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又依据已存的一些理论假设，依靠公式模型的理论，可能会发现一些不同的理论和预期得到的贸易和金融在数据上的正相关的关系。下面列举了一些可能的理论：
1．金融相当于对贸易的输入。由于双方更强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导致了更少的交易成本和更小的风险，更大的国家间的资金流从而产生。但由于更便宜的交易信贷，金融的发展也使得贸易繁荣。
2．信息溢出。通过商业活动，产生了贸易联系；贸易联系加强了两个经济体之间的信息交流，但这也反过来刺激出更大的将金融资本的流动。相反的因果关系也是可以想象的：更强的财政的交互作用何能会导致更客观的信息交换，这也会刺激更多的贸易。信息在公共和私人之间也会泄露。
3．完全违约和贸易惩罚。贸易的所得可以被用作一旦违约时的惩罚手段。
4．名声的间接影响。持续的低风险，在商品合同中的诚信交易可以提升名声，进而提升长线交易的可持续性。
5．风险共享和产量划分。国家间的金融发展和合并推动了风险共享，这就可以根据各国的比较优势产生更加专门的产品模式，从而提高贸易量。
6．外国直接投资。由于有建立“出口平台”的愿望，外国直接投资是有动机的。它是由价格因素决定的。FDI随着贸易的变化而一起变化。当运输成本太高时，本地市场就需要更多的本地厂家，FDI就替代了贸易。
基于上面的理论和双边贸易、资金流等数据的可靠性，作者假设上面的项目存在一定的关系，这个关系可用于从某个策源国到几个目的国的资金流：
ln(FinancialFlow/GDP)it=a+bln(TradeFlow/GDP)it+cXit+uit
金融资本流动量由参与国的规模适当规划，X是其他影响国家间金融流量的变量的矢量，u是误差，使公式保持正常。
这里有些单元是在过去某时段的接收部分，它是整个时期的平均数据。典型的数据可以通过不同时段的几个接受部分的数据获得。这里所依赖的变量值用来衡量双边金融流入量。类似的，贸易值也可以衡量贸易。可控变量X包括人均收入、货币制度等。这些变量值对贸易量、金融流动量、或二者兼有影响。
（一）稳健性检测：其他控制变量
经过分析，得到一些变量，这些变量反映了其他可能补充对该国的资本流动的因素的贡献：劳动力增长（通过人口增长率和移民率反映），人们的资本积累水平（通过教育费用衡量），自然资源（通过代表出口资源反映）。这四个另外加上的变量没有对私人部门有很大影响但初级产品变量对公共投资造成了较大影响。
（二）稳健性检测；辅助变量估计：
作者再次运用工具变数校正贸易潜在内生性的方法进行基准分析，当用贸易的工具变数分析时，贸易对私人和公共投资的影响都要比在运用OLS分析时要大。从结果中得出在该例中贸易金融关系对于由金融到贸易的相反原因引起的内生性保持稳定。
（三）稳健性测定：违约和制度
对图表的分析可以得出，体制质量对资金流动没有决定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体制质量对资金流动没有影响，因为该影响是间接的。讨论说明大英帝国继承了优良的体制，该体制和帝国与高的贸易流相联系，促进了更多的资金流。贸易和金融的关系，从表中得出的结论对默认值变量和体制变量并不敏感，事实上是固定的。
（四）模型检测：贸易帝国的交互作用和惩罚理论
最后，抛掉没有意义的体制系数，对战前例子中加入一个关于殖民的变量。关于殖民的系数可以说明贸易对资金流的影响相对独立国家是强还是弱。关于惩罚假说，表中没有提供支持。在殖民地贸易对金融的影响并不逊于独立国家。我们得出贸易和金融在殖民地和非殖民地的联系是一样强的，同时对惩罚理论造成了怀疑。
二、讨论
在美国情况就不同了，首先要指出的是在两次战争之间，美国的投资并没有像战前英国那样被贸易所引导向私人部门。因为人们公认在两次战争之间时期的贸易比战前贸易更为不安全而交易成本更高。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多，包括在战后持续的贸易锐减，金本位的崩溃，更严重的贸易壁垒以及增大的交易成本。有可能由于上述问题过于严重，从而使得连通私人部门间关系的渠道被削弱了。多年在世界金融领域处于领导地位，給战前英国足够的时间来展示这些累积的力量。然而在两次战争期间，在美国霸权建立的早些时候，美国没有显示出这种积累。这一在新金融霸权出现期间联系的削弱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基于因果累计，信息及信誉外溢理论的正确性。
我们接下来指出在两次战争之间所出现强烈的所得效益。这些所得效益对于私人投资和总投资说明了新的霸权是建立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上的。如果在两次战争之间，信用薄弱，持续时间很短且难以有效获得信息的话，美国的投资人将会寻找一个可选择的信号来帮助他们找出较好的债务人。这是人均收入可以被视为在该国能可靠经商投资的信号。这一因素在强烈的贸易-金融关系中尤为明显。
最后，要指出的是金本位制对于其他衰退的影响是十分轻微的。在研究中，贸易关系与殖民地地位比起前在投资目标国的货币体制更能吸引投资者。金本位制可以看作是贸易变量的一部分。另外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许多采取金本位制的国家都是英国的殖民地，把殖民地这一因素和金本位这一因素结合起来看的话，我们可以把金本位制视为殖民地因素的一部分。
三、结论
总体结论是贸易-金融之间关系在1870-1913和1920-1929确实存在并发挥作用。通过对于机制等变量的分析可以发现：增长的贸易将导致从两个霸权国家获得更多的投资，一战前的英国和战后的美国的银行家走向了世界。
那些研究信息与信用有贸易外溢到投资的理论可能会借助于我们分析中所发现的两个霸权国家之间的差异。由于英国商人和借款人有足够的时间来建立相互关系及信用，外溢现象在一战前更为显著，而由于美国是新兴的霸权国家，缺少在国际贸易和金融领域充当领袖的记录，这一关系在两次战争间的美国较为薄弱。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发现在两次战争间私人投资的贸易-金融参数较小。
最终作者对惩罚理论造成了怀疑，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基于因果累计，信息及信誉外溢理论的正确性。
有关贸易与金融之间的联系的解释说明应着眼于在各个时期都有效，并加入其他外生变量如政治，帝国，组织机构，运输成本及其它可以更好的说明这一理论的变量。
关键词：哲学;建构主义;国际关系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开始突破了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朝多元化、跨学科、交叉性的方向发展。冷战结束后,这种多元竞争的局面更加活跃。这一时期兴起和逐步完善的以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Wendt)为突出代表的国际政治社会建构主义理论日益受到人们重视,成长为势头强劲的理论学派。它与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一起,成为了当代最有影响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且渐有后来居上之势。建构主义的理论基础,探讨的主题,考察问题的角度、方法和思路都与哲学有着紧密的关联,或者说有着鲜明的哲学特征。
一、建构主义的哲学基础
建构主义原本并不是国际关系学界的概念。它最初被用于教育心理学领域,曾经出现在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论述心理发生发展及认识形成的著作《发生认识论原理》当中。在这一领域,“建构主义”被用来说明儿童在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通过“同化”与“顺应”两个基本过程,逐步建立起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从而发展自身的认识结构。这一心理学基础应用于教育学中,即演化为以学生为主体,教师、学生、教材(知识)、媒介四要素相互作用的建构主义教学模式。[1](P58-60)
对建构主义使用最广泛、最深刻的是社会学领域,建构主义被人们公认为社会学领域内的概念或方法。这也是国际关系领域内的建构主义被称为“国际政治社会学”的原因。在这一领域,建构主义主要是指一种系统的社会学方法论,即从社会化、规范化的宏观整体出发,研究社会体系、构成这一体系的个体及其观念、身份和行为实践。
