使学员学习他人绿色实践经验。举办论坛能够让学员了解到前沿的案例，能够极大地丰富学员的知识，为他们打开新的思路。2015年11月，MBA学员还参与了“美丽中国生态科考”。该活动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中国国家委员会，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贵州省委宣传部、省林业厅、省工商联共同主办。我校MBA教育中心支持的“自然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高端论坛”也在贵州省时迁县举办，旨在传承与保护原生态民族文化与生态文化，发展生态旅游，实现城市发展。
（6）绿色实战演练。通过聘请企业高管作为社会导师，为有绿色创业意向的学员进行创业辅导，包括创业机会的识别与把握，创业团队的构建，创业的商业模式的梳理和优化，实施步骤及资本来源等。MBA教育中心也要求社会导师和创业企业家提供创业经验中“干货”，力求真实反映情境，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通过传授创业技能，也切实提高了学员绿色创业成功的可能性。部分学员（10位）走上了绿色创业之路，有部分学员（8位）在绿色企业中走上了高管岗位。
为夯实实践教学的基础，MBA教育中心积极开拓社会实践教学资源，与相关企业就实践教学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如与吉林森工集团等10余家企业建立了MBA教育与教学实践基地。学员通过实际参与企事业单位绿色环节实践活动，加深对绿色管理实践的理解，提升绿色管理技能。
2.北京林业大学绿色MBA培养体系建设的经验
绿色MBA项目的创办旨在把可持续发展观念和社会责任、环境责任等因素融入工商管理硕士教育中，培养拥有绿色经济发展技能的人才，推动我国节约资源、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战略。通过实践，我们总结出如下经验：
（1）学校高度重视绿色教育。特色MBA的建设需要从学校层面加以重视。为给MBA项目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北京林业大学成立了“北京林业大学MBA教育发展委员会”，校长担任MBA教育中心首任主任，对北京林业大学MBA项目的发展方向、定位与目标、校内资源协调、外部资源引入等给予指导和支持。召开全校MBA教育工作会议，校长和主管校领导协调全校资源，人事处负责制定教师技能的提升与激励政策，研究生院负责协调招生指标的落实和规范MBA的办学，总务处负责协调硬件环境建设，经济管理学院负责教学实施和各项管理工作。同时，学校对MBA办学经费给予倾斜和支持。MBA教育中心每年召开一次MBA发展专题研讨会，就MBA办学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研讨，并将困难反馈给学校，学校给予了极大支持，得以使绿色MBA项目建设进展顺利。
在关注全球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的问题之中，无论是西方主流的“西方发展中心论”、“生态环境中心论”，还是有机马克思主义提出的“中国引领论”，都不可以简单地在中国绿色发展理论研究与实践中直接运用。中国的绿色发展，应是一种在结合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对西方关注生态与发展问题相关理论的超越，尤其是对于有机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研究上，仍需明确其在中国当展之中如何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和在推行绿色发展实践中的有效作用。
一、有机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中国元素
早在1950年西方环境伦理学创立者施韦泽提出“敬畏生命”的伦理学时，就发现了东方思想的生态价值。在这个过程中，施韦泽发现中国哲学善待一切生命的道德行为的哲学基础，后来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在现代生态危机的意义上探讨东西方文化的相互补益[1]（P153）。有机马克思主义发展观认为，不同国家和地区采取的社会发展制度必须有机地植根于自身的传统经济文化土壤，不可以简单地将一些固定的发展政策与模式从外部强加于任何国家和地区，而是要从每个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文化出发，努力做到让“当事人自己做出正确决定”[2]（P3），赞成文化嵌入型的马克思主义，格外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并认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有机马克思主义是内在契合的。有机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强调，发展的最终指向应该是谋求共同福祉，在发展方式上必须有长远的整体视野和有机思维，而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在对待发展问题上始终反对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与发展模式，强调选择需要置于发展历史的流变中并结合当下社会发展的形势，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有机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异曲同工。因此，从对以往文化的研究来吸取未来发展的资源，追踪中国的传统文化信仰、文化规范与文化实践在不同阶段社会发展中的嵌入方式与表现方式，成为未来有机马克思主义发展观要实现的目标之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融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元素，在当下发展问题上的一大重要中国元素的表现就是绿色发展理念的提出，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最为重要的约束性条件，这关系到中国自身永续发展的未来[3]（P62）。
