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28 15:0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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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何为农业补贴
农业补贴是一国政府对本国农业支持与保护政策体系中最主要、最常用的政策工具，是政府对农业生产、流通和贸易进行的转移支付。也就是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干预资源转移到农业领域，以支持本国农业的发展。在入世后能够对农业的补贴是指针对于国内农业生产及农产品的综合支持。
在WTO农业多边协议框架下，农业补贴具有两层含义：一种是广义补贴，即政府对农业部门的所有投资或支持，其中较大部分如对科技、水利、环保等方面投资，由于不会对产出结构和农产品市场发生直接显著的扭曲性作用，一般被称为农业协议的“绿箱政策”。“绿箱”政策措施主要包括：（1）一般农业服务，如农业科研、病虫害控制、培训、推广和咨询服务、检验服务、农产品市场促销服务、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2）粮食安全储备补贴；（3）粮食援助补贴；（4）与生产不挂钩的收入补贴；（5）收入保险计划；（6）自然灾害救济补贴；（7）农业生产者退休或转业补贴；（8）农业资源储备补贴；（9）农业结构调整投资补贴；（10）农业环境保护补贴；（11）地区援助补贴。
另一种是狭义补贴，如对粮食等农产品提供的价格、出口或其他形式补贴，这类补贴又称为保护性补贴，通常会对产出结构和农产品市场造成直接明显的扭曲性影响，一般被称为“黄箱政策”。主要指的是那些容易引起农产品贸易扭曲的政策措施，包括政府对农产品的直接价格干预和补贴，种子、肥料、灌溉等农业投入品补贴、农产品营销贷款补贴、休耕补贴等，一般称“黄箱政策”。属于“黄箱政策”范围的农业支持与补贴，叫“黄箱政策”补贴。WTO《农业协定》的“黄箱政策”中规定给予了发展中国家特殊差别待遇，对发展中国家为促进农业和农村发展所采取的下述支持和补贴措施可免予削减承诺，简称“发展箱”。主要包括：（1）农业投资补贴；（2）对低收入或资源贫乏地区生产者提供的农业投入品补贴；（3）为鼓励生产者不生产违禁麻醉作物而提供的支持。一般称此为“发展箱”政策措施。
第二部分我国目前的农业补贴情况与分析
与发达国家比，我国目前的农业补贴水平显然不高，财政实际补贴的比率大约是2%―3%，总量补贴根本达不到8.5%。之所以在入关时关于农业谈判中仍然坚持争取较高补贴率，是因为这个补贴会自动成为每一种农产品进行“黄箱补贴”的上限，这样对于我国很多大宗品种的出口影响甚大。所以，这个补贴率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我国一些大宗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虽然我国目前的农业补贴水平较低，但按照《农业协定》也可以分为以下几方面：一是符合所谓的绿箱政策的，如我国1996-1998年平均支出为1514.2亿元人民币（182亿美元）。主要对农业提供了“一般服务”补贴，达785.6亿人民币（95亿美元），占“绿箱政策”补贴的52%；其次是粮食安全储备补贴，约383.8亿元（46.4亿美元），占25%；以及自然灾害救济、扶贫、农业生态环境建设支持等。而对农民的直接收入支持、结构调整补贴等，我国尚未列入财政预算科目。二是符合所谓的黄箱政策的。我国在1996-1998年期间实施的“黄箱政策”主要有两种，1、对粮食、棉花的政府定价收购及保护价收购。98年后政府逐渐缩小了粮食收购补贴范围，如一些地区的小麦和玉米已经退出保护价范围。2、农业生产资料价差补贴。如八十年代对农膜的补贴。三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箱政策，如国家对农田灌溉设施的投资补贴等。
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财政对农业补贴的特点表现在：（1）补贴范围的普遍性。财政对农业生产流通领域补贴，几乎涉及到农产品生产与流通的全过程。补贴面较广，补贴很分散，补贴的作用难以集中发挥，补贴的效果较差。（2）以价格补贴为主，贴息贷款为辅。大多数补贴用于降低农用生产资料的价格、支农服务的收费标准，以及农产品购销环节的补贴。这些补贴占财政对农业补贴的比重较大。1991年至1996年，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用于粮棉油在流通环节的补贴达1866亿元，占整个财政补贴总额的50％，其中绝大部分用于城镇居民的消费补贴，农民从中间接获得补贴利益。（3）补贴方式的隐蔽性。长期以来，财政对农业补贴方式多采劝暗补”的方式，即财政补贴资金不直接以财政拨入的方式进行，而是通过流通渠道间接地给予补贴。这种方式体现在农业生产中，带有一种补质。但这种“补助”并不为大多数生产者所知晓，对生产的直接刺激力度不大，且容易流失。
第三部分我国目前的农业生产成本及主要构成
分析我国农业生产成本，不妨先分析一下我国目前的农业生产成本主要构成，因为河南、河北、山东是我国的产粮大省，我们以这些省的农业生产为主要对象进行分析，或许可以说明一些问题。（需要强调的是东北地区因为土地面积较大，情况有所不同，这里的分析不适合东北地区）当前在河南省，农业生产的成本主要有以下几部分组成（山东、河北类似），一是土地使用税和各种提留与统筹；（可以简单表示为A两费一税，平均每人每年八十元；B提留和统筹平均每人每年四十多元，总的费用大约平均每亩为三十元，注：各地区情况略有不同）；二是土地耕作费用，平均15元/亩/次；三是种子费；四是化肥和农药费用，平均大约八十元/亩；五是收割或脱粒费用15元/亩；六是运输费和人工费。那么我们可以简单计算这些河南、山东、河北等省主要农作物品种的生产成本。
以此计算这些地区小麦的生产成本为：15元/亩/次（耕作费）+10公斤*1.6元/公斤/亩+23元/50公斤碳铵/亩、18元/50公斤磷肥/亩和40元/50公斤钾肥或农药+15元/亩收割脱粒费用+50个人工+每年每亩的两费一税和统筹提留费用30元/亩。按照河南、河北、山东的平均经济水平我们初步估计每个人工价值为5元。则可以看出现阶段小麦的生产成本大约每亩总计为157元+250元=407元/亩（因为人工费用国家没有统一标准，成本计算不一定准确，仅有参考意义）以河南省各主要粮食产地当前的实际生产情况来看(其它几省情况类似)，平均每亩的产量为400公斤，而且还需要没有自然灾害的情况下，这样可以粗略计算一下上述几省的小麦生产成本大约每吨1017.5元，即123美元/吨。
对比于国际市场小麦价格，印度中等小麦为85美元/吨（FOB美湾），美国软红冬2号114元/吨（FOB美湾），硬红冬2号126元/吨（FOB美湾），法国小麦106美元/吨（FOB里昂）可以看出，我国的粮食主产区的小麦并不具有国际竞争力。同样可以计算上述这些地区其它作物的生产成本，如玉米的生产成本是825元/吨，大豆的生产成本是1480元/吨，也没有明显国际竞争优势。（但是，河南、山东等地的花生和芝麻在国际上有相当的竞争力。因为不是主要作物，这里不做重点讨论。）
第四部分我国进行农业补贴的必要性
因为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还不发达，与发达国家相比，农业生产各个方面的差距都相当大。比如说我国玉米的出口，需要提供40%的出口补贴，才能达到国际市场价格。可以说，入世后我国受到冲击最大的首先是农业。如何在入世后保护农业生产，提高我国农产品的竞争力，是稳定我国粮食生产，保护广大农民利益的重要保证，也是党和国家努力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措施。这一切都要求对农业采取补贴和保护措施，以稳定农业生产，逐渐提高我国农业发展水平，增强我国农产品的国际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这也是世界许多国家对国内农业保护的手段之一，从其它国家的经验来看，这是有效地保护和提高农业生产的重要措施。
第五部分对我国农业补贴的建议政策措施
入世后，对农业的一切政策都要以《农业协定》中规定的农业补贴不超过8.5%为限度。那么，在农业协定的允许的条件下，从哪方面进行补贴最为有效果呢？
从我国过去的做法看，最主要的补贴进行价格支持，采用保护价格收购措施，相当于对流通环节进行了补贴。但是，价格支持是需要削减的黄箱政策，而且根据近几年的情况来看，效果并不好。同时按照WTO《农业协定》要求，政府提供的价格支持应针对农产品生产者，而不应该是流通部门。因此，尽管今后价格支持在总量上有一定调控空间，但在支持结构及补贴目标上则需作较大的改革。应通过调整农产品价格支持目标、支持重点，深化农产品流通体系改革，逐步减少对流通环节的补贴，把支持与补贴的重点转向农业生产者。
关于对农业的补贴具体的措施，我非常同意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对农民实行直接补贴”课题组的建议，重点在以下几方面：1．尽早改变和改革低效率的价格支持政策，将节省出来的宝贵财政资源，转为直接补贴等其他对农业的国内支持措施，把“黄箱支持“转为“绿箱”政策范畴的支出。
一、农业耕作技术的改进与提高
明清时期的山西农民针对山西省各个地区的自然条件和农作物的特性，对农业耕作技术努力进行了改进和提高。明人吕坤说：“沁水农政，令人起舞。大端多粪少苗，熟锄多耕，壅本有法，去冗无差而已。其粟穗长可尺半，四五穗便可盈升。……粪多力勤，八口饶养”，①因此吕坤得出结论：“膏田一亩，胜薄田十倍；精田一亩，胜荒田一倍”②。由上可见，明代的山西农民对种田已有一套比较成熟的方法，并特别重视粪肥和勤锄，这样田地的收成，将比薄田多10倍。同时，对籽种的培育也十分重视。如雍正《山西通志》载：汾州(汾阳)以北，早谷有一窝蜂、关东黄，夏谷有四根齐、六根齐、九根齐、枰杆黄、老来白、临秋变等。汾州(汾阳)以南，早谷有马拖韁、白老汉、竹叶青；晚谷有潞州黄、一把箭。早谷以60日为率，宜旱田；晚谷以120日为率，宜水田。潞州黄一种，早种则晚收，晚种则早收，水旱田皆宜。