国际关系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可以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社会理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韦伯的政治社会学、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等找到其深厚的社会学渊源。[2](P1)然而,作为一种足以挑战国际关系主流理性主义学派的全新理论,建构主义首先要做的就是夯实它整个理论大厦的根基,建立与之相联系的深厚哲学基础。
哲学是什么?形而上地说,“哲学是指导人们生活的艺术或智慧”。形而下地说,哲学是人们理解世界和人自身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和方法,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价值观。哲学源于人类好奇的本能和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它的永恒主题是人。[3](P4)
亚历山大·温特的《国际政治社会理论》是全面提出和阐述国际关系建构主义理论的代表作,著作的第一部分基本上是社会理论和哲学理论。[4](P3)温特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各个方面讨论了社会建构问题,同时建构了他“温和建构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一是基础性层面,即第二层面问题,涉及有什么内容以及我们怎样解释和理解建构主义”。[4](P5)建构主义在其理论部分的中心词语是:社会结构,施动者,共有观念,建构。即认为:国际社会的结构是由国际体系的施动者通过其共有观念来建构的社会性结构,而非纯粹的物质性结构;即使是行为体自身的身份和利益也不是天然固有的,而是由共有观念和与之相应的社会性结构来建构的。这是国际关系几大要素的基本关系问题。
从哲学的角度来理解,建构主义承认社会结构和行为者身份是一种存在,观念属于思维范畴,但是这一存在并不是先验的、绝对的存在,而是物质因素和思维共同建构的存在。它们的联系就在于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存在,同时建构了存在。而存在既是已有的物质存在,同时也是受思维影响的存在。因为世界毕竟只是人们所认知的世界。(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太阳,其实只是感受到了它在几分钟以前放射出的光芒,而不是此刻真正的太阳的状态。)这也就是说,建构主义并不否认理性主义所讨论的世界具有客观性,并且可以认识,但是这种客观性只有在认识的主体间才能得到体现。因为认识客观世界必须在认知实践中才能实现。[5](P30)
建构主义试图以整体主义和观念主义的方法,诠释国际政治的体系和个体及其相互作用,对观念的建构作用、社会结构和行为体的相互作用的阐发带有明显的黑格尔辩证唯心主义哲学的痕迹。它所宣称的“探求国际政治环境从洛克文化到康德文化的过渡”,追寻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友谊的目标取向,则更鲜明地展现了建构主义类似哲学的价值追求。
二、建构主义与人、社会、观念
在国际关系的动力和构成问题上,建构主义认为,国际社会的主要施动者“国家”实际上是无法看到的,国家行动依赖于个人活动,个人的共有知识再造了国家作为团体人或团体自我的观念,“国家也是人”[4](P272-278)。实际上,相对于理性主义把国家设定为“理性经济人”的那种人格化来说,建构主义更加深刻地分析了个体主义的人和人性,它揭示出,施动者(国家)是由个人组成的,个人意愿的多元化作用建构了国家的共同观念,从而影响国际政治。它甚至把国家比拟为人,但它是一个有观念和主观性的“人”,而不是一个客观的符号。从这一点来说,建构主义可以称得上是人本主义。
而人恰恰是哲学的主题。哲学探讨人的肉体与灵魂、生存与毁灭、精神与价值以及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建构主义从具有主观观念和主体认识功能的“人”的角度来观察世界,考察国际关系,实质上是在阐述关于人、人的观念、人与社会(国家层次和国际层次的)相互关系的建构主义主张。
建构主义认为,人是社会的人,社会关系规定了人的存在,而社会的人及其观念共同建构国家,从而建构整个世界。建构主义从它的角度揭示了人存在的意义以及国际关系的实质:即国际关系从根本上说是人与人的关系,从特征上看是扩大了的人际关系,是人以及人们的共有观念建构起来的一种社会关系。由此,国际社会与国际关系的产生和发展不是凭空的,不是先验的,而是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互动的结果;不是不包含人的观念与价值的“冰冷的机器”,而是能够体现人的主体性、社会实践性和主观能动性的政治现象。它跟国内政治一样,是公民的意愿与选择的多元化作用的结果。建构主义发掘人,人的观念和国际社会与国际关系的联系,把三者有机地统一了起来。它拉近了个人与国际关系的距离,使国际关系变得人性化,使国际关系不再是实质上只作为概念存在的“国家”之间的事,使人性回归国际政治。[4](P31)这不能不说是建构主义对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贡献。
三、建构主义的世界观与价值观
所谓世界观,通常是指人们对世界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而价值观则反映人们的需要、取舍、倾向和意愿。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注重价值观,世界观与价值观反映哲学的特性。
建构主义的世界观是明确的。它认为,“世界无政府状态”是一种特定事实,但是它不是先验的、自在的。它是世界体系的施动者及其共有观念建构的,因而也是可变的。这在哲学上就是说,世界是我们所认识的世界,也是我们的世界,人对世界来说不是无为的。这样,建构主义既肯定了现实主义关于世界无政府状态的实在性,肯定了新现实主义关于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又修正了这两者的观点,把这两种理论避而不谈的“世界无政府状态到底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提了出来,并且深入研究,进而提出了自己革命性的理念主义观点:“人类关系的结构主要是由共有观念而不是由物质力量决定的”[4](P1)。与此同时,建构主义用辩证主义哲学的方法,把新现实主义体系理论所忽略的单位层次因素对体系的建构作用,作为建构主义所要解决的另一个中心问题。而它的答案就是:“结构引导角色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重新界定它们的利益和认同甚至角色自身。”[6](P380)简言之,这个国际关系的世界,实质上是体系和施动者(包括共有观念)之间的相互建构。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状态问题。
与此相应的,在国际关系的发展趋势和方向问题上,建构主义坚决摒弃了科学行为主义的所谓价值中立,在现实的基础上提出了国际关系研究的价值观问题,提出了理性的“理想主义”。它认为,既然国际体系的施动者国家是个体人共有观念的集合,世界体系是由施动者及其共有观念建构的,体系也建构了施动者的身份和利益,而和平、幸福与友谊是正常的个人的需要,那么也就有理由相信,国际社会可以坚决地抛弃“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霍布斯式无政府文化,从竞争对手式的当代洛克文化状态走向相互友爱的康德文化,从而确保世界的和平和人类的福祉。建构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结构可以变化,变化的方向是向前的、进步的、乐观的,从而国际关系也将向着和解与和平的方向发展。它断然拒绝了现实主义关于国家的自私本能导致国际关系悲剧循环的理论,在肯定由于国家的选择和实践的消极和失误有导致国际社会“依然陷于洛克文化之中不能自拔”[4](P42)的可能性的同时,展望了国际社会的光明前途,并对有实力的大国以及它们的选择和努力寄予厚望。这一点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关于社会发展的螺旋式上升理论殊途同归。四、建构主义的方法论
建构主义成型于旧的国际格局解体、新的格局尚未形成的国际关系大变革时代,实践的需要呼唤理论的创新,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由此应运而生。但是,理性主义方法统治国际关系理论界已有多年,建构主义如何引导人们摆脱绝对理性主义的束缚,从一个崭新的视角来分析和研究国际关系呢?
