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科学技术影响微技术
1科学技术对人类的积极影响
由于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及其他领域中的广泛应用，人类在自然界面前获得空前的主动地位，人类的生产、经济、军事等实践活动对自然生态环境产生着越来越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脑科学、神经病理学、认知心理学的迅速发展为进一步揭开大脑秘密积累了许多新的实验材料，也提出了种种脑工作模型。生命科学、遗传学的发展，特别是生物工程技术(基因工程、细胞工程、酶工程、微生物工程)的产业化，在不断地揭示生物遗传和变异规律的基础上为人类创造着新的生产力，给人类带来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现代科学技术和人类生活紧密地结合在—起，社会的科学化技术化速度不断加快，规模也不断扩大。
目前，信息技术已成为世界各国实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目标最重要的技术。由于计算机互联网的产生与普及，使得全球经济一体化，货物、技术、服务等各种信息都在全球范围内流动。政府信息化有利于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推动政府机构的改革，使政府依据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进行机构改革，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能为公众提供更有效的服务，并开启了一扇公众参政议政的窗口。由于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广泛应用，教育将呈现出现代化的特征和发展趋势。多媒体教学正在走向普及，教育方式个性化、远程化。随着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的实施，人们广泛地利用信息网络，自觉或不自觉地使日常生活便捷化，居家上班、网上购物、远程医疗、网上交友等。总之，信息技术的巨大进步是人类在科学上取得的最具有历史意义的成就之一，人类文明将越来越多地通过信息技术被创造和发展。
2科学技术对人类的消极影响
科学技术会积极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但它也有另一面，会给社会带来潜在的不良影响。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科技异化的问题。科技成果应用不当，会异化为一种破坏人类生活，违背人的本意，制约人压迫人的“异己”力量。目前人类掌握的核武器可以毁灭地球几十次，“克隆人”会不会成为一支可怕的异己力量也很难断言。其次，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科技在综合国力竞争中地位突显，知识经济初露端倪，掌握科学技术者会不会逐步集中，形成其自身特定的利益范畴，上升为一个阶级？若果如其然，那么社会又一次趋向于阶级的简单化——技术阶级与非技术阶级，那么就会出现一系列问题。第三，科技的进步带动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因特网的建立，电子计算机的普及使网络安全、高技术犯罪成为不可不防的问题。经济发展造成的生态环境的破坏已然严峻。宇航技术的发展，移民月球并非遥不可及，人们对月球甚至太空的开发是否会造成许多太空生态灾难亦未可知。
生物工程技术也向人的传统形象、传统价值和社会伦理观念提出了重大挑战，提出了急待解决的社会伦理问题。如基因工程会不会对人类带来危险，遗传重组的生物杂种会不会引起生物公害、破坏生态平衡；人工授精、胚胎移植、体外孕育也提出了夫妇双方生育权问题、血缘关系问题、父母亲的确定问题、“母亲”的社会合理性问题、对待胚胎的道德问题、无性繁殖是否可以应用于人的问题等。
信息商品化也有负面影响。第一，它可以削弱社会的凝聚力。由于信息商品化促进了社会的分工专业化，因此它使得社会成员越来越成为一个一个的“经济人”，变成只顾自己利益，不顾他人和社会利益的自私自利者，从而大大削弱了社会的凝聚力。信息的多样化或分散化导致了不同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多样化，也不利于社会内部的整合和团结。第二，使社会的许多犯罪和腐败现象更加隐蔽。当信息成为商品，成为社会财富后，有人就可能利用自身的有利地位或采用非法手段非常容易地攫取他人或社会信息，并用来进行交换，而把所得占为己有。还有人可能通过炮制假信息来非法谋利。由于信息的非物质性和非有形性，因而利用信息进行犯罪和非法占有属于他人或社会的信息就具有极大的隐蔽性，不易被察觉，惩治起来也较困难。
3全面认识科技的影响，正确认识微技术
科学技术本身是中性的。许多事实表明，同一种科学技术的同一种用法在一些条件下起着正面的积极影响，而在另一些条件下则起着负面的消极影响。科学、技术、社会的关系问题已成为科学技术专家和哲学家共同关心的热点问题，出现了诸如唯科学主义、技术决定论和反科学主义、悲观论等不同观点。人们特别严肃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即人类应该以什么态度和价值目标来从事科学技术活动，科学家在“求真”的过程中应不应该承担道德义务和责任。科学技术是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长期积累而成，既有其自身的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发展规律，也会受到社会力量、社会条件的制约。先进的科学技术也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关键看它为谁所用和怎么用。
科技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给科技一点人文关怀，让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这是每一个人追求的现代科技生活理想。同时，在经济发展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每个人有权利、有义务去了解科技发展的新动态，从而能够估量它们对于人类有什么利害。原因很简单，今天科技发展与每个人息息相关。
不能否认，科技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并将进一步改变我们的生活。就拿微技术来说吧。现在，有些人在谈论“培育人类”，有些人在设计机器人的“进化”步骤，使它们能与人脑相当，甚至超过人脑。在这一潮流中，人们把微技术当做革命先锋。美国科学家雷恩在给美国国会的一封信里说，与信息和生物技术相比，微技术将对21世纪的人类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它正式向我们宣告“微技术时代”已经到来。美国科学家麦克尔是推动微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人物，他说再过十几年我们就能生产出微型电脑，生产出比细胞还要小的微机器人用于医疗，这些小机器人能穿过人的身体，为我们清理血液，清除影响我们长寿的不利因子。他还说，非常便宜的微太阳能设备将代替煤炭、石油和核能。他介绍说，不久将制造出一种材料，糖块大的面积就可以把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全部信息存进去，饥饿、营养缺乏这些问题将成为过去。这是一个梦想，但按科学家们的说法，这种梦想有可能在今后十几年内变为现实。我国的科学家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这件事不仅涉及微技术，也涉及电脑学、遗传技术、人脑和人工智能研究，还涉及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等学科与技术。它也涉及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学科。我们要全面地看待这一现象，从整体上看待这一过程，在更大的范围内讨论这一问题。这种讨论还不够多，人们对技术的了解和技术的发展之间还不成比例。为此，德国总统也不得不呼吁，要加大这一工作的透明度。
另一方面，微技术也可能带来害处。而估量微技术的害处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它还与人文学科密切相关，至少要考虑到“生活世界”这个问题。微技术可以生产出微武器，这种武器具有前所未有的杀伤力。谁拥有这种武器就等于拥有一种不寻常的优势。防备这种武器是否意味着另一种军备竞赛呢？更大的问题恐怕是在于这种武器被哪种国家和组织所掌握。谁也不能担保这种国家不会出现。根据销毁核武器的经验，即使要销毁这种武器，也可能会遇到难以想象的麻烦。在预防种种可能爆发的瘟疫时，要防止因此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细菌与病毒，引出新的危险。要有未雨绸缪的思想准备，而且要坚持不懈。其实，微技术和其他新技术一样，即使防护和免疫系统也可能是利害双全。这是一个怪圈，仿佛是新科技的天生特性似的。微技术最大的危险不是它本身，而是人用这种技术来反对人。从历史经验看，不能把新技术简单地看作新福音。20世纪人类在这方面已有了惨痛的经验，我们无权说新技术带来的未来总是美好的。何况新科技理论家中的确有一些让人不放心的东西，有些东西现在就不能接受。今天，我们首先需要学习，比如学习分辨利害，因为一般说来，人在盲目地追求幸福与成功时而犯了重大的错误，但很少清醒地估量它带来的艰险与痛苦。《易经》中提倡明辨好坏，要有忧患意识。它不仅仅给我们设计好，而是同时也提示坏。如果要说什么是智慧的话，这就是一种智慧。这也关系到直接参与研究、试验和生产的人。他们也是人，也处在这个由他们设计的为“自己复制自己”的系统之内。他们不可能逃脱这一系统。诚然，我们必须避免731细菌部队的暴行再发生，避免德国科学家在纳粹时期所犯的那种难以想象的罪行重演。但也不能接受像冰岛德考得生物技术公司这样的研究所这几年来的行为，事先不加说明和不经国际社会同意，就把几乎人类的遗传体与资料收集起来，进行分析试验，还把这些作为自己的专有财产，在国外上市，在全球进行交易。如果对这类做法听之任之，无异于把我们的命运交给一些缺乏社会责任感的人。
在基因上没有一个人是单单的个人，我们都要重视并正确把握科技发展的方向，使科技真正为人类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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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至今，竞技武术在各方的推动下已经日趋成熟，由最初开展的竞技套路，发展到现今的武术套路的竞技模式。也是经过了反复的论证研究，漫长的历程才发展成了演练与实战的竞技形式。随着西方文化不断地涌入，中国传统武术受到了西方文化的严重冲击下，使得传统武术演变成竞技武术逐步形成了雏形。武术竞技套路的发展，从规则内容来看分为了三个阶段。从1959年至1995年评分制为十分制。这个阶段从规则各项准则来看，制定了套路的动作组成，时间规定，组别的要求，从套路的逐步规范到明确指出武术竞技套路的运动发展方向———高、难、美、新。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1996年规则有了较大的改动，实行了分组打分，将质量和演练分块打分，并设置了难度分值。2002年至今，结合了奥运机制的一般特点，规则又有了进一步改进，每组设有两名副裁判长，裁判分为A、B、C三组裁判。分别为质量分、演练分、难度分。并部分套路比赛时需要配乐。难度等级也建立了等级体系。国家体育总局出版的武术竞赛规则，在整个武术发展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演变，使得竞技武术套路逐渐发展成为符合奥运精神的项目。
2科学技术对竞技武术套路发展影响
2.1科学技术对竞技武术套路的正面影响
科学技术的介入与应用能够大大的提高竞技武术的水平，科学技术能够让竞技武术在技术选材方面提供科学的技术支持，还能让竞技武术训练更加科学。也能让竞技武术在的比赛更加公平公正。所以我们要充分的利用科学技术的力量，来推动竞技武术走向世界
2.1.1现代科学技术为运动员的科学选材提供了技术支持
现代竞技武术运动水平越来越高，正在逐渐逼近人类自身能力的极限，运动员之间的竞争不仅体现在比赛、训练中，而是从运动员选材就已经开始了。只有运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挑选出具有竞技武术天赋的少年儿童，并通过6至8年科学、系统的训练，才有希望在将来激烈的竞争中取得优异成绩。因此，科学选材是竞技武术训练的第一步，也是获得成功的始端。
2.1.2现代科学技术使竞技武术训练更加科学
科学安排训练运动负荷，包括训练量和训练强度两个方面。它们彼此依存又相互影响，任何负荷都是以一定的强度为条件而存在的，任何强度又都以一定的量为其存在的基础，量和强度和合理搭配是训练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武术训练在大运动量的基础上，特别强调大强度的训练，突出强度训练在训练中的效果，大强度训练的科学性，首先要把握运动负荷的专项性符合比赛的要求，与队员训练的水平相称。其次要把握运动的能量供应形式，运动的技战术训练负荷特点，如在教学训练过程中，掌握新难技术时，运动负荷量和强度要小；在发展体能时，训练负荷和强度要大；高水平的武术比赛不仅是与对手之间的比拼，也是教练员和队员心理素质的考验。教练员心理素质的提高主要来源于自身在训练和比赛的过程中的经验积累和专业知识的掌握，所以，作为教练必须与时俱进，保持自身以最先进的理念带领训练和比赛，同时仔细总结每次训练和比赛的经验，并把新的经验重新运用到训练和比赛中，真正做到理论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