由清人祁隽藻著，成书于道光十六年(1836)的《马首农言》，则详细总结了以寿阳县为代表的山西农业耕作技术。如在农作物种植方面，祁氏指出：谷，多在去年豆田种之，亦有种于黍田者，亦有复种者。未种之前，应耕一次，耙二次，且以多为贵。黑豆，多在去年谷田或黍田种之，与春麦同法。高粱，多在去年豆田种之，其田秋耕者为上，春耕者次之，犁深二寸，耙一次，谷雨后种之。小豆，种法与黑豆同。大小豌豆、扁豆，与种春麦同时，皆系夏田，红豆不拘迟早，锄忌午日。绿豆与种小豆同时，宜午锄，若锄遇阴雨，多生旱虫。荞麦，多在本年麦田种之，有先耕后以耧种之，耕宜深二寸，耧深止一寸，种毕耙之，有和粪点者，耕止寸余深。油麦，多于去年黑豆田、瓜田种之，性喜湿布种之法。在耕作技术方面，祁隽藻说：犁之浅深有法，欲微深，则向前稍送之；欲微浅，则向后稍抹之；欲大深，则将上木贯打紧，下木贯打松；欲大浅，则反是。粪宜早运田中，不可迟延，三冬有暇即日运之，无暇日即至新春运之，田在河外，尤宜早运，冻解路淖，人力车力，均难施之，运毕须于田中椎碎。凡犁田，深不过六寸，浅不过寸半，山田四寸为中，河地秋三寸春二寸半，秋犁较春犁深五分或一寸。在农业工具方面，祁隽藻说：犁，耕田器也。耒耝，曰犁耙，所以散坺去芟，渠疏之义也。凡耕而后有耙。碌碡，北方以石，南人以木。耙而后碌碡焉。耧车，下种器也。镢，田器也。锸，锹也。所以开渠者。长铲，踏田器也。铁锨，惟宜土工。铧，锸粪，起土者也。铲开生地，铧耕熟地。北方多用铧，南方多用铲。养苗之道，锄不如耨，耨不如铲。耨，除草器也。《马首农言》还搜集了不少农谚，如“谷雨耩山坡”；“小满种胡麻，到
秋只开花”；“麦望四月雨，立夏不种黑(豆)”；“四月四麦挑旗，五月端午麦秀齐”；“三月黑豆四月米”；“四月八，冻煞黑豆荚”；“芒种急种黍，夏至也不迟”；“有钱难买五月旱，六月连阴吃饱饭”；“夏至日得雨，一点值千金”；“五月小，必定好，五月大，必定怕”；“伏里无雨，谷里无米”；“头伏搂，满罐油，二伏搂，半罐油，三伏搂，没来油”；“头伏萝卜末伏菜”；“立秋有雨万物收，处暑有雨万物丢”；“谷儿挂黄头，全凭锄一锄”；“过了闰月年，走马就种田”；“耕三耙四锄五遍，八米二糠再没变”；“小豆犁浅，不如不点”；“庄稼黑豆，十年九得”；“小满前后，安瓜点豆”等，这些农谚正是古代山西农业耕作技术经验的结晶。
二、引进新的农作物和经济作物品种
山西引进各种新的农作物和园艺作物品种，历来有之，而尤以明清时期较多。例如：
马铃薯，俗称土豆，又名阳芋、山芋、地瓜、山药蛋。马铃薯在南美洲有悠久的历史，明末辗转传到中国。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称：“阳芋，黔、滇有之。……山西种之为田，俗称山药蛋”。按《植物名实通考》成书于清代嘉庆年间(1796—1820)，作者吴其濬曾任山西巡抚。说明马铃薯至迟在18世纪末以前已经传人山西，而且发展很快，清季“植尤广，边县以为粮”③。
玉蜀黍，通称玉米，又名苞谷、玉秫、玉茭、玉麦。农史学家大多认为美洲是玉蜀黍的原产地。玉蜀黍约明代传到川陕两湖，清代康熙年间(1662—1722)传到山西④。在康熙《河津县志》卷3就有关于玉麦的记载。道光以后，玉蜀黍在山西“凡山田皆种之”。光绪《五台新志》卷2载：五台县“黍稷之外多玉茭”。
棉花，大约元末明初被引进山西种植。据《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十九年(1396)二月载：“山西都司布五十万匹，棉花十五万斤，以本布政司所征给之”。说明当时的山西，已有办纳棉布、棉花之能力。山西产棉之地，在汾水河谷地区。明万历年间(1573—1620)曾任山西巡抚的吕坤说：沁水“有一亩木棉，可摘七八百斤”⑤。大抵明中叶以来，麻类品才逐渐被棉织品所替代，所以崇祯《山西通志》卷7载：平阳府(临汾)“木棉衣被多方”。入清以后，棉花的种植面积又有了进一步的扩大。
烟草，明万历年间(1573—1620)从日本传于福建漳州。明末，山西曲沃人张士英自闽携种归，初在曲沃，后来晋中、晋东南亦种之，“明季民穷，赖此少有起色”。⑥
西番柿，即西红柿、番茄，原产南美洲，16世纪初传到欧洲。康熙《保德州志》卷3有西番柿的记载，但归花属类，可能是一种野生番茄，至少是仅供观赏，非食用品。雍正《泽州府志》载：“西番柿似柿而小，草本，蔓生，味涩”。山西把西番柿作为园艺蔬菜作物来栽培，大约是清末光绪年间(1875—1908)。
辣椒，又称番椒，原产地在南美洲，明末辗转传到中国。康熙《保德州志》卷3载有辣角子，由此看来，山西至迟在清初已经栽种辣椒。
甘薯，又名红薯，原产中美洲，16世纪时西班牙人移植于吕宋，此后由吕宋输入我国⑦。清乾隆年间，晋南谷地已引人种植⑧。
落花生，约明代万历三十六年(1608)以前传人中国⑨。沁水县东大村有教花生感德碑。碑文记载着东大村人赵家常，清咸丰年间贸易于宁陵(一说在河南，一说在安徽)，引进种花生技术，并劝导村人效种，获利甚厚，由此而致小康者数十家。沁河两岸的河
湾处，土质适宜于种花生。迄今上自治水，下至潘庄，凡种花生者，都是赵家常引种的延续。⑩
三、因地制宜的农作物区域分布与格局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地形多样，南北中气候差异很大。明清时期的山西农民根据本地自然条件的特点，因地制宜、因时制宜，逐渐形成山西农作物区域的分布与格局。大致山西境内农作物区域有如下7种类型：
1、晋南盆地一年两熟地带。这里地势低平，气候湿润，降水量较大，有数千年的农耕历史，农业较发达，主要种植冬小麦、玉米、高梁、谷子、薯类、豆类、棉花、烟草等。
2、晋东南山间盆地。这里是半湿润性气候，受干旱威胁小，有农作物精耕细作的历史，但热量不够，水低地高，灌地有限，主要种植小麦、玉米、谷子。
3、晋东南山地。这里耕地分布在河谷和山前黄土丘陵地带，降水量较多，但常暴雨成灾，以种植玉米、谷子为主。
4、晋中平川盆地两年三熟地带。这里地势平坦，水源丰富，热量集中，水灌设施较好，基本上属半干旱区。主要种植冬小麦、谷子、玉米、高粱、薯类、豆类、棉花、麻类等，有套种轮作历史，如冬小麦套种玉米，复种谷子和移栽高粱。
5、晋西北高寒区。这里历史上为牧区，农业耕作粗放，农业生产水平较滞后，主要种植莜麦、马铃薯、谷糜、胡麻等温凉作物。
6、晋北一年一熟地带。这里地势高，气候寒，土地瘠薄，盐碱地沙荒地多，无霜期短，仅一百三四十天，风沙严重。主要种植冬小麦、莜麦、马铃薯、玉米、谷子、豆类及烟草等。也实行混种、间种、套种。如春小麦混种马铃薯、玉米间作胡麻等。
7．晋西黄土丘陵地区。这里植被少，水土流失严重，农业耕作粗放，广种薄收，以种植小麦、玉米、谷糜为主，有粮豆间作或轮作传统。
总之，明清时期由于山西广大农民的辛勤劳动，农业生产方法的改进，农业生产得以有所提高。明人吕坤说：山西沁水“其粟穗可长尺半，四五穗便可盈升……一亩蜀秫，可收数十石者”⑾，一亩棉花“可摘七八百斤”⑿。人清以后，山西农业生产又较明代有了较大发展。农业耕作技术的改进与提高，新的农作物引进与扩种，丰富了作物栽培内容，推动了生产力，并且促进了商品性农业的发展。就是自然条件比较差的地区，由于增加了适应性较强的旱田作物，也能得以取得较好收成。特别是马铃薯在土地贫瘠的高寒地区种植后，已成为这些地区产量最高的粮、蔬作物。农谚称：“五谷不收也无患，还有咱的二亩山药蛋”，可见马铃薯在这些地区的举足轻重地位。经济作物在山西种植后，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英人威廉逊《华北游记》称：“离开平阳府以后，我们在距离子阳六十里的史村午餐，在这里……发现很多棉花”。“曲沃，这个地方是以棉花市场著称的，我们发现有大量的棉花在巨大的仓库中贮藏着。在此后的旅途中，看见许多用土墙围起来的村落，有很多的杨树和遍地的棉花”。“在蒲州(永济)东北，我们看到大量的棉花和很多的辣椒”⒀。清末农工商部也称：“山西以虞县猗氏为产棉最盛之区，岁收约一百万斤，歉年亦收五七十万斤不等。次则解州、绛州、河津、芮城，又次则临晋、安邑、平陆、秸山等县”。⒁
注：
①吕坤《实政录》卷2。
②吕坤《实政录》卷2。
③光绪《山西通志》卷100,风土记。
④谢国祯《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上，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⑤吕坤《实政录》卷2。
⑥光绪《山西通志》卷100，风土记。
⑦夏鼐《略谈番薯和薯蓣》，《文物》1961年第8期。
⑧《甘薯的历史地理一一甘薯的土生、传人、传播与人口》，《中国农史》1983年第3期。⑨《落花生传人中国》，《历史研究》1952年第2期。
⑩黎风《山西古代经济史》第97页，山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
⑾吕坤《实政录》卷2。
一
生态环境是整个社会经济尤其是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托，历史时期农业的发展也是如此。在生态环境诸因子中，气候条件及其变化是原发性要素，它的发展与变化直接影响着植被、土壤和循环状态，奠定着特定时期生态环境的基点。
根据历史气候学的研究，两汉时代正处于大理冰期结束以后的第三个温暖期。这一时期起于公元前800年左右，止于公元200年左右，高于现代的年平均气温1℃-2℃。这种气候的特征，我们可以从许多方面找到佐证。
从植物分布变迁方面看，在这一历史时期，由于气温上升，南方亚热带与暖温带植物纷纷北上。以竹为例，目前大面积的竹林基本上不超出长江流域，而在当时，竹子的生长区域却超过了北纬46度，黄河流域分布着数量众多的大面积竹丛。比如，春秋时的淇水一带，竹木巨大成荫，连延不绝。《诗经·卫风·淇奥》咏道：“瞻彼淇奥，绿竹猗猗”；“瞻彼淇奥，绿竹青青”；“瞻彼淇奥，绿竹如箦。”到汉代时期，这一带仍然竹木繁茂。西汉元封二年，黄河决口，武帝发卒数万人塞瓠子决河，即以“下淇园之竹为楗”；[1]（《河渠书》）西北地区也是广有竹林，《山海经·西次二经》即记六盘山一带：“其木多棕，其草多竹，泾水出焉。”《史记·河渠书》亦记：“褒斜材木竹箭之饶，拟于巴蜀。”当时的关中地区，同样是竹林众多，在《诗经·小雅·斯干》中就曾言：“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司马迁所言“渭川千亩竹”[1]（《货殖列传》）、班固所言“鄠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2]（《地理志》）更是脍炙人口。春秋战国与两汉时代竹简的盛行，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当时竹木分布的普遍。
除了竹林之外，其他一些暖温带、亚热带植物的北移也十分引人注目。如《诗经》中屡屡在北方出现关于“梅”的诗篇。《召南》之“摽有梅”，地域当在当时的雍梁之地；《秦风》之“终南何有？有条有梅”，其地域应在秦岭山脉。另外，《陈风》有“墓门有梅，有鸮萃止”，《曹风》有“鸤鸠在桑，其子在梅”，该两国地域均在兖、豫之地，即今河南山东一带。而梅树的下限温度为-14°，因此当时平原中部冬季最低温度比现在要高。[3](P15)