建构主义的方法论特征是整体主义,它从国际体系结构的总体出发,强调体系对国家的建构作用,特别是国际体系文化对国家身份和利益的建构。首先,它引导人们怀疑理性主义关于行为体身份不变的假定前提,通过两个相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关系和观念,[4](P40)轻而易举地对理性主义理论的这一固有缺陷进行证伪。国家间关系是变化的,国家之间彼此的看法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一点人人皆知,因而理性主义理论派别对此根本无从反驳。然后,进一步归纳得出:建立在实证主义和因果性解释基础上的理论假定———国际关系是一个外在的客观现实,可以通过自然科学方法加以证实的观念———是错误的。因为社会历史事件是不可逆转、不可还原的,它只能由我们,站在各自不同的位置,带着各自特有的知识、经验、价值和道德观念去认知。进一步说,完全客观的现象即使存在,对于人来说也是没有意义的,理论研究者诠释的所有事件都是人们主观认知的现象,它不能脱离物质因素的作用,但观念的作用更是不容忽视的。而国际关系的实质,就是结构、施动者和共有观念的互相建构。建构主义用普通的哲学逻辑方法,向人展示了一个建构主义的国际关系世界。
但是,如果我们追问,建构主义最初是何以发现和断言国际关系的这种建构主义特征的?因为观念建构体系,体系与施动者互构本身也是不能由科学加以证实的,恐怕这只能归功于建构主义的最初创立者们所谓“智的直觉”了。
五、结语
从哲学视角考察和分析建构主义,无疑会让对这种理论更加充满期待。温特的建构主义理论是辩证的,它重视理念的作用,又不否定物质;它是实践的,它把国际关系中问题的最终解决出路放在国家的实践上;在分析体系结构和国家时,它实际上是真正承认现实的理性主张,却又对国际社会达到互相友爱的康德文化状态充满理想主义的激情;它把国家比拟为人,从人本、人性来考察国际关系的真实属性。温特“温和建构主义”的本意是要在传统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4](P2),却开辟了一方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全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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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经济一体化的时代，文化逐渐成为活跃在国际贸易领域中的重要因素。从理论上分析文化和国际贸易的关系，为充分利用本民族文化资源，创造国际贸易竞争力提供依据。 论文关键词：文化；国际贸易；比较优势；差异性；互补性 1 文化及其特征 文化是人类在改造自然，社会和人本身的历史过程中，赋予物质和精神产品的全部总和。文化体现在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如人类所生产的物质产品上；人类与其他个体或群体的关系上，包括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经济制度，婚姻制度，家族制度以及人的行为方式等；文化还体现在意识形态上，通过宗教，哲学，道德，艺术等来表现，体现出不同民族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情趣和民族性情等。 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是文化的两大特征。①文化的民族性。任何文化的产生与发展，都离不开特定的地理环境，经济条件和社会结构。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生成并发展了具有本土特色的差异文化。②文化的时代性。任何文化都反映了时代的精神，时代的内容，时代的审美要求和审美情趣，都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正是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创造的文化差异为文化和国际贸易的契合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 2 国际贸易的理论基础——比较优势 自从国与国开展贸易以来，通过深入的研究，经济学家们提出了许多贸易理论。其中，比较优势论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建立在亚当斯密“绝对利益”学说的基础上，大卫•李嘉图提出了“比较利益”学说。自从诞生之日起，“比较优势”始终是理论发展的线索。究其原因，“比较优势”，这四个字本身就蕴涵了深刻的理论内核，它包含两个内容：一是“比较”，比较就是差异性，是独特性，是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客体在某一层面进行的对比。有了差异性或独特性，客体之间才有可比之处。二是“优势”，其核心在于“优”字。它说明比较客体在该对比层面上的强势地位。正是因为国与国之间（比较主体）在可比内容（比较客体）上存在的我有你无，你有我优的差异，才使得交换成为必然，对外贸易得以产生。 3 文化与国际贸易的关系 从国际贸易理论上看，由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推导出的文化差异性恰好在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中找到了生存的空间。 在国际贸易实践中，文化较为普遍地存在于传统的货物贸易领域和新兴的服务贸易领域。 （1）在传统的国际货物贸易领域，文化商品一直是贸易的主要内容之一。众所周知，早在西汉时期，大量的丝绸，瓷器和茶叶从中国被运往地中海沿岸的国家。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产业的兴起和蓬勃发展，文化产品更是铺天盖地。在追逐降低产品成本的竞赛已经穷途末路的情况下，人们开始普遍地在商品中加入文化的因素，以获取新的超值。 （2）在新兴的服务贸易领域，文化包含的附加值更高。例如基于传统文化之上的文学，戏剧，电影，音乐以及收藏和展览等，其贸易的主要内容就是我们在前面所说的精神文化和行为文化。还有旅游服务，作为一项集观光、餐饮、住宿以及游乐为一体的综合性服务项目，其独具特色的文化内容和形式就是吸引国际消费者的重要条件。 4 国际贸易中文化差异的思考及启示 每一种文化都会产生自己的价值体系，只有尊重并深入研究不同文化，才能更好地开拓国际贸易市场。 （1）分析文化的差异性，有利于跨国贸易中文化风险的控制。文化差异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合理地利用文化差异，会起到意想不到的积极作用。（2）发掘民族文化精髓，融合异邦文化，力创国际品牌。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品牌形象的树立需要追加许多内容，在质量优胜的基础上，它不仅需要命名得好、商标设计得精美，还需要品牌的服务、宣传等附加内容做得出色，而这些内容的开发、拓展和保护都离不开文化这一要素。企业要想创立知名品牌，必须走名优化道路，以民族文化为基点，营造品牌的独特文化氛围，打造出特色产品。同时，针对不同国际目标市场的不同文化需求，对产品进行重新定位，对品牌加入目的国文化风格，在保持产品特色的同时符合目标市场消费者的偏好，这样走出的一条有较深的文化底蕴做基石的品牌之路，才能创造出辉煌的业绩。 综上所述，文化同国际贸易有着密切的联系。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基本物质需要得以满足的基础上，人们更多地关注文化，关注精神上和心理上的需要。人们从商品和服务中购买的主要是故事，情感，生活方式 和心灵体验。因而，无论是货物贸易还是服务贸易，都将加入更多的文化因素。这样，在当前的国际贸易中，如何发挥独具特色的本土文化就显得尤为重要。中国经济发展处于开放的环境中，充分利用丰富的文化资源，才能提高中国的国际贸易竞争力。
