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外部监督渠道不畅
要实现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有效监督,还需要依托多元的外部监督渠道。随着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虽然社会公众对于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关注度日益上升,也偶有新闻媒体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发表意见,在一定程度上履行了社会监督的职能。但是,总体来说,目前针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外部监督并不乐观。一是社会公众对于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的观念非常淡薄,常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认为“研究与己无关”,对于评价的过程与评价的结果听之任之,也不关心自己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方面的知情权、监督权;二是专业学术协会监督还不健全,学术界存在着很多依托于高校科研人员的专业学术协会,承担着促进学术研究、推动专业学术繁荣与发展的重任,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方面的监督是其应有之义,但很多专业学术协会对此表现出漠不关心或极不重视的状态;三是舆论监督不完善,这本是社会监督中普遍而有效的监督方式,由于受媒体自身特点和其他方面因素的制约,很多新闻舆论机构不想也不敢揭露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中的相关问题,或是难以连续不断地对监督对象实施监督,从而使得监督效果大打折扣。
1.2监督保障制度缺位
就监督工作来说,监督能否取得实效主要是依赖于监督人员的主观能动性[1]。而主观能动性的激发,除了基于监督人员的敬业精神外,更主要的是依靠制度的力量,促使监督人员忠于职守、勤于工作,实现监督体系有效运作的强大威力和持久的内在推动力。由于我国高校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中存在的监督意识不强、监督体系不全等问题,不可避免地存在制度缺陷,大部分高校并没有形成相应的规章制度,难以做到有章可循。即使有的高校针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出台了相关的办法、要求、规范等,但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方面的内容却少之又少,难以保证其监督效能的真正发挥,监督弹性很大。而从教育部、教育厅的层面来看,目前也没有形成与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相关的监督制度规范。因此,由于监督保障制度的缺位,即使开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活动,在实施监督的过程中也容易造成各相关主体的职能不明确、权责不清晰,还容易滋生盲目性和主观随意性,监管工作极易出现缺位或错位,很难起到有效的监督制约作用。
1.3监督技术相对滞后
按理说,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应能为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提供新的平台与手段,推动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的有效实施。从我国目前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的实际情况来看,虽然有“新语丝”之类的学术造假举报平台,“科学网”等网站也有针对科研成果评价的相关评论,但这样的网站相对于庞大的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人员来说,显得太过稀少。通过互联网来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进行监督的做法还没有被社会公众和有关机构广泛推广和采纳,互联网在传播方面的巨大影响力并没有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中被充分挖掘出来,监督技术显得相对滞后。
2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的基本原则
2.1合法性原则
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进行监督,必须在国家和相关部门制定的各种法律、法令和规章制度的框架内进行,不得逾越法律法规的相关条文限制,监督行为必须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依据,实现权力与义务的一致、职责与职权的统一。合法性原则,既是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主体的行为准则,也是实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所必须遵循的原则。
2.2系统性原则
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监督主体、监督对象、监督内容、监督模式、监督方式、监督责任等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结、有机结合。因此,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进行监督应从系统的角度进行统筹兼顾、全面考虑,合理设计Who(谁来监督)、Whom(监督谁)、What(监督什么)、How(如何监督)等要素。
2.3广泛性原则
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进行监督,不能仅仅依赖于某一单位或个体,而应充分实现监督的广泛性。一是监督主体的广泛性,既要有国家权力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内部的监督,又要有学术共同体、评价机构、新闻媒介、社会公众等的监督;二是监督对象和范围的广泛性,应对涉及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相关组织及其行为、个人及其行为进行监督。
2.4公开性原则
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进行监督、有效遏制评价过程中的不正之风,就要按照公开透明、民主监督的原则来推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工作,不断提高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公开程度。凡是涉及权力利益、研究主体切实利益的事项,且不属于国家安全和党与政府的核心机密以及必须要保密的内容,都应以一定方式公开,实行民主监督,保证相关人员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选择权。
2.5公正性原则
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进行监督,不是为了打击报复,而是为了评价结果更趋向公正。因此,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工作必须以事实和法律为依据,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受感情和利害关系左右,形成充分、相关、可靠的监督调查结果和结论,做到客观公正地处理问题。
2.6重点性原则
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既要遵循广泛性原则,确保监督工作的全覆盖;也要遵循重点性原则,确保在有限的监督资源内取得监督实效。一是要突出监督的重点对象,手握评价生杀大权的评审专家应是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工作的重中之重;二是要突出监督的重点环节,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程序中的预评环节、评审环节应是监督的重点环节。通过重点监督带动监督的全面工作,才能有效预防不正当行为的发生。
2.7满意性原则
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的结果应是一个大家能够普遍接受的结果,是一个各方面都能满意的结果。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进行监督,必然涉及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要让每一个利益主体都满意是不现实的,只要绝大多数人或机构感到满意即可。遵循满意性原则,意味着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的实效得到了社会认可,能够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形成良性循环,促进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繁荣发展。
3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体系的理想框架
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体系是指整合内部监督、外部监督等监督资源,形成监督合力,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起督促、制约作用的系列措施与制度所构成的有机整体,使监督工作渗透到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每一个环节,实现监督工作的全方位、全过程和全覆盖。理想的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体系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两个系统”。“三个层次”包括:(1)高校内部的自我监督(三角形内部),是由高校、院(系、所)、研究人员三个层级所构成的高校内部封闭式体系,研究人员的自律与自醒、院(系、所)和高校制定的约束性规范,构成该监督层次的基础。(2)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的三大主体监督层次(椭圆形以内、三角形以外部分),是高校主管部门(教育部、教育厅)、专业学术协会、项目研究资助单位基于不同的角度而展开的外部监督,是与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具有直接利益关系的监督主体。(3)与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其他社会环境的监督层次(椭圆形以外部分),包括社会公众、新闻媒介、法律法规、行政机构等基于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关注而进行的监督。“两个系统”是指内部监督系统和外部监督系统。高校内部的监督属于内部监督系统,而高校主管部门监督、专业学术协会监督、项目研究资助单位监督、社会公众监督、新闻媒介监督、法律法规监督、行政机构监督则属于外部监督系统。内部监督系统是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取得实效的基础,外部监督系统是推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趋于公平、公正、公开的动力。
4优化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的基本思路
(1)应激发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进行监督的意识。“意识是行为的先导”,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最根本的问题是监督意识的缺乏。因此,需要想方设法激发图1中各层次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进行监督的意识,从意识层面上实现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的自觉与自醒,只有这样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2)应实现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全过程监督。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过程包括评价前、评价中和评价后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存在发生不当行为的可能性,都会影响评价程序的公正和评价结果的公正,因此,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监督应是一种全过程的动态化监督。通过监督的规范作用、制约作用、强化作用和激励作用,尽可能地杜绝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过程中的不当行为。(3)应促进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多元化监督。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涉及多个监督主体,监督对象也非常广泛,单一的监督模式难以取得监督实效。因此,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进行监督,应坚持以创新和质量为导向,实现行政监督、公众监督、学术共同体监督、舆论监督和自我监督相结合,网络监督与传统监督相结合,过程监督和随机监督相结合,从而促进全方位、多元化的监督,真正建立起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利益约束与激励体系。(4)应建立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的长效机制。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是一项系统工程,无论是实现全过程监督还是促进多元化监督,都需要通过一定的机制来保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过程中各个环节的顺利进行和监督工作有效地落实。因此,需要通过建立健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制度,树立正确的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通过严密的工作程序和严格的责任追究作为制度执行的保障,拓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的途径、范围和渠道,确保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的长期化和效率化。
5优化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的主要措施
5.1提高思想认识
有权力的地方,就离不开监督。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进行评价,本身就是一种权力的运用,且涉及的主体众多,同样离不开监督。同时,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质量与水平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质量与水平,对于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与发展至关重要。这就需要我们从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高度来认识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问题,从促进人文社会科学创新、推动高校教育科研发展的大局来认识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问题。加强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监督正逢其时,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加强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加强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的宣传教育,不仅仅是要加强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科研人员的宣传教育,也要重视对于高校主管领导、教育主管部门工作人员的教育,同时加强对社会公众的宣传教育,充分发掘不同阶层、不同角度、不同领域的监督力量。当社会各界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重要性的认识提高后,将形成强大的监督合力,把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工作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全面落实。
