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思想导向。
思想政治教育通过理想信念导向、思想道德导向等功能，在各个阶段帮助教育客体在了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及社会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形成正确的理想信念、道德品质，坚定正确的价值观准则，努力保证其思想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二）行为导向。
思想政治教育的行为导向主要是在道德规范导向和法纪规范导向两方面进行的。道德和法纪是维护文化安全最为直接的途径，是表现在外在方面的有效方式之一，这两种导向同时也是实现其他导向的重要保证。有些国人理想信念淡薄，极易受到西方文化的诱惑，这就需要发挥思想政治教育行为导向来对其进行预防，提高维护文化安全的自觉性。
（三）舆论导向。
新闻媒体、网络等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一部分，在维护文化安全中起着很重要的舆论导向作用。西方国家极力鼓吹言论自由，依靠这种自由来侵蚀我们国人的思想，在隐蔽性中渗透进行，网络、新媒体成为他们的主要利用工具。因此在这一点上，要保证文化安全，必须使思想政治教育舆论导向坚持党性原则，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有效主导舆论，使文化传播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四）政策导向。
文化安全问题关系着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要保障我国文化安全，需要全党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思想政治教育要切实担负起政策导向的重任，作出强有力的政策导向，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统筹发挥好宣传文化战线的重要工作，调动社会各方面组织的积极力量，进行主流文化方面宣传的政策引导，为弘扬和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作出努力。
（五）利益导向。
国家文化利益是国家利益的延伸，是国家利益的文化存在形式，是最高形式的国家利益，国家文化安全的本质就在于维护国家文化利益，利用思想政治教育的利益导向，使人们正确区分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并最终使利益认同上升到价值认同，引导人们形成正确的利益观，进而树立文化安全观，使文化利益得以实现，巩固主流文化价值，维护文化。
二、发展对策
（一）完善文化安全视角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导向体系。
1.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导向的内容。
维护国家文化安全迫切需要提高国家文化的软实力，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导向内容，这就需要我们改造落后文化，整合外来文化，发展先进文化。在文化安全视角下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导向内容，应始终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我们的主流文化，站在时代前沿，使人们深刻领会维护文化安全的战略意义。
2.坚持思想政治教育导向原则。
坚持思想政治教育导向原则，是维护文化安全的基本立足点。第一，以人为本的原则。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有关于人的实践活动，其导向也直接指向于人，国家的文化安全依靠的是大多数国人对国家文化价值的认同与支持，进而维护文化安全。第二，预防为主的原则。我国国家文化受西方文化的隐蔽侵蚀，思想政治教育导向功能的发挥主要有预防作用，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自觉抵制各种不良文化。第三，核心价值原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思想政治教育和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根本，是支撑整个民族文化和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精神导向。在当今维护文化安全中，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宣传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要内容，使我国文化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3.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导向的机制。
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建立一定的导向机制，主要有思想导向机制、心理导向机制和舆论导向机制等，利用这些机制对人们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和行为方式进行分析、判断和引导，充分发挥导向功能。
（二）文化安全视角下思想政治教育导向功能的后期引导作用。
关键词：政治安全；传统安全；人本安全；研究范式
中图分类号：D03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1-0016-07
对政治安全的研究，学者们习惯于从政治安全的主体、政治安全的核心议题、维护政治安全的手段和途径等方面来进行分析，与国家安全、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等研究进行区分并重新定位，以期政治安全的议程设置更加明确具体，从而为维护政治安全的行动逻辑提供理论支持。而在总体上，较少有人把政治安全的理念价值与政治安全研究的科学性、有效性问题结合起来讨论。
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我国面临的生存安全问题和发展安全问题、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必须坚持以国家核心安全需求为导向”，“维护国家、安全、领土完整，保障国家和平发展”。就国家内部安全与发展而言，我们也应该意识到，“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保障公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免于物质的匮乏和精神的恐惧，才能“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对西方中心主义的美国视角和欧洲视角的安全理论而言，其主要是源于西方语境的阐释，这些理论无疑对研究我国的政治安全问题提供了多元的借鉴路径，但由于西方各种安全理论的侧重点以及价值理念的差异。对安全的界说重点以及实现路径也就各不相同，因此，如何以更具包容性的视角，吸收西方安全理论的合理成分。以推进我国政治安全理论的深入研究，对转型期的中国政治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政治安全研究的学术语境定位
要研究政治安全问题。首先要理解“安全”的内涵。根据巴瑞・布赞（Barry Buzan）等人的界定，“安全是关乎生存的。当一个问题被作为对一个特定的指代物构成存在的威胁（existential threat）提出时，它就是安全”。当一国政治体系被作为指代物时，安全就是对国家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秩序的威胁。具体来讲，政治安全是指一国政治体系在政治发展进程中协调运转，维持政治结构和政治秩序的基本稳定，适应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变化从而确保政治运行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的良好状态。它通常可以从国家、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政治秩序、执政党执政地位等几个方面来衡量。传统的国家安全观把国家视为客观存在的实体。国家、领土完整和政治地位独立是国家实体存在的具体表现，对这三者体现的价值的维护是保障国家安全的最高目标，其针对的主要是来自外部的极具破坏性的军事威胁和武力侵略。而政治安全除了要考虑来自外部的威胁外，还涵盖了国家内部对政权合法性的挑战，即要确保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受到民众的认同和拥护。可见，政治安全与传统国家安全有着紧密的联系，但随着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其内涵和外延无疑大为拓展了。
后冷战时期欧洲国家和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使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不断重组，随之而来各国的经济版图和辐射力也得以重新调整，一些非军事性的威胁和安全问题开始逐渐取代军事安全成为各国安全战略关注的重点。诸如大范围传染性疾病、自然灾害、生态危机、金融危机、人口危机、国家认同危机、民族冲突危机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此起彼伏，这些危机的突然爆发可以极大地摧毁民众的心理承受力，它所带来的破坏力和心理阴影有时甚至比一场小规模的武装冲突更为严重和持久。如果这些非传统安全问题不幸造成了国家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程度的急剧倒退。有可能还会引发社会的不安定因素，造成新的社会动荡并直接威胁到国家现政权的稳定。因此，作为一种安全的新威胁，非传统安全问题随时都有可能替代军事安全而成为国家和整个人类的安全大敌。
“非传统安全（non-traditional security）就是一切免于由非军事武力所造成的生存性威胁的自由”。它是一种广义安全，与传统安全主要研究国家间的安全互动和单纯侧重于军事安全议题相比，非传统安全主要关注“跨国家”的安全互动以及国家内部产生的安全威胁，其重心侧重于非军事安全问题对国家和国际安全造成的影响（两者的差别详见表1）。如2003年突然爆发的SARS疫情，不仅夺走了数百人的生命，同时给新加坡等东南亚各国和中国造成了持续性的心理恐慌，给人们正常的社会活动造成了障碍，更严重影响了实体经济的良性发展。再如2008年始发于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危机，犹如一场大地震，使美国遭遇了长达一年的经济衰退，这一金融动荡还直接影响到欧洲的银行，其因参与美国抵押贷款而举步维艰，发展中国家则因为出口需求减少而身陷困境。这次金融危机波及全球金融体制，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使得大批知名企业破产，失业率随之大幅增加，银行业出现信贷危机，实业同样也大受影响。由此可见，非传统安全’因素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势必成为各国重点关注的安全战略议题，其关注度甚至超越了传统军事安全问题。在这些新问题的侵扰下，虽然国家实体并没有受到别国的直接武力侵犯，但是民众却依然普遍缺乏安全感，由此而造成了社会秩序的紊乱，对执政党的执政能力也构成严峻的考验。
可以预见，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深入，非传统安全因素将日益成为政治安全的重要变量，其对政治安全的影响力也会不断强化。因此，对政治安全的维护逐渐成为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交叉领域。对政治安全理论的研究也将随着近年来非传统安全研究的兴起而开拓新方法，从而不断丰富政治安全研究的层次和观察的视野。
二、安全研究范式演变推动政治安全研究范式转换
从研究逻辑来看，政治安全研究范式转换是安全研究范式演变的必然要求，其演变过程与传统安全向非传统安全转变相伴随。如果说冷战结束后世界安全格局的深刻变化是非传统安全理论产生的外部条件，那么由全球化带来的诸如环境恶化、民族认同、国家内部冲突等各种社会问题则直接成为人们超越国家本位主义对安全理论进行反思的内在动力。