值得注意的是，梅为长江流域的原产，何以在春秋时代大面积地出现于北方？对此，历代经学家百思不得其解，对《诗经》中的“梅”作出了种种不同的解释。如明末大儒王夫之在其《诗经稗疏》中，曾经引经据典，对“有条有梅”解释道：“条有两种：一则《毛传》所云槄也。《尔雅》：槄，山榎。榎，今谓之楸，似梓，至秋垂条如线，故谓之条。一则《尔雅》所云‘柚’、‘条’，郭璞注谓似橙实酢，生江南者。梅亦有二：一则今之所谓梅，冬开白花，结实酸者；一则《传》所谓柟，今西川所出大木，大数围者，乃似橙之条，出湖、湘、闽、粤，而梅花唯江南多有。”
王夫之所处的时代，正是一个低温期，所以他认为“似橙之条”与梅均出自江南岭表，这应当是正确的，但他又以此为据，去诠释千余年前处于温暖期的《诗经》中的记载，这就有些失之偏颇了。他是这样诠释“有条有梅”的：“此《诗》云‘终南何有’，又云‘有纪有堂’，皆遥望之词，非陟终南，而历历指数之也。则条、梅皆非树名，梅当与枚通，小树之枝曰条；其茎曰梅。盖秦山无树，但有灌莽郁葱而已。望终南者，遥瞩其山阜之参差，远颌其荆榛之苍翠，以兴望君而韵慕之词。故曰：其君也哉，亦遥望而赞美之也。”这一推论显系公羊手法。其实，《诗经》本身已经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梅，就是江南之梅，开花结实，可以食用，而且时人以梅之开花结实作为男女求婚的时节，亦可见梅树的种植普遍。如《召南·摽有梅》所云：“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摽有梅，顷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谓之。”由“其实七兮”到“其实三兮”到“顷筐塈之”形象地道出了梅实熟落的过程。为何可以把梅诠释为“小树之茎”？“有条有梅”之条亦然，王夫之已引古人注，谓条或柚或楸。但因不产于北方，又推论条即小树之枝条，亦属大谬。“有条有梅”相对而言，梅为杨梅，条则为柚。许慎《说文》亦明确指出：“柚，条也，似橙而酢。”
实际上，直到汉代，桔与杨梅依然可以在关中种植，而且，除此两者外，还有柑橘、橙、枇杷、荔枝、龙眼（桂圆）、香蕉（甘蕉）、槟榔、橄榄、留求子、蜜香树等多种南方作物在关中落户。《三辅黄图》卷三《扶荔宫》曰：“扶荔宫，在上林苑中。汉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起扶荔宫。以植所得奇草异木；菖蒲百本；山姜十本；甘蕉十二本；留求子十本；桂百本；蜜香、指甲花百本；龙眼、荔枝、槟榔、橄榄、千岁子、甘橘皆百余本。”《西京杂记》卷一说：上林苑有“梨十（种）……枣七（种）……梅七（种）……枇杷十株，橙十株……桂蜀漆树十株”。司马相如在《上林赋》中曾对此也有详细描述：“于是乎卢橘夏熟，黄甘橙楱，枇杷橪柿，亭柰厚朴，梬枣杨梅，樱桃蒲陶，隐夫薁棣，荅遝离支，罗乎后宫，列乎北园。”
从河流冬季稳定封冻线看，在这一历史时期，其南线出现北移现象。据有关专家研究，当今河流冬季稳定封冻的南界大体上东起连云港附近，经商丘北跨黄河，沿黄河北侧高地西伸，这条线以北的河流每年都有隐定的封冻现象。但在春秋西汉时期，河流冬季稳定封冻线北移大概至今山东曲阜一带甚至再向北一些。[3](P15)据《左传》、《汉书·五行志中之下》记载，在关中地区及曲阜、洛阳地区，于鲁桓公十四年（前698）、成公元年（前590）、襄公二十八年（前545）、汉武帝元狩六年（前107）昭帝始元二年（前125）都有“无冰”记载；《后汉书·五行志二》也云：“庶征之恒燠，《汉书》以冬温应之。中兴以来，亦有冬温，而不记录云。”李贤注引《管子》曰：“冬不冰也。”而河流封冻要比河边出现冰情所要求的冬季温度还要低。这种气候状况与梅树所指示的情况基本吻合。
另外，这一时期，渤海湾地区还出现大范围的海侵现象，据有关专家考证，这与当时气候之温暖不无关系。《汉书·沟洫志》记载：“王莽时，征能治河者以百数……大司空掾王横言：‘……往者天尝连雨，东北风，海水溢，西南出，浸数百里，九河之地已为海所渐矣。’”谭其骧等专家认为，王横所言，乃是发生在西汉中期的一次大海侵。其“九河之地”相当于今渤海湾西岸的天津、宁河、宝坻、武清、静海、黄骅六县市各一部分或大部分地区，即这次海侵的范围大体在海河平原上海拔四米的等高线附近，方圆数百里。直到东汉中叶以后，海侵地区的海水才渐渐后退；东汉末年，海陆形势基本恢复到海侵以前的局面。但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地区仍然人烟稀少。因而这一地区出现了西汉中叶以来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遗存在年代上的中断现象；而且在这一区域的七里海北岸大海北村的汉代文化层内发现大量的孔虫壳体，其组合可能代表一个稳定的沼泽湖环境。[4]这些都表明，温暖、多雨是当时气候的一个重要特色，王横所言“天尝连雨，东北风”，当不是孤立现象。
由上所述，我们不仅对汉代的气候条件有了初步的把握，而且还可以注意到这种气候条件已经对这一时期植物的生长与分布发生了重大影响。同样，它对于其他生态因子诸如植被、土壤、水资源以及农作物布局、产量等乃至生产方式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
二
两汉时气候条件的相对温暖，带来了降水的充沛，水资源的丰富，而且对于这一历史时期的植被与土壤结构也都发生着重要的影响。
气候的温暖可以直接提高一个地区的降水水平，所以，在两汉时代，尤其是西汉时代，有关大雨、霖雨、雨的记载不绝于史。如《汉书·五行志》记载：“文帝后三年秋，大雨，尽夜不绝三十五日。”“昭帝元年七月，大水雨，自七月至十月。”“元帝永光五年夏及秋，大水。颍川、汝南、淮阳、庐江雨，坏乡聚民舍。”“成帝建始三年夏，大雨，三辅霖雨三十余日，郡国十九雨……秋大雨三十余日；四年九月，大雨十余日。”《后汉书·五行志一》也记载：“和帝永元十年，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皆雨伤稼。安帝元初四年秋，郡国十雨伤稼。永宁元年，郡国三十三雨伤稼。建光元年，郡国二十九雨伤稼……”各帝纪中尤其武帝以后诸帝纪对大雨的记载也是不绝如缕。丰富的降水，一方面会造成“山谷水出”，河流溢满，致使水灾；但另一方面也使水利资源相对充沛。我们还是以关中为例。班固《西都赋》言此地“决渠降雨，荷臿成云，五谷垂颖，桑麻铺棻”。杜笃在《论都赋》中也写道：“畎渎润淤，水泉灌溉，渐泽成川，粳稻陶遂。”《太平御览》卷八二一所引王朗《上求正贷表》言：“昔在两京，有鄠杜膏腴之饶，池阳谷中之利，泾渭三川之水，郑国白渠之溉。每年成熟，雨灌并亩，至今号为陆海。”俨然一派水乡景象。当然，这并不是文学家们的夸张与铺衬，关中地区的实际情况亦然。两汉时代，关中地区可以说是河网密布，水源众多，长安附近，八水环绕，有泾、渭、灞、浐、丰、镐、涝、潏。以泾水为水源修建的郑国渠、白渠，有灌溉能力为4.45万顷。如《通典》卷一七四云：“秦开郑渠，溉田四万顷，汉开白渠，复溉田四千五百余顷，关中沃衍，实在于斯。”而目前泾水最大月份的水量，却只能灌溉50万亩。
其他地区亦多如此。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时代，黄河下游地区与黄河相连的河流就有南岸的济水、浪汤渠、汳水、汴水、涣水、沙水、洧水、获水、睢水、涡水、鲁渠水、濮渠水、漯水、笃水河等；还有北岸的汊道、屯氏河、屯氏别河、张甲河、鸣犊河等；下游地区鸿沟以来，泗济以西，江淮以北，大河以南，共有较大的湖泊140多个。黄河水系以外，北方还有其他水流系统，如山东南部地区即有沭水、汶水、泗水、沂水、桐水、南梁水、潡水、承水、祖水等。近几十年来，考古发现又向人们揭示了这一地区数十条不见文字记载的古河流，为土地灌溉提供了充足的水源。汉代的湖泊陂泽更是星罗棋布，不计其数。据统计，《水经注》记载的大小湖泊仅在黄淮海平原地区就有190个之多。正因为这一时期有丰富的水利资源，所以，灌溉工程格外发达。《史记·河渠书》对武帝时的情况有一概括的记载：“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关中辅渠灵轵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东海引巨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佗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胜言。”
气候的温暖与湿润，也为两汉时期森林植被以及土壤状况能处于一种良性的自然循环状态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我们可以看一下同期的山东与关中。据有关专家分析，春秋战国时代，山东地区木本植物孢粉比重增至30%-58.5%，森林植被是以阔叶树为主的针阔叶森林，主要树种有栎属、栗属、榆属、桦属、鹅耳杨属、桑属、枫香属、胡桃属、枫杨属等多种乔灌木混交。当时山东的森林面积约有7万平方公里，覆盖率为46%。如《禹贡》所言：兖州“厥草惟繇，厥木为条”，徐州“草木渐包”。《孟子·滕文公上》也说，这一地区“草木畅茂，禽兽繁殖”。经春秋以来的开发，到两汉时代，虽然自然森林面积逐渐减少，但经济林木与经济植被即人工再生林及次生植被却形成规模，像“齐鲁千亩桑麻”，“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荻”，[1]（《货殖列传》）以及“曹、卫、梁、宋，采棺转尸……邹、鲁、周、韩藜藿蔬食”，[5]（《通有》）等等，都很有特色。正因为如此，才会对这一地区有“膏壤千里”之誉。对此，史念海先生曾分析道：“兖州的坟土为什么为黑色，这是由于兖州森林草地最多，草木旺盛，土壤中腐植质也相应的增多，所以在《禹贡》中，兖州之土为上中。”[6]（《河山集三·战国至唐初太行山东经济地区的发展》）这是两汉时代山东经济繁荣的重要条件。
