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类大学生社会实践论文
一、艺术类大学生社会实践的现状分析
许多高校没有把大学生社会实践纳入学校的教育管理体系中，缺乏相关的制度保障，只是简单停留在单纯组织开展的层次上，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积极性、主动性不高，只是被动接受；而由于缺乏统一部署，脱离了与专业教育的结合，学生在实践中无法获得专业学习，也起不到服务地方的作用，无法与实践单位有效融合，普遍存在应付敷衍的现象。同时，由于缺乏统一规划，高校普遍未对社会实践进行经费投入，而艺术类大学生的实践活动由于需要相关原料、器材（美术类需要颜料等，而音乐类需要乐器等）的投入，经费往往较高，许多学生也不得不放弃某些社会实践活动。
二、艺术类大学生社会实践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实效性建议
大学生社会实践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环节，是充分利用学校资源，发挥专业优势，结合地方事业需要，帮助学生长才干、长见识的重要手段。艺术来源于生活，最终也要回归生活，服务于社会，因此，对于艺术类大学生来说，有效的社会实践尤显重要。艺术类高校对待社会实践应当提高思想认识，进行统一部署，将社会实践纳入教学规划，不断完善组织形式、丰富实践内容、打造专业指导教师队伍、建立稳定专业实践基地，并及时交流总结评价，引导社会实践向更深层次、更高质量迈进，扎实提高社会实践的实效性。
（一）将社会实践纳入教学规划，完成相关制度保障
将社会实践纳入教学计划，使之成为必修环节列入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完善社会实践课程和大纲，突出艺术专业特点，从社会需求的角度出发，建立大学生社会实践学分制度，从制度上确定社会实践地位，使之成为人才培养的一项常态工作。完善教师评价、考核体系，充分调动专业教师的积极性，促进专业教师和思政教师（辅导员）的有效配合，比如，将参与、指导社会实践作为评优的参考依据，有效核定工作量并采取相应奖励措施，切实提高专业教师参与社会实践的积极性、主动性。
（二）成立学校层面的领导机构，充分整合各方资源
学校应当成立社会实践领导小组，提高认识，改变以往社会实践单一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思想，统筹学校整体资源，统一制订社会实践方案，如，进行实践基地建设、专业师资队伍打造、基金投入使用及配套措施等，从而做到从艺术学科的专业特点出发，构建起适应学生需求与发展的社会实践体系，从而实现社会实践与专业教育的有机融合，提高社会实践的实效。
（三）增强艺术类大学生社会实践与专业有效结合的关键环节
1.结合专业、需求策划社会实践主题“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增强艺社会实践的实效性，首先在于课题的选择、计划。艺术类大学生的社会实践要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必须突出艺术的专业特点，寻找符合地方实际需求，进行策划选题，提前做好活动计划。因此，在进行实践活动选题时就要从实际出发，做具体分析，寻找社会实践活动、艺术与社会需求三者的结合点。可以由专业指导教师直接根据社会实践具体要求和地方需求，结合学生所学艺术专业特点，设计社会实践的多个课题以供学生参考和选择，提高学生的参与度、积极性，有的放矢地设计选题。
2.建立专业社会实践基地和团队 学校还应积极为社会实践搭建平台，联系政府部门或者相关机构，为学生提高实践创新能力搭建平台，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建立专门社会实践基地。通过社会实践，可以让艺术类大学生体会到所学知识的实践价值，激发学生的艺术创作热情，认识到艺术回归生活的价值，让学生在参与实践活动的过程中感受到艺术魅力，加深对艺术更深层次的理解和掌握。社会实践团队的建设是保证活动实效性、长期性和影响力的基础，因此，学校和学院必须努力建立稳定的社会实践教师指导团队，这样才能在学生中产生较强的影响力，形成文化氛围，实现稳定性、长期性。
城市化进程中边疆地区民族问题治理/高永久，秦伟江//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1~5
从构建“和谐社会”到共建“和谐世界”：构建中国民族理论话语体系研究之五/黄仲盈//广西民族研究.-2011，⑵.-24~30
从自由到自决：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于福坚//广西民族研究.-2011，⑵.-31~39
促进法兰西民族走向统一的有利条件/陈玉瑶//世界民族.-2011，⑵.-67~75
俄国泛突厥主义研究/张来仪//世界民族.-2011，⑵.-30~39
共同地域的演化与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渊源/何淑涛//黑龙江民族丛刊.-2011，⑵.-16~19
关于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员权益保障的思考/王飞，吴大华//贵州民族研究.-2011，⑴.-9~12
关于黑龙江省少数民族文化工作的研析与思考/井方，吴瑶//黑龙江民族丛刊.-2011，⑵.-99~109
后冷战时期欧洲少数民族保护机制的特点及不足/焦传凯//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⑷.-6~11
“后体系时代”民族自治立法创新研究：以四川省民族自治立法为实证/陈云霞//贵州民族研究.-2011，⑵.-6~12
论美国非洲裔的历史文化及其保护/施琳，蔡柳青//黑龙江民族丛刊.-2011，⑵.-120~126
论民族问题的文化化和法治化：我国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反思、改革与完善/刘东亮//广西民族研究.-2011，⑵.-1~16
论欧洲民族主义形成过程的三个阶段/张涛华//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11，⑵.-33~37
民族变迁与政策转型：以城市化背景下东北少数民族的发展变迁为例/卢守亭//黑龙江民族丛刊.-2011，⑵.-20~24
民族地区政策稳定理论探析：内涵、特征与影响因素/左宏愿//广西民族研究.-2011，⑵.-17~23
民族概念：民族纲领政策的理论基础：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民族理论系列论文之二/金炳镐，孙军//黑龙江民族丛刊.-2011，⑵.-1~5
民族关系评估与检测-预警管理信息系统的构建/阎耀军，吴中元，朱吉宁//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18~23
民族关系特征：民族和谐社会建设的理论指导：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民族理论系列论文之四/陈丽明，金浩//黑龙江民族丛刊.-2011，⑵.-11~15
民族聚居区域行政法的特点与策略/韩舸友//贵州民族研究.-2011，⑵.-1~5
民族利益协调：国家的抉择/常开霞//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5~10
民族问题概念：民族工作的理论依据：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民族理论系列论文之三/裴圣愚，秉浩//黑龙江民族丛刊.-2011，⑵.-6~10
欧洲非政府组织与欧盟少数民族问题治理/赵纪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⑷.-12~17
欧洲一体化：区域民族主义与国家民族主义的交织/田烨//世界民族.-2011，⑵.-1~8
浅析现阶段“民族融合”观点的社会影响/文妮，肖锐，陈永亮//黑龙江民族丛刊.-2011，⑵.-25~28
“少数民族”概念的产生与早期演变：从1905年到1937年/杨思机//民族研究.-2011，⑶.-1~11
涉及民族因素的突发处置行动逻辑研究/张成//贵州民族研究.-2011，⑴.-5~8
试析法国遣返罗姆人事件与法国的单一民族国策之关系/叶江//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⑷.-1~5
试析美国“熔炉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悖论/姚建军//世界民族.-2011，⑵.-40~44
我国散杂居民族政策的主要内容及特点/李安辉//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30~33
西部大开发中民族意识变迁与政治稳定的关系探讨/杨沛艳//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⑷.-26~29
二、理论综述
表述问题：文学人类学的起点和核心：为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第五届年会而作/徐新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⑴.-149~154
“表演理论”之后的民俗学：“文化研究”或“后民俗学”/王杰文//民俗研究.-2011，⑴.-33~46
朝圣与族性差异：对特纳“交融”概念的省思/石峰//世界民族.-2011，⑶.-36~41
纯粹的卡里斯玛及其传导性：当代康区及果洛地区藏传佛教转世喇嘛的心景/郁丹//西北民族研究.-2011，⑵.-34~44
从“人民”论卢梭的民族主义理论/张宝梅//世界民族.-2011，⑵.-88~94
从“文本中心”到“文本探索”：文学人类学研究范式探讨/王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⑴.-160~165
从信仰到信：美国民俗学的民间宗教研究/彭牧//民俗研究.-2011，⑴.-47~66
从“学术浪子”到“学术带头人”：访厦门大学彭兆荣教授/徐杰舜问；彭兆荣答//青海民族研究.-2011，⑵.-12~17
从政治伦理学到历史民族志：访著名人类学学者张佩国教授/徐晶，谢杲馥问；张佩国答//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22~27
“diaspora”的译法和界定探析/汪金国，王志远//世界民族.-2011，⑵.-55~60
多民族村落族群认同的原生特点与现代构建：以甘肃甘南夏河县桑曲塘村为例/徐黎丽，孟永强//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109~116
反思与重构：论“主体民族志”/朱炳祥//民族研究.-2011，⑶.-12~24
拂去历史尘埃，重现始祖灵光：“壮族始祖布洛陀”编造说辩证/覃彩銮//广西民族研究.-2011，⑵.-82~88
广征语言事实，阐发奥义于微末：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五十九/何彦诚问；李锦芳答//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47~54
“魁阁”和“边疆人文研究室”之比较/杨绍军//贵州民族研究.-2011，⑴.-109~115
回归“原生态”反思：从洞经音乐到侬人古乐/罗彩娟//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⑴.-26~32
历史之维与生命之维：“原生态文化”的双重视野：以“侗族大歌”的入世为例/徐新建//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⑴.-14~17
理解费孝通的一种新路径：从费孝通的亲迎“三区论”谈起/赵旭东，齐钊//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89~97
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研究理路探析/王伟涛//世界民族.-2011，⑶.-42~47
旅游发展与边疆的去边缘化/孙九霞//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6~11
论当代中国文化人类学的发展趋势/瞿明安//广西民族研究.-2011，⑵.-47~52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本真性”的评估标准：以赫哲族“伊玛堪”为例/韩成艳//贵州民族研究.-2011，⑵.-52~57
论跨界民族文化认同及其现代建构/雷勇//世界民族.-2011，⑵.-9~14
论文化生态的变迁与民间文艺存在和发展的新趋向/欧宗启//贵州民族研究.-2011，⑴.-34~39
论西南少数民族村寨中的“文化空间”/余压芳，刘建浩//贵州民族研究.-2011，⑵.-32~35
民俗学中的“母题”概念及对母题索引的检讨/张成富//民俗研究.-2011，⑴.-125~138
民族旅游内在矛盾与民族旅游规划管理研究：以湖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旅游业为例/马晓京//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34~39
模式与互动：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中的几个问题/马伟华//广西民族研究.-2011，⑵.-53~57
欧洲中世纪到近现代“民族”概念的演变与启示/唐书明，唐学敏//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11，⑵.-47~52
评议“离农”“为农”争论：教育人类学视角的农村教育/庄孔韶，王媛//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79~83
亲迎“三区论”的知识社会学分析：对费孝通研究的一个补充/赵旭东，齐钊//西北民族研究.-2011，⑵.-145~158
人类学对非洲的发现与重现/马燕坤//世界民族.-2011，⑵.-50~54
人类学视野中的民族医学疗效评价/张有春//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50~56
少数民族华侨华人与跨界民族区别刍议/黄文波//广西民族研究.-2011，⑵.-78~82
社会记忆研究：从“集体记忆”到记忆实践的历史社会学/杰弗瑞•奥利克，乔伊斯•罗宾斯著；周云水编译//思想战线.-2011，⑶.-9~16
神圣与世俗的通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悖论性抉择/吕俊彪//思想战线.-2011，⑶.-90~93
《史记》书写范式与民族志书写的本土化/吴宗杰，余华//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⑴.-70~77
试论人类学理论中“结构-能动性”的对立与接合/李旭//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108~112
数字传承人：一类遗产表述与生产的新型主体/阮艳萍//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50~54
孙作云图腾神话研究解析/朱仙林//民族艺术研究.-2011，⑵.-61~69
所谓“海外民族志”/王铭铭//西北民族研究.-2011，⑵.-116~129
特约稿：陕甘宁青新文化厅官员与专家千字文笔谈《非遗法》的实施/蒋惠莉，王兰玲，陶雨芳，吕霞，韩子勇，朝戈金，乌丙安，刘锡诚，董晓萍，祁庆富//西北民族研究.-2011，⑵.-5~20
外部利益相关者视角下的族群文化原真性研究：以从江岜沙苗族为例/孙九霞//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⑴.-18~25
