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阳花鼓”又名“花鼓”、“打花鼓”、“花鼓小锣”、“双条鼓”等，凤阳花鼓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大体起源于宋朝发展于元、明，成熟与清代中叶，晚期和民国年间出现新的高潮。凤阳花鼓是一种融汇于凤阳民间生活点滴，集歌舞、说唱、表演、音乐于一体的综合性的民间艺术表现形式。凝聚了十分浓厚的文化内涵，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凤阳花鼓的概述
1. 凤阳花鼓的发展现状
凤阳花鼓具有三种表演形式：花鼓小锣、花鼓灯和花鼓戏。凤阳花鼓被分为两种：大花鼓和小罗花鼓。大花鼓采用集体演绎的形式，是由十余人集体敲打演奏出来的一种节奏感强、气氛欢悦的锣鼓乐，并且，大花鼓在演奏的同时常常以山歌演唱为伴；小锣花鼓又称“花鼓小锣”和“双条鼓”，通常采取双人演奏的形式，其中一人负责打鼓而另一人负责敲锣。过去，花鼓小锣是人们常用的一种乞讨工具，随着其广泛流传，花鼓逐渐走上舞台。
2. 凤阳花鼓的发展特征
（1）多元文化的融合
凤阳花鼓是凤阳民间文化的凝聚和升华，既具有民间文化中群众自娱的普及性、大众性和农耕文化等特征，又因帝王的推崇使得凤阳花鼓的表演形式变得儒雅、细腻，无论是歌词还是表演内容都被赋予了华贵的色彩特征。同时经过了历史沉淀，凤阳花鼓融入了南北不同时期的文化因素的品质，是一种多元文化的融合。
（2）浓郁的地域特征
凤阳是南方与北方的交汇之处，在文化、习俗等方面融汇了南方与北方的双重特征。首先，南方姑娘的娇羞与北方女子的豪爽为凤阳花鼓的人物性格增添了浓郁的色彩，其次，南北方的生活细节也为凤阳花鼓的表演形式提供了良好的演绎基础，这些都使得凤阳花鼓具有独特的地域特征。
（3）艺术形式的创新
随着人们欣赏水平的改变、艺术底蕴的丰厚，对凤阳花鼓的艺术形式也在不断地创新。首先，凤阳花鼓的“腰鼓”由起初的“身背”发展成后来的“手拿”直至演变成当今的“双条鼓”；其次，凤阳花鼓的伴唱“小调”在凤阳本土小调的基础上，不断吸收其他地域的流行小调，并将其融入凤阳花鼓的表现内容之中。
凤阳花鼓的文化内涵
凤阳花鼓是在特定的环境以及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渗透于民间生活的民俗形态，充分展现了人们生产、生活的场面，使得凤阳花鼓有其独有的文化内涵与价值底蕴，值得深入发掘和思考。
1. 凤阳花鼓的农耕文化内涵
凤阳花鼓是源于凤阳地区民间生活的一种艺术形态，在表演内容上广泛融入了民间农耕的生产、生活细节。无论是从表现内容、表现形式还是组织形式上都与农耕文化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例如被称为“凤阳三花”之一的“花鼓舞”，其节奏、韵律以及动作都充满着浓郁的农耕气息和民俗特征，同时，“花鼓舞”的大俗即大雅的艳丽色彩也是充分体现孕育花鼓灯的是勤劳的农民。此外，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说过：“艺术来源于生活，却又高于生活。”花鼓灯的舞蹈动作，大多从自然以及劳动生产动作中提取而来，但同时又赋予了花鼓灯更多的情感和艺术性。
2. 凤阳花鼓的历史文化内涵
凤阳花鼓源于民间，在地域特征和农耕文化的多重影响下，表现出了独具一格的艺术风格。凤阳花鼓最早可以追溯到元末时期，经过百年的发展，已经具有悠久的历史，并在发展的过程中融入了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历史的特征。凤阳花鼓完整地保存了民间地区的劳动、生活以及民俗的记忆，在其广泛流传的过程中，不断被人们所发掘。如今更多的人们接触到凤阳花鼓艺术，从凤阳花鼓的表演中了解到当时的历史文化与人文风情。
3. 凤阳花鼓的区域文化内涵
凤阳花鼓是安徽凤阳地区的代表性艺术，在曲艺领域、音乐领域以及文化领域都拥有深厚的影响力，凤阳花鼓已经成为皖东区域的文化符号。作为“凤阳三花”中的“花鼓戏”，在戏曲表演的过程中，完整地保留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篇章和传说，其中主要的曲目有《流星赶月》、《狮子灯》、《凤阳花鼓》等。2006年凤阳花鼓被选为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凤阳花鼓现已成为皖东区域的文化名片。
4. 凤阳花鼓的艺术文化内涵
凤阳花鼓的兴起与发展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是一种雅俗共赏的艺术形式。凤阳花鼓来源于民间艺术、是人民大众的艺术，它将民间生活的美体现的淋漓尽致，正如美学家李厚泽在《美的历程》中所说“一种经过高度提炼的美的精华……特别突出了几点内容要求的形式美”。凤阳花鼓的艺术文化内涵在于，它将劳动人民的生活、情感以及审美进行提炼和升华，形成了一种艺术，又在艺术的表现中反映了人民对于美的认识。凤阳花鼓在表现过程中，除了花鼓、服装之外，还要借助彩扇、手绢、花伞等道具，这些道具与花鼓和服饰形成紧密的配合，通过优美的艺术展现表达了凤阳人民的劳动生活、情感、以及民俗风情等，从而展现了人们对于美的认识变化。
结 语
企业文化的内涵经历了一个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其自我丰富和发展的内涵趋势表明企业文化是一种新型的价值管理方略。
公司文化作为企业文化的早期称谓，最早见之于1980年秋的美国《商业周刊》，其时认为公司文化主要指公司价值观，公司运用共同价值观“为公司的活动、意见和行动树立一种榜样……通过经理的实践逐渐灌输给职工，并传至接班人。”1982年，肯尼迪和迪尔在其著名的《公司文化》一书中，对企业文化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分析，他们认为企业文化由企业环境、价值观、英雄人物、典礼和仪式、文化网络五大要素构成，其中“价值观是任何公司文化的基石，作为一个公司取得成功的哲理精髓，价值观为全体职工提供了对共同方向的意识和他们日常行为的准则。……这些成功的公式决定(偶尔也出自)公司的典型英雄人物、有关公司的神话、仪式和典礼.事实上，我们认为公司之成功往往是由于它们的职工能够识别、接受本组织的价值观并按此行动”.。日本拓植大学今西伸认为:企业文化就是“特定企业中具有固有特征的价值体系”，它由价值观体系、行为体系、经营风尚三要素构成.。1985年出版的美国学者劳伦斯·米勒名著《美国企业精神》一书，从分析美文化的精神实质，提出了重创美国企业文化的八条基本价值原则:目标原则、卓越原则、共识原则、整体原则、效绩原则、实证原则、密切原则、正直原则，被誉为未来美国企业文化的基石.
对企业文化概念的内涵，尽管不同时期的国外学者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看法，但把企业价值观作为企业文化的核心内容则已达成共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企业文化概念的发展就是企业价值观由抽象不断走向具体、走向丰富、走向完善的过程。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管理理论和实际运作中的管理方式，是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管理即以共同价值观的培育及其作用—包括价值观外化和展开为各种具体形式，如英雄人物、典礼仪式、行为体系、经营风尚、企业凝聚和精神等，这些因素交互作用—为手段的价值管理理论和实际运作中的价值管理方式。这句话有两重意思:其一，企业文化是一种管理理论和可运作的管理方式，其二，这种管理理论和管理方式具有特殊性，它是以共同价值观的培育及其外化作用来达致企业的管理目标的。
管理科学自19世纪末产生以来，经历了古典学派、行为学派、现代科学学派和企业文化学派四大阶段。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管理理论发端于美国.70年代末日本经济的腾飞与美国经济的衰微形成鲜明反差，美国人开始对现代管理科学的极端理性主义管理进行反思，希望寻找到得以摆脱困境的管理新方略.在客观需要和主体反思的双重催化下，企业文化理论以其蓬勃的生命力诞生了.诚如《底得优势》一书作者彼得斯和奥斯汀所说:管理学界正孕育着一场“恢复基本原则的革命”。④
企业文化理论是以理性与非理性有机结合的企业价值观为核心建立起来的一种新型的价值管理方略，它不仅是对现代管理科学理论的辨证否定，而且是对以往一切管理理论的批判继承。在此值得指出的是:企业价值观并不排除理性，而是反对那种抛弃非理性因素(如心理、情感等)的纯粹理性主义管理思想。企业文化理论认为，人不仅是追求物质利益的“经济人”，也不仅是追求友谊、亲密感的“社会人”，而且是生活在某种文化背景下并受它影响和熏陶的“文化人”，企业管理应该以营造文化为己任，通过共同价值观的培育，形成企业的精神灵魂，以此贯串到经济、技术、生产指标、规章制度、组织机构、战略决策等具体的因素和行动中去，以实现企业和社会协调一致的发展。和以往的管理理论相比，企业文化具有两大鲜明的特征:以企业价值观为核心的“非”理性倾向(与数据化、机械化的极端理性主义管理比较而言)和注重实务研究倾向.