伴随着传统安全理论研究的日渐式微，非传统安全研究的理论渊源不断得以拓展和深化，并分化为不同的流派和研究范式，主要包括建构主义、哥本哈根学派、批判安全研究、女性主义安全研究、人的安全研究等。布赞和汉森（Lene Hansen）把这些理论范式大体分为“美国路径”（大部分常规建构主义及批判建构主义）和“欧洲路径”（批判安全研究和哥本哈根学派），而女性主义同时向欧洲和美国的传统视角提出了挑战（不同安全研究范式的主要差别详见表2）。比较而言，传统安全观的伦理向度以是否有利于国家和领土的安全作为评判的标准，表现为强烈的国家中心主义，而非传统安全观更趋向于关注人类自身的安全和伦理关怀，力图摆脱国家中心论的束缚。本文试图从安全研究视角的指涉对象是优先关注国家还是个体，以及安全研究范围是否偏重于军事一政治领域两个层面，把国际安全研究的诸多理论流派大致作一个概念图谱的描述，以厘清各理论范式之间的差异及其演变轨迹，并思考这种范式演变与政治安全研究范式转换之间的某种内在逻辑。
传统安全研究。在冷战结束之前，安全研究深受理性主义的影响，它借助微观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把视角聚焦于结构如何影响行为体的工具理性方面。
在理性主义者看来，由于行为者能正确预见其某种行为的结果，而结果又可以通过理性预测来解释，因而只有那些按理性行事的行为者才有机会获得成功。他们认定国家的最高目标不是权力就是安全，拥有权力就获得安全，因此，国家必须采取理性的策略追求与自身实力相符的利益，而这种理性常常倾向于想方设法地增强自身实力，震慑和削弱对手，从而获得国家安全。
而传统安全研究即是由理性主义所主导的，在传统安全研究视角中，普遍认为国家面对的不安全因素主要是国家间军事武力的威胁，这种局限于武力使用的过于狭隘的安全研究范式常常忽略文化、道德、规范等观念性因素对国家间安全关系的影响，导致其强烈的国家中心主义倾向。传统安全研究片面强调国家和军事中心主义，而国家为了确保自身的安全。只有不断巩固自己的军事力量和建立联盟才能与更具威胁的国家相抗衡，如此一来，军事竞赛和军事联盟不可避免。这样一种紧张状态一旦成为常态。就意味着国家总是处于不安全的境地。时刻要面对各种不同的威胁，而这种隐形的威胁极易形成循环的不安全或对抗心理。
以冷战的结束为界限，影响国际安全的因素逐渐增多，除了军事一政治因素外，还有经济发展、生态环境等各种因素。随着国家间的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共同利益不断增多，传统主义者已经不能应对后冷战时代的挑战，安全研究关注的范围由此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占据安全研究中心议题的不再是军事事件或传统主义者所定义的大国事件了，因此，传统安全研究范式也必须寻求突破。20世纪90年代之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出现使人们将威胁来源由国家行为体开始转向非国家行为体，安全领域由高政治转向低政治。但高政治问题和低政治问题之间已经没有严格的等级之分，“所有问题都附属于军事安全的时代不复存在”。
建构主义学派。与传统安全研究不同，建构主义超越了理性主义路径，特别强调了观念因素的重要性。奥努夫（Nicholas Onuf）1989年第一次将建构主义这一术语引入国际关系研究，把语言和规则作为理论核心，倡导用跨学科的方法来研究世界政治。在建构主义学派看来，安全并不是外在于国家而客观存在，等着分析家和政治家去发现的，相反，它是由人类主体之间的相互理解而创造的，正如社会世界是由生活于其中的人构建和重构的。⑧虽然他们仍然关注军事、国家中心议题，但由于采用了不同的分析方法，把文化、身份、规范、理念、认同等作为重要的分析变量，强调国家主体间安全行为的互动，因而使传统的安全议题有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和视角。
建构主义内部分为常规建构主义和批判建构主义两个分支。1996年，卡赞斯坦（Peter J.Katzen-stein）将建构主义的方法用于国家安全研究，其代表作《国家安全的文化》更是成为常规建构主义的标志性著作。他在书中指出，建构主义者能够证明安全的观念因素能够更容易地解释那些“超越军事问题或民族国家为核心”的安全概念。常规建构主义这一安全范式主要流行于美国，它在扩展安全概念上最不激进，总是将自己定位为一种较为传统、范围较为狭小的安全研究。虽然仍然关注与国家中心和军事中心的议题，研究重心看似与战略研究相似，但它“选择通过观念因素而不是物质因素来解释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从而使安全研究的深化和拓展路径从客观主义走向主观主义，从理性主义走向文化建构主义。20世纪90年代后期批判建构主义开始从常规建构主义流派中分离出来，它主要源于美国，在欧洲比较流行。批判建构主义主要关注军事安全，但也开始更多地面向国家以外的集体行为体。
建构主义也招致了一些批评的声音，如传统主义者以及其他安全流派认为建构主义并未在指涉对象上超越传统论者，它只是对传统安全理论进行了补充，并认为它“本质上是理性主义的”。依此观点，常规建构主义并未对“安全”进行批判性的建构，而且它在规范意义上依然接受国家是安全的指涉对象以及坚持军事的优先性。但也应该看到，建构主义安全观把认同作为安全的一个重要变量进行考察，认为国家以及国际社会安全与否取决于各国不同的身份认同，不同的文化认同造就了国家间不同的安全状况。这无疑也为我国政治安全理论研究拓展了视界。
哥本哈根学派。这一学派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初，其代表人物是巴里・布赞和奥利・维夫（OleWaever），他们出版了大量区域安全和全球安全关系研究方面的著作。这一学派对拓展安全研究贡献了两个有价值的概念：社会安全（societal security）和安全化（securitisation）。
社会安全被定义为“在变化的条件中以及在面临潜在或实际的威胁下，一个社会保持其基本社会特征的能力”。这意味着，在国家作为政治、军事、环境和经济安全的指涉对象的同时，社会也成为社会安全的指涉对象。总体上，哥本哈根学派在安全的指涉对象上。采取的是较为保守的立场，既对两个可能性的集体指涉对象即国家和社会进行了限制，又将安全拓展到个人和全球层面。而安全化的过程是对安全指涉对象建构一种存在性威胁，并号召人们采取特殊的应对方式去消除这种威胁。安全化“将一些问题要么设定为一种特殊的政治议题，要么居于政治之上”，因此，它也是一种限制安全概念过度扩展的手段，它通过话语的形式将安全的定义固定下来。
当然，哥本哈根学派也受到了挑战，比如说有学者认为它错误地将安全和生存联系在一起，是一种国家中心主义的、话语主导的、保守的、政治上被动的研究范式。另外，在方法论上，哥本哈根学派把安全定义为一种特殊的“语言一行为”。使安全问题转化为一种特殊的修辞结构或安全逻辑，使得安全化理论也存有一定的模糊性，“安全”的界定变得没有一个确定性的标准。
批判安全研究。批判安全研究是国际关系批判理论的一个分支，冷战后在英国比较兴盛。它奠基于哥本哈根学派安全研究，在政治规范意义上批评哥本哈根学派提出的两个核心概念，并在规范性目标上强调了个体安全甚于国家安全，关注个体安全和个体解放。在概念层面，批判安全研究认为个体的人才是安全的最终指涉对象，国家并非安全的可靠提供者。相比于环境安全、粮食安全和经济安全，国家间战争发生的可能性更小，威胁程度也更低。这导致了一个全球安全的悲观主义观点：国家导致个人不安全，而不是创造稳定和繁荣。
批判安全研究的批评者认为，坚持将个人作为指涉对象并与国家相对立，不过是重复了那个非要在两者中选择其一的经典型错误。所有的政治概念都阐明了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因而一个仅仅指向个人的指涉对象是不可能实现的。解放个人必须被置于集体层面的解决方案中，认为个人层面就能解决问题不过是一种乌托邦式的设想。
女性主义安全研究。性别缺失是国际安全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传统的军事一国家中心取向的安全研究没有为性别与安全留有空间，一系列以性别为特点的安全问题在以国家为中心的安全研究中一直被忽视。因此，女性主义安全研究反对传统安全研究。强烈呼吁要更少地从国家中心和军事方面来考虑安全问题，号召将“女性”和“性别”作为安全研究的指涉对象，这种基于女性经验的研究视角在国际安全研究中自成一体。
女性主义安全研究同批判安全研究一样都号召安全研究要分析一个更为宽泛的安全指涉对象，包括个体层面的“女性”以及非军事安全的领域。这深化了安全的指涉对象，扩大了安全的适用领域。然而，大多数关于性别与安全的研究并非理论性的，也并非直接涉及安全的概念，而只是一些低理论的、经验性的类型。这意味着，女性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事件来推动的。
人的安全研究。联合国发展署在1994年提出了“人的安全”概念，将安全概念扩大成为一个包含“发展”的概念。联合国发展署最初对人的安全界定的逻辑是，应该在领土防卫、国家利益及核震慑基础上拓展至“普世关注”与冲突预防以及更为紧要的展开全球合作以消除贫困与不发达。与批判安全研究相近，人的安全研究议程包括贫困问题和对人类的其他潜在威胁，因此强调人类安全应当是安全的主要客体。
人的安全研究的指涉对象从民族一国家转移到了“人民”，关注人在社会中如何生存、如何自由选择、多大程度上可以获取市场与社会机会以及生活于冲突还是和平之中。这意味着扩大了安全威胁的类型与领域，意味着安全也适用于环境、人口增长、经济机会不平等、移民以及恐怖主义等领域。正因为如此，“人的安全”因其过于宽泛，导致学术与政治上的“空洞”而遭到质疑。如帕里斯（Roland Paris）指出，如果“人的安全”意味着几乎所有的东西，那么它其实什么都不是。还有一些批评者如布赞认为，“安全”与“人”联结，其实质是一个人权议程，并无多少新的内涵以助于理论的分析，也无多少与人权讨论的区别以体现实际的价值。无论“人的安全”的指涉对象是“集体”还是“个体”或者是作为整体的“人类”，都有可以替换的与之对应的概念。因此，“人的安全”在国际安全研究中缺乏作为分析框架的理论价值。人的安全确实是一个宽泛的议程，在人的安全的边界不断受到质疑的同时，也应该看到，自从联合国发展署提出“人的安全”概念之后，欧盟、加拿大、挪威和日本等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广泛的应用。加拿大政府甚至为“加拿大人的安全年会”提供经费支持，并自2002年起不断出版“人的安全”电子期刊。总之，在人的安全的争论中，极为关键的或许是它既体现了制度化的价值（其概念由联合国发展署提出，并被多国采纳），也证实了一个概念的成功与失败并非完全由学术标准所决定。
以上是国际安全研究的几种主流范式。除了上述理论范式之外，还有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安全研究等等其他理论流派，限于篇幅，在此不一一呈现其理论特点。总体上看。这些理论范式都是源于西方发达国家语境，寻求后冷战时期从多角度对安全概念进行拓展。安全研究是一个多种理论并存与竞争的领域，然而，无论这些理论流派如何争鸣，都反映了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学科的社会群体对于安全的各不相同的主观感知。毫无疑问，这些学术争论受大国政治所影响，它们所讨论的安全概念范围、安全议程必然存有差异，而这种差异性也客观上促进了国际安全研究路径的拓展与深化。
严格说来，这些安全研究范式的演变并不遵循理论逻辑和发生时间上的衔接性和延续性，但是这种演变与政治安全研究范式的转换有着必然的联系。如，安全威胁来源由国家行为体开始转向非国家行为体，凸显了传统安全研究范式的局限；建构主义把规范、理念和认同等分析变量引入安全研究，强调国家主体间安全行为的互动性；哥本哈根学派提出了社会安全和安全化概念：批判安全和女性主义安全研究强调更为宽泛的安全指涉对象，认为个体安全甚于国家安全，应该关注个体安全和个体解放；人的安全的提出，直接强调人类安全应当是安全的主要客体，等等。这些安全理论成果给中国政治安全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使国家安全研究向政治安全研究转变，传统安全研究向非传统安全研究转变，促使了政治安全研究范式的转换。
三、人本安全：新时期政治安全的价值追求和发展走向
在社会的转型期，随着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增多，传统国家安全研究者已经不能应对时代的挑战，不能从容地面对层出不穷的现实安全问题。在此意义上，政治安全研究已然突破了军事的和国家中心的安全议题的狭隘性，正在寻求安全概念的扩展路径，这是对国家安全研究指涉对象和范围上的超越。国际安全理论流派对于我国政治安全研究最大的理论贡献莫过于研究者在思维观念上的变化，即安全的落脚点究竟是国家安全、社会安全、人的安全抑或是全球的安全，安全研究的范围是军事中心的或是其他更广泛的领域。在批判地吸收国际安全理论研究各流派合理构想的基础上，也许中国政治安全理念和范式的确立可以从中得到某种启示：中国的政治安全不是单向度的，而应该是复合的和交互的，即人的安全得到充分保障的政治安全。政治安全需要有效地维护的人的安全。概括来讲，就是必须树立以人的安全为中心的人本政治安全观。在此，我们特提出“人本安全”（humanistic securi-ty）的概念，以与联合国发展署提出的“人的安全”（human security）相区别。