居于兖州之上的是雍州之土，为上上，其原因也在于森林草木植被的完好，司马迁即言“山西饶材、竹、穀、纑、旄、玉石”。司马贞索隐：“穀，木名，皮可为纸；纑，山中苎，可以为布，今山间野苎。”司马迁又言：“燕、秦千树栗”；“渭川千亩竹”。所以，“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1]（《货殖列传》）东汉班固的记载更是清楚，他说：关中“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2]（《地理志》）又言长安之地“其阳则崇山隐天，幽林穹谷，陆海珍藏，蓝田美玉。商、洛缘其隈，鄠杜滨其足，源泉灌注，陂池交属，竹林果园，芳草甘水，郊野之富，号为近蜀”。[7]（《西都赋》）东汉杜笃的《论都赋》亦言：“滨据南山，带以泾渭，号曰陆海，蠢生万类。楩楠檀柘，蔬果成实。”据史念海先生考证，秦汉时吕梁山、秦岭、崤山、首阳山、邙山、中条山、太岳山、析城山、黄龙山、嵩山、太行山、王屋山等山区，都覆盖着大片森林。[6]（《河山集二·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
三
气候的温暖与温润改变了以往的作物布局，扩展了各种作物的种植空间。在植物方面，前已详述，此不赘述。就农作物来讲，以水稻为例，水稻为喜温喜水作物，产量较高，由于气候的温暖，水利的兴盛，两汉时代的水稻种植面积大大扩展。
水稻原产于南方，早在仰韶文化时代即陆续北传，春秋温暖期到来后，种植面积不断扩大。《诗经·鲁颂·宓宫》云：“有稻有秬。”《唐风·鸨羽》云：“王事靡盬，不能艺稻粱，父母何尝？”《小雅·白华》亦云：“滮池北流，浸彼稻田。”《七月》云：“十月获稻。”战国时代，中原地区稻作生产已占有一定的地位。《战国策·东周策》记道：“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东周患之。苏子谓东周君曰：‘臣请使西周下水，可乎？’乃往见西周之君曰：‘君之谋过矣，今不下水，所以富东周也。今其民皆种麦，无他种矣。君若欲害之，不若一为下水，以病其所种。下水，东周必复种稻，种稻而复夺之。若是，则东周之民，可令一仰西周，而受命于君矣。’西周君曰：‘善！”遂下水。苏子亦得两国之金也。”纵横家之言，固然不可全信，但由此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东周一带应当是拥有相当数量的稻田，所以，当西周不下水时，才会“患之”。我们还可以看出，或有相应的水利，东周境内可以普遍种稻，正因为此，苏秦才会建议西周下水，待东周种稻后，再以水源控扼其命运，“令一抑西周”。
两汉时代，北方的水稻种植依然在发展中。从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看，北京黄土岗，河南洛阳西郊、辉县城北、洛阳烧沟以及江苏徐州奎山等地，都先后有稻谷出土，许多地区出现了大面积的稻作区。如关中一带，内史所掌握的公田中，即以稻作为主，据《汉书·沟洫志》记载，“倪宽为左内史，奏请穿凿六辅渠，以益溉郑国傍高仰之田”。武帝曰：“左右内史地，名山川原甚众……今内史稻田租挈重，不与郡同，其议减。令吏民勉农，尽地利，平徭行水，勿使失时。”民间种植也很广泛。汉武帝微服外出狩猎，“驰鹜禾稼稻粳之地，民皆号呼骂詈”；[2]（《东方朔传》）直到东汉时代，关中仍然“畎渎润淤，水泉灌溉。渐泽成川，粳稻陶遂。厥土之膏，亩价一金”。[8]（《杜笃传》）“粳黍稼穑之所入，不可胜算”。[9]（《京兆樊惠渠颂》）河北一带亦然，早在魏襄王时代，史起为邺令，即引漳水溉邺，广植水稻，民歌之曰：“邺有贤令兮为史公，决漳水兮灌邺旁，终古舄卤兮生稻梁。”汉哀帝时，待诏贾让主张治河北水患，“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杀水怒……若有渠溉，则盐卤下湿，填淤加肥，故种禾麦，更为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2]（《沟洫志》）东汉安帝时，大力发展水稻生产，“河内好稻……地产不为无珍也”；[10]（《冀州论》）渔阳太守张堪，在狐奴（今北京顺义县东北）开稻田8000余顷。这是汉代水稻种植的北界。在黄河以南的中原地区是汉代北方著名水稻产区。如东汉初山阴太守秦彭“兴起稻田数千顷”。[8]（《岑彭传》）东汉末，夏侯淳在陈留、济阳间“率将士劝种稻”。汝南一带更是“鱼稻之饶，流衍他郡”。[8]（《邓晨传》）
由于水稻种植的扩大，两汉时代的北方地区已掌握了比较系统的稻作技术，并较南方更早地进行了归纳与总结。出现于北方的《氾胜之书》与《四民月令》，可视为西汉与东汉的两部代表著作。这两部著作，对水稻种植技术的主要环节都有记载，如对于播前整地，《氾胜之书》指出：“种稻，春冻解，耕反其土。”“种稻，区不欲大，大则水深浅不适。”对于播种，北方地区已掌握了不同品种的不同时节，《氾胜之书》云：“三月种粳稻，四月种秫稻。”《四民月令》也云：“三月……时雨降，可种粳稻。”对于播种量，《氾胜之书》也指出：“稻，地美，用种八升。”这也可以告诉我们，西汉时代，水稻种植尚为撒播，亦即直接播种。不独北方如此，南方地区亦未见到移苗插秧的记载，一些地区画像砖上的播种方式也是撒播。到东汉时代，北方与南方共同出现了插秧技术，《四民月令》五月所记：“是月，可别稻及蓝。”是我国农作文献中首次对这一技术的记载。与此同时，南方出土的东汉画像砖上也出现了有关内容，如广东佛山澜石出土的水田模型中，就有农夫插秧的形象；贵州兴义出土的水田模型中，也刻画出了整齐的禾苗，显然是插秧的结果。这也表明，北方地区的水稻生产技术，因种植面积的扩大，也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由于气候的温暖，使粮食的耕种时间大为提前，如《氾胜之书》记：“冬至后一百一十日可种稻。”“立春后，土块散。”“三月种粳稻。”据专家推算，这要比目前关中地区耕种的时间提前约一个物候或一个节气。这对农作物的生长乃至产量影响较大。
气候变化对于农产量的影响对于高纬度地区，亦即我国北方地区的农作物产量更为直接。张家诚先生曾经提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年平均气温每下降1℃，粮食单位产量就会比常年下降10%；同样，年降水量每下降100mm，单位面积粮食产量也会下降10%。[12]而低纬度地区则影响不大。吴慧先生曾认为，如统一以今亩计算，秦汉时代的平均亩产量为132公斤，东晋南朝为125.35公斤，较前朝下降2.84%，这主要来自纬度较高的长江以北地区，以种植水稻为主的长江以南地区，水稻亩产量反比秦汉上升了5.2%。北朝时代的平均亩产为128.8公斤，较之秦汉下降2.48%。而唐代的粮食产量则直线上升，较之汉代，增长了26.6%；较之南北朝，增长29.66%。
余是非先生所考订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粮食亩产量的变化起伏要高于上述结果。他认为，曹魏与两晋时代，粮食亩产较之两汉下降1.5%；北朝则下降13.3%；隋唐较之南北朝又上升了1.3%。[12]这与气候的变化趋势亦相吻合。
良好的生态环境对两汉时期的生产经营方式也产生了连锁反应。从关中、关东地区来看，当时的生产经营方式总的来说不是单纯的经营农业，而是兼顾林、牧、副、渔诸业，这从当时的史料记载中便可看出。就畜牧业来说，即使以农业为主的中原关中地区当时农牧兼营比较突出。如齐人卜式，“以田畜为事……羊致千余头，买田宅”；[2]（《卜式传》祝鸡翁，洛人，有鸡千余头；[13]（《祝鸡翁》）宣曲任氏“力田畜”，“富而主上重之；”；关中桥姚“有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粟以万钟计”；[1]（《货殖列传》）陈广汉除有大量的田产外，还有“千牛产二百犊万鸡将五万雏，羊豕鹅鸭，皆道其数”。[14]（《卷四》）马援“在上林苑，因处田牧，至有牛马羊数千头，谷数万斛”，[8]（《马援传》）这些与董仲舒所说的“多其牛羊”、“广其田宅”，[2]（《董仲舒传》）仲长统所说的“马牛羊犬，山谷不能受”，[8]（《仲长统传》）都是典型的农牧兼营的豪强。另外，从一些名人曾从事放牧业，如淄川公孙弘“放豕海上”，[2]（《公孙弘传》）梁鸿“牧豕上林苑”，[8]（《梁鸿传》）济阴孙期“牧豕于大泽中”。[8]（《孙期传》）从民间祭礼中“富者祈名岳、望山川，椎牛击鼓”，中者“屠羊杀狗”，贫者“鸡豕五芸”；从济南王康拥有“马千二百匹”、外戚马光仅腊日用羊即达三百头，可从另一侧面反映当时中原关中地区畜牧业之发达。
由于水利资源丰富，汉代养殖业也得到了很大发展。当时一方面出现许多大面积养殖区，如《史记·货殖列传》所说“水居千石鱼陂……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凡生产“鲐鱼千斤，鲰千石，鲍千钧”者，可比千乘之家；东汉的樊宏家“池鱼牧畜，有求必给”。[8]（《樊宏传》）另一方面，当时的水田陂塘也往往实行多种经营，将稻作、养殖、种藕等诸项有机地融为一体，农、渔、副兼顾，一举多得，这种现象我们从出土的汉代陂塘模型中便可看到。如在1978年在陕西勉县发掘的四座东汉墓中，出土了塘库农田模型一件，陶陂池一件，方形塘库三件。所出塘库农田模型为长方形，塘库与稻田连为一体，中有一坎相隔，塘内有螺蛳、蛙、鳖、鱼；陶陂池是一独立的蓄水设施，池内分布有荷叶、莲包，有鱼、虾、鳖、鱼、螺、龟，池坎上还有鸭子；另外三件塘库模型也分布有上述物品。又如，1977年在四川峨眉县东汉砖墓中出土的石塘库农田模型，右边为塘库，塘中有鸭、虾、蟹、螺等，左方为两方农田；在通往农田的水口处，还置有竹笼，以防鱼虾进入田中。四川成都天回山出土的东汉陶水塘，中以高堤相隔，右塘有荷花、鱼、鸭和小船，左塘为鱼池，池内有两条大鱼象征着养殖业丰收。[15]
经济作物作为农业生产的一部分，在汉代得到长足的发展。其种植规模之大、分布之广、品种之多，都是前后诸朝所不能比拟的。据《史记·货殖列传》载，当时带有商品生产性质的园圃，栽种量往往以“千树”、“千畦”、“千亩”、“千石”、“千种”、“千章”、“万个”、“千斗”计；各种园林比比皆是，两汉史籍中诸如“柚之乡”、“果布之凑”、“枣粟之饶”、“园圃之利”、“千亩桑麻”、“千亩姜韭”、“千亩竹”、“千亩卮茜”、“果菜千钟”、“桑麻铺棻”、“梨栗、桑麻、竹箭之饶”不绝于书。各豪强庄园的经营多是以农业为主，兼营其他。如樊重“能治田，殖至三百顷……陂池灌注，竹木成林，六畜放牧，鱼赢梨果，檀棘桑麻。”[16]（《比水》）陈广汉家除种植一般农作物外，还有藷蔗二十五区，蹲鸱三十七亩，有果蓏肴蔌[13]（《卷四》）等等。各小农小户们也如班固所说：“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于疆场。”[2]（《货殖传》）由于种植环境的良好，加上技术的提高，经济作物的种类也大大增加。西汉的蔬菜，见诸记载的就有36种之多，《四民月令》所记庄园中仅蔬菜就有20余种；检《西京杂记》卷一所载，当时果树种类梨有10种、桃有10种、枣有7种、李有15种、梅也有7种之多。