2.1.3现代科学技术使竞技武术比赛更加公平、公正
武术比赛的成绩具有很大的决定性，尤其是在运动员水平相近、竞争激烈的情况下，裁判员0.10甚至0.05分的评判分差，就会出现金牌得与失两种迥然不同的结果，发生“分配成功”而不是“竞争成功”的现象。针对武术比赛成绩评分中存的问题，利用高科技研究的成果，研制出《裁判员监测系统》，为武术大赛中的裁判员评价、裁判员的等级晋升、奖惩和选派提供了理论支持。同时，现代化的通讯设施也加大了对裁判员执法的监督力度，使竞技武术比赛更加公平、公正。
2.2科学技术对竞技武术的负面影响
凡事都具有两面性，科学技术不仅给人类带来了益处和方便还带来了不可忽视的负面效应，对竞技武术也是如此，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只有吸取精华去除糟粕，加强预防措施，才能给人们带来福利。
2.2.1科学技术导致兴奋剂的使用
随着高科技越来越多地应用于竞技武术运动中，我们不得不承认若谁在现代体育竞赛中应用的科技含量高，使用的设备越先进，谁就可能成为强者。生物科学、医药科学的滥用导致了兴奋剂的出现和泛滥。兴奋剂是竞技体育的毒瘤，它的出现严重危害了运动员的身体健康。兴奋剂对身体的损害性是众人皆知的，长期使用合成代谢类固醇药物会带来暴躁易怒身体虚弱，人体生长激素荷尔蒙会导致人体肢体和器官的变态生长。兴奋剂不仅损害运动员的身体健康而且还破坏了竞技武术运动的健康发展。
2.2.2科学技术带来文化的扭曲
科学技术的核心推动力在武术界的运作，促使竞技武术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拜金主义”在竞技武术领域的盛行。目前的竞技武术竞赛市场所呈现给观众的更多的是血腥和暴力，使观众形成了武术只不过是一种社会底层人进行的暴力活动的错觉，从而不仅对整个武术文化的发展传播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而且使广大观众在血腥和暴力角逐中，所获得的也只是庸俗文化所带来的感官上的刺激、欲望上的满足。经过现代竞技化发展而形成的武术，更多地作为一种争强好胜的载体和政治和经济工具而存在，这不仅扭曲了武术文化的方向，而且降低了武术文化的层次。
3结论与建议
在科学技术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逆转趋势的今天，人类可能遭遇的风险也会越来越复杂，就风险的来源而言，既有与人类行为无关的来自自然界的风险，也有因人类行为导致的人为风险，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就是典型的“因为我们自己的知识和技术对自然界的影响而引发的风险”，在当代，这种风险的影响已经不断地从人类的物质生产和生活领域向文化领域渗透。对这种文化风险，20世纪以马尔库塞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进行了深人批判与反思。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话语中，科学技术发展所产生的技术规范不仅是技术本身的遵循，也成为被社会广泛接受的意识形态和行动规则。技术进步与生产进步的融合，在有效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逐渐成为影响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控制系统。科学技术带来物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不断丰富的同时，却又使人类的思想日益受到禁锢，思想的自由本性受到压制。然而，法兰克福的这种文化批判仍然聚焦于哲学话语的抽象叙事和负面效应之中，对科学技术可能产生的风险，尤其是文化风险缺乏更有说服力的说明。随着上个世纪中期新一次技术革命的发生，核技术、电子技术、基因技术等新技术进人人们的生产生活过程并产生革命性影响，核技术风险、化学产品风险、转基因食品风险、工程风险等问题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并进人学者们的研究视野，但这些研究的核心仍然在于经济利益和自然环境的破坏，即集中于物质性损失的关注，对文化风险，特别是科学技术发展对社会核心价值观培育带来的影响则缺少应有的重视，这种情况显然不适应文化发展的现实需要。
所谓科学技术文化风险，指科学技术在迅速发展过程中及其成果应用过程中，由于科学技术内在的不确定性因素和人为因素对人类文化发展产生的威胁以及使文化发展偏离正常轨道的可能性。在当代，科学技术文化风险随着风险的扩展也日显突出，表现出与其它风险不一样的特征。
(一)内隐性
就科技风险发生与传播的时空界限而言，传统科技风险往往局限于一定的时空界域，因而很容易被人所感知，但随着全球化大潮的推进，科技风险的感知度则随着传播范围的扩大而逐渐减弱，在文化领域的风险则隐藏在技术的光芒之中，如网络技术所带来的文化危机常常被人忽视;就科学技术在不同领域的风险感知而言，在经济和技术领域的可认知性显然高于文化领域，新技术带来的社会经济和技术风险很容易被感知甚至被计量，但文化风险，尤其是在思想文化领域的风险由潜在性向现实性转变的时间较长，并且要通过各种物质形式和人的行动来体现，因而这种风险不容易被人觉知而具有突出的内隐性。
(二)广泛性
在风险社会理论视域中，全球化的发展使风险社会的出现成了可能。全球化的核心是资本和技术的跨国流动，国家民族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在这样的技术与社会背景下，过去局限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风险就很容易跨越政治地理边界扩散到更多的国家和地区;而当今社会，科学技术渗透到人类文化的方方面面，其风险所波及的范围自然涉及人类文化的各个层面，对人类社会进步和个人全面发展都产生了广泛影响。
(三)多样性
文化的内容是丰富的和多样化的，加上科技风险本身具有的复杂关联性，因此，科学技术文化风险的表现形式也是多样化和复杂的，从风险的认知程度看，许多风险已经通过负面效应被人们普遍认知，如核技术风险，但某些技术，尤其是新兴技术本身被公众认知的程度较低，对文化的威胁更加不能被有效认知，如转基因食品技术;从风险所涉及的范围看，科技文化风险已经渗透到文化的各个领域，在每一个领域的表现形式也不一样。这种多样性必然带来风险认知与风险防范的难度。因此，认识风险的发生机制并规制风险势在必行。
二、当代科学技术文化风险的表征
长期以来对科学技术风险的关注主要集中在环境保护和经济利益的权衡，随着科技风险向文化领域的拓展和对科学技术风险认知的推进，人们开始关注科学技术产生的文化威胁，综合各种观点，我们认为，当代科学技术的文化风险主要表现在:
(一)人对自然的态度随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存在异化的风险
人与自然的关系理念是人类精神文化的重要元素，自然界对于人的优先地位和人对自然的依赖关系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认知，这是坚持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认知前提。马克思在《isa}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经这样描述到，“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它是工人的劳动得以实现、工人的劳动在其中活动、工人的劳动从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n[2](P.53)但自近代以来，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日益提高，从原始状态下对自然的依赖关系，到与自然的“分离”，再到对自然的超越与控制，每一个阶段的变迁，科学技术都扮演着决定性的力量:电力开发使人类获得了新动力，汽车的发明使得世界四通八达，化工技术的进步满足了人类对自然物加工和再造的欲望，核物理的突破性进展展示了人类科技发展最辉煌的一页，网络技术实现了时空的跨越，然而，这一切都埋下了巨大的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的隐患，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以及由此产生的人—自然关系的错位，对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无疑带来不可估量的风险，也对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盛行提供了支撑，对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勤俭节约等优良品质的继承与弘扬带来负面影响。
(二)文化遗产受到破坏所带来的文化符号消失的风险
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历史的积淀物，是人类发展的历史见证，特定地域的文化遗产总是同该地域的民族历史与文化相对应，是文化的物质符号，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些文化遗产的保护当前正受到日益严重的威胁。据资料显示，印度泰姬陵由于周围工厂排放大量有毒气体导致酸雨过多，原本洁白的泰姬陵出现片片黄斑。中国的世界遗产有多处受到空气污染的危害，象龙门石窟、武陵源、乐山大佛等均处于酸性物的污染之中。人类物质文化遗产存在消失的风险，面对历史，我们有可能失去证据，没有证据的一切辩驳，都将显得无力，文化的说服力，也将变得虚弱无比。
(三)文化主体一人的全面发展面临新的风险
科学技术活动就其终极目的而言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与进步，是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工具与手段，从原始技术到当代高新技术，从近代科学到现代科学，科学技术越来越昌盛，作用领域和影响范围越来越大，从人对自然的认知和应用能力的视角，人的主体性确实得到了增强，人依靠科学技术的手段不断克服生理上的局限性，不断提升人的认知能力，努力地接近真实的自然。然而，当技术手段成为人们的唯一选择的时候，人事实上成了被技术控制和支配的对象，理性成为人类行动的绝对遵循，人的丰富的想象力与创造力，灵光咋现的灵感，都很可能被一项项技术规则和标准所湮灭。在当下，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但随之出现的网络依赖、手机控等问题无疑给人的全面发展敲响了警钟。
(四)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和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不断受到来自新技术的威胁
新技术，尤其是新媒体技术对人类精神生活的改善有目共睹，但这种改变所带来的一系列新思想、新价值交互作用可能引起价值观念混乱的风险日益显现，精神迷惘和“意义危机”成为当下精神领域存在的社会性危机。在新媒体时代，先进通信网络的形成使传统大众传媒走向没落，新媒体话语的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电子媒体已成为具有社会影响力的重要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主宰社会舆论和引导话语权的工具。然而，这种文化生态所体现的文化样式对传统价值产生了颠覆性挑战，当社会主流价值取向不能主导的时候，价值多元化带来的价值观念混乱出现的概率显著增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将受到严重威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有被技术焕发出来的魅力所消解的危险。
(五)技术突破使伦理道德底线不断受到来自技术的挑战
从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基因工程技术等新技术领域的发展来看，技术进步的步伐越来越快，技术被突破的时间越来越短，技术突破的空间不断向人类道德底线所能承受的空间视域逼近，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伦理道德问题。如克隆人技术的发展使我们面临了许多道德难题，迫使我们做出道德决定，人类遗传规律受到来自自体繁殖的挑战，人类婚姻家庭伦理准则也由此而受到被颠覆的危险，依托于克隆人技术而滋生的人的生存准则和交往方式也将受到威胁;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技术的不断突破，一方面拓展了人的生存空间，丰富了人的生活内容，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人类传统道德无法跟进不断改进的技术成果，对网络世界的许多事件难以进行有效的道德规制，因而出现了对人类生活带来困扰和精神污染的网络事件，所以吉登斯这样认为，“一方面，互联网带来了探索世界的令人振奋的新机会，另一方面，它也成为毁坏人类和社区关系的威胁。