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社会关系的核心指向。当然，人可以理解成个体的人、群体的人以及作为类存在的人。政治安全体系的构建，在本质上就是以个体的人和群体的人为本原起点和价值目标的，作为社会活动主体的人的生存状态的优化以及人的自主自由发展是政治安全的最终评判标准。我们所倡导的人本政治安全观既不属于中国传统的民本政治文化，也不同于联合国发展署提出的人的安全理论，因为其指涉对象不局限于人类个体的安全，而应是人本安全和政治安全互为促进的和谐统一。概括来讲，政治安全为人本安全提供切实的保障，因为个人只有在安全的环境下才能获得自由全面发展的机会，而人本安全则是政治安全的目标和最终归宿。因此，人本安全就成为新时期中国政治安全的价值追求和发展走向。
第一，树立人本安全观能有效提升国家的认同感，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实的民众基础。在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度，注重发挥民众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聪明才智，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保障社会公平正义，能有效增加对国家的认同感。关于国家和人权的争论由来已久。传统安全论者认为，生存和安全是每个国家的利益核心，只有在生存和安全得到保障的前提下，各国才能安全地追求其他利益（目标）。但随着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凸显，非国家行为体开始更多地关注人权、公正、生态平衡等公共价值，甚至有西方学者开始极力宣扬人权高于的理念，这虽然有一种打着“人权”的幌子干涉他国事务的嫌疑，但正如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所言，“国家必须不再被用作粗暴践踏人权的挡箭牌”。
必须承认，安全实质上是作为个体的人所面临的一种状态，因此，要重视社会化的个人所获得的保障或受到的威胁，不能一味以“国家至上”解决问题。而要考虑不同行为体之间的协调和平衡。这意味着既要承认国家的权威，又要看重社区和个人的独立声音：既要承认物理层面加强的意义，又要看重体制层面言论自由和民主政治的价值。应将国家总体的安危与公民个体的安危结合起来，或者说，将个体安全作为总体安全的基石。只有个体认同国家的合法权威，国家才有权界定个体安全的范围，因此，个体安全概念和集体/国家安全概念无法割裂。
第二，树立人本安全观能有效提升执政党的执政安全。个体的安全和社会的安全是政治安全之本，中国共产党要增强其执政合法性基础与执政能力，必须实施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确保人的安全和社会的安宁，切不可本末倒置，以牺牲人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来获得执政安全。没有民众从内心认同和支持的执政安全只是无源之水，这种安全其实只能是表面上的暂时的安全，而这恰恰是最不安全的。人民群众是共产党执政的服务对象，只有强化安全问题的人本关注和社会关怀，服务好广大人民群众，关注群众的内心诉求和需要，才能依靠广大群众，获取群众的支持，确保执政党的执政安全。
第三，树立人本安全观有利于促进民众有序参与，确保政治秩序安全。政治秩序安全体现为政治结构和政治体系保持基本稳定并有效运转，政治参与活动有序进行。在网络时代，微博等传播工具的主要特征体现为社交性和自媒体性，如果网民没有其他畅通的政治参与渠道，无法及时表达个体或所属群体的政治诉求，就很容易转向微博等自媒体工具满足其参与动机。当网民的言论或披露的不确定信息涉及社会公共危机事件或敏感事件时，这种自媒体就很容易转化为公共媒体，引发围观。由于网络海量信息的即时扩散性，利用网络舆情监测工具实行实时监测进而进行有效疏导和控制毕竟是一个事后措施，终究不是网络化治理时代的优选方案。在社会贫富悬殊以及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不断降低的情况下，树立人本安全观，真正尊重民意，以民生为本，将极大地缓解社会矛盾，提升民众的安全感和幸福感。而对于这种安全感的依赖将有效缓解广大民众在参与政治生活时的焦虑感。保持克制，促进理性有序参与，从而确保政治秩序的长久稳定。
第四，树立人本安全观能调动社会各阶层的积极性。社会正能量的持续积累有利于维护政治制度安全。坚持人本安全观，首要的就是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把社会个体的安全和群体的安全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政治安全和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只有提高人民的社会权利并增强人民的满意度，才能充分激发社会各个阶层的潜能，使社会各个阶层的积极性能够充分地调动起来，使全体人民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只有确立广大人民在政治生活中的主体地位，才能妥善协调不同社会阶层、群体和地区之间的利益矛盾。特别是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制度性保障。也只有构建以人为本的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安全的社会保障机制、有效的社会沟通机制、敏感的社会预警机制和有效的矛盾疏导机制，才能有效推进政治制度文明的建设，维护政治制度安全。
第五，树立人本安全观有助于推动政治意识形态创新。促进政治意识形态的安全和优化发展。从政治的本原来看，“任何政治学体系的逻辑起点和现实起点都应是人本身。可以说有什么样的人的观念，便有什么样的政治学说”。人民的政治认同和支持，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只有尊重人民群体的政治主体地位，以提升社会个体的满意度为目标和根本动力，加强政治意识形态创新，才能确保政治意识形态的优化。
在后传统安全时代，非国家行为体的暴力和破坏行为对于国家或社会安全价值观的威胁并不亚于国家行为体的军事侵略，如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和发生在2012年9月13日的由美国宗教电影引发的利比亚美国大使馆骚乱及全球伊斯兰国家的反美浪潮，都以一种极端的形式警告国际社会，必须关注非国家行为体的地位和利益。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凸显正在使传统安全理论的窄化研究向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并重、国家安全与公共安全结合的全面研究回归和提升。只有树立人本安全观，尊重社会个体和特定群体的利益和安全需要。国家主流的政治意识形态才可能被最大程度地认同和接纳，才能最终促进政治意识形态的安全和优化发展。
结语
当今,全球化浪潮使得国家安全问题越来越多地从传统的军事领域,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其中,文化安全在国家战略和国家利益中的地位与作用愈发显得重要。
一、中国国家文化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
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不同文化类型之间的相互交流、冲突、渗透及融合,构成了生机勃勃的国际文化发展图景,但是,在不同文化的交互作用过程中,也有个别奉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西方国家为了达到经济和政治上的目的,不断推行“文化殖民”政策,形成了日益严重的“文化帝国主义”倾向。它们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传播本国的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以损害本土文化为手段,图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方式延续和强化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对全世界的控制。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由于在文化、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国家利益等诸多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分歧,自然而然地成为某些霸权主义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和文化颠覆的主要目标之一。这就决定了中国在新世纪必然面临来自外部的严峻的文化安全挑战和威胁,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1.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和“文明冲突论”,为西方文化扩张寻求理论依据,恶化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的外部环境。
1992年9月15日《亚洲研究》上刊登了罗斯?芒罗的文章《正在觉醒的龙——在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该文从政治到经济、从军事到外交等等方面,论述了中国对亚洲和平与利益所构成的“威胁”,并以此警告美国防范这个远隔重洋的“充满活力、热气腾腾的国家”,由此成为“中国威胁论”的肇端。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亨廷顿教授提出“文明冲突论”与之遥相呼应。他认为在后冷战时代的新世界中,冲突的根源主要将是文化的而不是意识形态和经济的,作为儒教文明主要代表的中国是西方最大的威胁之一。在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的背后,深深隐藏着的是美国妄图建立文化霸权的“传教士”心态,以及恶化中国文化安全外部环境,达到遏制中国的企图。
2.凭借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优势,运用各种手段向中国推销西方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妄图通过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最终达到对中国的“和平演变”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利用一切手段进行全方位的文化渗透。西方一些理论家指出,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不同意识形态国家进行文化渗透是最有力的进攻。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西方利用一切手段大力宣扬西方的一套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近似强制的方式加强文化渗透和文化输出。推行以“西方中心主义”为基础的各种人文、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宣扬西方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用似是而非的“人权”、“自由”、“民主”、“平等”概念,否定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现实地实现真正属于人民的人权、自由、民主、平等的努力。目的就是要搞乱我们的思想,破坏我们的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消解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西方反华势力通过广播、电视、电影、报纸、杂志等文化产品的输出,公开或隐蔽地推销其社会政治理论、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并充分利用其网络优势,通过网络这只无形的手,以网络所特有的穿透力突破传统的国家概念和框架,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传统的语言交流规则和动作方式。