文化研究与人类学的探索/【日】长谷川清//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62~67
文学人类学：探寻文化表述的多重视野/叶舒宪//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⑴.-166~171
文学与学文：一个比较文化的视野/彭兆荣//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⑴.-155~159
西方后马克思主义人类学转向/巴胜超//世界民族.-2011，⑵.-45~49
寻找“民俗的意义”：阿兰•邓迪斯与理查德•鲍曼的学术论争/王杰文//西北民族研究.-2011，⑵.-205~211
也谈民族文化的创新/杨昌儒//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11，⑵.-53~58
一个家乡人类学者的实践与思考/韩敏//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55~61
仪式、权利与族群认同的建构：中国西南部一个京族村庄的个案研究/吕俊彪//广西民族研究.-2011，⑵.-58~63
遗产旅游与乡土社会：关于灵渠文化遗产的旅游人类学研究/周大鸣，石伟//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72~78
语境、过程、表演者与朝向当下的民俗学：表演理论与中国民俗学的当代转型/杨利慧//民俗研究.-2011，⑴.-7~32
原生态文化与中国传统/徐杰舜，梁枢，郑杭生，等//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⑴.-2~13
中国旅游人类学的兴起/【美】纳尔逊•格雷本，金露著；金露译//青海民族研究.-2011，⑵.-1~11
中国人类学电影创作实践历程与革新/侯小琴//黑龙江民族丛刊.-2011，⑵.-114~119
壮族布洛陀神话破除中国无创世体系神话的旧说/潘其旭//广西民族研究.-2011，⑵.-89~99
做原生态民族文化的呵护人：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五十八/李盎问；曾羽答//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⑴.-33~35
三、社会、文化及其变迁
白银锡勒牧场上的人-草-畜/赛汉，张海洋//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35~39
保护瑶族乡村盘王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和策略：以恭城瑶族自治县西岭乡新和村盘王节为例/毛汉领，陆叶//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104~108
被压抑的现代性：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困境/潘泽泉//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⑴.-57~63
边疆、道德、治理：以感染性疾病的控制为例/邵京//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12~22
表演理论视角下的郭德刚相声：个案研究与理论反思/祝鹏程//民俗研究.-2011，⑴.-67~81
城市少数民族社区改造：基于空间意义的模式分析/陈云//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29~32
重庆蒙古族来源及其社会文化/王希辉//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54~59
从“洪水型”神话看老挝老龙族与壮族的文化渊源/韦琴//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140~143，158
从“候鸟”到“留鸟”：论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李林凤//贵州民族研究.-2011，⑵.-13~19
从日常生活视角看烟台营子村蒙古族族群认同的多重表述/王志清//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47~51
从屯堡发生学看社会如何可能/孙兆霞，张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9~15
“大禹治水”文化内涵的人类学解析/汤夺先，张莉曼//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10~13
傣族剪纸：活色生香的民间艺术/王艳琦//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51~55
当代八坊回族妇女嫁衣的人类学考察/苏静//西北民族研究.-2011，⑵.-110~115
地域社会的构成：整体论的视角：以摩哈苴彝族村和周城白族村为例/朱炳祥//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1~9
滇东南边疆苗族婚姻习俗探究：以麻栗坡县董干镇马崩村的调查为中心/田景春//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1，⑸.-62~68
滇越边民跨国流动与社会稳定研究：基于国家、地方与边民的视角/谷家荣//广西民族研究.-2011，⑵.-64~71
滇越铁路对沿线彝族社会文化的影响/杨甫旺，李娜//贵州民族研究.-2011，⑵.-46~51
侗族口传文学的传承机制研究/郎雅娟//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11，⑵.-20~24
侗族“萨神”与原始“礼”制比较研究/龙耀宏//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11，⑵.-1~6
侗族戏剧审美人类学研究/黄守斌，周帆//贵州民族研究.-2011，⑵.-42~45
都市回族社区的历史变迁：以镇江杨家门社区为例/杨荣斌，马一//贵州民族研究.-2011，⑴.-70~73
风水与坟业的历史民族志：清代光绪十八年绩溪司马墓“盗葬案”探析/张佩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1~8
符号动员与景观再造：旅游情景下的“抗倭历史名城”打造/林敏霞//青海民族研究.-2011，⑵.-30~34
福建宁化夏坊“游傩”研究：一项客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张桃//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74~78
复合文化：基督教背景下的彝族文化变迁/黄瑾//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11，⑵.-67~71
改土归流后移民家族的建构及其意义：以湖南永顺县青龙村林氏为例/瞿州莲//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117~122
甘南藏族家族结构研究：基于卓尼藏族民间组织沙尼与汉族家族比较的视角/谢冰雪//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73~77
贵州“里民人”探寻/王献军//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46~49
锅庄石信仰、房名与藏区社会组织的变迁：以川西鱼通地区为例/郭建勋//青海民族研究.-2011，⑵.-116~121
黑龙江省柯尔克孜族历史文化特征研究/吴占柱//黑龙江民族丛刊.-2011，⑵.-95~98
黄道婆籍贯之争的人类学思考/谭晓静//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65~68
回族农民工市民化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对宁夏回族农民工的抽样调查/马金龙，李录堂，李莉//西北民族研究.-2011，⑵.-77~81
集体仪式传承和变迁的多重动力：当代黔中屯堡地区“抬江会”活动的田野考察/王青梅，刘铁梁//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16~21
家庭视角下的“农民工”回流行为研究/郭云涛//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⑴.-36~41
建构传统：牧民社会时间的释义：以内蒙古那日苏嘎查蒙古族牧民为中心/宋小飞//民俗研究.-2011，⑴.-162~170
建筑人类学视野下的侗族建筑/向同明//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11，⑵.-15~19
景观意识“内”“外”眼光的聚焦与融合：以云南迪庆州茨中村的葡萄园与葡萄酒酿制为例/郑向春//青海民族研究.-2011，⑵.-18~23
居住空间的文化建构：白马藏族房屋变迁的个案分析/刘志扬//民族研究.-2011，⑶.-25~34
空间、家屋与人观：以关中邓村为例/董敬畏//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119~124
苦聪人文化适应性的社会心理研究/李春忠，罗承松//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11，⑵.-78~80
跨国通婚、信仰与秩序：义乌穆斯林跨国通婚研究/马艳//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28~35
跨境橡胶种植对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影响：以中老边境两个哈尼族（阿卡人）村寨为例/马炜，张雨龙//思想战线.-2011，⑶.-17~21
旅游背景下族群内部关系变迁的实证研究：以“五落钟离山”为例/莫代山//黑龙江民族丛刊.-2011，⑵.-139~142
旅游地空间话语的社会建构：以世界遗产地西递村为例/张骁鸣//思想战线.-2011，⑶.-99~105
旅游发展与民族村落社会变迁：基于鄂西神农溪景区罗坪村的调查/吴爱华//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14~17
旅游吸引物符号建构的人类学解析：以“神秘湘西”、“神秘文化”为例/赵玉燕//广西民族研究.-2011，⑵.-184~189
旅游业的“意外”产物：对一起网络事件的民族志分析/苏敏//西北民族研究.-2011，⑵.-82~92
论傣族节日庆典与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关系/吴之清//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47~50
论侗族传统择偶习俗的文化意义/龙昭宝，梁思娥//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11，⑵.-25~28
论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的社会控制功能及启示：以景颇族为例/赵天宝//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103~107
论台湾原住民的书写策略：从文化符号学的角度观察/彭佳//青海民族研究.-2011，⑵.-35~39
论藏族饮茶习俗的形成及其特点/罗桑开珠//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85~90
论纸马的信仰背景与艺术基础/陶思炎//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84~88
密枝节祭祀起源模式与话语维护/宁智锋//贵州民族研究.-2011，⑴.-28~33
缅甸与泰国跨国民族的种类、分布和人口/赵永胜//世界民族.-2011，⑵.-82~87
庙会组织与民族国家的地方社会：妙峰山庙会的公民结社/王立阳//民俗研究.-2011，⑴.-139~161
苗疆再造与改土归流：从张中奎的博士论文说起/徐新建//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37~41
民国时期回族社团组织及功能研究/丁明俊//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19~30
民国时期“康西”边缘的“汉人社会”：以工布江达一地为中心/王川//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⑴.-30~38
民国时期理番四土、五屯之社会文化研究与实践/王田//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⑴.-39~45
民俗文化村的文化表演：以生态人类学的视角分析/潘峰//西北民族研究.-2011，⑵.-93~100
民族英雄评价问题学术讨论/赵永春，孙婉婷//黑龙江民族丛刊.-2011，⑵.-65~73
仫佬族民歌的类型、功能及意义/滕志朋，刘开娥，莫秋//广西民族研究.-2011，⑵.-72~77
内格斯尔而外关公：关公信仰在蒙古地区/陈岗龙//民族艺术研究.-2011，⑵.-56~60
宁夏农村回汉族际通婚调查分析：以平罗县城关镇为例/何粉霞//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36~40
普米族白石崇拜的文化解读/奔厦，泽米//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40~46
羌族地区城镇变迁述论/陈松，黄辛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⑷.-44~48
清代新疆汉民族移民社区的信仰和日常生活/王志强//青海民族研究.-2011，⑵.-94~98
箐苗“祭山”仪式的现象与思考：六枝县梭嘎乡补空寨个案调查/徐小明//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11，⑵.-63~66
人类学视野下的水族稻田祭祀仪式舞蹈文化解读/欧光艳//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38~41
日常生活视野中的农区蒙古族族群认同与少数民族村落文化建设：以烟台营子村为个案/王志清//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60~65
三洞水族使用巫术的原因初探/张振江，苏慕烽//思想战线.-2011，⑶.-22~26
散杂居民族“同而不化”的策略性应对：基于湖北省鹤峰县三家台村蒙古族的人类学考察/沈再新，唐胡浩//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24~28
山地民族农耕模式与生态适应：基于对怒江峡谷秋那桶村的田野研究/温士贤//黑龙江民族丛刊.-2011，⑵.-52~56
山区农村聚落的布局与空间组织：以贵州西江千户苗寨为例/曹雪//贵州民族研究.-2011，⑴.-20~22
“商人型教士”的新型宗教：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在滇西北的早期活动（1846-1865）/【法】施帝恩著；尼玛扎西，刘源译；彭文斌校//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⑴.-46~56
少数民族文化在主客位视野中的差异及其原因分析：以那坡县壮族“敏”支系传统文化为个案研究/陆潇玲//广西民族研究.-2011，⑵.-117~122