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以及对人类伦理道德底线的这种逼近对伦理道德的冲击是巨大的，如果不加约束，人类本身会逐渐沦为技术的“奴隶”和“牺牲品”，科学技术也就背离了造福人类的发展方向。
三、当代科学技术文化风险的规制
科学技术文化风险的规制需要通过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的内部控制和外部治理两个方面来实现，只有依靠内外兼治，才能从根本上减少文化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并从根本上消除科学技术发展对文化构成的威胁，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一)科技文化风险的内部控制
科学技术成为“重要的风险源”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在科学技术发展的早期，虽然科学技术也存在风险，但由于科学技术应用的范围较小，危害性极其有限，因而风险也不突出。但随着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成为决定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决定力量，科学技术的风险就突显出来了。其内在原因在于人类认识的有限性决定了对自然和社会规律把握的局限性，并由此带来风险由可能J性向现实性的转化。要防止这种转化，必须提高人类认识规律和运用规律的水平，加强对科学技术文化风险的预测研究，提升科技风险的辨识能力，完善现有技术体系，提高科学技术运用系统的稳定性，减少因为技术本身的不稳定性所导致的科学技术负面效应的出现，尽可能减少科学技术风险的发生。
加强对科学技术风险的评估是近年来控制风险的重要手段之一。建立风险评估机制的目的在于对风险发生进行科学的评判，进而实现有效的预防。在风险评估机制的建立中，首先要充分认识和准确把握科技风险的不确定性，将不确定性定位于一种潜在的威胁;其次要鼓励社会公众参与其中，转变科技专家和公众在风险分析与评估中的不平等地位，允许公众的合理建议和现实诉求反映到技术评估的具体实施中，进而提高针对不确定性科技风险决策的合理程度，维护广大公众的利益。最后，从评估取向上支持和鼓励那些能实现长期社会和生态价值的技术，彻底放弃那些可能招致人类灾祸的技术。
科技活动主体—科技工作者对于科学技术文化风险的规制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在风险社会理论视域中，专家系统对于风险的预防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就科技风险认知而言，专家系统与普通公众间的信息具有不对称性，公众对专家系统产生了建立在“依赖”关系上的信任，就其根本原因在于公众对于“知识基础”的模糊不清和缺乏全面系统的了解，在这种信任关系中，作为被依赖方的专家系统处于主动地位，掌握着科学技术及其风险的主要信息资源，而作为依赖方的公众则始终处于被动地位。因而，专家系统的风险认知与规避，主要是发挥专业技术优势展开的技术创新与风险回避，对于科学技术文化风险的规制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二)科技文化风险的外在治理
在当代，政府治理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主导性作用，政府治理所具有的资源集中性和强制性的特点是其它治理不能比拟的。就风险治理而言，国家、市场和社会对于科技文化风险的规制无疑仍然具有重要的作用。
风险的政府控制已成为风险理论研究中的共识，政府作为现代技术研发与应用的最主要倡导者，对科学技术的良性发展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为了避免技术发展产生危害性后果，相关政府部门必须加强管理，合理规划，遵循真、善、美相结合的价值选择标准，鼓励科学技术向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和人的全面进步的方向发展，充分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尤其是抓住新媒体技术在信息传输上的便捷性特点，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尽量控制和约束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科研方向和技术应用领域，同时设立风险评估机构，将风险评估纳人科学技术发展战略规划和技术应用评价之中。
在科技文化风险的外部治理体系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带有根本性的关系，它决定着政府与社会，以及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科学—技术—生产的一体化，由基础研究到技术应用再到生产越来越集成化和短时性，科学技术成为社会生产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科技活动与生产的结合越来越紧密。科研部门由原来的纯科研机构向多元化方向转化，生产性科研机构和民间科研机构大量涌现，因此，市场往往成为科学技术，特别是新技术发展的直接动力，不断催生新的科学技术成果的出现。市场的这种刺激作用在推进科学技术活动与生产的紧密结合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往往也是科技活动无序化的推手。因此，要发挥市场在科学技术文化风险治理方面的作用，必须实现“两只手”的有效结合，即把政府的正确引导与市场的内在需求有机结合起来，鼓励科技资源向有利于文化安全的行业与技术研发领域转移，鼓励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技术应用，通过市场的有效调节实现科学技术文化风险治理。
随着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科学技术的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科学技术与社会的融合不断加深。科学技术的风险也随着这种深度融合而不断扩散与放大，特别是在全球化和网络化时代，科学技术文化风险的传播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快，科学技术负面效应的影响范围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广，所以风险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将当今世界称之为“全球风险社会”。他认为，随着技术变革的进程不断加快，人类将面临许多共同的风险，许多新的风险形式也随之产生，更为重要的是今天的风险已经不受时间、空间和社会的限制，所有国家和所有社会阶层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事实上已经无法避免风险所带来的影响〔}l(P.sa)。当前应该通过增强社会公众的风险意识和科技文化素养，发挥各种社会组织的监督作用，密切注意科技风险并主动采取防范行动，不断地提高分析预测、评估和抵御科技风险的能力，形成良好的科学文化与科学伦理氛围，形成全社会维护文化安全的自觉意识。
关键词：科学技术异同比较概念厘清
Abstract:AlthoughScienceandTechnologyhavecloseconnectionandsimilarities,butafteralltheyaretwodifferentconcepts.Thispaperdiscussestheirdifferencesfromthepursuingaim，researchableobject，activity''''sdirection，processofquesting，concernedproblems，adoptivemethods，thoughtmodes，constitutiveelements，languageexpressions，finalresults，evaluativestandards，containsofvalues，normoffollowing，occupationalconstitution，socialinfluences，historicaloriginanddevelopment，developmentandprogress.
KeyWords:science,technology,comparisonofsimilaritiesanddifferences,clarifyvingconcepts.
在现代，科学和技术关系密切，之所以如此，除了二者相互依赖和相互促进——科学要借助技术更新设备、启示问题、激励灵感，技术要借助科学提高理论水准、扩展发明视野、开拓新奇领地——之外，也在于科学和技术确实有诸多相通或相近之处。正如考尔丁所说，科学和技术二者都处理物理世界，使用相同种类的物质世界的知识。二者在研究中使用经验方法，雇用在科学中受训练的人，使用类似的词汇表。技术因它所应用的知识依赖科学，有时也为科学进展提供未加工的材料，即新观察或其他的激励研究的东西。
考尔丁只是笼统论之。其实，条分缕析一下科学和技术的各个要素，问题就更清楚了。例如，在建制方面，科学与技术都是高度创造性的行当，它们都给予那些能够以有意思的方法合成完全不会在其他人那里发生的思想的人们以一种奖励。在规范方面，科学和技术都具有非本地化和世界主义的特征。科学不是由于定义才是普适的，而是通过许多努力消解本地发现的与境的。技术不是自动地可用于其他境况的，它要求技术和境况两方面适应，以创造起作用的技术。这个消解与境过程的社会方面也是深入科学和技术之域消解与境，它在于在实践、流通和网络创造之间的交流。在结构方面，一切科学都有理论、观察、实验这三个部分，技术同样如此。因此，把技术和科学对立起来的做法是毫无意义的。科学和技术都进行观察和实验，提出理论，提出关于（通过实验）造成一定条件的方式的陈述。在基础研究问题上二者也有一定的重合。在方法方面，技术研究与科学研究没有什么区别。其研究周期图式都是一样的：确定问题；用现行的理论知识和经验知识解决问题；倘若尝试失败，就找出某些可能的解决问题的假设以至整个假设-演绎系统；借助新概念系统寻求问题的解决；检验解决问题与结果；对假设或初始问题的表达方式做出必要的修正。在评价方面，
任何特定技术的发展是否值得的裁决必须永远是暂定的，对借助新证据重新评价是开放的。以这种方式，对于科学使用的问题不能给出永恒的答案，正如科学理论本身的真理问题不能给出永恒的答案一样。
特别使我们感兴趣的是，在哲学底蕴方面，科学和技术都体现了操纵或摆布的思想。西方科学是作为实验科学发展起来的，而为了进行实验，它必须发展精确和可靠的操纵能力，也就是说进行检验的技术，人们操纵摆弄是为了检验。技术也操纵自然界的对象，同时也引起新的人操纵人的过程，或者说社会实体操纵人类个人的过程。随着技术的发展发明了新的和十分微妙的操纵方式，在这种方式中，对事物的操纵同时需要人类接受操纵技术的奴役。
也许正是由于这些相通或相近之处，不少人认为，科学和技术没有本质上的不同，或者没有原则性的区别，在二者之间是无法划界的。譬如，克罗斯和巴克坚持，在20世纪，科学和技术就形式而言似乎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在不把二者蛮横地弄得支离破碎的情况下，不可能把科学和技术作为分离的实体与整体分开。雷斯蒂沃则一言以蔽之，纯粹科学的神话是近代科学作为礼拜堂的基石。近代科学的意识形态使我们之中的许多人相信，在科学和技术之间可以划界，并因我们社会和环境的疾病而责备技术。
诚然，在科学和技术之间“存在边界起初不可能十分尖锐地显示出来的领域，正如在遗传工程和基因治疗的情况中那样”。诚然，“许多现代建制的探究形式把科学的知识进展的兴趣与特定技术的较大效率的目标融合在一起，一致在二者之间不存在建制上的划线。科学和技术在医学科学没有简单的可维持的区分，虽然在极端的对照中是清楚的。”诚然，在科学和技术之间的任何区分实际上都可能强烈地受到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如规划的制定和资金的提供就涉及区分问题。科学和技术的区分还缺乏明晰的和毫不含糊的划界标准，在一种与境中是所谓“科学”和“科学的”东西，在另一种与境中往往被称为“技术”和“技术的”东西，反之亦然。然而，
不管怎样，从学理上讲，科学和技术毕竟不是一回事，二者的区别众多而明显。从实践上讲，把二者混同起来，也会在实际工作造成不应有的危害——我国科学政策和科研管理方面的诸多偏差，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混淆了科学和技术的概念和辖域。为此，我们必须尽可能把科学和技术区分开来，以便于澄清概念上的混乱和纠正管理上的不当。
邦格曾经以表格的形式，列举了科学和技术之间的某些相似点和和相异点。陈昌曙教授也从十个方面揭示了科学与技术之间原则上的、本质性的不同：基本的性质和功能，解决问题的结构和组成，研究的过程和方法，相邻领域和相关知识，实现的目标和结果，衡量的标准，研究过程和劳动特点，人才的素质和成长，发展的进展和水平，社会价值、意义和影响。在我的心目中，科学和技术一直是两个有别的概念和范畴。在混乱日盛且大有蔓延之势的情况下，我接连写了数篇强调科学和技术有别的文章，力图予以匡正。当时我没有研读多少资料，主要是凭直观和经验发议论的。在这里，我准备把原来简略的框架和十分有限的文字予以扩充，比较详尽地厘清一下科学和技术的差异。
（1）从追求目的上看，科学以致知求真为鹄的，其目标在于探索和认识自然；技术以应用厚生为归宿，其意图在于利用和改造自然。科学着眼于理论知识的不断进展，技术追求生产目标的有效实现。尽管技术也涉及知识——应用零散的经验知识和系统的科学知识，也创造一些实用性知识——但是它把知识工具化。也就是说，科学把知识始终视为目的，而技术仅仅把知识当作手段。