企业文化的价值至上主义和重视实务研究倾向，对80年代以来西方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批判理性主义”和“恢复常理”一度成为管理理论和实践的主要口号，人们反对过去那种把组织结构搞得过分严密和规章制度订得过分严格的做法，主张“见物，但更要见人”;注意厂歌厂服、纪念仪式等企业形象的塑造，以激发职工的荣誉、自豪感、培养以共同价值观为核心的企业精神，主张频繁的非正式沟通，注意改善职工之间、管理者与职工间的关系，并在企业内部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培育新价值、树立新精神.企业文化的务实倾向表明企业共同价值观虽然是精神因素，看不见摸不着，但绝非虚幻的和假想的，而是现实存在的，务实倾向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观念和行为倾向。80年代以来，很多有影响的管理学著作均十分重视管理实务的研究.如《一分钟经理》和“优势丛书”等。其中《一分钟经理》以“一分钟目标”、“一分钟称赞”、“一分钟指责’三条“诀窍”为主线，运用简明生动的手法将管理中实质性的领导艺术问题加以概括，打破了传统管理理论框架，精致实用，引人入胜，发人深省;名噪全球的《寻求优势》的副标题就是“美国杰出企业的成功经验”，书中重点分析了美国43家企业的经营管理，总结出八条基本经验(了、又异八条基本的价值准则):贵在行动、接近顾客、自主和企业家精神、依靠人来提高生产力、以价值观为动力、紧守专业、精兵简政、宽严相济.其中以第一项“贵在行动”最为重要。
企业文化传入中国是80年代的事。国内学者对企业文化的研究颇为投入，然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意见纷纭，处于一种几乎有多少研究者就有多少种企业文化概念的状况，所谓“企业文化研究等于思想政治工作”等类似的概念混乱往往把企业文化研究导向误区，甚至陷于泥潭。对此本文第三部分将展开分析.理论上经之很长时间的吵吵嚷咬之后，现已基本安静下来，进入反思阶假，开始有了些研究成果的出现和积累。如管益忻同志的《塑造现代价值观—推进市场经济发育的中心环节》.一文，从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环境出发，认为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我国企业经历着文化转型尤其是价值转型，在这一转型期必须搞好价值观的重塑，它是“解放生产力的中心一环”、“塑造现代化制度的灵魂工程”、“人的积极性的第一生长点”、“培育具有高尚品德的四有新人的关健”、“再造多种(亚)群体文化(如企业文化)的荃础’、“推进市场经济发育的原动力”。并就价值重塑工程应当坚持的方针、原则、方法和当前应着重抓的几个热点间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相当富有启发性。
作为以企业共同价值观的培育及其外化作用为手段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方式，企业文化领导了80年代的世界管理潮流，其深刻影响是有目共睹的，但我们也必须以冷静的理性思考企业文化在管理学说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企业文化只是管理学发展的一个阶段和一派学说，而不是管理学的终极和顶峰。企业共同价值观的作用不是自发的，它必须通过作为主体的人、物质性的中介和客体的综合系统的作用才能发挥其深入持久的影响;管理学说史上的各种学派和学说均有其真理性的一面，而企业文化作为管理学的一个发展阶段和有着自己独特个性的一派学说是无法涵盖一切的.德国经济学界的权威学者E·海能在《企业文化—理论和实践的展望》一书的最后，警告对企业文化抱有万能幻想的人们说:“企业文化理论在企业组织实践中的有效性是不确定的，对此不能作出骗人的‘保证’……有企业文化意识的经理可能是企业发展的指路人，但是他仅仅指出方向，而不能得出目标”:希望这句话能对我国现阶段的企业文化研究有所苦醒。
企业文化学说这一“泊来品”进入中国的时间已十年有余，它曾在管理学界引起不小的冲击波.但目前我国企业文化的研究现状如何呢?荃本概念混乱，理论研究消耗于无休止的争论，理论研究无从积累;研究者往往浮于表面，关注争论而不是关注实际，理论与现实脱钩、理论本身漏洞百出、千疮百孔;由基本概念的混乱而导致的无休止的争论背后是一片虚空，理论成为空中楼阁，无法回应现实。。限于篇幅，本文对此不再多说，仅就国内流行的两种典型的企业文观点谈谈笔者的一点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企业文化是“指一个企业长期经营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具有本企业特色的思想成果和精神力量，它包括企业全体职工所共有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道德准则等方面内容”。或者说，企业文化是“企业在长期生产经营活动中自觉形成的、并为绝大多数劳动者认同信守的经营宗旨、价值观念和行为道德准则的综合反映”。
上述两种说法作为企业文化和一般介绍是可以的，但若作为企业文化的定义就有间题了。按照他们的看法，企业文化是包括思想意识、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准则等方面的思想成果和精神力量，是经营宗旨、价值观念和行为道德准则的综合反映。在这里，价值观念虽然都被看作企业文化的一个因素，但其核心作用并未突出出来;不管人们对此持何观点，也许他们默认了价值观在企业文化中的核心作用，但遗憾的是他们在给企业文化下定义时思想没有明确到位，这就导致了定义的含糊、多义;尤其应该指出的是: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管理理论和管理方式这一根本属性在国内已有的同类企业文化定义中没有得到丝毫反映，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企业文化若不是作为一种管理理论和管理方式，要它又有何用处?
另一种观点认为:“企业文化是由职工在一个复杂多变的环境中，通过不断的实践和总结创造出来的，它是企业职工必须共同信守的价值观念、道德准则、企业风尚、理想的目标、崇高的信仰、规章制度，以及企业职工必须共同珍惜和奉献的企业物质财富，包括厂房、机器设备、资金、技术、产品等崛;或者说，“企业文化是企业之魂，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是企业在其生产经营实践中培育出来的具有本企业自身特征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这是一种包罗万象的“企业文化”，因而也是大而化之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既是价值观念、道德准则、企业风尚、理想的目标、崇高的信仰，又是规章制度，还是包括厂房、机器设备、资金、技术、产品等的物质财富，也就是所谓“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按他们的意思，企业文化就是企业所拥有的一切。这样的定义给人的感觉如把堆在地上的马铃落、青菜和沙子等一股脑儿装进一个叫做“企业文化”的袋子里。如果是这样，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管理理论和管理方式的自身特色何在?老实说，此类定义很少能给人带来什么启示。虽然人们在论述企业文化的本质时常常会指出“企业文化的实质就是价值观”;“企业文化……是一种无形的管理方式”，。但为什么不在定义中反映这一无疑是最重要的本质呢?定义必须抓住本质，反映本质，这是常识，忽视了这一点，定义的严密性和准确性就无从说起了。
以上是对两种有代表性的观点的一点初浅看法。就企业文化这一概念而言，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这是完全正常的，但在各种不同理解墓础上又必须达成一定的共识，对其本质有一致确认，否则便会使这门科学缺乏坚固的基石，地基若已不牢，何以建构大厦?墓本概念的歧异使理论陷于无休止的争论，消耗了推动理论发展的力量.笔者认为，企业文化的实质是一种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管理理论和管理方式，是一种新型价值管理方略。它通过企业共同价值观的培育及其外化作用来创造融洽的文化氛围，使职工们受到保障并能为企业的成功作出贡献。国内的企业文化建设必须走出现阶段的研究困境和实践危机，使企业文化的理论研究超然于混乱的概念之争，紧密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建立起以市场为核心价值观的现代企业文化，以推动我国企业管理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更好地服务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注释
① 转引自黄孟落、马孜学主编《外国经济管理的最新趋势》，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76页。
② 肯尼迪和迪尔:《公司文化》，三联书社，1989年第一版，第40页.