5.2健全监督组织
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需要专门的监督机构来组织实施。监督机构可以按照高校的管理层级来实现,即可以考虑在教育部、教育厅、高校、院(系)四个层级分别建立相应的监督机构。教育部可以设置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委员会,教育厅可以设置省(市、区)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委员会,各高校可以设置本校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委员会,各院(系)则相应设立院(系)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小组。从独立性与公正性的角度出发,各级监督机构与同级别的学术委员会之间不应是隶属关系,而应是平行关系,这样才有利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机构独立自主、公平公正地开展监督。各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机构的权责范围也有所不同。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委员会全面负责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监督规划、指导、执行、协调、反馈、培训工作,具有最终裁决权;省(市、区)级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机构主要是负责一省(市、区)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监督规划、指导、执行、协调、反馈、培训工作,对无法解决的重大监督事项,上报到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委员会;校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机构在总体上负责全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监督工作;院(系)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小组主要负责本院(系)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监督工作。
5.3完善监督制度
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的“三个层次,两个系统”是一个有内在联系的有机系统,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如何形成有机的整合,则离不开相应的规章制度。因此,需要针对当前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中的薄弱环节,制定全国统一的、能够反映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工作规律的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制度,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中的各种不当行为的规范管理都应予以明确规定,如“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监督机构的责任制度”、“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监督的信息反馈制度”、“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监督的实施制度”、“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监督的处罚制度”、“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监督的公开制度”等。在此基础上,各高校可根据本校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完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办法和实施细则,做到职责明晰、职权明确,使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得到有效保障,更好地维护、规范和约束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活动,保证监督机制正确运转。
5.4拓展监督渠道
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不能仅仅立足于基于高校行政隶属关系的内部监督,还应拓展专业学术协会、项目研究资助单位、社会公众、新闻媒介、法律法规、行政机构等外部监督渠道。在一个法制健全、行政组织机构健全的社会,法律法规监督、行政机构监督是社会的应有之义。更重要的则是要积极发挥评价主体的自我监督、专业学术协会监督和由社会公众与新闻媒介等构成的社会监督。评价主体的自我监督就是通过加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人员、评价人员、管理人员(三者在某些情境下有重合)学术道德建设和规章制度建设,提高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监督对象中个体的自律性,培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监督对象中个体慎独正德、省己修身的优秀品质,正确引导和规范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监督对象中个体的科研与评价工作,正确处理眼前利益与长远需要、个人成长与事业发展的关系,自觉抵御不正之风的侵蚀。专业学术协会的成员在学术理念、学术精神、学术关怀、学术操守等方面有一个相互认同的行为规范,专业学术协会监督可以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过程中的不当行为主体进行惩戒,采取诸如将其排除学会之外、发出公告等具体惩戒措施。社会监督能够充分利用报刊、电视广播、互联网的强大辐射作用,弘扬正气、抨击时弊、促进管理、改进工作,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中的不当行为主体形成巨大的舆论压力,营造学术舆论氛围,规范和引导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主体的行为。
5.5明确监督重点
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监督工作千头万绪,切不可“眉毛胡子一把抓”,而应重点突出,提高监督工作的合理性与实效性。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过程进行监督,重点是监督三个方面:(1)监督评价程序的公正性。程序公正是在社会机构调节分配的过程中,个体对其所用的程序要素是否公正的感知[2]。需要就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程序是否能够实现主体平等、实质参与、价值中立、程序理性、程序公开和程序自治进行监督,优化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流程,保证相关利益主体的知情权与参与权,推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在正确的轨道上运行。(2)监督评价标准的合理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标准主要有真理性标准和价值性标准,其中真理性标准强调研究的科学性、延续性、创新性、完备性;价值性标准强调研究的理论价值、政治价值、伦理价值、人文价值和经济价值[3]。合理的评价标准应能反映研究主体的意志、利益和需求,同时也要符合评价对象自身的客观发展规律,以真理性标准为主、价值性标准为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标准一经公开,本身就是对评价活动的监督。因此,需要加大对评价标准合理性的监督,评价标准的制定不能由一两个专家“一言堂”,应在学术民主的基础上,经过多次研讨而拟定。(3)监督评价过程的公开性。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过程的公开,意味着在评价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评委的评价意见都能至于公众的监督之下,评价委托方、被评价方和社会公众都有权在遵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对评价过程、评价标准、评价方法、评价指标、评价意见等提出质询与质疑。评价过程公开的实现,离不开强制性的约束,而刚性的监督正是一种强制的约束。
5.6提升科技含量
【关键词】科学主义；人文主义；整合
哲学在当代的发展，从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野到整合，-是一个内在必然的过程，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融合，是对科学主义霸权的一种回应。
一、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冲突与融合
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都来源于古希腊的理性主义，在两个理念形成的初期，彼此都注重人的主体性，承认理性是人的本质特征和力量源泉，体现了人的价值和尊严。自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科学技术的两重性逐渐彰显出来。日益发达的科学技术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改变了人类的物质生活条件，但是也导致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与资源缩减等等一系列的严重社会问题。另外，由于文主义哲学的消弭，致使人文精神滑坡，社-会道德水平下降，人类社会在精神层面上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由两者冲突产生的问题，人们开始重新审视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相互对立和冲突的两大哲学思潮呈现出相互融合的趋势。
二、科学社会主义与人文主义两大思潮整合的前提
2.1“人工自然’的本体论前提
“人工自然”泛指人类所能感知和变革的自然界，包括人类所能认识的自然以及人类所能变革的自然。对自然界的研究不仅要使用科学主义所主张的方法，而且调节文化世界中人与自然关系必须采取人文主义的分析方法。
2.2实践前提
科学活动是人类实践活动整体的一部分，它既是我们时代的物质和经济生活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又是指引和推动这种生活前进的思想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二十世纪的科学是社会化的科学，它所创造的大量物质和非物质事物，逐步成为人类时代文明的主要组成部分，并且为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技术可能性。文化的统一需要各种传统的交流和互动，这一切都必须依赖人类科学和社会实践提供可靠的技术保证。
2.3价值性前提
价值是人的需要与对象的行为之间的关系，价值的基础存在于对象中，它的尺度存在于人的需要中。“人工自然”的价值是人的需求与人工物的性能之间的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的需求是价值的尺度，人工物的性能是价值的载体，当用价值尺度去量度价值载体时，就形成了关于“人工自然”的价值判断和价值评价。所以，一旦需求发生变化，对同一载体所作出的价值评价也将随之变化。
三、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如何整合
3.1尊重科学，承认科学思维的价值
科学思维是人对科学之本质的理解和追求，其实质性要素包括：客观的依据、理性的怀疑、多元的思考、平权的争论、实践的检验、宽容的激励。尊重科学，承认科学思维的价值，不仅是人文主义发展的物质前提和基础，而且在实践上也是科学主义发展的经验教训。如果单单依靠实用理性思维，以价值判断代替事实判断，把伦理观念而不是事实当作出发点，必然导致对事实的歪曲，产生出缺乏科学性的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我们必须学习科学的思想方法，以公正、客观、实事求是的态度，克服经验主义和实用理l!生思维方式，确立科学的思维方法；我们必须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结合起来，不能以科学的决定论和因果关系来看待人的思维活动，应该给事物主体留下空间，否则就违背了科学精神。
3.2科学技术与人文知识统一
自知识体系被划分为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以来，现代社会一直继承了这种分工，由于两种理念的本质不一样，不同的研究对象、方法和使命，这样一种知识生产体制最终造成了两种文化即科学与人文的极端状态。由于科学技术的霸权，人们单纯地强调自然科学知识，知识的丰富内涵出现缺失和偏执。社会的进步需要科学技术与人文知识协调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也需要两者的支撑才能健康和平衡。只有全面科学地理解科学技术与人文知识的内涵，才能在实践中自觉地构建合理的科学知识结构，从而有利于个体全面发展和人格的完善。因此说，社会发展依赖于人的全面发展，依赖于人的科学素质和人文素质的整体提高。
3.3遵循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可持续发展作为当下社会发展的主导理念，提出了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满足其发展的需要及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从工业社会开始，我们关心的是经济发展对人类生活发展的影响，而现在我们已充分的意识到生态环境压力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重大影响，双方是一把双刃剑。人必须成为科技发展的主人，科学技术发展不能以破坏自然和社会为代价，要以人的长久生存和发展作为根本理念，社会发展有赖于人文观念的引导和推动。
3.4构建新型伦理规范
人文观念目的是以提升人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情操，在于充实和净化人的精神世界，提高个人的道德水准，促进人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在全球化的今天，人类共享全球知识和技术资源，人类个体必须克服传统的狭隘保守自私的理念，要与大家共同创新合作和进步。在新型的市场观念下，政府的宏观调控的决策行为不能单以经济行为为主，还需要注重人文行为，因为科技革命必然会给一个国家的性质、政治和人民的利益造成很大的影响。社会的运转和哲学思想的发展，都是通过科学技术带来的经济价值规律产生作用，而且还需要人文理念的伦理道德规范来维持规范，否则这个社会不仅缺乏道德，而且也是无科技无效率的。
参考文献：
[1]肖峰，论科学与人文的当代融通仁[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2]郑玉君，徐天铁，对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融合前提的思考[J]理论前沿，2000(09).