尽管在某些现实的研究课题或项目中，致知求真和应用厚生这两个目的是相伴出现的，即便研究者只涉及一个方面；尽管每一个正确的科学理论都可能潜在地导致技术应用，而每一项技术研究项目也可能促进科学知识的进展；但是，这并不能掩盖科学和技术在目的上的鸿沟之分。考尔丁对此洞若观火：科学和技术的基本区分还是在于目的。科学的目的是获取知识，技术的目的是应用知识控制物质。技术人员的问题是分派给他的，希望他提供答案；而科学中某种研究自由是基本的。于是，科学的发展遵从它自己固有的需要，即对真理的追求；而技术的发展遵循公众的物质需要。桜井邦朋也一语中的：
科学和技术本来是有差别的东西，科学被认为是就隐藏在我们周围扩展的自然中所看到的各种现象的奥秘中的真理，换言之，是就各种事实和在它们之间存在的法则研究的学问；与之相对，技术是立足于把科学的成果作为在我们的生活中有用的东西熟练使用的目的而加以研究、而组成的东西，是实用性极强的东西。
不用说，纯粹科学，如果它是实验性的，也控制和改造世界，但只是为了认识实在在很小的规模上这样做，而不是以此为目的。科学是为了认识而去变革，而技术却是为了变革而去认识。希尔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科学可以可以发明、改进和推广仪器工具，但是这不是它的首要关心。它的首要任务是认识，并通过认识扩大我们的知识。技术并不这么多地关心认识，它关心为最佳的利益而生产和使用。”
（2）从研究对象上看，科学以自在的自然实在为研究对象，不管这些对象是实体实在还是关系实在，不管它们是以物质形态存在还是以能量或信息形态存在，也不管它们是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总而言之，它们是自在的自然的。当然，为了获取自在的自然实在的知识，实验科学家也在受控实验中对其进行某些干预，但是这种干预是小规模的、不成气候的。更重要的是，如此干预只是作为获取自然奥秘的手段，而决不是为干预而干预，决不是把干预自然作为目的。相反地，技术的对象则是现实的或拟想的人造物，也就是说，它要设计或制造出某个自然界中没有的人工东西来。当然，技术也针对自在的自然对象做研究和试验，例如研究和利用天然石头作为建筑材料，但是无论从研究的出发点讲，还是从试验的结局上讲，都聚焦于实用和使用，其结果，已经使自在的自然存在变成为人的非纯粹的自然存在了，如砌墙基的方形花岗岩石料、抛光和切割的大理石平板。
（3）从活动取向上看，科学活动是好奇取向的（curiosity-oriented），与社会与境和社会需要关系疏远；技术是任务取向的（mission-oriented），与社会现实和社会需求关系密切。科学本来就是在有闲暇的条件下，由人的好奇天性触发的。科学爱好的激起，科学问题的提出，研究冲动的萌生，在很大程度上无一不是由好奇心驱使的。一个没有好奇心和惊奇感的人，是不会成为天才的科学家的。科学的好奇既表现在对自然现象的好奇（如爱因斯坦对指南针的好奇）上，又表现在对科学理论的好奇（如爱因斯坦对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好奇，对空间和时间问题的好奇，对经典力学和电动力学关于运动相对性解释的不协调的好奇）上，这些都可能成为新发现的导火线或助产士。爱因斯坦说得好：
重要的是不停地追问。好奇心有它自己存在的理由。一个人当他看到永恒之谜、生命之谜、实在的奇妙的结构之谜时，他不能不从心理感到敬畏。如果人们能够每天设法理解这个秘密的一点点，那就足够了。永远不要失去神圣的好奇心。
他还这样讲过：“如果要使科学服务于实用的目的，那么科学就会停滞不前。”
另外，技术像现代社会的许多建制一样，其取向往往是短视的，科学则不是如此、也不能如此。多尔比认为，短视的观点可能在技术的语境中被捍卫，但是却会使科学研究遭难。因为集中关于可预见的眼前利益，会使科学完全转向应用的和任务取向的科学，会减少产生未曾料到的新知识的能力，从而也会使未来技术的源泉枯竭。因为技术常常是为了满足眼前的需求而研制、应对市场当下的急需而生产的，所以不得不采取急功近利的态度和做法。科学一般不会如此短视，因为科学与人的物质欲求和市场的急需没有多少联系。假若出现短视的科学，也只能欲速则不达，美国攻克癌症计划的失败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因为科学的发现是无法预见和计划的，只有在科学内部的各种条件具备和时机成熟之时（如旧有理论的完备，相关学科的发展，实验资料的积累，天才科学家的关注等）才有可能取得理论突破。正是由于取向的不同，科学研究的自由度要大得多，而技术的进展则要受到社会与境多方面的约束和限制。
（4）从探索过程上看，科学发现的目标常常不甚明了，摸索性极强，偶然性很多，失败远多于成功。因此，科学家在探究过程中随时掉转方向、动辄改换门庭是常有的事。诚如俗语所说：你本来要进这一个房间，却步入另一个屋子。在这种情势下，你根本无法计划和组织科学研究；即使硬着头皮做出计划，也不过是镜花水月而已，你根本无法在实践中实施。大凡头脑机敏的科学家对这一点都心知肚明。一般来说，他们只有一个大致的研究范围，至多只有一个飘忽不定、若隐若现的靶子，但是他们却具有审时度势、随机应变的本领——这是他们成功的秘诀之一。
相比之下，技术发明对准的靶子往往事先就很明确，可以做出比较详细、比较周密的组织和规划，然后或按图索骥，或有的放矢，偶然性较少，成功率较高。美国的曼哈顿计划和登月计划，中国的两弹一星工程，就是技术项目计划周到、组织严密、完成出色的绝佳表演，而刚才提及的美国攻癌计划则是计划科学失败的典型例证。正如我先前所写的：学术科学或基础研究是不可计划和组织的！组织和计划的学术科学不利于科学发展！在这里，爱因斯坦的告诫值得我们认真汲取：“人们能够把已经做出的发现的应用组织起来，但是不能把发现本身组织起来。只有自由的个人才能做出发现。”他还说：
科学史表明，伟大的科学成就并不是通过组织和计划取得的；新思想发源于某一个人的心中。因此，学者个人的研究自由是科学进步的首要条件。除了在某些有意识的领域，如天文学、气象学、地球物理学、植物地理学中，一个组织对于科学工作来说只是一种蹩脚的工具。
（5）从关注问题上看，科学需要了解“是什么”（what）和“为什么”（why），而技术面对的问题则是“做什么”（dowhat）和“如何做”（howdo）。邦格用一句话点明：技术的中心问题是设计而非发现。正因为如此，技术虽然以应用科学为基础，但是并非机械地追随应用科学。尽管实际情况远比想象的复杂——大量的、很好的甚至是很出色的科学工作，是在有着明确技术目的的研究过程中完成的，而且科学家自己在“科学”与“技术”职业之间来回变更而不改变自己实际从事的工作——然而“这些构成科学的问题是认识论意义上的问题，而技术研究的本质却是一件经济的和社会的工作。”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科学发现的原创性和技术发明的原创性是不同的。“这两者的原创性都受人欣赏，但是在科学中，原创性在于比别人更深入地看到事物的本质的能力，而在技术中，原创性则在于发明家把已知的事实转化为惊人的利益的创造力。”因此，技师的启发性热情是以他自己迥异的焦点为中心的。他遵循的不是自然秩序的前兆，而是能使事物以一种新的方式运作以便达到某一可接受的目的，并能便宜地得到利润的可能性的前兆。在向新的问题摸索着前进时，技术专家所考虑的必定是科学家所忽视的利益与危害的整个全景图。他必定对人的需求特别敏感，并有能力评估他们准备满足这些需求时所付出的代价。科学家的眼光则全神贯注在大自然的内部法则上。
（6）从采用方法上看，科学主要运用实验推理、归纳演绎诸方法，而技术多用调查设计、试验修正等方法。考尔丁承认，技术研究的方法与科学方法有类似之处，如在实验中控制可变因素，使用矫正的参数，但是作为一个整体的方法根本不同于科学方法。科学的实验指向理解研究中的系统，本质上与科学方法的其他部分即说明的假设形成关联。没有导致新理解的实验是失败，实验通常借助一些假设设计，以便证实它或否证它。另一方面，技术的实验除了部分利用科学已经赢得的知识外，仅利用试错法，它不导致对自然的任何新的理解。技术通常满足于列举的观察资料，以方便的形式达到某种特定的目的，而不追求理解观察资料之间的关系。技术以科学的理解为先决条件，但它通常不为理解做贡献。广泛而精确的定量资料表并不构成知识，尽管它们可以是科学家的未加工的材料。
（7）从思维方式上看，科学思维除了在科学发现的突破时刻以形象思维为主外，在大多数场合下是以抽象思维和概念思维见长的，而技术思维是具象思维和形象思维统治着技术设计和工业设计。由于科学理论具有非自然的特征，科学思维必须摆脱与常识相联系的自然思维强加的模式，以理性批判和概念分析开路。技术思维在早期是直接与常识和经验密切相关，尔后出现的以科学理论为基础的技术，还带有常识思维和自然思维的胎记和烙印，它直接沿着现成的科学知识下行，化形而上的抽象为形而下的具体，注重可行性和成本效益分析。沃尔珀特径直指明，技术的许多方面是看和非词语的，这完全不同于科学思维。这并不是说，科学家不使他们建构的概念和机制形象化，不过对科学来说，说明是基本的，必须把图像翻译为语言和符号，尤其是数学。由于未受词语化的理论的牵累，技术设计者在他们的心智中把不同的要素会聚在新组合中。与科学相对照，从文艺复兴直到19世纪的技术知识刊载在图示占统治地位的书中——信息主要以绘图的形式刊载。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技术思维是由技术理性或曰主观理性、工具理性主导的，科学思维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的是科学理性或曰客观理性、纯粹理性。所谓客观理性，按照霍克海默等人的观点，是指客观结构是个体思想和行为的量尺，而非人和他的目标。在这里，关键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也就是说，客观理性关心的是事物之“自在”而不是事物之“为我”，它要说明的是那些无条件的、绝对的规则而不是假设性的规则。所谓技术理性，关心的是手段和目标，追求效率和行动方案的正确，而很少关心目的是否合理的问题。它是围绕技术实践形成的一套基本的文化价值。它预设了笛卡儿式的主体-客体、精神-自然的二元对立，也预示了一种人对自然的新的体验方式：人作为主体，雄居于所有客体之上，把世界看成是一个可以纵和统治的集合体。它包括这样一整套基本文化旨趣：人类征服自然，自然的定量化，有效性思维，社会组织生活的理性化，人类物质需求的先决性。
（8）从构成要素上看，科学的构成要素可以说是非物的——科学知识体系纯粹是非物的；研究过程虽然离不开实验设备的支撑和物资的消耗，但是这些物本身并不进入科学的结果即科学理论之中。尤其是，基础研究或学术科学对物的依赖是很少的，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一支笔加几张纸足矣——难怪有人把相对论和量子力学革命称为“纸上的革命”。即便非要把科学与物扯在一起，科学也只是“抽象物”的科学或“物之共相”的科学。相反地，技术则是实实在在的物的技术，时时处处与具体物打交道，起码或多或少是离不开物的。尽管在学术层面，学人对技术构成要素的理解还有“技术非物”和“技术是物”的歧见，但是技术恐怕很难完全与物脱离干系。只是“对于不同的技术，物的因素所占的份额和所起的作用是有所区别的。或者说，在人工自然的创造或技术活动中，人们可以让物质实物扮演各种角色，如载体角色、对立体角色、匹配体角色和包容体角色（这当然是不确切的划分）。”
（9）从表达语言上看，科学语言也使用日常语言进行事实的描绘和实验的叙述，但是其中无论如何缺少不了科学概念或术语。在科学理论中，更偏重抽象的概念说明和的繁难的数学推演，这一点在科学的典型代表物理科学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特别是要严密、精确地陈述科学理论，非数学语言和数学公式莫属。相形之下，技术语言多是具体的、平实的描述，缺乏复杂的概念分析和数学演绎。在技术中也运用数学工具，但大都是具体的数值罗列和一般的数字计算，技术结果也不要求绝对精确，只要满足实用需要，在某一误差范围内得出具体的数值即可。尤其是，表达科学知识和理论的科学语言的是可传达的、可交流的、可用文字和数学符号书写和记载的，科学共同体实际上是科学语言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使用相同的词汇表或词典。可是，在技术方面，情况就不同了：有些技术事项是无法用语言、文字或数学符号表达清楚的，因此得借助图示、模型、样品等来说明。更为歧异的是，不少属于技术的技艺、诀窍之类的东西根本无法用语言解释和传达，也无法从书本学到手，只能像师傅带徒弟那样，边干边学，边观察边体味，才能逐渐达到心领神会、游刃有余的境界。此类知识就是波兰尼所谓的“私人知识”（personalknowledge）或不可言传的知识（tacitknowledge）——后者也可译为“意会知识”或“默会知识”——技术知识的某些分野就归属这样的知识。
（10）从最终结果上看，科学研究所得到的最终结果是某种关于自然的理论或知识体系，技术活动所得到的最终结果是某种程序或人工器物。科学成果是人类精神的非物质成就，而不是设计和生产的物质成品。史蒂文森断定，科学不是技术，它不在于器械的发明。科学的中心关注和最终结果是knowingwhat即真理的知识，与knowinghow即如何做的技术知识相对。当然，这两类知识是相互关联的，尤其是在现代。沃尔珀特断言，科学的最终产物是观念和信息，也许是在科学论文中；技术的最终产物是人工制品，比如说钟表和电机。与科学不同，技术的产物不是针对自然实在衡量的，而是借助于新奇性和特定的文化加于其上的价值衡量的。巴萨拉（Basalla）道同志合：“虽然科学和技术二者包含认知过程，但是它们的终极结果是不同的。创新的科学活动的最后产物最可能是写成的陈述、科学论文、公布的实验发现或新的理论见解。相对比，创新的技术活动的最后结果典型地是对人工制造的世界的添加物：石锤、钟表、电动机。”
（11）从评价标准上看，对科学的评价以是非正误为主，以优劣美丑为辅，真理和审美是其准绳；对技术的评价是利弊得失、好坏善恶，以功利和价值为尺度。沃尔珀特一言蔽之：“技术的成功与欲求和需要有关，而科学的成功依赖于与实在符合。”对此，多尔比论述说，就作为知识形式的科学和技术而言，二者之间的关键区分是，技术借助于实用标准“它奏效吗？”评价，而科学知识则借助于“它为真吗？”评价。他继而指出：