西方文化的扩张和渗透,对我国的文化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和威胁。中华民族的特性和民族文化的认同情结已经有弱化的状况和趋势,一些人把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作为自己的价值追求和人生目标,甚至崇拜西方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发生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扭曲错位。这将导致中华民族的文化混乱,使传统文化、道德准则受到强烈冲击。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维护我国文化安全,必须学会积极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影响,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应对措施。 二、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一）当下我国面临的复杂的文化安全情势，亟需我们将文化安全研究放在重要位置。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断利用其强大的软实力对其他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和略，文化安全的重要性在全球范围内凸显出来。由于国情的特殊性和文化的独特性，我国首当其冲受到西方世界的文化渗透和意识形态颠覆，使当下中国文化安全形势日益严峻。一方面，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持续增强，西方国家对中国的防范和不信任也在不断增加。全球一体化浪潮带来了不同国家的文化碰撞，带来了中国与西方的意识形态的冲突；最近爆发的“斯诺登事件”表明，网络化时代不仅带来了海量信息和无边界交流，更带来了国家间的全面网络对抗；苏联解体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一枝独秀，也引起了国外文化霸权的攻讦；此外，文化交流和文化交易的市场霸权，技术交流与技术保护的持续博弈，宗教及其他文化领域的不断角力等，都给我国文化安全带来深刻而持久的影响，文化安全情势极为严峻。另一方面，改革开放30多年来，虽然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但文化发展始终是一条“短腿”，不仅与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不相匹配，也带来明显的文化安全隐患。一些人对我国五千年悠久传统文化传统进行诋毁甚至全盘否定，从而动摇国人的文化本位与传统根基；一些人对西方在文化领域对我国的渗透和扩张缺乏清醒的认识，拱让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主阵地。再加上当下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在内容、形式、方法等方面长期缺乏创新，导致意识形态工作的功能弱化，实际上是变相放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地。此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对传统文化遗产缺乏重视和保护，30多年的“建设性破坏”在烈度、广度和时间长度上都远远超过了；还有，我国在科技研发、教育发展、文化市场等方面的保护机制十分缺乏，文化安全问题丛生。凡此种种，足以说明我们对文化软实力重视不足，对文化安全警醒不够，长此以往必将自毁我国的文化长城，主动割让文化，也为西方的文化渗透打开方便之门。可见，随着全球一体化时代的到来，西方国家亡我之心不死，图谋对我国进行文化渗透、价值颠覆乃至于输出，我国文化安全的外部威胁十分严峻；而国内一些人陶醉于经济繁荣，自陷于莺歌燕舞，对西方与我国的意识形态抗争视而不见，对文化遗产破坏和传统价值缺失置若罔闻，对技术流失、教育失衡和文化冲击等缺乏应有警醒，这些外部威胁和内部隐患勾连在一起，造成了我国深层次的文化安全和国家安全危机，亟需我们尽快深化对文化安全的综合研究。
（二）西方文化安全研究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亟需我们构建中国特色的文化安全观。文化安全研究在西方起步较早，在东西方冷战时期尤其受到高度关注，冷战结束后形成一波热潮。随着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东欧改变颜色，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意识到东西方较量已从铁幕后面的军事对抗转型为软实力背景下的文化较量，因此在加强对所谓“敌对国家”进行文化渗透与扩张的同时，更重视对文化安全的研究，将文化安全战略纳入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西方学者为配合这一图谋，提出了一系列的关于文化安全的理论建构，试图为西方国家的图谋披上一层合理的外衣。其中，约瑟夫•奈的“软实力论”、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等，是较有理论深度、较具国际影响力的理论建构。应该说，西方学者提出的文化安全理论，对于深化有关文化本质、跨文化冲突的研究有一定积极意义。但从理论上看，西方学者力图掩饰国家间文化冲突背后的政治因素，片面夸大文化因素本身的作用，其观点存在明显偏颇和缺失。从深层意图看，这些理论建构的出笼大多具有深刻的政治背景。一方面是为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地缘政治战略和文化霸权服务，为西方世界作政策辩解或诠释的色彩甚浓，排他性的意识形态特征明显；另一方面大多服务于西方国家对他国进行文化渗透和价值颠覆的需要，甚至针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具有明显的攻击性指向，对包括我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文化安全带来严重挑战，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积极应对。因此，约瑟夫•奈的“软实力论”、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等一系列关涉文化安全的理论体系和观点，其本质都是对西方文化渗透与扩张受阻、亚洲国家文化不断发展和崛起的一种深切优虑，其在理论广度与深度上并没有超出上世纪初马克斯•韦伯提出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视野。例如，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虽然影响广泛，但基本上还是延续了西方的冷战思维，试图在苏联后给美国重新设定对手，以维护“普世价值”和“美国信念”，为美国继续称霸世界制造理论根据。显然从国际层面上看，对文化安全的研究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议题，也不可能在学术层面和政治层面获得所谓的“理论共识”。对文化安全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是国际政治格局发展的产物，与国家利益、国际竞争和意识形态争端纠缠在一起。尽管在西方世界，也会有一些学者对西方文化霸权、文化殖民等议题进行揭露和批判，但他们的观点并不被西方世界的决策层所重视，也远没有那些以服务西方文化霸权的学者受欢迎。目前，国际上关于文化安全的主流观念和话语权基本上由美国既及西方国家的学者所掌控，几乎还听不到来自中国学术界的观点和声音，更遑论西方国家与我们坐在谈判桌前平等讨论文化、文化领土、文化软实力等攸关未来发展的问题。基于此，我们迫切需要在厘清西方文化安全理论的本质、借鉴西方文化安全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的特殊国情和独特价值观、关涉当下严峻的安全现实，从理论建构和实践操作等不同维度来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安全理论和战略，在国际上争得与大国身份相符的文化话语权，营造一个有利于国家发展的国际舆论和安全环境。
（三）当下我国文化安全研究与实际需求脱节的现实，亟需我们深化对文化安全的综合研究在国内，文化安全问题虽然早已进入国家高层的决策视野，但目前学界的研究相对滞后，研究成果远远不能满足现实发展的迫切需要。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文化安全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从总体上看还处于起步阶段，仍存在诸多不足。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目前国内对文化安全的研究还处于概念辨析和借鉴西方成果的阶段。不仅对对与文化安全相关的文化问题缺乏深入研究，也对文化安全研究的多学科合作缺少实际的动作，使得目前已有的大部分研究成果不乏引进、模仿和借鉴的痕迹，与构建中国特色的文化安全学的目标还相距甚远。在现实案例研究方面，目前国内对文化安全的研究基本上还处于“纸上谈兵”的状态。一些研究成果鲜有社会调查的数据和国内案例的研究分析，与相关实际部门的对接与合作也明显不足，导致许多研究成果成为“自言自语”的文献资料、“隔空喊话”的务虚之论，尚不能真正进入决策领域和实践操作的层面。在对策咨询研究方面，目前国内对文化安全的研究也存在几个值得注意的倾向。一是宏观的研究较多，微观的分析较少；二是理论研究较多，实践操作建议与对策较少；三是研究文化安全的消极防御方面较多，将文化安全与文化建设结合起来的研究较少。总之，当前我国学界文化安全的研究虽然形成一定的声势，取得不少研究成果，但总体上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初级阶段。现有研究对理论层面的文化安全理论建构、国家层面的重大文化安全问题、社会影响较大的文化安全事件、特别是涉及国本的意识形态对抗等，缺乏足够的关注和综合的研究，既没有与西方文化安全理论和战略相匹敌的中国特色的文化安全理论，也鲜有应对当下我国严峻文化安全形势的可操作性建议。严峻的现实呼唤学界和政界的合作，研究出系统的中国文化安全理论；更呼唤学者的学术良心，摒弃学术壁垒和门户之见，深化文化安全的综合研究，拟订出国家层面的宏观战略与区域层面的具体措施相结合的文化安全战略。
二、文化安全研究视角的多元维度
文化安全研究从来不是一个单向度论题，而是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对象。因此，对文化安全的研究，除了坚持不同学科的合作创新与综合研究，更要把握这种研究的多元维度。
（一）文化安全与文化建设相辅相成的二元维度对文化安全的研究无疑是为了维护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文化软实力不仅彰显出一个国家或区域的内在品格、精神风貌和人文特性，还在思想理念、价值体系、创新活力等方面体现出其发展潜力和竞争优势。历史经验表明，提升文化软实力，既要推进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本身的发展，也要构筑坚固的文化安全堤坝。文化发展提供了确保文化安全的物质基础，文化安全则是文化建设的屏障，二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特别是在一国的文化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后，保障文化安全，就成为保卫文化建设成果，拱卫国家文化领土、文化安全的重大政治经济社会责任。在全球一体化格局下，“以文化论输赢”成为当前国际竞争的一个重要方面。世界各种文化群体不约而同地研究文化安全理论、建构文化安全战略、实施文化安全措施，就是为了维护自身的文化安全，保卫文化建设的成果，保卫其独有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加强和深化对文化安全的研究，既要坚守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提防西方的和平演变和“”，更要着眼于保卫我们“文化领土”的安全，拓展我们的“文化控制力”。比如，十文件提出要维护网络安全，就是一个既要发展网络经济又要维护网络安全的重要的“文化领土”；我国要在警惕和维护文化安全的同时，积极参与文化市场的国际博弈，这也包括知识产权的竞争、文化贸易规则的制定权、民族品牌产权的维护等多个方面。中华民族有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文化传统源远流长，生生不息。对此，我们要有足够的文化自信，既要坚持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和主流意识形态，也要勇于开拓不断创新，促进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现代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不断创造出符合中国特色的文化形态。因此，对文化安全的研究必须坚持与文化发展相辅相成的二元维度，如果仅仅秉持消极的文化安全观可能会埋葬我们民族的悠久活力。当前在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积极文化安全观的同时，我们必须抵制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倾向。