[3]李侠，试论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的断裂与整合[J]齐鲁学刊，2004(05).
关键词：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职业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3-000-02
一、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职业价值观干预与提升的意义
教师的职业价值观，是教师对于所从事的工作的职业认同程度，包括职业对社会需要的满足程度即外在价值，以及职业对自身生存与发展需要的满足程度即内在价值的总体看法与根本观点。职业价值观深刻影响着教师的工作状态与工作成果。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社科教师在高职院校的教育教学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高职院校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职业价值观的建设同高职院校的内涵建设二者之间紧密相连，相互促进。一方面，内涵建设既构成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职业价值观存在与提升的载体和基础，又决定着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职业价值观的深度和广度。脱离了高职院校内涵建设这一母体，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的职业价值观也将失去存在的意义与价值。高职院校的内涵建设，决定着高职院校生存发展的空间和教育育人的质量，也制约着内部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职业价值观发展的高度和广度；另一方面，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职业价值观的提升又会引领和推动高职院校内涵建设的进程，这可以通过三个方面体现出来：
（一）人的作用
人是生产关系中最活跃的要素。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只有首先充分调动人的积极作用，高职院校才有可能实现持续健康发展，这离不开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的支持和推动。
（二）文化的作用
高职院校作为先进文化的建设阵地，先进文化理所应当地整个内涵建设中居于主导地位。人文与社会科学教育作为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作为养成高职学生完善人格的重要文化力量，在内涵建设中的作用必须予以充分重视。
（三）整合的作用
整合各类相关教育资源是高职院校内涵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高职院校必须统筹兼顾，加强与各方面的联系与沟通，建设良好的人际关系、公共关系，进而在充分整合各类教育相关资源的基础上，努力打造精良的教育品牌。在这一过程中，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有着天然的学科优势。
二、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职业价值观干预与提升必须妥善处理好几个关系
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课程在高职院校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如果这种同专业课程之间的差异不能得到充分重视和妥善对待，必将会成为干扰甚至压抑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的职业价值观的源头。从某种意义上说，处理好这种学科差异是干预和提升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职业价值观工作的关键所在。因此，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职业价值观的干预与提升必须妥善处理好如下关系：
（一）必须妥善处理好动手实践与理论学习之间的关系
高职教育的目标是培养高技能的实践人才，而高职院校内部各门课程却有着不同的学科特点，而人文与社会科学类课程大都是更侧重于理论学习。我们认为，学科差异、教学方式侧重点的不同不应该构成学科之间上的对立，更不可能相互取代，否则将对学生的成长、高职院校的发展和经济社会的进步产生负面影响。应当努力将二者统一于学生健全人格的成长过程之中，切实为学生的科学发展发挥各自独特的功能。
（二）必须妥善处理好学习理论体系同培养专业岗位技能之间的关系
高职院校在培养高技能人才的过程中，教学改革的基本目标是努力实现面向岗位群的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培养专业岗位技能的教学模式，而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课程的特点决定在其课程内部必然存在有一定的学科知识体系。对此我们必须认识到，不能简单用面向过程的教学模式取代必要的学科体系教学，因为那样势必会损害学科的科学性，并进而造成学生人格的缺失。同时，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也必须切实从高职教育和学生的实际出发，大力进行教育改革，努力在枯燥繁琐的理论体系教学的过程之中大力推行既行之有效又为广大高职学生所喜闻乐见的教学方式方法，以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三）必须妥善处理好教育过程与环境养成之间的关系
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环境是推动人的一切成长的根本动力。在学生的成长过程中，必要的教育行为同教育环境的潜移默化是密不可分的。如果说专业类课程侧重教育过程，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课程则注重良好的教育环境对人的熏陶。在内涵建设的过程中，高职院校不仅要做好各项教学改革，也要充分重视校园文化以及校园内外各种资源对学生的成长和发展的影响作用，并将这些资源同人文与社会科学课程的教育教学紧密结合，为学生的科学发展提供全面而且深入的支撑。
（四）必须妥善处理好知识的广博性与技能专业性之间的关系
人是一切社会活动的主体，支配着一切社会资源。一般而言，人文与社会科学类课程强调知识的广博性，专业类课程则注重岗位技能的专业性。我们不可用专业性的范围来局限和约束学生的视野，否则将会造成学生未来发展时的局限、狭隘与捉襟见肘。在人文与社会科学类课程和专业类课程统筹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妥善处理好“无所不能”与“有所不为”之间的关系：学生只有“无所不能”，才会有广泛的适应能力和旺盛的生存能力；学生只有“有所不为”，才会有强大的心理自信和忠诚的职业追求。
（五）必须妥善处理好显性效益与隐性效益之间的关系
市场经济是追求效益的。但是，不同学科不同行业在实现效益的过程中是有差异的。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所实现的往往是一些诸如社会效益在内的隐性效益。这种效益的隐形化，不是教师所谓的能力与贡献的大小造成的，却是由效益创造体系当中各自不同的分工造成的。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在学生成长中的所起的作用是具有内在性、基础性和渐进性的。脱离了这些内在特点的支持，学生的一切的行为以及结果都是空中楼阁，更妄谈创造经济效益。而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教育的这些特点本身又是不能够显化的，否则必将造成学生人格的错位与分裂。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以表象代替本质，割裂了显性效益与隐性效益之间的辩证关系。
三、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职业价值观干预与提升的对策分析
根据上述几个方面，我们认为，干预与提升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职业价值观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科学把握高职院校内涵建设的内涵和外延，确立干预与提升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的职业价值观的坚强基石
高职院校必须首先加强自身内涵建设、充分拓展发展的外延，为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职业价值的提升创造良好的基础和条件：首先，高职院校必须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为指导，深刻理解行业发展与职业岗位定位的本质，既同行业发展的先进趋势接相轨，又深刻立足本地区本学校生存发展的实际，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真正形成科学先进的教育与发展理念，充分发挥引领的作用；其次，高职院校必须需要大力拓展文化视野、增强知识储备、调整整合专业设置、形成既先进又具有自身特色的先进文化体系。高职院校要积极拓展高职院校的办学空间，密切学校同政府、企业、学生家庭等各方面的沟通与联系，整合各类教育资源，从而构成教书育人的坚实柱石。
上述条件，是高职院校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职业价值观干预与提升的前提和基础，从根本上制约和决定着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职业价值观干预与提升的程度与质量。
（二）改善师生关系，建设和谐的校园文化，为干预与提升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的职业价值观提供持续动力
在干预与提升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职业价值观的过程之中，必须充分重视人和文化的作用：首先，高职院校对于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的教育功能必须予以充分重视，努力为教师提供良好的教育教学环境与教育教学条件；其次，高职院校必须努力改善师生的关系，学生管理及相关部门密切配合：一方面，学生的改变能够有效增强教师的职业成就感，激发教师对本行业的热爱和追求，另一方面通过学生对老师的监督，又能够促进教师自身的提升。通过各方面促进教学相长，实现师生共同提升，从而有助于发挥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的职业价值；再次，为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提供多样的教育手段和教育支持，大力促进人文与社会科学课程的教学模式与教学改革的创新，大力增强这类课程的文化熏陶和氛围的潜移默化的功能，切实提升人文社会科学课程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三）深入进行管理文化的建设，为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的综合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激励与关怀
高职院校应当在新时期新条件下重新审视和科学解读自身的生存理念与发展文化，切实加强自身文化特别是管理文化的建设，将教师同学校之间单纯的职业依存关系转变为学校与教师相互博弈、合作共赢的契约关系。一方面，高职院校要加强自身硬环境的建设，着力增强学校发展的实力和水平，增加自身的品牌影响力，整合各类教育资源，为教师的生存、学习与发展提供优越的条件和广阔的空间；另一方面，高职院校要加强自身软环境的建设。成熟完善的企业文化不仅包括职业文化，也包括人生观、生存文化、学习文化、家庭文化等各方面同教师自身成长生活紧密相连的文化体系。学校不仅要对教师创造职业生活中的条件，也要为教师提供生活与发展方面的关怀与指导，从而努力形成一种和谐融洽、共荣共生的良好氛围，使内部的广大教师和广大学生既充满活力又身心愉悦。
（四）根据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职业价值观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制定各项管理制度，形成科学的教育管理机制
首先，高职院校应当通过各种渠道和手段，加强对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的引导和教育，大力增强其职业认同感和职业责任感；其次，高职院校应当形成良好的岗位分工，建设科学合理的教师队伍梯队，制定相应的岗位评价与岗位奖惩制度，努力使各类教师既各司其职，又能够密切合作，既各得其所，又相得益彰；再次，高职院校应当建立健全学校内部人才管理、文化建设、生活保障制度等各类规章制度的建设，切实解决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的各项后顾之忧，并为其各项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与环境保障；最后，高职院校应当密切同各方面的联系，形成科学有效的沟通机制，鼓励教师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教师走向社会、走向企业，既有助于教师的学习与提高，又能够促进学科的提升与发展，从而实现校内外的和谐发展。
综上所述，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职业价值观的干预与提升是一项系统的工程，高职院校需要将之同内涵建设与品牌建设紧密结合，真正做到高屋建瓴、因地制宜，科学发展，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才能够更好地实现其职业价值。
参考文献：
[1]骆文炎.人文教育:“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培养的有效途径[J].中国高教研究,2010,(9):81-82.