汉代这种以农业为主，兼顾牧、副、渔诸业的生产模式，反过来又为水土保持及生态环境起到维护和发展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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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葛洪.西京杂记[M].四库全书本.
农业名牌是指农、林、牧、渔业中未经过加工或只经过初加工产品的著名品牌或商标。与工业品创名牌相比,农业创名牌存在着以下困难:
（一）创名牌意识薄弱。农业创名牌意识薄弱是阻碍我国农业创名牌的重要因素。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①农民创名牌意识薄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虽有了一定的提高,但仍处在较低的水平上,再加上思想观念陈旧,信息闭塞,“科技”、“名牌”等字眼在广大农民心目中成了可望而不可及的神秘之物,创名牌意识十分淡薄;②地方政府创名牌意识薄弱。很大一部分基层干部对农业名牌缺乏必要的认识,思想观念滞后,如“中国人多,消费量大,不必创名牌”,“农产品生产受自然条件影响较大,质量不稳定,不能创名牌”,“农产品产量高比什么都好”等,从而对农业创名牌缺乏正确的引导与扶持;③农业企业创名牌意识薄弱。农业企业是农业创名牌的主体,虽然有些企业经过市场经济的洗礼,有了一定的名牌意识,也创出了一些农业名牌,但大多数企业缺乏创名牌意识,常常仅从眼前利益出发,忽视农产品名牌的创造与保护工作,导致农业创名牌止步不前。
（二）农业创名牌外部环境亟待改善。农业创名牌需要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这里的外部环境主要包括:①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状况。农业创名牌对农业生产过程中的管理环节要求较高,因此,良好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是农业创名牌的基础;②农业生产要素市场状况。高质量的农业生产要素是造就农业名牌必不可少的条件,在不断得到更新的同时,农业创名牌客观上要求对生产要素加以科学综合的运用。当前,我国的农业生产要素市场发展缓慢,缺乏更新,农膜、肥料、农药、饲料等不仅质量不稳定,且市场价格没有得到较好控制,严重制约了农业创名牌战略的实施;③农产品市场经营环境。农业创名牌必须在良好的市场经营环境中,才可能得以产生和发展。如同工业品市场一样,我国农产品市场也存在着假冒伪劣产品问题,而且情况更为严重,各种冒牌货冲击农产品市场特别是广大农村市场,极大地影响了农业创名牌的积极性。
（三）农业科技人才匮乏。农业科技人才是农业创名牌的关键。没有高素质的农业科技人才,不可能创造出农业名牌,即使有,也不会保持长久。目前,在农业科技工作方面,我国面临许多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农业科技人才流失,后继乏人,从而严重影响到我国农业创名牌的发展。人才的流失造成农业科技人员结构和队伍不稳定,进而从根本上制约着农业科研成果的推广与转化。据统计,我国每年取得的6000多项农业科研成果中,只有30%-40%得到了转化,而农业发达国家的农业科研成果的转化率已达到70%-80%。
（四）农业资金不足。资金短缺是阻碍当前农业创名牌的又一重要因素。实践证明,名牌的创立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农业资金投入较少。据权威部门统计,40多年来,我国财政对农业的投入总共为43839亿元,仅占财政总支出的64%。特别是近几年,相对数降到了历史最低点,仅为财政总支出的3%-4%,而且还在下降。而同期巴基斯坦、泰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均占其财政总支出的15%左右,大大高于我国的水平。即使如此,资金到位率也不高且挤占挪用现象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农民收入增幅的下滑也影响到农业资金的投入,从而对农业创名牌带来不利影响。农业与农村发展
（五）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尚未健全。农业创名牌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离不开健全的社会化服务体系。目前,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主要表现在保险服务、信息与技术传播及一些基本的市场经营,对农业创名牌十分不利。①农业保险服务不能适应农业创名牌要求。农业保险是农业创名牌过程中的一项极其重要的社会服务,它为农业创名牌提供安全保障。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业保险起步较晚。超小规模的土地经营又客观上弱化了农业保险的经济保障功能,再加上农民保险意识较差、经营风险集中引起保险公司赔付率偏高、资金短缺、人才缺乏、技术薄弱等诸多因素,使我国农业保险举步维艰,很不适应农业创名牌的要求;②信息与技术服务不能满足农业创名牌的需要。信息与技术是农业创名牌得以顺利发展的两大关键因素,而目前,农业综合技术服务不能满足农户生产要求,信息沟通渠道不畅等问题尤为突出,无法满足农业创名牌的需要;③优良品种供给、农用生产资料和物资供给及产后储运、加工、保鲜措施支持等基本市场经营服务不到位也给农业创名牌带来困难。
二、我国农业创名牌应采取的对策
（一）更新观念,提高认识。树立名牌观念,增强创名牌意识是农业创名牌战略得以顺利实施的先决条件。不更新观念,提高认识,农业创名牌就无从谈起。就政府而言,要做到切实转变观念,提高对农业创名牌重要性及紧迫性的认识。政府部门要首先摒弃那些传统落后的农业生产经营观念,不断学习,树立名牌观念,将推进农业产业化,实施农业创名牌战略当作今后农村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其次要加强对农户的引导,帮助广大农民改变陈旧的农业观念;再次要加强对企业的引导与管理,通过制定一系列优惠政策和措施对农业创名牌给予积极支持。
（二）实施农业名牌发展战略,有计划,有重点地推动农业创名牌。实施农业名牌发展战略是加快我国农业创名牌发展的迫切需要,但我们应看到,我国幅圆辽阔,地域差异较大,因此,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应当有计划,有重点地进行,切忌一哄而起,搞形式主义,从而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我们要突出重点,紧抓优势产品,本着扶持一个,发展一个,成功一个的原则来推动农业创名牌。
考古发掘提供给我们大量的实物资料，特别是出土的粮食作物遗存和动物遗骸，让我们得以了解远古先民种植哪些作物和驯养哪些畜禽。而要知道这些作物和畜禽是如何种植和驯养的，就必须研究出土的农业工具、农田遗迹和一些形象材料(如农田模型、画像砖、画像石、壁画等)，此外还要参考一些民族学的资料来复原古代(特别是原始社会)农业的生产过程，以探求当时的生产技术。下面我们结合文献简略地介绍一下解放以来有关大田生产技术情况(重点为新石器时代至南北朝时期)的一些考古资料。
1．整地技术
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人们对中国原始农业是不大了解的，往往只是以“刀耕火种”、“砍倒烧光”概括之，具体情况知之甚少，以致1959年出版的《中国农学史》专著，完全避开原始农业，只从《诗经》谈起。经过几十年考古资料的积累，人们对原始农业有了较清楚的认识。从原始农具的种类只有整地、收割、加工三类，推测当时的生产过程只有整地、播种、收获、加工四个环节。除了播种可以直接用手以外，整地、收获、加工都要使用工具。从对土地的使用情况看，原始农业可分为火耕(或称刀耕)农业和耜耕(或称锄耕)农业。火耕农业的特点是生产工具只有石斧、石锛和木棍(耒)或竹竿，用石斧、石锛砍倒树木，晒干后放火焚烧，然后在火烧地上点播或撒播种子。耜耕农业的特点是除石斧、石锛之外，还创造了石耜、石锄等翻土工具，与之相适应，生产技术也由砍倒烧光转到平整土地上来。在一些龙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还出现了原始石犁，这是新出现的整地农具，可能是用来开沟排灌的。具有典型意义的是90年代在江苏省苏州市草鞋山马家浜文化遗址和湖南省澧县城头山汤家岗文化遗址发现的稻田遗迹，使我们对原始水稻种植情况有了较具体的了解。草鞋山遗址的稻田形状为椭圆形或圆角长方形的浅坑，面积为3～5平方米，个别小的仅有1平方米，最大的达9平方米。稻田东部及北部边缘有“水沟”和“水口”相通，“水沟”尾部有“蓄水井”。城头山遗址的两丘稻田则是长条形，由人工垒筑田埂，田埂问是平整的厚约30厘米的纯净灰色土，表面呈龟裂纹，剖面稻根显露。田边亦有水坑，由水沟连接通向稻田。据原发掘简报报道：“这二丘田均是在比发掘区西部较低的原生土面往下挖出，同时保留田埂部位，待田里耕作土积高到与原生土田埂等齐时，再用人工在原田埂上加高堆垒成新的田埂。”(图四八)[138]
这两处稻田遗址的年代都是距今六千多年，表明原始稻作在6000多年前的长江中下游都已比较成熟，已有固定的田块长期种植水稻，除了垦辟田面、修筑田埂之外，还要开挖水井、水塘和水沟，远不是“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了，由此亦可了解当时的整地技术已有一定的水平。
商周时期已出现了许多整地农具，除了耒耜之外，还有金属农具锸、钁、锄、犁等，说明当时对整地已相当重视。不过《诗经》提到整地时只说：“以我覃耜，俶载南亩。”(《小雅·大田》)“畟畟良耜，俶载南亩。”(《周颂·良耜》)即以耒耜翻地，但未说明要翻耕到什么程度，看来当时尚未提出深耕的要求。商代的甲骨文田字写作圆圈，说明田问已整治得相当规整，沟渠纵横，以防暴雨洪水冲毁农田。古文献谈到夏禹治水的主要措施时总是说他“浚畎浍”(《书·益稷》)、“尽力乎沟洫”(《论语·泰伯》)。修浚沟洫成为当时农田建设中的首要任务。此外《诗经》经常提到“俶载南亩”、“今适南亩”、“南东其亩”、“衡从其亩”，亩就是垄，可见当时除了在农田周围开挖沟渠外，还要在田中翻土起垄，并且根据地形和水流走向，将垄修成南北向(南亩)或东西向(“南东其亩”的东亩)，这已是垄作的萌芽了。因而商周时期出现一系列掘土的金属农具绝非偶然。