（二）理论建构与实践操作相互结合的二元维度对文化安全的研究具有很强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是一个具有深厚理论底蕴和经世致用特色的研究议题。鉴于文化传统、意识形态、核心价值等文化要素对国家、民族的特殊重要性，对文化安全的研究实际上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一个具有足够开放性和防御功能的安全文化形态，能够提供稳定的国内政治、舆论和文化环境，为发展经济与科技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防御屏障，对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等也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一方面，对文化安全的研究具有鲜明的实践导向，可以直接进入国家战略层面和区域工作层面，减轻由于文化安全问题而造成的文化建设的损失，极大提升和倍增我们的文化软实力。在现实生活中，广东汕尾发生的乌坎事件、南海的本田罢工事件、广州的新塘事件及垃圾焚烧的网络围观等大大小小的网络及文化事件，都直接关乎文化安全乃至社会稳定和政治安全，从理论和对策上有预见性地做好研究，能为政府提供有益的处治方略和预案，减少社会动荡和思想波动。显然，我国最高决策层之所以对“文化安全”倍加重视与投入研究，恰恰是因为我国在现实领域受到来自国外的严峻文化挑战，对国家安全形成了重大威胁之故。而在国外，关于文化安全的众多研究原本就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其成果也纷纷进入实践操作领域，有力地推动了西方国家调整文化安全乃至国家安全战略。另一方面，对文化安全的研究又非完全工具性的，而是有着深厚的理论底蕴和学科特色。首先，对文化安全的研究是一门多学科联合攻关的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涉及哲学、文化学、社会学、经济学、传播学、法学、政治学，宗教学、历史学、民族学、外交学、情报学等多个领域，需要各学科的广泛参与和协同创新；其次，西方国家学术界在多学科交融和运用多种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已经提出了众多关于文化安全的理论建构，形成了许多影响到其他学科和社会意识的理论体系，比如文明冲突论、文化霸权论、文化殖民论、软实力理论、知识产权论等。而中国学界的研究因为起步较晚，在文化安全的理论建构方面尚未有重大建树，其理论贡献尚不能望国外同行之项背，亟需研究和创造具有中国特色、国际影响的文化安全理论。这就表明，当前对文化安全的综合研究必须着眼于中国特色文化安全的理论建构与经世致用的文化安全战略这个二元维度。文化安全之所以成为当今“显学”，成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维度之一，是因为这个议题既有深厚的理论支撑，也有明显的经世致用特色。我们对文化安全的研究，必须做到两者齐头并进，缺一不可。
（三）国家层面与区域层面遥相呼应的二元维度对文化安全的研究，还要体现国家层面的宏观文化安全战略与区域层面的具体文化安全措施这个二元维度。从全局来讲，文化安全当然首先是国家层面的战略，事涉国家和前途命运，必须上升到国家核心战略的高度，无此则不会有国家其他层面的可持续发展。从局部来讲，文化安全必须形成区域层面的文化安全意识和具体的文化安全措施，无此则所谓国家文化安全战略只不过是一纸束之高阁的空文。必须是国家层面与区域层面二者合力，才能真正建构疏而不漏的国家文化安全体系，保卫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成果，保卫和提升我们的文化软实力。一方面，我国最高决策层之所以明确提出“切实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是因为在当前情况下，国家间的竞争已经从硬实力竞争转入软实力竞争，从物质经济领域的比拼转向非物质经济领域的博弈。西方国家对我国搞“和平演变”，推行“”，其背后不仅是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的较量，更是充分利用了文化的力量与手段。当今国际贸易中各种歧视政策、反倾销法案、知识产权案等，又无一不是国家产业文化实力、文化市场安全等方面的较量；国家间在高新科技、高层政治、高端意识形态等领域无休止的谍战和攻讦，其实都依仗着各自文化的综合实力和影响力。这些都使得文化安全作用日益凸显，上升为我国国家安全的核心内容。另一方面，从局部来讲，区域（省区）与国家层面是点和面的关系，国家层面的国家文化安全战略必须靠各个区域（省区）的具体文化安全措施来保障，否则便是无根之水、无本之木。对广东来说尤其如此。广东领改革开放风气之先，深得率先与西方文化交流之利，也饱受与西方文化冲突之害，成为与西方文化融会与冲突的桥头堡和主战场。广东在改革开放实践中有许多案例、经验需要研究和总结，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和困惑需要探索形成对策；同时，广东的今天就是国内其他省区的明天，广东在文化安全研究方面先行一步，可以为国内其他地方提供经验和借鉴。因此，广东应率先开展文化安全的研究，并成为文化安全研究的重点样本，这样可以掌握该领域的一定话语权，乃至建构文化安全研究的“广东学派”。
三、文化安全研究内容的多维框架
基于西方的研究经验和中国的现实处境，我们认为，当下我国文化安全的研究内容应构建基础理论研究、中国案例研究及应用对策咨询三大框架，以此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安全学和文化安全战略。
（一）基础理论研究：中国特色的文化安全学建构理论建构是现状分析的框架和对策研究的前提。一方面，要重点突出文化安全的理论创新，着眼于构建中国特色的文化安全学。目前国内学界对文化安全的定义不是过于宽泛，就是相对狭窄，甚至还有相互抵牾的情况，因此需要借鉴西方文化安全研究成果，厘清文化安全的基本概念、论域边界、逻辑关系，研究文化安全的内涵、外延、特征、性质等，形成系统的基础性理论体系，为中国特色文化安全学的后续研究打下良好基础。另一方面，要着眼于对西方文化安全理论的辨析与借鉴。西方学者先行一步，率先开展文化安全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也形成了维护其本国文化安全的具体战略和可行措施。我们需对西方文化安全理论建构与实战方略的社会背景、学术流派、理论视角、价值原则、思维范式、文化逻辑、理论得失等进行研究与评价，注意吸收其合理因素。特别是对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政治经济与利益格局的新变化，美国单极独大形成的文化霸权现象，高科技发展和网络时代的到来，世界不同文化群体提出的文化安全理论与策略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总结分析其经验与教训，为我所用，为我所警。
（二）中国案例研究：文化安全研究的空间关照构建中国特色的文化安全学，当然要全面分析和研究中国独特的国情和严峻的文化安全情形，这是当下我国文化安全研究的空间关照，也是核心研究内容之一。需要具体梳理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面临的文化安全现状，条分缕析文化安全方面存在的问题、挑战及其背后的结构性原因，为制订国家层面的文化安全战略和区域层面的文化安全措施打下坚实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将国家视角的文化安全战略与区域的文化安全措施结合起来，必将拓展文化安全研究的视域和实践空间，有助于提升国家文化安全理念构建与实践战略的可操作性，也使当下我国的文化安全研究更具有创新性、应用性和实战性。就中国案例研究而言，要特别注意我国在文化安全领域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国际挑战，这是文化安全之所以成为当下高层重点关切的主因之一。一方面，全球化、信息化给我国带来的“双刃效应”是文化安全研究的现实背景：我国虽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文化拓展空间与文化市场前景，但面临着西方国家的文化渗透、文化殖民与激烈的市场竞争；另一方面，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的抗争也是文化安全研究的关键要素：我国特有的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屡受西方国家的诬蔑和攻讦，在国际意识形态领域还缺乏必要的话语权，但西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秉持政治强权和跨国公司之威，在我国肆意横行，攻城略地，对我国的文化与文化安全生态造成了重大影响；此外，互联网领域的发展已带来的文化安全新课题，以文化、教育交流为幌子的经济、军事、科技间谍活动等，也是当下文化安全研究需要关注的重要议题。我国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带来的文化安全问题也不容忽视。社会转型过程中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在现代社会的失落与重构，主流意识形态建构与公众接受程度之间的偏差与逆反，和平崛起过程中经济地位与文化地位的不相对称，文化遗产和文化资源过度开发造成的民族文化与传统价值的贬损与失落，社会文化生活中道德滑坡造成的“三俗”现象泛滥，西方文化渗透造成一些人对外国文化产生的依附心理，民族地区不断汹涌的宗教与族群矛盾激化，大国形象塑造与社会公民素质之间的逆差与挑战，凡此种种，其原因不外乎是国家经济迅猛发展与文化投入下降的矛盾，人民生活日渐富足与社会道德底线不断下滑的矛盾，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隔阂与冲突，主流意识空悬与草根意识泛滥的矛盾，西方文化勇进与民族传统文化萎顿的矛盾，等，都需要我们引起高度关注，在深入研究基础上进行理论回应。
【关键词】大学生；非传统安全观；教育
自经历二战的痛苦、科技革命的兴起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以来，世界各国的人们从频繁的战乱中意识到安定与和平的重要性，并且懂得了如何在合作中谋求自身发展与进步。人们对于安全观的定义及理解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传统以军事、外交和政治安全为侧重点转变为以经济安全、生态环境安全、文化安全、人才安全、网络信息安全、恐怖主义、核武扩散、非法移民、海盗、走私贩毒、洗钱等国家各个领域的安全内容上来，即“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在当代，大学生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者与建设者，有义务尽自己所能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正如恩格斯所说：“谁赢得了青年，谁就赢得了世界”。据此，对于当代大学生而言，就国家安全观来讲应该加大对非传统安全观的教育力度。
一、非传统安全观概述