关键词:体育人文社会学;范式;范式理论
一、引言
“范式”(paradigm)一词首先由美国著名科技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其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其含义是指科学发展中的一种公认的模型、模式或体系。范式是指一般框架或视角,字面含义就是“看事情的出发点”,它提供了观察生活方式和关于真实实体特性的一些假设。理论指用来解释社会生活特定方面的系统化的关联性陈述。因此,理论赋予范式真实感和明确的意义。范式提供视角,理论则在于解释所看到的东西。随着“范式”一词被广泛地推广和应用,它已经成为涉及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学等多个研究领域的模型或模式的代名词。而体育人文社会学作为体育学下设学科,是体育文化发展的理论基础。那么,在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发展过程中有没有可资借鉴的模式或体系呢?或者说有没有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基于这样的思考,本文将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这个命题作为研究重点,以原有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以及有关“范式”的框架体系为基础,建构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的基本理论和体系。
体育人文社会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分化以来,在体育体制改革、体育可持续发展、体育产业发展、体育发展战略、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奥运战略、全民健身计划实施等领域和问题的探讨上取得了较高的研究成果。但是纵向比较来看:应用对策性研究,尤其是奥运经济、文化、战略等相关研究较多,基础性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较少,特别是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自身的研究较为薄弱、零散,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基于对体育人文社会学和理论范式的分析和思考,在对国内外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进行整理的基础上,发现至今为止理论界尚无关于“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的提法。于是,本文将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作为研究和考察的主要内容,希望通过吸收已有体育人文社会学过程中潜在的理论范式,找出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一般规律,规范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概念体系,在此基础上建构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及体系,将范式理论引入到体育研究领域中所进行的具有一定总结性和开创性的研究,不仅对体育人文社会学健康而深入的发展起到一定的规范和引导作用,并能够拓宽相关学科的研究视野,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同时,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基础上,又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二、理论范式概念在体育人文社会学中的解析
库恩“范式”是一个科学技术哲学的术语,它是建立在对自然科学史广泛考察和分析论证的基础之上而提出,其内涵得到逐步演绎而明晰,同时,其结构日益明显,要素日益明朗。这个“范式”概念对考察和分析自然科学史起着试金石的作用。然而,我们必须看到,把从自然科学研究中催生的“范式”完全不变地移植到社会科学的研究,特别是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有其不妥之处。因此,我们必须对库恩“范式”进行改造,才能用于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
由于范式概念是库恩整个科学哲学观的中心,他试图以此来概括和描述多个领域的现实科学,而不仅仅是对科学史和哲学感兴趣,因而从不同方面、不同层次和不同角度对范式概念作了多重的界定和说明。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库恩思想的这一特征,往往根据自己的需要引述库恩的某一解释来阐述自己的问题。因而不免出现某些偏差。英国学者玛格丽特•玛斯特曼对库恩的范式观作了系统的考察,他从《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列举了库恩使用的21种不同含义的范式,并将其概括为三种类型或三个方面:一是作为一种信念、一种形而上学思辨,它是哲学范式或元范式;二是作为一种科学习惯、一种学术传统、一个具体的科学成就,它是社会学范式;三是作为一种依靠本身成功示范的工具、一个解疑难的方法、一个用来类比的图像、模型及体系,它是人工范式或构造范式。虽然范式的首要含义在哲学方面,这也是库恩范式的基本部分,但是,库恩的创见和独到之处则在于范式的社会学含义和构造功能。与一般科学哲学思维的抽象性相反,库恩特别强调科学的具体性,并把具体性看作是科学的基本特性,因为他认为,一套实际的科学习惯和科学传统对于有效的科学工作是非常必要和非常重要的,它不仅是一个科学共同体团结一致、协同探索的纽带,而且是其进一步研究和开拓的基础;不仅能赋予任何一门新学科以自己的特色,而且决定着它的未来和发展。这样一来,库恩也就把具体性作为自己哲学思想的核心,在实际的“图像”“模型及体系”和“哲学”之间划了一条界限,使自己的思想与其他科学哲学区别开来。库恩的构造范式就是这种实际的“图像”和“模型”,它不仅使常规科学解疑难的活动得以完成,从而成为开启新学科的契机和手段,而且在应用模型和形而上学之间建立起一种新的相互关系,解决了从一般哲学理论转向实际科学理论的途径问题。笔者对本文分析和研究主要是运用范式作为一种理论的模式、体系来研究体育人文社会学发展理论体系的。
三、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建构的基本内容
(一)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的观念范式
所谓观念范式,它包括:某一学科的研究视角(PersPective)或出发点(Springboard),以及该学科现代化进程中研发人员所依据的理论基础。观念范式是整个范式结构中的基础。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的观念范式应当解读为:以体育人文社会学为研发对象的科研人员应当以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人生观为基础,以体育社会观和体育人文观为指导,以人文社会学和体育基础理论为研究的基本理论来源去从事研究,并以体育领域中的人文现象和社会现象作为其研究的对象。因而,在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的观念范式层次应当包括:对基本概念的理解与界定以及对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对象的分析。
随着我国体育事业的稳步发展,以体育教育、竞技运动、娱乐健身,以及开展地如火如荼的全民健身运动为代表的各项体育实践活动蓬勃兴起。与此同时,以体育运动为事业的社会政治运动和以体育运动为产业的经济活动,也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和发展。在这一现实实践基础上,关于体育理论的探索和讨论也不绝于耳,形成了一系列的体育理论。其中,完整阐述体育人文社会学的概念,对体育人文社会学做出科学界定,不仅是体育发展史上的重大突破,也是体育发展实践的客观要求。
体育人文社会学是在体育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两个母学科基础上发展建立起来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卢元镇在其所著《体育人文社会科学概论高级教程》一书中,将体育人文社会学科学地界定为一门研究体育运动领域中各种人文现象和社会现象的综合性学科。
(二)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的界定
虽然给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精确的界定有一定困难,笔者还是尝试给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做一个大致的界定:所谓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是指在原有“范式”理论基础之上,在系统论指导之下,借鉴现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运用多学科的语言论域为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提供多种视角和研究方法,在多元视角下审视、探究和建构体育人文社会学基石范畴和理论体系,为理论研究和学术争鸣提供一个全新的理论体系和交流对话的平台。
(三)对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对象的解析
当代科学发展趋势是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迅速发展起来并走向科学的前沿,成为当代大科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人文社会学正是体育领域内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有机结合。社会科学主要是指对人类关系的学习和研究领域,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人口学等。而人文科学则是关于人类思想、文化、价值和精神表现的学科,包括语言学、文学、历史学、法学、艺术、音乐、舞蹈、戏剧、美术、哲学等。在英国,尽管有Humanit1es(人文科学)一词,而是以精神科学(或人文科学)将其统摄和概括。在我们看来,这里的分歧,从根本上说根源于人类知识在其发展过程既深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复杂情况,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文社会现象的复杂性,以及人文社会问题研究的多样性和综合性。综上所述,人文社会科学是以人文社会现象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因此,体育人文社会学是以体育领域内的人文现象和社会现象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的。
(四)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的规则范式
所谓规则范式,是指在观念范式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被科学共同体所共识的研究工具和方法,以及该学科的学科定位。规则范式因学科不同而各有特点,同一学科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其规则范式也有所不同。因此它是理论范式中最具有动态性质的一个层次。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的规则范式包括:对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及分析的工具或研究方法,对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的基准点。具体可解释为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学科属性,及在相关学科体系中学科定位。
四、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的特征及研究价值