社会关系网络与农民工投资型输出：以佛山“攸县人”挖机经济为例/周大鸣，刘玉萍//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⑴.-42~48
社会秩序理念下对侗族村寨孝养关系的思考：以贵州从江县下江镇平寨为例/高法成//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78~81
社神崇拜与社区重构：对中山市小揽镇永宁社区个案考察/李翠玲//民俗研究.-2011，⑴.-171~186
生存的策略：青海河南蒙古族“藏化”现象的探讨/林冠群//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57~66
试论安多地区多元文化共生格局的特点及其发展趋势/贾伟，李臣玲，王淑婕//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56~60
试议“西北民族走廊”的范围和地理特点/秦永章//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7~72
试析寺院社会化管理及得失：以青海省推动藏传佛教寺院社会化管理之实践为例/华热，多杰//青海民族研究.-2011，⑵.-146~151
苏尼/嫫尼与彝族历史及其研究/罗庆春，李春霞//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125~130
土家族梯玛还愿仪式研究/谭志满//黑龙江民族丛刊.-2011，⑵.-127~130
土族的“班斯纳得那”研究/杨卫//西北民族研究.-2011，⑵.-198~204
佤族国家认同的历程、现状与挑战/陈晓婧//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52~57
外来语言与山区少数民族：以广西龙胜瑶族D村为例/刘丽敏//青海民族研究.-2011，⑵.-40~43
维吾尔族农民在京、津两地生活适应度的调查/阿布都热西提•基力力//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63~68
无文字族群宇宙观念的身体表述：嘉绒跳锅庄的文学人类学阐释/李菲//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97~102
武婆信仰与桂林区域社会变迁/胡小安//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⑴.-78~84
西南地区传统银饰工艺与族群的关系/张建世//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46~49
习惯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周真刚//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48~53
信仰•禁忌•仪式：壮族经布洛陀的审美人类学发微/王敦//广西民族研究.-2011，⑵.-108~116
新疆城镇发展和双语教育的进程：南疆地区两个专题调研报告/马戎//西北民族研究.-2011，⑵.-159~172
象征人类学视野下的彝族丧葬仪式研究：以成宁县浆子林村为例/余舒//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42~47
“言出必中”赛“神仙”：汉藏“梦先生”故事比较研究/林继富，查斌//民俗研究.-2011，⑴.-105~124
艺能之思绪尽可录制吗？：以日本冲绳民乐团体纪录片为例/【日】寿田吉孝著；姜娜译；韩敏校//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69~71
彝族丧葬仪式的象征意义分析/余舒//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11，⑵.-81~85
优势视角：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服务实证研究/刘建民//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⑴.-64~69
有关壮族年龄组（朋友）的考察/【日】田诚之//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⑴.-85~92
“玉器时代”的国际视野与文明起源研究：唯中国人爱玉说献疑/叶舒宪//民族艺术研究.-2011，⑵.-31~41
渔民春节祭祖与宗族聚合：以鲁南微山湖区为中心/余康乐，刘星//民俗研究.-2011，⑴.-187~202
源于自然审美的哈尼族服饰生态文化/袁爱莉//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56~59
云南纳家营回族生存智慧的政治人类学解读/李春红//云南社会科学.-2011，⑶.-68~72
藏传佛教金刚法舞面具的制作、分类及其宗教内涵之研究/才让//西北民族研究.-2011，⑵.-21~33
中国古典园林景观的意义和旅游价值/罗树杰//青海民族研究.-2011，⑵.-24~29
中国西南古代氐羌民族的融合与分化规律探析/王文光，段丽波//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32~34
中日端午民俗文化比较/武宇林//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58~62
珠三角“村改居”与反城市化现象探析/李翠玲//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129~135
壮剧与民俗文化/陈丽琴//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136~139
壮族人文始祖布洛陀信仰的传承与重构/覃丽丹//广西民族研究.-2011，⑵.-100~107
族际通婚与族群关系：潭溪土家族的实证研究/陈心林//贵州民族研究.-2011，⑴.-23~27
四、女性问题研究
北京回族女性的文化传承与变迁：以北京牛街李家为个案/【泰国】纳静安//西北民族研究.-2011，⑵.-58~67
玻璃天花板下的守望：A大学女教师工作满意度研究/赵叶珠//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73~77
从服饰色彩的变迁看中国女性自我意识的转变/王晶，刘彦//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68~72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水利建设运动中的女性：以福建省惠安女水库为例/杨齐福，汪炜伟//妇女研究论丛.-2011，⑶.-69~75，82
关于媒介素养教育作为性别平等倡导战略的研究/卜卫//妇女研究论丛.-2011，⑶.-5~12
教育增权与撒拉族农村妇女发展/闫丽娟，李强//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50~55
科技领域女性高层人才成长状况与发展对策：基于五省市定性调查研究报告/全国妇联课题组//妇女研究论丛.-2011，⑶.-31~38
农村回族女性教育状况的调查与思考：以宁夏泾源县黄花乡为例/江晓红//云南社会科学.-2011，⑶.-82~85
女性高层次人才的社会排斥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福建省的调查/徐延辉，熊欢//妇女研究论丛.-2011，⑶.-39~47
女性在科学实验工作中地位与作用的社会性别研究/宋琳//妇女研究论丛.-2011，⑶.-48~53
社会性别主流化框架下德国女性主义语言政策/张智，孔德明//妇女研究论丛.-2011，⑶.-96~100
守贞节是妇女的文化宿命吗？：关于近期有关事件引发的文化与妇女性权力的讨论/李银河，等//妇女研究论丛.-2011，⑶.-60~68
她/他们为什么赞成或反对同龄退休？：对选择退休年龄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刘伯红，郭砾，郝蕊//妇女研究论丛.-2011，⑶.-22~30，47
性别与城市社区安全：“低阶政治”视域中的女性参与/郭夏娟//妇女研究论丛.-2011，⑶.-13~21
以社会性别视角审视法律以法律推进保障性别平等：《中华女子学院学报》“女性与法律”栏目15周年回眸/周应江//妇女研究论丛.-2011，⑶.-101~107
云南民族民间文学“夫妇”叙事的女性倾向/刘红//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⑶.-134~138
五、研究动态与书评
读哈布瓦赫的《论集体记忆》/罗杨//西北民族研究.-2011，⑵.-190~194
读莫斯《献祭的性质与功能》/龙飞俊//西北民族研究.-2011，⑵.-185~190
21世纪以来我国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变迁研究综述/李技文//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11，⑵.-72~77
黑龙江柯尔克孜族研究概述/波•少布//黑龙江民族丛刊.-2011，⑵.-89~94
接近“他（她）”的生活：读《中国音乐家的生活》/李娟//西北民族研究.-2011，⑵.-173~178
近二十年民族分离主义研究述评/张建军//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40~45
近三十年国外民族政策研究简述/哈正利//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34~39
近30年中国医学人类学研究回顾与反思/徐义强//思想战线.-2011，⑶.-124~130
镜中镜：读《列维-斯特劳斯：人类学与美学》/冯莎//西北民族研究.-2011，⑵.-178~185
旅游与民族地区社会文化变迁研究评述/刘安全//贵州民族研究.-2011，⑴.-65~69
时间就是社会：在历史人类学的脉络中解读《传统的发明》/常海燕//西北民族研究.-2011，⑵.-194~197
田野调查，立身之本：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第五届研究生论坛会议综述/罗红波//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⑵.-98~103
田野、理论、方法：中法人类学与社会科学对话学术研讨会纪要/刘宏涛//民族研究.-2011，⑶.-106~107
仪式的谱系与解释：读《人类学仪式的理论与实践》/罗正副//世界民族.-2011，⑶.-94~96
饮食人类学研究述评/彭兆荣，肖坤冰//世界民族.-2011，⑶.-48~56
有多少意义可以重寻：简评《社会文化人类学丛书》/李列//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1，⑴.-186~188
美国黑人民族主义思想之源起/林玲//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5，（6）.-30～34
民族地区社区治理中的权利内卷化：以云南一个彝族社区为例/罗明军//黑龙江民族丛刊，- 2015，（6）. - 13～20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运行的历史回顾与反思（1949-1976）：以湘西苗族地区为例/崔榕//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5，（6）.-24～29（1）
民族身份的确认在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建立中的意义：以湖北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为例/刘海涛//贵州民族研究，-2015，（12）. -9～13
社会中的国家与国家认同悖论：当代壮族边民的国家意识及行为逻辑研究/陈怡//黑龙江民族丛刊，- 2015，（6）. - 33～40
社会主义心理学视角下的民族交往与民族关系/魏国红，张慧//贵州民族研究，-2015，（12）. -4～8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与民族关系研究（中）/周伟洲//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2016，（1）. - 5～12
文化认知、国家观念与身份意识：回族国家认同的建构与重构/沙勇//黑龙江民族丛刊，- 2015，（6）. - 26～32
我国民族问题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结构研究/高永久，孔瑞，刘海兵//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2016，（1）. - 1～5
协商民主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内在联系/孙岿，朱军//大连民族学院学报，- 2015，（6）. - 533～537
“一带一路”战略下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困境与前瞻：以云南为例/李智环//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2016，（1）. - 51～54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跨境民族的中华民族认同/崔海亮//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2016，（1）. - 35～41
印度多民族国家治理的制度经验与问题/常晶，常士//世界民族，- 2015，（6）. - 28～36
原因与对策：国内民族发展研究的若干理论视角/任维德//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2016，（1）. - 6～11
自治共同体与自治权利：西班牙地区自治制度解读/刘泓//黑龙江民族丛刊，- 2015，（6）. - 47～59
二、理论综述
变动的“群”与转型的“学”：简论“社会”一词的中国演变/徐新建//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2015，（6）. - 11～16
从学术上拯救“原生态”和“本真性”概念/韩成艳//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2015，（6）. - 86～91
从一本学术著作带动“金翼”黄村建设新模式/王剑利，宋雷鸣//思想战线，- 2016，（1）. - 15～17
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民族基础论：兼论去中国中心主义/徐杰舜，丁苏安//广西民族研究，- 2015，（6）. - 61～68
对“马凌诺斯基革命”的重新思考/张丽梅//世界民族，- 2015，（6）. - 37～43
“国”与“族”：差序还是同一？/纳日碧力戈，赵颖//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2016，（1）. - 97～101
国家性建设与多民族发展中国家政治整合：路径设计的反思/常士//思想战线，- 2016，（1）. - 120～126
民族互嵌理论新思考/刘成//广西民族研究，- 2015，（6）. - 7～14
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内质与蕴涵：基于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的思考/王伟//黑龙江民族丛刊，- 2015，（6）. - 41～46
“嵌入”的多重面向：发展主义的危机与回应/黄志辉//思想战线，- 2016，（1）. - 96～104