非传统安全（Non-traditional Security）又称之为“新的安全威胁”，（new-security threats），是指整个人类社会在以往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或者是不常见的一种安全威胁；具体而言就是指在这些年逐步凸显的发生在战场以外的那些安全威胁，这个词其实也就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舶来品”。在国际学术界中对非传统安全这一概念有十分激烈争论。有的观点认为，现下新的安全威胁其实就是来源于“非传统威胁”的冲突与挑战，所以，非传统安全就是对各种“非传统威胁”的研究及关注。另一种观点认为，非传统安全要立足于当代社会、打破传统，将研究领域从军事和政治安全层面转移到非传统的、新的安全观层面，更多的是要涉及到整个社会文化、公共卫生、公民认同等方方面面。目前，对非传统安全认识较为统一的表述为：非传统安全是与传统安全概念相比较而言的，指除以军事为主及围绕战争展开的政治与外交冲突以外的，对整个人类社会共同利益与国家安全产生威胁的其他因素。
二、大学生非传统安全观存在的问题
大多数我国高校大学生对于非传统安全观的认识很不全面。因此，本文将从这三个方面来分析大学生非传统安全观存在的问题。
首先，大学生文化安全意识淡薄。一个国家文化传承的能力反映着该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有没有发生变化，传承和发展传统文化对于立足世界之林也是非常重要的。世界是一个整体，文化也正是赶上这趟交流的“列车”传播于世界各国，各国文化的不断深入与交织，让各国青年成为最终受益者。在我国，“文化侵略”一词上在大学生群体中有过激烈辩论，大多数学生认为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少数激进分子认为要坚决抵制外来文化。但是，在实际生活中，西方文化则以无声息的方式“和平演变”着我们的大学生。这些形式以网络游戏、电影电视、书籍等在国内传播，而这些又都是大学生们最爱的。因此，在对待文化上，我们的大学生们还存在很多误区，盲目和激进的对待外来文化都是不理智的。
其次，信息安全意识不够。信息网络的快速发展，使得网络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我国的信息安全还存在很大的隐患：一些核心信息技术还在依赖外国；信息安全方面的体制还不完善，网民对信息安全的意识不强；西方的敌对势力常常利用网络媒体在我国舆论界煽风点火、推波助澜，以此来实施文化侵入与渗透等等。我们的大学生正是网络主力军，互联网成为他们生活和学习的重要工具。互联网具有开放性、及时性、交互性、多元性，不断的吸引大批大学生进入网络生活。网络也是一把双刃剑，在带来方便快捷的同时也传播着危险，网络内容大多良莠不齐，大学生很容易被一些舆论所利用。如：在非典、H1NI流感爆发时期，我国国内发生抢购口罩、板蓝根的事件，这些正是由互联网舆论的推动与放大引起的。
最后，公共卫生安全意识薄弱。人类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过度的对环境及资源进行利用，同时在全球化背景下，人员的不断流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疾病的传播，公共卫生安全面临严峻的挑战。2009年的H1N1发生的禽流感以及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9.0级强烈地震引发的核泄漏危机，就引发了国内大规模抢购板蓝根、食盐的现象。大学生大都认为公共卫生安全与自己的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相信在未来，公共卫生安全会成为威胁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大学生对于应对公共卫生安全的能力上有所欠缺，不能有效地去应对这些危机，盲目的跟风应对会引发更大的危害及影响。
三、当代高校进行非传统国家安全观教育的建议
学校掌握着丰富全面的教学资源，是开展非传统安全教育的最佳场所。这就要求我们高校的教育者和管理者，应该站在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高度去思考，寻找更理想有效的措施和方法来实施非传统安全观教育，引导当代大学生树立更全面和正确的国家安全观。
（一）政府牵头，健全法制建设
要加强大学生的非传统安全教育，虽是学校教育的重要责任，但同时政府也有职责对非传统安全教育做贡献。近些年，在大学生国防教育这一块国家及政府予以了高度重视，在1997年、2001年相继颁布并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外，还制定了《高校军事理论课程教学大纲》、《国防教育大纲》等教育性文件，这些法律以及文件对国防教育开展从内容、课程形式以及教育保障等方面做了明确和具体的要求。我们可以看出，虽然这些法律文件都强调了加强大学生国防教育的重要性，指出国防教育的具体内容，但这些文件中还存在不足的地方，如我国法律没有涉及非传统安全威胁。我国高校作为开展教育的一把手，一方面应该着手对非传统安全的教育问题进行研究与探讨；另一方面要与政府积极配合尽快将非传统安全教育融合到国防教育体系中，加强非传统安全教育的立法支持。
（二）高校重视，加大投入力度
高校是开展与实施非传统安全教育的首选场所，高校大学生对非传统安全的认知程度与学校对非传统安全教育的重视与投入的力度基本成正比，如果学校的重视和投入不够那么就会影响、制约学生的学习成效。目前，我国高校对于大学生非传统安全教育以及国防安全教育的投入与重视还不够，无论是从培养人才的角度还是站在国家安全的角度，我国都应该加大对非传统安全的教育投入，提高教育效果。首先，高校需增加对非传统安全教育经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中对高校开展和实施国防教育的经费做出了较为明确的规定，经费的支持对于高校开展非传统安全教育起保障作用。其次，高校应注重对教学软硬件设施的投入。完备的软硬件设施条件是开展非传统安全教育的重要前提。最后，高校应该重视师资队伍的建设。在非传统安全教育中教师这一角色发挥着重要作用，不论是在课堂中还是在实践中，教师都是开展教育的核心力量。
（三）形势教育，培养安全理念
《国防教育大纲》中就有明确规定：高校的国防教育要针对国际和国内安全形势，展开、维护祖国的统一的国防教育，对国家安全环境进行详细讲解，明确当前所面临的安全任务，增强公民忧患意识。形势政策课在各高校均有开设，但是在教学实施过程当中却很少涉及非传统安全方面的内容，以往大多讲的是有关军事政治及恐怖活动等方面的内容。在新形势下，高校应该改变教学思路，结合时政、生活热点，适当的增强学生非传统安全观教育。比如说，在2009年爆发H1N1禽流感后，高校可聘请一些医学专家以及学者在大学生群体中进行公共卫生安全宣讲，对公共危机事件的本质进行分析，介绍一些应对危机事件的方法和措施，以此来避免在高校中出现恐慌，不仅是对学生公共卫生安全一时的培养，也是对学校正常教学提供了一个重要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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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教育；信息；教育安全
中图分类号：TP3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454（2017）09-0022-05
一、问题提出的背景
背景包括“整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以及我国网络学习者的蓬勃发展”。2014年4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国家军委主席在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国家总体安全观。总体安全观的体系覆盖11种安全，包括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这里面并没有单独提出教育安全的观点，但是在这所有的各个方面中，没有任何一项不是建立在教育的基础之上的，教育的安全，涉及到国家整体安全的每一个方面，没有了教育安全的保障，整体国家安全观念的落实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二、教育安全概述
关于教育安全的定义，有着见仁见智的表述。金孝柏认为，教育安全是维护本国教育的一系列制度的总和；何伟强认为，教育安全是一种客观上不存在威胁，主管上不存在恐惧的状态；王璐茜认为，教育安全是一类涉及国家民族安全的教育问题。综合前面几个表述，本文中，教育安全是只教育在一系列维护本国教育制度的保障下，一种客观上不存在威胁，主观上不存在恐惧的状态。
如何才能保障教育的安全，达到客观上不存在威胁，主观上不存在恐惧的状态？有赖于教育的维护得当，不保，教育不安！如何维护教育，在信息时代，我们面临着新的挑战。教育是一个和信息高度关联的领域，当信息服务于教育目的时，教育信息就产生了。无论教育的理念经历多少年代的沧桑，不管学习心理学的研究走过多少主义的嬗变，教育始终离不开信息的推动和约束。这当中，信息传递的内容的设定，信息传递方式的选择，信息传递结果的判定，信息传递环境的选择，都离不开信息权力的把握，没有了信息权力的把握，教育把握和教育安全的实现将是水中月，镜中花。
是伴随着民族国家产生的出现的历史范畴概念，指的是国家在内部各个领域具有最高的行政、立法、司法权力，对外则表现为具有独立、平等和自保的权力。随着时代的发展，关于的定义也有着不同的内涵与外延，关于的内涵和外延也越来越丰富。人类的生产力竞争扩展到哪个领域，哪个领域的概念就会提出并受到重视，从陆权、海权、空权到现在国家政治生活和国际竞争的方方面面。但是有一点一直不变：没有完整的政治实体，内部的安全将大打折扣，成为形式与实质上方方面面的殖民地。没有教育，国家的教育文化安全就会收到外部的干扰，没法形成对下一代的独立自主教育，成为教育意义上的殖民地，进而侵害国家的整体安全。没有了信息，我们关于信息内容的产生，传递就没有了最基本的掌控，就会受制于人。
综上所述，要保障教育的安全，不仅仅要维护国家的教育，还需要根据时代的特点，保障我们国家的信息，惟其如此，才能在教育的国际竞争中，不受制于人，在国际的竞争中利于不败之地。
三、教育
1.教育及其研究概述
教育是国家在教育领域的具体体现，代表了一个国家在教育领域的自力，涉及在教育领域对内的立法司法行政和对外的独立发展。教育是国家教育安全的保障，一直引起我国学者的高度重视，每一次面临重大的国际协议签订和技术发展，都会引起国际间让渡的实际内容，教育现实形态的变化也不可避免，教育研究就会成为热点。我国学者关于教育的研究上一次大爆发，主要集中在我国加入WTO的时间段（2001年11月后）。学者们主要讨论的是教育的概念，教育的让渡性以及教育在WTO规则下如何进行保护，以避免我国的教育产权被利用WTO规则进入中国的外国资本控制，从而破坏我国对教育的掌握。在这些讨论中，教育作为一个服务产业来对待，主要辨析了与产权之间的关系，并就我国承诺的服务业开放情况进行论述。这些论述的背景是基于服务产业全球化的基础上来进行的，信息时代的传播手段等并没有迎来一个大爆发的时代，也就没有引起学者们在其中进行研究。
2.信息时代教育面临的挑战分析
随着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广泛运用，教育的理念、方式和形态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借助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发展的东风，国际上OCW、公开课、MOOC、翻转课堂等形式随着时间和技术的发展层出不穷。教育层次贯穿中小学教育、大学教育、研究生教育以及成人继续教育。我国国内也相应建设了不同学科，不同层次的课程以在国际上发出中国教育界自己的声音。但是在这个信息互联的世界里面，国与国之间的教育传播实力是不均等的，强势的一方掌握着教育内容、教学方式的权力。相比于我国刚加入WTO时代的教育服务提供者，这些新的教育资源的提供者，有着对教育发生影响不一样的传播手段和服务目的以及课堂的表现形态。带来的挑战也呈现出变化：
（1）教学内容信息审查的难度加大：教学内容，是教育者要传播的信息，是教学目的达成的核心因素，任何教育内容，都不可能价值无涉。在世界上的任何国家，教材内容和内容的审查都是必然的，不管是以国家统一审查的形式，还是以社会家长审查的形式，这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和WTO服务业协议相比，信息时代的教育主要面临的挑战是：教学信息的传递不再呈现出物质载体的依赖性，而以一种更为隐秘的，更为广泛传递的课堂视频、音频图片等等来呈现在学习者面前，这些教学素材中间插入的教学内容很难得到相应的审查。在理工科方面，内容还是基本是全球普世的。但是，教育是一个综合体，不可避免要传播不同文化地域人们的价值观和文化，西方社会的“普世价值观”和对中国社会的偏见与傲慢，特别容易以人文社会科学课程的形式进行传播。这一点，已经初露苗头，在哈佛大学的社会心理学课程中，主讲老师以获得和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达赖喇嘛的见面交流作为奖励，其所传递的社会价值观，不言而喻。