有机马克思主义发展观认为，试图构建一种完全不受任何文化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想法已经失灵了。“历史已经表明，马克思主义本身能够适应于每一种新环境中的文化形式，当下全球化背景还是要求马克思主义有一种更复杂更根本的文化适应”[2]（P88）。绿色发展理念，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生态环境问题研究上的最新成果，就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因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倡导的发展原则与有机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有一些契合之处：有机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主张发展需要建立一个符合社会绝大多数人利益的有机环境共同体，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则强调绿色发展必须立足社会现实和人民大众；有机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主张文化嵌入型马克思主义和整体视野，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也是提倡绿色发展需要因地制宜、重视实践的哲学形态，同时要把绿色发展理念融入到整??社会建设的方方面面中去[4]（P102）。在一定程度上，有机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绿色发展的合理性与实践方法问题上提供了一种西方话语式的解释与参考，这不仅表现在强调文化嵌入需要考虑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其对当下中国现实问题的考量，从两个方面的关注点可以体现出来：一个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另一个是中国正在推行的绿色发展理念。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是巧妙地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耦合在一起，而中国正在推行的绿色发展理念同样是一项新的尝试，它可以把发展的目的和社会主义的原则通过人与自然关系的再思考结合在一起。这两个方面的关注点可以超越传统资本主义发展指向，同样对传统苏联式社会主义进行了扬弃，是一种全新的“第三条道路”， 即中国式强调社会和谐与绿色发展的社会主义新式发展道路[5]。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发展的关注是基于唯物史观的哲学基础与历史发展规律，强调不同国家与民族、地区的发展始终应该是具体的、历史的，而有机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把文化嵌入性作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可能性尝试，把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发展传统、文化演变和共同认可的价值观看作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传统智慧并接纳，让马克思主义落地生根并融入其中。如此看来，中国正在推动的绿色发展实践，本身就是一种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在新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激发中国历史文化内在已有生态要素的延续。
对于有机马克思主义发展观融入中国元素的双重作用的理解，不单单是对中国推动绿色发展实践起到启发和促进作用，以及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更是为了能够在更广阔的空间外转变成一种更为“普世”的形式，从而促使中国推行的绿色发展理念能够成为世界其他国家容易理解和认同的形式。
二、绿色发展引领论：有机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中的中国优势