对技术和科学而言，成功的标准依然是不同的。在技术中，成功与起作用的产品、尤其是与在目前市场条件下在商业上的产品俱来。相对照，在科学中，成功的标准不是它起作用，而是它被接受为真。
（12）从价值蕴涵上看，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大体上是价值中立（value-neutrality）的，或者说其本身仅蕴涵为数不多的价值成分；而技术处处渗透价值，时时体现价值，与价值有不解之缘。莫尔就是这样看问题的。他说，真正的科学知识在伦理的意义上是善的，而在技术中，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每一项技术成就，必然使人又爱又恨（有矛盾心理）：它能够或善或恶，技术必然是双刃工具。尽管把已知的技术成就分类为善或恶从来也不是确定的，但是任何一项给定的技术总是在伦理上能够分为善或恶，这取决于人心中的目的，取决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边界条件。邦格详细地陈述了他的观点：对科学家来说，所有具体对象都是同样值得研究的，而不涉及价值问题。技术专家却不是这样：他把实在分为原料、产品和其他部分（即一堆无用之物），他最珍视产品，其次是原料，最轻视其他部分。技术知识和技术活动的价值准则是与纯粹科学的价值中性相对立。技术专家凡事都要衡量其价值，而科学家只衡量自己的活动和成果的价值。科学家甚至以摆脱价值观念的方式去处理价值问题。虽然基础研究作为心理过程的评价，它也做出价值判断，但是这完全是内在的：它们涉及科学研究的要素，诸如资料、假设和方法，而不涉及科学研究的对象。另一方面，工程技术专家不仅做出内在的价值判断，而且也做出外在的价值判断：他评价他能得手的每一事物。基础研究就其自身目的而言，是寻求新知识，是不涉及价值的，在道德上是中性的。当可以做某些有利于或不利于他人的幸福或生活的事情时，才涉及道德，工程技术专家恰恰在这里有份儿。他们应该遵守可以称之为技术命令（technologicalimperative）的东西：
你应该只设计或帮助完成不会危害公众幸福的工程，应该警告公众反对任何不能满足这种条件的工程。
（13）从遵循规范上看，科学遵循的规范是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默顿所谓的普遍性（universalism）、公有性（communism）、无功利性（disinterestedness）、有组织的怀疑主义（organizedscepticism）；技术的规范与此大相径庭，它以获取经济效益和物质利益为旨归，其特质是事前多保密，事后有专利。波兰尼看到这种天壤之别：“科学知识与技术操作原则之间的不同被专利法认识到了。专利法对发现和发明做了鲜明的区分。发现增加我们关于大自然的知识，而发明则建立一个服务于某一得到承认的利益的新的操作原则。”普赖斯也十分清楚：
存在着科学和技术之间最为重要和最有意思的一种对照。大家都明白，在科学上只要你第一个发表了，你就打败了其他人。通过发表来表明你对知识产权的私有要求。非常不可思议的是，你的发表越公开，你的产权要求就越安全地为你所独占。在技术上则是另一回事。当你做出发明时，你必须为其取得专利，你必须防止工业间谍的窃取，你必须看见它远在能够被竞争者复制或取代之前就被制造出来并销售出去。在技术上你得用通常的保护方法来确保你的私有权。
他进而揭橥，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从哲学意义上看，即使科学是对规律的一种概括和发明过程，自然却非常强烈地表现出似乎只有一个世界可以被发现，如果波义耳没有发现波义耳定律，那么必然会有其他人去发现。但是，技术中的大部分竞争比在科学中有更多的回旋余地。技术是一种文明所获得的，而科学则让人感到更像是自然的规定而不是人的大脑所拥有的。
（14）从职业建制上看，科学和技术无疑是相互渗透的，并且经常看上去好戴着同一顶帽子或穿着同样的实验服装。但是将两者混淆起来的做法是把表面的东西——例如机构联合——当成了深层的东西。在科学共同体中，其主要成员是以思想型、理论型、动脑能力见长的研究员和教授；而在技术共同体中，其主要成员则是以实践型、经验型、动手能力见长的发明家和工程师。前者的建制实体是国家科学院、科学各学科研究所、科学学会、综合大学的科学研究机构等，后者则是国家工程院、工科院校的研究机构、工程学会、工业部门的研究所、工业实验室、高技术开发区的企事业单位等。不同的职业建制也体现在人才培养模式的差异上。科学人才的培养主要在综合大学的理科院系和科学研究所进行，注重理论知识、概念辨析、数学基础、逻辑推理的训练；技术人才主要在工科院校、工业研究所和实验室培养，偏重专门技能知识、数值计算、实际操作的训练。尽管这两种角色可以转换，也有可能一身二任，但是转化总得有一个学习和适应过程，而且“双肩挑”的人毕竟是稀少的，即便兼而有之，此类人物也是有所侧重的。
（15）从社会影响上看，科学和技术对社会的影响都是巨大而深远的，而且各自作为子文化，都是文化进化的重要推动力，显示出很强的文化渗透性。但是，二者的社会影响无论如何是有相当大的差别的。科学主要是观念形态的东西，它的社会影响基本上是思想上的和精神上的，尤其是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直接作用于人的心灵，促使人更新观念、提升素质、完善人性，而它对政治、经济、军事、环境和生态基本上没有直接的影响。技术则不然：技术往往是以器物的形态出现的，它对人的思想和精神的影响是间接的，但是却直接作用于社会的其他各个方面，其影响是巨大的，而且具有两重性。反过来，由于科学自身的本性，社会对科学的影响较小、约束力弱，但是对技术影响很大、约束力也强烈得多。
（16）从历史沿革上看，技术的历史是古老而漫长的，可以说从原始人打制第一块石器时就开始了，而科学的历史沿革是相当短暂的，至今不过三百余年的历程，即使把科学的萌芽时期计算在内，也仅仅有两千多年。与技术的历史相比，科学的历史短得简直可以忽略不计。此外，技术依赖于科学的时间，就更为短暂了。沃尔珀特对此印象深刻，他进而还洞察到科学和技术在历史上相互影响的不对等性，以及科学起源与技术起源在特点上的差异。他说，在确立科学的非自然本性（反常识的和反直觉的）时，必然要在科学和技术之间做出区分。区分的证据主要来自历史。技术比科学要古老得多，它的大多数成就——从原始农业、陶器的烧制、金属的冶炼制造、大教堂的建筑乃至蒸汽机的发明——无论如何是独立于科学的，直至19世纪科学才对技术产生影响（合成染料和电气工业）。这些技术基于常识和经验的实践手艺，而实践取向无助于纯粹知识。技术的历史大都是无名的历史，这再次不同于科学。就观念和器械而言，历史上的科学严重地依赖可以得到的技术，技术对科学有深刻的影响，反过来，科学对技术的影响是相当晚近的事情。一旦承认科学和技术之间的区别，科学在希腊的起源就呈现出特殊的意义。科学的特殊本性对科学仅仅一次出现负责。往往被认为是科学家的中国人实际上是熟练的工程师，对科学做出的贡献微不足道。他们的哲学是神秘主义的。容许科学在西方得以发展的，也许是理性和支配自然的定律的概念。史蒂文森也明确地意识到，与科学不同，技术在某种程度上对一直存在的每一种人类文化是共同的。与技术不同，科学并不是在人类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存在或在每一个文化传统中都存在。
（17）从发展进步上看，科学和技术都具有发展进步的性质，在这一点它们与文学、艺术、哲学不尽相同。但是，它们二者在发展进步的特点上判若黑白。列维特揭示，科学发展与技术进步，科学与作为在社会、经济、历史中展开的技术的逻辑，是很不相同的，尽管这两个建制看起来并肩前进。关键的差别在于，科学——仍然是指对惟一的物理世界的探索——的确是逻辑的，无论是作为一个过程还是作为已经完成的提炼过的理论结构。科学的发展结构基本上是树枝状的，即新的知识分支不断从老的枝干上生长出来，尽管在更深的层次上是一体的。与之相比，技术展开的机制完全不同。那些在生长点和结点工作的人是混合的集群，很难以一种简单的方式加以概括。关键人物可以是科学家或工程师，但也可能是行政领导、官僚、银行家、军官或政治家。技术的进步、后退、停滞或分叉看起来并不遵循任何可以概括的逻辑。沃尔珀特指出驱使科学和技术发展的动力大相径庭：对技术来说，它是市场的需求或进展中的技术“造成”的需要。情况似乎是，发明活动是受发明的预期的价值支配的，在投入高峰时即是发明高峰——科学往往不是这样的。斯科利莫夫斯基（H.Skolimowski）认为，二者进步在目标上各行其是：与科学进步的目标在于接近真理相对应，技术进步的内在目标在于提高有效性。这种有效性在具体的技术实践中表现为精确性、耐久性和低成本（或称效率性）。还有一点必须提及：尽管科学知识单元在进化过程可能出现复杂和多样的局面，但这只是暂时的、过渡的现象，它最终必将趋向简单性和惟一性。可是，技术物品的单元在进化中趋向复杂性和多样性，各种用途的锤子，各种大小和型号的扳手、螺丝，各种面料和花色品种的纺织品，各种配方和商标的牙膏、香皂等等。
科学和技术在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间是分离的，科学大规模地转化为技术的高峰时期也寥寥可数，可是在现代，科学趋于技术化和技术趋于科学化也是不争的事实。为此，斯平纳提出认知-技术合成体（cognitive-technicalcomplex）和现实化的科学（realizedscience）的概念，拉图尔甚至和盘托出了“技科学”或“技术科学”（technoscience）的生硬概念。这种科学技术一体化的思想是后现代主义的主题思想之一，诚如福曼（P.Forman）所言，技术取向的科学（technologicallyorientedscience）以及科学取向的技术（scientificallyorientedtechnology）其范围之广和力量之大是众所周知的。这是后现代性之结果。为了说明科学和技术之间的密切关系，人们提出了诸多说明模型，例如“线性模型”、“舞伴模型”、“杂交模型”等。这些模型都有可取之处，也道出了部分真理。但是，线性模型似乎简单化了一些，把科学和技术复杂、多变的关系描绘得过于径直，而且易于引起技术神话。舞伴模型亦有把科学和技术互动过程简单化之嫌，同时它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科学和技术不仅可以跳双人舞，而且有时也独舞。杂交模型把科学和技术视为一个新的综合体，这实际上已经使二者一体化了——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同意的——尽管这种一体化是部分的一体化而非整体的一体化。我觉得，可以接受的比较周全的观点也许是：
科学和技术是有联系的，但并非一体化；科学和技术是有区别的，但并非决然对立；科学和技术有时是互动的，但互动的形式多种多样，互动的过程错综复杂，而不是线性的和一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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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有意或无意地把科学视为“生产力”和“财神爷”，国人习惯于或集体无意识地把“科学和技术”称为“科学技术”、进而简化为“科技”，就是这种现状的生动反映。有趣的是，这种状况在东邻日本也存在。正如桜井邦朋所言：“在我国，把科学和技术看做同质的东西，在各种场合把‘科学技术’归拢在一起使用。像现在这样的科学发现经过不了多久就被应用于技术，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之中，在屡屡经历这样的经验期间，随之认为科学和技术是水平同质的东西。”参见桜井邦朋：《現代科学論15講》，東京教学社，1995年，p.1。
邦格：科学技术的价值判断与道德判断，吴晓江译，北京：《哲学译丛》，1993年第3期，第35~41页。
陈昌曙：《技术哲学引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168页。
计有李醒民：什么是科学？——为《科学的智慧——它与宗教和文化的关联》序，北京：《民主与科学》，1998年第2期，第35~37页。李醒民：有关科学论的几个问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第20~23页。李醒民：在科学和技术之间，北京：《光明日报》2003年4月29日，B4版。XingminLi：ScienceandTechnologyIsNotSimplyEqualtoSci-Tech?inGenomics,Proteomics&Bioinformatics,May2003,Vol.1No.2,pp.8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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桜井邦朋：《現代科学論15講》，東京教学社，1995年，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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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W.Hill,TheImpactandValueofScience,London,NewYork,MelBourne:Hutchinson’sScientific&TechnicalPublications,Chapter1.n.d.顺便说说，V.布什的下述言论有助于加深我们对问题的理解：科学具有简单的信仰，该信仰超越有用性。正是该信仰，是人学会理解的特殊荣幸，这是他的天职。为理解而认识是我们存在的本质。参见VannevaBush,ScienceIsNotEnough,NewYork:WilliamMorrow&Company,Inc.,1967,p.191.