（2）传播渠道多样化导致学生分散，无法统一监督管理：在基本上人手一个智能手机的时代，教育资源的传播，有很多渠道可以进行。国内外用于教育传播的平台除了主流的三大MOOC平台外，还可以通过社交软件，翻墙软件等等一系列传播工具来实现。相比于书本时代，教学资源全面数字化的今天，资源的传播，往往遁于无形，理论上来说，一旦居心叵测的教学资源传播开来，就一定会隐藏在网络的某一个角落，永久存在下去。
（3）教育数据容易泄露：随着信息技术在各领域被人们广泛运用，大数据时代早已来临。教育大数据是大数据时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基于教育大数据的分析，我们可以获得让教育具有准确性，从而更好地达到教育目的。教育的数据中，包含大量学习者的学习过程，学习爱好，学习评价等学习者的隐私信息，这些信息一旦泄露，将会对学习者带来很大的影响。在教育产业层面上，一旦有关教育的数据泄露丢失，会给自己的竞争力带来很大的影响，进而影响整个国家的教育产业竞争力。
（4）教育产业所面临竞争的加剧：教育产业是一个国家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教育产业的控制权和主导权，教育必然不完整，在信息技术不发达的年代，教育呈F出明显的地域封闭性，不同国家地域的教育者和学习者一般已就近原则来选择相应的教学机构。信息技术的发展打破了这一壁垒，这有利于优秀资源的平衡传播，促进教育公平。但是在另一方面，本来在资本和经验层面已经占据优势的国外教育产业企业，将会以更为快捷的方式，把自己各类教学资源送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对于落后的国家来说，会加剧教育产业控制权的流失，从而损失教育。
（5）现行法律法规不完善：面对来势汹汹的国外各类教育传播机构，处于弱势的我们却并没有一部现行的专门法律来对信息时代教育面临的挑战来进行应对。有关教育内容审查、教育传播渠道设定等等各方面的条文虽然存在于各个法律之中，但是考虑到我国教育执法的现状，设立专门的法律来保护我国的教育不受损害，文化不受侵蚀，很有必要，是一个宜早不宜迟的立法任务。
（6）公民教育维护意识不强：针对各个传统领域的，我国公民的维护意识还比较强，能分清楚对侵害的言行。但是，教育是“润物细无声”的，在网络上学习的学习者，并不一定能意识到自己已经收到了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侵害，没有办法对损害教育的行为与受教育的快捷方便分开，往往只享受了后者，而忽略了前者的存在。
四、信息
1.信息的提出背景及其定义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成为了各国之间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重要资源，我们已经不能想象一个不用信息技术的年代。越来越便捷先进的信息技术，使信息跨越国境线成了必然发生的事情，国家行政部门管理信息的流动变得越来越困难。世界信息技术发展最好的国家美国，一直在鼓吹“信息自由”、“互联网自由”、“网络无国界”等似是而非的观念，其真正的基础是国内强大的信息技术能力，在传播中占据着优势，以上几个观点都能为美国带来最大的信息技术红利，从而控制其他国家的信息产业，侵蚀其他国家的文化。我们国家一直提倡的是“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强调依照各国法律，管理国内网络，并以平等原则对外，这实际上已经是在提倡信息。目前，关于信息，国内外学者并没有统一的定义和表述，一般认为，信息是国家在信息领域的延伸，是国家在其地域管理范围内信息的产生、传播、交易活动进行控制管理，制定相关法律法规的权力，对外则体现为独立处理和平等交流的权力。
2.我国信息面临的挑战分析
（1）硬件技术受制于人：相对于陆海空等传统的领域，我国在信息技术硬件的发展水平与美国相比，仍然有不小的差距。从工信部的数据来看，我国的信息工业水平以制造加工为主，并不掌握核心技术，知识产权依然是国外公司的据大多数。不管是计算机芯片制造技术还是多媒体解码芯片的技术，都还没有完成自主产权的达成，一旦发生重大事故，会给我国信息技术产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给我国信息带来重大挑战，后果不堪设想。
（2）软件技术受制于人：我国软件技术的发展一直不尽如人意，尤其是在核心的操作系统层面，目前PC基本是微软的天下，手机和其他移动设备基本上运行的都是苹果的IOS系统和Google的Android系统，国产操作系统一直在推广使用上面没有取得相应的成果。
（3）相关法律不完善：相比于教育方面的立法，我国政府对于信息相关方面的立法更为重视。形成了《保密法》、《国家安全法》、《电信条例》等法律法规，但是相较于美国对信息泄密、信息破坏、个人信息保护等专门立法的法律体系结构来说，还存在着法律结构混乱，不成体系，法律条文更新速度严重落后于技术发展等弊病。
信息技术表面上看来并不涉及到教育的安全。但是，教育系统内所有目标的达成，都是以来与教育内容信息的制造、处理、转化、传播的，没有了信息的，没有信息技术的发达，没有信息立法的完善，教育信息内容的制造、处理、转化和传递，就会从技术漏洞和法律漏洞给人以可乘之机。
五、对策研究
面对教育和信息在时代背景下的挑战，我们看清形势，针对问题，用于面对。牢牢把握住我国的教育和信息，保障我们国家安全，落实整体国家安全观。先提出以下对策：
（1）加强教育内容的审核：不论是传统的书本形式，还是现在的网络课程形式，教学内容是教学信息传递的最为基本的组成要素，是价值观的承载，加强对教育内容的审核，并把它扩展到网络教育内容，能够有效阻断不符合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教学材料，包括文本、音频、视频、图片等在我国的传播，保护我国的教育和文化不受侵蚀。
（2）加强教育数据安全的保护：教育数据，是关乎一个国家教育的重要资产，无论是对于学习者个人隐私的保护，国家教育产业的发展，国际教育的竞争来看，都是最为基本的信息资源。数据在手，方能心中不慌，不给教育的有意破坏者以基础。
（3）加强传播平台的控制：多平台分散的传播机制，导致目前教育平台监管的难度加大；学习者的分散，导致监管力度进一步的加大，建议设立统一的教育传播平台，国外教育资源的进入必须以规定的平台作为准入，否则不予以版权方面的保护。
（4）扶持国内教育产业：面对外来教育集团挟资本和技术的优势进入，国家需要扶持国内的教育产业企业，以补贴的形式促进其加快利用信息技术的脚步，在资本市场和税收方面予以照顾，以对抗国外的优势教育集团，牢牢把握我国教育产业的产权。
（5）加强公民维护意识的教育：不论是对于教育，还是信息，我国公民的意识都不高，对于这方面，要有针对性地进行专门的宣传，提高公民在教育和信息方面的意识，以期全民来自觉维护。
（6）完善教育和信息技术方面的法律：针对教育和信息，完善相应的保护法律，以保证教育和信息在执法中的合理性，并针对数据安全和教育保护提供专门的法律准则。
（7）加强核心技术研发，实行产业政策倾斜：我们的信息技术发展落后于发达国家，产业的水平也比较低，需要国家对电子信息产业实行产业倾斜政策，鼓励信息产业的发展，以期缩小和美国信息产业的差距，掌握主动权，不再受制于人。
在信息技术层面，加强科技研发，实行产业政策倾斜，逐步掌握核心技术，是我国信息技术发展不受制于人的途径；在教育层面上，加强内容的审核，加强对平台的控制，加强数据信息的保护，以补贴、税收和资本市场优先来扶持国内的教育企业；加强公民在信息和教育上意识态度的教育；在法律层面上，加强和完善教育和信息方面的法律建设，为教育和信息的维护提供法理依据；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方面合力，保护我国的教育和信息，维护我国的教育安全，达到客观无威胁，主管无恐惧的状态，进而落实整体国家安全观。
六、总结
我们国家正处在改革开放的深水区，面对国际上先进的教育教学经验和授课形式，我们需要主动学习吸收，但是开放不是全盘接受，不问是非，对于国家有毒害的思想和内容，我们需要有控制、管理和阻断的能力。资本全球化的时代，分工全球化时代，教育也必然面临全球化的挑战。但是教育和其他的分工不同，其他的分工只是经济意义上的分工，教育却涉及到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我们可以接受产业的分工，通过产业倾斜的政策来一步步掌握核心技术，却不能让教育步其后尘，教育一旦被侵害，所带来的危害，很难被清除。保证教育的安全，需要把教育和信息握在自己的手中，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阻断不符合社会主义价值观和中国实际的教育内容的传播，才能保证我国的教育数据安全，进而落实整体国家安全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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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考察了现代主义国家安全哲学范式的理论基础、发展阶段和根源，批判了强力意志论、主客体对立的二元论、机械唯物主义、孤立主义和利己主义，提出了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国家安全哲学范式，主张相互合作、主客体统一、和谐以及创造性奉献价值观，以有机主义哲学观来处理国家间关系。我们要吸收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国家安全哲学范式的合理成分，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安全哲学新范式。
在全球化时代，不同国家之间怎样相处?怎样保卫国家的安全?这存在着不同国家安全哲学范式的较量。为了使全球化健康发展并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必须批判现代主义的国家安全哲学范式，借鉴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国家安全哲学范式，确立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哲学范式。
一、现代主义国家安全哲学范式的批判性考察
国家安全的哲学范式就是国家安全的最一般观点、理念、方法、运行模式及其附属工具的总和。它包括国家安全观所赖以建立的世界观、方法论基础，对国家间利益关系进行处置的思维及实践模式及其运用这个模式达到本国目的的手段。有些手段、工具是物质的，如核武器、巡航导弹、隐形飞机、航空母舰、人造卫星等，但它们的设计、制造及运用都是附属于国家安全的哲学范式的，是国家安全观点范式的对象化，是国家安全观的显现和在场化。
在人类的近现代历史上，支配人类历史进程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安全哲学范式是现代主义的。正是这种现代主义的国家安全哲学范式导致了掠夺和相互争夺的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及其随后的冷战就是明证。而这种现代主义的国家安全哲学范式的理论基础在于西方近代以来的主体客体二元分裂与对立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
现代主义国家安全哲学范式的核心理论基础是救世主义的强力意志论。美国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大卫·雷·格里芬指出：“现代范式的一个灾难性的特征是，它使得强制性的力量成了一切变化的基础。”信奉强力就是一切的现代主义的国家安全哲学范式是不断发展的。第一阶段是初始阶段。在这一阶段，人们和社会无法摆脱上帝的纠缠，把无所不能的上帝看成是一切力量和运动的源泉。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者有笛卡尔、波义耳、牛顿及唯意志志论的先躯者们。由于把上帝看成是真理和秩序、安全的化身，维护上帝被看成了维护真理和安全的同义词。“这样一来，消灭自己的敌人就是在消灭上帝的敌人。’于是，一些资本和集团就打着维护真理和正义以及维护上帝权威的旗号发动掠夺战争和侵略战争，进行殖民扩张。现代主义国家安全哲学范式发展的第二阶段是社会达尔文主义阶段。在这一阶段，现代主义安全观公开奉行的原则是丛林原则。
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人们逐渐看到了世界的物质运动规律，自然科学越来越深入人心，尼采的强力意志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正是近现代帝国主义弱肉强食理论和行为的哲学范式。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急速增加并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这时，先行帝国主义已广泛占有了大量的殖民地和海外市场，后发的帝国主义要扩大国外市场，就必然要从先行帝国主义手里争夺，这就产生了社会达尔主义流行的社会基础。