中国绿色发展的指导思想根本上还是以马克思恩格斯生态与发展思想为基础和蓝本。有机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同样认为，要想解决当前发展出现的各种问题，需要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有机化地创新，其核心思想与中国提出的绿色发展理念异曲同工。早期资本主义崇尚的“黑色发展”方式是反绿色反生态的，归根到底是反人性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完全违反自然的荒芜，日益腐败的自然界，成了他的生活要素。他的任何一种感觉不仅不再以人的方式存在，而且不再以非人的方式因而甚至不再以动物的方式存在。”[6]（P225）这种传统发展方式造成了发展的极为不均衡，由此产生的经济危机进而演变为当代的环境危机，其本质仍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没有解决，因为对资本主义而言，扩张是这一制度自身生存的需要。正如美国社会生态学家默里?布克金所言，“说服”资本主义限制增长，和“说服”一个人停止呼吸一样困难，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无休止地增长的制度，由于这种本质，使资本主义“变绿”、使其“生态化”的尝试注定会失败[7]（P41），而未来实现绿色发展与引领生态文明的最有可能的还是在社会主义中国[8]。
从传统中国到现代中国的发展历史中可以看到，与当代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历史不同，中国始终是具有“天人合一”哲学传统和崇尚“以民为本”发展的国家。当代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对遏制资本的“野蛮”一面，更多发挥资本的“文明”一面具有较强的掌控力，同时又是把绿色发展作为“五大发展理念”正式纳入国家发展战略规划的国家。中国的制度优势、文化优势、后发优势与经验借鉴优势等助力中国开拓绿色发展道路，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中国迅速崛起并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这种发展成就已经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方面，而且更多体现在精神层面的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与传播，其与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价值目标与社会发展方向不谋而合。
二是中华民族的特质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也是有机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提出并特别强调的一点：“中国人的智慧、活力、自律、善于经营和创造性闻名于世”，“中国文化一直是有机整体主义的。中国文化特别是作为其根基的儒、道、释所倡导的天地人和、阴阳互动的价值观念，不仅是生态运动的哲学基础，也应成为未来后现代世界的支柱性价值观念”[9]，这些思想也提供了一个中国传统文化如何走向世界的思考方向。三是中国政府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的发展都具有强有力的调控能力，包括已取得的控制人口、保护生态的成就，以及勇于承担的生态责任感，同样是能够实现有机马克思主义发展理想的动力之一。
三、绿色发展实践论：有机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中国批判
虽然有机马克思主义相比生态马克思主义在发展观上崇尚更加多维度的思考，但在对原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绿色发展的历史认识以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绿色发展研究视角分析上仍有很多不足和尚需批判之处，这是在中国的绿色发展理论研究中必须考虑的，也是在中国的绿色发展实践中需要改善与超越的。
无论人类的发展思想进化到何种地步，始终不能忽略的是，绿色发展的核心仍在于“发展”本身。有机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提倡多维度的思考发展，这本身并没有问题，但把关注点过分聚焦在并非核心的维度上容易产生偏离，“马克思将注意力集中于人类社会是那个时代占主导地位的假设，而人们忽略了马克思理论中的生态维度”[2]（P69）。如果仅仅以“生态维度”作为一种焦点来对其中各种因素进行有机分析，同时又不把任何一个维度视为在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这种有机分析虽然可以清楚解释一些领域中的相互联系，却难以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事实上，不同时代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所产生的意识结构，使得每个时期促进发展的显性因素各不相同，但生产力的生态良性发展始终可以作为现存社会发展动力的基础与核心。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发展的原因之一是发展对于实现人类需要的满足是必须的[10]（P227）。生产力是否有可能以一种同时满足所有条件的方式发展，例如，降低生态影响的技术能否比现在的技术更少地异化，这些先决条件都是实现绿色发展的必经之路。所以，中国的绿色发展不能被有机马克思主义提出的“中国引领论”冲昏了头脑，绿色发展的核心始终不能偏离。