卡拉普赖斯编：《爱因斯坦语录》，仲维光等译，杭州：杭州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176、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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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醒民：学术科学可以被计划吗？北京：《学习时报》，2004年12月20日，第7版。该文以较多的篇幅发表在上海：《社会科学报》，2006年4月13日第5版。很遗憾，现今的一些编辑常常在不告知和征求作者意见的情况下，随意对稿件大刀阔斧地腰斩或删改，弄得作者哭笑不得，实感无可奈何。对这篇文章的完整性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到吴国盛教授主办的“北京大学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网站阅读和下载。
许良英等编译：《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版，第203页。
内森、诺登编：《巨人箴言录：爱因斯坦论和平》（下），刘新民译，长沙：湖南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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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尼：《个人知识——迈向后批判哲学》，许泽民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2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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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亮华：《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154~161页。但是，我不同意作者的下述说法：现代自然科学“是在技术理性所构成的地平面上产生和展开的”，它“具有内在的工具主义的特点”。众所周知，在科学的起源中，理性传统和工匠传统兼而有之；在科学的发展中，科学内在的理性逻辑和人的纯粹理性一直是强大的动力。纵观整个科学史，对科学家来说，“为科学而科学”的思想始终具有巨大而诱人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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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格：技术的哲学输入和哲学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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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尼：《个人知识——迈向后批判哲学》第271页。
普赖斯：《巴比伦以来的科学》，第161~163页。
列维特：《被困的普罗米修斯》，第171页。
邦格厘清了一种误解：“经常有人认为，技术与文化是格格不入的，甚至是彼此对立的。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是对技术过程尤其是对革新性技术过程的理论丰富性完全无知的表现。……事实上，技术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组成部分，它与整个文化的其他各个分支有很大的相互作用。而且在现代文化中，只有技术和人文学科（特别是哲学）与其他文化分支有很大的相互作用。具体地说，技术与系统的哲学的几个分支（逻辑、认识论、形而上学、价值论和伦理学）都有很强的相互作用。”参见邦格：技术的哲学输入和哲学输出。
海森伯对此有具体的说明：从18世纪和19世纪初起，形成了一门以发展机械操作过程为基础的技术，这起初只是旧手工工艺的发展和扩充，其基本原理人人都能掌握。甚至在蒸汽机得到应用以后，技术的这一特性并未得到根本改变。但是，19世纪后半叶出现的电工技术，使得技术与旧手工工艺的联系已经不复存在，电力这种自然力的开发不是来自人们的直接经验，而是基于科学理论。参见海森伯：《物理学家的自然观》，吴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版，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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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维特：《被困的普罗米修斯》，第171~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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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海：《技术的政治价值》，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19页。
普赖斯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科学的正常成长更多地来自科学，而技术的正常成长更多地来自技术。技术专家用的科学大多数是他们在学校学习和大众知识中的科学，而科学家用的技术大多数是伴随他们成长起来的那些技术。两者之间的强有力的相互作用只出现在很少的时候，因而引人注目地形成历史山脉的高峰。在17世纪的科学革命中，有一种从工匠技艺状态向新型科学仪器的有力转换，它使科学从古代状态突破而获得爆炸性的增长，并带来现代的实验传统，带来望远镜、显微镜、气压计、温度计、抽气机和各种静电机械。在我们这一代，工业革命已经达到一个新水平，主要通过物理学——特别是爱迪生的电学——科学找到了它回报技术的方法。在大多数情况下，科学并没有给技术许多帮助，但偶尔你会遇到像晶体管和青霉素这样完全相反的反常事件。同样必须注意的是，这里存在的引人注目的例外而不是规律。高峰不是典型。不能以牛顿和爱因斯坦的标准去判断科学家。不能以晶体管的特例去判断科学对技术的影响。承认科学和技术大体上是只有松散联系的系统，人们的动机目的甚至训练都非常不同，属于完全不同的类型，这在理智上是没有什么困难的。普赖斯：《巴比伦以来的科学》，第170~171页。
H.F.Spinner,TheSilentRevolutionofRationalityinContemporaryScienceandItsConsequencesforthe“ScientificEthos”.RevolutioninScience,U.S.A.:ScienceHistoryPublications,1988,pp.192~204.
关键词： 信息技术 语文学科 整合 创新
21世纪是信息化时代，信息技术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基础教育也必然受到其深刻影响。传统教育因教育因教学形式单一，教学手段落后，效率低下，日益显示其弊端，大胆地进行教学手段革新，运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手段辅助教学，努力提高教学信息化水平，强化课堂教学效果的呼声越来越高。
提高教育信息化水平，促进语文教学与计算机教学的有机融合，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增加课堂的容量，大力提高语文学科教学质量，是当前语文教学实践中需要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
语文老师紧紧抓住提高学生素质和教学质量这一中心任务，努力探索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整合的契合点，认真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要充分认识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的优化整合的重要性
当今世界，信息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教育信息化也将成为教育发展的总趋势。可是，传统教育模式对我国教育的影响仍然很大，素质教育口号已经提出来，但实施起来难度很大，不少学生厌学情绪严重，语文课堂仍然是方法简单，结构单一，效率低下。实现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工作的优化整合，全面推动素质教育的实施，是改变这一现状的一条最佳途径。信息技术的运用会带来语文课堂教学的一系列变化：首先是教学方式的变化，其次是教师角色的变化，再次是学生思维过程的变化。
信息技术教育是语文学科教育的重要辅助手段。在语文学科教学过程中，适当地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既能拓宽学生的视野和知识面，又能促进语文学习的综合效应，改善学生参与语文教学的条件，提高学习兴趣，增强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与创新精神。语文教学与信息技术教育的整合，可以极大地拓展语文教学空间，为师生提供直观和便捷的教学手段，让师生在教学中多向互动，共享优质的教育资源，从而大大提高语文教学质量。
二、如何让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实现优化整合
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的优化整合才能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优势，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教学过程融合在一起，可以加深学生对语文学科学习内容的理解，更好地培养学生的素质、认知能力和创新能力。
只有实现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的优化整合，才能使学生更好地掌握语文知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及时获取信息，分析、综合并熟练表达信息。
为了最大限度地优化整合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教学，我们必须找准二者的最佳整合点：
1.要优化整合课堂教学资源
多媒体教学对语文学习极为重要。我充分利用最新的“班班通”教学设备，搜集整理网上教育资源，对“无忧无虑语文网”、“真语文网”、“yuwen789”、“优教通网”、“福建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网易教育频道”、“搜狐教育频道”等网站上的有关资料进行下载，加以分类整理，并不断更新，建立自己系统的教学资源库和学生教学资源库。
我努力尝试在语文教学中运用信息技术手段。例如，在教学《苏州园林》时，为了让身处学生对文中的意境有直观体会，我从网上下载了一些苏州园林的图片提供给学生参考，使学生得到真实而直观的体验，提高阅读说明文的兴趣。又如，在教学戏剧《放下你的鞭子》一课中，播放相关影音资料，并和学生一起交流、欣赏剧中演员的精彩表演。这样，有效拓宽了学生视野，激发了学生自主学习兴趣。
网络环境下的课堂教学，我与学生之间进行了充分交流，努力营造融洽、活跃、双向交流的课堂气氛，提高学生参与欲望，激发学生创新思维，培养学生的自主探究能力。
2.指导学生课外自主学习
课外自主学习是课堂教学的延伸和必要补充。利用好网络信息平台，师生可以共享优质教育资源。
我在网上指导学生自学，我把语文阅读方法的材料和课件在班级公共邮箱、QQ邮箱或班级微信平台上，并下载了多部课文影音资料，刻录在光盘上，免费供学生使用，使部分条件好的学生可以利用家中电脑播放多媒体课件，自主复习学过的知识，理清知识点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我精心设计的习题巩固学到的知识，学生还可以结合自身情况，掌握学习进度和内容，最大限度地提高学习有效性。
社会的发展，网络的普及要求我们培养出具备多种渠道获取信息能力的人才。因此，我们必须最大限度地优化整合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教学，让学生从网络资源中学到丰富多彩的知识。我们必须努力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实践能力及创新精神，让全体学生的整体素质和能力都得到全面的、和谐发展。
3.及时反馈教育信息
语文教师要教会学生正确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为完成这一任务，必须加快教学过程中的考试反馈速度。我认真研读《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修订版），对学生在每个阶段、每个学期、每个学年所必须掌握的教学内容，所必须具备的各种能力做到心里有数，只有这样，才能适时调整教学方式、进度、难易度，避免在教学中出现偏差。
为了迅速及时地反馈学生学习情况，我们可以借助计算机网络，在网络环境下运用教学测评系统组题、评测；学生作完试题后，可以利用网络进行试题正误的初步估算并找出原因。教师可以在最短时间内分析试题，得出正确结论，进而指导自己的教学，从而取得良好效果。
三、学科整合要求高素质的语文教师
新时代的到来、新技术的应用对语文老师提出了更高要求。
1.要有相应的理论素养
语文教师要认真学习新课程理论，吸收他人研究成果，积极参加教育理论的进修培训，接受先进的教育理论，用先进理论武装头脑，用先进理论指导教学实践，做研究型教师、专家型教师。
2.要具备教学基本功
教师必须具备研究教材，创造性地使用教材的基本功。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选择最佳教学内容，采用最佳的教学方式，从而达到最理想的教学效果。
3.要掌握高超的授课艺术
教师必须通过自学或进修培训，熟练掌握多媒体教学手段，让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完美整合，提高授课艺术，努力构建高效课堂。
4.要掌握设计和制作多媒体课件的能力
教师必须能够独立制作出符合学生实际的多媒体作品，在授课过程中才能应用自如。
5.要加强师生双方的互动活动
在信息技术辅助语文教学过程中，必须充分发挥学生主体性和教师主导性，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教学整个过程，倡导教学过程中的双向和多向互动，同时教师适时地加以指导、点拨，力求做到精讲和善导，以强化课堂教学效果。