(一)“范式”这一概念在库恩哲学里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具有多种属性和特征。而作为理论范式在体育人文社会学领域的具体一个分支,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既体现了理论范式的固有属性又彰显出体育学的独特特征。
整体性,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具有结构性和整体性的特征。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理论范式系统是由观念范式、规则范式、操作范式等要素构成的有层次有结构的有机整体,不单单是一堆杂乱的范式构件,这种结构性和整体性的特征正是体育人文社会学科学性与系统性的表现。
稳定性和灵活性,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具有稳定性和灵活性的特征,稳定性在于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具有很强的坚韧性,有抵抗反常的能力;灵活性在于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由于范式的自我扩张功能,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必然会随着体育实践活动的发展而有所变化。
社会性和历史性,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具有社会性和历史性的特征,这是因为对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的探讨必然处于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之中,离不开环境的影响,就必然使其具有一定的社会性,主要表现在受一定时代的生产和科学发展状况、社会需要、社会心理和社会价值标准、哲学、宗教和社会制度,甚至一个民族的习惯和传统等的影响。众所周知,系统的演变具有不可逆性,不同的历史时代有不同的科学认识共同体,这就使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不可避免的打上了历史的烙印。
工具性和实践性,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具有工具性和实践性的特征,一门学科理论范式的构建与完善既是其学科发展的阶段性总结,又为该学科在纵深层次、更宽领域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上的指导。这既是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的特征所在又是我们研究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的价值所在。
(二)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的研究价值,范式在具有精神工具作用的同时还具有实用工具的作用,不论其精神工具的作用还是其实用工具的作用,都是从不同的层面体现出了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的研究价值。具体说来,这种价值可表现在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的如下四个功能方面:
约束功能,作为“范式系统”中的承担者,科学共同体也就是相关科研人员,是“范式系统”中的要素之一,服从“范式系统”的规律,即科学共同体接受范式作为其共同的信仰,并在共同信仰的指导下,推动科学活动的进程。成为范式的重大科学理论总是在某种世界观的作用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并无不表现着一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定向聚焦功能,对于相关科研人员也就是科学共同体来讲,范式的作用是双重的,它既可以开阔思路,又要约束人们的思绪,规定研究的具体方向。把常规研究集中在选定的狭小领域。这实际上符合系统的层次理论的解释,系统层次随着层次结构由低向高推进,各层次结合的紧密程度由大到小递减,因此,在观念范式的基础上,科学工作者可以集中到可以解决的问题上,也不必一切工作从头再来,从而使科学在常规时期较之“前范式”时期进步更快,发展更有效。
自我保持的稳定功能,“范式”以系统形式存在,并具有一定的结构和层次,因而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因为作为观念范式层的低层系统的结合力较大,破坏其系统则需要更大的能量,所以使“范式系统”显现出具有抵抗反常的能力,具有很大的韧性,表现出相对的稳定性。
自我扩张功能,以“观念范式”为基础层的“范式系统”已经把共同成员的认识活动纳入了已有共同理论框架,完成了该范式所隐含的价值观念为蓝本的对共同成员心理价值意义的重构与再塑,使得他们去解决“范式系统”所限定的领域中的同一类相似问题,而且作为“范式系统”的较高层的“操作范式”在与“范式系统”的承担者――共同体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不断提出问题,使“范式系统”在解决既定疑点的情形下不断前进,这可以指导科学家以解难题的形式扩展自己的领地,扩大与外部世界的接触面。因此,范式系统能在一定历史时代提出自己要解决的问题,并由此规定自己的发展方向,来完成范式系统的自我扩张。
参考文献:
[1]卢元镇.体育人文社会科学概论高级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2]杨文轩,杨霆.体育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3]叶孟理,李锐.人文科学概念[M].江苏: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人类知识的增长、信息交流的便利，以及科学共同体的开放态度，使得交叉学科(或跨学科)的研究越来越呈现出加速发展的趋势。与此同时，关于交叉学科或跨学科观念、理论和方法方面的研究也日益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特别是对交叉学科研究的认识论基础和方法论问题的探讨，更是几成显学。对于以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为中心的交叉学科的认识论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间的相互作用的认识论的理解构成了本文的主题，文中的讨论将在科学哲学和知识社会学的范围内进行。
一、交叉学科的本质及研究意义
在剖析交叉学科现象的本质之前，有必要先界定一下交叉学科的定义。按照我国著名科学家、交叉学科研究的倡导者路甬祥的说法:所谓交叉学科，就是指两门或两门以上学科融合而形成的一种“新的综合理论或系统学问”［1］。应该说明的是，这种学科之间的交叉或融合并非简单机械地拼凑，而是依据学科间存在的内在逻辑关系而联结和渗透的结果。一言以蔽之，是各个学科间“有机的融合”。一般说来，学科交叉过程中的诸学科都是要纳入到特定的社会化的科学结构里的。现代科学结构包含了传统的基础科学(如物理学可分为原子核物理、高能物理、凝聚态物理、等离子体物理等)、综合科学(如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优势学科———空间科学、材料科学、能源科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建筑科学、灾害科学等及其衍生科学)、横断科学(如控制论、信息论、复杂性科学等)和在上述三类科学基础上形成的交叉科学。通常交叉学科有不同的分类标准。但大体上可分为“大交叉”和“小交叉”两大类:前者指学科亲缘关系较远的学科之间的交叉，比如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之间的交叉;后者是指学科亲缘关系较近的学科之间的交叉，如自然科学内部、技术科学内部或是人文科学内部、社会科学内部各学科之间的交叉。当然，这都是相对而言的，在归纳时切不可过于拘泥学科的性质。著名刊物《第欧根尼》中所选论文就属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间的学科交叉，以及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间的研究(涉及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与生态学、地理学、建筑学、环境科学、交通科学、计算机科学、医学、计量学等传统学科及相应的交叉学科)。具体说来，当代学术界的交叉学科群落既包括诸如文学哲学、文学人类学、历史社会学、哲学社会学、社会人类学、城市美学、犯罪心理学、开放经济政治学、政治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少数民族美学、文艺法学、知识管理学、虚拟人类学、国际经济学、技术经济学等“小交叉”研究的论文，也包括像经济物理学、时间经济学、视觉人类学、工程法学、社会工程学、科学社会学、工业设计、环境艺术、城市生态学、空间法学、媒体艺术、生态行政学、知识计量学、计量经济学、社会运筹学、网络社会学、航天医学工程学、电子政务学、交通美学、古生物考古学、神经语言学、认知心理学、石油金融学、世界睡眠医学、药物经济学、技术管理学、社会统计学、环境社会学、市政工程学、生物信息学、水文社会史等具有“大交叉”特征的边缘研究。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科学发展高度分化和整合的今天，交叉学科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这种因交叉学科或交叉学科群的衍生而导致的学科进化的趋势里，包含着深刻的科学意蕴和时代精神。从本质上说，学科交叉现象的背后隐藏着一个规律性的问题。那就是世界万物是相互融合、相互作用的。而这种事物的演进过程中，还存在着动态性的“无序”或“涌现”现象。科学哲学家劳丹认为，科学或学科发展的“无序”性是普遍的、永恒的，有序是暂时的、个别的。“无序”的根源就在于科学研究“从本质上是解决问题的活动”［2］。换句话说，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依赖于单一学科的研究，而且更寄希望于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的学者的共同努力和学术突破。学科的界限并不重要，关键是问题的提出和解决的过程是否具有原创性和富有成果。因此，这就是科学自主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外部动力所在［3］。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的研究领域的划分，在很大程度上关乎学者所采用的研究路径。美国科学学专家夏皮尔提出的“域”理论模式对于我们理解交叉学科的性质很有助益。夏皮尔认为，三个世纪以来，我们的科学研究的主要路向就是将特定的对象孤立起来加以考察。他把这种特定的、孤立的研究专题称之为“域”(domain)。这种“域”大体相当于学科研究的领域或跨学科的领域和研究课题。因而，所谓的科学发展就表现在各个学科领域的增加减少或删除合并的变化上。领域的变化往往会引发学科交叉现象的产生。科学也由此被内在地划出大小不等的界限来［4］。科学史上的范式革命也常常产生在交叉学科丛生的科学领域里。这一点已得到了证实。通过对百余年来诺贝尔奖的分析发现，该奖普遍存在着学科交叉现象。如果以二级交叉、三级交叉为标准的话，那么，几乎所有的物理学、化学、生理或医学奖都是学科交叉的产物［5］。这些原创性的重大成果大都集中于量子力学、基因工程、超导物质与理论、化学热力学、电化学、化学动力学、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遗传工程学等跨学科的领域及相关的基础学科中。可以说，未来的中国科学界和教育界在参与国际竞争过程中也必须将发展交叉学科视为国家和一流大学发展的战略。时至今日，交叉学科研究的意义已无须赘言。
二、人文—社会认识论