关键词：关系营销；人际关系；人际关系营销
一、前言
关系营销（relationshipmarketing）的概念虽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西方，但由于一直以来人际关系在中国人生活中的作用举足轻重，因此，用人际关系进行营销在中国有着很长的渊源。我们也可以说，中国的关系营销植根于中国的土壤，是地地道道的中国货。所以，关系营销理论在注重人际关系的中国文化环境中，有着更独特的市场和更重要的意义。但是，中国的以人际关系为基础的关系营销在市场领域的延伸和应用与西方纯正关系营销理论在市场领域的延伸和应用毕竟还是有差别的。所以，中国基于人际关系的关系营销并不单纯是西方的关系营销。
二、何为关系营销
1.关系营销产生的背景
关系营销是从“大市场营销”概念衍生、发展而来的。“大市场营销”概念是1984年由PhilipKotler提出的，他发展了4P理论，即在原来的4P基础上增加了公共关系(PublicRelation)和政治力量(PoliticalPower)两种手段，形成了大市场营销理论。
2.关系营销的含义
对于“关系营销”的含义，主要有三种看法。第一种：将关系营销界定为买卖之间依赖关系的营销。第二种：关系营销应是个人和群体通过交换产品和价值的同时创造双方更加亲密的相互依赖关系，以满足社会需要和欲求的一种社会的和管理的过程。笔者更认同第三种，也就是Shelth、Gummesson、Gronroos等著名营销学专家的观点。它是识别、建立、维护和巩固企业与顾客及其他利益相关人的关系的活动，并通过企业努力，以成熟的交换及履行承诺的方式，使活动所涉及的各方面的目标在关系营销活动中实现。可见，关系营销与传统的交易营销有根本的不同。
三、何为中国的人际关系
通说认为，人际关系的概念是：一种人和人之间通过交往或联系而形成的对双方或多方都发生影响的一种“心理连接”，是“在现实社会的实际活动中，通过交往而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心理联系(包括认知、情感)和相应的行为表现”。
在中国，因价值取向与西方的不同。
中国的人际关系还强调一个人在一个关系网络中的位置和针对不同的人所应采取的不同态度和行为。中国的人际关系由此呈现出一种“以己为中心”由近及远的“差序格局”，是“以人伦为经，以亲疏为纬”的人际网络。
四、中国的人际关系营销与西方关系营销的异同
1.中国的人际关系营销与西方关系营销的共同点
第一，不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中国的人际关系营销与西方关系营销都不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也有学者称之为“非即时回报性”。传统的交易营销讲的是交易双方在一次交易中同时获利。而中国的人际关系营销和西方的关系营销比传统的交易营销多了时间这个向度，讲究的都是在长时间的交往中得到利益和满足。也就是交易双方在一次交易中不同时获利，获利的一方会在随后的时间补偿另外一方，以达到平衡。
第二，信任与承诺是关系交往的媒介之一。
在关系交往中，信任与承诺是非物质的媒介，也是交往中的重要因素，正是由于交易双方的信任与承诺才使得交易时间延长，从而获利的一方也会遵守诺言补偿未获利的一方。
第三，感情是非常关键的因素。
在经济活动中，交易双方不是单纯的做生意，是想通过生意促进感情，通过感情促进生意，达到相辅相成的目的。在感情的递进过程中，中国的人际关系营销和西方的关系营销也都很注重构建自己的关系互惠网络，进一步提高了长期合作的可能性和成功性。
2.中国的人际关系营销与西方关系营销的不同点
第一，营销中发展关系的基础不同。西方关系营销的基础是共同的经济利益，而中国的人际关系营销的基础是人际关系。
第二，营销的程序不同。西方关系营销的程序是生意——关系——生意，而中国的人际关系营销的程序是关系——生意——关系和生意。人际关系是中国的人际关系营销发展关系的基础，在市场经济的今天，人成为营销的一种重要资源，人际关系成为重要的营销工具，这也就顺理成章地形成了先有关系，再有生意，最后是关系和生意的营销程序了。与此不同的是，西方人是在生意中发展关系的，生意与关系是独立的，发展关系的目的也是为了生意。
第三，营销的原则不同。在西方，进行关系营销原则是经济上的长期互利和双赢局面。而中国的人际关系营销则更加注重“情”——亲情和人情，在“情”面前对亲人和朋友会采取特殊的交往原则。
第四，道德危机。在西方关系营销中，要有经济利益才能进行交往，通过长期的合作，交易双方感情会逐渐加强，礼尚往来也在加强。在中国的人际关系营销中，通过礼、人情、面子也可以进行交往，其中，人情、面子更是基于中国文化的关系营销所特有的。这也就导致中国的人际关系营销更容易产生道德危机，“拉关系”和“走后门”现象也更为普遍。
五、关系营销和人际关系营销对我国企业的启示
人际关系营销在我国的作用尤其重要。一方面，企业的成功与价值体系是密不可分的，[ZW（DY]价值体系包含价值链中的企业主体、供应商、营销渠道、客户等各个角色。[ZW）]一个成功的企业需要有良好的管理价值体系的方法和途径。其中价值体系中的供应商和客户更是企业开展人际关系营销时不可缺少的部分。另一方面，同行的竞争者和政府也是不可忽视的。下面的论述中笔者将以企业外部环境为出发点，从供应商、客户、竞争者和政府四个角度来讨论企业应如何开展人际关系营销。
1.企业与供应商的关系
为了保持与供应商的良好关系，企业应做到如下两点：第一，企业要对供应商有足够的认识，并与供应商保持密切的联系，保证企业在货源供应上的及时性和连续性。同时，与供应商的密切联系还可以对原材料价格的水平和变化起到了解和预知的作用。第二，企业在有必要的时候还可以采取开拓更多的供应渠道和逆向发展战略，可以通过兼并或收购供应者来提高自身的一体化程度。
2.企业与客户的关系
第一，与客户建立情感关联。企业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和实际情况，在销售以外的活动中与客户建立情感关联。例如，对跨国或跨区的客户，可通过主动学习客户语言拉近关系。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客户，应主动了解该地区的民族文化，以便在营销过程中消除陌生感。
第二，加强对客户的投资。对客户的投资主要是为了提高他们购买产品后的使用能力，这会让客户获得除产品以外的额外价值，从而增强了客户对企业的忠诚度。
第三，加强对产品及补充服务的投资。首先，企业应注重产品的质量，以便在客户中形成品牌效应。其次，企业可围绕产品开展合理的补充服务，达到提高产品竞争优势和满足客户期望的作用。
3.企业与竞争者的关系
当今社会，企业之间不仅存在竞争，也存在着合作。有的时候，与竞争者的合作更有利于企业营销目标的实现。一方面，有利于企业巩固已有的市场份额。另一方面，还有利于开辟新市场，能减少不必要的市场竞争。
4.企业与政府的关系
一直以来，企业与政府的关系，都是专家和学者们讨论的焦点。笔者认为，一方面，企业应该持有积极的态度，在处理与政府的关系时，应以遵守国家的法规为前提来保证营销活动的成功。另一方面，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也应该限定在一定的程度上，否则也容易导致上文中所提到的道德问题，毕竟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将没有一个会是真正的赢家。
六、结束语
关系营销的概念虽产生于上世纪80年代的西方，但它在很多方面却与中国的人际关系营销有着很多相似之处，当然也不尽相同。对我国的企业而言，仅仅从理论上了解人际关系营销是远远不够的，而是应该从实践中找到可行的人际关系营销方式。本文主要是从企业的外部环境出发，为企业开展人际关系营销提供了四个切入点，为企业提供了进行人际关系营销的几种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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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国际贸易劳工标准全球化