人类学批评与当代艺术人类学的问题阈/向丽//思想战线，- 2016，（1）. - 26～34
“污名化”与残疾人及残疾人叙事研究：美国民俗学家艾米・舒曼教授访谈录/艾米・舒曼，李向振，赵洪娟//民俗研究，- 2016，（1）. - 28～36
“一带一路”观念对人类学文明研究的新拓展/赵旭东//思想战线，- 2016，（1）. - 18～25
迂回与进入：西方汉学家山东地域文化史研究的叙事策略反思/刘志//民俗研究，- 2016，（1）. - 71～77
中国农村现代化路径省思：兼评徐杰舜、贺雪峰的“新乡土中国”概念/朱炳祥//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2015，（6）. - 2～10
中国乡村人类学重要的学术遗产：研究路径与问题/庄孔韶//思想战线，- 2016，（1）. - 9～14
三、社会、文化及其变迁
阿嵯耶观音图像与信仰：再谈南诏大理国的神话历史叙事/安琪//云南社会科学，- 2016，（1）. - 87～94
埃利亚斯与西方情感社会学：现代文明进程下的反思性探索历程/徐律//内蒙古社会科学，-2016，（1）. -168～174
“被发明的传统”：现代土家族摆手舞的文化透视/陈兴贵//广西民族研究，- 2015，（6）. - 75～82
不同语境下民族村落景观变迁的差异化研究：以浙江莲都区上塘畈和沙溪畲族村为例/邱云美//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5，（6）.-53～59
藏汉通婚十年间的变迁（2000-2010）/刘中一，张莉//贵州民族研究，-2015，（12）. -57～60
藏区差异性城镇化动力机制及其二元结构特征：以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为例/李雪萍，丁波//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5，（6）.-60～65
藏族洁净观视野下的人群分类与婚姻隔离：以卫藏地区贡嘎县K村屠宰户为例/邹礼跃//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2016，（1）. - 28～34
产业化视角下贵州少数民族节日文化发展研究：以苗族姊妹节为例/李茜//贵州民族研究，-2015，（12）. -65～68
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社会治理困境及优化路径/黄胜胜//湖北民族学院学报，- 2015，（5）. - 20～24
创意乡村的路径及意义：基于朱家峪村实践的探索/李红军//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2015，（6）. - 17～23
从“文本”到“本文”的田野阐释：以普米族口传文学为例/朱凌飞，胡为佳//广西民族研究，- 2015，（6）. - 68～74
从祭台到舞台的时空变迁：土家摆手舞的人类学解读――以来凤县舍米湖村为例/唐卫青，张瑞//民族学刊，- 2015，（6）. - 21～24
从可持续性看黔东南传统苗族民居/龙玉杰//贵州民族研究，-2015，（12）. -97～99
从观阴山地区的民族交融/尚桦//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5，（6）.-48～53
滇池流域传统生态文化及其时代意蕴/钱春萍，代山庆//思想战线，- 2016，（1）. - 168～172
滇西北边境地区跨境民族的国家认同历程及其建构：以傈僳族为例/李智环，陈旭//青海民族大学学报，- 2015，（5）. - 44～49
独龙女文面的图案阐释与文化建构/高志英//民族研究，- 2015，（6）. - 68～77
多元主体共治：乡村社会治理的制度化选择――基于宜昌市仓屋榜村“一二五”治理模式的分析/宋仕平，秦瑛，徐静//青海民族大学学报，- 2015，（5）. - 57～63
发展的人文性及西北民族地区农村社会发展/岳天明//青海民族大学学报，- 2015，（5）. - 25～32
“广场舞扰民”话语的批判性考察/李曦//内蒙古社会科学，-2016，（1）. -175～180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走马民间故事”的动漫传播与传承/张万仪，刘高//民族学刊，- 2015，（6）. - 12～15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少数民族海外华人研究”开题实录/丁宏，李如东，郝时远，等//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2015，（6）. - 47～58
赫哲族鱼皮制作技艺及传承的社会文化功能/李海峰，程丽云//贵州民族研究，-2015，（12）. -116～119
基于文化差异视角下的民族地区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以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例/刘芳震，谭宇，孙咏//湖北民族学院学报，- 2015，（5）. - 10～14
荆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性保护研究/詹一虹，龙婷//湖北民族学院学报，- 2015，（6）. - 5～11
兰州牛肉面和麦当劳：两种不同的快餐及其背后的社会与民族文化/段继业，汉京婧//青海民族大学学报，- 2015，（5）. - 50～56
论多数民族国家精神共同体的建构及价值/马俊毅//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5，（6）.-13～22
芒团傣族手工造纸技艺文化探析/莫力//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2015，（6）. - 98～101
民间信仰价值的文化人类学解读/王默，李臣玲//湖北民族学院学报，- 2015，（5）. - 50～53
民间信仰与乡村娱乐：对黄州唐家渡村“五龙奉圣”灯会的考察/胡绍宗//湖北民族学院学报，- 2015，（5）. - 45～49
民族地区城镇少数民族人口的就业分布与特征：基于CHES2011数据的分析/马U//民族研究，- 2015，（6）. - 26～36
内地城市的新疆少数民族移民与民族交融/曾少聪，吴英杰//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5，（6）.-35～40
农民工无产阶级的历史与现实困境：基于个体化的视角/吴玉彬，张敦福//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2016，（1）. - 135～137
欧洲移民问题的困境、误区及解决路径探析/刘泓//世界民族，- 2015，（6）. - 64～76
人生礼仪、家庭义务与朝山进香：冀中南地区苍岩山进香习俗研究/华智亚//民俗研究，- 2016，（1）. - 89～98
入赘婚还是收养婚？――云南鹤庆地区白族“上门婚”的人类学再解读/马腾[//民族研究，- 2015，（6）. - 59～67
山水环境保护与民族文化传承的一体性/南文渊//大连民族学院学报，- 2015，（6）. - 529～532
少数民族农民工社会流动堕距表现及原因分析/王伯承//广西民族研究，- 2015，（6）. - 89～94
视觉文化语境下的民族艺术际遇/罗瑛//思想战线，- 2016，（1）. - 40～44
守望相助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传承：以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为例/张瑾燕，王玉琢//大连民族学院学报，- 2015，（6）. - 538～542
水井与自来水：一项基于侗族日常生活的人类学考察/杨筑慧//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2016，（1）. - 22～27
田野的“历史”与历史的“田野”：从历史人类学的视角重读马长寿的陕西回民起义调查/樊莹//湖北民族学院学报，- 2015，（5）. - 15～19
文化视野：汉民族文化史分期纲要/徐杰舜//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2015，（6）. - 35～38
文明和谐视域下新型城镇化的价值诉求与转型路径/闰彩霞，刘涛//内蒙古社会科学，-2016，（1）. -181～186
我国海路与陆路的海外移民：以福建和云南的海外移民为中心/曾少聪//世界民族，- 2015，（6）. - 77～85
城市居家失能老年人照护等级评定指标效度的研究/艾斌//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5，（6）.-31～38
湘黔边区山地民族的“面具之道”：兼与列维-斯特劳斯的面具观对话/田红云//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5，（6）.-31～38
新疆哈萨克族牧民定居与生态草原建设的良性互动关系研究：以新源县那拉提镇为例/林玲//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5，（6）.-30～34
“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明浩//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5，（6）.-23～30
伊斯兰人类学、中国穆斯林与海外中国人研究/陈志明//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2016，（1）. - 30～35
云南边境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的早婚原因探究/伍琼华，张睿莲//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5，（6）.-45～52
云南少数民族传统烤茶习俗刍议/张海超，徐敏//云南社会科学，- 2016，（1）. - 95～100
再生一个？城市一孩育龄人群的年龄结构与生育意愿/风笑天，李芬//思想战线，- 2016，（1）. - 88～95
在施坚雅模式启示下的云南走廊研究/章立明//云南社会科学，- 2016，（1）. - 78～86
中国冥婚习俗研究综述/姚彦琳//民俗研究，- 2016，（1）. - 52～59
重新发现和培植历史而今的灾害“反应单位”：四川震区民间组织的人类学观察/庄孔韶，王剑利，张庆宁//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2015，（6）. - 68～74
珠江三角洲新市民的乡民性与人的城市化/王兴周//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2015，（6）. - 24～34
作为“文明”流动的“水”：撒拉族“骆驼泉”的人类学研究/常海燕//青海民族大学学报，- 2015，（5）. - 107～112
四、研究动态与书评
20世纪社会科学的困惑与出路：与格尔兹《浓描――迈向文化的解读理论》的对话/周峰//民族研究，- 2015，（6）. - 37～58
个体叙事中的“资格”与“移情”/艾米・舒曼著，赵红娟译，李向振校//民俗研究，- 2016，（1）. - 37～42
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2015年泰国中期会议综述/丁赛，张继焦//世界民族，- 2015，（6）. - 106～107
汉民族研究：历史的建构与建构的历史：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七十七/刘冰清（问），徐杰舜（答）//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2015，（6）. - 39～46
民俗学视野下的民俗文化研究回顾/马小燕//湖北民族学院学报，- 2015，（5）. - 54～58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与社会发展论坛综述/王国勇，邢//民族研究，- 2015，（6）. - 116～117
全球化时代的田野工作与民族志：国际学术工作坊会议综述/翟思缘，虞杰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2015，（6）. - 108～111
我国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汤夺先，王建伟//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2016，（1）. - 124～128
研究我国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理论及政策实践的开山之作：朱玉福新著《中国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的理论与政策实践研究》评介/谷文双//黑龙江民族丛刊，- 2015，（6）. - 189～191
中国都市人类学研究三十年反思/周大鸣，李陶红//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2015，（6）. - 17～23
中国民族理论学会2015年学术年会综述/张三南，魏俊雄//民族研究，- 2015，（6）. - 111～112
中国民族史学会第十八次学术研讨会综述/周峰//民族研究，- 2015，（6）. - 118～119
领袖说：“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每一个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谅解、友谊和支援比什么都重要。”
这里，领袖追求的是人类的至善。
那么，人生之为人的终极目的是什么呢?
个人幸福……
人类至善……
看着往圣先哲用一生回答的问题，我们能从前人思想的脚步中找到答案。
嵇康、李白、杜甫、苏东坡、陆游、严复、章太炎……我们熟悉的每一位先哲无不用自己的生命扮着洞悉人生、启迪大众的角色。他们的功业彪炳千秋，永垂史册。
但是，先哲们悲惨的人生境遇是有目共睹的。
李白，风流诗仙，才气十足。“敏捷诗千首”、“词源倾倒三江水”都可以作为对他的客观评价。但是，他因自己的狂傲、耿直得到了什么呢?“可怜荒陇穷泉骨，曾有惊天动地文。但是诗人多薄命，就中沦落不过君。”是对他困顿一生、失意一生、悲剧一生的真实写照。诗人用自己悲剧的命运创造了灿烂的艺术，为此付出的便是个人的幸福。
程婴、杵臼的故事更有说服力。为了完成人类的至善，杵臼放弃了自己安享晚年的幸福，程婴放弃了自己中年得子的幸福。
……
你能说李白眼见自己妻离子散、浪迹天涯是幸福是吗?你能说杜甫看到自己的亲生骨肉饥寒早夭是幸福的吗?你能说程婴亲历自己的儿子被人摔死是幸福的吗?同样，你能说前院主人看到自己所受的损失是幸福的吗?
繁杂的现实中有人将个人幸福作为人生的终极目的，他们很少去思考活着的意义、生命的本源，很少去思考个人追求可能会造成对他人利益的损害，他们所站的立场是狭隘的。况且个人的幸福观不同，而人人皆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贪官污吏的幸福是聚敛财物，享受声色犬马之娱;杀人劫货者的幸福是剥夺他人的生命和财产，满足一己私欲……如果将幸福作为人生的终极目的，使所有人实现个人幸福，那么贪官污吏付出的是党性原则和人民的千秋基业，变成社会的蛀虫;杀人劫货者付出的是人最起码的人性原则，变成社会的毒瘤和残渣。再则追求幸福必有欲望的痛苦，得不到满足甚至会走向堕落。
关键词：“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论”；现实意义
中图分类号：Q343.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08）33（c）-0084-02