众所周知，人类的认识历程是跟人类知识的发生与增长的过程相应的。从中国的先秦思想家(如孔子、老子、墨子、公孙龙子等)、古希腊哲学家(如泰勒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毕达哥拉斯等)直至西方近代以来的思想家(康德、休谟、笛卡尔、培根、卢梭、孟德斯鸠、孔德、斯宾塞、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等)，都曾经为提出和完善古典认识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进入20世纪以来，卡尔•波普尔、托马斯•库恩、保罗•费耶阿本德、汉斯•莱辛巴哈，以及狄尔泰、伽达默尔、舍勒、曼海姆、舒茨、卡尔纳普、德里达、巴恩斯、布鲁尔等人则为认识论做出了新的智力工作。应该说，他们的认识理论在试图解决现代知识增长问题和科学精确化以及跨学科研究等方面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因此，批判地考察上述认识论理论资源和成果将是有意义的，同时也对我们深化认识交叉学科的本质不无益处。所谓“人文—社会认识论”是指在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领域内的认识论取向。它对解释和理解在人文学科与人文学科间、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间、社会科学与社会科学间的三组跨学科研究的认识过程及其本质，具有预设的认识论价值。这是一个笔者首次提出的将人文认识和狭义的社会认识融合或整合起来的一个新概念，比以往的“社会认识论”提法更接近于人文社会的事实，具有更突出的人文性和社会性的二元合一特质。从学科发生和发展的规律及知识点的分布来看，诸如文学批评、艺术理论、历史学、文化研究、元哲学、人类学、语言学等人文学科都存在着不同于一般社会科学学科的特质。但是，长期以来或者不很认同人文学科的科学性，或者将其简单地归并于社会科学范围之内。实践表明，这样做的结果一定有助于人文与社会科学的边缘研究。瑞士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曾经在《人文科学认识论》一书中提出了“人文科学认识论”的概念，并指出人类和社会科学研究将出现融合发展的趋势。他对于人文(社会)科学认识论所做的思考，直到现在对我们还很有启发意义。当然，以其发生认识论为理论基础、拓展其整个认识论的逻辑，也有其明显的局限性。他反对在“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做出本质的区分，因为在他看来，一切社会现象都取决于人类的生理、心理和社会过程。这种看法带有强烈的发生心理学的味道。为此，他将人文科学简单地分成四种类型:一是“正题法则科学”(即探索“规律”的科学，如科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种学、语言学、经济学、人口统计学等);二是“人文历史科学”(主要是以重现和理解时间长河中展开的人类社会发展史、生活史为中心的历史科学);三是法律科学;四是哲学学科［6］。以人类学为例，它也必须遵循人文科学认识论。比如，人种学和认知人类学以及文化技术学都可以视为特定意义上的人类认知领域的学问［7］。尽管在一般人看来，属于比较认识论的范畴。人文科学还必须具有一种能把科学领域的理论与关于理论的知识联系起来的主题意识，这一点不容忽视。毫无疑问，社会认识论的主题意识乃是指向社会认知过程的。它的核心议题是根据某些社会科学学科和社会认知科学而分析出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的社会知识与经验。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社会认识论研究室主任伊利亚•卡萨文教授认为，现代社会认识论植根于康德、恩格斯、卡尔纳普等人的认识论思想，其知识要素是由社会客体、社会主体和社会认知条件三者所决定的。每一个因素都具有社会知识来源的作用。古典认识论突出了社会客体，将知识置于研究的重点。相反，对来自于主体的知识或者视为一种阻碍，或者视为主体的基础［8］。诚然，作为一种社会决定的现象的知识问题，其在人文与社会科学及其交叉学科的发展过程中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在文化与人类学、传播与符号学、社会与制度等社会文化语境的社会认知模式中，都存在着强烈的人类社会本质的影响。其中，也包含了知识社会学和社会建构理论所关注的意涵。这一切在维特根斯坦、巴赫金、曼海姆、舍勒、米德、默顿、普里查曼、格尔茨、加芬克尔和卢曼等人的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中，都有全面的展现。
三、科学—技术认识论
这里的科学—技术认识论，是将科学哲学界的科学认识论和技术认识论融合或整合起来的结果。一方面，可以避免笔者不喜欢使用的“科技”一语;另一方面，则可以将技术纳入到科学的“大家庭”里，以及将科学视为一种技术的“物化”过程的科学基础。其实，从本质上来说，科学只有一个，就是“科学”。科学是科学，技术也是科学。我们发现，诺贝尔科学奖中有90%以上的奖项授予了基础理论方面的重大创新科学成就，而极少给予技术产品的发明人。比如，世界著名的卡文迪什实验室之所以不断获奖就是因为它始终处于分子生物学的基础理论研究的国际学术前沿位置上，并在此基础上将生物学、物理学、化学、医学、数学和工程学紧密地结合起来的多学科研究结果。学科交叉的绝对性和现代性，使学术研究呈现出“去单一化”的态势。交叉性、边缘性已成为科学难以拒绝的选择。“元科学”与交叉学科的融通，已变成学者的一种基本责任。纵观20世纪以来的科学技术哲学，我们很容易看到，它正是科学认识、技术认识变革的理论基础，是人们认识世界的方法论变革的前提和基本路向。科学认识论，可以说是始于古希腊哲学家、科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归纳解释法和英国哲学家休谟的怀疑主义的［9］。但归根结底，我们了解到的科学认识论的基础就是归纳法和演绎法。这一点几乎是不容置疑的科学和技术认识论的铁律。应该说，人类对科学技术的认识过程是十分漫长的。近代科学技术兴起至今，已经历了至少五个世纪的时间。直到波普尔、库恩、费耶阿本德和海德格尔等人为止，才算是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图景。根据波普尔的观点，科学知识表现为某种关于世界、世界的秩序、规律和规律的理论或描述。在他看来，只有理论知识才能发现真理，才能实现对世界(即客观物质世界、主观意识世界和客观知识世界3个世界)的具有真正价值的猜测。然而，理论知识永远不可能被证实或确认是真实的，尽管它可以接受严格的批判性检验。科学发现的逻辑就是，科学发现始终得到理论的指导，而理论却不是由于观察而得到的发现。说起来这似乎像是一个科学认识的怪圈，但事实上科学发现的过程的确是异常复杂的，对其本质的认识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与波普尔不同，库恩则认为，科学知识的作用是在一种总的观点即一种世界观的范围内形成一种观点，这种观点知道我们如何看待现实，各种理论可以接受或摒弃的标准是什么，或者什么时候可以认为理论是可以被证伪的。科学界的这种观点是由各种实例和各个学科间的矩阵形成的。前者是被科学界视为范式的解决各种问题的具体方法;后者则是“科学共同体”的“普世”基础或共同义务、信念和价值的观念［10］。按照库恩的思想，科学的变化过程基本上是革命的和不连续性的，会带来深远的认识论后果。由此，他将科学分成正常的科学和特殊的科学。交叉学科很类似于这种可以随心所欲地研究的特殊科学，它不需要受到更多的学科矩阵的约束。在科学认识论和技术认识论上，费耶阿本德和海德格尔分别强调“怎么都行的”科学经验主义及技术异化论。人类科学技术史表明，科学(基础科学)理论的提出和完善对技术发明及应用往往会产生基石的作用。没有基础科学理论的突破，就谈不上普遍的技术进步。反之，如果一直缺乏技术上的支撑，也不会进一步为基础科学理论的创新提供“人工物”或技术实践上的验证。这是现代科学技术认识论的本质特征的体现和互动规律。理论化知识和技术性知识的相互作用，不仅可以避免科学进步的停滞不前，而且也可以促进新颖、创新的方法论的被采用，从而有助于实现破旧立新和建立科学技术新秩序的根本目标。科学技术的跨学科研究作为一种知识增长的方法论选择，其合理性也将隐藏于上述目标之中。
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作为一种具体的方法论，不同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一般的哲学方法论，它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础，它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提供一般的方法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具体化。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联结历史唯物主义和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中间环节和桥梁，因而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可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来直接指导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看法是偏颇的。为了进一步推动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丰富历史唯物主义，很有必要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这一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可从以下两个方面人手。
一、积极扬弃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成果
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在100多年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中，产生了大量的积极成果，主要包括以孔德、斯宾塞、迪尔凯姆、韦伯、温奇、吉登斯等为代表的众多社会科学家系统创建的两对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包括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以及对它们所做的种种有益的综合研究。就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而言，后一种研究的积极成果意义更大，因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就是一种综合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而在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史上，韦伯、温奇、吉登斯等社会科学家试图将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则是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直接的理论前提。
吉登斯在《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一种对解释社会学的建设性批判》中，立足于解释学立场也尝试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来开展社会学研究。吉登斯同意温奇对韦伯的质疑，即认为韦伯“错误地假定人类行为的解释可以采取一种逻辑上与自然科学特征相同的因果关系形式（如果不是在内容上）”，并进一步以他称之为“能动者因果关系”的理论探讨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
吉登斯又通过建构“结构二重性”理论来综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中认为，“结构二重性”（dualityofstructure）指的是“�Y构同时作为自身反复组织起来的行为的中介与结果；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为，而是反复不断地卷入行为的生产与再生产。”因而“在结构二重性观点看来，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
总体而言，他们的努力都加深了人们对于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之间关系的理解以及综合它们的基础的理解。这无疑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建构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前提。
二、基于唯物史观融合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
一般说来，有什么样的世界观或哲学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世界观或哲学观和方法论是一致的。人们对于社会所形成的理论化、系统化的观点就是所谓的社会哲学，以这一社会哲学指导去观察、研究、分析和处理各种社会现象就是所谓研究社会的方法论，即社会科学方法论。因此，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以社会哲学为基础的。