③今西伸:《关于日本企业文化的探讨》、《日本研究》1988年第3期。
④彼得斯和奥斯汀:《底得优势》，企业管理出版社，198右年8月第一版导言，第3页。
⑤见《企业文化》1994年第3期。⑥见上书196页。
⑦参见邵鹅:《中国企业文化研究的危机与重构》，《企业文化》1994年第3期。
⑧王光铸:《企业家应对建设优秀的企业文化作出贡献》，《今日企业》1989年第2期。
⑨韩城岚，《现代企业文化建设》，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页。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若要对比“黑”与“black”的含义，我们就要先理解“黑”究竟有哪些含义。下面从实例中看“黑”究竟表示哪些意义？（以下实例引自国家语委现代汉语语料库）（1）1954年元旦，彭修文第一次穿起庄重的黑色演出服，走上民族管弦乐的指挥台。刘邦立《啊！华夏之声》。此处“黑”表示颜色，可以与black直接对译。（2）瞬间，吴治邦像听到了我们的谈话声，霍地从女儿身边站起来，向我们伸出了两只黑黢黢的大手。李若冰《察尔汗盐湖的报告》。这里“黑”虽表示颜色黑，但其中含有暗的意义，所以不能直接与black对译，可译作dark。（3）谁不知道，丁万红是我一手培养入党的，他当了劳模，你们就捧着来，好事都算在他账上，我替他们到处背黑锅，还找我岔头，落井下石！安危《我爱松花江》。这里“黑”并不是指锅的颜色，而是用黑锅比喻代人收过，泛指受冤枉，如果译成“taketheblackpan”，学习者就很难理解其中的意义了。（4）我一句黑话也没创造，都是《人民日报》上的。崔德志《报春花》。黑话中的“黑”是秘密、非法的意思，英语“black”没有这一义项，不能互译。（5）我接到两封黑信，你要我先给你看吗？雷加《春天到了鸭绿江》。这里的“黑”是不公开的意思，“黑信”来源于“”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具有特殊文化内涵，意思是匿名信。因此这里“黑”不能与“black”对译。纵观“黑”的以上含义可以看出，“黑”的本义是颜色暗。在中国传统的“五行”观念中，居于最高地位的就是黑色，黑色是“青、红、黄、白、黑”五种正色之一。黑色纳五色于一体，是五色的还原与复归，可界定黑色在五色观念中的永恒本质。随着社会生活以及人们思想意识的变化，“黑”的含义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夏、秦及汉初，黑色是被人崇尚的颜色，那时的“黑”并没有“坑害、隐秘、欺骗”这些贬义，在京剧里，黑色的脸谱代表刚毅、勇猛的意思。比如包公的脸是黑色，象征着他的刚正不阿。可见黑色并无不好的含义。后来“黑”产生不好的意义，可能是受到了佛教的影响。佛教中“黑白”分别对应“恶善”，所以后来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黑”这个词逐渐有了贬义色彩。在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黑色还被扣上了“反动”、“反革命”的帽子，“黑帮”“、黑后台”“、黑信”由此而来。当然，随着的结束，“黑”的反动意义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它的引申义仍在不断发展，大多是“欺骗、坑害”的意思，如“黑社会”指社会上的黑暗势力，“黑市”指暗中进行不合法买卖的市场，“黑车”指非营运的汽车等。可见，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不能单从词汇的本义进行分析，若我们直接将“黑”定义为“black”，那么学习者就无法理解“黑锅”、“黑信”这些具有特殊文化内涵的词语。对于汉语和英语中相似的词语，如“黑市=blackmarket”，讲解时，可以说明汉英相似的文化内涵以及词汇中的中外文化交流。所以，将词汇教学与文化背景结合起来，是很有必要的。
二、对外汉语教材中含有语素“黑”的词语处理考察
本文选取了10本对外汉语教材，对其中含有语素“黑”的词语进行了考察。这10本教材涵盖了汉语教材的大部分类型，有初级、中级、高级教材；有精读、泛读、口语、听力教材和综合旅游教材。（1）《魔力汉语———初级汉语口语（下）》姚晓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黑色———black，没有标注词性。（2）《体验汉语基础教程（上）》姜丽萍，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黑———black，课文后附有颜色的图解。（3）《基础汉语听力（零起点）》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黑板———blackboard（名）（4）《中级汉语新编（上册）》姚良珍，明天出版社，1999黑漆漆———verydark（形）（5）《轻松阅读中级汉语泛读（下）》于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黑森森———black（形）（6）《新标准汉语（中级篇第二册）》方铭，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黑人———blackpeople（名）（7）《高级汉语精读教程（Ⅰ）》邓小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黑马（名）：比喻实力难测的竞争者或出人意料的优胜者。（8）《发展汉语高级汉语口语（下）》李禄兴，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6黑色收入———指通过非法手段获得的收入，如贪污、受贿等。无词性讲解。撇开那些黑色收入等非正常因素不谈。（9）《新视角高级汉语教程（下）》庄稼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黑客———hacke（r名）（10）《实用综合旅游汉语》张美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黑水河—河名（名）黑压压———adensemassof通过比对发现，对外汉语教材中对于包含语素“黑”的词语的处理主要是四种方式：一是直接用“black”来解释“黑”，如，“黑色、黑人”；二是通过英语中的其他词语来解释“黑”，如“黑漆漆”；三是采用音译方式将英语词译为“黑”，如“黑客”；四是直接用汉语来解释，如“黑色收入”。观察上表中教材的处理方式，发现存在一定问题：“黑”直接用“black”解释，如例（2）单出现一个“黑”，并不一定指颜色，也有可能指暗了，所以解释为“black”有些不妥，在“天黑了”中“黑”应该是“dark”的含义。汉语是意合的语言，词汇丰富，都具有“黑”内涵的ABB式词语很多，如“黑森森、黑压压、黑漆漆、黑黝黝、黑黢黢”，本文统计的教材中出现了“黑森森、黑压压、黑漆漆”，其中“黑压压、黑漆漆”都用“dark”来解释，而“黑森森”却用了“black”直接解释，不充分从语境当中介绍这些ABB词语的正确用法，学习者使用时易产生偏误。另外，一些具有文化涵义的词语，如“黑色收入”，直接用目的语汉语来解释可能理解起来稍显困难，而自然景观名词“黑水河”，直接用汉语说明是河名，并无其他解释就进行听力练习对于母语非汉语的学习者来说是有一定难度的。黑水河河水并非黑色，是因为两岸奇峰倒映水中呈现奇景而得名黑水河。如果结合课后的听力练习来解释“黑水河”与“白水河”走向大致相同，而纳西族人以黑白来解释世间万物的对立。这样来解释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河水不是黑色却叫“黑水河”了。
三、对外汉语教学中解释词语文化内涵的重要性
文化兴则国兴，文化强则党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昌盛，也就没有国家和政党的兴旺发达，这是一条政治发展的基本规律。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提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这一重大命题，表明党在自身建设方面的认识有了更深层的发展。党的报告指出，要“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1]，进一步提出了建设什么样的党内政治文化目标。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增强、培育和发展文化自信的重要手段，是党内组织机构运作机理和制度安排的深层反映。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基础，是全面推进从严治党伟大工程的治本之策。
一、党内政治文化的内涵
从内涵和外延来看，党内政治文化具有双重属性，既属于政治文化的组成部分，又属于党内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政治文化和党内文化两者的交叉部分，但党内政治文化的内涵不是两者简单的叠加，而是两者有机融合形成的一个概念。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首先要准确把握党内政治文化的概念，本文中使用的“党内政治文化”特指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
（一）政治文化与党内政治文化
“政治文化”作为政治学概念是在20世纪50年代才正式提出，美国政治学者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于1956年在《政治学杂志》发表了《比较政治体系》一文，首次使用“政治文化”概念，他用“政治文化”概念来表述每一个政治体系对政治行为的特定导向。其后，从政治文化角度研究政治、经济、社会等问题成为一个显学，但大多数西方学者主要从主观层面研究政治文化，也有学者将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纳入政治文化研究之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阿尔蒙德和小鲍威尔从认知、情感层面来定义“政治文化”；约瑟夫?奈将政治文化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行研究；塞缪尔?亨廷顿和乔治?多明格斯认为，“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包括对表现政治的标志和价值及社会成员对政治目标的其他倾向的经验和信念。”[2]国内从政治学上对“政治文化”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主要从政治思想、政治心理、政治价值、政治体系、政治制度几个方面开始定义政治文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定义有两种：第一种是从组成部分方面进行定义。王沪宁认为“政治文化作为政治活动中的一种主观意识领域，主要包括政治意识、民族气质、民族精神、民族政治心理、政治思想、政治观念、政治理想、政治道德等方面的内容”[3]。第二种是从本质构成方面进行定义。王邦佐等人认为，“政治文化，就是一个国家中的阶级、民族和其他社会团体，以及这个国家中的成员，在一定的生产方式基础上，于一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历史和现实的环境中形成的关于国家政治生活的政治心理倾向和政治价值取向的总和。”[4]综合国内外学者研究，本文认为，政治文化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关于政治制度选择、政策制定、政治心理、政治意识、政治行为等方面内容的总和。
一般来说，政治文化与党内政治文化既有区别也有联系。首先从逻辑关系上讲，政治文化可以分为国家政治文化、政党政治文化、社会政治文化和个体政治文化等，党内政治文化属于政党政治文化的一种，也就属于政治文化的一种。党内政治文化和政治文化既有区别也有联系，一是党内政治文化具备政治文化的一般性特征，如：党内政治文化与政治文化一样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同样包含政治心理、政治意识、政治情感、政治价值、政治行为等几个方面的内容，等等。二是党内政治文化具有一些特征，如：党内政治文化具有更为强烈的政治性，突出强调政治建设，党内政治文化具有更为强烈的实践性，与现实社会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强调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等等。党内政治文化需要从一般与特殊两个方面同政治文化进行区别定义。
（二）党内政治文化的本质和结构