一、国际劳工标准的历程和特点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也不断增长，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的联系在日益增强，国际贸易中的国际劳工标准问题日益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国际劳工标准”(InternationaILobourStandards)是指为了促进对全世界劳动者基本权益的保护而由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ILabouOrganization，IL0)制定的劳工公约和建议书。这些公约和建议书的目的是促进对全世界劳动者基本权益的保护，其发展同经济的全球化进程联系在一起。国际劳工标准的内涵，狭义上应该指与贸易利益相关的劳工条件标准，包括工人的工资水平、工作时间工作条件、劳动环境、福利待遇等，广义上还包括禁止强迫劳动、结社自由、组织和集体谈判权、清除剥削童工和消除就业歧视等。
从性质上看，国际劳工标准属于国际法范畴，但它同一般国际法相比，又具有自己的特点。第一，国际劳工标准的制定体现了政府、雇主和工人三方合作共同改善劳动条件的精神，较好地照顾到三方的利益。第二，国际劳工标准的适用的绝大多数公约和建议书都是以调整成员国国内劳动关系为目标的。而且国际劳动公约和建议书，虽然是由全体成员国参加的国际劳工大会上以三分之二的多数票通过的，但通过以后并不直接发生效力，必须经过成员国政府批准才能对批准国产生约束力。
将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相挂钩这一建议具有较长的历史渊源，早在WT0的前身GATT时期就已经提出过。随着国际贸易的不断增长，2O世纪90年代，国际社会又掀起了新一轮关于劳工标准的激烈争论。国际劳工标准具有双重功能，调节会员国国内劳动关系和调节国家间贸易竞争的作用。国际劳工标准通过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主导下的贸易协定，试图逐渐在WTO组织中形成与国际贸易挂钩的机制。
二、国际贸易实践中的劳工标准问题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WTO内对贸易与劳工问题争论的核心是劳工标准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程度逐渐提高的情况下，发达国家提出劳工标准与贸易挂钩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领域斗争日益激烈的表现。
劳工标准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尽管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此问题上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但是，劳工标准正在一步步地被纳入多边贸易讨论领域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西方发达国家试图将劳工问题纳入到WTO框架内并在区域性或双边贸易协议中订入劳工条款或附加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以及在国内法中加以规定，使劳工问题和国际贸易挂钩得到法律上的支持，并使其合法化，这些都对发展中国家不利。
西方国家还通过SA8000认证等方式将二者挂钩。SA8000社会责任标准在企业发展的同时，更多地考虑了人的发展，这与经济发展的目的就是让更多的人享受到社会发展进步的好处相吻合。但是SA8000作为贸易壁垒的工具，内容就是劳工标准，其具有隐蔽性、灵活性和可操作性的特点。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劳工成本是其最大的比较优势，而SA80O0将大大削弱发展中国家的这一优势。特别在关税和一般非关税壁垒不断被削减的今天，其非常容易被贸易保护主义所利用，成为限制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工具。如果在短期内，强制实施统一的劳工标准，将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相对优势荡然无存，使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速度从根本上受到影响。劳工标准被发达国家作为非关税壁垒的工具之一加以运用，是发达国家实行的一种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发达国家将劳工标准以尊重人权为由与国际贸易挂钩，推行全球性劳工标准，以改善发展中国家人权状况，这在表面上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如果通过WT0规则强制执行劳工标准，低劳工标准的国家将会受到制裁，而这只能会加剧贫困和推延工作条件的改善。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对劳工的尊重要从其客观的历史发展出发，尊重其特有的人权状况，只有这样，才能根本上改善其劳工状况，国际贸易才能真正健康发展。
因此，尽管从法律上，还有实践中，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的联系在日益增强，都有国家期望将劳工标准和国际贸易挂钩，但笔者认为不宜贸然将这二者相挂钩，应使两者渐进的和谐统一。规范企业的社会责任，保护劳工权益，促进公平贸易。全球经济一体化是历史的必然，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必定也是顺应历史的潮流向前发展的。
三、我国对国际贸易与劳工标准同囊的应对措施
中国是世界上的贸易大国又是WTO的成员之一，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国际劳工标准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应当承认，中国的劳工标准不但达不到发达国家所提出的劳工标准，即使同国际劳工组织制定的劳工标准相比，中国也仍然存在一定差距。从长远来看，中国应当逐步与国际劳工标准达成一致，积极参与并推动国际社会处理国际劳工标准问题，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
(一)加快批准国际劳工公约。我国在批准国际劳工公约的方面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数量偏少，二是批准公约的进度较慢。中国适当多批准一些条件基本具备的公约，从根本上说，加快批准国际劳工公约，有利于中国在国际劳工领域中争取主动，有利于扩大我国的国际影响，使我国在国际劳工组织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同时也有助于中国发展与国际劳工组织的技术合作并获得其援助。我国应紧密关注国际劳工标准及劳工标准和贸易问题方面的新动态，收集和翻译主要贸易对象国已和实施的劳工法规和标准。