传统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主要包括两对相互对立的科学方法论，即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与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它们分别以两对对立的社会哲学为基础。
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以“社会独特论”和“社会类似论”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社会独特论”认为社会虽然是自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社会一旦产生就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从而与自然区别开来。社会的独特性在于，它是一种人文或文化现象，是人的主观活动的结果。因此，在“社会独特论”看来，既然社会是一种不同于自然现象的独特的人文或文化现象。那么不应照搬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学方法（实证的方法），而应运用人文科学方法（理解的方法）来研究这种独特的社会现象。“社会类似论”认为社会是自然长期发展的产物，又是自然的～部分，社会是一种“类自然现象”，具有类似于自然的客观特点和规律。因此，在“社会类似论”看来，既然社会是一种与自然相类似的现象，那么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学方法（即实证的方法）对于研究社会现象也应是十分有效的。
【摘要题】理论探索
【关键词】社会科学/科学生产力/CSSCI
1引言
科学生产力与物质生产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范畴，它们的成果表现形式有着质的差别。后者的成果是物质的、有形的，而前者则是非物质的、无形的，需要经过转化才能成为有形的。自然科学、技术生产力成果的表现形式主要是论文、著作、专利；社会科学生产力成果的表现形式则主要是著作、论文、研究（咨询）报告。对于物质生产力的评价国际上已经建立起一套通用的、公认的指标体系，可以进行直接评价。而对于科学生产力的评价，由于它的成果是非物质的、无形的，因此无法对它进行直接评价。目前，国际上的通用做法是对它的成果的转化表现形式进行量化评价，从而对科学生产力进行间接评价。
论文是科学成果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这里所说的社会科学生产力是指社会科学生产的能力。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加菲尔德(E.Garfield)主持的美国费城科学信息研究所(ISI)研制了《科学引文索引》(SCI)，以在SCI来源期刊上发表科学论文的数量和已被SCI录用论文的引用量作为衡量科学成果的量和质的主要指标。经过30多年的实践，目前SCI已被国际公认为评价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单位乃至学者个人科学成果（主要是基础研究）和学术影响的主要工具。自1988年开始，受国家科委的委托，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依据SCI每年我国各科研机构、高等学校在SCI的发文量和被引量统计。这一重大举措导致了各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纷纷采取各种激励措施，从而在总体上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科学生产力的发展。
在E.Garfield的主持下，自《科学引文索引》之后，美国费城科学信息研究所相继研制、出版了《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和《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A&HCI)。但SCI、SSCI、A&HCI是国际性的，且不收录中文期刊，而我国的科学研究人员的成果绝大多数发表在国内出版的中文期刊上。为了能准确、全面地反映、评价我国的科学生产力，研制基于中文学术期刊的引文索引就成为十分紧迫的重要任务。1995年，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制的以国内出版的核心科技期刊为素材的《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正式出版。1998年南京大学开始研制《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hineseSocialScienceCitationIndex-CSSCI)，1999年经专家组论证，教育部正式批准，将《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列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重大项目。
在教育部社政司的支持和指导下，经过课题组3年多的努力，《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已研制成功，相继出版了CSSCI(1998)、(1999)、(2000)、(2001)光盘和网络版，并提供查询、咨询、统计服务（包括网上服务）。CSSCI的出版填补了我国该领域的空白。
CSSCI来源期刊的选定是在教育部社政司的直接指导下、广大社会科学领域专家的参与下进行的。2001年3月，教育部社政司成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咨询委员会”，由全国17所高校的社会科学专家和社科管理专家组成。在教育部社政司领导的参与下，咨询委员会于2001年3月、4月、5月分别在南京、长沙、珠海召开会议，对CSSCI来源期刊进行了充分、深入的讨论，会后由教育部社政司组织全国社会科学领域1000名教授对CSSCI来源期刊进行评选，最后确定CSSCI来源期刊419种。这保证了CSSCI的科学性、客观性。
表1论文的地区——学科分布
附图
说明：由于少数论文涉及2个学科、作者涉及2个地区，故论文总数略多于CSSCI(2001)论文总数。
本文基于《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01)，以发表学术论文为指标，对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及其结构、分布作一初步研究，以对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作一宏观描述。
2社会科学学术论文总量及其地区、学科分布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01)来源期刊为419种，录用来源文献为61492篇。根据CSSCI(2001)数据库，分析、统计得出社会科学学术论文的地区——学科分布，如表1所示（见上页）。
3我国社会科学生产力结构分析
由表1论文的学科分布可知，2001年我国社会科学学术论文总量中经济学占30.41%，这是我国改革开放20年来实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在论文学科分布中的反映。占社科论文总量4%以上的其他8个学科依次是：教育学，政治学，新闻与传播学，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文学，历史学，法学，哲学。
由表1论文的地区分布可知，2001年发表的社会科学学术论文中北京占28.16%，列第1位，遥遥领先于其他省市，这是由北京市集中了量多质高的高等院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政部门（含所属研究机构）所导致的。占社科论文总量4%以上的其他6个地区依次是：上海(9.04%)，江苏(7.70%)，湖北(6.82%)，广东(6.45%)，浙江(4.52%)，四川(4.23%)。表1全面反映了我国社会科学生产力的地区分布。它还列出了社会科学各学科论文的地区分布，由此可反映出社会科学各学科生产力的地区分布。表2列出了各学科论文发文量按地区分布的前5名，反映了各学科社会科学生产力处于领先地位的省、市，比较突出的是北京、上海、江苏、湖北、广东。
表2学科论文地区发文量排序前五名
附图
收稿日期：2003-06-09
【参考文献】
1邹志仁.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01).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邹志仁.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计量指标——论文、引文与期刊引用统计（2000年）.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当人文科学和文学意义处于僵化意识形态和日常生活伦理遮蔽之中时，人们开始重新询问艺术本体存在的意义，而要抵达艺术本体意义的深层，则必须具有全新的方法。新的科学方法论不仅可以通过科学的名义使僵化意识和保守心态无可责难，而且可以追踪世界最新的思维方法--尽管是自然科学方法。这样，中国学术史上就前所未有地出现了用自然科学方法全面而整体性地进入人文研究领域的现象，并持续了相当的时间。这一学术史的新现象值得学界认真审理。
一新方法论的引入与人文科学视野拓展
80年代"主体性"问题成为一个歧义迭出的文化热点，无论是哲学界的"主体性"还是文论界关于"主体论"的阐释和启蒙思想的重新塑造，关于人自身理想化和乌托邦的反思，以及对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主体精神的超级想象，都使主体性问题获得了空前凸显。美学界李泽厚的"积淀说"，文论界刘再复的"人物性格二重组合论"，文艺界的"对人性的呼唤"，对主体精神觉醒的痛苦记忆以及自我心灵苏生的张扬，均使主体性问题引起整个社会的空前关注。当然，由于理论准备的不足，也出现了前现代与现代之间的某种理论的杂糅性。
80年代第一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哲学史讨论会特刊《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讨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对中国学界思想解放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新思想出现的信号，即对新方法论的要求成为打开人文社会科学新思维和新角度的重要尺度。人们越来越明晰地意识到，方法论与本体论具有价值同一性。本体是方法的本源，方法是通达本体的中介。一定的本体论或世界观原则在认识实践过程中的运用表现为方法。方法论是有关这些方法的理论。没有和本体论相脱离、相分裂的孤立的方法论；也没有不具备方法论意义的纯粹的世界观或本体论。于是，方法论作为本体论研究的前奏出现在中国人文科学界。其后，几部重要的科学方法论的著作的陆续出版，对中国学界思想解放运动有重要的借鉴和提升作用。这些著作有：《哲学研究》编辑部编《科学方法论》，（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陶文楼著《辩证逻辑的思维方法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陈衡编著《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魏宏森著《系统科学方法论导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赵壁如主编《现代心理学的方法论和历史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心理学中的哲学问题译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张岱年著《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北京：中华书局，1983）。尤其是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更是在学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85年被称为方法论年，这一年由"旧三论"即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到达"新三论"即协同论、耗散结构论等，进一步从自然科学的方法向人文科学的方法延展。但是，以科学方法论作为人文科学方法论的弊端很多，其有效性被人们一再质疑--尽管也有在鲁迅《阿Q正传》研究方面用系统论比较成功的例子。在我看来，科学方法论在对艺术本质的思考产生强大冲击力的同时，人们所用一套科学图解式的范畴大谈文学艺术：信息、反馈、系统、耗散等仍然显得力不从心，甚至望文生义地误读科学方法论亦不在少数。当科学方法论热潮消退之后，人文理性、艺术本质、文学史的本源是什么的问题仍坚若磐石。当然，这不能怪科学方法论的无能，实在是它因越界而无法解答。科学并非万能，它也有自身不可超越的界限，正是这界限揭示出科学不是艺术，艺术世界既不想又不能变成科学世界。科学方法论可以在某些局部打开一个文艺分析新的角度，但它的触角无法伸进文艺本体之中，艺术必须找到自己独特的思的源头和存在方式。