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党内政治文化一直受到高度重视，共产党人为此进行了一系列理论与实践探索，并形成了比较规范的内涵。马克思恩格斯对党内政治文化内涵作了本质性规定。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明确使用党内政治文化概念，但对党内政治文化内涵从本质上作了规定，认为党内政治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最终是由经济基础来决定的。列宁明确提出了党内政治文化概念，并提出了党内政治文化的目标。列宁在1920年11月3日《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局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政治文化、政治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使他们有本领战胜谎言和偏见，能够帮助劳动群众战胜旧秩序，建设一个没有资本家、没有剥削者、没有地主的国家。”[5]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确立了党内政治文化的基本内涵。毛泽东在继承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的基础上对党内政治文化内涵进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确立了“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将无产阶级思想作为党内政治文化中的主体地位，并探索出通过整风整党方式推进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有效路径。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党内政治文化的内涵，并明确其基本内容。1980年颁布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2016年颁布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对中国共产党不同发展阶段党内政治生活文化建设的宝贵经验进行了系统总结，特别是从制度治党层面明确提出党内政治文化的具体内容，强调中国共产党要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形成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文化。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党内政治文化概念的梳理，本文从两个方面对党内政治文化内涵进行定义。一方面，党内政治文化是政治价值的党内集体确认，是党内制度规范、运行机制、行为模式等得以存在的价值依托。虽然党内政治文化可以?^分“认识、情感、评价和态度等几个方面”，但其中决定一种政治文化形态中“最关键的是支撑其骨骼的价值系统如何”[6]。党内政治文化的这个定义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阐释：一是党内政治文化的内核是政治价值，政治价值的确认对整个政党起到目标导向和价值引领作用。具体而言，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政治价值为共产主义，在其他层面则表现为因历史发展阶段不同所体现的不同政治价值，在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最为集中的体现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要“倡导和弘扬忠诚老实、光明坦荡、公道正派、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等价值观，旗帜鲜明抵制和反对关系学、厚黑学、官场术、‘潜规则’等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不断培厚良好政治生态的土壤”[7]。二是党内政治文化的主体是党组织和全体党员。三是党内政治文化需要全体党员的集体确认才能形成，这里不是说要求每一个党组织和党员都赞成党内政治文化，而是要求绝大多数党员从内心认可党内政治文化。同时，这并不表明党内政治文化经过一次或几次集体确认即可形成，而是经过一辈甚至几辈共产党员的行动、言语、思想、理论等方式进行持续集体确认，这并不排除其中个别人物的重要推动作用。四是党内政治文化对党内制度规范、运行机制以及个人行为模式起到价值范导作用，对党内政治生活、党内政治生态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最终会体现在党员群体的具体政治行为上。另一方面，从党内政治文化与党内文化的关系来确认其外延边界。党内文化是党组织、党员干部在各项活动中形成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包括党内政治文化、党内经济文化、党内精神文化、党内生态文化等。党内政治文化属于党内文化，是党内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中国共产党是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并成为长期执政党的，党内文化必然带有强烈的政治属性，可以说，党内政治文化是党内文化中最为主要的部分，甚至可以说，党内文化基本都带有或多或少的政治性，因此也可以将党内文化看成党内政治文化。从内容构成来看，党内政治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以革命文化为源头、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体、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党性的文化。
二、党内政治文化的主要特征
党内政治文化源于党内实践，政治文化是政党性质的深层次体现。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充分发挥党内政治文化的基础性作用，推进和丰富党内政治生活建设，以营造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属性、中国具体国情和新时展要求，党内政治文化具有以下五大主要特征。
（一）鲜明的政治性与广泛的人民性相统一
“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是共产党人最鲜明的本质特征。”[8]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着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鲜明的政治性是党内政治文化的第一特征，民心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大政治，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最坚实的合法性基础，因此，广泛的人民性与鲜明的政治性相辅相成，构成党内政治文化的主要特征。一方面，鲜明的政治性是党内政治文化的鲜明特征之一。政党的“政”就是要讲政治，执政的“政”也要讲政治，治国理政的“政”也是讲政治，政治性是党内政治文化的应有特征。毛泽东指出，“政党就是一种社会，是一种政治的社会。政治社会的第一类就是党派。”[8]另一方面，广泛的人民性也是党内政治文化的鲜明特征之一。中国共产党自从成立以来不仅要将党建设成为具有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还要带领人民群众建立独立的民主国家，并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共产党的宏伟目标不可能仅由一个人、一个政党单独实现，而是需要最广泛的人民群众的支持，由此产生的党内政治文化带有广泛的人民性特征。因此，鲜明的阶级性与广泛的人民性是党内政治文化的主要特征。
（二）先进性与纯洁性相统一
先进性与纯洁性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属性，也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现实要求同时也是党内政治文化的显著特征。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指出：“先进性和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我们加强党的建设，就是要同一切弱化先进性、损害纯洁性的问题作斗争，祛病疗伤，激浊扬清。”[9]要长期保持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党内政治文化的先进性与纯洁性是其关键所在，只有党内政治文化具有先进性与纯洁性，才能进一步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构建良好政治生态。
一方面，先进性与纯洁性作为党内政治文化的显著特征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马克思主义是在吸收人类历史优秀成果的基础上诞生的，自诞生以来就成为无产阶级的指导思想，指导着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实践，具有无可比拟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指出，任何时候中国共产党都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9]另一方面，先进性与纯洁性作为党内政治文化的显著特征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紧密结合并不断丰富发展上。党内政治文化的先进性与纯洁性特征体现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体现在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点紧密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飞跃的重要理论成果的集中体现。
（三）科学的理论性与自觉的实践性相统一
马克思主义是经过长期革命与建设实践检验的科学理论，由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组成，不仅具有科学的理论性，同时具有强烈的实践性特征。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由此产生的党内政治文化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征。一是党内政治文化具有科学的理论性。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论述道，“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10]科学的理论指导是政治行为、政治活动能够取得成功的前提条件，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11]70-71党内政治文化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形成的，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二是党内政治文化并不满足于解释世界，而要在现实中改造世界，具有自觉的实践性特征。党内政治文化不是僵化套用马克思主义，而是结合本国国情进行不断丰富与发展，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进行检验。邓小平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12]过往历史实践已经证明，一旦党内政治文化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脱离了中国实际，就无法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也就无法实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之，只有具有科学的理论性与自觉的实践性的党内政治文化才能不断焕发出新的朝气和活力，不断推进中国共产党建设走向新的阶段，并不断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四）继承性与发展性相统一
文化具有一定的继承性与发展性，由于时代的变化，每一个时代又会对上一个时代的文化进行一定的继承与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文化的延续和进步。党内政治文化同样具有继承性与发展性特征，一方面，党内政治文化的继承性与发展性体现在对待马克思主义、传统优秀文化和革命文化的继承上，保持了较大稳定性和延续性。其一，党内政治文化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价值取向，继承党内政治文化的“灵魂”。其二，党内政治文化应继承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基因。指出，“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比如，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13]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不仅要大胆继承，还要发扬光大，使之成为党内政治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三，党内政治文化继承并弘扬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形成的红色文化。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形成了一批优秀的红色文化，如红船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强调：“光荣传统不能丢，丢了就丢了魂；红色基因不能变，变了就变了质。”[7]党内政治文化要旗帜鲜明地继承并弘扬这种优秀的红色文化。另一方面，党内政治文化的继承性与发展性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对党内政治文化的创新发展上，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对待各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上，“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14]从中国共产党90多年历史来看，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得不好的时候基本都是片面强调马克思主义或者中国实际的时候；反之，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得较好的时候都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得较好的时候。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政治文化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不断推陈出新，激浊扬清，形成了优良的党内政治文化。