社会生物学是一门兴起于本世纪四五十年代，全盛于六七十年代，至今一直在不断扩展、深化和完善的新兴综合学科。美国著名动物学家E•威尔逊是当代社会生物学的代表人物，其在1975年发表的《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也成为当代社会学的代表作。威尔逊等社会生物学家提出的“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论”对于我们更好的理解人类的生物性和社会性，更好的理解人类的遗传行为和文化行为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论”的主要内容
为了解释人类精神的起源，威尔逊在《基因、精神与文化》一书中提出“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论”，即生物学影响着文化进化的方向，同时人类的生物学进化必然受到文化环境的深刻影响。为说明“基因-文化协同进化”的性质和特点，威尔逊设想出两种实际并不存在的物种：艾地龙人（eidylon）和赞尼德林人（xenidrin）。艾地龙人的全部思想和行为都预先在大脑中被设计安排好了，甚至他们用来综合句子的单词都是先天固定好的。尽管艾地龙人也在教授和学习文化的每个细节，但这一切都是由遗传上预先决定的，所以，这是一种纯粹的遗传传递模式。另一种是赞尼德林人（xenidrin），与艾地龙人刚好相反，这个物种具有真正的白板式大脑，其精神完全是他们历史的产物，所有的文化可能性都向赞尼德林人敞开了大门。赞尼德林人的基因仅仅指导着他们身体和大脑的构造，但并不指导他们的行为，所以，这是一种纯粹的文化传递模式。威尔逊认为，人类的文化传递模式介乎两者之间，是“基因-文化”传递。一方面，文化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基因的制约和指导；另一方面，文化的压力又影响着基因的生存和变化。在他看来，“基因和文化由一条具有伸缩性而又不可断掉的纽带连接在一起。随着文化的汹涌向前――通过来自外部的发明、新思想和新人工产品的引入――它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基因的制约和指导。与此同时，文化发明的压力，也影响着基因的生存，最终改变着纽带的强度和扭力。”[1]威尔逊认为，精神发育的“预成规则”将生物进化和文化进化紧密联结起来。精神发育的“预成规则”是理解“基因-文化协同进化”理论的关键。社会生物学家认为基因用特殊的规则武装了人类的精神，使得人类的大脑不同于赞尼德林人白板式的大脑，人类的文化发展要受到基因的制约。“人类的基因影响着人类精神的形成方式――接受哪些刺激，忽略哪些刺激，如何处理信息，最容易唤起的回忆种类，最易于激起的情绪反应，诸如此类的精神活动方式。造成这种效应的那些过程，称之为预成规则。这些规则根植于人类生物学的特殊性之中，并且影响着文化的形成之路。”[1]预成规则主要在两个层次上起作用，“初级的预成规则是一种自动的过程，它的作用是自始至终过滤和编码感觉器官获得的刺激，并感受来自大脑的刺激。在整个过程中，仅在很小的程度上受到以前经验的影响。次级预成规则对大量信息的整合进行调节。”[1]它通过选择部分感觉、记忆和多彩的情感，导致内心选取一定的文化基因而舍弃另一些文化基因，这一过程即基因通过精神发育的预成规则作用于文化的过程。同时，文化也通过预成规则对基因施加影响。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某些预成规则会使得个人逐渐地适应于文化的选择。遗传了这些预成规则的人要比那些缺乏或是略微具备这些规则的人生存的更好，从而繁衍更多的后代。这样，许多世代之后，更为成功的预成规则就会伴随着指令这种规则的基因，在群体中传播开来。这样，文化环境就作为一种进化上的选择压力，通过对行为和心灵的选择，从群体水平上选择和改变着基因，这一过程可以表示为即文化通过精神发育的预成规则反作用于基因的过程。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获得了“基因-文化协同进化”的完整图景：基因限定精神发育的预成规则，每个人携带的基因不同，指导其精神发育的预成规则也不同；初级预成规则调节感觉的接受和心理发育，次级预成规则推进和疏通文化的获得；通过全体社会成员的决策和发明，文化不断地被更新和创造；在当时的文化环境中，某些人具备的预成规则要使他们比哪些缺乏或是略微具备这些规则的人生存和繁殖得更好；许多代之后，成功的预成规则就会伴随着指令这种规则的基因在群体中传播开来。[1]
二、“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论”的消极之处和积极意义
威尔逊的“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论”曾遭到反对者激烈的批判。但是，其中的一些批评，特别是早期的很多批评，过于政治化，把他的理论完全当作种族主义、“大男子主义”或者为资本主义现行制度辩护的意识形态去批判是不公正的。这种理论的不完善之处主要体现于以下两点：首先，“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论”的唯心主义倾向显而易见。“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论”的不少结论实证性还不够，主观臆断性很强。现在没有足够的科学证据能够表明人的基因与他们的社会行为或文化习俗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分子生物学现在仅仅能够证明基因与人的生理结构和遗传性疾病有因果联系。“如果要证明基因与文化也有这种联系，那么就要进一步证明人的生理结构的基因型与表现型、表现型与个体行为、与个体间的社会行为、与社会行为的固定模式之间都存在着因果关系!”[2]这是一个递进的证明过程，而现在连第一步即基因型与表现型之间的因果关系都还没有得到证明。所以，在基因与文化之间的众多的复杂环节之间的关系尚不清楚的情况下，现在还不能对基因与文化有无因果联系作出科学的判断。另外，“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论”片面地夸大了人类与动物的统一性，把基因对一般生物的决定支配作用，几乎全部直接移用到了对人类文化行为属性的分析上，从而模糊了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弱化了人类社会性的本质，从而导致对人类本质及其天性的片面理解。“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论”虽存在明显不足，但对我们更好地理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更好地理解人类文化具有巨大的积极意义。1、“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论”尝试打造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桥梁。人类社会一直存在着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争：人文主义把人文看成是世界之本，而科学主义认为科学是人类社会之本，从而造成了当代社会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相互脱节。法国社会科学家J・P・布蒂内认为，近二十多年来，“社会科学――尽管怀着实用主义的，甚至是富有战斗性的抱负――不得不承认现在的情况是一种失败。”他认为当今世界的种种难局，就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者而言，原因不在于自然科学不发达，而是社会科学的落后。社会生物学的创立，恰恰就是在力图架起一座将科学联为一体的桥梁。正如威尔逊在《论人的天性》一书中所写：“社会生物学是一种桥梁学科，桥的这一边是自然科学，桥的另一边是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3]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存在着共同的科学规律。社会生物主义还主张把自然科学的理论方法同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有机结合，把自然和社会作为有机整体来把握，试图填补这两大文化领域之间的鸿沟，这既符合当代科学发展的潮流和特征，也符合现实对人类文明提出的要求。2、“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论”尝试打造人类文化学与社会文化学的桥梁。社会生物学试图将社会的复杂性、人类的复杂性、生物群体与个体的复杂性一直还原到生物性最简单的单位――基因，再按照分子生物学的思路则最终还原为DNA分子中原子、基本粒子的相互作用。反对社会生物学的人们强烈反对将复杂的社会性归结为相对较简单的生物性，将复杂的生物性归结为简单的原子、粒子的物理、化学性质。但是，“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论”是建立在批判文化人类学和前期的社会生物学基础上提出来的，从这个意义而言，它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首先，“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论”是建立在批判文化人类学基础上提出来的。文化人类学具有文化决定论的倾向。20世纪的文化人类学理论的贡献在于使文化进化的观念得以重新确立，但是它忽视了生物因素对文化发展的作用。在人类文化学者看来，文化是独立的体系，具有自身的特定法则，应该独立研究。如怀特认为“人类的生物因素同文化进程的解释问题是无关的。文化进程必须从文化学的角度，而不是从生物学或心理学的角度加以阐述。”[4]在他们看来，“是文化决定着人类的行为，而不是人类控制着文化。”[6]他们并不认为生物与文化在个人的构成上扮演着同样的角色，而是认为文化是人类行动的决定因素。但是，我们知道，人类毕竟是生物进化的产物，在某种程度上，人类的遗传进化影响着文化发展，而且人类某些文化现象可以从生物学角度加以解释。“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论”正是对文化人类学理论的怀疑，它从生物学的角度重新审视人类的文化现象，对于人类进一步理解文化行为提出了全新的视角，为人类全面的理解文化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其次，“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论”是建立在前期的社会生物学基础上提出来的。前期的社会生物主义具有明显的基因决定论倾向。早期的社会生物学家主要是运用社会生物学的一般性原理来解释人类的行为，他们认为整个生物学的基础是基因，任何生物行为必须建立在基因遗传规律的基础之上。他们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过于强调人类与动物的同源，认为文化的进化最终是通过生物进化产生的。虽然他们意识到了文化进化的存在和作用，但在对待遗传与后天经验对人类行为有何种影响的问题上，更为倾向遗传因素的先决作用，这是一种强烈的基因决定论观点。威尔逊等学者逐渐意识到了过强的生物决定论带来的问题，他们修改补充了原来的观点，提出了“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论”，试图通过研究人类精神发育的预成规则，把握生物进化和文化进化相互作用的具体机制。威尔逊构建的“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论”，招致了许多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者的反对，他们认为威尔逊的做法是将自然科学简单地外延，缺乏坚定的依据和推理。威尔逊从生物学角度研究和解释人类社会的努力也许并不成功，但他的“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论”毕竟是探索“连锁环节”的大胆尝试。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随着科学自身的发展，这种追求真理的尝试会一次一次地进行下去，就像不灭的普罗米修斯之火，伴随这一探索过程始终的正是以威尔逊为代表的社会生物学家所具备的探索、创新精神。
三、“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论”对我国学术界的影响
社会生物学在中国可谓波澜不惊，“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论”也是如此。威尔逊和他的前辈达尔文在中国遭遇了相似的命运。“人们宣扬他们的学说并不是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试图借助科学的力量推动社会变革的进程。虽然学术界大多表示了肯定的意见，但社会生物学的理论和方法无法与科学研究的实践结合起来，种种称赞因而就成了空洞的标签。”[4]对威尔逊的理论在中国刚刚开始起步；至今没有专门的学术刊物和研究团体，对“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论”的研究更加稀少，但是其在中国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社会生物学在西方社会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之时，我国刚刚走出的阴影，百废俱兴，学术界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改革与保守、开放与封闭，两种思想和行为在社会的各个领域正激烈交锋。中国的青年一代在思想上也在进行着关于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激烈较量。“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论”作为社会生物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独特的“科学实证”特征，为中国青年一代带来了科学、务实的学术春风。威尔逊等社会生物学家本身既是生物学家，又是社会学家，所以他们兼具自然科学家的科学态度和社会科学家的批判精神。虽然“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论”在理论上有不完善之处，但是，其思考方法、研究角度对于社会各界，尤其是青年一代，冲破时期的形而上学、人云亦云的思想陋习起到了积极作用。
作者单位：中国矿业大学文法学院
作者简介：
张春颖，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文法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
参考文献：
[1]爱德华・奥斯本・威尔逊、查理斯・拉姆斯登：《普罗米修斯之火：对人类精神起源的沉思》.李昆峰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第83页.第27页.第214-215页第149-150页
[2]赵敦华.文化与基因有无联系――现代达尔文主义进军社会领域的思想轨迹[J].文史哲. 2004.4
[3]爱德华・奥斯本・威尔逊:《论人的天性》.林和生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9页.
[4]]怀特著.曹锦清等译.文化科学:[M].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58页.
一、1848年至1920年，女性主义人类学的孕育阶段