于是，西方的现代人文科学方法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荣格神话原型法，现象学方法，解释学方法，西方马克思主义方法，女权主义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等都共时态地涌进了学界。人们在最初接受译著译文后，很快做出了思想性反应，并诞生了一批较有厚度的研究著作。这些著作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对文艺理论产生了积极的启蒙思路的作用。尤其是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的三部方法论的著作，在学界引起了重要的反响。如：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文学研究新方法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外国现代文艺批评方法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文艺研究新方法论文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同时，张卓民、康荣平编著《系统方法》，（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编选《美学文艺学方法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选编《新方法论与文学探索》，（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5），也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人文研究者运用这些新方法，分析解剖作品的内在要素，揭示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呈现文学作品的深层无意识，挖掘意识形态的权力运作模式，新阐释层面和新研究角度出现了，"思维空间"获得新的高度，"价值维度"得到重新观照，"主体精神"亦有了相当的发展。
1986年以降，心理学、人类学、符号学方法渗入文艺研究方法中，在文艺时究领域出现了诸如整体、要素、层次、结构、功能、叙事、范式等新概念和新范畴。艺术方法论也从摹仿论、功用论、表现论向形式论转化。文学研究方法告别了作为实现反映目的的方式和狭窄的专业领域，在新世纪中唤醒了新的方法论意识，开始以一种更清醒更自觉的姿态寻找方法系统的建立。理论批评家争先恐后创造新概念使用新方法，扩大文学研究的话语领域，从而诞生了一个个新的批评流派，跨入了文艺研究方法变革的时代。这时期，出版了多种关于文艺理论和其他学科方法论的著作：(英)拉卡托斯(Lakatos,I.)著《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兰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傅修延，夏汉宁编著《文学批评方法论基础》，（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潘宇鹏著《辩证逻辑与科学方法论》，（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7），王春元、钱中文主编《文学理论方法论研究》，（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编选《美学文艺学方法论·续集》，（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赵吉惠著《历史学方法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陶承德主编《现代科学方法论》，（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编《文艺学方法论讲演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张余金编《科学方法论》，（北京：劳动人事出版社，1988），刘蔚华主编《方法论辞典》，（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法)迪尔凯姆(E.Durkheim)著《社会学研究方法论》，胡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美)威尔逊(Wilson,E.B.)著《科学研究方法论》，石大中等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8），孙小礼著《科学方法论史纲》，（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孙世雄著《科学方法论的理论和历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89），王鸿钧、孙宏安著《中国古代数学思想方法》，（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曾玉书等主编《社会科学方法论》，（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法)戈德曼(Goldman,L.)著《文学社会学方法论》，段毅、牛宏宝译，（北京：工人出版社，1989）。可以见到，当代文论研究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领域对艺术进行了多层次多维度的研究，借用现代哲学方法、心理学方法、原型方法、语言学方法、人类学方法、符号学方法研究文论和文学史现象，学界出现了新观念层出不穷，不断翻新的局面。
值得注意的是，透过方法翻新的表层，其深层正表露出这样的意向性：人们渴望通过新方法，去对不确定的生命过程加以意义界定，从而展示出人的现实处境和可能性。僵化的意识形态和保守的文化心态使真实的生命意义被遮蔽，人们只能通过新方法抵达反思的源头，通过语言的重新解释与已退隐的东西照面--通过新方法使得那一度消隐不彰的意义多元化地呈现出来。
进入90年代，方法论研究已经失去了80年代那种夺人的气势，而成为一种学理研究在不同学科中稳步地进行着。出版有：徐本顺、殷启正著《数学中的美学方法》，（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陈嘉明著《当代西方哲学方法论与社会科学》，（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法)杜夫海纳主编《美学文艺学方法论》，朱立元、程介未编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王锺陵著《文学史新方法论》，（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3），何国瑞著《文艺学方法论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黄修己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方法论集》，）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胡经之、王岳川主编《现代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盛钧平著《最新思维方法论》，（武汉：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1994），李春泰著《文化方法论导论》，（武汉：武汉出版社，1996），周思源著《红楼梦创作方法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冯毓云著《文艺学与方法论》，（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陈保亚著《20世纪中国语言学方法论：1898-1998》，（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郭晓川著《中西美术史方法论比较》，（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00），刘明今著《方法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等。不难看到，这些著作在各自层面上推进了方法论的研究，有不少在整体构架和思路上远远高于80年代的著作。这些著作在整个文化艺术话语转型时期，运用新方法去分析作品结构、人物心态、语码符号、意义增殖等问题，具有研究"范式转换"的重要意义。但是我要说，话语转型时期的文艺方法研究，的确对门类繁多的文学现象加以多元多维的分析，然而作为一种崛起的当代文艺方法论思潮，再也没有80年代那种振聋发聩的力量了。
二当代中国文论方法论学术史的意义问题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80年代的科学新方法仅仅具有敞开言路、推进新学的意义，而人文科学新方法尤其是与文艺本体关系密切的新批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解释学、接受美学的精神，促使文艺方法论超越了科学方法论维度，开始重视西学人文科学方法论，进而使文学批评的思维方式发生了转型--以现代批评方法取代传统批评方法。现代批评方法本质上是对文学生产、作品结构、读者接受这一总体过程各环节的思维活动的评判。其思维方式构成了批评方法的内在结构，而四种连续的思维程度构成完整的辩证分析方法模式。第一个思维程序是准备，选择一个基本出发点，确定分析的原则，并在客观背景上考察对象的总体图景。第二个思维程序是近观和环视，即在中距离和近距离观察对象，细细剖析，以揭示其外部联系、含义和意义。第三个思维程序是潜沉到作品之中，分解其内部结构要素，把握各部分、各结构、各要素组合的意义。第四个思维程序是领会本质，会通前三个程序而达到对作品的完整认识。这种新的综合，在螺旋式认识过程的更高一圈上使研究者返回作品。
这意味着文艺学美学方法论是一个具有不同层面的结构。现代文艺研究方法不同于传统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在于，批评方法不再是单一的、零碎的，而成为吸收融合各门人文科学（乃至自然科学）方法的一个有机方法论体系。这一体系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即哲学一逻辑方法、一般批评模式、特殊研究方法：其一，"哲学一逻辑方法"，吸收当代哲学的精神资源，面对种种文艺现象，广泛采用归纳、演绎和分析综合等逻辑方法加以评论。其二，一般批评模式，即在作者、作品、读者和社会这四维关系中对其中某一维度进行研究，而形成了一种具体的批评方法。如侧重作家心理和创作经验的研究，则产生文学社会研究、传记研究、精神分析法、原型理论等；强调作品本体研究，则产生符号学方法、形式研究法、新批评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等；侧重读者接受研究，则有文艺现象学研究方法、文艺解释学方法、接受美学方法；而注重社会文化研究，则有文学解构主义方法、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方法、新历史主义方法，乃至后现代后殖民主义文学批评法等。其三，特殊研究方法。如书信日记"考辨法"--发现作家创作心态、创作规律、构思过程以及作家身世与主人公的"投射"关系等；细读法--通过细读发现作品字句背后的"微言大义"；"评点法"--以只言片语对文中的关键点加以印象式的批评，或随点随评，使文中之意醒豁；"比较法"--通过作品与同代作品比较，作品与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作品比较看出作品的独特价值所在；"社会统计法"--通过计算机计算定性定量分析，研究相关著作用词频律、关键字出现的次数和文字风格等；"文化场"--对文学背后的权力运作进行考察，揭示被遮蔽误读文化现象；"症候研究法"--通过文化症候分析比较值计算等精确方法，来规定、解释或描述某些文学现象。
在我看来，哲学一逻辑方法更具有形而上学的气质，能在总体把握中具有高屋建瓴的气势，但是容易空通话而脱离文艺的具体时间，出现作品阐释的失效。一般批评模式能够产生"片面的深刻"的效果，发现对象的独特性和另类型，但是逃不脱"深刻的片面"的窠臼；特殊研究法是微观研究法，其当代运用能体现文学研究不同侧重点、不同维度的批评个性。应该说，文学研究方法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演变的有机体，是探索文学艺术奥秘的中介形式，只有文艺本体论真正出场，才代表了当代中国文艺研究精神的自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