（五）严明的组织纪律性与充分的主体自由性相统一
中国共产党是依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起来的，具有严明的组织纪律性，这种组织纪律性不仅在革命时期为夺取政权提供了组织保障，而且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组织基础，同时也是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列宁在总结十月革命胜利经验中指出，“无产阶级实现无条件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列宁还第一次鲜明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纪律，“行动一致，讨论和批评自由――这就是我们明确的看法。只有这样的纪律才是先进阶级民主主义政党所应有的纪律。”[11]245，341正因为中国共产党具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党内政治文化具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特征。目前，党组织面临更为复杂的党情、国情和世情，肩负的历史任务更为艰巨，需要共同的理想信念、严密的组织体系、全体党员的高度自觉进行综合发力，需要党内政治文化强化其严密的组织纪律性，保持中国共产党的团结统一。
毋庸置疑，党内政治文化在强调严明的组织纪律性之时，也要注重发扬党内民主，保障党组织和党员的充分主体自由性。《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强调：“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是党内政治生活积极健康的重要基础。”[15]党内民主所保障的正是党组织和党员的主体自由性，党内政治文化在坚持严明组织纪律的前提下充分保障党组织和党员的个体自由，最终形成一种严明的组织纪律性与充分的主体自由性相结合的党内政治文化。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党内各项建设，包括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目标是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16]。
三、党内政治文化的主要功能
党内政治生活、政治生态与政治文化相辅相成，其中政治文化是政治生活的灵魂，对政治生态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党内政治文化在党中央治国理政和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功能。党内政治文化的好坏，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党内政治生活的完善与否、制度治党效果的优良与否，最终决定着党内政治生态的清正与否。
（一）思想统一与凝聚共识是党内政治文化的首要功能
一个政党想要拥有极强的组织力、凝聚力、战斗力和号召力，党员队伍思想的统一是其必要条件，对无产阶级政党尤其如此。党内政治文化首先对整个党内政治思想进行整合，使得整个政党形成共识，为政党目标和理想的实现提供思想保证。思想统一与凝聚共识是党内政治文化的首要功能，主要体现在：其一，思想统一与凝聚共识功能不止在革命时期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同样起着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面深化改革，其面临的国际、国内和党内局面更为复杂，需要全党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排除万难，方能实现宏伟目标。其二，思想统一与凝聚共识功能不是不允许党内发出不同声音，而是在解放思想的充分讨论上形成统一思想。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指出，“解放思想的过程就是统一思想的过程，解放思想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统一思想。思想统一了，才能最大限度凝聚改革共识，形成改革合力。”[17]思想统一是通过解放思想实现的，是思想解放的一个必然结果。其三，思想统一与凝聚共识功能不止是体现在思想上，最终是将思想贯穿于行动之中。党内政治文化自觉的实践性特征要求其不仅在思想上?l挥作用，更在实践中起到相应作用。党内政治文化思想统一与凝聚共识功能的发挥最终体现在行动上，要求每一个党员在思想与行动上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将全党力量拧成一股绳，形成巨大合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向前发展。
（二）思想引领与政治教化是党内政治文化的核心功能
毛泽东早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18]党内政治文化是中国共产党思想教育的主要内容，党内政治文化要发挥发挥思想引领与政治教化这个核心功能，不能闭门造车、封闭僵化，要将党内政治文化上升为整个国家和民族共同认同的思想观念之一，用其思想文化引领整个社会的发展。
一方面，发挥党内政治文化的思想引领与政治教化功能，要积极传播党内政治文化，并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共产党员要“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19]。党内政治文化是中国共产党政治观点、政治意图、政治目标和政治理想的集中体现，党内政治文化需要发挥思想引领与政治教化功能，实现一系列政治目标，必须将其政治文化传播到社会大众之中，使之成为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争取获得大多数社会大众的认同。另一方面，发挥党内政治文化的思想引领与政治教化功能，要倡导和弘扬优秀的政治文化，抵制和反对腐朽的政治文化。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包括破与立两个方面，必须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一是要倡导和弘扬忠诚老实、光明坦荡、公道正派、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等正确的价值观，二是要抵制和反对关系学、厚黑学、官场术、潜规则等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才能发挥好思想引领与政治教化功能。
（三）政治稳定与秩序延续是党内政治文化的基本功能
与政治、经济、社会等相比，文化的形成具有长期性、持久性与全局性，因此，文化更具有稳定性。与此相应，政治文化也更能强化政治稳定。亨廷顿认为政治稳定是指“相对的持续性和政治体系的一些比较基本和主要成分，如基本的政治价值、文化和政治的基本组织（或制??）结构，不发生变化”。[20]党内政治文化对政治稳定的作用巨大，由于党内政治文化具有鲜明的政治性与广泛的人民性、继承性与发展性等特征，这决定了党内政治文化能够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能够继承和发展传统优秀文化和党内优秀文化，最终发挥维护政治稳定和实现秩序延续的功能。因此，政治稳定与秩序延续是党内政治文化的基本功能。中国共产党作为长期执政的党，其政治文化不仅对党的前途命运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也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反过来说，如果党内政治文化没有发挥其政治稳定与秩序延续的功能，就会对整个国家和社会产生巨大反作用力，甚至会直接摧毁整个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列宁在建党之时就注意到党内政治文化对政治稳定的功能，指出假如“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11]348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党内政治文化中的不良现象进行全盘清整，如搞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的，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搞匿名诬告、制造谣言的，搞收买人心、拉动选票的，搞封官许愿、弹冠相庆的，搞自行其是、阳奉阴违的，搞尾大不掉、妄议中央的，等等。这些现象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和威信，并进而影响整个国家政治的稳定和良好的政治秩序，中国共产党必须通过党内政治文化从思想源头上进行整顿，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构建良好的政治生态，发挥好党内政治文化的政治稳定和秩序延续功能。
（四）制度选择与改革动力是党内政治文化的重要功能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是一个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党内政治文化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与广泛的人民性、科学的理论性与自觉的实践性特征，从三个层面决定了党内政治文化的制度选择与改革动力重要功能。第一个层面，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制度、共产主义道路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党内政治文化的必然选择。因此，党内政治文化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个政党、一个国家实行一整套相应的基本政治制度体系。第二个层面，党内政治文化选择的基本政治制度体系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成的制度体系。列宁指出：“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21]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结合中国具体实际而形成的。第三个层面，这一整套的制度体系并不是停滞僵化的，而是不断向前发展的，通过发挥党内政治文化功能不断推进制度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和自我发展，形成强劲的改革动力。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的每一次思想飞跃都与解放思想相关，都直接或间接与党内政治文化相关，如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整风”、改革开放之初的“真理标准大讨论”，都是党内政治文化的鲜明体现，在全面深化改革时期同样需要解放思想，迫切需要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其中解放思想是第一步的，党内政治文化通过发挥制度选择与改革动力功能推进解放思想的深度与广度，将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向前推进，实现预期的目标。
[关键词]红色文化 红色精神 内涵 特征
文/管仕廷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积淀、创造、整合形成起来的一种特定的文化类型。它蛰伏于近代,形成于“五四”以后,成熟和发展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不断被赋予新的内容。红色文化在形式与内容上有着特定的物质载体与丰富的精神内涵。红色文化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有机统一体:物质文化一般包括革命战争遗址、纪念地等实物;精神文化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政治制度(如革命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政治信仰、政治作风、政治道德、革命精神、革命传统等。物质文化是红色文化的载体,精神文化是红色文化的核心与灵魂。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继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汲取人类先进文化的文明成果,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文化支撑。
红色文化反映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化形态和价值体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丰富的精神内涵和文化追求。红色文化是具有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的文化;红色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文化,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主旨、精神与要义;红色文化也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内涵着党的政治意识形态;红色文化是与时俱进的开放性的文化;红色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华民族精神有着天然的内在关联。