同样，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全世界范围，绿色发展都应该是一个历史过程，有机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把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理解为与自然相疏离，认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就是与自然的疏离史，这种疏离发展到工业文明导致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的不可持续，生态文明社会将是继工业文明社会后的人类历史发展的又一选择。这种对未来的期许并没有问题，但必须明确的是，工业文明并非是造成生态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绿色发展并不是?σ酝?任何一种发展方式的消灭和替代。历史上资本主义工业大发展是在农业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才出现的，绿色发展同样是基于传统发展方式的基本追求，是在生态层面超越传统发展方式的新型理念和一种价值追求的升华，已经完成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的转变，而不能简单理解为发展的过程就是需要保护生态环境，把保护环境当作实现某种目的的工具，更不能理解为发展就只是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发展的目的就是为了应对和解决生态危机。因此，对当下中国社会来说，绿色发展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理想的重要途径，而这种途径应建立在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和近代以来对现代化道路进行的无数探索的基础之上。
有机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强调实现绿色发展要开展以共同体为基础的有机教育，认为这种发展模式可以建立在类似传统自给自足发展的所谓“农庄共同体”之上。这样的绿色发展仿佛成了一种倒退回原有没有任何全球联系的、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时代的发展，这同样可能导致在生态维度上的理想乌托邦主义[11]。马克思在1853年致恩格斯的信中谈到自给自足的村社问题时认为，要想破坏“自给自足的性质，必须消灭古老的工业”[12]（P272）。显然，有机马克思主义发展观采用的文化嵌入视角拥有一定的普遍性，但仍然不能脱离具体的发展规律，也不能把发展目标定位为简单回到历史中某一具体阶段，而是要把生物当作在自身特定生态系统中活动的主体去理解，对一个国家或社会而言就包括其自身独特的历史、文化、语言、信仰、地理以及对未来的憧憬。因此，对有机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研究仍然需要回到经典马克思主义，将历史唯物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纳入进来[13]，以期真正成为对人类未来发展方式的一种探索，成为探索人类从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的建设性规划。总的来说，未来中国绿色发展理念应该是双向的、系统的、过程的，而不是机械的、单向的、个体的、决定论的，是需要具体结合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绿色发展实践的。
四、中国绿色发展实践对有机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超越
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的绿色发展，是以马克思主义生态与发展理论为基础，参考当今世界发展的主流特征，又融汇中国古代文明的新发展理念。相比于传统发展，绿色发展不再仅仅在发展方式上注重环境保护，减少污染物排放、减少废弃物产生和发展环境友好型产业。它是更为成熟的、不只为简单保护生态环境的提法，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涵盖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囊括进来，结合当下的社会发展实践来协调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个层面的一种全新看待发展的理念，是对有机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作为一种“可持续的、融入具体文化和历史的、建设性后现代的、基于过程思想的、根本性地本土化的、共同体取向的”[2]（P261）发展思想的超越。
（一）共同福祉：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在绿色发展中的回归
马克思恩格斯对待生态环境问题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认为社会共同价值观对社会发展有重要影响。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观对于中国社会当下发展的影响力大小，关系中国未来绿色发展的前途命运。当前中国社会还未真正形成实现绿色发展所需要的强大社会精神动力和国民素质支持，提出了需要对中国传统文化所追求的价值与目标高度凝练后纳入中国绿色发展实践的现实问题，这也是有机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强调实现“共同福祉”的过程。福祉是一个综合性概念，既要考虑心理感受，同时也要考虑经济、社会及其环境因素。