我们可以把女性主义人类学研究的先驱分为三类：默默无闻的女人类学家、所谓“不专业”的先知先觉者和声明显赫的女学者。早在女权主义运动爆发之前，许多女性人类学家、男性人类学家和他们的妻子们的研究成果就已经陆续发表。但是，在那个年代，这些具有开创性并填补空白的研究成果的价值并没有显现出来。1848年，美国正式发起了女性选举权运动，并在纽约州的塞内卡福斯尔举行了首次会议。19世纪后半期，女性选举权运动在英国、美国、新西兰等国家迅速发展壮大起来。1920年，美国宪法第19次修正案批准了全国范围内的女性选举权。这一时期，是女性主义人类学的孕育阶段。这一阶段，人们不断地从生物和文化的角度对人类自身进行着全方位的研究。尤其是体质人类学家对人类这个种群做了多项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往往向公众传达这样一种信息，即“生理性别对个体的社会角色起决定作用”。女权主义者试图将女性的声音纳入体质人类学的范畴，从女性的视角来分析这一结论，这为人类学开辟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因为之前的人类学家往往是男性，研究的对象也主要是男性，所以他们关注的重点是男性，对女性的理解仅限于自己的臆想、猜测或是男性想当然的认为女性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在女性主义人类学的孕育阶段，一位名为埃尔西•克鲁斯•帕森斯（ElsieClewsParsons）的女性发挥了根本性作用。1899年，她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博士，之后她对人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将其研究领域转向了人类学。帕森斯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知识鼓励人们以新的方式思考自己的经历和生活。同时，她还认为人类学应是所有自由教育的一部分，这一观点进一步推进了那一时期的教育改革。帕森斯的一些女权主义观以及对社会文化规范决定因素的独到见解深刻影响着人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她利用自己的财富建立了《西南社会》（SouthwestSociety），她还认购了《美国民俗杂志》（TheJournalofAmericanFolklore）。同时，鼓励并资助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Benedict）等优秀女人类学家，并在她们的学习和研究过程中提供了大量的帮助。这些都为女性主义人类学的成功孕育奠定了基础。紧接着的主导人物是爱丽丝•弗莱彻（AliceFletcher），她是第一代专业人类学家中的一员，也是第一位在哈佛大学获得职业岗位的女性人类学家，主要致力于美洲印第安纳人的仪式和音乐研究。与帕森斯一样，弗莱彻也是一名积极的改革者和活动家。[3]彻致力于研究平原印第安人，但她对妇女选举权问题非常感兴趣，帮助妇女社团创办了妇女进步协会（theAssociationfortheAdvancementofWomen）。[4]在英国人类学领域，马林诺夫斯基的女学生菲利斯•凯博蕾（PhyllisKayberry）是女性人类学家的先驱者，她研究的主要方向是特殊社会政治背景下的妇女地位。凯博蕾在伦敦经济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时，主要工作便是探究男性和女性以及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她在《草原上的女性》（WomenoftheGrassfields）一书中针对性别关系开展了一项系统性调查，书中重点讨论了女性的劳动与农村发展的关系，揭示在经济发展中人们往往忽略了女性所做的贡献。[5]在女性主义人类学的孕育阶段，关心女性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人士，尤其是专业的人类学家已经开始逐渐意识到生理性别并不能决定个体的社会角色。女权主义者为女性争取到的选举权，为女性的政治地位的改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时，一批专业的优秀女性人类学家正在慢慢成长起来。
二、1920年至1980年，女性主义人类学的产生阶段
女性人类学家注意到之前的民族志里处处充满了男性意识的偏见，人类学家多数是男性，在做田野调查时总是有男性文化是民族文化的主导概念，“理所当然”认为“他文化”中也是男性主导，完全忽视在不同时期、不同社会组织中，女性与生产经济活动的联系，这使得早期的民族志无法真实描述田野工作地点的文化与习俗。女性人类学家很快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报告中，女性的行为开始同男性的行为一样受到人类学家的关注并有相关描述，开始努力记录女性的各种活动和经历，展现女性的内心世界。1928年，著名的女性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Mead）出版了《萨摩亚人的成年》（ComingofAgeinSamoa），此书创作之初，她将美国及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的男女青年在青春期经历的躁动、困惑和反抗等问题是不是人类所共有的，如果不是，是什么因素造成了西方社会的这种青春期躁动等问题带去了南太平洋的萨摩亚群岛。经过细致的田野工作后发现，这里的居民文化中根本没有青春期这一概念，对儿童成长为青年的这一过程在当地文化中也没有受到关注。[6]这本著作成为人类学“文化决定论”学派的一面旗帜，人类学这一学科开始在美国大众中深入人心。1935年，米德的《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SexandTemperamentinThreePrimitiveSocieties）出版，分别对居住环境完全不同的三个原始部落人的的日常生活进行了全方位细致的研究与比较，用扎实的人类学研究方法，力图探索社会对男女不同的行为规范到底是文化因素还是生理性别因素造就的，并从深层次研究了社会中所谓的“正常行为”与“不正常行为”。这本书的结论是，男性与女性在日常生活中所展现出来的不同气质并不是由人们的生物性特征决定的，男女不同的性别气质根源于社会的文化建构，在一个社会中那些被人们认为的不正常的社会行为主要是因为不符合该社会文化的期待。[7]米德的这两本书不仅在普通大众中广受欢迎，而且奠定了性别的文化决定论。用翔实的人类学民族志再现了社会文化（而不是生物性别）塑造了人们的行为。此时的女性人类学家将性（sex）与社会性别(gender)进行了明确的区分，之前这两个词是可以通用的。女性主义学者们认为，性由生物学决定，而社会性别是一个文化层面的概念。这一时期的一些概念通常使用二元对立的方式进行划分，比如，性与文化、男人与女人、工作与家庭。这样的划分法不允许术语间存在重叠。米德为二元对立的划分法做了重要贡献。她主要研究的是文化多样性，这也使得她可以摒弃偏见，理解“自然”（natural）这一概念对人类文化发展的重要性。米德是女性主义人类学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学者之一，创作了很多人类学方面的作品，研究了文化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并分离了控制人类行为和个性发展的生物和文化因素。[8]1949年，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deBeauvoir）的代表作《第二性》（SecondSex）出版，这本著作指出，一直以来，女人这一概念都是由男人定义的，女人只有去打破这个定义，才能让男人定义而产生的风险远离自己。[9]1963年，“现代妇女解放运动之母”贝蒂•弗里丹（BettyFriedan）的《女性的奥秘》（TheFeminineMystique）一书出版，她在书中讨论了在家庭内部性别所扮演的角色，并对现代女性是否会满足于传统角色这一问题提出质疑。[10]这两本著作对人类学和女性主义人类学的学术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两本著作引发了1974年的女性主义人类学大讨论。这次讨论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分别是，米歇尔•罗莎（MichelleRosa）把男女不平等现象归结为男女分别活动在公共范畴和家庭范畴两个完全不同的空间，这种男外女内被片面地理解成男尊女卑。露西•斯洛克姆（LucySlocum）认为，过去的人类学研究主要以男性为主，以欧洲为中心，所以存在偏见，批判了男性狩猎论（man-the-hunterhypoth-esis）即，基于生物学差异而导致的工作和角色的简单分配理论。[11]路易斯•兰菲尔（LouiseLamphere）认为，女人、文化和社会这三者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在做田野调查时必须进行更大系统的分析，以理解性别之间的不等关系。[12]简•科利尔（JaneCollier）和西尔维亚•亚娜基萨科（SylviaYanagisako）深入分析了社会性别的构成。葛尔•罗宾（GayleRubin）认为必须将性别问题搬到人类学层面上来讲，并且引入了“性别与社会性别系统”（sex/gendersystem）这一女性主义人类学概念。[13]谢里•奥特纳（SherryOrtner）认为，不同文化中普遍存在的女性从属于男性的现象，根源在于意识领域里女人被看作是自然，男人被看作是文化的象征，文化总是高于自然，自然从属于男性。[14]在这次广泛的大讨论以后，女性学的研究（women’sstudies）正式成为了女性主义人类学（feministanthropology）。[15]
三、1980年至今，女性主义人类学的发展阶段
20世纪80年代以后女性主义的议题得到绝大多数妇女的肯定，在个人和集体诉求上成为普遍接受的话题。[16]在为数众多的国家中，女性领袖不仅是该国优秀的政治人物，甚至已经成为民族与发展的共同象征。虽然大多数女性从政者依然是在父权政治的构架中从事政治活动，但是，作为女性的模范样板，她们对社会禁忌的破除与对年轻女性的冲击影响是不容小觑的。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到人类学学术界就不难发现，在所有批判理论中，女性主义人类学产生的影响是最大的。20世纪末，女性主义人类学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受到西方后现代主义各种思想的影响。开始研究后现代话语，鼓励人们评判政治，阶级、种族、民族、宗教、社会经济地位等，认为这样是女性多元化范畴的重要特征。女性主义人类学的后现代阶段承认所有女性的需求和经历均不相同，所有理论均受历史、政治、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影响。研究者将目光集中在生产与工作、生育与、性别与国家这三个问题上。[17]女性主义人类学的后现代阶段提倡解构“男性”和“女性”这一对二元范畴，既不要男尊女卑也不要女尊男卑的二元结构，而是建立一个包含两性特质的、多元的、涵盖一系列中间色的色谱体系。后现代女性主义人类学既是解构性的也是建构性的，它要解构的是原有的概念、意识形态、路径和方法，它要建构的是新型的社会性别关系。后现代女性主义人类学重视妇女阶级、种族、文化和人种的不同，凸显了男女两性之间的差异和女性群体内部的差异，以及女性所处的“他者”的地位。这比仅仅把女性看作被压迫的、处于劣势地位的群体具有更多的含义，这种反本质主义立场超越了以往的一切辩论，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主要有：第一，实践理论。简•科利尔（JaneF.Collier）指出，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两个概念，必须通过个体与社会复杂整体之间的实践关系来理解，所有社会活动都可以归结为实践。[18]实践是由真实的人所做的真实的事，文化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实践，应当研究人类如何表现，而不是考虑他们身上具备的品质。这是对涂尔干的神圣与世俗观点中认为女性不具备象征性地位的驳斥。此外，该理论还对如何再现系统提出了质疑，因为系统之间存在不平等、不稳定以及矛盾问题，所以不能将所有事物都用二分法进行划分。第二，关系结构理论，作为一种反文化女性主义的观点得到发展，该理论认为女性不应该穿上西装进入男人的世界，而是应该改进其内在本质与积极性。这一观点的主要支持者包括玛丽•戴莉（MaryDaly）和艾德丽安•里奇（AdrienneRich）。批评文化女性主义忽略了那些创造出价值的压迫力量。最终，形成了一种“消极女性主义”（negativefemi-nism），这一理论撕裂了概念而不是建立概念。[19]第三，表演理论，该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便是关注生产力，不强调话语意义，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认为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存在利益竞争和不同优势之间的竞争，所以女性和男性的地位会不断发生变化。朱迪斯•巴特勒（JudithBulter）的《性别麻烦》（GenderTrouble）认为性别角色及特征是表演的结果，人们的衣着、行为举止都是表演的道具，社会又将此固定成社会性别模式。因此，打破男权制度最有效的方法是通过“男女混装”这类手段消除男女两性的社会分野。[20]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当人们不能确定自己的社会性别时，性别差异乃至性别压迫就有可能消失。第四，酷儿理论，是一种将其本身定义为反“常态”的理论，挑战了异性的规范性以及人们传统的社会性别观念，强调了社会化对性认同的影响。酷儿理论试图超越传统观念来研究性别领域。该理论一直受到米歇尔•福柯（MichelFoucault）、朱迪思•巴特勒（JudithButler）和戴安娜•菲斯（DianaFuss）的强烈影响。
四、女性主义人类学在中国
[关键词]旅游；人类学；建构；本土化
[作者]李伟，云南师范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教授。昆明，650092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0)04－0072－008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一直是时髦的学术词汇。在文化学的视野里，共时态的“全球化”事实上构成了一个由多维文化组合而成的特殊文化景观。在全球化的推波助澜下，旅游作为文明人类的一种生活方式，在世界各个角落蔓延开来，成为一种普遍性的社会文化现象。当人们开始广泛购买由旅游过程所带来的人生体验时，就表明社会已从实用性的物质消费时代转向了享受性的精神消费时代，现代与后现代文化对社会行为的影响可见一斑。作为一种被深度认可的社会现象，“旅游”具有全球共性化的发生动因、发展规律以及衍生问题，从而为旅游人类学的跨文化研究提供了融会贯通的语境前提。
一、旅游人类学的建构
旅游人类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以指导弱势文化地区的旅游发展为己任。因此，运用“文化”工具，追索旅游现象的本质(包括旅游影响的文化本质)就成为研究者的目标。西方学者为此所做的大量研究及其理论成果，为中国学者提供了思想指引，奠定了理论基础，所产生的巨大学术贡献是不言而喻的，但要达到指导旅游地发展的目的，仅仅依靠“解释”或“认知”依然是远远不够的。这就要求旅游人类学的学科属性要从“人类学性质”转向“交叉学科性质”，在此思想指导下，旅游人类学的理论框架需要予以重新考虑。
(一)研究范畴
旅游行为是人的行为，个体行为的加合成一种社会性的常态，成为社会现象；而人类学的研究宗旨则是以文化理论为利器，破解繁杂的社会表象，揭示其文化内涵，进而发现人类社会的演替规律。所以旅游人类学研究也应以“人”为主线，探索旅游现象的文化内涵、发现旅游的文化影响并揭示这种影响产生的社会推动作用为其研究的主要范畴：