一、红色文化的内涵
一提到红色文化,人们就会联想到革命、战争、流血、牺牲、解放等概念,认为红色文化就是与这些概念相联系的文化,它首先是一种革命文化,革命是红色文化的主题与主要内容,这是红色文化带给人们的第一印象与初步认知,也是人们对红色文化最直观的理解。其实,红色文化以“红色”为主题、为核心,在内涵上有广义与狭义之区分。在狭义上,红色文化是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产生、形成,在中国革命的红土地上孕育出来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类型,也包括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反映党领导人民群众艰苦创业、建设国家、创造美好生活、发展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文化思想与价值体系,它是由中国共产党人、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可以说,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我国红色文化的主流、源泉。而在更广义的范畴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红色文化的传承、丰富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有些特定的内容如关于理想、信仰、道德追求、奋斗目标、奉献精神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核心内容等都属于红色文化的范畴。
(一)红色文化的物质形态及表现
红色文化的物质形态是指红色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即必须要有一定的载体,它是革命理论、革命精神、革命传统等精神遗产的物质载体。红色文化在形式上是具有一定物质形态(或载体)的文化,这种形态具有一定的外在表现,如表现革命内容、革命思想、革命过程的文化作品,包括小说、文章、诗歌、戏剧、标语、歌曲、出版物和革命文献;也包括革命遗迹、纪念地、标志性物件等,如战场纪念地,革命会议遗址、领袖的故居、旧居等纪念馆,革命前辈用过的物品或穿过的遗物等(也包括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重要遗址、纪念地、物品等)。这些物质载体承载着红色文化的丰富的思想内涵,人们一接触到这些东西就会联想到红色的、革命的主题、历史、事件及革命思想、意识与观念。
(二)红色文化的精神形态及内涵
红色文化的内容即红色文化的精神形态,指的是红色文化的内在构成要素,包括理想、信仰、思想、道德规范、价值观念体系和科学文化知识。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来,红色文化的精神在早期等同于革命精神,其后内涵在不断丰富拓展。红色精神大致分三个历史时期:在1949年之前是名副其实的革命精神,如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日精神、西柏坡精神等;1949年之后转向社会主义建设,红色文化精神的内涵已超越了革命主题,出现了“建设精神”或“创业精神”,如“两弹一星”精神、铁人精神、北大荒精神、雷锋精神;1978年之后进入改革开放,又出现了改革创新精神、开放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红色文化蕴涵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理想、爱国情怀、思想观念和道德追求,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精神和优良传统,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新形势下加强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和人民群众理想信念教育的优秀资源。在当今多元文化的和谐共生中,“红色文化”愈发凸显其作为主流价值的突出地位,成为中华民族发展强大的持续精神动力和软实力,并承担着引领大众文化健康发展的责任与使命。也有人将“红色文化”概括为革命年代中的“人、物、事、魂”:其中的“人”是在革命时期对革命有着一定影响的革命志士和为革命事业而牺牲的革命烈士;“物”是革命志士或烈士所用之物,也包括他们生活或战斗过的革命旧址和遗址;“事”是有着重大影响的革命活动或历史事件;“魂”则体现为革命精神。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化,红色精神的内涵愈益丰富,如体现红色文化内涵的“红歌”在今天已不仅仅局限于革命历史题材的歌曲,只要是积极向上的、弘扬真善美的、体现我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歌曲都是“红歌”,这表明人们对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涵已有了新的诠释。
二、红色文化的主要特征
(一)红色文化是具有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的文化
红色文化是革命的文化,是反帝反封建、实现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的革命文化,是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艰苦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价值体系,是在汲取中华民族精神、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的新文化体系,因此,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与几千年传承下来的民族精神是红色文化的天然成分、养料和重要构成。红色文化是一种具有中华民族特性的文化,民族性是红色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科学性即它是反对一切封建迷信思想,坚持了唯物史观与辩证法,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坚守客观真理的科学品格,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科学正确地揭示和反映了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内在本质及其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红色文化又是一种科学的文化。红色文化坚持为最广大人民服务,具有鲜明的人民性。红色文化不是为少数人垄断的精神产品,而是来自于人民、服务于人民,由人民中的先进分子创造的思想文化,是一种大众性的文化。它着眼培育有崇高理想、坚定信念和道德追求的时代新人,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红色文化既是主流文化,也是大众文化。红色文化始终反映了人民大众的意志和愿望,代表着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要求,服务于人民大众,满足着人民大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发挥着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养的作用与功能。
(二)红色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文化,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主旨、精神与要义
“红色文化”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中国共产党人、一切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先进思想文化顺应历史潮流,反映时代精神,代 表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方向,体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历史上迄今最先进、最科学的思想体系,是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指引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为人民大众提供了新的世界观、新的理想、新的道德和新的精神。红色文化极大影响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最新成果,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精神,为全社会提供着统一的指导思想、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强大的精神支柱,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红色文化与一定的政治、经济相适应,就是因为它适应了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红色文化始终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主旨、精神与要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而这个文化的核心与灵魂则是体现马克思主义主旨精神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它是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文化与意识形态。红色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想源泉和优秀资源,为后者输送土壤、空气与精神养分,决定并引领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
(三)红色文化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内涵着党的政治意识形态
“红色文化”作为一种新的革命意识形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性革命文化运动的产物,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内涵着党的政治意识形态。红色文化是引领中国人民沿着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前进的意识形态,是共产党人根本宗旨和核心价值观的科学表达,红色文化因此而成为中国社会进步、变革创新、文明发展的内在灵魂、精神支柱和不竭动力。“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而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就是这个文化战线上的各级指挥员。‘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可见革命的文化运动对于革命的实践运动具有何等的重要性。”这是同志对革命文化(红色文化)的政治意识形态特性的论述。红色文化服务于无产阶级的政治路线和政治斗争,服务于共产党的政治纲领,内涵并体现着我们党的意识形态。红色文化属于无产阶级的文化,是为人民大众服务并为之享用的文化,体现着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核心与宗旨,是我们党在革命与建设的各个时期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的文化表达,是共产党人世界观的文化宣示。红色文化又是红色政治,是我们党的主流意识形态。红色文化蕴涵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哲学、历史意识、政治追求和道德取向,彰显并表达着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与价值体系。红色文化的广泛传播,可以凝聚时代人心、彰显时代精神、锤炼民族性格、锻造民族风骨、提升民族品格,红色文化具有塑造新人、涵养人心、促进民族自新的价值与功能。
论文摘要：以户县农民画的设色特点为例，使读者能够更加清晰地了解民间美术色彩的选择特点及文化内涵，运用文献研究和例证相结合，论述民间美术色彩这种文化语言，更直接地使创作者与受众进行直接对话。古人独有的色彩观念，使中国色彩区分于西方的“色调”理论，正是因为中国色彩有自己的调色、赋色法则，才制约着华夏民族的色彩选择，并赋予民间美术色彩的文化内涵。
色彩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是一个民族情感、经验和思想在色彩应用过程中的显现。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民间美术，在数千年的传承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特性。色彩作为其重要的构成元素，是人们寻求精神上情感表达的一种方式，以不同的色彩表达特定的观念，反映了民族民间美术的传统习俗及审美观念的延续和发展。民间美术色彩深层次地体现了创作者与受众进行对话的一种文化语言。
一、户县农民画中色彩选择的特点