春秋战国时期对整地已明确要求做到“深耕熟耰”。《庄子·则阳篇》：“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孟子·梁惠王上》：“深耕易耨”。《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耕者且深，耨者熟耘。”即要求深耕之后将土块打得很细，可以减少蒸发，保持土中水分，以达到抗旱保墒、促使增产的目的。深耕的程度要求做到“其深殖之度，阴土必得”(《吕氏春秋·任地》)。即要耕到有底墒的地方，以保证作物根部能接受到地下水分。因此战国时期整地的劳动强度就十分大，需要有更适用的农具，于是铁农具就应运而生，得到推广。原来的木耒这时也装上铁套刃，提高了翻土的功效。原来的木耜这时也装上金属套刃，变成了铜锸和铁锸。铁钁(特别是多齿钁)的出现更是适应深耕的需要。西周时期的垄作萌芽这时已成为一种较为完备的“甽亩法”。甽就是沟，亩就是垄(司马彪《庄子注》：“垄上曰亩，垄中曰甽。”)。即将田地耕翻成一条条沟垄。据《吕氏春秋·辩土》要求：“亩欲广以平，甽欲小以深，下得阴，上得阳，然后咸生。”即垄面较宽而且平坦，沟要开的小而深，既节约土地又易于排涝。其规格按《吕氏春秋·任地》要求，是“以六尺之耜，所以成亩也，其博八寸，所以成甽也”。即垄宽六尺，甽宽八寸。看来，战国时期盛行的铁锄就适于平整垄面，而铁钁则更适于开挖甽沟。实行垄作，可以加深耕土层，提高地温，便于条播，增加通风透光，利于中耕锄草，增强抗旱防涝能力，从而达到提高产量的目的。但开沟起垄，劳动量很大，原有的手工农具就较难适应这一客观要求，人们便开始用牛耕来开沟起垄，所谓“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国语·晋语》)，讲的就是当年在宗庙作为祭祀牺牲的牛，现在用来拉犁开畎(即甽)作亩(即起垄)。可见战国时期牛耕的推广和垄作的整地技术是有密切关系的。
到了汉代，对整地的要求更加严格，除了深耕，还要细锄。西汉农书《氾胜之书》对耕作已明确指出：“凡耕之本，在于趣时、和土、务粪泽、早锄、早获。”就是要及时耕作，改良土壤，重视肥料和保墒灌溉，及早中耕，及时收获。东汉王充在《论衡·率性》中也提出“深耕细锄，厚加粪壤，勉致人工，以助地力”的基本要求。都是将农业生产过程作为一个整体，而以整地为田问作业的最重要环节。“深耕细锄”是汉代农业生产对整地的技术要求。山东省滕县黄家岭曾出土过一块东汉耕耱画像石，画面左边有三农夫用锄锄地，中间有一农夫驱一牛一马扶犁耕地，右边又有一农夫驱一牛耱地，正是“深耕细锄”的生动写照(图四九)。值得注意的是画像石右边的耱地画面。耕牛后面拖带的是一种新式农具，叫做耱。这是一根圆形粗木棍，中间安一长木辕，用牛拖动，可将已翻耕的土块耱碎。这道工序在战国叫作耰，当时是用一种长柄的木榔头将土块敲碎。汉代也叫作“摩”。《氾胜之书》在谈到耕地时总是强调“辄平摩其块”，“凡麦田常以五月耕……谨摩平以待种时”。如此强调摩碎土块，是因为黄河流域的雨水较少，黄土疏松，地里的水分易于蒸发，将土块摩细，可切断土壤中的毛细管作用，防止水分蒸发过快，又可使土壤有良好的结构，有利于种子的发芽和庄稼的生长。这是华北旱地农业中抗旱保墒的最重要的技术措施，在《齐民要术》中有详细的记载，所用的农具就叫做“耱”。因耱是木制的，易于腐朽，因而从未有实物出土，后世无从知道它的具体形象。过去多以为汉代摩地也和战国耰地一样，是用人力敲碎土块。70年代，甘肃省嘉峪关市魏晋墓中出土的画像砖上有耱地图壁画(图五)，耱的形状才首次出现，它的历史也比《齐民要术》的记载提早了100多年。而滕县黄家岭画像石的发现，又将耱的历史再向前推进了100多年。
北方旱地农业以精耕细作为特征的整地技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趋于成熟，在汉代的耕耱技术基础上形成了一套耕—耙—耱的技术体系。即在耕地之后，要用耙将土块耙碎，再用耱将土耱细。耙地工具的具体形状过去不甚清楚，只能根据王祯《农书》的记载推测为人字耙。但从嘉峪关市魏晋墓壁画上看到的耙却都是丁字耙，即一根长木辕拖一横木，在横木下装一排铁齿或者木齿。使用时人要站在耙上以增加重量好将土耙细。
当时南方水田生产中的整地技术缺乏文字记载，一直不太清楚，旱地作业的耙耱工具也不适于水田。但从考占资料观察，南方水田也已采用耕耙技术，只是耙的结构和北方不同。广东省连县西晋永嘉六年墓中出土一件陶水田犁耙模型，上面有农夫扶耙耙田形象。耙的形状与元明时期的耖类似，上有横把，下装六齿，是用绳索套在水牛肩上牵引，人以两手按之(图五一)。广西苍梧县倒水乡南朝墓中出土一件耙田模型。此耙为六齿，看来也是用绳索牵引的(图五二)。这种耙适于水田耕作，可将田泥耙得更加软熟平整，以利于水稻的播种和插秧。由此可见南方的水田作业早已脱离“火耕水耨”的原始状态而走上精耕细作的道路。
唐宋以后，我国北方的旱作农业整地技术一直是继承耕—耙—耱的传统，南方则形成耕—耙—耖技术体系，在生产中都发挥了很大作用。
2．播种技术
原始农业的播种技术比较简单，只有穴播和撒播两种。穴播一般是先用于种植块根、块茎植物，后来才用于播种谷物。撒播则用于播种粮食作物。云南怒江地区的独龙族直到清朝末年还在采用这两种方法来播种谷物：“所种之地，惟以刀伐木，纵火焚烧，用竹锥地成眼，点种苞谷。若种荞麦、稗、黍之类，则只撒种于地，用竹帚扫匀，听其自生自实，名为刀耕火种，无不成熟。”(夏瑚：《怒俅边隘详情》)海南岛黎族将这种方法称为“砍山栏”。即火耕之后，男子手持尖木棍(木耒)在前面“锥地成眼”，妇女紧跟在后面点种谷物。广西东南部十万大山中的瑶族在山坡上点播时，也是男子在前边打洞，女子跟在后边点种。考古学家在华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还发现一种穿孔石器，据宋兆麟、周国兴先生研究就是套在点种棒(木耒)上以增加重量的“重石”，用以“锥地成眼”，进行穴播[139]。
撒播是用手直接抛撒，不可能有考古实物遗留下来。难得的是湖南省澧县城头山古稻田中有迹象可寻：“在第一期城墙和最早的文化层之下、生土之上，露出青灰色纯净的静水沉积，有很强的黏性。参与发掘的村民认为这是稻田土。将这层土表面整平，现出清楚的因一干一湿而形成的龟裂纹。挖取部分土样，从中拣选出稻梗和根须，和现在农田中所拔取的比较，简直没有区别。从局部剖面观察，可以看出一根根往下伸展的根须或留下的痕迹，可辨识出当时采用的是撒播。”[140]这是到目前为止研究原始农业播种技术惟一的考古材料，实在要感谢发掘者的细心观察和详尽记录。
一些农业机械管理部门缺乏有效的管理力度，在查处不合格农业机械=及违规操作过程中，未能根据有关规程严格开展，进而给农业机械用户造成农业机械管理工作不重要的错误认识。
2、加强农业机械管理的有效策略
2.1加强对农业机械管理的重视农业机械的安全使用与管理，与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及农村的建设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相关管理机构及人员应加强对农业机械管理的重视，将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工作导向，确保农业机械生产、使用的安全性。
2.2加大农业机械管理的宣教力度向农业机械管理部门员工以及用户全方位宣传相关法律规定，增加其责任感及安全生产意识，通过自觉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在防止违规操作的基础上，确保生产及管理工作的高效、安全开展。在农业产业化过程中，农业机械服务体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充分保障了农业的机械化发展。因此，管理部门应将工作深入田间，通过选择典型案例，采用简单易懂的方式，对农户展开监督管理以及安全教育活动，全面提高农民的安全意识及农业机械保养、维修水平[2]。
2.3完善农业机械的使用管理工作在开展农业机械管理工作过程中，相关管理部门首先应深入分析当地农业机械的具体使用情况，并进行仔细的规划，选择型号合适的机械设备，合理搭配，优化使用，在减少重复购置的基础上，实现投资成本的降低。此外，农户在购买农业机械设备时，应选择符合标准、质量可靠的产品，并办理等级入户手续。农业机械管理部门还可举办相关培训活动，免费对农户进行技术指导，规范其驾驶、操作、保养及维修等，在确保农机处于良好运行状态的基础上，保证作业的安全性。
2.4提高农业机械管理人员的素质及能力为保障农业机械管理工作的正常开展，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发展，提高管理人员的素质及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农业机械管理人员的素质得到提高后，才能自觉遵守各项法律规定，规范农业机械的操作及运行，加大农业机械的管理力度。因此，必须建立健全的管理体系，加强管理培训，充分增强管理人员的服务意识，提高其专业技术水平，树立良好的道德素养，从而促进农村经济的长远、稳定发展[3]。
3、结语
[关键词]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安排；市场失灵；政府失灵
一、我国农业保险中存在“双失灵”
(一)我国农业保险的困境分析
农业保险是处理农业非系统性风险的重要财务安排，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农业发展的三大支柱(农业科技、农村金融和农业保险)之一。作为世贸组织允许各国支持农业的一项“绿箱”政策，农业保险日益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然而在我国，农业保险却陷入了困境，出现了加速下降的趋势。我国农业所面临的困境主要有：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不断减少；农业保险费率居高不下；农业保险的经营长期亏损；农民不愿投保，农业保险展业困难。
(二)“双失灵”是造成农业保险困境的根本原因
我国农业保险困境的根本因素是制度问题，在我国农业保险中存在着严重的“双失灵”现象。