四、学科整合必须遵循几个基本原则
1.科学性原则
科学性原则主要有两个方面内涵：一是教育理论，二是设计制作。
教育理论要科学合理，符合教育规律。设计制作也要符合学生认知规律，结构合理，操作便捷。语文教学课件的制作应特别注意这一点。课件的知识体系要科学和完整，内容要正确和规范，不能漏洞百出，不能对学生有误导作用。
2.适用性原则
适用性包括信息技术应用的适用性和教学过程的适用性两个方面。不论利用网络还是制作课件，都要根据教学目标，依据学生认知规律，完成各种资源素材的选择和教学内容的确定，并就结构安排和呈现方式提出最佳方案，最终完成制作。
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始终只是一种重要的教学辅助手段，教师使用多媒体技术辅助教学不是越多越好，而要适度。教师应当把主要精力投放到钻研教材和学生、研究教法和学法上，才有可能选择最佳的教学途径、科学的教学方法和符合教学要求的授课形式。信息技术手段使用过多反而会分散学生注意力，哗众取宠，华而不实，事倍功半，最终影响课堂教学实际效果。
3.灵活性原则
关键词：生态文明；生态生产力；生态化科学技术
中图分类号：B03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12）02－0047－04
物质生产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在这一活动中，科学技术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中介。在人类文明的演进中，技术形态代表着人的存在样式和生活方式，文明的形态必然伴随技术形态的根本变革而变革。生态文明是继工业文明后新的文明形态，比照通常把农业文明的生产力简称为农业生产力，把工业文明的生产力简称为工业生产力，可以把生态文明所需要的生产力简称为生态生产力。生态文明所需要的科学技术就是能促进生态生产力发展的科学技术。
一、提出生态生产力的意义
生态生产力是人类物质生产力和自然界生产生命能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和谐统一。这个新范畴的提出，源于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与自然界的生态承受能力之间的矛盾，具有以下重要意义。
第一，标志着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已发生根本转变。
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农业文明是一种技术弱势，生态强势，人与自然相对和谐的文明形态；工业文明是一种技术强势，生态弱势，人与自然相对疏远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则是一种技术与生态统筹兼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明形态。在农业社会，人类技术水平低下，改造自然的能力有限，生产活动对自然生态的影响较小，基本上没有超出自然界本身的调节和再生能力。农业社会基本上满足了人类生存和繁衍的需要，但是，这是低水平的满足，始终存在着人类生存需求的不断增长和自然供给能力严重不足的矛盾，一旦遇上气候反常，人类的生存就没有保障。所以，在农业文明中，人对自然必然抱着敬畏和顺从的态度。工业社会是人类凭借技术对自然界进行大规模开发利用的社会。科学转化为技术、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不断缩短，人类改造自然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大，社会财富不断增加，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不断提高。在工业社会，人们普遍把科学技术看成是控制和征服自然的手段。工业文明对科学技术的片面理解，必然引出了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生态破坏、气候变暖等诸多问题，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存发展，也使生态文明、生态生产力的提出成为必然。生态文明是对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杀人一万辩证否定。它继承农业文明主动适应自然的态度，摒弃工业文明征服自然的狂妄，主张通过发展科学技术，在提高物质生产力的同时减少资源消耗，保护大自然生产生命的能力。生态生产力的要义是人类的物质生产力与大自然生产生命的能力的有机统一，因此，发展生态生产力是建设生态文明的根本条件。生态生产力的提出，标志着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已经从农业社会的敬畏和顺从、工业社会的控制和征服，转变成发展生态文明所需要的保护和解放。
第二，为发展生态经济指明了努力方向。
发展生态经济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基础性工作。生态经济的理论表现是生态经济学。生态经济学是由生态学和经济学相互渗透形成的交叉学科。它以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的相互作用为研究对象，重点探讨人类的经济行为与所引起的资源、环境、生态、气候变化的关系。生态经济学强调自然资源并不是无限的，自然界承受人类经济活动的生态能力却是有限的，因此主张科技创新必须综合考虑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并以生态效益统领经济效益，在节约资源、减少污染、保护生态的前提下追求经济效益。生态经济学以尊重人类的内在价值和大自然的内在价值为前提，把增进人类幸福看成是经济活动的根本目的，把保护和解放大自然生产生命的能力看成是人类增进幸福的前提条件。它要求彻底改变“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抛弃”的高消耗、高污染经济增长模式，努力为实现经济、社会和人的可持续发展服务。
生态经济立足于对经济、社会、环境、生态辩证关系的深刻认识，旨在既超越农业经济时代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主动适应和被动服从，也超越工业经济时代人类对自然环境过度改造和肆意破坏，主动适应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对经济活动的限制，努力将经济系统纳入生态系统，在保护自然的同时发展物质生产力。这种经济模式以促进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形成良性循环为切入点，努力争取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步提升，因而是生态文明的经济表现。
生态经济主张在保护自然的前提下发展物质生产力。保护自然的核心是保护大自然生产生命的能力。要做到在保护自然的同时发展物质生产力，就必须努力发展生态生产力，所以，生态生产力的提出为发展生态经济指明了努力方向。
二、生态化科学技术的主要功能
生态化科学技术就是能够促成大自然生产生命的能力与人类生产物质产品的能力有机统一的科学技术。它是发展生态生产力的基本手段，也是发展生态经济的重要手段，具有以下主要功能。
第一，从总体上看，生态化科学技术是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技术。
“可持续”这一范畴源于生态学，主要指生态系统应对干扰、保持自身平衡的能力，后来被引申为支撑人类长期追求某一目标的现实条件。这一范畴提醒人们关注与经济持续发展密切相关的限制性条件，如人口、资源、环境、生态、气候等等，反思以往的科学技术对经济、社会、生态产生的负面影响，从而催生了旨在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可持续性科学技术。从本质上看，生态化科学技术就是可持续性科学技术。
实现可持续发展包括三个环节：一是将可持续性的目标和现有状况加以对比，明确差距；二是找到促成转变的方法和措施；三是把方法和措施投入实践。可持续性科学技术就是为制定目标、把握现状、促成转变服务的。
可持续性科学技术是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导向的学科群，涉及自然科学技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它必须具有以下功能：一是完整准确地界定可持续发展。包括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内涵、指标、度量，支撑可持续发展的技术体系，相应的方针、政策和措施。二是在经济、社会和生态等向度上服务于可持续发展。其中，“经济向度以区域开发、生产力布局、经济结构优化和实现供需平衡为主要内容，以科技进步的贡献率抵消或克服投资边际效益递减为基本手段；社会向度以社会发展、社会分配和利益均衡为基本内容，以经济效益与社会公正取得合理平衡为主要手段；生态向度以生态平衡、自然保护以及资源环境的永续利用为基本内容，以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取得合理平衡为基本手段”①。三是包容可持续发展所涉及的一切理论和方法。可持续发展是解决人类文明永续发展的一种理念和行动，涉及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生态等一系列要素，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多维结构的复杂系统。可持续性科学技术服务于可持续发展，也必然是系统集成的综合学科。
第二，从着重点看，生态化科学技术突出经济活动的生态效益。
工业革命以来，人们利用日益发达科学技术大规模改造自然，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工业文明的历史是人类改造自然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的历史，也是人类对自然界进行大规模生态扩张和深层生态介入的历史。这种扩张和介入在物质层面上，凭借的是由科学技术武装起来的生产力。
在工业文明中，人类改造自然时关注的重点是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忽视了大规模改造自然所付出的资源、环境、生态和气候代价，结果，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类对自然界的影响和改造越来越大，形成了自然的人化和人化的自然；另一方面，又引起了自然界对人类的强烈“报复”，造成了人与自然的疏远和对立，产生了日益严重的资源、环境、生态和气候问题，反过来阻碍了经济、社会和人的可持续发展。在严峻的生存危机面前，人类不得不反思以往对待自然界的态度，反思以往的科学技术。
现在，人们已深切认识到，只有尊重人的内在价值和自然界的内在价值并重，通过发展生态生产力，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共生共荣。以往的科学技术之所以会产生种种负面效应，根本原因不在于它们不够发达，改造自然的力度不够，而在于发展和使用它们的价值取向是片面的。要克服价值取向上的片面性，治理已经产生的资源、环境、生态和气候问题，保证人类文明永续发展，就必须用科学技术的生态效益统领科学技术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突出科学技术的生态效益，就是要围绕解决资源、环境、生态和气候问题，发展科学技术，对已有科学技术进行改造。针对当今世界的现实情况，发展生态化科学技术主要应包括：一方面，围绕生态本身进一步开展科学研究，不断拓展研究领域，深化对生态的认识。另一方面，围绕解决资源、环境、生态和气候问题，进行学科综合和技术集成。学科综合必然导致诸如环境化学、环境医学、生态经济学、生态人口学、环境法学、环境社会学、环境工程学等一系列交叉学科的产生，形成生态学科群。技术集成主要是以节约资源、防治污染、改善生态为目的，选择和改进已有技术，规范高新技术包括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航天技术、海洋技术等等在使用中的价值取向，使它们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上形成合力。
第三，从最终目的看，生态化科学技术服务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在生态文明的视野下，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不仅意味着需要的全面满足，潜能的自由发挥，还意味着创造上述要求得以实现的社会条件和自然环境。因此，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和谐，既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它的重要内容。尽管和谐并不意味着没有矛盾，但却意味着矛盾双方是非对抗的、有差别的统一。
从这个角度看，要建设生态文明，还必须实现科学技术人文化。这就要求科学技术要最大限度服务于社会的进步和稳定，有利于建立和维护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最大限度服务于节约资源，减少污染，改善环境，维护生态平衡，有利于建立和维护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最大限度服务于尊重人类和自然的内在价值，为人们热爱自然，享受生活，愉悦心身，提升境界，追求自我完善创造条件，有利于个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和谐。
科学技术的生态化和人文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从观念上看，它们都着眼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统一，都把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和谐当作目标。从实现的过程看，要推动科学技术生态化和人文化，除了遵循科学技术自身发展的规律外，一要充分发挥制度创新的规范作用，用相应的法律法规约束科学技术，促使它们朝生态化、人文化的方向发展；二要充分发挥科技伦理、经济伦理和生态伦理的规范作用。科技伦理从真善美相统一的高度，提升科技工作者的道德修养，推动科学技术朝着造福人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的方向发展；经济伦理根据义和利统一、公平与效益统一等原则，规范和调整人们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方面的行为；生态伦理以同时尊重人类和自然界的内在价值为出发点，提倡通过合理的生产和消费，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生态发展的可持续支撑。它们相互配合，可以使科学技术真正成为发展生态生产力、建设生态文明的支撑力量。