户县农民画在我国整个民间艺术的庞大体系中可称得上是独放异彩。画风粗犷豪放，构图饱满稚拙，用色单纯夸张，具有清新浪漫的生活气息。户县农民画贴近生活，多以描绘人民丰收的景象，节日的欢腾，幸福的家庭等，使每一个观赏者都能够感受到激昂的情绪和自豪的心情。户县农民画，粗犷中蕴涵着细腻，浓艳中蕴涵着淡雅，稚拙中有着精巧。
单纯明快与夸张刺激的色彩表现是民间美术色彩选择的显著特点。中国民间美术的色彩体现着充分的饱和度。红、黄、蓝、白、紫等鲜亮的色彩，使人感受到豁朗的情感和明达的风格，正是民间艺术单纯明快的装饰性色彩的充分体现。以具有代表性的户县农民画设色体系来说，“色要少，还要好，看你使得巧不巧。”这是户县农民画用色的简要口诀，由此体现了民间美术用色简练的特征。户县农民画诀亦云“红红绿绿，图个吉利”，“红要红得鲜，绿要绿得娇，白要白得净”；“紫是骨头绿是筋，配上红黄色更新”等，都体现了民间美术色彩高纯度、强对比的特征。这种纯粹的色彩运用，使农民画色彩醒目而和谐。其色彩搭配，运用大色块的红丹与品蓝形成强烈的补色对比，而小色块的竹绿、品桃、紫黄色加上墨线稿的穿插，使画面色彩响亮而又简洁明快。用色虽然只有五种色彩的搭配，极为单纯简练，却显得五彩缤纷，绚丽多姿。
民间美术的色彩运用补色、高纯度的色相对比原则，是民间美术色彩选择的主要倾向。人们喜爱色彩，往往喜爱有一定纯度的色相，不同程度的色相对比，可以满足人们对色相感的不同要求。我国历史上的传统色彩调配形式，运用色相对比是最常见的方法之一，其中，补色对比在民间美术中应用尤为广泛，民间美术的色彩搭配体现着朦胧的补色感知，极力显示对比色特有的张力和刺激性。
当然，民间美术的色彩在表现夸张刺激、鲜艳夺目效果的同时，也非常注重色彩的统一和谐。所谓“光有大红大绿不算好，黄能托色少不了”，就表露了追求统一性的色彩意识。 色彩的审美心理不是孤立的，它必然受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哲学思想、伦理道德的影响，受到整个审美意识的制约。
二、户县农民画中的色彩文化
在中国传统思想和民间习俗的影响下，民间美术中的色彩显现着强烈的民族情感和审美特征，从而造就了民间美术色彩的热烈喜庆的气氛。在民间美术作品中，色彩是民间艺人和受众进行对话的一种独特的文化语言，有着多方面的表现功能。
(一)装饰功能
民间美术的色彩首先是为了饰美娱目。特别是装饰性较强的户县农民画作品，其设色是极富代表性的，用色艳丽浓烈、丰富鲜明，突出吉祥喜庆红火热闹的气氛。画中配色口诀：“红与黄，喜煞娘”，“要喜气，红与绿，要求扬，一片黄”等都体现了这种心理，富有节奏的对比，同时又讲究和谐统一，色彩整体效果鲜艳、热烈、轻松、明快。当然，除了对比热烈、色彩浓重的农民画，也有追求雅致调和的色彩效果，这类农民画在使用纯度较高的色彩后，常以粉蓝、粉绿、灰色、金色等加以调和，又用墨线加以衬托和稳定，因而画面素雅委婉、清淡优雅。即使如此，农民画也仍以喜庆、绚丽、丰富为主。无论哪类色彩的运用，又都是写意不写形，不求现实的真实，色彩在原来基础上更为大胆。
户县农民画诀亦云：“红间黄，喜煞娘；红间绿，花簇簇”，“青紫不并列，黄白不随肩”等，都是肯定原色的运用，色彩搭配体现出朦胧的明度对比，色相、色彩的冷暖以及面积的搭配与对比。明度的对比使画面疏朗、透气，色调清新，而多种色彩冷暖的不同和面积大小的对比则易产生丰富、绚丽、热闹红火的气氛，这种色调风格也正是民众喜爱并表达思想情感的最恰当的形式。同时，色彩的冷暖对比丰富、强烈，极具现代装饰色彩效果。
(二)象征功能
根据心理学的研究表明，色彩最能引起人们奇特的想象，它最能拨动感情的琴弦。色彩效果不仅体现在视觉上，更体现在象征意义上，使大众得到心理上的体验和理解，从而得到心理上的满足。 所谓“象征”，就是用以代表、体现、表示某种事物的一种物体或符号，重视色彩的象征性在我国历史上有着自己的传统。民间色彩象征意义丰富，根据华夏民族古老的五色观进行组织搭配，在五色(青、红、黄、白、黑)的观念内涵上，根据需要去突出某一色的主旋律，以达到表达审美和生存上的追求。在民间美术创作中，对色彩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的依托是时常要遵循的。“红红绿绿，图个吉利”这句流传在老百姓中的口头禅，作为一般的民间艺诀，可以说是整个民间美术的色彩特征。“图个吉利”是在传统的民间文化观念下表现出的审美观念，以表达求生、趋利、避害等功利意义为主。
老百姓常常是依自己的切身利益和功利愿望去理解和使用色彩。“吉利”所包含的审美意义，在广大民众心目中总是和纳福招财、避害去灾等基本生活需要和世俗意愿交织重叠。户县农民画多是歌颂丰收的田野，欢腾的畜群，崭新的房屋等，其中绿色寓意万年长青，红色寓意四季红火，在民间美术中，色彩是一种喻意和心理暗示，是用色彩与形式的特定形象满足大吉大利，祈福迎祥，发财平安的心理。色彩的作用超出了视直觉与自然环境等同的色彩结构和这种表现形式。
色彩的这种观念性的象征意义被纳入包罗万象的中国古代宇宙论的框架中，与传统的价值观、哲学思想、等级意识、宗法观念、伦理道德相互交融，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内涵。
三、民间美术色彩选择的文化内涵
从民间美术设色的整体观念和特征来看，对传统的色彩观念有依有背，既遵循了传统色彩的象征、比附意义和内涵，具有深沉的文化底蕴，同时又重视色彩的视觉审美效果，呈现出斑斓多彩的热闹景象。可以这样说，色彩在民间既是观念的、历史的，又是现实的、审美的，它不仅诉诸于视知觉，同时还受到文化传统、环境的制约，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内容。因而对民间美术色彩的认识就不能仅仅停留在现象的描述上，而必须对包蕴其中的观念性涵义和文化历史内容予以领悟和把握。
作为一种原生态的、历史演化的视觉表现形式，我国民间美术的色彩是各种因素相互影响的结果，突出表现为深受中国传统设色观念的影响。其中，五色观的影响自始至终贯穿其中。它们与自然、社会和人生诸方面的观念形态相关联，因而具有丰富的比附性意义，这些意义体现着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意识。色彩情调与民间文化观念相重叠，深受民众生活的制约，与庶民百姓的生活态度、价值标准、审美情趣是相一致的，具有与生俱来的民族亲和力。这也是其备受关注的原因所在。
我国古人的色彩选择不是建立在对色彩物理性能的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而是以宗教化和伦理化的色彩选择习俗为根据的。早在先秦时期国人就已形成色彩等差观念，众多的色彩被区分为正色和间色两个等级。这对整个封建社会的色彩选择习俗都有支配性影响。色彩等差观念是在五行说的影响下形成的。在强烈的神秘感和崇拜心理的驱使下，古人以五行为中心，用比附、推导等方法，把木火土金水变成5种象征性符号，使之与各种具体的、抽象的、已知的、未知的、经验的、迷信的、自然的、社会的事物相对应。
中国民间美术色彩作为一种物理性的现象也与民间文化观念相关联，被作为一种象征手段加以描述，并延伸、拓展了它的内在性质，与其他事物相联系。色彩与特定的观念相关联的原因，自然也与人的实践活动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客观自然世界生命循环的特征也表现在自然界有规律的色彩的变换，先民对大自然的现象予以描述、总结，并加以附会，得出了“青、赤、黄、白、黑”这五种基本色相，并体会到这五色与人类的生产、生活实践有着密切的利害关系，所以被中国古代视为五种“正色”，并暗含了吉利祥瑞的意义。随着阴阳五行说的产生与发展，五色被认为是构成世界秩序的成分，并与其他构成成分相对应、关联。在这里，色彩已完全成为一种观念性的阐释和象征性的比附，而不单纯是一种视觉的、感性的知觉形式，人们对色彩的运用成为一种主观的符号和图式，并被赋予特殊的情感和文化理念。
关键词：制度沿革；制度文化；内涵；特征
高校制度文化是大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渗透于高校各种组织机构和规章制度中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一方面以有形的制度为外在表现形式，一方面以无形的价值体现于制度本身，且通过制度的实施影响着高校建设与发展中的各个管理领域。任何一种文化都需要经过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在实践中逐渐被认可与传承下来。因此，笔者以所在高校的管理制度沿革情况为例，用历史的视角来研究制度文化的内涵与特征，为进一步加强高校制度文化建设而奠定基础。高校在其办学实践过程中，为适应社会及自身发展，不同时期形成不同的管理制度体系，包括了高校的组织架构及各类具体制度规范等。高校管理制度的内容及其在沿革与调整过程中所衍生的文化内涵，逐步构成了高校的制度文化。
一、高校制度文化的内涵
高校制度文化主要以高校的管理制度为具体表现形式，通过管理制度的不断调整与完善，促进管理的科学化和规范化，以满足发展需要。笔者认为，高校的管理制度不仅仅局限于各类具体的管理制度，还应包括高校的组织架构。
1.高校组织架构。组织架构是维持高校正常运作的基本框架，直接反映高校管理机制和运作方式，同时也是各类制度规范制订与执行的运作机构，按照机构职能划分，一般分为党政、教学、科研及医疗等机构。以笔者所在高校为例，在学校建设与发展历程中，学校始终坚持建立在学校党委领导下的适应时代及自身发展需求的管理架构。这是我国高校组织架构沿革的共性。
2.高校各类制度规范。高校各类制度规范是高校在管理过程中借以规范、激励或约束全体师生行为，确定议事办事方法，规定各项工作程序的各种制度、办法、规定、章程等的总称。高校制度规范的制订、执行与监督依附于各类组织机构上，是通过各类组织机构的运行来实现制度规范中所明确的行为准则。在高校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制度规范所涉及的层面与领域有所侧重，其内容与形式均有所差异。以笔者所在高校为例，建校初期，学校的制度规范主要以政治思想教育及教学管理为主导，其条文内容相对单一，随着学校的发展，制度规范的演变，由浅入深，由窄到广，由粗至精，体现了历代大学管理者在办校治学过程中的价值取向与管理理念，同时也反映了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制度文化趋向。
二、高校制度文化的特征
随着管理制度的沿革与演变，高校制度文化逐步形成了与客观环境紧密相关、并为历代大学人所认可与接受的内在特征，包括了历史时代性、规范与执行性、多层次性和隐蔽性。制度文化的特征是由制度文化的内涵及其形成背景所决定，是进一步探索高校制度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1.历史时代性。高校管理制度虽是学校内部的行为模式与准则，却与学校所处的外部环境是密不可分的。管理制度的变迁与调整，首先是顺应外部环境的需求，然后再根据自身的需求进行扩展与延伸。学校不少的制度规范必须按照国家高等教育的有关方针政策执行及落实。而社会对高等教育、大学学者、大学生等方面的需求变化同样影响着高校内部组织和制度的调整。因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高校制度文化有着鲜明的历史时代特征。如我校1961年的《干部参加体力劳动暂行办法》，1973年的《教职员工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暂行规定》，90年代中期的住房制度改革方案等都与当时的外部环境相关。高校制度文化的历史时代特征体现在管理制度的演变之中，而管理制度的演变也反映了制度文化首先是顺应时代变迁与发展而逐步形成的。
2.规范与执行性。教育界普遍认为，大学文化通常包括了由价值观、理想追求、思维模式、道德情感等构成的精神文化，由大学的组织架构及其规则构成的制度文化和由大学的物理空间、设备、设施等构成的环境文化三个层面。与精神文化和环境文化不同的是，制度文化是以管理制度为载体，其内涵体现在管理制度的设立、制订与执行当中，而管理制度本身以组织机构、制度条文来实现高校在办学治校过程中对日常事务、教学科研、师生言行等方面的规范管理，让学校合法、有序、科学地正常运作与不断发展。而制度文化的规范性还须通过高校管理者对管理制度的执行与落实才能得以真正的体现。假如管理制度未能得到执行，那么它已没有存在的意义。只有规范与执行，才能真正体现制度文化的意义。笔者认为制度文化的规范与执行性是有别与另外两种文化的重要特征。
3.多层次性。在高校管理制度的变迁过程中，无论是组织机构的设立与撤销，还是制度规范的制订与修订，都有其演变的规律可循，而制度文化的多层次性则体现在其中。建校初期，学校的组织机构相对简单，在不同的阶段，纵向以筹委会、党委等为学校的主导架构，下设一到两级行政机构；横向以行政为主，尚未有正式的教学机构，仅有专业设置。制度规范也相应制订，多以学校层面为主。进入80年代后，学校管理架构逐步完善，分工更加细化，经上级批准，先后成立党委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纪委、学院办公室、人事处、教务处、科研处、研究生处等多个党政职能部门，在专业设置的基础上成立4个教学机构，形成了一个行政、教学、科研管理分工明确、职责清晰的架构体系。可见，高校制度文化呈现多层次特征，并在高校的管理领域中时刻发挥着其影响与作用。
4.隐蔽性。谈到大学文化建设，学者们多数从大学的精神文化和环境文化的角度进行研究，而高校管理者在文化建设中同样注重环境文化与精神文化建设。环境文化可以通过改造校园环境而得以实现。学校只要投入一定的经费，对建筑物、校道、公共绿地、图书馆等构成校园环境的景物进行人文设计与改造，即能在短时间内向师生展现校园人文风格，从而实现环境文化建设的作用与功能。精神文化更是高校文化建设的重中之重，校训、校徽、校歌、校旗、大学精神等能够标识学校特征的图标、文字、物品均能够直观地向外界展示学校的面貌、文化与特色。唯有制度文化介于环境文化和精神文化之间，隐藏于学校内部管理当中，通过长期的制度变迁与调整才能够显现其内涵与影响，不易被关注与重视，具有隐蔽性特征。
综上所述，高校制度文化随着学校发展而传承下来影响至今，它存在于管理制度又作用于管理制度，并与环境文化、精神文化紧密联系，相互作用，具有历史时代性、规范与执行性、多层次性与隐蔽性，是大学文化不可缺失的重要部分。笔者认为，高校在大学文化建设中，应当进一步了解与熟悉制度文化的内涵与特征，才能更好地建立适合学校发展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制度文化应有的价值与作用，以促进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环境文化同步发展，从而使高校的文化建设更加完善与有效。
参考文献：
[1]李延保.沟通：大学管理中的文化视角[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8.