(二)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应当客观地看待劳工标准问题，既要争取国际话语权，又要适时适度提高劳工标准，这样才能减少贸易摩擦，提高经济效益，促进社会发展。伴随经济影响力的上升，我们应以适合大国身份的地位、适合大国身份的条件发挥积极作用，特别是在何为核心劳工标准和如何促进这些标准的实施等实质性问题方面，积极阐明自己的观点，努力参与劳工标准的制定。我们不应一味担心劳工标准纳入WTO后会伤害中国的竞争力，关键是要有一个公正、有效的联系机制来维护国家利益。应当从自身做起，改善我国国内的劳工条件，逐步建立与国际劳工标准相一致的国内劳工标准。
论文摘要：产业结构是贸易结构的基础，决定了一国贸易结构的水平，而贸易结构是产业结构的反映，并引导着一国产业结构的变动。本文在两者的互动关系基础上，对我国现状进行分析并提出建议。 论文关键词：国际贸易 产业结构 开放结构 一国的产业结构不应是一种封闭结构。各国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与对产业结构的影响越来越深，这主要体现在一国产业结构在运行中通过贸易和投资等方式相互重组和整合。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产业结构的优化离不开国际因素，而国际贸易则是国际因素影响国内产业结构优化的“通道”。 一、国际贸易与产业结构相互作用的因素分析 (一)国际贸易影响国内产业结构的形式 1.进口 借助于进口产品来开拓国内市场， 引发该产业在国内的发展。当该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 规模经济得到充分利用， 生产成本显著下降时， 再利用本国某些生产要素禀赋比较优势， 出口该产品， 并通过国际市场的开拓， 进一步促进该产业的发展。 2.出口 即使本国的工业生产面向世界市场， 并以制成品出口逐步替代过去的初级产品出口， 其主要目的是利用扩大出口带动整个工业结构调整。具体做法为: 首先在国内开发新产品， 形成国内市场， 以此促进该产业的发展。当国内市场趋于饱和时， 便开拓国外市场，扩大出口。随着国外市场的形成， 进一步出口有关技术和输出资本。当国外生产能力形成之后，再把这种产品以更低价格打回本国市场， 以此促进国内这一产业的收缩， 乃至转向其他新产品的开发。通过这样一个周而复始的过程， 该国的产业结构便不断发生变动， 从而获得动态比较利益。 3.贸易二元化 一国既需要由出口产业，也需要有不出口的产业，这样国内产业结构才能均衡发展。同时，一国的出口产业会对不出口的产业产生影响。 综上，国际贸易能有效调整产业间各种耦合方式， 提高产业协调性， 强化结构聚合效应。 (二)产业结构影响国际贸易的形式 1.在自由贸易中，产业结构的差异决定了各国贸易机会成本的差异 产业结构的差异，不管是阶段性差异还是部门结构差异，都会体现为边际转换率的不同。产业结构层次较低的国家，由于其技术层次较低，那么为了换取它所需要的工业品，就不得不动用更多的资源，所丧失的机会成本就会很大。对于产业结构层次较高的国家，由于技术层次高，转换率高，因而用较少的资源生产工业品就能换取较多资源生产的初级产品，这就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资源的一种变相掠夺，即使贸易条件均衡的情况下，这种掠夺也是存在的。 2.产业结构的阶段性差异与国际贸易条件 产业结构的阶段性差异是由生产技术体系的差异决定的，是技术层次差异的表现。技术的不断进步，意味着边际转换率的不断提高，从而改变某些资源的相对稀缺性。边际转换率的提高，对于既定的贸易条件，就意味着贸易条件的相对改善，而对于技术停滞或进步缓慢的国家来说，就意昧着它对于技术进步国的贸易条件相对恶化了。 3.产业结构的部门性差异与国际贸易中适应经济波动的能力 产业结构较完全的国家，其适应经济波动的能力强于产业结构单一的国家，并且可以通过向它国输出这种波动来稳定自己的经济。而产业结构单一的国家由于对国外市场的依赖性使它在适应经济波动上显得极其脆弱。 二、我国产业结构与国际贸易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产业结构总体现状 我国的产业结构经过长期的调整得到了较大改进 ，但与世界各国相比差距仍然很大 ，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产值结构突出地表现为总体水平低下 ，结构严重失衡: 第一产业严重滞后 ，第二产业过度超前 ，第三产业发展不足。而且第二产业的超前发展 ，是建立在大量消耗不可再生性自然资源为代价的。 (二)我国国际贸易的现状 我国国际贸易实践中的以进养出当属于这一类型。以进养出是指利用国外原材料和技术加工生产成品再出口。在国内生产有潜力，国外销路较好，而在原材料和零部件短缺的条件下开展以进养出业务，可以充分发挥劳动力丰富的优势，挖掘设备、技术潜力，扩大出口商品生产，形成劳动密集型要素组合方式。 (三)应注意的问题 1.结构开放的负效应 国际贸易有可能在没有改善国内产业结构甚至导致国内产业结构恶化的情况下也会带来短期的经济增长，这种增长是以国内资源的大量低效使用为代价的，最终仍会阻碍经济增长。 2.注意深度开放结构下的国际产业分布与产业转移。在各国生产要素禀赋差异基础上的国际分工分业格局，必然是发达国家主要发展尖端产业，中等发达国家主要发展现代产业，而发展中国家主要发展传统产业。作为发展中国家，一方面，这一产业分布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种完整的产业关联，然而从每一国家来说，其产业结构则是“残缺不全”的，有必要提防国民经济由于国内产业结构“空心化”，造成国民经济内部机制失控;另一方面，还应注意借助于某种力量(如政府扶植等)发挥潜在要素禀赋优势的产业潜能。 3.我们应根据世界贸易结构的变化趋势，以科学技术为先导，以动态比较利益为着眼点，坚持可持续性、资源效益性和竞争性原则，在提高劳动密集型产品附加值和竞争力的同时，扩大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在保持传统产品竞争优势的同时，创造新的优势，促进结构升级。 4.优化资源配置就要发挥资源比较优势，建立主导产业群，实现经济规模化。必须运用财政金融的“整合力”，促进企业广泛开展分工与协作，使企业从“各自为阵”、“封闭全能型”向“市场牵动型”、“产业拉动型”、“群体联动型”转化，推动产业优化组合。 5.应以新兴产业的发展带动整个产业结构的跨越式成长。在国际贸易中，逐渐强化第三产业的开放，发挥我国劳动力和旅游资源丰富的优势，加强国际间长短期资本的输出入管理，鼓励跨国公司的国际经营，大力发展国际服务贸易。 6.把技术化作为发挥后发优势的战略目标，促进和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按传统的方式建立起的低技术含量的经济成长方式，会因能源和物资等的匮乏，非但没有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反而扩大了差距。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的渗透性和增值性，提高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生产能力和经济效益，才能加速产业结构的成长。
(一)国际贸易影响国内产业结构的形式
1.进口
借助于进口产品来开拓国内市场,引发该产业在国内的发展。当该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规模经济得到充分利用,生产成本显著下降时,再利用本国某些生产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出口该产品,并通过国际市场的开拓,进一步促进该产业的发展。
2.出口
即使本国的工业生产面向世界市场,并以制成品出口逐步替代过去的初级产品出口,其主要目的是利用扩大出口带动整个工业结构调整。具体做法为:首先在国内开发新产品,形成国内市场,以此促进该产业的发展。当国内市场趋于饱和时,便开拓国外市场,扩大出口。随着国外市场的形成,进一步出口有关技术和输出资本。当国外生产能力形成之后,再把这种产品以更低价格打回本国市场,以此促进国内这一产业的收缩,乃至转向其他新产品的开发。通过这样一个周而复始的过程,该国的产业结构便不断发生变动,从而获得动态比较利益。