1、旅游现象中的“人”
根据社会角色理论，在一次完整的旅游活动中，各种人群按照参与行为的不同功能进行角色分类。即旅游者、旅游服务者和旅游“管理者”。
旅游者是一次旅游活动中的行为主体，是旅游行为的具体实践者，在其行为过程中，牵引出了其他角色行为；旅游服务者是旅游活动能够实现的具体保障者，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直接参与旅游保障行为的各种从业人员，为完成行为主体的活动而提供各种功能；二是并不直接参与旅游服务的当地社区，其具有两个方面的保障作用，一方面提供了旅游景观背景，另一方面提供了环境保障。旅游“管理者”并不为一次旅游活动提供具体的服务，但却从整体上监控旅游现象的产生、规模与节奏，协调旅游行为者之间的关系，维护旅游交易行为秩序等。在社会发育较为成熟的区域，旅游“管理者”以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的面目出现，而在社会发育程度不高的区域，旅游“管理者”的功能通常由政府或政府的职能部门承担。
根据经济学中的供需理论，一次完整旅游活动的各种人群可依照交易行为中的状态进行分类：即消费者、供给者和“保障”者。
消费者即旅游需求者，也就是旅游者。在旅游研究中，往往依据旅游消费行为的特殊性揭示旅游者的文化内涵。供给者即旅游相关行业经营者，也就是在旅游活动中提供各种服务的职业性人员。在旅游交易中的各种职业行为特征，是旅游从业人员共性文化的外在表现。“保障”者主要是指旅游地社区，它所提供的社会保障是旅游活动完成的基础。而旅游行为的后果在保障者行为中得到不同体现，或增强了保障功能，或削弱了保障功能。这事实上就是指旅游的“双刃剑”效应，或区域旅游发展中自我制约的文化内涵。
2、旅游人类学研究的“着眼点”
如果认定旅游是一种“异地性”的特殊消费行为，那么“异地性”特征就成为研究的基点，这往往造成了旅游研究中的困惑。如宗晓莲所介绍(宗晓莲，2001)，西方学者从三个切入点对旅游进行研究，即旅游目的地社会、游客和客源地，这显然是在早期“旅游系统”的基础上所做的形象性分解，并按“异地性”的理念，划分出“客源地”和“目的地”，从而进行两地的文化对比。理论上客源地可以是任何人类聚居地，那么，在旅游人类学中的“客源地”的所指是什么?是否泛指城市或现代社会?若果真如此，那么“旅游人类学”就可以转化为“城市人类学”或其他人类学了。需要说明的是，世界上任何地方也都可以成为旅游目的地，但按照目前旅游发展的实际及旅游研究中约定俗成的观点，旅游目的地是指那些社会认可度较高，现实旅游流较大的地域。因此，“异地”理念所造成的研究困惑表明旅游人类学需要新的研究“着眼点”。
如果一个人从A地去B地旅游，那么其旅游的特殊消费行为、及其完成这种行为的各种“保障”事实上只发生在B地。因为旅途中(即A地到B地)的各种消费行为是消费者与社会公共服务的交易行为，其性质与非旅游者并无差异。由此可见，旅游中的各种经济现象及文化现象均表现在B地。因此，旅游地(或称旅游目的地)是旅游人类学研究的具体“着眼点”，对旅游地区域内所表现的各类人群行为的文化解释与探究，也就成为旅游人类学的具体研究范畴。
(二)研究立场
旅游是现时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社会层面的分析与研究必然纳入到旅游学者的视野。但泛化意义上的社会研究囊括了所有人文社会学科，由此导致了旅游研究中百花齐放的缤纷“场面”。故而旅游研究中的学科“交叉性”成为大多数学者的共识。
从历史的角度看，旅游现象是文明进步、社会发展的时代性成果，其产生及演化具有跨地域、跨民族的共通性动因。因此，社会学、人类学似乎对旅游现象的本质、旅游的发展规律，以及旅游的社会影响等方面的研究更具有契合性。尽管社会学、人类学研究视角具有差异，但在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二者逐渐融合共通。均从注重宏观层次的社会、文化演变，转向个体的、心理的、主观层次的、微观层次的研究。虽然社会学强调社会行为、社会关系及社会结构的研究，人类学强调文化符号解码、文化体系及其文化特征的探讨，但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社会行为、关系及其结构的产生离不开文化背景的分析，并且文化体系及其特征也因不同的社会关系和结构而显现其差异性。
社会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社会的表征，研究对象本身的交叉性，导致社会学、人类学在研究范围、研究对象、研究角度、研究方法和研究层次上存在着天然联系，而且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二者的交叉融合趋势会越来越明显。
我国人类学一开始就与社会学紧密结合在一起。老一辈人类学家如林耀华、吴文藻、费孝通等都具有深厚的社会学背景，恰恰是人类学与社会学交叉融合才使他们对中国人类学和社会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出现了《江村经济》、《金翼》、《凉山彝家》等经典之作。特别是费孝通先生毕生致力于研究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他的小城镇研究、社区比较、协调发展等成果为中国的建设提供了有利的理论依据，正是因为费老将人类学和社会学交叉结合，其研究才能够卓有成效。这种研究理念与范式为我国旅游人类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并成为旅游人类学实际研究中所依托的立场。
由以上分析可见，人类学介入旅游研究，事实上是介入到当今社会的一种特定“社会事实”的研究。旅游人类学的建立，是因为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天然联系而产生，是人类学自身学科性质使然，也是时代、社会、旅游发展的客观要求，而所谓“旅游者与人类学者的田野调查具有行为过程和表现的相似性”，并不能成为人类学介入旅游研究的真正理由。
因此，旅游人类学应以文化理论为工具，以旅游现象中的各类人群为主线，以社会学理论、方法为借鉴，立足于当今时代的社会现象(旅游)研究，探讨旅游现象中各类人群的行为、关系和区域旅游运行机制的文化内涵，揭示旅游对社会的互动影响规律，为旅游发展及区域社会进步提供理论依据。同时，也没有必要区分旅游人类学和旅游社会学，人为设置本来就较为薄弱的学科藩篱，二者应结合起来共同对现实社会中的旅游现象进行研究。
(三)理论框架
旅游“认知理论”需要解释旅游现象中的两种关系，其一为“人――地关系”，其二为“供――需关系”。所谓“人――地”关系是旅游系统中的基本关系，“人”指的是旅游者，“地”指的是旅游目的地，包括旅游产品及其旅游环境。这是从宏观层面上、粗线条地将旅游现象中的对应双方规定为“主体与客体”(与旅游系统中的三分法相对应)。旅游人类学应被视为“旅游认知理论”的一个分支，客观上要求将其研究对象进一步深化，即以解释旅游现象中的“人――人关系”作为研究基点。这就需要将“地”中有关“人”的要素提取出来，从而能够探讨旅游者、旅游服务者和旅游“管理者”在行为、关系、制度三个不同层面上的人的社会活动的固定化形式，及其文化动因和文化后果。具体地说，旅游人类学就是研究在一次旅游现象中，各类人的一定的行为如何表现一定的关系，一定的关系又如何造成一定的制度，进而研究行为、关系、制度三者背后隐藏的文化内涵，以及旅游与社会的互动功能。
事实上，这种“人――人”关系仍然具有三个层次的内涵。其一，情感内涵。即主、客体的情感的交流；其二，交换内涵。即主、客体的交换行为与关系；其三，制约内涵。即主、客体在行为过程、关系建立中生成的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的制度模式，以及这种模式反映出的文化内涵。
鉴于以上认识，可概括出旅游人类学的理论框架如下(图1)：
二、旅游人类学研究的本土化
总结近20年的中国旅游研究，可发现其困境在于多学科交叉后的逻辑线索紊乱与其理论建设参照坐标的匮乏。所以，最好不要急于按照主观的臆想去赋予它一种理论的“科学性”和实践中的“指导性”。实际上，在旅游理论范式与观念结构的合理性和逻辑性还没有厘清之前，过于强烈的“科学理论情结”是要不得的。很多貌似科学的旅游研究成果要么是以偏概全的结论，要么是“话语霸权”的结果，譬如南开大学的余书炜对旅游研究的质疑就很令人深思。另外，很多以“科学决策依据”面目出现的研究成果，其在实践中是否具有指导意义?有多大?都值得反思。事实上，在真正认识、理解、把握某种自然或人文现象并建立一门科学的理论之前，“理性思维逻辑”都要比那种看似“科学”的“研究结论”更真实有用。因此，旅游研究的科学性辨识，要以某种理论作为参照，通过“批评式”的讨论，才能具备对旅游现象的客观理解与把握能力。上世纪90年代后期所引进的“旅游人类学”思想，可以对国内前期的旅游研究做出审视，从更为宏观的文化层面承担“批评”任务；而人类学研究中的弱势群体立场及非功利性传统，也使旅游人类学具有“公正性批评”的职能。可见，以“旅游人类学”作为旅游理论建设的“参照系”，可以促使各学科的旅游研究更加深入与合理。
(一)旅游研究批评的必然性
旅游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生活方式，其研究的多学科的介入理所当然，但正缘于此，不同学科立场的研究成果，一旦纳入“旅游学”整体框架，就显现出其概念的分歧与理论逻辑的混乱，譬如对于旅游概念的认识就莫衷一是：地理学立场重视其人的空间位移；经济学立场强调人的消费及其后果；管理学立场关注人的数量统计；文化学立场则看重人的行为意愿等，皆因学科立场不同而出现对同一现象的不同认识。犹如盲人摸象，导致了后续研究中一系列概念的随意性及“旅游学的结构散乱、功能低下”，由此也使旅游研究陷入“奢尚空谈、不务实际的学术风气，影响着旅游学科的建设和发展”的境地。
“概念”作为科学的研究范畴规定了我们的想象和思想资源，也规定了我们的思维模式。当一门学科的概念严谨并发挥强有力的学术统一功能时，概念在学科研究整体中的存在就是结构性的实体存在。而目前旅游研究中几乎所有概念都因不严谨而不具备学术的统一功能。旅游研究中概念的基点在于“旅游”，或许由于旅游本身就是一种生活状态，其概念定义和理论研究也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一目了然、无须证实、无须论证、无须解释的常识性的知识形态，因此对“旅游”的不同专业背景的理解，必然导致旅游研究领域出现“大杂烩式”的混乱局面。
此外，“旅游资源”作为我国学者旅游研究中的常用概念，在新近出版的《旅游资源开发与规划》中就列举出了郭来喜、陈传康、周进步、保继刚、Houoway J C、及国家旅游局等多种定义。而在不同版本的《旅游学概论》、《旅游资源学》、《旅游经济学》、《旅游管理学》、《旅游规划》等教材及一些论著中，其定义不下几十种，显示出作者不同的学科立场。这一概念的始作俑者具有地理学专业背景，其定义强调“对旅游者具有吸引力的自然存在和历史文化遗产、以及直接用于旅游目的的人工创造物”。后续不同学科的研究者根据自身主观理解对“自然存在”、“历史文化遗产”、“人工创造物”等用词进行了替换。“旅游资源”这一概念对旅游研究影响很大，并延伸出一系列的学科及理论，如“，旅游资源学”、“旅游经济学”、“旅游开发与规划”等等；以及所谓“旅游资源调查”、“旅游资源评价”理论等。该类定义的关键词在于“吸引力”，这是一个极端模糊的、大众性语言的限定词汇，无法用学术标准予以衡量。事实上，任何存在(无论实体还是精神)都无法运用科学手段判定其是否具有“旅游吸引力”，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学科及理论研究的科学
性，或称客观性难道不令人质疑?与此相类似的概念在旅游研究中比比皆是，如旅游市场、旅游产品、旅游开发等“核心概念”，以及其延伸性的概念如生态旅游、体验旅游、休闲旅游等。这样，似是而非的概念群，加之研究者不同专业立场的理解，导致了旅游研究的无边界性、无逻辑性、无统一性特征(当然，也可美名其曰为跨学科、多维度、多层面特征)，进而导致旅游学研究不能真正深入到旅游现象的本质层面上进行剖析，并提出有指导意义的理论来。
巴特勒的“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可谓旅游学中“较为成熟的理论”，在我国旅游研究中得到广泛运用和推崇，但我们显然忽略了中西旅游产生的背景与旅游发展道路的不同，使这一“理论”的中国式分析令人啼笑皆非。西方国家旅游属“自发性”旅游，多数旅游地是在“需求者”的推动下产生并发展，因此具有一定的“生命周期”规律；中国旅游的“政府主导性”，使多数旅游地是在“供给者”的建设中产生，加之我国旅游层次的时代特征，使旅游地的“生命周期”受多种因素影响和制约，并不存在所谓的“巴特勒规律”。因此，生硬套用所谓理论模式，并不适用于中国的旅游发展现实。
从旅游经济角度看，旅游因其经济作用而最早被经济学界关注，从而形成了整个旅游学界的研究偏向，使得主要的研究思路和方法都更接近产业经济学。然而，旅游业是否是一个产业?已故美国学者托马斯・戴维森(Thomas Davidson)认为，旅游业不是一个产业，而是一个产业组合，因为旅游需求方实际创造的价值与所谓的旅游产业(旅游供给方)可观察计算到的产值间存在明显的不对称现象。旅游的经济现象是旅游者所有的支出产生的效应，而不仅仅是某一部门的收入效应，即旅游的经济现象是“支出推动型”，而非“收入推动型”。因此，将旅游定义为产业是不正确的，是有悖于旅游的真实情况的。旅游是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它既是推动经济进步的发动机，同时又是一种社会力量。这就对传统的旅游学理论提出了挑战。
这里没有否定一切旅游研究成果的意图，只是欲通过以上分析，表明不同学科背景下所做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需要在更高层面上予以审视和批评，才能整合各种专业背景下的研究成果，使之能够形成旅游学整体框架下的有效成分，有机组合形成一个更加符合旅游实际的学科门类。我们需要对20年来中国旅游研究做出深刻反思，并需要一门学科以对抗“传统的旅游理论”，从而为新的建构奠定基础。
本学科内的学术批评与反思很难超出其范畴而在根本上实现理论突破，反而会演化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复制。因此，“旅游研究批评”的外延要大于经济学、地理学及管理学对旅游研究的想象，要有一门学科能够通过回溯“研究历史”以争取到合法化的批评地位，“历史”是在某种文化背景下所讲述的历史，也就是旅游研究自身演变的文化历史，因而旅游人类学理所当然地充当了这一角色。客观而言，或许旅游人类学本身并没有强大的理论力量，但其批评性立场与职能，却可以监督和制约其他基础性学科对旅游研究的逻辑上的混乱和理论的无效。
(二)作为对抗模式的旅游人类学
特殊时代性背景下，中国旅游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使旅游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也显现出急躁性特征，于是发展的迫切性与旅游研究的急切性相对应，现性即产生出旅游研究的“实用性”目标。全国各类学校旅游专业的兴建要求旅游教学的体系化，导致各类旅游教材纷纷“出笼”，呈现出“乌托邦”式的旅游理论体系。在这种趋势召引下，本为揭示旅游现象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旅游各类研究也不可避免地追随“教学需求”进行着“实用性”的功能转换。在“利益”趋使下，“旅游研究”的现实目标本身就与其理想的研究目标背道而驰。
因此，在数以千计的各类论著中，相互“借鉴”和重复的内容屡见不鲜，各种观点的主观性与随意性不胜枚举。中国的旅游学研究表象上已经“枝繁叶茂”，但是支撑这些枝叶的树干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培育。所谓“重实践、轻理论”已为学界所诟病，急切中拼构而成的“旅游**学”或“**旅游学”等“理论”，不仅远离旅游现象本质，而且误导了青年学者，从而导致学界发出了“旅游理论研究在研究什么?旅游理论学习是要学到什么?”的呐喊。