这种现代主义国家安全哲学范式来源于二元论和机械唯物论的自然观以及利己主义的伦理观。大卫·雷·格里芬指出，机械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认为，“自然完全是由无生命的物质构成的，它缺乏任何经验、情感、内在关系，缺乏有目的的活动和努力。”“它没有任何内在价值”，自然世界是“祛魅的”的世界，是僵死的、无生气的，无主体的、无生命的神性。这种现代主义的世界观，运用到社会领域就产生了两种灾难性的后果，一是激进的“人类中心主义伦理学”。这是一种“掠夺性的伦理学”。它的原则是，“人们不必去顾及自然的生命及其内在的价值；上帝明确地规定了世界应由我们来统治(实质上是掠夺)。”这种二元论的世界观导致人人都希望在对自然界的自由掠夺中最大限度地掌握和控制世界的“自然资源”，个人与个人、公司与公司、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便加剧了。现代主义自然观运用到社会领域导致的第二个后果是“日益增长地把他人、尤其是妇女和‘未开化者’当客体对待的倾向。”把世界的某些部分仅仅看作是全然缺乏内在价值的神圣性的客体，久而久之，使得人们很容易习惯于把他人、妇女和有色人种当作客体来对待，剥夺他们的人权，甚至被用来证明有必要对“原始人”实行奴役、直至杀戮，以便使自我标榜“人性充分发展”的欧洲人(包括美国人一一笔者注)去占据和发展这个星球。除此之外，现代主义世界观使“世界的祛魅”带来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人与自然，从而是人与人的异化关系。由于人对自然的无限掠夺，贪得无厌，一方面，人与自然的关系日益对立，自然环境日益恶化，使人感到“恶心”、“烦”和“畏”，存在主义揭示了这一异化状态；另一方面，技术工具理性主义排斥了价值理性，人与人彼此也严重异化，人与人之间互相视为客体。这种工具理性使人丧失了生活的价值目标和意义，导致吸毒、恐怖活动、邪教等反社会现象的出现，从而引起社会的动乱，危害国家安全。
现代主义范式对世界和平与安全产生威胁的另一重要根源是利己主义的社会存在观和人生观。现代主义从还原主义的视角看人，把人看成纯自然的生物人，把人的目的、价值、主动性、创造性加以贬低和还原，归结为一种性欲，认为“人是经济动物”，除了自己的性欲和纯经济利益之外，没有任何价值目标。这种性欲和经济动物的行为取向支配人与人、国与国的关系。利己主义人生观导致现代主义的政治家到处寻找自己的敌人，即使没有敌人，也要树几个敌人或制造出敌人来，并以此作为自己争霸世界、到处侵略的借口。
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国家安全哲学范式
摧毁的目的在于建构，批判的目的在于创新。在批判和颠覆了现代主义国家安全哲学范式以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系统地论述了自己的国家安全哲学范式。
1．重新规范力量的本质，摒弃强力中心论，主张“事物的本性在于合作”
与现代主义把上帝作为外在强制力量相反，建设性后现代思想产生了一种新的态度，它放弃使用上帝这个词，而使用“神圣实在”这个概念，认为“这个神圣实在是我们的创造主，但并不是外在的单方面意义上创造主”。他“从内部激发我们，催促我们去以最理想的方式创造自己，它通过给我们一个梦而不是一个推动力让我们行动起来”。人们模仿这个神圣实在就是去给他人提供一种精神动力即梦想，有了这种梦想，就能激发人们最深厚的创造性潜能。
在排除了上帝这个外在的强力实体后，(建设性)后现代思想“还把生活的基本关系描述为非强制性关系，指出在事物的本性中合作比竞争更为基本。”虽然社会生活中确实存在着强制性关系和激烈的竞争，但认为它们“是派生的，从属的”。格里芬强调，“拥有后现代意识就是去发现和感受合作性的、互助的、非强制性的关系。”与此相适应，在社会关系行为准则中摒弃暴力，不再把暴力视作达到目的理想方式。通过拒斥强制性关系和暴力论，提供社会行为主体间的合作、互助、团结、和谐，共同促进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从而更好地促进国家安全。
2．反对现代主义客观对立的自然观，主张主客体的统一和谐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指出，现代主义的强制性关．系理论以主客对立的二元论为基础，造成人与自然、从而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对抗、奴役和战争。要克服人与自然、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间的对立、对抗，就要摧毁和颠覆这种主客对立的二元论，走向统一和谐论，使“后现代世界观占据主导地位”。在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看来，任何事物都不仅仅是任人宰割的客体，所有的人和事物都应被视为体现着神圣性，只有在这种新世界观的基础上，人类才有可能建立一种新伦理学，以扭转现代性的掠夺性和容易导致战争的趋势。
由于现代主义的自然观，主张“自然的祛魅”，其产生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人与自然的那种亲切感的丧失，同自然的交流之中带来的意义的丧失”，为了防止这种恶果的出现，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主张“自然的返魅”。而要使“自然的返魅”，就要赋予自然以自主性，与人类是平等的关系，而不是掠夺和被掠夺的关系。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把人与自然的和谐的主张进一步扩展到社会，要求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不仅要尊重自然，同自然和平共处；同时也要使社会共同体的成员之间和平共处，建立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发展出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伦理学。”
3．摒弃现代主义片面的人性观和孤立的存在观，主张以创造性奉献为主的价值观，强调人的多样性内在联系大卫-雷·格里芬明确指出了现代主义国家安全哲学范式的片面性，认为这种哲学范式是建立在“片面的人性观”之上。在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看来，“我们是创造性的存在物，每一个人都体现了创造性的能量，人类作为整体显然最大限度地体现了这种创造性能量。”我们不仅接受他人的创造性的奉献，同时“我们需要对他人作出贡献”。这是“人类本性的基本方面”。运用这种创造性奉献价值观来看待个人与社会、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就能处理好决策者同个人的关系、强国与弱国的关系、大国与小国的关系。
另外，建设性现代主义反对现代主义孤立地看待主体间的关系，主张生态论的存在观和整体有机主义。现代主义是一种非生态主义的存在观。这种存在观在初始阶段把上帝看成至高无上的主宰者、孤独者，“卓越的存在物”。现代人继承了这一观点，导致人对自然的统治。同时，把人看成孤立的个体，企图“离开他人或群体的利益而实现自己的利益”，甚至打败别人。这是战争的重要根源。与此相反，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要创造一种认为我们彼此相互依存的意识”，用这种有机论的观点来看待主体间的关系，意识到“为他人的利益，为整体的(社会的、国家的、世界的)利益工作，就是在为自己的利益工作”。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主张生态整体有机主义相互内在联系和相互尊重、和谐相处的观点，并进一步把它扩展到人际关系和国际关系中，要求把它作为“我们新文化范式的基础”，使“一切事物的价值”都得到尊重，“一切事物的相互关系”都受到重视。他们进一步呼吁要行动起来，造就一个安全、自由、民主、和谐、美好的人类社会，使霸权主义、帝国主义、战争销声匿迹。
三、批判吸取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国家安全哲学理念。建构国家安全哲学新范式。促进全球体的健康发展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批判了现代主义的国家安全哲学范式及其理论基础，打击了霸权主义安全观，对全球化时代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它没有也不可能找出现代国家安全范式的阶级和经济根源，不免带有的抽象的人性论和理想主义的色彩，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全球化时代，要保持全球各行为主体的共同安全，就要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安全哲学新范式。
首先，确认全球各行为主体的主体间性，建构各行为主体平等的交互主体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主体意识觉醒，纷纷独立，从政治上确立了其民族国家的主体性地位。政治上的主体地位的确立必须要由经济上的主体地位支撑。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要获得经济上的独立主体性地位，不仅要强调自力更生，独立自主地发展经济；还要在经济和科技上向居支配地位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扩大同世界各个行为主体的交往。这种全球化时代的大交往实践活动，凸显了全球化行为主体的主体间性和主体际性。
全球化主体间的基本原则是主体平等原则。这种主体平等性是主体间性的逻辑规定和“绝对命令”(康德语)，具有逻辑先在性、先验性、普遍性、必然性。在全球化时代，每一国家、民族、地区行为主体要生存和发展，不能脱离另一主体，只有承认另一行为主体的平等地位，以礼相待，才能被对方合理性地承认为主体，相互馈行，相得益彰。
全球化主体间性的行为表征是国际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国际间的一切事务都要由当事国和相关国际组织协商解决。通过协商，充分发扬民主，发挥各个国家、民族和地区等文明主体的智慧，承认各自多样性的主体性，照顾各种主体的利益，调动各个文明主体的积极性。只有如此，才能减少摩擦，避免剧烈震荡，达到共存共荣。
全球化主体间性的内在要求之一是自律性。在互联网时代，全球各行为主体的主体间性要健康的建构，很重要的就在于各行为主体的自律性。这种自律性就是要求各行为主体自觉地按关系实体和精神实体的要求不断检视自己，不做越规和侵犯其他行为主体利益的事，自觉遵守已经达成的国际间条约，不单方面解释、违犯或毁弃条约，一旦发现有违约行为能自行纠正，补偿其他行为主体的损失。全球化主体间性的重要保证是互信性。互信性要求全球各行为主体之间以诚相待，相互尊重对方主体的利益、价值，理解对方行为的正当性、合理性、适度性。主体间的互信性要求，各行为主体的政策、谋划、企图和行动要达到透明化、预告化、信息白箱化。
其次，确立系统整体有机的安全哲学范式，反对“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安全思维。安全是一个有机整体系统，它包括自然生态环境安全、人口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思想文化安全等等。从大尺度空间来说，它包括全球安全、区域安全、国家安全、地区安全等等。每一子系统的安全都与整体系统的安全密切相关。而且它们各自相互交叉、相互渗透，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任何谋求单方面安全的做法都是错误的。如果不重视全球安全和其他国家的安全，只注重自己的单方面的安全，其实就自觉或不自觉地危害了他人的安全，其他主体就会感到威胁。要打破这种自闭性安全循环，必须跳出非此即彼的安全哲学思维范式，确立有机整体的安全思维范式。
中国传统安全观包括哪理想主义理论中的安全观、现实主义理论中的安全观等，而且也应该包括古代的各种国家安全观，如中国古代儒家、道家、法家、兵家等不同思想体系中存在的有关国家安全的思想。
“传统安全观”即“传统的国家安全观”，是指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可以说是自有国家以来到“冷战”结束这样一个时期内的各种安全思想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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