3.贸易二元化
一国既需要由出口产业,也需要有不出口的产业,这样国内产业结构才能均衡发展。同时,一国的出口产业会对不出口的产业产生影响。
综上,国际贸易能有效调整产业间各种耦合方式,提高产业协调性,强化结构聚合效应。
(二)产业结构影响国际贸易的形式
1.在自由贸易中,产业结构的差异决定了各国贸易机会成本的差异
产业结构的差异,不管是阶段性差异还是部门结构差异,都会体现为边际转换率的不同。产业结构层次较低的国家,由于其技术层次较低,那么为了换取它所需要的工业品,就不得不动用更多的资源,所丧失的机会成本就会很大。对于产业结构层次较高的国家,由于技术层次高,转换率高,因而用较少的资源生产工业品就能换取较多资源生产的初级产品,这就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资源的一种变相掠夺,即使贸易条件均衡的情况下,这种掠夺也是存在的。
2.产业结构的阶段性差异与国际贸易条件
产业结构的阶段性差异是由生产技术体系的差异决定的,是技术层次差异的表现。技术的不断进步,意味着边际转换率的不断提高,从而改变某些资源的相对稀缺性。边际转换率的提高,对于既定的贸易条件,就意味着贸易条件的相对改善,而对于技术停滞或进步缓慢的国家来说,就意昧着它对于技术进步国的贸易条件相对恶化了。
3.产业结构的部门性差异与国际贸易中适应经济波动的能力
产业结构较完全的国家,其适应经济波动的能力强于产业结构单一的国家,并且可以通过向它国输出这种波动来稳定自己的经济。而产业结构单一的国家由于对国外市场的依赖性使它在适应经济波动上显得极其脆弱。
二、我国产业结构与国际贸易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产业结构总体现状
我国的产业结构经过长期的调整得到了较大改进,但与世界各国相比差距仍然很大,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产值结构突出地表现为总体水平低下,结构严重失衡:第一产业严重滞后,第二产业过度超前,第三产业发展不足。而且第二产业的超前发展,是建立在大量消耗不可再生性自然资源为代价的。
(二)我国国际贸易的现状
我国国际贸易实践中的以进养出当属于这一类型。以进养出是指利用国外原材料和技术加工生产成品再出口。在国内生产有潜力,国外销路较好,而在原材料和零部件短缺的条件下开展以进养出业务,可以充分发挥劳动力丰富的优势,挖掘设备、技术潜力,扩大出口商品生产,形成劳动密集型要素组合方式。
(三)应注意的问题
1.结构开放的负效应
国际贸易有可能在没有改善国内产业结构甚至导致国内产业结构恶化的情况下也会带来短期的经济增长,这种增长是以国内资源的大量低效使用为代价的,最终仍会阻碍经济增长。
2.注意深度开放结构下的国际产业分布与产业转移。在各国生产要素禀赋差异基础上的国际分工分业格局,必然是发达国家主要发展尖端产业,中等发达国家主要发展现代产业,而发展中国家主要发展传统产业。作为发展中国家,一方面,这一产业分布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种完整的产业关联,然而从每一国家来说,其产业结构则是“残缺不全”的,有必要提防国民经济由于国内产业结构“空心化”,造成国民经济内部机制失控;另一方面,还应注意借助于某种力量(如政府扶植等)发挥潜在要素禀赋优势的产业潜能。
3.我们应根据世界贸易结构的变化趋势,以科学技术为先导,以动态比较利益为着眼点,坚持可持续性、资源效益性和竞争性原则,在提高劳动密集型产品附加值和竞争力的同时,扩大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在保持传统产品竞争优势的同时,创造新的优势,促进结构升级。
4.优化资源配置就要发挥资源比较优势,建立主导产业群,实现经济规模化。必须运用财政金融的“整合力”,促进企业广泛开展分工与协作,使企业从“各自为阵”、“封闭全能型”向“市场牵动型”、“产业拉动型”、“群体联动型”转化,推动产业优化组合。
5.应以新兴产业的发展带动整个产业结构的跨越式成长。在国际贸易中,逐渐强化第三产业的开放,发挥我国劳动力和旅游资源丰富的优势,加强国际间长短期资本的输出入管理,鼓励跨国公司的国际经营,大力发展国际服务贸易。
6.把技术化作为发挥后发优势的战略目标,促进和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按传统的方式建立起的低技术含量的经济成长方式,会因能源和物资等的匮乏,非但没有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反而扩大了差距。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的渗透性和增值性,提高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生产能力和经济效益,才能加速产业结构的成长。
参考文献:
[论文关键词]规避 对外投资 贸易摩擦 贸易顺差 [论文摘要]日本对外投资的每一步都带有明显的规避国际贸易摩擦的印迹，即规避国际贸易摩擦是日本对外投资的重要诱因。日本通过对外投资同其他手段相互配合、相互协调，比较有效地应对了国际贸易摩擦。当然，对外投资在日本规避国际贸易摩擦过程中既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也引发了另外一些问题。 一、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依据 （一）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边际产业扩张理论是由日本著名的国际经济学家小岛清提出的，其核心内容是：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本国（投资国）已经处于或将要处于比较劣势产业（亦即边际产业）依次进行。如六、七十年代，日本纺织工业大举对海外投资正是在日本已基本完成了重化学工业的建立，劳动密集型的纺织业已经处于比较劣势，变成“边际性产业”的背景下进行的。 （二）弗农的产品生命同期理论 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把产品生命周期分为三个阶段：新产品阶段，成熟产品阶段和标准化阶段。从新产品阶段到标准化阶段，同类产品的新加入者不断增多，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此时竞争的焦点集中于价格，因此降低生产成本就成为生产者主要考虑的因素。20世纪70、80年代，家用电器在日本的生产已进入标准化阶段，家电产业逐渐成为组装加工业，日本逐渐将生产中心转移到东南亚国家及中国，以利用当地廉价的劳动力来降低生产成本。 （三）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 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继承了垄断优势论的观点，吸收了内部化理论的内涵，又引入了区位理论，这构成了该理论的核心。该理论认为一个企业要从事对外直接投资必须同时具有3个优势，即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国际生产折中理论对战后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同样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如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了面向亚洲“四小龙”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劳动力资源属于自然因素，而自然因素又是构成一国区位优势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见，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较为注重将企业的原有优势同东道国的区位优势结合起来。 