近年来“福祉”一词频频出现在中国官方语言中，中国共产党也把“福祉”一词写进党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将其作为中国人民实现自己幸福生活的未来目标与承诺[14]（P109）。这是中国绿色发展理念对有机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在价值追求上的融合与超越，是对西方发展理念的东方阐释，也可以说是东方传统发展思想的西方回溯。总之，人类东西方文明依靠生态环境问题的“契机”重新交织在一起，是一种开启人类新文明形态的预示，走绿色发展道路既提升了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复兴的自信，又可以提升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自信。这些方面将是今后中国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重要生长点，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生态与发展问题上可以聚焦的重要突破口。
（二）整体视野：中国绿色发展的继承性与世界发展方式的多样性
中国对绿色发展内涵的拓展所包含的内容已经远远超过我们生存的物质条件。这种发展理念是将各种影响发展的因素纳入进来并考虑相互间的联系，包括马克思所称的作为“类存在”的我们与所处自然生态系统、社会体系之间的相互联系。只有如此，才能够有效回应环境危机时代对新的政治理论和政府作用所提出的新要求。由于中国的文化文明体系是长期延续发展而从未中断过的，这种强大的生命力的哲学解释本身就是一种过程哲学。研究绿色发展的“文化嵌入”不能单纯关注中国文化的力量，而忽视背后孕育这些文化的中国历史，尤其是需要联系和继承中国文明史、中国环境史等相关性研究。发展是有其自身规律的，绿色发展同样需要尊重这个国家的生态历史发展继承性，同时有面对世界发展方式多样性的自信。其一，承认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多种因素的相互联系，每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历史进程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其二，认识到绿色发展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其认识需要经历一定的从低到高的阶段，不能把当下的发展认识看作是终极真理；其三，认识到中国的绿色发展自身内部也是一个有机整体，不是抽象的发展理论原则，而是不同地区不同发展程度的具体化。
（三）关注平等：人民的绿色权利成为中国绿色发展归宿点
绿色发展的主体是人自身，如何在发展中维护人的权利是不能回避的问题。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绿色权利将成为一种新的人权，在阿里耶?奈尔的三种人权历史演进模型中，蓝色权利主要指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即个人自由权，是一种摆脱人身束缚与限制的自由；红色权利主要指经济和社会权利，更侧重生活质量；绿色权利是集体人权，诸如和平权、后代人的生存权、发展权、环境权。这三种人权相辅相成，其历史演进为我们理解权利话语提供了一种理想方式。发展绿色权利是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一步，其不仅关注所有人的生活质量，而且还考虑到人之外的其他生物的生存。正像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不能完全以不受限制的放任自由为基础一样，发展绿色权利就是要超越蓝色权利观和红色权利观的局限。目前，随着绿色权利意识的觉醒，社会发展理论逐渐向全面的思维模式转变。中国需要将健康环境权与和平权等核心有机价值观融入经济和社会权利中，在类似“绿色发展指数”等绿色发展科学评价体系之中将其考虑进去，使增加和维护人民的绿色权利成为中国绿色发展归宿点，这就是“当人们用绿色权利框架去思考问题时，就超越了现代个人主义，走向以共同体为基础的建设性后现代思维”[2]（P125）。
（四）共同体建设：推动地球绿色共同体建设的中国力量
绿色发展融入有机哲学代表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为了“共同福祉”是对个人主义视角的微小修正，正如绿色权利可以比红色权利更有助于开阔人们的视野，使其超越个人私利，达到社会和地球相互关联的境界。“任何人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每个人的生活将影响到包括人类和非人类在内的一切生命体的生活质量，作为生态文明之基础的‘绿色思维’是人类思想的革命性变革，它代表人类社会思想演进的未来走向”[2]（P127）。这种“绿色思维”可以使对绿色发展的传统认识突破“非此即彼”的思维局限，把其看成是一个历史阶段的发展过程。中国绿色发展也需要建设这样一种绿色共同体，并对未来这种共同体设计美好蓝图：在这样一个世界，当他或她向一个特定的家庭共同体负责时，每一个世界公民也都会对共同体的其他人负责，“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对生命的地球共同体负责”[2]（P149）。绿色发展最终就是把注意力从个人主义转移到共同体主义上，其基本精神既是一种类似于马克思主义预言的未来共产主义的美好蓝图，也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对未来“大同”社会、“平天下”的理想设计相符合。
【关键词】全寿命周期；绿色建筑设计；研究