1.市场失灵。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逐步转换为规范的商业保险公司以后，我国农业保险经营的性质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商业性农业保险模式并不适应农业保险的特点。一是商业保险的高收费与农民的低收入存在矛盾，农民没有交费能力；二是农业保险存在高风险率、高费用率、高赔付率的特征，追逐利益的商业性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的规避也就不难理解。因此，农业保险自身的特点使其具有准公共产品的性质，即农业保险缺乏竞争性，存在非排他性和利益外溢现象。正因为此，对农业保险采取商业性经营模式会导致市场失灵。
2.政府失灵。农业保险的准公共产品特征及其商业化经营的实践共同佐证了一点，即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需政府履行弥补市场失灵的职责，而我国政府却长期处于缺位状态，也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农业保险的举步维艰。
因此，要使农业保险走出困境，关键和首要的问题是制度设计。农业保险制度设计应以政府为主体，突出农业保险业务的政策性，改变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的现状，通过建立与市场机制有效结合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将政策与市场机制相结合，为农业保险的发展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
二、国外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的模式
各国发展农业保险的模式大体可分为政府主导型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模式和市场主导型的商业性农业保险发展模式，分别以美国和毛里求斯为例进行说明。
(一)美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模式
美国自20世纪30年代开办农业保险，采用的是政府主办、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发展模式。美国政府依据《联邦农作物保险法》，通过提供巨灾保险(属基本保障水平)、扩大保障保险(属较高保障水平)、集体保险和非保险作物保障计划四大险种，取代政府救济计划将农业生产者纳入农作物保险计划。并规定不参加政府保险计划的农户，不能得到政府其它计划的帮助。在运作模式上，目前农业保险的管理机构是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与风险管理局属于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主要负责全国性险种条款制订、费率拟定、业务指导和检查，开发维护软件、预测农产品价格等，为商业保险公司提供经营管理费补贴和再保险。政府还承担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的各项费用以及农作物保险推广和教育费用。1995年起，美国政府为了鼓励部分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业务，为开办农业保险的19家公司提供其相当于农业保险保费的31%的补贴，并提供农作物保险免税、比例再保险和超额损失再保险等政策扶持。2000年美国农业保险补贴平均占到纯保费的53%，保费补贴额平均达6.6美元／英亩，农作物巨灾风险推行强制性保险制度并补贴全部保费，其他皆为自愿选择。投保农民当年农作物收成因灾害减产25%以上时，可取得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的最高赔偿金额。1981—1988年间，美国政府对农作物保险的开支达42亿美元，赔付金额与投保金额的比例高达14：1。1989-1999年10年间，联邦政府对农作物保险的财政补贴总额累计达到108亿美元，仅1999年一年就达到22.4亿美元。2004年美国各家经营农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共收入保费41.9亿美元，其中政府对农险的补贴为24.8亿美元。此外，政府还给予免税和法律支持。虽然政府对商业保险公司的补贴昂贵，但是政府仍认为这是比救灾计划和政府直接经营更经济的做法。
(二)毛里求斯农业保险发展模式
毛里求斯的糖业保险基金在国际上被公认为是一项成功的农业保险模式，该模式具有四个鲜明特点：第一，效率高。由于该基金只承保一种作物，业务简单、单证费用低，加之计算机管理程度高、工作人员少，因而效率很高，其费用率仅占保费收入的7%(多数国家这一比例为15%—20%)。第二，费率拟定科学化。为防止风险不均质而导致逆选择，该基金设计了多达100个档次的费率体系，费率体系的高度差异化能激励生产者努力耕作，以改善自己的费率档次，从而达到少支付保费又能获得较大保障的目的。第三，投资收益高。基金的投资收入约为业务费用的150%，投资收入的50%用于基金积累，能够相应减少农民的保费负担，增强基金抗巨灾的能力。第四，商业化运作。虽然政府在基金建立初期承担支付工作人员工资的职责，而且政府要求强制投保，但到目前，该基金从原保险到再保险完全采用商业方式来运作。
虽然世界各国的农业保险经营模式都不尽相同，但政府的基本扶持方式大致相似，即主要采用法律保护、政府行政指导、财政资金支持、减免税费业务发展与农业信贷衔接等措施。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多农业发达和不发达国家都有专门的法律制度就政府对农业保险的优惠政策以及具体补贴比例进行规定。如美国和日本分别于1938年颁布了《农作物保险法》，美国于1994年又制订了《克林顿农作物保险改革法》。2000年6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农业风险保护法》，计划在以后5年内提供总计82亿美元财政支出，补贴农业保险。2002年美国又通过了新的农业法，进一步加强了对农业的补贴力度，决定在未来10年内给农业拨款1910亿美元，较目前实行的补贴增加了80%，在价格支持和收入政策、农产品储备计划、出口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服务、国内农业安全、教育研究和农业保险等方面推出了一系列新的举措。正是由于有了这些政府补贴政策和相关的法律制度支持，各国的保险经营机构的农业保险业务才得以蓬勃发展。
三、适合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制度设计
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由于经济发展战略等多方面原因，对农业保险的补贴和扶持非常少，我国的农险法律建设滞后、核算办法、税费扶持等政策不配套的状况没有扭转。《保险法》第155条规定：“国家支持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但至今配套的法律、法规尚未出台。在我国，农业保险只免交营业税，其他方面同商业性保险一样，国家尚无配套政策予以扶持。这就造成了仅仅依靠商业性保险机构独立经营农业保险，而我国政府补贴和扶持缺位的情况。
(一)构建支持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法律体系
从对美国和毛里求斯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模式的分析可以看出，政府首先是制定一系列法律法规，确保农业保险的顺利进行。我国虽然已于1995年颁布了《保险法》，但这只是一部规范商业保险的主要法律，并不适用于农业保险，对农业保险也并未有具体的规定。因此应尽早出台专门的《农业保险法》。《农业保险法》应明确规定政策性保险的政策性和非商业性特征、农业保险的经营目标、经营原则及组织形式等；规范农业保险的资金筹集方式、资金管理原则、政府支持方式等，并用存款比例、负债比例、流动性比例等经济指标调控其运行；《农业保险法》中还应对政府行为予以约束，对政府的作用和农民的参与方式进行规范，避免由于地方政府的随意性或财政困难而忽视对农业保险的支持。
(二)构建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组织制度
1.设立专门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由于我国农民收入低和保险意识差，因此由政府成立专业农业政策性保险公司引导农业保险发展是比较切合我国实际的。政府支付一切经营管理费用，采取强制保险，并享有免税待遇。除了专门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外，还应鼓励商业性保险公司、合作社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突破单一格局，向多元化发展。对商业性保险公司经营的农业保险业务提供优惠政策，如税收减免、费率补贴和亏损弥补等，缓和商业性保险公司经营目标与农业保险效益低的矛盾。
1农业环境成本的内容
农业环境成本与企业环境成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根据联合国国际会计和报告标准政府顾问专家工作组第15次会议文件《环境会计和财务报告的立场公告》：“环境成本是指本着对环境负责的原则，为管理企业活动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而被要求采取的措施成本，以及因企业执行环境目标和要求所付出的其他成本。”由此可见，企业环境成本是企业内部成本核算的一个方面，是企业的实际成本支出，属于会计范畴；农业环境成本不仅包括预防性的成本支出，更重要的是分析农业生产行为实际对环境造成损害，是整个社会共同承担的环境代价，属于公共环境经济问题。农业环境成本可以分为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直接成本是指农业生产本身所产生的环境成本，间接成本是指上游与下游产业所产生的环境成本，如化肥、农药的生产，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企业因使用原料的特殊性所产生的环境成本，如皮革加工、秸秆造纸等。根据不同的生产部门，农业环境成本还可以分为种植业环境成本、畜牧业环境成本、水产业环境成本等。本文所分析的农业环境成本是指种植业部门的直接环境成本，包括动植物资源成本、土壤资源成本、水资源成本、大气污染成本、生命健康成本等。