90年代后期，由于张晓萍等一批学者的引介，西方旅游人类学理论旋即在中国旅游学界流行开来。检索21世纪以来的国内旅游研究论著，大多引用了西方人类学者的理论或观点，如“神圣旅程”、“人生礼仪”、“舞台真实”、“旅游地文化涵化”等。这种不同于以往研究的立场、视角和独特的叙事风格，使旅游人类学一开始就作为一种旅游研究的“对抗模式”存在，解构了原有旅游理论中的概念体系，使旅游研究在宏观上具备了文化理论的坐标，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扮演了“批评”角色、承担了“批评”任务、显示了“批评性”的职能。
旅游人类学借助人类学和社会学的一些理论对旅游现象进行分析，并建构了自身理论。从思维模式的角度看，它对旅游研究有两个方面的贡献：
其一，对旅游现象的“本质性”剖析。旅游人类学避开了对旅游现象的表面性描述，如人的空间位移、交易行为及其影响等，而借助“社会表象理论”，利用人类学的经验和知识作为参照物去解释旅游现象，将旅游现象具体化和形象化，出现了所谓“神圣旅程”、“人生礼仪”等认知视野。事实上，这本身也是人类学看待世界的方式，因此其对以往旅游现象研究的启示在于：
1、旅游现象的认识是有关生活的复杂的知识体系，其解释包括研究者的价值观、信仰、态度等要素；
2、认识到旅游现象的内容和过程的重要性；
3、旅游现象的文化内涵能帮助定义旅游事实；
4、旅游行为包括群体与个体间文化的沟通和互动；
5、通过运用暗喻、类比以及与原型的比较，将新的或抽象的概念、事件整合到原有的知识框架体系之中；
6、旅游现象的文化解释能对其行为及其影响研究加以指导；
7、社会现象的解释将社会事实与其发生的文化环境联系起来。
简言之，旅游人类学研究的思维逻辑是：研究者(或文化背景)――社会事实――内容分解――要素关联――文化内涵――影响后果。这种思维模式有利于人们理解旅游现象产生的社会根源、旅游行为特征的文化内涵；有利于人们探讨旅游行为方式的稳定性与动态性；有利于人们对旅游发展的社会后果做出科学预设和响应；也有利于从研究者的立场判断其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一般认为，旅游发展会对旅游地社区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这种假设是研究者的主观判断，在实际调研中社区人们也会受这种判断影响，而将社区一些问题归咎于旅游发展，但事实上，需要考虑各关联要素的文化内涵，使旅游发展与旅游影响实现“对接”，将“干扰因素”与“旅游发展”相剥离，才能得出客观而科学的研究结论。
其二，运用人类学中的“符号理论”对旅游系统进行阐释与理论建构。
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强调，文化是指从历史沿袭下来的体现于象征符号中的意义模式，是由象征符号体系表达的概念体系，人们以此进行沟通，延存和发展他们对生活的知识和态度。
将旅游理解为个体与自然和异文化社会相互沟通的互动过程时，旅游体验就带有鲜明的文化特
征和符号意义，而旅游行为并不是简单的“异文化”间符号传递，而且还是一种具有符号意义的建构行动。旅游主、客体行为在各种具体的旅游环境与过程中构成了独特的文化符号，对这种符号的文化解读，既诠释了旅游系统的文化内涵，也建构了旅游人类学的理论。
西方学界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把符号学思想引入旅游研究，麦坎内尔(《旅游者：休闲阶层新论》1976)、库勒(《旅游符号学》1981)及格雷本(《旅游人类学》1983)等都是旅游符号研究的代表性人物。国内学者杨振之(2006)、谢彦君(2005)、彭兆荣(2004、2005)等也曾对旅游符号理论做出研究。这些研究内容涵盖了旅游吸引物的符号解码、旅游者行为的符号建构、旅游动机、旅游决策与旅游影响等的符号认知等等。
运用符号理论解读旅游者、旅游供给者行为背后的文化内涵，对研究者而言，无论是想象的满足，还是异文化的驯化，都表明了对旅游现象及其影响的深度认识，更贴近旅游的文化本质。因为其思维逻辑是：发现符号――解读符号――揭示其文化内涵――寻求对策。
当旅游人类学以旅游地为基点进行主、客体行为研究，并揭示旅游系统的文化关系时，其立场总是在“现状批评”的模式中表现出“自我反省”的思维状态，在人类学语境中一次次挥起对旅游实践和“传统”旅游理论挑战的长矛，从而形成一种形而上学的对抗模式。马狲炜先生在其“文化符号的建构与解读――关于哈尼族民俗旅游开发的人类学考察”一文中就明确指出了这一点。
旅游研究批评并不意味着旅游研究的终结，批评的目的是为了打破旅游研究的“隔音密室”状态，消除具有垄断性的“话语霸权”或者是已成定论的某种观点，将研究思维本身纳入思维与反思的过程之中。旅游人类学在我国旅游研究早期的缺席使之具有了后期批评的机会，是现代旅游研究进展的必然性需要，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清场作用”。
旅游人类学与我国前期旅游研究所形成的差异与裂隙，虽然具备了一定的批评能力，但其自身发展仍需要一种学科的整合，需要具备自我完善和自省意识，需要与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实现有效结合，消除自身的局限和任何“终极性”的思想。作为一种批评模式和对以往研究的“反思”，旅游人类学是旅游研究中的一面“镜子”，使其他所有学科的旅游研究能够检审自己，从而推动现代旅游研究更加深入并逐渐科学化。
(三)文化研究――向着存在论与人类学的辩证综合
在当今旅游理论研究及旅游实践的场域中，旅游人类学研究的开展与实现，不仅大大地拓展了研究视界，打开了旅游研究与旅游叙述的多元的呈现方式与阐释向度，而且也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建立起广泛的意义关联，同时也找到了人类学话语方式对旅游研究的切入点。这一切极大地改变了其他学科旅游研究与文化场域的生态构成，因此，旅游人类学一出现就引起了旅游学界的广泛兴趣。
目前旅游研究所面临的现状是所谓基础性的学科划分(地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造成了对于真正深层次问题的遮蔽。文化本是旅游的内在动因，也是旅游的存在方式，但当下时髦的不着边际的泛化，使“文化”过分抽象化和概念化了。旅游研究中的文化是一个近似于本体论的虚指，由于旅游人类学“缺席的原因”，因此在以往的旅游研究中，“文化”不是作为原因和定义在起作用，而是作为效果和影响在起作用。
在新近出版的《旅游文化学》最后一章中，专门讨论了旅游文化研究的难题。我们事实上不可能接近那个叫做“旅游文化”的存在，我们不可能先把什么是“旅游文化”界定清楚了再去搞“研究”。
一方面，旅游的文化研究需要超越“旅游文化”本体论的预设来展开。在今天，商业性大众文化正在发挥着一种类似于意识形态的功能，它们与传统意识形态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对人的控制似乎更加直接。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的生活中符号与文化、价值与反价值、现实与虚构被大量复制，旅游事实上就是生活的复制形式之一，在旅游中人们达到一种抹平差别的神秘化效果。因此，从需求角度看，旅游的“生活复制”与“消除差别”成为“消费者”的文化主题。
然而，传统的旅游文化研究模式受制于美学的思路与规制，总是从旅游客体对象的角度对单个的“景观”进行审视，倾向于不置可否的说明与描述，或者将其作为旅游审美的例证，形成对旅游文化的单向度解释。这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是长期困扰旅游文化研究思维的枷锁，我们总是抽象地、先验地设定一个“旅游文化”研究客体，而真正的“旅游文化”作为一个经验性的研究对象始终被排除在思考之外，研究者的思维也因此处于一种“悬空”状态，无力澄明研究客体。鉴于此，文化研究就需要从“美学”的思维模式中退出来，寻找旅游中的文化经验事实，建立一个全然不同的理论视野。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哲学出发，旅游的文化研究就是以可感知的经验事实为基础，探讨其文化意义与文化关系。如此，旅游的文化研究将从根本上超出美学视野限制，逼近“旅游事实”的真相。
另一方面，旅游文化研究也可依托人类学理论而展开。人类学经百余年的发展已经形成成熟的基础理论，这种理论使旅游文化研究从根本上依托人类学的“整体观”视野，避免重走形而上学的老路，而具备了深沉的经验主义品质与活力。比如，旅游文化研究的范畴除了大众文化之外，还涉及民族、阶层、性别、地域等等领域。按照传统的研究思路，这些领域分属于不同学科，但从人类的视野看，所有这些都是人类学的文化表达范畴，并且人类学的话语构成与表现方式也为旅游文化研究提供了样板，而人类学在文化研究中的“经验逻辑”，也会使旅游的文化认知更加全面。
三、结语
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作为一种具体的方法论，不同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一般的哲学方法论，它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础，它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提供一般的方法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具体化。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联结历史唯物主义和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中间环节和桥梁，因而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可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来直接指导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看法是偏颇的。为了进一步推动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丰富历史唯物主义，很有必要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这一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可从以下两个方面人手。
一、积极扬弃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成果
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在100多年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中，产生了大量的积极成果，主要包括以孔德、斯宾塞、迪尔凯姆、韦伯、温奇、吉登斯等为代表的众多社会科学家系统创建的两对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包括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以及对它们所做的种种有益的综合研究。就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而言，后一种研究的积极成果意义更大，因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就是一种综合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而在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史上，韦伯、温奇、吉登斯等社会科学家试图将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则是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直接的理论前提。
吉登斯在《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一种对解释社会学的建设性批判》中，立足于解释学立场也尝试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来开展社会学研究。吉登斯同意温奇对韦伯的质疑，即认为韦伯“错误地假定人类行为的解释可以采取一种逻辑上与自然科学特征相同的因果关系形式（如果不是在内容上）”，并进一步以他称之为“能动者因果关系”的理论探讨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
吉登斯又通过建构“结构二重性”理论来综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中认为，“结构二重性”（duality ofstructure）指的是“Y构同时作为自身反复组织起来的行为的中介与结果；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为，而是反复不断地卷入行为的生产与再生产。”因而“在结构二重性观点看来，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
总体而言，他们的努力都加深了人们对于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之间关系的理解以及综合它们的基础的理解。这无疑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建构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前提。
二、基于唯物史观融合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
一般说来，有什么样的世界观或哲学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世界观或哲学观和方法论是一致的。人们对于社会所形成的理论化、系统化的观点就是所谓的社会哲学，以这一社会哲学指导去观察、研究、分析和处理各种社会现象就是所谓研究社会的方法论，即社会科学方法论。因此，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以社会哲学为基础的。
传统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主要包括两对相互对立的科学方法论，即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与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它们分别以两对对立的社会哲学为基础。
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以“社会独特论”和“社会类似论”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社会独特论”认为社会虽然是自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社会一旦产生就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从而与自然区别开来。社会的独特性在于，它是一种人文或文化现象，是人的主观活动的结果。因此，在“社会独特论”看来，既然社会是一种不同于自然现象的独特的人文或文化现象。那么不应照搬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学方法（实证的方法），而应运用人文科学方法（理解的方法）来研究这种独特的社会现象。“社会类似论”认为社会是自然长期发展的产物，又是自然的～部分，社会是一种“类自然现象”，具有类似于自然的客观特点和规律。因此，在“社会类似论”看来，既然社会是一种与自然相类似的现象，那么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学方法（即实证的方法）对于研究社会现象也应是十分有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