绿色建筑一方面具备传统建筑结构的功能性和实用性，另一方面又有效兼顾了建筑与环境之间的关联性，达到了建筑与环境的和谐共存。在绿色建筑设计领域，要提高设计质量，除了要注重具体的设计方法及程序外，还要以全寿命周期理论作为指导，全面评价绿色建筑在设计、施工、使用等环节对能源及环境施加的影响。
一、全寿命周期理论概述及全寿命周期理论下绿色建筑设计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一）全寿命周期理论及绿色建筑的基本含义
全寿命周期涵盖了产品从生产、制作、使用、终止等各环节要素，是基于产品整个生命流程的一种理念。全寿命周期与绿色建筑加以结合，就是指绿色建筑在设计规划、建设施工、建筑运行到后期拆除等一系列环节的时间周期。绿色建筑高于节能建筑这一概念范畴，是以建筑全局为主的，把握建筑能源消耗各个节点，以此为根据，采用各类新工艺、新设备及新材料建造而成的新型建筑形式[1]。
（二）全寿命周期理论下绿色建筑设计应遵循的原则分析
全寿命周期理论下，绿色建筑设计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有如下几方面：1.功能适用性。绿色建筑设计中的功能适应性指的是建筑物在物理特性、结构构成、环境利用、视觉营造等方面都要具备相应的实用性及灵活性，使绿色建筑兼顾传统建筑形式的一般功能。2.技术性。全寿命周期涵盖了建筑物使用的各个环节，因此，在绿色建筑设计中，应在其每一阶段保障绿色建筑具备较高的技术性，以便使绿色建筑能够从整体上发挥其独特性能。3.协调性。全寿命周期下绿色建筑的协调性，主要侧重指建筑物要在能源节约、环境保护、建筑生态等各方面趋于协调，秉持能耗最少、资源充分利用、环境负荷及受损最小等理念，采用如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源利用率，合理使用土地及水源，减少环境污染物排放，从而使绿色建筑达到材料、技术与环境的协调，进而优化绿色建筑在各个寿命周期内耗费的成本费用。
二、全寿命周期理论下绿色建筑设计的流程方法
在全寿命周期理论下，绿色建筑设计的流程方法主要包含了设计构思、方案制定、设计改进、方案确定等环节的内容，这些内容彼此存在着一定的交互性和制约性，共同构成了一个层层递进，信息交换频繁的设计系统[2]。
（一）确定绿色建筑设计的基本目标
在全寿命周期理论范畴内开展绿色建筑设计，需要对设计目标加以明确，在众多设计目标中，生态性、环保性及可持续发展应作为绿色建筑设计的基本目标，在此基础上，结合绿色建筑的实际需求及具体类型，再添加其他的设计目标及设计要求。绿色建筑设计基本目标体现出了绿色建筑设计的总体方向，在全寿命周期理论下的绿色建筑设计中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
（二）形成绿色建筑设计的初期方案
在确定出绿色建筑设计的基本目标后，绿色建筑设计人员应发挥其创新思维，采用功能分析等方法，形成绿色建筑设计初期方案。在绿色建筑设计初期方案形成过程中，其构思结果既可以以思维架构的形式存在，也可以具化为设计概念图。在绿色建筑初期设计这一环节，在确保设计思维理念与设计草图满足绿色建筑设计目标的基础上，可以秉持多多益善的设计思路，罗列出多种设计方案，以便于后期遴选。
（三）确定绿色建筑设计的具体方案及后备方案
在这一设计流程中，要在遵循全寿命周期理论下绿色建筑设计基本原则的基础之上，着力采用先进的设计方法及工具，将绿色建筑设计的初期方案加以细致化具体化。例如，绿色建筑设计初期方案中涉及到的建筑材料使用、建筑结构确定、建筑构造方案、建筑施工流程步骤、建筑系统构成等各方面都要形成具体的方案及后备方案，从而从整体上提高绿色建筑设计的质量。
（四）运用全寿命周期理论，评价绿色建筑设计方案
在制定出绿色建筑设计的具体方案及后备方案后，要对设计方案加以评价及优化。事实上，绿色建筑设计方案与传统建筑设计方案一样，其设计流程本身就带有极强的综合性和系统性，需要在设计的过程中及后期阶段对其加以评估优化，以提高建筑设计方案的科学性和实效性[3]。
建筑设计中的全寿命周期理论涵盖了建筑设计的各个流程及环节，采用全寿命周期理论，可以对绿色建筑设计方案的优劣加以细致评价，其实施的方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对绿色建筑设计的各类信息加以汇总，结合绿色建筑设计的基本原则及基本目标划分出绿色建筑设计的评价要素。在评价要素的确定上应涵盖绿色建筑的主要评价因素，如建筑能耗，环保性能等，以提高评价的针对性。2.对绿色建筑的相关指标数据加以提取，并进行量化分析。在这一环节，可以借助于统计及数学理论，通过建立数据矩阵及模型的方式实施。3.通过运用相应的评价方法，做出整体评价。在评价方法上可以综合运用数据调查法、判断矩形法等方法对绿色建筑设计的众方案进行全寿命周期评价，得出最终评价结论。
（四）筛选得出绿色建筑最佳设计方案
通过以上设计流程及方法，借助评价模型及全寿命周期理论，可以对绿色建筑设计方案及后备方案加以全面分析评价，得出最终的评价结果。其评价内容及侧重点主要围绕绿色建筑设计方案的生态性、经济性等因素。绿色建筑设计人员在对评价结果进行汇总比较后，一方面可以根据得出的评价结果对相应的建筑设计方案加以完善优化，另一方面可以参考评价模型给出的建议，选取最符合全寿命周期理论要求的设计方案，从而完成绿色建筑设计的总流程。
结语：
全寿命周期理论下的绿色建筑设计，一方面要遵循相应的设计原则，另一方面要通过有效的分析及评价手段，对设计方案的科学性、经济性加以评估，从而设计出符合全寿命周期理论要求的，兼具功能性、环保性、经济性的绿色建筑，保障绿色建筑的持续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 祝昌桥.从绿色建筑的经济性应用于建筑设计理论探究[J].建筑工程技术与设计，2014，（6）：1009.
[2] 姜帆.全寿命周期成本视角下的绿色建筑经济效益分析[J].建筑经济，2014，（12）：102-1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