二、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特征 （一）资源开发型对外直接投资：由于日本是自然资源极其匮乏的岛国，在其战后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为保证所需原材料、能源的供应，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资源开发领域。如日本在中东地区以开发油田为目的的直接投资和为开发亚洲地区自然资源而进行的直接投资。 （二）利用廉价生产要素型投资：由于日元不断升值和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日本国内工资和原材料价格不断上升，使日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下降。为了提高竞争力，日本企业不得不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尤其是对亚洲各国投资增加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获得亚洲相对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材料等生产要素。 （三）边际产业对外转移型投资：日本对亚洲和东盟国家的投资往往是既结合本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又配合该地区产业结构的转换而进行的。通常是日本将国内已失去比较优势的边际产业转移到该产业仍处于成长中的亚洲国家和地区。 （四）市场导向型投资：即为维持和扩大当地市场份额而进行的投资，投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绕过贸易壁垒。如60年代以后，亚洲各国实行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纷纷采取高关税和数量限制等措施，为维持国际市场份额，迫使日本扩大对外直接投资。 （五）专利与信息收集型投资：这集中表现在日本对欧美的投资上，因为欧美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高、科技发达，欧美市场对日本企业来讲，重要性在于专利与信息收集，商品筹划与开发研究等知识关系方面，因而大型跨国公司向欧美发达国家投资偏重于技术型产业。 （六）规避贸易摩擦型投资：7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经济的崛起，日本产品大量涌入欧美，日本长期的贸易顺差使其与欧美的贸易摩擦日趋激烈，欧美各国纷纷采取措施限制日本产品的进口。为了规避贸易摩擦，日本采取由直接贸易往来转为当地生产、当地销售的直接投资方式，或将生产基地转到发展中国家通过第三国输入的迂回战略，从而达到缓和贸易摩擦，维持已有市场份额的目的。 三、日本利用对外直接投资规避国际贸易 摩擦的绩效分析 （一）日本利用对外直接投资规避日美国际贸易摩擦的成效 1．减缓了日美贸易收支的不平衡，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日美国际贸易摩擦 战后，日本“贸易立国—出口主导”的经济战略使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从1965年首次出现以后就开始不断扩大。80年代以来，美国对日本贸易逆差呈现出了迅速增长的态势，由1980年的69.59亿美元上升到1994年的549.01亿美元。贸易失衡引发了日美之间旷日持久的国际贸易摩擦。而日本大规模的海外投资对日美贸易收支的不平衡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作用。虽然日本的海外子公司在设立初期常常会从日本进口原料、配件、资本货物等，但当其生产逐步步入正轨后，为避免投资摩擦，企业从东道国采购零部件、半成品的比率也会提高，而曾经从日本进口的成品将在东道国当地生产，由此会减少日本的出口；同时日本国内生产向海外的转移也刺激了日本从海外子公司的进口，即原来的出口产品逆进口到投资国。 2．减轻了自愿出口限制措施对其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 自愿出口限制措施是日本为缓解日美国际贸易摩擦最常使用的一种手段。例如在50年代的日美纺织品国际贸易摩擦、70年代的日美彩电摩擦、80年代的日美汽车国际贸易摩擦中，日本均迫于美国的压力，对出口到美国的相关产品实施了自愿出口限制。自愿出口限制是进口配额的一种特殊形式，是通过对进口商品规定最高数量或金额，直接限制商品的进口。这种方式对自愿出口限制实施国的经济及其国内相关生产厂商造成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3．对外直接投资既促进了日本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更使日本在国际贸易摩擦中获得了不断扩大的回旋空间，立于比较主动的地位。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展开正规的、大规模的对外直接投资，其中对东亚的投资产业结构明显倾向于劳动密集型和一定程度上的技术、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上。而这些制造业又是日本国内早已标准化或将要淘汰的“夕阳产业”及环境污染型产业。 （二）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在规避国际贸易摩擦过程中产生的问题 值得重视的是，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虽然给日本经济带来了丰厚的利益，但从长远看却造成了一些不利影响，而且这种不利影响正在不断显现。 1．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上引发了新的摩擦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规避日益激化的国际贸易摩擦，然而由于日本企业在投资方式，经营方式上与东道国的差异，使得日本在利用对外直接投资规避国际贸易摩擦的过程中，又与投资国产生了新的摩擦。如上世纪80年代，日美在汽车贸易上的激烈摩擦使日本在美国的压力下，不得不单方面妥协同意对美国的汽车出口实行自愿出口限制。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汽车生产厂商纷纷开始对美国进行直接投资。然而在日本生产企业进入美国后，日本企业的系列生产结构与美国的生产结构发生了直接冲突，产生了新的投资摩擦。 2．制造业的海外转移使日本国内出现了产业空洞化的趋势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以来，由于日元不断升值，国际贸易摩擦不断激化，国内经营成本的不断上升使越来越多的日本企业将其生产基地转移到了海外，以致国内投资减少，制造业相对萎缩。20世纪90年代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日本的技术进步明显减缓，在高科技领域和基础研究领域处于劣势。低层次的传统制造业不断外移，而高层次的新产业又无法形成明显的比较优势