2农业环境成本的核算方法
核算环境成本的方法很多，如预防费用法、恢复费用法、生产率变动法、机会成本法、间接替代法、市场价值法、人力资本法等。不同的环境成本，可以选择不同的方法进行核算。
2.1动植物资源成本核算
动植物资源的减少，其造成的损失是无价的，同样，各种动植物资源的恢复和保护也蕴藏着不可估量的价值。核算动植物资源的环境成本可以采用恢复费用法和维护成本法。
恢复成本取决于恢复的面积和单位面积恢复的费用，恢复费用的具体费用包括土地费用、劳动力费用、动植物资源引进培育费用和相关的技术费用等。其中动植物资源的引进培育费用是关键，对植物的稀有程度越高，费用就越大，一般常见的资源引进，费用很低，甚至不需要具体的费用。恢复成本既可能是一次性的，也可能是长期的，但保护成本是长期的，同样道理，动植物资源的稀有程度越高，保护的费用就越高，常见的动植物资源只需保证其生产空间，一般不需要额外的保护费用。相反，如果需要对野生动植物生长进行控制，费用另当别论。
2.2土壤资源成本核算
土壤资源成本的核算方法常用的有两种，一是恢复费用法，即将土壤的自然生产能力恢复到一定水平的费用；二是生产率变动法，选择不同地区或同一地区不同年份，核算由于土壤自然肥力不同或变动而引起生产率变动所产生的净收益差异(E)。
式中，P为产品价格；Q为产量；C为单位成本；i为产品种类。
使用恢复费用法计算土壤资源成本，关键在于选择恢复土壤自然生产能力的方法和要求达到的技术指标。如果采用休耕的方法，其成本就是正常耕种的净收益，如果采用种植绿肥等方法，在以上基础上，其成本还应该包括种植绿肥或其他方法所产生的净费用。
由于技术进步等因素的干扰，采用生产率变动法很难直接测定由土壤肥力下降所引起的单位面积净收益的变化。土壤肥力的下降主要是由于大量施用化肥造成的，因此可以通过单独测量化肥的超正常施用量，判定土壤资源的环境成本。首先是确定在现有技术水平条件下，单位面积净产值最大时化肥的最小施用量，然后计算化肥实际施用量与最小施用量之间的差额和相应的价值，最后将差价扣除因减少化肥施用而采取的其他环保手段的费用，就是使用化肥而产生的土壤资源成本。
如果替代费用超过减少化肥施用节省的成本，就会出现替代不经济，所以替代品的经济性和环保性同等重要。用同样的方法可以核算农药投入对土壤所造成的环境成本。事实上，无论化肥和农药的投入量如何减少，都不可避免地会对土壤造成一定的损害，关键是把这种损害控制在一定的水平，一是可以由土壤自身进行修复，二是可以通过其他比较经济的技术手段实现修复。
2.3水资源成本核算
水资源环境成本有三项内容，核算也分三个方面。
核算水资源的浪费成本，关键在于确定水资源的价格、节水灌溉的用水标准以及相应所增加的灌溉设备费用，如果价格较低，水资源的浪费就是经济的。提高水价，水资源的环境成本就会由外部成本转化为内部成本，节水灌溉的经济性就会增强。
2.3.2地质灾害损失的核算
在我国北部平原地区，农业灌溉用水主要来自于浅层地下水。由于地下水严重超采，目前在山东、河南、河北等19个省区共形成了59个漏斗区。并引发了比较严重的地质灾害，如地陷、裂缝等，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地质灾害损失的核算，一是通过调查统计计算已经造成的经济损失，二是预测灾害发生的概率和将来可能造成的损失。
2.3.3水污染环境成本的核算
农业生产对水资源造成的污染主要来自化肥、农药、除草剂的使用，因此水污染环境成本的核算方法与土壤资源的环境成本核算方法类似。二者的差别在于水的流动性较强，水资源的污染会进一步对动植物资源和人体健康产生危害，由此造成的二次污染和损害的核算，可以分别参考动植物资源的环境成本核算和生命与健康成本核算。
2.4大气污染环境成本核算
2.4.1温室效应的成本核算
农业生产的温室效应损失=温室效应造成的净损失×农业生产对温室效应的负责系数
农业生产对温室效应的负责系数=农业生产N[，2]O排放量占N[，2]O总排放量的比例×N[，2]O对温室效应的负责系数
2.4.2秸秆燃烧的环境成本核算
首先确定秸秆燃烧所造成的损失项目，如交通事故、高速公路关闭、飞机停飞、火灾等，其次统计和计算相关项目的实际经济损失，最后将这些损失合计就是秸秆燃烧的环境成本。其中涉及生命与健康方面的损失，核算方法参见关于生命与健康成本的核算。
2.5生命与健康成本核算
在生产中与农药的接触对人体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危害，可以致病、致残甚至致亡，相应发生的医疗费、误工费，以及由于劳动能力的部分或全部损失所造成的经济损失，都属于生命与健康成本核算的内容。与农业生产不相关的行为，如服药自杀所造成的损失不是环境成本核算的内容，精神损失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且难以衡量，也不在核算的范围。通常使用人力资本法核算生命与健康成本。
人力资本法也叫工资损失法，它是通过市场价格和工资多少来确定个人对社会的潜在贡献，并以此来估算生态环境变化对人体健康影响的损益。
进一步计算疾病成本和劳动能力丧失成本：
式中，R[，j]为农药对伤残的负责系数；Y[，0]为期望寿命(参考“WHO推荐的标准期望寿命表”)；Y[，j]为第j人的实际年龄；E[，j]为劳动能力损失系数(死亡者系数为1，伤残者根据伤残轻重确定，具体可参照GBD伤残等级分类)；W[，y]为年人均收入；D[，j]为年陪护费用。
3农业环境成本的控制
3.1维护土地的多样性
目前，农村土地耕地化现象非常严重，不仅边边角角都被利用，就是原来的河道、林地、草滩甚至坟地也被开垦变成了耕地。土地的过度利用将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一是使许多动植物失去了生存的空间，农作物一统天下，不利于生物间的竞争与进化；二是土地耕地化使水土流失问题更趋严重，农作物的耕种具有很强的季节性，在春播与秋播期间，地面没有任何植被覆盖；三是提高了旱灾与涝灾的成灾率，因为大量的水塘、沟渠甚至河道都被平整开垦为耕地，排涝蓄水以及灌溉的能力大大减弱。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我们在保护耕地的同时，一定要保护农村土地的多样性，林地、草地甚至荒地也要得到一定的保护，对池塘、河道、沟渠进行全面规划，禁止耕地对其侵占。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应该主要依靠技术与资金投入，而不是耕地面积的无限制扩张。
3.2科学施肥，减少无机肥施用量
全面使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避免化肥的盲目使用。发展复合肥、生物有机肥，压缩无机肥的施用量。生物有机肥技术是以畜禽粪便为原料，以秸秆、豆粕等有机废弃物为辅料，配以多功能发酵菌种剂，通过连续池式好氧发酵，使之在5～7天内除臭、腐熟、脱水，最终成为高效活性生物有机肥。有机肥内含有多种有益微生物，能不断释放出植物生长所需的营养元素和多种植物生长刺激素。肥中除含有氮、磷、钾三大元素外，还附有含钙、镁、硫、硅、锰、锌、硼等中量和微量元素。能增加土壤团粒结构，提高土壤保肥、保水、保温能力，减少病虫害，改善作物品质。施用有机肥料的土地比施用传统化肥的土地一般增产10％以上。现在，生物有机肥的生产技术比较成熟，市场供不应求，发展生物有机肥，可以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双赢。
3.3发展生物农药和物理捕虫技术
生物农药是指利用生物资源开发的农药，包括植物农药、微生物农药和抗生素等，生物农药具有对人畜的毒性较小不污染环境以及病虫不易产生抗药性等优点。由于技术上还存在一些问题，生物农药在我国的推广和利用受到了一定的制约，许多生物农药的有效成分为活体微生物，其产品制剂化技术要求高，而我国生物制剂的剂型及其工艺水平落后，致使活体微生物农药的制剂化成为生物农药发展的一个瓶颈。因此要加强技术攻关，使生物农药产业不断取代化学农药，成为农药的主体。同时，应重视物理捕虫技术的普及和应用，如使用灯光、振频等物理方法诱虫、杀虫。根据昆虫趋光的天性，在其成蛾期间，在田间布置具有诱虫和杀虫功能的频振杀虫灯，杀虫效果不亚于使用农药，并且没有污染，还可以大大节约成本。山东龙口市在果树和蔬菜生产中推广频振式杀虫灯技术，全市目前已应用频振式杀虫灯3000多盏，控制果蔬面积6000多hm[2]，每年可减少农药使用150t，节约成本上百万元。
3.4推广与普及节水灌溉
根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农业用水将短缺600亿～700亿m[3]，推广和普及节水灌溉势在必行。截止到2002年，全国节水灌溉工程面积只有2000万hm[2]，约占农田有效灌溉面积的36％。其中防渗渠灌溉的面积1000万hm[2]，管道输水灌溉面积150多万hm[2]，喷灌面积230万hm[2]，微灌面积30万hm[2]。节水效果越好的方式，其应用面积越小。发展节水灌溉，一要解决技术问题，开发和推广适合不同地区使用的节水灌溉设备与技术，在华北平原地区，应推广和普及管道输水灌溉技术，在城市郊区，发展喷灌和滴灌技术等。二要解决制度问题，建立农业用水的市场机制，有偿用水，利用价格杠杆，使农民自觉使用各种节水设备。
3.5全面建设农村生态文明
农业环境成本的控制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在农村全面建设生态文明，是实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必由之路。
政府应适时引导，通过示范、教育，推广和普及生态文明的知识，同时通过支持具体生态项目的建设，推进农村生态文明，农、林、牧、渔全面发展，维护土地利用的多样性，利用有机物的投入发展农业。禁止秸秆燃烧，实现秸秆的综合利用。加强面源污染的防治，改善水体和大气环境质量。发展小沼气工程，实现循环经济。
【参考文献】
[1]李季等.中国水稻生产的环境成本估算——湖北、湖南案例研究[J].生态学报，2001，(9).
[2]张云，李国平.环境成本：经济学与环境科学的融合点[J].人文杂志，2004，(2)：66～71.
[3]常进雄，鲁明中.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生态经济学研究[J].生态经济，2001，(7)：60～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