三、发展生态化科学技术需注意的关键问题
马克思在展望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生产时曾指出，“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②。上述论断表明：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的实质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理想化的物质变换必须一要做到“消耗最小的力量”，即既要全面掌握自然规律，又要少干扰自然界的自主运作；二要做到“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即符合人类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需要。作为人和自然之间进行物质变换的基本手段，理想化的科学技术必然是自然界的外在尺度与人的内在尺度的统一，即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在当前，发展生态化科学技术既是建设生态文明的现实需要，也是通往理想化科学技术的必由之路。
不过同时也要看到，发展生态化科学技术必须高度重视可能面临的风险。
“风险”一般指遭受损失的可能性，通常被定义为在一定时期内产生有害事件的概率和有害事件后果的乘积。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曾指出：风险的来源不是基于无知的、鲁莽的行为，而是基于理性的规定、判断、分析、推论、区别、比较等认知能力，它不是对自然缺乏控制，而是企望对自然的控制能够日趋完美。“风险”本身并不是“危险”或“灾难”，而是一种相对可能的损失、亏损和伤害的起点③。在今天看来，与科技的正面作用相伴而生的负面危害，由于表现的数量相对较少，故而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
科学技术的创新和使用从来就孕育着风险。从根本上说，发展生态化科学技术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预防科技创新和使用可能带来的风险。预防的重点是由资源、环境和生态风险所引起的社会风险以及人类生存风险。不过也要看到，这仅是主观愿望和努力方向。要在实际上规避发展生态化科学技术可能带来的风险，必须切实贯彻“预防原则”。“预防原则”最早是20世纪80年代出现在德国有关生态问题的争论中，其基本含义是，“即使存在不完全的科学证据，人们也必须对环境问题（也可以推及其他形式的风险）采取措施”④。这一原则强调，一是要防患于未然，二是宁可相信风险将会发生，也不心存侥幸。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尽管还缺乏必须对酸雨和其他污染问题采取行动的充分证据，但英国等国家还是开展了一系列预防活动，以避免可能造成的灾难。再如，对当今的气候变暖问题，大部分科学家认为这是由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增加引起的，但也有科学家认为，这并不一定是由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增加引起的，还有科学家用数据说明，全球气温上升并没有使两极的冰盖融化加快，等等。尽管如此，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仍是当今人类必须采取的行动，因为这样做并没有什么坏处。
在发展生态化科学技术时贯彻“预防原则”，需要做好以下两方面的工作。
第一，做好科技创新和使用的前景预见、成本核算、风险评估。前景预见就是把握生态化科学技术的未来发展趋势，包括基础研究、技术、工程等各个领域的未来发展，以及这些发展对经济、社会、生态、气候可能产生的影响。以便一开始就杜绝那些可能带来灭顶之灾的科技创新，在总体上校正发展的方向。成本核算主要针对新技术的开发，不仅要比较企业内部的成本收益，还要充分考虑“企业成本的外部化”，统筹考虑技术开发的企业成本、社会成本和生态成本。风险评估主要针对新技术的应用。技术越发达，潜藏的风险就越大，风险的隐蔽性就越强，因此，必须对使用新技术已经和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包括经济、政治、伦理、生态等风险进行全面监测和评估，与已经和可能带来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加以对照，确定可接受的风险水平，以便做出合理决策。
第二，进行相应的社会控制。要规避生态化科学技术可能带来的种种风险，还必须从法律法规制约、伦理道德规范、社会舆论监督、思想教育引导等角度进行社会控制。进行社会控制之所以必要，是因为科学技术本身只是人们实现价值目标的工具和手段，可以为不同价值目标服务，生态化科学技术也是如此。以往科学技术带来的负面效应之所以不能及时消除，除了认识能力的非至上性使人类没能及时觉察到外，更主要的原因是，它们给某些强势利益集团带来利益。因此，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本质上是一个社会问题，同某些人的私利、贪婪和不合理的社会结构、社会制度以及霸权主义的国际经济政治格局都密切相关。要使生态化科学技术顺利发展，除了充分发挥科技伦理、经济伦理和生态伦理的规范作用，还必须努力调整人与人、国家与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关系，以求“把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把人们的思想认识调节得适用于科技发展所造成的形势，对科技发展带来的后果和影响趋利避害”⑤。
注释：
① 明庆忠：《从可持续发展思想走向可持续性科学》，《光明日报》2007年11月29日。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26-927页。
③ ［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4页。
④ ［英］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8页。
1临床资料
纳入标准:患肝胆胰疾病,有手术指征,无明显手术禁忌证,并且同意手术,意识清楚的患者。收集我院肝胆外科2011年12月—2012年12月符合标准的手术患者200例作为对照组,年龄(53.10±11.20)岁,男112例,女88例;肝胆管结石病55例,原发性肝癌48例,胰腺肿瘤10例,门静脉高压症12例,肝门部胆管癌30例,胆囊癌45例。收集2013年1月—2014年1月符合纳入标准的接受个体化3D诊疗模型指导术前讨论的手术患者200例作为观察组,年龄(54.4±12.7)岁,男118例,女82例;肝胆管结石病57例,原发性肝癌53例,胰腺肿瘤12例,门静脉高压症8例,肝门部胆管癌40例,胆囊癌30例。两组患者年龄、性别、疾病诊断的构成比等方面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2方法
2.1对照组
实施常规术前讨论模式。术前讨论开始前,主管医生准备患者资料、各项检查结果及影像学资料。讨论时只由医疗团队组成,各级医生按病历记录进行讨论。护士遵医嘱执行各项操作。患者及家属被告知讨论结果。
2.2观察组
实施以数字医学技术三维可视化系统为依托、医护患三方参与的术前讨论模式。(1)重建出患者病灶的数字医学技术三维重建图像,具体步骤:患者术前行64排螺旋增强CT薄层扫描;将CTDICOM图像数据上传HP服务器,将服务器的DICOM导入到Mxview工作站;在Mxview工作站中,进行数据的刻盘存贮;将数据导入腹部医学图像三维可视化系统(MI-3DVS)软件中,进行三维重建,得到患者病灶的数字医学技术三维重建图像。(2)责任护士、护理组长及护士长在术前讨论之前,掌握患者护理资料,并查阅相关资料。(3)全科医生、护士长、护理组长、责任护士、手术配合护士、患者及家属围座一起,共同参与术前讨论。(4)主管医生汇报患者病情及相关资料,使用旭东公司三维阅读软件(viewer)播放患者病灶的数字医学技术三维重建图像。(5)责任护士汇报患者的护理资料。(6)各级医生讨论制定手术方案,并进行仿真手术演示。(7)护士长、护理组长和责任护士根据术前讨论情况,以及患者的病情、手术情况、个性特征和需求制定护理措施。(8)手术配合护士根据讨论结果预先做好器械、耗材及患者体位等准备。
2.3评价指标
评价两组患者在并发症发生率、住院日、护理服务满意率。并发症包括胆瘘、肠瘘、胰瘘、吻合口出血、胸腔积液、伤口出血、伤口及腹腔内感染、肺部感染、泌尿系感染、门静脉及下肢深静脉血栓、压疮等,统计并发症发生率。以上数据均由医院质量管理科在患者治愈出院后统计所得。
2.4统计学方法
用SPSS13.0进行处理,计量资料采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结果
对照组发生1起医疗纠纷,观察组未发生医疗纠纷。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平均住院日、护理服务态度满意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4讨论
4.1实施以数字医学技术三维可视化系统为依托、医护患三方参与的术前讨论模式,降低了患者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缩短了平均住院日观察组实施以数字医学技术三维可视化系统为依托、医护患三方参与的术前讨论模式,一方面,医学图像三维重建是通过64排螺旋CT和MI一3DVS软件得到的仿真模型,重建的三维图像有较强的真实感,能立体地显示肝胆、胰、脾病灶及其内部管道结构的位置、形态及其与周围大血管等结构的解剖关系,可按照使用者的意图,通过放大、缩小、旋转从任意角度和任意距离来观察,并可设置肝脏、胆管或血管的透明度,充分显示出它们的解剖学关系,帮助医生在手术前合理制定个体化的手术方案,选择最佳的手术方式[2]。护士通过直接、形象地观看,等于参与了整个手术过程,对于手术的方式、部位、引流管放置的具体位置等有了预先、清楚地了解,为提前做好术后准备、护理计划和应对措施提供了依据。另一方面,医、护、患三方共同参与的术前讨论,不仅使责任护士对疾病的病因、治疗、诊断、护理等方面的知识有了更深、更全面的了解,使医生能及时获取患者的病情变化、心理状况和护理计划;配合手术护士能为第2天的手术做好周密的仪器和材料准备;而且由于患者及家属的参与,使护士能针对不同文化背景、不同职业、不同需求的患者制定出更合适、具有个性化、全面的术后诊疗护理路径。医护患三方参与术前讨论模式的实施,增加了手术成功率、减小了手术损伤、降低了手术风险和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从而缩短了平均住院日。
4.2实施以数字医学技术三维可视化系统为依托、医护患三方参与的术前讨论模式,提高了患者满意度,减少了医疗护理纠纷因文化背景、职业和来源的不同,不同患者对专业知识的理解能力存在很大的差异;也由于手术的不可知性,使患者及家属在手术前产生很大的心理、精神压力,无法充分理解手术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一方面对手术寄予很大的希望,一方面又心存怀疑和恐慌,一旦手术出现意外,医疗纠纷很快产生。运用腹部医学图像三维可视化系统得出的仿真模型和仿真手术的演示,能更加直观和形象地显示病灶的部位、大小、与周围血管的关系等等,再通过医护双方进行通俗地讲解,使患者清楚自己的病情和手术情况。在可知的情况下,把人体内脏及手术所带来的神秘面纱揭开,增强了患者康复的信心和科学的期望值。而医、护、患三方共同参与的术前讨论,不仅满足了每例患者的个性特征、不同需求和情感心理需求,减轻了焦虑,使患者从以往的被动接受治疗转为主动参与治疗,更了解了如何配合治疗,从而增强了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和毅力,促进了疾病的康复;又密切了三方关系,使患者对医护人员的理解和信任度增加,提高了服务态度满意率,减少了医疗护理纠纷的发生。
众所周知，由于现代科技的强力冲击，当代美术教育理念及方式的发展方向发生了改变，以视觉文化的审美趣味性和创造性为主题的美术教育正在兴起。亦正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影响，美术教育的体制必然会出现相应变化。我国的教育纲要明确指出：“美育对于培养学生健康的审美观念和审美能力，陶冶高尚的道德情操，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具有重要作用。”美术教育是美育的主要阵地。在当代中国艺术教育体系中，我们对美术教育的诠释更加科学，如教育概念的界定范畴不仅包含技能上的培训，还需着重强调“视觉美术教育”或者“视觉文化教育”的价值和意义。如今美术教育的空间范畴大而广，它包含了各种与视觉有关的艺术作品、艺术现象和视觉图像等方面，也包含了传统的绘画和雕塑以及工艺等方面的知识与技能。当代的美术教育实际上指的是视觉艺术教育，特别是现代科技对传统美术教育的冲击和影响表现的尤为突出。首先，现代科技的发展，特别是电脑美术的产生，对传统艺术具有较大的冲击和影响。对于当代美术教育的工作者而言，更加需要以开阔的视野和发展的眼光，建立起艺术创造力的主体性意识。电脑美术是以计算机及其配套设备为主要载体的一种新兴视觉艺术种类，其设计速度比传统美术样式可提高数十倍乃至数百倍。
软件方面，以Photoshop、CorelDraw、AutoCAD、3DSMax为主的绘图软件对传统纸笔颜料美术绘图产生着巨大冲击。每一种电脑制图软件的推出都显示出了微电子科技巨大的数字化魅力，而传统的美术表现技法，如油画、国画、版画、水彩画、素描、水粉，必然受到数字虚拟界面的影响，而审美大众甚至美术教育的主体意识也将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其次，摄影技术的诞生，使得对生产生活以至于传统绘画存在的必要性发生了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似乎很难分清楚现代科技与视觉艺术教育之间的关系，而作为两种对世界不同的掌握方式，必然有着各自内在不同的规定性。一般来说，现代科技是理性的思维方式，它往往诉诸概念、原理，强调逻辑性、前沿性，需要主观符合于客观，追求真理，是人们对自然规律、社会规律知识性的给予；美术教育是一种感性思维方式，它以审美体验为基础，诉诸形象，强调主体的感受、体悟等形而上的精神表达，要求客观见之于主观，追求审美，给予人们的是审美和情感的积极愉悦。虽然摄影技术的革新层出不穷，使人们的视觉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阔。然而，随着审美意趣在客观再现的追求中发生异变，促使现代艺术走向内质与抽象的表达。如今，高科技数字媒体技术的影像时代已经来临，如何处理其与传统美术图像的表现关系，值得考虑。现代美术教育系统已经充分利用数字媒体技术来处理传统图像学知识和技法，这将给予传统美术教育以巨大冲击。因此，美术教育这种特殊性的内在特质，决定了现代美术教育中建立起主体意识的必要性，尤其是对于现代科技影响下的当代高校美术教育来说显得相当重要。
二、现代科技对当代大学美术教育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