[2]张铭钟，张振中.和谐理念视阈下的大学制度文化建设[J].理论导刊，2008，（4）：52-55.
关键词：大理白族；霸王鞭舞；文化内涵
白族是祖国西南边疆古老地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云南，百分之八十以上居住在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除此之外，湖南桑植县、四川西昌地区以及贵州毕节地区也有少量的分布。白族自称“白子”“白尼”，汉语意为“白人”，解放前有“勒布”、“民家”、“勒墨”等他称，直至1956年，根据白族人民的意愿，定名称为“白族”。白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白族的民间舞蹈种类繁多，无论山区还是坝区，每逢节日庆典，都能看到群众性的古朴典雅、欢快热烈的多种民间表演，令人流连忘返。作为白族最具代表性的民间舞蹈之一，“霸王鞭舞”渗透着白族人民的民族习俗和文化娱乐，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是白族人民丰富多彩的艺术文化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霸王鞭舞”的产生
关于“霸王鞭舞”的产生，大多是来自白族民间艺人中流传的一些传说，大致有五种，其中流传较广的有三种：一是南诏兵器、警军器说；二是大理国柞丧棒、祭盘、棺钉说；三是部落战争说。除了这三种说法之外，还有摸拟栽秧说，楚汉相争时兵器说两种传闻。以上的这些说法都来自于民间传说，各种正野史中无记述，无据可考。
除了民间流传的各种传说，关于“霸王鞭舞”的产生，各种地方文献史料中都没有历史沿革等情况的专门记载，只有在明、清时代艺文诗词中简略提到过一些情况。例如清朝白族学者杨凉在《滇中琐记》记载：“大理有绕山林会，每岁季春下院，男妇盆集，殆千万人，十百各为群，……男犹执巾秉扇，足踏口歌，或拍霸王鞭。……相传起于南诏。”白族学者赵甲南在《嚎绕三灵竹枝词》也记到“淡抹浓妆分外艳，游行手执霸王鞭，口冬咚更有金钱鼓，且舞且歌为飘然，烤令欣逢四月最清和，簇簇游人此日多。六诏遗风今尚在，诸君莫笑是夷歌。红男绿女喜春游，山麓海滨绕一周，廿四巳过人影散，归家返道事田畴”。从这一类似的资料记载中，我们可以知道，由明末至清，金钱鼓、霸王鞭舞在大理和洱源一带已经成形，并在白族群众中普遍流行，同时也得到当时地方官府的认可。至于明宋以前白族地区是否流行“霸王鞭舞”？“霸王鞭舞”到底是什么时代产生或传入？等问题还有待于史料的进一步发掘整理和更深入的研究。
二、“霸王鞭舞”的表现形式
白族霸王鞭道具一般都是用直径约三公分，长约八十公分的竹截为材料，在其两端各凿穿两个方向相对的长方形孔，以象征四季，每孔中嵌入一串三枚或两串六枚铜钱，艺人说铜钱的数目分别表示一年四季十二个月或一年四季二十四节令。表演时在霸王鞭的一端系上一个红绸扎成的彩球或拴上一枚铜响铃作为装饰以增加音响效果。流行于白族群众中的霸王鞭舞基本上都是集体舞。各地的白族霸王鞭舞一般都不单独表现什么具体内容，属于一种情绪舞。这种舞蹈大多数情况下是穿插在“绕三灵”、“田家乐”、“三月会”、“闹春王正月”等各种传统民间节庆文艺活动或白族本主庙会活动中进行。各地的霸王鞭舞表现形式多样，各有特色，体现了各自的文化内涵。
三、“霸王鞭舞”的文化内涵
（一）体现“族群”文化
一般来说，族群是指享有共同的历史、文化或祖先的人们共同体，族群成员共享着他们与其他族群相区分的文化和历史。族群共享的常见特征为种族的、宗教的、语言的、职业的或区域的特征，或者至少分享最基本的文化特质（如语言、宗教、服饰、艺术等）。作为具有族群特征的舞种，是由历史的因素构成的身体语言表达体系，是特定文化要素与审美要素的合一；作为特定的言语形式标准，它是一种隐形的约束力，带着族群群体的认同，区别于其他舞种。总而言之，大理白族的“霸王鞭舞”正是一种表征族群性的符号，它的外在形式中蕴含着无限的内在蕴含，它们相互碰撞、互相融合，彼此渗透。
（二）体现稻作兼渔猎文明下的民族文化
1、舞蹈形式体现稻作农业的特点
作据资料记载，洱海区域新石器时代的居民不单是定居的农业民族，而且是我国长江以南的稻民族。白族农耕文化中受儒家文化影响很大，特别是儒家关于顺应自然规律，正确处理自然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诸多论述对白族农耕历史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围绕岁时更迭，逐渐形成了围绕生产习俗为标志的节日和舞蹈，白族“霸王鞭舞”就是其中比较代表性的一种。它通过“绕三灵”仪式活动呈现出来，使它不同于平常的劳作生活，从而表达出人们对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由衷期望。同时，在生产中表演“霸王鞭舞”，还能起到团结互助、调配劳力的作用。
2、舞蹈服饰体现白族渔猎生活
服饰是一个民族最为显著和最为直接的外在标志，正如郭沫若所说：“衣裳是文化的表征，衣裳是思想的形象。”霸王鞭舞”表演之时，人们身着白族服饰，这些多姿多彩的服饰生动地体现出了白族对于“鱼”的崇拜。随着历史的变迁，鱼类已不单纯是白族人民心中的自然之物，而是更深刻地融入到了人们的文化生活与精神生活。白族人喜欢穿海水蓝色的上衣，袖口和衣襟上缀着象征鱼鳞的银泡，围腰、袖口等处还绣有海藻、莲花等水生植物图案，在裤脚处绣有海水的波纹，脚穿船形鞋，充分体现了人海和谐相处的艺术心态。山区的白族妇女喜欢戴鱼尾帽，主要是由于他们的祖先原居住在靠近洱海和西洱河的一些村寨，后来才迁居山区的（有关迁居时间，有的说是唐天宝战争年代，有的说明清时节）。移居山区后虽以放牧打猎、农种为主，但却世代保留着洱海边居民的古老服饰，流传至今。
总之，舞蹈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同时具备着形式、内容、发展三大要素。而“霸王鞭舞”是白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根据自身的生活、风俗形成的具有民族特征、审美特征和表达情感方式的艺术形式。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它不仅丰富了白族人民的生活，更具有重大的时代价值，为我们清晰地解读这个稻作兼渔猎文明下的民族的文化内涵提供了丰富而有价值的资料。
参考文献：
[1] 施惟达，段炳昌.云南民族文化概说[M].昆明：云南民族大学出版社，2004.
[2] 卢元镇.中国体育社会学[M]. 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0.
[3] 金光.艺术与文化―艺术的本质和世界性的民族文化[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